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天读书网（www.book.d78i.com）整理一生一帆风顺自传(一七七一年写于都怀福德村圣阿萨夫教堂主教家中)我儿：我一向爱好搜集有关祖上的一切珍闻轶事。你也许还记得当你跟我同住在英国的时候我曾经为了那个缘故跋涉旅途，遍访家族中的老人。目前我正在乡间休假，预料有整整一个星期的空闲，我想你也许同样地喜欢知道我一生的事迹(其中有许多你还没有听过)，因此我就坐了下来替你把这些事迹写出来。除此以外，我还有一些别的动机。我出身贫寒，幼年生长在穷苦卑贱的家庭中，后来居然生活优裕，在世界上稍有声誉，迄今为止我一生一帆风顺，遇事顺利，我的立身之道，得蒙上帝的祝福，获得巨大的成就，我的子孙或许愿意知道这些处世之道，其中一部分或许与他们的情况适合，因此他们可以仿效。当我回顾我一生中幸运的时候，我有时候不禁这样说：如果有人提议我重新做人的话，我倒乐意把我的一生再从头重演一遍，我仅仅要求像作家那样，在再版时有改正初版某些缺陷的机会。如若可能，除了改正错误以外，我也同样地要把某些不幸的遭遇变得更顺利些。但是即使无法避免这些不幸的厄运，我还是愿意接受原议，重演生平。但是由于这种重演是不可能的，那么最接近重演的似乎就是回忆了。为了使回忆尽可能地保持久远，似乎就需要把它记下来。因此我将顺从一种老人中常有的癖好来谈论自己和自己过去的作为。但是我这样做，将不使听者感到厌倦，他们或是因为敬老，觉得非听我的话不可，但是一经写下来，听与不听就可以悉听自便了。最后(我还是自己承认了好，因为即使我否认，别人也不会相信)，写自传，或许还会大大地满足我的自负心。说句老实话，我时常听见或在书上读到别人在刚说完了像“我可以毫不自夸地说……”这种开场白以后，接着就是一大篇自吹自擂的话。大多数人不喜欢别人的虚夸，不管他们自己是多么自负。但是无论在什么地方，我对这种自负心总是宽宥的。因为我相信这种心理对自己和他四周的人都有好处。所以，在许多情况下，一个人如果把自负心当作生命的慰藉而感谢上帝，这也不能算是怪诞悖理的。自传既然我提到了上帝，我愿意十分谦恭地承认，上面提到的我过去一生中的幸福当归功于上帝仁慈的旨意，上帝使我找到了处世之道，并且使这些方法获得成功。这种信仰使我希望，虽然我不应该臆断，上帝在将来会像以前一样地祝福我，不论是使我继续享受幸福，或是使我忍受命中注定的逆运(像其他人一样，我也可能有这样的遭遇)，因为我未来命运的轮廓只有上帝知道，上帝甚至能够通过苦难来祝福我们。我有一位伯父，他也同样地爱好搜集家族中的遗闻轶事，有一次他交给我一些笔记，其中讲到关于我们祖先的一些事情。从这些笔记我知道我们的家族在诺桑普顿郡的爱克顿教区至少已经住了三百年，究竟在这以前还有多少年，他就不知道了。(也许从他们采用“富兰克林”为姓的那时候起。“富兰克林”在这以前是一个人民阶层此处原文是anorderofpeople。按franklin一词原指英国十四、五世纪的非贵族的小土地所有者或自由农。——译者的名称，当时英国各地人们都在采用姓氏。)他们享有三十英亩的自由领地，以打铁为副业。直到我伯父的时候为止，打铁这一行业一直保持在我们家族中。家中的长子总是学打铁的，我伯父和我父亲都按照这个传统叫他们的长子学铁匠。我查考了爱克顿教区的户籍册，我只找到了一五五五年以后的出生、嫁娶和丧葬的纪录，那时以前的户籍册在那个教区里已经没有了，从这个户籍册里我发现我是五世以来小儿子的小儿子。我祖父汤麦斯生于一五九八年，住在爱克顿直到他年迈不能从事生产的时候为止，然后他住到他儿子约翰的地方去，他儿子是牛津郡班布雷村的一个染匠，我父亲就是跟着他学徒的。我的祖父就死在那里，葬在那里。我们在一七五八年看到了他的墓碑。他的长子汤麦斯住在爱克顿的住宅里，后来把住宅和田产遗留给他的独养女儿。他女儿和她的丈夫(是威灵堡的一个叫做费雪的人)又把房产卖给伊斯德先生，他现在就是那里的庄园领主。我祖父养大了四个儿子，名叫汤麦斯、约翰、本杰明和约瑟。我手边没有材料，但是我将把我记得的给你写出来。如果我的纪录在我离家以后未曾遗失的话，你可以从纪录里找到更详细的材料。汤麦斯跟他父亲学了打铁，但是他秉性颖悟，当地教区的大绅士伯麦老爷鼓励他求学上进(他的弟弟们也得到同样的鼓励)，他获得了充当书记官的资格，成为地方上有声望的人，也是当地(无论是他的本村，诺桑普顿的城镇或是他所在的州)一切公益事业的主要推动者，我们听到了许多关于这一类的事例。在爱克顿教区他颇受到当时的哈利法克斯勋爵的赏识和奖励。他死在旧历一七○二年一月六日，恰巧是我出生以前的四年整。我记得当我们从爱克顿教区的一些老人口中听到关于他的生平和性格的时候，你觉得很像你所知道的我的一生和个性，颇为惊异，你说：“他如果死在您出世的那一天，人家也许认为是灵魂转生呢!”约翰学了染匠，我相信是染呢绒的。本杰明是丝绸染匠，在伦敦拜师受业。他秉性聪颖。我很清楚地记得他，因为当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他渡海到波士顿来，住在我父亲那里，跟我们同住了几年之久。他一直活到高龄，他的孙子撒木耳·富兰克林现在还住在波士顿。他死后留下了两本四开本的诗稿，里面是一些写赠给他亲友的即兴短诗。下面寄给我的一首诗就是一个实例。〔富兰克林在括弧中加了一个注：“嵌在这儿”，但是未附实例〕他自己制定了一套速写术，并且教会了我，但是因为我从来不练，所以现在忘光了。我是跟这位伯父命名的，因为我父亲跟他感情特别融洽。他笃信宗教，经常去听著名传教师的说教，并且把他们的说教用他的速记术记下来，他身边有许多这样的笔记本。他也是一个很好的政治家，或许从他的地位来讲，他过分地关心政治了。最近在伦敦我获得了他所搜集的从一六四一到一七一七年间重要的政论手册，从书本上的卷号看来，有许多册已经遗失了，但是还留下了对开本八本，四开本和八开本二十四本。一个旧书商人获得了这些书籍，因为我有时候从他这里买书，他认识我，所以就把它们送到我这里来。看样子是我伯父在去美洲之前留在伦敦的，这已经是五十多年以前的事了。在书边上他还加了许多注解。第2节：卑微的家族我们这一卑微的家族很早就参加了宗教改革运动，在玛丽女王统治时期他们一直坚信新教，当时由于他们热烈地反对教皇，时有遭受迫害的危险。他们有一本英语版的《圣经》天主教的《圣经》是拉丁文的，他们信奉新教，所以采用英语版的《圣经》。，为了隐藏和保管这本《圣经》，他们把它打开用狭带绑在一个折凳的凳面底部。当我的高祖对着全家宣读经文时，他把折凳翻过来放在膝盖上，翻动狭带下面的书页。他的一个孩子站在门口，假如他瞧见教会法庭的官吏走过来，他就预先通风报信。这时候板凳又重新翻过来四脚落地，《圣经》就像原先一样地藏匿起来了。这是我从本杰明伯父那里听来的，直到大约查理二世统治的末年，全家还是一致地信奉国教。但是那时候，有一些牧师因为不信奉国教教条而被开除教籍，在诺桑普顿举行会议，本杰明和约瑟改信了非国教，一生信守不渝，家里其他的人仍然继续信奉国教。我父亲约瑟早年就成了家，大约在一六八二年带着妻子和三个孩子迁到新英格兰来。非国教的宗教集会受到法律的禁止，而且时常受到干扰，因此我父亲的友好中有一些有声望的人就想移居到新大陆去，我父亲答应陪同他们前往美洲。他们希望在新大陆可以享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在新英格兰这位太太又生了四个孩子，后来他的继室又生了十个，共十七个孩子。我还记得有一个时候他的餐桌旁围坐着十三个孩子，这十三个孩子都长大成人，各自婚嫁。我是幼子，比我小的只有两个妹妹。我生在新英格兰的波士顿。我母亲是我父亲的继室，名叫阿拜亚·福求，是彼得·福求的女儿。我的外祖父是新英格兰的最初移民之一。可顿·马太在他的美洲教会史中曾经加以表扬，称他为“一个虔诚而有学问的英国人”，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听说他曾经写过各样的即兴短诗，但是只有一篇付印，我在好多年以前曾经读过。这首诗写于一六七五年，是用当时民间流行的诗歌体裁写成的，写给当时当地的执政当局。它拥护信仰自由，声援受迫害的浸礼会、教友会和其他教派，认为殖民地所遭受到的印第安人战争和其他灾祸是迫害教徒的后果，是上帝对这种重大罪行的判决和惩罚，奉劝当局废止那些残暴不仁的立法。整首诗在我看来写得简单平易，落落大方。我还记得这首诗的最后六行，但是最初的两行我已经记不清了，不过这两行的大意是说他的批评出于善意，因此他并不隐匿他的真姓实名：由于从心坎里我憎恶，做一个匿名诽谤的人；我的姓名我定要写出，我现在是住在修彭城；毫无恶意，你的真实朋友，是彼得·福求。我的哥哥们都拜师学了各种不同的行业。我父亲打算把我当作儿子中的什一捐奉献给教会，所以在八岁上就把我送到语法学校去念书。我早年读书颖悟(我一定很早就识字，因为我记不起我曾经有过不识字的时期)，他的朋友们又都说我将来读书一定很有成就，这一切都鼓励了我父亲把我送到学校去念书。我伯父本杰明也赞成我念书，并且提议把他全部说教的速记本赠送给我(我想大概是作为开业的资本罢)，如果我肯学习他的速记术的话。但是我在语法学校里念了不到一年，虽然在这一年中我逐步地从该班的中等生升到全班的优等生，接着就升入了二年级，好让我在那年年终随班升入三年级。但是这时候我父亲因为家庭人口多，负担不起大学求学的费用，同时他看到许多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日后穷困潦倒(这是他在我面前对他的朋友们讲的)，他改变了他原先的主张，叫我离开语法学校，把我送到一所书算学校去。这所学校是当时著名的乔治·布朗纳先生主持的，一般说来他办学很有成绩，并且能够循循善诱，春风化雨。在他的教导之下，我很快地学会了一手清晰的书法，但是算术我考不及格，并且毫无进步。在十岁上我父亲把我接回家来，帮助他营业。他经营的是油烛和肥皂制造业。这原不是他的本行，但是到了新英格兰，他发现染色业生意清淡，不能维持一家的生活，所以改了皂烛业。因此我父亲就叫我做剪烛芯、灌烛模、管店铺、出差等工作。我厌恶这个行业，同时我非常想去航海，但是我父亲不赞成。可是因为住在沿海，我常到水中和海边去。我很早就擅长游泳，也学会了划船。当我和其他小孩在大小船上的时候，他们平常总是听我的命令，特别是在处境困难的时候。在其他场合我一般也是孩子们的头儿，有时候我使他们陷入窘境。我想举其中的一个例子，因为这件事显示了我早年突出的热心公益的精神，虽然当时这件事是做得不对的。在水车贮水池的一边有一个盐泽，在涨潮的时候，我们时常站在盐泽的边上钓鲦鱼。由于践踏得多了，我们把盐泽的边沿弄成一个泥沼了。我提议在那里修筑一个我们可以站立的码头，我把一大堆石块指点给我的同伴们看，这些石块原是为了在盐泽边上建筑一所新屋预备的，它们却很符合我们的需要。因此在晚上当工人们已经离开的时候，我召集了几个同伴，我们像一群蚂蚁似的不辞劳苦地工作着，有时候两三个人搬一块石头，我们终于把石块全搬来了，修好了我们的小码头。第二天早晨工人们不见了石块大为惊异，后来才在我们的码头上找到了。他们查究这是谁干的。接着他们发现了这是我们的把戏，就向我们的家长告状。我们中有几个就因此受到了父亲的责备。虽然我辩解说这桩事是有益的，但是我父亲使我深信：不诚实的事是不会有益的。第3节：不诚实的事是不会有益的我想你或许想知道一点我父亲的外貌和性格吧。他体格健全，身材中等，但长得很结实，十分强壮。他生性颖悟，善画，稍懂音乐。他的嗓子清脆悦耳，所以，有时候在晚间工作完毕后，当他在提琴上拉着赞美歌的调子，一面唱着歌的时候，听上去是怪好听的。他对于机械工作也很有才能，有时候碰到其他行业的工具，他也能运用自如。