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态心理小说：人格裂变的姑娘

天天读书网（www.book.d78i.com）整理变态心理小说:人格裂变的姑娘作者：F·R·施赖勃(美) 孙宗鲁 陈梅安 译这是一部奇特的小说。它以真人真事为题材，描写了鲜为人知的多重人格，揭示了生动奇幻的变态心理。本书七十年代在美国出版后立即引起轰动，当年列为《时代》杂志畅销书目之首，几年内出版了五百多万册，迄今影响不衰。本书主人公西碧尔常失去记忆，每当失去记忆之时她就变成了一个化身，前后多达十五个化身。每个化身都有不同的姓名、年龄、性格、爱好和处世态度，她们都在特定的需要中随时现身。西碧尔本人干不出来的事就由化身替她来干。她这种人格分裂起源于童年时代的精神创伤。幼小的西碧尔遭到令人发指的残害。这类小说在我国出版界还极为罕见。　译者的话 　　原序 　　译者的话　　早在1983年，北京大学心理学系陈仲庚教授看到我翻译的两部描述双重人格的短篇小说后，便向我推荐了本书。可惜我在各大图书馆遍寻无着，直到1985年我在美国观摩、进修时才欣喜地购到。陈教授推荐此书的目的，在于它叙述的是多重人格，比双重人格更加复杂，更具有戏剧性，尤其因为它讲的是真人真事，将人格障碍问题表现得淋漓尽致，为变态心理学提供了宝贵而丰富的真实资料，因而更具有科学价值。　　这是一部奇特的小说，因为读者从中看到的不是我们平时熟悉的世界，而是生动奇幻的变态心理、真实而不寻常的情感体验和千百种心态变化。这类心理学小说在我国出版界还极为罕见。　　读者也许会问，多重人格是否实有其事，是否客观存在。答案是肯定的。杰出的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早在十年前就科学地论证了这个问题。本书第七章介绍了医学文献上报道的实例。从事实看来，多重人格的发生率比一般医生想象的要多。那么，既然别的国家有多重人格患者，我国就没有吗？但多年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国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界对于人格和人格异常等复杂的问题很少有人研究。在文学界，也直到七十年代末才有人翻译了英国作家史蒂文森的《化身博士》一书出版。这部描述双重人格的小说发表于弗洛伊德科学论证之前很久的1866年，在本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已数十次地被搬上银幕。书中的主人公吉基尔和海德在英语世界早已妇孺皆知。但是这部优秀的小说纯属虚构，并没有科学地反映双重人格的实质。尽管如此，双重人格还是引起我国不少人的兴趣和重视。　　本书原名《西碧尔》，这是女主人公的名字（其实是假名）。为便于读者顾名思义地了解本书的内容，改成现在的书名，正如过去把《吉基尔医生和海德医生奇案》改成《化身博士》一样。这部被誉为文学和精神病学上的重要里程碑的心理学纪实小说在1973年出版后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仅在美国就发行了五百多万册，其影响至今不衰。在当代多种心理学专著和教科书中也经常提到本书主人公的名字。这部文学作品不仅具有心理学和医学的重要价值，还广泛地涉及哲学、神学、伦理学和教育学。它“迫使你用一种新的眼光来看待自己和周围的人（Doris Lessing）。”　　这部小说还具有强烈的趣味性和可读性。它“好似醍醐灌顶，比起爱仑坡或卡夫卡的任何一部作品来说都更为奇幻（Richard D·Lessen），”“提供了第一流惊险小说中消魂夺魄的悬念，自始至终揪住人心（Lucy Freeman）”。它“引人入胜，令人惊吓（《费城简报》）”，“真使人着迷（《时代》杂志）”。　　书中有个别内容，译者认为过分专业化而不易为我国读者所理解，还有一些既无补于事件的叙述而又不宜形诸笔墨的个别细节，均作了一些技术处理。　　孙宗鲁　　1988年8月于北京大学中关园　　原序　　本书付梓时，我认识这位我冠以假名西碧尔·伊莎贝尔·多塞特的女人已经十年有余了。西碧尔要我继续为她匿名。读者读了她的真实故事后自会明白这样做的理由。但西碧尔·伊莎贝尔·多塞特的确真有其人。　　我跟她首次见面，是在1962年一个秋天的夜晚，在纽约市麦迪逊大街的一家饭店里。西碧尔的心理分析家科妮莉亚·B·威尔伯医生安排了这次会面，以便我能与西碧尔由此熟识。　　西碧尔显得拘束、疏远。我知道这是她有病的缘故。威尔伯医生和她从事于精神病学病史上最复杂也最古怪的疾病的治疗——对多重人格首次进行心理分析。　　当时，我知道这个病例已有几年了。我是《自然科学文摘》的精神病编辑，还写过几篇精神病学论文。因此，威尔伯医生和我的事业道路常常交叉。实际上，我所写的论文，有几篇就是论述她的几个病例。　　安排这次会面，有一个特定的目的：威尔伯医生不知我是否有兴趣写一写西碧尔的故事。医生认为把这份永垂医学史册的病例刊载在医学杂志上还远远不够。因为，除具有巨大的医学价值外，这个病例对于一般公众还具有心理学和哲学方面的深远意义。　　我希望再等一等治疗结果，然后才义无返顾地埋头写书。在这期间，西碧尔和我交上了朋友。我们在文化艺术上分享我们共同的乐趣，关系愈来愈亲密。西碧尔常来我公寓作客。她常把心理分析中发生的事推心置腹地告诉我。而她在我家时所发生的事也常常进入了她的心理分析之中。　　逐渐地，本书的内容愈来愈引起我的兴趣。我亟想捕获这一病例中固有的戏剧性，加工成一本书。我想写这本书，还因为我同西碧尔和威尔伯医生（现任肯塔基大学医学院教授）的友谊。她们在极其特殊的心理分析中披荆斩棘地开辟道路的勇气使我十分钦羡。　　这样，在认识西碧尔及其化身有三年以后，我作出了写书的承诺，并正式开始为本书进行研究。我与西碧尔和威尔伯医生相互信任，我同那些化身直接接触过，但这还不够，必须系统地在整体上探讨这个病例和西碧尔的全部生活。我广泛地阅读有关多重人格的医学文献，并同威尔伯医生等许多精神病学家讨论这个病例的普遍意义。我同西碧尔在中西部家乡的小镇（我称之为威洛·科纳斯）中认识她的人交谈，与奥马哈和纽约市里认识她的人交谈，以追寻她的生活轨迹。我还追踪西碧尔化身几次出游的足迹。比如，在费城，我就计算过大森林饭店前门的台阶到底有几级。　　要把一个个令人晕眩、令人不寒而粟的事件展现出来，我必须先把它们解剖清楚。我查考了与西碧尔十一年心理分析有关的全部资料。这包括威尔伯医生每天写的记录（这是她在2354次门诊中用铅笔写在处方笺上的）、西碧尔自己写的短文（是作为治疗程序的组成部分而写的）和在心理分析时留下的录音。我还研究过西碧尔从青少年时代直到心理分析第一年的日记、来往信件、家中和医院的材料以及多塞特一家在威洛·科纳斯居住期间的城镇报纸和记录。　　整整十年（其中七年我全力写书），我同西碧尔和威尔伯医生密切地联系。她们就象随时准备坐在那里由我画肖像一般，由我把西碧尔度过的生活和医生分析过的心理状况一点一点地再创造出来。　　西碧尔读过书稿后说：“每个感情都是真实的。”威尔伯医生评论说：“每个精神病学的事实都准确无误地复述出来了。”　　西碧尔的真实故事向我们提供了罕有的机会，瞥见了无意识的心灵，从而导致我们的理解。西碧尔这一病例，反映了异常的心理和心理发展模式，从而使我们对正常的心理和心理发展模式有了新的洞察力。它不仅使我们看到无意识心灵在驱动人们行动中的神秘力量，还让我们看到毁灭性的家庭关系和狭隘而执拗的宗教信仰所造成的恶果，看到了一个女孩对其家中的男子的认同（或称自居）和对本人才能充分发挥的否认。西碧尔的故事是照管孩子方面的一个无可辩驳的沉痛教训。这个故事还提出了类似下面这样的问题：什么叫成熟？完整的人是什么意思？　　西碧尔的生活故事还阐明了无意识心灵在创造力方面所起的作用，揭示了在记忆和忘却之间的微妙关系，使我们看到过去和现在可以同时共存。它还提出了若干哲学问题，比如：现实和虚幻之间的微妙关系，以及“我”的涵义。　　在医学上，本书启示了遗传和环境在精神病疾病的发生中所起的作用，以及精神分裂和大癔症之间的区别。精神分裂症是不少医生和公众常常用以概括形形色色的精神症状的总称。而大癔症是一种鲜为人知的疾病，西碧尔所患的正是这种怪病。　　而最为重要的，也许是读者被西碧尔在内心世界冒险的魅力所迷住的时候，他（她）的意识而必然大量扩展。　　弗洛拉·里塔·施赖勃　　1973年1月于纽约市　　1.停摆的钟　　玻璃的碎裂声使她感到头部一阵抽痛。整个房间似乎在旋动。她鼻子里灌满了化学药品的腐蚀性气味。其实她吸入不多，但气味刺鼻。这种气味好象来自久已忘却的往事。虽然距今遥远，但却十分熟悉，使人想起家乡那爿老药铺。　　老药铺的玻璃器皿碎裂时，大餐厅里的玻璃器皿碎裂时，都有人厉声申斥：“是你打碎的！”　　西碧尔·伊莎贝尔·多塞特把化学笔记本往自己的文件夹中一扔，便朝门口奔去。