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皮鼓-34

我又把车开走时，听到后面车厢里一阵凄惨的呜咽声，接着是有人连打几个耳光。然后，是马策拉特先生坚定的声音，我听了才放下心来。他谴责刚上来的那两个，警告他们，不该动手打一个受伤的、半瞎的又苦于丢失了眼镜的人。“您少管闲事！”我听到戴绿帽子的人中间的一个厉声吼道，“他今天还要经历他所想象不到的事呢！本来嘛，已经拖得够久了。”我把电车向格雷斯海姆徐缓地驶去时，我的朋友，马策拉特先生想要知道，这个可怜的半瞎的人究竟犯了什么罪。他们的谈话立即转到了奇怪的话题上去。刚讲了两句话，大家就置身于战争时期了，或者说，倒转到了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战争爆发，那个半瞎子据他们说是个义勇军战士，非法地保卫过一座波兰邮局大楼。奇怪的是，马策拉先生尽管当时只有十五岁，却认识这个半瞎子，在谈话过程中，称他为维克托·韦卢恩。这个可怜的、近视的、送汇款单的邮递员，在战斗过程中丢掉了眼镜，没有眼镜逃跑，逃脱了那些刽子手的掌心。可是，他们不放松，一直追捕他直到战争结束，甚至在战后还在追捕他。他们拿出一张纸来，是一九三九年签发的一道枪决命令。两个戴绿帽子的中间的一个嚷道，他们终于抓到他了。另一个戴绿帽子的说，他很高兴，历史的旧账现在终于要了结了。为了执行这道一九三九年的枪决命令，他牺牲了自己的业余时间，甚至假期，他毕竟还有他的职业，是位商务代表。他的战友同样也有困难，他是东方来的难民，失去了在那边开设的生意兴隆的裁缝店，现在必须从头开始，但现在事情算有了个头了。今天夜里将执行命令，了结过去的事。真不坏，还乘上了末班车。把一个被判处死刑的人和两个持有枪决命令的刽子手送到格雷斯海姆去，当这样的司机可违背了我的本愿。在郊区空无一人的、有点倾斜的集市广场上，我把车向右拐，要向玻璃厂附近的终点站开去，到了那里，让两个绿帽子和半瞎的维克托下来，再同我的朋友踏上归途。距离终点站还有三站路，马策拉特先生从车厢里出来，把他的公事皮包放到职业司机放他们的盛黄油面包的饭盒的地方。我知道，他的公事皮包里竖放着那个密封大口玻璃瓶。“我们必须救他，他是维克托，可怜的维克托！”马策拉特先生显然很激动。“他一直还没有找到一副合适的眼镜。他是深度近视眼，他们要枪毙他，而他会看错方向的。”我认为刽子手没带武器。但是，马策拉特先生已经注意到了两个绿帽子的大衣鼓起，碍手碍脚的。“他是但泽波兰邮局送汇款单的邮递员。现在他在联邦邮局从事同样的职业。可是，下班以后，他们就追捕他，因为那份枪决命令还在。”尽管我并不全部理解马策拉特先生的意图，但我仍然答应他，在枪决的时候待在他的身边，如果有可能的话，同他一起去阻止枪决。过了玻璃厂，在第一排小菜果园前不远处——在月光下，我看到了我的母亲的园子和那棵苹果树——我停下电车，朝车厢里喊道：“请下车，终点站到了！”头戴黑带绿帽的两个人马上下车。那个半瞎子又费劲地找踏脚板。马策拉特先生随后下车，从外套下取出他的鼓。下车时，他请我带上他的公事皮包和大口玻璃瓶。我们扔下还一直亮着灯的有轨电车，紧盯着那两个刽子手和那个蒙难者。我们沿着菜果园篱笆走去。我走累了。前面的三个人站住时，我发现，他们选中了我母亲的菜果园当枪决地点。不仅马策拉特先生，连我也一起抗议。他们不予理睬，推倒腐朽的木板篱笆，把那个马策拉特先生叫做可怜的维克托的半瞎子绑在苹果树上我的树杈下面。由于我们继续抗议，他们用手电筒照亮那份揉皱的枪决命令给我们看，命令是由一个姓策勒夫斯基的陆军司法总监签署的。我记得，日期一栏写着：一九三九年十月五日于索波特，印章也没错，看来是没什么希望了。然而，我们谈到了联合国，谈到民主制、集体罪责、阿登纳等等。可是，绿帽子中间的一个用一句话就把我们的全部反对意见都挡了回去。