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皮鼓-15

福地居住在这样一所空中楼阁中时，我们，民军和我——因为奥斯卡是属于民军之列的——则站在砖墙间，站在门廊的石板地上，在镶有石膏上楣的天花板下。天花板与外墙及隔墙是互相咬住的，然而一想到那些日子里所发生的最糟糕的事件，就不免使人提心吊胆，因为所有这些我们称之为建筑的拼凑物，在这种或那种情况下，是会失去它们的聚合力的。当然，以上这种看法是日后才有的，它并不能开脱我的罪过。这尤其是因为，把纸牌房屋看做是唯一符合人的尊严的住宅这一信念，当时对我来说并不陌生——今天，我一见到脚手架就会联想到拆除房屋。除此而外，还有一个因素，那就是怕自己是扬的亲戚而受到牵连。那天下午，我坚信扬不只是我的表舅，我的假想的父亲，而且是我真正的父亲。这使扬一跃而居于领先地位，并永远同马策拉特区别开来，因为马策拉特要么是我的父亲，要么什么也不是。在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我假定读者在那个不幸的下午也已承认那个不幸的、玩纸牌的扬·布朗斯基是我的父亲——在那一天，我犯下了第二桩大罪过。尽管我抱憾终身，但我不能否认，我的鼓，不，我本人，鼓手奥斯卡，先葬送了我可怜的妈妈，之后又将扬·布朗斯基——我的表舅和父亲送进了坟墓。可是，在那些日子里，一种罪责感在我心中纠缠不休，怎么也驱不走。它毫不客气地逼得我把头埋在医院病床的枕头里，于是，我也就像每个人一样，原谅了自己蒙昧无知。那时节，蒙昧无知是一种时髦，直到今天，它还像一顶时髦的小帽子似的戴在某些人的头上。奥斯卡，狡猾的无知者，波兰人的暴行的无辜牺牲品，发高烧，神经发炎，被送进了市立医院。他们通知了马策拉特。那天晚上，他已向警察局报告我丢失了，虽说我是不是他的私产还始终没有定论哩。那三十个人，外加扬·布朗斯基，举着双臂，两手抱着后脖子，在拍完新闻片之后，先被带到撤空了的维克托里亚学校，随后关进席斯施坦格监狱，末了，在十月初，把他们移交给废弃了的萨斯佩旧坟场围墙后面松软的沙土。奥斯卡是从哪里知道的呢？我从舒格尔·莱奥那儿得悉的。官方自然不会公布在哪儿的沙土地上，在哪儿的墙下，枪毙了这三十一个男人，又如何把他们埋在怎样的沙土地里。黑德维希·布朗斯基先接到一份通知，要她搬出环行路的寓所，让给一个级别较高的空军军官的家眷居住。她在斯特凡的帮助下收拾箱笼什物，准备搬到拉姆考去，她在那里有几公顷土地和森林，佃户的住房也是她的。正在这当口，当局又给这位寡妇寄来一纸公文。她的眼睛虽然反映出了这个世界的痛苦，但却不能理解这种痛苦。她在儿子斯特凡的帮助下才慢慢搞清楚白纸上黑字的含义。通知如下：军事法庭办公室，埃贝哈特·St·L·小组41／39黑德维希·布朗斯基太太：布朗斯基，扬，因参加游击队活动，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并已被处决，特此通知。军法总监策勒夫斯基一九三九年十月六日于索波特读者自会看到，通知中对萨斯佩只字未提。他们体恤家属，免去他们修坟墓的费用。那是一座合葬坟，墓穴极大，需要扔下无数鲜花。安葬费，也许连运输费，都由当局自己包了。他们填平了萨斯佩的沙土地，拣走了子弹壳——只有一颗除外，它一直留在地里——因为遍地子弹壳会破坏一所体面的公墓的外观，虽说这座公墓早已废弃了。但是，这一颗始终留在那里并与我们大有关系的子弹壳，却被舒格尔·莱奥找到了。不论什么葬礼，纵使严加保密，都瞒不过他。此人是在安葬我可怜的妈妈，安葬我那位满身伤疤的朋友赫伯特·特鲁钦斯基时认识我的。他肯定也知道，他们把西吉斯蒙德·马库斯埋在哪里，可是我从未向他打听过。十一月底，人家刚把我从医院里放出来，他遇见了我。由于能够把这颗泄露天机的子弹壳交给我，他感到非常高兴，几乎到了欣喜若狂的地步。