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计划是通过了，每一个社员就着手组织他的社团，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成功的，只有五六个分社组织了起来，它们的名称五花八门，像“葛藤社”、“协会”、“群社”等。它们不但对社员自己有益，而且给了我们不少的消遣、消息和教益，同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符合了我们原先的期望，在某些特殊的事件上影响了公众的舆论，我以后在适当的时候还要举出一些这类的实例。一七三六年我当选为州议会秘书，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获得升迁。那年我倒是一致通过了，但在第二年，当我的名字又一次提出来时(秘书的任期，跟议员的任期一样，是一年)，一个新议员，为了赞助另一个候选人，发表了一篇长篇演说反对我。但是我还是当选了。我自然很高兴，因为除了秘书职位本身的薪给以外，这个职位使我有很好的机会与议员们维持联系，这种关系又替我招揽了印刷选举票、法律、纸币和其他零星的公家生意。这些生意，大体说来，利润是很厚的。我不喜欢这位新议员反对我，因为他不但是个财主，受过教育，而且很能干，过一些时候他很可能成为议会中一个很有势力的人。后来事实果然如此。但是我不打算卑躬屈膝地去奉承他，以期获得他的青睐；过了一段时间我却采用了另一个方法。我听说他的藏书中有一本稀有的珍本书，我就写了一张便条给他，表示我很想看那本书，希望他能借给我看几天。他立刻把它寄来了，大约过了一星期我把书送还给他，附了一张便条，热烈地表示我的谢忱。当下一次我们在议会中见面时，他跟我招呼了(他以前从不如此)，而且十分殷勤有礼。从此以后，他在任何时候总是愿意帮我的忙，因此我们成为知己的朋友，我们的友谊一直持续到他死为止。这又一次证明了我从前听到的一句古老的格言是对的。这句格言说：“假如一个人帮了你一次忙，那么以后他会比受过你恩惠的人更乐意帮助你。”同时，这件事也表明了与其怨恨、报复和延长私人间的冤仇，倒还不如审慎地把它消除更为有益。在一七三七年施保茨乌上校(弗吉尼亚的前任州长，当时的邮务总局局长)因不满意费城邮务代办在处理账册方面的疏忽失职和账目不明，把他革了职，就提议叫我继任。我欣然接受了，后来发现这个职位对我大有裨益，因为虽然它的薪给很小，但是它便利了信件的来往，间接改进了报纸，因而增加了它的发行数，同时也招徕了更多的广告，结果是这一职位大大地增加了我的收入。作为我多年劲敌的那家报纸却相应地衰落了，我对他在当邮务代办期间不允许骑师递送我的报纸的举动不采取报复手段，因为我已经心满意足了。这样，他因不注意适当的簿记术而受累无穷。我提起这件事作为对年轻人的一个教训，他们若是将来替别人办事，他们就应当永远把账册弄得清清楚楚，而且要规规矩矩地把款额上缴。假如能够做到这个地步，那么一个人的品德就成为他最有力的推荐书，能够替他谋得新的职位和招徕更多的生意。现在我开始把我的思想稍稍转到公共性质的事务上去了。但是我从小事着手。费城的巡夜制度是我认为亟须加以整顿的事项之一。防夜原由各区的警官轮流负责，警官预先通知若干户主在夜里跟他去巡夜，那些不愿意去巡夜的人每年出资六先令，就可以免去这项差役。这笔钱原定是用来雇用替代人的，但是却大大地超过了实际的需要，这就使得警官这一职位成为一个肥缺。警官们常常收罗一些乞丐无赖，给他们喝一点酒，就叫他们一起去巡夜，但是有相当地位的户主却不愿与他们为伍。巡夜工作也常常被忽略了，大多数的夜晚是在喝酒中度过的。因此我写了一篇论文，准备在密社宣读，指出这些不正常的情形，特别强调警察在课税时不问纳税人的经济情况，一律征收六先令，因而造成了不平等，因为一个穷苦的寡妇户主的全部需要保护的财产也许不超过五十镑的价值，而她所付的巡夜税却和一个仓库中贮藏着价值几千镑货物的大富商完全一样。第32节：一条危险较少的道路从整体来讲，我提出了一个较有效的巡夜制度，那就是雇用适当的人经常从事巡夜工作；我也提出一个较公平的摊派巡夜费用的办法，就是按照财产的比例课税。经过密社的同意以后，这一计划就传到各分社去，作为各分社自己提出的一个计划，虽然这一计划并没有立刻实行，但是我们在人们的思想上替这一变革做了准备，替几年后通过的那条法律铺平了道路。当那条法律通过时，我们社员的社会地位已经日渐重要了。大概就在这时候我写了一篇论文(先在密社宣读，但后来却发表了)，论及酿成火灾的各种疏忽和事故和防火须知，并劝人小心火烛。大家认为这是一篇有益的文章，因此，为了迅速扑灭火灾以及在发生危险时相互协助搬运和保管货物起见，就产生了组织消防队的一个计划。不久就有三十人愿意参加这一组织。根据我们的合同，每一队员必须经常保持一定数量适用的皮水桶和结实的袋囊和筐子(以便装运货物)；一有火灾就必须把它们运到现场。我们决定每月开一次联欢晚会，讨论和交换我们想到的有关防火的看法，这种知识在发生火灾时或许对我们有用。消防队的效用不久就很明显了。愿意加入的人大大地超过了我们认为每队应有的适当限额。我们劝他们另外组织一队，他们就照办了。这样新的消防队一个接着一个不断地组织起来，直到后来它的数目十分众多，大多数有房产的居民都加入了。现在当我写本文时，我最初建立的叫做“联合消防队”的组织，虽然从开始到现在已经过了五十多年，它还存在着，还是很活跃，虽然第一批队员中，除了我和另外一位年纪较我长一岁的人以外，其余的人全都过世了。队员因不出席每月例会而缴纳的小额罚金就用来购置救火机、云梯和其他对消防队有用的器械。结果是我猜想世界上没有其他城市比费城更能迅速地制止刚开始的火灾的了。事实上，自从组织了这些消防队后，费城从未有过烧毁一两间住房以上的大火灾，通常在起火的房屋烧掉一半以前，火焰早经扑灭了。在一七三九年胡飞特牧师从爱尔兰跑到我们这里来了，他在爱尔兰是一个著名的巡回传教士。最初他们允许他在我们的一些教堂中说教，但是牧师们讨厌他，不久就不准他在他们的教堂里讲道了，所以他就不得不到旷野里去说教了。千千万万属于各种不同教派的人都去听他说教，我也是其中之一。我看到他的演说对他的听众具有非常巨大的影响，而且尽管他常常辱骂他们，说他们天生是一半畜生一半魔鬼，他们还是非常赞美他和尊敬他。我看了真有点想不透。他的说教使得我们居民的风俗习惯起了极大的变化，看了令人惊叹不止。他们原先认为宗教是无足重轻，可有可无的，现在看来好像整个世界是宗教迷了；每当夕阳西沉时，假如有人到城里各处一走，他会听到每条街上的各个家庭在唱赞美歌。因为露天集会要受天气的影响，很不方便，所以就有人提出了建造教堂的计划。这一计划一提出，接受捐款的人一经指定，马上就募集了足够的款项，作为购买地皮修建教堂的费用。这个教堂长一百英尺，宽七十英尺，面积大约与韦斯敏斯德堂相等。建筑工程是在一种热烈的气氛中进行的，它在出人意料之外地短促的时间内就完成了。全部房地产概归董事会管理，并且明文规定相信任何宗教的教士要对费城人民说教时，都可以使用该堂，因为该堂的修建原不是为了某一教派的方便，而是为了全体人民。所以即使君士坦丁堡的伊斯兰教徒要派一个传教士来向我们宣扬伊斯兰教，他也可以找到一个讲坛，听候他的使用。胡飞特先生在离开我们以后，他沿路布道经过各殖民地直到佐治亚。佐治亚的殖民刚开始不久，但是移居到那里去的不是习惯于苦干的刻苦耐劳的庄稼汉，唯一适宜于垦殖的人，而是一些破产的商人和他们的家属和其他破产的债务人，其中有许多人好吃懒做，才从监狱中释放出来；这些人住在森林里以后，因为不能胜任开垦砍伐工作，不能忍受一个新开垦地区的艰苦生活，大批地死亡了，留下了一大群孤苦无依的儿童。看到了这种悲惨的情况以后，胡飞特先生的仁心大受感动，就想要在那里开办一个孤儿院来抚养和教育这些孩子。在回到北方的归途中，他宣传推荐这一慈善事业，募集了大量的捐款，因为他的口才具有一种奇妙的力量，能使听众心悦诚服地慷慨解囊。我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我并不反对这一计划，但是因为佐治亚在那时缺乏建筑材料和工人，有人提议花很多钱把材料和工人从费城运去，我就想假如把孤儿院建筑在这里，把小孩子接了来，不是更好吗?我向他提出这个建议，但是他坚持他原先的计划，不听我的劝告，因此我就拒绝捐款。不久以后我偶然有一次听他讲道，当时我看出他打算在讲道结束时收一次捐，我就暗地里下了个决心一个小钱也不给，这时我口袋中有少量的铜币，三四块银元，和五块金币。当他讲的时候，我开始软化了，我决定把铜币给他。接着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又使我感到惭愧，觉得铜币太少了，我就决心把银币给他，但是当他结束时他讲得如此动人，我把口袋里的钱如数倒入捐盘中，包括金币和其他一切。同时听道的还有我们密社的一个社员，他也像我一样不赞成在佐治亚修建孤儿院，他猜想也许要收捐，所以为了预防起见，他从家里出来之前把口袋里的钱全倒出了。但在讲道快结束时，他十分想捐点钱，他就请站在他附近的一个邻居借钱给他去献捐。但是不幸的是他的邻居也许是当时听众中唯一有坚强毅力不受传教士影响的人。他的回答是：“在任何其他时候，霍布金逊兄，您要借多少，我就借给你。但是现在不行，因为您好像神经错乱了。”某些胡飞特先生的敌人故意宣称他会把这些捐款作为他自己的报酬，但是我跟他很熟(他常叫我替他印刷讲道文、日记等)，我向来丝毫也不怀疑他的诚实廉洁，直到今天我坚决相信他在各种行动中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诚实人。我想我替他作证特别应当受人的重视，因为我们不属于同一的教派。的确，他曾经为我的改信而祈祷过，但是他从来没有理由相信他的祷告已蒙垂听因而感到快慰。我们的关系仅仅是一种世俗的友谊关系，双方都诚恳相处，这种友谊一直持续到他死为止。第33节：我最初建立的消防组织下面的事实多少说明我们之间的交情。有一次他从英国到了波士顿，他写信给我说他不久要到费城来，但是不知道在逗留费城期间他可以在什么地方住宿，因为他听说从前招待他住宿的老朋友贝内舍先生已经搬到日耳曼镇去了。我回答他说：“你知道我住的地方。假如你不嫌简陋的话，我们非常欢迎你来住。”他回答说假如你是看基督的面上愿意竭诚招待我，上帝一定会祝福酬劳你。我回答他说：“不要把我弄错了。我不是看基督的面上，是看你的面上。”我们的一个熟人开玩笑说，因为我知道圣徒们有一习惯，当他们受了人们款待的时候，总是把人情记在天上，不愿意说他们自己领了情，而我呢，却偏把它记在地上了。上次我在伦敦遇见胡飞特先生时，他跟我谈起孤儿院房屋的问题，他说他打算把这些建筑用来开办一所大学。他讲话时声音洪亮清晰，每字每句的发音十分清晰，人们站在老远的地方也可以听得清楚他的话，特别是因为他的听众，不管人多么多，总是鸦雀无声地静听。有一天晚上他站在法院台阶上面说教，法院位于市场街中段和第二街西段(这两条街是成直角的)。这两条街上站满了人，直到相当远的地方。我站在市场街最后的地方，我想知道他的声音究竟可以听得多远，我一直向河边后退，我发现他的声音一直到离前街不远的地方还可以听得清楚，当我跑到前街时，街上的闹声才把它掩盖住了。当时我就想：假如以我的距离作一半圆形，当中站满了听众，假定每人占地两平方英尺，我算出三万以上的人都可以听到他的讲话。这时我才相信报纸的记载说他曾经在旷野里跟两万五千人讲道。在古代历史中记载着将军们向全军作大声疾呼的演说，过去我有时候怀疑，这时候我也相信了。因为我经常听他讲道，我终于能够很容易地分清他刚写好的和那些在旅行中他已经讲过多次的说教。由于反复讲了很多次，他用后一类说教时，他的讲演就有了很大的改进，每个词的重音和每一句的重音放得十分恰当，声调抑扬顿挫，十分完美，即使一个人对于他的内容不感到兴趣，对于他的演讲也不能不感到愉快，这种愉快与听优美的音乐时所引起的快感大致相同。这是巡回传教士较固定的教牧师有利的地方，因为后者不能反复使用同样的一篇说教，来改进他讲演的声调和姿态。他偶然发表的一些著作却大大地帮助了他的敌人。假如在讲道时一不留神说错了话或者甚至提出了错误的意见，以后还可以加以解释，或是因上下文的关系而对它的意义加以限制，或者直接加以否认；但是文字的证据是不能磨灭的。他的敌人猛烈地攻击了他的著作，看起来他们的批评好像十分有道理，这样他的信徒减少了，他们的人数也不再增长了。因此我认为假如他不曾发表什么文章，他留下的信徒一定会多得多，他建立的教派一定还会更重要，同时他的声誉即使在他死后也许还会不断增长，因为没有著作就没有根据，无从加以谴责或是毁谤，他的信徒们就可以任意想象他具有一连串的优秀品质，由于他们热烈地崇拜他，他们会希望他具有这些高贵品质的。