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副产品和过分肥沃的土地上一年一度长出的杂草罢了，而不是主要的、持久的、多年生的东西。另一个是，美国过去一百年以来的全部经历仅仅是一种准备，是它的青春期；只有从今以后（即从内战以后）这个联邦才开始它正式的民主生涯。——这些，难道我们没有看到吗？对于这个集子里的全部诗歌和散文（根本没注意时间先后，只是让原来的日子以及在当时的激情和感想中提到的东西胡乱塞在里面，没有改动），我的前一部书《草叶集》里的诗篇仍然是必不可少的土壤和基础，只有从那里才能生发出这后一本集子所更加明确地显示的根子和主干来。（如果说前者只显示生理学方面，那么后者尽管来源基本相同，却更加切实无疑地显示着病理学，而这是相当可靠地由前者派生出来的。）前一部主要作品是在我身强力壮的时候即三十岁到五十岁写作的，我在其中长久地思索着出生和生活，把我的想法用形象、斗争和我们时代的事件表现出来，给它们以明确的地位和个性，把它们浸透在争取自由的豪迈而无畏的激情中，这自由，为了把尚未诞生的美国精神从层层束缚、迷信以及过去亚洲和是严格地准时出席的。欧洲所有悠久、固执而令人窒息的反民主的权威中解放出来，是必不可少的。——我总的意图就是要超越于一切人为法规和助力之上去表达自我的永恒、具体、复合、累积和自然的性格中。鉴于美国迄今和今后一定时期内尚在形成之中，我将我的诗作和文章作为营养和影响遗留下来，使之有助于真正消化和加强，尤其是提供某些为美国各州所亟需而我认为在文学中还远未供应的东西，让它们、或开始让它们清楚地看到它们自身，以及它们的使命。因为尽管一切时代和民族的主要特点就是其相似之点，甚至在承认进化的情况下也基本上是这样，但是这个共和国就其成员或作为一个组合起来了的国家来说，有某些至关紧要的东西显得特别突出，已臻于现代人性的境地。而这些东西恰恰是它在道德和精神上还很少认识到的。（虽然，看来很奇怪，它却同时在忠实地按照它们行动。）我如此绝对肯定地指望着合众国的未来——它虽然基于过去，但不同于过去——当我准备或正在歌唱的时候，我经常召唤这个未来，并投身其中。自古如此，一切都有助于后来者——美国也是一个预言。什么事物，哪怕最好最成功的事物，可以单凭它本身、它眼前的或物质的外观就能证明其正确呢？就人或国家而言，他们很少有了解自己能够给未来留下多少影响的。只有那种像高峰般耸峙着的人或国家，才能将它的主要意义留给你我今天所作的一切。缺了它，无论国土或诗歌都没有多少意思了——人类生活也就没有多大意味了。一切时代，一切民族和国家，都是这样的预言。然而，像我们的时代，我们的国土——如西部那些国土——拥有如此广大、如此清楚的预言的时代、民族和国家，从前哪里有过呢？我虽不是科学家，但充分采用了我们时代和过去一百年的伟大学者们和实验家们的结论，而就长远效果来说它们从内部影响了我的全部诗作的基本养料。当今追随现代精神并一直在巩固和向未来伸展的真正诗歌，必须唱出唯科学主义所赋予人类和宇宙的宏伟、壮丽和真实性，（这全叫创造）并且从今以后要使人类进入符合于（旧的诗歌所不曾认识的）那种宏伟、壮丽和真实性的新轨道，像新的宇宙体系那样平稳地、比星球更巧妙地在无限的空间旋转。诗，自古以来乃至今天仍大致与儿童故事、与平凡的爱情、室内装磺和浅薄的韵律结伴的诗，将有必要接受而不是拒绝过去或过去的主题，将会因这种惊人的创新和宇宙精神而复活，而后者在我心目中必然从此成为一切第一流诗歌的多少可以看得见的背景和基本动力。