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模仿：你确实不需要重新发明轮子-4

提高效能的新“拿来主义”（1）吴墉刚才我们已经提及到了“拿来主义”，已经知道温州商人很擅长“拿来主义”。当然，很多中国人也都知道“拿来主义”这个词，但真正懂得“拿来主义”之内涵的，则相对要少得多。那么，什么叫“拿来主义”，为什么要实行“拿来主义”，怎样才能实行“拿来主义”呢？唱卡拉OK，玩跳舞机，想起拿来主义卡拉OK是20世纪末的一个新兴产物。走在城市的大街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诸如此类的霓虹灯广告：“一楼生猛海鲜，二楼卡拉OK，三楼桑拿按摩”。作为酒楼饭庄的一种配套设施，卡拉OK不失为一种帮助消化的胃药。刚开始，发明卡拉OK的人，就是为了满足人们的作秀欲的，因此，大街小巷便传遍了五音不全的嘶哑呐喊。可是，当卡拉OK逐渐演变为一种公关手段时，卡拉OK的风气似乎多了几分暧昧意味，就和桑拿、按摩一起，成为了人们夜生活的一部分。进入2000年以来，大街小巷又仿佛雨夜春笋似的冒出了一种类似于卡拉OK的新玩意儿，它叫“跳舞机”。要说这跳舞机的玩法其实和卡拉OK差不多，当你踩上踏板，跟着音乐的节奏，上上下下地跳呀跳，游戏室里常有高手的脚法快捷，于是博得了围观观众们的喝彩，站在机台上的心里美滋滋的，台下的却还在期盼，什么时候我也能……于是热衷于跳舞机的人越来越多。其实，跳舞机就是一种变异的DISCO，加入了电子游戏的几大因素，它便迅速火爆，这其中的原因应该和卡拉OK的流行差不多吧。正如卡拉OK搞俗了流行音乐，跳舞机也让普通老百姓有了过一把“舞台秀”瘾的机会，而且这倒十分适合那些新新人类们的需要。于是，塑料材质的跳舞毯很快便满街全是，推窗可见了。只不过，不管跳舞机也好，卡拉OK也罢，还有那许许多多的俗玩意儿却都不是咱们中国人自己创造的，这些都是来自东瀛扶桑的泊来品！这不由得不使我们中国人深思：小鬼子们想出来的东西为什么这么好玩，而咱中国人的脑子绝不比小日本差，为什么到现在还在琢磨那几千年传下来的传统东西，却不去创造发展咱中国的跳舞机、卡拉OK呢？由此可见，中国人的创造力还远远没有使出来，闲下心来想想，从跳舞机、卡拉OK这些新玩意儿上我们应该学到些什么呢？好东西我们也应该遵循一把“拿来主义”啦！对不起，我是应该回到我们的主题“拿来主义”上来了，因为我对“拿来主义”的联想热度开始升温了。其实，“拿来主义”未必不比卡拉OK、热舞机这些好玩意儿“热”哦。21世纪我们很需要“拿来主义”很多中国人都知道“拿来主义”这个词，尽管未必都懂得其真正内涵。“拿来主义”之说，不知始于何人、何年。但是，鲁迅先生的一篇杂文《拿来主义》所述的中心“拿来主义”，却是被大多数国人留在了记忆里。《拿来主义》是我国大文学家鲁迅先生于上世纪30年代写的一篇关于继承文化遗产问题的杂文。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在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军事围剿的同时，实行反革命的文化“围剿”，于是各种错误思潮也随之泛滥，一些封建遗老遗少叫嚷复古主义，卖国求荣的“全盘西化”论甚嚣尘上，左翼文艺队伍中对要不要继承文化遗产的问题也思想混乱，颇多分歧。面对如此背景，鲁迅先生写下了这篇杂文，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的原理和方法，旗帜鲜明地提倡“拿来主义”，反对“闭关主义”和“送去主义”，主张从文化遗产中吸取精华、剔除糟粕。这与毛泽东同志后来提倡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如今，处于21世纪初的社会，人们对“拿来主义”的翻版和演绎，毫不夸张地说是可谓无所不及。各种花样层出不竭：有国家的“拿来主义”，有个人的“拿来主义”，有政治的“拿来主义”，有物质的“拿来主义”，更有精神层面的“拿来主义”。虽然面孔不同、内容也大相径庭，但实质却出人意料地一致：只要对自己有利，就要“拿来”。当然，无数“拿来主义”的事实结果也证明了，“拿来主义”真的很好使，能够节省掉很多时间，让自己少走很多弯路，可以取得更高的效能。从大的层面上看“拿来主义”。中国在上个世纪之交，正顽强抗拒着帝国主义列强轰开国门。经过百年的革命和改革，20世纪过后已能够自主地开放国门。中国人经过一百多年的探索，对世界先进文明从拒斥转为进取，是先从器物层次开始的，以洋务运动为标志。尔后进到制度层次，以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为标志。尔后又进到思想文化层次，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标志。对资本主义时代产生的物质与精神成果，是一概视为资产阶级独占的产品加以拒斥，还是有分析地视为各国人民共同创造的文明财富，可以相互学习、借鉴和利用？这个问题，在器物层次已不复存在了，君不见：“奔驰”满地跑，“波音”满天飞，享用“世界名牌”成时尚。在制度层次上，共和政体早被采用，市场经济迟被采用。在文化层次上，桥牌、传媒文化、卡拉OK等等都已蔚然成风，个人权益包括人权保障也越来越受重视，并逐步法制化。那么21世纪所需要进一步分析和解决的问题，恐怕是还有哪些先进文化、思想观念等等，只能让外国资产阶级所垄断，不能为中国人民所利用。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可能不再需要一百年了吧。当然，对“拿来主义”提出非议的人还是比较多的。其实，“拿来主义”本身无可厚非。鲁迅先生当年之所以力倡，究其根底还是咱们国家缺少这么一种意识、一种精神——当然，更缺少这样一种底气和实力。“拿来主义”的对象，是别人的东西，而对自身或发展、或强大等有利，而“拿来”为己所用。“拿来主义”的方式无非是文明与非文明两大类。这是一种原始和本能的意识，没有什么可以置喙的。只是，我们在行使“拿来主义”时遇到的问题是：既然是人家的东西，你就不一定很熟悉、很了解，“拿来”的也不一定就合适。况且，这里还有一个你怎么“拿来”的前提需要解决。