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楼-3

他更为迟缓地说：　　“妻子也没有。”　　“男人们总是口口声声说没有妻子。既然这样，您还有什么家里的事情要安排的？您对那个朝鲜族医生说什么来着？”　　“那我是对他撤了个谎。”　　“说不定现在对我也是在撒谎吧？”　　“不是，真的不是。”科斯托格洛托夫的脸色变得有点阴郁。“我这个人对自己要求很严格。”　　“您的性格使她受不了吧？”卓娅点了点头，表示理解。　　科斯托格洛托夫极其缓慢地摇了摇头。　　“我从来不曾有过妻子。”　　卓娅困惑莫解，心里在想他究竟有多大年纪。她食动了一下嘴唇，不过忍住了没问。嘴唇又龛动了一下，可她又忍住了。　　卓娅是背对着西布加托夫坐着的，而科斯托格洛托夫是面朝着他，所以看得见西布加托夫怎样万分小心地从坐盆里站起身来，两手按着腰部等待晾干。他的神情表明他吃尽了苦头：再大的痛苦不可能有了，可任何事情都不能引起他高兴。　　科斯托格洛托夫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又深深地呼出一口气，仿佛这呼吸是他的一项工作。　　“哦，真想抽口烟！这儿绝对不行吗？”　　“绝对不行。况且，对您来说抽烟就意味着死亡。”　　“无论怎样都不行吗？”　　“无论怎样都不行。尤其是在我值班的时候。”　　但她脸上露出了笑容。　　“要么只抽一支吧？”　　“病人都睡了，怎么可以？”　　他还是掏出一支手工拼接起来的长长的空烟嘴，街在嘴里咂巴。　　“您知道，俗话说得好：年轻的时候结婚太早，老了的时候又太晚。”他把两只胳膊肘支在她桌子上，拿着烟嘴的手指插进了头发。“战后我差一点儿就结了婚，虽然我当时正在上大学，她也在上大学。本来是会结婚的，可事情完全翻了个个儿。”　　卓娅端详着科斯托格洛托夫那不怎么和善但却刚毅坚强的脸。肩膀和胳膊显得骨瘦如柴，但这是疾病造成的。　　“是合不来的缘故？”　　“她……这该怎么说呢……她给毁了。”他紧紧地斜着闭上了一只眼睛，而用另一只眼睛望着她。“她给毁了，不过总的来说，还活着。去年我还跟她通过几封信。”　　他眯缝起眼睛。看见指头夹着的烟嘴，便把它放回到一只小口袋里去。　　“您可知道，根据这几封信里的一些话我突然沉思了起来：当初她是不是真的像我想像得那么完美？也许她没那么好？……　　在25岁的时候我们能懂得什么呢？……”　　他的一双深褐色的眼睛直盯着卓娅：　　“就拿您来说吧，您现在了解男人什么呢？什么也不了解！”　　卓娅笑了起来：　　“要是相反，我恰恰什么都了解呢？”　　“这绝对不可能，”科斯托格洛托夫不容反驳地说。“您自以为是了解了的事情，其实并不了解。要是就此嫁人，必定后悔莫及。”　　“好一幅远景！’卓娅晃了晃脑袋，接着还是从那只橘黄色的大提包里取出一件绣花活儿，把它展开。那是绷在绷子上的一小块底市，上面已经绣好了一只绿色的鹤，狐狸和长颈瓶还只是画着轮廓。　　科斯托格洛托夫瞧着它，像看到奇迹似的。　　“您会绣花？！”　　“这有什么好使您惊奇的？”　　“我真没想到，现今连医学院的女大学生也会做刺绣这种工艺活儿。”　　“您没看见过姑娘们怎样绣花吗？”　　“也许除了早年我很小的时候。在20年代。那也要被看作是有资产阶级思想。为此会在共青团会议上把你狠批一顿。”　　“现在这是很时兴的。您竟没看到？”　　他摇了摇头。　　“这您有看法？”　　“您想到哪儿去了！这是那么可爱，瞧着也舒服。我很欣赏。”　　她一针接着一针地绣，让他欣赏。她看的是底布，而他看的是她。在黄色灯光下，她的睫毛微微泛着金光。就连露出来的连衫裙衣角也泛出一层金色。　　“您是一只带刘海的小蜜蜂，”他悄声说。　　“什么？”她没有抬起头来，只是皱了皱眉。　　他重复了一遍。　　“是吗？”卓娅似乎期待着更动听的恭维。“要是您住的那个地方谁也不绣花，那大概很容易买到绣花丝线吧？”　　“什么，什么?”　　“绣花丝线。就是这种线——绿的、蓝的、红的、黄的。