化学教授的视线、其他同学的视线、都集中在她身上，不知怎的她感到镂心刻骨。　　房门在她身后合上。她已置身哥仑比亚大学哈夫迈耶会堂的三楼走廊上。走廊很长，黑黝黝地，不见人影。她独自等候着电梯。　　“太拖拉了，真是拖拉，”她一遍遍地想着。唉，要是一听到玻璃碎裂声就动身离开就好啦，真不该呆这么长时间才离开教室。　　太拖拉了！这部电梯也是这样，真是拖拖拉拉。　　西碧尔伸手去拿那带拉锁的文件夹。咦，不在。电梯呢，也不在。那光线暗淡的走廊也不在了。她现在正站在一条又长又窄的街上。路面铺满白雪。电梯始终没有来，她等得不耐烦。现在她正在步行。　　寒风刺骨，白雪在脚下被踩得喀吱直响。她没有穿套鞋，没带手套，没带帽子。两耳冻得又麻又痛。身上这件浅灰色花呢两用装，平时穿着从公寓（坐落在晨边车道）走到实验室还是挺暖和的，如今竟档不住这无情的严寒。　　西碧尔想找一块路标，却找不着。她想找间屋子避寒，也找不到。有没有加油站？没有。药铺呢？也没有。　　药铺、化学实验室、那条黑黝黝的走廊、电梯……，这里什么都没有。只有眼前这条路灯如豆、无人居住的无名街。这是什么地方，她一点都认不出来。　　街道两边排满了厚厚实实的木质建筑，有的象战舰似的涂成灰色，有的包着钢皮，十分陈旧，丑陋不堪。　　这里不可能是纽约。也许是她老家威斯康星州的什么地方吧。在那里，她在孩提时就曾经历多次类似这样的暴风雪，深知怎样就易得冻疮。真滑稽！刚才还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电梯外站着，怎么刹那间就来到威斯康星呢？这么短暂的一瞬，她哪里也去不成。也许她哪里也没有去，只是做了一场梦而已。　　但当她加快步伐的时候，那些难看的建筑物，还有那不停地落在她脸上身上的雪，使她不得不面对现实。她时时要用冰凉的手抹去脸上的雪水，并颤动身子抖去衣服上的雪花。她知道自己从来没有见过这类建筑，不可能无中生有地在梦境中把它们创造出来。建筑物的前门大得出奇，这并非出于她的想象，而是由于货运和贮藏的需要。她思维中的现实部分又占据了主宰地位，她明白自己所在的地方是一个货栈区。　　蓦地，街道另一边的雪地上出现了一个黑色的身影。这是一个男人。但他竟象一个飘移的阴影，令人感到不可亲近，而且与道旁那些厚实的建筑物那样，绝无一点生气。他当然能告诉她这是什么地方；但她竟觉得自己难以启齿求助。她还担心如果真要向他打听，他多半会误解她的动机，往邪处猜想。所以，她听任他从自己身旁移去，让他融入黑夜之中，去到货栈以外的世界。　　对西碧尔来说，似乎是既无出口，又无入口。那街垒般的建筑，同她内心深处的恐惧混为一体。她觉得自已被包围，隔离，关押，堕入陷阱——无论在内心世界还是外在世界都是如此。　　没有救了吗？出租汽车呢？公共汽车呢？难道就没有办法从这里脱身么？她每次乘坐纽约某一路横贯全城的公共汽车时，总有一种逡巡不前的奇特情绪，但眼下她真想坐一坐公共汽车。可是这种想法纯属胡扯。因为这里根本没有公共汽车。什么都没有。　　她又想到公用电话厅。若能找到公用电话，就不难弄清自己究竟置身何处，还可以打电话给同室居住的特迪·埃莉诺·里夫斯。她一定为自己已久久不归而担心啦。但西碧尔立刻想起：在自己动身去实验室不久，特迪也就动身去俄克拉何马州与亲属度假了。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西碧尔离开公寓时，特迪还劝她换一件厚实些的外套哩。但西碧尔没有听从她的劝告，因为这正是她无法听从的数日中的一日。在那些日子里，特别是天气转冷的日子里，她总有一种不自在的感觉和内心中一种奇怪的激动感，使她连换一件外套而在公寓里多呆几分钟也无法忍受。　　西碧尔还想打电话给科妮莉亚·B·威尔伯医生。也许她错过了与医生约定的复诊时间。如果时隔过久，医生也会为她担心的。从现在起，她恐怕会多次错过预约时间吧。　　这“现在”二字实在难以捉摸。从她在电梯外等候时算起，到底度过了多少时间呢？只要她能回忆起来，一点点弄清自己怎么会到这里来的，那么，一切就都明白了。而在这之前，她是无法安宁的了。　　寻找电话，犹如寻找海市蜃楼那样艰难，但却可能是回到现实的最佳方法。她必须设法找到电话，脚步不停地去找。她感到自己实在走不动了，但她知道自己不敢停步。她的两条腿已近冻僵，但若停步不前，她就会冻死。美国中西部的冬天是怎么回事，她可是深有体验。　　为强迫自己走动不停，她注意倾听各种声音，留神生命的迹象。但是，能听到的只是风声。一个个街区过去，就是见不到一块路标。要找电话，希望更加渺茫。　　为暂时稳定一下自己的情绪，西碧尔在一盏路灯下停住脚步。借着昏暗的灯光，她打开手提包，仔细翻找起来：她的社会安全卡①、蓝十字卡②、驾驶执照、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卡，每个证件都是自己熟识的。　　在离开公寓时，她钱夹中有50美元和一些硬币；但现在只有37美元42美分。她前往实验室是走去的，一路上没有买过东西。那么，那些钱花到哪里去了呢？难道是用作路费而来到这里吗？她曾在电梯外边等候着，后来就在这儿了。她能记得起来的，就是这些。　　她公寓的钥匙在这里。但吊着一个红褐色大挂襻的，是一把她从来未见过的钥匙。她把它放在冻僵的手掌上，翻来覆去地瞧着，一遍又一遍地读着钥匙上的金字：1113室。　　这把钥匙干吗放在她的手提包里？是一把什么钥匙呢？一般来说，应该是一把旅馆的钥匙，但又与多数旅馆钥匙不同，钥匙上没有旅馆名字或地址，也看不出是什么城市的旅馆。　　归根结底，也许仍是梦魇吧？不对，这把钥匙可是实实在在的，挂襻也的确存在，路灯柱也是真实的呀。还有那些好象在斜眼嘲弄她的丑陋建筑，以及沾在她腿上和外套上的雪，也都是现实。而且她的双腿还在活动，没有完全冻僵。她一面匆匆步行向前，一面欣赏这种无目的的匆忙，体味出一种残忍的幽默感。但由于她来路不清，去向不明，她愈是向前走，愈感到慌张。　　她忽然想到1113室的房门钥匙。它可以开启某旅馆的一道房门，可以由此得到温暖、食物和休息。想到这里，心中感到欣慰。　　她走得飞快，每到一个路口就东张西望，希望能看到什么车辆。她肯定会找到一家旅馆的。货栈以外，定有另一番世界。　　突然，一个可怕的想法冒了出来，把她吓呆了。如果这把钥匙是自己在街上拾到的，又会是怎样？她不记得拣拾过钥匙，但她能回忆的本来就不多。如果她曾在那间屋子里住过几天、几周、几月或几年，而由于欠帐被赶了出来，又会如何呢？以上两种情况，不管是哪一种，房间反正是被别人占了。该不该把钥匙仍掉呢？不仍掉的话，会不会惹出麻烦、自投罗网呢？　　不，哪里有什么钥匙、房间、避雪处，哪里有什么世界。只有这片无人地带延绵不断。虚无缥缈的男人身影曾在这片雪地上一掠而过。使她恐惧一生的黑白相间的影像又一次涌上心头。　　这些狭长的街道永无尽头。所有的屋子都漆黑无光。上了闩的窗户唤起了昔日的恐惧。不管她住在哪里，哪里都有这种恐惧，如今又跟她来到这里了。　　突然，她见到了灯光。原来是一座加油站。终于找到电话了。　　看了墙上的牌子，她才知道此刻身在费城。她过去来过费城多次，但从未来过这个地区。　　电话亭似乎在招手请她进去。但一钻进这囚笼般的电话亭，便觉得这里并不殷勤好客。她想给威尔伯医生打长途，便塞进了十美分硬币，但电话死寂无声。　　她朝油站服务员走去，问他是否允许自己用他的私人电话。“抱歉，女士，”他回答说，“真对不起。”他转身走开，劈面把门关上。她所看见的，只是他那白色上衣的后身。　　她知道，这是因为自己的恐惧竟然传染给他了。她决定先去大森林饭店，在那里往外打电话。这家饭店她熟悉。每次到费城，她都住在那里。　　一想到自己置身于如此熟悉的费城，一想到大森林饭店，她的恐惧不由得少了三分。她不慌不忙地去了一趟厕所，还用热水冲了冲手。回到街上时，她才看到德拉威尔河以及对岸的坎姆登。　　德拉威尔河是再熟悉不过的了。她有一次还用水彩画了这条河的风景，用的是印象派手法。当时那只名叫卡普里的猫，正坐在她身旁，盯着画笔的每一个笔触，时不时还用脚爪捣一下画笔杆，似乎想提醒西碧尔别把它给忘了。　　路标一块块地开始露面。前街、卡洛山街、春园……。在前街上，位于卡洛山和春园之间，有高架车道。西碧尔走近拐角时，见到一辆城区公共汽车刚要驶过。车头亮着灯。　　“等一等！”西碧尔狂叫一声。　　面色红润的司机停了车等她。　　西碧尔瘫倒在靠窗的后座上，感到胳臂腿儿酸痛不堪。不管这辆汽车往哪里开，她都无所谓了。开吧，开到任何地方，随便什么地方，开往天涯海角，都无所谓。　　车上有另外四个乘客，三个男人和一个戴海狸皮帽的女人。他们在这气候恶劣的夜晚出来干吗？但现在真是夜晚吗？密云满布的天空，呈现一派中性的灰色色调，说不清是夜晚还是黎明，看上去令人不快。她也不知道今天的日期。要是去问这些同车的乘客，人家会把她认作傻瓜。　　手提包里的那把谜一般的钥匙，牵着所有的线索。现在又把她的思绪缠住。难道是大森林饭店的钥匙吗？她不清楚。公共汽车是否往大森林饭店开去，她也不清楚。