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皮鼓-6

据我判断，属于格蕾欣的藏书的是一本关于借方与贷方的书[注]，一本歌德谈亲合力的书[注]，以及篇幅极大、插图丰富的《拉斯普庭和女人们》[注]。可供选择的书太少，我无法迅速决定，犹豫良久，才先抓了写拉斯普庭的那本，后抓了歌德的那本。我不知道自己抓的是什么，只是听从我所熟悉的内心的声音。我一下子选中了这两个人，这件事确定和影响了我的生活，至少是我妄自抛开了我的鼓时所过的生活。直到今天（奥斯卡由于求知心切，已经逐步地把疗养院图书室的书籍都浏览了一遍），我对席勒之流嗤之以鼻，而摇摆在歌德与拉斯普庭之间，在万事通与祈祷治病术士之间，在乐于被女人迷惑的、光明的诗国王侯与用符咒迷惑女人的、黑暗的术士之间。我有时把自己看作是拉斯普庭那一党的，并且害怕歌德的不容异见，其原因在于我有几分怀疑：如果你，奥斯卡，生活和擂鼓在歌德那个时代，他或许会认为你是违反自然的，会宣判你是违反自然的体现者。他会用甜得发腻的蜜饯喂他的自然——尽管这自然那么“不自然”地大摆架子，你毕竟也一直在赞赏和追求着它——和他的合乎自然的东西，却拿起他的《浮士德》，要不然就拿起《颜色学》这本厚书来，置你这个可怜的糊涂虫于死地。回过头来谈拉斯普庭吧！他在格蕾欣·舍夫勒的协助下，教给了我大写和小写字母，教我对女人要殷勤体贴，并且，每当歌德使我受委屈时，他就安慰我。一边学习读书，一边装成无知愚人，这可真不容易。我觉得这比我多年来模仿小孩尿床要难得多。尿床无非是天天早晨证明我生理上的一种失调，而本来我是完全不需要这样的。假装愚昧无知，也就是说，要我掩藏自己飞速的进步，不断地同正在露头的智力上的自负作斗争。成年人说我是尿床的孩子，我可以容忍，心里满不在乎，可是，我不得不年复一年地在他们面前扮作傻瓜，这却使奥斯卡和他的女教师感到委屈。格蕾欣一见我从小孩衣服堆里把书籍拯救出来，就高兴得放声欢呼，并立刻意识到自己负有当教师的天职。我成功地使这个被毛线缠住了身的、没有孩子的女人从毛线中解脱出来，还使她差不多感到幸福。如果我选择《借方与贷方》作为课本，她会更加高兴的；但是我坚持要选拉斯普庭。她买了一本正正经经的《识字入门》来给我上第二课，我却还是要拉斯普庭。她一再带诸如《长鼻子矮人》[注]、《大拇指》之类的神话和童话故事给我，这样我就不得不最后打定主意出声讲话了。“拉普平！”我喊道，或者换成“拉舒兴！”有时我装得非常愚笨，让他们听到奥斯卡咿呀学语，“拉苏！拉苏！”地说个不停，这样一来，格蕾欣一方面懂得我喜欢那一种课本，另一方面又蒙在鼓里，没觉察到我选择字母的天才已经开始萌芽。我学得很快，按部就班，也不多想什么。一年以后，我觉得自己好像置身于彼得堡，住在全体俄国人的专制君主的私寓里，进出虚弱多病的皇太子[注]的保育室，往来于阴谋家和教区牧师之间，尤其是成为拉斯普庭的神秘仪式的目击者。这种情调颇合我心意。因为这里有一个人物作为中心。散见书中的、当时的人所作的铜版画也说明了这一点。画的中央是拉斯普庭，络腮胡子，煤炭般乌黑的眼珠，四周是夫人们，只穿黑色长统袜，余下一丝不挂。拉斯普庭之死，给我印象尤深。人家给他吃已下了毒药的大蛋糕，给他喝已下了毒药的葡萄酒，他吃了，却还要蛋糕，于是人家就开枪打他，射入他胸膛里的铅弹却使他产生了跳舞的兴致，于是人家又把他绑起来，扔进涅瓦河的一个冰窟窿里。这全是男性军官们干的。大都会圣彼得堡的夫人们，从来不给她们的小父亲拉斯普庭吃有毒的蛋糕，反倒对他有求必应。女人们相信他，而军官们为了能重新相信他们自己，非得首先把他除掉不可。对这个健壮如牛的祈祷治病术士的生平和死亡竟然不止我一个人感兴趣，您说这奇怪不奇怪呢？格蕾欣又在重温她结婚之初读书时的快慰。