赎罪-4

他轻轻地点了点头。当她松开双手,把它们从他的脸上移开时,他缓缓地、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一阵沉默中,房间似乎缩得更小了。他用双手环抱着她,低下头,给了她一个深深的、亲密的长吻。布里奥妮悄悄地向房间的另一头,向窗子走去。她从厨房的水龙头里接了一杯水喝着。但这对情侣的亲吻还在旁若无人地继续着,他们仍然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布里奥妮感到被忘却了,从房间中勾销了,这使她如释重负。她转过身去,望着窗外阳光照耀下的一幢幢排屋和她刚走过的大街。她惊奇地发现,自己还不想离开,虽然她为那长吻所窘,虽然她害怕后面要发生的事。她注视着一位穿着厚厚外套的老妪。她在远处的人行道上走着,手牵着一条病怏怏的、摇着大肚子的短腿长身的德国种猎犬。此时此刻,塞西莉娅和罗比正在低声轻语。为了尊重他们的隐私,布里奥妮打定主意,只要他们不主动跟她讲话,她决不从窗口转身。她看着这位妇人打开前大门,又非常小心翼翼地关上门,然后,在走到门口的半路上时,她艰难地弯下腰,从门前小径旁的一长溜花坛中拔了一根长长的杂草。此时,她的狗往前蹒跚而行,舔着她的手腕。妇人和狗进到屋内去了,街上又变得空旷了。一只黑鹂栖落在女贞篱上,但在发现没有满意的立足点时,它就飞走了。一片乌云飘了过来,很快遮住了阳光,随后,这朵云也飘走了。这是典型的星期六下午的情景。在这郊外的街上,几乎没有任何战争的迹象。布里奥妮听见她姐姐叫她的名字。于是,她转过身去。“时间不多了。罗比今晚六点回去报到上班,还得赶火车呢。坐下吧,你得为我们做点事。”这是病房护士的口吻。这腔调并不专横。她只是在形容不可避免的一件事情罢了。布里奥妮在离她最近的一把椅子上坐下来。罗比拿过来一条凳子,塞西莉娅坐在了他们中间。她准备好的早餐已被忘了个一干二净。三个空空的杯子放在桌子的中间。他拿起一叠书,把它们放在地上。塞西莉娅把一罐蓝铃花移到一边,这样它就不会被踢倒了。然后她和罗比交换了一下眼神。罗比清了清嗓子,双眼却凝视着鲜花。当他开始说话时,他的声音饱含了感情。他仿佛在宣读一系列议事规则。此时此刻,他在注视着她。他的眼神是那么沉稳。他已经掌控了一切。但在他的前额上,在他的眉毛上方,还有滴滴汗水。“你已经答应了最重要的事。尽快去找你的父母,告诉他们需要知道的一切,使他们确信你当时作了伪证。你什么时候休息?”“下个星期日。”“到那时你就走,你带着我们的地址,告诉杰克和艾米莉。塞西莉娅等着他们的来信。明天你要做的第二件事,塞西莉娅说你得抽出一个小时的时间见一位律师,一位受权为立宣誓的律师,然后作一个声明,并签上名公证。在声明中,你得言明你所做的错事,以及你准备如何撤回你的伪证。你还得把声明副本给我们俩。明白了吗?”“明白了。”“然后,你写一封信给我,把你认为一切有关联的事详详细细地都写进去,是什么导致你说你在湖边看见了我,为什么即使你对这事并不确认,但你在开庭前的几个月中都一口咬定是我。我想知道是不是因为警察或父母给你施加了压力。听明白了吗?这会是一封很长的信。”“听明白了。”他迎着塞西莉娅的目光点了点头,“如果你记得丹尼 · 哈德曼的情况,比如说,那时他在哪儿,在那儿干什么,什么时候,还有谁见过他。任何可以对他不在犯罪现场的证词提出疑问的证据,我们都想听到。”塞西莉娅正在写地址,布里奥妮摇着头想开口,但罗比并没理睬她。他已站起身,眼睛看手表。“没多少时间了,我们陪你走到地铁站,我和塞西莉娅想在我走之前独处最后的一小时。在今天剩下的时间里,你得写你的声明,让你的父母知道你要去他们那儿。你也可以开始思考一下你要写给我的这封信的内容。”他冷淡地讲了一下她必须要做的事后就离开了桌子,向卧室走去。布里奥妮也站了起来,说道:“老哈德曼说的很可能是真话,丹尼那天整晚都和他在一起。”塞西莉娅这时正要把她写好并折叠起来的纸条给她。罗比在卧室门口停下了脚步。塞西莉娅问:“你在说什么呀?”“是保罗 · 马歇尔干的。”接下来是一片沉默。布里奥妮拼命想象此话引起的每个人的心理调整,多少年来这已成为某种思维定势。但不管是如何令人惊愕,这只是细节而已。关键性的东西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危险起的作用丝毫没变。罗比回到桌边。“马歇尔?”“是的。”“你看到他了?”“我看到的人和他身高差不多。”“和我的身高一样。”“是的。”此刻,塞西莉娅站在那儿,环顾四周——她在找香烟。罗比找着了,把一包烟从房间的一头扔了过来。塞西莉娅点了一支,边抽边说:“真难以置信。他是一个傻瓜。我知道……”“他是一个贪婪的傻瓜,”罗比说,“但我无法想象他跟罗拉 · 昆西在一起,哪怕只有五分钟……”布里奥妮知道,无论发生了什么,无论后果多么可怕,也无足轻重。可是她在宣布她那决定性的消息时,她显得泰然自若。“我刚参加了他们的婚礼。”又是一阵惊愕,又是一次心理调整,又是一次满腹狐疑的重复。婚礼?今天早上?克拉珀姆?然后是一阵沉思默想,间或被简短的言谈所破。