不过，从她上车的地方到那饭店并不很远。她急于弄清，便走到车厢前部去问司机：“这车到得了大森林饭店吗？”　　“最近的车站离它有三个街区，”他回答道。“到时候我叫你吧。”　　透过带霜的车窗，她认出了本杰明·富兰克林大路、洛根·弗里图书馆、富兰克林研究所和费尔蒙特公园。她兴奋地想起公园里两座花岗石纪念碑。其中一个是士兵浮雕群像，上面镂着铭文：“一个国家；一部宪章。我们给奴隶以自由，同时保证自由人的自由。”她曾画过这个战争纪念碑。她必须把全部心思专注于任何事物，除那把钥匙以外的任何事物。除那把钥匙以外，除我的生命以外。除我的生命以外——这是不是哈姆雷特③说过的话？　　“你该下车了，”司机朝她叫了一声。　　她双脚又落地面。大地，由于马路和人行道十分溜滑而显得很不牢靠，却又由于熟悉的标志而显得稳当可靠：美术研究院，哈恩曼医院。最后，是大森林饭店金色的穹顶。　　大森林饭店那红砖砌就的十六层大楼，终于矗立在她面前。一层到三层呈菱型，有一条白色上楣。饭店对面，是罗马天主教男子中学和用作《费城晨报》社的古老房子。大森林饭店门前有地铁车站。有人告诉过她：这地铁在1927年就投入运行了。而大森林饭店是埃尔克斯在1923年建造的。这正是她诞生的那一年。真逗！　　她早可呆在饭店之内，但却站在饭店之外迟疑拖延，这使她烦恼起来，于是，她断然决定进去。向上连跨三级台阶，便是大森林饭店镶嵌着厚玻璃的前门。这对西碧尔来说，不啻攀登埃非尔士峰④。向上这三步，是进入一无所知的世界。　　在前厅里，她凝视那火炬式的吊灯，细看那黄、黑、白三色大理石地面。由于在这里住过好多次，她很熟悉这个前厅。但她象是第一次见到似的看个不休，任何细节也不放过。　　该不该去登记呢？她犹豫了。也许她该直接去1113室，反正她有钥匙。她跑步跨上十五级台阶，来到中央大厅。这是一个安全的迂回，否则前有服务台，后有电梯，实在是进退两难。　　一扇四十英尺高的彩色玻璃窗俯视着大厅，十分美丽。底层和二楼之间的夹层楼面，就在那窗户下面。在大厅的金色顶篷上镂刻着箴言：“忠诚、正义、自负、友爱——他们的美德要铭记在爱情和回忆之碑。我们兄弟的过失，则写在沙地之上。”　　西碧尔注视着顶篷。在短暂的几分钟内，她由于它的美丽而心旷神怡。但当她由中央大厅慢慢地折返前厅时，这种感觉便消失了。她又要寻找新异的东西来摆脱内心的困扰，于是发现了在上次住宿以来已出现了新的变化。旅馆侍者都换了人。原先在服务台的那个表情严肃、胸脯奇大的女人也不见了。西碧尔逗留在内部商店的橱窗前，强迫自己打定主义，是前去登记，还是直奔1113室。但还是拿不定主意，她就急步出门来到大街。　　在饭店门前，她买了份《费城晚报》，报上的日期是1958年1月7日。她疑疑惑惑地又买了份《费城调查》，报上的日期仍是1月7日。　　1月7日。她是在1月2日离开实验室的。这么说，整整丢了五天！本来害怕的是：一切都不知道，而现在更为可怕的是：知道了真相。　　“请告诉我现在什么时间，”她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去问那售报的人。　　“现在九点，”他答道。　　晚上九点。她在哥伦比亚大学等候电梯的时间是晚上八点三刻。中间隔了五天，没有错。　　西碧尔慢慢地、小心翼翼地又一次推开饭店厚实的玻璃大门。丢失五天而引起的慌张和自责，使她不得不急急匆匆起来。她依稀看到有人在跟她打招呼。正是服务台的那位胸脯奇大、表情严肃的女人。“喂，这儿，”那女人招呼着，探出她的大脑袋。　　“你忙吗？我想跟你说几句，”那女人继续招呼道。　　西碧尔好似受到催眠，不由得止住脚步。　　“听着，回到你房间以后，先洗个热水澡，喝些热茶，”那女人挺严肃。“外面刮着风雪，我真为你担心。我求你别出去，你就是不听。这可不是闲荡的天气呀。”　　“我没事，谢谢你，”西碧尔的回答有些生硬。　　当她朝电梯走去时，那女人还在向她微笑。　　西碧尔可以发誓（在法庭上，她还可以宣誓），从上次住大森林饭店后迄今已有一年没来这里了。可是，服务台的女人（前一年没有在饭店工作）也可以在同一法庭上宣誓：西碧尔在1月7日以前几天就住在这家饭店了。　　两部电梯，其中的一部忽地打开了门。西碧尔忧惧地走了进去。她是唯一的乘客。　　“请开到十一层，”她说。　　“外边暴风雪，您还出去？”电梯工问道。　　她轻声回答：“是的。”　　“十一层。”他按了机钮。　　电梯门在西碧尔身后关上。金属的铿锵声，似乎敲击在她的脊梁上，如同化学实验室所有的视线朝她集中而使她刻骨难忘一样。从纽约哥伦比亚大学那部电梯，到眼前这部电梯，在两部电梯之间，时光不曾存在。想到这里，心中又懊恼起来。　　难道真有1113号的房间？房门上都有房号。1105，1107，1109，1111，预示着下一个也许就是1113。房号似乎被霓虹灯照射着，忽闪忽闪地，果真是1113！　　西碧尔打开手提包，取出钥匙，略略转了一转。难道真是这房门的钥匙么？　　钥匙正适合。门开了。　　没有人讲话，没有人被惊扰，没有人在屋里行动。房间里真没有人吧？　　她把身子紧紧贴住门框，伸手在墙上摸索电灯开关，两脚没有踏进屋里一步。一盏泛光灯亮了。她走进去，关上房门，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　　她苦苦思索，想来想去，还是认定这一辈子从来没有来过这个房间。可是，如果这间屋子不是她的，那么，1月2日至1月7日，她又睡在哪里？她又怎会拿着钥匙来到这里？她总不能天天呆在街上吧。　　她登记过了吗？从服务台女人的所作所为来看，她好象登记过了。　　西碧尔脱去潮湿的外套，把它放在椅子上，踢掉湿鞋，颓然倒在窗前的绿色靠背椅上。　　她不认为这房间是自己的，但从服务台女人讲的意思来看，她也不认为这房间是属于别人的。　　一时间，她只是瞪着大眼，茫然望着窗外，看着那罗马天主教男子中学和《费城晨报》社占用的旧房。但总是坐在那里也没有意思，她便取出那两份报纸来。　　费 城 调 查　　　　　　 城 市 版　　　 适宜各阶层人的独立报纸　　我眼皮累得要合上了。　　星期二早晨，1958年1月7日　　1月7日，这意味着我丢了五天。　　◇ 人被射上186英里高空　共产党人如是说　　◇ 加文谈导弹发射台价格问题　　◇ 85界国会　今日召开第二次会议　　我不在世上时发生了那么多事！　　飞行员完成爬高壮举后完全降落　　我的爬高也是壮举。那些街道。那些台阶。那么多街道。我丢失了时间，这就不仅仅是降落了。　　费 城 晚 报　　 星期二，1958年1月7日　　付帐。办完手续后离开旅馆。我没有登记住宿，又怎能付帐离去？我没有行李怎么住进来的？预报暴风雪持续整夜　　整夜？　　还是在这里呆下来吧。她把报纸扔进带花纹的金属废纸篓，然后到书桌那里打电话找服务员。她要了豌豆汤和一杯热奶。在等候食物送来的片刻，她要给威尔伯医生打电话。太拖拉了，真是拖拉，那么久才跟大夫联系。　　西碧尔刚拿起受话器，要把威尔伯的电话号码告诉饭店接线员，但梳妆台上的什么东西吸引了她的注意。她无法相信地瞧着那件东西，不由得急急挂断了电话。放在梳妆台上的，赫然是那带拉锁的文件夹。　　梳妆台上，还有一付露指的女用手套，还有她在哥伦比亚大学电梯旁还在使用的红围巾。　　她心惊胆战地朝梳妆台走去，拿起文件夹，打开拉锁。里面正是她五天前在实验室一把抄起往里一扔的化学笔记。　　梳妆台的一角，还有一样她原先没有注意的东西。这是在费城的一家百货商店买一套睡衣睡裤的收据。这家商店，她去过好几次，离大森林饭店不近，但坐上地铁，简直是门对门那么近。这套睡衣的价钱是6美元98美分。难道这钱是从她钱夹中支付的？　　睡衣！在哪儿呢？抽屉里，壁橱里，都找不到。　　她去浴室寻找。起先找不着，后来发现它挂在门后的衣钩上，象一付有罪的样子。　　睡衣睡裤已经起皱，被人穿过了。是她穿着上床的？睡衣裤浅黄浅绿条纹相间，花哨而鲜艳。这不是她的风格。她总是选择单一的颜色，一般是由浅蓝到深蓝。而这套睡衣睡裤却是孩子们喜欢挑选的色调。　　西碧尔回到卧室，感到双腿无力。发现梳妆台上的东西以后，她愈发懊恼。带拉锁的文件夹似乎在瞪着她，红围巾威胁着她，连那付露指的手套似乎也指点着她，仿佛它们都有自己活动、自己运行的能力。　　床头小柜上还有一件没有见过的东西：一张黑白画，画着一个坐在悬崖上的孤独女子身影，面对着一座似乎要将她攫而啮之的森然大山。这幅画曾印在大森林饭店提供的信笺上。既然在这屋里，显然是作者留下的。这位作者究竟是谁呢？　　门上敲了一声，服务员把西碧尔要的汤和奶用托盘放在桌上。“今天晚上你不太饿嘛，”瘦得皮包骨的服务员说道。他好象拿她这次要的食物与以前要的作比较。他的声调柔和，态度很体贴，似乎与她很熟。但西碧尔知道自己还是第一次见到此人。服务员离去了。　　望着托盘上的食物，西碧尔又感到一阵惊慌，但这与她在货栈区看到那些丑陋建筑时有所不同。这个服务员、那位胸脯象座小山的服务台女人、那套睡衣、绘着悬崖上女性身影的黑白画，这些都有着某种涵义，可怕的涵义。她在货栈区感到惊慌是由于自己对发生的一切懵然无知。