蛋，以及类似的零用品。如果这段时间没有他们的慷慨帮助，莫瑞尔太太只好借债，那会把她拖垮的。八个星期过去了，几乎没有希望的莫瑞尔病情有了好转，他的体质很好。因此，一旦好转，很快就会复原的。不久，他就能在楼下活动了。他生病期间，妻子有一点宠惯他。现在他希望她能继续那样，他常摸着脑袋，撇着嘴。装出头疼的样子。但这些骗不了她。起初她只是暗自好笑，后来就很不客气地骂他。“上帝啊。别这样哭哭啼啼的！”这有一点伤害他。但他仍继续装病。“我不是一个好哄的小娃娃。”他的妻子简短地说。为此，他生气了，像个孩子似的低声骂着。后来，他不得不恢复他的正常语调，不再嘀咕。不过，家里这一段时间比较太平。莫瑞尔太太对他多了份容忍，为此他喜不自禁。而他像个孩子似的依赖她，他们俩彼此都没意识到，她对他的宽容是因为她对他的爱在渐渐消失。不管怎么样，在这之前，她的心目中，他仍是她的丈夫，仍是她的男人。她多少还有点同甘共苦的感觉，她的生活依靠着他。这种爱的凋零是潜移默化不易察觉的，但爱情毕竟在衰退。随着第三个孩子的出生，她不再与他无谓地争执。对他的爱就像不会再涨的潮水离他而去。此后，她几乎不再想他了。而且离他远远的。不再觉得他是她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只是她周围环境的一部分。她不再计较他的言行，完全让他自生自灭。接下来的这一年，他们之间的感情处于无可奈何，怅然若失的境地，就像人生的秋季。妻子抛弃了他。虽然感到有缺憾，但是还是毫不犹豫地抛弃了他，把爱情和生活都寄托在孩子身上。他象个无价值的苦壳。像许多男人一样，他或多或少接受了这种现象，把位置让给了孩子们。在他恢复期间，俩人都曾努力重温他们的婚后头几个月的温情。实际上，他俩的情感已经烟消云散了。孩子们已经上了床后，他坐在家里，她在做衬衣，要做孩子们的衣服。每逢这时，他就给她念报，慢条斯理地读着，象一个人在扔铁环似的。她常催他快点，预先告诉他下面估计是什么字。而他总是谦恭地接过她的话继续往下读。他们之间的沉默很特别，会听到她的针发出轻快的嗖嗖声。他吸烟时嘴唇发出的很响的“啪啪”声，还有他往火里吐唾沫时炉子冒热气的声音。于是，他开始想威廉，他已经是个大男孩子。在班里是拔萃的，老师说他是学校里最聪明的孩子。他想象他成为一个男子汉。年轻、充满活力。这给她的生活燃起了一缕希望之火。莫瑞尔孤孤单单地坐在那儿，没有什么可想的，隐隐感到不自在。他在内心盲目与她交流，或发现她已离他远去，他体验到空虚，内心深处一片空白，一片渺茫。他坐也不是，站也不是。不久，他在这种气氛中再呆不下去了，他的这种情绪也影响了他的妻子。他俩都觉得他们单独在一起时，连他们的呼吸都有一种压力。于是，他上床睡觉了。而她乐得独自一人，边干活，边思考，边消磨时间。此时，另一个孩子出生了。这是当时正在疏远的父母在短暂的和平日子的结晶。这个小孩出生时，保罗才十七个月，是一个白白胖胖的小孩。有一双深蓝色的好奇的眼睛，微微皱着眉头。最小的这个孩子仍是个漂亮而健康的男孩。莫瑞尔太太知道自己怀孕后，感到非常为难。一方面由于经济原因，另一方面因为她不再爱她的丈夫了。不过，对孩子倒没什么可后悔的。他们叫这个小孩亚瑟。他很漂亮，满头金色的卷发。而且，生来就喜欢他的父亲。