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皮鼓-19

同时，我只想着玛丽亚，众邻居对于我来说是无所谓的。我从格雷夫太太这个河岸边撑开去，我觉得它颤动得太厉害，并且使我想到了床。莉娜·格雷夫并没有发现我溜了，或许她再也没有力气抱住那小小的身体了。在很长的时间里，这身体曾经卖力地向她提供了一个替身。莉娜或许也预感到奥斯卡将永远从她身边溜走了。她预感到随着她的大声喊叫有一种嘈杂的声音降到了人世，它一方面成为缠绵床侧的女人和鼓手之间的高墙和音障，另一方面又推倒了玛丽亚和我之间存在的高墙。我站在格雷夫夫妇的卧室里。我的鼓斜挂着，不太稳当。奥斯卡熟悉这间房间，他能背出这淡绿色糊墙纸的长度与宽度。盛着上一天的灰色肥皂水的洗澡盆还放在小板凳上。所有的物件都有它的位置，然而我觉得拉坏、坐坏、躺杯和碰坏的家具面目一样，至少是被修整一新了，仿佛所有这些硬挺挺地用四只脚或者四条腿靠墙站着的家具需要莉娜·格雷夫的叫喊以及随后的假声呜咽，这才能得到新的、冷得吓人的光泽。通往店堂的门开着。奥斯卡不想走进那间散发着干土和洋葱味的屋里去，却又身不由己地进去了。日光透过橱窗挡板的裂缝，用挤满尘粒的光带把这间屋子分割成条条块块。格雷夫的大部分噪音和音乐机械处在半昏暗中，光线仅仅照亮了某些细部、一口小钟、胶合板斜撑和擂鼓机的下半部，还使我看到了待在天平上的土豆。同我们店里完全一样的、柜台后面盖住地客口的那扇吊门敞开着。这扇厚木板门没有任何东西支撑着，有可能是格雷夫太太大声喊叫的时候在匆忙之中拉开的，但她没有用门上的钩子扣住柜台边上的环。奥斯卡只须轻轻一碰，这吊门就会倒下，封住地窖口。我一动也不动地站在这块散发出尘土味和霉味的厚木板后面，凝视着那个被灯光照亮的四方形，它框住了楼梯的一部分和地窖里的一块水泥地。一个构成台阶的小平台的一部分从右上角伸进这个四方框里来。这个小平台想必是格雷夫新近添设的，因为我以前也偶或到地窖里去过，却从来没有见到过它。为了看一个小平台，奥斯卡是不会如此着魔地、如此长久地把目光送进地窖里去的，可他这样做了，那原因是由这幅画面的右上角伸出了两只填满了的羊毛袜和两只系带黑皮鞋，而且是奇怪地缩短了的。尽管我看不到鞋底，可我马上认出这是格雷夫的远足鞋。这不可能是格雷夫，我暗自想道，他作好了去远足的准备又怎么会这样地站在地窖里？因为鞋子不是底朝下，而是自由飘浮在小平台上方；那笔直朝下的鞋尖勉强触到了小平台的木板，接触得很少，但毕竟还是触到了。我用一秒钟的时间想象着一个用鞋尖站立的格雷夫，因为我相信他，这位体操运动员和爱好大自然的人，是做得出这种滑稽可笑却又很费力气的练习来的。为了让我确信我这种假设是正确的，也为了情况确实如此时狠狠地嘲笑一下这个蔬菜商，我于是小心翼翼地爬到很陡的楼梯上，一级一级往下走去。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一边还敲着这制造恐惧和驱赶恐惧的工具：“黑厨娘，你在吗？在在在！”当奥斯卡稳稳当当地站在水泥地上的时候，他才让目光经由曲折的道路，从一捆空洋葱口袋上方越过，再滑过摞成堆的同样是空的水果箱，掠过以前从未瞧见过的横梁构架，直至接近格雷夫的远足鞋悬吊着或者用鞋尖站立着的地方。我自然知道格雷夫悬吊着。鞋悬吊着，编织得很粗糙的深绿色袜子也悬吊着。长统袜口上方赤裸的男人膝盖，大腿毛茸茸的直到短裤裤边；这时，一阵又刺又痒的感觉从我的生殖器慢慢地延伸开去，接着到了臀部，又上升到变麻木的背部，沿着脊椎骨往上爬，继而到了后颈，弄得我热一阵冷一阵的。这感觉从那里又一路扎下去到了两腿之间，使我那根本来就很小的圆木棍干瘪下去，接着它再次跳过已经弯曲的背部到了后颈，在那里渐渐收缩——今天，只要有人在奥斯卡面前说到悬吊这个词，甚至说到把洗净的衣服挂起来[注]时，他就会产生这种又刺又痒的感觉。