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楼-5

“噢！在这种情况下我是愿意试试的。谢谢。现在看来我将会痊愈！”　　的确，他渐渐好起来了。他欣然躺下，接受爱克斯光照射，其时还特别晓示肿瘤细胞，让它知道自己正面临崩溃的命运，即将彻底完蛋。　　而有时他在接受爱克斯光照射的时候就胡思乱想，甚至打瞌睡。　　例如此刻他看到室内挂着许多皮管和电线，就想给自己找到解释，为什么它们那么多，要是其中有冷却装置，那么是水冷还是油冷。不过他的思想并没停留在这上面，他什么也没为自己解释。　　原来他又想到了薇拉·汉加尔特。他在想，像这么可爱的女子永远也不会出现在他们的乌什一捷列克。而且，这样的女子一定都有丈夫。不过，他只是顺便想到这一点，他是撇开想像中她的丈夫而想着她的。他在想，要是能跟她聊天，不是聊一会儿，而是脚很久很久，或者在医院的院子里散散步也行，那会多么愉快。有时用激进的见解去吓唬她一下，看她茫然不知所措的神态也很有意思。每当她在走廊里迎面走来或者走进病房的时候，她那亲切的微笑总是像可爱的太阳一样洋溢着温暖。她善良，不是就职业上来说，而是心地善良。再就是她那嘴唇……　　射线管持续地发出轻微的嗡翁声。　　他在想薇拉·汉加尔特，可也在想卓娅。原来，昨天晚上产生的、今天从早晨起就浮现出来的最强烈的印象，是她的一对耸起的乳房。这对乳房似乎构成了一个近乎水平的搁架。昨晚闲聊时，他们身旁的桌子上放着一把画表格用的相当重的尺子——不是胶合板直尺，而是木料刨出来的那种。整个晚上科斯托格洛托夫都跃跃欲试，想拿起这把尺子，把它放在她那一对乳房所构成的小搁板上，检验一下尺子能不能滑落下来，他觉得不会滑下来。　　他还怀着感激的心情想到放在腹下的那块沉甸甸的小铅毯。这小铅毯压着他，并且兴奋地安慰他；“我能保护你，别害怕！”　　可会不会保护不了？它的厚度会不会不够？它放的位置会不会不那么完全符合要求？　　不过，经过这12天，科斯托格洛托夫不仅仅是重新回到了生活中来——恢复了食欲、活动能力和愉快的心情，他还重新恢复了对生活中最美好的东西的感觉，而这种感觉在最近几个月的痛楚中本已完全丧失。由此可见，铅毯守住了防线！　　然而，还是得尽快从医院里逃出去，趁自己还走得动。　　他没注意到嗡嗡声是怎么停止的，此时粉红色的灯丝已开始冷却。护士走了进来，开始把他身上的保护毯和被单—一撤走。他把两腿从硬榻上放下来，这时也就清楚地看到自己腹部上的那些紫色的方格和号码。　　“那么洗澡怎么办？”　　“要医生许可才行。”　　“想得真周到啊！这就是说，已经为我做了一个月的安排？”　　他去找东佐娃。东佐娃坐在短焦距器械室里，正对着光在看几张很大的爱克斯光底片。两台机器都已经关了，两个通风的小富开着，屋里没有其他人。　　“坐下，”东佐娃干巴巴地说。　　他坐了下来。　　她依然在对比两张爱克斯光片子。　　科斯托格洛托夫虽然跟她发生过争论，但那都是由于他想抵制医疗过程中那些多余的纯医学研究方面的东西。至于对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本人，他是信任的，不仅因为她具有男子汉式的果断，黑暗中在荧光屏前发布命令明确，年龄也比较大，对待工作一片赤忱，而更主要的是因为她从第一天起就胸有成竹地摸到肿瘤的轮廓，准确地判断出它的部位。本身也有所感觉的肿瘤向他表明们诊的结果是正确的。只有病人能够评定，医生通过手指所了解到的肿瘤是不是那么回事。东佐娃就是那样模过他的肿瘤，无需借助于爱克斯光。　　她把爱克斯光片子放到一边，摘下了眼镜，说道：　　“科斯托格洛托夫。您的病历里缺少一项至关重要的资料。我们需要准确了解您的原发性肿瘤的性质。”每当东佐娃改用医学语言时，她说话的语调就会加快：长长的句子和一连串的术语总是一口气说出来。“您关于前年动过手术的叙述，以及目前转移的情况，与我们的诊断是相符的。但仍然不能排除其他可能性。而这却给我们采取治疗措施带来了困难。眼下，从您的转移部位取样检查是不可能的，这您也明白。”　　“谢天谢地。要取我也不会给的。”　　“我怎么也不理解，为什么我们拿不到原发病灶标本的玻璃片。您本人能否完全肯定，曾经做过活俭？”　　“是的，肯定做过。”　　“可为什么在那种情况下不把化验结果告诉您？”她话说得很快，完全是实干家作风。有些词汇的意思只能凭猜测才能明白。　　然而科斯托格洛托夫已经不习惯于这种赶时间的谈话了：　　“化验结果？当时我们那里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是那么惊心动魄，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形势是那么紧张，说真的……根本不好意思去问我的活组织检查结果。”科斯托格洛托夫跟医生谈话时，喜欢使用他们的术语。　　“您不懂，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作为医生，他们应当知道，这可不能当成儿戏。”　　“医生们？”　　他看了看她那既没有掩盖。也没有染色的斑白头发，打量着她那颧骨有点儿高的脸上严肃认真的表情。　　生活正是这样：在他面前坐着的就是与他同祖国、同时代的一个好人，他们讲的都是共同的俄罗斯祖国语言，然而他却无法向她解释清楚一些极为普通的事情。莫非是由于这话说来实在太长。或者是由于把原来的话题打断又实在太早。　　“说起医生们，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他们是无能为力的。第一个外科大夫，乌克兰人，决定给我做手术，并为我做好了术前的准备工作，可就在手术的前夜被押走了。”　　“您说什么？”　　“能说什么？他被抓走了。”　　“可是我不懂，他事先得到通知的时候，是能够……”　　科斯托格洛托夫笑了起来，他实在觉得有点好笑。　　