他说，现在还没有起草和签订和约[注]，所以，我们不该插手此事。他说，他同我们一样选举阿登纳，至于这道枪决命令嘛，它继续有效。他们带着这道命令去找过最高当局，请当局拿主意，结果，他们还得履行这该死的职责。所以，他说我们还是走开为妙。我们没有走。两个绿帽子解开大衣扣子，让机枪探出头来时，马策拉特先生也放正了他的鼓。在此瞬间，月亮从云里钻出来，只缺一点就全圆了。它使云的边缘像一个罐头的齿状边缘那样泛出金属的光泽。马策拉特先生拿起两根鼓棒开始在形状类似但圆而无缺的铁皮鼓上进行于涉。他绝望地擂鼓。鼓声听起来似乎陌生，然而我又觉得耳熟。字母“Ｏ”一再形成，反复出现：亡，没有亡，还没有亡，波兰还没有亡！可是，这已经是可怜的维克托的声音了。他知道马策拉特先生的鼓乐的歌词：波兰还没有亡，只要我们还活着。看来两个绿帽子也熟悉这节奏。他们端着由月光描绘出来的机枪，浑身上下在抽搐。马策拉特先生和可怜的维克托在我母亲的菜果园里奏起的那首进行曲，促使波兰骑兵采取行动。这可能是月光帮忙所致，也可能是鼓、月光和近视的维克托沙哑的声音一起，施展魔法使许多骑兵从地底下冒了出来，蹄声隆隆，鼻息呼呼，马刺铿锵，牡马嘶鸣，呼杀嗨杀……不，什么也没有，没有任何东西在发出隆隆、呼呼、铿锵、嘶鸣之声，喊出呼杀和晦杀之声，而是红白色，像马策拉特先生油过漆的鼓。因此，一中队波兰长枪骑兵，无声地滑过格雷斯海姆郊外已经收割的田野，长枪上的小旗拖曳着，不，说拖曳并不正确，而是游动着，一如整个骑兵中队也在月下游动，可能是从月亮里来的，游动，左转弯朝我家菜果园的方向游动，看来既不是肉也不是血，然而在游动，像玩具一样制成，像幽灵似的游动过来，也许可以同马策拉特先生的护理员用线绳编结的形象相比较。一队编组成的波兰骑兵，没有声响，然而隆隆有声，没有肉，没有血，然而是波兰的，无约束地朝我们扑来。我们趴倒在地，忍受住月光和波兰骑兵。他们冲向我母亲的菜果园，冲向所有其他各家精心种植的菜果园，然而却一个也没有践踏。他们只带走了可怜的维克托和那两名刽子手，朝月下开阔的田野奔驰而去，没有亡，还没有亡，他们策马朝东方，朝波兰，朝月亮背后奔驰而去。我们气喘吁吁地等候着，直到黑夜又成为没有事件的黑夜，天空复又关闭，收回了月光，说明那早已腐烂的骑兵发动最后一次攻击的月光。我站起来，虽说不低估月光的影响，仍祝贺马策拉特先生取得伟大的成功。他疲倦而相当消沉地一挥手表示拒绝：“成功，亲爱的戈特弗里德！我一生中所取得的成功实在多得数不清。我真想有那么一次不能取得成功。但这是非常困难的，要求付出很大的劳动。”我不爱听他的这番话，因为我属于勤奋的人们之列，然而没有取得成功。马策拉特先生看来不想领我的情，我于是责备他说：“你太夸张了，奥斯卡！”我敢这样单刀直入，因为我们当时已经以“你”相称了。“所有的报纸都在报道你。你已经有了名气。钱就更不用说了。但你以为，对于我，一个从未被报纸提到过的人来说，在你这个备受赞扬的人身边坚持待下去，是件容易的事吗？我多么愿意独自一人于一件事，一件独一无二的事，就像你刚才完成的那种事情似的，这样一来，我也可以上报纸了，将会用大号铅字印出：这是戈特弗里德·封·维特拉干的！”马策拉特先生的微笑伤透了我的心。他仰面躺着，驼背钻在松软的土里，两只手在拔草，将一把把的草高高抛起，像一个全能的非人的神那样哈哈大笑：“我的朋友，这种事再容易不过了！这儿，公事皮包！它没有落到波兰骑马的马蹄下去，真是奇迹。我把它送给你，皮包里藏着那个密封大口玻璃瓶和那个无名指。全都拿去吧！去格雷斯海姆，那辆亮着灯的有轨电车还停在那儿呢。上车，带着我的礼物开车到君主壁垒，去警察总局，告发，明天你就能在各种报纸上读到你的大名了。”我起先还拒绝这一建议，没有玻璃瓶里的手指，他肯定活不下去。但他安慰我说，对于这段手指插曲他已经完全厌烦了。此外，他有许多石膏复制品，还让人制作了一个纯金复制品。我现在可以把皮包拿走了，回去找到那辆电车，开着它去警察局，进行控告。