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斯宾诺沙（spinozal1632－1677），为犹太商之荷兰人，理性主义哲学家，由于他的生活背景与宗教背景而使他建立一套“保全自己”的哲学。在整个英国的进化论当中，一种窒息的气氛时刻笼罩着过度拥挤的英国，贫贱之人因穷困而散发出来的气味处处可闻，但身为一个自然的研究者，他应当从那可卑的人性角落里挣脱出来：然而，即使看遍各种愚行，我们会发现，在自然中困扰苦恼的状态也并不普及，只是多余之物罢了。为生存而挣扎仅仅是一种例外，一种为了生活而暂时抑制着意志；这种挣扎无论大小，在各处都会造成优势，会增加扩张，会形成一种与权力意志一致的力量，而这正是生存的意志。三五○、对人类之笃信致敬与教会相抗比之于反对雕刻师的普通而肤浅的规则更具深奥而冥想的性质；也就是说，愈是多疑的坏人，由于一直不相信生命的价值，并且也怀疑自身的价值——人类的一般本能，故而使得其官能的快感和“恻隐之心”也均与他们形成对立。整个罗马教会乃是奠基于潜存人类天性中的南欧属性的怀疑态度（在北欧常被误解），而这种怀疑的态度则又是南欧人从东方传承过来的，同时还从那种神秘而古老的亚洲学习到沉思的精神。另一方面，新教则为一主张简单、文雅、注重表面（这方面北欧人的表现就显得比南欧人肤浅）之一般略含叛逆性的宗教（指宗教改革运动后，新教之所以兴起所含的本质——译注），仅管如此，然而却是法国大革命的缘故，才首度将王权完整而庄严地交到“好人”（绵羊、骡子、鹅、以及各种肤浅的一切）的手中。三五一、对僧侣的天性致敬我想哲学家觉得自己与一般人（在今日社会的各阶层）对智慧的看法相差极远：慎重明辨、朴素宁静、虔诚恭敬以及乡下牧师的平易近人，凡此皆严肃而深思地疑视着生命——这也许是因为哲学家并没有尝试作和一般人或乡下牧师一样的智慧追求。哲学家大概也是最后才明白到人们应该了解与他们相距颇远且为思想家所热衷的某些事物，而这些思想家必须经常生活在最大困难与最大责任的乌云中（因此他们无法看到事物的整个底细，更不必说有什么公正无私或客观的作为了）。一般人崇敬完全不同类型的人，而就其不同的形象去塑造一种“圣者”的理想，他们每每对这类型的人予以最高的崇拜和赞颂——这些人拥有温柔、严肃、单纯、谦虚等僧侣似的性格——一般智慧所能给与的崇拜和赞颂其他的人，还有谁能像这些人一样地普受大众的崇敬？这些人与其阶级相配，地位崇高；由于他们善良而被挑选出来，奉献并牺牲——他们自身也相信自己为上帝而牺牲——在这些人面前，人们可以不觉有罪地倾吐他的心事，可以消除他的秘密、顾虑及一些更糟的事情（“和自己沟通的人”能祛除自己的心事，作“告白”的人则可以忘掉心事）。在此有一不可缺少的，即是，对于污水和净水均需要有精神上的污垢，并且需要迅速的爱的交感，以及一颗强烈、谦逊和纯洁的心；他们乃牺牲了自己而使自己能适合这种非公共健康部门的服务，因为身为神职人员便是一种牺牲，并且永远是一种人类的牺牲。一般人将这些因信仰而牺牲、沉默、庄严的人视为“智者”，亦就是成为圣贤之人，对其原来之“不信任”者亦改变成为“可信的”，谁会想要去剥夺人们那种表现与崇敬？不过为了对另一面亦公平起见，在哲学家眼中，神职人员依旧是被视为“人”而非“圣人”，因为最重要的，他们本身并不信仰“圣人”，而他们也已在这种信仰与迷信中找到了“人”。希腊人在创造“哲学家”这个字眼时是十分谦逊的，而让那些最为傲慢的演员套上“智者”的名词——这种极端傲慢且又自我夸耀的谦逊可说和毕达格拉斯与柏拉图如出一辙。三五二、为何难以摆脱道德一个赤身露骨的人通常难以入目——我说的是我们欧洲的男人（当然绝不是指欧洲女性）。如果一桌原来高高兴兴共餐的人，突然发现到他们被某种妖怪作法而脱去衣袍，我相信不仅原来的欢乐气氛会立即荡然无存，而且纵然有再好的胃口也会倒尽——似乎我们欧洲人总能摆脱这种“衣着”的伪装。