后来买了报纸，对发生的事有所了解，结果惊慌更甚。现在明确无误地知道了，惊慌更加大得不可比拟。那套睡衣、那张黑白画已经说明问题，无可置疑了。　　西碧尔大口大口地喝着牛奶，把汤推到一旁，匆匆忙忙地穿上鞋子，穿好尚未干燥的外套，带上围巾，戴好手套。她把睡衣和收据塞进文件夹。她本来打算在这里过夜，可是，尽管她知道雪还在下着，火车也可能赶不上了，她还是必须赶回纽约。如果她呆在这里，可能要出大事。　　西碧尔·伊莎贝尔·多塞特知道，必须在她还是她自己本人的时候赶回纽约去。　　2.内心世界的战争　　火车，眼前这些仿佛在夜间蜿蜒的龙，使她入迷，使她神魂颠倒。过去，火车一般意味着带她逃跑。而这辆火车却带着她向前。她知道自己必须返回纽约，不是为了上课或去做化学实验，而是为了去找威尔伯医生。　　西碧尔努力想象在她离开纽约期间会发生什么事：与医生每天见面的固定约会完蛋了，医生可能在想方设法地寻找她，更主要的是医生会猜测到什么事而对她灰心失望。　　西碧尔把这些烦人的想法统统撇到一边。自从上车以来，她心境就十分平静，再不能沉溺于空想、自责和懊恼的情绪之中了。　　西碧尔·伊莎贝尔·多塞特回想她第一次见威尔伯医生时的有关情况，想得那么专注，一直想到火车抵达纽约的宾夕法尼亚车站。　　西碧尔，1945年夏天时，年纪二十二岁，情绪绝望地与她父母（威拉德和亨莉埃塔）同住。时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对西碧尔来说，她的内心世界似乎也处于交战状态，不是普通说说的神经质问题，而是某种特殊意义的神经质问题，那些自幼就折磨她的神经症状已经愈来愈甚。她在中西部师范学院主攻艺术，而学院当局在去年六月竟把她送回家来，并交代说：除非精神病科大夫认可，否则就别回学院去念书。学院的护士，名叫格温·厄普代克，不敢让她单身上车，还陪着她一起回家。西碧尔原先从事学术事业就难以应付，回家以后，她的父母立刻变得冷漠无情，西碧尔在处理自己与双亲的关系方面更加束手无策，结果，她的症状只能愈来愈重。1945年8月，西碧尔开始认真地寻求问题的解决。这个问题已经牵累她一生，但，包括她自己在内，谁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怀着这样的心情，西碧尔第一次去见林恩·汤普森·霍尔医师，这是她母亲的医生，而且去看病的是肚子发涨的母亲，西碧尔则以患者女儿的身份作陪。但在对霍尔医生谈及她母亲时，西碧尔在很短的一瞬间竟希望他能问到自己的身体情况。她喜欢这位身材高大、话语温柔的霍尔医生。而且她知道自己最喜欢他的是他把她当作一个聪明的成年人。但是实情却足以令人不安。二十二岁了，她具备了成年人的资格。智商170，根据标准，也够得上聪明的水平。可是，她在母亲甚至父亲身边从来没有感到自己是一个聪明的成年人。在她出生时，父母双双都已四十岁。从她记事起，她就看见母亲头上有花白头发。她认为父母与自己之间存在着两代（而不是仅仅一代）的代沟。加上她又是一个独生女儿，所以在父母面前永远是个孩子，永远不会长大。　　西碧尔想直接同霍尔医生联系。第一次去时，她真希望他会问她：“你有什么不舒服啊？我能帮你什么忙呢？”三天后第二次去时，这个愿望更加强烈了。但当她陪着母亲坐在拥挤不堪的候诊室内一小时又一小时地等待时（由于战争的缘故，当时医生很少），她的勇气便化为乌有了。实在没有理由认为霍尔医生会问她病情，这一点她明白。　　终于轮到她母亲就诊了。由于母亲的坚持，医生在做检查时，西碧尔始终在场。当母女两人和医生走出检查室时，霍尔医生把她带过一边，说：“我想在诊室跟你谈一谈，多塞特小姐。”西碧尔跟随霍尔医生去诊室时，她母亲去化妆室了。　　西碧尔惊奇的是医生并没有谈她母亲的病情，他坐在转椅上，瞅着西碧尔，直截了当地问道：“多塞特小姐，你又瘦又苍白，有什么不舒服吗？”他顿了顿又问：“我能帮你什么忙吗？”　　她盼望发生的事，果真发生了，但她却很忧虑。虽然她渴望有这次机会，机会真来时，又令人大惑不解。霍尔医生怎么能猜出她的愿望呢？他居然会本能地听到她紧闭心中的企求，简直不可思议。人们早就称他是聪敏的医生、奥马哈市最优秀的内科大夫，但这些都不足以解释一切。　　西碧尔突然想起霍尔医生在单刀直入地提出问题后，正在等着她的答复，现在没有时间容她沉思冥想。她慢吞吞地回答道：“噢，我身体方面倒没有什么大的不舒服，医生。”她极度渴望他的帮助，但又怕告诉他太多，于是又说了几句：“我只是有些神经质，我在学院里神经质闹得厉害，所以他们送我回家，等我好了再回学校。”　　霍尔医生注意地听着。西碧尔感到他是真心想帮助她。但由于她总是把自己置于无足轻重的地位，所以她不理解霍尔医生为什么向她伸出援助之手。　　“这么说，你现在不在学校念书，”医生问道：“那你在干什么？”　　“在一家初级中学教书，”她答道。她尽管不是大学毕业生，但仍然能当教员，原因是战时教员短缺。　　“原来如此，”霍尔医生说：“你提到的神经质，有哪些表现呢？”　　这个问题把她吓着了。有哪些表现？这正是她不愿讲的事情。不管霍尔医生多么想帮助她，不管她多么渴望得到他的帮助她仍是无法告诉他。她从来就不可能让别人知道这方面的事。即使她愿意这样做，她也做不到。有一种邪恶的力量笼罩着她的生活，使她与众不同。但这是什么力量，连她自己也说不出，道不明。　　西碧尔只是说：“我知道我必须找一位精神病科大夫看一看。”这句话，她自己都觉得有点花言巧语，但她很难从霍尔医生的脸上看出什么反应。他毫不惊奇，也不作任何判断。　　“我替你预约吧，”他顺水推舟地说道：“星期四你陪母亲来时我把预约时间告诉你。”　　“好啊，谢谢你，大夫。”西碧尔答道。　　这串表示感谢的简单而僵硬的习惯用语，显得十分空洞无物。她想道，这些用词根本不能表达她现在汹涌无比的激情。她找精神病科大夫，不仅是想恢复健康，而且是要返回学院。回校，是她梦寐以求的事，而找精神病科大夫是唯一的出路。　　西碧尔什么都没对父母提起过，但在星期四，霍尔医生当着她母亲的面通知说：“威尔伯医生跟你约定的时间是8月10日下午两点。她跟年轻人特别合得来。”　　西碧尔感到自己心跳起来，然后是猛跳。但是，能见到精神病科大夫的兴奋心情，却被一个代名词“她”而打了折扣。女大夫？没有听错吧？她所知道的大夫都是男的。　　“是的，”霍尔医生还在说着，“威尔伯医生在治疗我转给她的患者方面取得很大的成功。”　　西碧尔心不在蔫地听着他的话，心里一直想着女的精神病科大夫。但她忽然想开了。她同那位学院的护士厄普代克小姐的关系很融洽，同梅奥诊所①的一位神经科男大夫的关系却很糟糕。他只看过她一次便把她打发了。他的灵丹妙药是告诉她父亲：只要她继续写诗，她就会好的。　　霍尔医生一面把手放在她母亲的胳膊上，一面斩钉截铁地说：“还有，你作母亲的不要跟她一起去。”　　西碧尔听到大夫的语调，看到母亲显然默许时，几乎吓呆了。自小到大，她始终与母亲在一起。西碧尔从来没有能够改变这种状况，想尽办法也无用。她母亲在西碧尔的生活里无所不在，这就象日出日落那样无法改变。但霍尔用一句话便把它给改变了。　　而且，这句话的意义还不止此。从来没有任何人——无论是家庭，还是朋友，甚至西碧尔的父亲，更不用说西碧尔本人，曾经告诉她母亲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她的母亲（自称为“伟大的海蒂·多塞特”）是一个身材高大的人，铁石心肠，战无不胜。她不会听从命令。下命令的是她。　　同她母亲离开诊所时，西碧尔热烈地盼望那位即将见面的精神病科女大夫没有花白头发。这个愿望也许十分荒谬，但却非常强烈。　　8月10日下午两点整，西碧尔来到奥马哈市医学艺术大厦六楼，走进科妮莉亚·B·威尔伯医师的诊室。医生的头发并不白，而是红的。医生还很年轻，恐怕最多比西碧尔大十岁。她的目光十分亲切。不错，的确十分亲切。　　可是，西碧尔内心激烈地翻腾着的，仍是她在霍尔医生诊所体验的两种对立的感情——一方面是解脱感，她终于来治疗神经质问题啦；另一方面是恐惧感，她所患的是一种奇特的不治之症呀。　　西碧尔设法掩盖这两种相互矛盾的心情，喋喋不休地讲她在学院时极为神经质，因此常常不得不离开教室。　　“在学院时情况很糟，”西碧尔回忆道：“学校的护士厄普代克小姐很为我担心。学校的大夫把我转到梅奥诊所的神经科大夫那里去。我只去看过一次，他保证我不会有问题。可是我的情况愈来愈糟。他们就送我回家，说等我身体好了以后才能回去。”　　威尔伯医生很有耐心。西碧尔看到她的微笑而感到十分自在。　　“喏，”西碧尔接着道：“我现在在家。糟透了，简直糟透了。我无时无刻不同父母在一起。他们不让我离开他们的视线。他们板着面孔。我知道他们为我被学院送回家来而觉得羞耻。他们对我的教育期望很高。不过我在情况好了以后是要回去的。”　　医生迄今没有说过一句话，因此西碧尔接着说下去。“我是个独生女儿。我父母待我很好。”　　威尔伯医生点了点头，她点燃了香烟。　　“他们为我担心，”西碧尔接着道：“每个人都为我担心——我的朋友，我们的牧师，每一个人。