我们这儿很难买到。”　　“绣花丝线。我会记住的，一定去问问。要是有，我必会寄给您。要是我们那儿这种丝线有的是，那您干脆搬到我们那里去，岂不更合适？”　　“你们那究竟是什么地方啊？”　　“可以说是处女地。”　　“这么说，您是在荒地上工作？您是垦荒者峻？”　　“就是说，我到那儿去的时候，谁也不认为那是未开垦的荒地。现在倒是弄清楚了，那是处女地，垦荒者一批批到我们那儿去。等您毕业分配的时候，您就要求去我们那儿好了！毫无疑问，不会不批准的。去我们那儿肯定会同意。”　　“莫非你们那儿真的十分糟糕？”　　“一点也不糟糕。只不过人们对什么是好、什么是坏的观点颠倒了。住在五层楼房的笼子里，让别人在你的上方敲敲打打。来回走动，四面八方都是广播喇叭——这被认为是好得不得了。而住在草原边上的土房子里，成为一个勤劳的庄稼人——这被认为是极其倒霉。”　　他一点也不是开玩笑，而是带着一种疲惫的坚信不疑的神情说的，甚至不愿借助于话音之高去强调自己的结论。　　“可那是一片荒原还是沙漠？”　　“荒原。没有沙丘。不过还是有这样那样的草。那儿长着一种‘然塔赫’草，就是‘骆驼刺’，您不知道吗？这种草带刺儿，但是7月里会开出粉红色的花来，甚至还散发出清香。哈萨克人有上百种药都是用这种革做的。”　　“这么说，那是在哈萨克斯坦。”　　“嗯”　　“他名叫什么？”　　“乌什一捷列克。”　　“是个村庄吗？”　　“叫它是村庄也行，叫它是区中心也行。那里有一所医院。只是医生太少。您到我们那儿去好了。”　　他眯缝起眼睛来。　　“别的什么也不长吗？”　　“不，怎么会不长呢，那里有水田作物。还有甜菜，玉米。菜园里种什么都行。当然，得付出不少劳动。月锄不离手。集市上总是有希腊人卖牛奶，库尔德人卖羊肉，日耳曼人卖猪肉。赶集的时候有多热闹啊，您去看看才好呢！人们都穿着民族服装，骑着骆驼去赶集。”　　“您是农艺师？”　　“不。土地规划员。”　　“可您究竟为什么要住在那儿呢？”　　科斯托格洛托夫摸了摸鼻子：　　“我很喜欢那里的气候。”　　“那儿交通很不便，是吗？”　　“为什么？通汽车呢，要多少有多少。”　　“可我究竟到那儿去做什么呢？”　　她斜着眼睛看科斯托格洛托夫。在他们聊天的这段时间里，科斯托格洛托夫的相貌显得和善了些。　　“您？”只见他前额的皮肤往上一抬，仿佛准备祝酒似的。“您怎能知道，卓英卡，在地球的哪一个点上您会是幸福的，在哪一个点上您会是不幸的？这谁能说自己心中有数？”　　第四章　病号的焦虑　　手术病人，就是说应予手术切除肿瘤的那些病人，由于楼下病房的床位不够，也有一部分被安置在楼上，同放射科病人，即规定用放射线疗法或化学疗法治疗的病人混在一起。因此，每天上午楼上的病房都有两次巡诊：一次是放射科医生看自己的病人，另一次是外科医生看自己的病人。　　但2月4日，星期五，是动手术的日子，外科医生没到病房巡诊。而放射科医生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汉加尔特，开完碰头会以后，也没有马上去巡诊，只是走到男病房门口，往里面瞧了一眼。　　汉加尔特医生个儿不高，但很苗条。她之所以让人觉得十分苗条，是因为她的腰身特别纤细。她那按老式在脑后盘成髻子的头发，比黑色浅些，但比褐色深些，也就是有人主张采用“栗色女郎”一词的那种颜色，其实可以称做黑褐色——介乎于黑色与褐色之间。　　艾哈迈占看见了她，高兴地向她直点头。科斯托格洛托夫在读一本大书，这时正好抬起头来，从远处向她行了个礼。她朝他俩微微一笑，并举起一个指头，像人们告诫孩子那样，让他们在她离开之后安静地呆着。她随即闪开门口，走了。　　今天，她应当跟放射科主任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东佐娃一起，而不是自己一个人到各个病房巡诊，但是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被院长尼扎穆丁·巴赫拉莫维奇叫去后还没回来。　　