簇灯火，这就是敏顿矿井，对面远处也有一些灯光。那是席尔贝矿井。最远处那些微弱闪烁的灯火似乎穿破了黑暗，一直沿伸出去。孩子们焦急地顺着大路向田间小道尽头的灯柱望去。如果那光亮处没人他们就双手插在口袋里站在路灯下面，在夜色里可怜兮兮地望着那些黑乎乎的屋舍。突然，看见一位上身穿件短外套、下着裙子，两腿修长的小姑娘飞跑过来。“比利·菲林斯和你家的安妮，还有艾迪·达肯在哪？”“不知道。”不过这也没关系——他们现在已经三个人了。他们围着路灯柱做起游戏来。后来，别的孩子喊叫着冲出家门，他们就更高兴更热闹了。附近只有一根灯柱。后面是茫茫一片，仿佛整个黑夜都在那儿孕育。路灯柱前面，另外是一条宽宽的通往山顶的黑暗土道。偶尔有人从大道上来，沿着这条小路走向田间。不到十几英尺，黑暗就吞没了他们。孩子们继续玩。孩子们在一起非常亲密，因为他们和外界隔绝，很少与其他的孩子交往。如果发生一场争吵，一场游戏就泡汤了。亚瑟爱发火，比利·菲林斯——实际上是菲力浦斯——脾气更糟糕。这时，保罗必须站在亚瑟一边，爱丽思又在保罗一边，而比利·菲林斯老有埃米·利姆和艾迪·这肯撑腰。此时六个孩子就会打起来，彼此咬牙切齿，打完架就逃回家去。保罗永远忘不了，有一次，双方激烈地打了一仗后，看见一轮硕大的红月亮像一只慢慢往上飞的大鸟似的在通往山顶的荒凉的小路上徐徐升起。他不由自主地想起《圣经》上说，这月亮会变成血。第二天，他就赶紧和比利·菲林斯讲和了。于是，在一片黑暗中，他们又围着路灯柱，继续玩那种野蛮、激烈的游戏。莫瑞尔太太只要走进起居室，就可以听见孩子们在远处唱：西班牙的鞋，丝织的袜，满把戒指顶呱呱，牛奶洗澡乐哈哈。歌声划破夜空从远处传来，可以听出他们沉醉于游戏之中。他们就像一群野人在歌唱。这情景也感染了母亲。对他们八点以后回来，个个脸面通红，眼睛发光、说起话来的那种兴奋心情很能理解。他们都喜欢斯卡吉尔街这幢房子，这里视野开阔，外面的世界都可以一览无余。夏天的傍晚，女人们常常靠在田间篱笆上聊天，眺望西方的夕阳把天际映成一片血红，德比郡的群山绵延而去，像蝾螈黑色的背。夏季，矿井从来不全部开工，尤其是采烟煤的矿井。住在莫瑞尔太太隔壁的达肯太太，在篱笆边拍打炉边地毯，看到慢慢往山上爬的男人，她立刻知道那是矿工们。于是，她等待着。她又瘦又高，看上去精明过人，站在山顶上，似乎在威胁那些往山上爬的矿工。这时才十一点钟。夏日清晨，树木葱郁，青山上那层透明的黑纱似的雾还没有散尽。最前面的一个人上了台阶，他把栅栏门推得“嘎——嘎”直响。“怎么，你们停工了？”达肯太太大声问。“是的，太太。”“真遗憾，他们让你们滚了。”她挖苦地说。“是啊。”那人回答。“不，要知道，你们盼望着出来呢。”她说。这个人径自走了。达肯太太回到自己的院子里，看见莫瑞尔太太出来倒垃圾。“我听说敏顿停工了，太太。”她喊道。“这多糟糕啊！”莫瑞尔太太愤怒地惊呼起来。“哼，我刚才挖苦过约翰·哈奇比。”“他们最好还是省点鞋底皮得了。”莫瑞尔太太说着，两个妇人都兴味索然地进了屋。这些矿工们，脸上几乎没有沾上黑煤灰，就又一群一群地回来了。莫瑞尔讨厌回家，喜欢明媚的早晨。但是刚去下井工作，又被遣回来，扫了他的兴致。“天哪，这时候就回来！”他刚进门，妻子喊道。“我也没办法啊，老婆。”他大声说道。“午饭也不够吃。”“那么我就吃我带的干粮吧。”他抱怨地说，感到又气又恼。孩子们从学校回来，很奇怪地看见父亲拿着下井带去又带回来的两片又干又脏的黄油面包当午饭吃着。