莫瑞尔太太对此很高兴，听到这个矿工的脚步声，孩子就会伸出小手摇摇摆摆地欢呼。如果莫瑞尔心情好，他就会立刻用热情、柔和的声音回答。“怎么了，我的宝贝。我马上来。”他一脱下工作服。莫瑞尔太太就会用围裙把孩子裹好。然后递给他爸爸。有时候，父亲的吻和逗弄，给孩子脸上沾满煤灰。当她抱回孩子时，不禁惊呼：“小家伙成什么样子了！”这时，莫瑞尔就会开心地大笑。“他是一个小矿工。上帝保佑这个小家伙。”他大声说。当心里有着孩子和丈夫时，她仿佛觉得生活充满欢乐。威廉长得更高更壮了，也更活泼了。而保罗十分文弱安静，愈加清瘦，如影子般地跟着妈妈。平时，他也好动，也对别的东西非常好奇，有时他意气消沉闷闷不乐。这时，母亲就会发现这个三、四岁的男孩在沙发上流泪。“怎么啦？”她问。却没有回答。“怎么啦？”她有点生气她追问着。“不知道。”孩子抽咽地说。母亲又哄又劝地安慰他，但没用，这让她忍无可忍。这时父亲总是不耐烦地从椅子上跳起来大喊：“他要再哭，我就打得他住口。”“这不关你的事。”母亲冷冷地说。然后，把孩子领到园子里，把他重重地放在椅子上，说：“现在哭吧，苦命的家伙。”落在黄叶上的蝴蝶吸引了他，或者他自己哭着睡了。保罗的忧郁症不常发生，但在莫瑞尔太太心里投下了一块阴影。因此她在保罗身上操的心更多一些。一天早晨，她朝河川区巷道张望着等待卖酵母的人。突然，她听到一个声音在喊她，原来是瘦小的安东尼太太，她穿着一身棕色丝绒衣服。“嗨，莫瑞尔太太，我要给你说说威廉的事。”“噢，是吗？”莫瑞尔太太回答。“怎么啦，发生了什么事？”“他从后面抓住了我的孩子，撕了他的衣服。”安东尼太太说：“这还了得。”“你家的阿尔弗雷德和威廉一样大呀。”莫瑞尔太太说。“是一样大。但那也不能扭着别人的孩子，撕人家的衣服。”“好。”莫瑞尔太太说：“我不会打孩子的。即使打他们，我也要让他们说明原因。”“发生这样的事，应该好好教训他们一顿才是。”安东尼太太反驳道。“我相信他不是故意的。”莫瑞尔太太说。“你的意思是我在说谎？！”安东尼太太喊了起来。莫瑞尔太太走了，把门也关上了。她端着杯酵母的手在发抖。“我要告诉你当家的。”安东尼太太在身后喊道。午饭时，威廉吃完饭又想走——他已经11岁了——他妈妈问话了。“你为什么撕坏了阿尔弗雷德·安东尼的衣领？”“我啥时撕了他的衣领？”“我不知道啥时，他妈妈说你撕了。”“噢——是昨天。那个领子早已破了。”“但你把它撕得更破了。”“是这样。我的砸果，赢了他17个——于是阿尔弗雷德·安东尼就喊：‘亚当夏娃掐人精，河里去干坏事情，亚当夏娃淹死啦，猜猜是谁得救啦？’我就说：‘好，掐你一下。’我就掐了他一下。他像疯子一样抢了我的“砸果”就跑了。我就在后面追，抓住了他的时候，他一躲，就把领子给撕破了，但我抢回了我的砸果……”他从口袋里掏出用根绳子串上的七叶树果，黑色陈旧的老“砸果”——击碎了其它十七颗挂在同样绳子上的砸果，因此这个男孩对自己百战不败的功臣感到骄傲。“得了，”莫瑞尔太太说：“你应该明白你不应该撕别人的领子。”“唉，妈妈呀！他回答：“我不是故意那么做的——再说，那只是一个旧的橡胶领子，而且早就破了。”“下次，”他妈妈说：“你应该小心些，如果你回家时领子也被撕破了，我也会不高兴的。”“我不在乎，妈妈，我不是有意撕的。”小男孩子挨了训，表情很可怜。