她有时高声朗读，这时她会浑身无力；她一读到“神秘仪式”这个词儿，就会颤抖，会带着异常的叹息声吐出这个具有魔力的词来；当她念“神秘仪式”这个词时，她简直准备去参加了，然而她仍想象不出神秘仪式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当我妈妈一同到小锤路面包房楼上的住房来旁听我上课时，事情就变糟了。有几回，上课变成了举行神秘仪式，她把给小奥斯卡上课的事抛到九霄云外，竟像是专为自己搞仪式才来的。每念三句，便响起一阵二声部的格格痴笑，笑得嘴唇干裂。在拉斯普庭的魔力驱使下，这两个已婚妇女越凑越近，在沙发垫上再也坐不安稳，腿压着腿，开初的痴笑最后变成叹息。读了十二页关于拉斯普庭的书，所产生的效果或许是她们在日落之前根本不曾想要、不曾期待过、但又愿意此时就接受的，对此，拉斯普庭肯定不会提出异议，他甚至会永远免费供给的。末了，这两个女人一边“主啊，主啊”地念着，一边窘迫万状，理着蓬乱的头发。这时，妈妈说出了她的担心：“小奥斯卡当真一点也不懂吗？”“别傻了，”格蕾欣打消她的疑虑说，“我费了那么大的劲，但是他又学又不学，我看，他是永远也学不会读书的。”为了证明我的无知状态已无法变更，她还补充说：“你想想，阿格内斯，他把我们的拉斯普庭撕了一页又一页，揉成纸团，后来就不晓得他弄到哪里去了。有时我真想撂挑子不教他了。但是，当我看到他一见书本就那么高兴，我就想，算了吧，让他撕吧，毁吧！我已经同阿列克斯[注]说了，让他在圣诞夜送一本新的拉斯普庭给我们。”就这样，我——读者将看到——我成功了——逐渐地，在三四年之内——格蕾欣·舍夫勒教我读书的年头比这要长一些——把拉斯普庭这本书撕下了一半以上，装出任性的样子，实际上却是小心翼翼地把书页揉成团，藏在毛衣里，带回家去。到家后，在鼓手藏身的角落里取出纸团，铺平，理成一摞，不受任何女人的干扰，偷偷地独个儿阅读。对歌德那本书，我用的办法与此相仿。每隔三课，我就叫喊着“多特”，要求格蕾欣给我念。我不愿只信赖拉斯普庭一个人，因为我不久就明白，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拉斯普庭都有一个歌德作为对立面，每个拉斯普庭后面拽着一个歌德，或者不如说，每个歌德后面拽着一个拉斯普庭，如果有必要的话，甚至还要创造出一个拉斯普庭来，以便接着可以对他进行谴责。奥斯卡拿着他没有装订的书，蹲在屋顶室，或者自行车架后面海兰德老先生的货棚里，像洗牌似的，把《亲合力》和《拉斯普庭》的散页混在一起，于是合成了一本新书。他读着，微笑着，越来越惊讶地看到，奥蒂莉[注]端庄地挽着拉斯普庭的胳膊在中部德国的花园里散步，而歌德则同某个名叫奥尔加的放荡的女贵族坐在雪橇上，在寒冬的彼得堡市内，参加完一个神秘仪式，又驶去参加另一个。好吧，让我们回到小锤路我的教室里来。虽说我表面上看来毫无进步，格蕾欣却在我身上得到了少女般的快慰。在我身旁，在那个俄国祈祷治病术士看不见的、做着祝福手势的、多毛的手底下，她青春焕发，甚至把她新获得的生命力分给了室内盆栽菩提和仙人掌。如果舍夫勒在这几年里，偶尔把手指从面团里拔出来，把面包房的小圆面包换成另一种小圆面包，如果格蕾欣愿意被他捏、揉并抹上鸡蛋清，再加烘烤的话，天晓得炉子里出来的会是什么。或许最后会烤出一个婴儿来。要是给格蕾欣这种乐趣，那有多好呢！可惜没有。正因为如此，她在万分冲动地读了《拉斯普庭》之后，两眼炯炯，头发略微有点蓬乱，启动马齿和金牙，但又没有东西可咬，口里念着“主啊，主啊”，心里想的是陈年的发酵剂。由于妈妈有她的扬，不能帮格蕾欣什么忙，所以，在我的课上完这一部分之后的几分钟，要不是格蕾欣有一颗如此快活的心，恐怕是会不欢而散的。她赶紧跳起来走进厨房去，拿着咖啡豆磨具回来，像是捧着一个情人似的，一边歌唱，一边把咖啡磨成粉末。她忧郁而充满感情地唱着《黑眼睛》或《红衣裳》[注]，我妈妈给她伴唱。