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楼

《癌症楼》作者：索尔仁尼琴第一章　根本不是癌　　癌症楼也叫做13号楼。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鲁萨诺夫从来不迷信，也不可能有迷信思想，但是，当他看到为他开的住院许可证上写着“13号楼”的时候，他的心不知为什么却为之一沉。这是很不明智的，就该把什么假肢楼或者肠道楼称为13号楼。　　然而，目前除了这所医院，整个共和国再也没有别的地方能治他的病了。　　“可我这儿并不是癌，对吗，大夫？我这儿不是癌吧？”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一面轻轻摸着自己脖子右侧那个可恶的肿瘤，一面怀着希望问道，那肿瘤几乎天天在长，不过外面还是那么紧绷着白皙完好的皮肤。　　“不是的，当然不是，”东佐娃大夫在以龙飞凤舞似的笔迹写一页页的病历过程中，不下十次用这样的话安慰他。她写字时戴上那圆角方框眼镜，一停笔就把眼镜摘下来。她年纪已经不轻，面色又有点苍白，显得很疲倦。　　这还是几天前门诊时的情形。指定到癌症楼去的病人，哪怕只是去门诊检查，夜里就会睡不着觉。而东佐娃决定让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立即住院，愈快愈好。　　在两星期之内，这出人意料、来得突然的病，像雪崩一样压到了一个无忧无虑、颇有福气的人头上，不仅如此，现在还有一件事使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苦恼的程度不亚于疾病本身，那是指他不得不作为一般病人住进这所医院，可他不记得自己什么时候治病住过普通病房了。于是就动用电话——打给叶夫根尼·谢苗诺维奇，给申佳平打，也给乌尔马斯巴耶夫打，而对方又往医院里打，问这所医院里有没有专家，能不能临时腾出一个小房间作为特殊病房。可是，由于这里实在太挤而毫无结果。　　惟一通过院长说受了的是，可以免去急诊室、大澡堂和更衣间的一套手续。　　于是，尤拉把他们那辆载着父亲和母亲的浅蓝色“莫斯科人”小轿车一直开到“13号楼”的台阶跟前。　　尽管外面相当冷，但在露天的水泥台阶上，却有身穿破；日绒布病号衫的两个女人瑟缩着站在那里。　　从见到这两件不干不净的病号衫开始，这里的一切都使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感到讨厌：台阶面上的水泥由于人来人往而磨损得厉害；门把儿被病人的手抓得失去了光泽；候诊室地板的油漆已经剥落，高高的橄榄色护墙板着上去已经很脏，一些由板条钉起来的长凳上坐满了人，远道来的病人就直接坐在地上，他们之中有穿带约印棉袍的乌兹别克男人，有包白头巾的乌兹别克老太婆，而年轻的乌兹别克妇女，包的则是雪青色和红红绿绿的花头巾，这些人脚上穿的都是带套鞋的长筒靴。一个俄罗斯小伙子独占一条长凳躺在那里，身上那解开衣襟的大衣直拖到地板，他瘦得厉害，可肚子却鼓得很高，由于疼痛他不停地叫喊。他的声声号叫使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感到刺耳和心烦，仿佛这小伙子不是由于自己的，而是由于他鲁萨诺夫的痛楚才如此叫喊。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的脸变得苍白，连嘴唇都变得没有血色，他停下来悄声对妻子说：　　“卡芭！在这里我会死的。没有必要。咱们回去吧。”　　卡皮托利娜·马特维耶夫娜抓住他的手，紧紧地握了握：　　“帕申卡！咱们能回哪儿去呢？……往后怎么办？”　　“也许跟莫斯科方面还能找到l路……”　　卡皮托利娜·马特维耶夫娜把盖着一头漂亮的古铜色短发卷而显得更宽的大脑袋整个转向了丈夫：　　“帕申卡！莫斯科方面，这也许还得过两个星期，说不定根本疏通不了。怎么能等呢？那个东西一天比一天大！”　　妻子紧紧握着他的手，给他壮胆。在社交和公务方面，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自己是很有主见的，在家庭事务中他却总是依赖妻子。使他心里觉得更愉快、更踏实的是，凡是这方面的重大事情，她都能迅速而正确地作出决断。　　长凳上的那个小伙子还在没完没了地叫喊！　　“说不定医生会同意出诊……咱们付钱……”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指望这样，但心里没有底。　　“帕申卡！”妻子在劝说，心里跟丈夫一样痛苦。“你是知道的，就我自己来说，一向最主张这样：花点钱请医生来家看病。可是我们已经问清楚了，这里的医生不出诊，他们不收钱。况且他们离不开仪器设备。不行……”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自己也明白这样不行。