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之花-12

了我想过的句子，他在30年前就写出来了。”①所以，他曾把爱伦·坡大段大段的话径直移到自己的名下，而并未曾想到有声明的必要。与爱伦·坡的接触，加深了波德莱尔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痛恨，同时也助长了他的神秘主义和悲观主义的倾向。1847年，法国发生了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本来已在酝酿之中的革命如同箭在弦上，一触即发。1848年2月22日晚上，人们筑起了街垒，起义爆发了。波德莱尔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愤怒和反抗，在革命中找到了喷火口。2月24日晚上，有人看见他背着枪，手上散发着火药味，和彼埃尔·杜邦一起战斗在街垒上。有一个朋友问他：“是为了共和国吗？”他只以“枪毙欧比③见Champfteury，《Porttaits et Souvenirs de jeunesse》，P.137，转引自Claude Picbois et Jeanzigler．《Baudelaire》．P.①见《波德莱尔全集》第二卷，第 415页。克将军”作答。他早已和不断升官的继父断绝了关系，在他的眼中，欧比克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法律、制度、道德、秩序的代表，枪毙了他，就等于枪毙了这个社会，就等于他自己获得了解放。巴黎一夜之间出现了100多份报纸，其中有波德莱尔与人合办的、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公安报》，报的名称令人想起了大革命时期的公安委员会①。他参加了布朗基创办的革命团体，他还被一家保守派报纸聘为主编，因赞扬马拉和罗伯斯庇尔而立即被辞退。波德莱尔参加了革命，但是他并没有明确的政治信念，他所一度接近的社会主义也只是傅利叶的空想社会主义。他在1848年革命中的行动，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典型表现。他后来在《打开我的心灵》中这样写道①：我在1848年的沉醉。这种沉醉是什么性质？报复的乐趣。对破坏的天生的乐趣。文学上的沉醉；阅读的回忆..这是他的自我剖析，但率真诚，一语中的。和他一起办报的夏尔·杜班说：“波德莱尔爱革命，就像他爱一切暴力的、不正常的东西一样。”②引述这段话的吕孚评论说，这是一种“深刻的真理的肤浅表达”，“彼德莱尔爱的不是暴力和不正常本身，他爱的是反抗，因为这个世界，无论什么制度，他都不能容忍”③。这是通达之论。无论如何，波德菜尔毕竟是参加了革命，这一次行动显然是他一生中的重要事件，他的一段话透露了此中消息：“1848年之所以有意思，仅仅是因为每个人都在其中寄托了一些有如空中楼阁一般的乌托邦。”④那么波德莱尔的乌托邦是什么？当时的波德莱尔还相信社会进步，对人类的前途还是乐观的，从社会观上看，他的乌托邦无疑是包括这样的日子：“学者成为财富的所有者，财富的所有者成为学者”。从宗教观上看，波德菜尔深受母亲的影响，具有根深蒂固的基督教思想，他希望人类回到“原罪”以前的状态，即回到失去的乐园中，也就是如他的诗表明的那样，诗人摆脱现实的苦难和罪恶，重新回到上帝的怀抱，再作“青天之王”，“云中之君”。然而，1848年革命是一次无产阶级首次提出自己的政治要求和经济要求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自然不能实现波德莱尔的乌托邦。巴黎工人六月起义遭到血腥镇压，为后来以路易·波拿巴为代表的反动势力的进攻扫清了道路，更使波德莱尔由惶惑而绝望。