福尔摩斯4-回忆录-4

“他们每星期六十二点关门。”　　“不要紧。会有一些看门人或警卫……”　　“啊，对了，因为他们保存着很多贵重的证券，他们有一支常备警卫队。我记得在城里听人讲过这件事。”　　“太好了，我们给他发一个电报，看看是否一切正常，是否有一个冒用你名字的书记员在那里办公。这是很清楚的，可是，我还不太明白的是，为什么一看到我们，其中的一个 家伙却立即跑出去自杀了？”　　“报纸！”我们身后传来了一阵嘶哑的声音。这个人已坐起身来，面色和死人一样苍白，双眼已经复原，用手抚摸着咽喉四周的宽宽的红色勒痕。　　“报纸！当然了！”福尔摩斯突然激动地叫喊道，”我真是一个白痴！我把我们来访的事想得太多了，一点儿也没有想到报纸。肯定说，秘密就在报纸上。”他把报纸在桌上摊开，欣喜欲狂地叫喊起来。”请看这一条，华生。”他大声说道，”这是伦敦的报纸，早版的《旗帜晚报》。我们需要的在这里，请看大字标题：‘城里抢动案。莫森和威廉斯商行发生凶杀案。有预谋的大抢劫。罪犯落网。”华生，这不都是我们想知道的吗？请大声读给我们听听。”　　这项报道在报纸上占的位置，就说明了这是城里的一件重要案件，内容记载如下：　　”今日下午在伦敦发生一起凶险的抢劫案，一人致死，凶犯已落网。不久前，莫森和威廉斯这家著名的证券行存有百万镑以上的巨额证券，设立了警卫人员。经理意识到他肩头责任的重大，便置办了一些最新式的保险柜，并在楼上设了一名武装警卫日夜看守。上周公司招收一名新职员霍尔·派克罗夫特。原来此人不是别人，乃是恶名远扬的伪币制造犯及大盗贝丁顿。该犯与其弟刚刚服满五年苦役获释。现尚未查明彼等用何种方法采用假名竟获得这家公司的任用，以便借此猎取各种锁钥的模式，彻底了解保险库和保险柜的设置情况。　　照莫林商行惯例，星期六中午职员放假。因此，在下午一点二十分，苏格兰场的警官图森看到一个人拿着一个毛毡制的手提包走出来时，感到非常惊奇。这个人引起他的怀疑，他便尾随而行，罪犯虽然拚命抵抗，但图森在警察波洛克的协助下，终于将其捕获。当即查明发生了一起胆大包天的大抢劫案。从手提包中搜出价值近十万英镑的美国铁路公债券，此外尚有矿业和其他公司的巨额股票。在检查房屋时，发现那不幸的警卫的尸体被弯曲着塞进一个大衣柜里，若不是警官图森采取了果断行动，尸体在星期一早晨之前尚不会被人发现。该警卫的颅骨被人从身后用火钳砸碎。毫无疑问，一定是贝丁顿假托遗忘了什么东西，进入楼内，杀死了警卫，迅速把大保险柜内的东西劫掠一空，然后携带赃物逃跑。他的弟弟经常与他一起作案，此次经过查证，却似未曾参与，然警方仍在尽力查访其下落云云。”　　“好了，我们可以使警厅在这方面省去好多麻烦，”福尔摩斯望了那蜷缩在窗旁的形容枯槁的人一眼，说道，“人类的天性是一种奇怪的混合物，华生，你看，即使是恶棍和杀人犯也能有这样的感情：弟弟一听说哥哥要丢脑袋便自寻短见。不过，我们必须采取行动了。医生和我留下看守，派克罗夫特先生，劳驾你去把警察找来。”住院的病人　　我粗略地看了看一连串内容不连贯的回忆录，想用它们来阐明我朋友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智力上的一些特点，但却觉得很难挑出我所需要的例子。因为在侦破这些案子的过程中，福尔摩斯虽然运用了他那分析推理的巧妙手法，证实了他那独特的调查研究方法的重要，但案件本身，却往往微不足道，平凡无奇，我觉得实在不值得向读者介绍。另一方面，也经常发生这样一种情况，他参与调查了一些案情离奇、富有戏剧性的案子，但他在侦破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却又不能满足我这给他写传记的人的愿望。我曾经记述过一件小小的案子，题目是《血字的研究》，后来又有另一个有关“格洛里亚斯科特”号三桅帆船失事案，都是能作为使历史学家永远感到惊奇的岩礁与漩涡［岩礁与漩涡：意大利墨西拿海峡上的岩礁，它的对面有大漩涡。此处作者用来形容惊险。——译者注］的例子。现在我要记载的这件案子，在侦破案件中我的朋友虽然没有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整个案情却很稀奇古怪，我觉得实在不能够遗漏不记。　　那是七月里一个闷热的阴雨天，我们的窗帘放下了一半，福尔摩斯蜷卧在沙发上，把早晨接到的一封信读了又读。由于我在印度服过兵役，使我养成了怕冷不怕热的习惯，因而寒暑表虽已到了华氏九十度，我也毫不觉得难受。不过这天的报纸实在乏味。议会已经休会，人们都离开了城市。我渴望到新森林中的空地或南海的铺满卵石的海滩一游。但因我的存款拮据，我推迟了假期。而对我的伙伴来说，无论是乡下或是海滨，都丝毫不能引起他的兴趣。他只喜欢混迹于五百万人口的中心，对他们中间关于悬而未决的案件的每一个小小的传闻或猜疑特别关心。他对于欣赏大自然，却丝毫不感兴趣。而他唯一的改变，是去看望他在乡间的哥哥。　　我发现福尔摩斯正全神贯注，顾不得说话，我便把那枯燥无味的报纸扔到一旁，背靠着椅子，陷入了沉思。忽然我的伙伴的说话声打断了我的思绪。　　“你想得不错，华生，”福尔摩斯说道，“用这种方法解决争端，看来太荒谬了。”　　“太荒谬了！”我大声说道，猛然想到，他怎么能觉察出我内心深处的思想呢？我坐直了身子，茫然不解地惊视着他。　　“这是怎么回事？福尔摩斯，”我喊道，“这实在太出乎我意料了。”　　福尔摩斯看到我这种茫然不解的神情，放声大笑起来。　　“你记得不久以前，”他说道，“我曾给你读过一段爱伦·坡写的故事，他在那段故事里讲到一个严密的推理者竟能察觉他的同伴未讲出来的思想，你当时认为这件事纯属作者巧妙的虚构。当我提出，我往往也习惯这样做时，你却表示怀疑。”　　“我没有说啊！”　　“也许你没有说出口，我亲爱的华生。但从你的眉宇间可以看出来。因此，当我看见你把报纸扔下，陷入沉思，便很高兴有机会研究你的思想，最后把你的思绪打断，以便证明我正猜中了你的想法。”　　可是我对他的解释依然不满足。　　“在你给我读的故事中，”我说道，“那个推理者是根据观察那个人的动作而得出结论的。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那个人被一堆石头绊了一下，抬头看了看星星，还有一些别的动作。可是我安然不动地坐在椅子上，能给你提供什么线索呢？”　　“你对你自己判断错了。人的五官是表达感情的工具，而你的五官更是忠实执行这一职责的仆役。”　　“你的意思是说，你从我的面容上看出了我一系列的思想？”　　“从你的面容，特别是你的眼睛。或许你自己已经记不得你是怎样陷入沉思的了？”　　“对，我记不得了。”　　“那么，我来告诉你。你扔下报纸，这个动作就引起了我对你的注意。之后，你茫然地在那里坐了有半分钟的样子。后来你的眼睛凝视着你那张新配上镜框的戈登将军肖像，我从你面部表情的改变，看出你已经开始想事了。可是你想得并不很远。接着你的眼光又转到你书架上那张没装镜框的亨利·沃德·比彻的画像上。然后，你又朝上看着墙，当然你的意图是很明显的。你是在想，如果这张画像也配上镜框，那就正好可以挂在这墙上的空处，和那张戈登像并排挂在一起了。”　　“你真是紧紧地追随着我的思想！”我惊叫道。　　“我至今还没怎么弄错过呢。接着你的思想又回到比彻的身上，你全神贯注地凝视着他的肖像，似乎正是从他的面貌上研究他的性格。后来你不再皱眉头了，可是继续凝视着，你的脸上现出沉思的样子，可见你在回想着比彻经历的事件。我确信你这时不能不联想到他在内战期间代表北方所担当的使命，因为我记得你曾经对他的遭遇表示非常愤慨。你对这件事感受非常强烈，因此，我知道你想到比彻时也不能不想到这些。过了一会，我看到你的视线从画像上移开了，我觉得你的思想又转到内战上去了。当我发现你双唇紧闭，双目炯炯发光，两手紧握，我确信你正在想双方在这场你死我活的激战中所表现的英勇气概。可是，你的脸色又渐渐阴沉起来，你摇了摇头。你是在想战争的悲惨、可怕以及徒然死伤了许多人。你的一只手慢慢地移到你自己的旧伤疤上，双唇上泛出一丝微笑，我便看出，你当时在想，这样解决国际问题的方法实在荒谬可笑。在这点上，我同意你的看法，这是非常荒谬的，我很高兴知道，我这一切推论都是正确的。”　　