“爸爸为什么现在吃干粮？”亚瑟问。“我不吃，有人就抱怨我了。”莫瑞尔生气地说。“说的像真的！”他的妻子喊道。“难道就让它浪费掉吗？”莫瑞尔说，“我不像你们这些人大手大脚，浪费东西。在井下我掉了一点面包，哪怕沾满灰尘，我也要吃下去。”“老鼠会吃的，”保罗说，“不会浪费的。”“好好的黄油面包也不是为老鼠准备的。”莫瑞尔说，“不管脏不脏，我宁愿吃下去也不愿浪费。“你可以把面包屑留给老鼠吃，自己少喝一瓶酒不就有了。”莫瑞尔太太说。“哦，我应该这样么？”他嚷嚷着。那个秋天，他们生计很难，威廉刚刚去了伦敦，母亲就想着他的钱。有一两次，他寄来十先令，但他刚刚去那儿，很多地方需要花钱。他每星期按时给家里写封信，给母亲写得很多，把自己的生活状况全告诉了她：他怎么交朋友，怎么跟一个法国人互相学习，他在伦敦玩得多么有趣。母亲又感到如同他在家里一样，陪在她身边。她每星期都给他回一封语气直率、措辞幽默的信。当她收拾屋子时，她整天都思念着他。他在伦敦，他会成功的，他像她的骑士，带着代表她的徽章征战疆场。他要在圣诞期间回来五天。家里从来没有这么准备过什么。保罗和亚瑟把地擦得干干净净，准备摆上冬青树、万年青，安妮用老方法做了漂亮的纸花环。吃的东西也从来没有这么丰盛地预备好。莫瑞尔太太准备了一个又气魄又漂亮的蛋糕。她感到自己像位女皇一样，教保罗怎样剥杏仁皮。他仔细地扒掉那些长条形果仁的皮，又数了一遍，确信一个也没丢。据说打鸡蛋最好在凉处。因此，保罗就站在洗碗间，那里滴水成冰。他在那不停地搅动着，直到搅匀，之后激动地冲进来告诉妈妈鸡蛋变浓变白了。“看一眼，妈妈！这是不是很好看呀？”他挑起一点点蛋沫凑近鼻子，吹向空中。“好了，别浪费了。”母亲说。每个人都激动万分，威廉将在圣诞前夜回来。莫瑞尔太太在伙房里巡视了一遍，里面摆着一个葡萄干大蛋糕，还有一块米糕，有果酱馅饼、柠檬馅饼和碎肉馅饼——装满了两个大盆子。西班牙馅饼和奶酪饼也快烤好了。屋子里都装饰一新。一束束结着浆果的邀吻冬青树枝上挂着亮闪闪的装饰物。莫瑞尔太太在厨房里做小馅饼时，树枝就在她头上慢悠悠地旋转。炉火很旺，烘糕饼的香味迎面扑来。他应该七点钟到家，不过有可能迟到。三个孩子去接站，只有她一人在家。在七点差一刻时莫瑞尔又进来，夫妻俩谁也没说话，他坐在自己的扶手椅上，激动得不知所措。而她，静静地继续烤饼，只要从她干活时的那种小心翼翼样子，就看出她内心有多么激动。闹钟嘀嗒、嘀嗒走着。“他说几点到？”这是莫瑞尔第五次问了。“火车六点半到。”她强调地说。“那么他会七点十分到家。”“唉，火车有时晚点好几个小时呢。”她冷冷地说。不过她希望、盼望他早点回来。莫瑞尔到门口去看看，然后又折回来。“天哪，你！”她说，“你像一只坐不住的母鸡。”“吃的东西准备好了吗？”莫瑞尔问。“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呢。”她说。“我看没多长时间了。”他回答着，在他的椅子上不耐烦地扭来扭去。她开始收拾桌子，茶壶也懂懂地响起来了。他俩焦急地等着。此时，三个孩子正站在离家两英里的中部铁路干线塞斯里桥站台上。他们等了整整一个小时，来了一列火车——可没有他。铁路线上红绿灯不停地闪着。天又黑又冷。“问问他伦敦的火车是否来了。”当他们看到一个带鸭舌帽的人，保罗对安妮说。“我不去，”安妮说，“你安静点——他可能会赶我们走。”