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尔格案件》作者：狄金、斯多利

天天读书网（www.book.d78i.com）整理佐尔格案件（美）F·W·狄 金 著G·R·斯多利聂崇厚 译群众出版社内容提要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谍报人员理査德·佐尔格打入德国驻日本使馆，以纳粹党员和德国记者的身份，建立了谍报网，成功地进行了长达八年的谍报活动，为苏联的反法西斯斗争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本书作者通过大量真实史料，详细地叙述了佐尔格案件，内容翔实，材料丰富，有一定参考价值。但书中不少观点是错误的，甚至是反动的，希望读者在阅读时，注意加以辨别。The Case ofRICHARD SORGE本书根据纽约哈帕一罗出版社1966年版译出佐尔格案件（美）F·W·狄 金 著G·R·斯多利聂崇厚 译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京安印刷厂印刷787xl092毫米 32开本 11.75印张 249千字1983年6月第1版 1983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统一书号：3067·172 定价：1.00元印数：000001一130000册原版说明本书是根据现有日本方面所发表的一切有关法庭审讯佐尔格博士的记录、德国当时未发表的官方调查记录以及本案幸存的重要人物的谈话记录编写而成的。这本文献不仅对这一案件的全部历史，而且对思想意识方面的间谍活动特点作了独一无二的阐述。但是文献的很大—部分材料是战争期间在监狱和法庭的威胁下提供的证词。因此，正确处理这些证词是一件令人望而生畏的艰巨工作。为了弄清佐尔格案件，本书的作者曾遍访日本、德国、法国和美国，总共花了三年的时间去探访那些直接了解本案的人们。有关这一追踪的详情将是另一本小说的主題。目录原版说明开场白大使和记者第一部分第一章 理查德·佐尔格的早年生活第二章 莫斯科的学徒生涯第三章 中国之行第四章 诺伦斯事件第二部分第五章 前往东京第六章 日本的形势第七章 小组成立了第八章 在东京初期第九章 莫斯科插曲第十章 真正的使命开始了第十一章 小组的加强第十二章 技术工作第十三章 往西伯利亚，还是往太平洋进军？——紧急关头的胜利第十四章 戏快收场了第三部分第十五章 东京拘留所第十六章 佐尔格案件的瓜葛第十七章 梅辛格大杀回马枪第十八章 最后一幕尾声传说和现实开场白大使和记者—九四一年十月二十三日，星期四清晨五点钟，德国驻东京大使尤金·奥特少将向柏林发出绝密电报，通知外事局，德国《法兰克福日报》驻东京特派记者理查德·佐尔格和另一名德国人马克斯·克劳森被捕。两人因“叛国通敌”罪被日本警察拘留已经六天了。消息传到德国大使馆，人心忐忑。经査询，这个消息已由日本外务省证实，他们只说人已被捕，但此事应予保密。“经再三追问，日本外务省才答复说，怀疑佐尔格和克劳森通过日本中间人与第三者勾结。我虽已提出要了解目前的审讯结果以便通报徳国.但由于调査还在进行中，一时无从了解。”理查德·佐尔格博士在东京的德国人中是位有声望、但有争议的人物。他曾在上海为几家德国报纸工作过，以中国通著名。一九三三年九月他到达东京，持有德国高级外交官分别写给东京使馆和曰本外务省的介绍信。欧洲人生活在一个亚洲国家的首都，总感到周围环境闭塞而压抑，他们对这位新来的人很快便产生了好感。他熟悉中国事务，深受使馆人员欢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在某步兵团中服役，膺获二级铁十字勋章，因此大使和武官对他都另眼看待。他是《法兰克福日报》记者，论资历、阅历，都当之无愧，再加上他那兢兢业业的工作作风，深受同行们的尊敬。他因精通日本政治而名噪一时，令人歆羡。凡访日的徳国官员、记者，也持有与他来时同样的介绍信，竞相前来，登门拜访。理査德·佐尔格在东京这个世界里算得上是个人物。尽管他象波希米亚人那样爱出风头、自大、偏执、酒后尤为突出，这使某些德国同胞好生反感，但总的说来，人们认为他是个严肃而有天才的人，具有一种天生的魅力，特别讨女人欢喜。东京的德国侨民们身居世界的另一端，不受德国发生的事情干扰，因此德侨界仍然是一九三三年一月希特勒执政前的德国社会缩影，反纳粹的观点还可以谨慎地流露。许多有犹太血统的德国家庭已经平安地在日本落户。在这个社会集体中不存在咄咄逼人的纳悴狂热气氛。大使本人也以中庸态度著名。佐尔格却经常摆出一副局外人的极端主义姿态，人们从好的一方面来看，认为这是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标准德国退伍军人的表现。一九三四年，佐尔格到达日本后不久，便神不知鬼不觉地参加了纳粹党海外支部，三年后又成为纳粹新闻协会会员。这么一位杰出的记者被捕的消息一经传开，东京的德国各界人士莫不目瞪口呆，简直不敢置信。他的德国记者同行们立即联名写信给大使，一致表示支持佐尔格，怀疑对他提出的控告。他们往监狱给他送包裹，并要求去探望他。探监的要求被拒绝了，但是大使向新任首相东条将军提出了坚决抗议，才受“特殊照顾”，准许他去看望佐尔格几分钟。奥特将军跟在东京的其他德国同胞一样，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日本官方直言不讳的说法，认为佐尔格有叛国之嫌。奥特从一九三四年担任驻东京武官时起就与他相识。佐尔格是大使馆的常客，也是奥特大使的亲信之一。他俩经常对弈，一同进餐，在使馆院子里共用早点，同去日本农村旅行。佐年格的见解和情报来源被大使接受，并定期与顾问们讨论。大使把他看作私人朋友、可信赖的同胞。欧战爆发后，佐尔格受徳使馆聘用，负责编新闻简报。因而他在使馆内设有办公室，在那里阅读柏林来的官方电讯稿。他为这份差事正式领薪俸。佐尔格身为卓有成就的新闻记者，又是立过汗马功劳的退伍军人，与陆、海军武官打得火热，与他们交换情报资料，就技术问题交换意见。象这么一位有声望、交游广的人似乎不可能是当前被控吿的主犯。至于他那倒霉的朋友乌克斯·克劳森，东京德国大使馆倒闻所未闻。奥特将军听说这两人被捕，立即认为他们是日本上层反德阴谋的牺牲品。正象奥特在电报中所述：“使馆人员和当地德国人普遍认为怀疑错人了。据我了解，佐尔格与一名接近近卫公爵集团的情报员保持联系。”近卫刚倒阁不久。一九四一年十月，决定远东是和平还是战争的日美关键性谈判正在进行中。关于谈判进展的情况“据云属于国家机密，也落入佐尔格手中，因此，佐尔格可能成为某种政治报复或政治阴谋的牺牲品。此间承认，我们的敌对集团仍向警察、内务省和法务省官员施加影响；因此，我们不能排除控告佐尔格一案背后存在着反德势力这种可能性”。曰本政治舞台的幕后正进行着这场斗争，参与的各种势力可能进行戏剧性的、恶毒的挑衅。十月二十四日凌晨（欧洲时间），德国大使给柏林的电报送达外事局政治处。值班官员（曾在驻东京使馆服务过）摘录如卞：“理査德·佐尔格系奥特大使的密友。日本领导层都很了解，当奥持大使还是武宫时，就与佐尔格过从甚密。佐尔格被认为是精通日本问题的专家之一，虽然他对所在国吹毛求疵、百般挑剔的态度常常引起日本官方不悦……正如来电所说，逮捕佐尔格一事可以理解为亲英派的影响……他们因近卫倒阁分恼火，而归罪于德国影岣……已向东条首相提出要求，尽快了结此讲，当前东条兼内相，掌管警察。”徳国外事局首先谨惧地试探日本驻柏林大使小岛将军，他是东条的知已，曾代表日方促成德日友好军事同盟，极力主张日本站在德国方面参战。