“得了——你得加小心。”威廉庆幸妈妈饶了他，飞也似地跑了。一向讨厌跟邻居闹纠葛的莫瑞尔太太，觉得她应该给安东尼太太解释一下，平息了这场风波。但是，那天晚上，莫瑞尔从矿井回来，看上去怒气冲冲。他站在厨房里，四下瞅着，好几分钟没吭声，然后说：“威廉去哪儿了？”“你找他干什么？”莫瑞尔太太心里揣测着问道。“我找到他后，他就知道了，”莫瑞尔说着，“砰”地把他的井下喝水的瓶子摔在碗柜上。“安东尼太太找你，胡扯阿尔弗雷德领子的事吧？”莫瑞尔太太冷笑着说。“别管谁找我。”莫瑞尔说：“我找到他，把他的骨头揍扁。”“真滑稽，”莫瑞尔太太说：“你竟相信别人的胡扯，想和母老虎站在一起冤枉你儿子。”“我要教训他，”莫瑞尔说：“我不管谁的孩子，他不能随便去撕别人的衣服。”“随便撕别人的衣服！”莫瑞尔太太重复了一遍，“阿尔弗雷德抢走了他的‘砸果’，他就去追，无意中抓住了他的领子，那个孩子一躲闪——安东尼家的孩子都会这么做。”“我知道！”莫瑞尔恐吓地喝道。“你知道，别人告诉你之前，你就知道。”他的妻子挖苦地回敬道。“你别管，”莫瑞尔咆哮着，“我知道该怎么办。”“可不一定，”莫瑞尔太太说：“假如有的长舌妇挑拨你去打你的儿子怎么办？”“我知道。”莫瑞尔重复。他不再说话，坐在那里生闷气。突然间，威廉跑了进来，说道：“妈妈，我可以吃茶点吗？”“我让你吃个够！”莫瑞尔太太说：“看你丑态百出的样子。”“我如果不收拾他，他岂止丑态百出。”莫瑞尔从椅子上站起身，瞪着儿子。在威廉的这个年龄，他算是身材够高大的了，但他非常敏感，这时已脸色苍白，惶恐地看着父亲。“出去！”莫瑞尔太太命令儿子。威廉傻傻地没动。突然，莫瑞尔捏起拳头，弯下腰。“我要凑他‘出去’！”他像失去理智似地喊。“什么！”莫瑞尔太太喊道，气得呼呼地喘：“你不能只听她的话就打他，你不能！”“我不能？”莫瑞尔喊着，“我不能？”他瞪着孩子，向前冲去，莫瑞尔太太跳起身来拦在他们中间，举着拳头。“你敢！”她大喊。“什么？”他喊道，愣了一会，“什么？”她转过身来对着儿子。“出去！”她生气地命令他。男孩好象中了她的魔法似的，突然转身跑了。莫瑞尔冲到门口，但已晚了。他转回身来，尽管他的脸满是煤灰，仍然气得发白。但现在他的妻子更是怒火冲天。“你敢！”她声音响亮地说：“你敢碰这个孩子一指头，老爷，我让你后悔一辈子。”他害怕她，只好生气地坐下。孩子们长大了，不再让人操心。莫瑞尔太太参加了妇女协会。这个协会是附属于批发合作社的小型妇女俱乐部，协会每星期一晚上在贝斯伍德合作社的杂货铺楼上的一间长屋里聚会，妇女可以在那里讨论合作社的好处和其他一些社会问题。有时候，莫瑞尔太太也看看报。孩子们每每惊奇地看到整天忙着家务的妈妈坐着时而奋笔疾书，时而凝神沉思，时而批阅书册，然后继续书写，不禁对母亲怀有深深的敬意。不过，他们很喜欢这个协会，只有在这件事上他们没有埋怨它抢走了他们的母亲——一半因为母亲从中享受到快乐，一半因为他们受到一些优待。一些心怀敌意的大丈夫们称这个协会是“咭咭呱呱”店，即说闲话的店，他们感觉妻子们太独立了。从这个协会的宗旨上说，这种感觉也许是正确的，女人们应该审视一下她们的家庭，她们的生活条件，从而发现生活有许多缺憾。矿工们发现他们的妻子有了自己新价值标准，感到非常恐慌。