保罗却非常希望这个人知道他们在等一个从伦敦坐火车来的人。火车开起来多了不起啊。然而，他太害怕跟别人打交道，他不敢去问一个戴鸦舌帽的人。三个孩子甚至不敢去候车室，怕被赶出来，又担心一离开月台，就会错过接站。因此，他们一直在黑暗和寒冷中等待着。“已经晚了一个半小时了。”亚瑟可怜地说。“是啊，”安妮说，“这是圣诞前夜啊。”他们都沉默着：他不会回来了。他们望着黑暗中的铁路，哪儿是伦敦！这似乎是一段迢迢无尽的距离。他们觉得这个将从伦敦回来的人可能在路上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十分担忧，沉默不语，在寒冷的月台上他们缩成一团。两个多小时后，他们看见一辆机车的灯光出现在远方，从黑暗中疾驶而来，一个搬运工冲了出来。孩子们心里乱跳，往后退开几步。一长列火车，一定是从曼彻斯特来的，停了下来，两扇车门打开，从一个门里，走出了威廉。他们向他扑了过去。他兴奋地把几个包裹递给他们，立即解释火车原来是不在这停，为了他才特地在塞斯里桥站停的。与此同时，这对父母已经火急火燎。桌子摆好了，排骨也摆上桌，一切都准备就绪。莫瑞尔太太戴上黑围裙，穿着自己最漂亮的那套衣服。她坐下来，装着在看书。每一分一秒的时间对她都是一种折磨。“呣！”莫瑞尔说，“一个半小时了。”“孩子们还在等着！”她说。“火车不可能还没到啊。”他说。“我告诉你，火车在圣诞夜总是会晚几个小时的。”他们彼此有点不开心，焦急得不得了。屋外那颗白蜡树在刺骨的寒风中呻吟。黑夜里从伦敦往家里赶，这路多么漫长啊！莫瑞尔太太痛苦地想着。时钟嘀嗒嘀嗒的响声，让她心烦意乱。时间越来越晚，也越来越让人受不了。终于，传来了说话声，门口听见了脚步声。“来了！”莫瑞尔喊着跳了起来。他往后让了让，妈妈赶紧朝门口跑了几步，等着。一片嘈杂的脚步声，门突然推开了，威廉出现在那儿，他扔下旅行包，把母亲拥在怀里。“妈妈！”他说。“孩子！”她喊着。就一会儿，她搂住他，亲吻着，然后退后一步，尽力用平常的语调说：“怎么这么晚才回来。”“是啊！”他转过身去叫父亲，“爸爸！”父子俩握握手。“嗨，我的孩子！”莫瑞尔眼里闪过泪花。“我们还以为你不回来了呢。”他说。“哦，我回来了！”威廉叫道。儿子又回头对着妈妈。“你看上去很精神。”她自豪地说笑着。“是啊！”他回答，“我想是因为——回家了！”他是个很帅的小伙子，身材高大挺直，神情洒脱。他看了看那些冬青树和接吻树枝，又看了炉边铁格子里烤着的小馅饼。“天哪，妈妈，一切都不变！”他深感宽慰地说。大家楞住了，接着他突然跳过去，从炉边拿起一个馅饼，一下子就把整个馅饼吞进嘴里。“哈，你在外面没见过这种小地方的烤炉吧？”父亲大声说。他给他们带来许许多多的礼物。花完他所有的积蓄。满屋显示出一种豪华的氛围。他送给母亲一把伞，灰色伞，伞把上涂着金粉。她十分珍惜这把伞，一直保存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刻。每个人都得到一件漂亮的礼物。此外，还有好几磅叫不出名字的甜食：什么拌砂软糖啊、冰糖菠萝啊，在孩子们的想象中，这些东西只有伦敦才有，保罗在他的朋友中夸耀着说道：“真正的菠萝，切成片，再做成蜜饯，好吃极了。”家里人都欣喜若狂。家到底是家，不管经历多少苦，他们还深深地爱着家。举行几次庆贺宴会，大家都兴高彩烈，邻居都来看威廉。看他在伦敦变了多少。