不管小岛个人如何感受，他和他在柏林的下属却没有透露什么情况。这也难怪。“因为他接到了东京关于这一事件的背景电报。这纯粹是司法部门和警察的亊，根据日本惯例，他们不受任何政治势力的影响。很自然，从外交政策观点看来，佐尔格的被捕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相反地，如果没有确切的理由怀疑佐尔格，警察决不会决定逮捕他。”可能他被控告支持了日本共产主义运动。日本驻柏林使馆这种公事公办的态度十分令人不安，也不能令人满意。德国外事局官员认为，这种罪状“根本不可能。奥特大使和使馆工作人员一致怀疑佐尔格是否真的犯了被指控的罪行，他本人也矢口否认”。柏林认为，情况紧急，务必彻底澄清事实，释放佐尔格。十月三十一日，日本大使比较肯说话了。一次，他碰巧遇见德国外事局的官员，谈起这一案件，他说：“从外务省给他的电报看来，日本调査当局已经掌握了书面证据，证实佐尔格勾结了日本共产党员。凡提交法院审理的案件，外人根本不可能进行干预，因为法院在政治上是独立的，只对天皇直接负责。”小岛认为，佐尔格可能为共产党套取日本政府和广大民众对形势看法的政治情报。跟小岛大使谈话的那位德国官员认为这根本不可能，因为此人曾在东京当过差，很了解佐尔格，“在他身上看不出有什么共产主义倾向”。但不论是小岛，还是德国外事局都对此事表示十分关心，认为在这微妙的时刻，决不能让这一事件危害德日军事、政治的全面合作关系。小岛与德国同僚所见略同，但他着重指出，“最好的解决办法可能是让佐尔格悄悄地离开日本，这样敌人便无法从该案中捞取什么政治资本。无论如何，他将为佐尔格进行调停。”然而，东京却没有澄清事情的迹象。十一月十三日，德国大使的电报称，尽管一再催促，日本外务省还是没有就被告的罪状提出证据，法务省也“没有什么进展”。必要的调査还没有开始，也不允许再探望这两人了。虽然这件事对外严加保密，但德国大使馆仍然打听到，还逮捕了不少曰本人，“一位高级官员告诉我，在绝密的情况下，到目前为止共拘捕了三百余人。”查横滨德国领事馆档案，证明马克斯·克劳森是个进出口商人，从一九三五年起旅居日本。“领事馆迄今没有听说克劳森及其妻子的政治观点有什么问题。”然而，日本检察署根据对理查德·佐尔格的初步调査结果向德国使馆提出了一份简短的德文照会，十一月二十五曰，奥特将军先用电报向柏林汇报其内容，文件由日本外务省转交，“要求绝对保密”。这一备忘录揪开了佐尔格案件的帷幕，首次扼要地说明，他现在已经开始与日本当局合作，交待他真实的日本使命及以往的经历。文件摘要附佐尔格“供词”的头几页，不加评语，照转柏林。“被告埋查德·佐尔格历经上次大战的恐怖，逐渐认识到当今资本主义制度存在某些明显的内在矛盾，大战将结束时，他参加了工人运动，研究共产主义文献，而成为共产主义信徒。一九一九年，他在汉堡参加了德国共产党，并在当地以及其它地方从事秘密宣传、鼓动和教育活动。一九二五年一月，他以徳共中央书记处、中央委员会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共产国际总部在莫斯科召幵的代表大会，奉命参加共产国际情报处，在其领导下继续工作。一九三〇年春季，他接受指示，致力于间谍工作，前往中国，在各地执行任务。然后，他又奉命在日本开展平行活动，曾在柏林申请参加徳国国家社会党。同时，他担任了《法兰克福日报》记者，以便进行掩护。一九三三年九月，他以记者身份，途经美国来到日本。从那时起直到他被捕为止，他利用纳粹党员和报纸记者的身份，掩盖其非法活动；实际上，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他^由南斯拉夫人伏开利克、日本公民以及其他外国人协助建立秘密间谍网；又与共产国际联系，大量收集有关日本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情报，用无线电等方式向共产国际递送。”奥特将军补充，他曾要求日本外相让他过目这一骇人听闻的备忘录的证据，外相“答应他将亲自与法相打个招呼”。奥特在电报末尾要求，日本方面控告佐尔格的罪行，应该由德国当局核实。德驻日使馆也应进行相应的调查。柏林跟东京一样，理查德·佐尔格案件的调查工作正在着手进行。第一部分第一章 理查德·佐尔格的早年生活“我陷入极度的思想混乱。”——佐尔格严格地说，对一个间谍的生平是很难考证清楚的。佐尔格在日本被捕时又正值欧战期间。日本审讯人员深知要弄清楚他在德国的经历是一件相当棘手的事；至于他在苏联的那段经历就更是无从着手了。从心理状态来说，如果审讯人员是个欧洲人，由于他了解西方的民族特点和传统，也许会掲示出一个更完整、更丰满的人物形象来。尽管如此，一九四一年十月佐尔格在东京被拘留后，虽然德国秘密警察的调査十分仓猝，也还是暴露了当时德国的一些惊人纰漏；与此同时却从另一方面证实了共产党情报人员在伪装方面的高超技能。通过对知情人的询问以及查阋档案记载，特别是柏林秘密警察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到一九四二年十一月期间通过外事部门的正式调査，已大致弄清楚佐尔格的生平经历。—八九五年十月四日，理查德·佐尔格出生在高加索巴库油田附近的阿基堪德镇。他的父亲韦尔汉姆·理査德·佐尔格是个德国工程师，为一家瑞典诺贝尔利息投资的石油公司工作。他的母亲是俄国人，比父亲年轻得多。①【① 佐尔格的父亲一八五一年四月五日生于萨克森地冈魏廷萨尔。他的母亲尼娜·科别列夫，一八六七年四月二十日生于巴库。】当理查德三岁时，全家迁往德国，在柏林郊区利奇特费尔德的一个大宅院里定居。九个孩子当中他最小，在男孩子中排行第四②【② 关于佐尔格早年生活的毎一件“亊实”，甚至他的家庭成员多少都说法不一。他向法官供称，有三个哿哥，其中两个在第一次大战中死去，一九四二年，他的一个哥哥和两个姐姐还活着。他的前妻克里斯蒂阿尼说，理查德是“九个孩子”中的一个（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一日《世界周报》另外有证据说明，他的哥哥赫曼·佐尔格博士是个化学家，在慕尼黑住了多年（理查德说他是个“工程师”）。一九五四年在图鲁兹去世。他的一个姐姐嫁给了一位有名的眼科专家，似乎与弟弟理查德断绝了一切来往。】。他与母亲很亲近，终生如一，每逢她的生日都要寄礼品或拍电报给她。佐尔格是个敏感而胆怯的孩子，他喜欢在卧室里通宵达旦地点着灯。他为人随和，哥哥姐姐们都喜欢他。他的家庭和睦。他童年是在一个典型的柏林小康之家平静度过的。老理查德·佐尔格后来成为银行家，赚了些钱，也赔了些钱。他死于一九〇七年，每个孩子都继承了一笔遗产。理查德在利奇特费尔特读高中时，并没有显示出特殊的才能或兴趣。他是个体格健康、身材匀称的小伙子，常常为自己的体育素养感到自豪，但他除了对历史和文字特别感兴趣外，余则平平。他象他的父亲和同学们一样，是泛德主义者，不加批判地爱国。他参加了青年组织的漫游团，每逢假日，便一同旅行、野营。在舒适稳定的社会里，他平淡无奇，毫不出色。正象他告诉日本审讯员的那样：“我既不希望，也不可能我行我素。”—九一四年八月初，理查德·佐尔格打算离开学校，那时他已经快满十九岁了。八月十一日，他在柏林的一个征兵站自愿报名参了军，经过短期训练后便分配到第三野战炮兵团学生旅，一个月后在弗兰德服役。十一月十一曰，他所在的学生旅在狄克塞缪德经受了战火的洗礼，年轻的志愿兵髙唱爱国歌曲，冲上法国机枪封锁线，结果惨遭失败。部队经过弗兰德战役便在伊塞一线停下来。一九一四年冬季，战斗部队就地驻扎，接受堑壕战的严峻考验。一九一五年六月，佐尔格随部队调往东线，参加奥地利要塞的加里西亚战役。一个月后，他的右腿被弹片击伤，被送往柏林陆军医院。