然而，“道德之士”的伪装，在道德法则及礼仪规范的表面，以及我们在责任、德行、公众情绪、荣誉和毫无私利之掩蔽下的行为，难道也不该有支持它的最好理由吗？我并非意味人性的弱点与卑怯，简言之，即是我们心中那邪恶狂野的兽性，应该加以掩饰；相反的，我的意思是，我们身为驯服的动物，甚为屈辱可耻而需要道德的掩饰——欧洲人的“内在人格”很久没有足够的劣根性可以”让自己公然被见”（因而成为美丽）。欧洲人以道德来伪装自己，乃是因为他变成一种有病且跛足的动物，有很好的理由被驯服：因为他几乎是一种畸型、不完整、虚弱和愚蠢的东西……并非是被掠夺之动物的凶残，而是群居动物的十分平庸、忧虑与倦怠发现道德的伪装是不可缺少的。道德粉饰了欧洲人——让我们明白这一点——以更加显著而可辨明、更加重要、“神圣”的伪装——三五三、宗教的起源从一方面来说，宗教创始者的真正发明是建立一种特定的生活模式及日常习俗，并使人们能够接受，沉浸其中而不知倦怠：从另一方面来说，也给与这种生活模式一种解释，并以其最高之道德观念来启发人们；因此，它成为人们为之挣扎，在某些情况下甚而置其生命于不顾的至善之物。事实上，后者的发明比前者重要：第一、此生活模式往往已经与其他的生活模式杂然并存，然而却不明白其具体化的价值。一个宗教创始者的创意与输入，通常都以他见到并择取那生活模式，并为将可被利用的事实首度予以神圣化，以及能如何将它作一个圆满的诠释而揭露出来。譬如，耶稣（或保罗）发现在罗马帝国统治下之一般人的生活，是一种谦虚、贞节与消沉的生活；他乃诠释这种生活，并给与最高的意义和价值——因此有勇气鄙视其他各种生活模式，摩拉维亚教徒①的宁静之狂热、神秘而隐藏的自信日益增加，最后终于准备好了要去“征服世界”（意指罗马及整个帝国的上层阶级）。--------①摩拉维亚教（Moravian）新教教派之一的教徒，散布于捷克的Moravia地区。佛陀也同样地发现到人类的同一类型，他发现到那些善良慈蔼的人，事实上是散布在每一阶级（指印度的种姓制度下的阶级——译注）和社会的各个阶层中——重要的是，这些人是无害的——由于怠惰、以及怠惰之人，而使他们过着节制的生活，几乎毫无所需，也毫无所求。他明白这一类型的人，由于其惰性，而不可避免地将会逐渐接受一种可允许其免于再入轮回受世俗之苦（亦即生、老、病、死等一般生命的过程）的信仰——这种“洞悉”便是他的天赋聪明。宗教的创始者能够确实掌握住一般民众的心理，并且深深了解一种特定而平均类型的灵魂，而后者却始终未能憬悟到他们乃是同一类的人，是宗教创始者使得他们聚在一起。因此，宗教的创立永远是一种长期认知的仪式。三五四、“人类的天赋”当我们开始感知我们要用何种方法才能免除意识时，才会有意识——或更正确地说，便是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在这种感知之始，我们才以生理学和动物学来讨论它（因此需要两个世纪的时间来赶上莱布尼兹事先提出的暗示）。因为事实上，我们可以思考、感觉、希望和追忆，并且在各种类似的感知上均能有同样的“表现”，然而这种种却都不需要有“意识”。整个人生就好象在镜中一样，无法看到它自己；事实上，人生中的绝大部分用不着对照镜子也一样能延续下去——即使我们的思想、感觉和自由意志的生活亦然，虽然这种论调在年纪较大的哲学家听起来会颇觉痛心。如果意识是不必要的，那么它的目的为何？如果你听我的回答，这项假设或许也毫无理由；但在我看来，意识的敏锐和力量一直都与一个人（或动物）的沟通能力成正比，而沟通能力在现实生活中又和沟通之需要成正比——后者比较不易被了解，如同个人自身主宰着沟通的技巧，并明白其需要同时还必须依赖他人的需要。