但是他最大的长处是在处理公私重大问题时他所表现的深刻见解和正确判断。果然，他从来没有参预政权工作，家里孩子众多，需要他去教育，家境又困难，使他无法离开他的行业。但是我清楚地记得常常有地方上的名人来请教他关于镇上或他所属教会的问题，他们很重视他的判断和忠告，同时当人们在个人生活中遇到了困难问题的时候，他们也常常来向他讨教，他常常被人们选定为争执双方的仲裁人。他喜欢尽可能地时常请一些通达的友人或邻居来进餐叙谈，在这种时候他总是设法提出一些明智或有益的讨论题，好增进孩子们的智慧。这样他使我们注意到立身处世中善良、正直和审慎的种种美德，对于餐桌上的食物很少留意或完全不注意，不管菜肴烹调的优劣，当令或落令，滋味的好坏，以及与同类中其他菜肴的比较。结果当我长大时我对这些事物完全不加注意，对我面前的菜肴漠不关心，粗心大意到这样一个程度：甚至在饭后几小时内人们若问我饭餐的内容我会瞠目不知所对。在旅途中，当我的旅伴们因为缺乏可口的食物，不能满足他们比较高贵精致的口味和食欲而感到痛苦的时候，我这种习惯倒是一种方便。同样地我母亲也有一个健壮的体格：她替她所有的十个孩子哺乳。除了我父母死前的患病以外，我从未听说过我父亲或母亲患过病。父亲活到八十九岁，母亲活到八十五岁，他们的遗体同葬在波士顿。几年前我在他们的墓前立了一块大理石墓碑，上面铭刻着如下的碑文：约赛亚·富兰克林和他的妻子阿拜亚共葬于此。在婚后的五十五年中他们相亲相爱地生活着。他们既无田产，又无高俸厚禄，靠着不断的劳动和勤勉，蒙上帝的祝福，他们维持了一个人口众多的家庭，安乐度日。并且抚养了十三个孩子，和七个孙儿孙女，声誉良好。读者，从这个实例中，你应当勉励自己，在你的职业中勤奋从事，切勿不信上帝。约赛亚是一个虔诚谨慎的男子，阿拜亚是一个细心贞洁的妇女。他们的幼子立此碑铭聊表孝意和纪念。约赛亚·富兰克林生于一六五五年，死于一七四四年，享年八十九岁。阿拜亚·富兰克林生于一六六七年，死于一七五二年，享年八十五岁。我唠唠叨叨地讲了许多离题的话，从这里我看出我已在逐渐衰老了，过去我写文章比现在条理清楚，但是在私人的团聚中，人们的衣着原不同于在公共的舞会。可能这只不过是疏懒罢了。闲话休提，言归正传：我在我父亲的铺子里这样继续工作了两年，就是说，直到我十二岁的时候为止。我哥哥约翰本来是学皂烛制造业的，这时已经离开了我父亲，成了家，在罗特岛独自做起生意来，很明显的我注定要接替他的位置，成为一个蜡烛制造匠了。但是由于这时候我仍然不喜欢这个行业，我父亲害怕：假如他不替我找一个更合适的职业的话，我会像他的儿子约赛亚一样地私自脱逃去航海，使他十分恼怒。因此他有时带我去散步，去观看细木匠、砖匠、旋工、铜匠等工作，以便观察我的志趣，力图把我的兴趣固定在陆地上的某种行业上。从那时起我一直爱好留心观察手艺高明的工人运用他们的工具。这种细心观察对我一直很有用：由于从观察中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所以当一时找不到工人的时候，我自己能够做我家里的小修理工作，当做实验的兴致在我心里还是很新鲜强烈的时候，我能够替我自己的实验制造小小的机器。我父亲最后决定了制刀业。由于约在那时我伯父本杰明的儿子撒木耳在伦敦学了制刀业，在波士顿开了业，我就被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一个时候，试试这个行业。但是因为他希望从我身上获得一些报酬，触怒了我父亲，所以他又把我带回了家。我从小就爱好读书，我一直把我手上的全部零用钱都花在书上。因为我喜爱《天路历程》，所以我一开始就收集了约翰·班扬文集的单独发行的小册子。以后我把它们卖了，用这笔钱我买了柏顿的《历史文集》。这些是开本很小的由小贩们贩卖的书籍，价格便宜，全集共有四五十册，我父亲的小图书馆收藏的主要是一些有关神学论辩的书籍，其中大多数我都念了，但是既然当时业已决定我不做牧师了，正当我的求知欲那样旺盛的时候，我没有机会阅读更适当的书籍，迄今常使我感到遗憾，在那里有一本普鲁泰克的《英雄传》，我读了不少，我还认为读这本书所花的时间是非常值得的。那里也有笛福的一本名为《论计划》的书，另一本是马太博士的书，名为《论行善》。这本书可能在我思想上形成了一种对于我以后一生中的某些重大事件都有影响的倾向。这种对书籍的爱好最后使我父亲决定叫我学印刷业，虽然他已经有了一个儿子(詹姆士)学了这种行业。一七一七年我哥哥詹姆士从英国回来，带来了一架印刷机和铅字，准备在波士顿开业。我对印刷业的爱好远胜过我父亲的行业，但是尽管如此，我对于航海仍不能忘怀。为了预防这种渴望产生忧惧的后果，我父亲急欲叫我跟我哥哥学徒。我反对了一些时候，但是最后我同意了，签订了师徒合同，当时我只有十二岁。按照合同，我将充当学徒直到我二十一岁时为止，但在最后一年中我将按照合同获得出师职工的工资。在很短的时期内，我熟悉了印刷业，成为我哥哥的得力助手。这时我有机会阅读较好的书籍了。我跟一些书铺的学徒们打交道，这种相识有时使我能够从他们那里借到一本小书，但是我很小心，很快地交还给他们，并且保持书本的整洁。有时候在晚间借到一本书，为了怕被人发现缺书或是怕有人要买这本书，第二天一清早即须归还，因此我常常坐在房间阅读到深夜。第4节：我喜爱《天路历程》过了一些时候，有一个很聪明的商人，名叫马太·亚当先生，经常到我们的印刷铺里来。他家藏书颇多，他注意到了我，邀我到他的藏书室里去，欣然借给我一些我要读的书籍，这时我爱上了诗歌，写了几首小诗。我哥哥认为写诗可能以后有用，所以鼓励我并且命我编写两首应时故事诗。一首叫做《灯塔悲剧》，叙述华萨雷船长和他的两个女儿溺毙的故事。另一首是水手歌，叙述捉拿海盗铁契(或叫做“黑胡子”)的经过。这两首都是毫无价值的东西，是用低级小调的格式写成的。印好了以后，我哥哥叫我到镇上各处去叫卖。第一首销路很好，因为它所叙述的是新近发生的、曾经轰动一时的事件。这事使我沾沾自喜；但是我父亲却反对，他嘲笑我的诗歌，他说诗人一般都是穷光蛋。这样我幸免成为一个诗人，很可能成为一个十分低劣的诗人，但是由于在我一生中散文的写作对我十分有用，而且是我发迹的一种主要手段，因此我将告诉你，在这种情况下，我是如何在这一方面获得我现有的一点小小才能的。在镇上另外有一个爱好读书的孩子，叫做约翰·高令斯，我和他往来甚密，有时我们有争论，我们的确十分爱好争辩，很想驳倒对方。这种爱争辩的癖好，让我顺便说一说，很容易发展成为一种很坏的习惯。为了争辩人们必须提出反对的意见，这种抗辩常常使人在他人面前变成十分讨厌。因此，它不但使人们的交谈变成别扭和遭到破坏，并且会产生厌恶，甚至使本来可能发生融洽友情的场合产生了敌意。我这种爱好争辩的习气是从阅读我父亲的那些有关宗教论辩的书籍中得来的。从那时起我发现，除了律师、大学生以及在爱丁堡受过训练的各式各样的人以外，明达的人很少染上这种习气的。不知怎样高令斯和我开始辩论起妇女应否受高深教育和妇女有否从事研究工作能力的问题。他认为妇女不应受高深的教育，她们的天赋低劣，不能胜任。我站在另一面，也许有点儿仅仅是为了争辩而争辩罢了。他天生比我雄辩，他的词汇丰富，有时候我觉得他之所以能压倒我，得力于他流畅的语言较多而得力于他的论据的说服力较少。我们在分手时，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并且在最近期内我们也不再会有见面的机会，因此我坐了下来，把我的论点写了下来，誊清后寄给他，他回信，我又答辩，这样双方交换了三四次信件。碰巧这时我父亲看见了我的信札，读了一遍，他虽不参加我们的论战，但是他趁机和我讨论我的文章体裁问题，他说：虽然在正字和标点方面我胜过我的论敌(这点得归功于印刷所)，但在措辞的典雅、叙述的条理清晰方面我远不如对方，他并举了几个实例来使我信服。我看出了他的话是公平合理的，所以从此以后更注意文章的风格，决心力求改进。大约在这时候，我偶然看到了一本《旁观者》的零本，是第三册，在这以前，我从未曾看见过这个刊物。我买了这本散册，反复读了几遍，十分中意，我认为文章写得好极了，如果可能的话，我想模仿它的风格。因此我拿了几篇论文把每一句的思想作一个简单的摘要，接着把它搁置几天，然后不看原书，用我自己想得起来的合适辞句，把每一点摘录下来的思想用完整的句子表达出来，又凑成整篇的论文，使它表达得像以前一样地完整。然后我把我的《旁观者》与原来的比较，发现一些我的缺点，作了修正。但是我发现我的词汇贫乏，或是说我不能很快地想起适当的词来用，我想假如我以前没有放弃写诗的话，到那时候我的词汇一定会丰富得多了，因为经常不断地有机会寻找具有同样意义而有不同长度的词去适合诗的韵律，或是不同音素的词去凑韵脚，会迫使我不断地搜索具有不同形式的同义词，会有助于我记忆这些不同的词并使我掌握它们。因此，我把其中的一些故事改写成了诗，过一些时候，当我差不多已经遗忘了原来的散文的时候，我又把它们重新还原。有时候我也把我摘录的思想搞乱了，经过几个星期以后，设法把它们用最好的次序排列起来，然后再把它们写成完整的句子，拼成论文。这样做是为了教我如何排列思想的方法，在复原后与原文比较时，我发现了许多缺点，就加以改正。但是有时候我喜欢幻想：在某些次要的地方我侥幸改进原文的条理和语言，这种幻想鼓励了我，使我相信在将来我或许可能成为一个不十分坏的英文作家，在这方面，我原是颇有奢望的。我阅读书籍和做这类练习的时间是在晚间工作完毕后或是早晨工作开始以前，或是在星期日。在星期日尽管我父亲在我还是在他管教之下的时候惯常逼我去做礼拜，尽管我当时确实还认为做礼拜是我们应尽的义务(虽然我好像无暇参加礼拜)，我总是尽可能地躲避参加这种普遍遵守的崇拜仪式，设法独自一人留在印刷所里。大概在我十六岁左右的时候，我偶然看到了一个叫屈里昂的人写的一本宣传蔬食的书，我就决心实行蔬食，我哥哥因为尚未结婚，无人主持家务，他和他的学徒们就在另外一家人家包饭，我不吃荤食，引起了麻烦，因此他们常常因我的怪癖而责备我。我学会了一些屈里昂烹调他自己的食品如煮山芋、煮饭、做快速布丁等等的方法，然后向我哥哥提出：假如他愿意把我每周的伙食费的半数给我，我愿意自理伙食，他立刻同意了，不久我就发现我可以从我哥哥给我的伙食费中撙节半数，这就又是一笔买书的钱了。但是这样做还有另外一个便利。当我哥哥和其余的人离开印刷所去吃饭的时候，我独自一人留在所中，我不久就草草地吃完了我的轻便点心，我吃的常常只是一块饼干或是一片面包，一把葡萄干或是从面包铺买来的一块果馅饼和一杯清水。在他们回来以前的这一段时间里我就可以读书了。由于饮食节制常常能使人头脑清醒思想敏捷，所以我的进度比以前更快了。第5节：节制饮食能使人头脑清醒以前在某事上我因不谙算术而感到羞愧，我在学校时算术曾两次不及格，因此这时候我拿了考克氏的算术书，自己从头到尾很顺利地学习了一遍。我也读了舍勒和斯图美关于航海的书籍，熟悉了这些书里所包含的一点几何学。除了这一点以外，我对几何学从未作过更深入的研究。约在这个时候，我读了洛克的《人类悟性论》和波尔洛亚尔派的先生们所著的《思维术》。正当我一心一意地在改进我的文体的时候，我偶然发现了一本英语语法(我想是一本格林乌的语法)，在这本书的后面有两篇关于修辞法和逻辑的简短介绍，关于逻辑的那篇在结束时举了一个用苏格拉底对话法进行论辩的实例。此后不久我就买了一部色诺芬的《苏格拉底的重要言行录》。在这本书里有许多这种对话法的实例。我很喜欢这种方法，就采用它，放弃了我那生硬反驳和独断式的立论，却装成一个谦逊的发问和怀疑的人。在当时读了莎夫茨贝利和柯令斯的作品以后，我对于我们的教义的许多地方成为一个真正的怀疑者。我发现用这种方法对我自己是最稳妥的，但却使我的对手十分为难。