佐尔格在恢复期间，集中精力学习，参加了高中毕业考试，名列前茅。此后，他立即主动返回原来的团队。一九一六年三月又调往东线。三周后，他又负伤，这次可重了。他的两条腿都被弹片打折，落下终身瘸拐。他艰难地通过“俄国占领区”，被送到哥尼斯堡大学医院。由于他作战英勇，祓提升为军士，并被授予二级铁十字勋章。他的军事生涯就此结束，从此与大规模战争恐怖绝缘，他那一代(一九一四年）学生志愿军的幻想也随之破灭。佐尔格象他许多同时代人一样，他接受过战火洙礼，两次在前线战壕中作战，常受恶梦惊扰，思想上起了极大变化，内心感到矛盾，背叛了家庭和出身阶级，对他那时的社会产生了怀疑，十分苦闷徬徨。我那些单纯的士兵朋友们没有一个了解战争的真正目的是什么，更谈不上它的深远童义了。大部分士兵是中年人，有工人，手艺人。他们几乎全都参加了工会，许多还是社会民主党人。只有一个真正的左翼分子，他是汉堡的一个老石匠，他拒绝与任何人谈自己的政治信仰。我们成了知心朋友，他吿诉我他在汉堡的生活，如何遭到迫害，又饱尝失业的痛苦。他是我遇到的第一位和平主义者。一九一五年初，就在我第一次负伤前，他死在战场上。从一九一六年开始，年轻的佐尔格在性格上生平第一次经历了一场革命性的转变。正如他自己描述的那样，“我陷入极度的思想混乱中”。接着两年，他不断回顾往事，追溯前一段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茫然探索着自己的事业，经常陷入自相矛盾中。佐尔格在哥尼斯堡医院中结交了一位年轻的犹太女护士，她的父亲是个积极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与德国社会党有联系。这一插曲便成为佐尔格忍受肉体痛苦、医治战争创伤时进行自我教育的起点。那时他才二十一岁。佐尔格开始如饥似渴，但漫无计划地学习德国和俄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经典著作①【① 包括马克思的《资本论》、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希尔费汀的《金融资本》。】。虽然他母亲是俄国人，但他那时却没有掌握她的祖国语言，只能阅读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及其对立派的俄文著作的德文译本。他还读了希腊哲学家和黑格尔的作品，“作为攀登马克思主义的阶梯”。—九一六年十月，他就学于柏林大学经济系，在家中住宿。在此期间，他听课以及与同学交往过程中，从逐渐接触到秘密参加大学左翼社会主义组织。“我决定除学习外还要参加有组织的革命运动。”一九一八年一月，佐尔格正式退伍，而就读于基尔大学。佐尔格的求知欲在这里受到激发，他的革命信念更加坚定了。第一个影响这位二十三岁学生的是基尔大学教授科尔特·格拉契博士。他出身于一个非常富裕的家庭，早年在英国留学，受费边社的影响，具有强烈的左翼思想。格拉契探索政治，孜孜不倦，诲人不厌。学习小组经常在他家中集会，在德意志帝国势必战败的气氛中，热烈地讨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徳国社会民主党拥有庞大的党的机器，它的领导人除了个别的外，都支持战争，因此失去了许多年轻的党员。这些年轻人主张极端主义，反对战争，一九一七年四月便分裂出来，单独成立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佐尔格可能在来到基尔之前便参加了该党，一九一八年初参与该党的地方组织活动。他与两三个学生成立了该党的学生小组，担任组长。他还当过他所居住地区的学习小组组长，讲授工人运动史，发展新党员。在德国海军暴动，基尔的工人起义之后，一九一八年十月佐尔格秘密地给水兵、港口码头工人小组做过有关社会主义报告。“甚至到今天我还记得一个报告。一天清早，有人来找我，秘密地把我领到一个陌生地方，原来那里是水兵的地下营房，他们在那里关着门开秘密会议。”基尔事件之后，西线德军溃退，凯萨退位，徳国北部不断爆发革命，特别是柏林，极左翼组织企图夺取官方社会民主党政府的政权，政府当时正在与协约国谈判，佐尔格对当时的情景描绘如下：“我与两个同志因党务前往柏林，打算在党的总部工作……当我们到达柏林时，发现太晚了，什么也干不成……我们被迫呆在车站，那里正在搜查武器，幸好我的武器没有被发现。任何携带武器又拒绝交出的人都要被枪毙。在车站被拘留几天后，我和同志们只得返回基尔。真是敗兴而归。”不久以后，佐尔格便参加了新成立的德国共产党。一九一九年初，佐尔格从基尔搬到汉堡，完成他的博士论文最后若干节，当年八月交卷，斐然成章。①【① 这一资料来自汉堡大学的一份证明文件，是在佐尔格的论文中发现的。】一九一九年春季，格拉契教授从基尔搬到亚琛，受技术学院聘请，任经济学教授。他请佐尔格当他的助教。那时佐尔格在汉堡继续攻他的博士论文，同时积极地参加阴谋活动。亚琛地处莱茵地区中心，是夺取德国政权的革命斗争战略要地。他当时没有接受格拉契的邀请，因为他的上级，徳共中央命令他先去柏林。他首先汇报了汉堡的形势和他本人的工作，然后奉命“在亚琛地区开展党的各种活动”。他担任格拉契的助教只是为了掩护自己的非法活动，当时他负责组织共产党地区领导机关的干部科。技术学院的教学任务相当轻松。他醉心于建立青年人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并在该地区筹建党的未来核心组织。一九一九年以后，党的一切活动实际上都转入地下，处于狂热虔诚的气氛中。佐尔格投身这种运动，如鱼得水，大有用武之地。他是个天才的教导员，对青年热情而耐心，他们在格拉契家里或其它地方秘密集会，听他讲马克思主义课。他在学院任教只不过两三个学期，一九二〇年三月便悄然离去。值得注意的是，他离开时正赶上卡普政变。这是德国军人发动的政变，企图夺取政权，于是全国举行总罢工，以示抗议，象鲁尔这样的工业区甚至发生了武装冲突。德共自成立以来便征募秘密军事干部，按地区加以组织，叫“M”机构。佐尔格打过仗，是这种组织的理想征募对象，很可能那时他已经参与这种活动了。最近苏联提到他与卡普事件的爆发有关，但在日本审讯①【① 佐尔格在东京被捕时，处处留神回避谈他在军亊方面的话动。有关叫“M”机构，见艾里克·沃伦堡的《机构》和伏尔纳·安格莱斯的《未遂的革命，徳国一九二一至二三年共产党夺取政权》(普林斯顿，一九六三年）。】时，他本人却绝口不提这件事。即便如此，事情可以部分肯定。这次军事政变后，佐尔格便开始在鲁尔矿区开展非法活动。几个月里，骚动连续发生，他屡次担任矿工罢工委员会委员，积极进行宣传活动。根据他的“供词”，他在汉堡的一年（一九二〇）中，大部分时间花在党的干部组织工作上，领导一家共产党地方报，还做了些其它“一般性工作”②【② 没有证据说明佐尔格此时（一九一九至二〇年）属德共汉堡组织。】。佐尔格还供称，他第二年才到亚琛。但是问及关于他攻读汉堡大学博士学位（一九一九年八月八日获得）的情况时，他却说当时他在亚琛技术学院当助教。佐尔格从一九一九年开始便是个彻头彻尾的阴谋活动家，他在德国活动的年份混淆不清，很可能是蓄意隐瞒他的活动真象。他必定于一九二〇年上半年在鲁尔矿区活动。他当过一个时期的矿工，他说这种经验“与在战场上获得的经验同样宝贵，我的新业务工作对党同样重要”。佐尔格在莱茵地区和荷兰的林柏格省①【① 佐尔格自称，他被捕后被驱逐出荷兰。】的煤矿区许多矿井建立了党支部。值得注意的是，德荷边境上的矿井、坑道经常被党的交通员利用作为秘密路线，他可能也与这类活动有关。早期德共地方组织的党员经常是叫干什么就干什么的。然而，佐尔格下一阶段的活动却证据确凿。