但是，在我看来，这似乎与整个种族以及世代之承袭有关，日常的必需品和需要长久以来一直驱使着人们与其伙伴沟通，并迅速而敏锐地明了彼此，最后终于得到一种剩余的权力和沟通的技巧。仿佛幸好他早已有所积聚，而现在就等待着一个继承者毫无吝惜地将其挥霍（所谓的艺术家就是这些继承者，同样的，雄辩家和传道者、作家等亦然；这些人来自一长串继承的末端，总是“晚生”，而就其字面上的意思来说，他们的本性原本就是个浪费者（spuanderers）。假如这个观察是正确的，我便可以进一步地推测，意识大体上是在必须沟通的压力下发展而成的，自始它就只有在人和人之间（特别是在上下主从的关系之间）才是必要而有用的，并且只按其实用性的比例发展。适当地说，意识仅不过是人与人之间一种联系的纲，也只有因为如此，它才会发展至今，隐士以及如野兽般的人便不需要它。事实上，我们的行为、思想、情感和情绪等，都是在意识的范围之内（至少是一部分），结果便造成一种可怕而持续的“必须”主宰人类的命运——身为最有危险的动物，他需要帮助和保护，他需要友伴，他必须能表白他的苦恼，他必须知道如何使别人明白他的意思——为了这些种种，他首先便需要“意识”，他必须“知道”自己缺乏什么、自己的感觉、自己的想法。我再重复一次，因为人就象各种生物一样，虽在不断地思考，但却不自知；思想之成为意识的本身不过是其中最小的一部分，也可以说是最表面的一部分或最坏的一部分——因为这个思想的意识以语言（亦即沟通的象征）便可表示，经由此，意识的起源也就揭露出来了。简而言之，说话语言的发展及意识（并非理性本身，而是成为自我意识的理性）的发展，乃是携手并进的。更进一步地说，人与人之间，不仅只有语言扮演桥梁的工作，而且还有容貌、压力和姿态等等，我们逐渐意识到自己的感觉，我们那足以稳定这些感觉并仿佛要将其置于我们自身之外的力量，凡此皆依象征之凭藉以及与他人沟通之需要的增加比例而增加。发明象征这种工具的人通常也是自我意识较为敏锐的人；人因为是群居的动物，所以才会意识到自己——他仍然是在意识之中，而且愈来愈深刻，我的意思是说，意识并不适合属于一个单独生存的环境，而这毋宁是由于其社交与群居的天性。由此我们可以推论，因为关系着自治和群居的效用，它才得以巧妙地发展；结果，虽然其最佳之意愿乃在使每个人尽量了解自己，“知道自己”，而我们每个人却都总是会意识到自身的非个人性，亦就是它的“一般性”；我们一想到它，常认为它好象会被意识的特性所压抑——藉着其中专制自大的“人类的天赋”——并解释为对于群体的透视。基本上说来，我们的行为乃是偏于个人、独特而且完全单一的态度（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一旦我们将其转化为意识，它们就再也不是这副模样了，……就我所知，这是所谓的现象论和透视论：动物意识的天性，涉及我们所能意识到的世界，只是表面和象征性之世界的注解——我们所意识到的一切事物皆因此而变为肤浅、贫乏与相当的笨拙；一种普遍化、一种象征、一种群体的特质，随着意识的进化，总是连结着一种巨大而彻底的曲解、虚伪、肤浅和普遍。最后，逐渐在成长中的意识乃是一种危险，任何与最具有意识之欧洲人相处的人甚至还知道它是一种弊病。我所关心的是，我们可以测知它并非是主观和客观的对照——我将这差异留给仍然被文法（一般的形而上学）圈套所困扰的认识论学者。它亦不能称为是“事物本身”与现象的对照，因为我们还不够“明白”如何去判定这种区别。事实上，我们并没有任何去感知的器官，或者“事实上”，我们所“知道”（或相信、或想象）的和对人类有用的益处一样多，即使我们所称之“有用”根本上只是一种信仰、一种想象、或者是一种最致命的愚行，终有一天我们会因而毁灭。三五五、我们的“知识”概念我在大街上得到这项解释。我听到有个人说“他认认我”，所以我自问：“人类从知识当中真正了解了什么？当他们追求“知识”时，他们想要的究竟是什么？