悬挂在那里的不仅是格雷夫的远足鞋、羊毛袜、膝盖和短裤，格雷夫整个人靠脖子悬吊着，在绳子上露出一张龇牙咧嘴的脸，仍没有摆脱舞台上那种装腔作势的表演。又刺又痒的感觉骤然消失，快得令人惊讶。我觉得格雷夫的姿势又恢复正常了；因为一个吊着的人的身体姿势基本上同一个用手撑地行走的人、一个头足倒立的人、一个想骑马而跃上一匹四条腿的马却采取了真正不幸的姿势的人的模样是一样正常和自然的[注]此外还有布景。奥斯卡这时才理解了格雷夫过去所花费的精力。格雷夫吊在其中的框架和布景是精选出来的，几乎是铺张的。这位蔬菜商曾经寻找过一种适合于他本人的死的形式，他找到了一种两头平衡的死法。他，在他活着的时候，计量局的官员曾多次找他麻烦，他们之间有过不愉快的信件往来，他们曾多次没收过他的天平和砝码。他，由于水果和蔬菜的重量称得不准确，曾经付过罚款。这一回，他用土豆同他的身体保持平衡，一克不差地保持平衡。一根光泽暗淡、或许用肥皂抹过的绳子，由滑轮引导，穿过两根横梁上方，这两根横梁是格雷夫为他的末日架在一个支架上的。这个支架只有一个用途，就是用作他的末日支架。他浪费了上好的木料，我由此推断出，这个蔬菜商没想到过要节约。在那些建筑材料紧缺的战争年代里，要搞到横梁木和木板想必是非常困难的。在这之前，格雷夫一定干过实物交易，他用水果换来了木材。所以，在这个支架上也不缺少纯属多余的、只为装饰用的角撑。构成台阶的三段式小平台——奥斯卡方才在上面店堂里已经看到了它的一角——把这整个横梁构架提高到了几近于庄严的程度。那台擂鼓机看来是这个业余制作家用作模型的。同那台机器的情形一样，格雷夫和他的衡重物都挂在支架的内部。在他和同样摇晃着的土豆之间，有一把精巧的绿色小梯子，同四根抹白灰的角梁形成鲜明的对比。他用一个童子军才会打的、富有艺术性的套结把几个土豆筐系在那根主绳上。四个涂白漆但光线仍然很强的电灯泡照亮了支架内部。因此，奥斯卡无需登上并玷污那个庄严的小平台，便能从土豆筐上方一张用铁丝固定在童子军套结上的小硬纸片上读出那一行字：七十五公斤（少一百克）。格雷夫身穿童子军指导的制服挂在那里。他在自己的末日又恢复穿战前年代的制服。这套制服穿在他身上已经显窄了。他无法结上最上面的两个扣子和腰带，要不然的话，他这身打扮挺整洁，现在却添上了叫人讨厌的怪味儿。格雷夫按照童子军的规矩交叠着左手的两指。这个吊死鬼在上吊之前把童子军帽子系在右手腕上。他无法结上衬衫领口的扣子，也同样无法结上齐膝短裤最上面的扣子，于是，他的鬈曲的黑色胸毛就从这空档里钻了出来。小平台的台阶上有几株紫花，还不相宜地杂着香菜茎。也许花已经被他撒完了，因为他把多一半的紫竟还有几朵玫瑰都用来装饰挂在支架的四根主横梁上的那四幅小像了。左前方一根上挂着童子军创始人巴登一鲍威尔爵士像，有玻璃框。左后方是圣徒圣乔治，无框。右后方是米开朗琪罗画的大卫头像，无玻璃。在右前方的立柱上，一个表情丰富的、漂亮的、大约十六岁的男孩的相片在微笑，相片既有框，又有玻璃。这是格雷夫的宠儿霍斯特·道纳特从前的相片，他后来当了少尉，在顿涅茨阵亡。也许我还得提一笔小平台台阶上紫菀与香菜间一张被撒成四片的纸。这些碎片扔在那里，却可以让人毫不费力地拼在一起。奥斯卡这样做了，他辨认出这是一张曾经多次盖上风纪警察局印章的法院的传票。还有待我来报道的，便是急救车催人的笛声唤醒了正在考察一个蔬菜商死因的我。紧接着，他们跌跌撞撞地下了楼梯，登上小平台，把手伸向吊着的格雷夫。可是，他们刚把这个商人稍稍托起，用作衡重物的土豆筐就纷纷落下、翻倒。同擂鼓机一样，格雷夫机巧地用胶合板遮住的支架上面的机械在止动装置打开后便运转起来了。下面，土豆砰砰地落到小平台上，又从小平台落到水泥地面上；上面，敲击着铁皮、木头、铜和玻璃，上面，一支摆脱羁绊的鼓乐队敲响了阿尔布雷希特·格雷夫的大型终曲。