他说这个只不过是抱着一线希望而已。　　根据跟肿瘤医院院长的约定，下午两点钟护士长该在这里的楼梯脚下等候他们。此刻正有一个病人拄着双拐从楼梯上小心翼翼地下来。可是，护士长不在那里，楼梯底下她的那个小房间也锁着门。　　“跟谁事先说要了也没有用户卡皮托利娜·马特维耶夫娜发火了，“发给他们工资究竟是为了什么！”卡皮托利娜·马特维耶夫娜肩上还是那么裹着两张揭狐皮，沿着写有“禁止穿外衣入内”的走廊往前走去。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仍站在前室里。他提心吊胆地把头轻轻侧向右边，触了触锁骨与下颌之间的那个肿瘤。得到的印象是：半小时之内——从刚才他在家里对着镜子围围巾时看了最后一眼到现在，它似乎又长大了些。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感到浑身虚弱，真想坐下来。可是所有的长凳看来都很脏，况且还得请一个裹着头巾、两腿中间放着一只油腻口袋的娘儿们挪一挪。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好像从老远就闻到了这只口袋所散发出的难闻的气味。我们的居民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出门时带整洁的手提箱！（不过，现在既然有了这个肿瘤，一切也都无所谓了。）鲁萨诺夫站着，轻轻靠在墙的凸缘上，忍受着那小伙子的叫喊和眼睛所见的一切以及鼻子所闻的一切的折磨。从外面走进来一个庄稼汉，端着一只容量为半升、贴有标签的玻璃罐，里面几乎盛满了黄色液体。他并不遮掩这罐子，而是像经过排队才买到的一杯啤酒那么自豪地举着。这庄稼汉走到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跟前停了下来，差点儿把这玻璃罐伸到他鼻子底下。此人本想向他打听，但看了看他头上的海狗皮帽也就转身往前走了，去找那个拄双拐的病号：“行行好！这该往哪儿送，啊？”断腿的病号指了指化验室的门。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只觉得恶心。　　外面的门又打开了，进来一个不戴白帽子、只穿白罩衫的护士，模样不俊，脸实在太长。她一眼就看到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并且料到是谁，所以走到他跟前。　　“对不起，”她匆忙得气喘吁吁地说，脸红得跟涂了口红的嘴唇一个颜色。“请原谅！您等我很久了吧？那边运来了一批药，我在签收。”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本想用尖刻的话回答她，但克制住了没说。等待已经结束，这够使他高兴的了。尤拉提着一只手提箱和一兜子食品走过来，跟开车时一样只穿一身西服，没戴帽子。他很镇静，蓬松的浅黄色额发晃动不已。　　“跟我来吧！’护士长朝楼梯底下她那小仓库走去。“我知道，尼扎穆特丁·巴赫拉莫维奇跟我讲过，您不打算穿医院里的病号服，并且随身带来了自己的睡衣，不过，那是还没有穿过的，对吗？”　　“刚从商店里买来的。”　　“必须这样，否则就得经过消毒，这您知道吧？您就在这里换衣服。”　　她打开一扇胶合板门，拉亮了灯。这个斜顶小房间没有窗户，墙上却挂着许多用彩色铅笔画的图表。　　尤拉默默地把手提箱送进去就出来了，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便进去换衣服。护士长急于利用这段时间赶到别的地方去一趟，但这时正巧卡皮托利娜·马特维耶夫娜走了过来：　　“姑娘，您这样急急忙忙做什么？”　　“噢，我还有一点点……”　　“您叫什么名字？”　　“米塔。”　　“一个多么奇怪的名字。您不是俄罗斯人吧？”　　“是日耳曼人……”　　“您让我们等了好久。”　　“请原谅。我这会儿正在那边签收……”　　“好吧，听我说，米塔。我希望您能知道，我丈夫……很有贡献，是个非常宝贵的干部。他叫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好，我记住。”　　“您要知道，他一向是由别人照料惯了的，而现在又得了这么严重的病。能不能派一个值班护士专门服侍他？”　　米塔那本来就忧虑不安的脸上现出更加忧虑的神色。她摇了摇头：　　“我们这里，除了手术病人不算，白天3个护士护理60个病号。而夜里是两个护士值班。”　　“您瞧，果然是这样！在这里即使人快要死了，也喊不到护士来跟前。”　　“您为什么这样想呢？对所有的病人我们都会给予照料的。”　　对“所有的”！……既然她说过“对所有的病人”，那还有什么好对她解释的呢？　　“不用说，你们的护士还要换班，对吗？”　　“是的，12小时换一班。”　　“这种无专人负责的治疗太可怕了…我宁可跟女儿轮流在这里侍候！我也愿意自己花钱请一个专人护理，可是我听说，这也办不到，是吗？