没有比追溯已知之事更奇怪的事了。而我们这些哲学家藉着知识是否真的能了解更多的东西？所谓已知，是指我们已经习惯一般的状况，不再对之感到惊异，任何我们所习惯的规则、所有我们置身其中时会感觉安适之事物——是什么呢？我们求知的需要不就是这已知的需要吗？去发觉任何奇怪、不寻常、或疑问之事物的意志，难道已经不再使我们感到焦虑不安了吗？难道不可能是恐惧的直觉责成我们去求知吗？难道那有所领悟的人只是因为他重获安全的感觉才使他愉快吗？有个哲学家在追溯世界之“理念”时，想象着“已知”的世界：啊，难道不是为他早已知道、熟悉这个概念吗？因为他对于“理念”的恐惧少得多——哦，这个领悟者的节制，让我们不妨来看看他们的原则，以及他们对这个谜或就此而论之世界的解答！当他们再度在事物之中或事物之间找到什么时，或者在很不幸地为我们所深知的事物之背面（例如乘法表、我们的逻辑、意志和欲望）有了任何新的发现时，就会立即感到十分地高兴！因为，“已知之事物乃是可明了的”，对于这点他们都一致同意。即使是那些领悟者之中最慎重的人，也认为已知之事物至少比未知之事物更易于了解，譬如说，从“内在世界”以及“已认知的事实”发展到外在是经过一种极有规律的次序的，因为那是我们比较清楚的世界！错误中的错误！已知之一切是我们所习惯的，而我们所习惯的又是所有事物之中最难了解的，亦即，领悟到它是一个问题，感知它是奇怪的，遥远的，且在“我们的外部”。自然科学的十足确实性和心理学以及意识因素之批判（大致上，这一类的学问皆被称之为非自然科学）相比较之下所得到的结论，乃是根据他们以陌生之事物作为客体的事实而定的，而这几乎就象是希望将所有不陌生的事物当作客体一样的矛盾与荒谬。------------------（八）三五六、欧洲应该如何才会变得“更风雅”设苦即使是在今日（在许多的中止停滞有待坚持的过渡时期），生活依旧几乎对每个欧洲男性坚持一种特定的角色——即他们所谓的使用；有些人拥有选择自己所要扮演的角色的自由（一种表面的自由），然而绝大多数的人还是被角色所甄选。这样的结果是够奇怪的。几乎所有的欧洲人在年纪逐渐增长时，都会对自己的角色感到迷惑；他们本身便是：“一场好战”的牺牲品，他们忘了一旦自己“使命”被决定之后，就会随时为任性和专断所支配——也许还有许多其他的角色可以扮演，然而一切都已太迟了！若是我们更仔细地观察，则可以看出，他们的性格事实上乃是由他们所扮演的角色所造成的，是人为的天性。在生命中的某些时期，人们往往会怀着不可动摇的信心，肯定而虔诚地相信：是他们的生活模式使他们注定要从事这个行业，他们根本不曾意识到自己有扮演其他角色的机会，也不知道其中的专横（命运决定一切）。阶级、同业公会、及继承而来的世袭商业权威等，藉着这种信仰之助，培植出那些不寻常的社会高塔，使得中世纪显得极为特殊；而在所有事件之中，有一样仍然是他们所深信不疑的，那就是耐力（坚忍乃是世上最高层次之属）。但是也有与此完全相反的时代，即适当的民主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人类会逐渐忘却这种信仰，而另一种冒昧的坚信和颇为矛盾的观点模式，便取代了前者而展露头角。雅典人的坚信便是培里克利斯①时代最显著的特色，而现今美洲人的坚信也已日渐成为欧洲人的坚信：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几乎什么事皆能作，几乎任何角色皆能扮演，同时人人皆以自身作实验，去尝试全新的一切——以愉悦的心情去尝试，其中所有的天性乃皆消失而变成人为……。--------①培里利斯（Pericles，495？—429·B·C·）希腊哲学家，雅典在其执政时期，曾开创一种极辉煌的文明，是为雅典的黄金时代。