我在为牧师的学术演说搞些图画说明。他在讲，我在画他所讲的野兽。画得真生动。我当时吊在舞台上方十英尺高的脚手架上。我一般用粉笔在厚画纸上画出牧师所讲的东西。他使我忙碌不堪。他……”　　“你自己觉得怎样？”威尔伯医生打断她的话。“你已经告诉我别人对你是怎么想的。可是你自己又觉得如何呢？”　　西碧尔简略地谈到自己身体上的不适，如食欲很差，身高五英尺五英寸而体重只有79磅。还有慢性鼻窦炎和视力极差。“我有时觉得好象透过隧道看东西似的。”她停了停又补充道：“我的身体根本不好，但人家说我健康得很。从我小时候起，我就是又病又不病。”　　能记得自己做过的梦吗？医生想知道。不，她记不得。小时候做过恶梦，但也记不起来了。　　医生要她谈谈自己的感情，西碧尔就发呆了。但医生坚持要她谈。西碧尔所讲的只引起医生这样一段话：“你还要到这儿来。你的难题是可以解决的。”对于这一点，威尔伯医生是有把握的，但她也知道要影响西碧尔并不容易。西碧尔如此幼稚，如此不成熟，如此不谙世故。　　西碧尔真诚地愿意再来，但她在外屋付钱的时候就知道：自己若不先同父母长谈的话，是不可能再来就诊的了。她仍感到自己如果能继续与医生合作，是可以好起来的。　　她对医生讲得是否太多了？电梯自六楼迅速下降时，西碧尔在考虑这个问题。但她明白：她不敢说的事并不曾出口。走出大厦，来到八月的阳光下面时，她知道自己永远不会把自己应说和能说出来的个人情况告诉威尔伯医生，永远不会。　　3.兽穴和巨蛇　　西碧尔没有发生什么波折，便第二次来到威尔伯的诊所。等她步出大厦时，忽然想起母亲还在邻近的布兰代斯百货公司等她哩。海蒂·多塞特由于不能陪女儿去见医生而灰心丧气，竟把女儿一直送到大厦的电梯边。　　“我在布兰代斯百货公司等你，”海蒂在电梯门口嘱咐道。这是历来如此的相互依存关系：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西碧尔迈着缓慢的步伐，顺从地走进布兰代斯百货公司，一眼就看到母亲瘦瘦的身材、高傲的仪态和满头的白发。母亲见了面的第一句话便是：“大夫提起过我吗？”虽然是询问，可带着查问的口气。　　“她什么也没有说，”西碧尔答道。　　“好，走吧，”她母亲烦躁起来。　　“我想去一下图书馆，”西碧尔说道。　　“可以啊，”她母亲同意道，“我也想借一本书哩。”　　在哈尼街的图书馆，西碧尔和母亲分赴不同的书架，后来在借书台相遇。西碧尔拿了一本西德尼·霍华德写的《银索》。　　“你这是什么书啊？”母亲问道。　　“是个剧本，”西碧尔答道。“威尔伯医生要我看的。”　　这天晚上，西碧尔做晚饭，后来又洗盘子，她母亲一直坐在那里看《银索》。看完以后，她评论道：“我不明白威尔伯医生为什么要你看这东西。它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威拉德·多塞特在其妻女两人讲话时始终一言不发，默默地琢磨几个问题。他很勉强同意西碧尔去做治疗，因为自从西碧尔被送回家来，他就明白早晚得做些什么事。尽管他不敢肯定去精神病科是否是出路，但也愿意试试。然而现在他疑惑了，这个决定到底对不对呢？　　治疗是在8月10日开始的，每周一次，1945年整个夏天和初秋都在做治疗。对多塞特一家来说，这个时期是观望和担心的日子。　　每次西碧尔从威尔伯医生诊所回家，她父母就象贪婪的秃鹰似地急不可待了。“她说我们一些什么话？”他们有时争先恐后地问，有时异口同声地问，“她还说了些什么？”但从来不问：“你现在好吗？”或“情况怎么样啊？”也从来不象西碧尔衷心希望的那样——哑口无言，一语不发。治疗本身就够痛苦的了，何况还有家庭的审问。　　“你把自己打倒啦，”医生告诉西碧尔。“你很少想到自己。这种情感是不自在的，所以你就责备别人不喜欢你。”　　另一个主题是：“你是一个天才，但过于认真。太认真了。你需要更多的社会生活。”　　还有一个主题是：“你什么时候才发脾气呢？”　　威尔伯医生劝告她：“离开家，到纽约或芝加哥去。在那里，你可以遇到跟你一样喜欢艺术的人。走吧。”　　西碧尔希望自己能办到。她在家中所感到的心神不安，在治疗开始后已经益发变本加厉了。　　医生认为西碧尔需要更多的社会生活的那番评论，把她的母亲深深地激怒了。　　“瞧，”她母亲在知道以后轻蔑地宣告道，“这几年我说什么来着？我的诊断有错吗？你为什么不把钱统统给我，让我告诉你有什么问题呢？”　　西碧尔的父母，解剖那医生所说的话，还批评医生本人。威尔伯医生抽烟，正派女人是不抽烟的，正派男人也不抽。她哪家教堂也不去。总而言之，西碧尔的父母不信任这位医生，而且把这一点说出口来。他们一向对女儿占上风，现在还想占上风。她母亲，看什么事物都是：非黑即白，非白即黑，把威尔伯医生说得一无是处。根据海蒂的训诲，不管是不是大夫，只要不按她的心意办事，就一切都错。　　她母亲对威尔伯医生的态度并不足怪。但她父亲的态度却使她大吃一惊。西碧尔本以为他比较客观，比较通情达理，即使对医生不满，也会认定威尔伯可能是个好大夫。可是，西碧尔很快就发现她父亲决不可能对威尔伯医生的意见或劝告不抵触，因为二者的生活方式截然不同。医生与她父母分属两个世界。　　“威尔伯医生并不是真地关心你，”她母亲反复警告道：“她现在教了你一件事。当她能利用你的时候，她还会教你另外一些不同的事哩。你要记住，小姐，如果你告诉她你不爱自己的亲生母亲，她就会冲着你来了。”　　西碧尔要向母亲保证她决不会这样说，因为这不是真的。“我爱你，母亲，我真的爱你，”西碧尔一再肯定地说。　　总的情况一直这样可怕。西碧尔渴望自己好起来，但家中的情景无益有害。然而又毫无出路。对于威尔伯医生以及她进行的治疗，西碧尔是说也不好，不说也不好。说了，就惹来麻烦。不说吧，父母亲就说她喜怒无常，性情多变。尽管他们过去早就多次说她有这毛病，但现在却说是威尔伯医生对此负有责任。“她会使你发疯，”她母亲警告她，“然后他们就把你送到医院去，因为大夫们就是这样搞钱的。”　　对比之下，外人(无论是知道还是不知道西碧尔去就医的)反而都说她有了显著好转。但每当外人提到此事，她母亲便大加嘲笑。她父亲也是似听非听，不当回事。她母亲一再用这样的话为他洗脑：她之所以见好是因为她长大的缘故；任何人长大了，懂事了，总是会有见识的。西碧尔觉得如果母亲不向父亲灌输这种想法，父亲本可以头脑清醒的。西碧尔已经22岁，但她母亲谈到女儿这一段时不象是谈一个成年人，而是在讲一个十多岁的孩子。　　幸亏西碧尔没有受到洗脑工作的影响。整个九月份，每星期一小时的治疗在持续进行。西碧尔愈来愈相信威尔伯医生能帮她治好，但她仍被自己的问题弄得大伤脑筋。　　西碧尔没有把她伤脑筋的事告诉医生，这包括一些与时间和记忆有关的可怖而不可名状之事。比如，在夏末秋初之际，西碧尔已去医生诊所治疗，但她到底向医生谈了些什么，有时竟然记不起来。有时她只记得走进电梯，但记不得自己走进诊所。还有时她能记得自己来到诊所，但不记得自己离开诊所。还有几次，西碧尔无法告诉父母那位医生是如何谈及他们的，甚至完全说不出医生究竟讲了些什么话。有时西碧尔竟然不知道自己曾经见过这位医生。　　有一次出了一件怪事，一个笑话：想起自己不曾记住的事。　　西碧尔听见自己在说：“并不象平时那么糟糕。”　　“你怎么知道的？”医生问道。　　“我好象此刻本来会跑到门厅去的，”西碧尔答道。　　“嗯，”医生道：“你差一点跳到窗户外边去了。你刚才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向窗口冲去。我拦都拦不住你。”　　西碧尔不记得自己这么干过，但她并不争辩。人们不止一次地讲她做了什么事，而她实际上没有做过。因此，她就象平时一样，随便别人怎么说，不作辩解。　　“其实我并不担心，”医生解释道。“你是不可能从窗口摔出去的。窗户用的是不碎玻璃，这你知道。”　　威尔伯医生现在严肃起来。“你好象有了一次小发作，”医生说道。“不是癫痫的小发作，而是心理的小发作。”　　心理的？医生说西碧尔有神经质。这不新鲜。新鲜的是医生好象不怪罪她。在过去发生此类事情时，她总是怪罪自己的。其他人都不知道这些事。但她能肯定别人只要知道以后便会怪罪她这种不可宽恕的行为。　　威尔伯医生不仅不怪罪她，而且也不象她那样把她的病情看作不治之症。医生为她眼前的未来提供了三种选择：再教初级中学一年，或回学院去，或到毕晓普·克拉克森纪念医院做强化治疗。威尔伯医生和一位同事负责该院的精神病科。　　西碧尔选择医院。但当她告诉父母时，他们很烦恼，甚至觉得恐惧。对他们来说，女儿住院就意味着：她是个疯子。　　“在跟精神错乱毫无关系，”西碧尔企图解释。“威尔伯医生告诉我不是那么回事。”　　“那就一定跟魔鬼有关系喽，”她父亲的语气有些不祥。　　“克拉克森，帕克森，”她母亲合辙压韵地说道。“寄放儿子①，寄放女儿。”　　尽管医院可与地狱相比拟，威拉德·多塞特还是同意与威尔伯医生好好地谈一谈。地点选择在克拉克森医院，而不在她诊所。　　在医院外边，海蒂和西碧尔坐在汽车里——母亲在咬指甲，女儿咬着牙。