“我非要找到他不可。”第二十四章“你千万别蛮干。”“我要杀了他。”“该走了。”本来还有更多的话可以交谈,但他们似乎已身心交瘁。也许这是由于她在的缘故;也许这话题本身劳心伤神;也许他们只想两人独处清静。无论是哪种情形,他们显然感到会面已经结束。好奇心已成了强弩之末。在她写信之前,一切都可以等候。罗比从卧室里抓起他的帽子和夹克衫。布里奥妮注意到他肩上的下士单杠军衔。塞西莉娅对他说:“他什么事都不会有,她总会包庇他的。”她开始找她的口粮配本,可找了几分钟,也没有找到,于是她对罗比说:“一定在威尔特郡的小屋里。”她们三人准备离开。罗比为姐妹俩拉开门。他说:“我觉得我们应该向能干的水手哈德曼道个歉。”他们下楼走过客厅时,贾维斯太太并未露面。他们只听见她的收音机里单簧管在演奏。穿过前门,布里奥妮就仿佛感到自己踏入了新的一天。一阵猛烈的风沙吹来,大街上一下子清爽了,阳光似乎也更强烈了,阴影也少了些。人行道容不下三人并排行走。罗比和塞西莉娅手牵着手走在她身后,布里奥妮感到起了水泡的脚后跟摩擦着她的鞋。但她决计不让他们看到她一瘸一拐的样子。她以为他们只送她到门口。她一度转过身,告诉他们自己倒乐意一个人走到地铁站。可是,他们坚持要送她,说什么反正要为罗比买一些路上用的东西。他们一路默不作声地走着。这个时候闲聊是不合时宜的。布里奥妮知道,她没有权利向姐姐要她的新地址,没有权利问罗比火车将载他驶向何方,没有权利询问在威尔特郡的小屋。蓝玲草莫非就是从那儿来的呢?那必定有一段浪漫的插曲。她也不能问他们俩到底何时还会见面。她与姐姐和罗比之间的共同话题只有一个,这一话题定格在不能改变的往昔。他们站在贝尔罕姆地铁站外。三个星期后,这个地铁站将在纳粹德国对伦敦的空袭中一举成名。一群总在星期六购物的人在他们旁边走来走去,使他们不得不紧挨在一起。告别是冷冷淡淡的。罗比提醒她,去找律师宣誓时,别忘了带着钱。塞西莉娅嘱咐她,千万不要忘了带着地址到萨里郡。就这样,一切结束了。他俩盯视着她,等着她离去。然而,有一件事,布里奥妮还没说。她慢吞吞地说:“我非常非常抱歉,我让你们受苦了。”他们继续望着她,她又重复了一句:“我非常抱歉。”这听上去是如此愚蠢,如此地不合时宜,好像她打翻了一盆珍贵的室内盆栽植物,或者把某人的生日忘了似的。罗比轻柔地说:“只要做我们要求你做的任何事不就行了吗?”这几乎是一种和解的姿态了。你看,这“只要”两个字用得多那个,可是这谈不上和解,还没呢。她回答说:“那当然。”然后转头就走了,感觉他们在后面看着她。她走进售票大厅,来到大厅对面,她付了车票钱。当她到了检票处回头望时,他们已走了。她出示了车票,进入了一片昏黄的灯光中。一个吱吱作响的自动扶梯顶部,它载着她下降了。黑暗处吹来一阵人造的微风。那是一百万伦敦人呼出的气息。它凉爽着她的脸,拉着她的斗篷。她一动不动地站着,随自动扶梯下降。不用走就能下来,太好了。她的脚很痛了。她惊奇地发现自己是那么地平静,而且有那么一点点伤感。难道自己是败兴而归吗?她原本就没指望要他们宽恕她。她心中的感觉更像是想家,可是这毫无缘由啊——她无家可归。然而,离开姐姐,她感到十分怅惘。她思念姐姐,或更确切地说,她思念的是——姐姐和罗比。她们的爱情,无论是战争还是布里奥妮都没有将它摧毁。电梯载着她沉入城市之下,这使她感到由衷地欣慰。刚才,塞西莉娅用她的双眸将他吸引到身边,那目光是多么的迷人。她把他从回忆中,从敦刻尔克,从通向敦刻尔克的道路中唤回。那呼唤的声音是何等的温柔。还有那个夜晚,塞西莉娅把她从恶梦中救回,把她抱到她自己的床上,她就这样对她说的:“快醒醒,布里奥妮,这只是个恶梦。布里奥妮,快醒醒。”这一不假思索的亲人之爱竟被轻易地遗忘了。此时此刻,她站在扶手梯上缓缓下滑,穿过浑浑的暗褐色的灯光,几乎要到了底部。这时看不到任何别的乘客。空气突然凝固了。她镇定自若地考虑着该做什么。起草给父母的字条和正式的声明费不了多少时间。一天中余下的时光,她就空闲了。她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起草的不仅仅是一封信函,更是一份新的草案,一种赎罪。她已经准备开始了。1999 年 伦 敦这段日子真是不寻常啊。今天,是我七十七岁的生日。早上,我突发奇想,决定最后一次参访位于兰贝斯的皇家军事博物馆文库。这颇合我奇特的心境。文库的阅览室处于这座大厦的穹顶中,以前是皇家伯利恒医院——旧时的贝德兰姆疯人院——的附属教堂。曾几何时,精神失常者来此殷殷祈祷,而今学者们齐聚一堂,探讨因战争而引发的集体精神错乱。家里派来接我的车要在午饭后才到,所以,我想我得散散心,最后一次校对细枝末节,先与文献保管员说声再见,然后和在这严冬似的几个星期里一直陪同我跑上跑下的搬运工道别;我还打算把十多封老纳特尔先生写给我的长信捐献给档案馆。我想,让自己装成繁忙的样子度过一两个小时,而后手忙脚乱地料理家务来打发这段时间,就算是给自己的生日礼物了。昨天下午,在同样的心境下,我在书房里忙碌着。现在,草稿整理好了,标注了日期,复印好的资料贴好了标签,借的书也准备好归还了,一切已经就绪。