他们都发现他“天哪，像个绅士，好棒的小伙子！”等他要离家时，孩子们各自躲开，不忍看伤别的泪水。莫瑞尔郁郁不乐地上床了。莫瑞尔太太觉得好象吃了麻醉药，浑身麻木，感觉迟钝。她是深深地爱着他的啊。那时，威廉在一个律师办事处工作，和一家很大的航运商行有联系。这年仲夏，他的上司给他提供了个好机会，乘商行的船去地中海旅行，只需要花一点钱即可。莫瑞尔太太在信中写道：“去吧，去吧，孩子。也许以后再也碰不到这种机会了。我想到你将去地中海旅行，比你回家还高兴。”不过，威廉还是在家度过了那两个星期的假。虽然地中海是他早已神往的地方，但一旦他可以回家，那个吸引他的南方还是吸引不了他。这给了母亲极大的安慰。第五章 走向社会莫瑞尔天性莽撞，对危险也满不在乎。因此不断地出事故。莫瑞尔太太每当听到一辆空煤车驶向家门口，她就会跑出起居室去看。想着丈夫很有可能坐在矿车里，脸色灰白，满面灰尘，浑身无力，不是病就是伤了。如果是他，她就会跑出去帮忙。威廉去伦敦大约一年了，保罗刚刚离开学校、还没有找到工作。有一天，莫瑞尔太太正在楼上，保罗在厨房里画画——他有这方面的天赋——忽然有人敲门。他生气地放下画笔去开门，母亲也打开窗户，往下看。矿上一个衣着肮脏的小伙子站在门口。他问：“这是沃尔特·莫瑞尔的家吗？”“是啊。”莫瑞尔太太说：“什么事？”但是她已经猜到了。“你丈夫受伤了。”他说。“哦，天哪！”她惊叫了一声，“他不出事那才是个奇迹呢。小伙子，这回他怎么啦？”“我不太清楚。不过可能是腿受伤了。已经把他送到医院去了。”“天哪！”她惊叫道，“哦，天哪，他就这副德性！从来没有安宁过五分钟，如果有，我宁愿去上吊！他的大拇指伤刚好，而现在——你见了他吗？”“我在井下见过他。我看见他们把他放在矿车里送上去，他昏过去了。不过弗雷泽大夫在灯具室里给他检查的时候，他大喊大叫地咒骂着。他们要送他去医院时，他说他不去医院，要回家。”小伙子结结巴巴地说完。“他当然想回家，好让我来受拖累。谢谢你，小伙子，哦，天哪，我还没有受够吗？我受够了！”她下了楼，保罗机械地继续着他的画。“既然他们把他送到了医院，那么情况一定很糟糕。”她接着说，“他太粗心大意！别的人就没有这么多事故。是的，他想把担子压在我身上。哦，天哪，好不容易我们的生活才好了一点。把那些东西拿开，现在没有时间画画了，火车什么时候开？我得赶紧去凯斯顿了，我只好扔下卧室不管了。”“我可以替你收拾。”保罗说。“你不用。我想可以赶七点钟的车回来。哦，我的天，他要惹出来多少麻烦啊。而且丁德山口那段花岗石路——还不如叫它碎石子路——简直可以把他颠死。我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修修这条路。这么糟糕的路，何况坐救护车的人都是急病人。为什么不在这儿开一家医院呢。如果那位老板买下了矿区，天哪，会有足够的事故发生，不用担心医院会倒闭。可是他们就不这样做，却一定把人放在一辆慢吞吞的救护车里，送到十英里外诺丁汉去。这太不像话了！咳，他还要找岔子！他一定会的。我知道谁陪他，巴克，我想就是他，可怜的家伙，他宁愿躲在任何地方，也不想住在医院里。可是我知道巴克会很好地照顾他。还不知道他要在医院住多久——他讨厌住在那里！不过，如果只是腿部受伤，那还不算太倒霉。”说话的工夫她一直在准备着，匆匆取掉围腰，她蹲在烧水锅面前，把热水慢慢地灌进水壶里。“我想把这个烧水锅扔在海底里！”