“完全正确！”我说道，“现在你已经解释清楚了，我承认我象以前一样感到惊讶。”　　“这是非常肤浅的，我亲爱的华生，我向你保证。要不是那天你表示某些怀疑的话，我决不会打断你的思路的。不过今晚微风轻拂，我们一起到伦敦街上散散步，你看怎样？”　　我对我们这间小小的起居室已经感到厌倦，便欣然同意了。我们一起在舰队街和河滨遛了三个小时，观赏着人生的宛如潮汐、千变万化的情景。福尔摩斯独特的议论，对细节敏锐的观察力和巧妙的推理能力，使我极感兴趣，听得入了迷。我们返回贝克街时，已经十点钟了。一辆四轮桥式马车正等候在我们寓所的门前。　　“哈！我看，这是一位医生的马车，是一位普通医生，”福尔摩斯说道，“刚开业不久，不过他的生意还不错。我想，他是来找我们商量事情的。我们回来得真巧！”　　我深知福尔摩斯的调查方法，善于领会他的推理。车内灯下挂着一只柳条篮子，里面装着各种各样的医疗器械，我知道福尔摩斯正是根据这些医疗器械的种类和状况，迅速作出了判断。从楼上我们窗户的灯光可以看出，这位夜晚的来访者确实是来找我们的。我心里有些奇怪：什么事竟使一位同行在这样的时刻来找我们呢？我紧随福尔摩斯走近我们的寓所。　　一个面色苍白、尖瘦脸、长着土黄色络腮胡子的人，看到我们进来，从壁炉旁一把椅子上站起来。他的年纪至多三十三、四岁，但他面容憔悴，气色不好，说明生活耗尽了他的精力，夺去了他的青春。他的举止羞怯腼腆，象一位十分敏感的绅士，而他站起来时，扶在壁炉台上的那只细瘦白皙的手，不象是一个外科医生的，却象是一个艺术家的。他的衣着朴素暗淡——一件黑礼服大衣，深色裤子和一条颜色不甚鲜艳的领带。　　“晚安，医生，”福尔摩斯爽朗地说道，“我知道你仅仅等了我们几分钟，我很高兴。”　　“那么，你和我的车夫谈过了？”　　“没有，我是从旁边那张桌子上放着的蜡烛看出来的。请坐，请告诉我，你有什么事要找我。”　　“我是珀西·特里维廉医生，”我们的来访者说道，“住在布鲁克街四○三号。”　　“你不是《原因不明的神经损伤》那篇论文的作者吗？”我问道。　　他听说我知道他的著作，高兴得苍白的双颊泛出红晕。　　“我很少听人谈到这部著作，出版商向我说，这本书销路不广，我还以为没有人知道它呢，”来访者说道，“我想，你也是一位医生吧？”　　“我是一个退役的外科军医。”　　“我对神经病学很感兴趣。我很希望能够对它进行专门研究，不过，一个人当然必须从事他首先能够着手的工作。可是，这是题外话了。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我知道，你的时间是多么宝贵。在布鲁克街我的寓所里，最近发生了一连串非常奇怪的事情。今晚，这些事情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关头，我感到实在不能再耽误了，必须马上来请你出出主意，帮个忙。”　　歇洛克·福尔摩斯坐下来，点起了烟斗。　　“你要我出主意、帮忙，我非常欢迎。”福尔摩斯说道，“请把那些使你感到不安的事情，详细地讲给我听听。”　　“其中有一两点是不值得说的，”特里维廉说道，“我提到这些，实在觉得惭愧。不过这件事令人非常莫名其妙，而近来变得更加复杂，我只好把一切都摆在你面前，请你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首先，我不得不谈谈我大学生活中的某些事情。我曾是一个伦敦大学的学生，我相信，如果我告诉你们，我的教授认为我是一个很有前途的学生，你们不会认为我是过于自吹自擂吧。毕业以后，我在皇家大学附属医院担任了一个不甚重要的职务，继续致力于研究工作。我很幸运，我对强直性昏厥病理的研究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我写了一篇你的朋友刚才提到的关于神经损伤的专题论文，终于获得了布鲁斯·平克顿奖金和奖章。我毫不夸张地说，那时人们都认为我前程远大。　　“可是我最大的障碍就是缺乏资金。你不难知道，一个专家要想出名的话，就必须在卡文迪什广场区十二条大街中的一条街上开业。这就需要巨额房租和设备费。除了这笔创办费用，他还必须准备能维持自己几年生活的钱款，还得租一辆象样的马车和马。要达到这些要求，实在是我力所不及的。　　我只能期望节衣缩食，用十年的时间积蓄，才能挂牌行医。然而，突然一件意料不到的事情给我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境界。　　“这就是一位名叫布莱星顿的绅士的来访。布莱星顿和我素不相识，一天早晨他突然走进我房里，开门见山地谈到他的来意。　　“‘你就是那位取得卓越成就，最近获奖的珀西·特里维廉先生吗？’他说道。　　“我点了点头。　　“‘请坦率地回答我的问题，’他继续说道，‘你会看到这样做对你是有好处的。你非常有才华，会成为一个有造就的人。你明白吗？’“听到这样突如其来的问题，我不由得笑了起来。　　“‘我相信我会尽力而为的，’我说道。　　“‘你有不良嗜好吗？不酗酒吗？’“‘没有，先生！’我大声说道。　　“‘太好了！这太好了！不过我必须问问，你既然有这些本事，为什么不开业行医呢？’“我耸了耸肩。　　“‘是啊，是啊！’他赶忙说，‘这是毫不足怪的。虽然你脑子里装的东西很多，可是口袋里却一无所有，对不对？要是我帮你在布鲁克街开业，你的意见如何？’　　“我惊异地两眼盯着他。　　“‘啊，这是为了我自己的利益，并不是为了你，’他大声说道，‘我对你十分坦率，如果这对你合适的话，那对我就更加合适了。我有几千镑准备投资，你知道，我认为我可以投资给你。”　　“‘那为什么呢？’我忙问道。　　“‘啊，这正象别的投机事业一样，不过比较更保险一些。’　　“‘那么，我该做些什么事呢？’　　“‘我自然要告诉你的。我要替你租房子，置家具，雇女仆，管理一切。你要做的只是坐在诊室里看病。我给你零用钱和一切需用的东西。然后你把你赚的钱交给我四分之三，剩下的四分之一，你自己留着。’　　“这就是那个叫布莱星顿的人向我提出的奇怪的建议，福尔摩斯先生，我不再叙述我们怎样协商、成交的事，以免使你厌烦。结果是，我在报喜节［报喜节：每年三月二十五日为报喜节，报喜天使加百列将耶稣降生告知圣母玛利亚的节日。——译者注］搬进了这个寓所，并按他所提出的条件开始营业。他自己也搬来同我住在一起，做一个住院的病人。他的心脏衰弱，显然，他需要经常治疗。他自己住用了二楼两间最好的房子，一间用作起居室，一间用作卧室，他脾气古怪，深居简出，闭门谢客。他的生活很不规律，但就某一方面而言，却又极其有规律。在每天晚上的同一时刻，他都到我的诊室来检查账目。我赚的诊费，每一畿尼他给我留五先令三便士［一畿尼为二十一先令，一先令为十二便士，四分之一畿尼正好是五先令三便士。——译者注］，其余的他全部拿走，放到他自己屋内的保险箱里。　　“我可以非常自信地说，对这项投机生意，他永远也用不着后悔。一开始，生意就很成功。我出色地处理了几个病例和我在附属医院的声望，使我很快就出了名，近几年来，我使他变成了一个富翁。　　“福尔摩斯先生，我过去的经历以及和布莱星顿先生的关系，就是这些。我要告诉你的，现在只剩下一个问题，就是发生了什么事使我今晚来此求教。　　“几星期之前，布莱星顿先生下楼来找我。我似乎觉得，他的心情异常激动。他提到在伦敦西区发生了一些盗窃案，我记得，他当时显然毫无必要那么激动，他声明说，我们应当把门窗加固闩牢，一天也不能耽误。在这一星期里，他坐立不安，不断向窗外张望，就连他午餐前习以为常的短暂的散步，也停止了。他的一举一动给我一个印象，他对什么事或是什么人怕得要死，可是当我向他问到这件事时，他变得非常无礼，于是我就不再谈这件事了。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他的恐惧似乎逐渐消失了，他又恢复了常态。可是新近发生的一件事情，又使他处于目前这种可怜而又可鄙的虚弱状态。　　“事情是这样的：两天以前，我收到一封信，我现在就把它读给你听，信上既没有地址，也没有日期。　　“一位侨居在英国的俄罗斯贵族（信上这样写着），亟愿到珀西·特里维廉医生处就医。几年来他深受强直性昏厥病的折磨，而特里维廉医生在医治这种病症方面是人所共知的权威。