我向来喜欢干脆利索。天又冷又湿,我觉得坐公交车实在太麻烦,于是我就在摄政王园林乘上了出租车。在驶往伦敦市中心漫长而缓慢的旅途中,我想起了疯人院里那些可悲的病人,他们曾被公众取乐。一想到不久我也要加入他们的行列,我不禁自怜起来。扫描的结果已经出来,所以,昨天早上,我就去看医生了,状况不太好。我一坐下,医生就这么告诉我。我头痛,太阳穴感觉紧绷绷的,病因特殊,非常诡秘。他指出在扫描的区域内有粒状污点。我发现他手中的铅笔在颤动,我猜想是否他也同样在经受神经紊乱的折磨。心想能有助于治病,我倒希望他真是如此。他说我正在患微弱而几乎觉察不出的中风,病程比较慢,但我的头脑,我的心智,将逐渐崩塌。折磨我们一切人的记忆衰退会更加明显,更让人感到衰老,直到最后我毫无意识,因为那时我将失去对任何事物的理解能力。一周中的日子、早上的事情或者甚至十分种之前的事情都将超出我的理解范围。我的电话号码、我的地址、我的姓名以及我一生的所为都将化为乌有。再过两年、三年或四年,我将认不出我现有的老朋友。清晨起来的时候,我将意识不到我在自己的房间。不久,我将不能自理,因为我需要终身护理。医生告诉我,我患的是血管原发型痴呆,这倒有一点令人欣慰。他必定多次提到过,崩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况且,它也没有早老性痴呆病那么糟糕。早老性痴呆病会引起性情剧变并有攻击倾向。如果幸运的话,我的病有可能会是良性的呢。我不太可能不高兴——我,一个头脑混沌、古怪唠叨的老太婆,坐在椅子上,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期望。是我自己要他给我说实话的,所以我也没什么可埋怨的。这会儿,他急于催我出去,因为还有十二个人在候诊室焦急地等待。总之,当他帮我套上外套时,他概括出了一张路线图:失忆、短期和长期的词语的消失——普通名词可能最先不辞而别——然后是语言本身,还有平衡能力,紧接着,整个运动控制系统,最后是自动神经系统,全都和我一一永别了。一路平安!起初,我并没有悲伤。相反,我倒有点得意洋洋,想急忙把这消息告诉给我最亲密的朋友。我花了一个小时打电话,来发布这条爆炸性新闻。也许我正在失去自控。这显然太重要了。整个下午我在书房里慢条斯理地劳碌,等我完工时,书架已新增了六箱文件。史蒂拉和约翰晚上过来看我。我们点了几道中国菜,他们俩对盅碰杯,喝了两瓶摩根酒,而我喝绿茶。听了我对未来的描述,我这两位可爱的好朋友都不知所措。他们都已是六旬老人,开始自欺欺人地认为七十七岁还仍旧年轻。今天,在寒冷的冬雨中,我乘着出租车缓缓穿越伦敦时,我别无思绪。我告诉自己,我要发疯了。别让我发疯。可是我又觉得,骗不了自己。也许我只不过是现代诊断学的牺牲品。在另一个世纪,也许人们会说我老了,所以大脑退化了。我还能指望什么呢?我不过是在弥留之际,渐渐地,我是凡事不知,凡事不晓了。出租车穿过布卢姆斯伯里后街,经过我父亲再婚后住过的房子,经过五十年代这十年中生活和工作过的地下公寓。过了一定年龄的人在穿行整个城市时会思绪万千。故人曾落脚过的地方堆积如山。我们横穿过广场,在那儿,利昂英雄豪迈地照护着他的妻子,然后以惊人的至诚抚养他那一群吵吵嚷嚷的孩子。某一天,我也会令某一位在疾驶的出租车中的乘客浮想联翩。我们沿摄政王园林的内环线抄近路离去。车行驶在横跨大河的滑铁卢大桥上。为了领略城市风光,我身体前倾,斜坐在椅子边缘。转过头一看,顺流而下看到圣保罗大教堂;逆流而上,跳入眼帘的是大本钟。它们两者之间,伦敦风光历历在目,一览无遗。我顿感自己身体舒适,精神爽朗,只是稍微有些头痛,略感疲惫。尽管形枯容槁,我仍觉得自己风采依旧。年轻人很难体会到这一点,我很难向他们解释。我们可能看起来像爬行动物,但我们并不是异类。然而,再过一两年,我就没有资格作这一番熟悉的断言了。人一旦病入膏肓,精神错乱,就成了异类,成了一群劣种。谁也休想说服我。桥面上的道路在施工,司机破口大骂,我们被迫绕道去古老的市政大厅。当我们转过圆盘,向兰贝斯区驶去时,我一眼瞥见了圣汤姆斯医院。它经历过1940年德国闪电式空袭——感谢上帝,我当时不在——后来重造的建筑和钟楼简直是民族的耻辱。在此期间,我在三家医院工作过:艾尔德海医院、皇家东萨塞克斯医院和圣汤姆斯医院。我将它们融合在描述中,将自己所有的经历集中在一地。这样做确乎扭曲了事实,但这纯然是为了方便起见,其实它是我对真实性的最小的冒犯。雨下得小了,司机利索地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把车从路中央驶向博物馆正大门。我只顾着收拾行李,掏二十英镑钞票,撑开雨伞,却浑然不觉停泊在我正前方的小车,直到出租车驶离了我才注意到它。那是一辆罗尔斯-罗伊斯轿车。片刻间,我以为它无人照管。其实,司机就坐在方向盘后面,只因为他个子矮小,几乎看不到他。我还不能确定我下面的描述是否真是一个惊人的巧合。只要我看到停着一辆没有驾驶员的罗尔斯轿车,我就会想起马歇尔夫妇。这已是多年的习惯了。他们经常在我的脑海中闪现,但并没有激起任何情感的涟漪。