“押走之前，谁也不会事先通知一声，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出其不意，把人除掉，就是这个意思。”　　东佐娃皱紧了宽阔额头的双眉。科斯托格洛托夫说出的话使她感到不可思议。　　“可如果他正好有要动手术的病人呢？……”　　“咳！送到那里去的病人，有的病情比我还严重。一个立陶宛人吞下了一只铝勺，食堂里的那种汤勺。”　　“这怎么可能？！”　　“是故意吞下的。为的是离开单人囚室。他当然不知道外科大夫要被押走。”　　“那么……后来呢？您的肿瘤不是发展得很快吗？”　　“是啊，简直可以说从早到晚都在长，真的……后来，大约过了5天，从另一个集中营调来一个外科医生，是日耳曼人，名叫卡尔·费奥多罗维奇。就这样……到了新的地方他先观察了一下，又过了一天才给我做了手术。可是谁也没对我说起过‘恶性肿瘤’、‘转移’之类的话。我也根本不懂。”　　“但是活俭他送去做了没有？”　　“我当时什么也不知道，根本不懂什么叫活俭。手术后我躺在那里，身上压着小小的沙袋。快满一星期的时候我开始学着一条腿下床，练习站立；就在这时，集中营里突然又集中了一批人要放逐，总共约700人，叫做‘叛乱分子’。在这一批被放逐的人里，也包括我那位极其温顺的卡尔·费奥多罗维奇。他是从宿舍被带走的，没让他给病人作最后一次巡诊。”　　“多么荒唐！”　　“可这还不算荒唐呢，”科斯托格洛托夫显得异常亢奋。“我的一个朋友跑来悄悄告诉我，说我也在那个放逐的名单上，是经过卫生所所长杜宾斯卡娜夫人同意的。她明明知道我不能走路，刀口还没有拆线，却点了头，瞧，这个混帐的女人…··对不起……我心想：刀口带着缝线挤在运牛的火车车厢里，必定会溃烂化脓，这就是等死。于是我拿定了主意，等他们来押我走的时候，我就说：‘你们开枪打死我好了，就打死在这床上，我哪儿也不去。’我横下了一条心！可是他们没来带我。这并不是由于杜宾斯卡妮夫人发了善。乙，她对我没有被押走还感到惊奇呢。原来是由于登记分配处里的人发现：我的刑期还剩下不到一年的时间。我把话题扯得远了……随后，我走到窗前去看。医院的木栅外面排着一列长队，离我大约有对米远，收拾好东西的已被赶到那里集中，准备解走。卡尔·费奥多罗维奇从那里发现我在窗口便喊了起来：‘科斯托格洛托夫！把通风小窗打开！’看守骂他：‘闭嘴，你这混蛋！’可他还是在喊：‘科斯托格洛托夫！您要记住！这很重要！您的肿瘤切片我已派人送到鄂木斯克病理解剖研究室做组织分析去了，您要记住！’就这样……他们被押走了。这就是在您之前给我治过病的几位医生。能怪罪他们什么呢？”　　科斯托格洛托夫仰头靠到椅背上。他心情十分激动。不是这所而是那所医院的气氛又使他透不过气来。　　东佐娃撇开枝节（病人的叙述总是有许多不必要的），抓住要点，继续问下去：　　“那么，鄂木斯克方面是怎么答复的？有过答复吗？是怎么向您宣布的？”　　科斯托格洛托夫耸了耸瘦削的肩头。　　“谁也没向我宣布什么。就连卡尔·费奥多罗维奇为什么向我喊这番话，我也不明白。直到去年秋天，在流放地，我的病情恶化得厉害时，有一个妇科老医生，我的一个朋友，才硬催我去询问。我给自己营里写了封信。没有回音。于是我就给营部写信告状。大约过了两个月，来了这样的回信：“虽经仔细查阅您的档案材料，仍无法确定分析结果。’肿瘤已使我恶心得受不了，本来不想再往哪儿写信，但由于监督处怎么也不放我出去治疗，我也就抱着试试看这种想法往鄂木斯克写了封信，写给病理解剖研究室。很快，没过几天那里就回了信——这已经是在1月份，放我到这儿来之前。”　　“说的就是这个，对，对！这封回信！回信在哪儿？！”　　“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当时我正要动身到这里来，我……已经什么都无所谓了。何况那张纸上也没有盖章，只不过是研究室的一名化验员写来的信。她写得很客气，正是在我说明的那个日期里，从那个地点确曾有标本送去，切片分析也做过，并且证实了……您所怀疑的那种类型的肿瘤。还有，当时就已经把答复寄给要求鉴定的医院了，也就是说，寄给了我们营的医院。看来，这事很有可能按照我们那里的一套做法处理了，我完全相信：答复寄来了，反正谁也不需要，于是杜宾斯卡妞夫人就…”　　不，东佐娃根本不能理解这种逻辑！她交叉着两只胳膊，手掌不耐烦地轻轻拍着上臂。　　“要知道，根据这样的分析结果，应当立刻给您进行爱克斯光治疗！”　　“给谁？”科斯托格洛托夫开玩笑似地眯缝起眼睛看了看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爱克斯光治疗？”　　瞧吧，他对她讲了有一刻钟，而且还能怎么坦率呢？可她还是什么也没有明白。　　“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他不无感慨地说。“那里的情况是很难想像的……关于那个世界，外面的人连一点概念也没有！什么爱克斯光治疗！我开刀的地方疼痛还没有消失，跟艾哈迈占现在的情况一样，可已经跟大伙一起在干活了，还浇灌过混凝土。我甚至没有想过自己还会有什么不满。您不知道两个人抬的那种盛着混凝土浆的深箱子有多重吧？”　　她低下了头。　　“那是另一回事。可是后来病理解剖研究室的这一答复为什么没有盖章？为什么作为私人信件发出？”　　“作为私人信件发了出来已经谢天谢地了！”科斯托格洛托夫说。“总算遇到了一个好人。我发现，女人中间的好心人毕竟比男人中间的多……至于作为私人信件发出来，那得怨我们该诅咒的保密制度！她信上还继续写着：‘不过，肿瘤标本寄给我们的时候没有注明病人的姓名。因此，我们不能给您开出正式的证明，标本的解剖玻片我们也不能寄给您。”’科斯托格洛托夫十分气愤。这种表情在他脸上反映得比什么都快。“这算什么了不起的国家机密！真是些白痴！唯恐那边的什么研究室知道某某营里关着一名囚犯科斯托格洛托夫。