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一切都大不一样，”他对我说，“在蒋管区，社会阶层等级分明。我很了解，因为我是自下而上层层都经历过。那里只看你有多少金钱，做多大的官，住什么样的公馆。而在这里，人们仅仅问，‘你工作干好了吗？’我在那边当军长时，人们总是奉承我，称我大人、老爷或先生。现在没有人这样称我。哪怕我是在纺线，人们一样尊敬我。过去，我抽的是“三炮台”牌香烟，现在抽的是旱烟。在天津，我那公馆里有暖气，我在这里只有一个炭盆。二十多年来，每天我都要喝一至三十杯白兰地，现在呢，只是偶尔喝一杯‘白干儿’(本地产的酒)。“然而这种生活对我是很合适的，因为我是在农村长大的，恢复这种简朴的生活，我觉得很不错。即使在天津时期，当我闲着无事时，也常骑马去农村帮助农民收割麦子。不过那时候我和妻子坐在小汽车里，社会离我们是多么遥远。现在，我们俩都感到很接近生活，我们很喜欢这样。““好啦，就这么多，”高说，“大概这足以说明一个人是怎样变成‘匪’吧。“他哈哈大笑。“我不是共产党员，他们也不会让我把我的部队称为八路军。但是，我认为目前共产党的政策是适合当前形势的。现在还不是实行社会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是外御强敌，内除暴政。“当然，我不轻易相信高对共产党的称颂。他不这样说也不行嘛。再说，别看他强作欢颜，我看得出他内心的哀伤。我说不出一个究竟，我只见他和共军指挥员同桌吃饭时很不自然，有点紧张，说笑很勉强。也许共产党的严肃态度使他感到不对劲，也许没完没了的政治宣传使他厌烦。也可能这是我的错觉，不过我当时确有此种感觉。实际上，他内心如何想，对战争来说无关宏旨。重要的是他自觉地背叛了蒋介石。我向他告别时，他嘱咐我出去时设法找蒋介石军队中的一位高级将领，恕我在这里不说出此人的名字。高说“请告诉他，希望他理解我之所以投到这一边来，并不是由于个人有什么恩怨。希望他理解我决心参加革命，但我对他情谊仍不变。希望他在华北的国军中带头干，我们期待着他。“后来，我照他的要求做了。我出席了一次酒会，到会的不仅有蒋介石的高级文武官员乡人，还有魏德迈将军，他负有特别使命来华了解美国如何才能更好地援助蒋介石。我告诉那位中国将领说我见到了高将军，他听了大吃一惊，在人前他抓住我的衣袖，把我拉到他身边，听我向他传达高送来的口信。然后，他有点隐晦，但异常激动地说；“就来了，就来了。”果然来了。在华北，不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政府机关及后方的指挥部里一再发生类似高树勋的事件。不过，蒋介石的失败，并不仅是由于国民党将领的纷纷倒戈，还由于八路军的英勇善战哪。下面，让我们看看八路军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四十六．八路军八路军大概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一种军事组织。它不效忠于政府，却在一个中央军事指挥机构领导下作战；它的兵员是招募来的，却不领薪饷；它的军官纪律严明，却没有军衔。这支军队是如此不同凡响，它的声望也许超过中国四千年历史上任何一只战斗部队。就连它的前身中国红军，也没有象它那样突出地受到仇视或热爱，畏惧或钦佩，咒骂或赞扬。八路军的威名传四方，无论到中国的任何地方，共产党地区也好，国民党地区也好，只要你伸出拇指和食指，人家就会意你指的是八路军。八路军走到哪里，它的威名就扬到哪里。从中缅边界的丛林到满洲的雪原，从青藏高原到黄海之边，八路军转战全国各地，先后同军阀、蒋介石以及日本的一百多支军队较量。八路军的战土来自各个省份，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支全国性军队，但是没有一个国家承认他们。一句话，他们是武装的造反者。也许，统计数字最能说明这些造反者的情况。内战开始时，八路军只有一百万人左右，到一九四八年底，发展到近三百万人，部分原因是增募了新兵，但主要是补充了倒戈的国民党士兵。这时，共产党把八路军改名为人民解放军，赋予国家军队的意义，听从以毛泽东为首的五人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号令。人民解放军现在的规模和作战的范围，与当年的红军以至于抗日战争时期的八路军已不可同日而语。这在战术组织方面表现得很突出。过去，共军只能打游击战，作战单位通常不大于团一级，但是，当我在共产党地区时，他们正在从游击战发展到运动战和正规战，作战单位发展到师和军一级。共产党从不把战争看成仅仅是军事问题。他们的一线团部里，常常配有大批非军事人员。每个团里不仅有指挥员和战斗员，而且还有教员、学员、男女演员、土改干部和农业专家。因此，一支八路军部队常常不只是一个作战组织，而同时还是一所学校、一个剧团、一个劳动合作社和一个政治俱乐部。八路军战土绝大多数是青年农民。他们的平均年龄比老红军时期要大得多，我估计与我们美军的年龄水平差不多。在我调查的一个团里，士兵的平均年龄是二十三岁，身高五英尺，体重一百三十六磅。这个团的战士几乎百分之百是华北农民。老红军时代剩下的南方战土早己成为军官了。军官当中百分之七十一出身于农民，百分之十一出身干工人，百分之十二出身于学生，只有百分之六(除学生以外)是小资产阶级出身—商人、知识分子和小地主等的子弟。解放军战土的文化水平比国民党士兵高得多，比华北农民也高得多，但是与西方的标准相比，仍然是很低的。这个团百分之七十三的战士在参军时还是文盲，但是现在其中百分之二十的人认了两百字，百分之三十三的人会读和写三百字，百分之三十的人能看报纸了。这个团百分之三十三的战士参军前上过小学，能读报纸和简单的书籍。各团的战土不打仗时都要学习文化，由政治指导员和文化程度较高的同志当教员，排长们也亲自教课。战土们和指挥员一样，没有固定的薪饷。不过公家除了管伙食和发制服以外，还发给每人一点粮食，大家通常是凑起来去换蔬菜。土地法大纲实施以后，每个战士和军官以及政府工作人员都可以和农民一样分到一份土地。他们在外期间，土地由家里人或当地农民协会代耕。除了职务较高的老共产党员外，大多数军官都是本地人，少数是老红军，还有些是抗日战争时期从外面来的知识分子军官的平均年龄是：团一级三十岁，旅三十五岁，师是四十岁以上。全军年纪最大的指挥宫是朱德，其次是五十五岁的刘伯承将军。最年轻的师长是三十七岁。大多数军官是抗日战争期间行伍出身的。这不但排除了形成一个军官团的制度，而且意味着，这样的军官对于军事和每个士兵的个人问题的了解，要比军事专科学校出身的军官强得多。一般来说，军官由各个部队自己培养，而不由一个中央部门配备。由于交通不便，几乎没有什么后方专门学校，大多数候补军官由纵队和旅在战地办的学校训练。这种办法不但方便，而且免除了在战争时期使年轻的美国军官十分不满意的那种军官补充站之类机构。八路军没有军衔，却从未因此而在战场上发生混乱。军中习惯于互相敬礼，但在司令部里和后方则不需要。八路军没有诸如“皮靴必须擦得锃亮”一类的烦琐纪律，而正是这种纪律曾使战时在巴黎的美国士兵非常恼火。八路军里也没有飞扬跋扈的人物，如果出现这种人，士兵们很快就会把他整治好的。士兵们犯了过失，通常由军官或班长找他们谈话。如果继续犯错误，就在所在的排、连或营的军人大会上进行批评，责令他们“改造思想”。这种思想上和社会上的压力是极难抵挡的。犯更严重错误者要关禁闭。公然反党的人提交群众大会讨论。如果群众大会作出决定，就可以把犯人枪决。这种办法也适用于军官以及高级指挥宫。士兵有权要求召开会议，批评军官和向上级领导告状，如果判明哪个军官有错误，他通常要在群众大会上道歉或作检讨。如果他对某项控告不服，可以向上级申诉，但是无权压制控告或实行打击报复。军官或士兵没有分开的俱乐部，只有共同的军人娱乐部。美国土兵可能会觉得这样的俱乐部枯燥无味。每个连、营、旅师甚至高级司令都都有军人俱乐部。俱乐部下面分设：伙食、管理、墙报、戏剧和歌咏以及活动检查委员会。墙报委员会又分时事、问答、木刻、漫画、布告、个人计划等小组，主要由士兵们自己投稿，这与美国陆军办的《星条旗报》一类的刊物迥然不同。军官是按照所任职务称呼的，如张班长或王连长。刘伯承虽然是司令员，仍通常被称为刘师长。由于军队的规模不断扩大，曾经议论过是否制定军衔和使用符号，以便把军官们区别开来。但是由于官兵的关系如此密切，所以还没有这样做的任何必要。从外面调来一个新的军官时，他带着介绍信，虽然没有佩带军衔符号，也很快就会按制度安排妥当。最后一点，八路军里没有单为军官而设的俱乐部，医院里没有军官专用病房，也没有军官专用的食堂。这一切听起来虽然颇有点诗意，但我想恐怕不会持续长久。我所遇到的大多数军官都说，他们当然不愿象俄国人那样取消这种制度。但也有几位高级军官私下告诉我，这是革命时期的措施，和平时期或许会改变的。八路军里大多致官兵都未婚。已婚的一般都是在参军前结的婚。家在当地的士兵有时在新年节假期间获准回家结婚。一旦他有了妻子，就可以得到照顾，发给津贴费。法律保护一个战土在前线时，他的妻子不能和他离婚。但是妻子如果三年听不到她丈夫的音信，便有权再结婚。这种法律，恐怕有时保护士兵多于保护妻子。我遇到过一个女青年，她丈夫是一个旅的参谋长。她有四年没有见到她的丈夫，而男的已找到了另一个女人。她想与他离婚，但又不知道对她的孩子该怎么办。许多官兵变相地离了婚—就是说，他们抛弃了他们的妻子和家庭。事实上，我发现不幸的婚姻是使许多男人和妇女不仅参加八路军，而且投身整个革命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这也是对迫使男女青年违背自己意愿去结合的封建主义进行反抗的一种方式。有时，士兵请假回家去看家里为他选好的对象，由于士兵在部队受到相当开明的教育，还因出了家门而开阔了眼界，所以往往拒绝娶父母所选择的对象。就我之所见所闻，八路军战士很尊重农民妇女，农民对八路军道德纪律的好评，也远胜于蒋军。八路军士兵对待妇女这样好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往往是在自己的家乡一带打仗。国民党军队则是外来的，他们常常不同情当地群众。我甚至发现，由于国民党军官和八路军军官的不同，使地主也倾向共产党的事业。在某个村子里，我遇到一个地主，他的土地被分掉并因此而恨八路军。但是当国民党暂时占领那个地区时，他的女儿就象通常的地主女儿一样，是村里最漂亮的姑娘，却被迫和驻在当地的国民党指挥官睡觉。结果，尽管这个地主失去了财产，还是宁愿要八路军。八路军从最高级的指挥员到最普通的士兵，穿着都一样。不过，职务越高的人，特权也越多。营以上的指挥员发给一匹马或一头骡子。军长则可能有一辆缴获的吉普车。团长有小鬼(从家里跑出来参军的男孩)作为通讯员。官兵都不佩戴任何表明军阶或所属单位的符号。指挥员可以从他们身穿比较干净的衣服以及有时佩戴比较讲究的手枪、皮带辨别出来。从来没有军官佩挂一排奖章炫耀自己。事实上，只有工人和土兵奖章。对作战勇敢的士兵的奖赏是获得战斗英维的称号，他们的名字刊登在报纸(通常每个部队都办一份报)—上或者杂志上。凡有一般的战功的战士，其奖赏是把他们列入本部队的光荣榜上。士兵们通常一年发一套冬装和两套夏装。八路军军官没有象国民党军官那样好的西式大衣，但是八路军战士的衣服比国民党士兵要好得多，总是有冬装而且从不缺鞋穿。共产党是如何能够使他们的军队有吃、有穿并且怎样为其军队提供装备呢?共产党鼓励生产和恢复手工业的政策发生了作用，证明这样做既有利于军队也有利于农民经济的发展。至于八路军的武器装备，美国和蒋介石军队实际上是他们的主要供应者。八路军的百分之九十的大炮、机关枪和步枪都是从国民党军队手中缴获来的。边区能够生产八路军使用的百分之八十的手榴弹和百分之七十的炮弹。生产炮弹是个难题。所生产的炮弹适用于缴获的中国和日本大炮，却不适用于八路军从蒋军缴获来的美国大饱。我看到八路军部队配有美制机动105毫米大炮和火箭炮，以及一些弹药。当我在那里时，边区领导人正在争论，是改变他们大炮炮筒的口径去适应炮弹呢，还是改变炮弹以适应大炮。这是个难办的问题，因为他们无法知道他们所缴获什么口径的大炮，也不知道将缴获的大炮是中国造的、日本造的还是美国造的。八路军战士的个人装备，通常是一支步枪，两颗手榴弹，五至十发子弹，一条毯子，一套换洗的衬衣裤，一块肥皂，一个饭碗，一双筷子，一个针线包，两双鞋和一个笔记本。老战士往往有自来水笔，那是在大生产运动中获得的奖品。士兵很少有牙刷，几乎从来没有牙膏。他们不戴护身符，没有圣经，不向任何牧师忏侮，他们没有什么迷信。我所作的统计就是这些。但是要真正了解八路军，还必需了解蒋介石军队，以及这两支军队同中国革命的关系。四十七．蒋介石军队一九四五年中国内战爆发时，蒋介石军队有三大弱点。第一，它有好几年没有认真打过仗；第二，它跟中国人民对立；第三，它没有灵魂。某些爱发牢骚的蒋介石军官中流传的一些说法，颇足以说明蒋军的战斗力如何。例如说蒋军有“五不和”：一、军政不和；二、军党不和；三、军民不和；四、军内不和；五、官兵不和。还有三个不关心：一、不关心打仗；二、不关心老百姓；三、不关心自己。不论在抗日战争中还是在内战中，蒋军没有产生过一员名将，也就不足为奇了。蒋介石作为最高统帅，他的刚愎自用和喜怒无常的脾气是闻名的。他军事上指挥无方，屡遭惨败。何应钦将军是靠搞阴谋和耍手腕起家的。参谋总长陈诚是一个小蒋介石，在抗日战争和内战中是个常败将军。李宗仁将军还比较民主些，但不受蒋介石信任而无所作为。汤恩伯将军是蒋介石的同乡，他的出名与其说是由于他在台儿庄打过一次小胜仗，还不如说是由于河南人民举行暴动反对他的部队然后投向日本人。原南京警备师(蒋介石的御林军)司令顾祝同将军是个极庸碌的官僚。号称西北王的胡宗南将军是蒋介石在黄埔军校时的得意门生，他的出名是由于不抽烟、不酗酒和不玩女人，还由于他组织蓝衣社，把学生投入监狱，设集中营，以及在攻打共产党的首都延安时损兵折将。东北军事长官杜聿明，受到外国军事人员无情的挖苦，“此人妄自尊大，自己无能而又嫉炉别人，十分不称职……这是国民党的又一个失败，原因在于蒋委员长一味重用那些毫无才能之辈。“观察家们还可以补充一句：由于这个中国独裁者依靠一个狭隘的集团来维持其暴政，所以他只能是采取任人唯亲的办法。当然，在这个军官团中不仅有中世纪的代表，也有民主中国的代表。辛亥革命以来，连年的军阀混战以及后来的抗日战争使得成千上万有志青年从军，成为军官、文书、副官等等。一些略有文化的农民子弟甚至步步高升，当上了军长，如基督将军冯玉祥和广西农民出身的李宗仁将军便是。这类人痛感中国必须改革。甚至还发生过象不久前中学毕业生魏升明上尉在一九四七年七月的日记中所叙述的很痛心的故事：“这是我一生中感到最耻辱的一天。长途旅行之后士兵们很疲乏，我让他们在车站月台上休息并且给他们买了一些西瓜。团长走过来当着全连人大骂我。后来，当士兵们急忙将西瓜藏起来时，他打我耳光并踢我，我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侮辱。美国的巴顿将军曾因为打了一个土兵的耳光而受到了美国国会的批评。可我能向哪一个国会申诉呢？“象这样令人痛心的日常小事多的是。我们看到有些穷学生常常被蒋介石政府以许诺培训为军官而引诱到南京去。这些军事学校的宗旨不过是把受过良好教育的这些青年训练成为驯服的牲口和未来的奴隶工头。整个中国军队，从上到下都是不讲人道、尔虞我诈和一片恐怖气氛。没有靠山的军官终日提心吊胆，生怕因事得咎，招来杀身之祸。问一问在缅甸作过战的美国军官就知道，中国团级指挥官是如何跪在他们面前，苦苦哀求不要向上汇报他们作战中的差错，因为这会使他们被送回中国去遭枪决。还可问问某些当师长、军长的人，他们是如何在一个互相猜疑和担心受怕的舞台上渡过他们的生活。每一个军部里都充斥着特务。中统和军统特务甚至在战区司令官周围也布下阴谋和猜忌的罗网，对参谋人员逐一施加恫吓，使他们与司令官疏远。特务从军部里抓走参谋人员时，军长无权过问。蒋介石还命令某些师长对他个人负责，这种师长在战场上可以借口等待“最高”喻示而拒不接受军长的命令。这样一来，战术不是服从于战略和国家政策，而是服从于一个权欲熏心的党霸。受过孙中山先生熏陶的老一辈的有民主思想的将领，和只知道听命于蒋介石的青年将领之间互不服气，也是导致蒋军覆灭的一个因素。决定蒋军素质的，是半封建的旧中国和蒋介石的过渡期的中国，后者是法西斯主义和旧式专制主义的充满矛盾的大杂烩。在后一种情况下，军官对士兵有时还有一点战友的情谊，但更多的是象一个匪帮的头头和小喽罗的关系。在前一种情况下，军官与土兵好象是地主与农民的关系—这就是说，当官的有时表现得象一家之长似的，但总把自己手下的士兵看为不配享有人权的无知农奴。这种关系在蒋军里占统治地位，而在军队里这种等级关系比在农村里更加突出。无可否认，当兵的在中国社会里地位是最卑贱的。“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旧中国军队的民族传统就是如此。这种传统仍旧存在于蒋介石军队里。因为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了，中国社会作为整体没有得到改造，因此军队也没有得到改造。老百姓极怕军队，军队里又极瞧不起当兵的，这可以很容易地从抓农民当壮丁的方式中看出来。征兵向来是建立在贪污、行贿和权势的基础上。富人子弟从不当兵：穷人子弟从来逃脱不了当兵。一个穷苦的寡妇的独子常常被征入伍；地主的众多子弟则从不服兵役。被抓壮丁的人都是最穷苦的人，他们常常是健康条件最差的。往往一批壮丁还未到达前线就死亡了一半。‘军官认为自己有特权可以打骂土兵。在抗日战争和内战期间，我都看到过士兵们在车站月台上挨扁担，在公路上挨汽车摇把打，在房间里挨铁棍打。有一次我看到曾经在纽约当过领事官员的某上校狠打一个士兵的耳光，因为那个士兵找不到一副纸牌。当我向他提出抗议时，这个上校说：“那些哑吧畜性就吃打。“也有一些善良的军官称士兵为“弟兄”，象慈父般爱护部下。但总的来说，普通士兵的地位只比猎狗强一点，而不如骡马。事实上，骡马吃的和所受到的照顾都要比士兵好些。士兵负伤后就很少能活得成。我经常看到伤兵因为买不起车票而被赶下火车，因为军官和凶狠的军士要装运鸦片而被赶下半空着的卡车，请注意，这些伤兵不是被扔在医院里，而是扔在荒野的山路上。在医院里，我看到伤病员还没有断气就被扔在厕所里不管了。我看到伤病员躺在很脏的地方，没人照料，就象集中营里的囚犯一样。这些奴隶士兵猪狗不如的悲惨命运、痛苦绝望的生活、必死无疑的结局，迫使他们在危难中结成“生死之交”。这样，在他们受伤或挨打后，结拜兄弟将会照顾他们，而社会和军队都不管他们的死活。这就是建立在农业帮会主义、半农奴制和“矢忠领袖”基础上的蒋介石军队的情况。在整个抗日战争及其后的内战中，这个军队因为没有灵魂而不断打败仗。它的军官极端蔑视普通士兵，内部互相倾轧，很怕特务，不学无术内心自甘堕落，贪欲成性，这一切都是闻名的。在贪污成风、残暴盛行和无时不受死亡威胁的情况下，士兵们逆来顺受，被迫抢劫。他们痛恨自己的官长，又欺压百姓，而百姓对他们是又可怜又蔑视。这一切也是闻名的。中国的文明把士兵变成既是它的奴隶又是它的刽子手。美国对中国军事的干涉，到头来也未能把士兵的地位改变多少。要是美国单独抽出一支中国部队，加以训练、装备和供应，这些士兵的境遇也许会有所改善。但是一当这支军队投入战争—也就是说，回到中国生活的主流中去—它就很快回复到老路上。如要避免这种情况，除非美国把几乎全部中国军队接管过来，从而建立一个国中之国。这是因为，只要社会不改变，军队也改变不了。因此，对于士兵，正象对于农民一样，革命是很重要的。这一点似乎是老生常谈，无需赘述。然而，尽管战争和革命明明是我们时代的孪生运动，但人们往往不注意这两者之间的连结，或者有意加以掩盖。我不想装得很了解这两种十分复杂的活动的样子，但我觉得战争和革命有一个相似之处，即两者都运用人数极多的群众去实现一个政治目的。两者历不同的是，人民只是在统治者强迫下为了满足国家的目的去进行战争，而人民进行革命则完全是被悲惨生活逼得走投无路，才奋起推翻统治者以掌握自己的命运。战争把个人和国家锁在一条链子上了；革命则把这种锁链打碎—暂时的。革命战争使过去的被剥夺阶级与战争的胜负发生利害关系，从而解决上述的差异。他们从战争中得到的可能是掠夺品，也可能是获得土地或自由，这随着时间、地点和情况而定。但是只要造反的群众从你那里得到，或相信将能得到一些从旧的统治者那里得不到的东西时，他们就会竭尽其愚忠，以全部热情和勇气站在你一边战斗。虽然这一点对我们来说是清楚的，但某些有名望的将军。政治家和哲学家却发现，他们的全部战争理论在革命时期是根本不适用的。这是因为他们习惯于把历史看为是他们那个小集团创造的，所以他们不能，往往也不愿意从造反的奴隶们的立场来分析事物。因此，他们看来看去，就是看不到为什么一种力量能打倒另一种力量的道理。一百五十年以前，当欧洲各国的君主在拿破仑的神力面前一个个败北，欧洲大陆上一支支最优秀的军队发现自己的作战方法不奏效的时候，某些有真知灼见的军事家看出了失败的原因在于战争指导艺术的错误运用。但是正如那位有智慧的、老普鲁土军事哲学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所指出的：很显然，法国革命对外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与其说是由作战的新手段和新观点引起的，不如说是由彻底改变了的国策和内政、政府的特点和人民的状况等引起的。至于其他各国政府未能正确地认识这一切，企图用惯用的手段同那些新的和压倒一切的力量相抗衡，这都是政治的错误。这段话里所说的法国革命引起的变化，也完全适用于中国革命，所说的政治错误不仅适用于蒋介石，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适用于蒋介石在美国的一些盟友。装备很差的八路军竟然打败了中国独裁者美式装备的军队。至于为什么会发生这一现象，众说纷纭。国民党官员以及他们在外国的某些附和者说，国民党失败是由于中共得到俄国援助以及俄国玩弄阴谋的结果。关在书斋里的经济学者说，这是由于抗日战争造成了经济崩溃以及国民党滥发纸币的结果。顽固的军事观察家宣称，这是由于中国军队不听美国指导、蒋介石的愚蠢、地方领导人的背信弃义，等等。这些论调的宣扬者自己也许相信这一套，但也未必一定。中国士兵兵则不信这一套。如果上述理论家们敢于去探查那些普通士兵的心理，必然会发现同他们那些高论完全相反的答案。大多数人不改让自己的思想受到革命的冲击，这是一件很奇怪而又真实的事情。这种羞怯心理，在职业军官身上最根深蒂固。因此，在一般战争中表现得有良好甚至优秀才智的人，在革命战争中往往暴露出其哲学上的缺陷。在这方面的一个突出例子是一位美国将军，这个将军在美国国会做报告说，关于蒋介石，重要的不在于他是一个暴君，他确是个暴君，重要的在于他反共。我们很理解，这位将军源于军事生活的小圈子，没有机会接触普通老百姓。我们也懂得他憎恨共产主义。但是我们难以理解的是他不去核对一下情报—这本来是打仗时的例行公事。对中国人民来说，最重要的恰恰就在于蒋介石是一个暴君。谁也不会因为蒋介石跟共产党打仗而热情地拜倒在他脚下。但是确有很多人因为共产党对暴政作战而在共产党的祭坛上奋勇献身。对于蒋军士兵来说，蒋介石的暴政意味着拳打、脚踢、辱骂、殴打、饥饿、镣拷和处决。这些士兵不肯为封建主义和“民主生活方式”卖命，就不足为奇了。四十八．革命与八路军在任何一场象中国革命这样广泛、剧烈的社会大变动中，旧的军事组织和战略概念也如同旧的政治机构和社会阶级一样，被无情地冲走了。正如法国大革命废弃波旁王朝的旧贵族军队，俄国革命废除士气低落的沙皇军队那样，中国革命也摧毁了蒋介石的半封建军队体制。不过这里存在着一个重大的不同。法国人和俄国人是在夺取政权后才建立一支新型军队的，而中国人则是在夺取政权斗争过程中建立起这样一文新型军队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中国的革命军队必然比较弱，然而情况使得他们比当年的法国和俄国革命军队部更加民主、更与革命进程紧密联系着。为了推进俄国革命，布尔什维克党人有意识地破坏旧军队的士气。因此，当士兵们被迫打内战时，军官不得不采取包括处决在内的极不民主的纪律措施来重新振作土气。当法国用战争的手段向欧洲的其他地区传播自由、平等、博爱的时候，曾经取消了许多革命成果，采取了义务兵役制。中国既没有法国那样的“第三等级”，也没有俄国那样的无产阶级，于是共产党只好运用自己的军队来进行革命。因此，在我当时所到的华北，为了争取农民拥护革命，为了尊重其人格，不能去征召他们当兵。否则，共产党和蒋介石，他们的两种军队之间也就毫无区别了。由于这个原因，八路军几乎全是由志愿兵所组成的。八路军采取宣传、说服和利用地方上社会压力的办法，动员人参军。军属受到优待。村里给战士代耕土地，并照顾其亲属。在蒋管区，农民认为当兵是件丢人和悲惨的事情，而在解放区，共产党使参军成为一件光荣的事情。志愿参加八路军的青年，不是被抓壮丁的人从家里绑走，而是由全村设酒席欢送，授以锦旗，骑着骡马甚至坐着花轿，敲锣打鼓，吹吹打打，由全村小伙子和姑娘们簇拥着送走。这就使得每一个新兵感到自己参军绝不是个人的享，而是代表着全村。参军是志愿的，但服役没有具体的期限，而是决定于战争延续时间。如果一个战士开小差，他不会被关进监狱或挨打，只是给他那个村寄去一份通知，村里就会去说服他归队。如果他不回去，大家以后就不理他了。他在社会上感到孤立，往往就自动归队了。如果他接连开了三次小差，就招他送到区里劳动改造。征兵制度经过这番改革，对军事和革命都产生了好效果，因为，不仅志愿参军的共产党士兵比国民党抓来的壮丁更英勇善战。而且蒋管区的很多农民知道解放区是安全的，往往为躲避国民党抓壮丁而逃过来。因此，这种志愿兵制度使得共军的土气高昂，同时对国民党军队的士气起了瓦解的作用。但也不要以为一个农民能轻易地逃避参军。压力是巨大的。首先是宣传，往往是和土改紧密联系进行的。比如在群众大会上、日常的谈话中、讨论会和演戏时，募兵的干部说；“穷人是靠共产党、八路军斗争才得到翻身的。“为了保卫斗争的果实(农民从土改中得到的土地和粮食)必须打垮反动派，保卫家乡。“要为祖祖辈辈受贪官污吏和恶霸地主的剥削报仇。“我们要用自己的血汗来创造自由和幸福生活。大家要踊跃参军。“除了上述宣传外，还做工作让家庭成员动员子弟参军。如果这样还不行，就发动全村的人做工作，使人无法抗拒，只好参军。新兵入伍时，区长亲自为他牵马送行。到达部队，经过体格检查后，人们就向他介绍部队的历史、沿革和光荣的战绩，使他感到参加这样一支优秀部队很光荣。新兵一到达，老战士争着向他问寒问暖。有的帮他穿上军装，有的给他理发，或送他毛巾、肥皂之类的礼物。大家明显地是要使新兵感到如同在家里和在朋友中间那样温暖。