希腊人采纳了这种角色的信条——亦即艺术家的信条，如果你乐于如此称呼——一步又一步地接受考验，如众所周知，这是一种十分奇怪的转变，各方面皆不值得模仿；他们成为真正的舞台剧演员，并且为之心醉神迷；他们征服了全世界，最后甚至成为世界的统治者（因为希腊的历史征服了罗马，而非如一般无知的人所说的，是希腊文化征服了罗马……）。然而我所耽心而亦是目前显而易见的（如果我们渴望去认知它），是我们现代人业已站在同一条道路上了；无论何时，当一个人开始自觉他所扮演的是个怎样的角色，而他又必须将一个舞台剧演员的角色扮演到何种程度，那么他已真正成为一个舞台剧演员了。人类的新植物群和动物群于焉产生，这是在较稳定，较有限制的时代所无法滋长的；于是每逢历史上最有趣，也最愚蠢的时期，他们便可展露头角，而其中各式各样的“舞台剧演员”便是真正的主宰。正是由于此一类型的人所受到的伤害愈来愈严重，结果使得他们变成无能为力：在所有伟大的“建筑师”当中，建筑的力量已经逐渐瓦解，为遥远的未来计划的勇气也已经受到挫折，因而具创造能力的天才乃开始缺乏。谁敢冒险承担完成黄金时代所订定的工作？基本的信念已经逐渐在消失，以个人所能拟定，应承和参与之自己计划中的未来为基础，而倾已所有作一种奉献、牺牲，结果，人的价值和重要性就如同一大建筑物中的小石子一般，为了达到其目的或效用，他首先得坚硬，他必须是块“石头”，而不是一个舞台演员！简而言之——唉！这个事实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将会成为秘闻——以旧名词的意义来说，便是一个社会，此后不再被建造，也无法再被建造了；因为，要建造这种结构，样样缺乏，尤其是材料。我们每个人都不再是社会的材料，这是当前的事实！在我看来，还有一件不重要的事情，这件事同时是最短视，或许也是最不假，且无论就那一方面来看都是当今人类最嘈杂的一种，即我们的朋友社会主义者、信仰、希望、梦想，尤其是歇斯底里的尖叫和一些狗屁文章等，几乎都形成一种对立；事实上，我们已经可以看出未来他们所用的口号：“自由社会”，在每张桌子、每面墙上皆可看到。自由社会？可笑！各位先生，你可知道他们凭藉什么来建造（这自由社会）？凭木制的铁！凭著名之木制的铁！甚至还不是由木头制成的……三五七、老问题“德国人是怎样的一个民族”让我们不要计较那必须感谢德国的知识分子所带给我们的真正哲学思想——他们是否也可以去计较整个民族的信用呢？我们能否说他们同时是“德国心灵”的作品？或者，就我们所习于思考的感觉而言，至少是一种象征，譬如说，如柏拉图的观念狂，他对于形式几乎有一种宗教式的狂热，这是“希腊心灵”的明证吗？或者反之才可能是正确的？他们个人对整个民族而言是否有相当的异常；一如歌德无愧于心的偶像崇拜？或者如俾斯麦的马基雅维利主义，亦即俾氏所谓的“实用政治”？也许我们的哲学家甚而与“德国心灵”的需要背道而驰？简而言之，德国哲学家是否真的是有哲学思想的德国人？在此，我提出三个例子。第一是莱布尼兹①独一无二的洞察力（这个洞察力使他不仅比笛卡尔有利，同时也比与他同时代研究哲学的人都要有利）——这种意识只是一种心象的意外，而并非其必须或主要的特质；因此我们说，意识只不过是我们精神和心灵世界的一种状态（也许是一种病态），而绝非世界本身。在这思想中，是否有任何德国人尚未尽心竭力去探索的深奥之处？有没有任何理由可认定一个拉丁人不会在这种外表的反象上犯下错误？--------①莱布尼兹（Leibnitz，1646—1716），德国哲学家、数学家，是理性主义的殿军。其次，让我们回想一下，康德在诠释过因果律之后，写下了对疑问的注解，他并不象休姆①那样，怀疑它的合法性；相反的，他在这个意识重大的注解中开始谨慎地界定其范围（我们的注意力甚至尚未脱离这些界限）。