她带着黑眼睛走进厨房，做上水，水在煤气上烧着的时候，她又跑到楼下的面包房去，常常不顾舍夫勒的反对，取来刚出炉的和早已烤好的糕点，把描花杯子、奶油罐、糖钵和蛋糕又摆到小桌子上，中间还散放着几朵蝴蝶花，随后倒咖啡，转而唱起《皇太子》里的曲调，端上小蛋糕和圆蛋糕，“伏尔加岸边一士兵”，撒杏仁粒的法兰克福圆蛋糕，“多少小天使在你身边”，酥皮甜饼加搅结奶油，“多甜蜜，多甜蜜”。她们一边咀嚼，一边又谈起拉斯普庭来了，不过现在谈得比较正经，保持必要的距离，接着，在饱尝了蛋糕之后，便进而大骂沙皇时代如何糟糕，简直腐化堕落到了极点，愤慨之情发自内心，毫不掺假。在那几年里，蛋糕我可是吃得实在过多了。从照片上可以看到，奥斯卡虽然没有因此而长高，却吃胖了，身体不匀称了。在小锤路上完课，甜食吃腻了以后，回到拉贝斯路我家店铺，我经常没有别的办法可想，只好乘马策拉特稍不留神，便溜到柜台后边，用线拴一块干面包，吊进腌鲱鱼的挪威小桶里去，等面包吸足了盐卤才吊出来。您是决计想不到的，蛋糕吃过头以后，这样的一块点心可以发挥催吐剂的功效。奥斯卡经常把舍夫勒面包房的蛋糕吐在我家的抽水马桶里，少说一点，每次吐出的蛋糕值一个多但泽盾，这在当时，可真是不少钱呢！我用另外一种方法来偿付格蕾欣教课的报酬。她是那么喜欢缝制和编织儿童衣物，我就给她当裁缝试服装用的假人，试穿试戴各种式样、各种颜色、各种料子的小罩衫、小帽子、小裤子以及带兜帽或不带兜帽的小大衣。在我八岁生日那天，我不晓得是妈妈还是格蕾欣，把我打扮成了该枪毙的沙皇的小太子。当时，这两个女人对拉斯普庭的崇拜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那天摄的一张照片上，一块生日蛋糕上插着八支不滴油的蜡烛，我站在一旁，穿着编织的俄罗斯罩衫，歪戴哥萨克帽，两条子弹带交叉在胸前，白色灯笼裤，脚穿低统皮靴。第一件幸运事是我的鼓照进了相片。再一件幸运事是格蕾欣·舍夫勒——可能是在我的强烈要求下——给我剪裁、缝制了一套衣服，十足的毕德迈耶尔[注]和富有亲合力风格。今天，在我的照相簿上，这身衣服还召来歌德的亡灵，证明我有两个灵魂，使我有可能身背一面鼓，同时出现在彼得堡和魏玛，来到尘世的母亲们中间，同贵夫人们一起参加神秘仪式。塔楼歌声的远程效果女医生霍恩施泰特博士差不多每天都到我的病房里来，并待上抽一支烟的时间。她本该给我治疗的，可是，每一回她经我治疗之后离去时，就不再像来的时候那样神经质了。她羞怯，原来只习惯于同她的香烟打交道。她老是说：我年轻时同别人接触太少，同别的孩子玩得太少。不错，讲到别的孩子，她可能并非完全没有道理。我当时忙于跟格蕾欣·舍夫勒上课，在歌德和拉斯普庭之间被人拽来拽去，因此，我即使有这个良好的愿望，也找不出时间去跳圆圈舞和玩“数数歌谣”的游戏。每当我像某位学者似的读厌了群书，甚至咒骂书本是埋葬语言的坟墓，于是步出书斋，去接近普通人时，我便同我们这幢公寓的顽童们遭遇，在同那些食人者稍有接触之后，倘若能够不受损伤、完完整整地回来读书，我就额手称庆了。奥斯卡要离开他父母的住处，可以有几种走法：一是从店铺出门到拉贝斯路；二是从住房的门出去到楼梯井，往左一拐便上了街；如果上楼，爬四道楼梯，便到音乐家迈恩吹小号的屋顶室；再就是从楼梯井到公寓的院子里去。街道是石子路面的。在院子里夯实的沙土地上，家兔在那里繁殖，或者有人在拍地毯。在屋顶室，除去同醉醺醺的迈恩先生演二重奏外，还能近眺远望，给人以那种赏心悦目却又是虚假欺人的自由感。这正是每个登上塔楼的人所要寻求的，并且使每个住阁楼的人都沉湎于其中。对于奥斯卡来说，院子是个十分危险的地方，而屋顶室却使他感到安全，直至阿克塞尔·米施克和那一伙小赤佬把他从那里赶走为止。院子横里同公寓一样宽，但是往深处走七步就到头了，隔一道上架铁丝网、涂柏油的木栅栏同另外三个院子相接。从屋顶室俯视，这个迷宫可以尽收眼底：拉贝斯路，左右两条横街——赫尔塔街和路易森街，以及同拉贝斯路遥遥相对的马利亚街，围成一个大四方形，里面有房屋和院子，还有一爿咳嗽糖厂和许多失修坍倒的修配车间。