在我拿着那颗子弹壳（它的铅子儿也许就是扬挨上的），跟随着舒格尔·莱奥，并引领您，读者诸君，去萨斯佩公墓之前，我不得不先请诸君将但泽市立医院儿科病房的金属床同此地疗养与护理院的金属床作一番比较。这两张床都漆上白瓷漆，然而仍有区别。若用折尺去量的话，儿科病房的床比较短，床栏杆却比较高。虽说我宁愿睡一九三九年那种短而高的笼子，但是，我在今天这张为成年人用的床上仍然达到了清静无为的境地。几个月以来，我一直在要求换一张栏杆更高而照旧是白瓷漆的金属床，但是同意与否，我则听凭疗养院领导去决定。今天，我与来访者之间几乎无屏障可言。可是，当年在儿科病房时，每逢探望日，那高耸的栅栏便将我同来访者马策拉特，同来访者格雷夫和舍夫勒夫妇隔离开来。到我快出院时，我的床栏杆还把那座以外祖母安娜·科尔雅切克命名的、活动的、四条裙子的大山分割成若干块。她来了，焦虑，叹息，呼吸困难，时而举起她那双多皱纹的大手，展开粉红色的皲裂的手掌，随后又胆怯地放下她的手掌，垂下她的手，啪的一声打在自己的大腿上。这一声响今天犹在我耳边回响，不过，我只能在鼓上模仿出一个大概来。她初次来探望，就把自己的哥哥文岑特·布朗斯基也带来了。文岑特抓住床栏杆，无休止地或讲或唱或边唱边讲波兰女王，童贞女马利亚，声音虽小，却咄咄逼人。奥斯卡真希望有名护士留在这两位老人身边。因为他们两个指摘我，用布朗斯基家炯炯的目光盯着我，不顾我正苦于在波兰邮局打施卡特而引起的头痛和发烧，期待我作出表示，说出一句使他们宽慰的话，告诉他们，扬在最后几个小时里一直在玩施卡特牌并且胆怯害怕。他们要我作证，说明扬是无罪的，似乎我能够洗清扬的罪，似乎我的证词会有什么分量和说服力。如果我给埃贝哈特小组的军事法庭打这样一份报告的话，该怎么写呢？我，奥斯卡·马策拉特承认，在九月一日前夕曾守候过回家途中的扬·布朗斯基，用一面急需修理的鼓把他引诱到那个波兰邮局里去，扬·布朗斯基本来已经离开了那个邮局，因为他不想守卫它。奥斯卡没有写这样的证词来为他假想的父亲开脱罪责。当他决心把当时的经过情形告诉这两位老人时，他就开始痉挛，弄得护士长只好缩短探望时间，并禁止他的外祖母安娜和他假想的祖父文岑特再来医院。这两位老人——他们从比绍步行到这里，还给我带来了苹果——离开了儿科病房。他们真是乡下佬，走起路来小心翼翼，手足无措。外祖母飘荡着的四条裙子和她哥哥散发着牛粪味的星期日服装越去越远，我的罪责，我的极大的罪责，越来越大。这么多的事情一下子同时发生了。当马策拉特、格雷夫夫妇和舍夫勒夫妇捧着水果和点心拥到我的床前时，当我外祖母和她哥哥文岑特由于从卡特豪斯到朗富尔的铁路还不通，便从比绍经戈尔德克鲁格和布伦陶步行到我这里来时，当护士们穿着使人知觉麻木的白服装，喋喋不休地讲着医院里的种种闲话，在儿科病房里代替了天使时，波兰还没有丢失，但过不久就要丢失了。末了，在举世闻名的十八天之后[注]，波兰丢失了，尽管不久又证明，波兰还没有丢失；今天也是如此，不顾西里西亚和东普鲁士同胞的意愿，波兰还没有丢失。啊，你疯狂的骑兵！——在马背上摘乌饭树的紫黑浆果。手执饰有红白两色小旗的长枪。忧郁的骑兵中队，传统悠久的骑兵中队。图画书里的进攻。在罗兹和库特诺附近越过战场。代替了要塞的莫德林。啊，策马驰骋，多精湛的骑术！一直在等待着晚霞。当前景和背景都能入画时，骑兵才开始进击[注]——因为战斗是可以入画的，死神是画家的一个模特儿——在奔驰中保持平衡，随后倒下，偷吃乌饭树的紫黑浆果，野蔷薇果劈啪爆裂，使骑兵浑身发痒，否则他们决不会蹦。枪椅兵，他们身上又发痒了，连马带人在干草堆里翻滚——这又是一幅画——他们聚集在一个人后面，在西班牙，他名叫堂吉诃德，在波兰，他叫潘基霍特，一个纯血统的波兰人，高贵得可悲的形象，他曾教枪骑兵如何在马背上吻女人的手，于是他们此刻连连端庄地吻死神的手，仿佛死神是位贵夫人。