在医院里面，威尔伯医生在设法纠正西碧尔的父亲威拉德·多塞特的错误想法，比如把他女儿上锁管束呀，进行灰白质切断手术呀，与其他重病号接触会恶化呀，还有什么：好转则回家，复发就回医院呀，等等。他还把住医院想象为循环无情的进院、出院和出院、进院。　　她父亲最害怕的是给他女儿服麻醉剂。“不，”威尔伯医生向他作出保证，“我们不会这样做。”这一点也解释清楚了。　　到了最后，威拉德·多塞特尽管对于他女儿的精神病学疗程仍然感到不自在，终于还是同意她住院了。　　依威尔伯医生看来，克拉克森医院的治疗只是一个暂时的措施。医生觉得西碧尔首先需要的是心理分析。“你就是那种应作心理分析的人，”她告诉西碧尔。“我想亲自来为你做，但我还不是一个心理分析家。我将离开奥马哈去学心理分析。我建议你在离开克拉克森医院后到芝加哥去做分析。”　　这种展望使西碧尔入迷。芝加哥，不仅意味着自己更加接近真正的自我，而且意味着离开家庭。但是，对威拉德和海蒂来说，心理分析却成了问题。他们已同意做精神病治疗，甚至安排了女儿的住院，但心理分析又是另一回事。　　兽穴和巨蛇呀。西碧尔的父母深怕心理分析家供病人依靠的长沙发椅②会同他俩心灵深处的宗教信仰相悖。西碧尔的父亲所持有的宗教信念是他出生的家庭自幼就给予他的。西碧尔的母亲，原先是卫理公会教徒，结婚数年后虔信了威拉德的教条。这个教条是：每个人都有权在上帝和魔鬼之间，在上帝和预言书的魔鬼之间，在上帝和圣经中的巨蛇之间作出抉择。上帝对那些选择他的人负有全部责任，能把他们带到天堂。反之，选择魔鬼的人将走另一条道。　　威拉德·多塞特怕把女儿托付给魔鬼，并由此把自己也搭上。所以，当西碧尔要求他放她去芝加哥做心理分析时竟然无法置答。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对西碧尔说，“我得跟韦伯牧师商量一下。”　　牧师本是一个果断的人，如今碰到了威拉德·多塞特提出的难题：精神分析究竟是否有利。这两个男人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牧师深知多塞特是个有本事的建筑承包商，便聘他来建造他们这个宗教派别的教堂。多塞特的工作地点正是一所尚未完工的教堂。他们两人在这个工地上商量，而牧师的态度一点都不明朗：“我不知道啊，多塞特兄弟，我真是不知道，”他重复了好几次。　　沉默了半晌以后，还是多塞特自己评说起来：“如果芝加哥心理分析家与我们同一信仰，我心里就踏实多了。我怕一个与我们信仰不同的大夫会用麻醉剂、催眠术和其他我坚决反对的技术方法去作践她。”　　牧师在铺好的教堂地面上踱来踱去。他沉思良久，仍是茫然不知所措。当他终于开腔时，只有这样几句话：“你只能自己作主了，多塞特兄弟。我衷心地想帮助你，但坦白地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现在轮到多塞特来回踱步了。他担心地说：“如果祷告和赞美上帝不是治疗的内容之一，他们要把我领到这条道儿上来可不容易。”　　“是啊，”牧师附和道，“就象在密苏里州把一头骡子牵进新谷仓，你得先蒙住它的眼睛。”他停了很久才补充道：“我主张思想自由、意识和信仰自由。多塞特兄弟，你知道我这个人是很有说服力的，甚至使人不可抗拒。但我所使用的唯一方式是同人们谈话。我一辈子从来不强迫人。心理分析会不会强迫人，我一点都不知道。但我并不反对西碧尔去芝加哥。这个决定不该由我来做。主意，得由你和她来拿。”　　威拉德·多塞特把他同牧师的谈话内容告诉了西碧尔。他苦于找不到出路，便叫她自己来拿主意。“我仍是要去芝加哥。”这是西碧尔坚定的回答。　　下一个安息日③，西碧尔在教堂同牧师有一次简短的谈话。她凝视他的黑衣和他锐敏的褐色眼睛。在暗淡的光线中看去，真是很有意思。这是一幅恐惧的图象，暴露得一览无遗。牧师感到她的凝视。他柔声说：“你父亲和我只是从我们的观点来看这问题的。我们承认还存在着另一种观点。如果你确实要这么做，我们不应反对。”　　西碧尔的决定一直未变。她在等候克拉克森医院的住院通知和芝加哥方面的回话。她把不久即将发生的事，看作是朝那“可怕的事物”所发动的一次强化冲击。在她父母和她自己多年踌躇和拖延以后，终于采取了首次行动，的确使人慰安。在年纪还轻时无法显示的坚毅果断，现在终于能充分发挥出来了。　　突然，一切都变了。原因是她在患咽炎的同时又患了肺炎。其实，肺炎不是原因，而是一种手段。她感到剧烈的头痛和咽痛。她想起床给威尔伯医生挂电话，取消10月6日预约门诊，但头晕和衰弱得实在不行。西碧尔请她母亲打电话给威尔伯医生。　　西碧尔听见海蒂·多塞特把医生的号码告诉接线员，跟大夫的秘书说了几句，便同医生本人通了话。“是的，我是多塞特夫人，西碧尔的母亲，”海蒂一口气不停地说下去。“西碧尔病了。10月6日不能见你了。是啊，好象每个人都嗓子痛，但她还得了肺炎。反正是她叫我打电话找你的。谢谢。”　　咔嗒一声，她母亲挂断了电话。　　“大夫怎么说？”西碧尔问道：“她说什么了？”　　“她什么也没有说。”她母亲回答。　　“没有提到下一次预约时间？没有提到住院？”　　“一句也没有。”　　火车已经到达特伦顿，但西碧尔的白日梦仍在继续。　　她母亲话语的回声还不能停歇。她在奥马哈所说的话似乎是现在说的。她粗声粗气的嗓音，清晰得犹如她坐在西碧尔邻座一般。火车向纽约行进。她的回忆，按照她的假设，是依着其自身的逻辑，一个个自动地显现出来。发动这一切的是那位医生，她如今去寻找的那位医生。　　西碧尔听见母亲说威尔伯医生一句也未提到以后的预约门诊后，很快就排斥了失望的情绪，认为医生一定以为自己在康复后会打电话联系的。但当她完全恢复健康后打电话时，对方却告诉她威尔伯医生已经离开奥马哈市，不再回来了。西碧尔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这是很自然的。　　经过家中多次苦斗，经历了说服父母同意她治疗和住院的极度痛苦，如今，这一条康复之途却转眼间烟消云散了。她觉得，象自己这样感情脆弱的人，哪怕最最勇敢，也不能经受这一次打击。　　她离开电话桌，软弱地坐在床上。她想她母亲又该大加嘲笑，她父亲又会默默地表示不满了。她想到威尔伯医生，想到她怎么不打一声招呼就头也不回地走了呢？她把医生得罪了吗？医生会不会以为她不是真病，便停止了治疗？这些可能性肯定是存在的。　　现在又是什么？一封来自芝加哥的信。信中声明心理分析家的时间已约出了两年，所以眼下不接受新病人。这一来，心理分析完了。失去威尔伯医生，克拉克森医院和继续治疗也完了。于是，在她宁静的卧室中，西碧尔面对这样的事实：无论如何，她不得不单独一个人干了。她甚至说服自己：由于威尔伯医生离去，由于芝加哥之行一笔勾销，她反倒更加可以随心所欲。而她心中最主要的愿望是回学校去。　　她身体怎么样？她心中无数，但威尔伯医生的治疗可以作为复学的手段。不管怎样，她已经见过精神病大夫了。　　她给厄普代克小姐去信，表示希望返校。厄普代克小姐答应运用自己的影响来玉成此事。在这同时，西碧尔继续在初中执教，而且绘画。她所画的“城街”和一幅铅笔画在奥马哈一家画廊中展出。但那不可名状的可怖之事仍然纠缠着她。有一天，她感到未被它所纠缠，便在当天的日记中委婉地写了一句“今天一切都好。”1947年1月，西碧尔回到学校。　　在第一个星期，厄普代克小姐惊奇地知道了实情。当西碧尔告诉她整个课程可以听下来而没有内心的紊乱（要是在过去，她就非离开教室不可）时，厄普代克小姐好象十分高兴。西碧尔在1947年1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我最近很好。”在1947年1月8日，西碧尔提到那不可名状之事时在日记中写道：“我如此自豪，如此欣慰——我居然能象昨天那样同厄普代克小姐谈到这件事，且维持在这水平上。一直没有“倾向性”。我盼望了多久呀。上帝一定听到了我的恳求。”　　可是，这不可名状之事，这种“倾向性”，并没有停歇。她的日记是那“倾向性”存在与否的确切标志，因为当西碧尔还能把持整个处境时，她总是记上一笔的。但即使在她自认为“最近很好”的时期，日记中仍然有些天是没有记载的。事实上，在1月9日，即在她十分乐观地夸耀后的次日，就没有记载。一般来说，是好几天，坏几天。　　对西碧尔来说，好日子仍是不少，使她完成了近三年的学院课程，胜利地进入了四年级第二学期。但在1948年，在上学期结束前不久，西碧尔接到父亲的电话，要她去她父母现在居住的堪萨斯市。她母亲患脾脏癌④，已离死亡不远。她坚持非要西碧尔前去护理不可。“如果这是你母亲所要求的，她就应该得到它。”威拉德·多塞特告诉女儿。　　西碧尔来到堪萨斯市时，不知是什么命运等待着她。昔日的恐惧又来临了。但海蒂·多塞特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平静和通情达理。在此危机存亡之际，母女二人竟相处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好，真是荒谬绝顶了。　　