因此我喜爱这种方法，不断地应用它，逐渐变得十分巧妙和老练，使人们，即使是有学问修养的人，也不得不让步，而这种让步的后果又不是他们所能预知的，这样便引诱他们进入种种他们无法自拔的窘境，而使得我自己和我的论题常常获得非所应得的胜利。这个方法我继续使用了几年之久，但是后来逐渐放弃了它，仅仅保留了用谦逊的口吻表示我个人意见的习惯。当我提出任何可能有争论的意见时，我从不用“一定”、“无疑地”或任何其他表示肯定意见的字眼。相反的，我猜想或料想某事是如此如此，为了什么什么理由，在我看来这件事好像是，或是我想是这么这么。或是说我想象这是这样，或是说：假如我没有弄错的话，这是如此。我相信这个习惯对我非常有益，因为我需要说服人，劝人接受我不时在努力提倡的各种措施。再说，谈话的主要目的无非是教诲人，或是被别人教诲，使人高兴或是说服人，因此我奉劝善良的聪明人，为了不削弱他们行善的能力，切勿采取一种独断式的、自以为是的态度。这种态度总是使人起反感，往往引起别人的反对，因而使语言之所以存在的目的(就是交流思想和增进感情的目的)破坏无遗，因为假如你的目的是在要教诲人，讲话时过分自信的武断态度有时会引起反驳，因而使公正的讨论成为不可能。假如你的目的是要从别人的知识经验中吸取教训和教益，而同时你又坚定不移地表示你的意见，那么谦逊明达的人，由于不爱争辩，很可能会不屑指出你的错误，让你依然故我。同时，用这种态度，你很难希望能使你谈话的对方喜悦，或是赢得别人的赞同。蒲柏说得很好：你不应当用教训的口吻去教导人；别人不懂的东西，你应当作为他们遗忘了的东西提出来。他接着又要我们：即使你自己深信无疑，说话的时候也应当外表谦虚。蒲柏在这里很可以接下去用他在其他地方的一行联句与上文结成联句，这一行放在这里我想比在原来的地方更适当些：因为傲慢即是愚蠢。假如你问为什么说这一行诗在原诗里不很合适，那么我只好引原诗了：大言不惭是没有理由的，因为傲慢即是愚蠢。那么，难道愚蠢(假如人不幸而竟致愚蠢的话)不就是他傲慢的理由吗?这两行诗，假如这样写，不是更合理吗?大言不惭，只有这唯一的理由，那就是：傲慢即是愚蠢。但是，究竟是否如此，愿高明之士不吝赐教。在一七二○或一七二一年，我哥哥开始出版报纸了。这是在美洲殖民地出现的第二份报纸，叫做《新英格兰报》。在它以前，在那里唯一的报纸是《波士顿邮报》。我记得我哥哥的朋友中有人认为这计划不易成功，劝他放弃，因为他们认为殖民地里有了一家报纸，已经够了，现在(一七七一年)这里的报纸数字不下二十五家，但是，我哥哥执行了原定的计划，当报纸排好了版，印好以后，就派我到镇上各处把报纸送给订户。在他的朋友中有一些很聪明的人，他们替报纸写一些小品文，作为消遣。这些文章使报纸的声誉提高，使它的销路更加推广。这些绅士们常到印刷所来。当我听他们的谈话，听到他们述说他们的报纸是如何地受人欢迎的时候，我跃跃欲试地想写一些东西投到报馆去，但是，因为我还只是一个孩子，同时我猜想：假如我哥哥知道是我的文章，他会反对在他的报上发表的。我就设法改变了我的笔迹，写了一篇隐名的文章。夜间放在印刷所的大门底下。第二天早晨我哥哥看到了，当他的写文章的朋友们照常来访问时，他就把它交给他们。他们读了。我也听见他们的评语。他们赞许这篇文章，当他们猜度它的作者时，他们提到的全是我们中间有学问有智慧的知名之士，这些都使我非凡地高兴。现在想起来我觉得我当时侥幸得到这些人做我的鉴定家，我觉得也许他们并不真正是像我当时想象那样的很有眼力的鉴识家。尽管如此，在受到了这次鼓励以后，我又写了几篇文章，用同样的方式投递到报馆去，这些文章也同样地获得佳评。我保守这个秘密直到我仅有的一点点写这种文章所必需的常识几乎用尽时，才拆穿了秘密。这时候，我哥哥的朋友们对我稍加重视，但是我哥哥却不喜欢他的朋友重视我，因为他以为，可能他有充分的理由，这样做或许会使我过分地自负。这事可能是我们之间这时正在开始的不和睦的原因之一。尽管他是我的哥哥，他认为他是师父，我是他的学徒，因此他认为我当然也应当像其他学徒一样地替他服务。但是因为我是他的弟弟，我认为他应当对我放纵一些，我觉得他要求我做的某些事过分地降低了我的身份。有时候我们把我们的争执带到父亲跟前。我想若不是在大多数时候我总是在对的一方面，就是我比他能说善辩，因为我父亲的判决一般总是支持我的。但是我哥哥脾气急躁，常常打我，这使我十分生气。我觉得我的学徒生活十分枯燥乏味，因此我不断地盼望有机会缩短我的学徒期限，出乎我意料之外地这种机会终于来临了。我想我哥哥对我的粗暴专横的态度也许是使我在以后一生中对独断专横的权力起强烈反感的原因之一。第6节：傲慢即是愚蠢在我们报上登载的一篇关于某一政治问题的文章(题目我现在记不起来了)触怒了州议会。他们发出了一张议长拘押票，逮捕了我哥哥，控告了他，并且判了他一个月的徒刑，我想这大概是因为他不愿泄露原作者姓名的缘故吧。他们也逮捕了我，在会议上审问了我，但是虽然我的回答没有使他们达到目的，他们仅仅教训了我一番，放我走了，也许是因为他们认为作为一个学徒，我有保守师父秘密的义务吧。尽管我和我哥哥有意见，我对他的被判徒刑表示十分愤慨。在他拘留期间，我主持了报务。在报上我大胆地对我们的统治者进行了冷嘲热讽，我哥哥倒很喜欢这些文章，但是另外一些人却开始对我有了恶劣的印象，认为我是一个有着诽谤讥刺癖好的天才青年。当我哥哥被释放的时候，州议会发出了一道命令(一道十分奇特的命令)，“禁止詹姆士·富兰克林继续出版《新英格兰报》”。我哥哥的友好们在我们的印刷所里举行了一次会议，商讨在这种情势下他应采取的行动。有人提议改换报纸名称就可逃避法令，但是我哥哥认为这样做有许多麻烦，最后他们决定了一个较好的办法，在将来报纸采用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名义出版。为了避免州议会可能会非难，说他还是通过他的学徒在出版报纸，他们策划把我旧的师徒合同归还给我，在背上写明一切义务完全解除，在必要时我可以拿出来给人看。但是为了保障他对我的服役的权益起见，我得另外签订一个新的适用于未完的学徒期限的合同，这个合同将不予公开。这实在是一个非常浅薄的计谋，但是我们马上执行了它，这样这个报纸在我的名义下继续了几个月之久。我和我的哥哥之间终于发生了一种新的争执，我就坚决地维护我的自由，认定他不敢拿出新的合同来。我这样趁火打劫是不公允的，因此我认为这是我一生中第一个大错。但是因为他的急躁脾气常使他对我拳足交加，而当我因此感到愤恨时，我对这一行动的不正直性无动于衷，但是在平时他倒也不是一个性情暴戾的人，可能我当时太无礼貌，太惹人生气了。当他知道我将离开他时，他设法使我不能在镇上的任何一家印刷所里找到工作，他走遍各印刷所，关照了每一个老板，因此他们都拒绝给我工作。那时我想到纽约去，因为那里有一家印刷铺，并且离开波士顿距离最近。这时我已经把我自己弄成是当地统治集团的眼中钉，我从州议会处理我哥哥案件时所表现的专横中，想到假如我呆下去，我很可能使自己陷于窘境；同时，由于我对宗教问题的有欠审慎的议论，善男信女们已经把我看作是可怕的异教徒和无神论者了。当我想到这一切时，我倒宁愿离开波士顿了。我既决定了出走，但是因为这时候我父亲偏袒我哥哥，我想假如我明目张胆地离开，他们会设法来阻拦我。因此，我的朋友高令斯就替我想了一个小小的妙计。他跟一只纽约州的帆船的船长讲好了让我搭坐他的船，说我是他的一个年轻友人，由于使一个不正经的女孩子怀了孕，她的朋友们又逼着我娶她，因此我无法公开地出现或上船。这样我卖掉了我一部分的书籍，拼凑了一点钱，悄悄地上了船，因为是顺风，三天后我已经到了纽约，这样一个仅仅十七岁的男孩子，既不认识当地的任何人，也没有一封介绍信，口袋里仅有少量的金钱，到了一个离家几乎三百英里之遥的地方。我对航海的兴趣这时候已经消失了，不然现在我倒可以满足这个志愿了。但是，由于我学会了一种手艺，并且我自信是一个很好的技术工人，我去找当地的印刷铺老板、年老的威廉·勃拉福，请他收我为伙计。他是宾夕法尼亚的第一个印刷铺老板，在乔治·开夫的争执发生以后乔治·开夫GeorgeKeith(1639?—1716)是英国“教友会”的一个牧师。1684年，他从英国移居美洲，曾在费城当教师，后来在教义上他又与教友会的其他教友发生争执，自己创立了一个教派，叫做“基督教友会”(ChristianQuakers)，又叫做“开夫派”(Keithians)，此处所提到的争执，不知是否指此。——译者，他就从那里搬到纽约来了。他那里生意不多，人手已经够了，所以他不能雇用我。但是他说：“我在费城的儿子最近失去了他主要的助手阿克拉·罗斯，他病故了。假如你到那里去，我相信他可能雇用你。”费城离纽约有一百英里的路程。但是，我出发了，坐船到安蒲，留下我的箱子和铺盖，以后由海道运来。在横渡海湾时，我们遇到了狂风，把我们破烂的帆撕成碎片，因此我们无法驶入小河，狂风却把我们吹到长岛去了。在途中，一个喝得烂醉的荷兰乘客失足坠入海中，当他正往下沉的时候，我伸手入海抓住了他乱蓬蓬的头发，把他拉了起来，这样我们总算又把他放在船上了。掉入水中以后，他清醒了不少，他先从口袋里拿出一本书来，要我替他去弄干，然后他睡觉去了。我一看原来是我多年来最心爱的作家班扬的《天路历程》，荷兰文版，用上等纸精印，附有铜版插图，它的印刷装订超过我曾经看过的用它本国语印的版本。后来我发现《天路历程》已经译成了欧洲大多数的语言，我想除了《圣经》以外，它比任何其他书籍拥有更广泛的读者。据我所知“诚实的约翰”指约翰·班扬(JohnBunyan)。——译者是把对话混进叙述中的第一个人。这种写法很使读者感到兴趣，在最动人的部分，读者宛如身历其境，亲自参加讨论。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和《摩尔·富兰德尔》、《宗教求爱》、《家庭教师》等都成功地模仿了这种写法。理查孙在他的《帕米拉》等书中也采用了这种方法。在靠近长岛时，我们发现无法在该地登陆，因为那里的海滩海浪澎湃，乱石丛生。这样，虽然船抛了锚，但是船身向着海岸摇摆着。岸上有人来了，对着我们大声呼喊，我们也向他们呼叫，但是风太大了，浪太响了，我们听不清对方所说的话，因而无法相互表达自己的意思，岸上有划子，我们做了手势，呼喊他们用船来接我们，但是他们或者是不懂我们的意思，或者是认为这事根本做不到，他们就走开了。天黑了，我们除了等着风势减弱以外，别无他法，在这个时候，我和船老板决定去睡一忽儿，假如还睡得着的话。我们就这样跟全身还是湿透的荷兰人一同挤在小小的船舱里。外面浪花打在船头上，漏进舱来打在我们身上，结果是没多时我们身上几乎是跟那个荷兰人一样地湿透了。这样，我们躺了一夜，根本就没有睡着。但是，第二天风渐渐小了，我们努力想要在天黑前到达安蒲，因为我们已经在水上过了三十小时，既无食物，又无饮水，我们只有一瓶混浊的糖酒，外面的海水是咸的。第7节：保守师父秘密的义务当天晚上，我发了高烧，上床睡了，但是我记得曾经在什么地方读到过多喝凉水能治疗发烧，所以我就这样做了，出了大半夜的汗，这样烧就退了。第二天上午，过了渡，向着五十英里以外的柏林敦徒步前进，在那里，据说有船可以送我直达费城。这一天整天下大雨，我全身湿透了，到了中午我感到很疲劳。所以就在一家小客店里耽搁了一夜，这时我开始有点懊悔当初不该离家出走了。同时我的外表显出十分穷酸，甚至从人家对我的问话中我发现他们疑心我是谁家的一个私逃的仆役，而且很有可能因这种嫌疑而遭逮捕。尽管如此，第二天我还是继续赶路，到了傍晚在离开柏林敦八英里或十英里的地方宿在一个勃朗大夫开的客店里。我一面进食，店主一面跟我搭讪，当他发现了我读过一些书的时候，他显得十分和气和友好了。我们的相识一直继续到他死为止。我猜想他以前是一个走方郎中，因为没有一个英国的或是欧洲大陆国家的城镇，他不能详细地描述的。