时至今日，奥斯卡最艰巨的任务之一，便是让雪崩似的土豆坠落的噪声——顺带说一句，几个急救员赖此发了财——让格雷夫的擂鼓机的有机喧闹声在他的铁皮鼓上响起回声。也许因为我的鼓对格雷夫之死的形象塑造产生过决定性的影响，所以，我有时也成功地在奥斯卡的铁皮鼓上奏出一首经过修饰的格雷夫之死的改编曲。我的朋友们以及护理员布鲁诺曾问及这首鼓曲的标题，我于是给它起名为：七十五公斤。贝布拉的前线剧团一九四二年六月中旬，我的儿子库尔特一周岁。奥斯卡，父亲，以冷静的态度对待此事，暗自想道：还要等上两年。一九四二年十月，蔬菜商格雷夫在一座形式如此完善的绞刑架上自缢，因此，我，奥斯卡，一再把这次自杀列为庄重的死法之一。一九四三年一月，大家对斯大林格勒这座城市谈论得很多。由于马策拉特像以前强调珍珠港、托布鲁克和敦刻尔克那样地强调这座城市的名称，我因此不再去关注这座遥远的城市里所发生的事件，而去注意我从特别新闻广播里所了解到的其他城市；因为对奥斯卡来说，国防军报道和特别新闻广播乃是一种地理课。要不然的话，我怎么会知道库班河、缪斯河和顿河是在哪儿流着呢？有谁能比关于远东各种事件的详尽的无线电报道更好地向我说明阿留申群岛的阿图岛、基斯卡岛和阿达克岛的地理位置呢？就这样，我在一九四三年一月学到了斯大林格勒这座城市位于伏尔加河畔。不过，我并不关心第六军，我关心的是那时患上轻度流行性感冒的玛丽亚。患流行性感冒的玛丽亚日见好转期间，无线电里的报道继续开它的地理课：勒热夫和杰姆扬斯克。对于奥斯卡来说，这两个地点仍然是他闭上眼睛马上能在任何苏维埃俄罗斯的地图上找到的。玛丽亚病刚好，我的儿子库尔特又得了百日咳。在我想法子记住激烈争夺的突尼斯的几块绿洲的极难记的名称期间，小库尔特的百日咳停了，非洲军团也完蛋了。啊，欢乐的五月！玛丽亚、马策拉特和格蕾欣·舍夫勒准备首小库尔特过两周岁生日。奥斯卡也认为即将来临的庆祝日意义比较重大，因为从一九四三年六月十二日起只需再等一年了。如果我在场，我会在小库尔特两岁生日那天，咬住我儿子的耳朵低声说：“等着吧，不久你也会敲鼓了。”不过，事情是这样的：一九四三年六月十二日奥斯卡已经不在但泽的朗富尔了，而是在罗马人建立的古老城市梅斯。是啊，他离开的时间拖得那么长，结果呢，为了能同家人共庆小库尔特的三岁生日，在一九四四年六月十二日准时赶回他所熟悉的、还一直没有遭轰炸破坏的故乡，他可是历尽了艰辛。是什么事务使我离家出走的呢？我不绕弯子直说了吧！在已经改成空军营房的佩斯塔洛齐学校门前，我碰上了我的师傅贝布拉。不过，贝布拉一个人是不可能说服我外出远行的。贝布拉的手臂挽着拉古娜，罗丝维塔夫人，伟大的梦游女。奥斯卡由小锤路走来。他刚才拜访了格蕾欣·舍夫勒，安闲地读了一小段《罗马之战》并且从中发现，当时，在贝利萨尔[注]的时代，世事就已更迭无常，当时的人就已经在相当广阔的地理区域内，在河流的交汇处和城下欢庆胜利或忍受失败了。我穿过弗勒贝尔草场，最近几年间，此地已经变成了托特组织[注]的一个临时木板房营地。我的思想却停留在塔吉那，公元五五二年，纳赛斯[注]在此地击败托蒂拉。我的思想停留在这位伟大的亚美尼亚人纳赛斯身上倒不是由于他打了大胜仗，吸引我的是这位统帅的体型。纳赛斯是畸形儿，驼背，纳赛斯矮小，纳赛斯是矮人、侏儒、小人国的人。纳赛斯也许是个儿童小脑袋瓜，比奥斯卡稍大些，我这样思考着，来到佩斯塔洛齐学校门口，为了作比较。我瞧着几个个子长得太快的空军军官，看到了他们的勋章带子，我暗自说，纳赛斯肯定不挂勋章，他不需要这东西。这时，这位伟大统帅本人却站在学校大门正中央，一位夫人挽着他的臂膀。为什么纳赛斯不该有位夫人挽着他的臂膀呢？他们正迎面朝我走来，在那些空军巨人一旁他们显得渺小，然而却是那些新烘烤出来的纯空气英雄[注]的中心，笼罩在历史的氛围之中，年纪老极了；在这个独一无二的名叫纳赛斯的亚美尼亚矮子面前，这个住满了托蒂拉们和泰耶们、住满了树一般高大的东哥特人的整座兵营又算得了什么呢。