莫瑞尔太太在星期一的晚上总是带来很多新闻，因此，孩子们希望母亲回来的时候，威廉在家，因为她会毫无保留地告诉他很多事。威廉十三岁时，她给他在合作社办公室里找到一份工作。他是一个很聪明的孩子，坦率真诚，相貌粗犷，长一双北欧海盗般的蓝眼睛。“为什么让他去坐冷板凳？”莫瑞尔问，“他只会把裤子磨破，什么也挣不到，刚去多少钱？”“开始挣多少没关系。”莫瑞尔太太说。“不行！”让他跟我去下井，一开始我可以轻松地每周挣十个先令。不过，我知道，在凳子上磨破裤子挣六先令，还是比跟我下井挣十先令好。”“他不能去下井，”莫瑞尔太太说，“再别提这件事了。”“我下井没关系，他下井就不行啦？”“你母亲让你十二岁下井，这并不意味着我让我的孩子也这么做。”“十二岁？还没到十二岁呢！”“管你几岁！”莫瑞尔太太说。她以有这样的儿子而骄傲。他去了夜校，学会速记，到他十六岁时，除了另外一个人，他已经是当地最好的速记员和簿记员了。后来，他在一家夜校教书。但他的脾气大暴躁，要不是因为他的热心肠、大块头保护着他，真不堪设想。所有男人干的事——好事——威廉都会。他跑起来快得像风，十二岁时，他在一次比赛中荣获一等奖，一个铁砧形状的玻璃墨水瓶，神气地摆在碗柜上，这给莫瑞尔太太莫大的喜悦。孩子是为她而跑的，他拿着那个奖品飞奔回家，气喘吁吁地说：“看，妈妈！”这是他给她的第一件真正的礼物，她像皇后一样接过了它。“真漂亮！”她惊叹。于是，他开始雄心勃勃，想把所有的钱都给了母亲。他每星期挣到十四先令，她给他两先令。由于他从不喝酒，他觉得自己很富有，便和贝斯伍德的中产阶级有了来往。小镇上地位最高的是牧师，然后是银行经理、医生、商人，还有煤矿老板。威廉相交的有药剂师的儿子、中学校长、商人。他在技工礼堂打弹子，竟然不顾母亲的反对去跳舞。他沉迷于贝斯伍德所有的活动，教堂街六便士的便宜舞会、体育运动、打弹子，无不躬亲。保罗常听威廉描述那花枝招展的少女们，但大部分就像摘下的花朵一样，在威廉心中只活上短短两星期。偶尔，也有情人来找她那行踪不定的情郎。莫瑞尔太太发现一个陌生的女孩站在门口，立刻嗅出了不对劲。“莫瑞尔先生在吗？”年轻的女人用一种动人的神情问道。“我丈夫在。”莫瑞尔太太回答。“我——我是说，年轻的莫瑞尔。”少女费力地重复了一遍。“哪一个？这里有好几个呢。”于是，女孩脸色绯红，说话也结巴了。“我——我是在舞会上碰到莫瑞尔先生的——在里普斯。”她解释着。“哦——在舞会上！”“是的。”“我不喜欢儿子在舞会上结识的女孩，而且，他也不在家。”他回家后，为母亲如此不礼貌地赶走了那个姑娘大为恼火。他是粗心大意，性情热烈的小伙子，时而昂首阔步，时而蹙额皱眉，常常喜欢把帽子扣到后脑勺上。此刻，他皱着眉头走了进来，把帽子扔到了沙发上，平托着下巴瞪着母亲。她身材矮小，头发朝后梳着。她平静，又让人敬畏，然而又非常亲切。知道儿子生气了，她内心有点不安。“昨天有位小姐来找我吗，妈妈？”他问。“我不知道什么小姐，倒是一位姑娘来过。”“为什么你不告诉我？”“因为我忘了。”他有点激动。“一个漂亮的女孩——看上去不像一位小姐？”“我没看她。”“褐色的大眼睛？”“我没看。孩子，告诉你的那些姑娘们，她们想追求你时，不要到你妈妈这儿来找你。告诉那些你在跳舞班认识的厚颜无耻的女人。”“我肯定她是一个好女孩。”“我肯定她不是。”