仿佛是法王路易的兄弟似的！至今，我的切片还作为无名氏的标本放在那里，而您却为治我的病不得不绞尽脑汁。保密倒算是做到了！”　　东佐娃望着他，目光坚定而明确。她没有改变自己的主张。　　“那么，这封信我也应当放在病历里。”　　“好。我一回到那个庄子，马上就给您寄来。”　　“不，要快一点。您的那位妇科大夫能不能帮您找到，能不能寄来？”　　“找倒是能够找到……不过我自己什么时候回去呢？”科斯托格洛托夫皱着眉头望着她。　　“在我认为您的治疗需要告一段落时，您可以回去，”东佐娃一字一顿而又意味深长地说。“但那也只是暂时的。”　　在交谈中科斯托格洛托夫所等待的就是这一瞬间！可不能不战而轻易放过！　　“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我们最好达成协议，不要用大人跟小孩谈话的这种调子，可不可改用大人跟大人谈话的那种调子？很认真地谈谈。今天巡诊时我对您……”　　“今天巡诊时您在我面前，”东佐娃的大股顿时一沉。“作了一次丢脸的表演。您想干什么？想把病人的思想搞乱吗？您在往他们的头脑里灌输什么？”　　“那会儿我想干什么？”他说时并不发火，同样很有份量，并且理直气壮地坐在椅子上，脊背紧靠着椅背。“我只是想提醒您，我有权支配自己的生命。人可以支配自己的生命，不对吗？您是否承认我有这样的权利？”　　东位娃望着他脸上那道没有血色的弯曲疤痕，默然不语。科斯托格洛托夫继续发挥：　　“您一开始就基于错误的论点：既然病人进了你们的医院，下一步就是你们代他考虑。由你们的指示，由你们的碰头会、方针、计划以及你们医院的名誉代他作主。就这样，我又是一粒砂子，同在营里一样，我又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　　“做手术之前，医院总是先取得病人的书面同意，”东佐娃提醒他。　　（她提到手术是什么用意？…如果要给他动手术，那他无论如何也不会同意！）　　“谢谢！为此而感谢，尽管医院这样做是为了自身的保险。可是除了动手术，要知道，你们是什么也不征求病人的意见的，什么也不向他解释！就说爱充斯光这一点吧，那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关于爱克斯光，您是从哪儿听来的谣言？”东佐娃在寻思。“是不是从拉比诺维奇那里听来的？”　　“我不认识什么拉比诺维奇！”科斯托格洛托夫自信地摇了摇头。“我谈的是原则。”　　“一点不错，他正是从拉比诺维奇那里听来这些关于爱克斯光后遗症的可怕故事，但答应过决不出卖他。拉比诺维奇曾经是个门诊病人，已经照过200多次爱克斯光，吃了不少苦头。他觉得，每照10来次，自己不是愈来愈接近康复，而是愈来愈接近死亡。在他住的那个地方，同一套住宅、同一栋楼房、同一座城市的人，谁也不理解他的心情：那些健康的人们总是从早到晚奔波忙碌，想一些如意和不如意的事情，在他们看来，这些事情都非常重要。就连自己的家属也已经对他感到厌烦了。只是在这儿，在癌症楼的台阶上，病友们会对他表示同情，一连几个小时听他唠叨。他们能够理解，当“推引”的活动三角出现僵化，照光的所有部位辐射瘤痕增厚的时候，这意味着什么。）　　您听听，他居然谈起原则来了！…难道东佐娃和她手下的主治医生所缺少的就是整天跟病人讨论治疗原则！那什么时候才能着手治病呢！　　“不过，像此人这样固执地好刨根问底，或者像拉比诺维奇那样老是缠着她了解病情进程，大概50个病人中间才有1个，有时免不了要耐着性子跟他们解释。从医学上来看，科斯托格洛托夫的病例也是很特殊的：奇就奇在她接手之前有人对他采取了极端不负责任的态度，好像以密谋暗算的手段把他推到了死亡的边缘；奇又奇在他接受爱克斯光照射之后以惊人的速度陡然好转，恢复了生气。　　“科斯托格洛托夫！12次爱克斯光照射使您起死回生，可您怎么竟敢对放射治疗本身倒打一耙？您抱怨在劳改营和流放地没有给您治病，置您的生死于不顾；而在这里您又抱怨给您治疗和关心太多。这是什么逻辑？”　　“看起来是不合乎逻辑，”科斯托格洛托夫把一头蓬乱的黑发一甩。“但也许本来就不必有什么逻辑，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您说是不是？要知道，人本身是非常复杂的，为什么非要用逻辑学去加以解释呢？或者用经济学去解释？再不就用生理学？不错，我到你们这里来的时候等于一具尸体，躺在楼梯下面的地板上，要求你们收下，于是乎你们也就得出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认为我到你们这里来是不惜任何代价只求活命。可我，并不愿不惜任何代价！！世上没有任何东西会使我愿意不惜任何代价去换取！”他愈说愈快了，尽管不喜欢这样，但是东佐娃好像要打断他的话，可他还有好多话要说。“我来到你们这里，是为了减轻痛苦！我一遍一遍地说：我疼得厉害，帮帮忙吧！你们的确帮了忙2瞧，现在我不疼了。谢谢！谢谢！我欠你们的情，我感你们的思。不过现在，请放我走吧！让我像一条狗那样回到自己的窝，在那里躺一躺，舔舔身上的毛。”　　“等您又疼得受不了的时候，您再爬回来找我们是吗？”　　“也许。也许我还会爬回来。”　　“我们又必须把您收下是吗？”　　“是的！！仅就这一方面来说，我也看到了你们的善心！而您有什么可担心的？担心治愈率？担心不好交差？既然医学科学院认为不应少于批次，而你们只做了15次就放我走——这您担心没法交代？”　　她还从未听到过这样的胡说八道。如果是从交差的角度考虑，那么现在以“明显好转”为理由让他出院恰恰最为有利，而照射50次之后反而不能这样做。　　可他仍然固执己见：　　“你们打退了我的肿瘤，这就够了。你们把肿瘤抑制住了。现在它处于守势。我也有了防御能力。这就好得很。士兵在防守中日子最好过。而你们反正做不到“彻底根治”，因为治癌是没有底的。