东佐娃只是在自己一周一次的巡诊日子里，才不得不放下爱克斯光片子的分析诊断工作。平日，上午最宝贵的头两个小时，也是眼睛最敏锐、头脑最清楚的时候，她总是跟当班的住院医师一起坐在荧光屏前。她认为这是自己工作中最复杂的一部分，20余年的工作经验使她懂得，诊断方面的错误会付出怎样昂贵的代价。放射科里她手下有3个医生，都是年轻妇女，为了使她们每一个人的经验都比较全面，不使其中任何一人缺乏临床实践，东佐娃采取轮流的方式要她们在门诊部、放射诊断室各待3个月，再在住院部当3个月主治医生，如此周而复始地持续。　　汉加尔特医生现在正处在这第三阶段。这里最主要、最危险而又研究得最不够的是掌握恰当的照射量。没有那样一条公式，根据它可以计算出哪一种照射强度和照射量对某种肿瘤有最大的杀伤力，对身体的其余部分则危害最小，公式是没有的，而只能凭经验、凭感觉并根据病人的具体情况行事。这也是一种手术，只不过是用光做的，肉眼看不见，时间也拖得比较长。不破坏、不杀死正常的细胞是不可能的。　　主治医生的其他职责只要求按部就班地执行：及时指定化验，检查化验结果，并做好30份病历的记录。任何医生都不愿意填写表格，但是激拉·科尔尼利耶夫娜愿意接受，因为在这3个月的时间里她有自己的病号——不是屏幕上那淡淡的明暗线条的交织，而是自己一直负责治疗的活人。他们信任她，每每期待她那带来慰藉的话语和目光。当她不得不移交主治医生职责的时候，她总是舍不得离开她尚未治愈的那些病人。　　值班护士奥林皮阿达佛拉季斯拉沃夫娜，是个上了年纪。头发斑白、看起来比某些医生还有风度的体态端庄的女人。她通知各个病房，让做放射治疗的病号不要走开。而那个大的女病房里的人仿佛等的就是这个通知——身穿同一种灰色病号长衫的女人们立即一个接一个地到楼下去：看看卖奶油的老大爷来了没有，送牛奶的那个老大娘来了没有；从医院台阶上向手术室的窗子里边看上几眼（窗子下半部分涂了白色，但透过上半部分看得见外科医生和护士的帽子以及明亮的顶灯）；在水池子那儿刷刷罐子；探望一下熟人什么的。　　不仅仅是她们那注定要挨手术刀的命运，而且还有这些灰色的、穿旧了的、即使在相当干净的时候看起来也不整洁的绒布病号长衫，使这些女人与女人的本份和女性的魅力绝了缘。长衫谈不上什么款式，它们都是那么肥肥大大，每一件都足以把任何程度的胖女人裹起来，袖子也是毫无式样的肥筒子。还是男病号的那种白色与粉红色相间的条纹上衣像样些；女病号不发连衫裙，只发这种没有钮绊和扣子的长衫。有的人从下面缝短一些，有的人将它放长一些，大家一律束着绒布腰带，为了不致露出衬衣，还都用手把两边衣襟往胸前拽。受到疾病折磨的这种女人，身穿如此寒沙的长衫，是不会唤起任何人的愉快眼神的，这她们自己也知道。　　而男病房里，除鲁萨诺夫以外，所有的病号都安静地等候着医生来巡诊，很少走动。　　那个乌兹别克老头儿，集体农庄的看门人穆尔萨里莫夫，像往常一样戴着自己那破旧不堪的小圆帽，直挺挺地仰卧在铺好了的被子上面。此时大概他已感到高兴，因为咳嗽不再折磨他。他把两手叠放在感到呼吸困难的胸口上，眼睛凝视着天花板。他那古铜色的皮肤包着的几乎只是一具骷髅：看得出鼻梁、颧骨以及山羊胡子后面的尖下巴骨。他的耳朵簿得只剩两片扁平的软骨。他只要再干缩和变黑一点点，便会成为一具木乃伊。　　他旁边的那个中年人，哈萨克牧民叶根别尔季耶夫，不是躺在床上，而是盘着腿坐在那里，就像坐在自己家里的地毡上一样。他那有力的大手托着大而圆的膝盖。他那结实的身体如此岿然不动，即使在静坐时偶尔微微摇晃，也无非像工厂的烟囱或水塔那样有点微震而已。他的肩膀和脊背把上衣绷得紧紧的，肌肉发达的臂脱几乎撑破了袖口。他住进这所医院的时候，嘴唇上有一处不大的溃疡，在这里经过照射之后变成一个暗红色的大痴，使他的嘴张不开，吃喝都受到阻碍。但他没有坐立不安，既不焦躁，也不叫喊，而总是慢条斯理地把盘子里的饭食吃光，而且就这样安安静静地坐上几个小时，眼睛不看任何地方。　　