纳赛斯一小步一小步地走近奥斯卡，向奥斯卡招手，挽着他的臂膀的那位夫人也在招手。贝布拉和罗丝维塔·拉古娜夫人问候我，空军尊敬地让出道来，我把嘴靠近贝布拉的耳朵小声说：“亲爱的师傅，我把您当成伟大的统帅纳赛斯了。我对此人的评价远远高于我对有勇无谋的力士贝利萨尔的评价。”贝布拉谦逊地一挥手表示拒绝。可是，拉古娜却喜欢我的这番类比。她说话时小嘴动得多美啊！“请问你，贝布拉，难道他，我们的年轻朋友，当真那么毫无道理吗？你的血管里不是流着欧仁亲王的血吗？不是流着路易十四的血吗？难道他不是你的祖先吗？”贝布拉抓住我的臂膀，把我拉到一边，因为空军不住地观赏着我们，直愣愣地盯着，令人讨厌。末了，一名少尉，紧跟着上来两名士官，在贝布拉面前做了个立正姿势，因为我的师傅的制服上佩戴着上尉的军衔标志，袖子上还有一块印有“宣传运动”字样的布条。用勋章装饰着的小伙子们请拉古娜签名留念，并且得到了她的签名。于是，贝布拉一招手，让他的公务汽车开过来。我们上了车，在汽车开走时还不得不听着空军热情的鼓掌声。佩斯塔洛齐街，马格德堡街，陆军草场，我们一路驶去。贝布拉坐在司机旁边。刚到马格德堡街，拉古娜就已经拿我的鼓做话题了。“好友，您还一直忠实于您的鼓吗？”她用她的地中海嗓音低声说，这嗓音我已经那么久没听到过了。“在其他方面您是否也都忠实呢？”奥斯卡没有回答她，没有用他那些同女人之间的冗长乏味的事去劳她的神，但微笑着允许这位伟大的梦游女先是抚摩他的鼓，接着抚摩他有点抽搐地抱着这铁皮鼓的双手，而且越来越显出南欧人味道地抚摩着。汽车拐进陆军草场，跟着五路电车轨道行驶。这时，我甚至给她回答了，也就是说，我用左手抚摩她的左手，她用右手亲热我的右手。汽车已经驶过马克斯·哈尔贝广场，奥斯卡下不了车了。这当儿，我在小卧车的后视镜里瞧见了贝布拉浅棕色的、机敏的老人眼睛正观察着我们两个的小动作。拉古娜偏偏握住了我的双手，而我呢，为了不伤害我的朋友和师傅，正要挣脱出来。贝布拉在后视镜里微笑，接着避开了他的目光，开始同司机交谈。这时，罗丝维塔一边热乎乎地捏住我的双手，抚摩着，一边启动地中海小嘴，也开始了一席谈话。这是直接讲给我听的，甜蜜地灌进了奥斯卡的耳朵，随后又谈了些实际的事情，接着话又变得更加甜蜜，封住了我的一切顾虑和逃跑的企图。我们到了帝国殖民区，朝妇科医院方向驶去。拉吉娜告诉奥斯卡，这些年里她一直想着他，她还一直保存着当年我在四季咖啡馆里唱碎并奉献给她的玻璃杯。她说，贝布拉虽然是位出色的朋友和优秀的工作伙伴，但同他结婚却是不能设想的；贝布拉必须单独生活，拉古娜这样回答我插入的提问，她给他一切自由，而他也同样，虽说他天性相当嫉妒，但这些年来他也懂得了拉古娜是约束不了的，况且善良的贝布拉身为前线剧团团长几乎没有时间去履行一旦结婚后应尽的义务。不过，这前线剧团可是第一流的，它所演的节目若在和平时期照样能搬上“冬季花园”或“斯卡拉”大剧院的舞台。而我，奥斯卡，凭着我尚未施展的神授的才能，是否有兴致去试他一年呢？何况我的年纪也够了，她可以担保，不过，我，奥斯卡，或许有其他重任吧，或者相反？那就更好，他们今天离开此地，方才是他们在但泽一西普鲁士军区的最后一场午后演出。现在他们去洛特林根，随后去法国，眼下去东线是办不到的事，谢天谢地，他们刚刚离开东线。我，奥斯卡真走运，东方已成过去，现在是去巴黎，肯定是去巴黎。我，奥斯卡。可曾去过巴黎旅行？就这样吧，朋友！如果拉古娜已经诱惑不了您这位鼓手冷酷的心，那就让巴黎来诱惑您吧！我们一起去吧！[注]这位伟大的梦游女话音刚落，汽车就停了下来。兴登堡林阴大道的树，绿色，普鲁士风，间距一律。我们下车，贝布拉让司机等着。我不想进四季咖啡馆，我的脑子有点乱，需要新鲜空气。于是我们就到斯特芬公园去散步，口布拉在我右边，罗丝维塔在我左边。贝布拉向我谈宣传运动的意义和目的。罗丝维塔向我讲述宣传运动日常生活中的小插曲。