就这样，我走了，还听见马策拉特先生在哈哈大笑。他仍旧躺着，当我踩着铃铛向市内驶去时，他要让黑夜来摆布他，拔草，大笑。我第二天早晨才去告发。感谢马策拉特先生的一番好意，我的控告使我的名字多次出现在报纸上。而我呢，奥斯卡，好心的马策拉特先生，笑着躺在格雷斯海姆附近夜间黑色的草丛中，在若干可见的、死神般严肃的星星下面笑着翻滚，把我的驼背钻进温暖的泥土王国中去，想道：睡吧，奥斯卡，在警察醒来之前再睡上一小时。你再也不会这样自由地躺在月光下面了。当我醒来时，在我发现天已大亮之前，我发现有什么东西，有什么人在舔我的脸，温暖、生硬、均匀、潮湿地舔着。这会不会是被维特拉叫醒并带到此地来的警察正在用舌头把你舔醒呢？然而，我并没有马上睁开眼睛，而是再让我被这样温暖、生硬、均匀、潮湿地舔上一会儿，享受着，是谁在舔我，我都无所谓。奥斯卡猜着，不是警察，便是母牛。随后，我才睁开我的蓝眼睛。它，黑白相间，伏在我身边，呼吸着，舔着我，直到我睁开眼睛。天亮了，多云转晴。我暗自说，奥斯卡，可别待在这头母牛身边，尽管它像天仙般地瞧着你，尽管它如此勤快地用粗糙的舌头平息和减弱你的记忆。天亮了，苍蝇嗡嗡叫，你得逃走。维特拉去告发你，接下来你必须逃走。你若不真正逃跑，那控告也不会是真的。让母牛哞哞叫去吧，你只管逃走吧！他们会在这里或那里逮捕你，但这对于你来说是无所谓的。就这样，一头母牛舔了我，给我洗了脸，梳了头，我就拔腿逃跑了。刚跑几步，我就爆发出早晨清脆的笑声。母牛伏着哞哞叫，我把鼓留在它身旁，我笑着逃之夭夭。三十岁是啊，逃跑！有几句话还得讲一讲。我逃跑是为了抬高维特拉的控告的价值。逃跑总得有预定的目的地，我想。你往哪里逃，奥斯卡？我问自己。政治事件，所谓的铁幕，禁止我逃往东方。我的外祖母安娜·科尔雅切克的四条裙子，至今鼓起在卡舒贝的土豆地上，提供保护。可我呢，却不能把它作为逃跑的目的地，虽说如果真要逃跑，我认为，唯一有希望的便是逃到我的外祖母的裙子底下去。附带提一笔：今天，我过我的三十岁生日。一个三十岁的人有义务像个堂堂男子汉，而不是像个学徒似的去谈论逃跑这个主题。玛丽亚，她给我带来了蛋糕和三十支蜡烛，并说：“现在你三十岁了，奥斯卡。现在，你变得理智的时间慢慢地到了！”克勒普，我的朋友克勒普，像以往那样送我爵士乐唱片，还带来了五根火柴，点燃了我的生日蛋糕上的三十支蜡烛。“人生始于三十！”克勒普说，他自己二十九岁。维特拉，我的朋友戈特弗里德，他最知我心，送我甜食，在我的床栏杆上探身过来，带着鼻音说：“耶稣年满三十时，出门上路，集合门徒于自己周围。”维特拉一向爱弄得我不知所措。他认为我应该离开这张床，声集合门徒，只因为我已经年满三十。接着来的是我的律师，挥舞着一张纸，大声祝贺，把他的尼龙帽挂在我的床上，向我和全体祝寿来宾宣布：“我说这是幸运的巧合。今天，我的当事人庆祝他的三十岁生日。而就在他三十岁生日的今天，我得到消息，将重新开庭审理无名指案件，发现了新的线索，贝亚特姆姆，诸位都知道的……”几年来我所担心的事，自从我逃跑以来我所担心的事，今天，在我三十岁生日时，宣告即将来临：真正的罪犯找到了，重新开庭审理，宣判我无罪，把我从疗养和护理院里放出去，夺走我的甜蜜的床，把我放到冷冰冰的、暴露在各种天气之下的街道上，强迫三十岁的奥斯卡在自己和他的鼓周围集合门徒。她，贝亚特姆姆，据说被嫉妒迷了心窍，谋害了我的道罗泰娅姆姆。读者也许还记得吧。有一位韦尔纳博士，他，如同在电影里或生活中常有的那种情形，夹在两个护士之间。一段卑劣下流的故事：贝亚特爱着韦尔纳。韦尔纳却爱着道罗泰娅。道罗泰娅则谁也不爱，或者暗暗地爱着小奥斯卡。韦尔纳病倒。道罗泰娅看护他，因为他恰好在她的病区。贝亚特看不下去也不能容忍。据说，她因此哄劝道罗泰娅去散步，在格雷斯海姆附近的黑麦田里把她杀死，更确切地说，把她除掉了。于是，口亚特可以不受干扰地看护韦尔纳了。据说，她护理他，却不是使他恢复健康而是相反。