1848年革命是波德莱尔彻底脱离政治、逃避社会的一个转披点。而1851年12月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则最后使波德莱尔与过去的思想、过去的朋友告别。他在1852年3月5日的一封信中说：“12月2日使我实际上脱离了政治。”①两个星期之后，他又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我决定从此不介入人①见《波德莱尔书信集》第二卷，七星文库版。①法国1789年资产阶级大革命中，雅各宾派的一个专政机构。②《波德莱尔全集》第一卷，第678页。③ MarceIA. Ruff：Lesplit du mal et l' esthetique bandelairieme，P.224。④ L'esprit du mal et l'esthctique baudetalrlenne，P. 224。①《波德莱尔全集》第一卷，第680页。类的任何论争。”类的任何论争。”然而，波德莱尔是一位正直的诗人，他的决定事实上并未能严格地实行，他在1859年5月16日的信中承认：“我有二十次相信我不再对政治发生兴趣了，可是任何重要的问题又都引动我的好奇和热情。”③接着，他就在信中颇有预见地大谈第二帝国的意大利政策。这种矛盾说明了波德莱尔何以写出了像《天鹅》那样的充满了深刻的政治含义和社会同情心的诗篇。在社会的动乱和政治的风浪中，波德莱尔的“恶之花”也在悄悄地开放。从1847年开始，他已有零星的诗作在报刊上发表。1848年11月，《酒商回声报》登出一则广告，称波德莱尔的《边缘》将于次年2月24日出版。一位同时代人对此评论道：“这无疑是些社会主义的诗，因此是些坏诗。”④这2月24日正是1848年革命一周年纪念日，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日子。1850年6月，《家庭杂志》再次预告《边缘》．并说这本书“意在表现现代青年的骚乱和忧郁。”①1851年4月9日，《议会信使》又预告了《边缘》，指出这本书“意在再现现代青年的精神骚乱的历史”②并且在《边缘》这一总题下发表了11首诗。“边缘”这个词，除了传统的基督教的含义外，在当时还有一个具体的含义：傅利叶把“社会开端和工业灾难的时代”称为“边缘地带”，其后紧接着普遍和谐的社会叭波德莱尔当时正受到傅利叶派的乐观主义吸收，人们有理由把他的诗和空想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从《累斯博斯女人》到《边缘》，波德莱尔的诗的题村已经进入一个更高、更广、更具现实性的领域，或者他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可以向公众展示他的诗的这一侧面了。1852年至1856年间，波德菜尔经常出入萨巴蒂埃夫人的沙龙。萨巴蒂埃夫人是一个银行家的情妇，常在她的沙龙中接待文化界的名流，雨果、戈蒂那、邦维尔等都是她的座上客。波德莱尔把她当作自己的诗神、保护神和庇护所。她是他梦寐以求的“远方的公主”，他在她身上寄托了自己精神上的向往和追求。他偷偷地寄给她匿名的情诗，当收信人终于发现了诗的作者，并表示以身相许、分享他的感情时，他却惶然而不无失望地退却了，因为假如有了肉体的关系，他理想中的天使也不过如普通女人一样罢了。一场柏拉图式的恋爱又恢复为纯粹的友谊，只是留下了几首充满了逃避丑恶现实、追求美的理想的强烈愿望的美丽诗章。对波德莱尔影响最大的女人是前面提到的让娜·杜瓦尔。这个具有异国情调的“黑维纳斯”几乎是波德菜尔的终生伴侣。虽然在近20年的共同生活中，波德莱尔几次因不堪其粗俗、贪婪和欺骗而要离开她，终于还是散而复聚，相守在一起，并在她病中百般照料，充当着父亲的角色。在那个“始乱之，终弃之”成为通行的惯例的社会中，这种行为倒是很好他说明了波德莱尔的人格。