不过，（对我来说，至少是在我所有的散文和诗中，）在高兴地接受现代科学、毫不犹豫地忠实追随它的时候，还有一个始终被承认的更高的境界，一种更高的实际，即人类（以及其余一切的）不朽的灵魂，那精神的、宗教的东西——而把它从寓言、浅陋和迷信中解放出来，并使之进入新生的信念和百倍宽广的领域，我认为这正是唯科学主义的、同时也是诗歌的最高职责。对于我来说，宗教性的、神圣观念的和理想的领域尽管是潜在的，但在人性和宇宙内也正如化学领域或客观世界中的一切那样，是确实无疑的。对我来说，先知与诗人，一定还会保持自己——在更高的境界上，中听来的，当时他正描写一个老水手在罕见的从容不迫的神一定会向现代、向民主调停——还向它们解释上帝和幻象。对我来说，博学多闻的王冠将意味着必定为一种更美好的神学、更丰富更神圣的圣歌开辟道路。这不是几年或几百年所能解决的。在现实的背后潜伏着现实的一个方面，这就是它所全力争取的那个方面。在人类的才智中也有一种裁判，一个受理上诉的法庭，它到时候，那遥远前景中的某个时候，会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在这列阶梯中的某些部分，由于想要描绘或暗示它们，我从不害怕人家指责我这两卷书中有晦涩难懂之处——因为人的思想、诗或歌曲，必然会留下一些朦胧的逃避处和出口，必然会有某种与空间本身相近似的流动和缥缈的特征，这对于那些很少或没有想象力的人就是晦涩难懂的了，而对于那些最高的旨趣却是必不可少的。诗的风格在它面对灵魂说话时，是一种不大明确的形态、素描、雕刻；它更适合于远景、音乐、中间色调，甚至还不到中间色调。的确，它可能是建筑；不过它还是像原始森林或它在曙光中给人的印象，迎风摇摆着的栋树、雪松的印象，以及缥缈无着的香味。最后，由于我是生活在新奇而尚未成熟的国土上，在一个为未来奠基的革命时代，我早已觉得应当把这个时代、这些土地的特点体现在我的诗中，并且完全用我自己的风格。因此，我的诗歌形式是严格地从我的意向和现实中产生出来的，并且与它们相适应。在我这一生，合众国从云海迷漾和犹疑不定中浮现出来，达到了圆满（尽管有变化）的定局；完成并取得了相当于十个世纪的事业和胜利，并且今后要开始它的真正的历史——如今（即从南北战争结束以来）正在清除途中的严重障碍物，而我们周围与前方的自由领域已经不同于过去，完全明确了——（过去的那个世纪不过是轮船驶入海洋之前的准备、试航和实验而已。）要评价我的著作，必须首先深刻地评价世界当代的潮流和事业，以及它们的精神。从刚刚结束的那一百年里（1776—1876），连同那些不可避免的任性事件的发生，新的实验和引进，以及许多前所未有的战争与和平的事物（也许要再过一百年之后才会更好地认识或才能认识）；从这段时间中，尤其是从刚刚过去的二十五年（1850—75），连同它们所有的迅速变化、创新和大胆的运动，并且带着身上那些不可避免的主观任性的胎记——我的诗歌实验也找到了起源。*瓦·惠特曼美国今天的诗歌——莎士比亚——未来（1881）看来似乎奇怪，一个民族的最高检验竟是自己所生产的诗歌。有没有这种诗歌，都是有来由的。像盛开的玫瑰或百合花，像树上成熟了的果实如苹果、桃子，不管树干有多壮，枝叶有多繁茂，这些终归是必不可少的。对于任何一个国家其中包括美国来说，只有当它把自己所代表的一切体现在创造性的诗歌中，它的完整性与伟大成就的标志才显示出来。而模仿是没有用的。尽管在人们脑子里好像还没有明确什么是能够与新世界的现状或未来的必然情况相称的美学，我却很明白，只要美国在最高艺术领域中没有这样明确的本国文艺作品，它仅有的政治、地理、财源甚至智力方面无论有多么惊人和突出的优越性，都只能构成一个愈来愈发达和完善的身体，或者还有脑子，可是很少或者没有灵魂。虽然我们能将严酷的真理包上糖衣，并凭表面的花言巧语、否认和辩解逃避到国家精神的内部感觉中去，但这个空白还是明摆着的。