这些情况国民党军官不是不知道。上文所引用的那份国民党情报中无可奈何地承认：“我方征兵时，不向人们解释，不进行教育工作，不打通人的思想，一味强迫。结果，十年来这种征兵制度弊病深重，与匪(共产党)相比，我们的情况真不堪设想。“无庸赘述，八路军对待土兵与国民党截然不同。但也不存在俄国红军初期就坚决废除了的那种极端民主化的做法。军官不是选举产生而是任命的。尽管如此，士兵们受到悉心爱护，没有一个人挨过打。指挥员不许骂士兵，甚至在批评土兵时，也不竞许发脾气。这些方法被一再证明行之有效，原因之一是八路军的兵源是华北农民。这些农民勤劳、朴素、爽直、单纯、吃苦耐劳、对人诚恳热情，但谁要是伤害他们，他们就要坚决报复。他们自尊心强，受到鼓励时，会很卖力，但如怠慢了他们，也会躺倒不干。俗话说：“宁受苦，不受气”。这样的人你越骂，他越不听你的。蒋介石的军官对这些农民只知道打，他们当然不愿为蒋介石卖命。八路军指挥员爱护这些农民，他们就成了很好的战士。这就是为什么八路军不存在什么派系的原因。八路军薪饷平等，伙食平等，待遇平等，志愿入伍，这些都是提高士气的重要因素。另一重要因素是政治教育。八路军部队从连、排到野战军都有政治指导员或政治委员，负责政治教育，提高部队士气。如果一支部队的指挥员牺牲了，政委就接替指挥，直到派来新的指挥员为止。这些政工人员的任务决不象外人所以为的那样，是为了监视军事指挥员。据我观察，八路军的政工人员和军事指挥员之间确实没有任何摩擦，不象蒋介右的军官和特务机关派出的暗探之间那样勾心斗角。八路军的做法是，司令员发布命令，政委作阵前鼓动并身先士卒冲入敌阵。共产党认为，政治教育的目的是使士兵对胜利充满信心，通过组织各种活动来保证胜利和贯彻执行上级制定的政治路线。政治指导员日常和士兵在一起时，给大家读报，报告全国各战场打败蒋介石的消息和解释战争的意义。士兵一般不爱听军官的训斥，所以共产党就让部队以班为单位成立互助组，对班里的缺点进行批评。当一个班撤离一个村庄时，互助组捡查从老百姓那儿惜来的东西是否退还了。这些事不需要指挥员的监督，因此更有效。互助组每天还用三、五分钟作公开的自我批评。比如，这个战士可能说；“今天我挖战壕没挖好。”那个战土可能说：“我没有打好机枪。”还通过政治教育使新战士不怕死。由参加过八年抗日战争的老战土传授经验，他们的结语总是说；“打仗时谁怕死就活不了，勇敢的人死不了，只有猛扑上去，在敌人还来不及打你之前于掉他。“这时，政委就插进来做政治工作：“蒋管区的人民被苛捐杂税压榨，正面临死亡的威胁。不打倒蒋介石，我们就活不成，要生存只有战斗！“每次作战之前，由政工干部向部队讲解这一仗与整个战局以至于整个中国革命有何关系，分析敌我双方的总形势，强调国民党军队士气低落，蒋管区物价暴涨，蒋管区后方暴动频起等等。八路军一切政治教育的目的，实际上是向士兵注入阶级觉悟的精神。据八路军领导人说，这是提高土气的最可靠方法。因为人们对这件事还有不少疑问，我不妨在这里介绍一下我在山西时和某军政治部主任专门就士气问题进行过的一次谈话。他告诉我说：“在我们看来，战争是通过政治觉悟进行的情感的斗争。士气包含着恨与爱，报仇和对胜利的信心。土气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而存在，不由个人力量而由社会力量所决定。它决定一次战斗的胜负，也决定整个战争的胜负。“士气来源于人民的情感。我们的战士是穿着军装的农民，他们怀着农民的心愿。他们的这种社会存在决定他们作战的士气。这些战士的士气比抗日战争时期更高，因为人们恨蒋介石胜于恨日本人，因为他们经历了土地改革，因为他们把解放区看做是自己的乡土，觉得有理由来保卫自己的家乡。“领导工作和教育工作在提高士兵气方面起着重要作用。领导工作依靠领导人的政治教育。领导人必须对自己为之而战的事业充满信心，首先他必须爱护战士，处处关心战士的生活、伙食和睡眠。你如问，是食物、装备对士气更重要呢，还是政委更重要。搞好物质条件是领导工作的一部分。如果战士没有饭吃，政治指导员当然只能是说空话。“士气也会有起伏的。一般说，对于没有战斗经验的战士，打一次败仗，或疲劳、疾病都会使士气低落。在这种情况下，要提高士气还是要依靠领导工作。暂时的挫折对老战士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但他们对领导有更高的要求，所以对他们来说，做好领导工作也很重要。“战友的阵亡会削弱新建部队的土气，对老的部队则会更激励其斗志。我们所有的纵队全是由老战土组成。本地参军的编入新部队中，逐步提高其士气。“士气远比经济条件更重要。如果我们把经济作为胜利的基础，那末我们就会失去信心，因为蒋介石的经济力量更强嘛。“我们提高士气的方法在美国军队中就行不通，因为你们的社会制度和我们不同。我们提高士气的方法是靠阶级觉悟，这种方法只在革命战争中才可以运用。“军队政工领导人把这些理论运用于实践的例子很多。战士被告诉说，他们来自被压迫阶级，他们所进行的战争就是为了消灭剥削。还向他们解释，这场内战是为他们自己，为了他们的解放，也是为了保护他们每个人。因此战士必学的第一课就是搞好军民关系。部队反复地教育战士，不可欺压老百姓，买东西一定要付钱，不许抢劫，住过的民房必须给人打扫干净，特别是不得使老百姓感到军队在侵犯他们的利益。自然，这样做是极端重要的，因为中国老百姓通常是憎恨丘八的。共产党这类政治教育所取得的成功，使任何对中国有所了解的人都感到惊奇。村干部和本地民兵对老百姓常常是很凶的，但很少听说八路军有这种事。八路军战土以自己的严明纪律及军民良好关系而自豪。军民关系的融洽，从战士对老乡亲热地称呼“大嫂”、“小兄弟”等等，也表现出来。然而比这些更能说明问题的是，人们看到靠近作战地区的农民带了猪、鸡走一、二十里路到前线慰问战士，妇女们不给自己丈夫做鞋而给亲人八路军做鞋。这些妇女还把家中唯一的炕头腾出来给过路的战士休息，把自己的衣裳剪开做绷带，并参加庆祝部队打胜仗的活动。与美国为美军所做的比起来，这是微不足道的，但比起蒋管区来，八路军和农民之间的这种合作却是了不起的。请读者不要以为上面所说的言过其实。我或许应该说明，我在战时见过美国、英国、缅甸、印度、法国、德国、俄国和中国国民党的军队，却从来没有见过象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这种类型的军队。在许多方面，八路军是与世界各国军队完全不同的。我想这主要是由于它不是从旧常备军产生的，而是从人民中产生的。极端危急的处境迫使共产党要建立一支民主的军队。附带说一句，就我所知，铁托元帅的南斯拉夫游击队是用这种方式组成的唯一的另一支军队。但你在中国共产党地区找不到任何人自称为元帅，也看不到任何穿着漂亮军装、脑前挂满勋章的人。当然，由于共产党很快就要取得全国政权，这种情况也许会改变。我想在这里介绍一下八路军的一种政治战术，这种战术可能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军队从未采用过的。这就是八路军的诉苦会。今天，八路军(现在改称为人民解放军)是由三种战士组成的：老战士、共产党地区参军的农民新战士和俘虏兵。每打一仗，捉到俘虏后，部队就找一块空地开大会。一个老战士站起来讲他如何参加八路军，如何打仗，以及现在的生活。一个新战土讲他先是如何在村里受苦，如何打倒地主闹“翻身“以及从土改中得到什么果实。然后一个俘虏经过动员，也站起来讲他在蒋介石军队中的经历，讲他如何在村里被抓壮丁，如何在军队中挨打、挨饿等等。有些人诉的苦是如此悲惨可怕，以致铁石心肠的人听了也要哭起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苦情，没有亲身经历，就讲父母受的苦。不稍说，战土能向这么多充满同情的听众畅诉自己的苦楚，产生了非同小可的影响。中国人是有哲理的民族，而中国士兵是最有哲理的。同农民一样，单个的士兵总以为自己的命苦，但当他看到人人都有一本苦情帐时，就得出天下穷人是一家的结论。这种诉苦会在士兵心灵中造成的强烈反响，比指挥员或政治指导员言教的作用更大。这种教育的作用根本无法抵消。别的军队也无法仿效。因为如果蒋介石允许他的士兵诉苦的话，那末士兵们就可能起来反抗他们自己的长官。当然，政委们利用这种诉苦会来给国民党俘虏兵上政治课。他们对国民党军官和士兵进行离间。他们对俘虏说：国民党的军官是地主和贪官污吏的子弟，他们的上辈剥削过你们的先人，而现在你们又当这些官老爷的奴隶。你们在前线打仗受罪，被打死了，压根儿也不会有人来给你们收尸，而那些有钱有势的人却在后方享福。当一个俘虏兵联系个人的苦情而控诉坏村长时，政委就把这件事联系到县长、省长、一直追到蒋介石头上。很快这个士兵就相信自己不共戴天的仇人不是县长而是中国的独裁者。政委就是这样引导俘虏兵从政治上来归纳问题的。这些新方法具有如此奇效大验，以致到了一九四七年年中，国民党的士兵白天被俘，晚上参加了一次诉苦会，第二天就参加八路军一边打仗了。在一九四七年以前，共产党总是把俘虏送到训练营去，后来由于对蒋军的政治瓦解工作成效这样显著，他们在许多地方不再觉得需要这种训练营了。共产党在欢迎蒋军士兵参加八路军的同时，也释放那些愿意回到蒋介石地区去的俘虏。事实上，他们甚至还给俘虏发回家的路费。对于共产党的这种政策已经有如此众多的中外目睹者，其真实性是无可怀疑的。一个曾在满洲被共军俘虏的美国军官，谈到蒋军第八十八师的六千士兵如何被当作贵宾请去参加大会。在山东的一个美国姑娘谈到她参观过五十名被俘的国民党将官所在的俘虏营，看到他们的伙食和居住条件比八路军自己军官的待遇还好得多。最后，我自己在国民党地区时也亲眼见过被共产党释放的数以百计的俘虏涌过防线的情形。起初，国民党对于共产党瓦解蒋军的政治战术估计不足。他们不以为意地说：“纯系宣传！”但随着开小差的土兵日渐增多，并且在国民党军官领略了共产党政治战术的厉害后，他们开始感到惊慌起来。一位蒋军军官写道：“一听到此类事情(即诉苦会)，怎教人能不伤心呢。如果我们想不出对付的办法，后果真不堪设想！ 然而蒋军的颓势已成，再也想不出任何对付的办法了。就在我写这篇文字的时候，我看到美联社从中国发出的一则电讯，描述蒋军第八十二师参谋长马文庭将军如何下令屠杀共产党将军彭德怀部下被俘的五百名土兵的情景。美联社报导说：“面色冷酷无情的马文庭这样描述大批屠杀俘虏的场面，‘我们用大砍刀将他们的头一个按一个地砍下来，用手榴弹将其余的俘虏炸死。“这些就是蒋介石的将军们的业绩。国民党和共产党对于俘虏的处理如此明显不同，以致不再需要参加评论了。这种不同之处，或许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两军在战场上取得不同战果的原因之一。现在让我们看一看战场上的情形吧。四十九．蒋介石发动进攻战争仅仅是政策的工具，但是蒋介石好象从来没有一个全盘战争计划。战役计划是有的；全盘的战争计划则无。而在同共产党发生冲突的整个过程中，我们感到他忽视了共产党的军队，而把自己获胜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夺取铁路线、城市和重要据点上。让我们再用一点时间回顾一下一九四五年，当时蒋介石避居在山城重庆。日本投降时，蒋介右所在地离沿海一千五百英里之遥，而他的宿敌共产党人却靠近华北的大城市，并要求进驻这些城市。蒋介石用两种手法来解决这个难题：他借用美国的空军和海军把自己的军队运到日本人占据的南京、天津、北平和满洲，同时说服美国政府命令战败的日军不得向在他们跟前的共产党游击队投降。这一手实在高明，很多人都佩服，但事后证明这正是中国独裁者失策之处。因为他把一师师的军队空运和海运到北平、天津和满洲的孤立据点以后，无情的逻辑迫使他必须设法使这些军队同他的首都南京以及他的实力地盘长江流域联系起来。要做到这一点，蒋介石就不得不在中国大陆上最有战略意义的华北大平原的地面上作战以打开通道。他的兵力经不起这样作战的消耗。要想对华北平原的地形有一个清楚的概念，只需在地上放一个大写的A宇，A字的左腿代表平汉铁路，右腿代表津浦铁路，中间一横代表陇海铁路。A字的顶点是蒋介石的华北集团军的司令部所在地北平；左边底端是他在华中的供应基地汉口；右边底端是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的所在地南京。A字上端的三角形可以代表华北平原的中心地带，自从一九三八年以来，共产党就在这个地区同日本人作战。这个三角形的右边中段有一处佛教圣地，名叫泰山。远古时代现在的山东省原是一片海洋，而泰山曾是海洋里的一座岛屿。A字的左下半段是一系列的山脉这些山脉俯瞅着中原，并延绵二千英里直到世界屋脊西藏。四千年来，当地的军阀们和入侵的蛮族都曾为争夺这一带地方而争斗不休。黄河象一条泥蛇，从群山西面游出来，沿着A字中间的横杠，忽上忽下，婉蜒穿越过中原，滋养着中华半壁江山。至于中原本身，可以想象出它在古代原是汪洋一片。黄河携带着厚厚的蒙古高原上的黄土，直泄在这里，造成了黄褐色的广阔陆地，就象铺筑的地面一样平坦，上面村庄星罗棋布，居住着九千万人口。正是这些人民、铁路、河流、山脉和平原的结合体，使这个地区成为世界上最值得注意的、最重要的决战战场之一。华北平原亦称黄河平原，是全国的钥匙，谁控制了它，谁就能打开通向胜利的大门。蒋介石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在一九四五年十月贸然采取了一系列的紧急进军行动，企图抢占这个地区，并希望确保长江与华北之间的陆上交通线。他调动了他在当地所有的军队，连同军阀阎锡山所部共五万人，一头扎进山西的山区里，同时，以三个军的兵力进犯东边的冀中平原。他这个行动带有铤而走险的味道，其后果是悲惨的。据守平原西部太行山区的共产党，注视着蒋介石的军事行动并看出了它的弱点。刘伯承将军率领所部五万人由山区出击，沿途又征集了五万民兵，在一个星期内就消灭了山西境内的蒋军三万人，生俘一名军长和十二名师长。然后刘伯承回师穿过山区东进，在一个星期内把冀中平原上三个军的敌人诱入包围圈，没放一枪就说动高树勋将军帅他那个军起义，刘伯承曾同他有一年时间的书信往来；在漳河两岸消灭了敌人一个军，剩下的敌人一个军向南逃窜。刘伯承这次神速的胜利本身并不是很大的战役，观察家们也没有给予足够重视。但它却使蒋介石受到震动而警觉起来：原来这些共产党已不复是十二年前他从长江流域赶走的那些半饥半饿的游击队，而已成为心腹之患了。正是由于这次战败，才产生了一九四六年马歇尔主持签订的那个短命的停战协定。蒋介石在停战期间经过一番考虑和研究，决定发动全面内战。一九四六年七月，他把手中二百五十个旅中的二百个旅投入前线，向华北平原大举进攻，仗着优势的装备，一心要与他在华北的孤军会师，并在三至六个月内结束战争。为什么蒋介石要发动全面内战呢?答案很明显：他认为自己能够获胜。数字似乎能证明这一点。敌对双方的力量对比如下，蒋介石方面共产党方面人口340，000，000 110，000，000军队4，000，000 1，200，000非正规军1，000，000 1，500，000尽管八路军在士气和机动性方面占有某些优势，但在蒋军进攻面前不得不放弃一些地盘。蒋介石起初获得了迅速的、似乎是决定性的胜利。他迅速地肃清了首都南京和主要都市上海周围地区，把共产党将军陈毅部沿着海岸赶到山东，使陈毅将军退居泰山胜地。接着，蒋介石又迅速出击，轻而易举地夺得了共产党在华北占据的唯一大城市张家口。胜利来得如此容易，以致国民党军官们说：“共产党对战术一窍不通，打仗象儿戏。“蒋军参谋总长陈诚声言战争不久即可结束。蒋军捷报频传，但几乎没有抓到共军俘虏。几个月以后，蒋军的进展缓慢下来了。蒋军占领了城市，但共军留在农村，掐住蒋军的交通线。到了一九四六年底，落介石开始发现，暂时占领供应线沿线的城镇是必要的，但这样做所需的兵力他是提供不起的。由于不能迅速结束战争，蒋介石被迫把在华北四条战线上同时进行的攻势收缩一下，集中兵力于一条主要战线上。到了一九四七年，他拟定了征服华北的新计划。他在重要的铁路交通枢纽徐州周围集结了五十万兵力，向通往北平和满洲的必经之路山东省展开强大的攻势。这条战线的激战远远超过了被大肆渲染的满洲战线，并很快成为举足轻重的战场。其时我正在共产党地区内，我看到共产党的战略家们作出了对战争的进程具有深远影响的决定。他们决定停止退却，回过头来迎击敌人。“我已经注意到，”刘伯承将军告诉我，“虽然蒋介石仍能在局部地区占上风，但由于后备力量不足，已不能把攻势继续下去了。我们认为他的兵力越打越少，不能再打大仗了。“我们已经销灭了敌人五十个旅，当我们再消灭他五十个旅时，我想我们就可以转入反攻了。“根据这种理论，共产党制定了自己的作战计划。陈毅将军以泰山为基地，独眼将军刘伯承在蒋军的东侧迂回，决定在山东站定脚跟打一次硬仗，与蒋军决一雌雄。起初，共军不得不放弃一些地盘，但是换来的是，他们很快开始抓获大批俘虏。一九四七年一月，全副美式装备的蒋军第二十六师全军覆灭。被俘的师长极不服气地对俘获他的共产党人说，他的失败不是由于共军的战术高明，而是由于蒋介石愚蠢，硬逼着他违背自己的意志冒进所造成的。可是，令人惊讶的是蒋军士兵们根本不顾本方的事业，以至在投降时丝毫没想到要毁坏手中的装备。这些武器现在被八路军全部接收过去，用来打国民党了。蒋介石不管三七二十一，还是一味推进。他又通过青岛的美国海军基地调进一个兵团南下，试图用钳形攻势包抄共军，陈毅将军不等敌人的钳子夹住自己，突然甩掉南面之敌，集中全部兵力从泰山高处居高临下，猛击从北向南进犯的敌兵团，大获全胜，几天之内俘虏了三万敌军，完全打垮了蒋介石的攻势。蒋介石被打得狼狈不堪，频领撤换司令官，先是用广东将领薛岳代替北方将领刘峙，又换成蒋的同乡汤恩伯，最后是起用江苏将领顾祝同，可是结果总是一样，损失惨重。国民党军官的士气开始急剧下降。每支部队里，都部分成了主战和停战两派。年纪较大的将领不再忠于他们的“领袖”，而是公开批评蒋介石了。三十五岁上下的军官们，原先一心想同共军决战，现在感到打下去是死路一条了。只有一部分骄横不可一世的少壮军官想要继续打下去，但是就连这些人也不免气馁了。受到非人待遇并经常受长官毒打的士兵们，由于伤亡惨重而士气丧尽。如果长官们不能身先士卒，士兵们是不愿进攻的。需要迅速向前推进的攻势，由于土兵不愿中共军的埋伏而被破坏了。尽管士兵们被告知他们是在剿匪，但他们都知道对手是传奇式的八路军。他们听说八路军官兵平等，军官没有特权，他们也开始知道共产党把土地分给农民。因此，他们开始问自己为什么要打下去，许多人开了小差。这些事件在蒋介石集团内部自然引起了巨大的震惊和恐慌。但这时他们还得应付另一种性质的灾难。在远离战场的台湾岛上，台湾人民无法忍受蒋介石派去的官吏的横征暴敛，恼怒地举行暴动反抗政府的统治。蒋介石从大陆上派了一师军队去镇压暴动。中国的指挥官不是自己主动就是按上级的指示，纵容士兵残酷对待平民百姓，仅在几周之内，就屠杀了五千名手无寸铁的男人、妇女和儿童，其中许多人是在西方商人、传教土和领事官员目睹之下被杀害的。同时，满洲人民也被蒋军的滥施抢劫、虐待和屠杀的暴行逼到了绝境，开始投到八路军这方面来。更严重的是，在山西、河南的山区，在山东、河北和江苏的平原地带，以及在蒋介石的控制被认为是比较安全无虑的地区，也爆发了民变和农民起义。国民党军官和在外地主从城市回到农村，向人民征收苛捐杂税达到敲骨吸髓的程度，造成民不聊生，许多人活活饿死。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些倒行逆施并没有使华北人民屈服，反而激起了他们的仇恨。因为当国民党军队，特别是由国民党武装的地主恶霸毒打、屠杀和挖坑活埋农民的时候，在人民勇敢的心灵里激起的并不只是恐怖，这种恐怖还产生了与对国民党军队和地主屈服完全相反的结果。还可以看到这种情况：不论富农和中农—他们是蒋介石事业的朋友，还是贫农、雇农—他们是蒋介石的天然敌人，统统都容易成为掠夺、抢劫、野蛮对待的牺牲品。这样一来，华北人民除了拿起武器以外无路可走，无法安生。成千上万先前在战争中持中立态度的人，现在也感到有必要暂时去当兵，或参加民兵。于是，就从西面山西的山区和东面河北、河南及山东平原涌现出了一支农民大军。长期习惯于使用武器的新兵加入了村、县的民兵队伍，于是在这场战争中除了已经使用大炮、坦克、火箭、美制B—25轰炸机以外，还增添了长矛、杀猪刀、镰刀、铁锤、猎枪和妇女们使用的剪刀等武器。人们一经举起这些武器，不等到报了仇、雪了恨，就决不会再放下来。这种战争的直接军事作用是牵制蒋军，扰乱其后方。从太行山里的白坨村的例子可以看出这种战争使敌人烦恼到了什么程度。国民党军队老是来这里抢劫，激起了村民们的愤怒，他们从附近的山上搬来石头，在村内所有街道上建起一人高的衔垒，窗子也用石头砌起来，设下埋伏，等国民党又进村抢劫时就打。他们用少量的步枪为武器组成了游击队。很快，附近的树庄也仿效这种做法，最后整个农村都拿起武器反对国民党的驻军。这时，大批贫农、雇农和农业工人受到土改的巨大鼓舞，涌到共产党阵营一边来，而另一方面，地主和部分富农投向了国民党一边。由于穷人在数量上远多于富人，所以形势显然对共产党有利。这种情形本来足以使最卤莽的指挥官也要停下来考虑一下。但这时国民党当局仍执迷不悟，以至于在二、三个月以后，也就是一九四七年夏天，形势已更加恶化的时候，国民党发言人还声称战争已经结束了百分之七十，剩下的仅仅是清剿行动而已。这种乐观主义十分没道理，人们只好认为这是穷极无聊的玩笑。五十．共产党转入反攻一九四七年春，蒋介石的军心已经动摇，蒋军军官的士气低落，全国后备力量日趋枯竭，而后方人民纷纷起来反抗，使得蒋军穷于应什。蒋介石的前线部队已经陷入人民战争的重围，马歇尔将军已返回美国，并明确表示对蒋介石爱莫能助。然而，蒋介石坐在南京的总统府里，末从其困境中学得谨慎一些，竟然铤而走险，干了一件极其伤天害理的事情。他利用了黄河变化莫测的特点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黄河不断地改道，有时经过山东有时经过江苏北部流入太平样。要使黄河改道，就象要改变中国本身一样，在中国人看来是违抗天意的。一九三八年，蒋介石扒开大堤，放黄河水南灌企图切断日本侵略军的道路，把他们挡在郑州城外。虽然他挡住了日本人，但是，十一个城市和四千个村庄惨道淹没，两百万农民无家可归。现在，蒋介石又想把他当年所决的堤堵起来，使黄河回归北面的故道--即流进现在共产党占据的地区。不管这个行动的真正意图是什么，但它在军事上的作用将是在华北两支共产党大军—陈毅部和刘伯承部之间立起一堵水墙，将他们分割开来。要是刘伯承将军的部队被水拦阻不能前进了，蒋介石就可以抽调大量军队去攻打共产党的都城—延安。最后，改变黄河河道还可给山东省共产党的经济以沉重的打击，并造成一场悲惨的洪水灾难。一九四六年，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完全从为了治愈中国的战争创伤，必须使黄河回归故道考虑出发，在修复决堤的必要工程方面与蒋介石进行了合作。甚至连共产党也同意在工程上合作。但是，由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共产党、蒋介石三方达成的协议是；在对那些在干涸的河床上耕种土地的农民做出安排以前，不能将黄河改回故道。这干涸的河床就是一九三八年以前黄河流经的地方。约有四十万山东农民在这里耕种着八十万英亩曾经是黄河河底的土地。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住在共产党的地区里。一九四六年，河堤本来是可以堵口的，但是，国民党的将军们要利用经过河南境内黄河故道上面的铁路往华北运兵，于是，他们干涉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工程计划。可是，到了一九四七年，战线已向东移，政府军不再需要用这段铁路了，他们就向“联总”施加压力要求堵口。共产党获悉蒋介石的意图之后；就要求“联总”履行三方协议。“联总”还在犹豫的时候，蒋介石的将军们立即动手堵口。同时，蒋介石的空军轰炸往山东运送筑堤和救济物资的“联总”船只，美制蒋机还扫射那些在自己村庄附近修筑河堤的农民们。每轰炸一次，运输工作就得停顿数周。山东人民面临着洪水的威胁，却被有意地剥夺了抗洪的手段。“联总”虽然也对蒋介石的轰炸提出抗议，但并末与蒋断绝关系。蒋介石本人是否考虑过他这个行动的政治后果，我们不得而知。这位中国独裁者作战调子一意孤行，从不计算这些悲惨的细节。他对自己的行动可能导致的后果似乎不以为意。他象一个神仙摆弄花园里的水管似的摆弄黄河。他居然下令黄河堵口。多少世纪以来，农民们都把黄河叫做‘中国的忧患。一点也不错。有近五百个村庄被淹没，十多万人民无家可归。据共产党称，大约五百万亩庄稼地被毁。灾难不是到此结束了。洪水除了立即淹没大片土地以外，还威胁着一千三百个座落在干涸河床上的村庄及其四十万人口。更惨的是，正值收割小麦的季节，农民们不得不抛弃他们的麦收而去抗洪。华北已经奋起反抗蒋介石军队，但现在似乎无法对付黄河了。这里有两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一是共产党的组织能力，二是山东人民的感情。下面是“联总”的一位官员对当时他旅行住过的一个地方，在解放区政府领导下进行抗洪战斗的描写：“无论走到哪里，给我的印象是都把修复黄河堤坝作为最重要的任务……，仅渤海地区就动员了十万民工。在河北南部和山东西部，三十万人在二十五天内修筑了一座堤坝。由于遭到飞机扫射和大炮的轰击，死亡了九十六个民工。所以，白天人们只好隐蔽起来，晚上再回来修。政府官员们决不允许谈论万一修堤工程失败了该怎么办。工程非完成不可。要不是民工缺乏粮食，堤坝本来还会筑得更高一些……。严重的问题是修筑工程占用太多农业劳动力，这样就必须尽可能地组织妇女和小孩来弥补。“至于洪水对老百姓的情绪方面的影响，我本人有充分的机会进行现实。真是无巧不成书，一九三八年蒋介石决堤的时候，我正和他的部队在一起，一九四七年“黄河归故”的时候，我洽好在共产党的地区。不同的是，头一次水灾给农民们带来悲哀，这一次水灾却激起了农民们的愤怒。中国农民是世界上待人最和气的，可是见了我甚至拒绝同我交谈，因为他们知道在他们修筑河堤的时候，轰炸他们的是美制飞机。有一位妇女，她的一个九岁的儿子被洪水淹死了。当我请她谈谈她的遭遇时，她答道：“俺恨你们，为啥要把俺的苦难对你们说呀？“在黄河口开垦土地达八年的另一些农民们，他们较为友好较为世故一些。他们对我说，“这是老蒋造的孽。你说俺们会咋想？人们的愤怒以及政治后果，恐怕蒋介石是不加以考虑的。但是，更严重的是他那些军事策划反而对他自己更不利。蒋介石引来黄河水把东面的陈毅将军部和居中的刘伯承将军部隔开时，也许想到也许没有想到牵制刘伯承将军。不管怎样，他把对付这位独眼将军的中部前线的部队全部调去攻打远在西边的荒凉的陕西省里的共产党首都延安。