他离开了亚琛技术学院，②【② 佐尔栴在供词中写道，一九二二年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政治辩论后，他便离开了学院。其他证据却否定了这点，但没有提到具体日期。】就等于放弃了掩护职业。他在矿工中开展工作当然直接关系到“M”机构③【③ 苏联驻欧洲的军事情报机关领导人之一，伊格纳斯·累斯，化名“卢德韦格”于一九一九至一九二〇年在鲁尔及莱茵地区执行秘密任务，曾与佐尔格接触过。】（它一直着意招募人员，以备万一发生巷战之类的事），而引起了德国警察的注意。于是，佐尔格奉上级命令，参加地方党报《矿工之声》的工作，一九二二年二月二十八曰，鲁尔地区索林根镇居民理查德·佐尔格博士的名字便在当地警察档案中出现。佐尔格却对他的新任务做了一番不合实际的说明：“一个暑假，我负责主编索林根共产党报两个月，因为它的主编正在蹲监狱。”报纸的档案至今犹存，有案可查，说明佐尔格并不是该报主编，但属编制内，看来他是个主要的政治撰稿人。从一九二一年八月到一九二二年六月，他按时投稿，署名为“R·S”。他还积极从事地方党组织的干部培训工作，一九二一年他在编报纸的同时还出版了第一本著作，评论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累积》这本具有权威性但有争议的马克思主义论著。佐尔格说，他那本小册子“粗糙而不成熟”，但是没有提到书是在索林根出版的。—九二一年五月，佐尔格与克里斯蒂阿尼结婚，她就是曾在基尔和亚琛任教的那位教授科尔特·格拉契离异的妻子。自从“伊卡”（佐尔格的好朋友们都这么叫他）成为格拉契家中的常客后，他俩便时常在一起讨论社会主义学术问题。两年来，克里斯蒂阿尼·格拉契跟理査德·佐尔格产生了感情。他似乎不曾料到这层关系。克里斯蒂阿尼这样描写他，“伊卡从不缠人；他毋需向别人献殷勤。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总是围着他转。①【① 见克里斯蒂阿尼·佐尔格塞《我的丈夫理査德·佐尔格》，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一日《世界国报》（苏黎士）。】”但一九一九年秋季，他俩在亚琛重逢，事情到了必须公开的地步。一天晚上，“伊卡”来揿门铃。克里斯蒂阿尼意识到非向丈夫挑明不可了。他们好离好散，在办法律手续的九个月期间，克里斯蒂阿尼前往巴伐利亚，与她的继母同住。婚后，“伊卡”和克里斯蒂阿尼择居在索林根。她正在攻读博士学位，一九二二年七月在科隆大功告成；他则公开为《矿工之声》写稿，克里斯蒂阿尼从来没去过报社，对丈夫的其它兴趣和活动一无所知。佐尔格那时的朋友和党内同志现在还活着的，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婚姻状况。在索林根的几个月当中，佐尔格除了以记者身份进行活动外，还在一个场合出头露面过，即一九二一年八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六日在耶拿召开的德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他是莱茵-西巴伐利亚地区党组织四十一名代表之一①【① 作者为此情况谨向赫曼·韦勃表示感谢。】，在会上专门就《矿工之声》的活动作了报告。除此以外，没有发现什么别的活动线索。索林根警察局档案记载，佐尔格博士于一九二二年九月二十八日离开该镇。佐尔格（这时他在党内的名字叫“罗勃特”〉已经是个训练有素的非法“工作者”了，他把公开的记者宣传工作与地下工作融为一体。他在鲁尔的最后几个月，以索林根为基地，象在亚琛一样，做矿工的组织工作，一度曾在乌泊塔尔附近的党校当教导员。②【② 这一“亊实”最近在苏联报纸上出现。】很明显，这时德国警察已经把佐尔格作为共产党的宣传鼓动家记录在案。战争一结束，莱茵地区便由协约国占领，据佐尔格说，德国地方当局威胁说要把他交给协约国军事政府，因此他被迫离开了那个地区。据他自己说，他前往柏林请示党中央他下一步的工作和掩护身份。他提出，他有个拿工资的现成职位，但是他“希望取得更多的实际经验，完成学业”。因此，中央同意他接受“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科学系助教”的位置，同时“参加法兰克福党组织活动”。根据该市警察局的记载，佐尔格于一九二二年十月三十曰到达。但没有说明他在大学任职的记栽。他又另外用现在还在沿用的办法获得了新的掩护身份。那年初，格拉契教授从亚琛搬到法兰克福，就任法兰克福大学经济副教授。他是一名学院的游客，不愿在哪个大学城定居，而一个劲地寻找新的知己，等待新的奇遇。他曾经是个积极的社会主义者，可能他那时跟佐尔格一样，是共产党员。他可能是奉命，也可能是主动邀请佐尔格到法兰克福来。离婚这一节外生枝的事似乎压根儿没有影响他俩的私人关系。二十年代的法兰克福是西德商业、文化中心，又是政治、文学、艺术试验中心。对共产党来说，它在战略意义上更为重要，特别是可以争取有势力的中产阶级，使之倾向革命事业，格拉契便是这种工作对象。他与一群志同道合的教授、知识分子结交了法兰克福的一位百万富翁赫曼·韦尔，此人跟拉丁美洲做浪食生意，发了一笔横财。他按照该市名流的传统，特别是受他儿子费利克斯的影响，有意为社会、经济研究工作设立一个私人基金会①【① 法兰克福大学本身就是私人捐款兴办的，作者为提供有关这一时期政大学历史细节，谨向保尔·克列克教授表示感谢。】。创办这种研究院，便是俄国革命经验在德国条件下的具体应用，从学术角度重新认识社会上的政洽、社会、经济基金会。新研究院在筹建的初期，与大学没有正式组织关系。一九二二年十一月，“社会研究学会”正式成立，赫曼·韦尔（不久以后便是他的儿子费利克斯）任会长。会员名单中有格拉契教授①【① 不久以后格拉契因糖尿病死于柏林的一个诊疗所。如果他活衣，他肯定会担任该研究院的笫一任院长。】和佐尔格博士。该学会与大学及地方政府当局经过长期磋商，终于在一九二四年五月正式成立社会研究院，由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担任第一任院长。自从原来的“社会研究学会”成立后，佐尔格就挂了个名，实际上是利用它作为掩护。克里斯蒂阿尼与他共同在一所经过改装的茅舍里安了家，这原来是位贵族宅院里的马夫住房。房间由一位艺术家朋友油漆成灰色。屋里经常髙朋满座，有豪放而聪明绝顶的漫画家乔治·格罗兹、音乐家辛徳密斯以及其他艺术家、作家。特别是星期六夜晚，他们高谈阔论往往通宵达旦。克里斯蒂阿尼出身于富裕的老派中产阶级家庭，对政治并不特别感兴趣，因此她与这种气氛显得格格不入，感到“既无生气，又乏光彩”。她在研究院担任了一个时期的图书馆管理员，她的丈夫在该研究院除了与费利克斯·韦尔有来往外，似乎没有什么固定的职务或联系。这个新单位是根据十月革命经验创建的，早期享有学术研究中心的盛誉。这种学术气氛是佐尔格梦寐以求的，有利于他增加政治、经济方面的见识。研究院的教职员和学生对二十年代法兰克福文化沙龙的进步气氛起了积极作用。佐尔格经常登门拜访的有阿尔芳·帕克，他是位老资格的清教徒记者和作家,还是俄国革命的见证人。他时常生动地讲革命故事，这情景堪与英国人亚瑟·兰萨姆和菲利普斯·普莱斯、美国人约翰·里徳回忆当年的革命豪情和经历相媲美。他们当中有一位说，“俄国崭新的面貌活跃了人们的思想。”德国独立的报纸《法兰克福日报》的首席作家和文学评论家，与德国新的一代印象派画家、作家，在战后世界革命蓬勃发展的年代里组成了当地的知识界，虽属自由共产主义，但还没有承认党章及党员义务。研究院周围的这伙人显然形成了一条阵线，对当地共产党组织有益而无害，佐尔格从中起的作用自不待言。