不过，在此这前，他们先要集合，背后是晚霞——因为浪漫情调是他们的后盾——前面是德军的坦克，克虏伯·冯·博伦和哈尔巴赫[注]的养马场里的种马，举世无双的纯种马。可是，那位半是西班牙半是波兰的骑士，误把死神当做贵夫人的骑士，天才的潘基霍特，真是天才过分了！他手里系小旗的长枪落地，白红两色。他呼唤自己的部下去吻贵夫人的手。自立在屋顶上，白红两色，晚霞，樱桃吐出核来，白红两色，潘基霍特呼唤骑兵：“马背上高贵的波兰人，那不是钢甲坦克，那只是风磨，或是羊群，我请你们去吻贵夫人的手背吧！”于是，骑兵中队向土灰色钢甲坦克的侧翼冲去，使晚霞增添了更多淡红的光辉。奥斯卡希望读者能原谅他在描写这场战斗时所采用的诗的效果。或许更正确的方法是列举波兰骑兵的伤亡数字，用于巴巴但却有说服力的统计数字来纪念所谓的波兰战役。另一种办法是保留诗的写法，但需加上一个脚注。直至九月二十日左右，我躺在医院的床上还听到架设在耶施肯山谷森林和奥利瓦森林高地上的大炮在轰鸣。接着，最后一个抵抗据点海拉半岛投降。于是，汉萨同盟的自由市但泽可以庆祝它的哥特式砖砌建筑并入大德意志帝国，并欢呼着瞧一瞧那位不知疲倦地站在黑色梅赛德斯牌轿车里、几乎不停地行举手礼的元首和总理阿道夫·希特勒那双蓝眼睛[注]，它们同扬·布朗斯基的蓝眼睛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在女人身上获得成功。十月中旬，奥斯卡被从市立医院释放。我同护士们真是难分难舍。当一位护士（我想，她的名字不是贝尔尼就是埃尔尼），当埃尔尼或贝尔尼护士把我的两面鼓递给我时，一面破鼓，它使我犯下罪过，一面完好的鼓，它是我在保卫波兰邮局期间占有的，这时，我方才意识到，几个星期以来我一直把铁皮鼓丢在了脑后，因此，在这个世界上，除去铁皮鼓而外，对我来说，还存在一样东西：护士！我带着乐器，怀着新获得的知识，离开了市立医院。由于我那三岁孩子的脚还有点站不稳，马策拉特便搀着我的手回到拉贝斯路。迎来的是战争头一年的日常生活，平日的无聊以及更其无聊的星期日。十一月下旬一个星期二——过了几星期的恢复期后我第一次上街——奥斯卡愁眉苦脸地敲着鼓，不顾湿冷的天气，在马克斯·哈尔贝广场和布勒森路的拐角上遇到了前神学院学生舒格尔·莱奥。我们面对面站了一段时间，尴尬地微笑着，待到莱奥从他的礼眼口袋里掏出细软羊皮手套，并将这黄白色、皮肤似的遮蔽物套住他的手指和掌心时，我这才明白自己遇上了谁，领悟到这次会面将会给我带来什么——奥斯卡害怕得心里直打鼓。我们还瞧了瞧皇帝咖啡食品店的橱窗，目送若干辆在马克斯·哈尔贝广场上交叉而过的五路和九路有轨电车驶去，随后沿着布勒森路同一式样的房屋，绕着街上一根广告柱转了几圈，细读通知把但泽盾换成帝国马克的布告，用指甲刮破一张贝西尔洗衣粉广告，在蓝白色之下见到一点红色，这使我们心里感到满意。正要返回广场的当口，舒格尔·莱奥用他戴手套的双手把奥斯卡推进一个门道里，戴手套的左手在身后抓，接着伸到礼服的后摆底下，伸进裤兜里，掏着，找到了什么东西，在兜里摸着找到的东西，断定是他所要找的，便握在手里，把手伸出口袋，让后摆落下，戴手套的拳头慢慢地向前伸，一个劲儿地向前伸，把奥斯卡顶到门道的墙上，他的胳臂真长，但是墙壁可一步不让——在他摊开戴着手套的手之前，我简直以为他的胳臂会从肩关节上跳出来，自行朝我的胸膛打过来，穿透它，从我的两根锁骨中间穿出去，钻进霉味很浓的门道的墙里去，而奥斯卡将永远也看不见莱奥手里捏的是什么，只记得墙上贴的布勒森路住房守则，它同拉贝斯路的住房守则大同小异。莱奥的手快碰到我的水手大衣，已触着大衣上一颗锚形钮扣时，他飞快地摊开手。我只听得他的指关节咯咯作响，顿时见到在有霉点的、发亮的、保护着他的手的手套上放着一个子弹壳。当莱奥又捏上拳头时，我已经决心跟他走了。这一小块金属同我直接说了话。