……”　　“我想，这是不可能的。还没有过这样的先例。况且病房里连一把多余的椅子也没地方放。”　　“我的天哪，我能想像出这是什么样子的病房啊！还是得去看看！那里有多少病床呢？”　　“9张。能马上住进病房，这还算是不错的了。我们这里，新来的病号都躺在楼梯上和走廊里。”　　“姑娘，我还是得提出请求，您熟悉这里的人，事情会比较好办些。您去跟哪位护士或护理员讲好，让她对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的关照不同于一般的……”这时她咋呼一声打开了一只黑色的女用大手提包，从里边掏出3张50卢布的钞票。　　站在旁边默不作声的儿子，这时把身子转了过去。　　米塔把两手放到了背后。　　“不，不！不能这样委托。…”　　“可我并不是给您呀！”卡皮托利娜·马特维耶夫娜硬把3张展开的钞票往她怀里塞。“既然按合法规定办不到…我付工钱就是了！我只是请您转达我的一点心意而已！”　　“不，不，”中士长冷冰冰地说。“我们这里没这个规矩。”　　随着小房间门的吱轧声响，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身穿绿色和褐色条纹新睡衣、跟着暖和的毛皮镶边拖鞋走了出来。他那光秃秃的头上戴着一顶崭新的深红色的绣花小圆帽。此刻，在没有冬大衣领子和围脖遮掩的情况下，他脖子侧面那个有拳头大的肿瘤看起来格外让人害怕。他的脑袋已不是正中地支撑着了，而是微微偏向了一边。　　儿子去把换下来的衣物统统收进手提箱里。妻子把钱藏进包里，惴惴不安地望着丈夫：　　“你是不是觉得特别冷呢？…刚才应该带一件厚长衫。我会送来的。对了，这里有一条小围巾，”她把围巾从他衣兜里掏了出来。“围上好了，免得着凉！”她裹着褐色狐皮领和皮裘，身体显得有她丈夫3信粗。“现在你到病房里去，安置一下。把吃的东西都放好，好好看看和想想，还需要什么，我坐在这儿等着。待会儿你下楼来告诉我，傍晚我就会把东西都送来。”　　她并没六神无主，她总是把什么事情都考虑得很周到，不愧为丈夫的生活伴侣。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怀着感激和痛苦的心情看了看她，然后看了看儿子。　　“这么说，尤拉，你要走了？”　　“是晚上的那趟火车，爸爸，”尤拉走到跟前说。对待父亲他保持尊敬的态度，但是毫无热情，即使是此刻，与留下来住院的父亲离别，也像平时一样，一点也不激动。他对待一切都是漠然的。　　“那就走吧，孩子。这可是你头一回出差去办重要的事情。一开始你就要保持公正的口气。不能心肠太软！心肠软了反而会害了你自己！要永远记住，你不是尤拉嘈萨诺夫，不是以个人身份出现的，你是法律的代表，明白吗？”　　尤拉明白也罢，不明白也罢，反正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此刻很难找到更确切的话来说。米塔不知所措，急着想走。　　“我和妈妈还要在这儿等你的，’尤拉微微一笑。“你先上去看看，别急着告别，爸爸。”　　‘您自己能走到那里吧卢米塔问。　　“我的天，人家勉强站得住，难道您不能把他扶到床前吗？把兜子带去！”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像个孤儿似地望了望自己的家人，拒绝了米塔的搀扶，自己牢牢地抓住栏杆，开始上楼。他的心怦怦直跳，而这还决不是因为登高。他沿着梯级往上走，犹如被押上那个……怎么称呼它呢……像讲台似的高处去砍掉脑袋。　　护士长提着他的兜子，抢在前面跑上楼去，在那里她向玛丽亚喊了几句什么话，而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还没走完第一段楼梯的时候，米塔就已经从楼梯的另一边跑了下来，并且迅速走出大楼，以此向卡皮托利娜·马特维耶夫娜表示，她的丈夫将会在这里得到怎样精心的护理。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缓慢地登上楼梯拐弯处那宽阔的平台，这样的平台只在古老的建筑物里才有。在楼梯中间的这块平台上，放着两张有病人的床，旁边还有床头柜，居然一点也不影响人们上上下下。其中一个病人情况不妙，心力衰竭，正在通过氧气袋输氧。　　鲁萨诺夫竭力不看他那没有转机的脸，扭过身去望着上面继续攀登。但在第二段楼梯顶上等待着他的也不是令人振奋的景象。护士玛丽亚站在那里。她那黝黑的神像式的脸上既没有笑意，又没有问候的意思。她个子很高，又瘦又扁，像个士兵在那里等他，而且马上就通过楼上的穿堂间在前头带路。从这里开始，有好几个门，凡是不挡住门的地方都有病床，上面躺着病号。在没有窗子的拐角上，一盏经常开着的台灯照亮了护士用的一张小写字台，还有她的配药桌子，旁边墙上挂着一个带毛玻璃和红十字的壁柜。他们从桌子旁边走过，再经过一张病床跟前，玛丽亚就伸出瘦长的胳膊一指：　　“从窗子那里算起第二张床。”　　