存在着一片不毛之地。因为这个合众国的宗旨和比较成熟的目的不是建设一个只有政治和千百万人的物质舒适的新世界，而更加坚定的是要与科学、与现代化相并行建设一个社会民主和文学发达的新世界。如果合众国没有完成后者使之成为它唯一持久的纽带和支撑点，那么即使名列前茅也是枉然的。与第一流国家的诗歌密切相联的，如经纬交织在一起那样，是它的各种类型的个人性格和特殊的本地个性，它自己的男人和女人的面貌，以及在一切形态、一切习俗、一切时代的永恒法则下被充分认可了的它自己的形式、状态和习俗。现在美国的民主主义已经有必要从两个特殊方面即本民族诗歌和个性方面去确立自己，这两者生来是其自身精神的唯一表达者，能够不仅在艺术中而且在实际和日常生活中，在雇主同工人的交易中，职业与工资中，尤其是陆军和海军中，以微妙的方式焕发这种精神，并且将上述一切加以彻底的改革。我在哪里也没有找到那样一个条件，它深刻、强烈和真实到足以使集体或个人充分发展。在美国，一种能够很好地填补那个大空白、达到上述目的并激发其整体及各个方面的诗歌，其思想和个性应当包含着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现实与精神两方面的本质和主要的事实。重要的交感神经系统对于骨骼、关节、心脏、血液、神经和生命力的功用，在于构成一个人——当然，是个不朽的灵魂——并使之进入时间和空间，这样的功用也就是诗歌对于单个的个性或一个国家的功用。今天我们有了三十八个州，这些都是祖先的儿女，而且虽然年轻却是一宗古老财产的继承人。在那无数的情况中，有一两点是我们必须考虑的。那就是由莎士比亚以及他的合法追随者瓦尔特·司各特和阿尔弗雷德·丁尼生描述的英国封建主义，连同它的专制、迷信、邪恶，有着十分卓越而强大的渗透一切的血脉、诗歌和习俗；乃至它的谬误也是很迷人的。看起来几乎好像只有欧洲那种封建主义，有如我国南部的奴隶制，才能产生最高大最可贵的个人性格——比别处的人有更强的力量、信念和爱，有战无不胜的、支撑一切的勇气、雅量和抱负。这是莎士比亚及我所列举的另一些人对我们美国有着不可估量的宝贵裨益的地方。政治、文学、以及其他一切，都最后居于完美的全体人员的中心，（犹如民主与旁的事物处于同样的情况；）在这里封建主义是无匹的——这就是它遗留给我们的丰富而最为突出的教益——一堆外国营养品，有待我们加以检查、普及和扩大，并且重新呈现在我们自己的产品中。不过还有许多严重而令人担心的缺陷、危险和恐惧。让我们稍稍站远一点来思考思考问题，但是仍要从一个中心思想出发，然后又回到那里。可能会发掘出两三个奇怪的结果来，像在天文学的法则中似的，那种看来很僵硬、很带破坏性的势力原来却暗中保存着最长远最巨大的未来的起源和生命。我们还要专门从西方观点粗略地考察一下上述各个作家。可能我们要利用英国文学中的太阳，以及属于他那个体系的当代最光辉的文坛明星，主要是作为木钉挂上一些标本供我们对国内情况进行考察。莎士比亚作为一个描写各种强烈激情的戏剧家，尽管地位很高（其跨度够广的了），可还是有几个可以与之匹敌的人，而且比不上那些最好的古希腊作家（如埃斯库罗斯）。但是在描写中世纪欧洲领主和贵族的那种对人类内心如此可贵的傲慢举止方面（骄傲！骄傲！也许是一切中最可贵的东西，它也最深切地感动者美国的我们——比爱还深切），他却允称独步，而且我毫不奇怪他那样使世界为之倾倒。瓦尔特·司各特和丁尼生也像莎士比亚那样自始至终散发着等级社会的气味，而这正是我们美国人生来要加以消灭的。杰斐逊对于“威弗利”小说去的判决就是它们把耀眼而虚假的光辉和魅力对准和凝聚在欧洲的领主、贵妇人和贵族集团以及他们全部数也数不清的丑事上，而把受苦的被践踏的大多数人民弃置于湮没无闻之中。