这个痴痴地爱着他的女护士可能这样对自己说道：只要他生病，他就属于我。是她给他服用了过量的药呢，还是给他吃错了药呢？反正韦尔纳博士死了，死于服用过量药物或错服了药物。可是，贝亚特在法庭上既不承认给他错服或过量服用药物，也不承认那次黑麦田里的散步，而那次散步成了道罗泰娅姆姆的最后一次散步。奥斯卡也什么都不承认，可是他有密封大口玻璃瓶里那只可以作为罪证的手指。他们由于他去过黑麦田而对他作了判决，却又并不认真对待他，而是把我送进了疗养和护理院进行观察。在此之前，奥斯卡逃跑了，因为我要以逃跑来大大提高我的朋友戈特弗里德的控告的价值。我逃跑时，是二十八岁。几小时前，我的生日蛋糕上的三十支蜡烛燃烧着，蜡烛油泰然地滴落。我逃跑时，是在九月。我诞生时，命星在室女官。不过，这里要讲的不是我在电灯泡下的诞生，而是我的逃跑。上面已经讲过了，逃往东方、逃往我外祖母处的道路不通。我像今天的任何一个人那样，不得不逃向西方。由于政治原因，你去不了外祖母那里，那么，奥斯卡，你就逃到外祖父那里去吧。他住在布法罗，住在美国。逃到美国去，看看你能逃多远！当母牛在格雷斯海姆附近的草地上舔我而我还闭着眼睛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了在美国的外祖父科尔雅切克。可能是在清晨七点，我暗自说道：商店八点开门。我笑着跑开，把鼓留在母牛身边，心中说道：戈特弗里德大疲倦，他可能八点或八点半才去告发，我要利用这段领先的距离。我用了十分钟的时间，在沉睡的郊区格雷斯海姆打电话叫来了出租汽车。出租汽车把我带到火车站。途中，我点钞票，经常点错，因为我不得不一再像早晨那样清脆地大笑。接着，我翻看我的护照，由于“西方“音乐会经纪处的安排，上面有去法国的有效签证，有去美国的有效签证。这本来是丢施博士的宿愿，让那些国家领略一下鼓手奥斯卡的旅行音乐会。哦[注]，我对自己说，我们逃到巴黎去吧，这很好，听起来也很有道理，可以上电影，还有那个加宾，他抽着烟斗，追捕我，心肠挺好。那么，谁来扮演我呢？卓别林？毕加索？——出租汽车司机向我要七马克时，我还在笑，被这个逃跑的念头激动着，连连拍打自己微皱的裤管。我付了钱，到车站饭馆用早餐。嫩煮鸡蛋旁边放着联邦铁路时刻表。我找到了一趟合适的车次，早餐后还有时间，便去兑换外币，买了一口细皮小箱。我不敢回于利希街去，便又买了价钱贵但不合身的衬衫，一身浅绿睡衣，牙刷，牙膏等等，全装进箱子里去。我也不必节约，便买了一张头等车票，过不多久，已安享着靠窗座位软垫的舒适惬意了。我逃跑了，但不必靠两条腿跑。软垫也帮助我考虑。火车开动，逃跑开始，奥斯卡便考虑起究竟有什么值得害怕的事来了。我并非毫无道理地对我自己说：没有害怕的事就不会逃跑的！奥斯卡呀，如果警察局只能帮你发出早晨一般清脆的笑声的话，那么，有什么事情值得你害怕并且因此而逃跑呢？今天，我三十岁，逃跑和审判已属往事。可是，在逃跑的路上我力劝自己相信的那种恐惧却依然留存着。这是轨缝撞击声，是火车的一首小曲吗？歌词传来，单调，快到亚琛时我才注意到。这歌词，就像我陷在头等车厢软垫里似的，盘踞在我心中，过了亚琛——我们大约十点半过国境——它显然还在，越来越使人害怕。所以，当海关官员使我分心时，我很高兴，他们对我的驼背比对我的姓名和护照更感兴趣。我因此暗自说道：这个维特拉，这个贪睡鬼！现在快到十一点了，他还没有胳臂下夹着大口玻璃瓶去警察局，可我一大清早就已经在逃跑的路上了，还劝说我自己接受一种恐惧，好使我的逃跑有一种动力。到了比利时境内，列车唱着：黑厨娘，你在吗？在呀在呀！黑厨娘，你在吗？在呀在呀……这时，我真是害怕极了。今天，我三十岁，案件将重新审理，无罪获释指日可待。我又将四处奔波，在火车上，在电车上，这歌词也将回旋在我耳边：＄厨娘，你在吗？在呀在呀！然而，除了我害怕黑厨娘以外，那次逃跑旅行还是很美的，虽说每到一站我都提心吊胆地恭候黑厨娘露面。