在这家或那家院子里，冒出几棵树或几丛灌木，由它们来通知人们季节的变换。院子大小不一，但都养着兔子，都有拍地毯用的木架。兔子是一年到头在那里的，拍地毯则根据住房章程的规定，只能在星期二和星期五。在这两天里，可以看清这个大四方块究竟有多大。奥斯卡从屋顶室听着，看着：一百条以上的普通地毯、甫道地毯和床前地毯，先用泡菜擦，然后刷和拍打，使它们显出原来编织的图案来。一百多个家庭主妇，把尸首似的地毯从屋里拖出来，举起赤裸的、滚圆的胳膊，扎上头巾保护头发和发型，再把地毯扔到专为扣地毯用的木架子上，抓起编织成的地毯拍子，干巴巴的拍打声炸开了院子狭小的天地。奥斯卡憎恶这种单调的清洁颂歌，便用鼓声来同这种噪声抗衡。可是，尽管他站在屋顶室，同这噪声隔开一段距离，但仍敌不过这些家庭主妇，只好甘拜下风。一百多个拍地毯的妇女，可以攻占天空，可以折断乳燕的翅膀，并且几下子就能震塌奥斯卡用鼓声在四月的天空中建造的小小神殿。不拍地毯的日子里，我们公寓的孩子们就把拍地毯的木架子当杠子玩。我很少到院子里去。只有海兰德老先生搭在院子里的货棚，是我觉得比较安全的地方，因为这个老头儿只让我一个走进他堆破烂的棚屋，那里面有生锈的缝纫机、残缺不全的自行车、螺旋式虎钳、一排排的瓶子以及装在雪茄烟盒子里的、弄弯又敲直的钉子，别的孩子想要看一眼他都不允许。他的工作是这样的：倘若上午他不从板条箱上起钉子的话，便是把已经起出来的钉子在铁砧上敲直。他除去收废钉子外，还帮人搬家，在节前替人宰兔，院子里、楼梯井、屋顶室，到处都是他啐的嚼烟汁。有一天，孩子们在他的棚屋附近煮汤，这是孩子们的游戏，努希·艾克请老海兰德往汤汁里啐三口。老头儿从嗓子眼里清出三口痰吐去，随即又钻进他的棚屋，敲起钉子来。这时，阿克塞尔·米施克又往汤里加了一种配料，一块敲碎的砖头。奥斯卡好奇地瞧着这种烹调法，但远远地站在一边。阿克塞尔·米施克和哈里·施拉格尔用毯子和破布搭了一个帐篷似的东西，不让大人看见他们的汤。砖头粉煮开以后，小汉斯·科林从口袋里掏出两只活青蛙，这是他在股份池塘旁边抓到的，现在捐献出来做汤。苏西·卡特是帐篷里唯一的女孩子。她见到这两只青蛙，既不唱也不叫，甚至连最后挣扎着跳一下都来不及，便在汤里一命呜呼了，于是她噘起了嘴，表示又失望又辛酸。努希·艾克领头，不管苏西就在旁边，解开裤子往这大锅莱里撒尿。阿克塞尔、哈里和小汉斯·科林也跟着撒。小矮个儿要给这些十岁的孩子点颜色，但是撒不出来。于是，他们都瞧着苏西，阿克塞尔·米施克递给她一个天蓝色的搪瓷罐，罐口已经磕坏。奥斯卡本来想马上走开的。但是他还等在那里，直到苏西蹲下来——她裙子底下没穿衬裤，抱住膝盖，把罐子挪到下面，毫无表情地望着前方，随后皱了皱鼻子，这时，罐子发出响声，苏西为这锅汤作出了一点贡献。这时，我跑开了。我不该跑，要是慢吞吞地走掉就好了。他们原先眼睛都盯着那只罐子，我这一跑，他们都抬起头来看我。我听见苏西·卡特在我背后说话的声音：“他干吗要跑？他准是要去告我们！”当我跌跌撞撞爬上四道楼梯，到了屋顶室刚缓过气来的时候，我还觉得这声音在刺我。我当时七岁半。苏西也许九岁。小矮个儿刚满八岁。阿克塞尔、努希、小汉斯和哈里十岁或者十一岁。还有玛丽亚·特鲁钦斯基。她比我大一点，可是从来不在院子里玩，而是在特鲁钦斯基大娘的厨房里玩布娃娃，或者跟着她那在新教幼儿园帮忙的大姐姐古丝特。如果我今天还不能听这种声音，听女人往尿盆里撒尿，难道这有什么奇怪吗？当时，奥斯卡到了屋顶室，轻敲着鼓来平息自己耳朵里的余音。他刚开始感到自己远离了楼下滚开的汤，却不料这一伙为这一锅汤贡献过佐料的家伙，有的光着脚，有的穿着系带鞋，竟都上楼来了，努希还端着那锅汤。他们把奥斯卡团团围住。最后一个上来的是小矮个儿。他们互相碰了碰，喁喁地说：“动手！”末了，阿克塞尔从背后将奥斯卡一把抱住，用胳膊夹紧，让他乖乖顺从。别人动手的时候，苏西不说话，只是笑，露出了湿的、整齐的牙齿和齿间的舌头。