我们并肩沿布勒森路走去，奥斯卡在莱奥的左边，无论橱窗、广告柱都不能使我们留步，我们穿过马格德堡街，布勒森街尽头两幢方箱形的高楼落在了我们背后。在这两幢楼上，夜间亮起了警告灯，指示着起飞和降落的飞机。我们先在铁丝网围住的飞机场边沿费力地走着，终于上了较干的柏油路，跟着通往布勒森方向的九路电车轨道前进。我们不说一句话，但莱奥仍一直把子弹壳捏在手套里。因为天气又湿又冷，当我踌躇不前想住回走时，他又摊开手，让那块金属在掌心里跳跃，引诱我一百步、一百步地向前走。快到市有的地产萨斯佩、我当真下决心转身往回走时，他甚至求助于音乐来挽留我。他鞋跟着地，转过身来，把子弹壳空的一头朝上，像长笛的侧口似的贴在凸出的、流涎水的下唇上，在开始越下越大的雨中吹出一声尖厉的、时而震颤、时而像被浓雾压抑的音响。奥斯卡冷得发抖，不仅由于子弹壳上吹出来的音乐，还因为这种糟糕的天气——它好像是事先安排好的，并且由于这个特定的场合而显得更其糟糕——因此，我根本不想花力气来掩饰自己受冻的狼狈相。是什么引诱我去布勒森的呢？不错，是那个捕鼠者莱奥，吹着子弹壳的莱奥。但是，传到我耳中的声响还不止这点。从碇泊场，从十一月的浓雾笼罩下的新航道，传来了轮船的汽笛声以及一艘经苏格兰、舍尔米尔和帝国殖民区到我们这里、如今正要进港或出港的鱼雷快艇饿狼似的嗥声。因此，莱奥轻而易举地借助报雾信号声、汽笛声和子弹壳里吹出来的尖声，拖着冻坏了的奥斯卡跟他一起往前走。一道拐向佩朗肯方向的铁丝网把飞机场同新练兵场和青格尔沟隔开。就在那儿的高地上，舒格尔·莱奥站住了，歪着脑袋，淌着口水，瞧了半天我那颤抖的身子。他吮住子弹壳，用下唇抿住，好似灵机一动，猛地一伸胳臂，脱下烤肉色的燕尾服，把这件散发着湿土味的沉重的衣服披在我的脑袋和肩膀上。我们又上路了。我不知道奥斯卡是否不那么冻得发抖了。有时，莱奥一跳五步远，随后站住。他穿着满是褶纹但非常白的衬衫，活像一个想要冒险从中世纪的城堡主楼或塔楼里跳下逃走的人，他身上那件洁白耀眼的衬衫应规定作为精神病患者的时装。莱奥的目光一接触身穿烤肉色礼服、踉踉跄跄地走着的奥斯卡，总要爆发出一阵狂笑，并像一只呱呱叫的乌鸦似的拍拍翅膀，止住笑声。实际上，我自己肯定也像一只滑稽可笑的鸟，不像渡鸦也似乌鸦。另外，上装的下摆有一截拖在我身后，像裙据扫着柏油路面。我像皇帝陛下似的留下一条宽大的尾迹，奥斯卡回头看了第二眼后，便顿感自豪。这条尾迹，如果不说象征着，那也是暗示着在他身上微睡着的、还没有足月临产的悲剧性命运。还在马克斯·哈尔贝广场上，我已经预感到，莱奥并不想带我去布勒森或者新航道。我一开始就很清楚，我们步行的目的地只能是萨斯佩公墓和青格尔沟，因为那旁边就是保安警察的一个现代化打靶场。从九月底到四月底，海滨浴场沿线的电车每三十五分钟发一辆。我们过了市郊朗富尔最后一排房屋时，一辆无拖车的电车迎面驶来。接着，另一辆在马格德堡街道岔上等对开来的车到后再出发的有轨电车赶过了我们。萨斯佩公墓附近也有一处道岔。我们快到公墓时，一辆电车从后面赶过我们，随后，另一辆电车迎面开来。我们早就看到它在雾气中等着了，由于看不清道路，车前亮着一盏湿乎乎的黄灯。对面开来的车子里司机那张显然愁眉苦脸的面孔还映在奥斯卡的眼帘里尚未消失时，舒格尔·莱奥已把奥斯卡从柏油路上拖到松软的沙土地上，它使人一踩就猜出是海滩的沙土。公墓是方形的，周围有一道围墙。朝南有一扇小门，门上有许多长了锈的花体字，似锁非锁，于是我们推门入内。墓碑是瑞典黑花岗岩或间长岩凿成，正面磨光，背面和两侧很粗糙，有的挪了位置，有的歪歪斜斜，有的扑倒在地。可惜，莱奥不给我时间去仔细观看。墓地树木极少，只有五六棵蛀坏了的、长得歪歪扭扭的海滩矮松。妈妈活着的时候曾在电车上说过，任何其他清静的处所都不及这一小块荒芜的地方好。如今她躺在布伦陶。那儿土地比这里肥，长着榆树和械树。在这富于情调的荒冢之间，我思绪万千。我还来不及整理，莱奥便领我出了北墙的一扇开着的、没有了栅栏的小门，离开了公墓。