让娜·杜瓦尔启发他写出许多交织着灵与肉的冲突、混杂着痛苦与欢乐的诗篇。1861年以后，这个女人不知所终。1852年以后，波德莱尔的创作进入高潮。5年间，他先后在报刊上发表了20多首诗、10余篇评论以及大量的译作。1857年4月，欧比克去世，波②《波德莱尔书信集》第一卷，弟188页。③《波德莱尔书信集》第一卷，第189页。④《波德莱尔书信集》第一卷，第578页。①转引自claude Pichois为加利玛版《恶之花》（1972年）所写的引言，第13页。②转引自c1aude Pichois为加利玛版《恶之花》（1972年）所写的引言，第12页。德莱尔可以公开地去看望他一直热爱着的母亲了，在此之前他们只是像情人幽会一样地偷偷见面，因为波德莱尔不愿意再见包括继父在内的资产阶级贵人们。1857年.. 6月.. 25日，经过精心的准备，《恶之花》终于在书店里出售了。诗集包括.. 100首诗，分为五个部分：《忧郁和理想》．《恶之花》，《反抗》，《酒》，《死亡》。据说，《恶之花》这题目出自波德莱尔的记者朋友希波里特·巴布的建议。波德莱尔说过：“我喜欢神秘的或爆炸性的题目。”..德莱尔可以公开地去看望他一直热爱着的母亲了，在此之前他们只是像情人幽会一样地偷偷见面，因为波德莱尔不愿意再见包括继父在内的资产阶级贵人们。1857年.. 6月.. 25日，经过精心的准备，《恶之花》终于在书店里出售了。诗集包括.. 100首诗，分为五个部分：《忧郁和理想》．《恶之花》，《反抗》，《酒》，《死亡》。据说，《恶之花》这题目出自波德莱尔的记者朋友希波里特·巴布的建议。波德莱尔说过：“我喜欢神秘的或爆炸性的题目。”..先前的《累斯博斯女人》表明了同性恋的主题，作为题目颇具爆炸性，《边缘》透露了一个朦胧的世界，有神秘性，而《恶之花》则是两者兼有，尤其以其爆炸性引动着人们的好奇。不过，对一本书发生兴趣的不单是读书人。果然，《恶之花》很快就引起了反动势力的注意，而第二帝国恰恰是视文学为万恶之源，它的法庭刚刚因《包法利夫人》而审讯了福楼拜，《巴黎的秘密》的作者欧仁·苏因突然去世才侥幸免遭起诉，现在它的卫道士们又把阴险恶毒的目光投向了波德莱尔。《费加罗报》首先发难，于.. 7月.. 5日刊登了该报记者居斯达夫·布尔丹的文章，指控波德菜尔亵读宗教、伤凤败俗，说什么《恶之花》中“丑恶与下流比肩，腥臭井腐败接踵”，并且敦请司法当局注意《圣·彼埃尔的背弃》、《累斯博斯》、《该下地狱的女人》等诗。果不其然，《恶之花》很快受到法律的追究，罪名有二：“亵读宗教”和“伤风败俗”。在司法部门的内部报告中①中，被指为亵读宗教的有《唱给撤旦的连祷文》、《醉酒的杀人犯》、《圣·彼埃尔的背弃》，被指为伤风败俗的有《首饰》、《可是尚未满足》、《忘川》、《给一个大快活的女郎》、《美丽的船》、《给一个红发女乞丐》、《累斯博斯》、《该下地狱的女人》和《吸血鬼的化身》。诉讼是在.. 1857年.. 8月.. 20日进行的，尽管辩护人援引缨塞、贝朗瑞。戈蒂那、拉封丹、莫里哀、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拉马丁、巴尔扎克、乔治·桑等著名作家为例，以说明肯定恶的存在并不等于赞同罪恶”②。但是并没有使充任起诉人的代理检察长信眼。审判结果是：亵读宗教的罪名未能成立，伤风败俗的罪名使波德菜尔被勒令删除六首寿（《首饰》，《忘川》，《给一个太快活的女郎》，《累斯博斯》，《该下地狱的女人》和《吸血鬼的化身》），并被罚款.. 300法郎。就这样，第二帝国通过自己的法庭在自己的脸上烫下了“耻辱”两个字。审判的结果大出波德莱尔的意料，他不但认为自己会被宣告无罪，甚至还觉得该为自己昭雪，“恢复名誉”.. ①呢。然而他错了。他曾天真地认为这是一场误会，他的高尚的意图被人曲解了。使他感到奇耻大辱的是：法庭用对待罪犯的字眼对待一位诗人。萨特指责波德莱尔没有在法庭上为自己的作品的内容进行辩护，从而表明他不接受警察和检查官的道德②。