我不想在此回答这种锋芒逼人的批评，也不报答我和每个美国人从那位有史以来最高贵、最健全、最鼓舞人的传奇作家共同受到的好处，我要进而谈谈丁尼生和他的作品。这是那样一种达到了很高（也许最高）水平的诗歌，它的言语悦耳动听，干净利落，纯正，而且常常像晚香玉一样芬芳，极为可爱——有时不然，但仍是暖房中的一朵山茶而从来不是普通的花朵——这就是一种有着强大生命力和内在美的诗，并在其高度的雅致中保持一种野外和野外生活者的风味。在这里古代诺曼底人的领主身份也与现在最优秀的英国种族的来源撒克逊人的气质交揉在一起——成为一种首先是在骑士、骑士风度和豪侠行为的传说中滋生的诗歌。英国最高层社会生活的习气——一种抑郁的、情深的、很有男子气但也很文雅的风度——像一种无形的气味渗透在每一页作品中；那种安逸，那些传说，那些旧习，那种堂皇的懒懒神态；那些织锦缎；那些古老的住宅和家具——坚实的橡木，不只表面镶着薄板而已——无处不有的发霉的奥秘之物；青葱的草木，墙上的常青藤，城堡周围的壕沟，外面的英国式风光，太阳光中在窗户内嗡嗡叫的苍蝇。从未见过谈民主的作品；不，一行也没有，一个字也没有；从未见过自由而天真的诗，只有累赘的、苦苦雕琢的、十分矫揉造作的东西——即使有时候主题是那样简单或者朴实，（一只贝壳，一片蓑衣草，少男少女之间一种最平凡的爱慕，）在韵律的安排上也要显示出旧式绅士的文雅来；也显示出身为国王扈从的桂冠诗人的最高卓越性；整部作品中的最好内容莫过于卷盲”献给女王”以及《国王的牧歌》之前的题辞“谨以这些作为对他的纪念”（对阿尔伯特王子的纪念）了。这就是对于这三位巨头随意作出的一个概括的评价，而他们被美国经过人口普查的五千万人中的男人、妇女和青年人所阅读，读者比其他所有作家的读去。者总和还要多。我们听说，丁尼生和另一位描写大布列颠王国的当代文坛显要卡莱尔——有如法国的维克多·雨果——他们两人中没有哪一位在个人态度上是对美国友好或表示赞赏的；真的，是完全相反的态度。这不要紧。这就是说，他们（以及更多好心的人）不能跨越那个被美国安置在若干世纪之上的巨大革命拱门，那个奠基于现实、伸向无尽的未来的拱门；这就是说，他们至今不能消化那种影响到所有我们诗歌界和上流社会阶层的尚处于地下室阶段的高度生命力——伟大激进的共和国的无限剧烈性，连同它的胡乱的提名和选举；它的大喊大叫、根本不讲究语法的声音；它的斗争、错误、打嗝、厌恶、不诚实、鲁莽；那些可怕而多变的持续很久的风暴和紧张时期，（这在那些从正规大学教育出来的人看来是多么讨厌，）以及从中与自然、历史和时间一起形成的比过去更强大并起而推翻过去、奋勇前进的民族；——所有这些他们都无法理解和洞察，我说这值得大惊小怪吗？幸喜我们这三十八个独立王国（还有许多要来参加的）以地球那样宏大而绝对的速度与规模在沿着它的路线前进，并且像地球本身那样根本不理会什么伟大诗人和思想家。不过，我们是不能忘怀于他们的。对于封建主义及其城堡、宫廷、礼仪、人物，也是这样的看法：无论它们或者它们在空中飞翔的幽灵怎样在一定距离之外如堪萨斯或肯塔基的流行生活和礼节中横盾怒目地注视着，但后者还无法拒绝或抛开前者。即使它干了那么些坏事，我们此时此地还是能从它几乎无法估价的往昔中获得许多好处来予以抵销。那么，我是否满足于这样的情况，即我们共和国一般的内部基本养料全靠外国和上述敌对的来源供应呢？让我简单地回答这个问题吧：多年以前我就认为美国人应当努力奋斗，建设自己的最高水平的文学。现在我仍然持这种看法，并且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明确了。不过那些信念如今已被另外一些想法所调和，（这也许是年纪大了的结果，或者是长期病残的反映。）