我们不免要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这实在叫人迷惑不解。拿下敌人的首都往往对一场战争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攻下巴黎，就得到了法国；拿下柏林，就征服了德国。但是，如果说拿下首都就是摧毁了敌人的抵抗能力的话，那么，这个首都不仅应该是国家政权的中心，而且至少也是政治集会和党派活动的场所。然而，延安却不是这样。它根本不是国家的中心，因为当时共产党还没有建立国家。七个边区都各有自己的政府和部队其中任何一个都比延安强大。再说延安只不过是个窑洞村子，也不是在重要的交通线上，而是共产党大本营驻地，随时都准备撤走。抗蒋的中心地点不在延安，而是在从满洲到黄河的平原上的八千万农民、民兵和军队中间。蒋介石要拿下延安，就象一个人花了他的大部分金钱去买一串闪烁发光的金钢钻项链，结果却发现是假的一样。那么，他为什么还要去攻打延安呢?理由看来主要是和他的威信有关。因为好几个月以来他未能向他自己的人或向外界显示他取得了任何决定性的胜利。人民对战争已厌倦了，而且国内外也给他施加了压力，要求他实现和平。这个时候，四大国正在莫斯科举行会议。美国总统杜鲁门作了反共演说。希腊已得到或正在得到美国的援助。蒋介石想向国内人民和外部世界露一手，以争取美国的援助来打共产党。唯一能露一手的就是去打延安。蒋介石把中共代表从他的首都南京驱逐之后，就向中国共产党的首都进军了。在他的兵马扬起的尘土后面，如果蒋介石有眼光的话，理应看出一场风暴即将来临的隐隐约约的迹象。延安已是一座空城。共产党早就把他们的军校、医院、甚至军队都转移了。他们没有为保卫自己珍爱的首都而战。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军队总司令朱德将军以及党的其他高级领导人悄悄地离开了这座城市。即使在其他地方也没有为延安的丢失而感到惊慌。共产党人和农民们对此都只是耸耸肩，不以为意。共产党人几乎没有在延安后面的山上停留，而是继续向北、显然是急速地逃走了。他们越深入山区，离开黄河平原的主要战场就越远。蒋军紧追不舍。战争的转折点来到了。共产党人跟乔.路易斯一样，都是杀回马枪的能手。他们只要一发现敌人的破绽就猛打。象当年的垒球名手威利，基勒一样，“专找对方的空子打”。在山东和陕西之间，蒋介石把自己的中路河南暴露出来，好象把长江流域自己的老巢大开门户，邀请共产党进去似的。我们甚至可以说，即将到来的这场灾难完全是蒋介石自作自受。共产党往河南这个缺口灌的不是黄河水，而是独眼龙刘伯承的大军。这一下子可把蒋介石打蒙过去了。蒋介石没有想到共产党能发起进攻。他的美国顾问也没有料到。早在战争初期，曾有位较有见识的美国军人告诉华盛顿，如果没有外界的干预，中国的内战将会进行二十年、三十年、甚至五十年。这种观点曾松认为是过激的，因为大多数人都认为蒋介石至少能打开铁路交通和名义上统一中国。而就连那些最激进的观察家们，看到共产党没有补给基地，没有现代化运输部队，没有重武器，也断言共产党不可能发动一场进攻。甚至在我亲眼看到这场进攻打响数个月之后，一些美国军事家还嘲笑我说：“别胡扯啦，共产党决无能力发动进攻的。“然而，共产党持有不同的观点。他们说：“这场战争是革命战争，它受特殊条件的制约。抗日战争要经历三个阶段，这场战争则将只有两个阶段，它不会出现长期相持的局面。“共产党现正沿着黄河一线把他们的这种理论付诸实践。他们发起了进攻。他们采取的第一步是，进行准备和隐蔽。这一步由民兵和游击队执行(他们在安阳的行动我已描写过了)。袭击的目的是掩护更大的正规军的行动。这支正规军现已插入晋南和豫北，并开始夺取蒋介石因调兵攻打延安而留下的守备虚弱的城市。突然，刘伯承停止了进攻似乎是打了败仗的样子。其实他并没有被打败，而是达到了自己的主要目的，那就是在山中开辟一条走廊，让陈毅将军的部队开到黄河附近的阵地。与此同时，在东面靠近山东省的地方也在进行同样的准备。刘伯承的一支游击队已经过了黄河，插到陇诲线以南国民党战线的背后。当蒋介石搞“黄河归故”的时候，刘伯承沉着地命令这支游击队留在原地，呆在河南境内，在荒无人烟的老洪区，忍饥挨饿，进行游击，收集情报，待机而动。同时，刘伯承挥师过黄河他的主力部队约有五万人，拉开了一条一百英里长的战线。部队分成好多个纵队，每个纵队约五千人，随军还有大批男女干部，他们是政府官员、地方负责人以及土改工作者等。只有身强力壮的青年才允许首批渡河，因为刘伯承打算深入敌后，他不希望放慢行军速度。战士们聚集在黄河边上的村庄里，他们身穿灰军装，头戴灰制帽，和初夏炎热阳光烘烤下的平原扬起的尘土的颜色很一致。六月，刘伯承向各纵队发表讲话，告诉他们，等待已久的反攻就要开始了。留在河岸附近的士兵们观看战地文工队的演出，并领取了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多的弹药。这一带农舍土墙上粉刷的旧标语脱落了。一夜之间，在原地方出现了“打倒蒋介石”、“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等口号。六月三十日夜里，独眼刘突破一百英里长的防线，乘船渡过了黄河。与此同时，陈庚将军也从山西出击，在西边若干英里的地方渡河，并攻占了陇海路西半段。这一军事行动把蒋介石在西北的四十万军队全部围困在潼关以西，切断了他们和中国其他地方一切铁路交通联系，使蒋失掉了一旦南京告急时可以迅速调来的援兵。这个惊人之举是刘亲自筹划部署的。我阅历过多次战争，但却从未见过比共产党这次和以后抢渡黄河更为高明出色的军事行动。说它高明出色，倒不在于这次军事行动本身，尽管没有行动一切都将是空的，而主要在于对这一军事行动的构思—它的胆识、气魄、特别是它的创造性的想象力。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领导人在以下这一件事上堪称为大师：他们善于抛弃不重要的方面，而紧紧抓住主要环节。例如，刘伯承离开华北老根据地时，他的后方还留下一些国民党军队驻守的城镇。他不去触动它们已有两年，尽管他的部下经常不赞同他的做法，而主张拔掉那些国民党防守较弱的据点。他向我解释说，留下那些据点对他毫无妨害，而攻打它们则自己也要伤亡，得不偿失。刘渡过黄河后，尽量不恋战，因为他的任务是直插蒋介石的老窝长江流域。他到达那里之后，就要拖住尽可能多的蒋军，以便共军其他部队也可以跟在他的后面渡过黄河，在华中站稳脚跟。这项计划的全部意图是要开辟一个新的战场，直捣蒋介石的老窝。在汉口和南京之间，沿长江有一条山脉叫大别山。抗日战争时期，一支和共产党新四军有联系的小股游击队在这里建立过根据地。可是他们后来被蒋介石赶跑了，临走时，留下了地下工作人员。这些人现在开始准备迎接刘的到来。刘的任务不是在一个地方停下来作战，而是要长驱二百多英里，把部队开到深入长江流域的地方去。他的进攻，既无后续部队的支援，又得不到后方的补给，多少带有空投作战或骑兵孤军深入突袭敌区的性质，但又不仅仅是一次突袭，因为刘打算在他所去的地方建立一个新的社会。刘渡过黄河后，进行了一连串迷惑敌人的迂回行动。在他先前留下的游击队的向导下，他在徐州以西跨过陇海路，进入防守薄弱的睢县，补充了武器弹药，招募了一些新兵，然后又向西向南进军。除了遭遇一些地方武装外，他一路畅行无阻，飞速前进。他在一片不见树木庄稼的荒凉地区一连行军好几天，那里整个整个的村庄都被一九三八年的洪水冲没了。然后他进入安徽绿色的山区，跨山进入湖北省，就这样走出了华北的谷子地，进入了长江流域的水稻田。刘的部队每到一个城镇，都打开国民党宫家的粮仓，补充自己的军需后，把剩下的粮食救济穷人以收民心。地方武装的枪支，未经任何抵抗都被他们收缴了。贫农、雇农以及想出去见世面的青年踊跃要求参军。刘的部队增加了数千名新兵，继续向南挺进。国民党的报纸说：“刘伯承部过黄河后陷入重围，现正向南逃审。“刘继续“逃窜”。刘到了大别山，在那里设立起他的指挥部，但他的先头部队继续前进。在离汉口六十英里的地方，他的侦察部队和一个团的四川军队遭遇。据说一个共产党士兵喊了一声“打倒蒋介石！，他是否真的喊了这个口号，我们不得而知，但不管怎样，蒋军听了就放下武器，向刘投诚了。九月，刘的部队到达长江边上。他派出几批干部化装为普通旅客模样渡江潜入江西。江西是红军十三年前进行著名的长征时离开的省份。这些干部开始在山区发动农民群众。这些农民是因为逃避抓壮丁而弃家上山变成“土匪”的。刘的部队在几天之内用炮火封锁了江面，使中国最重要的水路交通一时中断。国民党再也不能把这样大规模的进军唤做“逃窜。了。海军被从海上调进了长江，为取得刘的首级而悬赏了几十亿元法币。最后，为了防备刘“逃窜”到首都南京，蒋介石被迫设立华中剿总，开辟了一条新战线。国民党对刘开辟新战场的计划已告成功的这种默认，和共产党想继续把其部队由华北转移到华中来的更远大的意图正相吻合。正是为了这个目的，刘的部队才远离他们的老根据地，在暂时得不到任何支援的情况下艰苦奋战，尽可能多地吸引蒋军。原来共产党在这次打进国民党统治区的大攻势中还有一支异军突起。陈毅将军派出一支部队跟在刘的后面，杀出山东，和留在苏北东部沿海的游击队会合。陈、刘两支大军在陇海路上一东一西互相配合，最后把开封、兰封和郑州都包围起来。而这些都是蒋为了保卫南京必须加以固守的城市。在刘之后，至少又有六位共军高级将领渡过黄河进入华中。他们的部队逐渐连成一片，同时派人去同汉口、南京、上海的地下工作者取得联系，开始准备一九四八年春对蒋发起又一次攻势。在共产党进入国民党统治区后，那里一片慌乱。蒋的政权机构顿时从四面八方一齐垮了下来。“共产党已经打到长江流域“的惊呼声过后，一些人开始指责蒋介石。这种众叛亲离之势虽然还不快，还不全面，但却是空前的。当时旅居美国的基督将军冯玉样不但拒绝回国，反而号召他的旧部起来反蒋。从前蒋介右行辕的主任李济深从香港再度鼓动华南起义。天府之国四川省的军阀感到农民不满的压力，也叫嚷要削减由长江水路运给陷于困境的蒋军的大米供应。共产党的钞票第一次在上海的浦东一带出现。在其他地区，共产党钞票的币值猛涨为国民党钞票币值的三、四十倍。在后方，骚乱蜂起。在远离战线的华南，游击队和“土匪”占领了广东省大片地方。农民面临苛捐重税，为了逃避抓壮丁要付三、四百万元法币，他们走投无路，只好上山为“匪”。学生们骚动起来，商人们自愿捐款充当共产党的军费，男女青年纷纷逃往共产党地区。蒋介石为了阻止崩溃之势，在国民党内进行清洗，宣布取缔民主同盟，加强还剩在他身边的秘密警察，逮捕了北平战区司令官孙连仲将军下属作战部的一些军官。他提醒国民党员说他们是一个革命党，但一切努力统归无效。现在国民党的组成人员部是一些老年人，他们对革命己感到厌倦。中国内战就这样到了一个转折点。共产党是如何迎接这个新局面呢？他们立即表明决不妥协，而且抛弃了与蒋介石言和的一切伪装。他们现在的口号是：“必须打倒蒋介石”。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宣布他的军队的目标是推翻蒋介石，组织联合政府。关于这次攻势，毛泽东在一九四七年圣诞节宣布，“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位共产党领袖的预言会实现吗?这个问题暂且还不能回答。到山东看了水灾地区情况，又折回河南看了反攻的开始，我确信战争的转折点已经到来，于是立即动身穿过华北平原踏上归途，打算回到北平把这事件向外部世界报导。十二章．独夫和人民之间的对立五十一．美国共和党和蒋介石我离开解放区回到南京和上海以后，看到一种现象：由于蒋介石未能迅速打赢战争，他的政府内部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南京和上海是蒋介石的统治中心，无论在地理上还是在精神上，都远离农村和前线，感受不到农村的激烈动乱和前方军队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然而，战争的种种麻烦问题，还是在蒋家官僚统治机构内部，造成了心理上和物质上的紧张。不过，表面上一切还是几乎同往常一个样。一九四七年夏天，国民党的将领们和宣传部门的人员宣称华北境内的共军已经基本剿灭，只消进行一些扫尾的战斗。大学教授和胆子较大的一些民主人士，对政府的腐败无能进行激烈抨击。学生们示威游行，要求和平。美国人在进行幕后活动，竭力劝说蒋介石撤换一些不称职的将领，起用美国所瞩目的人选。但是，腐败的风气依然如故，毫无改变，最高当局的内战叫嚣比以前更响：那些无能的将领照旧在前方高踞要职。我刚到中国的时候，一美元可兑换蒋介石的法币七千元，现在涨到了三十万元。贫民露宿街头，每天都有冻死骨。黄包车夫串通一气，夜间在大马路上抢乘客的东西，遭殃的既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物价飞涨，城市里无家可归、到处流浪的人不断增多。而富贵人家却仍然是朱门酒肉臭，奢侈不减当年。官老爷们坐着价值七千美元的小轿车，招摇过市。经销这些汽车的美国进口商人，坐在美侨俱乐部里，喝着苏格兰威士忌酒，为降临中国的艰难岁月唉声叹气。豪华的饭馆酒楼里，大摆丰盛的宴席。乡下的农民正在吃糠咽菜：而上海那些达官富商，却是吃不尽的山珍海味，骂不完的共产党和蒋介石。他们一餐吃五大碗，什么清蒸桂鱼、金钱鸡、北京烤鸭，应有尽有。他们一边喝着烫热的黄酒，一边对菜肴的鲜美赞不绝口。农村燎原的战火并没有妨碍人们寻欢作乐，百老汇大厦十八层楼上的外国记者俱乐部里，人们在五光十色的彩灯下翩翩起舞，白俄交际花同美国太太们在一起厮混，异口同声地辱骂中国人。战争没有妨碍美军人员在中国名义上享有主权的领土上举行家庭式聚会，也未能制止猖獗的黑市投机。人们照样关起门来赌博，上海每家中国人开的大旅馆里都可以公开吸食鸦片。尽管一切都还是老样子，但是谁的心里也不踏实。农村的暴风骤雨虽然离得还远，但是南京政府的衙门里已经可以听到它的震响。军事部门的人全都知道，连稍有见识的文职官员也是心里有效的。华北的大势已去，却对长江流域的公众隐瞒了事情的真相和严重的程度。人们对于共产党地区的情况毫无所知，真使我感到吃惊。我对一些外国官员说，共产党已经开始反攻，他们听了直瞪我，以为我是疯了似的。有一个高级军官说，“算了吧，共产党没有什么武器，根本没有能力反攻。“许多观察家听信了国民党的宣传，也以为共军渡过黄河只是溃逃，或者不过是袭扰一下。美国《时代》杂志驻南京记者声称，刘伯承将军率部渡过黄河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军队没有根据地不能打仗。我说农民正纷纷加入独眼龙刘伯承的军队，反对南京政府。驻南京某使馆的一个外交官说，这完全是共产党的“一派胡言”。在这伙专门家眼里，只有美国的外交政策了不起，好象它是存在于真空之中的什么法宝似的，农民算得了什么?我觉得这些人十分顽固不化，他们硬是不愿意了解，中国革命是这场战争的决定因素，不愿意让自己的思想受到革命的震动。每当我想给美国军事人员介绍农民起义的情况时，他们就把话岔开，打听八路军的士兵拿多少军饷，穿什么样的制服，奖章的规格和形状，或者问起革命战士阵亡处的出入口两边种的是什么树。他们既然不愿意接触新思想，也就必然只注意那些无关紧耍的事情了。不管是有意或者无意，他们中间有些人是害怕被扣上红帽子的。美国国内正在掀起反共浪潮，国会议员一再攻击国务院藏匿“赤色分子”。这种情况使一些识时务的观察家变得小心谨慎起来了，这也是可以理解的。美国外交官和军事观察员，对于蒋介石政府内部腐败、将领无能、众叛亲离等情况，倒还愿意报回国内；但是，对于共产党所占的农村地区进行革命的情况，不是有意迥避，就是含糊其词，报告里总要加上种种保留和贬语。一位美国官员很坦率地对我说：“我可不怨惹这个是非！”另一位说，“你在国外呆久啦，不了解现在国内是什么状况。红帽子满天飞呢。你对我讲的，可能全都是事实，但是我可不愿上报。“写到这里，我也许应该说明一下，我并不想非难我国驻华代表们的业务能力。总的说来他们是正直和有头脑的，是我国能干的驻外工作人员，同我国驻任何地方的人员相比恐怕也毫无逊色。美国的外交官、武官、商人、记者和传教土如实地揭露了蒋政权腐败无能、暴虐专制的情况，值得嘉奖。但是，他们不能毫不受到美国国内思想和信仰不自由的影响。尽管他们还没有象美国国内许多普通公民那样，在最近的大规模检举揭发、捕风捉影、造谣中伤、一片恐怖的浪潮中不断受到迫害，但是，这种情况足以使他们感到惶惶不安，以致有些人再也没有心思去探究中国革命的内部发展情况了。结果，一些人就投国内上司之所好，而不再象过去那样提出自己的观点了。报道中国消息的美国人受到的压力，虽然是间接的，但有时也是够大的。例如，我从共产党地区一出来，就给美国一家全国性杂志投了两篇稿。这两篇东西现已被入本书，用的标题是“锄霸”和“石壁村”。编者买下了这两篇稿子，还来信说：“写得好极了”、“堪称足下最佳作品”。但是在美国国内人为地煽起的歇斯底里气氛中，该杂志的发行人横加干预，不许刊登这两篇文章，而且还指责我赞同“暴乱行为”。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女土曾经写过好几部介绍中国革命的书。一九四九年初，麦克阿瑟将军司令部竟在一份内部通报中诬陷她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个亲俄的日本间谍组织有联系。这种诬告如此荒诞无知以致美国军方不得不予以撤销。但是，此中的厉害足以吓住胆小怕事之辈。当共军过长江时，纽约某报竟要求联邦调查局对凡是说过中国的赤色分子不是真正共产党人的记者一律进行调查。这无异是企图用美国秘密警察的幽灵来吓唬那些观察中国局势的人们。这种对美国作家(还有美国外交官和传教士)施加远距离间接恐吓的结果，多少掩盖了中国内战的真相。这样的事发生在一九四七年，恰好适应了蒋介石当时的政治需要。由于蒋介石不信任本国人民，而他又需要美援，所以他不敢承认自己在华北所处的劣境。但是，为了获得美援，他又不得不承认某些方面的失败，并为这些失败寻找借口，使他本人及其整个统治集团的威信不致受损害。一切革命和内战的历史都表明，统治阶级在受到威胁的时候，总是认为祸根并不在自己身上，而把一切归咎于什么外因或其代理人。中国的统治集团也袭用了历史上一切垂危政权的故伎，它自欺期人地想把自己的全部麻烦都归咎于苏联。蒋介石集团的想象力真可谓丰富矣，却也感到难以自圆其说。而且这种作法也使这个官僚集团陷于严重的矛盾之中。首先，蒋的许多将领和主要部长都明白，他们打不赢解放军，并非因为中共得到俄国的什么援助。事实上，有许多将领都认为，蒋介石自己的错误和官府的腐败，才是军队在战场上打败仗的原因。他们强烈要求对军队和政府本身进行改革。因此，这些将领们觉得，企图怪罪苏联就是想为官僚机构文过饰非，阻挠改革，从而加强蒋的统治，而他们却正想削弱他的统治。其次蒋的许多部下，并不希望疏远苏联而靠拢美国，而是想在美苏之间搞平衡。第三，凡是到过华北的人，包括外国人在内，都很清楚，那里并没有什么俄国人或者俄国武器，因为华北同西伯利亚边境之间隔着一千多英里的丛林和峻岭，．且不说中间还有蒋介石的部队驻防呢。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政府硬把它的厄运归咎于苏联，这不但难以使人信服，而且也是一种很危险的作法。但是，各种因素加在一起，使一些国民党官员采取了冒险的方针。首先是政府领导人自己的心理状态：华北农民起义使国民党统治集团惊慌失措；将领们的离心离德更使他们惶惶不安；知识分子、学生和破产商人坚决要求和平的呼声日益高涨，成了他们严重的后顾之忧。于是他们大大丧失了自信心，很多人开始怀疑蒋介石能打赢战争。这些官员不再相信他们自己，也不再相信他们的领袖，他们认为，唯有美援才能让他们得救。但他们心里很明白，他们这帮人的贪污腐化和蒋介石的专制独裁早已臭名远扬，因此，争取美援的唯一办法，就是把他们反对本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内战，同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反对苏联的斗争联系起来。可是，光在意识形态方面把两者联系起来还是不够的，因此，国民党必须找到一种借口，来指控苏联干涉中国内战，方能得到美国的援助，借以自保。但是这种借口却并不好找。当时杜鲁门政府的国务卿马歇尔已经公开说过，并没有什么证据表明俄国干涉了中国的内战。因此，美国政府显然无意帮助蒋来捏造这样一种借口。但是这时美国却有一个强有力的集团主张进行干涉，他们认为蒋的困境正好符合他们自己大做文章的需要，所以就赶紧出来帮蒋介石的忙。这时美国对华干涉派的主要台柱有：在中国出生的亨利·卢斯为首的“时代—生活—幸福”杂志出版集团、斯克里普斯—霍华德报系、共和党的某些头面人物，以及名气不如他们显赫的人物，如众议员周以德、魏德迈将军和陈纳德将军等。而其中最重要的人物是蒲立特，此人曾任驻莫斯科和巴黎的大使，是共和党对外政策重要发言人，也是亨利·卢斯的至交。蒲立特和卢斯屡屡表示钦佩蒋介石，托马斯·杜威州长竞选美国总统的时候也表示同情蒋介石政府。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当然都是受了反共情绪的支配。但是，共和党和中国独裁者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利益一致，这一点也是起了作用的。蒋介石必须找到一头替罪羊来推卸失败的责任。唯一能当替罪羊的只有俄国人，唯一能有俄国人的地方就是满洲。共和党则面临总统选举，它非得把杜鲁门总统的民主党政府在国内外都搞臭不可。蒋介石的失利，为共和党头面人物提供了口实，使他们可以把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蔓延归罪于罗斯福总统，因为他在雅尔塔同斯大林搞了一笔交易，让俄国军队进入满洲参加对日作战。由于蒋没有能打开华北平原的通道，他的战略失败了。然而蒋的宣传部门人员还是继续谎报在华北地区打了胜仗，而对满洲却采取了完全相反的宣传手法。于是记者们看到了这样一个怪现象；本来满洲的局势已经够糟糕，政府却故意把它渲染得比实际情况更坏。他们向记者们透露种种“权威方面”的内部消息，包括虚构的战斗失利和满洲即将弃守等等。这类新闻听起来煞有介事，可就是一点也不可靠。大多数外国记者已经看出，这一整套宣传的目的是要把满洲描绘为中国内战的中心战场和唯一重要的战场，以便把军事上的失利归咎于俄国人。然而这些驻华记者却无法向美国公众揭穿远东局势的真相。等到杜威州长、范登堡参议员以及艾尔弗雷德·兰登等一帮共和党头面人物开始大声疾呼要求援助蒋介石时，情况就更其如此了。当时鼓吹援蒋的还有亨利·卢斯的《时代》和《生活》杂志，这两家杂志常常把自家记者发回的报导丢在一边不用，却特派蒲立特去中国采访。这时，所有拒绝为蒋介石撑腰的人都受到抵毁，非难之声一浪高过一浪，汇成了喧嚣一时的大合唱。乔治·马歇尔由于没给蒋帮忙而遭到恶意中伤。生前鄙视蒋介石的史迪成将军被骂成是没有头脑的自由主义分子，罗斯福总统更是备受非议，说他把美国的切身利益“出卖”给苏联。大约就在这个时候，蒲立特以《生活》杂志记者身份来到中国。这位前大使先生在中国几个城市转了一圈，很快就返回美国，在《生活》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长达十二页的文章，标题是《向美国人民报告中国见闻》。实际上，这与其说是一篇报道，还不如说是鼓吹美国进行公开而直接的军事干涉来援助蒋介石，“使中国免于落入斯大林之手”。文章还宣称，应当由麦克阿瑟将军掌管援蒋事宜，他的时间应该一半用于中国，一半用于日本。为了大肄宣扬这篇文革，卢斯在美国全国各地十来家报纸上登了整版篇幅的广告。中国政府发言人也对蒲立特的主张大加捧场。因此，这篇文章对中国内战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蒲立特的论点很简单。“历史上的政治家很少有人比得上蒋介石这个人的“远见和明智”。他的唯一雄心壮志就是“领导中国人民用和平方式建立民主制度，使他们古老的文明实现现代化“。要不是被人在雅尔塔“出卖”给斯大林的话，他本来是可以成其大业的。雅尔塔的叛卖，使俄国得以威胁中国的领土完整，以至它的“独立”。因此美国必须立即采取行动，保卫蒋介石免受苏联的侵犯，并且把所有武装的中国共产党人全部赶出中国，一个也不剩。要实现这样一个计划，花费并不大，美国纳税人只需拿出区区十亿美元而已。蒲立特的文章在中国引起了意想不到的反应。首先，他所提美国干涉中国内战的主张，伤害了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自尊心。其次，他对蒋介石的颂扬伤害了人们渴望民主的情绪。第三，他建议美国继续援华，直到把所有武装的中国共产党人消灭得一个也不剩，这种主张违背了中国中间派的和平愿望。最后，他认为只要送十亿美元给国民党政府就可以决定中国内战的结局，这种观点是稍有常识的中国人民都无法接受的。蒲立待文章中所摆的具体情况也并不准确。他把注意力集中在满州，竟宣称华北的共军无非是游击队而已。然而，明摆着的事实是，国共双方在关内华北和华中地区部署的正规部队，都比在关外的满洲地区多。换句话说，共产党的主力部队是在既没有俄国人、也同俄国人没有接触的地区组织起来的，并在这些地区打败蒋介石的。蒲立特说，蒋介石之所以节节败退主要是吃了雅尔塔协定的亏，却根本不提这样一个事实；魏德迈将军早在一九四五年就劝告过蒋介石不要进入满洲，而在一九四七年又私下表示，蒋在关外的局面是毫无希望的。简言之，蒲立待所鼓吹的方案是以错误的设想开始，以站不住的结论收尾的。以后我还会有机会说明，美国干涉派的所作所为怎样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蒋介石政权的垮台。但是必须承认，关于苏联干涉中国内战的源源不断的谣言，确实一度对这场战争产生了影响。这种影响主要倒不是在中国国内，而是在国外。首先，由于反俄宣传甚嚣尘上，使得记者无法指明蒋介石连连吃败仗的根本原因之所在。其次，经过这么一再渲染，满洲的重要性被过于夸大了，以至于完全抹煞了农民在这场战争中所起的作用，最后，这些谣言连我们这些身在中国的人也给蒙骗了，使我们也不由得想了解究竟俄国人真的给了中共多少帮助。于是我决定亲身去满洲观察一番。五十二．满洲遭到劫掠我刚到满洲，就遇到了一位西方的情报官员。他给我讲了一件事，这是我在中国东北之行所听到的唯一的趣闻。这件事在满洲的外交人士中广为流传，饶有趣味，因为它集中说明了蒋介石的官员当时使用了什么手段来证明关外的中共部队里有俄国士兵参加作战。事情是这样的：在苏联红军撤离满洲时，一个掉队的俄国兵同部队失去了联系，给蒋介石的军队抓了起来。