我独自一人坐在我的车厢里，而她或许就在隔壁。我先认识了比利时的海关官员，后来又认识了法国的海关官员，有时小睡五分钟，又惊叫一声醒来。为了不让自己不加防卫地听任黑厨娘的摆布，我翻阅《明镜》周刊，这还是我在杜塞尔多夫时让人从车厢里递给我的。我一再为记者们的广博知识感到惊奇。我甚至翻到一篇关于我的经纪人、“西方”音乐会经纪处的丢施博士的短评，文中证实了我早已知道的事情：丢施的经纪处只有一根台柱，鼓手奥斯卡。评论右侧是我的照片，挺不错的。就这样，直到快抵达巴黎之前，我一直想象着由于我的被捕和黑厨娘令人恐怖地露面所造成的“西方”音乐会经纪处的破产情景。我在过去的岁月里从不害怕黑厨娘。只是在逃跑途中，当我需要有什么使我害怕的时候，她才爬进了我的躯壳里，留在那里，虽说多半是在那里睡觉，但毕竟一直待到今天我庆祝自己的三十岁生日的时候，并且呈现出各种不同的形象。譬如说，她可能呈现为“歌德”这个名字，我一听到就会失声惊呼，害怕地躲进被窝里去。从少年时起，我就努力研读这位诗圣的作品，可是，他那种奥林匹斯山众神般的超然冷静，过去就一直给我以不祥之感。今天，他换了装，一身黑，扮作厨娘，不再是光明的和古典的，而是超过了拉斯普庭的阴森黑暗，站在我的栏杆床前，借我三十岁生日之机，问我道：“黑厨娘，她在吗？”此时此刻，我真是害怕得要命。在呀在呀！列车答道，它正载着逃跑的奥斯卡去巴黎。我本来指望能在巴黎北站——法国人叫作Gare du Nord——见到国际警察局的官员们。可是只有一名行李搬运工向我打招呼。他一身红葡萄酒酒气，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把他当成黑厨娘的。我信任地把我的小箱子交给他，让他运到检票处前。可是，我心里想，警官们和厨娘也许不想浪费买站台票的钱，他们会在检票处外面叫住你并逮捕你的。所以，在检票处前就把箱子拿过来自己提着，这样做是比较聪明的。就这样，我不得不一个人拖着箱子一直走到地下铁道，因为我没有遇上警官，我的箱子也没有被他们拎走。我不想向读者诸君叙述世界闻名的地下铁道的气味。我最近读到，这种香水可以买得到井喷洒在自己身上。引起我注意的是：首先，地铁和火车一样打听黑厨娘在不在，尽管节奏有所不同；其次，所有的乘客都同我一样知道并害怕黑厨娘，因为我周围所有的人呼出的都是害怕与恐惧。我的计划是乘地铁到意大利门，从那里乘出租汽车去奥利机场。我想象着被捕的场面，它既然没有在北站出现，那就改在著名的奥利机场好了，黑厨娘装扮作空中小姐，这场面多么富于刺激性，多么别出心裁。我必须转一次车，幸好我的小箱子很轻。我让地铁劫持我向南驶去时，我考虑着：奥斯卡，你在哪儿下车呢？——我的上帝，一天之内能够发生多少事情啊！今天清晨，在格雷斯海姆附近，一头母牛还在舔你，你快活也不害怕。现在，你已到了巴黎——你在哪儿下车呢？她会在哪儿黑黑地、叫人害怕地向你迎来呢？在意大利广场还是在意大利门呢；我在意大利门的前一站白屋下车，因为我心里这样琢磨着：他们自然在思考，我也在思考，他们会等在意大利门旁。但黑厨娘也知道，我想些什么，他们又想些什么。再说，我也受够了。逃跑，吃力地维持心中的恐惧，把我累坏了。奥斯卡不想去奥利机场，他认为白屋比奥利机场更地道，而且这样做也是对的，因为那个地铁车站有自动楼梯。它能使我高兴一番，也能使我听到自动楼梯的格格响声：黑厨娘，你在吗？在呀在呀！奥斯卡反而有点进退维谷了。他的逃跑正接近尾声，他的报道也将随之结束。可是，地铁车站白屋的自动楼梯有那么高，那么陡，那么有象征性，足以格格作响地成为他这一系列记述的压卷画面吗？这时，我突然想到了我今天的三十岁生日。我愿意把我的三十岁生日作为结尾奉献给所有那些人们，他们觉得自动楼梯只是噪音太大，黑厨娘则并不引起他们的恐惧。因为，在所有其他的生日中间，三十岁生日难道不是意义最单一而明确的吗？