话音刚落她就匆忙走开，这是一般医院令人不快的特点：不站上一会儿，也不聊几句。　　病房的门经常是敞开着的，但尽管是这样，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进门时还是感觉到潮湿、浑浊和混杂着药品的气味，对他这样嗅觉灵敏的人来说，这使他很难受。　　病床都垂直墙壁而放，排得很挤，狭窄的通道只有床头柜那么宽，即使是病房中间的通道也仅能容两个人擦肩而过。　　在这中间通道里，站着一个穿粉红色条纹睡衣的矮敦敦的宽肩膀病人。他的整个颈脖都用绷带包扎得很紧很厚，纱布几乎碰到了耳垂。绷带的白箍使他那褐发蓬乱、木呆呆的沉重脑袋不能随便动弹。　　这个病号正在声音沙哑地讲什么故事，其他病号在床上洗耳恭听。鲁萨诺夫进来时，他整个身躯，连同跟身躯牢牢连在一起的脑袋，转向了鲁萨诺夫，以毫无同情的眼神打量了一下，说道：　　“暗嘿，又来了一位癌友。”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认为没有必要理睬这种不拘礼貌的讲话。他感觉到此刻整个病房都在瞧着他，但他根本不想相应地也打量一下这些偶然与他同住一起的人，甚至连招呼也不想打。他只是在空中摆了摆手，示意那个揭发病号靠边站。那人让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走过去后，又把整个身躯连同铆结实了的脑袋转了过去。　　“喂，老兄，你得的是什么癌？”他问，声音含混不清。　　已经走到自己床前的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听到这一问话，简直像滑了一跤。他抬起眼睛盯着那个无礼的家伙，竭力不使自己发作（但他的肩膀还是抖动了一下），庄重地说：　　“什么也不是。我得的根本不是癌。”　　揭发鬼鼻子里吭味了一声，接着就让全室都听见他的议论：　　“嘿，傻瓜一个！如果不是癌，难道会安排到这里来？”　　第二章　念书不能增添智慧　　住进病房的第一天晚上，仅仅几个小时的工夫，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就已经感到十分可怕了。　　一个出乎意料、莫名其妙、对谁也没有用处和好处的坚硬肿瘤，像钩子拖鱼似地把他拖到了这里，并且扔在这张又窄又小、铁网吱轧作响、垫子薄得可怜的铁床上。自从在楼梯底下换好了衣服，告别了亲人，上楼走进这个病房，先前的整个生活就仿佛砰然关上了大门，而这里突出的俗不可耐的生活简直比肿瘤本身还使人感到可怕。再也不可能选择令人愉快、得到慰藉的景物看了，而只能看那八个此时似乎跟他平起平坐的沮丧可怜虫——八个身穿褪了色的、破旧而又不合身的粉红色条纹睡衣的病人。要听，也没有什么可选择的了，只能听这些临时凑在一起的人的无聊谈话，话题与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毫不相干，也引不起他的兴趣。他倒是宁愿命令他们住嘴，特别是脖颈缠着绷带、脑袋被夹住的那个令人讨厌的褐发鬼。大家总是直呼他“叶夫列姆”，尽管他已不年轻。　　然而这个叶夫列姆怎么也安定不下来，他不躺在床上，也不离开病房，而是心神不定地在病房中间的通道上来回走动。有时他会眉头紧皱，像被打了一针似地扭歪了脸，捧住了脑袋。然后又继续走动。他这样走动一阵之后，正好在鲁萨诺夫的床头停下来，隔着床头架子把自己那不能弯曲的整个上半身俯向他，探出一张宽阔、阴郁的麻脸，提示说：　　“如今一切都完啦，教授。回不了家啦，明白吗？”　　病房里很暖和，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穿着睡衣、戴着绣花小圆帽躺在毯子上面。他整了整金边眼镜，以素有的严厉眼神盯了叶夫列姆一眼，回答说：　　“我不明白，同志，您到底想要我干什么？再说，您为什么要吓唬我呢？要知道，我并没问您什么问题。”　　叶夫列姆只是恶狠狠地吭嗤了一下鼻子；　　“是啊，你问也罢，不问也罢，反正是回不了家。眼镜你倒是可以送回去。还有新睡衣。”　　说完这番粗鲁的话，他便直起不能转动的半截身子，又在通道上走动起来，真是鬼迷心窍。　　当然，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是能够让他住目和自重的，但要这样做，此刻他却缺乏自身素有的意志力，而听了这个缠着绷带的魔鬼这番话，他更是地气了。需要的是支持，可别人偏偏把他往坑里推。不过几个小时的工夫，鲁萨诺夫就似乎失去了自己的整个地位、功绩和未来的宏伟蓝图，变成了只不过是对公斤重的白净而温热的肉体，连明天自己会怎样都不知道。　　大概忧思在他的脸上反映了出来，因为叶夫列姆在这之后的往返走动中有一次停在他对面，已用平和的口气说话了：　　“即使能回家，也呆不了多久，到头来还是得回这里。虾很喜欢人。它要是把什么人错住，那就到死也不会放开。”