况且，自然界的一切过程都以渐趋饱和为特点，过了头就会事倍功半。起初我的肿瘤被破坏得很快，现在这个过程就会缓慢下来，所以，趁我还有自己的一点血液，还是请你们放我走吧。”　　“真有意思，这些知识您是从哪儿得来的？’冻佐娃眯缝起眼睛。　　“您也许不知道，我从小就喜欢读医学方面的书籍。”　　“但是我们的治疗究竟有什么使您担心的？”　　“有什么使我担心的——我不知道，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我不是医生。这也许您知道，只是不想跟我说罢了。就举这个例子吧：蔽拉·科尔尼利耶夫娜要给我注射葡萄糖……”　　“这是必不可少的。”　　“可是我不要。”　　“为什么呢？”　　“首先，这是不自然的。如果我非常需要葡萄糖，那就让我口服好了！20世纪人们可真独出心裁：每一种药何必都打针呢？自然界能见到这种现象吗？动物是这样的吗？再过100年，后人将把我们当作野蛮人嘲笑。再说，针又是怎么打的？有的护士一下子就能扎准，可有的护士简直会把整个……肘弯儿都给戳遍。我不愿意！另外，我已经观察到了，你们正在设法给我输血……”　　“您应该高兴才是！有人把自己的血献给您！这是恢复健康的保证，这是生命啊！”　　“可是我不要！我曾亲眼看到过给一个车臣人输血，后来他在床上折腾了3个小时，据说跟他的血“不完全相容”。而有的人输血没输进静脉里，结果胳膊上凸起了肿包。现在还在热敷，整整有一个月。我可不愿意。”　　“可是不输血就不能较多地进行放射治疗。”　　“那就别进行了！！为什么你们总是认为自己有权利代替别人做出决定？要知道，这可是一种可怕的权利啊，很少导致好的结果。你们真的要当心！即使是医生也没有这个权利。”　　“正是医生有这个权利！首先是医生有！”东佐娃深信不疑地大声说道，她很生气。“要是没有这个权利，那就没有任何医学可言！”　　“可这会导致什么结果呢？瞧，不久您就会写出一篇关于射线病的报告来，是这样吧？”　　“您怎么知道？”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十分惊讶。　　“这是不难设想的……”　　（桌子上随便放着一个厚厚的文件夹，里边尽是打字稿。从科斯托格洛托夫的方向看去，文件夹上的题目是倒着写的，但在谈话过程中他已经看明白了，并且仔细想过了。）　　“……这是很容易猜到的。因为出现了一个新的词儿，那就是说，得写出研究报告来。其实，您20年前就给某个这样的科斯托格洛托夫照射过，那人曾竭力拒绝，害怕这种治疗，而您一再让他相信，一切都很正常，因为当时您还不知道有射线病。我现在也是这样：我还不知道我该怕什么，不过，您还是放我走吧！我想凭自己的体力恢复健康。说不定那会对我更好些，您说呢？”　　医生有一条常识：对病人不应当吓唬，而应当鼓励。但是，遇到像科斯托格洛托夫这样纠缠不休的病人，则恰恰相反，应当让他大吃一惊。　　“更好些？决不可能！我敢肯定地这样对您说，”她用四个指头往桌子上一拍，像用蝇拍拍苍蝇似的，“决不可能！您，”她又斟酌了一下打击的份量．“必死无疑！”　　她望着他，准备看他怎样发抖。但他只是缄默不语。　　“您的命运将跟阿佐夫金一样。您看到过是怎么样吧？要知道，您跟他得的是同一种病，耽误的程度也几乎一样。艾哈迈占能被我们救过来，因为他手术之后马上就接受了照射治疗。而您失去了两年时间，这一点您要考虑！本来应当紧接着动第二次手术，切除邻近最容易波及的一个淋巴结，可是没有给您切除，请您注意。于是就发生了转移！您的肿瘤是癌症中最危险的一种！它之所以危险，就在于它是迅速扩散和严重恶性的，就是说它能非常快地转移。根据最近的统计，这种病的死亡率高达百分之九十五，您满意了吧？好，我可以让您瞧瞧……”　　她从一堆文件夹中抽出了一本，开始在里边翻查。　　科斯托格洛托夫默不作声。后来他开口了，但声音很轻，一点也不像刚才那么自信：　　“坦白地说，我对生活并不十分留恋。不仅在我的前头木会有什么生活，就是过去也没有生活。要是现在还有希望活上半年，那就先过上半年再说。至于十年二十年计划，我并不想制订。多治疗等于多受罪。将会出现放射性恶心、呕吐——何必呢…”　　“找到啦！您瞧！这是我们的统计。”她把一张双连的练习本纸转向他。展开的全页纸上通栏写着他那种肿瘤的名称，左半页的上方写着：“已经死亡”；右半页的上方：“尚未死亡”。各分3栏填写着姓名——是不同时间写的，有铅笔字，有钢笔字。左边半页没有涂改，而右边半页的姓名一再被划掉、划掉、划掉　　“暗，就是这样。出院时我们把每个人的姓名都写在右边，可后来就陆续转到了左边……但毕竟还有几个幸运的人留在右边，您瞧见了吗？”　　她把这张名单给他再看看，让他再想想。　　“您以为您已经恢复了健康！”她又进入了强攻。“其实，您的病还是老样子。您到我们这里来的时候怎样，现在还是怎样。推一弄清楚了的，就是跟您的肿瘤可以进行斗争！还不是一点希望也没有。就在这种时刻您声称要走？那好，走吧！您走好了！哪怕今天出院也行！我会立刻让他们给您办手续……随后我就把您登记在这张名单上。填在‘尚未死亡’这半页上。”　　他不吱声了。　　“怎么样？决定吧！”　　“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科斯托格洛托夫开始讲和。“如果需要在某种合理的程度上再做一定次数的照射，比方说，5次，10次……，，　　“不是5次，也不是10次！要么一次也别做！要么需要做多少次就做多少次！比如说，从今天开始，每天要给您做两次，而不是做一次。这也包括一切必要的治疗措施！而且不许您抽烟！还有一条必须做到：接受治疗不仅要有信心，而且还要心情愉快！要有愉快的心情！只有这样，才能治好您的病！”　　他低下了头。在一定程度上，他今天就是为了讨价还价。他惟恐向他提出动手术的方案，现在总算没有提出来。至于照射，倒还可以，没什么。