他声称，他到达法兰克福后，便成为“指挥部”的一员，负责处理培训事务，还担任一家共产党报纸的顾问。在地下党活动方面，他负责“柏林中央委员会与法兰克福组织之间的联系”，保管党的经费和宣传材料，把它们藏在自己的书房里或社会科学研究院图书馆里，“或者把大捆的材料塞在煤箱里”。关于佐尔格在萨克森进行的地下工作，没有找到其它材料可资佐证。他声称，法兰克福的党组织“经常与这个工人共和国秘密联系，那里曾经发生过武装暴动，他为了执行特殊任务（可能是充当交通员〉时常去那里。”萨克森政府正式由社会民主党组阁，一九二三年十月十日接纳了三名共产党负责人为内阁成员，他们是：海因里奇·勃兰德勒、保尔·博奇尔和弗里兹·赫克特。勃兰德勒刚从莫斯科回来，他在那里勉强同意先从萨克森发动武装暴动，然后遍及整个德国，由俄国资助，并秘密提供军事援助。对此事件，第三帝国政府反应神速，萨克森及其首府德累斯顿没有流血就被正规军占领了。共产党领导人仓皇撤退到柏林。德国共产党根据莫斯科命令，十月在德国举行起义，结果大敗，加速了党内危机，俄、德领导人的关系也因此急转直下。在德国其它地方，共产党外围的无数个人和小组纷纷讨论这些问题。根据一位证人，党的“中层小组”组长欧斯特·梅厄（他强烈反对勃兰德勒的冒险行为）的妻子茀萝·梅厄的回忆录说，佐尔格的家里也同样在交流意见。“我后来为那种没完没了叫人感到厌烦地谈论政治，而向佐尔格夫人道歉。我们从来没有与佐尔格本人探讨过这件事。”据佐尔格自己说，就在这几个月里，他初次接触到俄国人。—九二三年下半年，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学院院长，著名的苏联马克思主义者D·B·里阿扎诺夫来到德国，声称是来搜集有关马克思主义历史资料原始手稿的。佐尔格为了特殊原因在拍林和法兰克福与他见了面。在第一国际的日子里，卡尔·马克思有个知己叫弗莱德里奇·阿伯特·佐尔格，他于一八五二年移民到美国，积极参加那里的工人运动德国小组。一八七二年阿伯特·佐尔格回到欧洲，担任第一国际书记。他把一八七〇年以后自己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来往书信汇集成册，这给整个运动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原始资料。这些信件在德国一定范围内尽人皆知，一九〇六年在斯图加特出版。列宁在俄文版前言中说，它们是“我们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不可缺少的增补部分”。理査德·佐尔格被幽禁在监狱时说，这位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人物正是他的祖父。他还交给了阿扎诺夫“一两封马克思给阿伯特·佐尔格的信……我的祖父是第一国际书记。我听说过马克思与阿伯特·佐尔格通信的事。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去世的；可能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在美国”。阿伯特·佐尔格一九〇六年死于纽约，显然他的“孙儿”并不了解这一事实。―九六四年从九月到十一月，无论是苏联，还是东德报刊所发表的文章，无一例外都强调指出了卡尔·马克思的朋友与苏联英雄（从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开始）理查德·佐尔格之间的关系。有位作者甚至说，理査德的父亲曾在纽约附近司悌芬斯技工学校就读，一八九四年阿伯特·佐尔格写信给恩格斯，“我们的儿子在芝加哥工作”。奇怪的是，理查德一八九五年十月出生于巴库，根据一切证据说明，他的父亲这时在那里当工程师。他声称阿伯特·佐尔格是他的祖父，却没有提到他父亲在美国受教育的历史，因为一八九四年十二月，他的父亲不可能在美国。然而，佐尔格被捕后，日本警察在文件中发现他祖父的兄弟乔格·维尔海姆·佐尔格的结婚证书，他出生于萨克森的托高，马克思的朋友弗莱德里奇·阿伯特（佐尔格）也出生在同一个省内。佐尔格为什么搞到这份证书而且珍藏在自己的私人文件里呢？原来一九三三年他为了完成日本使命，要获得无懈可击的掩护身份，便考虑申请参加纳粹党。为此目的，他需要搞到一张亚利安族的出身征件。他的直接亲属证件本来可以证明这点，但是如果透漏他的母亲是俄国人，那么德国新政府当局准会纠缠不清，而且更伤脑筋的是，这种证件会向警方专家暴露佐尔格的真实身份，从而要翻出一九二四年前他在德国活动的档案。因此，佐尔格利用他父亲家族的家庭证件，巧妙地捏造了出身成份。这样一来，弗莱德里奇·阿伯特·佐尔格成了理查德的叔祖父，也就是他祖父的兄弟。根据这种非直系亲属关系，佐尔格便可以不沾家庭两个直系的边，制造马克思主义祖先之谜，可见理查德·佐尔格用心良苦。里阿扎诺夫会见理查德·佐尔格还有另一层意思。俄国革命创业时期大名鼎鼎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突然与年轻的德共记者接触，必定使理查德·佐尔格感到飘飘然。据说，里阿扎诺夫邀请理査德·佐尔格去莫斯科马列学院，协助编辑马克思著作的新标准版本。但是佐尔格说，“德国党领导人未必肯放我。”在里阿扎诺夫到德国进行“文化使命”的背后，很可能还有更直接的目的。不管怎样，这是佐尔格第一次接触到俄国人。更耐人寻味的是，佐尔格一搬到莫斯科，克里斯蒂阿尼就受里阿扎诺夫聘用，在他的学院工作。这件事发生以后不久，佐尔格再次与苏联代表接触，这也是决定性的一次。徳共第九次代表大会一九二四年四月在法兰克福召开，头年十一月党被魏玛当局宣布为非法组织。会议伪装为体育运动俱乐部会议，采取了严密的措施，以防警察搜捕，还组织了强有力的武装小组，保卫会议和与会代表①【① 一九二三年十月起义发生后，虽然共产党被查禁，一九二四年三月便取消了禁令，这些带浪漫色彩、虚张声势的防范措施简直是多余的。】。讨论的中心问题是一九二三年十月起义失败的责任。当时由于魏玛政府当局先发制人，制止了萨克森、图林根发生武装暴动，因此只有汉堡出现了零星小规模的骚动。②【② 一个未经证实的材料说明，佐尔格在这起未遂事件中起了积极作用。】当时莫斯科下了道死命令，一定要按照苏联情报人员一手训练出来的德共秘密军事干部制定的计划，进行武装起义。这次徳国革命的失败不仅在德共党内各派，而且在莫斯科，引起了激烈辩论。苏、德领导人的关系岌岌可危。因此，共产国际派了一个高级友好代表团来到法兰克福，以便施加影响，使德共选举出新的一致亲苏的中央委员会。俄国代表团由六人组成，老布尔什维克保卫干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最有势力的委员之一，负责德国事务的扎恰罗维奇·季米特里·曼纽尔斯基任团长。另一名团员是国际工会、苏联组织的世界红色工会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委员索洛门·洛索夫斯基。代表团还包括俄共中央委员三名。据佐尔格记载，他应邀负责给苏联代表“帮助找住处”，在他自己家中至少安置了一、两名代表。他还当“保镲”，无疑是给俄国人当警卫人员。除了曼纽尔斯基和洛索夫斯基外，据佐尔格说，其余两名苏联代表是彼阿特尼斯基和库西宁，他俩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领导人。没有确切证据说明这两人当时也在法兰克福，而且共产国际也不可能为这件事倾巢出动，来到德国。佐尔格在他后来的供述中却屡屡提到这些人。