我已习以为常。他们依然时不时地出现在报纸上,报纸上刊登他们设立的基金会及其在医学研究中的杰出成就,或者他们向伦敦泰特陈列馆捐献其私人藏品,或者向南非洲农业研究项目提供慷慨的资金,还有她举行的盛大聚会,他们向全国性报纸发起的声势浩大的反诽谤活动。因此,当我向博物馆前那对巨型姐妹炮走去时,我的脑海中掠过马歇尔勋爵和勋爵夫人,这并不异乎寻常,可是看到他们走下台阶向我走来,这着实令我吃了一惊。欢送会由一批博物馆官员——我认出了其中的馆长——和一名专职摄影师构成。两名年轻人为马歇尔夫妇撑伞,他们在柱子旁拾级而下。我犹豫不决,不由地放慢脚步,但没有驻足停步,招人眼目。人们在握手道别,马歇尔勋爵不知说了一句什么,引得众人哈哈大笑。他拄着一根拐棍,在我眼里,这根漆棍好像已经变成某种典型标志。他们夫妇和馆长摆好照相的姿势,然后在撑着伞的年轻随从的陪伴下离去。博物馆的官员们仍然停留在台阶上。我想看看马歇尔夫妇到底会走哪条路,这样我就不会与他们迎面相逢。他们向左边的姐妹炮走去,我也尾随他们而去。在升起的炮管和水泥炮台的掩护下,再加上雨伞倾斜着,我隐而未见,但我却依然能清楚地看见他们。他们默默地走过。人们从他的相片中熟稔了他。尽管他脸上有了褐黄斑和略带紫色的眼袋,但他那冷峻轩昂的富豪气质依然犹存,虽然已不如从前。岁月皱缩了他的脸,一点点夺走他原先的魅力。下巴缩小了,骨质也疏松了。他步伐有些蹒跚,走路有些迟缓,但对于一个八十八岁的老人来讲已经是很不错了。这是一目了然的。可是他的手却紧紧地抓住她的手臂,而且这根拐杖也不仅仅是用来装潢门面的。他对世界的善行经常被人传颂,也许他已花了一生的时间痛改前非。或者说,他毫不犹豫地阔步向前,过着永远属于他自己的生活。至于我那养尊处优、抽烟成瘾的表姐罗拉,如今依旧活像一条赛狗,身材瘦溜,松身鹤骨,依然忠心耿耿。以前谁会想到这样呢?正如他们常说的,她的日子过得好着呢。听起来也许酸溜溜的,可当我望着她时,我的脑海中确乎闪过这一念头。她身着貂皮外衣,戴着鲜红的宽边浅顶软呢帽。粗犷而不俗丽。近八十高龄还穿一双高跟鞋,步伐矫健,走在路上像少妇一样咚咚作响,一点也看不出她抽烟的迹象。其实,她身上有股乡村健身所所特有的气息。她在室内锻炼。如今,她比她丈夫还要高。她精力充沛,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她还有点滑稽——我是不是在捞救命稻草?她浓妆艳抹,朱唇厚粉。在这一方面,我一直是清教徒似的朴素,所以我自以为我的话并不可信。我认为她骨瘦如柴,黑黑的外衣,火红的嘴唇,分明是一个反派角色;她手持烟斗,腋下夹了只巴儿狗,活脱脱一副Cruella De Vil的风姿。第二十五章顷刻间,我们擦肩而过。我继续攀上台阶,然后在三角墙下停住脚步,在这里避雨。我看着人群向车走去。人们扶着他先上车。我看得出他是多么的虚弱。他不能弯腰,也无法单脚点地。他们只好把他抬到座位上。车子另一边的门已为罗拉打开,她身子一曲,极为敏捷地钻了进去,我看着罗尔斯轿车渐渐驶去,融入了车流。我走进馆内。看到他们,我的心情十分沉重。我尽量不去想它,不去感受它。今天已够我忙的了。我去寄存处存了包,兴致勃勃地与工作人员互道早安,这时候我还在想罗拉健康的身体。这博物馆有条规定,每个人必须乘电梯去阅览室。就我而言,电梯空间狭窄,闲聊是少不了的。当我说天气太恶劣了,不过周末定会好转时,我情不自禁地想着刚才在外面与马歇尔夫妇的邂逅。这次邂逅事关健康这一根本问题:也许我会比保罗 · 马歇尔长命,但罗拉肯定比我长命。这一情形的后果是很清楚的。多年来我们一直都有这个问题。正如我的编辑所言,出版与诉讼是同义词。但现在我几乎不能面对这一事实。我不想操心的事情已经够多了。我到这儿是来忙碌的嘛。我与资料保管员聊了一会儿。我把一捆耐特尔先生写给我的关于敦刻尔克大溃退的信函交给了他——他万分感谢地收下了。这些信将与我所赠送的其他资料保存在一起。保管员给我找到了一位远程救援直升机的空军老上校,他是一位热心助人的业余历史学家。他已读过我打印稿中相关的记载,并把他的建议传真了过来。感谢上帝,他的建议尖锐却很有裨益。我聚精会神地读了起来。“英军士兵在发‘快步走’的命令时绝对不(‘不’下面划了两道横线)会说‘On the double’,只有美国士兵才会这样说。正确的用法是‘At the double’。”我喜欢这些雕虫小技,他用点彩派画家的手笔接近逼真,他那防微杜渐给人带来极大的满足。“没有一个人会说‘二十五磅重的炮’,要么说‘二十五磅重的炮弹’,要么说‘二十五磅重的炮弹的炮’。你的用法听上去稀奇古怪的,不是皇家炮兵的人都会这样觉得。我们就像搜索队的警察,赴汤蹈火,匍匐向着真理挺进。”“你给皇家空军小伙子戴贝雷帽。我却不以为然。除坦克兵外,1940年连陆军还没有贝雷帽呢。我认为你最好给他戴军便帽。”最后,上校流露出了对我的性别不耐烦的态度。他在信的开端称呼我为“塔利斯小姐”。不管怎么样,我们这类人染指这些事干什么呢?“女士(在其下面划了三道线)——一架斯图卡式俯冲轰炸机不可能携带‘单个千吨的炸弹’。