她从努希手里接过匙子，把这铁皮东西在她的大腿上擦得锃锃发亮，随后伸进冒热气的汤里，顶着糊状物慢慢搅拌，活像一个能干的主妇。她舀了一匙，把它吹凉，然后来喂奥斯卡，硬灌进我的嘴里。这样的东西我此后再也没有吃过，所以那滋味永远留在我嘴里。在那几个对我的身体健康过分操心的家伙走了以后——因为锅里的东西已使努希恶心——我这才爬到晾衣间的一个角落里（当时那里只挂着几条床单），把几匙淡红色的浑汤吐了出来，在吐出的东西里没有发现里面有青蛙的残骸。我爬到打开了的屋顶窗户下一只箱子上，看着远处的院子，用牙齿把碎砖头碴咬得嘎嘎响，觉得自己迫切要求行动，瞧着远处马利亚街上房屋的窗户，玻璃在闪闪发光，于是冲着那个方向喊叫、歌唱，虽然看不到结果如何，可是我确信我的歌声有可能产生远程效果。因此从那时起，我觉得这家公寓的院子以及其他的院子都过于狭窄，如饥似渴地向往距离、空间和全景，利用一切机会，独自一人或者挽着妈妈的手走出拉贝斯路，走出近郊区，免得我们这个狭小院子里做汤的厨子们再来同我纠缠不清。每逢星期四，妈妈进城买东西。她多半带我一起去。遇到有必要到煤市旁军火库巷西吉斯蒙德·马库斯那里去买一面新鼓的时候，她总要带着我。在我七周岁到十周岁那段日子里，我两个星期就敲坏一面鼓。从十到十四周岁，我不到一星期就敲坏一面鼓。后来就难说了，我可以在一天之内将一面新买的鼓变成废铁一堆，而当我心绪稳定的时候，我可以敲上三四个月之久，鼓面连一个小窟窿也没有，至多掉下几块漆皮，因为我虽然也很使劲，但却小心翼翼。现在先谈谈那段日子：我每隔两星期离开我们那个院子——那里有拍地毯的木架，有敲钉子的老海兰德，还有那帮发明熬浑汤的小赤佬——同我妈妈到西吉斯蒙德·马库斯的玩具店去，从儿童玩的铁皮鼓存货里挑出一面新的来。有时，即使我的鼓还勉强可以用，妈妈也带我去。这样，我就整个下午欣赏这个五彩缤纷的古老城市，在那里，总有点东西迟早要进博物馆，而且不断有这座或那座教堂里传来的钟声。我们要去的地方，一般很有规律，并且令人愉快。我们先到莱泽尔、施特恩菲尔德或马赫维茨那里买东西，尔后去找马库斯。他一见我妈妈就给挑选，点头哈腰地说些恭维话，这些他已经成为习惯了。毫无疑问，他总是向我妈妈献殷勤，不过，就我所知，他只不过热烈地捏住我妈妈的手，说它像黄金一样珍贵，再不出声地吻它一下，从未一时冲动做出更狂热的事情来。唯有那一次我们去他店里时，他双膝跪倒在地。下面我就要谈这件事。妈妈由外祖母安娜·科尔雅切克遗传而得到的是丰满的身躯和健壮的体格，还有讨人喜欢的虚荣心以及善良的心地。她对西吉斯蒙德·马库斯的殷勤厚待听之任之，或多或少是因为他卖给她、其实是白送给她一些女用丝袜，这类丝织品是他用极低廉的价格批发进来的。至于每隔十四天从柜台上递给我的那面铁皮鼓，价钱便宜到可笑的地步，这就更不用说了。每回去西吉斯蒙德那里，一到四点半，妈妈就要求把我，奥斯卡留在他的店铺里，请他照顾一下，声称她有件重要的事得赶紧去办。马库斯听后，深深一鞠躬，叫人看了又奇怪又发笑，并满口答应，夸大其词地说，她尽可以放心去办自己的要事，他会像保护自己的眼珠那样地保护我——奥斯卡。他的话稍含嘲讽意味，虽不伤人，却让对方听得真切，有时，羞红了我妈妈的两颊，使她揣测到马库斯已经摸着了她的底细。不过，我也知道妈妈急切地去办的所谓重要事情究竟是什么。有一段时间，她让我陪她去木匠胡同一处收费低廉的膳宿公寓，把我交给女房东，自己便上楼去了，一去就是三刻钟。女房东总是在喝混合酒，一声不吭，给我一瓶倒胃口的果汁汽水。我坐着，直到妈妈回来。她看不出有什么异样，向女房东打一声招呼，女房东一味喝她的混合酒，连头也不抬。妈妈来搀我的手，却忘了自己热乎乎的手会泄露她的秘密。我们热乎乎地手牵着手来到羊毛织工胡同的魏茨克咖啡馆，妈妈要了一杯穆哈[注]，给奥斯卡要了一份柠檬冰淇淋，坐等着。没多久，扬·布朗斯基来了，像是碰巧走过这里。他到我们的桌旁坐下，也要了一杯穆哈，放在起镇定作用的冰凉的大理石桌面上。