我的生意越来越多了，我的境遇也一天比一天地优裕了，因为我的报纸利润很厚，有一个时候它是本州和邻近各州唯一的报纸。同时我也懂得了这句话的真理：“在获得了第一个一百镑以后，再去赚第二个一百镑就容易得多了。”因为金钱本身是繁生的。我在卡罗来纳的合伙是成功的，因此我受到鼓励想再提升一些一向行为端正的职工，按照卡罗来纳合伙的条款，订立合伙合同，使他们在各殖民地开设印刷铺。这些职工的事业极大多数都很发达，在我们的合伙合同六年期满之后，他们有能力向我购买铅字，自己独立经营，这样他们就把许多子女抚养成人了。许多合伙的结局往往是争吵，但是我倒很愉快，因为我的合伙事业都进行得很顺利，结局也很和谐，我想这大部分是由于我事先防范误会的发生，在合同中非常明确地说明了双方应尽的义务和应有的权利，所以就不可能发生什么争执。因此我愿意劝告所有合伙的人都采取这种预防，因为不管在订立合同时双方是多么相互尊敬多么相互信任，他们之间日后可能发生小小的猜忌和抱怨，在照料业务和事务负担方面会发生不平之感等等，这样往往引起友谊和合作的破裂，或许引起法律或其他不愉快的后果。大体说来，我对我在宾夕法尼亚开业这一点是十分满意的。但是有两件事却使我感到遗憾，那就是：宾州没有防务，也没有一所教育青年的高等学府；没有民兵队，也没有一所大学。因此在一七四三年我提议建立一所高等学校，当时有一个彼得斯牧师正失业，我就以为他倒是管理这样一个学校的适当人选，我把计划告诉了他，但是他因为想替地主服务，赚大钱，而且已经成功地找到了这样一个职位，所以他就不肯来做这事。因为当时我想不出另一个适合这种职位的人，我就把这计划搁置下来了。第二年(一七四四年)我提出并顺利地成立了一个“哲学研究会”。我为了成立这个会而写的一篇论文，将来我的文集出版时你可以在其中找到。至于关于防务问题，西班牙跟大不列颠已经打了几年仗了，最后法国终于也参加到西班牙一方面去了，这就使我们的处境十分险恶。我们的州长汤麦斯曾经辛勤地不断努力说服在教友会控制下的我们的州议会通过一条民兵法和采取措施保障本州的安全，但是他的努力全然无效。因此我就设法试从人民中间征募义勇军。为了推进这件事，我首先撰写并发表了一本小册子，定名为《平凡的真理》。在这本小册子里我强调指出我们毫无防备的情形，指出为了我们的国防我们必须征集和训练军队，并且约定在几天之内我将提议组织义勇军团队，广泛征求队员来加强国防。这本小册子产生了意想不到令人惊异的效果。有人向我要入队志愿书，我跟几个朋友商订了一个志愿书草样以后，我就在前面提过的大会堂里召集了一个市民会议。会堂里差不多坐满了人。我预先印好了入队志愿书，在会堂各处也预备了笔墨。我向他们讲了一些关于国防的话，读了志愿书的项目并加以解释，以后就把它们发出去，大家踊跃地在志愿书上签了名，连一点异议也没有。第34节：成立“哲学研究会”散会以后，志愿书收集了起来，我们征集了一千两百个以上的队员。另外还有志愿书分发到其他各地去，申请的人数终于达到一万以上。这些人尽速地自备枪械，自己组织成为团队或联队，选举他们的长官，每周集合一次，进行执枪教练和其他军事训练。妇女们集资购买了绸制军旗，赠送给团队，旗上画着各种各样的图案和箴言。这些图案和箴言是由我提供的。组成费城联队的各团军官选举我做他们的团长，但是因为我认为我自己不够资格，我谢绝了这个职位，而且推荐了罗凌士先生。他是一个品德高尚又有地位的人。军官们就请他为他们的长官。接着我提议发行奖券，集资在城南修建炮台和装配大炮。资金迅速地凑足了，炮台不日就落成了，雉堞系用圆木构成，里面填上泥土。我们从波士顿买来了几尊旧炮，但是因为数量还不够，我们写信到英国去订购，同时向我们的业主请求援助，虽然我们知道我们在这方面是不能存任何奢望的。同时，团队派遣我和罗凌士团长、威廉·阿伦先生、亚布篮·泰罗先生到纽约去向克林吞州长借几尊大炮。他起初坚决地拒绝了我们。当他和他的参事进晚餐时，按照当时当地的习惯，他们喝了大量的白葡萄酒，他的态度就渐渐地软化了，他说他愿意借给我们六尊。接着又满满地喝了几杯以后，他把数目增高到十尊，到了末了他十分温厚地答应让给我们十八尊。他借给我们的倒是质地优良的上等十八磅炮，连同炮架在内。没多时我们把它们运回来装在我们的炮台上。在战争继续期间，团队每夜在炮台上放哨守望，我跟着其他队员像一个普通士兵一样按时轮班值勤。我在这些方面的活动受到了州长和参事会的欢迎。他们把我当作了知心朋友，他们总问我他们应当采取什么措施，会有益于团练。为了获得宗教的支援，我请他宣布吃斋一日，以求改进军队并祈求上帝祝福我们的事业。他们很欢迎这一建议，但是因为在宾州以前没有举行过斋日，所以秘书找不到前例，不知道应当怎样起草这个文告。在新英格兰这种斋日却是每年宣布的，因此我在那里所受的教育在这里也有点帮助。我就按照传统的格式起了一个草，译成德文，然后用两种文字印了出来，向全州公布。这就给与各教派的牧师一个机会去鼓励他们的会众参加团队。假如不是因为战事很快地结束的话，也许除了教友会以外的各教派都会广泛地参加团队哩。我有些朋友认为，我从事这些活动会触犯教友会因而失去我在宾州州议会中的势力，因为他们在州议会中占极大多数。一个年轻绅士，他在州议会里也有一些朋友，想要把我挤走，好由他来继任州议会的秘书，就对我说，议员们已经决定在下次选举时把我免职，于是他善意地劝我辞职，认为辞职比免职要体面些。我对他的回答是：我曾经读到过或听到过有一个政治家，他有一条原则：他从不请求职位，但是当别人请他任职时他也从不拒绝接受。我说：“我赞成他的原则，只是我在执行时我将增加小小的一点：我将从不请求职位，从不拒绝职位，同时也从不辞职。假如他们把我秘书的职位交给另一个人，他们很可以把我免职。但是我决不辞职，因而放弃在适当时候向我的对手报复的权利。”但是以后我不再听到这件事了。在下一次选举时我又一次当了选，像往常一样是全体一致通过的。历任州长与他的参事会在军事准备问题上面一向和州议会有着不同的看法，而州议会对这些问题感到头痛。可能因为议员们不喜欢我近来跟参事们过往较密，他们想要我自动离开他们，但是他们不愿意仅仅为了我热心团练就把我免职，而此外又找不到其他理由。其实，我相信假如我们不要求州议会积极协助的话，他们当中任何人也不是不赞成国防建设的。我发现有很多人，虽然他们反对侵略性的战争，但是却不反对防御性的战事，这种人比我预料的多得多。关于国防这个问题双方发表了许多小册子，有一些赞成国防的小册子却是一些优秀的教友会教友写的。我相信这些文章说服了大多数年轻的教友会教友。关于我们的消防队，有这么一件事，使我了解了一些教友会之间流行的一种想法。有人提议为了资助炮台的建筑起见，我们应当用当时消防队的约六十镑的资金来购买彩票。根据我们的规章，动用款项必须在建议提出后的下一届会议中通过，消防队有三十个会员，其中二十二个是教友会教友，仅仅八个会员属于其他教派。我们八个人准时出席了会议，虽然我们知道有一些教友会教友将站在我们这一边，但是究竟我们的主张能否获得多数通过我们毫无把握。只有一个教友会教友，詹姆士·莫理斯先生，出席反对这一提案。他对于这一提案的提出深表惋惜，因为他说所有教友会教友都反对这件事，它会引起争执，这种纷争或许会导致消防队的解散。我们告诉他我们想不至于的，因为我们是少数，假如教友会教友反对这一提案，在投票时胜过了我们，按照议事规程我们必须服从多数，而且也应该如此。讨论议案的时候到了，就有人提议进行表决，他承认按照规章我们可以在那时表决，但是因为他说他可以向我们证明有一些会员是打算来出席投反对票的，我们就应该稍稍等待他们一忽儿。当我们正在争论时，一个侍者跑过来告诉我楼下有两位绅士找我谈话。我跑到楼下一看，原来是我们消防队的两个教友会的会员。他们告诉我有八位教友会的会员在附近的一家酒馆里，他们说假如有必要的话，他们一定会来开会和我们在一起投赞成票，但是他们希望不必这样做。假如我们可以不需要他们的出席而通过议案，他们要求我们不要叫他们来协助，因为若是他们投票赞成这样一个措施，他们的长者和朋友们可能会责难他们。这样我既然有了通过这一措施的把握，我就回到楼上去，假装踌躇一回以后，我就同意延迟一小时。莫理斯先生认为这样做是十分公正的。但是他的投反对票的朋友一个也没有来，这就使他大为诧异。一小时后，我们就以八比一的多数通过了这一决议。因为在二十二个教友会教友中，八个愿意跟我们投赞成票，十三人不出席，表示他们不愿意投票反对，所以按照我的估计我认为真正反对国防的教友会教友的比例仅是一与二十一之比，因为这些人全是教友会的忠实信徒，在他们中间声誉颇好，而且也都知道这次开会要讨论的议程。第35节：教友会的忠实信徒有一位德高望重博学多才的陆干先生，他一向是教友会教友，他写了一封公开信给教友会教友，说明他赞成防御性战事，并且言之有理，持之有故。他交给我六十镑去购买炮台奖券，并且言明如果彩票中奖，奖金全部捐献作修建炮台之用。关于防御性战争，他告诉我一个关于他从前的东家威廉·潘的故事。当他年轻时，他跟着业主威廉·潘从英国渡海到美洲来，他是他的秘书。刚巧这是战争时期，有一只武装了的船紧紧地追赶着他们的船，他们猜想这是一只敌船。他们的船长就准备抵抗，但是船长告诉威廉·潘和他的教友会随从说，他不期望他们的协助，他们可以躲到舱里去，他们都下去了，只有詹姆士·陆干一人，他宁愿留在甲板上，船长就命令他看守一尊炮。这个假想的敌船，却实在是一只友好的船只，所以没有战争。但是当这位秘书跑下去报告消息时，威廉·潘严厉地责备他不应该留在甲板上，违反教友会的教规，参加船的保卫工作，特别是因为船长并没有要求他这样做。威廉·潘当着大众面前责骂他，惹怒了这位秘书，他说：“我是你的仆人，你为什么不命令我下去呢?但是当情势危急时，你倒很愿意我留在上面协助保卫船只哩!”州议会中的成员绝大多数一向是教友会教友，我在那里多年，我常常看到每当国王命令他们通过军事补助金时，由于他们在原则上反对战争，他们感到进退维谷。一方面，他们不愿意开罪于英王政府，而直截了当地拒绝拨款，但在另一方面，他们也不愿意触怒他们的朋友，教友会的大多数教友，违反他们的原则，顺从国王的意旨。因此他们想出各种各样的遁词来推托，而每当无可推诿非顺从不可时，他们想出各种掩耳盗铃的伪装方法。最常用的方法终于是在“供国王应用”的名义下通过拨款，但从不过问该款的具体用途。但是假如请求拨款的命令不是直接从国王来的，这句话就不大适用了，他们就得另外想出一些花样来。比方说，新英格兰的政府因缺乏火药(我想是为了防守路易堡)请求宾夕法尼亚拨给一些火药，汤麦斯州长极力主张州议会应当加以援助，而州议会又无法给钱购买火药，因为火药是战争的要素，但是他们通过拨款三千镑援助新英格兰，款项交由州长掌握，作为购买粮食、面粉或其他粒状物之用。有些参事想给州议会更多的麻烦，劝州长不要接受这笔款项，因为它不符合他的要求，但是他回答说：“我接受这笔钱，因为我很了解它的意义。所谓其他粒状物就是火药。”因此他购买了火药，他们从不反对此事。在我们的消防队里，当我们害怕我们购买奖券的议案通不过时，我就想到这件事，我对我的朋友沈先生(我们的一个队员)说：“假如我们的提议通不过，让我们提议用这笔钱来购买一架救火机，教友会教友不会反对这件事，接着你就提我的名，我提你的名，我们两人组成委员会购买机器，我们就买一尊火炮，这当然是一架火机呀。”此处原文是“fire-engine”，意即“救火机”，但如果照字面解释，也可说是一架“火机”。富兰克林这里利用了这一双关语。——译者注他说：“原来你在州议会里呆了那么久，你也有了进步了。你这双关的计划简直可与他们的‘粮食或其他粒状物’先后媲美了。”教友会把反对任何战争作为他们的原则之一肯定下来并宣扬出去之后，尽管他们以后改变了主张，由于这些原则已经公开宣布了，所以不可能很容易地把它们推翻。因此而引起的进退两难的情形使我想起我们中间有一个教派叫做德国浸礼会，他们采取了一种在我看来是比较慎重的态度。在这个教派成立以后不久，我认识了它的创办人之一迈克尔·魏尔菲。他向我诉苦说，其他教派的狂热信徒无端地诬告他们，说他们有一些令人憎恶的信条和习惯，其实这完全是无中生有。我告诉他说，这对新成立的教派是常有的事，为了消灭这些无耻谰言，我以为最好是把他们的信条和教规公布一下。他说：这话他们中间也曾经有人提过，但是为了下面这个缘故大家不同意。他说：“当我们这一教派刚成立时，蒙上帝的启示，使我们看到某些我们过去认为是真理的教条实在是谬误的，而有些我们过去认为是错误的却实在是真理，上帝不时在指引着我们，我们的原则在不断地改进，我们的错误在不断地减少。但是我们不敢断定我们的进步已经登峰造极，我们心灵的或神学的知识已经尽善尽美。我们怕假如一旦我们把我们的信条公布的话，我们会觉得受它的约束和限制，可能会使我们不愿意再加以改进，而我们的子孙将会更加如此，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的长辈和创立人的遗训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应当信守不渝的。”