她大声说着，一边不耐烦地拧着水龙头。真是奇怪，这么矮小的女人有一双漂亮又有劲的胳膊。保罗收拾好东西，放上茶壶，摆好桌子。“四点二十才有火车。”他说，“你的时间很充裕。”“哦，不，我没多少时间了。”她大声说，一面擦脸，一面从毛巾上眨着眼睛望着他。“不，你来得及，不管怎样你得喝杯茶。需要我陪你一起去凯斯顿吗？”“陪我一起去？我倒想问问，为什么陪我去？现在，我还应该给他拿些什么？唉，天哪！他的干净衣服——上帝保佑，是干净的。不过最好还是烘干一些。还有袜子——他用不着袜子了——我想，还要一条毛巾吧，还有手绢，还有别的什么？”“梳子、刀、叉和勺子。”保罗说。父亲以前住过院。“天知道他的腿怎么样，”莫瑞尔太太接着说，一面梳着她那棕色的，细软如丝的头发，不过掺杂着几缕白发。“他特别注意洗上半身，下半身他就觉得没必要洗，不过，这样的人在医院里也是见多不怪了。”保罗已经摆好了桌子，他给母亲切了两片薄薄的黄油面包。“给你。”他说道，在她面前放了一杯茶。“再别烦我！”她烦躁地喊道。“可是，你必须吃点，东西都摆好了。”他坚持说。于是她坐下来，轻轻抿着茶，默默地吃了点面包，显得心事重重的样子。几分钟后，她离开了，要步行两英里半才到凯斯顿车站。她把带给丈夫的东西全放在一个鼓鼓的网兜里。保罗看着她行走在树篱间的大路上——一个身材矮小、步履匆匆的背影，想到她又陷入痛苦、烦恼的深渊，他又为她而感到痛心。她内心焦急，疾步如飞，感到身后儿子的心紧紧地跟随着她，感到他在尽力为她分担重负，甚至支撑着她。她在医院时，她想到：“如果告诉孩子情况是多么的糟糕，他会很担心的。我最好还是谨慎点。”然而当她步履艰难的往家走时，她却感觉他会来分担她的重担的。“情况糟糕么？”她一进门，保罗就问。“不能再坏了。”她回答。“什么？”她叹着气坐了下来，解开帽带，儿子望着她仰起的脸，和那双辛勤劳作的小手在颌下解着那个结。“不过，”她回答道，“并不是很危险，可是护士说，是粉碎性骨折。你看，一大块石头砸在他腿上——这儿——是有创骨折，有些折骨把肉都戳穿了。”“啊——太可怕了！”孩子们惊呼道。“而且，”她继续说，“他自然嚷嚷着他快死了——他要不叫才怪呢。‘我不行了，亲爱的！’他看着我说：‘别傻了！’我说，‘不管砸得多厉害，你也不会因为一条断腿要命的。’‘我不会活着出院的，除非进了棺材。’他嘟囔着。‘得了’我说，‘等你好点，你让他们把你放在棺材里抬到花园里开开心，我想他们也会的！’‘只要我们觉得那对他有好处。’护士长说。她是一个很好的护士长，就是相当严格。”莫瑞尔太太摘掉帽子，孩子们在静静地等着她说下去。“他的情况糟糕，”她继续说：“一时好不了，这一下砸得很重，失了好多血，当然，这次也很危险。根本说不准能不能完全复原。而且，还会发烧和引起坏疽病——如果情况坏下去，他会很快不行的。但是，他体质不错，皮肉也极容易长好。所以我觉得不会一直这么坏下去。当然，有一块伤——”她脸色苍白，情绪激动，三个孩子意识到父亲的情况是多么糟糕，屋子里一片沉默、焦虑。“他总会好的。”过一会儿保罗说：“我也是这么给他说的。”母亲说。每个人都沉默不作声做自己的事。“他看上去也真像不得了的样子。”她说，“但护士长说那是因为伤痛。”安妮拿走了母亲的外衣和帽子。“我走的时候他看着我！我说：‘我得回去了，沃尔特，因为火车——还有孩子们。’他一直看着我。这让人难受。”保罗又拿起画笔开始画画。