他们在我面前讲话毫无顾忌，他们的谈话证实了我早已知道的事情：妈妈和表舅扬差不多每星期四都在木匠胡同那家膳宿公寓里幽会三刻钟，房间是由扬出钱租的。大概是扬表示不要再把我带到木匠胡同和魏茨克咖啡馆来。他有时非常害羞，比我妈妈害羞得多，我妈妈觉得让我参与他们幽会以后的收场戏也未尝不可。看来无论当时或往后，她对于这种幽会的合法性是深信不疑的。由于扬要求的结果，我每星期四下午从四点半到六点便待在西吉斯蒙德·马库斯那里。他允许我一个个地瞧他店里的鼓，使用它们，同时敲响许多面鼓——在别处奥斯卡哪能有这种机会呢——并且默默地观察马库斯悲伤的狗脸。我虽然不知道他的念头从何而生，却能揣测到他想到哪里去了，他的思想到了木匠胡同，抓那有号码的房间门，像可怜的拉撒路[注]那样，蹲在魏茨克咖啡馆大理石面小桌底下。期待什么？期待面包屑吗？妈妈和扬·布朗斯基可是一点面包屑都不剩。他们样样东西都吃个精光。他们胃口极大，从不消减，甚至大到要咬自己的尾巴。他们忙着呢，最多把钻在桌子底下的马库斯的思想当作一股纠缠不清的、温柔多情的穿堂风。那天下午——想必是在九月里，因为妈妈离开马库斯的店铺时穿一身锈棕色的秋装，我见马库斯在柜台后面埋头沉思，想入非非，便背着我新获得的鼓走出店铺，进了军火库巷。这条又凉又暗的通道两侧，橱窗林立，都是高级店铺：珠宝店、精美食品铺和书坊。可是，这些肯定值得购买、然而我又买不起的陈列品并不能使我流连忘返，我出了这条通道，到了煤市。我走进尘埃蒙蒙的阳光底下，面对军火库的正面。它那灰色的玄武岩墙里镶嵌着大小不一的炮弹头，都是各次围攻但泽时期的产物，这些铁疙瘩能使每一个路人回忆起但泽城的历史。对我来说，这些炮弹头是毫无意义的，尤其因为我知道，它们不是自愿留在那里的。我知道，但泽城里有一位石工，由城建局和文物保护局联合出钱雇用，让他把过去几百年间的炮弹头镶到各式各样的教堂、市议会的正面墙里，镶到军火库正面和背面的墙里。我想到右边的市剧院去，它同军火库只隔一条昏暗的窄胡同。我发现圆柱门廊的剧院大门紧锁，卖夜场票的票房要七点才开。这一点我也已经想到了，便考虑往回走，却又敲着鼓，犹豫不决地向左走去，来到塔楼和长巷城门之间。穿过城门，进入长巷，再向左一拐，便是大羊毛织工胡同，但我不敢往那里去，因为妈妈和扬·布朗斯基还坐在那里的咖啡馆里，如果他们还没有坐在那儿的话，那么也许他们在木匠胡同的幽会刚刚结束，或者正在去咖啡馆的路上、正要去大理石小桌旁喝一杯穆哈提提精神。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越过煤市的电车轨道的。电车来来往往，或向城门驶去，或铃声叮当地从城门洞里驶来，吱吱嘎嘎地拐弯进入煤市、木材市场，朝火车站方向开去。或许是某个成年人，或许是一个警察，搀着我的手，小心翼翼地穿过危险的来往车辆，把我领了过去。我站在砖墙陡峭、高耸云天的塔楼前，纯属偶然地或者由于一阵无聊，将我的鼓棒插在墙壁和大门的铁框间。我顺着砖墙抬头向上望去，马上感到，要沿着正面的墙望到顶是不容易的，因为不断地有鸽子从墙的四处和窗户里飞出来，在水落管和凸肚窗上作短暂的停留，随即俯冲下来，把我的目光吸引开。鸽子纷飞，使我恼怒。我的目光真叫我感到遗憾，我便收回了它。为了摆脱恼怒，我认真地把两根鼓棒当作撬棍，门开了，奥斯卡还没有把门完全撞开，就已经进入塔里，已经上了回形楼梯，已经在攀登，总是右脚先跨上一级，再把左腿提上去。到了第一层装有格栅的牢房，他继续绕梯而上，过了刑讯室和里面小心保存、并贴有说明的刑具。这时，他改用左脚先登，右脚随后。他继续往上攀登时，从一个装有格栅的窄窗户里往外瞧了一眼，估计一下离地已有多高，估摸出墙的厚度，惊起了几只鸽子。在回形楼梯上又往上爬了一圈后，又遇到了那几只鸽子。这时，他又改用先迈右脚，再提左脚。奥斯卡换了几次脚以后，终于到了顶上，虽然觉得右腿和左腿一样沉重，但是看来还可以继续作长时间的攀登。可是，楼梯已经到头了。