我的朋友，那位外国情报官—听到这个消息，就设法前去采访，同这个俄国兵进行了长谈。这个兵是个挺讨人喜欢的家伙，他承认他被国民党收容后受到良好的待遇，但是他们的一些做法使他莫明其妙。他对这位外国人说，“请您告诉我，为什么中国人要照那么多的相呢？有一天，他们硬叫我站在战壕里，给了我一支冲锋枪，从各种不同的角度给我照了十几张相。第二天，他们让我穿上中国军服，给了我一支步枪，又给我照了十几个镜头。有时候，他们还叫一些俄国平民躺在地上照相。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这位外国人听了俄国兵的叙述，也不明白此中的奥妙，便记在心里，以便将来弄清。过了些时候，驻东北的蒋介石军队代表给了他一套照片，据说拍的是在国共两军一次交战中击毙的苏联人。他一看，在这些所谓阵亡的军人中，有一些是他本人认识的白俄平民。他正想指出这一点的时候，人家又给他看了一张照片原来就是他以前与之谈过话的那个俄国兵。照片今那个俄国兵手持冲锋枪站在这里，与前进的情况一模一样。还有其他一些镜头，照的是他身穿中共军服，拿着中国步枪。国民党官员煞费苦心地解释说，这些照片是几天前才从这个士兵尸体的衣袋里找出来的。他们带着爱国的义愤说：“这是一个俄国人！”这位外国人实在忍不住了。他说：“我知道，前两天找还同他谈过话呢“他们这才罢休，不再硬要这位西方人相信，满洲的中共部队里有俄国人参加作战。然而，美国干涉派的某些人和为数不多的一些蒋介石官员仍继续企图使外界相信，共产党得势主要是因为俄国干预了中国内战。此辈老是宣传俄国插手中国内战，其主要原因大概就在于满洲的军事形势。一九四七年初以来，蒋在东北就一直处于守势。共军控制了满洲十分之九的地区，三分之二的铁路，绝大部分的大豆和高梁产地和几乎所有的木材。而没有木材就无法修复铁路。最重要的是，满洲人民虽然开始还有些勉强，但后来渐渐越来越拥护中共。蒋介石只控制大城市和工业。但是，这里的工业已经不再具有重要意义，因为经过俄国人洗劫后，即使还有什么机器残存下来，蒋介石也没有能力把它们开动起来。关外的这种严重不利局面，对关内产生了深远影响。到一九四七年，国民党的许多高级官员已经断定，他们单靠自己是不可能在满洲打败共产党了。他们既没有战胜共产党人的力量，也对怨气冲天的满洲人的忠诚不抱什么幻想。于是他们就挖空心思发动一场宣传战，想使本国老百姓和外界都相信，历史上的匈奴、蒙古和鞑靼等蛮族又卷土重来了，这就是苏联。在这场宣传战中，美国的干涉派自然是很得力的盟友。然而，没有一个中立的观察家相信俄国进行了这种干涉。我在华北共产党地区逗留了好几个月，也没见到过这方面的证据。我在满洲也没有见闻到多少证据。中国共产党人将来显然会同苏联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尽管如此，要说俄国在中国内战中给了中共什么帮助的话，充其量也许是让其所缴获的一部分日本武器落入八路军的手里。但是，在日本人投降的时候，蒋介石所收缴的武器，比共产党所拿到的要多得多。此外，可能是有这么一回事，一九四八年时俄国人用一些卡车与共军交换满洲的物产。但是，共军所缴获的美国车辆，可要比俄国人给他们的多得多。因此，想把蒋介石的失败归咎于罗斯福和俄国人是办不到的。那么，到底为什么共产党在满洲节节胜利，而蒋介石却连连败退呢?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首先需要简单地回顾一下历史。一九三一年日本入侵满洲的时候，蒋介石不仅丢下满洲人民不管他们死活，而且在关内镇压一切爱国示威查禁一切抗日书报，甚至还禁唱中国最流行的、纪念一九三一年沈阳事变的《义勇军进行曲》。因此他就为许多满洲人所唾弃。尽管中国的统治者把满洲人丢下不管，但是有一些比较勇敢的满洲人开始组织起抗日队伍，号称东北义勇军。即使在各国纷纷承认日本对满洲国所拥有的权利，获介石也默认日本统治满洲的那些岁月里，这些小股游击队也一直在同日本人作战。游击队的领导人大部分都牺牲了，最后这些游击队只剩下人数很少的小部队坚持斗争。然而到一九四五年八月，苏联红军赶走日本人的时候，东北义勇军又重新出现，并且迅速发展起来。当俄国人占领铁路线和大城市的时候，义勇军接管了农村地区，缴获了一部分日军武器。与此同时，在南满作战的几支八路军正规部队向北挺进，同义勇军会合。不久以后，关内的八路军挥戈北上，关外各支部队进行了合编。共产党在当地的正规军人数最初可能只有五万。在此期间，美国用军舰和飞机把近二十万蒋军赶运到满洲。蒋的文武官员们，本来大可象共产党人那样去同义勇军联系，把他们争取到自己一边。可是他们却反其道而行之，去找那些给日本人当了十四年汉奸的地主，把他们组成武装的队伍，去打义勇军和共产党。换句话说，国民党出于其半封建的本性，同满洲人民深恶痛绝的分子联合了起来，从而奠定了一场阶级战争的基础。这就给共产党人赢得满洲农村创造了机会，他们以前正是这样赢得华北农村的。说也奇怪，俄国人这时候帮的是蒋介石而不是中共。一方面义勇军和八路军接管农村，另一方面苏联红军却让蒋介石官员接收满洲所有的城市，并保护了他们好几个月。与此同时，蒋介石正式要求苏军在满洲比原定计划多呆一些时候，使他可以有更多的时间用美国的运输工具把部队运来。于是俄国人和美国都帮了蒋介石的忙。后来俄国人撤离哈尔滨和北满其它城市时，还应蒋的要求，带走了他委派管理这些城市的所有官员。这就搭救了这批官员，使他们没落到满洲人民手里，并且把他们平平安安地送还给蒋。蒋介石如此既依靠俄国、又依靠美国，也就无异承认，他离开了外国的武装援助，就不能控制满洲。俄国人撤走的时侯，蒋介石已经有美械装备的五个军在南满，他们向北大举进攻，在四平街受到阻击，进行了一场血战，最后总算进了长春城。这时，根据马歇尔停战协定的规定，蒋军停止了推进。有一些人，特别是那些有意搞臭马歇尔和杜鲁门政府的人，认为就是由于这个停战协定才使蒋未能征服满洲。但是，难道可以设想，战线已经拉得很长的蒋军，还能继续向前推进数百英里去占领靠近苏联边境的哈尔滨和齐齐哈尔吗?即使假设蒋军居然做到这一点，必然也将以惨败告终。因为那样一来，蒋军的供应线就会拉得更长，而当时他连南满的那一段供应线也颇难维持。姑且不论蒋介石曾经在一九三一年把满洲人民丢下不管，姑且不论他所联合的是汉奸地主而不是义勇军，也不论俄国人让他的官员接收各大城市—姑且撇开这一切不管，而且还假设俄国人确实在满洲帮助了共产党入。即使如此，我仍然觉得蒋介石在东北失败的原因，是同俄国的插手毫无关系的。请蒲立特以及共和党领导人和某些民主党议员好好想一想：台湾是中国本部以外的另一个地区，日本人在那里惨淡经营了多年，国民党在满洲也建立了一套军事、经济和政治体系，但事实证明中国的独裁政权完全不能建设国家，而只能把国家毁掉。一九四七年夏，正当某些人叫嚷什么满洲被出卖给斯大林的时候，国民党可以炫耀自己在东北取得了以下三大成就：一、它已经把美国所训练和装备的七个军的兵力至少断送了一半，并且还大大削弱了剩下部队的战斗力。二、它继俄国人的洗劫之后，进一步把日本人遗留下来的强大的工农业经济破坏殆尽三、它丧失了许多满洲人的好感，这些满洲人并未象台湾人那样起来造蒋介石的反，而是倒向共产党那边去了。国民党军队经过满洲内战的严重消耗，已经减员到同共军的人数相等。他们不是中国旧式的杂牌军，而是蒋介石历来最精锐的部队，肯定也是中国历史上装备最精良的部队。他们体现了史迪成将军在一九四二年凄然撤离缅甸时所憧憬的最高理想。当时由于不能把美国的武器装备空运到中国来，所以史迪威决定把中国士兵空运到印度去，用存在那里的美国武器装备起来，编成一支部队，举行反攻，夺回缅甸。他实现了装备中国军队的计划。但他很快就意识到，他所训练的这支部队不会在抗战期间用来打日本，却会在抗战结束后用来打中共。他为此而反对蒋介石，结果斗争失败，回美国后郁郁而死。既然史迪威将军生前就看出蒋介石已经失去民心，因此无权再统治中国，那么，要是他能亲眼看到国民党军队在满洲每况愈下，从政治上说他可能会感到高兴的。但是作为一个军人，如果他亲眼看到，这些久经疆场的作战部队竟然降低到宪兵队或城防部队的水平，一定会感到伤心的。国民党军队不但实力每况愈下，士气也一路不振。东北剿总司令杜聿明将军和孙立人将军之间发生了争吵。孙是美国弗吉尼亚军事学院的毕业生。当年在缅甸作战的时候，杜未按照美国人的命令发动进攻，所以美国人就一直不喜欢他。他们给孙撑腰，想方设法要把杜搞掉。最后终于以杜、孙二人双双解职了事。将帅易人并没有能使情况有什么起色。任人唯亲和贿赂成风已经败坏了先前以纪律严明著称的部队的素质。我认识一个上校，他本来有希望当团长，但是由于没钱为此孝敬上司，结果只好靠边站。他负责一个团的运输队，不得不把全部汽油的七分之一留给军需仓库主任，他的顶头上司还要再拿走七分之一以饱私囊。为了不使他的汽车停驶，他只好把润滑油脂拿到黑市出卖，然后再买进汽油。吃空饷的风气，当年在印度的时候，曾给美国人杜绝了，后来却又死灰复燃。结果，当一个师投入战斗时，兵员往往只有原定编制的百分之六十。更糟糕的是，军饷经常拖欠不发，结果士兵只好靠任意抢老百姓的东西捞点外快。由于最高统帅部一味防御的变态心理，部队都留驻在城市里，军官们早已厌倦艰苦的戎马生活，现在无所事事，便沉溺于女色，借以消愁解闷。蒋军军官们金屋藏娇，逼良为娟，就这样糟蹋了一批本应遣送回国的日本妇女。不光可以在城里看到日本女郎同国民党军官鬼混，还可以在军运列车上看到她们给中尉、上尉们作伴。这些女郎站在货车车厢的门口，穿着东洋和服，里面显然是一丝不挂。对于风尘仆仆的军官们来说，这些女郎团可增添乐趣，可是她们究竞能对打败共产党作出什么贡献，那就只有天知道了。东北蒋军实力和士气每况愈下的情况，与共产党所领导的东北民主联军日益壮大的光景，形成奇妙的对照。一九四五年和一九四六车间，美国的军舰和飞机把国民党部队源源运到东北。共产党却须穿过长城的关隘长途行军，那时他们只有一些零散的部队，总计四、五万人。到了一九四七年，共军的兵力已经发展到近三十万人，其中至少有十二万人组成了六个纵队的主力部队，每个纵队有三个师。我当时曾写到，显然，“共军最后一定会把蒋军赶出满洲或就地歼灭“。在国民党的手里，美国给他们运来的军队很快被消耗了，而日本人给他们留下的强大的满洲经济，更是被他们破坏殆尽。当时，蒋军控制了整个东北工业的百分之八十，但只有百分之十开工。当然大部分可以归咎于俄国的劫掠，一部分可以归咎于战争，但主要的原因还是国民党的腐败无能。我在满洲各地看到了这方面的许多例证，但是在这里我只想谈一下当时抚顺煤矿的情形。抚顺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露天煤矿之一，日本人把这一地区建成了一个小匹兹堡，生产页岩油、煤气、石蜡、汽油、焦炭、沥青、高碳钢、水泥等产品的各种辅助工业一应俱全，还有多种小型工业。日本人时代，这里煤的日产量最高曾达到两万吨。俄国人接管后，最高曾达五千吨，但现在已降到不足两千吨。主要原因是军队的干扰。他们抓走了一万名工人及—万八干名民夫去构筑防御工事，既不给饭吃也不发工资。我离开满洲的时候有这样一种感觉：如果蒋介石不把他的部队撤回关内，就难逃一场可怕的灾难。当时我就是这样写的，并且还列举了前面提到的许多事实。可是我发回去的稿子，在美国一个字也没有登出来。在这期间，美国主张进行干涉的人却继续宣传蒋介石在满洲的局面可以挽回。蒋之所以死守无法保住的阵地，这些人的支持可能就是原因之一。所以，那些想给他帮忙的人恰恰促成了他在军事上的自杀．蒋在满洲的败局明明是无法挽回的。魏德迈将军早就告诫他不要到那里去。从总的战略观点来看，蒋在满洲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没有能抢占华北平原，把他的首都以及主要供应基地同东北联接起来。他的各条战线没有连成一片。他的处境很象当年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时德将冯.伦斯泰德那样。这位德国将军要求撤出诺曼底，但希特勒拒不同意。蒋的将领们也想撤出满洲，美国顾问也叫他撤，魏德迈说拖下去是毫无希望的，但是蒋硬是不听。然而蒋介石在满洲的失败，远不只是一个战略失当问题，还有其更为深刻的根源。在中国革命的复杂进程中，他的军心日益涣散。他的士兵都是从南方农村抓丁运到关外去的，那些当兵的、甚至连当官的都感到他们是身处异乡，思想感情同当地人民格格不入。他们不会看不到身材高大的满洲人仇恨的眼神，象无数尖刀似的怒对他们。一种愤恨而又沮丧的情绪在士兵们的心里燃烧，随即他们又感到内疚。随着农村地区被共军逐步占领，蒋军士兵就象断了线的风筝一样失去了同其社会基础的联系。士兵们在心理上感到极度迷茫。他们越是远离乡土，就越变得象一只离开地面的气球，越升越高，直到它内部的压力使它爆破为止。蒋军从满洲一个个村庄撤走时，其内部压力也逐步增大，离爆炸点已经不远了。我坐火车从沈阳前往北平途中，看到了蒋军已经失去内在自信心的一个鲜明的写照。火车到达一个站时，一位中国骑兵部队的将官走进了我所在的车厢，在我对面坐下来。我对他点了点头，但没有显示我会说汉语。不多一会儿，又有一位步兵上校进来，同这个素不相识的将官聊了起来。两位军官先说了不少含蓄的话来试探对方对战争的看法。将官轻描淡写地说了句批评的话，上校就添油加醋地把话说得稍重一些，接着将官就发表了更加尖酸刻薄的评论。两人很快就同声指责作战的指挥无方来了。将军说：“就是骑兵指挥官，骑兵可以用来进行侦察、巡逻和冲锋，可是却让我去守卫铁路，我可怎么个守法呢?农民们跑来把铁轨扒走，我又有什么办法?我是东北人，难道要我向东北老乡开火？我请示上级，可是得不到指示。谁也不知道我们究竟该怎么打这个仗。我常纳闷我们现在干嘛要打仗。日本人占领我们的森林、河山整整十四年，可是我们现在却在这里自相残杀起来了。“‘上校点了点头。谈话停了片刻。火车快到山海关了，这里是长城与海衔接的地方。上校往窗外看了看，然后回过头来说：“唉！我觉得八路军他们根本不需要夺取长春和沈阳，他们只要占领周围的农村，组织起民兵，然后南下到山海关这里，切断咱闷的退路就行了。我不晓得上级如何着想。咱们应该离开这里，否则干脆别打了。“上校的语调十分沮丧．将军的模样也十分凄然，我不由得笑了起来。他们俩一齐看着我。将军问这“这么说，你懂中国话罗?“我点了点头。“没有办法啊，”他说，“真是没有办法啊。”这位将军确实说得对，没有办法。在满洲土地上的蒋军士兵不想再打下去了。他们开始同满洲人民来往，接着又同八路军来往。这就使蒋介石死守满洲的梦想破灭，他对关外领土的控制渐渐削弱，最后终于完全崩溃了。与此同时，在关内，在遥远的南方，在离苏联边境很远的地方，中国的独裁者受到了来自另一方面的威胁。中国人民揭竿而起，反对这个统治他们二十二年之久的暴君了。五十三．失乐园：台湾大屠杀当我从满洲回来的时候，我发现国民党已经半公开地向它本国人民宣战。席卷全国的反内战、反美国干涉和反独裁的示威游行进到直接的血腥镇压。成千上万的学生、商人和知识分子被殴打，成千上万的人被投入监狱，还有不少人挨了刺刀，吃了子弹，惨遭杀害。干这些勾当的时候，多半用的是剿匪、控捕间谍或共产党特务等名义。但是受害者人数之多、声望之高，使广大群众无法接受这些诬陷不实之词。一阵阵激愤的批评声来自四面八方。为了平息民愤，政府有时只好承认许多受害者并非共产党，而只是一些受了外国异端邪说的影响而误入歧途青年。蒋介石说，为了拯救中国，为了肃清这些异端邪说的影响，人民必遵守须圣贤之道，接受政府对他们的改造。在一九四七和一九四八年间，蒋介石政府在台湾岛上，以实验室的规模对人民试行了这种“改造”。其结果是很说明问题的，因为那里既受不到俄国人的影响，中共也插不上手，甚至内战也没有波及到那里。一九四七年二月，蒋介石军队杀害了数百名手无寸铁的台湾人，却几乎末引起外界的注意。直到敢于仗义执言的《密勒氏评论报》美籍编辑约翰·鲍威尔去该岛采访，如实报道了他的所见所闻以后，这个事件才透露出来。尽管国民党报刊破口大骂鲍威尔“小题大作”，但是我却发现实际情况比鲍威尔所报导的还要严重。要理解台湾惨案的实质，就需要了解其发生背景。这个长椭圆形的岛屿，面积同荷兰差不多，离中国大陆海岸有一百英里，堪称东方最引人人胜的地方之一。在这小小的天地里，景色瑰丽多彩，美不胜收，简直可同整个美国媲美。全岛有三分之二是丘陵，有七十七座高达一万英尺的山峰。有些山峰保持着迷人的原始风光，海拔七千英尺的陡崖峭壁巍然屹立，直插环绕全岛的太平洋万顷碧波之中。雨季一到，山洪呼啸奔泻而下，提供了重要的水电资源。山峦低处的坡地披盖着难以穿行的热带丛林，低平处是精耕细作的农田，整个农村象是一个黄绿相映的大花园，稻田、农舍、繁忙的道路和蜿蜒的溪流交织其间。岛屿四周海滨点缀着无数的沙摊，是理想的日光浴和游泳场所。气候暖和，温差不大，即使在最炎热的季节，也有习习海风吹来，有时也刮起一阵飓风，使得岛上顿时凉爽宜人。台湾人民生产的粮食自给有余，遍地盛产鱼、米和水果。更有那万紫千红的鲜花朵朵，点缀着山坡、水田，佩戴在秀丽的台湾中国妇女头上，为这个天然乐园锦上添花。台湾的历史是很不平静的。据史书记载，中国人在公元六O五年第一次远征该岛。后来满洲人征服中国的时候，离乡背井的明朝遗民在这里找到了安身之地，把土著的部落居民赶进了深山。有一个时期，台湾成了海盗啸聚之所。海盗从岛上的老巢出发，在中国沿海一带杀人越货。岛的周围有危险的暗礁，西方世界船舶在此触礁遇难，数以百计，它们也成为海盗掠夺的对象。遇难船上的人员一般都遭到杀害。荷兰人和葡萄牙人先后占领过路上的部分地区。最后，到了一八九五年，昏庸无能的清廷签订条约把台湾割让给了日本。日本人花了七年时间才平定了全岛。但是局势一定，他们就发展交通，改善公共卫生，扩大商品流通，规划农业，以提高人民生活。他们消弥匪患，兴修铁路，保证行旅安全，为台湾人建立了一套严厉的法制，但是却没有给他们多少社会或政治自由。由于最后这一条，由于台湾人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出于他们并未意识到自己的文化水平比祖国人民更高，由于他们已经风闻大西洋宪章、民主和蒋介石夫人的新生活运动，因此一九四五年秋中国军队进驻台湾时，当地居民一片欢腾，他们穿着节日盛装，列队到火车站和码头上去欢迎他们的“解放者”。但是他们的喜悦心情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化为乌有，因为他们发现自己不是被解放，而是被征服了，而且是被比他们文化水平低的人所征服。蒋军士兵到市场货摊上拿东西不给钱，夜里拦路抢劫老百姓，下乡打家劫舍时甚至还杀人灭口。于是，在日本统治时期盗贼绝迹的村镇城乡，不得不纷纷成立保卫地方的组织。蒋的文职官员来接替军队管理地方以后，情况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更加恶化了。接收大员们没收了日本人的全部财产，把其中大部分拿到黑市出售，以饱私囊，或索性把东西运回大陆，送到自己家里。把日本人的财产收拾完后，蒋的官员们很快又打起台湾人财产的主意来了。在接收一个工厂的时候，蒋的宪兵总要问三个问题：“现款有多少？“有汽车吗？”“有洋楼吗？”台湾籍职员陆续被辞退，由国民党带来的人接替。尽管岛上的技术人员几乎同全中国的技术人员加在一起一样多，但是当地的技术人员大部被不分青红皂白地夺了饭碗，被迫去给国民党的小官僚们当厨师、文书或低三下四的仆役。例如：有一个制药厂的厂长被解职，由一个中国官员的亲戚接任，此人原来是在上海一家药房打杂的小伙计；渔业技术人员被辞退，当了佣人和听差；台北煤气公司的经理不得不去一家洋行当职员。这种做法，加上中国人没有投入任何资金和美国空袭遗留的影响，使台湾的工业失去了元气，一撅不振，就象屠宰场里尖刀已经插到心窝的一头肥猪一样。大陆人不但把台湾人撵出工商业，而且也把他们撵出政府。甚至连大小办事人员也不得不把自己的位置让给在国气党里有靠山的人。由台湾人担任的最高政府职务是教育厅副厅长，此人后来也惨遭杀害。蒋的接收大员一手垄断政府，一手垄断工商业，这是使他们得以大发横财的绝妙方法。人们不给贿赂就很难领到开店经商的营业执照。敲诈勒索的大陆人受到国民党秘密警察和蒋政府的保护。嘉义地方法院的检察官对一个受贿的中国专卖局长提出公诉，但是在开庭以前政府插手干预，硬说证据不足。一位敢说敢当的台湾法官对政府提出异议说：“你们可以砍我的脑袋，但是无论如何你们也不能干预法律。“结果，受到控告的中国官员被送回大陆，逍遥法外，那位法官后来却丢了性命。蒋的官僚们采用大陆上的做法，很快就对从茶叶到肥料的大部分商业部门实行政府专卖，把台湾人挤走，为私下纳贿大开方便之门。在这些接受大员的种种打击下，台湾的一切生活领域都搞得一塌糊涂。美军初到台湾时，台币一元值美金一角，一直稳定了六个月。但是，大陆人没有让台币维持在一个健全的基础上，而是把它同他们自己滥印的钞票挂钩，结果使台币一元贬值为美金一厘。用岛上的一位美国官员的话来说，这是“对台湾人民犯罪“，他们蓄意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盘剥岛上的居民，也是为了造成一种不断波动的汇兑率，惜以搞各种投机倒把的勾当。蒋的官员敛财的做法到了贪得无厌的地步。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以每吨五点二六美元的价格把煤卖给台湾的国营燃料委员会后来这批煤却在黑市上出现，售价每吨一百三十美元。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把十二万吨肥料运到台湾交给蒋的官员，每磅作价八元台币。买肥料的钱是由美国纳税人负担的。这些肥料本来应该发给陷入困境的农民，但是却并没有径直送到他们手里，而是出现在黑市上，售价每磅一百六十元台币。这种盘剥大大影响了人民的生活。过去在日本人统治时期，劳动阶级平均每月工资一百元台币，还能吃得上鱼、蛋和一点油。到了一九四七年，工人的工资只相当于原先的二十五元台币。工资的百分之九十花在吃饭上面；他们买不起衣服，很快既象农民一样打赤脚了。中产阶级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他们靠薪水无法维持生活，先是变卖家当，等到积蓄全部花光后，有些人就把自己的女儿送进妓院，让自己的儿子去街上卖烟卷。在日本统治时期，孩子们都上学。大陆人说：“那是强制教育；现在你们可自由了。“台湾人回答说，可以自由当叫化子了。国民党对台湾粮食的掠夺达到了犯罪的、甚至是逼死人的地步。前面说过，岛上的粮食本来是自给有余的。稻田的产量非常之高，因此在正常情况下，可以让大片农田休耕一年或更长的时间，粮食仍然够吃。过去日本人总是要等到全部庄稼收割完毕，可以决定公平合理的田赋以后，才把大米运出该岛。现在中国人却任意规定实物田赋，结果使歉收的农民纳粮以后家里剩不下多少大米。尤为恶劣的是，在农民送粮去税站的时候，沿路的驻军哨所不挤到点油水就不放行。结果，农民到达税站的时候，所剩的大米就不够数了。不单是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了，而且人民的健康水平也下降了。在蒋政权到来以前，岛上有十五年以上没有发生过一例天花。一九四七年却发生了四千一百九十三例，五个月内死亡率达百分之三十七。出于日本人实行十分严格的检疫制度，一九二O年后，岛上就没有发生过霍乱。但是由于大陆人在台湾和大陆之间大搞走私，结果把霍乱也带回岛上。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一再向台湾医务当局提出交涉，要求制止走私，恢复霍乱防疫制度。蒋的医官回答说，走私难以制止，因为走私者都有武装。当时岛上有四万名土兵，后来就用他们来镇压台湾人民，但是当时他们却居然不能制止少数武装走私者。在这种情况下，一九四六年发生严重的霍乱疫情就毫不奇怪了。台湾南部的疫情特别严重，死亡率很快就上升到百分之八十。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把它的医生和护士全部派往疫区，想消除各种混乱现象，按隔离医院搞得象样一点。当时在霍乱医院里了作的只有一名中国医生和五名护士。但是就在附近的一所省立医院里，虽然只有十五个病人，却有十四名中国医生和二十名护士。这些医护人员都拒绝转到霍乱病院去工作。疫情日益恶化，甚至有病人死在烧火间和医院后面的柴草房里。除此以外还遇到了其它困难。霍乱这种病常引起血液失水，病人血管曲张，血液越来越浓，直到血管迸裂，心脏衰竭。通常治疗霍乱的办法是静脉注射任求氏溶液盐水针。这种溶液制起来非常简单。即使制不了这种溶液，用热水溶剂代替也可以顶点儿用。但是，正当霍乱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有一位中国医官却下令节约使用这些溶液。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官员对此提出了强烈抗议，因为这只能断送那些本来可以救活的病人的性命。不料竟有一个官员回答说：“这些霍乱病人只是一些无足轻重的穷人嘛。“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一位医生气得流出了眼泪，跟他顶了起来，他冲着这个官员说：“你阔，你重要！我要祈求上帝让你自己也得霍乱。“我在台湾的时候，据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说，大约有一千名麻疯病人散居全岛，无人管理。以前他们都关在政府管理的麻疯病人隔离区，经费由日本人拨给。但是蒋政权来到以后，不发经费，于是就把他们送回了家，好象这一切倒行逆施都还不够似的，医生开业执照竟然可以用钱买，每张执照售价三十万元台币。不单台湾人的生活水平和健康情况不断恶化，而且教育质量和道德风尚也日益败坏。国民党人进岛的时候，发动了坚决取缔日语的运动。当时老百姓对学中国普通话异常积极，因为据说学会了就可以成为真正的中国公民。但是他们很快就开始感到自己其实只是殖民地人民，不管怎样努力学习，也永远成不了真正的中国公民。在学校里，头半年的时间国民党的教员除了汉语和国民党的党义以外什么也不教。算术、科学知识等等全被置之不顾。国民党的教员对台湾人说要教他们标准国语，但是在一个为台湾教员举办的训练班里，五位中国教授各说一种不同的方言，那些可拎的台湾人搞不消究竟谁讲的是国语。更糟糕的是，语言也被用作镇压和控制的工具。国民党教员叫大陆籍女生暗中监视台湾籍女生揭发偷讲日语的人。岛上的女孩子本来例挺愿意学普通话，但是这种禁令却激起了她们的反抗精神，她们硬是讲起日语和台湾方言来了，借以表示对大陆人的不满。在日本人统治时期，考试作弊原来都被看作是极严重的过失。谁要是作弊给抓住，马上就开除出校。在台湾一所中学里，有一名大陆籍男生作弊给抓住了，在全体学生要求下学校把他开除了，但是这个男生的爸爸是位有权有势的国民党官员，不但让儿子复了学，而且还迫使校长赔礼道歉。