接着再看第三个例子，黑格尔②那令人惊讶的打击，当他冒险在传授各类概念会彼此相长的时候，还并不擅长于逻辑的用法；欧洲的思想家由这个理论已可预见达尔文主义之最后一项伟大的运动——要是没有黑格尔的话，达尔文便只是个默默无闻的平凡人罢了。在黑格尔首次将进化的决定性概念带进科学的革新中时，其中是否有任何原本属于德国人所有的东西？是的，毫无疑问的，我们在三个例子中都察觉到是有些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被发现”或预测，我们为此而感激，同时也感到讶异；这三个原则中的每一个都是德国人的自我忏悔、自我谅解和自知之明当中最为细心的一部分。我们赞同莱布尼兹所谓“我们的内心世界甚为丰富、宽阔而且隐秘”的说法；不过，身为德国人，我们就和康德一样，对于自然科学知识的根本妥当性，以及一般可被称之为是因果作用的事物都会感到怀疑，而可知的一切在我们目前看来似乎较无价值。--------①休姆（Hume，1711—1776），英国哲学家、政治家，是反对因果律的经验主义者。②黑格尔（Hegel，1770—1831），德国哲学家，是绝对的观念论者，他企图以辩证法来解答一切的问题，而且还以为真的“解答了”一切问题。我们德国人应该都曾像黑格尔一般——就算以前不曾有黑格尔这个人存在，因此我们（和所有的拉丁民族相形之下）不将一切归因于那些“是——”，而归因于其意义更深而价值更高的转化和进化，我们对于“存在”之概念的妥当性几乎毫不相信。这是属于比较特殊的事例，因为我们并无意对人性的逻辑，亦即逻辑本身，亦即唯一的逻辑让步；相反的，我们宁可相信这只是个特殊的例子，而且可能是最奇怪，也最愚蠢的一个。第四个问题是，叔本华的悲观论，也就是说，存在价值的问题，是否也属于德国人的，我倒认为不是。在这个问题之后将会发生的事务乃是确然可以预见的；因此，一个心灵的天文学家可以计算出这件事将会发生的时刻——亦即，基督教上帝的衰微、科学之无神论的胜利，是全球性的欧洲事件，其中每一民族都参与了仪式并分享荣耀。反之，倒是德国人（那些与叔本华同一时代的人）耽误无神论的胜利甚久，并且曾使之陷入最危险的境地。尤其是黑格尔，更使这胜利迟滞延搁，他企图以我们的第六感——“历史感”，来说服我们相信存在的最后之神性。身为哲学家的叔本华是我们德国第一个自认不变的无神论者，他对黑格尔的敌意由此可见端倪。他认为存在之非神性乃是可明了、可探知，而且毋庸置辩的事实；当他看到任何人对此感到犹豫或作旁敲侧击的刺探时，常常会失去哲学之沉着而变得十分激动。由此便可看出他那全然刚直的性格，他对“绝对而诚实的无神论”这个问题的提出，便是欧洲意识最后而艰苦的胜利，亦是二千年来对真理之训练的一项验收行动。最后，对于上帝之信念的那一套谎言也就无法再继续容忍下去了。我们可以看出来，基督教之上帝究竟获得了哪些成果——基督教之道德观念自身和诚实的理念，甚至也日益谨严；无论其付出的代价如何，基督教意识之自白的奥妙，终究解释并提升了科学的意识和知性的纯度。将自然视为是神的善与眷顾之明证，乃是对自然的蔑视；以神性的理由来解释历史，就等于是对世间之道德次序和其最终目的的一项证言。以一个虔诚的信徒长久以来的态度去解释个人的经历，则似乎每件事皆是天意，或者是神之眷顾的暗示，是某些为了拯救灵魂而被计划的事素；凡此种种皆已成为过去，它已意识到要与之对抗，所有较敏锐的意识均视其为声名狼藉和可耻的，同时也是虚弱、衰退和怯懦的，因此，我们不妨如此说：我们是优秀的欧洲人，是欧洲最勇敢之自我征服者的后裔。当我们如此反对基督教的解释，并蔑视其“意义”而认为是虚伪的时候，我们便立即会面临到叔本华所提出的问题：活着到底有没有意义？这个问题需要好几个世纪才能获得完全的了解，而叔本华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如果我可被原谅如此说的话——一个早熟而幼稚的答案，只是妥协罢了。