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没有精力给予反驳，于是叶夫列姆又继续走动。这病房里谁会去制止他！大家都心情沮丧地躺着，有几个还不像是俄罗斯人。靠另一面墙，由于炉台突出的缘故，只放了4张床，其中隔着通道与鲁萨诺夫脚对脚的一张，是叶夫列姆的床，其余3张床上的病号都还很年轻：靠近炉子是一个皮肤黝黑、头脑简单的小伙子；一个拄拐棍的乌兹别克青年；靠窗户那里，是一个瘦得像绦虫一样的青年，他蜷缩在自己的病床上，面色蜡黄，呻吟不停。在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这面的一排，左边躺着的是两个少数民族病号；接下去，靠门那里是一个推平头的俄罗斯少年，个头很高，正坐在那儿看书；鲁萨诺夫右边靠窗的最后一张床上坐的好像也是一个俄罗斯人，但这样一位邻居不会使你感到高兴：他长着一副强盗的嘴脸。他使人产生这样的印象，大概是因为有一道疤（从接近嘴角的地方开始，沿着左颊的底部几乎一直拐到颈脖）；也可能是由于他那蓬乱的黑发有的朝上竖着，有的向旁边翘起；又有可能是由于他那总是生硬而粗暴的表情。这个强盗也对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快把一本书读完了。　　天花板下的两盏电灯已经开着，光度很强。窗外已经变得晦暗。病号都在等晚饭。　　“这里岂不就有一个老头，”叶夫列姆还在唠叨，“躺在楼下，明天要动手术。还是在1942年的时候，就给他切除一只小虾，医生对他说：‘没关系，自由自在地生活吧。’懂吗？”叶夫列姆仿佛是劲头十足地在说，可是声音却让人觉得似乎是在给他自己开刀。“13年过去了，他连这家医院也不记得了，酒也喝，女人也搞——你瞧，一个乐天的老色鬼。可现在他那只虾长得那么大！”叶夫列姆甚至得意地吧瞎了一下嘴，“恐怕要直接从手术台送太平间吸。”“行啦，这些不妙的预言已经足够了！，他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一甩手就转过脸去，他不敢相信那是自己说话的声音：听起来是那么没有威严，那么可怜巴巴。大家都默不作声。还使人心烦的是对面一排靠窗的那个老是翻身的瘦弱青年。他坐也不是，躺也不是，蜷着腿用膝盖顶住胸口，怎么也找不到一种合适的姿势；他的脑袋已经不是倒在枕头上，而是搁在床架子上了。他呻吟不已，声音极其微弱；从他那扭歪的脸的表情和抽动可以看出他疼痛难忍。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转过脸也不再去看他，把脚伸进拖鞋里，开始心不在焉地察看自己的床头柜，一会儿把放满食品的底柜的小门打开又关上，一会儿把上面那摆着梳洗用品和电动刮脸刀的小抽屉拉出来又推进去。叶夫列姆把两臂十指交叉在胸前，依然走动着，偶尔会像针扎似地打个寒颤，此时他口中念念有词，仿佛是在超度亡魂：“这就是说，我们的事儿很糟糕……十分糟糕……”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背后传来不太响的啪啦一声。他小心翼翼地转过脸去，因为脖子的每一次动弹都会引起疼痛，于是他看到，原来这是他那个强盗相貌的邻居看完了书，把封面拍了一下，拿在一双粗糙的大手里玩味。深蓝色封面和同色的书脊上斜印着烫金已暗淡无光的作者签名。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辨别不清那是谁的签名，却也不愿意向这号人打听。他心里给这位邻居起了个外号——啃骨者。这很贴切。啃骨者阴郁的大眼睛望着那本书，肆无忌惮地向整个病房大声宣布：“要不是焦姆卡从柜子里挑出了这本书，那就很难相信，这书不是故意扔给我们看的。”　　“什么，焦姆卡？什么书？”靠门那张床上的少年接话问了一句，他也在看书。　　“哪怕搜遍全城，大概也甭想找到这样一本书。”啃骨者看看叶夫列姆又宽又扁的后脑勺（由于不便而许久未理的头发已经扎进了绷带），又看看他那紧张的脸。“叶夫列姆！别嘟呶了。把这本书拿去看看吧。”　　叶夫列姆停了下来，像头公牛，莫名其妙地望了一眼。　　“还看书干吗？我们大家很快就要完蛋了，看书干吗？”　　啃骨者的疤痕牵动了一下：　　“正因为我们很快就要完蛋，所以你要赶紧读。赔，拿去。”　　说着他就把书向叶夫列姆递过去，但对方并未跨步来接：　　“读起来太花时间。我不想读。”　　“你不认得字还是怎么了？”啃骨者不过是劝劝而已。　　“我——可说是很有文化哩。就我所需要的方面来说，我的文化足够用的了。”　　啃骨者在窗台上摸到了铅笔，并打开书的末页，从上选了几篇做了记号。　　“用不着担心，”他哺哺地说，“这里都是些小故事。瞧，就这几篇，你先试试看。再说你，成天嘟嘟峨呶，真让人心烦。拿去读吧。”　　“我叶夫列姆什么也不担心！”他接过书，扔到了自己床上。　　年轻的乌兹别克人艾哈迈占拄着单拐从门口一瘸一跛地走过来。他是病房里最乐观快活的人。他宣布说：　　“拿起小勺准备战斗！”　　