科斯托格洛托夫备有一种秘方草药——伊塞克湖草根，他不是无缘无故要回到自己那偏僻的老家去，而是打算在那里用这种草根治病。正是由于有了这种草根，他到这所肿瘤医院来只是为了尝试一下。　　而东佐娃医生，看到自己胜利了，就宽宏大量地说：　　“好吧，葡萄糖一项我就给您免了。换一种皮下注射的针剂。”　　科斯托格洛托夫微微一笑：　　“应当说，是我向您做出了让步。”　　“还有：请您尽快把鄂木斯克的那封回信转来。”　　他离开她那里的时候，一边走一边想，觉得自己正走在两大永恒范畴之间。一边是注定死亡者的名单，一边是永久性的流放。永久性的，像星辰一样。像银河一样。　　第七章　治病的权利　　可如果他是一点一点地追问，这是什么针剂，它有什么作用，是不是确实需要，从道德的角度来说该不该用，而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又不得不向科斯托格洛托夫解释这种新疗法的功能和可能造成的后果，那他很有可能会彻底造反了。　　然而，他正是在把自己出色的论据抛完了的时刻屈服了。　　她则趁此机会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仿佛是在谈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似的（因为她已被这种解释弄得疲惫不堪），而心里却清清楚楚：正是在目前，单纯爱克斯光的效验已在病人身上得到证实的情况下，向肿瘤发动一次新的打击的时刻到来了，这是当代的一些权威人士所竭力推荐的治疗这种类型的癌症措施。在对科斯托格洛托夫的治疗过程中，她清楚看到了非同一般的效果，岂能迁就他的顽固态度而完全放弃对他采用她所相信的各种方法。诚然，缺少原发病灶的标本玻片，但他的直觉，观察和记忆，无不向他提示，他的肿瘤正是那种类型的，而不是畸胎瘤，也不是肉瘤。　　正是关于这种类型的肿瘤，正是关于这种肿瘤的转移，东佐娃在写一篇副博士论文。就是说，她不是一直在写，而是曾经开了个头，后来时断时续，她的朋友们鼓励她，要她相信一定能获得圆满成功，但她整天被各种各样的事情缠住，压得透不过气来，已经不指望哪年哪月还能通过论文答辩了。倒不是因为她缺乏经验或资料，而是因为这两者都太丰富，日常的工作要求她时而到荧光屏前，时而到化验室，时而到病床边，要把诸多爱克斯光片加以选择、描述，形成自己的见解，并使其系统化，还有，答辩前的几门必须通过的考试——这一切实在没有那么多精力去做。本来是有半年的假期从事科研的，但医院里从来没有这种易治的病人好让医生脱身，也不可能从哪一天开始停止给她带的3个年轻的主治医生质疑而离开半年。　　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听人说过，似乎列夫·托尔斯泰曾这样谈论过自己的一个兄弟：他具备作家的一切才能，但是缺少成其为作家的缺点。大概，她也缺少将人造就成科学副博士的那些缺点。总的来说，她可不需要去听别人在她背后窃窃私议：“她不单单是个医生，她还是医学副博士哩。”她也不需要看到自己写的文章前面（她已发表过十几篇了，文章虽短，但都质量很高）加上被排成小号字体、但颇有分量的头衔。诚然，钱多来一点，决不会是多余的。但要是得不到，那也没什么。　　即使不写学位论文，那种被称为学术性的社会工作也足以使她忙不过来。在她们医院里，经常举行临床剖析会，分析诊断和治疗方面的错误，提出新措施的报告——这样的会必须出席，而且必须积极参加（尽管放射科医生和外科医生本来每天也都进行商讨，分析错误，采取新的措施，然而这些会还是照样要开）。而市里还有一个爱克斯光学会，也经常举行报告会，展出爱克斯光片子。前不久还成立了一个肿瘤学会，东佐娃不仅是会员，还担任秘书，那里跟一切新开创的事业一样，工作忙到了极点。还有医生进修学院。还要跟爱克斯光学报、肿瘤学报、医学科学院和情报中心通信，结果，大学问虽然都似乎出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而她们只需在这里给人治病，但却没有一天只是治病而不为科学忙碌。　　今天也是这样。她得给爱克斯光学会主席打电话，谈她即将去做的报告。还得马上把杂志上的两篇短文看完。再就是给莫斯科写一封回信。另外还得答复一个偏僻地区肿瘤防治站要求答疑的来信。　　再过一会儿，一位外科的女主任医师做完一天的手术之后，就要按约定的时间让东佐娃为她的一名妇科病人会诊。而在门诊结束之前，还得跟自己带的一个主治医生一起，去看一下来自塔抄乌兹的那个很有可能是患小肠肿瘤的病人。她自己今天还约好了跟爱克斯光技术员一起研究如何提高设备利用率，以便给更多的病人照射。给鲁萨诺夫打恩比兴针剂的事也不能忘了，应该上去看看；这类病人他们只是不久前才开始接手治疗，先前都是转到莫斯科去的。　　可是她却在跟顽固的科斯托格洛托夫胡搅蛮缠的争吵上浪费了时间！这种工作方法真有点可笑。还是在他们谈话的时候，负责给你马射线机安装附属设备的技工们就两次从门缝里张望过。他们想向东佐娃证明采用一些没有列入预算的施工方案的必要性，希望她给他们签发施工单和说服院长。此时他们正拉着她去院长那里，但在走廊上没走多远护士就递给她一份电报。电报是安娜对士齐尔科从新切尔卡斯克打来的。她们已有15年没有见面和通信，但这是跟她很要好的一位老朋友，还是在进医学院之前的1924年，她俩就在萨拉托夫的一所助产学校同过学。安娜来电说，她的长子瓦季姆今天或明天将从地质勘探队转到柳霞①医院里来，要求对他多多关照，并把他的病情如实写信告诉她。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心情激动，撇下技工，直接去找护士长，要她把阿佐夫金的床位保留一天，准备给瓦季姆巩齐尔科。护士长米塔，像往常一样，总是在医院里到处奔波，找她并不是那么容易。