他准备明晚六点一刻左右前往就诊，如果特里维廉医生方便，请在家等候。’　　“这封信使我深感兴趣。因为对强直症进行研究的主要困难在于这种疾病是罕见的。你可以相信，当小听差在指定的时间领进病人时，我正等候在我的诊室里。　　“他是一位身材瘦小的老人，异常拘谨，而且很平凡——不象是一个人们想象中的俄罗斯贵族。他同伴的相貌给我的印象却很深。这是一个高大的年轻人，面色黝黑，漂亮得惊人，却带着一副凶相，有一副赫拉克勒斯［赫拉克勒斯：希腊神话中主神宙斯之子，力大无穷。——译者注］的肢体和胸膛。他们进来时，他用手搀着老人的一只胳膊，把老人扶到椅子跟前，表现得那样体贴入微，从他的外表你是很难料到他会这样作的。　　“‘医生，请原谅我冒昧前来，’他用英语对我说道，说时有些口齿不清，‘这是我父亲，他的健康，对我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事。’　　“我见他这样孝顺，深受感动。‘或许，在诊治时，你愿意留在诊室里吧？’我说。　　“‘绝对不行，’他惊叫起来，‘我受不了这种痛苦。如果我看到我父亲疾病发作时那种可怕的样子，我相信我是忍受不了的。我自己的神经官能也十分敏感。你如允许，在你给我父亲诊治时，我可以在候诊室里等候。’　　“我当然同意这样做，年轻人便离开了。我和病人便开始研究他的病情，我把它详尽无遗地记了下来。他的智力很一般，回答问题常常含糊其词，我认为这是由于他不大懂我们的语言。然而，正当我坐着写病历的时候，他对我的询问，突然停止了回答，当我转身向他时，我非常惊诧地望到他笔直地坐在椅子上，面部毫无表情，肌肉强直，眼睛直盯着我。他的疾病又发作了。　　“正如我刚才所说的，我最初的感觉是既怜悯又害怕。后来，我的职业兴趣占了上风。我记下了病人的脉搏和体温，试了试他肌肉的强直程度，检查了他的反应能力，哪一方面都没有发现与我以前所诊断的这种病例有不一致的现象。在过去这样的病例中，我使用烷基亚硝酸吸入剂，曾经取得了良好的疗效。现在似乎正是试验它疗效的极好机会。这个药瓶在楼下我的实验室里，于是，我丢下坐在椅子上的病人，跑下楼去取药。找药耽误了一些时间，大约五分钟吧，然后我就回来了。可是室内却空空如也，病人已不知去向，可想而知，我是多么惊讶了。　　“当然，我首先就跑到候诊室，他儿子也不在了。前门已经关上，可是没有上锁。我那个接待病人的小听差是一个新来的仆役，并不机灵。平时他总是等在楼下，等我在诊室按铃时，他才跑来把病人领出去。他也没听到什么，这件事就成为一个不解之谜了。不多久，布莱星顿先生散步回来了，可是我一点也没有向他说起这件事，因为，老实说，近来我尽量少和他交谈。　　“啊，我想我再也不会见到这个俄罗斯人和他儿子的影子了，所以，在今天夜晚，也是在那个时候，他们两个人象昨天那样，又来到我的诊室时，你们可以想象，我是多么惊讶了。　　“‘昨天我突然离开，我觉得实在是太抱歉了，医生，’我的病人说道。　　“‘我承认，我对这件事感到非常奇怪，’我说道。　　“‘啊，情况是这样的，’他说，‘我每次清醒过来，对犯病时发生的一切事情，记忆总是非常模糊的。我似乎觉得，我醒来时是在一间陌生的房子里，当你不在时，我便昏头昏脑地起身出去，走到街上了。’　　“‘我呢，’他儿子说道，‘看到我父亲从候诊室门口走过，自然想到已经诊治完了。直到我们到了家，我才知道事情的真相。’　　“‘好了，’我笑了笑，说道，‘除了你们使我感到惶惑不解之处，别的倒也没什么。所以，先生，如果你愿意到候诊室去的话，我很高兴再继续进行昨天突然中断的诊治。’　　“我和那位老绅士讨论了他的病情，约有半小时的样子，后来，我给他开了处方，之后，便看见他在他儿子搀扶下走出去了。　　“我已经向你们说过，布莱星顿先生一般是在这个时间出去散步的。功夫不大，他散步回来了，走上楼去。过了一会，我听到他从楼上跑下来，象一个吓得发疯的人一样，冲进我的诊室。　　“‘谁到我的屋子里去了？’他叫喊着。　　“‘谁也没去过。’我说道。　　“‘撒谎！’他怒吼道，‘你上来看看！’　　“我没有注意他说话的粗鲁，因为他害怕得几乎要发疯了。我和他一起上楼时，他把浅色地毯上的几个脚印指给我看。　　“‘你说这是我的脚印吗？’他叫喊道。　　“这些脚印肯定比他的要大得多，而且显然是不久前留下的。你们知道，今天中午曾经下过大雨，而我的病人只有刚才来过的这父子俩。那么，一定是在候诊室等着的那个人，出于某种目的，趁我在忙于给那个老人诊断时，上楼进了我那位住院病人的房间。没有动什么东西，也没有拿走什么，不过这些足迹证明，毫无疑问，是有人进去过的。　　“尽管这是扰乱人心的事，可是布莱星顿先生显得出人意料之外地异常激动不安。他竟然坐在一把扶手椅上不断叫喊，我简直难以让他说得更清楚一些。是他提出要我来找你，我当然立即看出，这样做是适当的。因为尽管他对这件事的重要性似乎估计过高，但可以肯定这里面是有名堂的。你只要乘我的马车与我一同回去，你至少能使他平静下来，虽然我很难指望你能把所发生的这件奇事解释清楚。”　　歇洛克·福尔摩斯聚精会神地倾听着这段冗长的叙述，我看出，这件事引起了他强烈的兴趣。他的面容象往常一样毫无表情，可是他的双眼眯缝得愈加厉害，从他烟斗中袅袅上升的烟雾也越来越浓，使得这位医生的故事中的每一个离奇的情节更加突出了。我们来访者的话刚一结束，福尔摩斯二话不说就站起来，把我的帽子递给我，从桌上抓起他自己的帽子，跟随特里维廉医生向门口走去。不到一刻钟，我们便来到布鲁克街这位医生寓所的门前了。一个矮个子小听差领着我们进去，我们立即走上宽阔的、铺着上等地毯的楼梯。　　可是突然发生了一件怪事，使我们停了下来。楼顶的灯光蓦地熄灭了，黑暗中传来一个尖细的、颤抖的呼喊声：“我有手枪，我警告你们，假如再往上走我就开枪。”　　“这实在令人不能容忍，布莱星顿先生，”特里维廉医生高声喊道。　　“啊，原来是你，医生，”这人宽慰地松了一口气，“可是其他几位先生不是冒充的吗？”　　我们知道他已在暗中对我们进行了一番仔细的观察了。　　“不错，不错，一点也不错，”那声音终于说道，“你们可以上来，我很抱歉，刚才对你们太无礼了。”　　他一边说着一边把楼梯上的汽灯又点着了，我们看到面前站着一个面貌奇特的人。从他的外表和说话的声音看来，他确实神经过度紧张。他很胖，可是显然过去有一段时间，他比现在还要胖得多，所以他的脸如同猎犬的双颊一般，耷拉着两只松弛的肉袋。他脸色苍白，那稀疏的土黄色的头发似乎由于感情激动而竖立起来。他手中拿着一支手枪，我们向上走时，他把手枪塞进了衣袋。　　“晚安，福尔摩斯先生，”他说道，“我非常感激你到这里来。没有人比我更需要你的指教了。我想特里维廉医生已经把有人非法闯入我房中的事告诉你了。”　　“不错，”福尔摩斯说道，“那两个是什么人？布莱星顿先生，他们为什么要有意捉弄你？”　　“唉，唉，”那位住院病人神情不安地说道，“当然，这很难说。你也很难指望我能回答这样的问题，福尔摩斯先生。”　　“你是说你不知道吗？”　　“请到这里来，请吧。请赏脸进来一下。”　　他把我们领进他卧室里。房间很宽绰，布置得很舒适。　　“你们看看这个，”他指着他床头那只大黑箱子说道，“我并不是一个很富有的人，福尔摩斯先生，特里维廉医生可能已经告诉你了。我一生中除了这次投资外，再也没投过资。可是我不信任银行家，我从不信任银行家，福尔摩斯先生。你别跟别人说，我所有的那点钱都在这只箱子里。所以你可以明白，那些不速之客闯入我的房子，对我的影响是多么大了！”　　福尔摩斯疑惑地望着布莱星顿，摇了摇头。　　“假如你想欺骗我，我是不可能给你出什么主意的。”福尔摩斯说道。　　“可是我已经把一切都告诉你了。”　　福尔摩斯厌恶地挥了挥手，转过身来说道：“晚安，特里维廉医生。”　　“你不给我一些指教吗？”布莱星顿颤声大叫道。　　“我对你的指教就是请讲真话，先生。”　　一分钟以后，我们已经来到街上，向家中走去。我们穿过了牛津街，走到哈利街时，我才听到我的朋友发话。　　“把你带出来为这样一个蠢人白跑一趟，真是抱歉，华生，”福尔摩斯终于说道，“可是归根结底，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案子。”　　