他有一些学问，人也聪明，但是不大信仰宗教，几年以后他淘气地把《圣经》加以滑稽化，改写成为拙劣的诗体，正像可顿以前改写维吉尔的诗那样。这样他使《圣经》中的许多故事显得十分荒谬，假如他的作品出版的话，可能会使信心浅薄的人受到不良的影响。但是它从未出版。那天夜里我就在他店里宿了一宵，第二天到了柏林敦，但是我很懊丧地发现在我到达以前不久，去费城的定期航船已经开走了。那天是星期六，要等到下星期二才有开往费城的航船。因此我回到城里一个老妇人那里，我曾经向她买了一些准备在船上吃的姜饼，我向她请教应当怎么办。她邀我住在她家，等候船只。因为我徒步旅行得累了，我就接受了她的邀请。当她听到我是一个印刷匠的时候，她就劝我在柏林敦安顿下来，开设一家印刷铺，但是她不了解开设印刷铺是需要资本的。她很殷勤地招待我，她非常善意地请我吃了一顿牛腮肉饭，只肯接受一壶啤酒作为代价。这样我满以为我是确定要等到星期二的了。但是，傍晚在河边散步的时候，来了一只船，后来我发现它是到费城去的，船上载着几个人，他们让我上了船，因为没有风，所以一路上我们划了船，到了午夜左右，因为还看不到费城，有人就确信我们一定已经过了费城，不愿再划下去了。其余的人也不知道我们究竟到了哪里。因此我们向河岸驶去，进入了一条小河浜，在一道旧木栅旁边登了岸，因为夜晚很冷(是十月的天气)，我们就用木栅生了火，在那里我们呆到天明。当时船上有一个人认出这地方叫做库柏河，在费城的北面一点。我们一驶出这条河费城就在望了。大约在星期日早晨八九点钟就到达该城，我们在市场街码头上了岸。我对于我的旅程叙述得特别详细，我的初次进城我也将详细交代，为的是使你在想象中能够把这种不大有希望的开端跟我日后在该城成为要人这一情况作一对比。我穿了工作服，因为我最好的衣服要从海道运来。我风尘仆仆，口袋里装满了衬衫和袜子。我一个熟人也没有，也不知何处去找住宿。我因为旅行、划船和缺乏休息，感到很累了。我又十分饿，但是我的全部现金是一元荷兰币和约值一先令的铜币。我把铜币付给船上的人作为舟金，他们起初不肯收，因为我出力划了船，但是我坚持要他们收下来，因为当一个人只有少量钱财的时候，有时候他反而比他钱多时来得慷慨，也许是由于怕人家把他当做穷酸的缘故吧。接着我上了街，四处浏览，当我走到市场时，我遇见了一个手拿着面包的男孩子。以前我曾经好几次把面包当饭吃过。我问过他面包是从哪儿买来的以后，我立即跑到他指点给我的在第二街的一家面包铺那里，我要像我们在波士顿买的那种硬面包，但是好像在费城他们不做这种面包。接着我就要三便士一只的面包，他们也说没有，这样，由于我没有考虑到或不知道货币价值的不同，在费城物价较低，我也不知道究竟他铺子里有什么面包，我就请他给我三便士任何种类的面包，于是，他给了我三个又大又肥的面包卷。这个数量使我感到惊异，但是我收了下来。因为我口袋里装不下，我就两胁下各夹着一个，一边走，一边嘴里吃着另外的一个，我就这样沿着市场街走去一直走到第四街，经过后来成为我岳丈的李得先生门口。我未来的爱人这时恰巧站在门口，看见了我，觉得我的样子十分尴尬可笑，事实也真是这样。接着，我转了一个弯，到了板栗街和胡桃街的一段，一路上我仍然吃着面包卷，又转了一个弯以后，发现我又回到了市场街码头，我刚在坐着来的那只船的附近。我跑到码头上去喝了一口河水。我既吃了一个面包卷，肚子已经饱了，就把其余的两个给了跟我们一同从上江坐船来的妇人和她的孩子，她们正等着开船继续前进。饭后，我又跑到街上去了。这时街上有许多衣冠楚楚的人都在向着同一个方向走着，我加入了他们的队伍，这样我被带到市场附近的一个巨大的教友会的会所。我在他们中间坐了下来，我四面看了一忽儿，听不见有谁讲话，由于第一天晚上的劳动和缺乏睡眠，我感到十分困倦，接着就睡着了，一直睡到散会时为止。这时，有一个人善意地叫醒了我。因此，这个会所是我在费城踏进过的或是睡眠过的第一所房屋。第8节：我加入了他们的队伍我又向河边走去，一路上我注视着人们的脸，遇见了一个面色和蔼的年轻的教友会教徒，我就向他招呼，请他告诉我外地人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宿店。当时，我们是在“三个海员”的招牌附近。他就说：“这里就有一个招待外地人的宿店，但是它的声誉不好，假使你愿意跟我来，我可以告诉你一所较好的宿店。”他就带我到坐落在水街的“弯曲宿店”，在这里我吃了一顿午餐，在吃饭时，他们问了我一些侦探性的很机灵的问题，因为我的年轻跟我的服装好像使他们猜疑或许我是一个私逃者。午饭后，我又感到困倦了，他们给了我一张床，我就和衣倒下，一直睡到晚上六点钟，他们叫我吃晚饭，当天晚上很早就上了床酣睡到第二天清晨。接着我把我自己尽可能地打扮得整整齐齐到安得鲁·勃拉福的印刷铺去，在铺子里我看见我在纽约见过的那个老人，他的父亲。他是骑了马来的，所以比我先到费城。他把我介绍给他的儿子。他儿子很客气地接待了我，招待我吃了早餐，但是他说他目前不需要助手，因为最近他刚添了一个人。但是城里另外有一家新开的印刷铺，主人叫做凯谋，他或许可以雇用我；假如他不能，我可以暂住在他的店里，他会不时地给我一些零活干，直等到我找到工作为止。那位老先生说他要和我一同去见那个新印刷铺的老板。当我们找到了凯谋的时候，勃拉福说：“朋友，我带了一个年轻印刷工人来见你，或许你正需要这样一个人。”他问了我一些问题，给我一个排字架看我如何工作，接着他说：虽然他一时还找不到事情给我做，他不久就可以雇用我。他虽然从未见过勃拉福，却把年老的勃拉福当作镇上的一个对他有善意的市民，大谈他目前企业的情况和对未来的展望。勃拉福从未泄露他是城里另外一家印刷铺老板的父亲，听到凯谋说他预期不久可以把城里绝大部分的印刷事务承包下来，他就用一些巧妙的问句和一些小小的怀疑，把对方的全部意图都诱了出来：他靠了谁的势力，他准备如何进行。我站在一旁，听见了他们的全部谈话，立刻看出他们中间有一个是一只狡猾的老狐狸，另一个只是一个新手。勃拉福让我留在凯谋处，自己走了。当凯谋听到我说出勃拉福是谁的时候，他大为惊讶。我发现凯谋的印刷铺里只有一架陈旧破烂的印刷机和一套磨损了的小号英文铅字。这时候他正在用这套铅字排印一首纪念前面已经提过的阿克拉·罗斯的挽歌。罗斯是一个天资敏悟的年轻人，有着高尚的品德，在城里很受人们的器重，是州议会的秘书，也是一个不坏的诗人。凯谋也写诗，但是十分拙劣。实际上你不能说他写诗，因为他做诗的方式是直接把从头脑中的思想排成铅字。这样，因为没有稿子，只有两只活字盘，而挽歌又很可能需用全部的铅字，所以没有人可以帮他的忙。我设法把他的印刷机(该机他尚未用过，他对印刷机是一窍不通的)整理了一下，使它适合于印刷，我答应等他把他的挽歌一排好，我就来印刷。接着，我就回到勃拉福的印刷铺去了。勃拉福暂时给我一点零活干，我就在那里获得住宿和膳食。几天之后，凯谋来叫我去印挽歌。这时，他已经弄到了另外两只活字盘，有一个小册子要重印，他就叫我做这工作。我发现这两个印刷工人对他们的业务都不十分高明，勃拉福原来不是学印刷的，而且文化程度很低。凯谋虽然有点学问，但只能排字，不懂印刷。他曾经是法国先知派法国先知派(FrenchProphets)：1706年由法国传入英国，自称能预知未来，能说万国方言，能行奇迹等等。他们宣扬天国即将来临，劝人实行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译者的教友之一，能够装得像他们那样的热烈和激动。这时候他并不表明信仰什么特殊教派的宗教，只是随机应变，各种教派都相信一点。他完全不懂世故，而且后来我发现在他性格里很有点无赖气。当我在他这里工作的时候，他不喜欢我住在勃拉福处。他原有一所房子，但是里面没有家具，所以他无法安置我，可是他替我在他的房东，就是上面提过的李得先生处找到了寄宿。这时候我的箱子和衣服已经运来了，在李得小姐的眼里我的样子可比当她第一次碰巧看见我在街上吃面包卷时体面得多了。这时我开始认识了城里一些爱好读书的青年人，晚上我很愉快地跟这些人在一起，靠着我的勤俭，我赚了一点钱，生活过得十分舒适。我尽可能地把波士顿忘掉，而且除了高令斯以外，我也不要波士顿的任何人知道我的住处。高令斯是知道我的地址的，当我写信给他时，他保守秘密。最后，发生了一件偶然的事情，使我重新回到那里，比我原定的时间早得多哩。我有一个姐夫劳勃脱·荷麦斯，是一只行商于波士顿和道拉瓦之间的帆船的船主，当他在费城南面四十英里的纽开色时，听到了关于我的消息，他写了一封信给我，提到在我突然出走后，波士顿的亲友们的怀念和忧虑，向我保证他们对我的善意，只要我回去，一切都可以按照我的心愿安排，他十分诚意地劝我回去。我回了他的信，感谢他的劝告，但是我详尽地叙述我离开波士顿的理由，这样使他相信我的出走不是像他以前想象的那样不近情理。宾夕法尼亚的州长威廉·基夫爵士这时在纽开色。当我的信送到时，荷麦斯船主刚巧跟州长在一起，就跟他谈起了我，并把我的信给他看了。州长看了我的信，当他听到我的年龄时，好像感到惊异。他说看来我是一个有前途的有才能的青年，因此应当加以鼓励。他说费城的印刷铺质量十分低劣，假如我在那里开业，他说我一定会发达。在他这一方面他愿意设法替我招揽公家印刷生意，并在任何其他方面尽力帮助我。这是我姐夫以后在波士顿讲给我听的，但在当时我还一无所知。有一天，当我和凯谋一块儿在窗口工作的时候，我们看见州长和另外一位绅士(后来知道他是纽开色的富兰契上校)穿着华丽的衣服，穿过街径向我们的铺子走过来，接着我们听见了叩门声。第9节：一只狡猾的老狐狸凯谋立刻跑下楼去，以为是来访他的客人，但是州长要见我，跑到楼上来，他用了一种我以前不大习惯的谦逊彬彬有礼地向我说了许多客气话，表示愿意与我相识，好意地怪我当我初来费城时为什么不让他知道，同时邀我和他一同到酒馆去，他和富兰契上校原是打算上那里，据他说，去品尝一些上等的白葡萄酒。我是受宠若惊，凯谋却瞪着眼呆若木鸡。但是我陪着州长和富兰契上校到一家在第三街拐角上的酒馆去了，一面喝酒，他一面劝我自己开业，向我指出成功的可能性很大，州长和富兰契上校都向我保证他们要利用他们的势力和影响去招揽军政两方面的公家生意。当我提出不知道我父亲愿意不愿意在这件事上协助我的时候，威廉爵士说他要给我一封写给我父亲的信，在信里他要叙述这一计划的优点，他确信他一定能说服他。事情就这样决定了：我将搭坐下一班的船带着州长向我父亲推荐我的信，回到波士顿去。但在其间我们的计划暂不宣布，我照常在凯谋的印刷铺继续工作，州长不时邀我去吃饭(当时我想这是一种莫大的光荣)，同时他用一种想象不到的殷勤、亲密和友好的态度跟我谈话。约在一七二四年四月底，一只开往波士顿的小船来了，我辞别了凯谋，只说是去访友。州长给我一封厚厚的信，信中向我父亲说了许多恭维我的话，大力地推荐我在费城开业的计划，认为这一事业必然会使我发迹。我们的船在驶入海湾时碰上了沙洲，发生了裂缝，这时候海上波涛汹涌，我们必须几乎继续不停地抽水，我也轮流值班抽水。但是，大约经过了两个星期的时光，我们平安地到达了波士顿。到那时我已经离开波城七个月了，我的亲友们一点也没有听到关于我的消息，因为我姐夫荷麦斯还没有回来，也没有写信提到我。我之意外地出现在他们面前，使得全家惊异，但是大家看到我都很快乐。除了我哥哥外，大家都款待我。我到他的印刷铺里去看他。这时我的衣着比我在他那里当学徒期间的任何时候都考究。我从头到脚穿了一套新的时髦的西装，挂了一只表，口袋里装了差不多五英镑的银币。他勉强地接见了我，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然后又去工作去了。店里的职工们想知道我一直在什么地方，我到的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地方，我喜欢不喜欢那地方。我对那地方和我在那里的愉快生活，大加赞扬，强调表示我打算回去的意图。