一个教派这样谦逊恐怕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吧!其他教派总是以为自己获得了全部真理，认为持有不同见解的人是完全错误的。像一个人在大雾弥漫的时候行路，在他前面远处的人他看去好像完全沉浸在大雾中，在他后面和在两边田野里的人也是如此，但在他近旁的一切好像很清晰，实际上他跟其他人一样都在大雾中。为了避免这种进退维谷的窘境，近年以来越来越多的教友会教友辞去了州议会和政府中的职位，宁可放弃他们的权力，而不愿在原则上妥协。照时间的先后来讲，我老早就应当提起下面这件事了。在一七四二年我发明了一种“开炉”，这种火炉能够更好地使房间变暖，同时能节省燃料，因为冷空气在进炉时就烘热了。以后我就制造了一个模型送给我的一个老朋友劳勃脱·葛莱丝。他开设一家翻砂厂，他发现制造这种火炉的铁板获利很厚，因为买这种火炉的人越来越多了。为了推广销路，我编写和发表了一本小册子，定名为《新发明宾夕法尼亚火炉说明书：本文特别说明它的构造和使用方法，证明它较其他取暖方法的优点，驳斥一切反对使用这种火炉的议论》。这本小册子发行后效果良好，汤麦斯州长非常喜欢书中所介绍的这种火炉的结构，他甚至提议在若干年内给我专卖权，但是我不想取得专利权，因为在这个问题上我心里一向有着这样一个原则：既然别人的发明给了我们巨大的便利，我们也应该乐于让别人利用我们的发明，并且我们应当无偿地慷慨地把我们的发明贡献给他人。第36节：遗训神圣不可侵犯但是，伦敦的一个铁器商人从我的小册子里窃取了许多东西，把它改装成他自己的东西，做了一些小的更动，这些变动只是减低了火炉的效力，就在伦敦取得专利，据说，他倒因此而发了一笔小小的横财哩。别人从我的发明中僭窃我的专利权不限于这一个例子，虽然有时候他们也不一定同样地获得成功，但是我从不跟他们争讼，因为我自己无意利用专卖权来获利，同时我也不喜欢争吵。这种火炉广泛推行，不管是在宾州或在附近的殖民地里，给居民节约了大量的柴火。战争结束了，因此团练的工作也完了，我的思想又一次转到开办学院这件事上去了。我第一步是邀请我朋友中的一些积极分子参加这个计划，其中有相当数量是密社的社员；第二步是编写和发表一本小册子，叫做《有关宾夕法尼亚青年教育的建议》。我把它们免费赠送给居民中有地位的人，过了一些时候我认为他们已经读过这本小册子，因而在思想上有了一些准备时，我就为开办和维持这所学院开始募捐。捐款在五年内分五次缴纳。这种分期缴款办法，我认为可以使得认捐数大一些。事实上我相信也是如此，假如我没有记错的话，认捐总数不下五千镑。在这些计划的序文中，我不把它们当作是我的计划，而是把它们归功于一些爱国绅士。按照我的惯例，尽可能地避免把我自己当作公益事业的发起人公布出去。为了尽快地实现这个计划，捐款人从他们自己中间推选了二十一个理事，并且指定我和当时的首席检察官法兰西斯先生替这个学院起草一个组织规程。这个规程拟订好了，校舍租好了，教师请好了，而学校我记得就在那一年(一七四九)开学了。学员的人数不断地增加，原来的校舍很快就不够用了，当时我们正在物色一块地位适中的地皮，打算修建校舍，但是这时上帝忽然赐给我们一所现成的大厦，只要稍加更改，就很可以适用。这就是上面提到过的胡飞特先生的听众们出资修建起来的大会堂。我们是这样获得这所大厦的。我们记得这所大会堂是由许多不同教派的人出资修建起来的，所以在推选保管该项房地产的理事时，他们不许任何教派占有优势，免得以后有人利用这种优势，违反修建这所会堂的原意，把整所房屋拨给某一教派独用。因此他们从每一教派中推选一人为理事，就是说，圣公会一人，长老会一人，浸礼会一人，弟兄派一人，等等。如果因死亡而有空额时，由理事会就捐款人中推选一人填补之。碰巧这位弟兄派理事与其他理事不和，在他死后理事会决定不再选弟兄派的人做理事了。但是问题是在选举新理事时怎样才能避免一个教派有两个理事。理事们提出了几个候选人的名字，但是为了上述的理由未能通过，终于有一个理事提出我的名字，他说我仅仅是一个诚实人，不属于任何教派，这一下可说服了其他理事，使他们推选了我。当年修建会堂时的那股热情老早就烟消云散了，理事会无法觅得新的捐款来付偿地租和其他与会堂有关的债务，因此感到十分为难。现在我是两个理事会的理事了，是会堂的理事，也是学院的理事，因此我有一个很好的机会跟两方面商谈，最后使双方达成了一项协议。按照这项协议，会堂理事会把会堂让渡给学院理事会，后者承担付偿债务的责任，应允遵照修建该堂的原意永远在会堂里划出一大间听任传教士们的不时之需，并开办一所免费教育清寒子弟的学校。于是双方订了合同，学院理事会付清了债以后，就接管了房产。我们把这高大的会堂分成两层，每层又隔成若干房间作为讲堂。我们另外又买了一些地，整个场所不久就符合我们的需要了。学员们就搬进了这所大楼。所有跟工人订合同、采购物资和监督工程等工作都落在我的肩上，但是我倒还是很乐意地担任这些工作的，特别是因为它们并不妨害我自己的业务，因为一年前我已经跟一个十分能干、勤勉和诚实的伙友大卫·荷尔先生合了伙。他以前替我做了四年工，所以我很了解他的性格。他负担了管理印刷铺的一切工作，使我得以脱身，他按时付给我应得的红利。这一合伙维持了十八年之久，对双方都大有裨益。过了一些时候，学院理事会向州长领得了一张执照，组成了一个社团，从英国寄来了捐款，地主们也捐献了土地，所以理事会的基金增加了，州议会迄今为止也捐了不少。现今的费列得尔费亚大学就这样成立了。我从开始一直是理事之一，迄今快四十年了。我看到许多青年在大学里受了教育后，因他们的卓越才能著称于世，在社会上成了有用之材，为国增光，我感到莫大的快慰。如上所述，我摆脱了私人的业务经营，当时我自以为我已经获得一笔足够的财产，虽然数目很有限，但是已经能够使我在未来的一生中获得空闲时间从事哲理的探讨，欢度晚年。我购买了斯宾斯博士的全部仪器，他是从英国到美洲来讲学的。我很快地着手做电学试验。但是现在社会上以为我是一个有闲阶级了，就抓住我来为他们服务，我们政府的各部门几乎同时地要我效劳。州长任命我为治安推事；市政府选我做市议会议员，不久以后又选我为市参议员；全体人民又选我为州议员，在州议会中代表他们。后面的那个职位特别使我乐意，因为我对于枯坐一旁听别人辩论，终于感到厌倦了。作为州议会的秘书，我不能参加辩论，而这些辩论又是如此枯燥无味，我不得不在纸上画画数字方阵表、圆圈或是任何东西以自娱解闷。同时我认为当了州议员，我可以做出更大的贡献。我绝不是说我对这一切荣誉无动于衷，我当然感到很光荣，因为考虑到我出身的低微，这些地位对我是十分了不起的，使我特别感到高兴的是这些职位代表着社会舆论对我的一种自发的称赞，完全不是我自己钻营得来的光荣。第37节：公益事业的发起人治安推事的职务我稍稍做了一点。我出了几次庭，我也开庭听人诉讼，但是我发现要做好治安推事的工作，像我这样一点对于习惯法的肤浅知识是不够的，因此我逐渐地避开这一职务，我的借口是我不得不在州议会中履行议员的更重要的任务；我每年当选州议员，连续达十年之久，我从不曾请求任何选举人投我的票，也从不直接或间接地表达我要求当选的愿望。我当州议员时，我的儿子当了州议会的秘书。第二年，我们要与印第安人在卡来儿谈判了，州长送了个咨文给州议会，建议州议会从议员中指定几位议员，和参事会中的一部分参事共同组成一个谈判委员会。州议会指定了我和州议会议长(诺利斯先生)，我们就奉命到卡来儿去，因此会见了印第安人。因为印第安人十分好酒，当喝醉了酒时，他们就变得十分爱吵闹，无法无天，不守秩序，所以我们严格地禁止把任何酒类卖给他们。当他们为了禁酒而抱怨的时候，我们对他们说，如果他们在谈判期间不喝酒，在谈判结束后我们愿意给他们大量甜酒。他们答应了，他们也守了约，因为他们买不到酒。谈判进行得很安静，结果也使得双方满意。谈判结束后，他们要甜酒，我们就给了他们。这是在下午。他们男的女的和小孩一共约有一百人，住在城外临时性的木屋里，木屋排成一个四方形。在傍晚的时候，我们听到他们中间人声嘈杂，委员们就跑到城外去看个究竟。我们看见在四方形的中央是一个大篝火，他们男男女女全喝得酩酊大醉，互相争吵着殴打着。在阴暗的篝火的火光之下隐约地看出他们半裸体的淡黑色的身躯，互相追逐着，拿着火把互相殴打着，口中发出可怕的喊叫声。这种情景极似我们想象中的地狱。喧嚣经久不息，我们就回到我们的寓所去了。在午夜的时候，几个印第安人跑来打雷一样地敲我们寓所的门，要求更多的甜酒，我们没有理睬他们。第二天，他们发觉他们错了，他们不该打搅我们，所以派了他们的三个酋长来道歉。发言人承认了错误，但是把错误推到甜酒身上，接着他就设法宽宥甜酒，他说：“创造万物的大神使得物各有其用，既然神指定某种东西有某一用途，不管这用途是什么，那东西就应当按着这用途来使用。当神创造甜酒时，神说：‘这酒是给印第安人喝醉用的’，所以我们必须执行神的旨意。”是呀!假如上帝的旨意是要消灭这些生番，给垦殖者让出地方，那么看来很可能甜酒就是老天注定的手段和方法了。它已经消灭了所有以前居住在沿海一带的部落了。在一七五一年，我的一个好友汤麦斯·庞德医生想要在费城开办一所医院(一个用意十分良好的计划，有人说这计划是我的，但是最初是他的主张)，以便收容和治疗穷苦无依的病人，不问是否本州居民或是外地人。他热诚而又积极地为这个计划募捐，但是因为这个建议在美洲尚属创举，起初人们还不很了解它，他的努力收效不大。最后他到我这儿来，恭维我说，他发现要实现一个公益事业的计划，没有我参加就不行。他说：“因为我去向人募捐，人们常常问我：‘这件事你跟富兰克林商谈过没有?富兰克林怎么说?’当我告诉他们我还没有跟你谈过(因为我以为这件事多少有点非你所长)，他们就拒绝捐款，只说他们将考虑这个计划。”我问了他这个计划的性质和可能的用途，他的解答使我感到非常满意。我不但自己捐了钱，而且热诚地计划向别人募捐。但是在向人募捐之前，我设法在报上发表了有关这一计划的文章，以便准备人们的思想。在这种事情上这原是我的一种惯例，但是他却忽略了这一步。以后人们的捐款就比前踊跃了。但是不久捐款就越来越少了，我知道州议会若不加以援助，光靠捐款是不够的。因此我主张申请州议会津贴，接着我们就这样做了。代表乡村的议员们起初并不喜欢这个计划，他们表示异议说，这个医院只对城里人有益，因此应当完全由城里的市民出资来开办。同时他们也怀疑究竟多数市民自己是否赞成这个计划。和他们的意见正相反，我认为它受到市民普遍的欢迎，毫无疑问我们能够募得两千镑的捐款。他们认为我的想法是一种过高的奢望，是完全不能兑现的。我的计划就是建筑在这种情形上的。我请求州议会允许我提出一个议案，按照捐款人的请求把他们组成一个社团并给与津贴若干。州议会允许或提出这一议案主要是因为他们考虑到如果州议会不喜欢它，就可以把它否决掉。我把重要的条款作为一个条件提出，就是说：“兹经本议会决定，当上述捐款人组织起来，选出理事和司库，募集基金若干(年息作为上述医院免费供应清寒病人的伙食、看护、诊治和药剂之用)，并向当时的州议会议长提出适当证明时，上述议长当依法签署通知州司库付与上述医院的司库两千镑，分两年付清，每年一次，作为开办修缮和装修之用。”这一条件使得该议案获得通过，因为原先反对拨款的议员现在认为他们可以不费分文地获得慈善家的美名，他们就赞成这议案。以后，在向人募捐时，我们强调该议案中的有条件的诺言，使人更乐于捐助，因为每人的捐款将变成双倍。这样这个附带条件在两方面都起了作用。因此捐款总数不久就超过了规定的必需数目，我们提出要求并获得了政府津贴，这就帮助了我们实现这一计划。不久我们建造了一所适宜而又美观的大楼。长期的经验证明这一医院是有益的，直到今日它还很兴旺。在我毕生的政治策划中，没有一桩事情的成功，照我记忆所及，在当时给我这么多的快慰，或是在事后当我想起时，能够如此容易地使我宽宥我自己曾经施行了一个小小的策略。约在这时候，另外一个发起人，吉尔柏特·檀南特牧师，来看我，要求我帮助他募捐兴建一所新的教堂。这所教堂将归他手下的长老会教友使用，他们原先是胡飞特先生的信徒。我坚决地拒绝了他的请求，因为我不愿意过分频繁地向市民们募捐，致使他们对我不满。以后他要我提供给他一张名单，列举从经验中我认为是慷慨好赐、热心公益的人的姓名。我想在他们同情地答应了我的请求，捐了款以后，假如我倒反把他们指出来使他们受其他募捐人员的纠缠，那我就太不讲道理了。所以我也拒绝给他这样的名单。后来他要求我至少给他一些忠告。“这个我倒很愿意，”我说，“首先，我劝你先向那些你知道一定会出钱的人募捐，第二，向那些你不知道究竟会不会捐钱的人募捐，并把已经捐了钱的人的名单给他们看，最后也不要忽略那些你相信不肯出钱的人，因为其中有些人可能你会看错的。”他笑着向我道了谢，他说他愿意接受我的劝告。他倒真的这样做了，他向每一个人募捐，结果是他得到的总数比他预料的大得多。用这笔钱他就修建了拱门街的那所宏伟而又十分华丽的教堂。