在这种社会风气影响下，台湾籍学生很快自己也都大肆作弊起来。学生贿赂老师在中国是司空见惯的事。但是在蒋的这帮误人子弟的教员到来以前，岛上几乎没有这种陋习。可是到了一九四七年，每逢考试前夕，学生都用红纸包了钞票，上面写些应景的吉利话，给老师送去。不这样孝敬老师的学生，非得学业出众才能拿到哪怕是及格的分数。蒋介石的官员不但把贪污、诈骗和霍乱带到了台湾来，而且还把早已在岛上失传的中国封建习俗带了来。纳妾的陋俗在日本统治时期已经基本绝迹，现在又在岛上流行起来。在日本统治时期，台湾姑娘认为给人当二房或三房姨太太是丢人的，但现在由于无以为生，许多人把这当作最好的出路。大陆人对待台湾姑娘是十分心毒手辣的。例如，有七个年轻的大陆官员凑钱买了个戒指，由其中一个家伙出面去向一位台湾姑娘求婚。在征得女方家长同意后，这个官员就与这位姑娘结婚，把她接回家来，欢度了一个新婚之夜。第二天晚上换了另一个男人到姑娘的床上来唾，第三天晚上又换了一个。姑姑被逼得逃跑了。许多嫁给大陆人的台湾姑娘，等到大陆上的元配太大一到，才发现自己原来只是“小老婆”。就象吃了慢性毒药似的，台湾人自己也腐化堕落，变得同大陆来的统治者不相上下了。纳妾和卖淫之风四处蔓延。道德沦丧到了新的低点。台湾人看到这种风气，悲叹说：“要不了几年，我们就会堕落得同那些大陆猪仔一个样了。笔者极力避免在谈论独裁政权的所作所为时带上主观的色彩，但是不能不指出，蒋介石政权对台湾人民的所作所为完全是对人类的犯罪。蒋介石的官员对台湾的剥削，不但使他们自己而且也使他们整个国家名誉扫地。“中国”一词变成了既可恨又荒谬的同义语。不管什么事出了毛病，台湾人就说；“中国就是这样嘛。”这个词概括了一大堆坏现象，如娶两个老婆，醉生梦死，办事先要钱，搞裙带风等等。这也就是美国人所讲的“一团糟”的意思。自来水笔、电灯和电话出了毛病，就骂中国，就连山里的土著部落居民也把年久失修的山路叫作“三民主义路”。台湾人开始时用好言规劝蒋的官员改变作风，但是不起作用。于是他们就采取讽刺的办法。他们在墙上贴出宣传画，画上有一条狗(代表日本人)从岛上逃跑，有一只猪(代表国民党人)进来。宣传回上写道：“狗还能保护人，猪却只会吃和睡。”这对中国官僚不发生什么作用，但是台湾人感到出了口气。台湾人在日本统治的五十一年期间不得参与政务，所以他们不太知道怎样同精通权术的中国政客进行斗争。起先他们只是少数人聚在一起，议论中国人的所作所为，商量他们自己该怎么办。由于手中没有武器，大家一筹莫展。后来认为自己唯一的武器就是笔杆子，于是就办报纸杂志，发表文章鼓吹民主和自治。接着就公开批评政府腐败、贪污和专制。后来，那些抨击政府的人大多以“共党歹徒”的罪名不是被捕就是被杀。起先并没有什么台湾人想采取积极行动来反对蒋政权，人们只是希望那些官员改变作风。但是他们很快认识到这是办不到的。尽管如此，要不是被逼得走投无路的话，他们也是不会有所动作的。一九四六年九月，由于岛上大米被外运，物价飞涨，所有的城市里都出现买大米的长龙。台湾人一天比一天消瘦。他们越来越穷困，心头的怒火也越来越升高，很快就有一种主张不径而走：大家在一九四七年四、五月间收割稻谷后抗粮，发动全岛人民起来斗争，反抗国民党，他们希望用这种办法迫使蒋介石的官员改弦更张。提出这种主张的人并没有准备把斗争的时间提早。但是情况发展得太快，本来可能按计划进行的起义，却在无人领导、完全自发的情况下爆发起来，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成为台湾起义导火线的事件本身是根本微不足道的。但是这件小事却终于使岛上的老百姓忍无可忍、揭竿而起。台湾人对国民党最为不满的事情之一就是专卖制度，国民党利用专卖制控制了岛上的全部商业。专卖局的警察，以取缔私卖烟卷为名，开始追打沿街叫卖的孩子，抢走他们的烟卷。二月二十七日晚，首府台北有位卖烟卷的老妇抗拒一个警察拿走她的烟卷而被枪杀。当晚就有一千名台湾人到警察局示威，要求惩凶。但是他们的要求根本没有得到满足。次日，有五千人由同意为他们作证的西方商人陪同，到专卖局示威，抗议警察开枪杀人。他们派代表进入办公楼，其余群众都站在门外等侯。这时屋顶上的士兵朝人群开火，第一排枪就打伤了八名台湾人。群众惊散以后怒不可遏，到处找大陆人算帐。他们一见小轿车就截，一见衣冠楚楚的大陆人就拦，拿走他们身上的钞票，当众焚烧。当时群众根本没有想将来怎么办，而是一心想破坏，想把他们认为是大陆官员从他们身上榨取的财富毁掉。这时候，有一批学生到车站，想搭火车南下，但被铁路警察抓了起来，受到殴打，有的给打死了。接着有四千名被激怒的群众到铁路局示威，就在美国领事馆完全看得见的地方遭到宪兵枪击。台北人民哗然，他们很快就控制了整个城市，只有几个位居要冲的政府机关除外。事态的发展吓坏了行政长官陈仪。他通过广播答应惩办开枪射击的肇事者，并满足人民的改革要求。于是全市局势就平静下来，学生和商人组织起来在街上巡逻，维持秩序。从那时起，直到蒋介石的军队开到为止，全市一直太平无事。三月一日，台北市议会成立委员会来处理这一事件。大家很快就一致认为光就事论事地处理问题是无济于事的，必须坚决要求解决人民所有的疾苦。因此，在市政厅举行了一次公开会议以后，这个委员会给陈仪行政长官送去了一份开列各项要求的清单，其中包括按照乔治·马歇尔在华期间，蒋介石亲自批准的宪法所保证的那样实行自治、真正民主和真正自由。陈仪把文件退了回来，托词文件未按公文格式，措词也不当，必须更新改写。显而易见，他是在拖延时间。这只能意味着正在从大陆调军队来岛。台湾人认识到自己力量太弱，无法抵挡整师的武装部队。他仍到美国领事馆去探问美国能否以某种方式进行仲裁。他们还请求驻南京的司徒雷登大使劝蒋介石不要派军队到处于和平中的岛上来。台湾人被告知说，这是小事一桩，不值得美国过问。在这期间，台湾人几乎接管了全岛。他们的政治组织的分支机构接管了地方上的警察局以及所有的政府建筑物和办事处。市镇议会已经开始工作。没有发生什么骚乱。这是历史上最和平的叛乱之一。严格按照法律意义说来，这并不是一次叛乱，因为台湾人并不想推翻他们的统治者，而只是想改造他们。陈仪是统治过福建老奸巨滑的军阀，善于玩弄政治权术。在这期间，他简直把缺乏经验的台湾人当小孩子一样地耍弄。鉴于台湾人坚决要求充分地参政陈仪就叫当地人民把他们所荐举的市庆、市议员和其它官员的人选开个名单交给他。台湾人根本没留心眼，完全照办。这下可就为陈仪日后逮人和杀人提供了黑名单。三月八日，蒋军开抵基隆，当晚进入省城台北。他们马上就把许多台湾青年拖到大街上枪毙。士兵们掷石头打破窗子爬进民房，当着惊骇的户主的面进行洗劫。他们闯进一个小学女教师的家里，奸污了她，还开枪打死了她的父亲和兄弟。她的父亲是一位校长。第二天，陈仪就取缔了人民委员会，军队占领了广播电台、所有的政府建筑物和所有的学校。青年人和学生被驱赶到街上，其中有一百多人被捕。三月九日和十日两天，枪声日夜不断，台湾电力公司的一个职员身上带了三千元上街买米，不单钱给抢走了，而且还丢了性命。一位小学校长，身上带着三万元学费，也惨遭同样下场。台湾人一出门不是挨刺刀就是吃子弹。与此同时，还到处搜捕、殴打和枪毙中学生。有一帮宪兵去逮捕一名市议员，他的妻子抱着婴孩到门口堵住了路，宪兵就开枪把她打死了。街上行人遭到抢劫、殴打和辱骂，就是呆在家里也有人破门而入，把东西洗劫一空。到了三月十一、十二和十三日，进行了更有计划的大屠杀。军队和宪兵按照大陆籍官员提供的仇人名单，搜捕冤家对头，特别是记者、教员、委员合成员和商人。这些人往往被就地枪决，也有些人给带走，不知所终。名单上的人如果找不到，就把他们的家属抓去作为人质。吴凡钦法官曾经判处一个贪脏枉法的中国警察徒刑，他被人从家里带走，扔到桥底下结果了性命。烟草局的一个官员和其他八名台湾人也遭到同样对待，被扔到桥底下，割鼻、毁容和阉割。有一位留美的大学毕业生曾经想要兴办一个台湾糖业公司，不让大陆资本进入岛内。他遭到枪击，丢了性命。有三个法官被人从家里绑架走，他们都曾经给贪赃枉法的中国官员判刑。一位曾经公开抨击大陆人贪污腐化的七十二岁高龄的国民参政员被人从病床上拉走，同他的两个儿子一起惨遭杀害。几十具学生和其他人的尸体有的被扔在一块儿，草草掩埋以后，因为盖土太浅，又露出了地面，有的被扔进海后又冲上了岸。从尸体上可以看出，他们是被打死、刺死、枪毙、砍头或肢解而死的。死者的妻女悲痛欲绝，而且也完全不明白为什么会祸从天降。她们跪在被害亲人的身边号哭着：“你不是坏人，又没有干坏事，为什么要杀害你呀？“台湾大屠杀震惊了中国人民，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甚至也使世界为之惊骇。但是，由于其他事件纷至踏来，这场大屠杀很快也就被人淡忘了。蒋介石政府并没有因为感到羞愧而低下头来。相反，它还发表了最假仁假义的声明，为其军队所进行的大屠杀辩解。蒋介石说：“这场风波完全是台湾共产党人挑起的。这些台湾共产党人过去曾经被日本人征召入伍去南洋打过仗。“有一种吹捧陈仪行政长官的宣传材料说：“他主张实行民主政治。……他从大陆招聘的僚属都为人正派、经验丰富，都是不顾巨大的个人牺牲而来的。台湾人之所以肆无忌惮、忘乎所以，就是因为他过于开明的缘故。“蒋的官僚们可以昧着良心瞎说一气，把掠夺和杀人害命说成是开明政治。当局发动了一个“新文化运动”。在大老虎陈仪下台后，从大陆弄来一大批党棍收拾残局。他们为政府歌功颂德，要求大家服从权威—就是官家作威作福，百姓也得逆来顺受。记要是对贪污腐化现象提出批评，就给谁戴上汉奸、谋求私利、共产党或分裂主义的帽子。这就是那帮封建旧势力所发明的新文化！ 蒋政府搞了这些虚仁假义的把戏犹未满足，还用刀在人家伤口里挖肉。它下令学校把四月二十六日定为感恩日，让孩子们对前来戡乱护民的国民党军队表示感恩戴德。还叫小学生每人捐献五元钱，中学生每人捐献十元钱，作为感激的具体表示。这岂不是要孩子们给杀父的仇人送礼吗？ 这次起义和对起义的残酷镇压给宪兵们开辟了新的生财之道。现在特务和党棍可以秘密逮捕台湾一些最有钱的人，给他们安上同起义有牵连的罪名，向他们敲榨钱财，不给的话就把人整死。要是人们太穷，拿不出很多钱来，就让他们集体赎身。据说基隆就有十七个人给了蒋军宪兵十万元钱，才把自己赎出监牢。台湾北部有十三个人被限令在三天以内拿出四千包大米来换取活命。当时大米售价每包台币一万元(折合十美元)，这笔赎金即使按美国的标准来看也是相当可观的。为了镇慑人民，宪兵定期公开处决犯人。在起义披镇压很久以后，高雄有两兄弟，一个二十五岁，另一个三十五岁，就在火车站附近的大广场上，当着他们家属的面被枪决了。他们的家属是被迫到场观刑的。据台湾人说，一九四七年三月以后全岛共有两万人被打死、打伤或失踪。这个数字恐怕是夸大了。据外国商人和外交官估计．总数应为五千。这些数字无从核对。但是，对手无寸铁的人民进行了骇人听闻的屠杀这是肯定无疑的。其中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是无辜被杀的。那么为什么要进行屠杀呢?答案只能是，蒋介石政府一味利用恐怖来进行统治。这种恐怖政策还是起作用的。台湾人几乎完全给吓住了。大多数人都不敢过问政治了。他们更不敢批评政府或批评政府的腐败了。反正是不敢公开批评了。不过私下里还是要议论的。实际上也只能私下里偷偷议论，而且还要极端小心。要是有谁同外国人说了话，就会受到怀疑。因此，我约一位台湾人谈话时，必须提前半小时到场；谈完后这位台湾人必须比我先走半小时，以免人家怀疑我们曾经在一起呆过。我发现大多数台湾人感到束手无策。共产党地区的人民则不同，他们通过多年斗争，已经学会用最简陋的武器进行战斗，因为他们已经有了纲领，有了斗争方法。我问台湾人为什么他们不上山打游击，他们摇摇头说：“没有武器，设法打啊。”这些人对自己没有什么信心了。这也难怪，他们还只是没有见过世面的毛核子，不是那帮善于耍权术和搞阴谋诡计的大陆人的对手。国民党用两面三刀的手腕把他们搞得晕头转向。一个台湾人对我说，“日本人待我们很坏，但至少我们对自己的处境心里还有个底。我们没有什么自由，但法制还是公正的。法院里秉公审案。日本人是苛刻的主子，但他们不会背后给你一刀。现在我们有警察、宪兵、特务、三青团、国民党和政府，监视我们的机构真是数不啊！“办事必须行贿，可又不知道钱究竟落到谁的腰包里，但愿能送对路后，把你放出监牢。连我们的警察也没有什么办法。他们无权逮捕作奸犯科的大陆宪兵，无权干预军队。从前我们的警察抓住一个小偷，就由政府出钱把他解送到首府开庭审判。现在警察根本不知道他们的费用能不能报销，所以干脆就把小偷放走。结果，小偷和警察很快就合伙干起来了。“我们还有什么指望?还能依靠谁啊！这么多人压迫我们，我们有冤无处诉，只好仰天号哭。“这是遭受巨大苦难的人民绝望的心声。然而台湾岛上所发生的悲惨事件也有其革命的意义。因为在这个似乎与世隔绝的小岛上就象是在实验室里显微镜底下做试验似的，验证了、也揭示了中国历史的内在进程。蒋介石政府在台湾做了那么多坏事，使得各地的中国人都看到，无需共产党来摧毁这个国家，中国的封建官僚已经做了赤色分子干不了的事。台湾岛上的情况不容怀疑地证明，正是蒋政权的官僚资本主义体制驱使它掠夺本国国民，这完全是不以它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不打破这种体制，就不可能进行改革。一切危及统治机构利益的抗议、批评和反抗都只能招来镇压、暴行和屠杀。在太平洋一个小岛上所进行的这次试验，对于辽阔的中国大陆不会没有影响的。有许多中国人原先持骑墙观望的态度，妄想在互相斗争的两种力量之间保持平衡。现在他们断定这场内战并不是共产主义与民主主义之争，而是人民与独裁统治者之间的战争。台湾惨案以后，有许多人，特别是知识分子，急剧左倾，离开蒋介石，倒向共产党。台湾事件对于全世界也是一个教训：这个小岛上的情况无情地证明—如果还需要什么证明的话—再也不存在什么世外桃源了。高戈安、伦敦和梅尔威尔等人的作品里所曾经讴歌的其他一些海岛乐园，也象台湾一样不复存在了。昔日这些世外桃源已经成了将军、司令、政客和强盗的天下。最后，对于极力想把中国独裁者的一切麻烦全都归咎于罗斯福总统和俄国人的那些美国人来说，‘台湾是最好的回答。这个小小的海岛，在蒋介石接管前，本来好端端的，只不过受到轻微的战争破坏。蒋接管了几个月，它就几乎成了一座监狱，乐园变成了鬼岛。五十四．知识分子的觉醒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主要的原动力是农民起义。不过，虽然农民支持与否是内战的决定因素，它还不足以使共产党战胜蒋介石。共产党要打赢战争，取得天下，还必须使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商人和军队抛弃国民党政权。否则，整个革命就可能蜕变成单纯的农民起义，等到进攻城市的时候就会垮台。共产党要找到联系蒋管区人民的桥梁是很因难的。国民党地区具有政治敏感的人大都对共产党不怀好感。在战争初期，共产党没有找到几个知识分子同盟军。工程师、作家、医生、教授和学生对农村运动漠不关心。在解放区的学校、农村和政治集会上都非常缺乏演说家、宣传鼓动员和“领袖人物”。事实上尽管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表示爱好“革命”，但是他们起先并不拥护共产党，甚至还不屑理睬它。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为埋葬蒋介石准备好了棺材，但正是许多这样的知识分子起来造反，才在蒋介石的棺材上钉了最后一颗钉子。经济大崩溃、蒋家宪兵和特务到处实行恐怖，这些重大的因素促使知识分子确信蒋介石不可能解决他们的切身问题。因此他们感到走投无路。即使如此，要不是他们从共产党的纲领里看到一线希望、一条活路、一条通向未来的道路的话，他们也是不会积极转向共产党的。共产党向自己地区以外的中国人民宣传这个纲领，做得很成功。其实，他们进行宣传的手段和工具极不充分，却收到如此巨大的效果。战争初起时，共产党的地下组织虽然很有办法，但人数极少。在蒋管区的工人中间几乎没有共产党的组织。他们所出的小册子和刊物发行数非常少。国民党完全控制了上海、北平、重庆、汉口、广州等大城市的报刊。然而，共产党的纲领最后还是把起决定作用的一小部分群众争取过去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说起来道理也很简单，共产党提出的反内战、反压迫、反独裁、反美国干涉等口号符合蒋管区人民的迫切要求，从而开辟了各种可供他们利用的革命渠道。但是，如果以为共产党只是在宣传上利用人们的不满情绪，那是一种十分肤浅的错误看法。共产党并不是那样一种煽动家或江湖骗子。共产党很明确，一切都从他们想要争取的人们的需要、希望和经验出发。事实上，上述那些口号无一不是蒋管区的反政府分子先提出来的。共产党把人民的这些要求接了过去。这也是他们比蒋介石高明的地方。共产党倾听人民的意见，向人民学习，蒋介石则充耳不闻，对情况毫不了解。最能说明这一点的莫过于和平问题了。究竟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要对发动内战负责，这是只有撰写官方白皮书的人才台感兴趣的一个学术性问题。但是，在争夺政权的斗争中，重要的是各方对和平问题所采取的政策以及这种政策对中国人民所产生的影响。在抗日战争结束时，共产党已经决心要夺取国家政权，决心要最终推翻蒋介石，这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共产党从来没有宣称他们要牺牲和平或不惜一切去推翻蒋介石，只是到了内战接近结束的后期他们才用有限的方式表明这一点。他们在这方面非常讲策略。在整个内战期间，共产党从来不对和平运动进行镇压，而是有意加以扶植，就象三年后苏联也扶植和平运动一样。蒋政府却在国民党右翼的压力之下采取了恰恰相反的方针，因此也就毁了自己。“共产党是“匪”，必须不惜任何代价予以消灭，这就是蒋介石所奉行的路线。蒲立特先生后来正是附和了这条路线。由于蒋介石本行这一路线，犯下了绝大的战略错误，对本国人民的和平要求进行镇压，同知识分子和左翼大学教授公开冲突。这些教授受到学生的广泛拥护，而在文化不发达的中国社会里，学生又向来是政治上最敏感的分子。中国知识分子同统治者之间的斗争，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就已经开始。当时昆明学生为要求和平，举行示威。警察竟向他们扔手榴弹，造成学生死四人，伤十四人。这只是更大规模斗争的序幕。昆明惨案发生两个半月后，在重庆和平谈判期间，举行了一次群众大会，有好几百名国民党打手捣毁了大会主席台，打伤了群众组织的五十多位领导人。乔治·马歇尔来到中国，使要求和平的呼声更加高涨，结果也迫使蒋政权更加公开地与本国人民为敌。一九四六年三月，群众列队游行欢迎由美国人、国民党和共产党组成的停战小组，国民党军队竟驱散游行群众，抓走了四十名为首的人。据说其中的两名教员被活埋，八名男女学生被扔进附近的河里淹死，其余的人被投入监狱。六月二十五日，蒋介石驻防徐州的部队，开枪打死十二名徐州中学学生，伤二十七名。该校教务主任身中七弹，当即毙命。有三百多名学生跪在机枪前面恳求饶命—这些机枪可能就是由正在进行调处的美国供应的。一九四六年内，国民党几乎一直是在大搞恐怖，以镇压和平要求。呼吁和平的社会名流受到国民党特务毒打。昆明有两位教授，在反内战集会上讲话，会后即遭暗杀。民主同盟的北平委员会委员被绑架拷打。国民党用这种手段把全国人民的和平要求镇压了下去。如果以为这种镇压毫无效果，那也不对。在知识分子接连被杀、学生接连被捕以后，和平运动转入了半地下状态。但是，对和平运动的打击必然会引起反击。对知识分子的屠杀不仅使渴望和平的人民感到震惊，而且也使社会上有政治敏感的分子彻底看清蒋介石发动内战的真面目。要是他能很快就结束战争，这些镇压也许会被人遗忘。但是战争旷日持久，山河残破。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和平的知名人士惨遭杀害，就使人们格外感到无法容忍。政府发动内战的时候，曾经保证在三个月内结束战争。到一九四六年底，人们都已经看出，恐怕三年也结束不了。大家知道，没有美国的援助，蒋介石是无力进行战争的。人们开始私下议论反对美国武器、美国顾问和美国陆海军士兵进入中国。年底前两天，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在北平强奸了一位中国姑娘，这一事件使反美情绪公开猛烈爆发。中国人群情激昂，声势浩大的学生示威在全国各地几乎同时爆发。战争的第一个年头就是这样在风暴雨往、雷电交加的情况下过去的。民众的激愤情绪骤然爆发，政府并不是完全漠然置之。但它已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不许干涉中国”，这已经成为和平运动新的动员口号。这个新的口号具有爱国的性质，政府不敢正面反对。然而它也并不就此罢休。一九四七年春，蒋的宪兵以种种借口在北平抓了两千人，在青岛和广州也抓了三千人。这种办法使人民沉默了一些时候。但是，反蒋活动的低潮并没有持续多久，最多不过几个星期。同以前一样，在反对蒋介石的队伍里，冲在最前面的是学生。一九四七年学生同独裁者之间公开爆发战斗，中心问题主要倒不是和平，而是学校里的个人自由。为了理解这场中国大学校国里的战争，有必要在这里说一说陈立夫其人。他是国民党的头头兼教育部长。陈看起来是位好好先生，脸色红润，表情阴郁，一副道貌岸然的架势。他曾经在美国匹兹堡矿业学院学过短时期的西方科学，但是等到蒋介石一上台，他很快就把所学的西方思想忘个精光，成为专制君主的传统思想体系—儒家学说的主要鼓吹者。同时，他也极力宣扬他独家创立的“唯生主义”。这是一种稀奇古怪的理论，一开始就提出中国人先于“爱因期坦发现四度空间”这样一个莫明其妙的说法，接着涉及知识的全部领域，提到原子和氢核子的电解分析、生命原理、动物、植物和矿物界，真、善、美，人类的六个时期和政治演进的六个阶段—酋长制度、封建制度、君主制度、民主制度、政党专政制度和最后的“全民政治”。陈立夫把这一套陈年古董的说教灌输给中国学生，还写过几本书籍，鼓吹他从希特勒那里搬来的“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主张。在学校里，稍带自由色彩的书籍均在查禁之列。学生偷看这种书籍，一旦给人发现往往既要挨打。陈的特务或蒋家青年团打手身带手枪，以学生身份混在校园里。到一九四七年春，学生们的神经受尽折磨，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全中国的大学校园都象开了锅似的沸腾起来了。“五四”是中国学生运动纪念日。学生们原来只打算一般地纪念一下这个日子，搞些游行反对削减伙食费，反对报纸反对精神迫害和集体开除。许多人料到政府可能会反对游行，但是谁也没有超到蒋竟然会在比较大的城市里下毒手，因为象上海和南京这样的大城市里，当时还有许多外国见证人在呢。学生们的神经固然紧张，官僚们的神经也一样紧张。他们一见群众运动就受不了，所以下令对游行群众进行镇压。就在首都南京，就在外交使团的跟前，竟然用刺刀和铁棍来袭击学生，连女学生也和男学生一样不能幸免。学生们无不义愤填膺。几天之内，全国各地大学纷纷罢课。这又招致警察对校园的袭击。西方人恐伯很难想象这些袭击的情景。要作一个合适的比较的话，美国人需要想象一下，凌晨三点钟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们正在宿舍里酣睡之际，全副武装的纽约市警察加上几十名民主党(即执政党的特务)，突然闯进校园，杀死几名学生，还逮捕了一大批，以“叛国”、“共产党”或者干脆就以“危险分子”的罪嫌，不经审判关入监狱。这在中国是常事。一九四七年五月初，警察袭击上海法学院，杀死一名女生，抓走十一名学生。类似事件很快就在上海、南京等地发生，到五月二十四日已有一百五十名学生被捕。四天后，一千名蒋介石的宪兵强行进入暨南大学，抓走七十一名学生，打伤一百多人。五月三十日，两千多名军警包围了上海市中心的交通大学。六月一日，在被称为中国芝加哥的汉口，军队用火箭炮和机枪攻打国立武汉大学，抓走五名教授和三十多名学生。全校学生集合起来，保护被抓的师生，军队就用机枪扫射，打死三人，打伤五十多人。在蒋的抗战首都重庆，女子师范有八十四名女生被捕，全市有三百多名学生被投入监狱。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日至六月二日，两周之内，被捕的师生单是有名有姓可查的就有九百二十三人，据信共有一千多人被打死或打伤。滥捕滥杀青年学生的事件，使全国知识界义愤填膺，群情鼎沸。政府当局对学生家长说，他们的孩子给共产党引入歧途了。家长们不相信这一套。政府不顾一切地想要使学生和家长安分守己，取缔一切自由倾向，因此，继大规模逮捕之后又大批开除师生。一九四七年内就开除了好几千名大学生和二百三十名教授和讲师。由于政府已经完全丧失了自信，它采取了这些极端措施以后仍不放心，又在各班级里安插特务监视可疑的学生。其目的当然是确保各大学在思想和政治方面完全保持正统。北洋大学的一名学生给美国人办的《密勒氏评论报》写信说：“特务学生夜间检查宿舍，腰里插着手枪。谁都可能因为不恭维他们或者同他们有仇而被捕。我们开会讨论技术问题，也受到特务学生的严密监视。谁要发牢骚，被特务一汇报就上了黑名单。“本来想对学校实行思想统制，结果事与愿违。在学校以及拘留被捕学生的“感化”营里，宪兵、特务和三青团都不断攻击中共，肆意渲染它的罪恶。这样大肆宣传的结果产生了两方面的作用。身受恐怖统治之苦的学生心想，为什么那些如此可恶的家伙偏偏要当着他们攻击共产党呢？为什么亲手打过他们的人却偏偏要声嘶力竭地宣传共产党的野蛮?为什么恰恰就是那些思想最开明的老师，那些在三青团用棍棒行凶时挺身保护他们的老师被骂为共产党？为什么那些年过三十、身穿大褂、腰插手枪、横行霸道的“学生”，会突然之间跳出来，硬说一个经常在图书馆里埋头读书的学生是共产党？在此期间，国民党推行了一种新的、其实也是很陈旧的战略来对付政治上的反对派，这种战略终于使它同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思想上分道扬镖。在统治集团的字典里，群众行动、学生游行、抗议压迫、要求减税，受尽折磨的人们要求自由的凄厉呼声、企图免受剥削的各种尝试—一言以蔽之，一切进步的思想和行动—都成了中共或“八路”的同义词。学生们不免要问：难道达一切都是共产主义吗？蒋介石迫使人民把自己的思想和要求，以至自己内心的希望都同共产党的口号联系起来。如果你老是把一个人说成是共产党，久而久之，很可能最后他自己也会说；“莫非我就是个共产党吧。”