亚瑟走出去拿煤。安妮凄然地坐在那儿，莫瑞尔太太坐在她怀第一个孩子时她丈夫为她做的摇椅上，一动不动，想着心事。她很伤心，为这个重伤的男人感到难过。但是，在她心灵最深处，在应该燃起爱情火焰的地方，却仍旧是一片空白。此刻，她那种女人的怜悯心完全被激起了，不顾一切地照顾他，挽救他，她宁愿自己承受这些痛苦（如果能够的话）。然而，在她心灵深处，她对他和他的痛苦仍然是漠不关心。令她感伤的是，即使在他激起她强烈的爱欲的时候，她仍然不会爱他。她沉思了一会儿。“而且，”她突然说，“当我走到凯斯顿半路时，才发现自己穿着干活时穿的鞋——你们看。”原来是保罗的一双棕色旧鞋，鞋尖已经磨破了，露出脚趾。“我窘迫地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她又加了一句。第二天早晨，安妮和亚瑟上学去了，莫瑞尔太太又跟帮她做家务的儿子聊了起来。“我在医院里碰到了巴克，他精神很不好，可怜的家伙。‘喂！’我对他说，‘你这一路陪看他，怎么样啊？’‘别问了，太太。’他说。‘唉，’我说，‘我知道他会怎么样！’‘不过，他的情况是很糟糕，莫瑞尔太太，是的。’他说：‘我知道。’我说。‘车子颠一下，我的心就像会从嘴里冲出来似的，’他说：‘而且他常常大喊大叫，太太，即使给我一大笔钱让我再干一次，我也不干了。’‘我可以理解，’我说：‘这是一个让人恶心的工作，’他说：‘但是，要等路修好，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呢？’我说：‘我觉得可能是。’我喜欢巴克先生——我确实喜欢他。他有一种男子汉气概。”保罗沉默地继续画画。“当然。”莫瑞尔太太继续说，“像你爸爸这样的人，住在医院里可真困难。他不懂制度和惯例，而且不到他不能忍受的时候，他是不会让任何人碰他的。这次砸伤了大腿，一天换四次药，除了我和他妈妈，他会让别人换吗？他不会的。所以，和护士们在一起，他就得受折腾。我也不想离开他，我很清楚。当我吻了他一下回来时，我自己都觉得不够意思。”就这样，她跟儿子聊着，几乎想把所有的心事都倾诉给他，而他也全神贯注地听着，尽他所能地分担减轻她的困难。最后，她不知不觉跟他谈了所有的心曲。莫瑞尔的情况这段时间一直不妙。整个星期，他处在危急状态中。后来开始好转。知道他开始好转，全家才松了一口气，又开始了快乐的生活。莫瑞尔住院的时候，他们的生活例并不是非常困难。矿上每星期给他们十四先令，疾病协会给十先令，残疾人基金会给五先令，还有莫瑞尔的朋友们每星期也给莫瑞尔太太一些钱——从五到七先令不等——因此她就相当宽裕了。莫瑞尔在医院里渐渐恢复，家里也格外愉快、平和。每个星期三、六，莫瑞尔太太都要去诺丁汉看望丈夫。她往往会带点小东西回来：给保罗带一小管颜料，或几张画纸；给安妮带几张明信片，全家人就高兴地看上好几天，然后才让她把明信片寄给别人；给亚瑟买把钢丝锯，或买一块漂亮的木板。她兴奋地告诉孩子们自己在大商店的种种奇遇。画店里的人认识她了，也知道了保罗。书店里的姑娘对她也很有兴趣。莫瑞尔太太从诺丁汉回来，总有很多新闻。三个孩子围着她坐成一圈听她讲，一边插嘴，一边争论，一直闹到该上床的时候，最后，通常是保罗去通炉灰。他常常自豪地对母亲说：“现在我是家里的男主人了。”他们明白了家庭可以是多么的平和安宁。因此他们都有些遗憾——虽然没有人承认自己是这么无情无义——他们的父亲就要回来了。