第38节：吉尔柏特·檀南特牧师虽然我们的城市规划得美观整齐，我们的街道既宽又直，并且相互交错成直角形，但是不幸的是这些街道长期未经修铺路面，每逢雨季沉重的马车轮却把它们翻掘成泥沼，使人裹足不前，在晴天则尘土飞扬，令人难以忍受。我曾经一度住在以前的泽西市场附近，当我看到市民在购买食物时跋涉污泥中的情形，颇感不安。后来在市场中央的一长条地方终于铺上了砖，所以市民们一到市场，就可以脚踏实地了，但是市场外面的街道往往泥泞不堪。我跟人讨论过这件事，我也为它写过文章，我终于使得从市场到住宅前面的砖人行道这一段街道铺上了石板。在某些时间内，这就使得人们可以不弄脏鞋子顺利地到达市场了。但是因为这条街的其他地方都未经铺路，所以每当一辆马车从泥路走上石路时，把它的泥土震动下来，堆在石板上，不久石路上也沾满了泥泞，又没有人去清除这些污泥，因为这时城里还没有清道夫哩!经过了一番调查以后，我找到一个贫穷勤劳的人，他愿意做清道工作，每周扫街两次并把每家门前的垃圾搬走，每家每月出资六便士。接着我就写了一张传单，把它印了出来，指出这一笔小小的费用可能替邻近的人们带来的好处。例如，由人们脚上带进来的泥泞减少了，我们家里就可以比较容易弄干净了；街道清洁后，顾客更容易到店铺来，顾客增多可以增加商店的营业等；在刮风的时候，灰沙不致吹到他们的货物上去等等。我每家分发一张传单，一两天后我跑到各家去访问，看究竟有多少人愿意签订合同支付这六便士。各家毫无例外地都签了合同，在一个时期内这个计划进行得顺利。全市居民对于市场附近街道的清洁，因为它便利了大家，都感到很高兴。这就使得人们普遍地要求把所有街道都修铺起来，同时也使得他们更愿意为铺路而纳税。过了一些时候，我起草了一个替费城铺路的议案，并在州议会中提了出来。这件事发生在一七五七年，刚在我去英国之前，等我离开美洲后，这议案才获得通过，当时在估定税额的方式方面做了某些变更，这些变动我认为是不好的，但通过的议案还附有关于路灯的条款，这倒是一个很大的改进。一个普通老百姓，已故的约翰·克利夫敦先生，曾经把一盏灯装在他门口，这样他就用实际的榜样说明了路灯的效用，人们是从他的实例中首先想到在全城各处点灯的念头的。有人把首创这一件公益事业的光荣归于我，但实在是属于那位先生的。我只是模仿了他的榜样，我只是在改进路灯的形状方面略有微功。我们的路灯跟起初我们从伦敦买来的球状路灯是不同的。这些圆形的路灯有下列缺点：空气不能从下面进去，因此烟煤不能迅速地从上面出去，烟煤只在圆球内打转，黏附在球壁上，不久就阻塞了路灯应发的光线，而且每天需要去擦拭灯罩，如果一不小心碰一下就破了，整个灯罩就变成无用了。因此我建议用四块平玻璃拼凑起来，上面装一长烟囱以便烟煤上升，灯下开裂缝以便空气进去，促进烟煤的上升。这样，灯罩就可保持干净，不至于像伦敦的路灯那样，在几小时内就变成昏暗无光了，路灯就可以不断地光明灿烂直到天明。即使偶然碰一下，一般也只敲破一块玻璃，重配也很方便。伦敦伏克斯可花园的球状灯底下的孔洞使得灯罩干净，我有时候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伦敦市民没有想到在他们的路灯底下同样地也开几个孔。果然他们的路灯底下也有孔，但是这些孔洞是别有用途的，那就是，用麻线穿过这些孔洞悬挂下来，使得火焰能够迅速地传递到灯心。至于放入空气的用途，他们好像并没有想到，因此，路灯点了几小时以后，伦敦街上已经暗淡无光了。提起这些改进，使我想起我在伦敦时曾向方寿节博士建议的一件事。方寿节博士是我认识的人中间最优秀的人之一，是公益事业的一个伟大首创者。我看到在天晴的时候，伦敦的街道是从来没有人去扫的，尘土随风飘扬，听其自然积储起来，一下雨尘土就变成了泥浆，满街泥泞，不堪涉足，除了由穷人拿着扫帚开辟出来的一条小道外，连穿越街道都不可能。这样过了几天后，人们花了很艰巨的劳动把泥浆耙起来，倒进上端敞开的马车中。但是当马车在马路上颠簸时，车身两侧会震出烂泥来，掉在路上，有时使路人感到烦恼。伦敦市民之所以不扫除街上尘土的理由据说是因为怕尘土会飞进商店和住宅的窗户。一件偶然发生的事情使我知道扫街原花不了多少时间。一天早晨，在我克雷文街寓所的门口，我看见一个穷苦的妇人拿着一把桦树枝扫帚在扫我门前的人行道，她看上去很苍白很软弱，好像大病初愈的样子。我问她谁雇用她来扫街，她说：“谁也没有雇用我，但是我穷苦不堪，我在富贵人家门前扫地，我希望他们会给我一点钱。”我要她把整条街扫干净，我愿意给她一先令。当时是九时整，在十二点钟时她来要钱了。我起初看她动作很迟缓，我简直不能相信这件事那么快就做完了。我派我的仆人去看个究竟，他回来报告说整条街扫得一干二净，所有尘土都放在路中央的明沟中了。下一次下雨的时候，就把尘土冲走，所以人行道，甚至阴沟，都十分干净了。当时我认为假如一个虚弱的妇人可以在三小时内扫这样一条街，一个强壮敏捷的男子或许只要一半的时间就可以办到。在这里让我说明，在这样狭窄的街道中，与其两边靠近人行道处各有明沟一条，不如在街道中央开一条沟较为便利，因为当一条街上的全部雨水从两边集中在中央时，它在中央形成一股急流，有足够的力量可以冲洗掉它所接触到的全部泥土。但是如果把它分成两路，水流就常常太弱，不能冲洗掉两边的泥土，只不过使它所接触到的泥土更加稀烂，所以车轮和马脚就把它泼溅在人行道上，因此使得人行道肮脏泞滑，有时也会把泥浆溅在路人身上。我曾向这位善良的博士提出了如下的建议：第39节：我提出的建议为了更有效地打扫和保持伦敦和韦斯敏斯德的街道清洁起见，本人建议雇用守更人若干名，在干旱的季节里扫除泥土，在雨季里耙刮泥泞，每名看守人负责巡逻几条大街小巷。他们要置备扫帚和其他清道用具，放置在一定的场所，以便他们所雇用的穷人扫街之用。在干旱的夏季里，在通常商店开始营业和住家打开窗户之前，每隔适当距离，将垃圾集成一堆，清道夫将用紧闭的车子把它全部运走。耙集在一起的泥土不要堆积在街上，免得车轮和马足又把它散播开去。清道夫应备有若干车辆，车身不是高高地装在车轮上，而是低低地装在滑盘上。车底用格子构成，上铺稻草，可以保持倒入的污泥，允许水分从底下排出，这样泥浆的分量将大大减轻，因为其中大部分重量是水。这种车辆应放置在适当距离的地方，泥浆将用手推车运来，泥车将停留原处直到水分排干时，然后用马匹把它们拖走。从那时以后我对这个建议的后半部是否切实可行，有点怀疑了，因为有些街道很狭窄，泥车放在那里就不能不占去太多的地位，以致阻塞交通，但是我还以为那前半部(主张在商店营业前扫清街道运走垃圾)，在夏天是切实可行的，因为夏天日子长。有一天早晨七点钟，我走过伦敦河滨街和佛里特街，看见虽然天已经亮了，太阳已经出来三小时多了，可是还没有一家店铺开门。伦敦的市民宁愿在烛光下生活，在白天睡觉，但是在另一方面，他们常常抱怨烛税太高，烛价过昂，真有点荒唐哩。也许有人以为这些小事不值得留心或加以叙述。虽然在刮风的时候，灰沙吹进一个人的眼睛或是一家店铺，那是小事，但是假如他们考虑到在人口众多的城市里有千千万万的人或店铺受到灰沙的袭击以及这些袭击的经常反复，他们就会觉得这是一件重要的大事，可能他们就不会过分地非难那些留意这些似乎微不足道的事项的人了。造成人类幸福的与其说是千载难逢的巨大的幸运，倒不如说是每日发生的细小的方便。所以如果你教会一个贫穷的年轻人自己修面，保养他的剃刀，你对他一生幸福所做的贡献可能比给他一千金币还大。钱可能很快地花光，只留下了用钱不当的懊恨。但是假如教会他自己修面，他就可以避免经常等待理发师修面的麻烦，避免理发师有时候肮脏的手指，令人不快的呼吸和迟钝的剃刀。他可以在最方便的时候修面，每天享受用锋利剃刀修面的快乐。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之下，我冒昧地写下了前面这几页，希望它们包含了一些启发性的东西。这些东西可能有时对我亲爱的城市(我在这城里快乐地住了许多年了)，或许对我们美洲的其他城市不无参考的价值。在一段时间内我被美洲邮政总长委任为他的会计检查员，管理若干邮政分局并监督邮局职员。在一七五三年当他过世时，我和威廉·罕特一同被英国的邮政总长委任为美洲邮政总长，继任他的遗职，在这以前美洲的邮局从没有向英国的邮局上缴过利润。我们两人的年薪是六百镑，假如我们可以从邮局的盈余中获得这一数目的话。为了要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得做许多改进工作，其中有几项在刚开始时不可避免地要花费许多钱，所以在起初的四年中邮局欠了我们薪金达九百余镑之多。但是不久邮局就开始付清我们的欠薪了。当英王政府的大臣们异想天开地把我免职时(我以后还要提到此事)，我们已经使得它向英王政府上缴的净收益较爱尔兰邮局多三倍之多。自从他们轻举妄动地把我免职以后，他们连一文钱也没有拿到过。邮局的事务使我在这一年到新英格兰去旅行了一趟。新英格兰的剑桥大学自动地赠我文学硕士学位。康涅狄格州的耶鲁大学以前也授与过我一个类似的学位。这样，虽然我没有受过大学教育，却获得大学的荣誉。这些学位的赠予是由于我在物理学电学部分中有所改进和发明。在一七五四年跟法国发生战争的危险又来临了，商务大臣命令各殖民地的代表在奥尔巴尼举行代表大会，会同印第安人“六个民族”的酋长共同商讨防御彼此国境的问题。哈密尔敦州长在接到这个命令之后，就通知州议会，并请州议会提供适当礼品，以备在开会时赠送给印第安人。州长提议由我和议长(诺利斯先生)会同汤麦斯·潘先生和秘书彼得斯先生组成宾夕法尼亚代表团。州议会就通过了这个名单，提供了礼品，虽然议员们不大赞成在宾州以外进行谈判。我们和其他代表团约在六月中旬在奥尔巴尼集会。在赴会途中，按照国防和其他重大共同事业的可能需要，我拟订了一个计划，把各殖民地联合在一个共同的政府之下。当我们经过纽约时，我把我的计划给詹姆士·亚历山大先生和坎纳德先生看。这两位绅士对于政治是颇有研究的。他们的赞同给了我信心，我就大胆地在代表大会中提了出来。当时好像有好几个代表都制订了同样的计划。我们首先讨论了一个先决问题：究竟是否应当组织一个联邦?我们一致通过了要建立一个联邦。然后我们指定了一个委员会，考虑关于联邦的各种计划和报告，该委员会由每一殖民地各派一名委员组成。委员会碰巧选择了我的计划，于是经过了一些修改以后，我的计划就被报请州议会考虑采纳了。按照这个计划，联邦政府将由总统一人管辖，总统由英王委任并受英王节制。各殖民地州议会中人民代表选举内阁阁员。在代表大会中，代表们一面讨论着印第安人事务，一面却讨论着这个计划。代表们提出了许多不同意见，但是他们终于克服了各种困难，全体一致把它通过了，并把抄本寄送商务部和各州的州议会。这个计划的结局是很奇特的：各地的州议会不赞成这个计划，因为它们都认为联邦政府的特权太大了，但是在英国人们却认为这个联邦政府太民主了。因此商务部不赞成，也没有提请英王批准。有人提出了另一个计划，据说它更符合要求。按照这种计划，由各州州长和部分参事会同商量练兵和修建炮台等事宜。所需费用由大不列颠国库垫付，事后由议会向美洲殖民地征税来偿还。我的计划和支持我这个计划的理由可以在我已经印行的政治论文集中找到。那年冬天我在波士顿，我常常跟瑟力州长讨论这两个计划。我们之间关于这一问题的部分谈话也可以在这些政治论文中找到。人们用不同的、相反的理由反对我这个计划，这就使我猜想它实在是一个真正折中的办法。到现在我还以为假如当年我们采纳了这一计划，对大西洋两岸都有好处。按着这个计划联合起来之后，殖民地一定会有足够的自卫能力，那就不需要英国的驻军了，当然也就没有以后向美洲征税的借口了，因课税而引起的流血斗争也都可以避免了。但是这种错误并不是绝无仅有的，历史上有过许许多多由国家和帝王所造成的错误。第40节：看得清自己利益的人环顾四海，看得清自己利益的人，或是看见以后能够急起直追的人何其稀少!执政的人，因为事务繁忙，一般都怕麻烦，不喜欢考虑或是执行新的计划。因此大多数优良的议案不是经过事前的深思熟虑才被采纳的，而是由于时势所迫勉强地被接受的。当宾夕法尼亚的州长把我的计划送交州议会时，他表示赞同，认为“在他看来这一计划似乎判断精彻，言之有理，持之有故，因此值得州议会加以最细心的和认真的考虑”。但是有一个议员使用了一个狡猾的策略，趁我偶然缺席的机会，使州议会讨论了这一议案，而且完全不加考虑，马马虎虎地否定了它，我不但认为这种策术十分鬼鬼祟祟，完全不正派，而且对于结果表示十分遗憾。这一年在赴波士顿的途中，我在纽约遇见我们的新州长莫理斯先生，他刚从英国来，以前我跟他很熟。他奉命来接替哈密尔敦先生，后者因为受了业主训令的约束不可避免地要与州议会发生争执，因而感到厌倦而辞职了。莫理斯先生问我，在我看来是否他也会像前任州长一样地感到处境困难，办事棘手。我说：“不，相反的，如果你留心不跟州议会发生争辩，你的处境可以一帆风顺，完全称心如意。”他愉快地说：“我亲爱的朋友，你怎么能劝我避免争辩呢?