后来总算找到了，她答应把床位留给瓦季姆，可是却给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出了个难题：放射科最好的护士奥林皮阿达佛拉季斯拉沃夫娜要被调去参加市工会金库司库学习班学习周天，这10天的工夫得找个人顶替她。这件事简直不可思议，而且也是没法办到的，东佐娃当即和米塔一起迈着坚定的步子，穿过好几个房间到挂号处去给区工会委员会打电话回绝他们。但是，电话先是这边有人打，后是那边又占线，最后总算打通了，对方一推了事，叫她们往州工会委员会打电话，而那里的人对她们这种政治上持漠不关心的态度表示惊讶，莫非她们认为工会的财务工作可以放任自流。看来，无论是区委会的人还是州委会的人，无论是他本人还是他们的家属，谁也没有领教过肿瘤的厉害，而且他们以为肿瘤决不会光顾他们。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顺便给爱克斯光学会挂了个电话之后，就急忙去找院长求援，可是院长正跟一些陌生人坐在那里商量按预算计划中修缮他们的侧楼的事情。就这样，一切都悬而未决，于是她穿过今天不在那里工作的爱克斯光诊室，回到了器械室。此时那里正是间歇时刻，护士在红灯下记录结果，见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回来了，马上向她汇报，说经过盘点，底片库存按目前的用量顶多能维持3个星期，而这就意味着必出事故，因为申请底片的报告打上去，少于一个月的时间是兑不了现的。东佐娃由此而明确认识到，今天或明天就得找药剂师和院长（可这并不容易），一定要让他们把申请单发出去。　　随后，伽马装置的技工们在半路上把她拦住，她也就在施工单上签了字。此时她正好顺路到爱克斯光技术员那里去一趟。她坐了下来，开始跟他们一起计算。根据历来的技术规定，器械工作一小时之后应当休息半小时，但这一点早已被人遗忘，未被遵守，所有的器械都是连续9小时运转，也就是放射科一班半的工作时间。然而，尽管在机器负荷这样重的情况下，尽管在熟练的技术员能把机器下面的病人迅速更换的情况下，依然来不及做需要做的那么多次数。应当给门诊病人每天照一次，而住院病人每天照两次（就像从今天起给科斯托格洛托夫规定的那样），以便加强对肿瘤的打击，而且也可以加快病床的周转。为此，他们瞒着技术监督人员，偷偷把电流从10毫安改为20毫安。结果，速度倒是提高了一倍，但射线管子的寿命显然也会缩短得快些。然而，还是周转不过来。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今天来这里，就是为了在名单上标出记号，同意对哪些病人做多少次不用加保护皮肤的一毫米厚铜滤器的直接照射（这也能把每次照射的时间缩短一半），对哪些病人则加上半毫米厚的铜滤器。　　随后她登上二楼，去看着鲁萨诺夫打过针之后有什么反应。接着她回到又在继续给病人照射的短焦距器械室，想着手整理自己的文章和信件。这时叶丽扎滚塔·阿纳托利耶夫娜很有礼貌地敲门求见了。　　叶丽扎该塔·阿纳托利耶夫娜只不过是放射科干杂活的一位“保姆”，但谁也不好意思对她称“你”、称“丽扎”，或者就像年轻医生对年老工友那样称呼“丽扎阿姨”。这是一位很有教养的妇女，值夜班时的空闲时间里她总是坐在那里看法文书籍。可不知为什么她竟在肿瘤医院里当清洁工，而且工作十分认真负责。不错，她在这里可以领到一个半定额的工资，有时这里还发给10％的津贴，为的是补偿爱克斯光对健康的危害，可是对工友的补贴却减少到15％，然而叶丽扎该塔始终没有离开这里。　　“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她说时微微弯着腰表示歉意，就像特别注重礼貌的人那样。“为一点水事来打搅您，我感到很不好意思，可我真不知该怎么办！要知道，抹布没有了，全用完了！拿什么去擦灰尘呢？”　　这倒也是个需要考虑的问题！部里规定给肿瘤医院提供镭针、伽马炮、“稳压”设备、最新式的输血仪器、近期的合成药品，然而在这样一份堂皇的清单上是不会有开列普通抹布和普通刷子的位置的。尼扎穆特丁·巴赫拉莫维奇回答说：既然部里没有规定，难道要我自己掏钱给你们买？有一个时期把破床单撕成抹布用，但是总务部门发觉之后便禁止这样做，怀疑会贪污新的床单。现在，要求把破旧的床单送交指定的地点，由权威验收人员注销之后才能撕掉。　　“我想，”叶丽扎该塔·阿纳托利耶夫娜说，“为了摆脱困难，如果要求我们放射科的全体工作人员每人从家里带一块抹布来，您看好不好？”　　“倒也是个主意，”东佐娃叹了口气，“恐怕也没有别的办法。我同意。请您把这个建议跟奥林皮阿达·弗拉季斯拉沃夫娜说一下……，　　对了！奥林皮阿达·弗拉季斯拉沃夫娜本人也需要设法帮她解脱出来。让一个最有经验的护士脱离工作10天——这简直是太荒唐了。　　于是她去打电话。还是毫无结果。随后她马上去看从塔沙乌兹来的病人。她先在黑暗中坐着，让眼睛适应一下。然后察看病人小肠里的钡餐造影，她一会儿站着，一会儿把桌面似的防护屏放低，让病人朝一边侧卧，又朝另一边侧卧，以便拍片。她戴着橡皮手套轻轻揉压病人的腹部，根据他叫“疼”的部位察看那些模糊的斑点和阴影，随后，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把片子转到诊断室去。　　就连她的午饭年息时间也会在处理这些事情的过程中错过去，只是她从来没有觉得罢了，甚至在夏天，也看不见她拿着两片夹肉的面包到小花园里去坐会儿。　　马上又有人来叫她到换药室去会诊。在那里，外科主任医生先向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介绍了一下病史，然后把女病人叫来看了一会儿。东佐娃得出结论：只有一个办法可以使病人得救——切除子宫。刚刚有40岁的这个病人哭了起来。医生们让她哭了几分钟。