贝布拉谈战争画家、战地记者，聊他的前线剧团。罗丝维塔让遥远城市的名称从她的地中海小嘴里溜出来，而报告特别新闻时，那些地名我在无线电里全都听到过。贝布拉说了个哥本哈根。罗丝维塔嘘出了巴勒莫。贝布拉唱着贝尔格莱德。罗丝维塔像个悲剧女演员似的哀诉道：雅典。但是，两人一起如痴如醉地反复谈论巴黎，保证说，那个巴黎可以抵消方才讲到过的所有城市。末了，贝布拉打着官腔，摆出前线剧团团长和上尉的架势，向我提议说：“请您加入到我们中间来吧，年轻人，擂鼓，唱碎碑酒杯和电灯泡！在美丽的法兰西、在青春常在的巴黎的德意志占领军会感激您，向您欢呼的。”仅仅为了走形式，奥斯卡要求有个考虑的时间。我在五月葱绿的灌木丛中走了足足半个小时，一边是拉古娜，一边是我的师傅和朋友贝布拉。我装出反复思考和大伤脑筋的样子，搓搓额头，倾听林中鸟语，这是我有生以来从来做过的事，仿佛我在期待某一只红胸鸲给我答案和忠告。当绿丛中有个什么东西瞅瞅地叫得特别响、特别引人注意的时候，我开口说：“善良、智慧的大自然劝我接受您的提议，尊敬的师傅。您今后可以把我看做您的前线剧团的一员了！”我们接着去了四季咖啡馆，喝一杯淡血色的穆哈，商量了我逃离家庭的细节，不过，我们不把这叫做逃跑而叫做出走。在咖啡馆外面，我们又重复了一遍计划好的行动的一切细节。我于是同拉古娜以及宣传运动上尉贝布拉告别，他坚持让我用他的公务汽车。他们两个沿着兴登堡林阴大道溜达着朝城里走去。上尉的司机，一位年纪较大的上士，开车送我回朗富尔，一直开到马克斯·哈尔贝广场，因为我不想也不能让车开进拉贝斯路。奥斯卡乘着国防军公务汽车来了，这会轰动四邻，太过分也太不合时宜。留给我的时间不多。到马策拉特和玛丽亚家去作临别拜访。在我的儿子库尔特学走路的围栏旁，我站了许久，如果我记忆无误的话，我也产生了若干做父亲应有的想法，便伸手去抚摩这个金发小家伙，可是库尔特不愿意。玛丽亚倒并不拒绝，她有点惊讶地接受了我对她的亲热举动，尽管多年以来她已经不习惯于此了，她也好心地抚摩我一番。同马策拉特告别我觉得为难，这真是奇怪。这个男人站在厨房里，正用芥末调料计煮腰花，他同烹任勺结下了不解之缘，或许挺愉快，我因此不敢打扰他。当他想从身后拿东西并伸手在厨桌上瞎模时，奥斯卡这才向他走去，拿起放着切碎的香菜的小木板递给他。我至今仍然认为，马策拉特惊讶地、不知所惜地拿着放有香菜的小木板，愣了很久。在我离开厨房以后，他还愣着，因为奥斯卡以前从未递过、拿过、举过什么东西给马策拉特。我在特鲁钦斯基大娘那里吃饭，让她给我洗了澡，把我放到床上。我等她躺进她的羽绒被里，吱吱地轻声打起鼾来时，就穿上拖鞋，带上我的衣服，穿过那只越来越衰老、正吱吱地打鼾的灰毛耗子睡的房间，在过道里我拿钥匙开锁时费了些劲，最后把锁拧开了。我一直光着脚，只穿睡衣，挟着我那卷衣服，爬上楼梯，到了晾衣阁楼，进了我的隐藏处，在摞成堆的屋面瓦以及人家不顾防空条例的规定仍旧堆在那里的成捆的报纸后面，我踉踉跄跄地跨过防空沙堆和防空水桶，找出一面崭新锃亮的鼓来，它是我瞒着玛丽亚节省下来的。奥斯卡的读物我也找出来了：合成一卷的拉斯普庭与歌德。把我喜爱的这两位作家也带走吗？奥斯卡穿上衣服和鞋子，把鼓挂到脖子上，把鼓棒插在裤子背带后面，与此同时，他跟他的两位神——狄俄尼索斯和阿波罗[注]谈判。那位醉得不省人事的神劝我，要么什么读物也不带，要么只带一叠拉斯普庭走；那位极其狡猾又过于理智的阿波罗则劝我干脆放弃法国之行，当他发现奥斯卡已经决心赴法国时，便坚持要我带上一个没有窟窿的旅行袋，把歌德在几百年前打过的每一个合乎理性的呵欠都带走。而我呢，一来由于固执，二来由于我深知，《亲合力》一书不能解决一切两性的问题，便把拉斯普庭以及他的赤裸裸的、然而穿着黑色长袜的女性世界也随身带走了。阿波罗力求达到和谐，狄俄尼索斯力求达到沉醉与混乱，奥斯卡则是一个小小的半神[注]。他使混乱和谐化，使理性处于沉醉状态。