你知道我喜欢跟人争辩，争辩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快乐。但是，为了表示我尊重你的劝告，我向你保证我将尽可能地避免争辩。”他爱好争辩，倒也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因为他能说善辩，是一个精明的巧辩家，因此在争辩中一般总是胜利的。他在这方面从小就训练有素，据说他的父亲饭后坐在桌旁，常常使他的孩子们互相争辩以为消遣，但是我想这种做法是不明智的，因为根据我的观察，凡是喜欢争论、抗辩和辩驳的人在工作中一般总是倒霉的。尽管有时候他们获得胜利，人们总是憎恨他们的，获得人们的好意对他们比胜利更为有用。我们分手了，他到费城去，我上波士顿。在归途中，我在纽约看到了州议会的议决案，从这些议决案看来，好像尽管他向我做了保证，他和州议会的关系已经十分恶劣了；在他任职时期，他和州议会之间一直是你枪我刀，不断地斗争着。我也参加了这场斗争，因为我一回到州议会，他们就要我参加各种各样的委员会，驳复他的讲演和咨文，而委员会总要我起草这些文件。我们的答复和他的咨文常常是很尖酸刻薄，有时竟是粗鄙的谩骂。他知道这些答复是我替州议会写的，因此人们也许以为当我们见面时，我们难免要唇枪舌剑一番。但是他却是一个居心忠厚的人，所以我们两人间并不因这些争执而引起个人的嫌隙。我们还常常在一起吃饭哩!有一天下午，正当这公务上的争吵达到高潮时，我们在街上碰到了。他说：“富兰克林，请你跟我一块儿到我家去消磨一个晚上。我有一些朋友要来，你会喜欢他们的。”他挽着我的胳臂，领我到他家去了。饭后，我们一面喝着酒，一面愉快地谈天，他开玩笑地对我们说，他很喜欢桑绰·潘查的想法，当有人提议叫他做国王时，他请求让他统治黑奴，因为那么做，如果他和他的人民意见不合时，他可以把他们卖掉。有一个坐在我旁边的他的朋友说：“富兰克林，你为什么始终偏袒这些该死的教友会教友?你把他们卖了，不是更好吗?我们的业主愿意高价收买哩!”我说：“州长还没有把他们涂得够黑哩!”他确实在他所有的咨文中竭尽其能事地想把州议会涂成漆黑一团，但是州长刚把黑色涂上，州议会便尽快地把它擦去，而且把它回敬给他，涂在他自己的脸上，所以当他发现看来他自己将变成黑人的时候，他像哈密尔敦先生一样，对于这种争执感到厌倦了，他就辞职了。这些公务上争执的终极原因是业主，他们是我们世袭的州长，每当为了防御他们的领地而需要负担费用时，他们的吝啬小气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他们训令他们的代理人不让征收必须捐税的议案通过成为法令，除非在同一法令中明文规定他们巨大的财产获得豁免。他们甚至要他们的代表具结担保遵守他们的训令。州议会连续三年坚决反对这种非正义行为，虽然最后它终于不得不屈服了。最后，继任莫理斯州长的田尼上尉终于大胆地拒绝执行这些训令了。这件事的经过情形我将在下文叙述。但是我讲得太快，抢到故事的前面去了，在莫理斯州长任内，还有几件事需要一提。在某种意义上对法的战争已经开始了，马萨诸塞州准备进攻王冠岬，派遣了昆瑟先生到宾夕法尼亚，鲍纳尔(后来成为鲍纳尔州长)到纽约去求援。因为我是州议员，熟悉议会里的情况，又是昆瑟先生的同乡，所以他便要我利用我的地位帮助他。我口授了他向州议会发表的演说，这篇演讲的反响良好。州议会通过一万镑的援助，用来购买粮秣。但是州长拒绝批准州议会的议案(该议案包括这笔援助和其他给英王的津贴)，除非议案中加入一条，豁免业主的财产支付任何因此而需要缴纳的捐税。虽然州议会极想使得他们对新英格兰的援助成为有效，但是不知道应当如何进行。昆瑟先生努力敦促州长加以批准，但是他很顽固。那时我提出了一个办法，不需要州长就可办到，那就是开贷款局董事的汇单。按照法律，州议会有权开该项汇单。事实上，贷款局当时没有多少存款，因此我提议这些汇单应当在一年中兑现，并且负担五厘的利息。我以为用这些汇单或许可以顺利地购得粮秣。州议会毫不踌躇地采纳了我的建议。这些汇单立即印制了，而我是指定签署和推销这些汇单的委员之一。收回这些汇单的经费是当时全州纸币贷款的利息和消费税的收入，这两者用来收回汇单大家知道是绰然有余的，因此立即获得了人们的信任，它们不但用来支付粮秣的费用，而且许多有钱人，手边有闲钱，就把钱投放在这些汇单上。他们发现这种投资是很有利的，因为当这些汇单在手上时它们有利息，在任何时候它们可当作现金使用，所以它们全部被抢光了，在几个礼拜以后，便销售一空了。这样，通过我的方法，这件要事是完成了。在他致州议会的措辞文雅的备忘录中，昆瑟先生表示了谢意，回家时因自己使命的完成而感到兴高采烈，并且从此以后他对我有着最深厚诚挚的友谊了。英国政府不肯允许各殖民地按照奥尔巴尼的建议联合起来，也不愿意让这个联邦建立它们自己的国防，恐怕殖民地的武装力量会因此过分强大，因而意识到殖民地自己的力量。这时候英国政府对各殖民地已经怀着猜疑和忌妒的态度，因此它派遣了布剌多克将军和两个联队的英国正规军队渡海来美洲作为驻防军。他在弗吉尼亚的亚历山大里亚登陆，从此向马里兰的弗雷德利敦进军，在这里他停止前进，等候车辆。我们的州议会听说这位将军对州议会有极强烈的成见，以为州议会反对他的军队，所以要我以邮务总长的身份，不是以议会的名义去拜访他，假装跟他商量，用最迅速稳妥的办法传递他与各州州长之间的信件，因为他必然要继续不断地与他们联系。各州州长建议邮递费用由他们负担。我儿子这一次随我同行。第41节：最深厚诚挚的友谊我们在弗雷德利敦找到了这位将军，他很焦急地等待他副官们的回来，他派他们遍访马里兰和弗吉尼亚的边缘地区去收集车辆。我跟他在一起呆了好几天，每天和他一同进餐，我有充足的机会解除他的全部成见，我告诉他为了帮助他作战，州议会在他到达前已经做了的事，而且现在还是愿意尽力协助。当我正要动身回来的时候，收集运货马车的统计数字送来了，根据这些数字好像只有二十五辆车子，而且其中有些还是破旧不堪的。将军和他的副官们惊惶失措，认为这次征伐完蛋了，因为它无法进行了，他们怒骂英国政府愚昧无知地叫他们在缺乏运输粮秣行李等工具的地带登陆，因为他们至少需要一百五十辆运货马车。碰巧我说了句可惜他们不在宾夕法尼亚登陆，因为那里几乎每一农家都有运货马车。那位将军马上抓住我这句话，他说：“那么，先生，你在那里是一个有地位的人，也许你能够替我们设法搞到这些车辆，我恳请你承办这件事。”我问他愿意给马车主人怎样的报酬，他就要我把我认为必需的报酬写在纸上。我照办了，他就同意这些报酬，于是马上准备了委托书和训令。我一到兰加斯德马上就登了一个广告，这些报酬可以在广告中找到。这个广告产生了巨大迅速的效果，所以倒是一个有趣的文件，我将全文插入。原文如下：广告一七五五年四月二十六日，兰加斯德兹因英王陛下的军队即将在威尔港集合，需要一百五十辆运货马车，每辆配备马四匹，和一千五百匹鞍马或驮马，布剌多克将军大人授权与我订立雇用上述车马的合同。我谨此通知，从即日起到下星期三晚上为止我将在兰加斯德，从下星期四上午起到星期五晚上为止我将在约克办理此事。在上述两地租用车辆、牲口联队或单独马匹的费用如下：一、备有良马四匹和御者一人的马车，每日每辆付与十五先令，配有驭鞍一个或其他马鞍和设备的健壮马匹，每日每匹付与两先令。没有马鞍配备的健壮马匹，每日每匹付与十八便士。二、各种车马的租费概从加入威尔港部队之日起计算。车辆马匹必须在下月(五月)二十日以前向威尔港部队报到。除了规定的租金以外，对于往返旅途的必需时间将给与适当的补贴。三、每一辆马车和牲口联队，每一匹鞍马或驭马应由我和物主共同选定的公正人士加以估价，假如任何车辆、牲口联队或马匹在军役中遗失，就应照价赔偿。四、在订合同时，如有必要，物主可向我预支七天的租金，余款将由布剌多克将军或军需官在解雇时或按照需要在其他时候支付。五、马车的御者或照料雇用马匹的马夫在任何情形下决不命其履行兵士的职务或其他照料车马以外的工作。六、凡由马车或马匹运抵军营的一切燕麦、玉蜀黍或其他饲料，除饲养马匹必需者外，概由军队按照合理价格加以收购，以供军用。备注——我儿威廉·富兰克林有权在昆布兰郡与任何人订立此类合同。本·富兰克林告兰加斯德、约克和昆布兰郡居民书朋友们，同胞们：几天之前我偶然到弗雷德利敦军营去，我发现那位将军和军官们因为缺乏马匹和车辆，感到十分恼怒。他们本来以为宾夕法尼亚州最有能力，期待着本州提供这些便利，但是由于我们的州长和州议会意见不合，我们既没有拨款，又没有为此采取其他措施。有人提议立即派遣一支武装部队进入本州各郡，按照需要强占必要数量的最优良的车辆和马匹，并强征必要数量的人民入伍，来驾驭和照料车辆和马匹。我怕英国士兵带着这样的使命进入本州各郡，特别是考虑到他们目前的愤怒和他们对我们的怨恨，会使居民遭受到许许多多巨大的不便。因此我更愿意不辞辛劳，试用公平合理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本州边缘地区的居民最近曾向州议会诉苦说他们缺少货币，现在你们就有一个机会可以获得和分享一个相当巨大的数目。因为假如这次征讨的服役继续到一百二十天的话(看上去它必然会这样)，租用这些车辆和马匹的租费会超过三万镑之数，他们将用英王的金银币来支付这些租金。这种服役是轻便而容易的，因为这支军队一天走不了二十英里路。这些运货马车和搬运行李的马匹，因为它们所运输的东西是对军队的福利绝对必要的，所以必须跟着部队走，不能走得太快，并且为了军队起见，不论在行军或扎营时，这些车马总是放置在最安全的地方的。如果你们真像我相信你们那样是英王陛下的善良而忠实的臣民，现在你们倒有一个尽忠的机会了，而且做起来也可以使得你们自己不感到困难。若是因为忙于种植，因而不能单独提供一辆马车，四匹马和一位御者，那么三四家合起来就可以了，一家出车，另一家出一匹或两匹马，另一家出一个御者，租费你们可以按比例分摊。假如面对着这样优厚的待遇和合理的酬报，你们仍不肯自动地效忠报国，那么人们就会大大地怀疑你们的忠心了。国王的任务必须完成。那么多勇敢的战士，千里迢迢来保卫你们，决不能因为你们玩忽你们应尽的责任而袖手旁观；车辆和马匹既是非有不可，因此他们可能采取强制手段，到时你们就会呼援无门，雪冤乏术了，而且也许很少人会同情和关心你们哩!第42节：告约克和昆布兰郡居民书这件事对我没有特别的利害关系，因为除了满足我行善的愿望以外，我只是鞠躬尽瘁，心焦神疲而已。假如用这一办法不能获得所需的车辆和马匹的话，那么在两星期之内我就只好报告那位将军。我猜想轻骑兵约翰·圣克莱爵士会立刻带着一队士兵到宾夕法尼亚来找车马。到那时我将感到十分遗憾，因为我是你们最真诚忠实的朋友和同情者。本·富兰克林我从将军那里领到约八百镑，作为付给车主等人的预支租金，但是因为这笔款项还不够，我又垫付了两百多镑。两星期后一百五十辆马车和两百五十九匹驭马就启程向军营出发了。那广告本来就讲好如有车马损失，照估价赔偿。但是物主说，他们不认识布剌多克将军，或是他们不知道他的诺言是否可靠，所以他们坚持要我亲自担保，于是我就担保了。有一天晚上我在军营里跟丹巴上校联队的军官们共进晚餐，丹巴上校告诉我他替他的部下担忧，他说这些军官们收入一般都不多，在这米珠薪桂的国度里，这次经过旷无人烟地区的长征中所必需的日用品，他们无力购买。我对他们的处境表示同情，决定设法替他们想些补救办法。但是我没有告诉他我的意图，第二天上午我就写了一封信给一个有权支配一些公款的委员会，热诚地希望他们考虑这些军官的处境，提议赠送给他们一些饮食和日用必需品。我的儿子对于军营的生活和需要曾经有过一些经验和体会，他替我开了一张单子，我就把它附在信里。委员会同意了我的请求，这件事办理得如此迅速，当宾州的马车队到达军营时，这些日用必需品也由我儿子押运着送到了。共计二十包，每包计有：塔糖六磅。格罗斯忒干酪一枚。上等黑糖六磅。上等牛油一小桶(二十磅)。上等绿茶一磅。陈年白葡萄酒二打。上等武彝茶一磅。牙买加酒二加仑。上等咖啡粉六磅。芥末粉一瓶。巧克力六磅。上等熏腿二只。上等饼干五十磅。腌舌半打。胡椒半磅。米六磅。优等白酒醋一夸尔。葡萄干六磅。这二十个大包，包装得好好的，放在二十匹马上。每一个包跟一匹马一同送给一个军官。军官们收到这些礼物时，感激莫名，两个联队的上校都写信给我，表示衷心的感谢。将军看我替他租到了车辆等物也感到十分满意，马上偿还了我的垫款，再三地向我道谢，并且要求我继续协助他，替他输送粮秣。这事我也答应了，并且忙忙碌碌地采办着军粮直到我们听到他败北的消息为止，我私人替他的军队垫付了英币一千镑以上，我寄了一张账单给他。幸亏在这次会战开始的前几天，他收到了这张账单，他立即寄回来一张汇单，命令军需官付还给我一千镑的整数，余数并入下次账目。现在我认为能够收回这笔款子是侥天之幸，因为以后我就永远未曾能够收回余数。这件事以后我还要提到。这位将军我倒以为是一个勇敢的人，在某些欧洲的战争中他很可能成为一位优秀军官。但是他的自信力太强，对于正规军队的作战力量估计过高，对于美洲殖民地人民和印第安人两者估计过低。