保罗现在十四岁，正在找工作，他是位个子矮小而秀气的男孩，长着深棕色的头发和淡蓝色的眼睛。脸型已不是小时候的那种圆型，而是变得有点像威廉——线条粗犷，甚至有点粗鲁——而且表情极其丰富多变。他看起来仿佛总是若有所思，显得生气盎然，充满活力。他突如其来的笑很可爱，很像他母亲。而且，当他那迅速变化着的思路中出现障碍时，他的表情就变得呆滞、丑陋。他是那种一旦不被别人理解，或感到被人瞧不起，他就变成一个愁眉苦脸的男孩子。然而一旦接触到温暖，他立刻又变得可爱了。无论他接触什么事物，刚开始，他总觉得很别扭。他七岁就开始上学这件事，对他简直是一种刑罚。不过，后来他就喜欢这种生活了。如今自己得步入社会，他又觉得羞怯，自信也消失得无踪无影。对于一个他这个年龄的孩子来说，可以说他是一个天赋很高的画家了，而且他从海顿先生那里学了一些法语、德语还有数学，但这些都没有商业价值。他母亲说过，干重体力活吧，他的身体又不够强壮，他不喜欢做手工，却喜欢东颠西跑，或是到乡下旅行，或读书、画画。“你想干什么呢？”母亲问道。“什么都行。”“这不算一个答案。”莫瑞尔太太说。不过，他确实只能做出这样的答复。他的雄心壮志就是在离家不远的地方，与世无争地一星期挣三十或三十五先令。等父亲死后，就和妈妈住同一所小屋子。愿意画画就画画，愿意外出就外出，从此就快快乐乐地生活。到现在来说，这就是他的打算。不过他内心傲视一切，拿人家同自己比较一下，无情地估计将他们分等。他想，投稿他可能会成为一个画家，一个真正的画家。但是他把这个想法丢到了一边。母亲说：“你得看看报纸上的广告。”他看着她。这对他来说，翻看广告使他承受屈辱和痛苦的折磨。但他什么也没说。第二天早晨起来时，整个身心都思虑这么个念头：“我不得不去看广告找工作了。”这天早晨，他就一直想着这件事，这个念头扼杀了他的全部快乐，甚至生活，他的心乱成一团。后来，到十点钟，他出了门。他被认为是一个古怪而安静的孩子。走在小镇洒满阳光的小街上，觉得仿佛他遇见的所有人都悄悄地议论：他要去合作社阅览室看报纸找工作了，他找不到工作的，我想他是靠母亲活着。于是，他轻手轻脚地踏上合作社布店后面的石阶，往阅览室看了看。通常，里面只有一、两个人，不是老人，就是无用的家伙，要不就是靠“互助会”生活的矿工。他进去了，当他们抬起头来看他时，他立刻一副畏畏缩缩、受委屈的样子。他坐在桌前，假装浏览新闻，他知道他们会这样想：一个十三岁的孩子在阅览室里会干什么？他心里很别扭。他沉思着朝窗外望去，对面伸出花园的旧红墙，墙头满是大朵大朵的葵花，花儿欢快地俯视着拿着东西匆匆赶回家去做饭的女人们；山谷里长满谷物，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田野里有两座煤矿，白色水蒸汽慢慢往空中升起。远处的小山上，是安娜利森林，幽暗而神秘。他的心往下沉，要被派去当苦力了。他心爱的家乡的自由生活就要结束，他已经成为工业社会的囚犯。酿酒商的货车从凯斯顿驶过来了，车上装着巨大的酒桶，一边四个，就像绽开的豆荚上的豆子。赶车人高高地坐在车上，沉重地坐在座里摇摇晃晃。这活在保罗眼里一点也不敢轻视。他那又圆又小弹壳般的脑袋上的头发，在太阳下面晒得几乎发白，那粗壮的红胳膊懒懒地耷拉在麻布围裙上摇来摆去，白色的汗毛闪闪发光，红红的睑发着光，在阳光下睡眼惺松。几匹棕色的漂亮的马，自觉地跑着，倒更像这个场面的主人了。