我们站在墙外平坦的沙土上。在蒸腾的水雾中，一片金雀花、矮松和野蔷薇果丛向岸边延伸。我回头去看那公墓，一眼就发现，北墙上有一段是新刷上白灰的。莱奥在这面显得很新、像他的皱皱巴巴的衬衫一样耀眼刺目的白灰墙前忙碌着。他使劲地迈开大步，好像在用脚步计量。他大声数着，奥斯卡今天还记得他说的是拉丁文。他还唱着经文，这无疑是在神学院的课堂上学会的。在离墙大约十米的地方，莱奥插上了一根木头，又在新刷的、我记得连灰泥也是新填补过的墙前不远处插上了一根木头。这一切，他是用左手干的，因为他的右手仍拿着子弹壳。他测量了好久，终于把子弹壳放在离墙较远的那根木头旁边。这截空心金属前头稍窄，那里曾经居住过一颗铅子儿，后来，有某个人弯曲了一下食指，在子弹壳的屁股上撞出一个凹点，但又没有撞透，以此向铅子儿宣布，解除它的住房契约，命令它搬家，并给另一个人带去了死亡。我们站着，站着。口水从舒格尔·莱奥的嘴里流出，一丝丝地挂下来。他那双戴手套的手十指交叉，起先还唱那么几句拉丁文，后来便沉默了，因为这里没有会吟唱应答连祷文的人。莱奥转过身子，恼怒地、不耐烦地越过围墙往布勒森公路望去，而每当多半没有乘客的电车一辆开进一辆开出，打着铃在道岔上紧靠着相向驶过时，他又往那个方向掉过头去。莱奥也许是在等待送葬的人。但是，电车上没人下来，步行来的也没有，没见一个莱奥可以伸出白手套向他表示哀悼的人来到这里。几架准备着陆的飞机在我们头顶上轰鸣而过。我们没有抬头仰望，而是忍受着发动机的噪声，不想让自己确有把握地断定这三架机翼顶端灯光闪亮、正准备着陆的飞机是容克52型。飞机刚离开我们不久（寂静真折磨人，就像我们面前白色的墙一样），舒格尔·莱奥便从衬衫里掏出了什么东西，一下子站到我的身旁，扯下奥斯卡肩上他那件乌鸦羽衣，朝金雀花、野蔷薇果和矮松丛的方向跳去，朝海滨跳去。在跳着离去的时候，他扔下了什么东西，手的动作故意做得很显眼，好让别人去捡。莱奥像幽灵似的在我的视野内游荡，最后被牛奶似的、粘在地面上的雾气所吞噬。当他终于消失，只剩下我孤单单一个人站在雨中时，我才捡起了插在沙里的那张硬纸片：是施卡特牌黑桃七[注]。我去萨斯佩公墓后没过多少天，在朗富尔的每周集市上遇见了外祖母安娜·科尔雅切克。比绍一带已不再设关卡，她又可以到市场上去卖蛋、黄油、青菜和可以贮藏过冬的苹果了。人们争先恐后地购买，因为生活必需品不久就要由国家统一经营了，大家都想搞点东西储存起来。就在奥斯卡见到外祖母蹲在摊子后面的那一刹那间，他感觉到了大衣、套头毛衣和汗衫里面贴身藏着的那张施卡特牌。我那天乘电车——一个售票员让我免费乘坐回家——从萨斯佩返回马克斯·哈尔贝广场的途中，原来是想把这张黑桃七撕掉的。奥斯卡没有撕掉这张牌。他把它交给了外祖母。蹲在青菜堆后面的外祖母一见奥斯卡来了，吓了一跳。也许她心里是这样想的，奥斯卡一来就没有好事。不过她还是招了招手，叫这个在鱼筐后面半掩半藏的三岁孩子到她身边去。奥斯卡磨蹭了好一会儿，他先看了看潮湿的海草上的一条差不多有一米长的活鳕鱼，随后又瞧瞧从奥托明湖抓上来的螃蟹，总共有几十只，正一个劲儿地在小篮子里爬来爬去。奥斯卡也学螃蟹横着身子走，水手大衣的背面对着外祖母，慢慢向她的摊子靠近去，直到撞上了货摊的一个木头架子，弄得苹果来回滚动，我这才让她看到了大衣上的金色船锚钮扣。施韦特费格尔送来了裹上报纸的热砖头，推到我的外祖母的裙子底下，同过去一样用耙子将冷砖头钩出来，在挂在脖子上的石板上画一横道，然后转到隔壁一个货摊去。我的外祖母递给我一个黄澄澄的苹果。她给了他一个苹果，奥斯卡又能给她什么呢？他先递给她那张施卡特牌，继而交给她那个子弹壳——他同样不愿把它留在萨斯佩公墓。安娜·科尔雅切克久久地盯着这两件毫不相干的东西发呆，真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时，奥斯卡把嘴凑到她包着头巾的老妇人的软骨耳朵旁，同时联想到了扬的粉红色、长耳垂、小而肥的耳朵，不再小心伪装，低声向她耳语道：“他躺在萨斯佩。”