这无疑是正确的，却未免失之忮刻。因为波德莱尔毕竟是资产阶级中的诗人，他的诗的力量在于揭露，在于撕破那一重用虚伪织成的帷幕。他不可能如萨待所希望的那样，把法庭的指控当作自己的道德观..④见Jean Pommier：Le mystique de Baudelalre, Slatkine Reprints，Gcrserel1967， P.56。①《波德莱尔书信集》第一卷，第378页。②见《波德莱尔全集》第一卷，第1178页。①见《波德莱尔全集》第一卷，第1189页。②事实上波德莱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被“恢复名誉”。法国最高法院刑事法庭受理法国文化人协会的上诉，于1949年5月31日作出判决，取消对波德莱尔的指控，并称《恶之花》中”下包含任何下流甚至粗俗的词句，在表现形式上也没有超出艺术家可以享有的自由”。念来与之相抗衡。四年之后，波德菜尔亲自编定出版了《恶之花》的第二版，删除了.. 6首诗，增加了.. 35首诗，并且重新作了安排，其顺序如下：《忧郁和理想》，《巴黎风貌》，《酒》，《恶之花》，《反抗》，《死亡》。《恶之花》再版本（1861）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他被看作一个诗派的首领，有人恭维他，有人嫉妒他。他在文学界的地位牢固地树立起来了。他先后出版了《1859年沙龙》、《人造天堂》（1860），《现代生活的画家》（1863）等长文，发表了不少散文诗。这时的波德莱尔看上去精力充沛，往日的愁云为之一扫。阿斯里诺回忆说：“此时的波德莱尔满面春风，长长的头发虽然发自了，却仍显得年轻，精神饱满，见到他的人们可以在他身上看到岁月和人们的爱戴所具有的那种有益于健康，使人感到宽慰的作用。”念来与之相抗衡。四年之后，波德菜尔亲自编定出版了《恶之花》的第二版，删除了.. 6首诗，增加了.. 35首诗，并且重新作了安排，其顺序如下：《忧郁和理想》，《巴黎风貌》，《酒》，《恶之花》，《反抗》，《死亡》。《恶之花》再版本（1861）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他被看作一个诗派的首领，有人恭维他，有人嫉妒他。他在文学界的地位牢固地树立起来了。他先后出版了《1859年沙龙》、《人造天堂》（1860），《现代生活的画家》（1863）等长文，发表了不少散文诗。这时的波德莱尔看上去精力充沛，往日的愁云为之一扫。阿斯里诺回忆说：“此时的波德莱尔满面春风，长长的头发虽然发自了，却仍显得年轻，精神饱满，见到他的人们可以在他身上看到岁月和人们的爱戴所具有的那种有益于健康，使人感到宽慰的作用。”然而，这似乎只是一种假象。文学上的成功并没有改善波德莱尔的经济状况，他仍然要躲避债主的追迫，要向公证人讨价还价，要跟母亲要钱，还要照顾病中的让挪·杜瓦尔。他自己也疾病缠身，早年不检点的生活终于向他进行报复了。实际上，他孤独，绝望，常常病得不能起床。他忍受着巨大的精神和肉体的痛苦，“对生活失去了兴趣”.. ①。他几度濒临自杀的边缘，只是想到年迈的母亲，待了的债务，计划中的写作，等待出版的著作等等，才没有付诸行动。他经历了一场巨大而尖锐的精神危机。他想得到一笔钱，好好地安排生活，恢复健康，以便完成一系列的创作计划。他先是向母亲要，后又决定通过辛勤的写作去挣。文学上的成功没有给他带来金钱，却给他带来了信心，他不但相信可以靠写作挣钱，甚至还相信他能进入法兰西学院。果然，1861年.. 12月.. 11日，他提出申请作候选人。这确是惊人之举，一个曾被法庭判以有伤风化罪的诗人居然想进入庄严神圣的法兰西学院，真与发疯无异。这虽然是一种挑战的行为，但是，应彦指出，这仍然是波德莱尔建立在资产阶级价值观念上的行动，他想通过此举来恢复名誉，想以此来向母亲证明，她的儿子并非一无是处，也能在社会上出人头地。