炉子旁边那个皮肤黝黑的小伙子也活跃起来了：　　“弟兄们，晚饭送来了！”　　把托盘托得高过肩头的一个穿白罩衫的送饭女人出现了。进门后她把托盘端在面前，依次走到一张张床的跟前。除了靠窗那个疼痛难忍的小伙子，所有的病号都起来端菜。病房里每个人都有一只床头柜，只有少年焦姆卡没有，他跟大骨骼的哈萨克人合用一只。这哈萨克人的人中上隆起一个深褐色的痴，没有包扎起来，十分难看。　　不要说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这时根本不想吃东西，甚至自己家里带来的东西也不想吃，仅仅这晚饭——橡胶皮一样的麦掺方糕，浇着黄色的果汁——和不干净的、柄扭成麻花似的灰色铝勺的样子，就又一次使他痛切地感到自己落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方，而同意进这所医院也许是犯了一个莫大的错误。　　这时，除了不停呻吟的那个小伙子，大家都很快就吃了起来。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没把盘子端在手里，而是用指甲在敲它的边缘，看看给谁合适。有些人侧身坐着，有些人背对着他，而靠门那个小伙子正好瞧见了他。　　“你叫什么名字？”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问道。他说话漫不经心，认为对方该能听到。　　饭勺叮当作响，但小伙子明白是在问他，所以当即回答说：　　“普罗什卡……也就是……普罗科菲·谢苗内奇。”　　“拿去。”　　“那好吧，可以……”普罗什卡走过来，端起盘子，点了点头表示感谢。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琢磨着颌下的硬包，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在这里不算是轻病号。全病房的9个人中只有叶夫列姆绷着绷带，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可能要开刀的地方正好也是那个部位。疼得厉害的也只有一个人。再就是那个跟他隔一张床的壮实的哈萨克人，长了个深褐色的痴。至于那个年轻的乌兹别克人，他虽然拄一根拐棍，但也只是稍稍借助点力。其余的人外表根本看不出什么肿瘤，也没什么难看的地方，样子就像健康人。尤其是普罗什卡，他面色红润，仿佛是在休养所，而不是在医院里，此刻他正津津有味地在舔盘子。啃骨者虽然面色有点发灰，但行动却很灵活，说话有点放肆，而见了方糕简直要扑上去似的，因此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脑子里曾闪过一个念头：他会不会是装病，来这儿白吃国家的饭，因为在我们国家病人吃饭不用花钱。　　而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的肿瘤瘀血却压迫着头部，妨碍颈部转动，每小时都在膨胀，然而这里的医院并不计算多少小时：从午晚到晚饭这段时间里，没有一个医生来看过鲁萨诺夫，没有采取任何治疗措施。要知道，东佐娃大夫正是以紧急治疗才把他引诱到这里来的。如此看来，她根本不负责任，玩忽职守。鲁萨诺夫竟相信了她，在这拥挤窒闷、不干不净的病房里白白浪费宝贵的时间，其实，就该在电话里跟莫斯科方面联系，坐飞机到那里去。　　想到自己走错了一步，不该延误了治疗的这种意识，加上肿瘤给他带来的忧愁，使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的心如此难受，以致听不得从勺子碰盘子开始的任何声音，看不得这些铁床、劣毯、墙壁、电灯和病号。他觉得自己落进了圈套，直到明晨之前不可能迈出任何决定性的一步。　　他满怀怨气躺了下来，用家里带来的自备毛巾蒙在眼睛上，挡住灯光和其他的一切。为了转移一下注意力，他开始想像自己的家和亲人，想像他们这时能在那里做什么。尤拉已经在火车上了。这是他第一次去实地视察。好好亮亮相是很重要的。但尤拉不是个十分认真的人，有点儿马虎大意，但愿他别在那儿丢脸。阿维叶塔在莫斯科度假。稍微消遣消遣，看看戏剧演出，而主要的是有一个切实的目的：观察一下态势，说不定得拉拉关系，因为已经是大学五年级了，也该确定自己一生中的理想位置了。阿维叶塔将是一个很有作为、很能干的记者，她当然应该到莫斯科去闯，这儿的天地对她来说是太小了。她是那么聪明，那么有才气，家里的人谁也比不上，虽然她还缺乏经验，但她随机应变的能力又有多强！拉夫里克有点吊儿郎当，书念得不怎么样，但在体育运动方面简直是个天才，已经去里加参加过比赛，像成年人似的住在那儿的旅馆里。他连汽车也会驾驶。眼下正在全苏支援陆海空军志愿协会举办的短训班里接受训练，以便取得执照。期中考试有两门功课不及格，可得抓一抓。马伊卡这会儿大概正在家里弹钢琴（在她之前家里没有人会弹）。而走廓里的那块小方毯上大概躺着朱丽巴尔斯。