再过去，靠门的一张病床上，16岁的焦姆卡伸直了自己的那条病腿，不停地用手掌在抚摸和按摩小腿上使他不得安宁的地方。他像一只小猫，蜷缩着另一条腿在看书，其他什么都不在意。不是睡觉和接受治疗的时间，他基本上都在看书。化验室里有一个摆满了书的书柜，女主任特许焦姆卡自己进去换书，不必等整个病房轮到换书的时候才换。现在他看的是一本浅蓝色封面的杂志，但这本杂志不是新的，而是被翻得很旧，封面被太阳晒褪了色——化验室的这个书柜里没有新出版的书刊。　　普罗什卡则十分认真地辅好了自己的床，没有一道皱折，没有一个小坑。他把两腿垂到地上，规规矩矩地坐在那里，很有耐心，像完全健康的人。他也的确完全健康——在病房里对什么也不抱怨，外表也没有任何疾患，黝黑的脸颊呈现出健康的面色，额发梳得光溜齐整。小伙子去哪儿都称得上一表人才，哪怕去参加舞会。　　他旁边的艾哈迈占，由于找不到对手，就把棋盘斜放在被面上，自己跟自己下跳棋。　　脖子上缠着硬壳似的绷带、脑袋不能转动的叶夫列姆，没有在通道上走来走去惹人心烦，而是用两个枕头把背后垫高，一直在看昨天科斯托格洛托夫硬塞给他的那本书。诚然，他很少翻动书页，别人还会以为他拿着书在打瞌睡呢。　　而阿佐夫金，还是那么痛苦难熬，像昨天一样。他也许一夜没合眼。窗台上和床头柜上散扭着他的东西，被褥也乱七八糟。他的额头和两鬓沁出了汗珠，体内的阵阵疼痛全部反映在蜡黄的脸上。有时，他弯着腰站在地板上，胳膊肘支着床，就那么呆着。有时，他两手捂住肚子，身体弯成两截。在病房里他已有好多天不搭话了，关于自己他什么也不说。只是在央求护士和医生多给点鼓的时候他才肯于开口。一旦有家属来看他，他就要他们再去买一些在这里看到的那种药。　　窗外是阴沉沉的天，没有风，灰漾涝。科斯托格络托夫早晨做过照射治疗回来之后，问也不问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就把自己上方的通风富打开了。一股湿润但并不寒冷的空气从那里挤了进来。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担心肿瘤着凉，就把脖子裹了起来，坐到墙边。这些听天由命的人是多么麻木不仁，简直跟木头一样！看来，这里除了阿佐夫金，谁也没有真正的病痛。好像是高尔基说过，只有为自由而斗争的人，才有资格享有自由。恢复健康这件事也是如此。至于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早晨他就采取了决定性的步骤。挂号处刚刚开门，他便往家里打电话，把夜里的决定告诉了妻子：通过一切渠道设法转到莫斯科去，而不能在这里甘冒风险，害了自己。卡色很会走门路，想必正在活动。不消说，这是一种怯懦的表现：被一个肿瘤吓慌了神，还到这里来住院。说起来这简直让人不敢相信，从昨天下午三点到现在，甚至连一个人也没有来摸一摸，看看他的肿瘤是否正在扩大。谁也没送药来。床头上挂一张体温卡也就了事了，这只能安慰傻瓜。不行，我们的医疗机构还需要整顿再整顿。　　医生们终于露面了，但她们还是没有走进病房，而停在门外，在西市加托夫那儿站了很久。西布加托夫把后背的衣服擦了起来，让医生们看。（与此同时，科斯托格格托夫把自己的书藏到了褥垫底下。）　　不过后来她们还是走进了病房，有东佐娃医生，汉加尔特医生和一位手拿记事本、臂肘上搭着一条毛巾的体态端庄、头发花白的护士。几个穿白大褂的人一齐进来，总是会引起一阵紧张。恐惧和希望的浪潮。来者的长衫和帽子愈白，表情愈严肃，病号的那三种感受就愈强烈。其中表现最严肃、最庄重的是护士奥林皮阿达佛拉基斯拉沃夫娜，对她来说，巡诊就跟祈祷仪式之对于助祭是一样的。她是这样一个护士，认为医生高于普通人，认为医生什么都懂，从来不犯错误，其嘱咐也无不正确。所以，任何医瞩她都怀着一种近乎幸福的感觉记在自己的记事本里。现在的年轻护士已经不像她那样做了。　　然而，医生们进了病房之后，并没急于走到鲁萨诺夫床前去！