这次争吵结束。关于跳舞，母子之间发生过一次唇枪舌剑的冲突。有一次，威廉说要去哈克诺？特米德——被认为是下等小镇的地方——参加一次化妆舞会，两人之间的不满到了高潮。他要扮成一个苏格兰高地人，就去租朋友的那套非常合适他穿的衣服。高地人服装送到家时，莫瑞尔太太冷冷地接下它，连包都没打开。“我的衣服到了吗？”威廉喊道。“前屋里有一个包裹。”他冲进去，剪断了包上的绳子。“你儿子穿这个怎么样？”他说着，欣喜若狂地给她看那套衣服。“你知道我不喜欢你穿那身衣服。”舞会那天傍晚，他回家来换衣服，莫瑞尔太太已经穿上大衣，戴上帽子。“你不等一会看我吗？妈妈。”他问。“不，我不想看到你。”她回答。她苍白的面孔板得很紧。她害怕儿子重蹈他父亲的覆辙。他犹豫了一会，心里还是火烧火燎。突然，他看到那顶装饰着彩带的苏格兰高地的帽子，拿起帽子，高兴得忘乎所以，把母亲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他十九岁时，突然离开了合作社办公室，在诺丁汉找到了一个差使。在新地方，他可以每周挣30先令而不再是18先令了。这确实是个飞跃。父母都很得意，人人交口称赞威廉，好象他会很快飞黄腾达。莫瑞尔太太希望，他能帮帮他的两个弟弟，安妮正在念师范；保罗，也相当聪明，成绩不错，正跟着那位当牧师的教父学法语和德语。牧师仍是莫瑞尔太太的好朋友。亚瑟是个倍受宠爱的漂亮男孩，正上公立小学，有人说他正在争取进诺丁汉中学的奖学金。威廉在诺丁汉的新职位上呆了一年。他学习刻苦，人也严肃起来了，似乎有什么事使他烦恼。他仍然出去参加舞会和河边派对，他滴酒不沾。几个孩子都是绝对戒酒主义者。他晚上回来很晚，但还要坐在那里学习很长时间。母亲恳切地嘱咐他保重身体，不要急于求成，想干这，又想干那。“要想跳舞就跳吧，我的孩子，不要以为自己既能工作，又能学习，还是可以玩的。不要样样想干——或者好好玩，或者学习拉丁语，但别同时兼顾两件事，人的身子骨是支撑不住的。”后来，他在伦敦找到一份工作，年薪一百二十镑。这确实是很大一笔收入。他母亲不知道是喜是悲。“他们让我星期一去莱姆大街，妈妈，”他喊道，他念信的时候，眼睛泛着光。莫瑞尔太太觉得内心一片沉寂。他念着信：“‘无论您接受与否，请予星期四之前做出答复。您的忠实的×××。’他们要我了，妈妈，一年一百一十镑，甚至不要求面试。我告诉过你，我会成功的！想想吧，我要去伦敦了！我可以每年给你二十镑，妈妈。我们都会有很多的钱。”“我们会的，我的孩子。”她感伤地回答。他从没料到，在母亲的心里，母子分别的感伤远远甚于儿子成功的喜悦。随着他动身的日子的迫近，她越来越感到绝望伤心。她多么爱他呀！而且，她对他的希望多大呀！他是她生活的动力，她喜欢为他做事，喜欢给他端一杯茶，喜欢给他熨衣服。因为当地没有洗衣房。看着他穿上领口挺括的衣服那种自豪的神情时，她内心洋溢着喜悦。她常常用一个凸肚的小熨斗把衣领熨得干干净净，甚至在领口上用力摸出光泽来。如今，他要离开了，她再不能为他做这些了，她仿佛觉得他将要离开她的心。似乎他并没有想让她和他住在一起的意思，这更让她悲痛，他彻彻底底地走了，带走了所有的一切。他出发前几天——只有二十岁的他——焚烧了他所有的情书。