他顿时领悟到建造塔楼是荒唐的、无用的。我不知道塔楼过去有多高，现在还有多高，因为它经过战争幸存下来了。我也没有兴致请我的护理员布鲁诺找一本关于东德意志哥特式砖头建筑物的参考书来。我估计，这个塔楼从底到尖足有四十五米。由于回形楼梯过早地到了尽头，我不得不在沿塔顶的环形过廊里站住了。我坐下来，把腿伸到栏杆柱中间，目光贴着右臂抱住的一根柱子向下面的煤市望去，左手抱住我的鼓，在整个攀登过程中，它同我形影不离。我不想描绘但泽市的鸟瞰图来使您感到厌烦。塔顶林立，钟声四起，古色古香，还始终弥漫着中世纪的气息，这样一幅市容全景，您可以在成千张出色的版画上见到。我也不想浪费时间去写鸽子，虽然老是有人说，鸽子是最有写头的。我觉得鸽子毫无意义，海鸥倒还有那么点意思。“和平鸽”这个名称，我听了只觉得荒谬背理。我宁可把传递和平信息的差使委托给一只苍鹰或者食腐尸的秃鹫，也不愿委托给一只鸽子，因为它是天底下最爱寻衅吵嘴的女房客。总而言之，塔楼上有鸽子。不过，凡是像样的塔楼上都有鸽子，都是靠那些文物保管员喂养的。我的目光所及不是鸽子，而是别的，是我走出军火库巷时只见大门紧闭的市剧院的建筑。这座带圆顶的方箱，活像一个放大到荒唐程度的、拟古典主义的咖啡磨具，尽管在那圆顶上只缺一个必需的曲柄，用以把天天晚上客满的诗神和教育神庙里上演的五幕戏剧，连同布景、演员、提词员、道具和所有的帷幕，统统碾成惨不忍睹的粉末。这种建筑叫我看了生气，尤其是前厅里两侧为圆柱的窗户，被渐次西沉却抹上越来越多红色的午后太阳缠住不放。那时刻，在煤市、电车轨道和从办公室下班回家的职员头顶上大约三十米的高处，在散发出甜香味的马库斯的次货店上空，高踞于冰凉的大理石桌子、两杯穆哈、妈妈和扬·布朗斯基之上，远离我们的公寓、院子、许许多多的院子、弯曲的和敲直的钉子、邻居的孩子以及他们的砖头浑汤，迄今为止只是在被人逼得无可奈何时才高喊的我，无缘无故地在不受胁迫的情况下大吼了一声。如果说在我攀登塔楼之前，只是当有人要夺走我的鼓时，我那有渗透力的声音才用来粉碎玻璃、电灯泡和啤酒瓶，那么现在我从塔顶上大声叫喊，则与我的鼓完全无关。没有人要夺走奥斯卡的鼓，尽管如此，他叫喊了。也不是由于哪只鸽子把屎拉在他的鼓上，惹得他叫喊起来。我附近虽有铜片上的绿锈，但不是玻璃；尽管如此，奥斯卡叫喊了。鸽子的眼睛红光闪闪，然而瞅着他的并非玻璃眼珠；尽管如此，他叫喊了。他朝着哪儿叫喊？朝着多远的距离？上次在屋顶室，他尝了砖头粉汤以后，曾漫无目的地朝远处院子的上空大喊过一声。这一回，难道他要有的放矢地证明一下嗓子的威力？奥斯卡这次实验的对象——因为除了玻璃不能有别的——是什么玻璃呢？不是旁的，是市剧院，是那只戏剧性的咖啡磨具，它那被落日映照着的窗玻璃吸引了我的新式声音，我首先试验此种声音是在我们的屋顶室，并已形成了我个人的惯用手法。我喊了几分钟，发出装有不同弹药的声音，可是不见任何效果。随后，我发出了一声近乎无声的声音，这样，奥斯卡可以怀着喜悦和流露内心情感的骄傲口吻报道说：左边门廊的窗户上，有两块玻璃不再能反射落日的余晖，留下了两个黑洞洞的四方形，需要马上配玻璃。效果已经得到证实，犹如一个现代派画家，我画了一系列自己那种个人惯用手法的习作，它们同样了不起，同样大胆，有同样的价值，往往是同一模式的。我把它们拿出来敬献给惊异不已的世人，最后豁然贯通，寻获了探索多年的风格，并臻于完美，我就是这样地进入了自己创造性的时期。在刚够一刻钟的时间内，我把门廊的全部窗户和一部分门上的玻璃全都干掉了。剧院前面聚集了一群人，从上往下看去，他们显得激动不安。何时何地都有看热闹的人。因此，对于我的艺术的观赏者们，我并不特别在意。他们至多使奥斯卡在从事自己的艺术工作时更严格，更讲究形式上的炉火纯青。我打算做一次更大胆的实验来揭示一切事物的内在本质，也就是说，通过没有了玻璃的门廊，穿过一扇包厢门的钥匙孔，往此时还漆黑一团的剧场里送进一声特殊的叫喊，击中订长票的看客们的傲气，即剧场里那盏校形吊灯以及所有磨光的、反光的、折光的碎细物儿。