保罗希望自己是个傻瓜。“我希望，”他心里暗自思量，“我倒不如像他一样肥胖，做一只太阳下的狗；我希望我是一头猪，或是一个给酿酒商赶车的车夫。”最后，阅览室终于空了。他匆匆在一片小纸上抄下了一条广告，又抄了一条。然后溜了出来，松了一口气。母亲还得看看他抄写来的东西。“是的，”她说，“你应该试试。”威廉曾经用规范的商业用语写了一封求职信，保罗把信略加修改，抄了一遍。这个孩子的书法很糟糕，所以样样在行的威廉看到他的字，不由得烦燥起来。这个当哥哥的变得爱炫耀自己了。他发现在伦敦自己可以结交比贝斯伍德的朋友地位高得多的人，办公室里的某些办事员已经学过法律，或多或少地当过一段时间的见习生。威廉性格开朗，不论去哪都广交朋友。不久，他就拜访出入一些人家，而这些要人是在贝斯伍德，对那些无法高攀的银行经理都有些看不起，对教区长也不过冷淡地拜访一下而已。因此他开始幻想他已经成为一个大人物了，实际上，他对于自己如此轻易就成为一个绅士阶层的人，也相当意外。他似乎十分满足，母亲也很高兴。只是他在沃尔刹斯托的生活太枯燥乏味了。现在这个年轻人的信中似乎涌动着一种兴奋的激情，这种生活变化，弄得他心神不定，好象完全失去了自己，随着这种新生活的潮流，轻浮地来回旋转。母亲为他而焦虑。她也已感到他已经迷失了自己，他去跳舞，去戏院，在小河上划船，跟朋友们一起外出，不过她也知道他在玩乐完后，会坐在冰冷的卧室里，刻苦地学习拉丁文，因为他想在办公室出人头地，还想在法律界尽所能地闯出一番天地。现在，他不再寄钱给母亲了。自己所有的钱全作为生活用度。而她，也不想要钱，除非偶尔，她手头确实很紧，十先令也能帮她大忙时，她仍然梦到威廉，梦到他在为她帮忙做主。但她从来不肯承认因为他，她的心会多么焦急，多么沉重。他也谈了很多关于他在舞会上认识的一个女孩，年轻漂亮，肤色浅黑，有一大批追求者的。“我想知道是否你会去追她，我的孩子。”他的母亲给他回信说，“你不要这样干，除非看见别人在追求她，你和很多人在一起的时候，你很安全，也很得意。但是，要小心谨慎，如果你独自一个人情场胜利时，感觉一下是什么样的。”威廉不在意这些话，继续追求。他带姑娘去河边划船。“如果你看到她，妈妈，你就会明白我的感情了。她身材高大，文雅端庄，皮肤是纯净的透明的橄榄色，头发乌黑发亮，还有那一双灰色的眼睛——明亮、一副嘲弄的神情，有如黑夜中映在水面的星星灯火。直到你见到她，你才不会见笑你儿子了。她的衣服也比得过伦敦的任何一个女人。我告诉你，如果她陪着你儿子走在皮卡迪利街上，他不会不昂首挺胸的。”莫瑞尔太太思前想后，也许与儿子在皮卡迪利散步的，只是身材窈窕，衣着漂亮的女人，而不是一个和他十分亲密的女人。不过，她用她模棱两可的方式向他祝贺。有时，当她俯身站在洗衣盆边时，又想起儿子的事来，仿佛看见儿子娶了一个挥霍无度优雅漂亮的妻于，挣那几个钱，在郊区一间小屋子里苦苦地过着日子。“唉，”她对自己说，“我就像一个傻子——自寻烦恼。”尽管这样，她心底的那块忧虑始终伴随着她，害怕威廉自作主张干错了事。不久，保罗被托马斯·乔丹这个住在诺丁汉，斯帕尼尔街21号的外科医疗器械厂老板约见。莫瑞尔太太高兴极了。“嘿，你看！”她喊道，眼里发着光，“你只写了四封信，而第三封信就得到回音。你很幸运，孩子，我以前常说你很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