我们的印第安语翻译乔治·克罗干带了一百名印第安人参加了他的进军，这些印第安人，如果他好好地待他们，可能作为向导、侦察兵等，对他的军队大有用处，但是他看不起他们，怠慢了他们，所以后来他们慢慢地离开了。有一天，我跟他谈话，他稍稍告诉我他进军的计划，他说：“攻下了度垦堡以后，我将直捣尼加拉；攻下尼加拉以后，如果季节还不太晚的话，我将进取方替耐克。我想季节一定不会太晚，因为度垦堡阻拦不了我们三四天，度垦堡一下，我就不知道有什么东西可以拦阻我进攻尼加拉了。”在这以前我老早就认为，当他的军队在一条羊肠小道中进军时，他必然要把队伍拉得很长，而这条小道就可以因森林和丛林而被切断，我也想到我曾经读到过，前一次有一千五百个侵入伊洛奎印第安人地区的法国人遭到了失败，因此我有点怀疑，同时我也替这次出征捏一把汗。但是我鼓足勇气只敢说：“当然喽，将军大人，如果你带着一支有这么多大炮配备的优秀部队安全地到达度垦堡，因为度垦堡的防御工程尚未完成，而且听说驻军人数也不多，所以一定指日可下。但是我担心的只是印第安人的埋伏可能阻碍你的进军。印第安人对于埋伏行之有素，因此在掩护和偷袭方面都是十分巧妙敏捷的。你的军队的行军行列必然拉得很长，几乎有四英里之远，这样它可能遭受到从侧面来的突击，可能被切成几段。由于距离过远，被切断的部分不可能及时地相互支援。”他笑我愚昧无知，他回答说：“的确，这些生番对于你们未经训练的美洲殖民地民兵可能是强敌，但是对于英王陛下的久经训练的正规军，先生，他们是毫不足道的。”我想到我没有资格跟一个军人争辩他专业上的问题，所以我就不再多说了。但是敌人并没有像我担心那样地乘机攻击他那漫长的队伍，他们让它继续前进，不加阻挠，直到离目的地九英里的地方。那时，部队比较集中(因为部队刚渡过了河，先头部队停止前进等待着全军过河)，而且处在一块比以前所经过的地方更宽广的林间空地上，就在这里，敌人从树后和丛林后面用密集的火力向先锋部队进攻。到这时将军才第一次知道原来敌人就近在咫尺。先锋部队既然已经秩序大乱，将军就催促大军上前援助，但是由于马车、行李和牲口的缘故，队伍的前进就十分紊乱。不久敌人从他们的侧面开了火。军官们因为骑在马上，是鲜明的目标，成为众矢之的，很快地都倒下了。士兵们挤在一起，也听不到军官们的号令，只是呆在那里给人射击，直到他们当中三分之二的士兵都中弹而死了，到了那时，他们恐慌极了，大家就慌张地逃走了。第43节：最真诚的朋友和同情者赶车的每人从牲口中拉出一匹马来，匆忙地逃走了。其他的人立即模仿了他们的榜样，因此所有的马车、粮秣、大炮和军火全丢给敌人了。那位将军受了伤，好容易才把他救了出来。他的秘书瑟力先生在他的身边中弹而死。八十六名军官中，死伤的达六十三人之多，一千一百个士兵中死了七百十四个。这一千一百个士兵是全军中的精华，其余的部队留在后方归丹巴上校率领，按照原定的计划丹巴上校将押运着大量的军火、粮秣和行李追踪前进。逃走的士兵并没有受到敌人的追袭，他们逃到了丹巴的军营里，他们所带来的恐慌立即使得丹巴上校和他的部下惊惶失措。虽然他现在还有一千多人，而击溃布剌多克的敌人最多总共也不会超过四百名印第安人和法国人。他不但不向前进军，设法雪耻，反而命令把全部粮秣和弹药等物加以销毁，免受拖累，以期获得更多的马匹帮助他逃回殖民地。当时弗吉尼亚、马里兰和宾夕法尼亚的州长们请求他把军队驻扎在边境上，以便保护居民，但是他匆匆忙忙地继续撤退，一直退到费城，那里的居民可以保护他，他才觉得自己安全了。这件事第一次使我们美洲殖民地人民想到：我们对于英国正规军的勇敢无敌推崇备至，是毫无根据的。并且在登陆后经过村落的第一次行军中，他们抢劫掳掠，无所不为，使得某些穷苦家庭完全破产。居民若敢违抗，则侮辱虐待和幽禁接踵而至。这件事就足够使我们厌弃这种保卫者了，假如我们真正需要人来保卫的话。这与我们法国友人的行为是多么不同呀!法国人在一七八一年从罗特岛到弗吉尼亚，经过我国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在近七百英里的行军中，秋毫无犯，没有人因失去一只猪、一只鸡或者甚至一只苹果而抱怨过。那位将军的一个副官欧姆上尉受了重伤，跟将军一起被救了出来，并且继续跟他住在一起，直到几天后将军死亡为止。欧姆上尉告诉我将军在第一天一句话也没有说，在夜间他只说：“谁想得到呀!”第二天他又沉默了，到了最后只是说：“下一次我们就知道如何对付他们了。”几分钟以后他就死了。秘书的文件包括将军的全部命令、训令和通信，全部落入了敌人的手中，他们挑选了几件，把它翻成法文印了出来，证明英国人在宣战前已经具有敌意了。在这些发表的文件中，我看见几封将军写给内阁的信，信中对于我向陆军提供的巨大服务赞誉备至，并请他们注意我。大卫·休谟几年以后做了侯德福勋爵驻法公使任内的秘书，以后在昆威将军任国务大臣时，他又当了他的秘书，他也说他在国务大臣的档案中看到了布剌多克的信件，极力地推荐我。但是因为这次出征失利，人们大概认为我的协助也没有多大的价值，因为这些推荐对我从未发生过什么作用。从将军本人，我只要求一个酬谢，那就是请他命令他的部下不要再征募我们的契约奴仆，已经征募的请他释放。这件事他很快地应允了，因此有几个契约奴仆，经过我的申请，重新归还他们的主人。当军权转入丹巴手中时，丹巴就不那么慷慨了。当他退却或是逃奔到费城时，我请他释放兰加斯德三个穷苦农民家的被征募的仆人，同时提醒他故将军关于这方面的命令。他向我保证，他的军队就要开到纽约去，几天之后他将在特棱吞，如果这些主人到特棱吞去看他，他在那里会把他们的仆人还给他们。于是这些农民破费了川资，不辞辛劳地到特棱吞去，到了那里他拒绝实践他的诺言，致使他们大失所望，而且所费不赀。等到关于车辆和马匹损失的消息普遍传开以后，所有的主人都向我索取由我作保的赔偿费。他们的要求使我大伤脑筋，我告诉他们赔偿的款项已经在军需官的手中了，但是付款的命令必须来自瑟力将军，我向他们保证说我已经向瑟力将军申请赔偿，但是因为他在远处，我们不能立即得到复信，他们必须有耐心。这一番话不能满足大家的要求，有的人开始向我提出诉讼了。最后瑟力将军终于使我解脱了这种可怕的处境，委派了几个委员来审查各人的要求和支付赔款。赔款总数几达两万镑之巨，如果要我赔偿，我就要破产了。在我们接到失利的消息之前，有两位庞德医生带着募捐册来向我募捐，以便集资举办一次巨大的烟火，准备在获得我们攻下度垦堡的消息之后狂欢庆祝之用。我面孔很严肃，我说我认为当我们确实知道需要狂欢庆祝时，再来筹备也不为晚。他们好像很惊讶我没有立刻附和他们的建议。其中有一个人说：“唷!你总不会以为这个炮台打不下吧?”“我并不以为这个炮台会攻不下，但是我知道胜败颇难预测。”我就告诉他们我之所以怀疑的理由，募捐就此作罢，因此他们总算避免了一件会使他们懊丧的事。如果他们买了烟火，他们定会悔恨交加呢!以后在另一个场合，庞德医生说他不喜欢富兰克林的凶兆感。在布剌多克受到挫折之前，莫理斯州长不断地跟州议会纠缠不清，写了许多咨文，企图强迫州议会通过州防经费而免征业主财产，他否决了所有州议会的议案，因为它们没有豁免业主财产的条款。现在危险更大了，州防的需要也更加迫切了，所以他加紧向州议会进攻，达到目的的希望也越来越大了。但是，州议会还是坚定不移，因为他们相信正义是属于他们的，如果他们让州长修改他们的财政法案，他们的权限将受到严重的侵犯。在最后一批议案中有一个议案，拨款五万镑，的确，州长只建议了修改一个字。原来的议案说：“一切动产和不动产都得课税，业主的财产亦然。”州长把“亦”改成“不”字，修改虽不多，意义却有很大的变更。我们一直把州议会对州长咨文的答复寄给我们在英国的朋友。当这个军事失利的消息传到英国后，这些朋友们就哗然指责业主不应该对他们的州长发出这样卑鄙的非正义的训令。有的甚至说他们既然破坏了他们殖民地的州防，那么他们就丧失他们对该殖民地的权益了。他们受到了舆论的压力，就命令他们的岁入征收总管捐助五千镑，不论州议会通过多少州防经费。州议会接到了这样的通知以后，就接受了这五千镑作为他们应缴捐税的代金，接着就提出了一个新的议案，附有免税条文，于是议案就通过了。根据这个决议，我是处理该项经费的委员之一，拨款共达六万镑。我积极地参与了这一议案的起草工作，并积极地使它获得通过。同时，我起草了一个建立和训练义勇军民兵的议案，并且很容易地使它在议会中获得通过，因为在议案中我们留意使得教友会教友可以保持自由。为了成立建立民兵所必需的团练，我写了一篇对话这篇对话和民兵法案刊登在《绅士杂志》，一七五六年二月三月号［富兰克林注］。，尽我所能地提出了一切反对这种民兵的想法，并加以答复和驳斥。这篇对话印了出来，我想发生了很大的效力。第44节：推荐对我从未发生过作用当城市和乡村的几个连正在组织和训练的时候，我答应了州长的请求去接办我们西北部的边防，那里常有敌人出没，要我去训练团练，修建一连串的炮台来保卫当地的居民。我把这个军事任务承担下来，虽然我并不认为我自己是十分够格干这件事的。他给了我全权的委任状，给我一包空白的军官委任状，以便颁发给任何我认为合适的人。招募民兵我倒没有什么大困难，一下子我就招募了五百六十名，由我统率。我的儿子在上次战争中是攻打加拿大军队中的一名军官，就当了我的副官，他对我很有用。印第安人已经焚毁了纳登荷(这是一个弟兄派教友居住的村落)，并且屠杀了当地的居民，但是我们认为这个地方是建筑炮台的一个好地点。为了向纳登荷进军，我在伯利恒集合了连队，伯利恒是弟兄派教友的主要所在地。出乎意料地我发现伯利恒的防御准备做得非常好，因为纳登荷的毁灭使他们感到唇亡齿寒。该地主要的房屋都用栅栏防卫起来，他们从纽约购买了一些枪支和弹药，他们甚至在他们高大的石头房子的窗户与窗户之间，放置了许多铺路石，以备妇女们用来向任何企图侵入的印第安人的头部投掷。武装了起来的教友们也轮班看守，像任何驻防城市的守备队一样有条不紊地交替休息。在跟他们的主教施金堡谈话时，我提到了我感到的惊奇，因为我知道他们获得了议会的特许，豁免他们在殖民地的军役，我满以为他们是真心诚意认真地反对当兵的。他回答说反对服兵役不是他们确定的原则之一，但是在获得议会特许时，有人认为他们的信徒中有许多人是反对服兵役的。但是这一次，出乎意料地他们发现只有极少数人保留这种信仰。看来不是他们欺骗了他们自己，就是他们欺骗了州议会，但是常识和当前的危险结合起来有时候是能够克服怪僻的念头的。就在一月初，我们着手修筑炮台了。我派遣了一个支队到密尼新克去，为了保护那个较高地区我命令他们修建一个炮台，我又派了另一个支队带着类似的使命到较低的地区去。最后我自己带着其余的部队到纳登荷去，在那里我们认为必须更迅速地修建一个炮台。那些弟兄派教友替我张罗了五辆运输马车，搬运我们的工具、粮秣、军火、行李等物。有十一个农民被印第安人从他们的农场上赶了出来。我们刚要从伯利恒出发时，他们跑来找我，请求发给他们火器，使得他们可以回去抢救牲口。我发给每人一枝枪和一些合用的子弹。我们还没有走几英里路，天就下起雨来了，而且整天不停。在路上也没有避雨的场所，到傍晚我们到了一个德国移民的家里，在他的堆房里我们大家紧紧地挤成一团，全身湿得像落汤鸡一样。幸亏我们在路上没有碰到敌人，因为我们的火器十分简陋，我们的士兵怎么也没法使枪机不受潮湿。印第安人能想出巧妙的办法来保持枪机干燥，而我们却束手无策。就在当天这些印第安人碰见了上面提到的十一个可怜的农民，击毙了十个。那个从虎口里逃出来的唯一幸免者说他和他同伴的枪打不出去，因为枪管给雨淋湿了。第二天天晴了，我们就继续前进，到达了荒无人烟的纳登荷。在附近有一个锯木厂，厂旁还留着几堆木板，用这些木板我们不久就替我们自己建造些临时兵房，由于我们没有帐篷，在这样严寒的季节里修建兵房倒是十分必要的。我们第一件工作是更妥善地埋葬留在那里的尸首，在这以前乡下人只把它们早早收殓而已。第二天上午我们替我们的炮台做了个计划，选择了台基，炮台周围共长四百五十五英尺，这就需要四百五十五根栅栏，紧密排列，每根栅栏由直径一英尺的树干制成。我们共有七十把斧头，我们立即动手伐木，因为我们的士兵是伐木能手，所以效率很高。我看到伐木的速度是如此迅速，当两个人开始砍伐一棵松树时，我就好奇地望着我的表，不出六分钟他们两人已经把它砍倒在地上了，我发现那棵树的直径有十四英寸，每棵松树可制成三根长达十八英尺的栅栏，栅栏的一端削尖。当伐木工作正在进行时，我们的其他士兵在四围挖掘了深达三英尺的壕沟，以便把栅栏插入土中。我们把马车的车身拆掉，拔掉连接前后两段辕杆的钉子，把前后轮分开，这样我们就有了十辆马车了，每辆由两匹马拖拉，把栅栏从森林运到工地。当栅栏立好以后，我们的木工在圈内沿着栅栏用木板搭了一个搭脚，离地约有六英尺高，以备人们站在上面从枪眼中向外射击。我们有一门旋转炮，装在一个角上，一经装妥我们就开炮，通知印第安人(假如他们有人在附近的话)，我们有了这种装备了。这样我们的炮台，假如我们如此简陋的栅栏用得上这样雄伟的名称的话，总算在一星期内完成了，尽管每隔一天就大雨倾盆，使得士兵们无法进行工作。