这时，我见到剧院前人群中有一套锈棕色服装：妈妈从魏茨克咖啡馆回来了，品尝完了穆哈，离开了扬·布朗斯基。必须承认，奥斯卡仍然朝校形吊灯送去了一声叫喊。不过，看来这一声并没有产生任何效果，因为第二天的报纸仅仅报道剧院门廊和门上的玻璃由于谜一般的原因震碎了。一连几个星期，日报小品栏里连篇累牍地刊载科学和半科学的调查报告，众说纷经，想入非非，荒谬绝伦。《最新消息报》解释为宇宙射线，天文台的人，也就是那些高水平的脑力劳动者，则谈到了太阳黑子。当时，我竭尽两条短腿之所能，赶快下了塔楼的回形楼梯，或多或少地屏住了呼吸，挤到剧院门口的人群中去。妈妈的锈棕色秋装已无处可寻，她准是到马库斯的店里去了，也许把我的声音所造成的灾祸告诉了他。至于那个马库斯，听她讲了我的所谓的不长个儿以及我的钻石声音后，便把这当做最自然不过的事情通盘接受，吐出舌尖摇晃着——奥斯卡是这样想象的——搓着他那双白里泛黄的手。我一进店门，就见到一幅景象，使我当即忘却了远程摧毁玻璃的歌声所取得的全部成功。西吉斯蒙德·马库斯跪在我妈妈面前，而所有的玩具动物——狗熊、猴子、狗、眼睛会合上又张开的布娃娃、救火车、摇动木马以及全体守卫他的店铺的木偶，仿佛正要随他一齐跪倒在地。他的两只手捏住了我妈妈的两只手，露出了手背上毛茸茸的、浅棕色的斑点，在那里哭泣。我妈妈严肃地看着他，由于这种场面，注意力也很集中。“别这样，马库斯。”她说，“求求你，马库斯，别在店里这么干！”马库斯则没完没了，缠住不放。他讲起话来，指天誓日，语调夸张，我永远也忘不了。他说：“您同布朗斯基断了关系吧，他在波兰邮政局里工作，我觉得，这样下去不好，因为他同波兰人搞在一起。您可别押宝押在波兰人身上，您要押宝的话，就押在德国人身上，因为德国人正在恢复元气，或迟或早要上来的。要是他们始终还没有恢复元气，还没有上来，阿格内斯太太，您就还靠着布朗斯基好了。要是您想靠马策拉特，那您已经靠上了。您最好还是把宝押在我马库斯身上，跟我马库斯走，我新近受了洗礼[注]。阿格内斯太太，要是您肯跟我走的话，我们就到伦敦去，我在那儿有朋友，有不少股票债券。要是您不愿跟我马库斯的话，那您就是瞧不起我，那就是因为您瞧不起我。不过，我是真心实意地哀求您，别再把宝押在布朗斯基身上了。他疯了，到波兰邮政局去做事。德国人一到，波兰人马上就全完蛋了！”他讲了那么一大堆可能发生的事和不该做的事，弄得我妈妈七颠八例。她正要掉眼泪，马库斯看见我站在门口，便松开妈妈的一只手，张开五指指着我说：“请进来，我们把他也带到伦敦去。他会像一个小王子那样生活，像一个小王子！”这时妈妈也瞧见了我，并露出了少许笑容。她或许想起市剧院门廊的窗户玻璃全没了，或许是由于去大都会伦敦的前景叫她开心。使我大吃一惊的是她摇了摇头，就像谢绝别人请她跳舞似的随随便便地说：“谢谢您，马库斯，不过，那是不行的，真的不行——由于布朗斯基的缘故。”马库斯一听到我表舅的姓名，就像听到了舞台上的提示，蓦地站了起来，弯腰一鞠躬，活像一把大折刀，随后说：“请您原谅我马库斯。我一直就是这么想的。为了他的缘故，您是不肯答应的。”我们离开了军火库巷的店铺，虽然没到打烊的时候，那位店主却从外面关上门，陪我们到五路车站。市剧院前面还站着过路的人和几名警察。我并不害怕，摧毁玻璃的胜利，我差不多已经丢在脑后了。马库斯弯下身子凑近我，与其说是自言自语，不如说是悄声对我们说：“小奥斯卡真是样样都行，又能敲鼓，又能使市剧院出足洋相。”妈妈一见碎玻璃就心慌起来，马库斯摇摇手安慰她。电车来了，我们上了拖车。他再次小声说，生怕被人听见：“好吧，那您最好还是跟着马策拉特吧，您已经把他弄到手了，千万别把赌注押在那个波兰人身上！”今天，当奥斯卡在金属床上或坐或躺，不论何种姿势仍然敲着鼓，探访军火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