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一个浓眉大眼、脸盘也大，头发已呈灰色但修剪齐整、微微卷曲的高大女人，不太响亮地对大家说了声“你们好”，就在第一张病床的焦姆卡身旁站住，审视着他。　　“你在看什么书，焦姆卡？”　　（难道她就找不到更聪明的问话了吗！况且是在工作时间！）　　按照许多人的习惯，焦姆卡不是回答在看什么书，而是把褪了色的浅蓝色杂志封面翻转过来让她看。东佐娃眯缝起眼睛来。　　“嗅，是本旧杂志，前年的。看它有什么用？”　　“这里有一篇文章很有意思，”焦姆卡一本正经地说。　　“是关于什么呢？”　　“关于真诚！”他更意味深长地回答。“说的是文学如果缺少了真诚…”　　他把有病的那条腿放到地上，但是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立刻阻止他：　　“不需要放下！把裤腿卷起来就行了。”　　他卷起了裤腿，医生在他床沿上坐下，伸出几个指头小心翼翼地探身触摸那条腿。　　滚拉·科尔尼利耶夫娜扶住床架站在她身后，隔着她的肩头注视着，轻声说：　　“照了15次，3000个‘单位’。”　　“这儿疼吗？”　　“疼！”　　“这里呢？”　　“再往下也疼。”　　“那你为什么一直不说？逞英雄！对我说，从哪儿开始疼。”　　她慢慢地触及患处的边缘。　　“要是不按疼不疼？夜里呢？”　　姆焦卡那光光的脸上还没长一根胡子。但是持续紧张的表情使他显得十分老成。　　“白天晚上都疼得钻心。”　　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跟汉加尔特交换了一个眼色。　　“那么，你觉得在这一段时间里是疼得厉害了些还是轻了点？”　　“不知道。也许稍微轻了点。不过，也有可能是错觉。”　　‘血液方面，”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询问化验结果，汉加尔特这时已把病历递给了她。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看过病历之后，又瞧了瞧少年。　　“吃饭有胃口吗？”　　“我有生以来一直胃口很好，”焦姆卡郑重地答道。　　“我们已开始给他增加营养，”藏拉·科尔尼利耶夫娜拖着保姆式的声调亲切地插话说，同时朝焦姆卡微微一笑。焦姆卡也朝她笑笑。“要输血吗？’收加尔特在接过病历的时候，即刻悄声问了问东佐娃。　　“是的。焦姆卡，你看怎么样？”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又审视着他。“还继续照射，是吗？”　　“当然，还要继续！”少年脸上闪出喜悦的光彩。　　他望着她，眼神里充满了感激。　　他是这样理解的，认为这可以代替手术。他觉得东佐娃也是这样理解的。（可东佐娃的意思是，在切除骨瘤之前，必须用爱克斯射线控制它的活动，防止转移。）　　叶根别尔季耶夫早已做好了准备，留神等着，待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刚从邻床站起身来，他就立即在通道上挺胸立正，像个士兵似的站在那里。　　东佐娃向他微微一笑，凑近他的嘴唇，察看那个大痴。汉加尔特把有关的数据悄声念给她听。　　“暗嘿！很好！”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鼓励他，像通常人们跟不同语言的人讲话一样，嗓门格外大些。“一切都很顺利，叶根别尔季耶夫！你很快就可以出院回家啦！”　　艾哈迈占了解自己应尽的义务是什么，他把医生的话翻译成乌兹别克语（他和叶根别尔季耶夫之间都能互相听得懂话，尽管每个人都觉得对方歪曲了自己的语言）。　　叶根别尔季耶夫满怀着希望和信任，甚至是喜出望外地定睛细看着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这是普通老百姓对真正有学问的人和真正的良师益友所表达的那种钦佩和喜悦的心情。