他们中间有一个人问我们在那里有什么样子的钱，我就拿出了一把银币，摊在他们面前。这种银币是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奇观，因为在波士顿通用的是纸币。接着我又乘机让他们看看我的表，最后(我哥哥仍然绷着脸显得怪不高兴的)我送了他们一块钱去买点酒喝，就告辞了。我这次探望使他大为不快，因为，当我母亲过了一些时候向他提起和解，并表示希望看到我们和睦地相处在一起，在将来还能手足相处的时候，他说我曾在他的职工面前用一种使他永远不能忘记或是饶恕的方式侮辱了他。但是，这一点他却弄错了。我父亲对于州长的信显然表示有点惊奇，但是他对我好几天不提这件事。当荷麦斯船主回来时，他就拿信给他看，问他是否认识基夫，他是什么样子的一种人。他又表示他的意见，说此人考虑事情一定不很周到，他竟想叫一个离开成年还差三岁的男孩子去开业。荷麦斯尽力表示赞同这计划，但是我父亲确实地认为这计划是不合式的，最后他直截了当地否决了它。然后他给威廉爵士写了一封措辞婉转的信，感谢他对我的恩惠和栽培，但是表示他还不能资助我开业，因为他觉得我年纪还太小，他不能信赖我经营管理这样一种需要巨额开办费的重大企业。我的朋友和伴侣高令斯是邮局的一个职员，他听了我关于我到的新地方的报告，十分喜欢，因此决定也要上那里去了。当我还在等我父亲作出决定时，他先从陆路出发上罗特岛去了。他收集了许多关于数学和自然哲学的书籍，这时他把书留下来，等我把它们跟我自己的书一同伴送到纽约去，他打算在纽约等我。虽然我父亲不能赞同威廉爵士的计划，他对于我能够从我所在地如此有声望的人那里获得这样一封推崇备至的推荐书，对于我在这样短促的时间内，靠着自己的勤劳和谨慎能够把自己打扮得这样体面，他仍然感到欣慰。因此，既然我跟我哥哥之间没有和解的可能，他就答应让我回到费城去。劝我对当地人士应当谦恭有礼，好获得人们一致的好评，切戒讽刺和诽谤，他认为我过分地爱好这样做。他告诉我靠着不断的辛勤劳动和耐心节约，到我二十一岁时我或许能有足够的积蓄使我能够开业。假如到了那时候，我的积蓄接近所需的费用，那么他会帮我凑满不足之数。这就是我所能得到的一切了，除了当我上船重去纽约时，他给我的表示父母爱子之心的一些小小纪念品以外。但是我这次去纽约却是获得他们的同意和祝福的。帆船停靠在罗特岛的新港，我就去探望我的哥哥约翰。他结了婚，在这里已经住了好几年。他很亲热地接待了我，因为他一直爱我。他的一个朋友，一个叫做佛南的人，有人在宾夕法尼亚欠他一笔钱，大约是三十五镑，他要我代他收这笔钱，并代为保管，直到我接到他的通知叫我如何把款汇寄给他时为止。因此，他给了我一张汇票。这件事后来给了我很多不安。第10节：他们的同意和祝福在新港我们船上来了好几个到纽约去的旅客，其中有两个年轻的女伴和一位严肃、通达、管家婆似的教友会妇人和她的仆人。我对她谦恭有礼，欣然地愿为她做些小事。我想这使她对我有了一些好感。所以当她看到我和两个年轻妇人之间的关系一天比一天地亲热起来，而且她们好像也在鼓励这种发展时，她把我拉到一边说：“年轻人，我替你担忧，因为你身旁没有朋友，你好像也不大懂得世道或年轻人容易上的圈套。相信我，这两个是很坏的女人，我可以从她们的各种各样的行动中看出来。假如你不当心，她们会陷害你。你跟她们素昧平生，为了对你的幸福表示友好的关怀，我劝你不要和她们来往。”由于开头我好像对她们没有像她那样的恶感，她就提到了她观察到和听到的、但是被我疏忽了的一些事情，当时她使我相信她是对的。我感谢了她的善意忠告，答应信奉不渝。当我们到达纽约时，她们告诉我她们住在什么地方，请我去探访她们。但是我没有去，也幸亏如此，因为第二天船主失窃了一只银勺子和一些其他的东西，这些东西是从他的舱房里偷去的。因为船主知道这两个妇女是妓女，他就领了一张搜查证搜查了她们的住宅，找到了赃物，这两个小偷也受了处分。所以，虽然在途中，当一块沉在海底的大岩石擦过我们船边的时候，我们总算躲过了这一暗礁，但是我想这次避开这两个女人，对我来讲，重要性更大。在纽约我找到了我的朋友高令斯，他比我先一些时候到了纽约。我们从童年起就很亲密，我们在一起读了同样的书籍。但是他的条件比我好。他读书和钻研的时间比我多，同时他对学习数学有极好的天才，因此在数学方面他远远地跑在我前面。当我在波士顿的时候，我大部分的空闲聊天时间是跟他在一起消磨的，他当时仍然是一个滴酒不喝的勤勉的小伙子，他的学识颇受当地几个牧师和其他绅士们的尊敬。他看来好像是一个将在社会上可以大露头角的有为青年。可惜，在我不在波城的时候，他沾染了滥喝白兰地酒的习惯。从他自己的叙述中和从旁人的报告中，我知道自从他到了纽约以后他无日不喝得酩酊大醉，举止行动十分乖戾。他并且也赌博，输了钱。这样我就不得不替他付房租，并负担他赴费城的旅费和在费城时的生活费，这些负担后来给了我极大的麻烦。当时纽约的州长保奈特(保奈特主教之子)听到船主提起在他的乘客中有一个年轻人带了一大堆书籍，要求船主把我带去见他，因此我就去拜访他。若不是因为高令斯当时已经烂醉，我一定会带了他同去的。那位州长非常殷勤地招待我，带我参观他的藏书室，那是一个很大的藏书室，我们谈了许多关于书籍和作家的话。我光荣地获得州长们的青睐，这是第二次。这种赏识对一个像我这样的穷小子来说是十分使人高兴的。我们向费城前进了，在路上我收到了佛南的钱。假如没有这笔钱，我们几乎就到不了我们的目的地。高令斯想当会计，但是，虽然他有一些推荐信，人家或是从他的呼吸或是从他的举止看出了他好醉酒，他找工作一直没有成功，继续跟我在同一个地方膳宿，费用由我负担。因为他知道我身边有佛南这笔钱，他就不断地向我借贷，口头上还说等他一有职业就还我，到了后来，他用了那么多佛南的钱，当我想到假如佛南要我把款子汇去的话，我将怎么办时，我感到焦虑不安。他还是经常不断地喝酒。我们有时也为了这件事争吵过，因为当他稍有醉意的时候，他的脾气是很坏的。有一次，当他跟几个其他的年轻人在道拉瓦泛舟，轮到他划船时，他不肯。他说：“我要别人把我划回家去。”我说：“我们决不替你划。”他说：“你们非划不可，否则就在水上过夜，随你们的便吧。”旁边的人说：“让我们划吧，这有什么关系?”但是，因为我气他另外的事情，我还是不肯划。所以他起誓他一定要我划船，否则就把我扔入河中。这样他站在坐板上向我走过来。当他跑上来打我时，我一手抓住了他的腿，同时站了起来，把他两脚朝天地扔入水中。我知道他善于泅水，所以我并不为他担忧。但是在他转过身来攀住船舷之前，我们划了几下把船划到他够不到的地方。每当他泅近船旁时，我们总是问他究竟他愿否划船，同时划几下使船离开他。他气得要死，固执地不肯答应划船。但是当我们后来看到他有点疲乏时，我们把他捞了起来，在一个黄昏里我们把他全身湿淋淋地送回家去。此后我们总是相互顶撞吵嘴。一个西印度的船主受人的委托要替巴巴多群岛的一个地主的儿子找一个家庭教师，偶然遇见了他，同意送他到那里去。这样他离开了我，约好他一领到钱就把它汇给我偿清债务，但是此后我一直没有听到他的消息。动用佛南这笔款项是我一生中早期重大的错误之一。这件事说明了当我父亲认为我太年轻，还不能经营重大企业时，他的判断是相当正确的，但是当威廉爵士读了我父亲的信时，他说我父亲过分迂谨了。他说人不能一概而论，年长的人不一定谨慎，年轻的人也不全是轻率的。“既然他不肯帮你开业，”他说，“我自己来。你把必须从英国购买的东西开一张单子给我，我去订购。你以后有能力时再付还给我好了。我决定要使这里有一家优良的印刷铺，我相信你一定会成功。”他说这话时，态度是这样的诚挚，我深信他不是说着玩的。在那时以前，我把在费城开业的计划保守秘密，那时候我仍然秘不告人。但是假如人家知道我把希望寄托在州长身上，可能一些知道他性格的友人会劝我不要信他，因为后来我听说他滥许心愿而又不打算履行诺言的脾气是尽人皆知的，但是因为我根本没有请求他帮助，我怎么会想到他那慷慨的援助会是虚伪的呢?我还以为他是世界上最好的人呢。第11节：他是世界上最好的人我开了一张小印刷铺设备的清单。据我的估计约需一百英镑左右，我把清单交给州长。他很高兴，但是问我假如我自己在英国能够亲自在场选择铅字，并且检查各种机件的质量，是不是方便些。他说：“那么，当你在那里的时候，你可以认识一些人，并且可以在贩卖书籍和文具方面建立通信关系。”我同意这样做或许会是有益的。“那么，”他说，“做好准备坐安妮丝号去。”安妮丝号是当时一年一度经常来往伦敦与费城之间的唯一船只。但是离开安妮丝号启碇，还有几个月的时间。所以我继续和凯谋在一块儿工作，一面为高令斯从我这里拿去的钱焦急着，每天唯恐佛南来提款，但是过了几年一直没有发生这件事。我相信我忘了讲这件事：在我第一次从波士顿来费城的旅途中，因为风浪太大，船停靠在勃劳克岛，乘客开始捕捉鳕鱼，并且拖了许多上来。到这时为止，我坚守我不食荤食的决心，在这种场合，我同意我的老师屈理昂，认为每捉一条鱼等于是一种无缘无故的谋杀，因为鱼过去既没有伤害我们，将来也不会，我们没有正当的理由去杀害它们。这一切好像十分合情合理。但是在过去我是非常爱吃鱼的，所以当热气腾腾的鱼刚从炸锅里拿出来时，它芬芳扑鼻，美妙非常。我好一会踌躇于原则和爱好之间，直到后来我记起了在剖鱼时，看见有人从鱼肚里拿出小鱼来，这时候我想：“假如你们自己互相吞食，我为什么不能吃你们呢?”这样我痛快地吃了一顿鳕鱼，以后还继续跟别人在一起吃鱼，只是偶然有时恢复蔬食罢了。做一个有理性的生物原是这样方便，因为理性能使人找到或是制造理由去干人心里想干的事。我和凯谋相处得很好，意见也还相投，因为他一点也不知道我开业的事。他在很大程度上还保持着他旧日的虔诚狂信，酷爱争辩。因此我们争论了不少次。我常常用苏格拉底的对话法来使他跟我论辩，用一些看起来显然离开我们当前的题目很远〔的问题提问〕，但是逐渐地把他引入窘境，把他诱进各种困难和矛盾之间，我用这种方法常常叫他上圈套，甚至最后他变成了可笑地谨慎，几乎连最普通的问题也不愿回答，总是先问“你究竟想说什么呢?”但是，这件事却使他对我的辩才有很高的评价，他甚至认真地提议要我作为他的同事，帮他创立一个新的教派。他打算讲道，要我去驳斥一切反对者。当他向我说明他的教条时，我发现当中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是我所反对的，除非我也可以参加一点意见，介绍一点我自己对宗教的看法。凯谋留着长胡子，因为在摩西法中有这样一条：“不许毁损你胡须的边缘。”同样他也以礼拜六为安息日，这两点对他是必不可少的。我可全不喜欢，但是我同意将它们放入教条中，假如他能接受不吃荤食这一条，他说：“我担心我身体会吃不消。”我向他保证身体不受影响，他的健康会因此而增进。他平常是一个老饕，因此我暗自忖量：将来看着他半饥半饿的样子倒很好玩。他同意试行蔬食，假如我愿意陪他的话。我陪了他，我们实行了三个月。我们的食物经常不变地是由一个邻妇烹调后送来的。他从我这里拿去一张开着四十种菜肴的单子，可以随时替我们烹调这些菜，在这些菜肴中既没有鱼肉，也没有鸡鸭。这种想入非非的念头这时候更合乎我的要求，因为它省钱，每人每周所费不超过十八个便士。从那时起我曾经几次十分严格地守四旬斋，突然地从平常的食物换到吃斋时的食物或是从吃斋换到平常的伙食，我一点也没有什么不便，因此有人劝告说吃四旬斋时应当依照易行的级次逐渐改变，我认为这话是没有什么道理的。我很愉快地吃着素食，但是可怜的凯谋却苦不堪言。他对这个计划已经感到厌倦，一心向往着丰肴美食，因此叫了一份烤猪肉。他请了我和两个女友来跟他一同进餐，但是因为烤猪肉端到桌上来太早了，他无法抵抗那种诱惑，所以在我们到达之前他把它全部吃光了。在这期间我跟李得小姐恋爱了。我非常尊敬她，也爱慕她，我也有理由相信她对我也是如此。