当然，我们也许对“拿来主义”还是比较了解的，它的核心理念其实就是“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当然，现在虽然有的人使用“拿来主义”时发挥得淋漓尽致，但也有更多的人只懂得表面上的“拿来”，却并没有真正懂得什么才是真正的“拿来主义”。若鲁迅先生在天有灵，会对时下的“拿来主义”之现状，至少是喜忧参半的。每一个国家、个人，无不向往着围绕自身的各种利益去“拿来”。如果你想加快发展的步伐，无疑要学会如何“拿来”。“拿来”也是依靠实力的。无数历史业已印证，我们无需去求证或探讨什么，我们当务之急：不仅要韬光养晦，不仅要埋头建设，不仅要“图大谋”，更要审时度势，更要眼观六路，更要严点内外，全面综合地发展自己。有一点非常重要：现在我们肯定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那么我们就必须学会“拿来主义”，向比我们强的人“拿”，向比我们做得好的人“拿”。当然，要记住：“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提高效能的新“拿来主义”（2）吴墉谁把“拿来主义”发挥得淋漓尽致？刚才我们已经看到，将“拿来主义”发挥得最好的恐怕还得数日本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短短的几十年间，日本就迅速建立了其在世界经济中的显要地位。究其原因，应该有“拿来主义”的因素在起作用。正如鲁迅先生早已发现的“拿来主义”之精粹那样，日本人正是凭着顽强的“拿来精神”，广泛地学习其他民族和国家的技术优势，利用着其他经济系统中总结出来的捷径，再加上自身善于学习的特点，才得以在较短的时间里，形成了非常有特色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系统。这是一个建立在明治维新后所形成的社会体制，与西方科学及经济理论共同构建的社会发展结构。事实证明，它在信息时代之前及信息时代早期，都对日本的社会发展起到了非常积极的推动作用。虽然在近几年，这种社会发展思路开始出现了一些问题，但它毕竟已经帮助日本展开了经济腾飞的翅膀。“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是拿来主义的精髓所在。对于日本人来说，社会发展的基础就是将“拿来主义”的精髓发挥得淋漓尽致。日本人是如何将以模仿、学习、借鉴和创新为核心的“拿来主义”做到极致的，这里不再详谈，因为其他章节已有详细探讨。最后只想稍为提一下我们对待“拿来主义”的观念。试举一例。在电脑软件行业，有时候我们能听到这样的声音：“为什么所有使用者都要按照微软的产品使用方式来工作？”其实这其中有非常狭隘的思想，易用性的确是一个办公类软件产品最重要的因素，但既然已经被证明了是合理的和好用的，为什么又不承认呢？重新改变习惯，谈何容易。在反击微软或其他国际软件公司的垄断局面的时候，大可不必对他们的产品功能或使用习惯进行攻击。有时候，我们不必对使用者们已经认可的东西去怀疑和质疑，进而再去投入巨大的人力和物力重新来过。为此，我们应该埋下头来，好好下些“拿来主义”的工夫。先解决自身产品的核心技术问题，再在关键部分与细节上完善起来，然后，才能够像日本那样，叫板世界经济。从未来看现在拿来主义不是提升效能的惟一的形式，也非永久。在运用这种形式的时候要注意市场规律，因为太盲目，就会产生负面的影响。那么怎样做好“拿来主义”呢？关键是能够理解鲁迅先生当年提出的一句精言：“所以我们要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20世纪二三十年代，面对积弱的祖国，鲁迅先生大力提倡着“拿来主义”，他意在激励国人以“取以精华，弃其糟粕”的态度将外来文化大胆拿来为我所用。如果你至今仍然认为“拿来主义”不可取，那么，你也可以找一点时间思考一下，比较一下了。“跟在别人屁股后面走路”的确是件很丢脸的事情，但后来居上的事情又不是什么天方夜谭，当初美国电影也是走过了二三十年的长路才超过德法的！日韩受中国文化影响是举世公认的。如今我国发展较为落后（希望很快会赶上并超过），如果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一些有用的东西，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他们原本就是从我们这学去的！别忘了可以重新“拿来”。当然，要有一个自来水的过滤网。都后WTO时代了，路就摆我们面前，只要有更多的人走，终有一天它会成为通向罗马的大路……提高效能的新“拿来主义”（3）吴墉附件1：《拿来主义》作者：鲁迅中国一向是所谓“闭关主义”，自己不去，别人也不许来。自从给枪炮打破了大门之后，又碰了一串钉子，到现在，成了什么都是“送去主义“了。别的且不说罢，单是学艺上的东西，近来就先送一批古董到巴黎去展览，但终“不知后事如何”；还有几位“大师”们捧着几张古画和新画，在欧洲各国一路的挂过去，叫作“发扬国光”。听说不远还要送梅兰芳博士到苏联去，以催进“象征主义”，此后是顺便到欧洲传道。我在这里不想讨论梅博士演艺和象征主义的系，总之，活人替代了古董，我敢说，也可以算得显出一点进步了。但我们没有人根据“礼尚往来”的仪节，说道：拿来！当然，能够只是送出去，也不算坏事情，一者见得丰富，二者见得大度。尼采就自诩过他是太阳，光热无穷，只是给与，不想取得。然而尼采究竟不是太阳，他发了疯。中国也不是，虽然有人说，掘起地下的煤来，就足够全世界几百年之用。但是，几百年之后呢？几百年之后，我们当然是化为魂灵，或上天堂，或落了地狱，但我们的子孙是在的，所以还应该给他们留下一点礼品。要不然，则当佳节大典之际，他们拿不出东西来，只好磕头贺喜，讨一点残羹冷炙做奖赏。这种奖赏，不要误解为“抛来”的东西，这是“抛给”的，说得冠冕些，可以称之为“送来”，我在这里不想举出实例。我在这里也并不想对于“送去”再说什么，否则太不“摩登”了。我只想鼓吹我们再吝啬一点，“送去”之外，还得“拿来”，是为“拿来主义”。但我们被“送来”的东西吓怕了。先有英国的鸦片，德国的废枪炮，后来法国的香粉，美国的电影，日本的印着“完全国货”的各种小东西。于是连清醒的青年们，也对于洋货发生了恐怖。其实，这正是因为那是“送来”的，而不是“拿来”的缘故。