但他还是摸了摸自己的那个痴的周围，并且问道：　　“是不是又大了？胀了没有？”艾哈迈占为他翻译。　　“这慢慢都会脱落的！一般都是这样的！”东佐娃宽慰他，话说得特别响。“都会脱落的！在家里休息3个月，再到我们这儿来！”　　她转向了穆尔萨利莫夫老汉。穆尔萨利莫夫已经垂下两腿坐在床上，正准备站起身来迎接她，但她按了按他的肩头，在他身旁坐下。这个皮肤呈青铜色的干瘦老头望着她，对她能治百病的医术也充满了信心。东佐娃通过艾哈迈占问他咳嗽病怎样了，随后让他把衬衫撩起来，在他胸前作痛的部位轻轻按了按，又用一只手通过另一只手敲了敲，与此同时还听熊拉·科尔尼利耶夫娜报告照射的次数、验血的结果和打针的情况，并且自己接过病历，默默地看着。先前，这个健康的躯体里一切都是有用的，一切都各就各位，可是现在，一切都是多余的，并且直往外撑——似乎是些什么给节和有棱角的东西……　　东佐娃又给他开了些针剂，并要他从床头柜里把自己服用的药片拿出来看看。　　穆尔萨利莫夫取出一只盛复合维生素片的空瓶儿。“什么时候买的？”东佐娃问。艾哈迈占翻译了他的回答：前天。“可药片哪儿去了？”回答说：吞下去了。　　“怎么，吞下去了？！”东佐娃十分惊讶。“一次全吞下去了？”　　“不，分两次，”艾哈迈占翻译说。　　医生、护士、俄罗斯族病号、艾哈迈占都哈哈大笑了起来，穆尔萨利莫夫则微微咧开了嘴，还不知是怎么回事。　　只有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被他们这种无聊的、不合时宜的笑声气得义愤填膺。瞧，他马上就会让他们清醒！他在考虑，选择一种什么样的姿势与医生相见最合适，最后决定半卧在床上，认为这样会收到更大的效果。　　“没关系，没关系！”东佐娃安慰穆尔萨利莫夫。她又给他开了些维生素C，之后就在护士恭恭敬敬递过来的毛巾上擦了擦手，带着忧虑的心情转向了下一张病床。这时，她面朝窗户，离窗又近，自己的脸色显得有点发灰，一副不健康和疲劳过度的面容，甚至可以说是有点病态。　　秃了顶的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戴着小圆帽和眼镜，绷着脸坐在被窝里，他的样子像个教员，而且不是普通的教员，是桃李满天下的功勋教育家。他耐心地等到了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走近他的床边，正了正鼻梁上的眼镜，郑重地说：　　“是这么回事，东佐娃同志。我不得不把这所医院的状况反映给卫生部，而且打电话给奥斯塔片科同志。”　　她没有发抖，脸色没变得煞白，说不定还变暗淡了些。她的两个肩头同时做了一个奇特的动作——画了个圆圈，仿佛肩膀由于拉纤而十分疲劳可又得不到舒展。　　“如果您在卫生部有门路，”她当即表示同意，“甚至能给奥斯塔片科同志打电话，我可以给您提供补充材料，要不要?”　　“还有什么补充的必要！像你们这样对人漠不关心，简直无法容忍！我到了这里已足足十八个小时！可是谁也不对我进行治疗！老实说，我……”　　（他不能对她再说什么了！她自己应该明白！）　　病房里所有的人都默不作声，望着鲁萨诺夫。如果说有人受到了打击，那么这决不是东佐娃，而是汉加尔特——她嘴唇闭成了一条线，紧皱着眉头，前额也蹩到一起，似乎看到了后果无法挽回的事情而又无法加以制止。　　高大的东佐娃，俯临坐在床上的鲁萨诺夫，她甚至没让自己皱起眉头，只是再次画圈似地耸了耸肩，并且以息事宁人的方式低声说：　　“瞧，我现在就是来给您治疗的。”　　“不，现在已经晚了！”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斩钉截铁地说。“这里的状况我看够了，我要离开这里。任何人对我都漠不关心，任何人都不给我作出诊断?”　　他的声音出乎意料地颤了起来，因为他的确非常生气。　　“诊断已经给您作出，”东佐娃两手扶在他的床架上，从容不迫地说。