这件事给我一个机会看到，当人们在工作时，他们觉得非常满足，因为在他们工作的日子，他们温厚愉快，他们意识到自己完成了整整一天的工作，他们的晚间就过得很愉快。但是在空闲的日子里，他们就悖忤不驯，争吵不息，挑剔他们的伙食，不断地发脾气。这使我想起一个船长来了，他总是使他的水手们继续不断地工作着。有一次他的大副报告说，他们的工作全做完了，也找不到什么工作可叫他们做了。他说：“啊，叫他们洗刷锚吧。”第45节：克服怪僻的念头尽管这种炮台鄙陋不堪，抵御没有大炮的印第安人，已经绰然有余了。当我们站稳了脚，在必要时，我们也有地可退之后，我们就大胆地结伴搜索邻近地区。我们没有碰到印第安人，但是我们在附近小山上却发现了他们躲藏着窥伺我们行动的地方。这些地方有一种巧妙的装置，似乎值得一提。这时候是冬季，印第安人需要烤火，但是如果在地面上生一个普通的火，那么在远处人们看见了光就知道他的位置了。因此他们在地上掘了直径约三英尺深三英尺余的洞。我们观察到他们怎样用斧头从森林里的烧焦木头边上砍下木炭来。用这些木炭他们就在洞底生起了小火，并且我们看到他们上半身躺在地洞四周草地上所留下的痕迹，他们的腿挂在洞里以保持足部温暖，保持足部温暖对他们是十分重要的。用这种方法来生火，敌人看不到火光、火焰和火星，甚至也看不到烟，因此他们就不会被发现。看来他们人数并不多，好像他们已经晓得我们的人数过多，他们要袭击也不能希望打胜仗。我们有一个热心的长老会牧师俾替先生充当我们的军中牧师，他向我抱怨说，士兵们一般不来参加祈祷会，不来听他的训诫。当他们应征时，除了饷银和伙食外，我们还答应每天给他们一及耳甜酒，我们按时发酒给他们喝，一半在上午，一半在晚上。我发现他们来喝酒倒是十分按时的。因此我跟俾替说：“作为一个牧师，要你去管理甜酒或许是有点屈尊，但是如果你等到祈祷会完毕后才发酒，他们都会来的。”他觉得这办法不错，接受了这个职位，有几个人帮他斟酒，这事进行得很顺利，祈祷会从未有过这样座无虚席、按时不误的情形，因此我认为与其用军法来处罚那些不参加礼拜仪式的人，倒不如用这种方法为妥。这一工作刚完成，我在炮台里刚贮备了充分的粮秣以后，我接到了州长的一封来信，告诉我他已经召集了州议会，要我去参加会议，假如边境的形势不需要我再在那里的话。我在州议会里的友人们也来信劝我去开会，如果可能的话。现在我的三个炮台既然已经修建完毕了，居民们在炮台的保护之下也安心地留在自己的农场里了，我就决心回去。更高兴的是一个新英格兰的军官，叫做柯赖班上校，对于与印第安人战争颇有经验，刚巧到我们的地方来访问，同意担任指挥官的职务。我给他一张委任状，在检阅驻军时，我向全军宣读委任状，并把他介绍给全体士兵，我认为由于他的军事技能，他比我更适宜于做他们的指挥官。对他们讲了几句劝勉的话以后，我就离开了。他们护送我到伯利恒，在这里我小住了几天，消除疲劳，当我第一夜睡在一张舒适的床上时，我简直无法入睡，因为这与裹着一两条毯子睡在我们纳登荷木屋里的地板上，有天壤之别。在逗留伯利恒期间，我稍稍了解一下弟兄派教友的风尚。有几个弟兄派教友一直陪着我，所有的弟兄派教友都对我十分客气。我发现他们实行共产，伙食是集体的，许许多多人一起睡在集体宿舍里。我在宿舍里看到在靠近天花板处的四围墙上每隔一定的距离开一个气孔。我认为这些气孔为了流通空气，开在上端，是很适宜的，我参加了他们的礼拜仪式，当时我听到了优美的音乐，感到快慰，他们用提琴、箫、横笛、竖笛等乐器来伴奏风琴。我知道他们讲道时，不像我们平常那样，对男女老少混合的会众讲的，他们有时候召集已婚的男子，有时候召集他们的妻子，有时未婚青年男子、未婚青年女子和儿童分头集会。我曾听过他们向儿童说教。男孩由一个青年男子(他们的导师)带领，女孩由一个青年妇女带领进入会场，排队依次坐在凳子上。所讲的内容似乎颇适合他们的水平，讲时用一种亲切愉快的口吻，仿佛诱哄他们做乖孩子似的。他们的纪律颇好，但是似乎面色苍白，健康欠佳。我猜想他们被关在屋子里的时间太多了，或是运动太少了。我调查了弟兄派的婚姻习惯，想弄清楚他们是否像传说那样用抽签方式决定配偶的。他们告诉我只是在特殊情况下他们才用抽签来决定。在一般情况下，当一个青年男子打算结婚时，他就告诉他班上的长辈们，他们又跟那些管理青年女子的老年妇女商量，由于这些男女长辈们对于他们各人自己学生的性情脾气都很熟悉，他们最能判断谁配谁最合适，平常男女双方总是同意他们的决定的，但是比方说，假如他们认为有两三个青年女子都同样地适合一个青年男子，那时才使用抽签的办法。我提出了反对的意见说，如果婚姻不是由当事人自愿选择，他们当中可能有人会感到不满。告诉我这件事的人回答说：“就是你让当事人自己选择，他们也可能会产生不满。”这一点事实上我也无法否认。回到了费城以后，我看到团练的事情进行得很顺利，除了教友会教友以外，其余的居民几乎全都加入了，他们按照新的法律把自己组成许多中队，选出了他们的上尉、中尉和少尉。B博士来看我，告诉我他在宣扬有关团练法律方面所做的努力，并且说这种努力有了重大的成就。在这以前我自己以为这一法律的通过全由于我的那篇《对话》。但是我想他所说的或许也有道理，所以我就让他保持他的意见。我想在这种情况下一般说来这是最好的办法。团练的军官们开会时，选举我做团队的团长，这一次我接受了这一职位，我忘了我们一共组织了多少中队，但是我们有一千两百个雄赳赳的战士列队游行，还有一中队的炮兵，他们带有六门铜质野战炮，他们使用这种野炮颇为纯熟，每分钟能发十二炮。在我第一次检阅了我的团队以后，炮兵们送我到家，坚持要在我家门口放几个礼炮，对我致敬，炮弹把我电学仪器上的几块玻璃震下来摔破了。事实上我的新荣誉也跟这些玻璃差不多一样地脆弱，因为不久以后英国政府废除了我们的团练法，我们的军衔也接着被撤销了。在我充当团长的短短时期中，有一次在我将出发到弗吉尼亚旅行之前，我团队中的军官们认为他们应当护送我出城直到下渡口。当我正在上马时，他们三四十个人，骑着马全体穿着军服，来到我的门前。事前我对他们的计划一无所知，否则我会加以劝阻，因为我生性不喜欢在任何场合摆威风。他们来了，我真十分懊恨，因为我这时无法使他们不护送我了。使事情更糟的是：当我们开始移动时，他们拔出了他们的指挥刀，一路上骑着马露刃前进。有人替这件事写了一个报告寄给业主，他大为不乐。当他在宾夕法尼亚州时，他从来没有受过这样隆重的敬礼，他的州长们也从未享受这样的敬意。他说只有王室的亲王才配受这样的敬礼。这也许是真的，但是我不大知道。无论是过去或现在，对这种事情的礼节我都是外行。第46节：无论是过去或现在但是这种无谓举动却大大地增添了业主对我的敌意。由于我在州议会中有关他财产免税方面的言行，在这以前他本来已经很恨我了。我一直激烈地反对着这种免税，而且我还严厉地斥责他在要求这种特权时所表现的卑鄙无耻的不义行为。他向内阁控告我，说我对英王军务的完成是一个巨大障碍，说我利用我在州议会中的势力反对通过合适的筹款议案。他还引我跟我的军官们列队游行的事作为例证，说明我企图使用武力从他手中夺取宾州的政权。他还请求邮务总长依福拉·福根纳爵士免除我的职务，但是他徒劳操心，结果只博得了依福拉爵士的一顿委婉的训诫而已。尽管州长与州议会间不断发生龃龉，作为一个议员，我在争论中是分担着很大的份儿的，但是在我与州长之间却仍然保持着一种谦恭有礼的关系，我们之间从未发生过私人的嫌隙。有时候我想他之所以对我不抱怨或很少抱怨，可能是一种职业性习惯的结果，因为大家都知道对他咨文的复文是我执笔的。他受过律师的训练，他也许认为我们两人只是诉讼中争执双方的律师而已，他代表业主，而我代表州议会。因此，有时候他到我家里来做一次友好的访问，要我对一些疑难问题提些意见，他有时也接受我的劝告，虽然这是不常有的事。我们共同合作替布剌多克的部队采购粮秣。当他失利的可怕消息到达后，州长火急地召我去见他，跟他共同商谈防止边陲城镇居民逃亡的方法。现在我记不起当时我建议了什么，但是我想我曾经建议他应当写信给丹巴，要他如果可能的话暂把部队驻扎在边境上，以保护边区居民，等到各殖民地的援兵一到，他或许可以继续进行征伐。等到我从边区回来以后，他可以命令我用殖民地军队去进行征伐，去取度垦堡，如果丹巴和他的部队忙于攻打其他地区的话。他提议任命我为将军。我对于我自己军事才能的估价低于他口头上对我的评价，并且我相信他口头上的评价一定超过了他真正的想法。但是也许他以为我的名望会有助于士兵的征集，我在州议会中的势力会有助于州议会的拨款来付军饷，并且或许此项拨款可以豁免业主财产的纳税。当他发现我并不像他预料那样地热中于此的时候，这一计划就被抛弃了。不久以后他就去职了，继任者是田尼上尉。在我继续叙述我在这位新州长任内所从事的政治活动之前，在此不妨叙述一下我在学术研究方面声誉的蒸蒸日上。在一七四六年，当我在波士顿时，我在那里遇见了一位斯宾斯博士，他刚从苏格兰来，他做给我看一些电气试验。这些试验做得不很完美，因为他的技术不很熟练。但是因为这个题目对我是完全新的，所以它们使我感到又惊又喜。我回到费城不久，我们的订阅图书馆从伦敦皇家协会的一个会员柯令逊先生那里收到了一根玻璃管作为礼品，附有说明书，解释做这种实验时使用玻璃管的方法。我热心地乘机重复我在波士顿看到的实验。经过多次练习以后，我也能很迅速熟练地做那些在英国寄来的书报中提到的实验了，同时我加添了几个新的实验。我说经过多次练习，因为在一个时期内我家经常客满，人们麇集来看这些新鲜的玩意儿。为了使得朋友们能够稍稍分担这种负累，我叫玻璃厂制造了几根类似的玻璃管。这样，这些朋友也有了做实验的设备了，所以到了后来我们就有了好几个做实验的表演者了。在这些人中间，金纳司莱先生是最主要的，他是我的邻居，很有才能，由于他当时正失业，我就鼓励他表演这种实验来赚钱，并且我替他撰写了两篇演讲稿，务使实验的先后排列、讲解说明的措辞和方法，能做到由浅入深、从已知到未知的地步。为了这个目的他购买了一套漂亮考究的仪器，凡是以前由我自己制造的粗糙的小机件，现在都由仪器制造商做得很漂亮了。听他演讲的人很多，他们听了也大为满意。过了一些时候，他周游各殖民地，在各主要城镇表演实验，因此赚了一些钱。在西印度群岛，做这些实验可确实不容易，因为那里的空气很湿。由于柯令逊先生赠送给我们那根玻璃管和其他物件，我们对他很感激，所以我觉得我应当告诉他我们用玻璃管做实验所获得的成就，我就给他写了几封信，报告我们所做的实验。他在皇家学会中宣读了我的报告，皇家学会起初以为这些报告没有重大价值，不值得在他们的社刊中发表，我曾经替金纳司莱写了一篇论文，说明闪电和电是同一体，我把这篇论文寄给我的一个朋友密丘尔博士，他也是皇家学会的会员。他告诉我说，这篇论文已经在学会中宣读过了，但是只受到了那些行家的嘲笑。但是有人把这些论文给方寿节博士看，他却认为它们很有价值，不应使之埋没，他建议把它们印出来。后来柯令逊先生把它们交给盖夫，要他在他的《绅士杂志》中发表。但是盖夫决定用小册子单独发表，方寿节博士并且写了一篇序文。看来盖夫的生意经算盘是打对了，因为加上后来陆续寄去的文章，这本论文集变成了一本厚厚的四开本，出了五版，可是稿费他却分文不出。但是，这些论文在一个时期内在英国并未引起广泛的注意。一位有真才实学的驰名法国和全欧的科学家德保丰爵士，以偶然的机缘看到了这本论文集，他就促使戴立巴先生把它译成法文，在巴黎出版。这一法文版的印行却激怒了宫廷科学导师诺莱神父。他是一个能干的实验科学家，他在以前已经发表了一个关于电气的理论，当时甚为流行。他起初不能相信这些论文是从美洲来的，他说这必然是他的论敌们为了贬损他的学说而在巴黎捏造出来的。到了后来，他知道了：尽管他以前怀疑过，在费城却真有一个叫富兰克林这样的人，他写了许多信，发表了一巨册的信件，这些信主要是写给我的。在信里他替他的学说辩护，否认我的实验和从实验获得的结论的真实性。第47节：做这些实验可确实不容易有一个时候我打算复信，而且已经开了一个头，但是仔细一想：我的论文讲述了实验的方法，任何人都可以重复核对，如果实验不能核实，空辩又有何用，论文里的意见是仅仅作为假设臆测提出来的，并不是武断的教条，因此我根本没有必要去辩护。同时我想到两个人使用着不同的语言，他们之间的争辩，由于翻译上的错误或由误译所引起的相互间的误解，可能大大地拖长，这位神父有一封信中的大部分的话就是由于译文中的一个错误而引起的，因此我就决定不去替这些论文辩护，我认为与其去替已经做过的实验辩护，不如把我公余的时间用来做新的实验吧。所以我从来没有回答过诺莱先生的信，以后的发展也证明我不回驳他的信是对的，因为我的朋友、皇家科学协会会员李罗先生出来替我辩护，驳斥了他的论点。我的论文集译成了意大利文、德文和拉丁文，书中的学说也逐渐地为欧洲的科学家们普遍采纳，他们抛弃了诺莱神父的学说。所以他在死前目睹他自己是他的学说的最后信奉者了，例外的是巴黎的B先生，这位先生是他的高足和承受衣钵的弟子。