奥斯卡除了他的必死性以外，有一点优于自古以来便确定了的全神们：奥斯卡可以读使他开心的书，众神却总在检查他们自己。一个人是可以习惯于一幢出租公寓以及十九家房客厨房里的气味的。我同每一段楼梯，同每一层楼，同每一扇钉有姓名牌的套间门告别。啊，音乐家迈恩，他们认为你不合服役资格而把你送了回来。你又吹起了小号，又喝上了杜松子酒，期待着他们重新把你接去——后来他们果真把他接走了，只是不准他把小号带在身边。啊，胖得不成形状的卡特太太，她的女儿自称闪电姑娘[注]。啊，阿克塞尔·米施克，你用鞭子换取了什么？沃伊武特先生和太太，他们一直吃芜青甘蓝。海纳特先生身患胃病，因此在席哈乌船坞工作而没在步兵服役。旁边一家是海纳特的父母，他们仍旧姓海莫夫斯基。啊，特鲁钦斯基大娘，这只耗子在套间门后睡得正香。我把耳朵贴在门上听她吱吱叫。小矮个儿，他本姓雷策尔，已经被提升为少尉，虽说他从小就得穿长统羊毛袜。施拉格尔的儿子死了。艾克的儿子死了。科林的儿子死了。钟表匠劳布沙德还活着，仍在使死钟表复活。老海兰德活着，照旧在把弯钉子敲直。施韦尔文斯基太太有病，施韦尔文斯基先生身体健康，却死在了她的前头。底层对面的套间里住着的是谁？马策拉特家的阿尔弗雷德和玛丽亚，还有一个快满两周岁的小家伙，名叫库尔特。谁在这夜深人静时离开这幢吃力地呼吸着的大公寓？是奥斯卡，小库尔特的父亲。他带着什么来到黑暗的街上？他带着他的鼓以及他的大厚本教科书。在所有这些灯火熄灭、相信空防的房屋之中，为什么他偏偏在一所灯火熄灭、相信空防的房屋前面站住呢？因为这里住着寡妇格雷夫太太。他虽然不能把他的教育归功于她，却能把某些传递感觉的熟练手法归功于她。为什么他在这所黑洞洞的房屋前脱下帽子？因为他在悼念蔬菜商格雷夫，此人鬈毛，鹰钩鼻，自己称自己的体重，同时上吊。吊死后他仍有鬈毛、鹰钩鼻，但是，原先失神地待在眼窝里的棕色眼珠却过度用力地突了出来。为什么奥斯卡又戴上了他的有飘带的海军帽，头戴帽子，脚登靴子离开了呢？因为他约定要去朗富尔的货车车站。他准时来到约定的地点了吗？他来了。这就是说，我是在最后一分钟到达布鲁恩斯赫弗尔路的下跨道附近的铁路路堤的。我并没有在附近的霍拉茨医生的诊所前停留。虽说我在思想里同护士英格道了别，向小锤路的面包师傅离所送去了问候，但这些都是边走边做的，唯独圣心教堂的大门止住了我行路匆匆，害得我差点儿来晚了。教堂大门紧锁。然而我能确切地想象出坐在童贞女马利亚左大腿上的赤身裸体的、粉红色的童子耶稣。她又在这儿了，这可怜的妈妈。她跪在忏悔室里，把殖民地商品店老板娘所有的罪孽灌进维恩克神甫的耳朵里去，如同她往常把糖灌进蓝色的一磅或半磅装口袋里去那样。奥斯卡则跪在左侧祭坛上，想把鼓塞给童子耶稣，可是这小家伙不敲鼓，没有向我显示奇迹。当时，奥斯卡发了誓，今天，奥斯卡在紧锁的教堂大门前再度发誓：我定要教会他敲鼓。不是今天就在明天！可是，我要去作长途旅行，便把誓言改为后天，接着转过身来把鼓手的背对着教堂的大门，坚信我不会失去耶稣，随后爬上下跨道旁边的铁路路堤，丢失了若干歌德和拉斯普庭的残篇，但仍把我的教育大全的大部分带上了路堤，带到了铁轨间。我踉踉跄跄地越过枕木和碎石，还走了一箭之遥，慌忙中险些把正等着我的贝布拉撞倒。天真黑呀！“原来是我们的铁皮演奏家！”上尉兼音乐小丑喊道。我们相互提醒要多加小心，摸索着过了铁道、交轨点，在那些正在调轨的货车之间迷了路，最后找到了那列前线休假人员的列车，车上给贝布拉的前线剧团留了一节专用车厢。奥斯卡过去乘过有轨电车，如今他也该乘乘火车了。贝布拉把我推上车厢时，正在做针线活的拉古娜抬起头来，莞尔一笑，微笑着吻我的脸颊。她一直在微笑，手指却不离开她的针线活，并向我介绍了前线剧团的两位团员：杂技演员菲利克斯和基蒂。蜂蜜般金黄头发的、皮肤有点发灰的基蒂不无吸引力，个子同那位夫人差不多。她说话略带萨克森口音，这更增添了她的魅力。