如果你觉得这种事情很荒唐的话，那末今天在美国也可以看到达种现象，只是还没有发展到那种地步而己。非美活动委员会一类机构极力企图在我们的学校里实行思想和政治统制，迫使人们要么跪倒在地，哭哭啼啼地表示忠诚，要么站起来维护自己的权利，但这样一来就与共产党划等号，而其实他们可能根本不信仰共产主义。在美国，这种情况还没有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但是正在很快地朝这个方向发展。就在我写本书的时候，有消息说俄克拉何马州议会已经通过一项法案，要求全州所有的教师和所有州立大学的学生宣誓效忠美国，“作为就业和参加本单位各种活动的条件。“纽约州议会也在讨论一项法案，其中规定“凡是参加共产党，或在查询时拒绝说明自已是否为共产党员，或同意共产党的学说，或支持并同情共产党事业的人，均不得担任教授或在本州学校系统中任职。“尽管美国公民自由同盟、纽约教师联合会、美国劳工党等组织反对，但是有一些强大的势力支持这种法案，例如，赫斯特报系既要求全国都通过这种法案，以保护我们的学校免受共产党的影响，因为，据说学校是共产党首先进行渗透的地方。人们往往看到，受到这种法案损害的一般并不是共产党，而是人们的思想自由。姑且不谈这一点，姑且不管这种法案将把我们的学校搞成舆论一律，毫无生气，也姑且不管它对自由的全面威胁，只根据中国的经验也可以断定，这些条规并不能保护学校免受共产党的影响，却只能为共产党制造盟友。首先，禁果总是反而更诱人，对于青年说来尤其如此。你越禁止共产主义进入学校，人们就越觉得偷偷阅读共产党的小册子是一种了不起的探险，而不是枯燥的学习。其次，当局不让共产党的学说在公开论坛上同民主学说互相比个高低，人们自然会认为当局对民主的优越性原来毫无信心。第三，这种法案需要有一套机构来执行，这就必然会造成一个拥有半独裁权力的特权集团，在学校里就会出现监视活动和文化特务，而这一切又会造成其本身的对立面。第四，让一个特权集团自行裁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不是共产主义，那些敢作敢为、独立思考的师生往往不服，不接受学校当局对共产主义所下的定义。这又会招致新的镇压，造成新的反对派。最后，所有这些法案都为共产党同自由派人土提供了进行合作的共同基础，结果不是行不通就是压制了自由。这样搞下去，必然导致独裁—法西斯的、共产党的、美国式的、或者不管是哪种牌号的独裁。在中国，政府当局企图在反共基础上实行思想统制，这种做法促成了蒋介石的失败。蒋政权把凡是要求自由民主的人都当作共产党，这种态度使它必然会干出一系列的暴行，结果连许多最不关心政治的人也加入了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斗争行列。一九四八年七月十五日，这种暴行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在靠近缅甸边境、远离内战战场的昆明，政府当局出动了两千多名军警，并不是为了去驱散一支示威游行队伍，而是去袭击云南大学和南菁中学的校园。军警带着手枪、步枪、机枪、刺刀和水龙带，打死五名学生，打伤一百乡人，被捕学生据报道共达一千二百人之多。其中三百人被关进集中营，受到了严格的思想审查。有七百人被投入监狱，受到严刑拷打。有一个名叫吴绶琴的女学生受了五次电刑，以致神经错乱。一位怀孕的女教员被折磨得流了产。学生在监狱里每天只给两碗饭，一杯盐水。还在半夜里把他们拖出牢房，强迫他们跪在碎石上。然后专职看守在他们头顶上挥舞闪亮的刺刀，朗天开枪，逼他们供认是共产党。有三十多名被捕的人遭到活埋。所有的人都没有经过法庭审判。一九四八年八月，蒋政权在日益不满的公众舆论面前气急败坏，又怕又恨，好象觉得对中国青年的迫害折磨还不够狠似的，又下令设立特刑庭提审被国民党特务所检举的学生。全国各地有一千名学生被拘捕。国民党当局的目的显然是要在秋季开学以前彻底清洗校园，以杜绝下一学年发生学潮的可能。设立特刑庭的法律根据就是那个“戡乱时期危害民国治罪条例“。国民党利用其本身就成问题的一项法律，设特刑庭来对付中国人民，这就使法律和宪法在人民心目中丧夫了尊严。而当某些有名望的自由主义人士和教育家假借法律为政府迫害学生开脱时，效果就更糟糕了。在美国的现实生活里，华盛顿大学最近发生的事件与此多少有些类似，该校当局迫使教授们出席法庭接受对自己政治信仰的审讯。说也奇怪，在政治上维护正统的那些知名的中国自由主义分子并没有给政府增添资本，反而为它的衰亡增添了一个新的因素。许多学生和教授渐渐认识到，在现有的体制下根本没有希望实行民主改革，而必须公开起来反对蒋的独裁制度。很多人现在已经这样干了。学生们团结起来保护那些可能被捕的同学。在北平，有许多教授串连起来发表联合声明，揭露政府在各大学蓄意制造事件。知识分子日益公开反对政府。《密勒氏评论报》编辑部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大量信件。这个刊物是当时被压迫的中国人民所能利用的极少舆论工具之一。北洋大学的一个学生问道：“在一个民主国家里能发生这种事情吗？“这个问题本身就提供了自己的答案，发人深省。安徽芜湖一个学生的来信极悲愤地说：“半年以前，我还有兴趣去读对政府的批评……现在这种批评也跟政府一样对我毫无意义了。谁还相信国民党，谁就是白痴。“从幻想完全破灭再前进一步，就是起来造反了。许多学生不想再在蒋介石统治底下生活了。几乎所有将被逮捕的人都逃奔解放区，这些知识分子便为农民提供了领导骨干。这些活生生的事实比任何社会学调查都更雄辩地说明了力量对比的消长。这些事实清楚地表明，学生已对旧政权失去希望，正转向新政权寻找出路。这些事实也暴露了蒋政权各种手法的卑鄙本质。如同一个魔术师凭空变出兔子来一样，中国的秘密警察硬是从本来没有共产党的地方制造出共产党来。在搞垮国民党和壮大共产党力量方面，学生所起的作用恐怕是怎么估计也不为过的。在蒋管区的受难人民中，实际上唯有他们能发出自己的呼声。成千上万的学生从国民党地区投奔解放区，为共产党人数不多的队伍提供了十分需要的知识分子骨干。在抗日战争期间，有数万学生从国民党地区跑到延安学习。其中很多人在一九四六年内战场发以前已经成为重要的政治干部和行政干部。一九四八年国民党加紧进行迫害的时候，学生继续大批逃亡。一九四八年八月国民党宣布黑名单以后，据说有一千七百名学生逃出蒋管区。同年十月，华中地区的开封被攻克后，又有四千五百名学生投奔共产党。这种大规模逃亡，造成了两个地区学生之间的一种统一战线。在国民党地区，新的学生领袖接替了投奔解放区的学生领袖，同他们保持着密切的地下联系，有的接着也踏上了同样的道路。就这样，在蒋的政权机器旁边又有一套新的机构发展起来，形成了一种地下的国中之国。这些事件包含着一个革命的教训，那就是说，不可能单靠策略来制止一场革命。在这一方面，战争和革命都一样。策略必须服从于战赂，战略又必须服从于政治。如果颠倒了，就非失败不可。而蒋介石除了保住自己的权位以外，根本没有什么政策。因此，他让一切都服从于他的策略，那就是反共。他的特务机关把什么办法都使上了—杀人、镇压、特刑庭—可是无论用哪一种办法，都救不了他。在那些日子里，在上层，在华丽的政府衙门里，蒋介石的教育部、党部和特务机关狼狈为奸，设法对付学生。同时在中国社会的底层，学生和小商人、民族工业家以及城市工人之间，正在形成一种半公开的联盟。有人注意到，在学生举行游行时，一些商人跑到学生中间，把钱塞到他们的手里，小声说：“干吧！我们支持你们。”中国社会不同阶层的人，就这样在蒋介石军警的刺刀下面拉起手来。经济大崩溃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不满，这是促使蒋管区的知识分子、商人和民族工业家结成联盟的首要因素。内战期间，蒋管区城市里的粮食供应日益紧张。老百姓在饥饿线上挣扎。难民和失去土地的农民纷纷拥入上海，结果是，街头巷尾弃尸累累。这对蒋政权是无声的控诉，揭露它完全无能解决人民的生活问题。报纸不顾严厉的新闻检查，开始报道由经济问题造成的骇人听闻的惨剧。“《密勒氏评论报》是读者来信专栏，简直成了人们倾吐苦水的“哭墙”。中国社会各阶级都在分崩离析，工厂工人和人力车夫无心干活，沦为盗匪。工厂的企业管理开始瓦解。在蒋介石统治下，财产权显得不牢靠了。利润下降，风险日增，民族工业家受到蒋的官僚资本排挤而纷纷破产。同时由于所谓的国有化和惊人的通货膨胀，其他人也逐渐失去了搞生产的劲头。通货膨胀的情况实在令人难以置信。滥印钞票使外汇行市大幅度上涨，美元的比价由三千元上涨到三十万元，后来又上涨到空前的六百万元。形势恶化到了可怕的地步，蒋的钞票贬值到同给死人烧化的纸钱相差无儿了。广东有一家大造纸广，买进八百箱票面一百元至二千元的钞票，当作造纸原料。使钱不当钱用，这个现象简直把大家吓昏了。物价自然是直线上涨，几乎无法计算。在离内战战场将近一千英里的华南地区，米价在几天内从每担一千八百万元涨到三千六百万元。据报纸估计一粒大米要值十五元，一根火柴要值两百元。但是谁还都不愿以此为根据进行买卖。更糟糕的是，政府用小票给公职人员发放工资，但中央银行、邮局、铁路局和税务局全都拒收这种钞票。这简直是直接掠夺中产阶级。然而蒋的官僚还有更大的打算。由于下面怨声载道，蒋介石恐慌万分，一九四八年八月，他又发行一种新的金元券，规定三百万元旧币换一元新币。同时它以逮捕和抄家相要挟，迫使人民把自己的金银、墨西哥鹰洋和所有外币全都交给中央银行。正如一位评论员所说：“政府一只手拿出一片纸，另一只手好象变戏法一样把人民的财富搜刮一空。“本来发行“金元券”是为了挽救已经丧失信用的政府通货，结果却反而搞得更不可收拾。生产陷于停顿。物价只稳定了短短几天，然后又开始上涨，一如过去。政府想用经济法今来稳住物价，可是苦斗中的商人十分明白，不管用什么办法，物价也稳定不长，干脆就拒绝把店里的商品拿出来卖，以此进行反抗。人们到处抢购，见什么就买什么。上海的有钱人，为了出脱金元券，开始把最大的钻石、最贵的手表、最上等的碧玉和其它东西抢购一空。在北平，人力车夫把昂贵的法国点心买个精光，因为市场上别的东西部没有了。据报道，广州的家庭主妇宁愿买蛇吃，也不愿留着金元券过夜，怕第三天在市场上买不到东西。中国人民对政府已经丧失信心。对于他们来说，由这样一个政府的资产作保证的新钞票只是一堆废纸而己。蒋介石拼命想挽回民心，防止发生暴乱，就派他在俄国留过学的长子蒋经国到上海去当经济独裁者，并特地为他配备了军队和警察。小蒋召集亲信密商后，决定采取打击中产阶级以争取城市贫民支持的方针。他的策略是照搬希特勒夺取政权时所用的那一套。小蒋善于蛊惑人心的那一套，是他那位比较刻板的父亲所望尘莫及的。他呼吁上海人民实行所谓“社会革命”纲领。这位太子爷派特务和军队到上海各家商店，以逮捕相要挟，迫使商人按硬性规定的价格出售商品。商人的脑袋被手枪顶着，没有办法，只好屈服。上海人乘此机会疯狂地抢购，把毫无价值的钞票换成有价值的商品。店员和店主忙说自己的商品质量不好，使劲劝顾客别买。这在中国近代史上也许还是破天荒第一遭。可是他们还是白费唇舌。顾客们哪管什么式样、尺寸，什么东西都买，而且马上就要。有一个苦力从货架上抓了几盒青霉素。店员吃了一惊，问他是不是知道青霉素的用途，苦力回答说：“管他娘的，反正它比钞票值钱。”上海商店的贷架被抢购一空。许多商人在几天之内就倾家荡产。蒋介石试图用蛊惑人心的政治手法解决经济问题，这反而使大家都看出，他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不过，商人的屈服长了蒋介石的威风，使他由惊慌失措变为一意孤行，决定要蛮干下去。中产阶级的油水已经挤干，现在该轮到上层阶级了。小蒋横了一条心，不计后果，向银行家和上海滩的地方势力开刀，这些人曾是他父亲的最坚决的支持者，蒋介石就是靠了这些人的帮助才上台统治了二十年。为了使他的新法西斯主义纲领获得人们的支持，小蒋接连查抄有钱人的财产。货栈、店铺、市场、车辆、船只和飞机全部是他手下警察打劫的对象。抢走了人家的资产以后，小蒋又进而逮捕资本家本人。他先拿一个二流投机商王春杰开刀，把他枪毙了，杀鸡给猴看，威逼其他人乖乖交出钱来。接着小蒋逮捕了申新纱厂、永安面粉厂和浙江系的银行钱庄老板。这些全都是他父亲的金融机器基本组成部分。小蒋以惊人的速度打掉了他父亲经济基础的支拄。换句话说，一个垂死的政权已经到了它生命史中的关键时刻，这时旧社会的头面人物为自己安排好了自杀。可叹在这样的时刻，历史倒往往会变得富有艺术意味起来。蒋最后的一个支柱偏偏要由他自己的儿子来削弱，这真可谓是他的恶报啊。而偏偏这个儿子又曾经在苏联留过学，也是一个极大的讽刺。小蒋行动的高潮就象是庸俗电影里的情节一样。一九二七年，上海有名的私贩鸦片大王杜月笙派出五千名地痞流氓从公共租界进攻华界的工人，才使蒋介石得以上台。现在小蒋竟整了他父亲的恩人，把这个鸦片大王的儿子抓起来了。在打击上海的上层阶级以后，蒋介石政权苟延残喘，只拖了几十个星期。对上海的社会中上层实行恐饰政策，倒是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这种作用却同推行这一政策的原意完全相反。危机不但没有减弱，反而更加剧了。人们到处谈论“枪决经济犯“和掠夺有钱人。很明显，人们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使是蒋的支持者，如果要想保住自己，也得把蒋搞掉，除此以外是没有任何别的办法的。到一九四八年秋，蒋已经把自己原先经济基础的支柱毁掉了许多。他能指靠的只剩下内地的少数地主和彻底依赖美国了。随着蒋的势力范围越缩越小，处于半无领导状态的群众，也越聚越紧，不断吐露着愤怒、绝望和反抗的情绪。对于几十万人说来，切身的问题不再是要共产主义还是要独裁的问题了。忠于职守的中国教员以前曾经宣称，他们宁愿饿死也不愿离开他们的岗位。但是，他们现在面临着真正饿死的危险，而不是挨饿的可能，他们的想法很快就变得不一样了。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四日，国立北京大学八十二名教授宣布罢教，说他们的月薪只够维持自己几天的生活。两天后，清华、南开和北洋大学都举行了罢课、罢教。北平的十六所市立中学和二百三十四所小学也相继响应。从十一月十三日起，汉口地区的二十八所高等院校和中学以及昆明、青岛、南京、上海、成都、长沙等城市成千上万名教授、学生都加入了罢课浪潮。西方意义上的教育陷于停顿。教师们不得不花好几个钟头去借钱买粮。学生们替清寒的教授去排队买米。开始有教员自杀。厦门大学的一位生物学女教授服了毒，说她养不活她的孩子。国立广西大学的杜苏教授，因为付不起医院费用而跳楼自杀。汉民中学有一位教员自缢身死，因为有人看见他在路边卖自己的衣服，就怀疑他是偷了人家的东西。不光教员，军官也有自杀的。骆英超少将从船上跳水自杀，遗书中说，“余从军三十载，身为少将，仍无法养家小，不忍目睹彼等饿死“云云。麻木不仁和绝望情绪急剧扩展。与此同时，人们的怒火也不断高涨。上海的群众冲米店、饭馆、食品杂货店和煤球铺。警察抓走了数十名闹事者，但是后来又只得把他们释放，因为监狱已经人满为患。更有甚者，已经有警察在暴民冲进米店时，把头扭过去，装作什么都没有看见的样子。一个警察对记者说：“我干嘛要抓他们呢?说不定明天我自己也会跟他们一块儿干呢。“从这个警察所说的话里，可以听出旧社会的丧钟已经敲响了。社会制度的武装保卫者竟然准备跟老百姓一块儿干，这就充分说明政府的权力正在崩溃。国民党人没有能力收拾局面，这一点已经暴露无遗。因此他们对自己也失去了信心。党内四分五裂，派系斗争十分剧烈。人们害希望于出现奇迹，或者是美国进行干涉。但是积极参与政治的中国人不再相信奇迹了。他们唾弃国民党政权了。如果以为中国人民大多数都起来造统治者的反了，那是错误的。情况根本不是这个样儿。但是，在全体人民当中，确实已经有起决定作用的少数人，也就是多数积极参加政治斗争的人，为了搞掉蒋介石，愿意忍受各种牺牲，承担巨大的风险。促使许多人改变政治态度的，是蒋管区急剧恶化的生活条件，以及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共产党地区安定的生活条件。共产党采取开明的经济政策，他们保护民族工商业的私有财产，这就打消了许多中国实业界人士的恐惧心理，使他们相信自己可以在共产党统治下生存下去，而他们现在已经无法在蒋介石统治下生存下去了。共产党优待被俘的国民党将领一事，使得国民党的司令官们在为蒋卖命之前不免三思。不少人还幻想，投顺共产党后，仍然可以通过在敌人阵营内部耍弄政治权术而重新得势起来。逃奔解放区的学生捎回消息说，他们已经成了“新社会”里的光荣领袖人物。在蒋管区，许多在旧社会里混不下去的人，现在开始看到了一条出路。不少中国人原来只是消极反对蒋介石，现在已经变为直接支持共产党。商人们搞起了一文木船队，从上海和香港载运汽油、煤油、轮胎、汽车零件、化学药品和其他物品，驶往沿海的共产党地区。刘伯承将军的部队横渡黄河进入华中的时候，商人们立即开始穿越前线，运送布匹，给他的士兵做上了制服。这种贸易之所以兴起，一方面是由于蒋家官员的贪污受贿，另一方面是要做生意白有门路。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许多中国人想要搞掉他们的独裁统治者，并且把共产党看作唯一的希望。过去蒋介石能够不让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物资送到解放区人民的手里，但是现在这种贸易虽然在他的鼻子尖底下进行，他却根本没有办法制止。运往共产党地区的货物，有些是经过蒋介石自己的淞沪警备司令部批准的。木船满载运给共产党的物资，平安无事地在拱卫上海的吴淞要塞的大炮跟前驶过，船主用金条买通了吴淞口和长江上的海军巡逻艇。更妙的是，船上装的货都在蒋的政府银行保了险。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身上带着违禁的金条，大摇大摆，走在上海街头，他们往往持有蒋介石特务机关发给的特别通行证。许多特务对他们的独裁统治者已萌异志。在全国各地，人民的不满情绪渐渐转化为坚定的革命情绪。蒋所推行的恐怖政策，很快就得到了报应。知识分子和学生，受到压迫、迫害、拷打和杀害，空前迅速地觉醒起来了。北京大学的教授在讲台上历数“美帝国主义”的罪行。有人出版墙报，赞扬毛泽东制定的“新民主主义”。反政府的浪潮从北平的大学校园扩展到各省，从城市发展到农村。虽坚决的是华南的农民，而他们离内战地区将近一千英里。在四分之一世纪前，广东省曾是国民党革命的发祥地。现在，那里的农民游击队从国民党官员手里夺取了整个、整个的县份。与缅甸接壤的云南省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形。当地的草莽英雄带领穷人起来战斗，自行割据小块的地盘。但是蒋政府对这些凶兆置之不顾，地主仍旧当权，农民继续造反。中国社会的一些头面人物看出大势不妙，蒋的统治机器犹如大厦之将倾，大家纷纷同它脱离干系。四川军阀停止把大米运住长江下游。曾任蒋介石行辕主任的李济深将军，避居香港，在那里搞起了一个国民党反对派组织，号召全国起来造蒋的反。南洋华侨停止汇款回国。美国的一些华侨领袖撤消了对蒋介石的支持。尽管蒋企图力挽狂澜，结果却只是枉费心机。他的特务机关给所有反政府的人都扣上共产党的帽子，这也无济于事。蒋原先依靠的支柱全都垮了，他的军队也开始崩溃。国民党军队的士兵都是农民出身，共产党所搞的土地改革，在瓦解他们的士气方面一直起着重大的作用。现在，后方的知识分子起来反对政府，使得将领们也都意志消沉，其中有许多人已经到了造反的边缘。整天在恐怖中生活的中国人民，怒火满腔，奋不顾身地起来斗争，步步进逼，终于使他们的独裁统治者陷入重围。第十三章．蒋家王朝的覆灭五十五．军事崩溃人心向背的急剧改变，乃是共产党在中国取得胜利的最直接原因。但是，人民转而拥护共产党，还不足以确保在短期内就能推翻蒋介石。因为共产党不单是开展推翻中国旧社会的革命，而且也在进行打败蒋介石军队的战争。其所使用的策略是革命和战争策略两者的结合。进行战争一般是用军事手段克敌制胜。进行革命则通常是用政治手段把大部分敌人争取过来。中国共产党人对战争和革命的艺术作出的贡献，主要是把政治和战争这两种斗争形式空前密切地结合起来使用，简直把两者完全融为一体了。但是，革命并不受战争的战略方针支配，而战争的策略却要由革命的战略方针决定。当中国内战和中国革命发展到最紧要阶段的时候，情况尤其如此。一切革命的命运都是在一定关头由军队情绪的转变所决定的。中国的革命战争最初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开始的，当然就更其如此了。内战开始的时候，蒋介石的军队兵力雄厚，装备精良，而共产党的军队却装备很差，简直没有可能取胜。要不是后来大批蒋军起义，倒向革命，共军根本不可能在短期内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整师整师的蒋军倒向共产党，这不是偶然的事变，也不单纯是中共鼓动之功。它是一种漫长的逐步变化过程的结果，这种过程就象发酵一样，在军队内部发生作用，使军心起了变化。战争初期，国民党军队内部的矛盾最突出地表现为官兵对立，因为共产党的土地改革大大激发了农民出身的士兵对本身处境的不满情绪。然而到一九四八年的时候，前线作战部队的将官们也都风纪败坏、内心动摇。由于经济情况一团糟，特务横行，加上最高当局指挥无方，犯了严重的战略性错误，各级军官普遍厌战。南京各派系之间的明争暗斗使前方部队也出现了同样激烈的内部倾轧。内阁频频改组，使将领们无所适从。最后，由于蒋介石完全投靠美国，镇压反美示威，由于美国在中国驻军，在中国领土上建立海军基地，由于蒋介石同美国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这一切不仅使中国的知识界群情鼎沸，民族主义情绪高涨，而且也使军队内部产生严重的不满情绪，因为这一切伤害了军官们的民族自尊心，并为共产党提供了反蒋宣传的材料。如果把所有的蒋军部队都说成是一模一样，那就不对了。各种部队的情况还是大不相同的。旧军阀和杂牌军的将领在前线搞着各式各样的阴谋勾当，而蒋介石嫡系的黄埔军校毕业生则严厉镇压对于“领袖”的任何批评。在不同部队之间，甚至在同一部队内部，常有这种各持截然不同态度的情况。然而官兵的政治态度都朝一个方向发展—大家都希望无论如何别再打仗了。共产党要夺取政权，最重要的是必须在战争中打败蒋介石的军队。如果不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就不可能懂得中国国内斗争的奥秘。这一任务早在一九四八年年中，在满洲、华北和华中的三大决定性战役开始以前，就已经由革命完成了一半。余留的一半任务是：策动蒋军土兵从不满到公开举行起义或至少拒绝作战，同时在实战中歼灭负隅顽抗的蒋军。要争取士兵支持革命事业，传统的作法是发动大罢工，游行示威，上街闹事，进行街垒战。这些做法能使革命分子与军心动摇的部队直接接触，使士兵受到革命情绪的感染。在革命的关键时刻，这种活动有可能导致起义和夺取国家政权。至少俄国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就是这样进入高潮的。然而作为一场革命，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却有其自己的特点。它不是通过在首都举行起义推翻国家最高政权，而是通过战场上的武装斗争获得最后胜利的。在军事上，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也有其特点，它不单通过作战，而且还通过策动蒋军内部起义而在战场上取得胜利。由于共产党在城市中力量十分薄弱，缺乏强大的工人组织，因此中共不可能通过发动大罢工来触发蒋军士兵起义。其实，他们直接接触蒋军的最好办法是在战场上对阵。共产党主要是通过打仗中的接触来策动国民党的官兵起义的。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内战的一大奇观。为了打败共产党，蒋必须向他们进攻，但是每次进攻却都使他的士兵受到八路军战士革命精神的感染。看来路军的第一个缺口是在“基督将军”冯玉祥旧部一类的杂牌军中间打开的。当时冯已经来到美国，并公开宣布反蒋。倒并不是说，杂牌军一定比蒋的嫡系部队更革命。相反，杂牌军旧习气较重，保守色彩较浓。但是，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战争所引起的变化使他们感受更深。此外，杂牌军老是被东调西遣，受到蒋记特务的监视，装备又比蒋的嫡系部队差。因此他们心怀不满，愿意同共军媾和。一九四八年九月，冯玉祥旧部第九十四军军长吴化文将军起义，致使山东省省会济南迅即易手。尤为惊人的是，美国军方人土十分赏识的山东省主席王耀武将军被共军俘虏后，竟立即在电台上发表讲话，号召山东蒋军残部在阵前起义，集体投诚，至少不要顽抗，并相机放下武器。与此同时，山西军阀阎锡山手下的三个师长在太原城下不战而降。可能有人会认为这些起义完全是策反的结果；然而，在整个辽阔的中国战场上所发生的许多其他事件清楚地表明，蒋军最后溃败不仅是共军策反的结果，而且是蒋军在革命的影响下分崩离析的结果。在这方面，满洲的情形是很好的例子。一九四八年下半年，满洲的国民党部队退入城市，据说是奉命困守，以待杜威当选美国总统后美国倾全力援助蒋介石。在美国总统选举的几个星期之前，国民党第六十军和第七军带着他们的重型美式装备退守长春市区，林彪将军的人民解放军的一支小部队包围了该市。于是共产党就有了极好的机会用各种方式进行革命宣传以瓦解蒋军。解放军的每个班都成立“敌工组”，研究对阵的国民党部队中所存在的各种思想顾虑，然后制订宣传提纲，开始“喊话战“。喊话的声音越过无人地带：“蒋军弟兄们！放下你们的武器吧！你们本来就并不想当兵扛枪的。能说你们是自愿参加国民党军队的吗?不，你们是被用绳子捆着抓去的壮丁。到我们这边来吧！你们要回家的话，我们就送你们回去。你们还可以参加我们的队伍，象我们一样为解放自己的家乡而战斗。喊话招来了一阵密集的射击。但是这种喊话的内容却是枪炮所无法抵挡的炽热的革命宣传．它很好地阐述了共产党的各种观点和主张。很快，前线某些阵地的国民党士兵就不再打枪了。后来有一个名叫唐国华的士兵带领全班七人跑到解放军那边去。这下可把国民党的指挥官吓坏了，他们对下属说，这些叛逃的士兵已经被共产党缴械活埋了。但是这种欺骗宣传很快就露了马脚。因为这个姓唐的班长本人不久就从相隔只有七十五码的解放军阵地上向这边喊话，呼吁他的老战友跟着他投奔新中国。叛逃的人起先屈指可致，后来越来越多，汇成了一股源源不断的人流。国民党想了一些办法进行反击。它在长春市内到处搜罗妓女和军官太大，把她们送到前沿阵地去唱黄色歌曲，想引诱人民解放军的战士跑过来找她们。