所以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譬如罢，我们之中的一个穷青年，因为祖上的阴功，（姑且让我们这么说说罢），得了一所大宅子，且不问他是骗来的，抢来的，或合法继承的，或是做了女婿换来的。那么，怎么办呢？我想，首先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但是，如果反对这宅子的旧主人，怕给他的东西染污了，徘徊不敢走进门，是孱头；勃然大怒，放一把火烧光，算是保存自己的清白，则是昏蛋。不过因为原是羡慕这宅子的旧主人的，而这回接受一切，欣欣然的蹩进卧室，大吸剩下的鸦片，那当然更是废物。“拿来主义”者是全不这样的。他占有，挑选。看见鱼翅，并不就抛在路上以显其“平民化”，只要有养料，也和朋友们像萝卜白菜一样的吃掉，只不用它来宴大宾；看见鸦片，也不当众摔在毛厕里，以见其彻底革命，只送到药房里去，以供治病之用，却不弄“出售存膏，售完即止”的玄虚。只有烟枪和烟灯，虽然形式和印度，波斯，阿剌伯的烟具都不同，确可以算是一种国粹，倘使背着周游世界，一定会有人看，但我想，除了送一点进博物馆之外，其余的是大可以毁掉的了。还有一群姨太太，也大以请她们各自走散为是，要不然，“拿来主义”怕未免有些危机。总之，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周星驰照葫芦画瓢吴墉有人说过：“成功的最快方式，便是模仿别人成功。”这用在搞电影事业上，也非常恰当。这方面，“证据”多得是，例如，香港喜剧之王周星驰先生就可以给我们做“人证”；再深入一些，香港电影就更加能够为我们“做证”。香港电影历来就有大量模仿别人成功之作的毛病，但香港电影有个过人之处就是把别人精神的桥段融入自己的影片之中，与自己的影片成为一个整体，如果不看原著你根本看不出模仿之处。香港“喜剧之王”模仿世界“喜剧之王”金•凯利被誉为好莱坞的喜剧天才，他有着丰富的面部表情与肢体动作。他从出道到现在，为影迷们留下了许多部杰出的作品，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表演愈发显得成熟。周星驰被誉为香港的“喜剧之王”，的确有过人之处。但比起金•凯利来却是小巫见大巫。其实从周星驰许多作品的表演，我们都可以明显看出他对金•凯利的模仿。例如，周星驰在他最得意之作《大话西游》中，孙悟空走路一晃一晃的，这就是明显从金•凯利在成名作《阿呆与阿瓜》中的扮演动物侦探走路的动作中学来的；至尊宝变成孙悟空后在与牛魔王大战时有一个经典的不雅动作：身体微蹲，双手往后挥，下体往前耸。这其实也是从《阿呆与阿瓜》中学来的；周星驰在翻身之作《喜剧之王》一片中最后以颁奖典礼结束，也是从金•凯利的《变相怪杰》中学来的。当然，这些恰到好处的模仿，并不会降低我对周星驰在这几部影片中精彩表演的尊敬之情。香港电影历来就有大量模仿别人成功之作的传统，但香港电影有一个过人之处，就是把别人精彩的桥段融入到自己的影片之中，与自己的影片成为一个整体，如果不看原著，你根本看不出模仿的痕迹。对007系列之模仿对于风扉世界的“007系列”影片，星爷自然不会“放过”模仿的机会。于是，便有了两部后来也大有票房的《国产凌凌漆》和《大内密探零零发》。《国产凌凌漆》这部风靡几许青少年的超级无厘头搞笑之作，是所有“007”戏仿作品中最为彻底的一部。它的模仿从片名就开始了：其英文片名“From Beijing With Love”当然是来自第二部“007”电影“From Russia with Love”。该片的戏仿没有伍迪•艾伦那种对原作的调侃，其主要着眼点在于戏仿本身的魅力——一种处于似与不似之间的尴尬情境。谁能忘记那杯脏兮兮的Dry　Martini；那个发明“超级间谍凳”、“太阳能电筒”的国产版“Ｑ”（罗家英饰演的“达文西”）；凌凌漆进入司令办公室之前与女秘书杜鹃的打情骂俏；用飞刀干掉歹徒后电梯上的倒影……《大内密探零零发》其实比《国产凌凌漆》更有“国产”的感觉。当然这和它是古装片不无关系。相比起其他几部来，《大内密探零零发》并非专注于戏仿本身，更像是借“007”的知名度来增加一点票房。虽然是模仿007的开头，但这部古装戏其实和007系列没有什么关系，除了一开始用中国乐器演奏的“007”主题音乐以及周星驰发明的各种稀奇古怪的道具外。当然，对于炙手可热的“007系列”，仿效它的人可多了去啦。周星驰先生只是其中比较有名的一位而已。不用回避的是，成功的电影总是不乏模仿者，但众所周知，这些仿效之作大多数不仅无法超越原典，反而会有续貂之嫌。但是，“007”系列影片的仿制品却是例外，它们多数都带有“戏仿”的倾向，即以一种调侃、嘲讽的态度去模仿原作，戏仿者不怕被人说是在模仿，恰恰相反，他们需要别人知道自己是在模仿。戏仿是一种需要与被戏仿者对照才能见其趣味的艺术，如果对原作没有了解，则无法真正读出戏仿之作的趣味。“007”系列影片之所以有如此多的戏仿者，主要原因除了片中“套路”较多（比如基本每集都会出现的Ｑ以及他的超级古怪武器、风情万种的邦德女郎等等），大概还是因为邦德这个形象实在太酷、呼风唤雨无所不能，使人总想调侃他一把。其实戏仿决不是坏事，反倒往往能引起人去看原作，从这点上说，原“007”系列还要感谢它们呢。事实上，归根到底还是由于对“007系列”的模仿，是一条非常省时间且风险低的出名和赢利之路。因此，它被大家纷纷仿效也就不足为奇了。赢利：赶走不确定的讨厌风险吴墉最麻烦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每天，我们都要面临着若干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养牛的怕疯牛病、养鸡的怕禽流感，企业决策者担心选错项目，小老板害怕卖赔本货，学生怕选错专业，待业者怕选错行业，女人怕嫁错老公……那么，什么是不确定性和风险呢？不确定性是指事物发展结果有多种可能性。怎么理解呢？例如，一项决策只产生一种可能结果时，它是确定的；而当其可能产生两种以上不同的结果时，不确定性就出现了。而风险的最简单的定义是“起作用的不确定性”，更加完整的定义是“能够影响一个或多个目标的不确定性”。例如，如果我们在香港实施一个IT项目，那么巴黎是否会下雨这个不确定性就是不相关的——谁会关心它呢？但是，如果我们的项目是重新规划英国白金汉宫的女王花园，那么伦敦下雨的概率就不仅仅是一个不确定性了——而且它会起作用。在前一种情况下，下雨仅仅是一个不相关的不确定性，而在后一种情况下，下雨就是一个风险。