佐尔格没有直接参加法兰克福党代会的讨论，尽管他的地位够不上，但他的个人魅力和富有吸引力的个性，引起了曼纽尔斯基及其顾问们的注意。用佐尔格自己的话说：“会议结束时，他们（苏联代表）请我去莫斯科共产国际总部帮他们工作。我当时还走不开，因为法兰克福代表大会结朿后，我还得参加几个组织委员会和情报委员会的会议，但是共产国际代表团建议让我筹建共产国际情报局，柏林的党的负责人已经批准，于是我于一九二四年底离开柏林前往莫斯科，一九二五年初便开始工作。”后来在一次审讯时，佐尔格修正这一供词如下I“一九二五年一月开始磋商我的调动事宜，共产国际正式致函柏林，要求调我去工作。”苏联代表团在法兰克福的使命失败了，德共新中央委员会大多数人谴贵共产国际对德共的控制。卢丝·费契尔是这种左翼态度的代表，他针对佐尔格与俄国人的关系作解释如下：“曼纽尔斯基德国之行却另有所获。他随同格别乌专家一直在物色某些适合俄国情报局需要的德共党员。有人给曼纽尔斯基推荐佐尔格，说他已经承担了德共交给他的少量情报任务。我们这些（德共）中央的人虽然了解到，德共党员被征募为俄国人服务，但是也无可奈何，这是我们与曼纽尔斯基经常发生摩擦的根源。”法兰克福会议标志着共产国际对德政策的破产，但除卢丝·费契尔提出的看法外，还有几个情报来源掲露苏联情报局利用了这次失败。他们在西欧一位名叫W·G·克里维茨基的负责的特工人员（此人后来叛变了）自诩说：“眼见共产国际前功尽弃时，我们说：‘让我们来尽力挽救徳国革命吧，’于是我们挑选了我党情报破坏局业已发展的尖子，把他们安插在苏联军事情报部（红军四局）。”佐尔格本人后来承认，四局的特工人员到莱茵地区和法兰克福来登门拜访，“企图使我有兴趣加入四局”。假若佐尔格从一九一九年便开始与德共秘密军事组织挂上了钩，那么他必然与为了一九二三年革命起义而被派遣到德国加强“M”机构的苏方人员有过接触。有趣的是，为此行动派往德国的俄国高级专家之一便是奥格斯特·古拉尔斯基，化名为“克里思”。这人是苏联参加一九二四年法兰克福代表大会代表团团员之一，佐尔格作为地方党组织的工作人员曾帮助给古拉尔斯基寻找过住处。因此，很可能苏联军事情报部对佐尔格早有所闻。一九二三年十月起义失敗，德国早期革命的前景黯淡，佐尔格以及其他有战争经验的德国同志便在法兰克福大会期间被邀请去莫斯科，让这些专家为苏联服务。经德国党事先做好的安排，佐尔格偕妻子于一九二四年十月①【① 克里斯蒂阿尼与丈夫商量是否决定去莫斯科，这似乎使他烦恼过一阵。一九二二年他们到达法兰克福，她写道：“难道伊卡已经按到去俄国的命令了吗？”她同意陪同他去。见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一曰《世界周报》。】途经柏林前往莫靳科，持合法的德国学生旅行护照。尽管前途有艰险，但他毕竞从一九一四年的军校士官生向前迈进了一步。第二章 莫斯科的学徒生涯“我幷不想搞清楚我的组织关系。”——佐尔格理査德和克里斯蒂阿尼·佐尔格一到达莫斯科，就跟所有其他外国共产党人一样，居住在卢克斯饭店。这家饭店由共产国际的行政机关经营，由警察严加监护。根据佐尔格的“供词”，他是一九二五年四月来到莫斯科的，但俄国报纸最近公布的材料证明，他三月份被吸收参加苏联共产党，由莫斯科市卡莫夫尼基区党组织颁发党证，编号是0049927。党证上写着他是知识分子，党务工作者，又是个公共教育工会会员。这么一来，佐尔格便自行脱离了德国共产党，但他这一着丝毫不意味他对德共怀有二心。佐尔格如此迅速地加人苏联共产党，倒说明有高级领导机关给他撑腰。佐尔格声称，他被安插到“共产国际情报处，这是三个重要部门中的一个，首创于一九二五年，为共产国际在组织方面和政治方面作决定提出依据。共产国际通过这些决定进行领导。随着时间的推移，该组织极需尽全力加以扩大，为此我曾出过一臂之力。”共产国际情报处的任务是“处理特殊党务”，编篡有关各国工人运动、政治经济问题的报告，有时也作一些关于国际特殊重大问题的报告。“情报处长往往由具有多年国际经验的党内同志担任，如芬兰共产党员库西宁。”佐尔格关于在莫斯科的工作单位的供述，象他在狱中供述的有关他在欧洲经历一样，故意含糊其词，让人误解。共产国际自一九一九年建立以来，几经改组,它的内部机构基本上按苏联党机关的模式建立。它是个由各国共产党组织起来的世界性的党，根据原来的章程，它是“为推翻国际中产阶级，并为建立国际苏维埃共和国而设立的”。它的最高组织机构是世界代表大会，相当于一国的党代表大会，原则上每年召开一次。该机构正式选举出一个执行委员会，相当于一国的党中央委员会，照例任命主席团。共产国际的第―任主席就是它的挂名领袖格利戈里·季诺维也夫。一九二六年，尼古拉·布哈林便取而代之。执行委员会设政治书记处，以便执行其决议。自一九二二年以来，芬兰共产党员奥托·库西宁和奥西普·彼阿特尼斯基都担任过书记处成员，佐尔格时常为了突出这两个人，而在他们的姓名下边划横线。书记处掌握着最高权力。该组织一经堀起，便有条不紊地夺取了世界代表大会制订政策的职能，从而愈来愈附属于苏共政治局。在直属执行委员会的三个单位当中，以组织部实力最为雄厚，由一名老布尔什维克，奥西普·彼阿特尼斯基任部长，此人素以专横拔扈著称，一九〇五年以前，靠从瑞士偷运列宁小组的秘密报纸到俄国而起家。他小心翼翼地控制着自己的王国。除此之外，他还是总书记处的成员。组织部在一九二二年第四次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时建立，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责成这个新单位负责国外的非法活动，包括组织地下小组，以便通过当地的共产党推动内战。这一行政决定促使组织部专门成立了一个处，即国际联络处，负责开展秘密活动。国际联络处也可能是在一九二二年与组织部本身同时建立起来的。一九二三年和翌年的共产国际文件中都简单地提到过该组织。国际联络处的首要任务是沟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与各地区的领导机构，即各国共产党之间的联系。国际联络处实际上是一个秘密“机构”，向国外派遣特工人员，向各地方党组织领导人分发经费，传达指示。它是共产国际的秘密生命线，其机构十分保密，甚至在莫斯科也没人公开提起。它的特工人员由交通员负责联系，特工小组的报告提供有关世界共产主义形势的重要情报，各国共产党均賴以生存①【① E·H·卡尔所著《苏俄史：一国的社会主义》第三卷，就共产国际机构作了最精辟、最权成的阐述。】。可以确信，佐尔格正是由国际联络处法兰克福的曼纽尔斯基小组发展的，很可能他没有意识到，早在他通过该处驻柏林的欧洲局，为德国共产党莱茵一西巴伐利亚支部领取共产国际经费时，就与该处有过接触。佐尔格除在莫斯科这个机关供职外，似乎间或还为共,产国际的刊物撰稿。德国警察局调査到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九年间，他以“伊·卡·佐尔格”署名或用“R·桑特”的化名共写了八篇文章或小册子。一九二五年，以伊·卡·佐尔格署名的小册子《多斯计划及其结果》发表了，一九二八年他在汉堡和柏林用化名发表了《新德帝国主义》②【② 阿姆斯特丹学院栽有此书一册,饶有趣味的是，该书翌年出了日文译本。】根据徳国提供的证据，证实了佐尔格就是“桑特”。佐尔格自己也在第一次口供中向日本承认，他在莫斯科“情报处”工作时确实用过这个化名。因此，从另一方面说，从佐尔格的活动性质来看，他是共产国际的国际联络处雇用的政论家、研究人员。有关佐尔格和他妻子在莫斯科早期生活的记载寥寥无几。那时他已经不是德共党员了，而是共产国际机构的成员。可能是由于有过指示，他很少与俄国首都的德共小组来往。