解放军通过喊话回答说：“蒋军弟兄们，你们那些当官的连你们都骗不了，又怎么可能骗得了我们呢？双方部队不久就互相写起信来。国民党方面的一个班在信里写道，他们的班长得了病，正在长春市内休养，等他一回来，全班马上就起义过来。还有一个班在信里写道：“谢谢你们送来的烙饼，可我们是南方人，爱吃大米饭。我们也听不懂你们的口音。请找个南方人给我们喊话吧。“解放军还把传单装在宣传弹里面发射到蒋军阵地上去，甚至还在河上把宣传小船顺水放到市内去。在市内房屋的墙上，甚至在蒋军的碉堡上，都出现了张贴的或用白灰浆刷写的标语。这说明满洲人民也在参加斗争，表明了他们的人心所向。短短几个星期内，就有一万三千名官兵---占被围在长春的蒋军总数十分之一以上—偷偷跑到共军方面去了。其中有十六名上校和二百八十二名少尉以上的军官。他们全都带着枪，有的甚至带着无线电收发报机，并且大都掉转枪口向他们原先所属的部队开火了。在长春发生的这些戏剧性事件意味深长。它们揭示了革命如何在中国军队内部逐步发展，中国的全部历史早已为这种革命打下了基础。满洲地区的蒋军士兵已经不愿意再在旧中国生活下去了。他们找不到别的出路，所以就投奔了保证建立一个新中国的解放军。军心的这种变化是蒋介石在军事上崩溃的一个最直接的原因。各地的情况大同小异。甚至连某些国民党将领们也不想打下去了。一九四八年九、十月间，开封、济南、烟台、临沂等地几乎未经战斗就相继落人共军手中。蒋在一夜之间就丢了三十万军队，其中包括第九十三军、第六十军和第七十军。这些部队的司令官一个也没有遵照委员长的命令杀身成仁。有五十来名将官起义、投降或乖乖当了俘虏，保住了自己的性命。短短两个月内就有十八个整师、九个旅和十五个团被歼。这些部队伤亡甚微，往往都是扯起白旗投降。蒋介石的末日来临了。共军看到国民党土兵受到革命的影响，便充分利用这种有利形势神速进击。在满洲地区，正当长春的国民党士兵纷纷向解放军前线部队投诚的时候，解放军的主力已在南满一带集结，切断了辽西走廊。蒋军将领原先指望在局势危急时可以取道辽西走廊逃进关内。现在局势确很危急，蒋介石亲自飞来满洲督战。大势本已不妙，中国的这位独裁者最后却把事情搞得更加不可收拾。当时解放军已经包围了国民党的主要运输和供应基地锦州。蒋命今廖耀湘兵团十二个师驰援，以解锦州之围。但是，廖兵团刚开出沈阳不远，锦州便告失守，防守该城的十二万蒋军全军覆没。蒋气急败坏，电令长春的国民党第六十军和第七军突围与沈阳地区的蒋军会合。这是他早该在一年以前采取的行动。现在为时已晚。第六十军的军长并未执行他的命令，而是率军起义，调转枪口对准第七军。共军不费吹灰之力就拿下了长春。与此同时，廖耀湘兵团开出了坚固设防的沈阳，正走在路上。这正是共军施展其围城打援拿手好戏的时机。解放军从南北两面风驰电掣胜地夹击廖兵团，几乎把该兵团的十二个师全部围歼。十月三十日沈阳失守。几天后，内蒙地区通往华北的门户热河省会承德也告失守。就在沈阳失守几天以后，杜鲁门当选美国总统。杜威州长的落选使蒋寄托于美国的最后一点希望落空，蒋本人跟着也完蛋了。一旦全面胜利在望，共产党行事毫不迟疑。满洲地区的解放军并没有坐等好几个星期，修复铁路，筹办军需而是立即徒步行军，南下进关。各路纵队以每天行军五、六十英里的速度，二十天挺进八百英里，于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初抵达北平附近的铁路枢纽丰台。这支部队的出现，使曾经统治内蒙地区多年、被认为是中国优秀将领之一的傅作义将军从睡梦中惊醒，他原以为共军离他还远着呢。虽然只有解放军的少数先头部队，傅却惊慌失措，急忙把自己的部队撤进北平城内，并开始同共产党进行谈判，争取从“战犯”名单中删去他自己的名字。这时，林彪的部队源源进关，同来自山西、山东和河北的共产党部队会师。在短短几天内，华北最大的港口天津就落入来自满洲的头戴大皮帽的解放军战士手中。古都北平也迅即易手。蒋介石早先不肯退出东北，结果却落得个不单丢了满洲，而且还把整个华北地区都赔上了。可是，在八百英里以南的地方，更加严重的灾难正在等待着中国的独裁者。共军的铁锤和智囊陈毅将军和独眼龙刘伯承将军已在华中部署就绪，即将对长江流域的蒋政权根基发动进攻，直捣国都南京。一九四八年，中国军事形势急转直下，其深度和广度是共产党和蒋介石双方都未充分预见到的。看来共产党当时严重地低估了蒋军士气崩溃的程度。蒋管区里积极参加政治活动的群众—包括知识分子、学生、军官和政府低级官员一常常比共产党更左。共产党还在谈论战争要打五年，而大批蒋军却已准备举行起义以立即结束战争。共产党虽然并未预见蒋会如此迅速垮台，但是总的说来他们对于局势要比国民党政府看得清楚得多。由于这个缘故，他们得以因势利导，而国民党的头头却在形势面前目瞪口呆、一筹莫展。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蒋对战争的精神领导无方。当时，共产党采取类似邱吉尔的办法，除了“血、汗、泪”以外，不向人民乱许愿。可是蒋却向他的追随者许愿，保证迅速获胜。一九四六年召开国民大会的时候，他向全国宣称将在三个月以内实现和平。一年以后，他把这个限期延长到六个月。到了一九四八年四月，蒋政权濒临破产的局面已经昭然若揭，有些观察家已预言，蒋政府将在半年内垮台，可是蒋却宣称：“我可以向你们保证，我们中华民国决不会垮台，六个月不会垮，六年不会垮，六十年也不会垮！“他在一次总结军事形势时宣称，将在三至六个月内剿灭华中全境的共军。这完全是一派胡言乱语。中国的独裁者已经完全同周围现实脱离接触，而陷入主观臆想之中。但是蒋介石的这种态度多少也是为了骗人。由于华北和满洲地区的将领纷纷叛离，蒋不能不看到灾难就要临头。他从满洲回来后立即召开会议，以图“绝处求生”。据说沈阳失守后，蒋就吐过血，接着又几次吐血。后来吴化文将军倒戈，致使济南失守，据说蒋介石于惊恐震怒之中，冲着他的部下喊道：“让这些家伙都叛变吧！”蒋再也不相信他的高级将领了。就象希特勒最后只相信他的党卫军一样，蒋企图把前线的烂摊子都推给同他有嫌隙的将领，而把自己的嫡系部队抽回来。他把华北的指挥权交给傅作义将军，把华中的指挥权交给白崇禧将军，而打算把他的嫡系部队撤到长江以南，可惜为时已晚。蒋的这些部署并非出于军事上的深谋远虑，而只是为了在日暮途穷的国民党统治集团里保住自己的权力。这时，内阁一个接着一个提出辞呈，谁也不敢在他的政府里当行政院长了。李宗仁、白崇禧和何应钦等将军极力想逼蒋介石下野。就是蒋介石嫡系中的某些人物为了夺取反蒋的旗帜，替自己留条后路，也都纷纷参与这种阴谋活动。但是这个中国独裁者却拒不下台。他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八日的一次演说中宣称：“余一生宗旨，凡事必坚持到成功。”蒋介石还安抚他的部下说：“虽有东北之失，但关内其他地区之政治、军事、经济根基均毫无动摇。比诸共匪，我方实力仍占优势。“这纯属欺人之谈。蒋的根基已经崩溃，他的优势不复存在。然而满洲和华北还离得太远，单是那边发生的情况尚不足以使蒋介石彻底垮台。必须在离他的老巢南京更近的地方再施以打击。这个任务是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至十二月间由共军将领刘伯承和陈毅完成的，地点是南京以北一百八十英里的徐州周围。这次打击对蒋介石来说是灾难性的。徐州位于横亘东西的陇海铁路和纵贯南北的津浦铁路的交叉点，它也许是现代中国战略地位最重要的城市。它位于华北平原的南线，扼中国南方与北方之间的要冲。如果有一支部队由南而北攻占徐州，也许并不足以决定战局，因为还必须拿下整个华北平原，才能统一全中国。但是如果有一支部队由北而南攻克徐州，并将守军就地歼灭，就会使战局急转直下，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徐州失守就会使南京、上海和汉口门户洞开。共军正是由北而南攻克徐州的。徐州一带的地形非常平坦，但是在它南面的首都南京附近分布着许多大小河流和低矮的丘陵，直到长江边上。由于地势平坦，徐州地区是进行运动战的一个理想战场。如果让部队驻守城镇据点和铁路沿线，进行消极防御，就无异坐待敌军实行各个击破，自取灭亡。可是蒋介石却正是这样干的。在战术上这是一个错误，但是在战略上蒋还犯了更为严重的错误。当徐州以北的山东省失守，刘伯承将军已在徐州西、南两侧开始行动时，蒋本应把部队后撤至长江沿岸地区集中，这样既可掩护主力撤过长江退往南方，也可以从南方调来援军渡过长江向北挺进，以求扭转战局。然而，蒋却重犯当年希特勒所犯的错误。当年德国的独裁者在莱茵河西岸背水而战，现在蒋在长江以北背水而战，致使自己最精锐的部队被围就歼。共产党清楚地知道徐州在中国战局中所占的重要地位。早在一九四七年一月，他们就对笔者说，中国的战局将取决于徐州战役的结果。一九四七年一月，笔者曾预言蒋如不立即改变计划，就将在徐州一败涂地。但是我对这一地区战局的报导发到美国国内后，又是只字未登。我现在讲这些，并不是想炫耀自己是个怀才不遇的预言家，而只是为了说明，美国国内的反共思潮当时已经发展到这种地步，胆小怕事的编辑甚至连关于形势的冷静客观的报导部不敢刊登。这种驼鸟式的态度，当然只能最后导致自取灭亡。蒋介石就是这样自取灭亡的。蒋介石调集四十万大军防守徐州，包括第二、第十二、第十三和第十六兵团。其中以邱清泉将军指挥的、由美国训练和装备起来的第二兵团战斗力最强。当时蒋认为，共军陈毅部将从西北方面向徐州发动攻击，因此他令第二兵团集中防守这一方向。但是陈毅却选择了另一条路线。他从北、东两面向黄伯涛将军指挥的战斗力较差的第七兵团发动突袭。第七兵团里有两个军是“基督将军”冯玉样的旧部，他们不战而降，致使黄伯涛兵团全线崩溃。这两个军的投降，使陈毅将军得以势如破竹地前进。他迅速分兵两路：一路包围第七兵团残部，终于歼灭了这个已经丧失战斗力的兵团，另一路插入被围的第七兵团和徐州市内的蒋军第十三兵团之间。陈毅首战告捷的时候，蒋调集去防守徐州的四十万大军中已有十八万人伤亡、投降或溃散。此时蒋介石又插了一手，结果又象在满洲一样，把本来已经混乱的局面弄得更加不可收据。他当撤不撤，象一个输红了眼的赌徒，想要翻本，又下新的赔注，结果输得更惨。眼看第七兵团处境危急，蒋把实力未受损失的第二兵团调离徐州西北防地，东驰解围。第二兵团勉强开拔后行动迟缓，尚未赶到，待援的第七兵团已被全歼。可是第二兵团调离徐州以西防地后，独眼龙刘伯承指挥的中原解放军乘虚而入，并且迅速占领了徐州以南五十英里的宿县。刘以一部分兵力对付蒋的第十二兵团。第十二兵团原来并不是防守徐州的部队，它是在局势吃紧时从汉口开来增援徐州守军的。这个兵团拥有十二万人，行军途中遭到刘伯承部队的截击，在宿县以西二十英里处陷入重围，抵抗一陈后终于在十二月七日被歼。刘以部分兵力进行这些战斗的同时，他的其他一些部队又同从东面开来的陈毅的部队会合。两支大军在徐州以南合围，切断了该地区同南京的联系。可以说共军实际上是撒下了一个天罗地网，而蒋介石却乖乖地把大批部队源源送进罗网，有去无回。其实这些部队大都也并不想回去。可是蒋介石非要他们突围回去不可，否则南京政府就完蛋了。蒋命令他们投入罗网以后，又命令他们突围，撤回长江一带保卫南京，但是已经来不及了。驻防徐州城内的蒋军尚未同解放军对过阵，他们不愿冒险出城—因为陈毅和刘伯承正在那里严阵以待。。蒋只是在完全停止空投徐州守军赖以活命的物资供应后，才得以迫使他们遵命突围。蒋军刚撤离徐州向南突围，陈毅立即挥军迎击，把蒋军拦腰截为数段，打得他们狼狈不堪，乱作一团，在徐州西南五十英里处再次陷入重围。第十三兵团随即全军覆没，所属部队全部投降。事情已经很清楚，不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徐州地区已被彻底断送，而且调集徐州的大军也已全军覆没，连一支部队也拉不出来去保卫首都南京或别的地方了。这是一场典型的包围战，其结局使蒋介石在其控制地区几乎无可用之兵，断绝了他在军事上重整旗鼓、卷土重来的希望，甚至可以说敲响了他的丧钟。五十六．蒋介石其人国民党军队溃败，共军进抵长江北岸，使首都南京的形势大变。蒋介石显然非下台不可了。自从一九三二年以来，这还是第一次出现可以逼他下台的机会。甚至当年拥他上台的亲信、故旧，也同上海的商人串通一气，要把这个独裁者赶出南京。在深入探讨形势之前，我们可以先来再次打量一下这位在战争和革命风暴中一直统治中国达二十年之久的人物。有不少观察家认为，最近四分之一世纪以来，中国兵连祸结、国势日衰，全要归咎于蒋介石的独断专行。史迪威将军曾在抗日战争中一度担任蒋的参谋长，因此有极好的机会观察蒋介石的工作作风。他在日记中写道，根治中国各种弊病的唯一良策就是除掉蒋介石。后来到了内战期间，人们又一再反复提出这种观点，尽管具体说法略有不同。许多观察家，特别是外国人，甚至干脆把中共的胜利归因于蒋介石的愚蠢和刚愎自用。笔者不敢苟同这种从心理学角度分析历史问题的方法。把中国社会大变动说成是蒋介石的个性所引起的，就犹如说罗马文明衰落的原因在于某个罗马皇帝治国无方一样荒唐。亿万人陷入内战，农民斗地主、兄弟阋墙、夫妻反目，这一切不可能是由一个人的错误造成的。当然，如果抗日战争结束时不是蒋介石当政，中国的政局就会另是一番景象，内战可能打不起来，即使打起来，某些事件发生的顺序也会有所不同。但是中国的革命无疑决不是由蒋介石的个性引起的，即使换一个叫其他名字的独裁者，也仍然不可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我们也不能以为中国共产党人赢得胜利的原因在于中国独裁者的无能。我们不能孤立地说某人聪明或愚蠢，而必须联系他所处的具体环境来看。如果一个农民能在并不肥沃的土地上把庄稼种好，那他就称得上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但是如果要他去操作一台复杂的机器，他就可能显得象是一个十足的白确。拿破仑在奥斯特里支战役中是天才，在莫斯科战役中就成了蠢才。同样，蒋介石在一九二七年举行反革命政变、黄袍加身的时候，简直被誉为大智大慧的人。到了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期间革命浪潮风起云涌之际，蒋一败再败，却象是一个进退失据的狂人。造成中国内战和革命的各种因素是超越个人性质的，促使共产党上台的各种因素也同样是超越个人性质的。其中有一个因素既是专制独裁制度。这种制度本身的性质就决定它是同个人联系在一起的。然而，不是蒋介石的个性决定专制独裁制度的性质，而是专制独裁制度的性质造成了蒋介石。而且，这种专制独裁制度本身的性质是由中国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这一更根本的因素所决定的。中国社会的两重性造成了本国地主和依附于外国资本的工商资产阶级两位一体的统治。作为独裁者，蒋介石体现了这两大统治集团的联合。国民党和军队从属于这两大统治集团，但也有爬到他们头上去的时候。中国社会的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经常相互斗争。同样，蒋介石个性中的买办因素和地主因素也经常相互斗争。依附于外国资本的中国资产阶级既有民族自卑感，也有排外情绪。同样，蒋尽管依赖洋人，却也憎恨洋人。中国的地主阶级是一个垂死的统治阶级，它预感到自己的死期不远，尽管表面上还装着满不在乎的样子，心里却伯得要死。同样，蒋介石内心也虚弱得很，却硬装出一副了不起的样子为自己壮胆。国民党内的买办势力压倒了封建势力，所以在蒋介石的性格中，买办性也占了上风。买办的基本特点，一是依赖洋人，二是没有骨气。蒋就象任何一个普通的买办一样，尽管并非毫无摆脱外国老板而自立的幻想，但是一到摊牌的时候，却很少能同他们作斗争。他只是在日、俄、美、英之间纵横捭阖先事一大国，再事另一大国。买办不象一般的资本家那样搞生产，而是买空卖空，全凭耍手腕。蒋也是如此。他为人狡诈、凶狠、毒辣，不惜重金收买别人，以达目的。买办总是在地主和洋商之间周旋，以求左右逢源，财运亨通。他永远也不能自立，也根本没有自己真正的个性可言。这也就是蒋的处世之道，他总是设法在中国封建势力和外国势力之间周旋。蒋既不能一心维护中国的旧派势力，也不能一心支持中国的新派力量，因此他就既得不到洋人的欢心，也得不到中国旧派人土的欢心。中国社会的封建性使蒋的买办性复杂化了。蒋虽是个专制寡头，但骨子里却还是一个中世纪的氏族首领‘他为人要比旧式军阀精明，但在政治上却仍然继承了他们的衣钵。他通过地主豪绅的代理人—村痞、狗腿子、打手，等等—统治农村，通过地痞流氓、青红帮统治城市。蒋既是封建暴君、买办资本家、恶霸地主、秘密帮会的把兄弟，又是政党领袖；既是一个过渡社会的产物，又是它的无冕之王。他的哲学、个性、思想以至日常行动部是由此决定的。蒋介石的形象有点忧郁，也有点滑稽，总是充满了矛盾，时而带有悲剧色彩。构成悲剧的一个主要因素，在于自由意志与必然性之间的关系。蒋的悲剧在于他想做不可能做到的事。他企图通过封建主义实行资本主义，通过儒家学说实行基督教义，通过专制独裁实行民主，通过沙文主义实行民族主义。到头来，徒然造成一团混乱—既造成了中国国内的混乱，也造成了他自己思想的混乱。蒋生于上海附近的浙江省，据说他自称是一个中国古代帝王的后裔。这位中国独裁者眼睛总是向后看或者向上看。因此他必然不会去注意跟前的普通农民，更不会注意到这些纯朴的农民正在大踏步地向前迈进。因此，直到他已经被农民的怒潮冲倒的时候，还闹不清楚究竟是什么力量把自己打倒的。在伦理方面和政治方面，蒋都以儒家为标榜。但是此人究竟有无原则，实在令人怀疑。哈罗德·艾萨克斯在《亚洲无和平》一书今说得好：蒋“一切从自我出发，借各家思想为其所用……他采用过共产主义思想，盎格鲁—撒克逊的民主思想，基督教思想以及欧洲法西斯主义思想。“蒋接受基督教的某些信条，却不接受它的基本思想。他不懂得善行和怜悯，更不懂得人权和人类的平等。他既皈依基督，又祭祀鬼神，他口头也讲民主，却又奉行儒家的“王道”学说。他笃信孝道，鼓吹忠君孝悌这一套。而且他俨然是一个君主。蒋介石施政之道，取法于汉代专制君主的那一套—在官僚等级制度基础上一人独揽大权。君权是由于君主及其祖先拥有“德”这种神力。“仁、义、礼、智、信”可使国运亨通。蒋介石袭用“风行草偃”这句古语。但不知怎的，他的风越吹，人民就越是朝相反的方向倒去。蒋介石搬用古代巫医发明的这套哲理，来医治已经病人膏肓的中国社会的各种弊病，未能奏效，就归咎于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农民是因为“不孝‘：才造反，知识分子是因为“不义”才批评他，将领是因为“不忠”才倒向共产党。也就是说只有他蒋介石自己才是品德高尚的完人。这就必然使中国人民反而感到蒋自己才是寡廉鲜耻的小人，使这位高贵者为卑贱者所唾弃。崇拜蒋介石的人曾把他比作拿破仑。但是这两个人并没有什么共同之处。虽然这两个人都是通过搞政变上台，而且都是调转枪口反对革命的，但是那位法国皇帝是天才的军事家、干练的组织家和有创新精神的行政家。至于这位中国独裁者战略上他一窍不通，组织上他毫无章法，行政上更是一塌糊涂。拿破仑是资产阶级的化身，他用法国大革命的炮火轰倒了欧洲的封建主义。蒋介石却不是中国资产阶级的真正代表，也从来没有同本国的封建残余进行过斗争。拿破仑是威震异邦的伟大征服者，蒋则是拜倒在洋人脚下的顺从奴才。况且，象蒋这样一个昏庸的党棍，同曾经把“拿破仑法典”赋予欧洲的那位伟人又有什么共同之处呢?也有人把蒋介石比作希特勒，因为他性情暴戾，而且总是板着脸，摆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蒋在洋人面前摆出一副莫测高深，心平气和的脸孔。可是对待自己的部下动不动就大发雷霆，象泼妇一样地叫骂、摔茶杯、拍桌子。希特勒也如此。这两位独裁者有一点倒是一模一样的，他们都因不相信自己而不相信任何人。但是希特勒还有一定的风度和一定的创造性。而蒋则既没有什么风度，也没有什么创造性。比起蒋介石来，希特勒的吸引力要强得多。希特勒那些慷慨激昂的演说，尽管构思怪涎，总还包含一点激情，包含一点近乎高尚的东西。而蒋则至少在公众场合从未说过任何激动人心的话。希特勒激励了战败的德国人民受伤的心灵，可是蒋除了使人感到恐惧外，从来没有在任何人—甚至他的最热忱的支持者—都没有激起真正深刻的感情。希特勒是宗教狂，虔诚地相信天赋予己的使命。而蒋是一个思想混乱的马基雅维里式的人物，但却没有这位意大利人的明确思想和高明策略。希特勒是一个穷凶极恶的魔鬼，而蒋却不过是一个既无能耐又想当圣贤的“领袖”。蒋不仅反复无常，而且背信弃义。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中，张学良留下他一命，而蒋却恩将仇报，把这位不疑有他、飞到南京的少帅拘禁起来。蒋一则怕张成为同他分庭抗礼的对手，二则出于嫉妒，因为事实证明张比他更了解其部下军官的政治情绪。也许蒋本人并不残忍凶狠。但他叫别人替他干坏事，以避免直接承担责任。他也很少惩办那些以他的名义杀人的凶手。他上台伊始就唆使流氓屠杀上海工人，并把这些流氓的头子当作其政权的一根支柱。国民党报纸竟把这个青红帮头子称为“著名慈善家”。在蒋的统治末期，国民党军队屠杀了台湾人民，蒋不去惩办进行屠杀的军人，反而谴责受到屠杀的岛上居民。据说蒋介石的特务头子戴笠因飞机失事丧命时，他倒伤心得掉了眼泪，尽管戴的手下部是些专用刀斧、毒药和手枪杀人的家伙。蒋可以为杀人刽子手之死哭泣，而对教授们的惨遭谋杀无动于衷。这样一个统治者真是比最无知、最爱动手杀人的庄稼汉还要可怕。庄稼汉是出于义愤或是出于深仇大恨去杀人的。而蒋指使别人行凶，自己却若无其事地宣讲耶稣和孔子的圣训，既到卫理会教堂做祷告，又向祖宗牌位顶礼膜拜。蒋同时乞灵于封建地主的神主和西方列强的上帝，这恰恰是蒋介石政权的物质基础所具有的双重性在精神方面的反映。人们不能不感到，蒋介石反复无常的性情后面隐藏着一种极度的恐惧。他十分虚荣、神经过敏，几乎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他患有小人得志时所常犯的神经极度过敏症，只有同平庸无能之辈呆在一起才感到心安理得。在他当政的二十年中，只有算褂的、看相的、土巫师说他的好话，却没有一位稍有名望的中国作家赞扬过他。蒋介石才疏智浅，却故意装腔作势。象宋子文、史迪威将军一类的优秀人才，不肯对他低三下四、奴颜婢膝，唯命是从。只在危难之际他才起用有头脑、有个性的人物。蒋介石越是内心感到自卑，便越是妄自尊大，到了十分可笑的地步。他往往抓住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大发淫威。一九四四年，蒋介石由史迪威将军陪同参加了军官学校的毕业典礼。史迪威将军说话尖酸刻薄，对事观察入微，在日记中这样描述中国的统治者在那些未来的卫国勇士面前的举动；“蒋光头登上主席台时，乐队指挥数救说一—二——三。蒋光头勃然大怒，命令停止奏乐，厉声大骂指挥说：“要么数到一就开始奏乐，要么数到三再开始。不准在数二时开始。“后来有一位讲演者从裤兜里掏出讲稿，蒋光头为此又暴跳如雷，冲着他厉声训斥说，在外国，裤兜里只能放手帕不能放文件。应该把文件放在上衣的下面口袋里，如果是密件，必须放在上面的口袋里。后来有人在掌握大会程序上出了一点差错，蒋光头就疯也似地尖叫说该把这个人枪毙…。“不可想象美国的总统会当着西点军校毕业进来这么一番表演。可是，蒲立特先生却吹捧蒋是一位“有远见的政治家”，说他的形象甚至比当代的任何美国人都要高大。我们认为，决不能把蒋称作什么政治家，除非政治家一词的含义变成公众生活中卑鄙无耻现象的同义词。史迪威称蒋为“光头”、“小瘪三”、“酋长”、“那个大小子”、“老滑头”、“响尾蛇”。我们认为这些绰号远比蒲立特的话更接近于蒋的真实形象。蒋并非政治家而是一个专制统治者，不管是仁慈的还是不仁慈的。他具有一个专制统治者的全部特征。此人精通政治权术，讲起策略来专会投机取巧。治理国家他毫无章法，指挥作战他是十足蠢才。他是通过搞阴谋诡计、叛卖、讹诈、恐怖以及宣扬孔孟之道上台的。一九二六年他在孙中山的国民党内部搞政变，篡夺了党的领导权。一九二七年他屠杀上海工人，窃得全国政权。他靠一系列不露声色的阴谋和虚张声势的讨伐进一步巩固了他的统治。他诱骗“基督将军”冯玉祥投到他的阵营以后，把他的部队全部挖走；把军阀韩复榘骗到火车上开会就枪毙了他，说服张学良将军不去打侵占其满洲老家的日本人，而去打主张抗日的共产党。中国的这位独裁统治者在这方面确实是颇为在行的。蒋上台后，能用挑动各种对立势力互相斗争的办法来维护自己的统治；他让右派同左派斗，反动派同自由派，小军阀同共产党斗，特务同学生斗，秘密警察同商人斗，党部同政府斗，宋子文同孔祥熙斗，陈纳德将军同史迪威将军斗，美国同俄国斗。拍桌子跺脚，破口大骂，威胁恫吓，用圣贤之言攻破对方的计策，用鬼蜮手段取胜，通过收买铲除异己---蒋介石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不停地搞阴谋、耍诡计—他相信这种办法灵得很，因为他懂得人的贪婪、软弱和怯懦。这一手确是厉害，在他所生活的乱世里，这位道貌岸然的东方君主就凭这一手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称霸了近四分之一世纪。蒋凭着这一手，在他发迹初期的小规模战争中所向披靡，制服了各个军阀：在这些战争中施展计谋比实际作战更为重要。但是现在时代变了，这一手突然失灵了，对付不了人民战争和革命。共产党发动的人民战争和革命，就象一根千钧棒一样，正向蒋介石的脑门猛击过来。在革命的人民战争中，群众的情绪决定一切。正是蒋所不能理解的这种群众情绪把他推翻了。究竞是历史迫使蒋介石搞专制主义，还是他自己要走这条路，这个问题最好由哲学家来回答。但是，有一点很清楚，专制独裁的逻辑本身使他不可能预见到反对他的凶险的力量正在农村中勃然兴起。谁也不对蒋介石讲真话。谁也不敢讲。如果有人同他争论，蒋就会暴跳如雷。他听不得半句逆耳的话，所以大家都对他报喜不报忧。他的一个亲信说：“对他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说他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人物。“外国记者对蒋的采访向来稿不好，因为政府的译员在他面前吓得不敢把记者所提的问题原原本本照译出来。小官儿在他面前都吓得直发抖。由他主持的会议，无人敢抗争，也无人敢提出问题。他举行的宴会冷冰冰的，尽是些陈词滥调，正象史迪威所描述的那样人人正襟危坐、恭聆这位皇上的纶音。蒋介石对待他的政府官员就象一位贵夫人对待自己家里的奴婢一样。有时由于舆论的压力或者由于美国人表示不满，他不得不搞一点内阁改组。