无论是个人、企业还是国家，最麻烦、最头疼的事情莫过于要面对各种不确定性与风险。因此，选择是最考验管理者（个人的管理者是自己）的一件事。在这个不确定性急速增加和风险无处不在的世界里，具备应变能力，以及在剧烈变化的条件下进行选择和决策，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极其重要。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对症下药，控制和降低不确定性与风险呢？图书跟风因何大行其道（1）吴墉在图书市场上，当一本书红火起来位居畅销书榜后不久，便会有一系列从名称、封面、内容、体例、甚至版式都类似的书涌现出来，从而形成一股出版潮流，这种现象，人们把它命名为“跟风出版”。在国内图书市场有待成熟的背景下，跟风出书现象相当普遍。一本书畅销后，蜂拥而上的是大量话题、书名、封面、内容文字相似的“小兄弟”。这是市场竞争过程中必然产生的现象。跟风不会赔本，应该是商业规律，如果把书换成其他的商品，跟风也是正常的事。图书生产一旦进入大众文化领域，跟风就不可避免。归根到底，图书跟风还是利益的驱动：成功的范例在前，依葫芦画瓢地机械复制，只要跟得快，既可以减少内容开发的成本，又可以降低试水市场的风险，这就是经济学上所说的“搭便车”现象。一书得道，众书升天细心的读者一定还记得当年曾误读“金庸新”、“全庸”、“古龙巨”、“琼瑶名”等人的大作，自那个时候起，中国图书市场上便开始有了一种新的游戏——“跟风出版”。这个游戏玩了多年，花样百出，甚是热闹，今天看来，游戏还在继续。据数字显示，畅销书占中国国内图书总量的6.7％，创造的利润则占整个图书市场利润的68.9％。在利益的驱动下，没有理由不跟风。“一书得道，众书升天”的现象比比皆是：一本书畅销后，很多相似的书籍马上出现，模仿话题、封面、文字，甚至是出现封面、书名几乎完全相同，内容却迥然不同的书。有专家认为，跟风是大众文化生产中一种带规律性的现象。从市场来看，跟风是非常自然的现象，有一个好的点子，即使是最好的出版社，也不一定能把这个点子用完，大家都看到这个好点子，马上来分一杯羹，这是很正常的。一个好的点子，引发不同角度的表达，应该是件好事。当然，从另一方面看，很多跟风书本身就是“出版垃圾”，这类书会加重读者的负担，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负担，还是选择上多花时间的负担。匈牙利学者阿诺德•豪泽尔在《艺术社会学》里说过，通俗文艺“总是机械地套用某些创作规则，即坚持那些畅销书、红极一时的东西的标准，某种手段一旦获得成功，就百用不厌，不管是否已经用滥了”。通俗文艺创作是这样，整个大众文化生产也差不多是这样的。记得戴安娜去世时，一个月内出现了17种关于她的书，卖出200万码洋；张国荣去世7天之内，也有两本纪念张国荣的书面世，其中一本从组稿到成书只用了5天的时间。克林顿的回忆录《我的生活》中文版“经过近两个月紧张而高效的工作”，即将面世之时，《莫妮卡•莱温斯基自述：我的爱情》已经上市，而这本书实际上是2000年在世界各地出版的名为《莫妮卡的故事》的“莱温斯基自传”。伊拉克战争、非典型肺炎、奥运会期间，图书市场上的你争我夺，绝不亚于新闻事件本身的精彩。除了畅销书之外，还有长销书。据统计，在中国四大名著中，市场上有50多个版本的《红楼梦》《西游记》，60多个版本的《水浒传》《三国演义》；外国名著更是数不胜数。有排行榜就必有跟风现象有畅销书排行榜，就一定会有跟风现象，这是市场规律造就的必然结果。有专家分析，全世界的畅销书主要有4种：第一种是爱情小说，也包括婚外情、一夜情之类；第二种是医疗保健书，当然，也包括减肥、健身、瑜珈等；第三种是励志书，又分商业励志，如《谁动了我的奶酪》、《把信送给加西亚》，一般性的励志，像刘墉、吴若权、戴晨志的书，或者像《心灵鸡汤》、《人性的弱点》；第四种是商业企管书，像《水煮三国》、《细节决定成败》、《赢》。万变不离其宗，要做畅销图书，如若以这4种为主，跟风就是必然了。是的，有畅销书排行榜的地方就一定有“跟风”。上了畅销书排行榜，表示是有实力的出版社，跟风的一般是二流的出版社。在台湾，金石堂排行榜的前三名才能有10万本的销量，因而偶像的书卖得好时，关于F4、周杰伦的书就会有好几本。而在日本，销量有一百万本的书一年只有一两本，跟风书在日本有一个特有的名词叫“泥鳅书”，有一位日本作家井狩春男写了一本书叫《这书要卖一百万本》，就专门分析了这种现象。大家都抢着出畅销书，有时就要比谁更能贴近人心，谁模仿得好。像几年前在内地畅销的《中国可以说不》就是模仿日本的《一个可以说NO的日本》。在美国，从19世纪末就有打造畅销书的理念，怕印的书卖不掉，常常会跟风。到了20世纪80年代，出版业高度垄断，最重要的出版集团只剩下像时代华纳、贝塔斯曼、新闻集团，一年要出那么多书，但创意又没有那么好，一个创意用在不同的书上也是常事。在法国，也有畅销排行榜，新的作家出头不容易，要出名就只有跟风。其实，像家电产品、衣服时尚等模仿名牌的道理也是一样的。图书跟风因何大行其道（2）吴墉有利可图令跟风大行其道在跟风出版中，模仿的对象往往是具有较高经济价值的畅销书。跟风出版的结果，必然会冲击被模仿图书的市场份额，所以在出版界中，跟风出版往往极易招致被跟风出版者的犀利批评。那么，模仿的选题策略就没有存在的依据了吗？平心而论，模仿作为策划的一种方式，和其所引发的跟风出版都有存在的道理。首先，在市场经济中，书籍和其他产品一样，满足市场需要的创新性选题如果得以实施，就会在一定时期内为出版者带来垄断性的高额利润，从而诱惑其他出版者竞相模仿出书，直到市场饱和。其次，图书作为知识载体，和其他知识产品一样，在消费中遵循着价值增值规律和边际效益递增规律。采用模仿的方式，在原书的基础上进行选题，既满足了知识生产的需要，也可满足新的图书消费需要。再次，书籍是一种分众化程度最高的媒介，读者分布零散，很难达到影视、报刊等媒介广阔的覆盖面；即使满足了相当规模特定人群某方面需要的畅销书，在销售渠道和网络限制下，也很难迅速与目标读者见面，这就为模仿者留下了市场空档。出版选题上的模仿，其关键在于对被跟风图书的创意和已开辟市场的利用，并不意味着在出版实施中从内容到形式对被模仿者的亦步亦趋。有创新就有风险。出版选题上创新的风险首先来自高失败率。据美国学者观察，在畅销书出版领域，创新的风险很高，十本书中有一两本成功就不错了。当然，如果你拥有绝对实力且资金雄厚，即使有一本成功其他九本亏钱，出版商也会大赚特赚。