奥斯卡说完拔腿就跑，撞翻了一篓青菜。玛丽亚历史用最大的音量广播了一条接一条的特别新闻，并像上足了润滑油的运载工具，驶过欧洲的公路、水道和天空，占领了沿途的一切。而我的事业——仅限于敲破儿童玩的、上了漆的铁皮鼓——却很糟糕，进行得迟疑不决，甚至停滞不前。那些制造历史的人十分浪费地把大量珍贵的金属向周围扔去，而我的铁皮鼓却又坏了。虽说奥斯卡从波兰邮局里拯救出了一面几乎没有刮掉一点漆皮的新鼓，并因此而使波兰邮局的保卫战有了那么一点意义，但是小纳恰尔尼克先生的铁皮鼓对于我来说简直无济于事！因为我，奥斯卡，在美好的岁月里只需要八个星期就可以把一面铁皮鼓变成一堆废铁。我从市立医院里被释放出来以后，一边为失去了我的护士而感到难过，一边立即开始拼命地擂鼓。在萨斯佩公墓度过了那个阴雨靠靠的下午回来后，我也没有松劲，相反，我使出了双倍的气力，一心要消灭那个目睹我同民军勾勾搭搭的证人，也就是那面鼓。但是，这面鼓却顶住了我对它的打击。我打下去，它打回来，像是在控告我。我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抹掉自己这一段历史。奇怪的是，每当我这样拚命敲打的时候，我总想起送汇款单的维克托·韦卢恩，虽说他是个近视眼，不大可能充当目击我所干的丑事的证人。不过，这个近视眼不是反倒逃之夭夭了吗？难道情况不可能是这样的吗？近视眼看到的东西反而更多，韦卢恩——我多半把他叫做可怜的维克托——像看黑白剪影似的看到了我的动作和姿势，判断出了我是在干犹大的勾当，如今他逃跑了，把奥斯卡的秘闻丑事传遍了全世界。到了十二月中旬，挂在我脖子上的上了漆的、喷射着红色火焰的良心对我的谴责才渐渐变得无力了。油漆上出现了头发丝似的细缝，漆皮剥落下来。铁皮变软了，变薄了，在变得透明以前开裂了。当一个奄奄一息的人受着临终前的痛苦时，目睹这种痛苦的人总想缩短这种痛苦，让他尽快结束生命。奥斯卡也是如此。他加快了速度，在基督降临节的最后一周内，他敲得众邻居和马策拉特都捂住了耳朵。奥斯卡预计要在圣诞夜前结束，因为我希望得到一面新的、不会带来精神负担的铁皮鼓作为圣诞节礼物。我达到了目的。十二月二十四日前一天，我把支离破碎的、残片互相碰撞着的、生锈的、使人联想起相撞后的汽车的一堆玩意儿从身上、也从灵魂上解下来；对于我来说，到了这时，波兰邮局的保卫战才如我所愿地被彻底击败了。从来不曾有过哪个人——如果您愿意把我当人看待的话——像奥斯卡那样过了一个如此令人失望的圣诞节。圣诞树下有一份礼物是给我的，样样俱全，唯独缺了一面铁皮鼓。那里摆着一盒积木，我根本就没有打开过。一只可以骑上去摇动的天鹅，它将把我变成洛恩格林，在大人们的眼里，这是一件不同导常的礼物。他们竟敢在礼品桌上放了三四本连环画，这分明是要惹我生气。在我的眼里，只有一副手套、一双系带的靴子、一件由格蕾欣·舍夫勒编织的红色套头毛线衫还有点实用价值。奥斯卡大为震惊，他的目光从积木溜到了天鹅上，又死盯着一本连环画里的一幅画，画的是一些被认为是很滑稽的玩具熊，前爪抱着各种乐器。这些装出一副聪明伶俐样子的野兽中间，有一头身上挂着一面鼓，它看上去像是会敲鼓的，仿佛它正拿着一根鼓棒敲下去，仿佛它正在擂鼓。我得到一只天鹅，但是没有鼓，我有了一千多块积木，可是没有鼓，在这个无比寒冷的圣诞夜，我有了一副手套，但却两手空空，而我本该捧着一面圆滚滚的、滑溜溜的、漆和铁皮冰冷的鼓走进隆冬的黑夜，给严寒听到一点热乎乎的声音。奥斯卡暗自思忖，也许是马策拉特把鼓藏着还没有拿出来。也许是格蕾欣·舍夫勒——她是同她的丈夫、面包师亚历山大一起来我家分享圣诞节肥鹅的——把鼓坐在屁股底下。他们要我先享受一下玩天鹅、搭积木、看连环画的乐趣，随后才把真正的宝贝拿出来。