事情就出在这异常宁静的背景之下，令人啼笑皆非。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晚上。海蒂·多塞特当时不感到疼痛的折磨，正坐在那把红色的大安乐椅中，傍着小台灯，读一本《妇女家庭杂志》。西碧尔端着晚餐的托盘走进了这间起居室。这时，海蒂·多塞特莫名其妙地来了一句：“我根本没有打。”　　“打什么？”西碧尔柔声问她，以为她又在追悔往日什么事。　　“我根本没有打那电话。”海蒂·多塞特说。　　“什么电话，母亲？”　　“给威尔伯医生的电话，”母亲解释道。　　“你打过了，”西碧尔坚持道：“你忘啦？我听见你说的话，字字句句都听见了。”　　海蒂·多塞特在回答时镇静自若，“噢，我一直按着电话按钮。我根本没有打那个电话。”　　西碧尔把什么都想到了，就是没有想到这个可能性。她母亲如此坚决破坏她康复之路，真是难以令人相信。她母亲竟使她自1945年10月以来的近三年时间中陷于命运不定和对医生的疑惑之中，简直不可思议。　　在那么短暂的治疗时，这里有一丝揭露，那里有一点醒悟，就足以维持内心的平衡，使她返校复学。威尔伯医生那天看见西碧尔朝窗户冲去的那个不可名状的事，在奥马哈，在学院和在堪萨斯市，都一直持续下来。正是她的母亲，培育着她那怪诞的秘密，并用中断治疗的手段，着意地塑造了她的命运。　　多么恐怖，多么痛苦，多么悲伤！可是，没有控诉，没有人批评海蒂·多塞特。没有人对她发脾气。愤怒，就是魔鬼呀。　　海蒂吃着晚餐。西碧尔把托盘拿回厨房。母女二人都没有再向对方提起那次电话，也没有再提起威尔伯医生。　　可是，这一次揭露彻底改变了西碧尔对那医生的态度。事实显然是：那位医生根本不知道西碧尔生病，因而理所当然地认为她逃避治疗，连说一声今后不再来的话都难以启齿。所以医生离开奥马哈而不用电话告诉她一声。感到大失所望的不应是西碧尔·多塞特，而应是科妮莉亚·威尔伯医生。　　未知真情以前，西碧尔故意不去想威尔伯医生。可是现在，医生的形象再次突出地显现出来，而西碧尔感到内心的希望象一阵波涛突然汹涌。回去找她，是恢复联系并彻底痊愈的美梦。但这次决不能让那条巨蛇插手干预。美梦的实现必须推迟，推迟到西碧尔自己有能力支付自己的治疗费用。　　西碧尔从一本精神病大夫姓名地址录中得知：威尔伯医生是纽约的一位心理分析家。西碧尔决定去纽约。　　1948年7月，海蒂·多塞特离开人间，葬于堪萨斯市一家公墓。以后两个月，西碧尔为她父亲管家。到9月，她回到学院。1949年6月，她大学毕业，并取得学士学位。这时，她父亲住在科罗拉多州丹佛市，与韦伯牧师在一起。还是西碧尔的一位老师，把她父亲说服来参加学位典礼。这一天下午一点西碧尔跟随父亲去了丹佛。　　随后数年，她与父亲同住，在学校教书，并以职业治疗家⑤这项工作为生。威德拉·多塞特的建筑计划使他经常搬家，西碧尔随他一起迁居。但到了1954年夏天之前，她已存够了钱去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读硕士学位，并去威尔伯医生那里恢复治疗。她父亲只知道女儿去纽约念书，便开车把她送到纽约。　　西碧尔来到纽约的日子是1954年劳动节⑥。但她一直拖到十月份才去找威尔伯医生，一方面生怕医生会拒绝她，一方面又担心医生接纳她。　　拒绝，是合乎情理的，因为西碧尔似乎是那样傲慢地中断了治疗。但可能性更大的是医生记不起她了。这更使人伤心。西碧尔本就为自己不公平地责备威尔伯医生不辞而别而感到内疚。如今在害怕自已被拒之门外的感情中又掺杂了内疚之情。　　接纳，又是另一种可怕的事。如果她被医生接纳，她就得告诉医生她在来纽约前住在底特律三年快结束时所感到的那种山穷水尽的情绪。她在教书的时候，似乎一切良好，但有时人在教室而不复记得。然而在她离开教室的时刻——回想起来实在可怕——出现了奇怪的、莫名其妙的事。这些事并不新鲜，实际上在她三岁半的时候就出现了，而且在十四岁时被自己所察觉。但在底特律，这些事不仅出现得愈来愈频繁，而且愈来愈吓人。她不敢告人的秘密，已成为可怕的负担。她常常要拼凑理由来隐瞒自己的秘密并且装作正常，这更成为负担。对此，她再也不能忍受下去。　　她从来没有见过的人，会坚持说他们认识她。她去参加野餐，隐约地觉得自己以前来过这里。一种她没有购买的衣服，可能挂在她的壁橱里。她开始绘一幅油画，后来发现有人完成了这幅图画，风格与她的迥然不同。睡眠就是梦魇。她吃不准什么是睡眠。她往往觉得自己在白昼和夜间都睡觉。她还往往觉得在夜间上床和早晨起床之间没有一个分界线。在许多场合下，她没有去睡，却醒转过来，或者在睡后醒转时并不在翌日早晨，而在某个无法确定的时刻。　　如果威尔伯医生接纳她，这些事情就要和盘托出。这一次，她立志要告诉医生。否则，就象自己得了癌，但告诉医生自己只是伤风感冒。　　可是，西碧尔却不能肯定她能否使自己讲出真情。她知道，若不讲真情，治疗就脱离现实。因此，她怀疑恢复治疗到底是否明智之举。她犹豫了六个星期，才断然行动。　　在火车上，往事渐隐。突然面临的，是现实，是她从费城仓猝迁移的现实。自从她三岁半以来，每次有这类事件发生，都好象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都好象是第一次。自从她十四岁起对这种情况开始察觉以来，每次有这类事件发生，她都告诉自己一切重新来过，不会再发生这种事了。在底特律，有过许多许多次发作，但即使这样，她仍打起精神，把每次发作都当作是最后一次。　　可是，这一次要比过去任何一次都恐怖。她感到这次在费城的发作必将卷土重来。　　火车嚓嘎一声，停在纽约的宾夕法尼亚车站。西碧尔拿起文件夹，离开火车，急匆匆钻进出租汽车。她终于感到自己摆脱了对费城之事的烦人的忧虑和懊恼。出租车将要拐进晨边车道，驶近那褐色沙石建造的住宅区了。她在1955年9月，同特迪·里夫斯一起在这里租了一个二层楼的公寓。她觉得自在了，安全了，但首先是控制自己不去回想，才能安宁。　　公寓的门一打开，安宁便消失了。卡普里这头猫，瘦得眼睛大大地，用嘶哑的嗓门向她迎候。这哀婉动人的猫嗓子，不啻是控诉。西碧尔没有给它留下水和食物，便把它扔下了。卡普里是她唯一的伴侣，唯一的财富。西碧尔不会有意亏待任何小动物的，至少不会亏待她的宝贝卡普里。但她已经亏待它了。她扔下自己所爱的小猫，正如她自己在过去反复多次被自诩爱她的人们所扔下一样。　　4.化身　　西碧尔躺在床上，烦躁不眠。一到早晨，她就非得把她经历过的事告诉医生不可了。但要走这一步，将比她想象的要困难得多。她回想自己当初来纽约后第一次见到威尔伯医生的情况。　　由于热切的期待和焦躁，西碧尔在1954年10月18日那一天黎明之前就早早地醒了。这里是以惠蒂尔的名字命名的小小的宿舍。屋里光线昏暗。她朝四周一瞥。靠近书桌的椅背上是她那件海军蓝的华达呢上衣。梳妆台上，是她那海军蓝的皮质手提包、海军蓝的丝质手套和海军蓝的帽子。帽上还有一小块海军蓝面纱。椅子下面端端正正地摆着的，是她那双海军蓝的浅口无带中跟皮鞋。鞋里塞着灰色丝袜。这一套衣装是在昨天晚上煞费苦心地配合到一起的。　　室内的东西在逐渐明亮的光线中变得清晰时，异地的生疏感便消失了。她思量着要对威尔伯医生说些什么。这次可得把一切都和盘托出了。　　西碧尔脸朝着窗户和黎明的天空，伸了伸懒腰，便仔细地、慢吞吞地穿起衣服来。在戴她那小乳罩时，她发现双手哆嗦不停。为稳住身子，她在床上坐了起来。她小心翼翼地穿上衣服，用一种机械般的准确性戴上帽子。她自知不用照镜端详便已穿戴得堂堂正正。海军蓝正在风行一时，而那小小的面纱更是画龙点睛之笔。　　西碧尔朝窗前走去。惠蒂尔宿舍庭院中的树木早被秋风刮得一叶不剩。她脸朝太阳，一时晃了眼，便从窗前走开。六点半，时间还早。跟大夫约定的时间是九点。　　时间。唉，她永远拿不准时间。笨鸟先飞吧。她戴上手套。　　她跨下宿舍台阶，越过阿姆斯特丹大街，朝东南角的哈特利药铺①走去。整个世界好象还沉睡未醒哩。　　药铺里面，除了一位出纳员和一位店员以外，不见人影。为等待人类自己醒来，出纳员正用砂纸板修理指甲。身穿白色上衣的店员在大理石板后面摞盘子。　　西碧尔在柜台前坐下，要了一块丹麦点心②和一大杯牛奶，然后脱下手套，神经质地把手套卷弄不休。在细嚼慢咽时，她明白自己在有意消磨时间。这消磨二字使她有些畏缩。　　七点半，她离开药铺，在阿姆斯特丹大街上等了等公共汽车，然后决定不等了。公共汽车总是使她感到糊里糊涂的。今天早晨，她必须头脑清醒。　　经过谢默霍恩图书馆和圆形的圣保罗教堂，她几乎认不出这些建筑了。一直到116号街，她才认出哥伦比亚大学的模样。通过116号街上的大门，她能看到远处的洛氏图书馆、它的混合性建筑、它的爱奥尼亚型③大柱以及前台阶上那座阿尔马·马特的骄傲而又带几分忧郁的塑像。她注意到洛氏图书馆与罗马的万神殿非常相像，只是后者略小一些。　　113号街上的圣约翰天主教堂引起她的兴趣。她在教堂门前逗留了足足十分钟，研究它的歌德式建筑，想到它似乎是一个多次不断修建的作品。嘿，她可不能不断地走下去呀。