跟风者可以用同样的选题和风格、近似的书名和内容等方式，形成对创新图书的部分替代作用，以低成本、低定价的后发优势抢占创新者的市场；不过，有些模仿者的滥竽充数或粗制滥造伤害到了消费者，从而使读者失去对同类图书的信任，这就极不可取。创新和模仿作为选题策划之道，在跟风出版中各有存在和发展的逻辑。创新最为可贵，没有创新，就没有出版业的繁荣；没有创新，就没有模仿。但若模仿者恪守法律和道德，模仿而不抄袭，跟风而不过度，反倒也会促进出版业发展。跟对风向方能赢利跟风也是有门道的，如果跟风跟对了，就可以赢利甚至赢大利；然而，如果跟不对，也是会赔的。原本跟风就是为了尽可能地降低风险，如果跟错了方向，从而导致白扔进了钱，那就太不划算了。因此，我们经过总结，得出了以下两条图书跟风者应该注意的关键。目的就是为了帮助跟风者实现跟风所带来的经济效益。1. 选择好模仿对象，切忌盲目不同的书有不同的生命力，有的书能穿越畅销成为经典，如“四大名著”、《围城》、《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等；有的书畅销乍逝如昙花一现。跟风者只有选取生命力较长、能够在社会上产生较大影响的书作为模仿对象，才可能达到预定目的，否则就得不偿失。一些出版社为了模仿明星题材的书，分别在刘晓庆案发和张国荣去世之际，利用社会舆论热点，几天内推出关于二人生平的书，结果并没有在图书市场掀起波澜。相反，在中信出版社出版了《谁动了我的奶酪》之后，有的出版社迅速跟进，所模仿出版的“奶酪书”与它们的被模仿者一起位列畅销书榜。在先期跟风过后，又有一些出版社相继推出“奶酪书”，却迎来市场的萧条。这说明模仿选题除了选择适当的模仿对象，还要注意下面一点。2. 把握好进入市场的时机就目前国内的出版情况看，从确定模仿选题到组织编写出书，被模仿的书至少已畅销两周，如果在该期间犹豫不决或行动拖延，没等模仿的书出版，该畅销的风潮已过去，自然会造成大量的图书积压。跟风不会赔本，应该是商业规律，如果把书换成其他的商品，跟风也是正常的事。中国的出版社在商业化运作刚刚起步时，很多商业道德、游戏规则还不成熟，跟风就会特别多，以后会越来越少的。有没有创意，要分别看待，比如说，人家出一个《孙悟空是个好员工》，你就出《诸葛亮不是一个好领导》，能不能卖得好就难说了，模仿《谁动了我的奶酪》就有数十个版本，但加起来的销量还没有第一本多。一旦图书产品消费越来越个性化，越来越成熟的时候，跟风是跟不出商业成绩来的。产品需要创造业绩，就必须突出个性。你穿一件红色的衣服，别人可能也会穿一件同样颜色的衣服——广东人叫“撞衫”——成熟的消费者是不喜欢这种事的。比如说，《水煮三国》的作者成君忆自己都不会跟自己，他写的《孙悟空是个好员工》就不会用《麻辣西游》作书名。对于跟风现象，专家观点的重点常常归结到品牌问题。从短期来看，跟风可以较快得利，但如果片面追求一次性的市场价值而败坏作者与出版社的信誉，失去自己的品牌和读者的长期支持，往往得不偿失。从长远考虑，文化创新和积累是出版发展的真正根源，确定完善的市场游戏，保障良性竞争，鼓励原创，乃至整个图书市场消费水平的提高，就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了。跟风带来的负面影响虽然跟风是一条可以降低风险，获得赢利的有效途径，但是，这种方式不宜鼓吹，原因是，跟风过火也会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跟风太盛，事实上反映了整个图书生产的创造力低下。同质化的东西批量集结，随风而至，充斥市场；真正有创意的、异质化的产品，却永远稀缺。这多多少少也反映了不少出版人没有志气，缺乏能力。有志气、有能力的出版人，应该开创潮流、引领风尚，让别人来跟风；而不是“闻风而动”，跟着别人的屁股后面折腾一把，赚点快钱了事。跟风现象没什么大不了，它透露出来的文化创造能力的低下，以及不少出版人的心态浮躁缺乏理想，才可堪忧虑。“跟风现象”暴露了文化产业化路途中的浮躁心态与鱼龙混杂。解决这一问题，既需要文化图书在面向市场的过程中不断地实践和探索，又需要文化人更为冷静地自省和更有力地对文化本义的追问与坚持。跟风会导致图书市场疲软，现在国内图书购买力比较小，读者消费没有形成档次消费。由此看来，跟风越来越少，原创的作者也越来越少，原创就挣不了钱，一个作者写小说一年挣不到几个钱，就转向写剧本了，什么事挣钱，人家就趋之若鹜。在市场化程度比较低的情况下，图书跟风就比较多，在市场化程度高的情况下，跟风就会越来越少。西方市场鼓励原创，但是中国原创比较少，原创的东西不好做。有一个值得中国出版人注意的现象：在美国，图书市场高度垄断，这种垄断又是市场竞争后的高度垄断。2002年的统计数字显示，前4名的出版集团垄断了图书批发市场的80％，在这种情况下，你想跟风是不大可能的。细数“跟风”的几股风吴墉克隆畅销书——你可知道风往哪个方向吹？经管风——代表作《水煮三国》《谁动了我的奶酪》出版以后，相关的“奶酪”图书如《我能动谁的奶酪》、《谁动了我的肉包子》之类占据财经图书市场。而《没有任何借口》之后，各种“借口”的图书也是层出不穷。成君忆的《水煮三国》将现代企业的经营注入到传统的三国故事当中，用戏说的方式把企业的经营之道阐述得酣畅淋漓，销量大增后，同类书籍如雨后春笋，《水煮后三国》、《水煮楚汉风流》、《水煮春秋战国》、《麻辣三国》、《说三国话权谋》、《麻辣水浒》、《诸葛亮日记》，从其版式设计到内容选材、从其预行策划到终成模式都与《水煮三国》如出一辙。《水煮三国》销售量直逼百万大关后，新作《孙悟空是个好员工》一经问世，又引起震动，跟风者无数。魔幻风——代表作《哈利•波特》随着“哈利•波特”的持续走热，春风文艺出版社推出葛竞的“魔法学校系列”：《魔法学校之三眼猫》、《魔法学校之禁林幽灵》。专攻西方幻想文学的作家彭懿指出，早在1999年，葛竞就完成了《魔法学校》(第一部)，当时《哈利•波特》的中译文尚未问世，那时候葛竞的《魔法学校》是快乐而单纯的，但后来问世的两部厚厚续篇却让人感觉“葛竞中了罗琳的咒语”。河南人民出版社更明确打出“挑战‘哈利•波特’”的宣传口号，推出《走马神灯》，作者称，罗琳沉醉于英国古老的巫术文化，《走马神灯》则借助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以爱情小说名世的香港才女张小娴推出的“转型”新作《吸血盟1：蓝蝴蝶之吻》，香港版本后又有内地版本。