使得我的书籍特别迅速和广泛地引起人们注意的是书中所建议的一个实验的成功，这个实验的目的是在把云中的电引到地下来，是戴立巴和德罗两先生在马莱做的，这件事轰动一时，遐迩闻名。德罗先生拥有一个实验室，并且讲授实验科学，他就着手重复他所谓“费城实验”，在国王和王后面前表演过以后，巴黎全城爱看热闹的人都蜂拥而至了。关于这个重要试验的经过以及不久以后我在费城用一只风筝做的一个类似的实验(实验获得成功，因此使我感到无限快慰)，我在这里不赘言了，因为在电学史上都记载着这两件事。一个叫做赖特的英国医生，当他在巴黎的时候写信给他的朋友(一个皇家学会的会员)，告诉他国外的学术界非常重视我的实验，外国的学者不了解为什么我的著作在英国反而默默无闻。接到了这个消息以后，皇家学会才重新考虑以前在会中宣读过的通讯。著名的华生博士把过去曾经宣读过的和从那时以后我寄到英国去的一切有关电气的通讯做了一个扼要的报告，并且对我赞扬备至。这个报告以后就发表在他们的社刊上。有一些在伦敦的会员，特别是才智聪睿的康东先生，都证实了用一个尖针可以把云端的电引下来，他们也把结果报告给皇家学会。不久皇家学会就纠正了他们初期对我忽视的错误，并且对我十分优待，没有经过我申请，他们自动地选举我为皇家学会会员，给我这个荣誉，并且决议豁免我缴纳例行的入会费。入会费是二十五个金币，此后他们一直免费赠送给我他们的社刊。同时他们还赠送给我一七五三年高富利·柯普立爵士的金质奖章，在颁发奖章的典礼上，学会会长麦克尔费勋爵还发表了一篇非常客气的演说，对我推崇备至。上述皇家学会的奖章由我们的新州长田纳上尉替我带到美洲来，在费城为他举行的招待会上他把奖章赠送给我。在给奖时他对我表达了他的敬意，措辞十分殷勤，他说他对我的品德闻名已久了。饭后，当参加宴会的人按照当时的习惯正在喝酒的时候，他把我拉到另外一间屋里，告诉我说他在英国的朋友们劝他跟我交往，他们说我能够给他最好的忠告，最能够协助他使得他的执政一帆风顺，因此他说他极愿与我友好相处，他要我知道在任何时候他都愿意尽力为我效劳。他还对我说了许多关于业主对于宾州具有善良意图的话，他说如果长期以来存在着的对业主各项措施的反抗能够放弃，使得业主与他的臣民能够言归于好的话，这对我们大家，特别对我，都会有好处。能够促成这种形势的，他说大家认为非我莫属，而且我可以获得适当的酬谢和报答云云。饮酒的人看到我们迟迟不回到餐桌旁去，叫人送来了一瓶白葡萄酒。州长就大喝起来，酒喝得愈多，他的恳求和许愿也就愈多了。我回答如下：我说感谢上帝我的经济情形很好，我不需要业主给我任何恩赐；同时，作为一个议员，我也无法接受业主的任何赏赐。但是，我说我和业主之间并无个人的嫌隙，任何时候只要他所提出的公共措施看来是符合人民的利益的，我一定会比别人更热烈地加以拥护和赞助。我过去之所以反对是由于业主所提倡的措施显然只为业主的利益服务，严重地损害了人民的利益。我说我十分感激他(州长)对我表示的好意，他可以相信我将尽我的力量使他的执政尽可能地顺利，同时我希望他没有像他前任那样带着不幸的指示来，这种指示曾经使他的前任束手无策。关于这一点他当时不加解释。但是当他后来开始与州议会办事时，这个指示又出现了。双方的争执又恢复了，而我还像过去一样地积极抵制，因为第一次要求州长把业主指示通知州议会的请求是我起草的，以后对于这些指示的意见也是我执笔的。这两个文件可以在当时的议决案中和我后来发表的历史记录中找到。但是在我们私人之间却并没有发生过任何仇恨，我们常常见面，他是一个学者，到过世界许多地方，谈吐十分风趣动人。他第一个告诉我，我的老友詹姆士·雷夫还活着，他被认为英国最卓越的政论家之一，他在腓特烈亲王和国王的纠纷中曾被雇用过，因此获得了一年三百镑的恩俸。作为一个诗人他的声誉确实是微不足道的，蒲柏在他的“愚人叙事诗”中曾经攻击过他的诗，但是他的散文却被认为是第一流的。州议会终于发现业主执迷不悟地坚持用指示束缚他们的代理人州长，这种指示不但违反人民的利益，而且对英王的军务也有妨害，因此州议会州议会全体一致通过的许多议决案——何年何月?——［富兰克林写在边上的疑问］。就决定向国王去控告他们，指定我为州议会的代理人到英国去提出请愿和进行活动。在这以前州议会曾经向州长送去一个议案，这个议案拨款六万镑给英王使用(其中一万镑可由当时的将军劳登勋爵动用)，但是州长按照业主的指示坚决地拒绝予以批准。第48节：大家认为非我莫属我已经跟一只纽约邮船的摩理斯船主约好坐他的船渡海去，我的食用必需品已经送上船去了，这时劳登勋爵忽然到费城来了，据他说，是特意来设法替州长和州议会调解的，使得英王的军务不至于因两者间的分歧而遭受到可能的阻碍。因此他要求我和州长跟他会面，使他可以听到双方的陈述。我们见了面，讨论了这个问题。我代表州议会提出了当时政府文件中指出的各种理由，这些文件是我起草的，印在州议会的纪录里。州长却用他业主的指示来辩护，他说他曾经担保遵守业主的指示，如果他违背了这些指示，他就什么都完了，但是好像他并不是不愿意去冒险一试，如果劳登勋爵劝他不遵守这些指示的话。可是劳登勋爵却不肯劝他，虽然有一个时候我以为我几乎已经说服他了，但是最后他宁可敦促州议会顺从州长的意志，他恳求我利用我在州议会中的势力来达到这个目的，他声言他不能分出英王的军队来保卫我们的边疆，如果我们自己继续不做防御准备，我们的边境就必然容易遭受敌人的袭击。我把经过的情形报告给州议会，向他们提出了我起草的一系列议决案，议决案申明我们的权利，声言我们决不放弃这种权利，这一次为暴力所逼，我们只是暂时停止行使这种权利，并且我们对这种暴力提出了抗议。最后州议会同意收回原来的议案，另外通过了一个符合业主指示的议案。这个议案州长当然批准了，因此接着我就可以渡海出国去了。但是在这当儿那只邮船已经载着我的船中食粮开走了，这对我是一笔损失，但是我唯一的酬劳是劳登勋爵感谢我帮助的几句话，这次调解的功劳却全是他的。他在我以先动身到纽约去了。因为邮船出发的时间是由他安排的。这时候有两只船在港内，其中有一只他说不久就要启碇。我请他告诉我启碇的确切日期，使我不至于因为我的耽搁而误了船期，他回答说：“我已经告诉人它将在下星期六启碇，但是我可以告诉你——这句话你可不能告诉别人——如果你在星期一上午到达码头，你还来得及，可是不要再晚了。”由于在渡船上发生了一些意外的故障，当我到达时已经是星期一的中午了，我很担忧船可能已经开走了，因为这天有顺风，但是我不久听到了它还在港内，要到第二天才启碇，我就放心了。大家也许以为我马上就要动身到欧洲去了，我也以为这样，但是当时我还不大了解劳登勋爵的性格，优柔寡断是他性格中最大的特点之一。我将举一些例子。我到纽约来是在四月初，我想到了六月底我们才启碇。当时有两只邮船留在港内已经很久了，但是为了等待这位将军的信件，这两只邮船被扣留住了，他总是说信件第二天就可以写好。另外一只邮船来了，也被扣留住了，在我们启碇之前，第四只邮船就快要来了。我们的那只最先启碇，因为它留在港内最久。所有船只的舱位全都定好了，有些旅客十分焦急地渴望着动身，商人们为他们的信件担忧，为他们替秋季货品保险的申请单担忧(因为这是战时)。但是他们的焦虑毫无用处，劳登勋爵的信还没有写好。但是去拜访他的人却看见他整日伏在案头，手里拿着笔，总以为他要写的东西一定很多哩。有一天上午我自己去向他问候，我在他的会客室里看到了从费城来的一个叫做伊聂斯的使者，他是特地从费城来递交田纳州长给将军的一个小包裹的。他交给我几封费城朋友的来信，我就问他什么时候回去，耽搁在什么地方，以便我可以托他带几封信回去。他说将军命令他第二天上午九时来取将军给州长的复信，然后立刻动身。我在当天就把信交给他。两星期以后我又在老地方遇见了他。“好，你这么快又回来了，伊聂斯?”“回来了!不，我还没有去呢!”“这是怎么的?”“这两个星期以来我每天上午奉命到这里来拿劳登勋爵的信，信总是还没有写好。”“这怎么会呢?他是这样一个勤于动笔的人，我看他不断地坐在案头书写哩!”伊聂斯说：“是呀，但是他活像广告上的圣乔治一样，永远骑在马上，却寸步不前。”这位使者的观察似乎是颇有道理的，因为当我在英国的时候，我听到庇特先生撤换这位将军，派遣安麦斯特和乌尔佛两位将军，他的一个理由就是陆军部长从未接到他的报告，无法知道他在干些什么。由于每天期待着启碇，同时三艘邮船都要开到散地·胡克去跟随舰队，乘客们认为最好是守在船上，万一邮船突然接到命令启碇，他们也就不会被丢在岸上了。假如我没有记错的话，我们在船上就这样呆了约六个星期，消耗了船中食粮，不得不又去添购。最后舰队终于启碇了，那位将军和他的全军都坐了船到路易堡去，目的是去围攻和夺取那个要塞，所有随行的邮船接到命令要伺候将军的坐船，等到他的公文一写好就可立刻接过来。我们在海上等了五天，才接到一封公文，准许我们离开，到了这时候我们的船才离开舰队，首途赴英。其他两只邮船他继续扣留着，把它们带到哈黎法克斯，在那里他停留了一个时间，训练他的部队向假设炮台进行攻击演习，接着他放弃了攻打路易堡的计划，带着全部人马跟上述两只邮船和船上的全体乘客回到纽约去了!在他离开大陆期间，法国人和印第安人攻下了纽约边境上的乔治堡，印第安人并且屠杀了许多已经投降了的士兵。以后在伦敦我遇见鲍纳尔船长，他是当时指挥其中的一只邮船的。他告诉我说，当他被扣留了一个月以后，他告诉劳登勋爵他的船底长满了海藻贝壳等物，已经到了必然会影响它航行速度的程度，这对邮船来说是很严重的，因此请求允许他一些时间，以便把船拉起来清除船底。将军问他需要多少时间，他回答说三天。将军回答说：“如果你能够一天就搞好，我就答应，否则不行，因为后天你一定要启碇了。”这样这位船长的请求从未获得批准，虽然事后这只船一天又一天地被扣留了足足三个月之久。第49节：后天一定要启碇了在伦敦我也遇见了鲍纳尔船长的一位乘客，因为劳登勋爵欺骗了他，把他长期扣留在纽约，以后把他带到哈黎法克斯，又把他带回纽约，他气愤极了，发誓要提出诉讼，请求赔偿损失。究竟他以后是否提出诉讼，我不知道，但是根据他所讲的，他所遭受的损失是十分巨大的。从大处来说，我觉得十分奇怪为什么人们会把像指挥大军那样的重大任务托付给这样一个人。但是后来我阅世较深，熟悉了攫取职位的方法和封官赐禄的动机之后，我就不再惊奇了。在我看来，如果继布剌多克而掌握军权的瑟力将军不被免职的话，在一七五七年的战役中，战绩一定会好得多，而劳登勋爵在这次战役中却轻举妄动，铺张浪费，使我们的国家民族遭受到难以想象的耻辱，因为虽然瑟力并未受过军事教育，但是他通情达理，精明机警，能够接受别人正确的劝告，决断英明，执行计划时迅速敏捷。劳登不用他的大军去保卫殖民地，而让他们去遭受敌人的侵袭，可是他自己却吊儿郎当地在哈黎法克斯练兵，这样就丢掉了乔治堡。他搅乱了我们所有的商业活动，长期禁运粮食出口，因而使我们的商业感到走投无路。虽然禁运粮食出口的借口是为了不使敌人获得粮秣，但在实际上只是为了压低粮价，以便军中伙食承包人可以从中渔利，据说(可能这只是猜疑)他还接受了承包人的贿赂哩。最后当禁运令撤销时，因为忘了把这个通知送到查勒士敦去，却使卡罗来纳的舰队多停留了几乎三月之久，因此使得它们船底严重地受到了蛀虫的侵蚀，以致其中一大部分船只在归途中沉没了。对于一个不熟识军事的人，指挥一支大军必然是一个极沉重的负担，因此我相信瑟力被免职，他自己倒是真正乐意的。我参加了劳登勋爵接任时纽约市民为他举行的宴会。瑟力虽然已经免了职，也出席了宴会。当时有很多军官、市民和陌生人出席，有一些椅子是向邻近居民借来的，其中有一把椅子很低，却想不到瑟力恰巧坐在上面。我坐在他旁边看到了，我就说：“先生，他们给你的座位太低了。”他说：“没有关系，富兰克林先生，我觉得低的座位最舒适。”在我上述逗留纽约期间，我收到了我替布剌多克采办粮秣等物的各种账单，在这以前，其中有些账单我还来不及从我所雇用的各采办员那里收回，我把账单送到劳登勋爵处，请求付偿余数。他命令主管人员对这些账单加以彻底的审查，那位军官核对每一张付款凭单以后，证明账目和差额准确无误，劳登勋爵就应允给我一张发款员的支票。但是他一再拖延，虽然我经常按照约定时间去取，我一直没有拿到。最后，在我动身前，他告诉我说经过仔细考虑以后，他决定不把他的账款和他前任的账款混在一起。他说：“你到了英国，只要把你的账单呈送国库，他们马上就会把余款还给你的。”我提到(但是毫无效果)我被迫长期逗留在纽约，因而使我不得不支出巨大而意外的费用，所以我要求立即付款。我指出我办理采购并未支取佣金，因此他们应当立即偿还我垫付的款项，不应当再增加我的麻烦，也不应当再事拖延。听到这句话，他说：“唉，先生，你不要以为你能使我们相信你没有得到什么好处，这些事情我们很了解，我们知道所有与军队采办有关的人都有办法从中中饱。”我使他确信我的情况并非如此，我并没有因此赚一文钱，但是他显然不相信我的话，以后我确实听说有人常从这种工作中发了大财。至于欠我的余数，到今天还没有偿还，以后我还要提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