“我可看不出什么来，”我坦率地承认道。　　“啊，显然，有两个人，或许还要多一些，不过至少是两个人，为了某种原因，决心要找到布莱星顿这个家伙。我心中毫不怀疑，那个年轻人两次都闯入了布莱星顿的房间，而他的同伙则用了一种巧妙的手段，使医生不能进行干涉。”　　“可是那强直性昏厥是怎么回事呢？”　　“那是骗人的，华生，在这方面，我不想向我们的专家讲得太多。要装这种病是很容易的。我自己也这样做过。”　　“那么后来又怎样呢？”　　“完全是碰巧，布莱星顿两次都不在屋。他们所以选择这样不平常的时刻来看病，显然是确信候诊室里没有别的病人。然而，这个时间恰好是布莱星顿散步的时间，这似乎说明他们对布莱星顿的日常生活习惯不十分了解。当然，如果他们只是为了偷盗，他们至少会设法搜索财物。此外，我可以从他的眼神里看出来，他已经被吓得魂不附体了。不能想象这个家伙结下了这样两个仇敌，他会不知道。因此，我确信，他知道这两个人是什么人，而由于他本身的缘故，他隐瞒不说，很可能明天他就会吐露真情了。”　　“难道没有另外的一种情况吗？”我说道，“毫无疑问，这几乎是不大可能的，不过还是可以想象的。会不会是特里维廉医生自己居心不良，闯进了布莱星顿室内，而编造出这个患强直症的俄罗斯人和他的儿子的全部故事呢？”　　我在汽灯光下看到我这想法引起了福尔摩斯的哂笑。　　“我亲爱的朋友，”福尔摩斯说道，“最初我也这样想过。不过我很快就证实了医生所讲的故事。那个年轻人在楼梯地毯上留下了脚印，这样我就没有必要再去看他留在室内的那些脚印了。我只要告诉你，他的鞋是方头的，不象布莱星顿的鞋那样是尖头的，又比医生的鞋长一英寸三，你就可以知道，毫无疑问，是有这么个年轻人了。不过话就说到这里，我们现在可以安睡了。如果明天早晨我们从布鲁克街听不到新情况，那倒会使我惊奇呢。”　　歇洛克·福尔摩斯的预言很快就实现了，并且颇具戏剧性的形式。第二天早晨七点半，在晨光熹微中，我看到福尔摩斯穿着晨衣站在我的床旁。　　“外面有一辆马车等着我们，华生，”福尔摩斯说道。　　“那么，是怎么回事？”　　“是布鲁克街的事。”　　“有什么新消息吗？”　　“是一个悲剧，不过还不一定，”福尔摩斯一边说着一边拉起窗帘，“请看这个，这是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一张纸条，上面用铅笔草草写着：‘请看在上帝的面上，立即前来。珀西·特里维廉。’我们的朋友，这位医生写这张便条时，处境是极为困难了。随我来，我亲爱的朋友，因为情况很紧急。”　　过一刻钟左右，我们又来到这位医生的寓所。他面带惊恐之色跑来迎接我们。　　“啊，竟出了这样的事情！”他双手捂住太阳穴，大声喊道。　　“出了什么事？”　　“布莱星顿已经自杀了！”　　福尔摩斯打了一声呼哨。　　“是的，昨晚他上吊了。”　　我们走进去，医生把我们引进了那间显然是候诊室的房间。　　“我真不知道应该做些什么，”他大声说道，“警察正在楼上呢。简直把我吓坏了。”　　“你是什么时候发现的？”　　“他每天一大早都要叫女仆给他送去一杯茶。大约七点钟，女仆走进去时，这个不幸的人已经吊在房屋中央了。他把一根绳子绑在平常挂那盏笨重的煤汽灯的钩子上，然后他就从昨天给我们看的那个箱子顶上跳下去吊死了。”　　福尔摩斯站着沉思了片刻。　　“如果你允许的话，”福尔摩斯终于说道，“我想上楼去把这件事调查一下。”　　我们两个人便往楼上走去，医生跟在后面。　　我们一进卧室门，迎面看到一个可怕的景象。我曾经说过那个布莱星顿肌肉松弛的样子。当他摇摇晃晃地悬挂在钩上时，这种样子愈发明显、难看，他看上去简直不象一个人了。他的脖子拉长了，象一只拔了毛的鸡脖子，相形之下，他身体的其余部分似乎更加肥大和不自然。他只穿着一件长睡衣。睡衣下，直挺挺地伸着那双难看的脚和那肿胀的脚脖子。　　尸体旁边，站着一位精干的侦探，正在笔记本上作记录。　　“啊，福尔摩斯先生，”我的朋友一进来，警长便亲切地说道，“见到你我很高兴。”　　“早安，兰诺尔，”福尔摩斯答道，“我相信，你不会认为我是闯进屋子的罪犯吧？你听说过这个案子发生前的一些情况了吗？”　　“对，我已经听到一些了。”　　“你的意见怎样？”　　“就我看来，这个人已被吓得魂不附体了。你看，在这张床上他睡了好一阵子，有很深的压痕。你知道，自杀常常发生在早晨五点钟左右。这大约也就是他上吊的时间了。看来，他是经过再三考虑才这样作的。”　　“根据肌肉僵硬的情况判断，我看他已经死了大约三个小时，”我说道。　　“你注意到屋子里有什么异常现象吗？”福尔摩斯问道。　　“在洗手池上发现一把螺丝起子和一些螺丝钉。还发现他夜里似乎抽过不少烟。这是我从壁炉上拣来的四个雪茄烟头。”　　“哈！”福尔摩斯说道，“你找到他的雪茄烟嘴了吗？”　　“没有，我没有看到。”　　“那么，他的烟盒呢？”　　“有，烟盒在他的外衣口袋里。”　　福尔摩斯把烟盒打开，闻了闻里面的一支雪茄烟。　　“啊，这是一支哈瓦那烟，而壁炉台上的这些是荷兰从它的东印度殖民地进口的特殊品种。你知道，这些雪茄通常都包着稻草，并且比别的牌子的都细。”他拿起那四个烟头用他口袋里的放大镜进行检查。　　“两支烟是用烟嘴吸的，两支不是，”福尔摩斯说道，“两个烟头是用一把不很快的小刀削下来的，另两个烟头是用尖锐的牙齿咬下来的。这不是自杀，兰诺尔先生，这是一起精心策划的残酷的谋杀案。”　　“不可能！”警长大声喊道。　　“为什么？”　　“为什么一个人要用吊死那样一种笨办法来进行谋杀呢？”　　“这就是我们要调查的了。”　　“他们怎么进来的呢？”　　“从前门进来的。”　　“早晨门是上锁的。”　　“那么门是在他们走后锁上的。”　　“你怎么知道的？”　　“我看到了他们留下的痕迹。请稍等一等，我就能给你们进一步说明它的情况。”　　福尔摩斯走到门口，转了转门锁，有条不紊地把门锁检查了一番。然后他把插在门背面的钥匙取了出来，也对它作了检查。接着他又对床铺、地毯、椅子、壁炉台、死者的尸体和绳索依次进行了检查。最后他终于表示满意，在我和警长的帮助下，割断了绳子，把那可怜的人安放在地上，用床单盖上。　　“这条绳子是怎么回事？”他问道。　　“是从这上面割下来的，”特里维廉医生从床底下拖出一大卷绳子，说道，“他非常害怕火灾，身边总是保存着这东西，以便在楼梯燃烧时，他可以从窗户逃出去。”　　“这东西倒给凶手们省去了很多麻烦，”福尔摩斯若有所思地说道，“不错，案情是非常清楚的，如果到下午我还不能把发案的原因告诉你，我就感到奇怪了。我要把壁炉台上布莱星顿这张照片拿去，这将有助于我的调查工作。”　　“可是你什么也没告诉我们！”医生叫道。　　“啊，事情发生的前后经过情况是明白无疑的，”福尔摩斯说道，“这里面有三个人：那个年轻人，老人和第三者，对第三者的身份，我还没有线索。前两个人，不用我说，就是那假装俄罗斯贵族以及他儿子的人，所以我们能够十分详尽地叙述他们的情况。他们是被这所房子里的一个同伙放进来的。如果我可以向你进一句忠言的话，警长，那就应当逮捕那个小听差。据我了解，他是最近才到你的诊所当差的，医生。”　　“这个小家伙已经找不到了，”特里维廉说道，“女仆和厨师刚才还找过他。”　　福尔摩斯耸了耸肩。　　“他在这出戏里扮演的角色并非不重要，”福尔摩斯说道，“这三个人是踮着足尖上楼的，那个老人走在前面，年轻人走在中间，那个来历不明的人走在后面……”　　“我亲爱的福尔摩斯！”我突然喊道。　　“啊，至于脚印上摞脚印，那是毫无疑问的了。我可以辨认出他们昨天晚上的脚印。后来，他们上了楼，来到布莱星顿的门前，他们发现房门锁上了。然而，他用一根铁丝去转动里面的钥匙。你们甚至不用放大镜，也可以从这把钥匙榫槽上的划痕看出，他们是从什么地方使的劲了。　　“他们进入室内，第一步一定是把布莱星顿先生的嘴给塞住。他可能已经睡着了，或者被吓瘫了，喊不出声来。这里的墙很厚，可以想象，即使他有可能喊一两声，他的呼救声也是没人能听到的。　　“显然，他们把他安置妥当以后，就商量了一番，这种商量可能具有起诉的性质。它一定进行了相当一段时间。因为正是在这段时间，他们吸了这几支雪茄烟。老人坐在那张柳条椅子上，他抽烟时用的是雪茄烟嘴。年轻人坐在远处，他把烟灰磕在了衣柜的对面。第三个人在室内踱来踱去。我想，这时布莱星顿正笔直地坐在床上，不过对这一点我还不能绝对肯定。　　