最近一年，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每天早晨都热心于亲自带狗出去溜溜，这对他自己的身体也有好处。往后只能由拉夫里克带它出去了。他喜欢颜使狗去吓唬行人，随后就对人家说：您别害怕，我扯着它呢！　　然而，所有这一切——鲁萨诺夫夫妇的整个和睦的模范家庭，他们的整个井然有序的生活和无可挑剔的住宅，在几天之内就与他分隔开来，留在肿瘤世界的彼岸了。无论父亲的结局怎样，他们还将生活下去。无论他们现在怎样着急，怎样关心，怎样哭泣，肿瘤还是像一堵墙把他与他们隔离，留在墙这边的只有他自己。　　用回想家事的方法无济于事，于是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便尽量用思考国家大事的方法去排遣自己的愁绪。全苏最高苏维埃会议当该是星期六开幕。似乎没什么重大的问题要讨论，只是通过一个预算。今天，当他离家来医院的时候，电台开始广播一篇关于重工业的长篇报告。可这儿病房里连收音机也没有，走廊里也没有广播喇叭，真不像话！哪怕保证有不间断的《真理报》也行。今天是关于重工业，昨天则是关于畜牧业产品扩大生产的决议。是啊！经济生活有了有效的发展，毫无疑问，各种国家机构和经济机构都面临着重大的改革。　　于是，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开始设想，在共和国和州的范围内有可能具体进行哪些改组。这类改组向来都引起震动，一时间会使日常工作受到影响，有关的干部互通电话、频频碰头，商量办法。不管改组是朝什么方向进行的，有时还会出现完全相反的局面，但从来没有任何人降职，包括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在内，总是在往上提升。　　然而，即使想到这里他也没有忘却忧愁和感到振奋。只要脖子那儿皮下一阵刺痛，那无法消除的无情的肿瘤就会进人脑海，把整个世界遮住。结果又是：预算、重工业、畜牧业和改组——这一切统统留在肿瘤的彼岸。而这一边只有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鲁萨诺夫。只有他一个人。　　病房里响起一个女人悦耳的声音。尽管今天不可能有什么事情会使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感到愉快，但这声音简直可说是十分甜蜜：　　“量体温啦！”仿佛她许诺要分发糖果似的。　　鲁萨诺夫把蒙在脸上的毛巾揭去了，稍稍抬起身子并戴上眼镜。多么幸运啊！这已不是那个哭丧着脸、皮肤黝黑的玛丽亚，而是一个结实健康、身材挺秀的姑娘，头上不是系着三角巾，而是在金黄的头发上戴一顶小帽，像医生们那样。　　“阿佐夫金！喂，阿佐夫金！”她站在靠窗那个年轻人的床前爽朗地叫他。小伙子脑的姿势比先前更奇怪了——身子跟床成斜向，脸朝下，枕头压在肚子底下，下巴抵在床垫子上，像狗搁脑袋那样，眼睛则望着床栏，看上去跟在兽笼子里似的。他那消瘦的脸上时不时掠过发自体内的痛楚的阴影。一只胳膊耷拉着，手碰到了地板。　　“喂，打起点精神来！”护士以使他感到羞愧的口吻说道。“力气您是有的。自己拿体温表好了。”　　小伙子好不容易把手从地板举了起来，像从井里吊一桶水似地拿起一支体温表。他是那么虚弱，疼得又那么厉害，简直无法让人相信他还不到17岁。　　“卓娅！”他一面呻吟一面恳求。“给我一只热水袋吧。”　　“您是在跟自己作对，’卓娅严厉地说。“给过您热水袋，可您不是把它放在打针的地方，偏偏放在肚子那儿。”　　“那会减轻我的疼痛啊，”他固执己见，表情很痛苦。　　“跟您说过了，您那样会使自己的肿瘤扩散的。肿瘤医院根本不许用热水袋，那还是特意为您弄来的。”　　“好吧，那我就不让你们给我打针。”　　但卓娅已不听他说什么了，她用一个指头敲了敲啃骨者的空床，问道：　　“科斯托格洛托夫哪儿去了？”　　（太巧了！不出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所料！“食骨者”与“啃骨者”何其相似乃尔！）　　“抽烟去了，’靠近门口的焦姆卡回答说。他一直在看书。　　“哼，我会让他抽个够的！”卓娅嘟哝说。　　有的姑娘是多么让人喜欢！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欣然望着她那束紧腰身的丰满线条和微微凸出的眼睛——他只是欣赏，毫无私心，并且感到自己的气在消下去。卓娅微笑着递给他一支体温表。她正好站在鲁萨诺夫长着肿瘤的那一边，但她一点也没露出害怕或者从未见过这种东西的样子，连眉头也没皱一下。　　“对我没规定什么治疗措施吗？”鲁萨诺夫问。　　“暂时还没有，”她以微笑表示歉意。　　“可这是为什么呢？医生在哪儿？”　　“他们已经下班了。”　　对卓娅发脾气是不应该的，但不给鲁萨诺夫治疗岂不是某个人失职！必须行动起来！鲁萨诺夫向未瞧不起逆来顺受和办事拖泥带水的那种性格。