这些情书夹在文夹里，放在碗柜上面，有些他曾摘要似的给母亲读过，有些她不厌其烦地亲自读过。不过大多数信写得无聊浅薄。到了星期六，他说：“快来，圣徒保罗，我们一起翻翻我的信，信封上的花鸟给你。”莫瑞尔太太把星期六的活在星期五就干完了。因为这是威廉在家的最后一个休息天。她给他做了一块他很爱吃的米糕让他带走。他几乎一点儿没有察觉她内心的痛苦。他从文件夹里拿出一封信，信封是淡紫色，上面印着紫色和绿色的蓟草。威廉嗅了嗅信纸。“好香啊，闻闻！”他把信递到保罗鼻子下。“哦，”保罗说着，吸了一口气，“什么味儿，闻一闻，妈妈。”母亲把她那小巧的鼻子匆匆凑近纸张。“我才不想闻她们那些垃圾呢。”说着，她吸了吸鼻子。“这女孩儿的父亲，”威廉说：“和克利苏斯一样富有，他有无数的财产。她叫我拉法耶特，因为我懂法语。‘你会明白，我已经原谅了你’——我很高兴她原谅了我。‘我今天早晨把你的事告诉母亲了，如果星期天你能来喝茶，她会很高兴的，不过她还需要征得父亲的同意。我衷心地希望他能同意。有结果，我会告诉你的。但是，如果你——’”“‘告诉你’什么呀？”莫瑞尔太太打断他。“‘结果’”——是的！”“‘结果’”莫瑞尔太太挖苦地重复一遍。“我以为她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呢。”威廉觉得有点儿尴尬，就丢开了这姑娘的信，把信角上的花送给了保罗。他继续念着信中段落，其中的有些话逗乐了母亲；有些使她不快，让她为他而担心。“我的孩子，”她说，“她们聪明透顶。她们知道只需说几句恭维话来满足你的虚荣心，你就会像一只被搔过头的小狗一样紧紧地跟着她们。”“得了吧，她们不能永远这么搔下去，”他回答道，“等她们搔完了，我就走开。”“但是有一天你会发现有一根绳子套着你的脖子，你会扯也扯不掉的。”“我不会的！妈妈。我和她们中的任何人都一样，她们用不着恭维自己。”“你在恭维你自己。”她平静地说。一会儿，那文件夹里带香味的情书变成一堆黑色的灰烬。除了保罗从信封角上剪下来三、四十张漂亮的信花——有燕子，有勿忘我，还有常春藤。威廉去了伦敦，开始了新生活。第四章 童蒙初启保罗长得像母亲，身材纤弱，个子也不高。他的金黄的头发渐渐变红，后来又变成深棕色。眼睛是灰色的，他是个脸色苍白而又文静的孩子。那双眼睛流露出好象在倾听着什么的神情，下唇丰满，往下撤着。一般说来，他在这个年龄的孩子中显得比较早熟。他对别人的感情，尤其是对母亲的感情相当敏感。她有什么不顺心的事，他一清二楚，而且为此显得心神不定，他的内心似乎总是在关心她。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变得强壮了一些。威廉与他年龄相差太大，不能与他做伴，因此，这个小男孩一开始几乎完全属于安妮。她是个淘气的女孩，母亲叫她“顽皮鬼”。不过她特别喜欢弟弟，因此保罗一步不离地踉着她，一起玩游戏。她和河川区那些野猫似的孩子疯一般地玩游戏，保罗总是跟随在她身边。由于他太小还不能参加这些活动，只和她分享游戏的快乐。他很安静，也不引人注目，但姐姐十分喜欢他，因为他最听姐姐的话。她有一个虽不是很喜欢，但引以为豪的大洋娃娃。她把洋娃娃放在沙发上，用一个沙发套盖着，让她睡觉。后来，她就忘了它，当时保罗正在练习从沙发扶手上往前跳，正好踩坏藏在那儿的洋娃娃的脸。