你知不知道一艘海军护卫舰也没那么重吗?建议你再作查证。”只是一个打印错误。我原来是想打“磅”的。我把这些订正一一记录了下来,并给上校写了一封感谢信。我按顺序整理好资料,并付清复印的费用,把一直都在用的书还到了前台,然后扔掉了零星的纸碎片。工作地方清理了我的一切痕迹 。和保管员道别时,我得知马歇尔基金会将资助博物馆。我与其他工作人员握手道别,我允诺在以后鸣谢整个部门的帮助。随后,他们叫来了一名勤杂工送我下楼,管寄存的小女孩友好地帮我叫来了出租车,一个年少的门卫帮我拎包,并一直送到了人行道。往北开回家的路上,我想起了上校的信,或更确切地说,我在思量这些细小的修改给我带来的乐趣。如果我真的非常关注事实,那我原本应写一本迥然不同的书。可事已至此,书已经定稿了。当我们驶入奥尔德威治地下的老电车隧道时,我不由这样想道。然后我恍恍忽忽睡着了。我被司机叫醒时,车已停在摄政王公园我家公寓的外面。我把从文库中带回的书归好类,做了一块三明治,然后把衣服装进一个短途旅行箱。我在一间间熟悉的房间里来回穿梭,我明白自立的岁月即将终止。我的桌子上有一张框好的相片,那是我丈夫塞利在去世的两年前在马赛拍摄的。也许,有那么一天,我会不停地问他是何人。我磨磨蹭蹭地挑选一件生日宴会穿的衣服,以此来安慰自己。这一过程的确让人有回春之感。我比一年以前瘦了许多。当我的手指在架子上摸索时,我竟把诊断忘到了九霄云外,达数分钟之久。我决定穿一件鸽灰色开司米羊毛衬衣式连衣裙。接下来一切就容易了:白色缎巾衬上艾米莉的浮雕胸针,配上漆革船形浅帮鞋——当然是低跟的——再披上黑色的拂披肩。我合上箱子,把它拎到门厅。箱子显得那么轻,我着实感到很诧异。我的秘书明天会在我回来之前到这儿来。我留了张便条,上面开列了我要她做的事情,尔后我拿了一本书,沏了一杯茶,坐在一张靠窗的扶手椅上。窗外是公园。一直以来,我都会把那些让人真正心烦的事情封存起来,不去想它们。但我过于兴奋,连书也看不进。向往已久的是去一趟乡村,与家人共进晚餐,在那里重续家庭的纽带。可是,我和一位医生进行一次典型的访谈。我应该感到沮丧。套用一句时尚的话来说,我是否已众叛亲离了呢?想也无济于事。再过半个小时,车子才能到。我有点忐忑不安起来。我站起身,在房间里来来回回了好几趟。如果坐得太久,我的膝盖就会酸痛。我念念不忘罗拉,她那张浓妆艳抹但看上去有些憔悴的老面庞,不挂一丝笑容,她穿着让人看着感到危险的高跟鞋大步向前;她风风火火,敏捷地钻进罗尔斯轿车中,这一切在我的脑子里萦绕。当我在壁炉和低靠背长沙发间的地毯上举步行走时,我难道是在与她一试高低?我向来认为上层社会豪奢的生活加上香烟会要了她的命。甚至在我们五十多岁时,我就那么认为了,可到了耄耋之年,她却焕发出一种如饥似渴、洞察一切的神情。她这位自命不凡的姐姐,总比我抢先一步,可是在那件最重要的事情上,我最终却要比她先行一步,尽管她会活到100岁的。我无法在有生之年公之与众。这辆罗尔斯轿车肯定影响了我的情绪,因为晚来了十五分钟,令我大失所望。诸如此类的事情通常不会扰乱我的心情。这是一部满面尘土的小型计程车,后座盖着斑马条纹的尼龙人造毛。不过司机迈克尔倒是一位性格爽朗的西印度群岛小伙子。他帮我提箱子,还客气地替我把前排座位推移到了前面。我忍受不了我脑后支架上的扬声器中传来的吵闹的音乐声,他有些懊恼,但很快镇定了下来。此后,我们一路上相处不错,并且谈起了各自的家庭。他从不知道父亲是谁,母亲是米德尔塞克斯郡医院的医生,他自己从莱斯特大学法律专业毕业,现在打算去伦敦经济学院撰写关于第三世界法律和贫困问题的博士论文。在我们从阴沉沉的西线行驶出伦敦的时候,他给我讲述了论文的概要:没有财产法,就没有资本,也就没有财富。“律师在大发宏论呢,”我说,“你是在为自己兜揽生意。”他礼貌地笑了笑,尽管他肯定觉得我傻里傻气的。这年头,想通过交谈、衣着或对于音乐的品位来推断人们的受教育水平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最保险的方法就是把任何一个你所遇见的人当成大名鼎鼎的知识分子。二十分钟后,我们没话可说了。当车到达高速公路时,引擎一直嗡嗡作响。这时我又睡着了,醒来时已到了乡间公路,感到额头绷紧地疼痛。我从手提包里取出了三片阿司匹林,嚼碎后硬着头皮吞了下去。我头脑,我记忆中的哪一部分在我睡觉时稍稍打击了我?我永远也不会知道了。就在那时,就在那辆微型小车的后座上,我第一次尝到了绝望的滋味。用惶恐这个词可能太重,也许有那么一点幽闭恐怖症,也就是在衰败的过程中顿感一筹莫展,不见天日,畏畏缩缩。我拍了拍迈克尔的肩膀,要他打开音乐。他以为我心地宽厚在迁就他,因为我们已快到目的地了,因此,他一口拒绝了,但我执意要他开,就这样,重重的贝斯拨弦的声音又响了起来,与此同时传来了一阵轻柔的男中音,它伴着童谣节奏,用加勒比海方言吟唱。时而又唱起操场上跳绳的叮当声,歌声帮了我大忙,给了我乐趣。尽管这曲调听起来充满了稚气,但我觉得它在宣泄某种可怖的情感。我没有要他翻译。当我们拐入帝尔尼宾馆时,音乐还在演奏。自从上次来这儿参加艾米莉的葬礼后,已经有二十五年过去了。