它包含着“三”字，它让人预感到六十，又使六十成为多余。今天早晨，我的生日蛋糕上的三十支蜡烛燃烧时，我兴高采烈，真想痛哭一场，只因为当着玛丽亚的面，我觉得难为情：已是三十岁的人了，不该再哭啦！自动楼梯的第一级——如果可以照样说自动楼梯也有第一级的话——刚把我带走，我就大笑不已。尽管害怕，或者说，由于害怕，我才放声大笑。陡直地、徐缓地升向高处——他们站在上面。还有时间抽半支香烟。我上面两级，一对不受拘束的情侣在胡闹。我下面一级是个老年妇女，起先，我毫无根据地疑心她是黑厨娘。她戴着一顶帽子，帽子的花饰意味着果实。我抽烟的时候，挖空心思去想同自动楼梯连带着可能发生的事情。于是，奥斯卡先扮演成诗人但丁，他刚从地狱回来，上面，在自动楼梯的末端，恭候他的是机灵的《明镜调刊记者。他们问道：“哈罗，但丁，下面怎么样？”——我又扮作诗圣歌德，演同样的短剧，让《明镜》记者问我，在下面，在母亲们那里，日子过得怎么样。末了，我厌倦了诗人们，对自己说，上面既没有《明镜》记者，也没有大衣口袋里揣着金属徽章的先生们[注]，站在上面的是她，厨娘，自动楼梯格格响：黑厨娘，你在吗？奥斯卡回答说：“在呀在呀！”自动楼梯旁边还有一道普通楼梯。这是街上的行人下地铁车站的通道。看来外面在下雨。行人都被淋湿了。这使我不安，因为我在杜塞尔多夫抽不出时间去买一把雨伞。向上瞧了一眼，奥斯卡看到那些先生不显眼而又引人注目的面孔，他们都带着民用雨伞，然而，这并不让人怀疑黑厨娘的存在。我怎么招呼他们呢？我倒担心起来了，一边慢吞吞地抽着烟，享受着，站在自动楼梯上。它正慢慢地提高着我的兴奋的情绪，丰富着我的见识。站在自动楼梯上人会变年轻，站在自动楼梯上人会变老，越变越老。留给我的选择是：变成三岁孩子或者变成六十岁的老人，然后离开自动楼梯，迎向国际警察局的官员，对黑厨娘产生这种年龄或那种年龄的恐惧心理。时间肯定已经晚了。我的金属床倦容满面。我的护理员布鲁诺也已经两次在窥视孔里显露他的担忧的褐色眼睛了。这里，在那幅银莲花水彩画下方，放着插有三十支蜡烛的没有切开的生日蛋糕。玛丽亚现在可能已经入睡了。有人，我想是玛丽亚的姐姐古丝特，祝愿我后三十年幸福。玛丽亚睡觉真香，令人羡慕。我的儿子库尔特，文科中学学生，模范生和优秀生，他对我的生日祝愿是什么？玛丽亚睡觉时，她周围的家具也都入睡。现在我想起来了，小库尔特在我三十岁生日时祝愿我恢复健康。可是，我祝愿自己能学玛丽亚的样，睡得香甜，因为我疲倦，差不多无话可说了。克勒普的年轻妻子以我的驼背为题做了一首幼稚可笑但出于好心的生日小诗。欧根亲王也是驼背，尽管如此，他攻占了城市和要塞贝尔格莱德。玛丽亚最后会理解，驼背带来好运。欧根亲王也有两个父亲。现在我三十岁，但我的驼背比我年轻。路易十四是欧根亲王的一个假想的父亲。以前，经常有美貌妇女在大街上摸我的驼背，为了交好运。欧根亲王是驼背，因此他是自然死亡。假如耶稣也有个驼背的话，人家就很难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了。仅仅因为我三十岁了，所以，我现在当真必须走向世界，在我周围集合门徒吗？这只不过是在自动楼梯上突然产生的念头。我的前上方是一对无拘无束的情侣。我的后下方是老妇与帽子。外面在下雨，上面，楼梯尽头，站着国际警察局的先生们。自动楼梯铺有板条格垫。当你站在自动楼梯上时，你应当再次把所有的事情考虑一遍：你从哪里来？你到哪里去？你是谁？你叫什么名字？你想干什么？各种气味扑鼻而来：少女玛丽亚的香草味。油浸沙丁鱼的油味，我可怜的妈妈把它煮热，趁热喝下去，自己却冷却了，到了泥土下面。扬·布朗斯基，他一再浪费科隆香水，然而，死神仍过早地透过他的全部钮扣眼呼吸着。蔬菜商格雷夫的地窖里散发着过冬土豆味。还有一年级学生的石板旁的干海绵味。我的罗丝维塔，她身上有肉桂和肉豆寇的香味。当法因戈德先生向发着寒热的我酒消毒剂时，我乘着石炭酸云飘游。