但是，因为我即将到海外作长途旅行，同时我们都很年轻，刚过了十八岁，她母亲认为最稳妥的办法是目前暂时不要我们操之过急。因为如果决定要结婚的话，那么最合适的时候是在我从海外回来之后。到那时候，像我所预料的那样，我将自己开业。也许她也觉得我的期望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有根有据。这时候我主要的朋友是查理·奥斯朋、约瑟·华生和詹姆士·雷夫，他们全是好学之士，头两个是镇上一个有名的公证人查理·勃罗克田的书记，另一个是一个商店店员，华生是一个虔诚明达的年轻人，十分正直诚实，其他两个对宗教信仰比较淡漠，特别是雷夫。雷夫这个人，像高令斯一样，受了我的影响，因而他的宗教信仰发生了动摇。为了这事他们两人都使我自食其果。奥斯朋通情达理、正直、坦率，对朋友诚恳而又热情。但是在文笔方面，他过分地喜欢批评。雷夫聪明多才，风度优雅，而又十分雄辩。我想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个善于词令的人。这两个人都十分爱好诗歌，因此试写了几首小诗。在礼拜天我们四个人常常一起愉快地到斯古基河附近的森林中去散步。在森林里，我们轮流朗读作品给大家听，然后大家座谈我们所读的作品。第12节：我和凯谋相处得很好雷夫喜欢研究诗，深信他会因此而成名发财，他说即使是最出色的诗人，当他们初写诗时，他的诗也必定会像他的一样有许多瑕疵的。奥斯朋却劝阻他，想使他相信他没有诗人的天才，劝他专心致力于他的业务，不要妄想别的。他说在商业方面，虽然雷夫没有资金，靠着他的勤勉和规矩，他可能当一个代理商，以后经过适当的时候可以积累资金，独立经商。我赞成偶然写写诗作为消遣，改进自己的语言风格，但是此外，我别无志愿。关于写诗，这时有人提议，为了相互观摩、批评和改进，我们每人在下次会面时拿出一篇自己写的诗来。因为我们的目标只限于语言和表达方式，我们不考虑虚构幻想，我们大家同意我们的课题是改写《诗篇》第十八篇，这一篇描述上帝的降临。当会期将到时，雷夫首先来访我，告诉我他的诗已经写好了。我告诉他我一直没空，也没有兴趣，因此没有写。然后他给我看他的诗，并征求我的意见。我十分欣赏它，因为在我看来它好像是一首十分优秀的诗。他说：“但是奥斯朋决不肯承认我的任何作品会有一丝一毫的优点，由于忌妒，他总是千方百计地加以攻击。他对你并不怎样妒忌，因此我希望你拿着这首诗，把它当作你自己的交出去，我将假装没有空交白卷。那么我可以看他有什么话可讲。”我同意了，我立刻把它誊了一篇，使它看起来好像是我写的。我们开会了。华生的诗读了出来，里面有些佳句，但是缺点很多。奥斯朋的读了出来，比华生的好多了。雷夫主持公道：他指出了一些缺点，但是称赞了它的佳句。我很忸怩，好像想请求免交似的，说我没有时间加以修改等等的话，但是他们不允许任何借口，我必须把诗读出来，所以我的诗就读了出来而且重复了一遍。华生和奥斯朋自认输了，退出了竞赛，跟大伙儿一起热烈地赞扬着。雷夫仅仅提出了一些批评，建议作一些修改，但是我替我的原文辩护。奥斯朋反对雷夫，说他的批评比他的诗高明不了多少。所以雷夫就不再争辩了。当他们两人一起回去时，奥斯朋对被他当作是我的作品更加赞不绝口，他说他早先抑止了他自己，因为他说他怕说出来我会认为是当面阿谀。“但是过去谁想得到，”他说，“富兰克林能写出这样的作品，如此绘声绘色，如此坚强有力，如此热情!他甚至改进了原来的《诗篇》。在他日常谈话中他好像词不达意，他讲话疙疙瘩瘩错误百出。但是天啊!他写得多好呀!”当我们下次会见时，雷夫揭穿了我们向他开的玩笑，大家都笑了奥斯朋一阵。这一事件使雷夫立意要成为一个诗人。我尽我之所能劝阻他，但是他继续写诗，直到蒲柏治了他。但是，他后来成了一个相当好的散文家，以后我还要提到他。但是因为也许我以后不再有机会提到其他两个，我在这里交代一下：过了几年，华生躺在我的怀抱里死去了，使我大为悲痛，他是我们当中最优秀的一个人。奥斯朋到西印度群岛去了，在那里他成了一个著名的律师，赚了钱，但是早年夭折了。我和他曾经认真地订了一个合同：谁先死，如果可能的话，就应当向另外的一个人作一个友好的探访，告诉他死后的情况如何。但是他从来没有履行他的诺言。那位州长表面上好像很喜欢和我来往，常常叫我到他家去。在谈到他帮我开业这件事的时候，总是当作已经议定的题目提出来的。除了银行汇信，使我获得购买印刷机、铅字和纸张等所必需的款项外，他说他将给我一些给他朋友的介绍信。他好几次指定了写好这些信件的日期，叫我去领取，但是到了时候总是指定一个更远的日期。这样几次三番地延宕着，直到那只船，也经过了几次延期以后，快要启航了。那时，当我去辞行领取信件时，他的秘书拜耳博士出来见我，说州长正忙于写信，但是在开船之前他会到纽开色来，在那里他会把信件交给我。雷夫，虽然已经结了婚，有了一个孩子，还是决定陪我出洋。据猜度他是想去建立通信联系，获得可以代销的货品，抽取佣金，但是后来我知道由于他对他妻子的亲戚不满，他打算把他妻子交给他们，自己永不再回来了。我辞别了我的朋友，跟李得小姐交换了海誓山盟以后，我就坐船离开了费城，船不久就停泊在纽开色。州长果然在那里，当我到他住所去的时候，他的秘书出来接见我，传达了他的口信，措辞的谦恭是世界第一，说他那时因有十分重要的公务羁身，不能见我，但是他会把信送到船上来的，他衷心地祝我一路顺风、早日归来等等。当我回到船上时，我有点迷惑了，但是我还是没有怀疑。费城的一个著名律师安得烈·汉密顿先生带了他的儿子乘坐同一只船，他跟一个教友会的商人田纳先生和马里兰一家铁工厂的两个老板安宁先生和赖叟先生包了正舱，这样我和雷夫就不得不坐三等舱了。船上我们一个熟人也没有，所以他们把我们当作普通人。但是汉密顿先生和他的儿子(是詹姆士，以后当了州长)从纽开色回到费城去了，老汉密顿为了替一只被没收的船进行辩护被人用重金请回去了。在我们刚要启碇前，富兰契上校上船来了，对我颇器重。因此他们注意了我，那些绅士邀请我和我的朋友雷夫住到正舱里去，因为这时候有地方空出来了。因此，我们就搬入了舱中。因为我猜测富兰契上校已经把州长的公文送到船上来了，所以我就向船主要那些委托由我保管的信件，他说所有的信都一起放在信袋里了，这时候他一时没法拿出来，但是在我们到达英国前，他会给我机会把他们拣出来。这样我就暂时安心了，我们继续向前航行。舱中的乘客很爱交谈，同时我们的饮食特别丰盛，因为除了普通的伙食外，我们还额外有汉密顿先生的饮食必需品，汉密顿先生原来贮备了很丰富的伙食的。在这次旅途中田纳先生跟我结成了朋友，我们的友谊一直继续到他死为止。但是在另一方面，这次旅程是不舒适的，因为有许多日子天气太恶劣了。我们驶入英格兰海峡后，船主实践了对我的诺言，给我一个机会在信袋里寻找州长的信件。我找不到一封委托我保管的信，我挑出了六七封信，按照信上的笔迹，我猜想可能是那些约定的信件，特别是因为其中有一封是写给皇家印刷所巴斯吉的，另一封是给一个文具商的。我们在一七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到达伦敦。我去拜访那个文具商，他离开我的地方较近，我递送了那封信，说是从基夫州长来的，“我不认识这样一个人，”他说，但是一面拆信，“哦，这是李德斯田的信。近来我发现他完全是个骗子，我将与他断绝来往，我不收受任何他的来信。”这样，把信放在我的手中，转过身去，离开我去接待一个顾客去了。我很惊奇，发现这些信并不是那位州长写的，经过回忆和比较先后的事实，我开始怀疑他的诚意了。我找了我的朋友田纳先生，把这件事的经过全部讲给他听了。他告诉我基夫的性格，他说他绝对不可能替我写了任何信，无论哪一个知道他的人都不会对他有任何信赖，他听说州长会给我银行汇信，他笑了起来，因为他说他根本没有账款可汇。当我担心我今后当怎么办时，他劝我设法在我的本行中找一工作。“在这里的印刷铺里工作，你可以提高你自己。以后你回到美洲去时，那你开业的条件就更好了。”第13节：改进自己的语言风格我们两人，像那个文具商人一样，碰巧知道这个律师李德斯田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无赖。他唆使李得小姐的父亲拜他为师，订立师徒合同，几乎使得李得先生破了产。从这封信里看来，好像有人正在酝酿着一个不利于汉密顿的秘课(他们假定汉密顿是跟我们一起到英国来的)，而这一阴谋又牵涉到基夫和李德斯田。田纳是汉密顿的一个朋友，认为我应当告诉汉密顿这封信的内容。这样，当他不久到达英国时，一则是为了发泄我对基夫和李德斯田的愤怒和憎恶，二则是为了对汉密顿表示好感，我去拜访了他，并把这封信给了他。他诚挚地感谢我，因为这一消息对他是很重要的。从此以后，他成了我的朋友，他的友谊后来有许多次都是对我极有利的。但是一个州长玩这种卑鄙的把戏，那样下流地欺骗一个可怜无知的孩子，我们又将如何理解呢!原来这是他的一个已经形成了的习惯，他想讨好大家，但又没有东西可以给人，所以他就给人希望。除此以外，他倒是一个聪明、懂事的人，文章写得不坏，对老百姓来说他是一个好州长，虽然对他的选民有产阶级来讲，他并不如此，因为他们的指令他有时候置之不理。我们有一些最好的立法是他规划的，并且是在他任期内通过的。我和雷夫是不可分离的伴侣。我们一同寄宿在小不列颠，每周租金三先令六便士——这是我们当时所能支出的最高租金。雷夫找到了一些亲戚，但是他们很穷，无力协助他。这时他告诉我他想留在伦敦的意图，他说他一开头就没有回到费城去的意思。他没有带来钱财，他所能筹措的款项全部都用在船票上了。我身边有十五块西班牙币，所以，在他寻找工作的时候，有时他偶尔向我借一点去维持生活。他起初力图进入戏院，相信他自己适宜于充当演员。他向威尔克申请剧场工作，威尔克坦率地劝他别再在这种工作上转念头，因为他不可能在这方面有所成就。接着他向圣父街的一个出版商罗伯茨提议替他编一份像《旁观者报》一样的周报，他提出了一定的条件，但是罗伯茨不赞同这些条件。以后他就设法寻找作家助手的工作，替出版商或是法学院的律师们抄写，但是这方面他也找不到空缺。我立即在帕麦的印刷铺里找到了工作。这是当时开设在巴士罗米巷的一家著名的印刷所，在这里我继续工作了近一年的时间。我工作相当勤勉，但是我把我工资的很大一部分花在与雷夫同去剧场和其他娱乐场所。我们一起把我的十五块钱都用完了，现在我们仅仅能够勉强糊口。他好像完全忘了他的妻子和孩子，而我也逐渐地忘了我跟李得小姐的约言。我只写给她过一封信，在那封信里我告诉她我大概一时不会回来。这是我一生中另一重大错误，假如我要重演一生，我愿意纠正这一错误。事实上，由于我们的开支，我一直没有钱支付我的旅费。在帕麦的印刷所里，我被指定替胡拉斯顿的《自然的宗教》的第二版排字。因为他的理论有些地方在我看来没有充分的根据，所以我写了一篇短短的哲学论文批评这些理论。论文的题目是《论自由和必然，快乐与痛苦》。我把这篇论文献给我的朋友雷夫。我印刷了一些。这使得帕麦对我较为重视，以为我是一个有些聪明才能的年轻人，虽然对于这本小册子所包含的那些理论，他严肃地告诫我，他认为是十分讨厌的。印行这一小册子又是我的一个错误。当我住在小不列颠时，我结交了一个书商，叫做威尔考克，他的书铺就在我住处的隔壁。他拥有大量的旧书。当时流通图书馆还不存在，所以我们达成了协议，我出一笔合理的费用，数目我现在已经记不清了，我可以借阅他的任何书籍。我把这看作是莫大的便利，因此我就尽量地利用它。我的小册子不知通过某种方式被一个叫做赖英斯的外科医生看到了，他是一本叫做《人类判断的不谬性》的作者，因此我们就相识了。他很重视我，常常来看我，同我讨论这类问题，带我到一家在契泼赛的一条某某巷里叫做荷恩斯的淡啤酒店里去，把我介绍给《蜜蜂的童话》的作者曼得维博士，他在那家酒店里成立了一个俱乐部，因为他是一个十分幽默风趣的伙伴，所以他成了这个俱乐部的灵魂。