一个德国领导人，海因里奇·勃兰德勒是在一九二七年认识他的，说他是德国俱乐部的活跃分子，该俱乐部是流亡在莫斯科的德国人和共产国际说徳语雇员的社交中心。最近苏联拫刊有文章说，一九二五至二九年他从事“党的工作”，担任“德国俱乐部主任”，“在那里极力反对托洛茨基分子”。一九二六年，他前往高加索度假，访问他父亲的故居，他本人就是在那里出生的。当时那座房子已成为休养所。佐尔格对此行感到无比兴奋，他在给母亲和在德国的亲属的信中，详尽地加以描述。克里斯蒂阿尼和一位女友同去黑海乏滨的疗养胜地索契。她丈夫赶来看望过她。克里斯蒂阿尼·佐尔格找到了工作，在马克思-列宁学院当助理人员，整理马克思的手稿。但是她适应不了苏联新环境，感到沮丧、压抑。她丈夫的心神不定、酗酒、勾搭女人，凡此种种已初露马脚。她对丈夫忠贞不渝，但对政治信念却很淡漠。在二十年代中期，莫斯科的外国侨民补貼殊不敷用。她的外号叫“小资产阶级”。她愈来愈遭到佐尔格的冷淡，关于他的工作，除了“在某机关”（她也从来没见过）外，她简直一无所知。克里斯蒂阿尼天天独自上学院，去博物馆、戏院，或从德国俱乐部贫乏的图书馆借点书，以消磨时光。克里斯蒂阿尼跟她的丈夫可不一样，她从来不关心莫斯科的政治风云变幻。特别在一九二五年下半年，她深深感到斯大林的压力、控制在不断加剧。她意识到无论是马列学院，还是卢克斯饭店，人们越来越偏狭、沉默。克里斯蒂阿尼觉察到自己处境孤立，朋友们都疏远她。一九二六年十月，德国护照发还给她了，她终于离开莫斯科，返回德国。一个晚上，理查德送她去火车站，从此便与她诀别了。在他后期生活中只字没提过她。她再次离异，与过去一刀两断。佐尔格自称，一九二七年二月他奉派到斯堪的纳维亚，化名为“约纳”，这次是参加情报处和组织部的联合行动。他的任务是“搜集有关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共产党、经济政治以及一切可能发生的重大问题的情报”。后来在日本受审时，佐尔格补充说，他还有个任务，就是把斯堪的纳维亚共产党人与社会民主党人的影响作一番比较。二、三月间，在他出发前，在莫斯科参加了四次布置任务的会议，与会代表来自共产国际有关单位，包括政治书记处，之后看来他是前往柏林，在那里进行了一个月的“研究工作”。据佐尔格自供，这包括学习斯堪的纳维亚语，并设法搞到一个社会评论刊物作为掩护。很可能他在那里与共产国际的国际联络处建立了联系，以便为自己执行任务接上关系。他供认，一九二七年夏，他见到了丹麦共产党领导人，然后去瑞典，在那里呆了三个月，了解当地的情况，在宣传问题上与瑞典共产党进行磋商，并在工厂里建立党组织。他戈途经哥本哈根去挪威，进行同样的工作，在那里一直呆到一九二八年六月，然后，返回柏林，“提交若干报告”。―位前丹麦共产党员，凯·莫特克最近写了一篇文章，谈到佐尔格的斯堪的納维亚之行，但它与其它来源提供的情报一样，在年代上十分混乱。据莫特克称，佐尔格一九二八年初到达哥本哈根。他的任务与“情报间谍活动毫无关系，虽然他作为教导员，是由共产国际派出的”。他给党小组讲课时，强调指出，丹麦共产党只有与工会中的极左分子结合，才能够生存。理査徳·佐尔格善于做细致的组织工作。他的行为根本不属非法，更不是搞阴谋诡计。他访问哥木哈根的海港和工业区时，竟能象水兵、码头工人或水泥工人那样豪饮啤酒，象个摔交家一样，浑身是劲。几名前瑞典共产党员确信，一九二七年佐尔格根本没在瑞典。德国警察局的档案说明，一九二七年八月至十月间，有个理査德·佐尔格博士在法兰克福，然后假装前往柏林。—九四二年，徳国调查提供的这个证据，提出了两个推论，在现阶段还不能确定是否属实。不管佐尔格这个时期在莫斯科的真正职务是什么，很可能他对共产国际的整个机构了如指掌，并能就库西宁和彼阿特尼斯基这样的领导人以及各局的组织机构吹嘘一番。斯堪的纳维亚之行，也许仅仅是虚晃一枪，以掩盖他在德国单独进行的秘密活动。这一活动甚至可能由另一个象苏军情报部这样的机关加以控制，因为佐尔格承认，他在一九二五年去莫斯科之前就与苏军情报部接触过。他承认自己一九二七年三、四月间在柏林，指挥苏联在德国进行秘密活动的总部就设在这里，由共产国际领导人米罗夫·阿布拉莫夫领导。这位领导人是苏联大使馆的新闻参赞，受彼阿特尼斯基领导，他本人是国际联络处的代表，而国际联络处又是共产国际秘密活动的神经中枢，主要负责诸如提供护照、安排安全住宅之类的技术性问題（象佐尔格一九二四年四月在法兰克福为参加德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的苏联代表团所做的工作一样），给西欧各国共产党发经费。可能佐尔格本人在法兰克福时也受米罗夫·阿布拉莫夫领导，也可能他整个斯堪的纳维亚之行只不过是个幌子，以掩盖他二九二七至二八年单独在德国进行的活动。人们不由得提出第二个无法解释的疑问，经德国警察局查证，一九二七年在法兰克福的那个理查德·佐尔格博士，很可能不是那位时而在莫斯科工作，时而出国执行神秘任务的官员。更奇怪的是，法兰克福档案同时还记载着，有位理査德·佐尔格博士一九二六年二月二日启程去美国。这也隐约地暗示佐尔格曾经一度在加利福尼亚，并在电影摄影棚里工作过一个时期。但佐尔格本人承认，一九三三年赴日本途中去过一次美国。无论如何，他那煞有介事的挪威之行，还可以从别的方面加以否定，至少他自已也无法自圆其说。最近挪威提出的证据表明，即使佐尔格果真前来执行过任务，那也应该在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以前，最迟不过一九二七年。有证据说明，他前往斯堪的纳维亚的一个微妙任务，是促使挪威共产党“和平脱离”一个左翼的但不厲共产集团的挪威知识分子组织。他还谈到一九二八年春季，由库西宁亲自领导，后来由徳国共产国际的一位专门负责人理査德·吉普特纳①【① 一九四五年后，吉普恃纳任东德驻北京和开罗大使，后任东德外交部副部长。】接任，此人当时是驻柏林西欧局组织书记，佐尔格不仅与国际联络处有过接触，还几次与西欧局接触过，然而这次佐尔格必定是陪同吉普特纳去挪威，或者是单独执行任务。我们掌握了他的一张照片，上面他亲笔写明日期“一九二年四月于奥斯陆”。佐尔格本人供称，他及时赶回了莫斯科，参加一九二八年七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届世界代表大会。共产国际的章程规定，世界代表大会毎年召开一次。苏联领导人为了争夺领导权而打乱了时间表。一九二四年一月，列宁逝世以后，莫斯科便成为争夺继承最高权力的角逐场，这场争夺战并不限于苏联政府的中央机关，它已经扩大到共产国际，遍及其它各国共产党，从而导致一九二三年十月德国革命的惨败，世界革命的倒退。这些历史争端，无论佐尔格后来的供词，或者莫斯科最近“透露”的情况都只字未提。这场残酷斗争的一个结果是，决定撤消在西欧和中欧进行共产主义革命的短期计划，在工会的基础上，通过各国工厂内的共产党支部，集中力量为建立统一的欧洲联合组织打下基础，由本国共产党牢牢掌握，排斥被视为“社会法西斯”的社会民主党人，但受苏联支配。到了一九二八年，斯大林全面获胜，七月，共产国际世界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这是一九二四年来的第一次。至此斯大林不仅控制了苏联国家机器，而且加速了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化的进程。除苏联外的其它各国共产党中，“左”派反对全盘听任苏联政策的摆布，唯苏联的利益是从。其中几经挣扎而终究失败的乃是德国共产党。正如佐尔格在一次审讯中所说：“成功在即的世界革命希望化为泡影。”斯大林准备放弃世界革命运动的计划，而致力于“在—个国家内建设社会主义”。