而号称“中国的哈里•波特”的少年作家阳阳，继《时光魔琴》和《秦人部落》之后，又完成了第三部魔幻小说《头重脚轻》。文学风——代表作《狼图腾》《狼图腾》是2004年原创文学的一匹黑马，引发了一批“狼书”：《狼性：个人发展和团队生存的动物图腾》、《从狼群争斗中学的经营管理》、《狼图腾启示录》、《狼祸》，甚至还有《狗图腾》之类书藉问世。有意思的是，美国文学大师赫尔曼•梅尔维尔的传世名著《白鲸》竟被改名为《鲸图腾》。《鲸图腾》封面上的书名字体与《狼图腾》颇为相似，在封底印上一些著名作家对《白鲸》的赞美之辞，将“白鲸”一词全换成了“鲸图腾”，如作家马原说：“《鲸图腾》是我特别推崇的小说。”青春风——代表作《那小子真帅》《左手倒影，右手年华》引发了“左右手”之风：《左手爱情，右手你》、《右手持镰，左手拥你》、《左手快乐，右手难过》、《左手铅华，右手无奈》。《我为歌狂》之后，有《我为画狂》、《我为球狂》。可爱淘的《那小子真帅》、《那小子真帅2》在中国掀起“那小子”旋风，不但有盗版的《那小子真帅》3、4、5、6，还有《那小子真酷》、《那小子真棒》、《那女生真笨》、《那女孩子很靓》。这些书的出版都是青春写作风所至。由郭敬明亲任总监的青春文学工作室，推出青春文学《岛》，据说订货高达35万册。而韩寒的新作《长安乱》，首印也有数十万册。此外，《我要理科男》、《何乐不为》、《厨房》、《不》、《80人的火车》、《青春不解风情》、《炫板王》、《1983》等青春文学，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关注。无论是少儿社还是文艺社、无论是国有出版社还是民营书商，青春文学无一例外成为他们眼中的香饽饽。名人风——代表人物余秋雨作者名为“金庸”、“古龙”、“王朔”的小说，却出自不是众人熟知的“那个”作家之手；王跃文推出《国画》后，一本《国风》的小说现身书市；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热销之后，《挪威没有森林》的书赫然打出了广告说，这本书和《挪威的森林》相媲美。余秋雨的散文曾引起一股“大散文”创作的热潮，伴随而来的是掌声与骂声齐响。《余秋雨现象批判》、《余秋雨现象再批判》、《秋风秋雨愁煞人》、《艺术的敌人——余秋雨作品批判》、《文化口红———解读余秋雨的文化散文》、《石破天惊逗秋雨》、《余秋雨评传》、《吾师余秋雨》，批评和表扬的书比余氏原作还多。保健风——代表作《洪昭光健康忠告》美国的一项研究结果表明，花一元钱用于疾病预防，能够节省十元至一百元的医疗费用。在中国，“预防重于治疗”的健康观念也逐渐取代了“重病缠身才吃药”、“把自己的健康交给医生”等传统理念，健康专家讲座的讲稿出现六十多种“手抄本”，一本健康读物首印五万册五天内就销售一空。《洪昭光健康忠告》、《登上健康快车》、《学会吃喝睡》、《走出亚健康》、《减压养生魅力操》等图书，成了“抢手货”。保健书多了，有些内容不免东拼西凑，有调查数据显示：在减肥与健身类图书中，大约有30％属于泛泛谈论有关减肥健身的必要性，40％是零散地介绍相关常识，缺乏整体的系统性和科学性，还有30％相互搬抄。家教风——代表作《哈佛女孩刘亦婷》2000年8月，作家出版社推出了一本《哈佛女孩刘亦婷》，据称销量已经达到100多万册，还带动了一股“家教类”图书的风气，随后有《哈佛男孩张肇牧》、《剑桥女孩孟雪莹》、《东大男孩王欣华》、《北大女孩谢舒敏》、《清华男孩章启轩》等一系列图书面世。2001年7月，作家出版社又推出一个“哈佛女孩”陈元，出版《轻轻松松上哈佛》。据图书专业人士列出的书目，此后相继诞生《哈佛素质教育理念精华——如何开发少儿的智慧潜能》、《走进哈佛》、《我家笨笨上剑桥》、《哈佛才子——如何用卡尔•威特法则培养你的孩子》、《哈佛天才——用卡尔•威特法则培养出的哈佛孩子》、《卡尔•威特的教育》和《俗物与天才》、《博士姐妹》、《玩学习——三个博士姐妹的家庭教育》、《千万别管孩子》等。情感风——代表作《天亮以后说分手》数年前，《绝对隐私》后就有《单身隐私》、《情人隐私》。近两年，《天亮以后说分手》又引爆《天不亮就分手》、《天亮以后不分手》、《天亮以后说再见》、《天亮说再见》、《天亮之后说再见》等。这类书的书名、封面相近，表现形式都是口述加实录，主题内容上雷同。且细看几个副题：《天亮以后说分手——19位都市女性一夜情口述实录》；《天不亮就分手——19位当红演艺女明星、女主持人、女模特、美女作家的情感与身体之旅》；《天亮以后不分手——14位都市女性从“一夜情”走向“多夜情”情感实录》。顺着“跟风”这根藤（1）吴墉从来没有一个娱乐活动能像2005年这一届“超级女声”那样成功。这个明显脱胎于“美国偶像”，把街头平凡人包装成大众明星的娱乐节目，确实从各方面都获得了成功：收视率、短信分账和广告收入是立竿见影的收获，唱片和广告的后续赢利能力也不容小视。顺着“跟风”这根藤，我们似乎都可以预见得到，各电视台马上就都会跟风出台一大批类似的“海选”节目。面对“超级女声”的成功所带来的轰动效应，一大批跟风之作正在蠢蠢欲动，伺机而出。这一猜测是否准确，我们拭目以待。模仿美国栏目风起风落如果你是美国人，当你在电视上看到王小丫优雅地一挥手，说：“请听题”后，一定会惊呼：“这不是《百万富翁》吗？”中国的电视圈向来有“借鉴”的传统，国外的真人秀节目获得成功的同时，我们的电视几乎就没停止过“借鉴”的脚步。中央台的《欢乐英雄》有明显模仿外国真人秀节目的痕迹，《非常6+1》很有《美国偶像》之派头。事实上，早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的电视台就推出了一系列类似于《开心词典》、《幸运52》之类的节目。我国电视业起步较晚，我们落后了人家近半个世纪，模仿别人也无可厚非。只是很多电视台制作节目时，也太没有改变了，跟风可以但不要照搬，模仿就好了。君不见，只要我们一打开电视机，几乎所有的画面都是一张漂亮桌子，美女主持人与选手相对坐着，美女主持人优雅地一挥手：“请听题”，然后，选手们就开始对一些诸如火星上有没有口红、小猪和猴子有什么区别等无聊问题冥思苦想，然后向各方求助进行回答。其实，观众与参与者心里都很清楚，知道人的脑细胞有150亿个并不能证明你有多成功，能把奖金、奖品扛回家才叫成功。香港亚洲电视台曾有一个办得很红火的节目，就是抄袭《百万富翁》的，连节目名称都一样。说白了，人们还不是冲着100万奖金去的？《开心词典》虽然没有100万奖金，但也有价值几万元的奖品。