我首先发现公园的树不见了,我想大榆树恐怕遭受了病虫害,剩下的栎树也为高尔夫球场让道了。我们减慢了速度,让高尔夫球员和球童穿行。我禁不住把他们视为逾矩者。格蕾丝 · 特纳的旧平房周围的树林仍然还在。车子驶过最后一片山毛榉,大宅就映入眼帘。没什么可以怀恋的——这儿一直来就是个丑陋的地方。但从远处看,它的外表突兀而没有遮拦。也许是为了保护墙面的缘故吧,常春藤被清得一干二净,它本可使正面深红颜色变得柔和。我们很快到达了第一座桥。我发现湖泊已不复存在。我们站在桥上,悬吊在一片茵茵草地的上方,正如你有时候在旧城壕中所见的情景。假如你不知道它往昔的风姿,你就会觉得它本身并不那么令人感到不舒服。过去,这里有莎草、鸭子和大鲤鱼,两个徒步旅行人在岛上的庙宇旁烤鱼,然后尽情地美餐了一顿。这一切也已成过眼烟云。如今,在那里放着一条长木凳和一只垃圾篓子。当然,小岛也已不是以前的小岛,今天的它已成了一长溜土墩,覆盖着平整的绿草,就像一座巨大的古冢、杜鹃和其他灌木丛生蔓滋。还有一石径,蜿蜒曲折,路边零零散散立着许多长凳和圆球型花园专用的路灯。我无暇猜测我在哪里坐下来安慰过年轻的罗拉 · 马歇尔女士,因为我们已经越过了第二座桥,并且慢慢驶进用柏油铺就的停车场。停车场足有房子那么大。迈克尔帮我把箱子提到旧大厅的接待处。他们多此一举,把针形凸纹地毯铺在黑白相间的磁砖地板上,真是异想天开。维瓦尔第的一曲《四季》正从隐蔽着的扬声器中发出汩汩之声。我觉得背景音乐总是那么令人厌烦,不过我从来都不在乎。高雅的花梨木书桌上放着一台电脑和一瓶花,两件盔甲威武地守候在两旁。一对交叉的戟和一件盾形纹罩嵌贴在镶板上,上方悬挂着一幅画像,它原来挂在餐厅里的,我祖父用它来表示我们光辉的家族史。我给了迈克尔小费,并衷心祝愿他一帆风顺,写好有关财产权和贫乏的博士论文。同时我还试图想撤回自己对律师所作的愚蠢评论。他祝我生日快乐,握了握我的手——他握得多么轻软,多么谦逊啊!然后他走了。桌后一位满脸庄重、身着职业装的小姐给了我钥匙,并告诉我以前的藏书室已被预定,供晚会专用。已经到的几位客人已出去散步了。酒会定在六点开始。搬运工会帮我把旅行箱拎上楼的。有电梯可供我方便使用。那时虽然没人向我寒暄,我却感到释然于怀。在我成为主宾之前,我倒喜欢一个人独处。我乘电梯上了二楼,经过了几道玻璃防火门,沿着走廊往前走,脚踏在锃亮的地板上当当作响,这当当声多么耳熟。奇怪,卧室被标数后锁上了。当然,我的房间门号是七,这里面并没什么奥妙,但我想我已经猜出自己会睡在哪间了。至少,我在门外驻足时,我没有感到丝毫的惊讶。这并不是我以前的房间,而是威尼斯姨妈曾经住过的房间。这一房间向来被认为能看到最好的风景,它俯瞰湖泊和远处的山林。皮埃罗的孙子查尔斯特意为我订好了这个房间。他是这次聚会的组织者。我一进门,就喜出望外,两边的房间已被拼成一个大套间,玻璃矮桌上放着一大束温室里栽培的鲜花。威尼斯姨妈长期无怨无悔地霸占的那张高高大大的床已全然不见,用作嫁妆的雕柜和绿绸沙发也不见了踪影。如今,它们已成了利昂的长子(他二婚时所生)的财产,被安放在苏格兰高地某处的一所宅邸中。不过新家具很不错,总之我喜欢这个房间。我的箱子送来了。我要了一壶茶,把衣服挂了起来。我仔细查看了起居室。这里有一张写字台和一盏优质的台灯。印象最深的是宽敞的卫生间里放着百花香料,一叠叠毛巾放在加热的支架上。老年人容易形成一种习惯,把一切视为索然寡味——我还不至于此,这是令人欣慰的。我站在窗前,欣赏着阳光斜照下的高尔夫球场,远处小山上光秃秃的树枝被阳光照得晶莹发亮。湖水干涸了,我不太能接受这一事实,不过,有一天也许它还能恢复原状。如今,作为一座宾馆,这幢大楼本身确实比以前我住在这儿的时候有了更多的人间快乐。一小时后,正当我准备穿衣服的时候,查尔斯打电话过来。他说等每个人到齐后,在六点十五分来接我,把我带下楼,做一个入场式。就这样,挽着他的手臂,我穿着华贵的开司米羊毛衣,伴着掌声,走进了那L型大厅,五十位亲戚举杯向我祝福。我一走进去,马上就感觉到一个人也不认识。没有一张熟悉的面庞!我心想,这是不是要我先品尝一下茫然不解的滋味。后来,人们渐渐地显豁明晰起来。我们必须体谅时光的流逝,如梭的岁月让襁褓中的婴儿一下子就成了欢腾喧闹的十龄童。不可能错的,那位应该是我的哥哥,他歪着身子蜷缩在轮椅中,喉咙上系了块小毛巾,用来接住喷溅而出的香槟,这香槟是有人喂他的。我俯身亲吻利昂,他努力用有知觉的一半脸笑了笑。我也很快认出了皮埃罗,他一副干瘪皱缩的样子,脑袋亮晶晶的,我真想把手放上去摸一摸。但他依然像以前那样笑容可掬而且威仪万千。我们心照不宣,决不提起他姐姐。第二十六章我在查尔斯的伴随下绕大厅一周,向众人问好,他在一边提醒我来人的名字。如此亲切的重聚,心情是多么愉快啊!我再一次与十五年前去世的杰克逊的儿女们、孙辈们和重孙们相识。其实,他们这对双胞胎还在这个房间一起住过呢。利昂也干得不错,先后结了四次婚,全身心地抚养孩子。我们的年龄跨度很大,小的才三个月,老的已有八十九岁。大厅里一片喧闹,嘶哑声和尖叫声不绝于耳,服务员巡回为宾客添加香槟和柠檬。