当卓娅来收体温表的时候，他问道：　　“你们这里的外线电话在什么地方？我该怎么走才能去打？”　　归根结底，可以马上下决心给奥斯塔片科同志打个电话了！打电话这个普通的主意，使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回到了他所习惯的那个世界。这也使他获得了勇气。于是他又感到自己是个斗士。　　“37度，”卓娅带着微笑说，并在他床头挂的那张新体温卡上标出曲线的第一个点。“电话在挂号处。不过，您现在走不过去。这要从另一座大门进去。”　　“请听我说，姑娘！”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稍稍抬起身子，脸色也沉了下来。“医院里怎能没有电话？比如说，这会儿出了什么事怎么办？就说我吧，要是发生什么事情呢？”　　“我们会跑去打电话的，”卓娅并没害怕。　　“要是遇上暴风雪或倾盆大雨天气呢？”　　卓娅已经转到邻床的乌兹别克老头那里，并且接着画他的体温曲线图。　　“白天可以直接走过去，可现在已经上锁了。”　　这姑娘好倒是挺好，只是有点任性：还没听完别人的话，就已经转到哈萨克人那儿去了。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不由得冲着她的背影大声说：　　“那就应该有另一部电话！总不会没有吧！”　　‘市倒是有的，”卓娅从哈萨克人床边那儿回答说。“不过是在院长办公室里。”　　“那不就好办了吗？”　　“焦姆卡…仑6度8……可办公室是锁着的。尼扎穆特丁·巴赫拉莫维奇不喜欢……”　　说到这里她就走了。　　这是合乎逻辑的。你不在的时候别人到你办公室里去确实使人不愉快。但医院里总该想个办法呀……　　同外界取得联系的一闪念又断了线。抵在颌下的那个拳头大的肿瘤重又把整个世界封闭了起来。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找出一面小镜子来照了一下。天哪，它简直像膨胀了起来！旁人看一眼也会感到可怕，何况自己看？！要知道，这东西不曾有过！周围的人谁也没长这玩意儿！是啊，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活到45岁，从未见过谁长出这么难看的东西…　　他不再去想肿瘤又长大了没有，就把小镜子收了起来，还从床头柜里拿了点东西在吃。　　两个最粗鲁的家伙——叶夫列姆和啃骨者，不在病房里，出去了。靠窗的那个阿佐夫金又换了个姿势蜷缩着，但是不再呻吟。其余的病号都很安分，听得见翻动书页的声音，有几个人已经躺下睡了。鲁萨诺夫也只好睡觉了。什么也不想，度过一夜，等到明天早晨把医生训一顿。　　于是他脱了衣服，躺进被窝里，用毛巾把头蒙了起来，试图入睡。　　可是什么地方有人在悄声说话，寂静中听得特别清楚，也令人十分恼火，简直像凑近了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的耳朵在说似的。他忍不住了，掀去脸上的毛巾，稍稍抬起身来，尽量避免碰疼脖子。这时他发现，悄声说话的就是他邻床的乌兹别克人——一个干瘦的老头儿，皮肤差不多是褐色，蓄着黑色的稀稀拉拉的山羊胡须，戴的是一项皱巴巴的小圆帽。　　他两手枕在脑后仰卧在床上，眼睛望着天花板，嘴里念念有词，这老傻瓜莫不是在祈祷？　　“哎！老人家！”鲁萨诺夫伸出一个手指威胁他。“别念叨啦！你妨碍别人呢！”　　老头儿不作声了。鲁萨诺夫重又躺下，用毛巾蒙住了脸。但他还是睡不着。此时他明白了，妨碍他入睡的是天花板下两个灯泡那刺眼的光。那不是乌灯泡，灯罩也遮不住光。即使隔着毛巾也能感觉出这光来。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吭味了一声，又两只胳膊撑着使脑袋离开枕头，微微抬起身来，同时也注意避免肿瘤刺痛。　　普罗什卡站在自己床边靠近开关的地方，开始脱衣服。　　“年轻人！请把灯关了！”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吩咐道。　　“可是还……还没送药来呢……”普罗什卡不知所措，但还是把手伸向开关。　　“‘把灯关了’是什么意思？”啃骨者从鲁萨诺夫身体后面吼叫起来。“将就点儿吧，这里又不是您一个人。”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正式坐了起来，戴上了眼镜，一面保护好肿瘤，一面转过睑去，弄得铁网床轧轧作响，他说：　　“您说话能不能客气点儿？”　　那个无礼的家伙做了个鬼脸，压低了声音回答说：　　“别来惹我，我又不是您手下的人。”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带着怒火盯着他，但这对啃骨者一点也不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