“好，最后，他们就去抓布莱星顿，把他吊起来。这是他们早就安排好了的，因为我相信他们随身带来了某种滑轮用作绞刑架。我想，那把螺丝起子和那些螺丝钉就是为了安装绞架滑轮用的。然而，他们看到了吊钩，自然省了他们许多麻烦。他们干完以后，就逃跑了。他们的同伙跟着就把门锁上了。”　　我们全都以极大的兴趣倾听福尔摩斯讲述昨晚案件的概况，这都是他凭借细微的迹象推导出来的，甚至当他给我们一一点明当时的情况时，我们还几乎跟不上他的思路。之后，警长急忙跑去查找小听差，我和福尔摩斯则返回贝克街用早餐。　　“我在三点钟回来，”福尔摩斯在我们吃过饭以后说道，“警长和医生要在那时到这里来见我，我希望利用现在这段时间把这个案子里一些还不清楚的小问题查清楚。”　　我们的客人在约定的时间来到了，可是我的朋友在三点三刻才露面。然而，他一进门，我从他的表情上就能看出，一切进行得非常顺利。　　“有什么消息吗？警长。”　　“我们已经把那个仆人捉住了，先生。”　　“太好了，我也找到那几个人了。”　　“你找到他们了！”我们三个人一同喊道。　　“对，至少我已经搞清了他们的底细。果不出我所料，那个所谓的布莱星顿和他的仇人，在警察总署是出了名的。那三个人的名字是比德尔、海沃德和莫法特。”　　“是抢劫沃辛顿银行的那一伙，”警长大声说道。　　“正是他们，”福尔摩斯说道。　　“那么，布莱星顿一定是萨顿了。”　　“一点不错，”福尔摩斯说道。　　“嗳，这就一清二楚了。”警长说道。　　可是我和特里维廉却面面相觑，感到迷惑不解了。　　“你们一定记得那桩沃辛顿银行大抢劫案吧。”福尔摩斯说道，“案中一共有五个人——这四个人，还有那个叫做卡特赖特的第五个人——银行看管员托宾被害，窃贼们抢了七千镑逃走了。这案子发生在一八七五年。他们五个人全部被捕，但是证据不足，定不了案。这一伙抢劫犯中最坏的那个布莱星顿也就是叫萨顿的，就告发了他们。由于他作证，卡特赖特被判处绞刑，其他三个人每人被判了十五年徒刑。前几天他们被提前数年释放，你们可以想到，他们下决心一定要把出卖他们的人找到，为他们死去的同伙报仇。他们两次设法找到他，都未能得手，你们看，第三次成功了。特里维廉医生，还有什么需要说明的没有？”　　“我想你已经把一切都说得非常清楚了，”医生说道，“毫无疑问，那一天他之所以那么惶惶不安，就是因为他在报上看到了那几个人被释放的消息。”　　“完全不错，他说什么盗窃案，纯粹是放烟幕弹。”　　“可是他为什么不把这件事告诉你呢？”　　“啊，我亲爱的先生，他知道他的那些老伙计报复心很强，便尽量向所有人隐瞒自己的身份。他的秘密是可耻的，他不可能自己泄漏出来。但是，他虽然卑鄙，却依然处于英国法律的保护之下，警长，我毫不怀疑，你可以看到，尽管那个盾没有起到保护作用，那把正义的剑还是会替他复仇的。”　　这就是关于那个住院病人和布鲁克街医生的情况。从那天夜晚起，警察再没有看到那三个凶手的影子。苏格兰场推测，他们乘坐那艘不幸的“诺拉克列依那”号轮船逃跑了。那艘船和全体船员数年以前在葡萄牙海岸距波尔图以北数十浬的地方遇难。对那个小听差的起诉，因证据不足，不能成立，而这件被称为布鲁克街疑案的案件，各报至今都没有详细报道过。海军协定　　我婚后那一年的七月实在令人难忘，因为我有幸与歇洛克·福尔摩斯一起侦破了三起重大案件，研究了他的思想方法。我在日记中记载的案件标题是：《第二块血迹》、《海军协定》和《疲倦的船长》。但其中的第一个案件事关重大，并且牵连到王国许多显贵，以致多年不能公之于众。然而，在福尔摩斯经手的案件中，再没有比该案更能清楚地显出他的分析方法的价值和给合作人留下更加深刻的印象的了。我至今还保留着一份几乎一字不差的谈话记录，这是福尔摩斯向巴黎警署的杜布克先生和格但斯克的著名的专家弗里茨·冯沃尔鲍叙述案情真相的谈话。他们两位曾在此案上枉费过许多精力，结果证明他们所搞的都是一些枝节的问题。但恐怕要到下一世纪该案才能发表。因此我现在打算把日记中记的第二个案件发表出来，这件案子在一段时间内也事关国家的重大利益，其中一些案情更突出了它独特的性质。　　在学生时代，我同一位名叫珀西·费尔普斯的少年交往甚密。他差不多和我同年，但却比我高两级。他才华出众，获得过学校颁发的一切奖励，由于成绩出色，结业时获得了奖学金，进入剑桥大学继续深造。我记得，他颇有几家贵戚，甚至我们都还在孩提相处时，就听说过他舅舅是霍尔德赫斯特勋爵，一位著名的保守党政客。这些贵戚并未使他在学校捞到好处。相反，我们在运动场上到处捉弄他，用玩具铁环碰他的小腿骨，并引以为乐。不过他走上社会以后，那情形就不同了。我模模糊糊地听说他凭着自己的才能和有权势的亲戚，在外交部谋得一个美差，以后我就完全把他淡忘了，直到接到下面这封信才又想起他来：　　　　　　 沃金　布里尔布雷　　我亲爱的华生：我毫不怀疑你能回忆起“蝌蚪”费尔普斯来，那时我在五年级，你在三年级。可能你也曾听到我凭借舅父的力量，在外交部弄到一个美差，很受信任和尊敬。但一件可怕的祸事从天而降，它毁了我的前程。　　没有必要把这可怕事件的详情写给你。如果你答应我的请求，那么我就可以把这一切口述给你听。我患神经错乱已经九个星期了，现在刚刚恢复，依然十分虚弱。你看是不是能邀请你的朋友福尔摩斯先生前来看我？尽管当局对我说：对此事再也无能为力了，但我仍愿听听福尔摩斯先生对本案的意见。请你邀他前来，尽量快来。我生活在惊恐不安之中，度日如年。请你向他说明，我之所以没有及时向他请教，并非是我不钦佩他的才能，而是因为我大祸临头神志不清。现在我头脑已恢复正常，但怕旧病复发，不敢多想这件事。我至今非常虚弱，你可以看得出来，我只好口述，由人代笔。请务必邀请福尔摩斯先生前来。　　你的老校友珀西·费尔普斯　　我看到这封信很受震动，他反复呼吁邀请福尔摩斯，令人怜悯。我深受感动，即使这事再困难，我也要设法去办。不过我当然知道福尔摩斯很爱他的技艺，只要他的委托人相信他，他总是随时乐意助人。我的妻子和我的一致意见是：立即把此事告诉福尔摩斯，一分钟也不应耽误。于是，早餐后不到一小时，我就又回到了贝克街的老住处。　　福尔摩斯身穿睡衣坐在靠墙的桌旁，聚精会神地做化学试验。一个曲线形大蒸馏瓶，在本生灯红红的火焰上猛烈地沸腾着，蒸馏水滴入一个容积为两升的量具中。我走进来时，我的朋友连头也没抬，我看出他的试验一定很重要，便坐在扶手椅上等着。他看看这个瓶子，查查那个瓶子，用玻璃吸管从每个瓶子里吸出几滴液体，然后拿出一试管溶液放到桌上。他右手拿着一张石蕊试纸。　　“你来得正是时候，华生，”福尔摩斯说道，“如果这张纸仍然呈蓝色，就一切正常。如果它变成了红色，那溶液就能致人于死地。”他把纸浸入试管，立即变成了深暗而污浊的红色。“嘿！果然不出我所料！”他高喊道，“华生，我马上就可以听你吩咐了。你可以在波斯拖鞋里拿到烟叶。”他转身走向书桌，潦草地写了几份电报，把它们交给了小听差，然后坐到我对面的椅子上，曲起双膝，双手紧抱住瘦长的小腿。　　“一件平淡无奇的凶杀案，”福尔摩斯说道，“我想，你给我带来的案子会有趣得多。华生，你是没有麻烦事不来的，出了什么事呢？”　　我把信递给他，他全神贯注地读起来。　　“这信没有向我们说明多少情况，对不对？”福尔摩斯把信交还给我时说道。　　“几乎没说明什么。”我说道。　　“不过笔迹倒很值得注意呢。”　　“不过这笔迹不是他的。”　　“确实如此，那是女人写的。”　　“一定是男人写的，”我大声说道。　　“不，是女人写的，而且是一个具有不平常性格的女人。　　你看，重要的是，从调查一开始，我们就知道，你的委托人和一个人有密切关系，那个人，无论从哪方面看，都具有与众不同的性格。这件案子现在已经使我发生了兴趣。如果你乐意的话，我们可以马上动身前往沃金，去看看那位遭遇此种不幸的外交官，和照他的口述代写这封信的女人。”　　我们很幸运，正好在滑铁卢车站赶上早班火车，不到一小时，我们已来到了沃金的冷杉和石南树丛中。原来，布里尔布雷是一所大宅邸，孤零零地座落在一片辽阔的土地上，从车站徒步而行，只有几分钟的路程。我们递进了名片，被带到一间摆设雅致的客厅里，过了几分钟，一个相当壮实的人非常殷勤地接待了我们。他的年龄虽已接近四十岁，但双颊红润，目光欢快，仍然给人一种爽直无邪的顽童的印象。　　