“这样一来，生活岂不就完了…要知道，丈夫会把我抛弃的……”　　“您就别对丈夫说做了什么手术！”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给她出主意。“他怎会知道呢？他永远也不会知道。您可以把这事瞒起来。”　　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总是把救人性命放在第一位，是的，正是指性命，因为病人到了她们医院里，事情几乎总是性命攸关而不是无关紧要的；她一向认为，只要能保住性命，落得任何残缺都是值得的。　　然而今天，不管她在医院怎么忙得团团转，某种东西整天都妨碍着她的信心、责任和威严。　　这是不是由于她自己的胃明显感到疼痛？有几天她没感觉到疼，有几天稍稍有点儿疼，今天则疼得比较厉害。假如她不是一位肿瘤专家，那她对这种疼痛决不会在意，或者相反，会毫无顾忌地去检查。但她对这根线实在是太熟悉了，知道绕上第一圈——告诉家里、告诉同事——意味着什么。她自己暗暗怀着俄罗斯人的那种侥幸心理：也许能应付过去？也许只不过是神经上的一种感觉？　　不，整无妨碍着她，使她仿佛感到刺痛的并不是这一点，而是另外的事情。这种感觉虽然模糊，但却使她坚信不疑。直到现在，当她回到自己角落里的桌子跟前，触及到被目光敏锐的科斯托格洛托夫注意到的夹着《射线病》原稿的厚纸夹，她才明白，整天不仅使她不安而且还刺痛她的心的乃是同他关于治病权利问题的那场争论。　　她还听见他说过这样的话：“您20年前就给某个这样的科斯托格洛托夫照射过，那人曾竭力拒绝，害怕这种治疗，而您一再让他相信，一切都很正常，因为您还不知道有射线病！”　　的确，她不久就要到爱克斯光学会去做一次报告，题目是：《倍于迟发性射线病病变》。内容跟科斯托格络托夫指责她的那一点几乎一样。　　还在不久以前，不过一两年，她和其他一些爱克斯光专家（这里的，莫斯科的，还有巴库的）开始遇到这些起初无法解释的病例。脑子里出现了疑问。后来便是猜测。关于这个问题他们相互之间通起信来，交换意见，暂时不在报告中涉及，而在报告会的中间休息时交换意见。这时有人从美国杂志上读到一篇文摘——美国人那里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而病例不断增多，病人陆续前来诉苦，这一切突然得到了一个名称：“迟发性射线病病变”。这样一来，该从讲台上去谈这类病例并提出解决方案的时刻也就到了。　　这种病变指的是，有些病人10年、15年前经过大照射量的爱克斯光治疗取得良好的、成功的、甚至辉煌的疗效，而现在照光部位突然出现坏死和畸形。　　如果很久以前做的那些照射是为了治疗恶性肿瘤，那就无怨可诉，至少说是迫不得已。即使从今天的观点来看，这也是出于无奈：拯救病人免于必死的厄运，惟一的方法就是采用大照射量，因为照射量小不起作用。今天，带着残疾找上门来的病人应该明白，这是他为自己已经额外度过的岁月以及尚可度过的余年所付出的代价。　　然而当时，10年、15年乃至明年以前还不曾有“射线病”这一名称的时候，爱克斯光照射被认为是最见效的、绝对可靠的治疗方式，是现代医学技术取得的辉煌成就，假如给劳动者治病不采用这种技术而另找别种相应的或迂回的途径，那简直就会被认为是思想落后，甚至差不多是暗中破坏。当时只担心组织和骨头的早期严重损伤，但那时当即掌握了如何避免这种损伤的措施。于是也就照个不停！照得津津有味！甚至对良性肿瘤也照。对小孩子也是如此。　　现在，这些孩子已长大了，变成男女青年，有的还给了婚，但却带着无法挽回的残疾来求医，患处正是当初一照再照的地方。　　去年秋天来了一个病人，不是到癌症楼这里来，而是到外科楼，但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得知之后，也去看了一下。那是一个15岁的少年，身子一侧的手和脚比另一侧发育差，甚至颅骨也是如此，因而他从下到上看上去有点儿呈弧形，跟漫画里不成比例的人一样。　　对照了病历档案之后，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确定，此人就是当年由母亲带到医院里来的那个两岁半的男孩，骨头有多处病因不明的损伤，但完全不是肿瘤性质，代谢功能出现严重破坏，外科医生当即把他转到东佐娃那里，指望碰碰运气，说不定爱克斯光能奏效。这样，东佐娃就给他照射，爱克斯光果然奏效！而且效果又是那么好，母亲高兴得哭了，说永远忘不了她的救命之恩。　　而现在他是一个人来的——母亲已经去世，谁也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帮助他，谁也无法从他的骨头里把过去照的射线抽回去。　　就在前不久，已经是1月底，一位年轻的母亲来诉说乳房里没有奶水。她不是直接来到这里的，而是从一所医院转到另一所医院，最后才转到肿瘤医院。东佐娃不记得她了，但由于她们医院里的病历卡是永久保存的，便到存放档案的小仓库里去翻了一阵，找到她1941年的病历卡，从中得到证实，她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曾经来过，并且很听话地躺在射线管下照一个良性肿瘤，要是现在，那谁也不会用爱克斯光来治这种肿瘤的。　　东佐娃只好在老卡上继续往下写：软组织萎缩，种种迹象表明这是迟发性射线病病变。　　当然，无论对这个畸形的少年，还是对这个不幸的年轻母亲，谁也不会解释说，他们小时候接受的治疗有问题，因为说明这一点对个人无益，对公家也不利，只会妨害在居民中间进行医疗卫生方面的宣传工作。　　但是，这些病例却引起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的震动，她痛心地感到一种无法赔偿和纠正的罪过，而今天科斯托格洛托夫恰恰击中了这一点。　　