啊，圣心教堂的天主教精神，这么多没有经过晾晒除去污浊味的衣服，冷的灰尘，我在左侧祭坛前，把鼓授予谁了？然而，这仅仅是在自动楼梯上突然产生的念头。今天，人家要把我钉在十字架上，说：你三十岁了。因此，你必须集合门徒。回想一下，人家逮捕你时，你说过的话吧。数一数你的生日蛋糕上的蜡烛，离开你的床，集合门徒。在一个三十岁的人面前，机会可多啦。譬如说，假使人家当真把我逐出疗养院，我可以第二次向玛丽亚求婚。我今天肯定会有更多的机会。奥斯卡为她开设了商店，他有了名气，靠他的唱片可以继续挣不少钱。其间他也成熟了，年纪大点了。三十岁的人，是该结婚了！要不然的话，我仍旧当单身汉，从我的职业里挑选一种，买下一处优质壳灰岩开采场，雇用石匠，把采下的石头直接加工成建筑材料。三十岁的人，是该创业了！如果预制房屋正面用石板的工作久而久之使我感到厌倦，我可以去看望缪斯乌拉，同她一起，在她身边，充当给人启迪的模特儿，为美的艺术服务。有可能的话，有朝一日，我甚至会跟她，跟频繁地同别人短期订婚的缪斯结为伉俪。三十岁的人，是该结婚了！假如我厌倦了欧罗巴，我可以出国，去美国，到布法罗，这是我的旧梦，去找我的外祖父，百万富翁和前纵火犯乔·科尔奇克，以前叫约瑟夫·科尔雅切克。三十岁的人，是该定居了！再就是，我让步，让他们把我钉在十字架上，走向世界。仅仅由于我三十岁了，他们把我看作弥赛亚，我就在他们面前扮成弥赛亚，违心所愿地让我的善于描述的鼓超出它之所能，变为象征，建立一个教派，一个党派，或者仅仅是一个分会。尽管我前有情侣后有戴帽老妇，这种自动楼梯上突然产生的念头仍旧向我袭来。那对情侣在我上面两级而不是一级，在他们和我之间，我放着我的小箱子。这一点我讲过没有？法国的青年非常特别。当自动楼梯载着我们大家上升的时候，她解开了他的皮茄克钮扣，接着解开了他的衬衫钮扣，抚弄他的十八岁的皮肤。但她干得很麻利，她的动作完全不是性爱的而是那种生意经的，我因此起了疑心。这些年轻人有可能是拿了官方的钱，在大街上显示爱的疯狂，从而使法国的大都会不致丧失它的声誉。可是，当这对年轻人接吻时，我的疑窦也随之消失，她的舌头几乎使他窒息，咳个不停，而我已经掐灭了我的香烟，为的是以一个不吸烟者的身份迎向刑事警察。在我以及那顶帽子下面的老妇——这意思是说，她的帽子正好同我的头一般高，因为我的身高等于自动楼梯两级的高度——没有做什么引人注目的事情，虽说她在嘟哝，骂骂咧咧的。不过，巴黎的许多老年人都是这样的。自动楼梯的橡皮面扶手随同我们一起上升。行人可以把手放在上面，让手一起上升。如果我把手套也一起带来旅行的话，我也会这样做的。楼梯间的瓷砖每一块都映出一点电灯光。奶油色的管道和肥大的电缆束陪伴我们上升。自动楼梯并没有发出地狱的噪声。尽管它是一种机械，却给人以舒适感。尽管有那格格作响的有关可怕的黑厨娘的诗句，我觉得，白屋地铁车站很舒适，几乎适于居住。我感到在自动楼梯上如同在家里一样，尽管有害怕和儿童的恐惧。如果它载着跟我一起上升的不是陌生人，而是我的活着和死去的朋友和亲戚的话，我本来会感到幸福：我可怜的妈妈夹在马策拉特和扬·布朗斯基之间，灰毛耗子特鲁钦斯基大娘同她的孩子赫伯特、古丝特、弗里茨和玛丽亚，蔬菜商格雷夫和他的邋遢老婆莉娜，自然也有贝布拉师傅和风雅的罗丝维塔——所有这些人都围绕着我的值得怀疑的存在，也由于我的存在而遭难。可是，上面，在自动楼梯通向户外的地方，我希望取代刑事警察的是可怕的黑厨娘的对立面：我的外祖母安娜·科尔雅切克。她像一座大山似的巍然屹立，在我和我的随从幸福地上升之后，把我们接纳到裙子里去，接纳到大山里去。可是，站在那里的两位先生，穿的不是肥大的裙子，而是美式的雨衣。在上升行将结束时，我连同鞋子里的十个脚趾头一起微笑着承认，我上面的那对无拘无束的情侣以及我下面那个戴帽老妇，都是傻头傻脑的警方密探。我还要说些什么呢？