“我十分欢迎你们前来，”他和我们握了握手说道，“珀西整整一早晨都在打听你们的消息。啊，我那可怜的老朋友，他是不放过一根救命稻草的！他的父母要我来迎候你们，因为他们一提到这件事就觉得非常痛苦。”　　“我们还不知道案子的详情，”福尔摩斯说道，“我看你不是他们家里的人吧。”　　我们的新相识表情惊奇，他低头看了一下，开始大笑了起来。　　“当然你是看到我项链坠上的姓名花押字首‘ＪＨ’了。”他说道，“我一时还以为你有什么绝招呢。我叫约瑟夫·哈里森，因为珀西就要和我的妹妹安妮结婚，我至少也算是他的一个姻亲吧。你们可以在珀西室内见到我妹妹，两个月来她不辞辛苦地照料他。或许我们最好现在就进去，我知道珀西是多么急于见到你们。”　　我们要去的珀西的房间同会客室在一层楼上。这房间布置得既象起居室，又象卧室，满堂优雅地摆着鲜花。一位面如土色、身体衰弱的年轻人躺在长沙发上。沙发靠近窗户，浓郁的花香和初夏宜人的空气从开着的窗户飘进来。一个女人坐在他身旁，我们进屋时，她站起身来。　　“要我离开吗，珀西？”她问道。　　珀西抓住她的手不让她走。　　“你好！华生，”珀西亲热地说道，“我见你留着胡须，几乎认不出你了。我敢说你也不保准能认识我了。我猜，这位就是你那大名鼎鼎的朋友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吧？”　　我三言两语给他们介绍了一番，两人一同坐下。那个壮实的中年人离开了我们，可是他妹妹的手被病人拉着，只好留在室内。她是一个异常惹人注目的女子，身材略嫌矮胖，显得有些不匀称，但她有美丽的橄榄色面容，一双乌黑的意大利人的大眼睛，一头乌云般的黑发。在她那艳丽的容貌相形之下，她伴侣那苍白的面孔越发显得衰弱而憔悴。　　“我不愿浪费你们的时间，”珀西从沙发上坐起来说道，“所以要开门见山地讲这件事。我是一个快乐而有成就的人，福尔摩斯先生，而且就要结婚了。可是一件突如其来的大祸毁掉了我一生的前程。　　“华生可能已经告诉过你了，我在外交部供职，通过我舅父霍尔德赫斯特勋爵的关系，我很快将升任要职了。我舅父担任本届政府的外交大臣，他交给我一些重要任务，我总是办得很好，终于赢得了他对我才能和机智的充分信任。　　“大约十个星期以前，更确切地说是在五月二十三日，他把我叫到他的私人办公室里，先是称赞我工作干得很出色，然后告诉我，要我执行一件新的重要任务。　　“他从写字台里拿出一个灰色的纸卷说道：‘这是英国和意大利签定的秘密协定的原本，很遗憾，报上已经透露出一些传闻。最重要的是，不能再有任何消息透漏出去。法国和俄国大使馆正不惜花费巨款来探听这些文件的内容。若不是非常需要一份抄本，我绝不会从我的写字台里把它拿出来。你办公室里有保险柜吗？’　　“‘有的，先生。’　　“‘那么，把协定拿去锁到你的保险柜里。但我应当叮嘱你：你可以在别人下班后自己呆在办公室里，以便从容不迫地抄写副本，而不用担心被别人偷看。抄好后再把原件和抄本锁到保险柜里，明天早晨一起交给我本人。’　　“我拿了这份文件，就……”　　“对不起，请稍停一下，”福尔摩斯说道，“谈这话时只有你们两人在场吗？”　　“一点不错。”　　“在一个大房间里？”　　“有三十英尺见方。”　　“谈话是在房中间吗？”　　“对，差不多在中间。”　　“说话声音不高吗？”　　“我舅父说话声音向来很低，我几乎没有说话。”　　“谢谢你，”福尔摩斯闭上双眼，说道，“请继续讲吧。”　　“我完全照他的吩咐做了，等待其他几个职员离开。只有一个叫做查尔斯·戈罗特的还有一点公事没有办完。于是我就出去吃晚餐，让他自己留在办公室里。我回来时，他已经走了。我急于把我这件公事赶出来，因为我知道约瑟夫——　　刚才你们见过的哈里森先生——正在城里，要乘十一点钟火车到沃金去，我也想尽可能赶上这趟火车。　　“我一看这份协定，立即发觉它确实极端重要，舅父的话丝毫也不夸张。不需细看，我就可以说，它规定了大不列颠王国对三国同盟的立场，同时它也预定了一旦法国海军在地中海对意大利海军占完全优势时，英国要采取的对策。协定涉及的问题纯属海军方面的。协定最后是协商双方高级官员的签署。我草草看过之后，就坐下来动手抄写。　　“这份文件很长，用法文写成，包括二十六项条文。我尽可能快抄，可是到九点钟才抄了九条，看来，我想赶十一点火车是没有希望了。由于整日劳累加上晚餐没有吃好，我感到昏昏欲睡，头脑麻木，心想喝杯咖啡清醒清醒头脑。楼下有一个小门房，整夜都有一个看门人守在那里，按惯例给每一个加夜班的职员用酒精灯烧咖啡。所以，我就按铃召唤他。　　“使我惊奇的是，应召而来的是一个女人，一个身材高大、面容粗俗的老婆子，系着一条围裙。她解释说：她是看门人的妻子，在这里作杂役，我就叫她去煮咖啡。　　“我又抄了两条，愈发感到昏昏欲睡，便站起身来，在屋内踱来踱去，伸展一下双腿。咖啡还不见送来，我想知道原因是什么，便打开门，顺走廊走过去看。从我抄写文件的房间出来就是一条笔直的走廊，光线昏暗，是我办公室唯一的出口。走廊尽头有一条转弯的楼梯，看门人的小门房就在楼梯下面的过道旁。楼梯的中间有一个小平台，另有一条走廊通到这个平台，与楼梯在平台处呈丁字形。这第二条走廊尽头有一段楼梯通向旁门，专供仆役使用，也是职员们从查尔斯街走进本楼的捷径。这就是那个地方的略图。”　　“谢谢你，我认为我完全听懂你所说的事了，”歇洛克·福尔摩斯说道。　　“请您注意，说到最重要的地方了。我走下楼梯，进入大厅，发现看门人正在门房里酣睡，咖啡壶在酒精灯上滚滚沸腾，咖啡都溢到地板上了，我拿下壶，灭掉酒精灯，伸手正要去摇醒那个仍在酣睡的人，突然间他头顶上铃声大振，他一下子就惊醒过来。　　“‘费尔普斯先生！’他困惑不解地望着我说道。　　“‘我来看看咖啡是不是煮好了。’　　“‘我正在煮着，不觉就睡着了。先生，’他望着我，又抬头望着仍在颤动着的电铃，脸上露出更加惊奇的神色。　　“‘既然你在这里，先生，那么谁在按铃呢？’他问道。　　“‘按铃！’我叫道，‘按什么铃？’　　“‘这是在你办公房间按的电铃。’“我的心顿时象被一只冰冷的手揪住一样，这么说，是有人在我的办公室里了，而我那份千金难买的协定就放在桌子上。我发疯似地跑上楼梯奔向走廊，走廊里空无一人，福尔摩斯先生。屋内也没有人。一切都和我离开时一模一样，只是交我保管的那份文件原本，被人从我的桌上拿走了，只剩下抄本。”　　福尔摩斯笔直地坐在椅上，揉搓着双手。我看得出这件案子引起了他的兴趣。“请原谅，那时你怎么办了呢？”他低语道。　　“我立即想到盗贼一定是从旁门上楼的。他要是从正门上楼，那我准会碰上他了。”　　“你相信，他不会一直藏在室内，或是藏在走廊里吗？你不是说走廊灯光很暗吗？”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无论是室内，还是走廊，连一只老鼠也藏不住的。根本没有藏身之处。”　　“谢谢你，请往下说吧。”　　“看门人见我大惊失色，知道出了什么可怕的事，就跟着我上楼来。我们两人顺走廊奔向通往查尔斯街的陡峭的楼梯，楼底下的旁门关着，没有上锁。我们推开门，冲了出去。我记得很清楚下楼时听到邻近的钟敲了三下，正是九点三刻。”　　“这一点非常重要。”福尔摩斯一边说一边在他的衬衫袖口上记了下来。　　“这一夜天色漆黑，下着毛毛细雨，查尔斯街空无一人，可是，街尽头的白厅路上却象平常一样，车辆行人络绎不绝。　　我们连帽子也没戴，就沿人行道跑过去，在右手拐角处，看到一个警察站在那里。　　“‘出了盗窃案，’我气喘吁吁地说道，‘一份极为重要的文件被人从外交部偷走了。有人从这条路过去吗？’　　“‘我在这里刚站了一刻钟，先生，’警察说道，‘这段时间只有一个人经过，是一个高个子老妇人，披着一条佩兹利披巾。’　　“‘哎，那是我妻子，’看门人高声喊道，‘没有别的人过去吗？’　　“‘一个人也没有了。’　　“‘这么说，这个小偷一定是从左拐角逃走了，’这个家伙扯着我的袖子喊道。　　“可是我并不相信，而他企图把我引开，反而增加了我的怀疑。　　“‘那个女人是向哪边走的？’　　“‘我不知道，先生，我只注意到她走过去，可是我毫无理由去注视她。她似乎很匆忙。’　　“‘这有多长时间了？’　　“‘啊，没有几分钟。’　　“‘不到五分钟吗？’　　“‘对，不过五分钟。’　　