“您没有别的地方可去，这种病在我们共和国再没有别的地方可以给您治。”　　“可您不是说过我得的不是癌吗？！……那么请您把诊断结果拿出来看看！”　　“一般来说，我们不必对病人说他们得的是什么病。不过，要是这会减轻您的精神负担，那就让我告诉您：您得的是淋巴肉瘤病！”　　“这就是说，并不是癌！！”　　“当然不是。”她的脸上和声音里甚至没有流露出由于争吵而引起的那种理所当然的恼火。因为她看见了他颌下那个有拳头大的肿瘤。是啊，能去对谁发火呢？对肿瘤吗？“谁也没有强迫您到我们这里来住院。您哪怕现在就出院也是可以的。不过您可要记住……”她犹豫了一下，随即心平气和地警告他：“要知道，人们并不是仅仅死于癌症。”　　“怎么，您想吓唬我？！”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吼叫起来。“您为什么要吓唬我？这是毫无道理的！’他更加咄咄逼人，但是听到“死”字，他心里全都凉了。随后，他语气比较缓和地问：“您是不是想说，我的病的确是那么危险？”　　“如果您不断地从一所医院换到另一所医院，那当然危险。您把围巾解开吧。请站起来。”　　他解去了围巾，站在地板上。东佐娃开始小心地触摸他的肿瘤，然后又摸摸脖子没有毛病的一侧，进行比较。她要他把头尽可能往后仰（头无法仰得很靠后，因为肿瘤立刻就牵制住了），再尽可能往前低，往左和往右转动。　　情况竟是如此！原来他的头已几乎不能随便活动，已经失去我们通常所不注意的那种惊人的灵活性了。　　“请把上衣脱下来。”　　他那墨绿和茶褐色条纹的睡衣是用大钮扣扣起来的，也并不窄，脱起来似乎不会有什么困难，但是手臂的伸缩影响到脖子，所以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发出了呻吟声。嗅，事情竟到了这个地步！　　头发花白、体态端庄的护士帮他摆脱了袖子的纠缠。　　“胳肢窝里您不觉得疼吗？”东佐娃问。“有没有碍事的感觉？”　　“怎么，那里也会出毛病？”鲁萨诺夫的嗓音完全低下来了，这阵子他说话比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的音声还较。　　“把胳膊向两旁举起来！”她聚精会神、小心翼翼地在他腋下触摸着。　　“采取什么治疗措施呢？”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问。　　“我对您说过了：打针。”　　“往哪儿打？直接打在肿瘤上？”　　“不，静脉注射。”　　“是天天打吗？”　　“每周三次。把衣服穿上吧。”　　“开刀呢，不可能吗？”　　（他虽然问“不可能吗？”但恰恰最害怕躺到手术台上去。跟所有的病人一样，他宁愿接受保守疗法。）　　“开刀是毫无意义的。”她在护士递过来的毛巾上擦了擦手。　　毫无意义就好！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心里这么想。不管怎么说，得跟卡芭商量一下。到处奔走求助也不是那么容易。其实，他的实际影响并不像他在这里摆出的架势那样，没有他想像的那么大。要给奥斯塔片科同志挂个电话也决不是那么简单。　　“好吧，我考虑一下。那就明天决定，好吗？”　　“不，”东佐娃说，毫无商量的余地。“必须今天决定。明天我们不能打针，因为明天是星期六。”　　又是规章制度！好像规章制度订了出来就不能打破似的！　　“为什么星期六就不能打针呢？”　　“因为对您打针后的反应必须周密观察，包括打针的当天和下一天。而星期日这是做不到的。”　　“这么说，那针是很厉害的噗？……”　　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没有回答。她已经转向科斯托格洛托夫了。　　“那就等到星期一，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