她两手交叉地放在臂肘上，在房间里两台已经关掉的机器之间那狭窄的通道上从门口走到窗前，又从窗前走到门口。　　但老是提出医生给病人治病的权利问题能行吗？如果老是那么去想，如果对每一种今天在科学上得到认可的疗法都总是怀疑，担心它将来会不会被否定或推翻，那么，鬼才知道这会导致什么结果！要知道，甚至阿司匹林造成死亡的病例也是有记载的：有人生平头一次吃阿司匹林就死了…要是那样的话，就根本没法治病！根本无法做到日常的救死扶伤。　　大概，这条规律带有普遍性：任何一个做事情的人做的结果总是包含两个方面——既有益处，又有害处。只不过有的益处多些，有的害处多些。　　然而，无论她怎样安慰自己，也无论她怎样清楚地知道，这些不幸的病例连同诊断错误、措施不当或治疗太晚造成的事故加在一起，也许在她所做的全部工作中还占不到2％的比例，而被她治好了的、救活了的青年人和老年人，女人和男人，如今在田野、草地和柏油马路上走，在空中飞，在攀电杆、收棉花、扫街道、站柜台、坐在办公室或茶馆里，在陆军和在海军中服役，人数成千上万，他们之中不是所有的人都把她忘了，不是所有的人会忘记她；她也知道，倒是她自己有可能把他们忘记，忘记自己治得最好的那些病例，忘记自己的那些极为艰苦的胜利，可是至死也会记得那几个起死回生的苦命人。　　这是她的记忆的特点。　　不，今天她已不可能准备那篇报告了，况且下班的时间快到了。（难道还要把稿子带回家去？大概带回去也是白搭，在这之前带来带去已有上百回了。）　　而还应该做完的事，就是把《医疗放射学》上的几篇短文读完。再就是给塔赫塔一库佩尔的那位医师复信，回答他提出的问题。晦暗的窗外透进来的亮光愈来愈弱，她打开台灯坐了下来。一个已经脱去了白长衫的女医生从门缝着了一眼，问道：“您还不走吗，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藏拉·汉加尔特也进来问：　　“您还不走吗？”　　“鲁萨诺夫怎么样？”　　“睡着了。没有呕吐。多少有点发烧。”蔽拉·科尔尼利耶夫娜脱去不开襟的白长衫，露出身上的灰绿色塔夫绸连彩裙，这衣服上班时穿似乎太好了些。　　“就那么随便穿您不觉得可惜吗？”东住娃点头示意她的衣裳。　　“有什么可惜的？……干吗压箱底呢？……”汉加尔特本想微微一笑，但结果却弄得有点可怜的样子。　　“好吧，该罗奇卡，既然是这样，那么下次就给他全剂量，10毫克，”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遇到谈话只会浪费时间的时候，总是以她素有的麻利作风快刀斩乱麻，并接着给那位医师写信。　　“那么科斯托格洛托夫呢？”汉加尔特轻声问道，此时她已到了门口。　　“交过一战，但他吃了败仗，屈服了！”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冷冷一笑，这一笑又使她感觉到胃部一阵刺痛。此时她甚至想把这种病症告诉盛拉，让她第一个知道，但在房间幽暗的深处她眯缝着眼睛望着额拉，看到她像是要去看戏似的打扮一身穿漂亮的外出连彩裙，足登高跟鞋。　　于是她决定等下次再说。　　大家都走了，可她还坐着。在这几间每天都受到照射的屋子里多待上半个小时，对她来说一点益处也没有，但这样那样的事情总使她脱不了身。每到休假的时候，她总是面色灰白，整年都是白血球连续下降，跌到了两千。要是把一个病人弄到这般地步，那简直就是犯罪。对一个放射科医生来说，每天按规定只能看3个胃病患者，可她每天看10个，而战时，甚至看到25个。度假之前，她总是到了需要输血的地步。靠休假也恢复不了一年之中的损失。　　然而，非做不可的工作习惯每每不肯轻易放她走。每天快到下班的时候，她总是遗憾地看到，又没来得及把事情做完。即使是现在，她在考虑众多事情当中，也再次为西布加托夫的厄运陷入了沉思，记下了在学会见到奥列先科夫医生时所要请教的问题。就像她带领自己指导的三名主治医生走上独立工作道路那样，战前，奥列先科夫医生也曾经亲自指导过她，极其细心地向她传授多方面的知识和经验。“柳多奇卡，千万不要一头扎到专业化里面去！”他告诫她。“即使全世界都倾向于专业化，您也要坚持自己的做法——一手抓爱克斯光诊断，一手抓爱克斯射线治疗！哪怕世界上只剩下一个这样的医生，那您就做这最后一个好了！”至今他还健在，就住在这个城市里。　　她已经把灯关了，可是又从门口回来记下了明天要做的事情。穿好了自己的那身蓝色的但已不是新的大衣，她还折向院长办公室，但那里的门已经上了锁。　　最后，她从掩映在白杨树中间的台阶下来，沿着医疗中心的林荫路走去，但思想还整个儿沉浸在工作中，她甚至想也不想从中摆脱出来。天气不知是好是坏——她根本没有在意。不过，还没到黄昏时分。在林前路上遇到许多陌生的面孔，但这在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那里也没引起女性的那种自然而然的好奇心——所遇到的人中间谁身穿什么，头戴什么，足登什么。她一路眉头紧皱，锐利地注视着所有这些人，仿佛是在给这些人身上今天还感觉不到但明天就会出现的肿瘤定位。　　她就这样走着，从医疗中心的一个内部小茶馆旁边和一个经常在这里卖漏斗状报纸包的扁桃仁的乌兹别克男孩身旁走过，一直来到大门口。　　守大门的是个警觉而又爱训人的胖女人，她只放健康的、不受限制的人出大门，病人到了这里则被她喝令回去。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走出这座大门，似乎应当从工作环境转向家庭生活了。但她却不是这样，她的时间和精力并不是在工作和家庭之间平均分配的。她把精神最好的那一部分时间花在医疗中心，而出了大门以后和早晨上班之前很久，工作上的种种想法还像蜜蜂似的在她头脑周围盘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