“‘你不过是在浪费时间，先生，现在每分钟都很重要，’看门人高声喊道，‘请相信我，这事和我的老婆绝不相干，快到这条街的左端去吧。好，你不去我去。’说着，他就向左方跑去了。　　“可是我一下子追上去，扯住他的衣袖。　　“‘你住在哪里？’我问道。　　“‘我住在布里克斯顿的艾维巷十六号，’他回答道，‘可是你不要使自己被假线索迷住，费尔普斯先生。我们到这条街的左端去看能不能打听到什么。’“我想，照他的意见办也没有什么坏处，我们两人和警察急忙赶过去，只见街上车水马龙，人来人往，个个都想在这阴雨之夜早些回到安身之处，没有一个闲人能告诉我们谁曾经走过。　　“于是我们又返回外交部，把楼梯和走廊搜查一遍，可是毫无结果。通往办公室的走廊上铺着一种米色漆布，一有脚印就很容易发现。我们检查得非常仔细，可是连一点脚印的痕迹也没有找到。”　　“那天晚上一直在下雨吗？”　　“大约从七点钟开始下的雨。”　　“那么，那个女人大约在九点钟左右进到室内，穿着带泥的靴子，怎么能没有留下脚印呢？”　　“我很高兴你指出这一点。那时我也想到了。这个杂役女工有个习惯，就是在看门人房里脱掉靴子，换上布拖鞋。”　　“明白了。那么说，虽然当晚下着雨，却没有发现脚印，对吗？这一连串事件的确非常重要。下一步你们又是怎么做的呢？”　　“我们也把房间检查了一遍。这房间不可能有暗门，窗户离地面足有三十英尺。两扇窗户都从里面插上插销了。地板上铺着地毯，不可能有地道门，天花板是普通白灰刷的。我敢拿性命担保，无论是谁偷了我的文件，他只能从房门逃跑。”　　“壁炉的情况怎么样呢？”　　“那里没有壁炉，只有一个火炉。电铃正在我写字台的右首。谁要按铃都必须到我写字台右首去按。可是为什么罪犯要去按铃呢？这是一个最难解释的疑团。”　　“这件事确实非同寻常。你们的下一步措施是什么呢？我想，你们检查过房间，看看那位不速之客有没有留下什么痕迹，象烟蒂、失落的手套、发夹或其它什么小东西，是吗？”　　“没有这一类东西。”　　“没有闻到什么气味吗？”　　“唉，我们没有想到这一点。”　　“啊，在调查这样的案件时，即使有一点烟草气味对我们也是很有价值的。”　　“我一向不吸烟，我想，只要屋里有一点烟味，我就会闻出来的。可是那里一点烟味也没有。唯一确凿的事实就是看门人的妻子，那个叫坦盖太太的女人，是从那地方慌忙走出来的，看门人对这件事实也无法解释，他只是说他妻子平常就是在这个时间回家。警察和我一致认为，如果文件确实在那个女人手里，那我们最好趁她没把文件脱手就把她抓住。　　“这时苏格兰场已接到警报，侦探福布斯先生立即赶来，全力以赴地接过了这件案子。我们租了一辆双轮双座马车，半小时就到了看门人告诉我们的地点。一个年轻女子开了门，她是坦盖太太的长女。她母亲还没回来，她把我们让进前厅等候。　　“十分钟以后，有人敲门。这时我们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对这一点我只能责怪自己。这就是我们没有亲自开门，而是让那个姑娘去开。我们听到她说，‘妈妈，家里来了两个人，正等着要见你。’接着我们就听到一阵脚步声急促地走进过道。福布斯猛然把门推开，我们两个人跑进后屋也就是厨房，可是那女人抢先走了进去。她带着敌意望着我们，后来，突然认出了我，脸上浮现出一种十分诧异的表情。　　“‘怎么，这不是部里的费尔普斯先生么！’她大声说道。　　“‘喂，喂，你把我们当作什么人了？为什么躲开我们？’我的同伴问道。　　“‘我以为你们是旧货商呢，’她说道，‘我们和一个商人有纠葛。’　　“‘这理由是不十分充足的，’福布斯回答道，‘我们有根据认为你从外交部拿走了一份重要文件，然后跑到这里处理它。你必须随我们一起到苏格兰场去接受搜查。’　　“她提出抗议，进行抵抗，都徒劳无益。我们叫来了一辆四轮马车，三个人都坐进去。临走以前，我们先检查了这间厨房，尤其是厨房里的炉火，看看她是否在她一个人到这儿的时候把文件扔进火里。然而，没有一点碎屑或灰烬的痕迹。我们一到苏格兰场，立即把她交给女搜查员。我非常焦急，好不容易才等到女检查员送来了报告，可是报告说文件毫无踪影。　　“这时，我才开始意识到我的处境可怕到了极点，迄今为止，我只顾行动，根本没顾上思考。我一直深信可以很快找到那份协定，因此我根本不敢想如果找不到，后果如何。可是现在既已一筹莫展，我就有空来考虑自己的处境了。这实在太可怕了。华生可能已告诉你，我在学校时，是一个胆怯而敏感的孩子。我的性格就是这样。我想到我舅父和他内阁里的同僚，想到我给他带来的耻辱，给我自己和亲友带来的耻辱，我个人成为这个非常离奇的意外事件的牺牲品，又算得了什么呢？重要的是外交利益事关重大，绝不允许出一点意外事故的。我算毁了，毫无希望地可耻地毁了。我不知道我做了些什么。我想我一定是当众大闹了一场。我只模模糊糊地记得当时有一些同事围着我，尽力安慰我。有一个同事陪我一起乘车到滑铁卢，把我送上去沃金的火车。我相信，当时如果不是我的邻居费里尔医生也乘这次火车同行，那么那位同事会一直把我送到家的。这位医生对我照顾得非常周到，也确实多亏他这样照顾我，因为我在车站就已昏厥过一次，在我到家之前几乎成了一个语无伦次的疯子。　　“你可以想象，当医生按铃把我家里人从睡梦中惊醒，他们看到我这副样子时的情景。可怜的安妮和我母亲几乎肝肠寸断。费里尔医生刚刚在车站听侦探讲过事情的由来，便把经过对我家人讲了一遍，但无济于事。谁都很清楚，我的病不是一时半会就能治好的，所以约瑟夫就被迫匆忙地搬出了这间心爱的卧室，把它改成了我的病房。福尔摩斯先生，我在这里已经躺了九个多星期，不省人事，脑神经极度错乱，要不是哈里森小姐在这里，还有医生的关心，我就是现在也不能和你们讲话。安妮小姐白天照看我，另雇一位护士晚上守护我，因为在我神经病发作时，我什么事都能做出来。我的头脑逐渐清醒过来，不过只是最近三天，我的记忆力才完全恢复。有时我甚至希望它不恢复才好呢。我办的第一件事就是给经手这件案子的福布斯先生发去一封电报。他来到这里，向我说明，虽然用尽一切办法，却找不到任何线索；运用各种手段检查了看门人和他的妻子，也未能把事情弄清楚。于是警方又把怀疑目标落到年轻的戈罗特身上，读者当还记得，戈罗特就是那天晚上下班以后在办公室里逗留过很长时间的那个人。他实际上只有两点可疑：一点是他走得晚，另一点是他的法国姓名。可是，事实是，在他走以前，我还没有开始抄那份协定；他的祖先是胡格诺派教徒血统，但他在习惯和感情上，象你我一样，是英国人的。无论怎么说，也找不出什么确实的根据把他牵连进去。于是这件案子到此就停下来。福尔摩斯先生，我把最后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你身上了。如果你使我失望的话，那么我的荣誉和地位都将永远断送了。”　　由于谈话过久，感到疲乏，病人便斜靠在垫子上，这时护士给他倒了一杯镇静剂。福尔摩斯头向后仰，双目微闭，坐在那里默默不语，在一个陌生的人看来，似乎是无精打彩的样子，不过我知道这表示他正在非常紧张地思索着。　　“你讲得很明白，”他终于说道，“我需要问的问题已经不多了。但是，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还要弄明白。你告诉过什么人你要执行这一项特殊任务吗？”　　“一个人也没告诉过。”　　“比方说，这里的哈里森小姐你也没有告诉吗？”　　“没有。在我接受命令和执行任务这段时间里，我没有回沃金来。”　　“你的亲友里没有一个人碰巧去看你吗？”　　“你的亲友中有人知道你办公室的路径吗？”　　“啊，是的，那里的路径我都告诉过他们。”　　“当然，如果你没有对任何人讲过有关协定的事，那么这些询问就没有必要了。”　　“我什么也没讲过。”　　“你对看门人了解吗？”　　“我只知道他原来是一个老兵。”　　“是哪一团的？”　　“啊，我听说，是科尔斯特里姆警卫队的。”　　“谢谢你。我相信，我能从福布斯那里得知详情。官方非常善于搜集事实，可是他们却不是经常能利用这些事实。啊，玫瑰花这东西多么可爱啊！”　　他走过长沙发，到开着的窗前，伸手扶起一根低垂着的玫瑰花枝，欣赏着娇绿艳红的花团。在我看来，这还是他性格中一个新的方面，因为我以前还从未见过他对自然物表现出强烈的爱好。　　“天下事没有比宗教更需要推理法的了。”