在电灯泡下诞生，三岁时故意中断成长，得到鼓，唱碎玻璃，闻香草味，患百日咳，给卢齐喂食，观察蚂蚁，决定成长，埋鼓，乘车去西方，失去东方，学石匠手艺，当模特儿，重操铁皮鼓，参观水泥，挣钱，保护手指，送掉手指，笑着逃跑，上升，被捕，被判决，送进疗养院，不久将被宣告无罪开释，今天庆祝我的三十岁生日，始终害怕黑厨娘——阿门。我扔掉已掐灭的香烟。它在自动楼梯梯级的板条格垫间找到了它的归宿。奥斯卡在沿着四十五度角的斜边朝着天空上升较长时间之后，又垂直地上了三小步，前有无拘无束的警察情侣，后有戴帽警察奶奶，从自动楼梯的板条格垫上被移到固定的铁条格垫上。这时，刑事警察作了自我介绍，称呼他马策拉特。奥斯卡却顺着他在自动楼梯上突然产生的念头往下想去，脱口用德语说：“我是耶稣！”由于他看到对面站着的是国际刑事警官，便用法语重复了一遍，末了，又用英语说：“我是耶稣！”然而，我还是以奥斯卡·马策拉特的身份被捕了。我毫不抗拒，信赖地置身于刑事警察的雨伞的保护之下，因为外面，在意大利林阴大道上，正下着雨，但我仍旧不安地、害怕地搜寻着环顾四周，并且在林阴大道上的人群中，在挤在警察局运货棚车周围的人堆里，多次看到了黑厨娘令人恐怖的镇静的面孔——这正是她的能耐。现在，我没有什么话可讲了。不过，我还得考虑一下，奥斯卡被他们从疗养和护理院里放出来是不可避免的，在这之后，他究竟想干什么呢？结婚？独身生活？出国？当模特儿？买个采石场？集合门徒？成立教派？今天，向一个三十岁的人提供的一切机会，都必须经过检验，如果不用我的鼓，那又用什么去检验呢？因此，我将在我的铁皮上敲响那首小曲。我觉得它越来越生动，也越来越令人惧怕了。我要呼唤黑厨娘，询问她。这样，明天早晨我就可以告诉我的护理员布鲁诺，三十岁的奥斯卡处在越变越黑的儿童的恐惧的阴影之下将过什么生活，因为过去在楼梯上吓唬过我的，当我去地窖取煤时发出怪声使我不得不放声大笑的，始终是同一件东西。它用手指讲话，通过钥匙孔咳嗽，在火炉里叹气，通过门叫喊。当船只在雾中拉响汽笛时，它从烟囱里冒出来。当一只垂死的苍蝇在双层窗之间嗡嗡叫几小时的时候，当鳗鱼要夺走我的妈妈或者我可怜的妈妈要吃鳗鱼的时候，当太阳隐没在塔山背后像琥珀似的独善其身的时候，它始终在场。赫伯特扑向那个木雕时，他背后是什么？主祭台背后不也是它吗？如果没有把所有忏悔室涂黑的厨娘，天主教教义又会是怎样的呢？当西吉斯蒙德·马库斯的玩具一齐跌落时，又是她投下了阴影。公寓院子里的孩子们，阿克塞尔·米施克和努希·艾克，苏西·卡特和小汉斯·科林，他们讲了出来，当他们煮砖头粉汤时，他们唱了出来：“黑厨娘，你在吗？在呀在呀！你有罪，你有罪，你的罪孽最大。黑厨娘，你在吗……”她无处不在，甚至在香叶草汽水粉里，尽管它泛起的泡沫绿到了如此清白的地步。在我曾经蹲过的所有衣柜里，她也蹲过。她后来把三角形狐狸脸借给了卢齐·伦万德，吞食夹香肠面包，连皮吞下，把撒灰者引上跳台——唯独奥斯卡幸免。他观看蚂蚁，明白了：这也是她的阴影，再经过复制，跟随着香甜的东西，还有所有的言词：被祝福，充满痛苦，被赐予极乐，童贞女的童贞女……所有的石头：玄武岩，凝灰岩，辉绿石，壳灰岩里的矿巢，如此柔软的雪花石膏……所有唱碎的玻璃：透明的玻璃，吹成极薄的玻璃……还有殖民地商品：一磅或半磅装蓝色口袋里的面粉和白糖。后来有四只猫，其中一只叫俾斯麦，不得不重新粉刷的围墙，昂首阔步去死的波兰人，还有谁击沉了什么时的特别新闻，从天平上扑腾落地的土豆，一头小的东西，我站立过的公墓，我跪过的方砖地，我躺过的椰子纤维……请别问奥斯卡，她是谁！奥斯卡已经词穷无语。因为她从前坐在我的背后，之后又吻我的驼背，现在和今后则迎面朝我走来：一直在我背后的厨娘真黑。如今她迎面朝我走来，真黑。言词，大衣里子往处翻，真黑。用黑市通货付款，真黑。如果孩子们唱歌，他们不再唱：黑厨娘，你在吗？在呀在呀！天天读书网（www.book.d78i.com）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