我让步了，先像傻瓜似的翻阅连环画，随后骑到天鹅背上摇了起来，至少有半个小时之久，我心里则是厌恶到了极点。接着，我还听任他们给我试穿了一下套头毛线衫，尽管屋里炉火太旺，温度很高。格蕾欣·舍夫勒又帮我穿上了系带皮靴。在这段时间里，格蕾夫夫妇也到了，因为肥鹅本来就是为六个人准备的。马策拉特的烹调手艺高超，那只填满干果的肥鹅喷香可口。大家狼吞虎咽把它消灭之后，正在品尝餐后点心——米拉别里李子和梨——我绝望地捧着一本连环画；那是格雷夫在已有的四本之外又新添的一本。喝完汤，吃罢肥鹅、红甘蓝、盐水土豆、米拉别里李子和梨，在火势旺盛的瓷砖炉里冒出的热气烘烤下，我们大家——包括奥斯卡在内——唱起了圣诞夜之歌，还唱了一段：“纵情欢乐吧，啊，枞树啊枞树四季常青，你的小铃铛年复一年叮当叮当叮。”屋外，钟声四起。这时，我终于提出要我的鼓了。喝得醉醺醺的吹奏乐小组——音乐家迈恩过去也是其中的一员——也开始演奏，吹得冰柱从窗槛上……我要鼓，他们不给，他们不拿出来。奥斯卡：“给！”其余的人：“不！”这时，我叫喊了，我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叫喊了。这时，我在较长时间的间歇之后重新把我的声音削成尖利的切割玻璃的工具，我不毁花瓶，不毁啤酒瓶和电灯泡，不切割玻璃柜，不粉碎眼镜，我的声音对准装饰圣诞树、制造节日气氛的小铃、小球、易碎的银色肥皂泡，一阵乒乓乱响，圣诞树的装饰品全都成了碎片。枞针也纷纷摇落，足有几畚箕之多。蜡烛却依然宁静而神圣地在燃烧。尽管如此，奥斯卡还是没有得到铁皮鼓。马策拉特是个没有见识的人。我不知道他究竟是要我戒掉敲鼓的习惯呢，还是根本不想及时向我提供足够数量的鼓。眼看灾难就要临头了。我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我家的殖民地商品店在经营管理上也越来越乱，已经到了无法掩饰的田地，鉴于这种状况，需要及时请一个帮手来照料我和我家的店铺；正如人到了走投无路的时候，总会这样考虑的。奥斯卡个子小，没法站在柜台后面出售松脆面包片、人造黄油、人造蜂蜜，何况他也不愿意，于是，马策拉特——为了简便起见，我又把他称做我的父亲——把玛丽亚·特鲁钦斯基，我那位可怜的朋友赫伯特最小的妹妹，请来经营我家的店铺。她不仅名叫玛丽亚，而且也确实是位圣母[注]。她在几个星期之内就恢复了我家店铺过去的良好声誉。她非常友好，全力以赴地经营，马策拉特也心甘情愿地服从她。除此之外，她多少还有点眼力，能够察颜辨色，理解我的心情。玛丽亚还没有到我家店铺来帮忙以前，每当见到我怨气冲天，肚皮前面挂着那一堆废铁，跺着脚走进楼梯间，在那一百多级的楼梯上走上走下时，她曾多次给过我一个旧洗衣盆，让我把它当做鼓的代用品。但是，奥斯卡不要代用品。他硬是拒绝把洗衣盆翻过底来当鼓敲。玛丽亚刚在我家店铺里站稳脚跟，就不顾马策拉特的意愿来满足我的要求。不过，奥斯卡死活也不肯让她挽着手走进玩具店去。店里琳琅满目的陈列品肯定会使我痛苦地联想起西吉斯蒙德·马库斯的被砸烂的店铺。玛丽亚温柔而顺从，她让我站在玩具店外面等候，或者自己一个人去采购，根据需要，每四到五星期给我一面新的鼓；到了战争的最后几年，甚至连铁皮鼓也成了稀有物资，由国家统购统销，玛丽亚不得不同商人进行柜台下面的交易，用白糖或十六分之一磅的真咖啡换取我的铁皮鼓。她干这种事情的时候从不叹息、摇头，也不抬起眼睛朝天看，而是全神贯注，严肃认真，怀着那种理所当然的心理，一如她在给我穿洗干净、缝补好的裤子、袜子、罩衫时那样毫不拘束。在此后的岁月中，尽管玛丽亚和我的关系不断发生变化，甚至今天还没有定论，但是，她把鼓递给我时的方式却始终不变，纵使今天儿童铁皮鼓的价格要比一九四○年时高得多。今天，玛丽亚是一份时装杂志的长期订户。每逢探望日她来看我时，穿戴回回变样，而且越来越时髦。