但是正如白修德和雅各比所揭露的，蒋介石改组内阁“简直就象美国儿童玩抢椅子的游戏一样，一发信号大家就互相抢座位“。老是那么几个人参加游戏，老是那么几张椅子，难得有圈外人参加。蒋从不相信任何人，自以为一贯正确。他下过成千上万道命令，下级都对之唯唯诺诺，但是这位委员长却并不怎么了解人们究竟是怎样执行他的命令的。他似乎从来不明白，用一个地主指挥全村事情那样的办法来指挥全国范围的事务是不行的。等他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已经太晚了。差不多直到他下台为止他始终执迷不悟，一直把自己看作是主宰一切的上帝。蒋介石呆在离前线两千英里的后方，向部队的指挥宫们下了无数道命令，叫他们采取根本不符合当地情况的行动。他曾对史迪威说：“我接连几天睡不着觉，揣测他们(将领们)可能会干什么蠢事。然后我就发出命令，叫他们不要去做这些蠢事……这就是指挥他们的秘诀……你得想象出他们可能犯的各种错误，然后告诫他们别那么于。“蒋这样做的结果，必然是使师长们不按照实际需要办事，而是一味迎合他的旨意办事。上面讲的情况可能会使人以为蒋有控制他部下的无限权力。其实即使最独断专行的统治者也不可能随心所欲地指挥别人、左右局势。列夫·托尔斯泰很懂得这一点，他说：“同其他人最牢固、最持久、最累赘也是最经常的关系就是所谓支配别人的权力，其实这意味着对别人最大的依赖。“这些话简直象是针对蒋介石说的。他完全依赖别人，即使在他的全盛时期，这位中国独裁者也不得不在农村的家族势力与城市的买办势力之间搞平衡。由于他在两方面都有敌人，他就努力在军内和党内，特别是在秘密警察中建立一个效忠于他个人的独立体系。因此，在一段时间里，他得以在一定程度上牢牢控制局面。但是，随着他开始走下坡路，他的统治机器也开始运转不灵甚至完全不管用了。原先的社会组织者背弃了他，他进一步成为孤家寡人，众叛亲离之势渐成，险象环生。中国的独裁者把握不住局势的发展。这时专制体制本身成了极大的障碍。蒋介石周围都是马屁精和密探，对于他的官僚等级机构内部的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有人随时向他汇报。但是，当斗争的范围扩大，变成象抗日战争那样的抵御外侮的民族战争，或是象共产党领导的群众起义时，由于手下的人谎报军情，把他蒙在鼓里，加之他素来疑神疑鬼，偏听偏信，就搞得自己更加孤立，更无从准确地预见事态的发展，而象一个盲人失去了引路狗一样到处瞎撞。在抗日战争初期，蒋的顾问们说，只要他坚持在淞沪抗战，西方列强就会出面进行于预。于是他就没有把部队集中在内地，以充分利用后方辽阔的优越条件。相反，他把七十八个师的兵力部署在日本海军威力所及的沿海地区，结果使他的精锐部队被歼，自己也不得不逃到一千五百英里以外的重庆。内战初起时，国民党内的右翼宣称他们可以在半年内消灭共产党，蒋于是撕毁了马歇尔主持达成的停战协定，贸然发动了进攻，因为他没有准确的情报。一位在美国留过学的中国将军认为最好还是撤出满洲，但蒋的特务进谗说，此人正同美国人密谋取蒋而代之。于是蒋偏下令死守满洲，直到部队全被歼灭方休。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他的空军报称在徐州获得大捷，于是蒋就死守徐州，共军乘机攻击他的后方，终于包围并基本歼灭了他的两个兵团，直接威胁首都南京。国民党头目说，学生举行大规模游行要求和平，这完全是共产党策划的阴谋，因此蒋便听任军警驱散游行队伍，殴打学生，而不加制止。他的秘密警察说，写文章抗议通货膨胀的教授是共产党，于是蒋就下令逮捕这些教授。外国记者报道国民党军队在台湾岛上开枪打死打伤了手无寸铁的银行家、律师、教员、学生和农民，这位委员长竟斥责记者报道失实，有损中美人民的友谊。这种狂妄专横的态度，这种除了自己的亲信、特务的报告外其他情报一概不信的态度，这种对震撼中国的激烈社会动荡视而不见的态度，使这位委员长陷入了一种怪诞的思想境界，简直可以说是神经错乱。随着战局日益失利，蒋更加脱离现实环境，遁入自己所虚构出来的世界之中。希腊人说，“上帝要使人灭亡，必先使他疯狂“。信哉斯言！蒋虽说是帝王苗裔，可惜生不逢时。史迪威说：“如果是在五十年或一百年前，他可能是中国可以接受的一位领袖。但是在现代情况下，他的不学无术成了一大不利条件。“当事态发展不顺心时，他先是不知所措，接着就恼羞成怒。同米尼弗·奇威一样，蒋为事与愿违而感叹，而且“因同时世作对而形容枯槁”。他想成为一代宗师、宗教领袖、哲学大师，但他没有什么文化。史迪威说，“我们一目了然的事情，他却一窍不道……他不顾常理，只凭自己的直觉办事，借口中国人心理不同而随意掀开已经证实的规律。“蒋毫无科学知识，却企图指挥美式配备的部队。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他干脆象共产党那样完全按照中国的办法去打仗，结果可能要好得多。因为他不了解外国的文化和外国的心理，他就用对付地方军阀的办法来对付列强，沿用“以夷制夷”的祖训，企图挑动列强互相争斗，以从中渔利。结果却几乎得罪了所有的列强。蒋的孤陋寡闻造成了他性格的严重缺陷。他早年曾以勇敢果断著称，但是在抗日战争和剿共战争期间，这一优点已丧失殆尽。在抗日战争中，他要对付一个既无法讹诈或收买，又无法欺负的敌人；在剿共战争中，他要对付普通百姓的大规模造反。在这两次战争中，他都不得不同自己所不熟悉的对手打交道，因而才穷智尽。而且蒋越是意识到自己优柔寡断的危险性，就越加胆怯，变得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一九三七年淞沪之役，他不愿后撤，长期犹豫不决，举棋不定，以致遭到惨重损失，断送了他最精锐的部队。一九四七年和四八年间，他一念孤行，在山东地区始则盲目冒进，继而迟疑不前，举棋不定，接着又死守阵地，不进不退，结果闹得他的一些将领愤而投奔共军。蒋并不是软弱之辈。但是他的坚强性格常常化为固执。经过多年的奋斗，他变得刚愎自用，有时不免犯一种毛病：办事凭意气，而不是按照一种信念或大的原则。正是由于他的固执，使他不顾张学良少帅的一再警告，不相信张的东北军再也不愿打共产党了，结果酿成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变，他被扣押起来。他的愚顽不化使他在一九四二年撤销史迪威将军的命令，不让中国远征军取道印度撤出缅甸，致使许多士兵在西藏的穷乡僻壤迷途丧命。他的刚愎自用使他在一九四五年不顾魏德迈将军的劝告而进军满洲。最后，还是由于他盲目地固执己见和疯狂地自以为是，使他不顾手下将领们的一再告诫，不相信只能用政治手段来解决这场战争，结果搞得文官不愿主持政务，武将拒绝挂帅上阵，外国也拒绝继续提供援助。当然也可以把这称之为坚忍不拔。要是那样的话，当年希特勒命令冯·保罗斯死守斯大林格勒，命令伦斯泰德死守诺曼底，命令西线德军死守莱茵河，致使全军覆没、战争失败，不也可以说是坚忍不拔了吗?闹到最后，蒋介石脱离了人民群众，甚至也脱离了拥护他的人们。不管将领们要求他下今后撤也好，知识分子请愿要求自由也好，学生游行要求民主也好，司徒雷登大使要他实行开明政策也好，结果全是枉然。到头来，将军被撤职，知识分子被枪毙，学生被殴打，司徒雷登大使则被回敬以孔子遗训一则。由于虚荣，蒋无法改弦更张。由于“高贵”，他不能同贫贱者接触。由于有“德”，他可以懂得仁、诚、忠，却不懂人民需要宽厚、同情和希望。他号称信奉基督教，却没有什么慈悲心肠。他自称革命，但总是朝后看。他在战场上缺乏勇气，在政治上映乏创见，在治国方面缺乏公正。他既不能统率大军南征北战，又不能制订宏伟的政治纲领，也不能提倡任何重大改革。总之，蒋脑筋陈腐，完全落伍于时代，根本无法承担肩上的重任。蒋介石也不是毫无头脑，毫不了解国情，象当年被革命的车轮辗得粉碎的俄国沙皇尼古拉和法国国王路易十四那样昏庸。蒋介石没有象他们那样受制于悍妻。可是他的夫人宋美龄对他还是有很大的影响，在各国驻华外交宫中素有“女委员长”之称。随着蒋的处境日益困难，随着他对美国的依赖日益加深，这种影响也就逐年增长。这对男女“委员长”堪称中西合壁的联姻，绝妙地反映了在中国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封建地主和资产阶级的结合。这里且来介绍一下宋美龄的情况。中国的这位第一夫人是赫赫有名的宋氏家族的成员，她的兄弟姐妹全都是中国现代史册上的风云人物。父亲是一位基督教徒，托圣经的福发家致富，得以把子女送到美国上学。宋氏兄弟姐妹聪明伶俐，在美国深得西方文化的真传，回国以后几乎立即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崭露头角。宋家第一个有作为的是天资聪颖、抱有崇高理想的宋庆龄，她嫁给了中华民国的国父孙中山。宋美龄后来居上，嫁给了扼杀民国的刽子手蒋介石。宋霭龄嫁给了中国的理财大师孔祥熙博士，孔曾任行政院长，退隐后移居美国。她们的兄弟宋子文成了中国最大的富豪之一‘也曾一度出任国民政府的行政院长。他们一家全都活跃于中国政坛，操纵战争和政治好象是他们的家常便饭。同天下所有的家庭一样，宋家成员之间也有分歧。孙夫人是这一家的理想主义者，蒋夫人是个权力狂，孔夫人爱财如命。宋子文集其三姐妹的大成，既是理想主义者，又野心勃勃。宋美龄有一个方面非常象沙皇尼古拉和法王路易十四的皇后：尽管她与俄后亚历山德拉和法后玛丽·安托万内特不一样，并非在外国出生的，但是在中国人民中间她却总有点显得象一个外国人。她在美国受的教育，完全是美国中上层妇女的派头。二十年前，有一个美国记者刻薄地把她称作“爱打扮的美国女郎“。这固然是夸张，但也有点道理。蒋夫人讲排场，爱出风头。从她身上的穿戴就可以看出她爱摆阔气的心理。她的毛皮大衣多得数不清，还有非常考究的披肩和剪裁十分合身的花衣服。她足蹬脚尖缕空的高跟皮鞋，手提讲究的拎包，耳朵上还挂着钻石耳坠。雍容华贵的宋美龄还出国活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她访问美国，呼吁立即援华，很有办法地博取美国国会议员们的同情。她对那些上了年纪的参议员们大灌迷魂汤，以致当时想先集中全力把欧洲战事了结再说的马歇尔将军向记者惊叹说，蒋夫人是他所见到过的最难对付的说客。一个被她迷得神魂颠倒的美国记者写道：“她那乌黑的眼珠犹如清澈见底的一汪秋水；皓齿微启，发出美妙的乐章；纤雅的双手犹如夏夜微风中婆娑的荷叶。“宋美龄颇有演戏的本事。在传教士面前她端庄婉静，在摄影记者面前她搔首弄姿。对于耿直爽快的史迪威将军她就开门见山，不绕圈子。她对史迪威将军封官许愿说：“我们要保举你当上将。“有一次，她对史迪成说；“你的吉星高照，很快要晋衔了。“随着岁月的流逝，宋美龄越来越扮演着中国第一夫人的角色。外国驻华外交官称她为“王母娘娘”，或者称她“玛丽皇后“。史迪威还给她另外起了个绰号：“白雪公主”。不过，史迪威还是很佩服宋美龄的。看来这位将军赞叹的是宋美龄这个东方躯体上竟是满脑子西方思想。史迪威曾说；“她是一个很有手腕的聪明女人。她理解西方的观点，懂得外国人的心理。“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的。可悲的是，除了他周围一小帮人以外，她对本国人民的心理毫不懂得。西方教育使宋美龄学到一点男人的气质。她曾对史迪威说，她但愿自己生为男子汉。她干脆、泼辣，干劲十足。她象男人一样爱掌权，但在喜欢阿阿谀奉承方面又是女人本色。她极想有所作为。史迪威认为，如果让她当国防部长，倒不失为一个好主意。宋美龄长期侨居海外，对外国的情况有所了解，却不了解本国的国情。她可以学罗斯福夫妇的样子搞炉边恳谈，却学不了罗斯福夫人待人亲切、民主、宽厚的精神，甚至也学不了她自己的姐姐孙中山夫人的品质。由于蒋介石背叛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孙夫人就同蒋决裂了。宋美龄虽然能在她丈夫同马歇尔将军和罗斯福总统这样高级人士之间担任翻译，却不能在她丈夫和中国人民之间沟通思想。某些社会心理学家应当注意到，统治中国的这对夫妇的相互结合，同中国的两大统治阶级—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之间的结合具有共同之处。作为西方贸易的产物，中国工商业资产阶级从来未能割断同中国封建势力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还同地主建立了新的联系。同样，作为西方文化产物的宋美龄也从未能同旧中国彻底决裂，反而还同它的最高代表人物结成夫妇。这两种结合几乎是同时实现的，这一点也不奇怪。一九二七年，中国资产阶级被自己狭隘的阶级利益蒙住了眼睛，向支持自己的人民群众猛扑过去，背弃了自己的主义，同地主结成了联盟。差不多也就在这个时候，宋美龄嫁给了蒋介石。人们曾经以为银行家和实业家将同蒋介石决裂。同样，他们也预言宋美龄将在婚后一年以内同蒋介石离婚。但是这两起结合尽管十分勉强，很不稳定，却一直维持到了一九四九年。直到那时，城市的工商资产阶级才同农村的封建势力决裂，宋美龄也才离开蒋介石前往美国。就象实业家同封建势力闹矛盾一样，宋美龄同蒋介石有时也闹矛盾。这不单是由于性情不合，而且也是由于利害关系和文化修养不同。中国的银行家和工业家远比地主有见识，同样，宋美龄也远比蒋介石有见识。银行家常向美国人诉说封建将领和满脑子封建思想的国民党人如何愚蠢，同样宋美龄有时气急败坏地跑到史迪威将军那里说：“我求过他，什么办法都不行，除非干掉他。中国的历史性悲剧，在这对统治中国的夫妇的个性上反映了出来。旧中国的崩溃，对普通的农夫农妇都有影响，更不用说蒋介石夫妇了。他们的性格肯定受了这一伟大事件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也受了两人结合后相互的影响：宋美龄把蒋介石拉向西方和现代，蒋介石则把宋美龄拉向东方和落后。史迪威认为宋美龄对蒋介石的影响有良好的一面。想必这是指宋美龄把蒋介石的中世纪意识克服了一些，使他思想开通一些，倾向西方一些。但是，反过来同样可以说，宋美龄对蒋介石也起了不好的影响。由于各种相互矛盾的历史文化因素在身上起作用的结果，蒋介石的思想本来就已经够混乱的了，宋美龄想改造他，结果只是使他的思想更加混乱不堪。如果宋美龄是在把蒋介石引上正路，为什么中国人民对她仍毫无好感呢？答案很简单。正当中国人民在为摆脱外国统治而奋斗的时候，宋美龄却学习西方的风俗习惯，甚至还信奉西方的上帝，力求维护其中国第一夫人的地位。她可能是诚心爱国的。但是，人们却看到她同中国社会上封建势力作斗争时，一般总是代表了她的兄弟宋子文和她的姐夫孔祥熙一类同外国资本勾结的实业界人士。她一旦爬上了中国专制统治的顶峰，就不想再下来了。在蒋介石被迫离开首都南京前几天，宋美龄跑到美国恳求美国总统去拯救她丈夫的政权，因为她已经无法向中国人民求情，他们也肯定是不会听她那一套的。这是她为挽救土崩瓦解的蒋家王朝所做的最后努力。它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蒋介石政权究竟是靠谁支持、宋美龄究意又代表谁的利益。五十七．旧中国的末代统治者读者读到这里可能会想，那些不愿落入共产党手中的国民党领导人，为什么不踢开蒋介石自己搞革命呢?许多中国人也都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当时确实有一些国民党的头头想这样干，但他们没有这个胆量。国民党头头中有一些人觉得蒋介石是一堵挡风的墙，可以保护自己争权夺利。另一些人采取滑头的态度听任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不断发展，自己则乘机大发战争财，同时还想好后路，以备随时逃往国外。更有许多人随波逐流，或是因为感到自身难保而惶惶不可终日。尽管如此从内战的第二年起，到蒋介石下野离开南京的那天为止，许多南京政府官员，以至美国驻华使馆官员和美国国务院的官员，未尝不想踢开中国的这位独裁者，实行改革。但这种想法直到内战的最后阶段才付诸行动，可见统治集团内部的反对派十分软弱无能，同时这也表明打倒蒋介石的力量主要来自下面，而不是统治集团内部。然而政府内部的矛盾斗争对于事态的发展绝不是毫无影响的。国民党最后终于四分五裂，最高领导集团内部爆发了剧烈的派系斗争，这是促使共产党取得胜利的一个因素，虽然只是一个消极被动的因素。这也是蒋介石之所以能超过人们预料长期独揽大权的原因之一。蒋奉行分而治之的方针，向来得心应手。在平时，当权力问题仅仅限于究竟由谁来统治国民党的时候，这种策略确实非常管用。但是到了革命高潮时期，当问题扩大为究竟由谁来领导国家、由谁来领导从旧的社会秩序中产生出来的新社会时，这种办法就有致命的弊病。因为往后一种情况下，分而治之的做法不但分化了国民党内部的倒蒋势力，而且也分化了共产党的敌人。看来蒋介石一直没有感到使用这一惯伎会有什么危险，直到内战末期才算有所觉察。他一直未能认识到他是在对付一场革命而不是什么阴谋活动。至于谈到他在国民党内部的敌人，其实对于蒋说来，主要的危险倒不是他们会把他抓起来，而是他们会抛弃他，统治集团内部的各派如果要除掉蒋，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他杀死，或者把他劫持和监禁起来。但是尽管对蒋的恶感一直渗透到国民党的最高层，尽管共产党在军事上大胜后公开号召国民党反对派领袖逮捕蒋，但是却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有人曾横下一条心密谋加害于这位中国独裁者。美国尽管很想搞掉蒋介石以改造国民党政府，但是肯定从未参与这种密谋。直接采取这种行动是违背美国传统的。然而却并不违背中国的传统。中国历史上用这种办法除掉昏君的事例屡见不鲜。最近的例子就是一九三六年劫持蒋介石的西安事变。因此，如果蒋介石的老同事把他抓起来，并不见得一定会触犯中国的公众舆论。恰恰相反，如果有哪个国民党领导人这样做了，哪怕他本来声名十分狼藉，也可能立即变成民族英雄。但是国民党统治集团中没有任何人有意采取这样的行动。当然其中有许多人是担心，向蒋介石发射的子弹也会击中国民党的心脏，使它断送在共产党手里。这种担心恐怕是有道理的。但是，这并不是使国民党官僚不敢瞄准这位独裁者开枪的唯一原因。最有机会除掉蒋的人就是那些最接近他的人。在这位中国首脑身边管事的是一个矛盾重重的班子、生拼硬凑的大杂烩，其中有基督教青年会的秘书，上海的地痞流氓，趋炎附势的野心家，幻想破灭的空想家，党棍，心灰意懒的革命党人，郁郁不得志的自由派，宫廷宦官，打挥插科的小丑，贪官污吏，帮闲文人和心理变态症患者。各国驻华的外交官给国民党集团的领导人起了许多浑名，什么“太监总管”啦，“拉斯普庭”啦，“小马基雅维里老爷”啦，等等，等等。可见国民党政府在国内外声名狼藉之一斑。这些人多半是出于谋求私利，因循旧习，或者出于恐惧而追随蒋介石的。他们对自己的事业毫无信仰，其实他们根本就无事业可言。从某种意义上说，国民党的老一代领导人可以算是闯将。他们在青年时代造了当时各种传统的反。推翻清期皇帝、建立民国、同军阀斗争，这一切他们都参加了。他们曾经精诚团结、义同手足，致力于打倒统治中国达百年之久的西方帝国主义。但是，正如威廉·博莱索所说，等待着一切冒险家的无可名状的悲剧压垮了这些人：他们后来已经不再是闯将了。蒋介石本是在证券交易所搞投机买卖的经纪人，上海青红帮的把兄弟，搞政变的能手，后来摇身一变，成了言不由衷的专制寡头，沉湎于祈祷和劝人从善的说教。年轻的女基督教徒宋美龄，同当时声名狼藉的军阀头子蒋介石结合后，变成了装腔作势的中产阶级妇女。汪精卫青年时曾谋刺清摄政王，是国民党的卓越领导人，曾任行政院长，后来他为了保住自己的财富和权势竟然当了日本人的傀儡头子，在警卫森严的深宅大院里了却残生，成为自己的贪婪和恐惧的牺牲品。宋子文本是个既有胆略、又有才识之士，是少数敢顶撞蒋介石的人之一，又是一个创建银行和金融体系的巨擎。在一九二七年的反共大屠杀后，他为良心所责备，曾向文森特·希恩慷慨陈词。可是此人后来却变成了平庸的、神经质的百万富翁。主管党务的陈立夫，年轻时就立志在思想领域有所建树，怀着真正造反者的热情研究西方科学。但是后来他失去了探索的精神，竟沉湎于诵念迂腐的学说。孙科的父亲就是为中国摆脱列强控制而奋斗终身的国父孙中山，但是他自己却觉得建设一个独立国家的伟大事业太艰巨了，最后竟然干脆央求美国在中国领土上建立陆海军基地。国民党的领导人先是朝前看，面向未来，后来却朝后看，面向过去；先是探索未知的领域，后来却在已知的领域中苟且偷安；先是热衷于争权夺利，后来却只想保住既得利益，失去了对事物的敏感，日益胆小怕事。这种变化真是不可思议，令人感慨。一些国民党领导人最大的推动力就是贪婪，可是他们甚至在这方面也失去了早先的劲头。在抗日战争期间和内战初期，尽管中国已经快到了民穷财尽的地步，可是国民党的那些官僚却还为争发困难财而闹得不可开交。到了内战后期，他们搜刮民脂民膏的本能变成了守业的本能，他们极力想保住既得利益。威廉·博莱索说得好：“当江洋大盗清点赃物时，他们就成为区区的窃贱。“这句话完全可以用来刻画国民党中国的许多领导人。在许多国民党领导人的身上，除了贪得无厌以外，还可以看到另外一个因素：壮志未酬。那些认识孙中山的元老们，当年是怀着革命热情追随蒋介石平定天下的，但他们怀着一种莫名其妙的内疚心情。他们原先是致力于建立新制度的革命志士，结果却变成了寡头统治的拥护者，保卫起旧制度，其实是保卫起自己的权势来了。但是青年时代的理想有时却依然难以忘怀，他们的心灵因此受到煎熬。国民党的领导人患着一种不可救药的心病。他们本来矢志打倒军阀，结果却成了中国历史上一个最大军阀的扈从。他们原本矢志建立民主制度，结果却建立了一个使中国古代帝王相形见拙的专制统治。他们曾经许愿要改善“民生”，结果却造成民不聊生，比人们所记得的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差。他们原本一心为中国摆脱列强控制而奋斗，结果却自己也变得依附于列强。因此这些人失去了奋斗的目标，他们不再有任何信念。其中许多人已不知理想为何物。加上蒋介石的恐怖统治已经使许多官僚变成了没有灵魂的木头人，只能盲目地服从他们的领袖走向毁灭。还有些人道德沦丧，不可能有多大作为。这些人的倒行逆论，无需过细探究，这里随便举几个例子：有位达官的小姐随身带着皮鞭，供抽打黄包车夫用。有个师长把梅毒遗传给了儿子，竟要上海的一位美国医生把儿子弄死。珍珠港事件爆发后，香港的华人争相出逃，一位官太大把她的几条狗塞进飞机座舱，硬挤掉了几个人的机座。某将军在一九四八年夏诱奸了南京一个小公务员的八岁女儿，使她染上了淋病之后，又对女孩的父亲和邻居进行威胁，扬言如果他们胆敢控告他的话，就要把他们全都抓起来。他们之所以能这样为非作歹，就是靠着有这位独裁者在台上。这种人怎么可能有勇气把他踢开呢?答案只能是否定的。他们也不可能鼓起多大的勇气来保卫蒋。眼看大势已去，他们的贪婪和恐惧并不一定使他们团结起来，倒往往反而使他们四分五裂。各人都想自找一条活路。孙中山夫人在二十年以前就与蒋介石决裂，因为他认为蒋背叛了她丈夫的三民主义，直到最后她始终拒绝同蒋打交道，甚至连国民党内部的反对派发起要求媾和的运动时，她也不屑于参加。她的妹妹蒋夫人则逃奔美国，恳求杜鲁门总统拯救她的丈夫。孔祥熙博士既是孔夫子的后裔，又是耶鲁大学的毕业生以及生财有道的大富豪，他一身兼备三者的智慧、干劲和远见。他也来到美国当阔寓公，并回味他过去担任蒋政府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时的盛况。翁文灏是一位经济学家，一九四八年春应召出任行政院长。他先后四、五次提出辞呈，最后宣告他“不问国事“，居家“吟诗填词”。戴季陶是一位国民党“元老”，在香港自杀。陈布雷是蒋介石的私人秘书，有名的秀才，他致书蒋介石，引用古诗说；“油已尽，灯将灭”，随后也自杀了。这是封建主义向中国的专制寡头最后告别时发出的半夜里描头鹰一样的凄厉叫声。事情就这样发展下去。国民党的元老们下不了狠心去推翻他们的专制寡头。但他们可以离开他远走高飞。由于上层的人们普通抱着这种态度，无怪乎他们的反蒋活动往往无非就是痛骂几声，挖苦几句和低声诅咒而已。一位部长可以对外国记者说：“我们的政府是一个法西斯独裁政权。”你等着他再往下说，以为在他面前的是个敢说敢干的革命志士，不想后来他却只是冷冷地一笑了事。在政府内部的对立面自由派中间也没有出现过铁杆反对派。马歇尔曾经认为，拯救中国的办法是由政府内部的和少数党的自由派在“蒋介石的领导下”执政。但是这种设想不过是一厢情愿。中国的自由派手无寸铁。而在中国，一个没有枪杆子的自由派，就象一条既不会咬人也不会吠叫的看家狗那样毫无用处。问题还在于究竟谁算自由派?根据西方的传统所谓自由派是指尊重别人观点的人。但是，由于有维护专制独裁的儒家传统影响，这种人实在少有，甚至可以说在中国根本就没有，不管是在国民党内、共产党内、少数党内或其他地方，统统没有。而且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那些奋起反蒋的知识分子和学生以外，根本就没有什么自由派愿意那么公开表明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在政府内部肯定没有这样的自由派。在统治阶级内部，想要搞掉蒋介石的大胆批评家为数极少，更多的人只是想“感化“他。在内战期间镇压学生的恐怖浪潮中，有个美国人让一位在政府任职的大学教授来找我，并建议我撰文介绍此人是“强烈反对蒋介石的人，是能够拯救中国的优秀人物之一。经过长谈，我才发现这个所谓能够拯救中国的人物曾经作为一个基督教团体的代言人晋见蒋介石，把这位独裁寡头吹捧为“伟人”，最后还吟诵了一首歌颂乔治，华盛顿的诗，言下之意是蒋应当象华盛顿一样争取成为亿万人民祟敬的“国父”。自由派想用吟诗填词的办法来感化这个心肠歹毒的中国独裁者。但是即使把那有抑扬格的五音步诗行译成中文，也不可能感召蒋介石进行改革，更不可能使他放弃自己的权位。当时确实有人喊出了这样的口号：“如果我们不打倒蒋介石，我们就会与他一起完蛋。“那些到外国使馆拜访的中国知识分子和大专院校的白面书生十分醉心于进行一次自上而下的革命，以避免发生自下而上的革命。但是这种想法不过反映他们无可奈何的心慌从来没有形成为一个具体的阴谋。中国自由派很有才华，可惜却很软弱。反正他们挺愿意把搞掉蒋介石的光荣任务交给老的国民党地方军阀去干，尽管他们一直是十分鄙视这些军阀的。这些地方军阀比较固执，因此也就稍微果断一些。现在他们又重新登上政治舞台，成为国民党内部反蒋最坚决的一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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