赖英斯也替我介绍了在巴脱生咖啡馆的宾柏顿博士。宾柏顿答应早晚替我找一个机会见见爱瑟·牛顿爵士。我是极想有这样的一个机缘的，但是这件事从未实现。我从美洲带来了几件珍品，其中最主要的是一个用石棉制成的荷包，这个荷包要用火来洗涤。汉斯·司隆爵士听到了这件事，就来看我，邀请我到他在泼鲁姆斯保利广场的府上去，在那里他给我看了他所搜集的全部珍品，并劝我把荷包出让给他，使他能把它收入他的珍藏。为此，他慷慨地付给我一笔很高的代价。有一个年轻的女帽商人住在我们的寄宿舍里，我想她在修道院街有一家铺子，她受过贵族式的教育，通情达理，举止活泼，谈吐很风趣。在晚间雷夫读剧本给她听，他们逐渐地亲昵起来了。她搬到另外的一个寄宿舍去，雷夫也随她同去。他们同居了一些时候，但是由于他仍然失业，而她的收入又不足维持他俩和她孩子的生活，所以他就决心离开伦敦去试做乡村教师。他认为他自己很有资格做教师，因为他的字迹清秀而又擅长算术和簿记。但是他认为这是一种跟他不相称的下贱职业，他深信他在将来会飞黄腾达，到了那时候他会不愿意人家知道他过去曾经干过这样卑微的工作，所以他改换他的姓氏。为了表示对我尊敬起见，他冒称我的姓。因为不久我接到他的来信，告诉我他住在一个小村庄里(我想是柏克夏)，在那里他教十一二个男孩读本和算术，每周薪金六便士，要我照顾T夫人，希望我写信给他，上面写明寄给那地方的教师富兰克林先生。第14节：巴士罗米巷著名的印刷所他继续不断地来信，寄来他当时正在写的一首史诗的冗长的实例，要我批评和指正。这些我不时地都照办了，但是我却劝阻他继续写诗。那时候杨的一篇《讽刺诗》刚发表了，我抄写了一大部分，寄给他，这首诗鲜明地指出那些毫无希望地追逐诗神的人的愚行，但是这一切努力都无用。诗稿不断地在每封信里寄来。同时T夫人由于他的关系失去了她的朋友和生意，常常因此而穷困潦倒，常常叫我去，向我借贷一点多余的钱以救燃眉之急。慢慢地我喜欢与她来往了，由于这时候我不受宗教的约束，同时利用她对我的依赖，我竟试图与她发生关系(又一错误)，但是她正当地表示了愤怒，拒绝了我，并且把我的行为通知了雷夫。这就使我们绝了交。当他回到伦敦时，他让我知道他认为我已经勾销了一切过去我对他的恩惠。这样我知道我永远不能希望他偿还我借给他或是替他垫付的款项了。但是在当时，这还无关紧要，因为他完全没有能力来还债，而且失去了他的友谊以后，我倒发现我解除了一个重负。这时我开始想预先积蓄一点钱了。为了得到较优越的职位，我离开了帕麦，到林肯协会广场的瓦茨印刷所去，这是一家规模更大的印刷所。我在这里继续工作直到我离开伦敦时为止。当我初进入这家印刷铺时，我开始在印刷机旁工作，因为我以为我缺少我在美洲所习惯的那种体力锻炼。在美洲印刷工作跟排字工作是不分开的。我只喝水，其他工人，约有五十名，都是酒鬼。遇必要时，我能够两手各提着一版铅字上下楼梯，其他工人需要两只手捧着一版铅字。从这个和其他的实例中，他们看见了这个“喝水的美洲人”，因为他们这样称呼我，倒比喝浓啤酒的他们自己来得强壮有力，他们感到惊奇。在我们印刷所里经常有一个啤酒店的小厮替工人们送酒。跟我在同一架印刷机上工作的一个朋友每天在早餐前要喝一品脱啤酒，吃早餐时跟着面包和乳饼喝一品脱，在早餐和午餐之间喝一品脱，吃中饭时一品脱，下午六时左右一品脱，当工作完毕时又一品脱，我以为这是一种极可恶的习惯，但是他认为，为了使得他在工作时有力气，他必须喝强烈的啤酒。我设法使他相信啤酒所能产生的体力只能与制造啤酒所用的溶解在水中的谷物或大麦粉成正比例，价值一便士的面包所含的粉比一奈尔的啤酒还多。因此，假如他吃一便士的面包和一品脱的水，他所得的力气多于喝一夸尔的啤酒。但是他还是继续喝啤酒，每星期六夜里要从他的工资中为那泥浆水支付出四五先令。这种费用我倒是没有的，这样这些可怜的家伙永远使他们自己处于从属地位。几星期之后瓦茨要我到排字房去了，所以我离开了印刷工人。排字工人却要我重新付一笔陋规或是一笔五先令的酒费。我认为这是一种敲诈，因为我在下面印刷房里已经付过了。老板也是这样想法，不许我付这笔钱。我坚持了二三个礼拜，因此被认为是一个被驱逐出会籍的人，他们私下对我作了许多小小的恶作剧，假如我稍稍出去一忽儿，他们把我的铅字搅乱了，把我的页次颠倒了，打破我的排版等等等等，这一切都说成是印刷所鬼魂所做的事。他们说印刷所的鬼魂总是向那些不付正规入会费的人作祟的。尽管老板保护我，这种恶作剧发生的次数那么多，使我不得不同意付了钱，因为我相信跟那些经常与你在一起的人发生恶感是愚蠢的。现在我跟他们交情很好，不久我在他们中获得了相当的势力。我提议对于他们的教堂工人们总把印刷所叫作“教堂”〔富兰克林原注〕。法规作一些合理的修改，我压倒了一切反对，通过了这些修改案。由于我的榜样，他们中间一大部分人停止了他们那种把啤酒、面包和乳饼混杂在一起的早餐，因为他们发现他们跟我在一起只要花一品脱啤酒的价格，即一便士半，就可以在一家附近的饭馆里买到一大碗热气腾腾的薄粥，上面洒一些胡椒粉，加上碎面包和一些牛油。这种早餐既舒适又便宜，并且使他们头脑清醒。那些继续整天滥喝啤酒的人，由于欠债不还，常常在啤酒店里赊欠不动了，因此求我借钱给他们去买啤酒，按照他们的说法，他们的光熄灭了。在星期六晚上我等着发饷，收回了我借给他们的账款，有时候一星期我得替他们预先垫付几乎三十先令。同时，我被公认为是一个相当好的幽默讽刺家。这两件事支持了我在他们中间的威信。我从不缺勤(我从不因为星期天玩累了，星期一续假)，因此老板喜欢我。同时，由于我排字非常迅速，我总是被指定做急件工，这种工作一般工资较高。这样，我这时候过得很舒适。我在小不列颠的寄宿舍太远了，因此我在公爵街，天主教堂对面，找到了一个地方。那是在一家意大利仓库的三层楼后楼上。一个寡妇主持家务，她有一个女儿、一个女佣人和一个看守仓库的职工，但她却寄宿在外面。经过派人到我原住的地方了解我的品德以后，她同意按照我原先所付的租金收我寄宿，就是每周三先令六便士。照她的说法，这租金特别低廉，因为有一个男人住在这所房子里，她以为可以获得一些保护。她是一个寡妇，一个年长的妇人，是一个牧师的女儿，幼年受的是新教徒的教养，但是她的丈夫使她改信了天主教，她提起她的丈夫还是十分尊敬的。过去她与上层社会人士颇有来往，因此她知道成千上百的上流社会的遗闻轶事，有些还是远在查理二世时期的事哩。她因膝部患痛风症而成残废，极少离开她的卧室，因而时感寂寞。对我来讲，她的谈吐十分风趣，所以每当她感到寂寞时，我总是陪她一个晚上。我们的晚餐只是每人半条鱼、一小块面包和牛油，和两人共饮半品脱的啤酒，但是她的谈话却使人心醉神怡。我经常早起早睡，安分守己，这些都使她不愿意我离开她的寄宿舍。我听到在我印刷所附近有一个寄宿舍，每周只要两先令的租金，由于当时我一心一意地想积蓄一点钱，所以这一差数是相当重要的。当我提到这事时，她叫我不要考虑那地方，因为她愿意今后替我减去两先令，这样，我在伦敦期间一直住在她那里，每周一先令六便士。在她家的顶楼上隐居着一个七十岁的老处女。关于她我的房东告诉我这样一段故事：她是一个天主教徒，年轻时就被送到外国去住在修女院中，立志成为修女，但是因为水土不服，她回到英国来了。在英国却没有修女院，因此她立誓要在这种情况下使她的生活尽可能地接近修女的生活。所以，她把她的财产全部捐给了慈善事业，只保留年金十二镑作为生活费用，但从这笔款中她还拿出一大部分来救济别人，自己只喝薄粥，除了煮饭以外并不生火。她住在那个顶楼上已经许多年了，在她下面的历代天主教徒房东都允许她免费居住，因为他们认为有她住在那里是一种祝福。一个神父每天去听她忏悔。“我问过她，”我的房东说，“照她那样的生活，她怎么会这样需要一个忏悔者呢?”“哦，”她说，“人们不可能没有无用的思想。”有一次她允许我去探访她，她很快乐，有礼貌，谈话时也很愉快。她的房间很清洁，没有别的家具，只有一个垫子，一张桌子，上面放着一个十字架和一本书，一张她让我坐的凳子，和烟囱旁放着的一张圣佛朗尼卡展示她的手巾的图画。图中画着基督面孔流血的奇迹，她严肃地向我解释这幅图画。她面色苍白，但从不生病，我把她当作一个实例，说明多么微小的收入就可以维持生命和健康。第15节：人们不可能没有无用的思想在瓦茨的印刷所中我结识了一个聪明的年轻人，一个叫做华盖特的人。他有有钱的亲友，所以他比大多数的印刷工人有教养。他的拉丁文还过得去，会说法语，酷爱读书。我教了他和他的一个朋友游泳，下水两次，不久他们成为很好的游泳家了。他把我介绍给一些从乡下来的乡绅们，他们从夏尔西坐船去参观学院和沙特罗先生的珍藏。在我们归途中，华盖特讲到我的游泳术，引起了大家的好奇心，因此应了大家的请求，我剥去了衣服，跳入河中，一直从夏尔西泅到勃莱克佛里雅的地方，一路上玩着各式各样水上的或水中的花样，他们从未见过这种把戏，感到又惊又喜。我从童年起就一直爱好这种运动，曾经钻研和实习过佘夫诺的一切动作和姿势，加上一些我自己的心得，其目的在于使得姿势既要优美舒适又要有效。这一切我乘机都表演给大家看了，他们的羡慕和赞赏使我感到很高兴。华盖特原想成为一个游泳专家，同时因为我们研究的学科相似，他渐渐地越来越跟我亲热了。他最后提议我们一同到全欧旅行去，在各地靠着做印刷工作来维持我们的生活。有一度我倒曾经颇有此意，但是我跟我的好友田纳先生提到此事，因为当我有空时，我常去跟他聊上点把钟的工夫，他劝阻了我，劝我只考虑回到费城去。这时候，他自己也快回去了。我要记载这个好人性格中的一个特点。他过去曾经在不列斯多经商，但是亏了本，欠了许多人债，无力还清，只好赔偿了一部分债款了事，以后他到美洲去了。在那里，他专心一意地经商，在几年之内竟积蓄了一笔巨大财产。跟我同船回到了英国以后，他请了他旧日的债主来吃饭，感谢他们过去对他债款的宽大处理，这时候客人们只以为他款待他们，别无期待，但是当他们一移动碗盘时，发现在各人的盘子下面放着一张支票，除了全部未付清的余数外，还有利息。这时候他告诉我他快要回到费城去了，为了在费城开设一家商号，他要带回去大量物资。他提议雇用我为店员，替他记账，他会教我簿记，替他抄写信件和照料铺子。他说等到我熟悉了业务以后，他会提升我，派我带一船面粉和面包到西印度群岛去，并且使我从其他方面得到佣金，获利甚厚。假如我经营得法，我会发财致富。这事正中我意，因为我对伦敦已感到厌倦，愉快地回忆昔日在宾夕法尼亚所过的快乐的岁月，就想旧地重游，因此我就立即接受了这一职位，年薪五十镑，宾夕法尼亚币，比我当时排字工的工资确是少了，但是较有前途。这时我就离开了印刷业，当时我还以为是永远离开哩!我每日从事于新的工作，随着田纳先生到商店里去买各种商品，监督包装，出外办事，催促工匠完工等等，当一切都送上船以后，我就有几天空闲时间。就在这样空闲的一天，出乎我意料之外，我接到一位显要人物的召唤，一个威廉·温特摩爵士，我以前只知其名，从未见过。我去拜访了。他不知怎样听说我曾经从夏尔西泅到勃莱克佛里雅的地方，曾经在几小时内教会了华盖特和另外一个年轻人游泳。他有两个儿子，即将到远方旅行去，他要他们首先学会游泳，提议假如我同意教他们的话，他愿出重金酬劳我。这时候他的两个儿子不在伦敦，我在伦敦能逗留多久也不能断定，因此我不能答应下来。但是从这件事我想到：假如我留在英国开办一个游泳训练班的话，我可能赚一笔大钱。这一印象是如此的深刻，假如他的提议早来几天的话，也许我不会那么早就回到美洲来。多年以后，我曾经跟威廉·温特摩爵士两个儿子中的一个接洽过更重大的事情。那时他已是爱葛雷孟伯爵，这事我以后在适当的地方还要提到。这样我在伦敦度过了约一年半的时光。大多数的时候我辛勤地在我的本行工作，除了看戏买书以外，我自奉甚俭，我的朋友雷夫使我贫穷，他欠了我大约二十七镑，现在我毫无希望收回这笔欠款了。在我微薄的收入中，这是多么大的一笔款项呀!尽管如此，我还是爱他，因为他有许多讨人喜欢的地方，虽然我并不能因他而致富。