安妮跑过来，大叫一声，坐在地下哭了起来，保罗吓得呆呆地站着。“我不知道它在那儿，安妮，我不知道它在那儿。”他一遍又一遍地说。安妮痛哭时，他就在旁边手足无措地伤心地坐着，一直等她哭够为止。她原谅了弟弟——他还是那么不安。但一两天后，她吃了一惊。“我们把阿拉贝拉做个祭品吧，”他说：“我们烧了她。”她吃了一惊，可又有点好奇。她想看看这个男孩子会干些什么。他用砖头搭了一个祭坛，从阿拉贝拉身体里取出一些刨花，把碎蜡放到凹陷的洋娃娃脸上，浇了一点煤油，把它全部烧掉了。他用一种怀有恶意的满足看着碎蜡一滴滴地在阿拉贝拉破碎的额头上融化，像汗珠似的滴在火苗上。这个又大又笨的娃娃在火中焚烧着，他心里暗自高兴。最后，他用一根棍子在灰堆里拨了拨，捞鱼似的捞出了发黑的四肢，用石头砸烂了它们。“这就是阿拉贝拉夫人的火葬。”他说：“我很开心她什么也没剩下。”安妮内心很不安，虽然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看来他痛恨这个洋娃娃，因为是他弄坏了它。所有的孩子，尤其是保罗，都非常敌视他们的父亲，站在母亲一边。莫瑞尔仍旧蛮横专制，还是一味好酒。他周期性地给全家人的生活染上不幸的色彩，有时长达数月。保罗总也忘不了，一个星期的傍晚，他从希望乐团回来，看见母亲眼睛肿着，还发青，父亲叉着两腿站在炉前地毯上，低着头。威廉刚下班回到家，瞪着父亲。孩子们进来时，屋里一片寂静，大人们谁也没回头看一上眼。威廉气得嘴唇发白，拳头紧握着，用孩子式的愤怒和痛恨看着这一切，他等几个弟妹安静下来才说：“你这个胆小鬼，你不敢在我在的时候这样干。”莫瑞尔的血直往上涌，他冲着儿子转过身。威廉比他高大些，但莫瑞尔肌肉结实，而且正在气头上。“我不敢？”他大叫：“我不敢？毛头小伙子，你再敢多嘴，我就要用我的拳头了。哼，我会那样做的，看着吧。”莫瑞尔弯着腰，穷凶极恶地举起拳头。威廉气得脸色发白。“你会吗？”他说，平静却又激动，“不过这是最后一次了。”莫瑞尔跳近了一步，弯着腰，缩回拳头要打，威廉的拳头也准备着出击。他的蓝眼睛闪过一束光，好象在笑。他盯着父亲，只要再多说一句话，两个人就会打起来。保罗希望他们打起来，三个孩子吓得脸色苍白，坐在沙发上。“你们俩都给我住手，”莫瑞尔太太用一种严厉的声音喝道：“够了，吵了一夜啦。你，”她说着，转向丈夫：“看看你的孩子！”莫瑞尔朝沙发上瞥了一眼。“看看你的孩子，你这个肮脏的小母狗！”他冷笑道，“怎么了，我倒想知道我对孩子们怎么啦？他们倒像你，你把你那一套鬼把戏传给了他们——是你把他们宠坏了。”她没有理他。大家都没有吭声，过了一会，他脱下靴子扔到。桌子下，上床睡觉去了。“你为什么不让我跟他干一仗？”威廉等父亲上楼后问道，“我会轻而易举地打倒他。”“行啦——打你自己的父亲！”她回答。“父亲！”威廉重复，“把他叫父亲！”“是的，他是——因此——”“可你为什么不让我收拾他？我不费什么劲就收拾他一顿。”“什么主意！”她喊起来，“还没到那个地步吧。”“不，”他说，“情况更坏。看看你自己，你为什么不让我把你受的罪还给他？”“因为我再也受不了这么多刺激，再别这么想了。”她索性大哭起来。孩子们闷闷不乐地上床了。威廉逐渐长大了。