他把背斜靠着百叶窗，说道，“推理法可能被推理学者们逐步树立为一门精密的学科。按照推理法，据我看来，我们对上帝仁慈的最高信仰，就是寄托于鲜花之中。因为一切其它的东西：我们的本领，我们的愿望，我们的食物，这一切首先都是为了生存的需要。而这种花朵就迥然不同了。它的香气和它的色泽都是生命的点缀，而不是生存的条件。只有仁慈才能产生这些不凡的品格。所以我再说一遍，人类在鲜花中寄托着巨大的希望。”　　珀西·费尔普斯和他的护理人在福尔摩斯论证时望着他，脸上流露出惊奇和极度失望的神色。福尔摩斯手中拿着玫瑰花陷入沉思，这样过了几分钟，那位年轻的女子打破了沉寂。　　“你看出解决这一疑团的希望了吗？福尔摩斯先生，”她用有点刺耳的声音问道。　　“啊，这个疑团！”福尔摩斯一愣，才又回到现实生活中来，回答道，“嗯，如果否认这件案子复杂而又难解，那是愚蠢的。不过我可以答应你们，我要深入调查这件事，并把我所了解的一切情况告诉你们。”　　“你看出什么线索了吗？”　　“你已经给我提供了七个线索，不过我当然必须先检验一番，才能断定它们的价值。”　　“你怀疑哪一个人吗？”　　“我怀疑我自己。”　　“什么？！”　　“怀疑我的结论做得太快。”　　“那就回伦敦去检验你的结论吧。”　　“你的建议非常妙，哈里森小姐，”福尔摩斯站起身来说道，“我想，华生，我们不能再有更好的办法了。费尔普斯先生，你不要抱过高的奢望。这件事是非常扑朔迷离的。”　　“我焦急万分地等着再和你见面。”这位外交人员大声说道。　　“好，虽然未必能带给你什么好消息，明天我还是乘这班车来看你。”　　“愿上帝保佑你成功，”我们的委托人高声叫道，“我知道正在采取措施，这就给了我新生的力量。顺便说一下，我接到霍尔德赫斯特勋爵的一封信。”　　“啊！他说了些什么？”　　“他表示冷淡，但并不严厉。我断定是因为我重病在身他才没有苛责我。他反复说事关绝密，又说除非我恢复了健康，有机会补救我的过失，我的前程——当然他是指我被革职——是无法挽回的。”　　“啊，这是合情合理而又考虑周到的，”福尔摩斯说道，“走啊，华生，我们在城里还有一整天的工作要做呢。”　　约瑟夫·哈里森先生用马车把我们送到火车站，我们很快搭上了去朴次茅斯的火车。福尔摩斯沉浸于深思之中，一直缄默无言，直到我们过了克拉彭枢纽站，才张口说话：“无论走哪条铁路线进伦敦，都能居高临下地看到这样一些房子，这真是一件令人非常高兴的事。”　　我以为他是在说笑话，因为这景色实在不堪入目，可是他立即解释道：“你看那一片孤立的大房子，它们矗立于青石之上，就象铅灰色海洋中的砖瓦之岛一般。”　　“那是一些寄宿学校。”　　“那是灯塔，我的伙计！未来的灯塔！每一座灯塔里都装满千百颗光辉灿烂的小种子，将来英国在他们这一代将更加明智富强，我想，费尔普斯这个人不会饮酒吧？”　　“我想他不会饮酒。”　　“我也这样想，可是我们应该把一切可能都预料到。这可怜的人已陷入水深火热之中，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能力救他上岸。你认为哈里森小姐怎么样？”　　“她是一个性格刚强的姑娘。”　　“对，可她是一个好人，不然就是我看错了。她和她的哥哥是诺森伯兰附近一个铁器制造商的仅有的两个孩子。去冬旅行时，费尔普斯与她订了婚，她哥哥陪同她前来和费尔普斯家里人见面。正好出了这件不幸的事，她便留下来照顾未婚夫，她的哥哥约瑟夫·哈里森发觉这里相当舒适，便也留下来。你看，我已经做了一些单独的调查。不过今天一天，我必须进行调查工作。”　　“我的医务……”我开始说道。　　“啊，若是你觉得你的那些业务比我这案件更重要……”　　福尔摩斯有些尖刻地说道。　　“我是想说我的医务不妨耽搁一两天，因为这是一年里最清淡的时候。”　　“太好了，”福尔摩斯说道，他又恢复了高兴的心情，“那我们就一起来研究这件案子吧。我想应该从访问福布斯入手。　　他大概能讲出我们所要的一切细节，然后我们就知道，从哪一方面来破案。”　　“你是说，你已经有线索了？”　　“对，我们已经有几个线索了，不过只有经过进一步调查，才能检验它的价值。没有犯罪动机的案件是最难查办的。但这件案子并非没有犯罪动机。什么人能从中得到好处呢？法国大使、俄国大使、那位可以把该协定出卖给其中一个大使的人、还有霍尔德赫斯特勋爵。”　　“霍尔德赫斯特勋爵！”　　“对，可以想象一个政治家出于需要，可以毫不后悔地借机销毁这样一份文件。”　　“霍尔德赫斯特勋爵不是一个有光荣履历的内阁大臣吗？”　　“这是可能的，我们也不能忽视这一点。我们今天就去拜访这位高贵的勋爵，看看他能不能告诉我们一些情况，同时，我已经在进行调查了。”　　“已经进行了？”　　“对，我从沃金车站给伦敦各家晚报都发了一份电报。每家晚报都将刊登这样一份广告。”　　福尔摩斯交给我一张纸，这纸是从日记本上撕下来的，上面用铅笔写着：　　五月二十三日晚九点三刻，在查尔斯街外交部门口或附近，从一辆马车上下来一位乘客，知者请将马车号码告知贝克街２２１号乙，赏金十镑。　　“你确信那个盗贼是乘马车来的吗？”　　“即使不是也无妨。假使费尔普斯说得不错，无论办公室或走廊都没有藏身之地，那么，那个人一定是从外面进来的。　　而如果他在这样阴雨的夜晚从外面进来，走后几分钟就进行检查，也没有发现漆布上留有湿漉漉的脚印，那么，他非常可能是乘车来的。对，我想我们可以十分肯定地推断，他是乘马车来的。”　　“这听起来似乎有道理。”　　“这是我说的一个线索。它可以使我们得出某种结论。当然，还有那铃声，这是本案最特殊的一点。为什么要按铃呢？是不是那个盗贼出于虚张声势？要不就是有人和盗贼一起进来，故意按铃以防止盗贼行窃。或者是出于无意的？或者是……”他重新陷入方才那种紧张的思索之中，我对他的心情是颇为了解的，他一定是突然又想到了一些新的可能性。　　我们到达终点站时，已经三点二十分了，在小饭馆匆忙吃过午餐，立即赶往苏格兰场。因为福尔摩斯已经给福布斯打过电报，所以他正迎候我们。这人五短身材，獐头鼠目，态度尖酸刻薄，毫不友好。特别是他听说了我们的来意以后，对我们更加冷淡。　　“在这以前，我已经听说过你的方法，福尔摩斯先生，”他尖酸刻薄地说道，“你很乐意利用警方供给你的一切情报，然后你自己设法去结案，让警方丢脸。”　　“恰恰相反，”福尔摩斯说道，“在我过去破获的五十三件案子里，只有四件案子署过我的名，而警方在四十九件案子里获得了全部荣誉。我不责怪你，因为你不了解这个情况，因为你年轻，没有经验。可是如果你想在你的新职业中求得上进，那你最好和我合作而不要反对我。”　　“我非常愿意听你指点一二，”这位侦探改变了态度说道，“到目前为止我从办案中的确还没有获得过荣誉呢。”　　“你采取过什么措施呢？”　　“一直在盯看门人坦盖的梢，但他离开警卫队时名声很好，我们也找不到什么嫌疑。不过他妻子是一个坏家伙，我想，她对这件事知道很多，并不象她表面上装的那样。”　　“你跟踪过她吗？”　　“我们派了一个女侦探跟踪她。坦盖太太好饮酒，女侦探就趁她高兴陪她饮酒，可是从她身上一无所获。”　　“我听说有一些旧货商到过她家？”　　“是的，可是她已偿清了欠他们的债务。”　　“这笔钱是从哪里来的呢？”　　“一切都正常。看门人刚领到年金，但他们却不象手头宽裕的样子。”　　“那天晚上费尔普斯先生按铃要咖啡，她上去应承，对这一点她怎么解释呢？”　　“她说，她丈夫非常疲惫，她愿替他代劳。”　　“对，过了一会就发现他睡在椅子上，这当然符合情况了。　　那么说，除了这女人的品行不好以外，再没有任何别的罪证了。你没有问她，那天晚上她为什么那么匆忙离去吗？连警察都注意到她那慌张的神情了。”　　“她那天已经比平常晚了，所以急于赶回家去。”　　“你有没有给她指出来，你和费尔普斯先生至少比她晚动身二十分钟，却比她早到？”　　“她解释说，这是因为双轮双座马车比公共马车快。”　　“她有没有说清楚，为什么到家以后，她跑进后厨房去？”　　“她说，因为她的钱放在后厨房里，要取出来付给旧货商。”　　“她对每件事都作了答复。你有没有问她，在她离开现场时，可曾遇到或是看见什么人在查尔斯街上徘徊？”　　“除了警察她谁也没有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