当年又怎样呢？当年的玛丽亚美吗？她有一张刚洗干净的圆脸，睫毛短而密、有点鼓得太厉害的灰眼睛里射出了冷淡的但并非冷冰冰的目光，浓黑的眉毛在鼻根处连在了一起。颧骨轮廓分明（在严寒之中，颧骨上的皮肤呈淡蓝色，紧绷着，痛苦地跳动着），构成了她的扁平的脸，并使之具有一种平衡感，她的小鼻子——不是不美，更不是滑稽可笑，而是很端正、很纤巧的小鼻子——也无损于这种平衡。她的额头圆而低矮，鼻根上双眉连结处有几道竖的皱纹，那是年纪轻轻就用心思太多而留下的。她的微鬈的棕色头发——至今保存着那种温树干的光泽——从两鬓开始绷紧在小圆脑袋上——同特鲁钦斯基大娘一样，她几乎没有后脑勺。玛丽亚穿上白罩衫到我家店铺里来站柜台的时候，还梳着辫子，吊在她那两只一下子就会变得通红的、硬挺挺的耳朵后面，可惜耳垂不是悬着的，而是直接长入了下颚上方的肉里，虽说没有什么难看的皱纹，但也是十足的退化现象，使人可以由此推断出她的天性来。后来，马策拉特不断地劝说这个姑娘用头发遮掩住她的耳朵。今天，玛丽亚在她那时兴的蓬乱的短头发下面只露出她的耳垂，并用一副大耳饰——这反映了她的欣赏趣味不高——来掩盖她的美中不足。一如玛丽亚那个一把就能捏住的小脑袋却有丰满的面颊、高高的颧骨以及不显眼的小鼻子两侧的一对大眼睛那样，她的矮小的躯体却有过宽的肩膀、从腋窝下就开始隆起的胸脯、大骨盆和丰满的臀部，而支撑这臀部的则是两条太细的腿，虽然细到两腿间有一道缝隙，但劲道还是挺大的。也许当年的玛丽亚稍微有点膝盖内翻的毛病。此外，她的身体已经发育成熟、比例定型了，相形之下，她那双始终是红红的小手在我的眼里却还像小孩的手似的，手指头则像是香肠。直到今天，她也不能完全否认自己的手像小孩子的。可是，她的脚——先穿着笨重的徒步旅行鞋，稍后穿起了我可怜的妈妈的高跟鞋，制作精致但式样已旧，而且不合玛丽亚的脚。尽管她穿着别人穿过而尺寸又不合的鞋，她的脚还是渐渐地失去了孩子的红肤色和滑稽可笑的模样，并且适应了西德出品的甚至是意大利出品的时髦皮鞋的款式。玛丽亚话不多，但却喜欢唱歌，既爱在洗餐具时唱，也爱在她把白糖分别装到盛一磅和半磅的蓝色纸口袋里时唱。在店铺关上后，在马策拉特结账时，甚至在星期天，一俟她得到半个钟点的休息，玛丽亚便吹起口琴来。这把口琴是她哥哥弗里茨被征人伍、派到大博施波尔去时留赠给她的。玛丽亚吹的口琴曲几乎什么都有。譬如漫游歌曲，那是她在德国少女同盟的晚会上学来的，又如轻歌剧里的曲调和流行歌曲，有的是她从收音机里听来的，有的是她哥哥弗里茨在一九四○年的复活节出差到但泽的那几天内，在家里哼唱时被她听会的。奥斯卡还记得，玛丽亚曾用舌尖拍打口琴，奏出《雨点》一曲，还吹奏过《狂风教过我一支歌》，但并没有模仿察拉·莱安德尔[注]的唱法。可是在店里上班的时候，玛丽亚从不掏出她的霍纳牌口琴来。甚至在没有顾客登门的情况下，她也不卖弄她的音乐，而是坐在那里，用稚气的圆体字写价格牌和商品单。还有一点同样不可忽略，真正主管我家店铺的是玛丽亚。我可怜的妈妈死后，由于竞争不过人家，一部分顾客不再登门。如今，玛丽亚又把他们争取回来，使他们成为固定的主顾。尽管如此，她对马策拉特则是毕恭毕敬，甚至到了低声下气的地步，但又从来不让一向自以为了不起的马策拉特感到尴尬。每当蔬菜商格雷夫和格蕾欣·舍夫勒挖苦他的时候，他总是振振有词地说：“这个女孩子毕竟是我雇来的，是我教会她做生意的。”这个人的思路就是这么简单，他只有在干自己心爱的行当时，也就是在烹调的时候，才变得敏感机巧，有辨别能力，因而值得人家赞许。因为奥斯卡不得不替他说句公道话，他的卡塞尔排骨加酸菜、芥未调味汁猪腰、维也纳煎肉排以及他最拿手的奶油鲤鱼加白萝卜，确实是色香味俱全。他在店铺里对玛丽亚的指点实在有限，因为第一，这个姑娘天生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