杂技演员菲利克斯是剧团里个子最高的。他的身高总得有一百三十八厘米。这个可怜虫因为他引人注目的出格的身材而苦恼。九十四厘米的我的出现，更激发了他的变态心理。这位杂技演员的长相同一匹用高级饲料喂养的选拔出来的赛马有若干相似之处，因此，拉古娜开玩笑地称他“卡瓦洛”[注]或“菲利克斯·卡瓦洛”。杂技演员菲利克斯同贝布拉上尉一样也穿着军灰色制服，不过只佩着上士军衔标志。女士们也藏身在剪裁成旅行服装的军灰色衣料里，简直太不合身了。拉古娜手指下的针线活原来也是块军灰色布料，后来成了我的制服。布料是贝布拉和菲利克斯捐赠的，罗丝维塔和基蒂轮流缝制，剪去的军灰色布料越来越多，直到上装、裤子和军帽都合我的尺寸为止。在国防军的任何服装局里都不可能弄到适合奥斯卡穿的鞋子。我也乐得穿我自己的平民的系带靴，免得套上士兵的低统靴。我的证件是伪造的。杂技演员菲利克斯在做这件精细的工作时证实自己是相当熟练的。我纯粹出于礼貌而未能提出抗议。伟大的梦游女让我冒充她的兄弟，当她的哥哥。具体地说是：奥斯卡奈洛·拉古娜，一九四二年十月二十一日生于热那亚。到今天为止，我用过各种各样的姓名。奥斯卡奈洛·拉古娜是其中之一，无疑不是最难听的。我们出发了。火车驶经斯托尔普、什切青、柏林、汉诺威、科隆开往梅斯。柏林我一无所见。我们停留了五小时。自然正遇上空袭警报。我们躲进了托马斯地窖。前线休假人员像沙丁鱼似的卧倒在拱顶下面。宪兵队的人不准我们进去，这时传来了喧闹声。从东线来的几个士兵，看过剧团的演出，认识贝布拉和他的团员。他们鼓掌吹口哨，拉古娜也掷去了飞吻。他们要求我们演出，几分钟内就在这个从前是拱顶地窖啤酒馆的底部临时搭起了一个舞台似的东西。贝布拉难以拒绝，尤其是一位空军少校由衷地、以过分夸张的姿态请他演些拿手好戏给士兵们一饱眼福。奥斯卡将要在真正的剧团演出中首次登场。虽说我并非毫无准备就上台，在火车上，贝布拉同我一起多次排练过我的节目，这时我却怯场了，这使得拉古娜又有机可趁，抚摩我的手哄我。士兵们热心透顶，他们刚把我们的演员包搬过来，菲利克斯和基蒂就开始了他们的杂技表演。这两个都是橡皮人，他们把自己的身体打成结，不断地从自己的身体里钻进去又钻出来，绕住自己的身体，取下身体上的一截，把他的给她，把她的给他，互相交换这一截身子或那一截身子，使拥挤着的、目瞪口呆的士兵们感受到剧烈的四肢疼痛和延续数日之久的肌肉酸痛。菲利克斯和基蒂还在打结和解结的时候，贝布拉扮着音乐小丑出场了。他在从满到空的酒瓶上奏出那些战争年头里最流行的曲子。他演奏了《埃里卡》和《妈妈齐，送我一匹小马》，又让《故乡，你的星》在瓶颈上响起并放出光芒。但这还不够激动人心，他便搬出他的老牌光辉乐曲，让《老虎吉米》在酒瓶丛中狂吼怒叫。这支乐曲不仅前线休假人员喜爱，连奥斯卡爱挑剔的耳朵也喜欢听。贝布拉演了几套魔术，虽然幼稚，然而照样受欢迎。之后，他宣布罗丝维塔·拉吉娜，伟大的梦游女，以及奥斯卡奈洛·拉古娜，杀玻璃的鼓手出场。观众的热情当真被他烧旺了，罗丝维塔和奥斯卡奈洛必定成功。我用急速轻敲的动作作为我们的表演的引子，用渐强的急速敲击为高潮的到来铺路，在表演结束时用大段艺术性强的敲击引出喝彩声。拉吉娜从观众堆里随便叫出一名士兵甚至军官，请年老皮厚的上士或腼腆狂妄的候补军官坐下，她便来看这一个或那一个的心，她还真能看透他们的心。除去她总能说对军人证上的各种日期以外，她还把上士和候补军官私生活中不可告人的事透露给观众。她在披露人家的隐私时讲得委婉动听，妙语连珠，末了，送给那些如观众所说被剥个精光的家伙每人一瓶啤酒，请受赏者把瓶子高高举起，让大家都能看清，随后给我，奥斯卡奈洛，打了个暗号：渐强地急速擂鼓，啤酒瓶应声裂成碎片。这对于我的声音来说如同儿戏，再难的任务也不在话下。剩下的是诡计多端的上士或乳臭未干的候补军官溅满啤酒、目瞪口呆的脸——接着爆发出喝彩声，经久不息的掌声，掺入这掌声之中的是对帝国首都的一次大轰炸的噪声。