于是，利益的驱使让观众的智商空前高涨，有人甚至开玩笑地说：《开心词典》让中国彻底地“扫盲”了。“扫盲”与否暂且不管，但主办方通过模仿甚至抄袭国外曾经的著名栏目，获得了丰厚的利润，这却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再回顾一下离现在更久远一些的电视节目的模仿。这些节目都曾经取得过空前的成功。比如，我们的谈话类节目。在国内，我们称之为“访谈”，在国外则叫做“脱口秀”。其实后者更能突出这个用谈话的内容与信息量来支撑娱乐节目的本质，“脱口而出”本来就比一个“谈”字要来得娱乐。不过，中国大多数谈话类节目的主持人，都不愿意承认自己的节目是娱乐节目，如果要为这些节目定义为深度、高尚、学术，那他们倒是肯定会欣然接受的。还是在十年前，被誉为“中国最好的谈话类节目”的《实话实说》开播。从此，老百姓的家长里短、名人明星的幕后故事、国际大事的专业分析以及外太空的事儿，都有人在电视上讲述、讨论、揭密着。于是，在《艺术人生》中，我们看到一件明星的家庭琐事，被拿来当传奇说；在《时事开讲》中，那些掌握着话语权的少数“专业”人士，也利用着“媒体”将他们自己的看法转换为大众意识。人们在朱军的煽情下哭泣，在白岩松的冷竣下发呆，充满了娱乐色彩。当然，中央电视台的经济效益也越来越好了。只不过，随着信息的充分共享以及大众个性越发确立与彰显，如今这些貌似高深的娱乐节目，想必也不会有太多人捧场了。前几年，郑钧有一首歌曲《怪现象》唱道：“我一个人在家，打开电视机，非常男女在做游戏。我换了一个台，又换了一个台，却始终逃不出清代”。那时如果一台电视机可以看50个频道，有20个台都在放“清宫剧”，另外20个台就在放速配节目。2003年，曾经开风气之先并大红大紫的电视速配节目《非常男女》终于寿终正寝。这个历时8年的“荧屏红娘”曾有火爆的时候，也曾创造了收视奇迹。那时，全国几乎所有省级、市级地方电视台都跟风制作了类似的节目，什么《玫瑰之约》、《今日有约》、《真情相约》等等，一到周末晚上的黄金时间，一拥而上，疯抢观众的眼球。刚一开始，出于探究别人的审美态度、情感隐私的猎奇心理，观众对荧屏上出现的各色男女还都能接受，但时间一长，这类速配节目内容单一、程序呆板、参与面窄、周期性长等缺点就暴露出来了。而且随着时代的进步，大众沟通的渠道也五花八门、越来越自由，不少观众觉得“有时间看你们搞对象，还不如我自己来段网恋呢”，因此这类速配节目的收视率也直线下降，直到最后纷纷停机。如有雷同，实属跟风顺着“跟风”这根藤，我们继续谈电视圈里的事。说到中国电视节目的“城头变幻大王旗”，不由得又联想到了如今在荧屏如今热得发烫的“韩剧”。如今的《大长今》可叫一个“火”字呀。模仿《大长今》的影视剧应该在密锣紧鼓地进行之中了吧？不过我们还是回顾一下已经发生了的对韩流的“跟风”吧。还记得《我的野蛮女友》吗？全智贤和车太贤的到位的演绎，必定仍让你难忘。韩国影片《我的野蛮女友》确实是一个电影界奇迹。这部改编自网络小说的低成本小制作，不但在世界各地均创下了卖座佳绩，捧红了导演、男女主演，还在全球引起一阵影视“野蛮风”。中国的影视界也不例外，显示出了从跟风日剧时代逐渐培养出的模仿能力。一时间“野蛮女友”、“野蛮天使”、“野蛮同学”整装待发，就连古代版的“野蛮女友”河东狮也跳将出来，大有将“野蛮”进行到底的势头。既然“野蛮”能够炒得票房大热，于是，这股“野蛮”跟风便顺理成章地席卷国内影视界的创作。在这股跟风中，又分流成两种大类，第一类是借他人之名行野蛮之“实”，这类影视剧主演借鉴了《我的野蛮女友》新奇巧妙的故事题材，往“野蛮女友”上靠拢，《河东狮吼》、《我爱你》、《非常浪漫》等就是这种类型。在这些影片中，昔日的香港玉女张柏芝和内地玉女徐静蕾摇身一变，由“玉女”180度大转弯变成了“野蛮女”，收拾起端庄、矜持和可爱，用观众和自己都不习惯的情态大声骂人、粗鲁地打人，让人不得不感叹情势比人强，“人在票房下，不能不弯腰”。第二类影视剧不但在内容和形式上模仿“野蛮女友”，就连题目也取得很顺着“跟风”这根藤（2）吴墉“近亲”，生怕别人看不懂这是“野蛮”的跟风作，《我的失忆男友》、《我的野蛮同学》、《我的野蛮天使》等，一看片名的格式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野蛮成风”的表象下，其实隐藏的还是影视创作热点跟风的老情况。这种现象可以分为两部分去看，一方面可以看出中国电影逐步走向市场，将观众视为上帝，捕捉热点，希望多拍一些观众喜闻乐见，能有票房保证的、可看性强一些的片子。实践证明，不少“野蛮”片的票房情况还是很不错的。但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这也体现了中国影视界本身存在着热点题材捕捉能力的低下。跟拍的“野蛮女友”、“恐怖片”、“姐弟恋”等卖座的热门类型片再多，也只是跟风，在拾别人的牙慧。再仔细推敲这些跟风作，只是停留在模仿的阶段。韩国电影在“野蛮女友”成功以后，也曾有过一阵跟风，但他们的跟风电影，却只是在立意上有所借鉴，故事、人物、题材完全创新，如《我的老婆是大佬》、《我的野蛮老师》、《家门荣誉》等，这种高水准的借鉴为他们赢得了更多的票房收益。还有就是电视剧题材扎堆的现象，我们屡见不鲜，如“清宫热”、“公安热”、“武侠热”什么的。在这些电视剧片头都会打出这样的字样：“本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实属巧合”。其实，大家心里都揣着明白：什么巧合？跟风罢了。不只是电视剧，如今我们眼前的荧屏上，也有着太多内外相似、如出一辙的娱乐节目。今年流行搞“速配”，明年流行搞VS，你方唱罢我登场，只为各领收视率三五年。“超女跟风”很正常再回到“超女”跟风上来。这“超女”可是一路火爆，余热继续猛涨，全国类似的节目如雨后春笋般生长起来。“超女”的火爆是必然的，因为这是国际上风行的电视节目中国化的一种表现。同样都是地球人，既然在美国可以大获成功，那么，只要能够根据中国国情，因地制宜地模仿过来，就没有不火爆的可能，就没有不赚钱的道理。类似于“超女”的这些电视节目，都是与精英文化并行的通俗文化在电视上的表现，体现了民众强烈的参与性，这也是发挥了电视最基本最主体的功能。“超女”发轫于湖南卫视同样也是必然，因为长沙的歌舞厅文化、校园文化都非常发达，民众的参与热情很高，“超女”经过两年多的发展，拥有了丰厚的土壤。