当然，这并不排除他有文学上的考虑，他认为只有他才能在法兰西学院里维护文学的地位。他在给福楼拜的信中说：“即便我一票也得不到，我也不会后悔。..您怎么没有猜到，波德莱尔，这就意味着奥古斯特·巴尔比埃，泰奥菲尔·戈蒂那，邦维尔，福楼拜，勒贡特·德。里尔，也就是意味着纯文学？”然而，想当院士，并不是递一纸申请就能如愿以偿，更主要的是要登门拜访院士，争取选票，也就是说，要想成为“不朽者”，得有已经是“不朽者”的人同意才行。彼德莱尔只拜访了几位，先就厌烦起来②，那些人只是敷衍他，并不当真，甚至有拒而不见者。只有诗人维尼热情友好地接待了他，并且善意地、明智地告诉他，他的位置不在学院。极端守旧，被称为“赋闲的国务活动家的议会”的法兰西学院的确不是一位反叛的诗人的去处。波德莱尔终于听从了圣伯夫的劝告，在选举前退出了。事实上，像波德菜尔这样离经叛道的诗人是进不了法兰西学院的，“因为政府从来不允许属于反对派的具有伟大才能的人进入学院。”①贫病交加的波德莱尔把希望寄托在布鲁塞尔。他想到那里去演讲，同时..③参见Jean-Paul Sartre:Baudelaire，Gallimard, 1947，P.① BaudeLaire et Assehneau.P.129。②见波德莱尔1861年5月6日致母亲书。①《波德莱尔书信集》第二卷，第225页。出售自己的作品。1864年6月，他到了布鲁塞尔，计划中的演讲遭到冷遇，比利时的出版商拒绝了他的作品。他在布鲁塞尔过着比在巴黎更贫困更悲惨的生活，而债主又在巴黎等着他，他不能回去。他的心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恶劣，当他听说有两个名叫马拉美和魏尔伦的年轻人著文赞扬他的时候，竟不胜厌烦他说道：“这些年轻人令我害怕，我只想独自一个人。”②尽管如此，波德莱尔仍笔耕不辍。他准备写作《可怜的比利时》，发泄他对比利时资产者的守旧、狼琐的假道学的憎恶和痛恨。他发表诗歌，尤其是散文持。波德莱尔的散文诗大部分写于1857年后的七八年间，多发表于1862年以后。这正是波德莱尔横遭指控并且疾病缠身的时期，然而肉体和精神上的痛苦可以使他缠绵病榻，却不能消蚀他的想象和创造的能力。他的散文诗发表时常冠以《巴黎的忧郁》的总题，偶尔也称作《小散文诗》，在诗人死后结集出版时称《巴黎的忧郁》。波德莱尔说，《巴黎的忧郁》“依然是《恶之花》，但是具有多得多的自由、细节和讥讽”③。叹他在献词中明确指出，这些散文诗是要“描绘现代的生活，更确切他说，是一种现代的生活”④。不是随便哪一种，而是当时巴黎这座现代大都会的生活。因此，诗人就像一个漫游者，在巴黎城中信步来去，他的见闻、感受、梦幻和沉思，就成了这些散文诗的题材。彼德莱尔说《巴黎的忧郁》“具有多得多的自由、细节和讥讽”，是说他试图创造“一种诗意的散文的奇迹，它富有音乐性，却没有节奏和韵脚，相当灵活，对比相当强烈，足以适应灵魂的抒情性的动荡、梦幻的波动和意识的惊跳”⑤。这使得《巴黎的忧郁》不单单是《恶之花》的另一种形式，而且在意境上、寓意上、细节上都有所深化，尤其是强化了诗歌所不擅长的现实主义细节描绘。散文诗并非自波德莱尔始。但他的确是第一个把它当作一种独立的形式，并使之臻于完美而登上大雅之堂的人。《巴黎的忧郁》是一个奇迹、是“创造的我”和“社会的我”之间的“战斗”①迸射出的一团明亮的火。这一团火似乎耗尽了波德莱尔的心力，1866年3月，波德莱尔不慎跌倒，出现大脑活动障碍的怔候，随即恶化，于7月2日被送回巴黎。次年8月31日，瘫痪了近一年的波德莱尔终于在巴黎的一家医院里停止了呼吸。参加葬礼的只有他的母亲和一些老朋友，没有一位官方人士肯来向《恶之花》和《巴黎的优郁》的作者最后告别。人们在送葬的队伍中看见一个年轻人，那就是后来震动诗坛的大诗人保尔·魏尔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