据我看，这个西方世界作为全世界的一部分，是同东方、同整个永远年轻可又很古老很古老的人类不可分割地熔合在一起的，就像时间一样——“继续同一个话题”，有如我们祖先的小说中一些章回的标题所使用的。如果我们不热心接受并完成古代文明所开创的东西，并且将它们的小小规模扩充到最广最大的地步，那么我们生在世上究竟是干什么的呢？当前美国的实际状况，我们生活中那些幼稚、粗糙而纷乱的实情，以及它们所有的日常经验，恰恰需要那个完全不同的幻想世界以其令人镇静的、形成对照的、甚至封建主义与反共和的诗歌和传奇故事来加以冲击和熏染。对于我们这些解放了的个性的巨大副产品，以及人性的粗鲁专断，大可以来一点这种合情合理的雅致的影响。我们首先要求个人和团体必须是自由的；接着，到一定时候，就必然需要提出：它们也不能大自由了。为了将来达到这一目的，虽然我们主要是寻求一种由我们自己生产的伟大诗歌，但在那以前这些输入品还必须照样接受，不过谢天谢地，它们也并不很坏。当前人们内心深处的精神状态很奇怪地在反对和阻止它们被迫趋向于民主以及为民主所吸收，其明显的手法是倾向过去，在诗歌、故事、歌剧和小说中怀念过去，回到遥远的、背向的、僵死了的世界，好像他们害怕今天这些浩大、粗野、能吞没一切的潮流似的。那么，五十个世纪一直在成长、引进并被当作我们的花冠和巅顶接受下来的那些东西，就不能很快摧垮和抛弃了。或许现在我们应当直接对那可尊敬的一方，即这些序论的真正对象表示我们的敬意了。不过我们必须再稍稍进一步作些探索。要了解那些友好的外国专家的好奇心和兴趣②，以及他们对于我们的局面的看法，这在我们的课题中并非不重要的部分。伦敦《泰晤士报》③说：“美国诗歌是聪明的小学生的诗歌，可是它苦于始终致命地缺乏活泼性。布赖恩特作为诗人被朗费罗教授远远超过了；不过在朗费罗身上尽管有学者的优美而温柔的感情，其缺点倒比布赖恩特身上的更为明显。洛威尔先生在其诗情受到政治的鼓舞时是会充满美国式的幽默的；但是在纯诗歌领域中他并不比一个纽底格特奖金中获得者更有美国特色。约昆·密勒的诗是流利、悠扬而和谐的，但从思想来看，他的那些写山岭的歌可能也能在荷兰写出来。”除非在某种微不足道的偶然情况下，《泰晤士报》说，“美国诗从最早的阶段直到最近时期，好像是一种外来植物，它开着十分繁密而秾丽的花朵，但没有繁殖的性能。这就是它的先天缺陷的特征和检验。凡是大诗人都苦干他们的珍贵花朵被收集粘贴在标本选集上而受折磨和损害。美国诗人则在选集中比在他们自己的作品集子中显得要好一些。像他们的读者那样，他们已经抵不住英国文学的巨大势力范围的吸引。他们可以谈论原始森林，但是一般地说人们很难从其内在的征象来检验他们究竟是在赫德森河畔还是在泰晤士河畔写作..事实上他们不过是太忠实地抓住了英国人的调子、神态和情绪，因而很容易为那些教养浮浅的英国知识界所接受，仿佛那是英国产品似的。美国人自己也颇为失望地承认，一种那样普及［如在美国〕的文学好奇心和理解力并没有像美国已经接受英国文学那样地吸收英国文学并以一种独立自主的力量将它加以推进和发展。而诗人与读者一个样，两者都表现出获得了一笔非自己挣来之钱的影响。读者们作为一个民族已经要求它的诗人们有一种可以与古老的大布列颠文学相匹敌的也是诗人们自己的用词风格和形式上的对称美。而粗鲁，无论怎样新鲜活泼，总是那些阅读拜伦和丁尼生的读者群（无论其文化修养怎样肤浅）所不能容忍的。”那位英国批评家尽管是上等人和学者，并且是友好的，但显然并不感到十分满足（也许他有点嫉妒），于是这样结束他的评论：“对于英国语言来说，如果能够为一种不是英国的而是美国的诗歌所丰富，那倒是一宗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