远房表兄的子女已经上了年纪,他们像久违的朋友一样向我问好,几乎每个人都对我写的书褒嘉了一番。一群非常可爱的十多岁的孩子告诉我,他们在学校里十分用功地在读我写的书。我答应了一位客人阅读他儿子写的小说的打印稿,他的儿子那天没有来。条子和名片塞满了我的双手,角落里的桌子上堆满了礼物。几位孩子要我在他们睡觉前而不是等他们睡觉后必须打开礼物。我满口答应了,与他们一一握手,吻了吻他们的脸颊和嘴唇;我端详着婴儿们,逗他们发笑。我正想找个地方坐下,突然发现椅子都朝一面排列好了。查尔斯拍了拍手,在喧闹声中大声宣布,晚宴前要为我举行一场表演会。请大家各就各位。我被领到前排的一把扶手椅上就坐。老皮埃罗坐在我身旁,他正和左边的一位表兄交谈。人们焦急地等待着,房间里几乎一片寂静。突然从某个角落传来孩子们的焦躁的嘀咕声。我想这个时候最好就当没听见。就在这等待中,我可以说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几秒钟。趁这当儿,我环视一下四周,这时我才注意到藏书室所有的书和架子都不见了。难怪这房间比我记忆中的大多了。惟一的读物就是壁炉旁架子里的乡村杂志。在一阵“嘘”声和椅子的摩擦声中,一位肩披黑斗篷的男孩站在我的面前。他脸色苍白,长着雀斑,头发呈深棕色——决不会错,他是昆西传人。我估摸他大约九岁或十岁,身体单薄,头显得特大,看上去纤弱缥缈。可他环视整个房间时,显得信心十足。最后他抬起精灵般的下巴,憋足气势,用清脆、高亢的童音放声朗诵。我以为他要表演魔术呢,可谁知传入我耳畔的故事却有神奇的格调。这是一个关于率性的阿拉贝拉的故事,她与一位外来的小伙子出走私奔。未经同意就擅自离家去了伊斯特本,贫病交加,她口袋里只剩下最后的六便士。看到自己的长女如此潦倒终生,她父母的心中充满了无限的悲愤。转瞬间她站在了我的前方,那是个好管闲事、自命不凡、沾沾自喜的小姑娘,而且她也没有死。当朗诵到“擅自离家”时,人们会意地吃吃窃笑,而我那脆弱的心微微地一颤——这是多么的虚夸,简直是啼笑皆非!男孩用清晰而又扣人心弦的声音背诵着台词,他的咬文吐字中略带一丝不和谐的声韵——我们这一代人称之为伦敦土腔,尽管如今我不知道“t”这一喉音有何意义。我知道他朗诵的是我写的台词,可我几乎已把它们遗忘了。因为此时那么多的问题涌入我的脑海,那么多的情感在心中汹涌,我很难集中自己的注意力。他们是在哪里找到剧本的呢?这一非凡的自信难道是不同时代的一种征兆?我看了一眼坐在我身边的皮埃罗,他掏出手帕在轻轻地擦着眼睛。我认为这不仅仅让他感到曾祖父般的骄傲。我还怀疑这可能全是他的主意。故事开场白自然而然地向高潮推进。那位幸运的姑娘迎来甜美的一天,她嫁给了风度翩翩的王子,但且听,坠入爱河前,必须三思而后行,因为阿拉贝拉差一点悔之已晚。我们噼里啪啦地热烈鼓掌,甚至还传出几声俗不可耐的口哨声。那本词典,那本《牛津简明辞典》上哪儿去了?在苏格兰西北部吗?我得要回来。男孩鞠了一躬,后退了几步,与另外四个孩子一起走上前,我没察觉到他们,此刻他们正在舞台的侧面等候。就这样,《阿拉贝拉的磨难》拉开了序幕,她与焦急而悲伤的父母道别。我马上认出女主角是利昂的曾孙女克罗怡扮演的。她厚重的低音和她母亲的西班牙血统让她看上去多么可爱而又庄重啊!我记得去参加过她的第一个生日宴会,那仿佛就在一个月前。我凝望着女主角,她在遭邪恶的伯爵抛弃后一下子就陷入了穷困潦倒、走投无路的境地。这位伯爵就是刚才肩披黑斗篷的报幕员。不到十分钟,演出就结束了。在记忆中,用一个孩子的理解,这场演出似乎总有莎士比亚戏剧那么长。我已经彻底忘了婚礼后阿拉贝拉和医生王子手挽着手,跨步向前,齐声向观众道出最后的对句。我们磨难过后,爱情开始滋生。再见了,亲爱的朋友,我们扬帆在黄昏中!我认为不太完美,但整个房间的人——除了我、利昂和皮埃罗之外——起身鼓掌,直至幕谢。这些孩子多么训练有素。他们手拉着手,并排站立,在克罗怡的暗示下向后退了两步,然后再走向前去,又一次鞠躬。在雷鸣般的掌声中,没有人发现可怜的皮埃罗双手捂住脸已不能自已。他是否触景生情,想起父母离婚后那段孤独而又可怕的时光了呢?想当初,那天晚上,在藏书室里,他们,这对双胞胎,多么想演这出戏啊。六十四年后的今天,这出戏终于上演了,而他的兄弟却早已作古了。他们把我从舒服的椅子上扶起来,我略表谢意。房间后面,一位婴儿啼哭了起来,这使我追忆起了1935年。在那年炎热的夏天,表弟表姐从北方南下。我转身面对演员。我说即使我们当初把这部戏搬上了舞台,我们的演出也根本无法与他们的相匹敌。皮埃罗连连点头。我解释说,那时排练半途而废,全都是我的错,因为我中途改变了主意,立志要成为一名小说家。人们开怀大笑,掌声更加热烈。查尔斯趁势宣布,晚宴开始。就这样,愉快的夜晚粉墨登场——晚餐很热闹,我也破天荒喝了点酒,人们互赠礼品,小孩子们睡觉去了,大哥哥、大姐姐们则去看电视了。然后,我们边喝咖啡边聊天,大伙儿呵呵地直笑。将近十点时,我开始想我楼上那间妙不可言的房间。这倒不是因为我累了,而是因为我已厌倦了在稠人广众之间成为众人注意的焦点,尽管他们对我深怀善意。最后大家互致晚安,相互道别,半个小时又这样过去了。