于是她停步等候出租车，但一直等到八点一刻才等到一辆。　　司机操着布鲁克林口音，递给西碧尔一份《纽约时报》。她感激地接了过来。在车辆拥挤的高峰时刻，出租车走得极慢，使她神经感到紧张。她警告自己：每当心里急于到达目的地，结果可能反而晚到，哪怕自己早就动身也仍然如此。她读着报纸，觉得好受一些。今天，1954年10月18日，没有头号标题。第一版上没有提到艾森豪威尔总统或麦卡锡议员。标题简洁而有克制。她一条一条地读着，发现还有一条没有印出来的标题，无所不在：医生还记得我吗？　　出租车突然停了下来。西碧尔付钱时，司机说了声：“祝你今天走运。”今天走运？她觉得难说。威尔伯医生的住房和诊所都在公园大街和76号街拐角的米黄色建筑内，她沉思着走进大门。8点55分，她站在通往公寓4D的私人门厅中。　　门一直开着，使患者不用打铃就能进门。西碧尔来到一间光线昏暗的小候诊室。室内有一张小小的撑墙桌、一盏铜座台灯和几幅配着浅色木框的照片。该坐下吗？威尔伯医生进来了。“进来吧，多塞特小姐。”她招呼道。　　她们走进一间阳光充足的诊室。两人都记起差不多十年前在奥马哈的最后一次见面。　　西碧尔觉得医生变了。她头发比以前更加明亮。她显得更为女性。但她的眸子、她的微笑和她点头的样子丝毫未变。　　同时，威尔伯医生也在想：她跟以前一样，还是那样苗条、虚弱。一点都没有见老。我哪儿都未见过这样的脸：形状象一颗心、翘鼻子、花蕾般的小嘴。这样的脸，你在纽约街上难以见到。这是一张英国人的脸。尽管有微微几个小凹痕，还是英国女人的一张气色良好而又朴素无华的脸。　　医生没有请西碧尔坐下，但她有这样的意思。坐哪儿呢？那张绿色长沙发椅（一头还放着一个小小的三角枕，显然是供患者安放其痛苦的脑袋用的）并不招引人。一把“俯视着”三角枕的椅子，显然是这位精神病大夫的“第三只”耳朵④。唯其如此，那张绿色长沙发椅更没有吸引力了。　　西碧尔不管那把长沙发椅，朝着诊室另一头的写字台和椅子走去。她踩着宽幅的地毯，动作缓慢而有些紧张。一边走，一边数着地毯上的玫瑰花环。她停住脚步。青灰色墙上的顶层书架，有一支黑色钢笔，系着金带，嵌在玛瑙底座上的一个金色笔架中，有一个绿色的小铅笔架和一个有绿叶花边的绿花瓶。里面插着各种绿色植物。医生不用假花，西碧尔对此很高兴。　　西碧尔从写字台下小心地拉出一张红木椅来，僵硬地坐在椅子边儿上。给人的印象是简洁、真实、缺乏感情。似乎是在雇主的办公室呈递一份简历，而不是经过艰苦的斗争后如今怀着强烈的意图回来找医生深谈的样子。她开始讲话，大学毕业呀、教书呀、在职业治疗领域中工作呀、绘画展出呀、没有按威尔伯医生的建议去做心理分析呀、甚至母亲之死呀，在这冰冷的一小时内，都被提到了，一点不带感情色彩地提到过了。　　西碧尔在介绍斯坦利·麦克纳马拉此人时也是冷冰冰的。他是一位英语教师，是她在底特律教书时的同事。虽然他俩的关系已经发展到他开口求婚的地步，她提起他的时候仍是冷若冰霜。她回避自己同他的真实关系，避而不谈亲昵行为或她自己的感情，只讲他一半是爱尔兰一半是犹太血统，只讲他父亲遗弃他的母亲，而他母亲后来又遗弃了他。这份“报告”还包括她的观察所得：斯坦⑤是在孤儿院中长大的，经过个人奋斗终于在学院毕业，而且有了自己的地位。　　其实，威尔伯医生有兴趣的并不是西碧尔对斯坦的介绍，而是她在介绍中没有讲到的有关斯坦的东西。但医生并没有敦促她讲。一小时快过去了。她只问了一句：“你要我干什么呢？”　　“我想在职业治疗领域内工作，”西碧尔答道。　　“我想你早已从事这项工作了。”　　“我想我愿意同斯坦结婚，但我又不十分肯定。”　　医生问她还想不想回来复诊。西碧尔害羞地低下了头，从眼缝中向外窥视，胆怯地说：“我想回来请你做心理分析。”　　威尔伯医生高兴了。西碧尔·多塞特将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分析对象——聪明伶俐，天资较高，能够胜任，但是比较孤僻、冷漠而且害怕。她的瞳孔由于焦虑而扩张到虹膜本身的大小，这一点也没有逃过医生的眼睛。　　随后几周中，心理分析逐渐成为西碧尔生活中带有关键性的东西。可以不加夸张地说，她几乎专为星期二上午同威尔伯医生的约会而活着了。为准备参加约会，西碧尔会举行一个仪式来决定：到底穿那灰色上衣配以玫瑰色毛衣，还是穿海军式上衣配以蓝色毛衣，还是穿灰色裙子配上鸭蛋青色的毛衣。与此同时，西碧尔热衷于经常去谢默霍恩（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图书馆）“朝圣”。她在那里简直是浸泡在心理学文献之中，特别对病历更为着迷。她学习有关症状的知识，并非完全出于知识分子的好奇心。她对其他患者的症状了解得愈多，她认为在隐瞒自己症状方面就愈加内行。从表面来看，把她原先来纽约要揭示的东西继续隐藏起来，这已迅速成为她固执不移的目的了。　　一个患者，有时甚至在初次诊病时，就使医生对其有所了解。可是西碧尔这位患者，已与医生接触了近两个月，却仍把自己埋藏着，只露出轮廓的边缘，威尔伯医生悲哀地思索着。在那轮廓的外缘，坐着两个人。一个是克林格博士，西碧尔的美术老师。对于这个人，西碧尔有不同的意见。另一个是斯坦。这个人，西碧尔想与之结婚，但在心理分析中出现了呆板的、呆头呆脑的形象。通过患者西碧尔的试探，才使医生终于查明：尽管用词含糊，他所提议的是一种没有性生活的婚姻。按照西碧尔的用词，叫做柏拉图式。　　为什么一个聪明的姑娘甘心与一个显然没有性欲的男人纠缠在一起呢？这是一个从来不知有爱而且不能给人以爱的弃儿呀。如此低下的性欲，还要建立婚姻关系，这是什么原因呢？　　男方性欲低下，女方自我克制加强。起初，医生曾把这种自我克制归因于西碧尔严格的教养。可是，这不能说明她冷淡态度掩盖下的恐惧的眼神。“她在干蠢事，”医生思索道。“她对我并不坦率。”　　12月13日，西碧尔终于弹出一个新调子：“我担心圣诞节假期。”　　“为什么？”　　“假期使我讨厌。”　　“怎么会呢？”　　“有那么多事要做。我不知应该先做哪件事，于是我什么也不做。我全搞乱了。真是无法描述清楚。”　　“在假期内，你为什么不一星期来三次呢？”医生建议道。“这样，我们可以多谈一些，也可把紧张的心情松弛一下。”　　西碧尔同意了。　　到1954年12月21日（这时，心理分析刚进行三个月），她们在约定的时刻见面。起先十分乏味，后来西碧尔说道：“我想让你看一看这封斯坦的来信。我今天早晨刚收到。”于是，威尔伯在看清西碧尔·伊莎贝尔·多塞特的真面目的过程中大大地跨进了一步。　　这天早晨，西碧尔的心情好象颇为平静。她讲到斯坦的来信时与平时一样没有激情。但在打开手提包时，她立刻慌张起来。信只留了下半截，截边呈锯齿状。　　她没有撕。谁撕的？　　她在手提包里仔仔细细地找了一遍。另半截信不在。　　她把早晨收到的另外两封信放在腿上。这两封信完整无损。当时看完后怎样放进信封的，现在仍是原样。但她清楚地记得当时斯坦的信也是完整无损的呀，也是放进信封的呀。现在另半截信连找都找不到了。谁拿的？什么时候拿的？拿的时候她在哪儿呢？她一点都不记得了。　　这样的事又发生了——这种可怕的事居然随着她跟到这里来了，到医生的诊所来了。这个阴影跟随着她，无处不去。　　西碧尔想小心谨慎地把刚发生的事偷偷地瞒过那坐在长沙发上离她较远的大夫，便把那残缺不全的信放到另外两封信后面去。可是，医生正在问她：“你想让我看这封信？”　　西碧尔开始结巴起来，……又由结结巴巴进一步变化下去。　　这位拘谨而温柔的来自中西部的中学教员，她的脸由于恐惧和狂怒而变了模样。她从写字台前的椅子上纵身一跃，动作如此迅速，似乎她立时要办世上所有的事。她把原先放在腿上的几封信猛撕一阵，扔进废纸篓。然后握紧拳头，站在屋中央，大声咆哮，“男人全都一个样。‘巨’（就）是无法相信他们，真是不能相信。”　　她动身朝两扇长窗走去，动作迅速，很象一只蜘蛛。她把绿色窗帘向两边一拉，又握起左拳，径直往一扇不大的窗玻璃打去。“让我出去。”她尖叫道。“让我出去！”这是极度痛苦的请求——是被鬼魂缠住的人、被追猎的人、中了埋伏的人的喊叫。　　威尔伯医生迅速赶上去，但还不够迅速。她还没有碰到她的病人，喀嚓一声，西碧尔的拳头已穿出窗户。　　“让我看看你的手，”医生抓住她的手腕。西碧尔被医生一碰就身子一缩。“我只想看看你手割破了没有，”医生柔声解释道。　　这时病人一动不动地站着。她自从在椅子上跳起来以后还是第一次看着威尔伯医生，眼睛睁得大大地，一付疑惑的目光。“窗玻璃碎了，你不生气吧？”病人用一种小女孩的嗓音哀声说道，这嗓音与刚才谴责男人的嗓音大有不同。　　“当然不生气，”医生答道。　　“我比窗户更为重要？”语调透着不信任。　　“当然罗，”医生使她放心。“要安窗玻璃，谁都行。我找一个干零碎活儿的，准没有问题。”　　病人好象立刻松了一口气。这次医生拉住她的手，她没有抵抗。“来吧，我们坐在长沙发上，”大夫建议道。“我要好好看看你的手。看看它破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