我们所表现的虽说不是世界水平，但娱乐了士兵们，使他们忘记了前线和休假，使他们放声大笑，无休止地大笑。炸弹落到了我们的头上，摇晃并掩埋了地客和其中的一切，灯和备用灯都灭了，一切都倒在地上，乱作一团。这时，仍然一再有笑声穿过这口被掩埋的、令人窒息的棺材。“贝布拉！”他们喊道，“我们要听贝布拉！”好心而又顽强的贝布拉应声而起，在黑暗中扮演小丑，硬使被掩埋的群众同声大笑。当大家要求拉古娜和奥斯卡奈洛表演时，他大声说道：“拉古娜夫人非常——疲倦了，亲爱的铅土兵们。小奥斯卡奈洛为了大德意志帝国和最终胜利也需要睡上一个小觉！”她，罗丝维塔，躲在我的身旁，感到害怕。但奥斯卡并不害怕，却还是躲在拉古娜身旁。她的惧怕和我的胆量把我们的手合在一起。我搜索她的惧怕，她搜索我的胆量。末了，我变得有点害怕了，她却得到了胆量。当我第一次驱走了她的惧怕，使她有了胆量时，我的男子汉的胆量已经第二次产生。我的胆量已经历时十八个光辉的年头了，而她，我不知道她多大年纪，也不知道她是第几次这样躺着陷于她那训练有素的、使我产生胆量的惧怕之中。因为同她的脸一样，她那尺寸虽小却数目齐全的身体上丝毫没留下已被埋葬的时间的痕迹。委身于我的是一个胆量与惧怕都没有时间性的罗丝维塔。她在帝国首都遭到一次大轰炸时，在被掩埋的托马斯地窖里，屈服于我的胆量，丧失了她的惧怕，直到防空人员把我们挖掘出来为止。可是，人家永远也不会知道，这个小人国的女子究竟是十九岁还是九十九岁。对奥斯卡来说，保持沉默是很容易的，因为他自己也不知道向他提供那头一道同他的身体尺寸相符合的拥抱的，究竟是个有胆量的老妪，还是一个出于惧怕而百依百顺的姑娘。参观水泥——或神秘，野蛮，无聊有三个星期之久，我们一晚接一晚地在罗马人建立的、后来又驻扎了近卫军的城市梅斯的历史悠久的防弹掩蔽部里演出。同样的节目我们在南希演了两个星期。马恩河畔的夏龙好客地接待了我们一星期。奥斯卡的舌头已经能弹出几个法国字来了。在兰斯，还能观赏到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破坏。世界闻名的大教堂的石雕动物，令人讨厌地没完没了地把水喷到铺路石块上。这句话的意思是：兰斯天天下雨，夜间也下雨。但是，在巴黎，我们遇上了一个明媚和煦的九月。我可以挽着罗丝维塔的臂膀在码头上漫步，度过我的十九岁生日。虽说我曾经从士官弗里茨·特鲁钦斯基寄来的明信片上见到过这个大都会，巴黎却一点也没有使我失望。罗丝维塔和我头一回站在艾菲尔铁塔下，我们——我身高九十四厘米，她九十九厘米——举首仰望，我们两人，手挽手，头一回意识到我们的伟大和独一无二。我们在大街上接吻，不过，这在巴黎并不新鲜。同艺术与历史交往，是何等美妙啊！我，始终挽着罗丝维塔的臂膀，游览了伤兵教堂，缅怀伟大的、但个子并不高的、因此与我们同属一类的皇帝，我用拿破仑的语言讲话。在第二位弗里德里希[注]（此公亦非巨人）的墓前，拿破仑说过：“如果他还活着，我们就不会站在此地了！”我在我的罗丝维塔的耳边柔声低语：“如果这个科西嘉人还活着，我们就不会站在此地了，我们就不会在桥下，在码头上，在巴黎的人行道上接吻了。”我们同其他剧团一起在普莱尔大厅和萨拉·伯恩哈特剧院联合演出。奥斯卡迅速习惯了大城市的舞台环境，把他的保留节目改得高雅，以投合巴黎占领军的吹毛求疵的口味。我不再唱碎普通的、粗俗的德意志啤酒瓶，不，我把从法国各个宫殿里精选出来的、呈优美弧形的、吹制成雾气一般薄的花瓶和水果盆唱成碎片。我的节目是按照文化史的观点安排的，从路易十四时代的玻璃杯开始，又让路易十五时代的玻璃制品变成玻璃尘埃。我想到了革命时代，带着激烈的情绪，让不幸的路易十六和他的丢了脑袋的玛丽·安托万奈特的高脚杯遭了殃。我又毁了一点路易·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