他们家从河川区搬到山顶的一所房子里，面对着像凸形的海扇壳那样铺开的山谷，屋前有棵巨大的白蜡树。西风从德比郡猛烈地刮来，横扫向这座房子，树被刮得呼呼响，莫瑞尔喜欢听这风声。“这是音乐，”他说，“它催我入睡。”但是保罗、亚瑟、安妮讨厌这种声音，对保罗来说这就像恶魔的叫声。他们搬到新居的第一个冬天，父亲的脾气更坏了，孩子们在大街上玩到八点才回来，然后孩子们就上床睡觉。大街靠近山谷，四周空旷漆黑。妈妈在楼下做针线活。屋子前一大片空间使孩子有一种黑夜漆漆，空旷迷惘，恐怖阴森的感觉。这种恐怖感来自那棵树上的呼啸声和对家庭不和的烦恼。保罗常常在长时间熟睡中被楼下传来的重重的脚步声惊醒。他听见了父亲醉醺醺地回来了，大吼大叫，母亲尖声应答着，父亲的拳头砰砰地敲着桌子，声音越来越高地在咒骂。随后这一切都湮没在风刮白蜡树发出的呼啸声中。孩子们心神不定地静静地躺在床上，等着风刮过后好听父亲在干什么。他可能又在打母亲。黑暗中有一种恐惧的感觉，还有一股血腥味。他们躺在床上，提心吊胆，烦恼万分。风刮着树枝，越来越猛，就像只大竖琴的琴弦在鸣响、呼应、喷发。突然一片令人恐惧的寂静，方圆四周，楼上楼下一片寂静。怎么了？是血的寂静吧？他干了些什么？孩子们躺在黑暗中，静静地呼吸着。终于听到父亲扔掉靴子，穿着长袜子重重地上楼。他们静静地听着。风小了，他们听得见水龙头里的水嘀嘀哒哒流进水壶，母亲在灌早上用的水。他们才能安下心来睡觉。到早晨他们又欢欢喜喜地、兴致勃勃地玩耍，就像晚上围着那根黑暗中的孤独的路灯跳舞一样快乐。不过，他们心中还是有一团挥不去的阴霾，眼睛流露出一丝黯淡，显示了他们内心生活的挫折。保罗恨父亲，从小他就私下里有一种强烈的宗教信仰。“让他别喝酒了。”他每天晚上祈祷着。“上帝啊，让我父亲死去吧。”他常常这么祈祷。有时，下午吃完茶点，父亲还没回来，他却祈祷：“别让他死在矿井里吧。”有一阵全家人吃尽了苦头。孩子们放学回来吃完茶点，炉边铁架上那只大黑锅热汤沸腾，菜放在炉子上，等待莫瑞尔回家开饭。他本应该五点钟到家，可近几个月来，他收工后，天天在外面喝酒。冬天晚上，天气寒冷，天黑又早，莫瑞尔太太为了节省煤油在桌上放了一只铜烛台，点上一根牛油蜡烛。孩子们吃完黄油面包，准备出去玩。要是莫瑞尔还没回来，他们就不敢出去。想到他干了一天活，满身灰土，不回家洗脸吃饭，却饿着肚子在那儿喝酒，莫瑞尔太太就无法忍受。这种感觉从她身上传到孩子们身上，她不再是一个人受苦了，孩子们和她同样在受苦。保罗出去和别人一起玩耍。暮色中，山谷中矿井上，灯光闪闪，几位走在后面的矿工，拖着身子在黑暗的田间小路上往家走。点路灯的人过去了，后面寂无一人。黑暗笼罩了山谷，矿工早就收工了。夜色浓浓。保罗急急忙忙地冲进厨房。那只蜡烛还在桌上燃烧着，火焰很大。莫瑞尔太太独自坐着。铁架子上的汤锅还冒着热气，餐具还在桌上摆着，整个屋子都处在一种等待的气氛中，等着那个隔着沉沉黑夜，在好几里以外饭也不吃、衣服也不换，就知道喝酒的男人。保罗在门口站住了。“爸爸回来了吗？”他问。“你知道他还没回来。”莫瑞尔太太回答，对这句明知故问的话有点生气。儿子慢慢靠近母亲，两人一起分担这份焦急。不一会儿，莫瑞尔太太上去，把土豆捞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