同时，“超女”不是一个简单的节目形态，而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它必须有完整的制作队伍，包括导演、制片、主持、推广等，有一个非常成熟的制作班子，一旦一种节目形式确定下来，将拥有很强的执行能力以及细节上的操作能力。为全国观众制造他们喜欢的娱乐产品，“超女”自然有其值得借鉴的许多元素。“超女”引发的高收视率与高赢利，自然引发了“跟风热潮”。“跟风”是自然的，任何一家电视台都要追求收视率与回报，不过“跟风”要因地制宜，要具有独特个性，不可以完全照搬。几个可以模仿的电视节目吴墉《飞黄腾达》《飞黄腾达》是美国纽约知名房地产商唐纳德•特朗普策划和出演的真人秀节目，他每集均讲授经商成功之道。该节目在美国电视公映后即大受欢迎，现在已经是第三年连续播放了。节目内容是在精选出来的16个人中推出一个又一个商业计划，看谁能实施成功，然后一轮一轮淘汰，最后剩下一个人，这个人就被这个大投资商聘为手下一个公司的总经理，年薪高达25万美元。这个节目在NBC播出时，成为NBC争夺观众的一个王牌节目。《幸存者》本节目由CBS制作，把由全美国各地自愿者中甄选出来的16名年龄身份各异的普通人，带到南太平洋上一个风景美丽的无人孤岛上，随身只有极少量生活必需品。他们要面对自然的挑战求得生存，还要在展现自己的过人之处并赢得认同。从某一天开始，每天采用集体不记名投票的方式来淘汰掉一个人。他们可以用除了暴力以外的任何方式来党同伐异。最终存留下的人将得到100万美元的奖金。这档节目成为美国2000年最受欢迎的电视节目。《美国偶像》《美国偶像》实际是美国的业余青年歌手大奖赛，源于由英国金牌经理人富勒构思的“流行偶像”节目。两年前，美国福克斯电视台见节目大有可为，便以近亿美元买入版权，制成了美式的偶像节目。节目于2002年播出第一季，2005年已进入第四季，几乎每一季都能够超越热播电视剧，登上美国收视榜首，可谓是罕见的高收视节目。美藉华人孔庆翔就是因这个节目成为娱乐界红人的。王菲模仿的和模仿王菲的吴墉王菲曾经红透半边天，这一点应该不会有人疑议。王菲这个名字，也注定是中国乐坛的一个难以让人忘记的符号，尽管如今她似乎离我们渐行渐远。然而，王菲的歌已经在我们曾经一代人中留下了无法磨灭的深深烙印。像一个临界点，左右的数字都是根据临界点对折。王菲就是这个临界点，也就是中缝，她继承着正数的高傲又顺手撒给了身旁的负数。没有人不是在模仿中成长的，但都没有王菲的模仿如此让人无话可说；为了成名获利，许多人也都在模仿王菲，但模仿王菲给人的感觉也有一个层次的问题。因为，王菲是一个临界点。那么，王菲是靠模仿谁开始成功的呢？又有谁曾经或正在模仿着王菲呢？被王菲模仿的学习得太多容易失去自我。王菲零界点的正数方向始终排列着不多的几个数字，这几个数字的累积，让王菲成为了一个轮廓鲜明的影子。跟任何人的成长与成功都不可能是依靠真空一样，谁都会有模仿的榜样。王菲也不例外。只要你对世界乐坛了如指掌，你就会轻易地找出，谁曾经被王菲小姐模仿过。1. 被模仿者之一：酸草莓乐队(The Cranberries)要说王菲像这支爱尔兰的乐队真的很牵强，只能说王菲在尽力地模仿他们。酸草莓乐队深爱着一种从沉闷的旧俗中狂喊着、挣扎着的求救的音乐方式，一种疯狂的声音敲碎了他们安稳现实的生活镜面，使他们绝望、闷到绝望，最后又得以在绝望中重生。为什么说王菲只是在尽力地模仿他们呢？因为王非学习的瓶颈是“想要飞渡，不够技术”。酸草苺主唱Delores O.Riordan的咽音发声技术让王菲咿咿呀呀学个没够，其中“Dreams”就是王菲“梦中人”的英文原版。但王菲始终没有心情学习的是他们具有社会代言意义的忧郁，酸草莓乐队的魂魄，也是乐队最重要的东西。2. 被模仿者之二：比约克(Bjork)可惜的是，我们对比约克熟悉不久，而且她的名字是跟随着两件事物出现的：《黑暗中的舞者》和王靖雯，尽管她早已是世界流行乐坛里音域最为宽广的歌手之一。这个冰岛最诡秘的歌手把主要的精力都花在了创作一些艺术和实验性很强的音乐上，期望以此去跟主流音乐抗争。不过，从音乐上比较，王菲至今仍没有直接翻唱过她的一首歌曲。只是，从眼影、化妆、服饰到乐风、唱法，无不被那个还叫做王靖雯的纯粹的商业女子复制得淋漓尽致，并另存在了自己的记事本里，早已编辑成了头条。3. 被模仿者之三：Cocteau Twins这位王菲的英国老师，不仅让王菲翻唱出了一首著名的《知己知彼》，而且还在《浮躁》专辑中越洋为王菲操刀写了《分裂》与《扫兴》。王菲模仿的主唱Elizabeth充满恍惚迷离的超脱感，宛如仙女降世的唱腔，被喻为摇滚乐界中最美丽的声音。Cocteau Twins是新古典主义低调弦乐派的鼻祖，他们用管弦乐技法和电子音乐的完美结合，营造出了深层神秘飘渺，暗冷颓唐的音乐气氛，要是王菲真能完全模仿她们，对中国乐坛也不失为一种贡献。可惜，王菲女士已经大有半隐退的趋势。模仿王菲的曾经模仿过王菲的，正在模仿王菲的，以及想模仿王菲的人实在是没有办法列举完，几乎香港、台湾的女声里，多多少少都站在了临界点的负数面。这里并非要否定她们，只是她们模仿，事实上就是在肯定着王菲。1. 模仿王菲者之——陈慧琳刚出道的陈慧琳基本上就是按照王菲的式样设置的，不相信你可以回听1996年陈慧琳的《我不以为》，并且还可以拿着相片来对照。当初的陈慧琳，活脱脱就是又一个在王菲走红之后克隆的赝品。时至今日，陈慧琳虽然还是很红，虽然是“没头脑”和“不高兴”的卡通一代新天后，但是她的出道与成功，肯定离不开对王菲的模仿乃至克隆。2. 模仿王菲者之——许美静许美静与王菲一样都是外表冷酷和低调的人，至少这一点可以非常肯定。在许美静那张经典的《遗憾》中，浅吟低唱的“城里的月光”让人在惊艳之余不由得惊叹她的声线、形象和气质都跟王菲有着很多的相似之处。后来，在陈佳明的辅佐下，许美静的发展变成了清冽的声线。可惜的是，她在追求着并不适合自己的变化，让曲风带着“静电”飘摇下去，如今早已过气。3. 模仿王菲者之——许茹芸许茹芸的第一张专辑《讨好》并没有“讨好”歌迷，因为它一面市马上就引起了歌迷的狂轰滥炸，大家异口同声地讽刺靠抄袭王菲出片的许茹芸。从专辑的封套、曲风、唱腔乃至专辑的名称都施展了模仿秀的功力，此时的许茹芸不仅是在歌迷的口碑中失败，整张专辑也没有体现出她自己的特点。幸好，后来在季中平的磨砺中，许茹芸渐渐找到了“芸式情歌”那温柔、凄切的路线，还独自成章地成为了亚洲最美丽的女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