这时，共产国际实际上沦为苏联在已经建立共产党政权的国家内推行其政策的代理人，当下它的活动只落得组织行政工作、与工会联系、整顿领导、并研究如何对西欧社会民主党小组采取敌对态度。佐尔格想方设法让人相信，他曾为此目的秘密前往斯堪的纳维亚。他的确供过他“以斯堪的纳维亚书记处成员”、北欧事务专家的身份，用“桑特”这个化名，参加了这次代表大会。然而，在一九二八年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从七月拖延到九月）辩论的重点并不是在西欧执行的“新路线”，而是英、美帝国主义在亚洲和远东的代表势力威胁着苏联的安全。大会通过的重要提纲之一，便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该文件由布哈林提出，没有充分的证据说明佐尔格参加了起草工作。有未经核实的证据说明，佐尔格曾在头一年去过苏联中亚地区和波斯旅行，可能从那时起他便对远东和亚洲事物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从表面上看佐尔格的工作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后来他告诉日本警察当局，一九二八年九月，共产国际代表大会闭幕后，他便回斯堪的纳维亚了。他先去挪威，因为党的各种问题严重地阻碍了经济、政治情报工作的开展。前瑞典共产党组织提出证据，证实了佐尔格不是一九二七年，而是这时在斯德哥尔摩，这与他自己的“供述”一致。瑞典共产党于一九二九年初分裂为“左”、“右”两派。据瑞典同行们了解，佐尔格是“组织部的人，他的工作仅限于组织问题”。他本人采取了介于各国共产党极“左”和极“右”派之间的折衷态度。他被描绘为“典型的知识分子，虽然是莫斯科派来的，但沉静，还有点拘谨”。—九二九年秋瑞典共产党分裂后，元气大伤。在组织问题上需要指导和帮助。佐尔格可能正是为此而去瑞典的。一名瑞典证人提出，佐尔格去过瑞典两次，但他怀疑第一次是否在一九二九年，在此以后去过是毋庸置疑的。最近丹麦报纸发表了一位当年的火夫，前丹麦共产党员理查德·詹逊的声明，说明了佐尔格第二次去斯堪的纳维亚的任务。“我记得佐尔格恍如昨曰，现在我才明白他就是‘约翰’，那时丹共领导人还以为佐尔格是德国派来的，”但一九二八年底或一九二九年初，当他在丹麦执行任务时，佐尔格和詹逊一同前往莫斯科。詹逊阐述了佐尔格的工作任务，说他特别“主张把‘街道小组’联合起来，组成统一的党的机构”。佐尔格身材修长，是个非常精干的人。他和詹逊一起走访了港口和新海员俱乐部。一九二九年，佐尔格被派到英国。他的任务早在莫斯科就巳大体安排妥当。苏联当局曾断断续续地研究过英国情况。斯大林本人对非官方的英苏工会合作的可能性表示过乐观。一九二六年，英苏工会联合委员会成立，试图把欧洲最保守的英国工人运动拉过来，与苏联伙伴紧密配合。—九二六年五月，英国爆发总罢工，促使苏联当局暂时改变态度。罢工失败，工会领导和基层组织进退维谷，英国共产党也一落千丈。一九二九年一月，英共召开会议，登记的党员只有三千五百名。然而，那年发生的经济危机却给苏联在英国开展活动展示了新的前景。因此，又有必要对这个国家进行专门的研究。看来佐尔格是在斯堪的纳维亚①【① 佐尔格还说过，在一九二八年代表大会后，赴瑞典之前，曾在莫斯科旅馆中参加过两次介绍英国情况的会议。】接受了指示前往英国的。目的是研究工人运动、英国共产党的现伏和一九二九年英国的政治经济情況。我奉命避免参与党内争论，这一点正合我意，使我有可能在斯堪的纳维亚更加专心致志地从亊政治、经济情报工作。二十年代苏眹在英国进行间谍活动的情况可谓狼狈不堪。季诺维也夫信件事件和一九二七年五月警察搜捕苏联工会代表团这两件事发生后，鲍德温政府宣布与苏联断绝外交关系。英国安全机关是领教过苏联的间谍活动的，因而处处防范，倍加警惕。一个共产国际的特工人员想要在英国开展活动，他面临的危险要比在斯堪的纳维亚更大，处境更孤立。这项工作对佐尔格说来，既陌生，又艰巨，后来他给日本当局写的供词很少涉及他旅居英国的那一段。他自己的解释也是干巴巴的，而且含糊不清。他自称到过英国矿区旅行，“亲眼见到危机是多么深重”。他供称，于一九二九年春①【① 然而，他在一次审讯中说，一九二九年五月他回到了莫斯科。】到那里，呆了大约十个星期。“我的目的是研究英国的政治和经济情况，但是经济萧条迫使那么多的人失业，以致总罢工迪在眉睫。我还研究过总罢工是否可能发展。”矿山确实爆发了罢工，英国共产党试图联合工党，但后者竟首先中断谈判。佐尔格“向共产国际汇报了这些情况”。有一位见证人相信，他的部分任务是“在军队开展活动”，搜集军事情报，并进行颠覆性宣传。他把佐尔格的活动形容得特别危险，如果被当局抓到了，准得判处十二年监禁。他的津貼有限，自奉甚薄，避免与女性来往。“对那些身材苗条的英国姑娘，只不过心里想想罢了”。佐尔格在英国期间，确实不曾与英共政治局成员接触过，他也不是充当国际密探来的，这时，媾通莫斯科和伦敦的联络员名叫彼特罗夫斯基，在芙国叫“班纳特”或“布朗”。因此，如果佐尔格确实来到了英国，那么可能他另有情报任务。在那样的情况下，苏联可能有明确指示，让他避免与英共接触。佐尔格在回莫斯科途中，在柏林稍事逗留，他处境孤立，心情郁闷，这一点，只有他的少数知己了解。共产国际的机关以及所属各局，自一九二七年后几经变化。共产国际的一个领导人，瑞士共产党员亨伯特·德罗兹二月写信给意大利的陶里亚蒂说，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机关中非俄国人所剩寥寥无几。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如佐尔格，都被打发到国外去了。库西宁引退，而去从事“地区和编辑工作”，以免承担政治风险。布哈林“沉湎于俄国事务中”，虽然他反对共产国际清一色俄罗斯化，但他忙得不可开交，顾不上共产国际这档子事①【① 见有关共产国际史的宝贵资料，简·狄格拉斯著《共产国际文选》第二卷，367页。】。佐尔格至此才恍然大悟，原来他从斯堪的纳维亚和英国通过柏林的信使递送的报告，根本无人过问，白撂着没人过目。另一位柏林的证人谈到，他想起佐尔格曾说过，“自从布哈林高升后，我的报告长期以来没人瞧过一眼。”他的经费有限，历尽非法工作的艰险，神经紧张，好不容易才到达柏林。他曾对一个认识他的证人破口大骂：“那伙畜牲，我恨死他们了。他们根本不顾旁人死活，不懂人之常情。”他满腔怒火，伺机报复。“他们至少也该给我打招呼吧。再说，他们已经好几个月没给我工资了。”他在柏林呆了多久，后来又是怎么回去的，一概都不清楚——也许是他故意不说实话。在德国共产党员的一次私人集会上，有人遇见过佐尔格，觉得他在“坐冷板凳”，这是党员在完成一项任务后接受新任务之前的“冷却”，要不然就是被解雇了。他叫冷酷的现实搅糊涂了，必定有什么事情伤透了他的心。他跟许多人一样，幻景破灭，意识到自己充当了莫斯科舞台上争权夺利斗争中的无名牺牲者。佐尔格一九二九年在柏林时的精神状态说明，他经历了一场精神上的危机，那年他为自己中断工作写的“正式汇报”并没有反映这一点。然而，佐尔格在一九二九年五、六月返回莫斯科这个问题上内心十分矛盾。关于这一段，他在后来的审讯中处心积虑地加以混淆。当吉川检察长详细审问时，我并没打算隐瞒我的莫斯科顶头上司所发生的复杂变化。我详细说明了一九二九年以前，共产国际就是我的“莫斯科当局”（也就是中心〉，而一九二九年以后，我的指挥体系随着世界形势而发生了根本变化。如果早在警察局进行预审时，我就企图隐瞒真相，那必然会耽搁时间，引起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