随后,查尔斯和他妻子安妮护送我到了我房间。现在是凌晨五点,我还在书桌前追思这异乎寻常的两天。老人真的不需要睡眠——至少不用在夜晚入眠。我还有这么多的事情需要思考。在不远的将来,也许在这一年内,我将没有心境率性而为。我一直构思我的最后一部小说,这本应该是我的第一部小说。最早一稿完成于1940年1月,最后一稿完成于1999年3月,期间有六部不同的手稿。第二稿作于1947年6月,第三稿……谁又想知道呢?我五十九年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我们都有罪——我、罗拉和马歇尔都难辞其咎——从第二稿开始,我就着手把它形诸于笔端。我始终认为,毫不隐瞒真相——(人名、地点、确切的环境)——是我的职责——我把这一切当成历史纪录存档。然而,这些年来,许许多多的编辑告诉我,从法理上说,只要我的同案犯依然在世,那么我那法庭回忆录就决不能出版。如果出版了,那你只能是抹黑了你自己,诽谤了死者。马歇尔夫妇从四十年代后期以来就一直活跃在法庭上。他们不惜血本,坚决捍卫自己良好的声誉。他们用活期存款就能轻而易举地使出版社身败名裂。人们不禁起疑心:难道他们有不可告人的勾当?是的,你尽管想好了,但千万别提笔写下来。取代、嬗变、掩盖——显而易见,这就是启迪。拨去想象的迷雾吧!小说家何为?走到极限之处,在可望而不可及的地方安营扎寨,打法律的擦边球,然而在判下来之前,谁也不知道确切的距离。为稳妥起见,最好还是不动声色,暗昧难明。我知道,只有等到他们过世了我才能出版。直至今天凌晨,我相信,只要我在,它就不会公开。他们中只有一个走了,那也没用。就算最后马歇尔勋爵清癯瘦瘠的脸出现在讣告栏上,我北方的表兄弟也容忍不了同谋的控告。这儿有罪恶,但也有钟情相恋的人。我整宿整夜地都在想着有情人和他们幸福的结局。是的,我们正驶入黄昏。我们颠来倒去,抑郁寡欢。我突然想到,自从我写了这部小剧本以来,其实并没有远行,确切地说,我大大地偏离了正道,如今又折回到了起点。只有在这最后的一稿中,我的有情人才终成眷属。我走开时,他们并肩站在伦敦南部的林阴道上。以前的几部稿子都是那么的无情。可是现在我真的不再觉得,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竭力说服读者以下的事实到底有何意义。罗比 · 特纳于1940年6月1日在布雷敦斯死于败血症,塞西莉娅于同年的9月在贝尔罕姆地铁车站爆炸中丧生。那年我从未见过他们。我徒步横穿伦敦,最后在克拉珀姆公地上的教堂门口驻足,然后,怯弱的布里奥妮瘸着腿走回医院,无法面对刚刚痛失了亲人的姐姐。恋人间的鱼书鸿雁如今收藏在战争博物馆内。这一切怎么能够算是故事的结尾呢?读者能从这一狗尾续貂的叙述中获得什么样的意义、希望或欣慰呢?谁会相信他们再也没见过面,永远没有两情缱绻呢?除了服务于严酷的真实性之外,谁会相信呢?我无论如何不能那样对待他们。我垂垂老矣,我噤若寒蝉,而且太眷恋自己的余生。我面对的是汹涌的忘却浪潮,然后是永久的遗忘。我不再拥有战胜悲观的勇气。当我离开人世,当马歇尔夫妇离开人世,当小说最后出版了,我们只会以作品的形式存在于世。正如那对恋人一样——他们在贝尔罕姆同床共榻,令女房东勃然大怒——布里奥妮只不过是一个虚幻的存在。没人会关心小说中哪些事是失实的,哪些人被歪曲了。我知道总有一类读者会身不由己地问:“可是到底发生什么了?”回答很简单:“有情人生生不息。只要我最后一稿的打印孤本留存于世,那么我那纯洁率性而有奇缘的姐妹和他的医生王子定会相亲相爱,直到地老天荒。”这五十九年来,有一个问题一直萦绕我心:一位拥有绝对权力,能呼风唤雨、指点江山的上帝般的女小说家,怎么样才能获得赎罪呢?这世上没有一个人,没有一种实体或更高的形式是她能吁求的,是可以与之和解的,或者是会宽恕她的。在她身外,什么也不存在。在她的想象中,她已经划定了界线,规定了条件。上帝也好,小说家也罢,是没有赎罪可言的,即便他们是无神论者亦然。这永远是一项无法完成的任务。这正是要害之所在。奋力尝试是一切的一切。我伫立在窗口,感到一阵阵疲惫的浪汐向我袭来,将我全身的余力卷走。脚下的地板仿佛在波浪起伏。我目不转睛地凝视着第一缕灰朦朦的晨光映照出公园和干涸湖上的桥梁,还有那条伸向远方雪白处的狭长车道。警察就是驱车沿着这条车道,载着罗比将他带走的。我深深觉得,让我小说中的有情人最终团团圆圆,生生不息,决不是怯弱或逃避,而是最后的一大善行,是对遗忘和绝望的抗衡。我给了他们幸福,但我不是私心作祟,要让他们宽恕我。不是这样的,还不至于如此呢。假如我能在生日宴会上对他们施以魔法……罗比和塞西莉娅依然活着,依然相爱,依然肩并肩地坐在藏书室里,对着《阿拉贝拉的磨难》微笑吗?——这不是不可能的。但现在我必须睡了。(续完)摘自：《外国文艺》2004年05期　作者：伊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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