在伦敦我结识了一些聪明的朋友，跟他们交谈使我得益不少。同时我也阅读了不少书籍。我们在一七二六年七月二十三日从克莱武生启程，你要知道航程中发生的事件，请看我的日记，在那里我都详细地记载了。在那日记里所能找到的最重要的部分或许是那个关于指导我未来一生行动的方案，这是我在海上时规划的。当我作出这个方案时，我还那么年轻，而一生中直到晚年我是非常忠实地坚守这个方案，因此它更是显得值得注意了。我们在十月十一日在费城登陆，城里有了许多改变，基夫不再是州长了，接替他的是柯登少校。我看见基夫像一个普通市民那样地在街上行走，看见我时他好像有点羞愧，一声不响地过去了。在接到我的信后，李得小姐的亲友们有充分理由以为我是不会回来的了，他们就劝她跟另外一个人(一个叫劳吉斯的陶工)结婚。这样在我出洋期间，他们结了婚。假如不然的话，我看见她时也会像基夫那样地感到惭愧哩!但是，婚后她总是不快乐，不久就跟他分手了，她拒绝跟他同居，或是用他的姓氏，因为这时有人说他另有妻室。他是一个生性卑劣的人，虽然他的手艺很高明，她亲友们就是贪图他这一点。他负了债在一七二七或二八年跑到西印度群岛去了，以后就死在那里。凯谋的铺子扩大了，又开了一家大的文具铺，添了许多新的铅字，而且有了许多帮手。虽然这些职工的技术并不高明。他的生意倒好像很兴隆。田纳先生在水街租赁了一个店址，在那里我们把我们的商品陈列出来，我勤勉地照料生意，学习记账，不久就学会了做买卖。我们在一起膳宿，他像父亲一般地教导我，因为他真心诚意地重视我，我尊敬他，爱戴他，我们原可以很快乐地合作下去。但是，在一七二七年的二月原文是一七二六年的二月，但他们是一七二六年七月启程赴美，一七二六年十月到达费城的，则患病当在一七二七年，而不可能是一七二六年，因此译成一七二七年。——译者当我刚过了二十一岁的生日时，我们两人都得了病。我得了肋膜炎，几乎丧了命，我经受了极大的痛苦，我想我活不成了，而当我发现我自己逐渐恢复时，我倒反而有点失望了，因为我有点懊悔今后迟早还得重新再忍受死亡的痛苦。我现在不记得他得了什么病，他病了很长的一个时期，最后还是死了。在他的口头遗嘱里他留给我一笔小小的遗产，表示他对我的友情。但他使我再一次流浪失业，因为那铺子由他的遗嘱执行人接管去了，这样我在他铺子里的工作就结束了。第16节：我再一次流浪失业我姐夫荷麦斯这时在费城，劝我重回本行。凯谋在劝诱我，他愿意给我高额的年薪，要我去管理他的印刷铺，使他可以更好地照料他的文具铺。在伦敦时从他的妻子和他妻子的朋友那里我听到他的名声很坏，所以我不愿意再和他发生关系。我设法想找一个商店店员的位置，但是一时找不到，所以我又答应了凯谋。在他的印刷铺里我找到了下面这些工人：休·梅莱笛斯是一个威尔斯籍的宾夕法尼亚人，三十岁，惯做庄稼活，诚实，懂事，有相当敏锐的观察力，也喜欢念一点书，但好酒；司蒂芬·博茨是一个年轻的成年庄稼汉，习农，天资颖悟，生性幽默，善谐谑，但是有点吊儿郎当。凯谋跟他们约定每周给他们极低廉的工资，随着他们技术的改进，每隔三个月他们的工资将增加一先令。这种未来的高额工资是他勾引他们来的一种手段。梅莱笛斯将做印刷工，博茨装订工。按照合同，他要教他们这两种技术，虽然他自己一样也不懂。一个叫约翰什么的是一个粗野的爱尔兰人，什么行业也没有学过，凯谋从一只船的船主那里买了他四年的服役，他也要他成为一个印刷工。乔治·卫勃是一个牛津大学的学生，凯谋也买了他四年的服役，打算叫他做一个排字工人，下面我还要讲到他。还有大卫·海利是一个乡下孩子，凯谋收他当学徒。我不久看出了他之所以出了远远高过于他惯常所给的工资来雇用我，他的目的就是要通过我来训练这些没有经验的、廉价的雇工，一等到我把他们教会以后(因为他们都跟他订有一定年限的契约)，他就可以不用我了。尽管如此，我还是欢欢喜喜地继续工作，整顿了他的印刷铺，本来它是十分混乱的，我逐步地使他的雇工们注意和改进他们的工作。一个牛津大学的学生成为一个卖身仆，是一件奇闻。他还不到十八岁，他告诉我这样一段他自己的历史，他生在葛劳斯特，曾在当地的语法学校读过书，当他们在学校里演戏时，他因为在表演时显出了显而易见的才能，所以在学生中很有名气，在学校里他参加了“幽默社”，也写过一些短篇的诗歌和散文，它们曾经在葛劳斯特的报纸上发表过。从那里他被送到了牛津。在大学里他继续读了一年书，但是他不很满意，他最希望的是到伦敦去观光和当演员。最后，当他领到三个月的补助金十五个金币时，他不去还清债务，却走出了市镇，把他的大学礼服藏在金雀花丛中，步行到了伦敦，在那里，因为没有亲友指导他，结识了坏人，不久就花完了他的金币，还找不到进入戏剧界的门路，贫穷了，当衣服，但又无钱买面包。当他空着肚子走在街上，而又不知道如何是好时，有人把一张人贩子的传单塞入他的手中，上面答应凡是愿意出卖自己到美洲去服役的人马上可以得到饮食和奖励，他马上就跑了去，在定期服务契约上签了名，上了船，就渡海到美洲来了。他连一个字也不寄给他的亲友告诉他的近况。他很活泼幽默，性格温厚，谈吐风趣，但是懒惰、轻率和极度地不审慎。那个爱尔兰人约翰不久就逃跑了。我跟其余的人相处得很愉快，因为他们发现凯谋自己不能教他们技术，而从我这里他们每天学到一点东西，所以他们都更加尊敬我了。我们在礼拜六从不工作，因为那是凯谋的安息日，这样我就有两天可以读书了。我在城里认识了更多的有发明天才的人。凯谋自己待我十分殷勤，表面上很尊敬我，这时我心中别无挂虑，只是我欠佛南的债款，到这时我还无力偿还，因为我不善节约。但是，他很讲情义，不提起这笔债。我们的印刷铺常常需要整套的铅字，而在美洲还没有浇铅字的人。在伦敦时我在詹姆士的铺子里曾经见过人家浇铸铅字，可是没有十分注意它的方法。但是这时我发明了一种铸模，利用我们用作打印器的字母，把铅制成铸模，这样相当不错地满足了各种需要。必要时我也雕刻几块铜板，我制造油墨，我是仓库管理员和一切，简单地说，我差不多是一个打杂工。但是不管多么有用，我发现当其他工人的业务逐渐改进时，我的帮助一天比一天地显得不重要了。当凯谋付了我第二季度的工资以后，他告诉我他觉得我的工资太高了，认为我应当减低一些。他逐渐地待我没有从前那么殷勤了，摆出了老板的面孔，常常吹毛求疵，无事生非，好像准备爆发的样子。但是，我仍然是继续工作，勉强忍耐，因为我想他向我生气的部分原因是因为他的经济情况欠佳。终于一件琐事却使我们的关系突然破裂了。有一次在法院附近发生了巨大的嘈杂声，我把头伸出窗外，看看究竟是什么事情。凯谋这时候在街上，抬头见了我，声色俱厉地向我叫喊，要我别管闲事，接着又加了一些责备的话。这时所有往外面看热闹的邻居都看到了他是如何地待我，正因为他当众责备我，这才更加激怒了我。他立即跑到印刷所楼上来，继续跟我争吵，于是双方破口怒骂，他按照合同给我三个月的解雇通知，但是他对于他必须给我这样长期的预告表示后悔。我告诉他他的懊悔是不需要的，因为我要立刻离开他了。这样，我就拿了我的帽子，走出了门，在楼下我看见了梅莱笛斯，我就要他照料我留下的一些东西，并把它们送到我的宿舍来。因此，梅莱笛斯在晚间来了，这时候我们讨论了我的事件。他非常尊敬我，因此在我离开了那个印刷所以后，他也不愿意再留在那里了。我开始想到回到家乡去，但是他却劝阻我。他提醒我凯谋所欠的债和他的资产相等了，他的债主们开始感到不安了，他把他的铺子弄得乱七八糟，为了得到现金他往往做不赚钱的生意，而且常常赊卖货物，又不记账，因此他必然会倒闭，他一倒闭我就有可乘之隙。但是我说我没有钱，然后他说他的父亲很相信我，从他跟他父亲的一些谈话中，他相信假如我愿意跟他合伙的话，他父亲会投资帮我们自己开业的。他说：“我跟凯谋的合同将在明春满期，到了那时候我们将从伦敦买到了我们自己的印刷机和铅字。我知道我的技术很差，假如你愿意的话，你提供你的业务上的技术，我供给资本，我们平分赢利。”第17节：渡海到美洲这个提议我欣然赞同了，他父亲这时候在城里，也同意了我们的计划，特别是因为他看到他的儿子很信任我。我已经劝他戒了一个时期的酒，他希望当我们两人那样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时，我或许能使他完全戒掉这恶劣的习惯。我开了一张清单给他的父亲，他父亲交给一个商人去订货了。在机器未运到之前我们要严守秘密，在其间，假如可能的话，我将设法在其他印刷铺找些工作。但是我找不到空缺，所以闲了几天。这时，凯谋因为希望获得新泽西印纸币的生意，需要只有我能做的雕板和各种铅字，同时因为怕勃拉福雇用了我把生意抢去，所以给我写了一封十分谦恭的信，说多年的老朋友不应当因为几句一时气愤的话就分手，希望我回去。梅莱笛斯劝我去，因为在我日常的指导之下他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增进他的技术。这样，我就回去了，我们相处得比以前一段时间好多了，凯谋得到了新泽西的生意，我替它设计了一部铜板印刷机，这在美洲还是第一次看到哩!我替纸币雕刻一些花纹和对号，我和凯谋一同到柏林敦跑了一趟，在那里我满意地完成了整个任务，他因此获得了一笔巨款，使他可以有一个时期不致破产了。在柏林敦我结识了许多新泽西的要人。为了照料纸币印刷工作和监视按照法律纸币的印数起见，州议会指派了一个委员会，我所结识的人中间有几个就是这个委员会的委员，因此，这些人轮流地一直跟我们在一起，来监督印刷的人一般总是带了一两个朋友来做伴的。由于我曾经读了许多书，我的文化修养较凯谋为高，我猜想就是为了这个缘故所以他们好像更喜欢跟我谈话。他们邀我到他们家里去，把我介绍给他们的朋友，对我十分殷勤，但是，虽然他是老板，他们对他却有点轻视了。老实说，他是一个古怪的家伙，他不懂得公共生活，爱好粗鲁地驳斥一般人所公认的意见，衣冠不整到极度邋遢，狂信宗教上的某些教义，并且有点无赖气。我们在那里继续工作了几乎三个月，到那时候，我已经结识了法官爱伦，州议会秘书撒木耳·部士帖耳，议员爱瑟·皮耳生，约瑟·库柏，和几个斯密司家的人，和测量局长爱瑟·狄考。狄考是一个机灵精明的老年人，他告诉我当他年轻时，他开始是替砖匠运送黏土的，在成年后才学习写字，后来替测量员背测链，从他们那里他学会了测量术，到了这时候靠着他自己的勤劳，他已经置了一份很好的家产，他说：“我预言你不久将把这个人从印刷业中排挤出去，你将在费城以印刷业起家。”这时候他丝毫也不知道我在费城或任何其他地方开业的意图。这些朋友日后对我大有裨益，有时我也偶尔帮助他们中间的一些人，他们毕生却一贯地重视敬慕我。在我讲述我正式开业之前，最好让你知道当时我对道德伦理的看法，让你可以看出这些观念是怎样地影响我未来生命中的大事的。我父母在早年就对我灌输了宗教思想，在我童年时代我受了虔诚的非国教徒的教养。由于在我所读到的各种书籍里我发现对教条有争辩，我自己对于教条中的某几点也先后发生了怀疑，接着，当我还不到十五岁时，我开始对《圣经》本身发生怀疑了。我偶然碰到了一些反对自然神教的书籍，据说这些书是博尔演讲中讲道文的大意。它们对我的影响恰巧跟它们的原意相反，因为为了驳斥自然神教，它们引证了自然神教信徒的议论，但是这些议论在我看来却比那些反驳它们的理论还坚强有力。简单地说，不久我就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自然神教信徒了。我的议论带引一些人走上了歧途，特别是高令斯和雷夫，但是这两个人后来都毫无良心地大大地害了我，想到了基夫对我的行为(他是另一个宗教上的自由思想者)和我自己对佛南和李得小姐的行为，这种行为有时使我十分苦恼，我开始觉得这种教义虽然或许是真的，但是它不十分有益。我的伦敦小册子引用了德莱登的诗作为箴言：存在即是合理，虽然半瞎的人只看见链条的一端，最近的一环，他的两眼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