然而他所提出的问题——一如我们先前所言，以身为一个优秀的欧洲人、而非德国人的身份——或者德国人以其对于叔本华的问题之了解，是否证明了他们与他内在的联系和关系，他们对此问题的准备，以及他们对此问题的需要？自叔本华提出这个问题之后——已经太晚了！——在德国有许多的思想观念甚至刊物兴起，但却仍不足以使我们决定支持这个更亲近的关系；反之，有人可能把重点放在这属于次叔本华悲观论之较为特殊的难处下面——就此而言，德国人显然不曾把这个问题视为要素。在此，我无意暗示艾德华·凡·哈特曼（Eduard Von Hartmann）这个人；相反的，即使此刻对我们而言，他非常有先见之明，也无法祛除我以前的疑问；我的意思是说，他自始便是个声名狼藉的恶棍，或许并不仅嘲弄过德国的悲观主义，最后甚至还“遗留”给他们一个事实，即在这个诈欺的时代，一个人还可以欺骗德国人自身多么久！更进一步的，我们是否也评估了德国人的光荣？那个终生以研究其实际辩证之不幸和“个人噩运”为乐的班森（Bahnsen）之古老论调是否也是属于德国的？（关于班森，过去我曾推介过他的著作，其目的在于用以作为反悲观的参考，我尤其认为他那优雅的心理学对于即使是最迟钝的身体和心灵都有减轻与舒缓的作用）。在这些诚实的德国人当中，若将这种附庸风雅的人或老处女称为令人作呕的贞洁提倡者是否恰当呢？毕竟他可能只是个犹太人（犹太人只要一开始说教，就会变得令人作呕）。无论是班森或艾德华·凡·哈特曼都无法针对叔本华的悲观论问题提供我们一项值得信赖的答案。在叔本华对这混淆不清的世界投以恐惧的一瞥时，世界已在他眼中变得愚昧、盲目、疯狂，更充塞着种种的问题和困扰。而上述诸人之无法解释此一悲观的看法究竟只是德国人里面的一个例外呢，还是一种普通的现象？值此情况之下，其余处于最显著的位置者，诸如我们英勇的政策和兴高采烈的主战派（意即果断地以一项毫不具哲学观点的原则来评判一切——译注）却提出了恰好相反的论证。不！今日的德国人绝不是悲观主义者！至于叔本华，他之所以成为一个悲观论者，容我再说一遍：乃是基于一个优秀的欧洲人之身份，而非德国人。三五八、低阶层者对精神之反抗欧洲人发现自身处在一片辽阔的废墟中，其间某些东西仍高踞不下，有些则逐渐转为腐败阴暗，而大部分均已倾圮倒塌；这情景倒是很美——我们要到哪里去找比这些断垣残壁更美的景物呢？——四处还蔓生着高矮参差的野草。这儿是一座荒城的教堂废墟，我们目睹这座雄伟宗教建筑倒塌毁损，被夷为一片平地，人们对神的信仰已被推翻，基督教禁欲主义的理想也在作最后的挣扎与奋战。这是一座历史悠久而坚固的宗教建筑物——也是硕果仅存的罗马建筑！——它当然不是毁于一旦的，而是经过日久天长的地震摇撼，各种精神力量的贯穿、挖凿、噬啮和腐蚀，因此才造成整体的毁灭。然而最令人纳罕与不解的乃是：当初贡献出最多最大的心力以保存维护此一教堂的人，竟然也是最不遗余力摧毁它的人——德国人。看来德国人实在并不了解一座教堂的本质和精髓何在。难道是他们的精神力量不够吗？还是因为信仰不坚才导致如此结果呢？不论在何种情况之下，教堂的结构一概都是基于南欧特有的自由与慷慨的精神，同时也基于南欧人对自然、人类和灵魂的怀疑——另外也基于对人类经验的认知，这一点恰与北欧人的看法截然不同。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运动，无论就其时间的长久，或其所牵涉的范围来说，都是出于以“单纯”对抗“复杂”的义愤。说得谨慎一点，这乃是一种粗鄙但却老实的误解，颇值得原谅——人们并不明白一个胜利的教会之表达模式，而只见到它腐败的一面；他们误解了怀疑主义的高贵本质，错怪了每一个成功自信的教会权限之下所能允许的，几近奢侈的怀疑论调和包容力量。人们常常会忽略目前和一切基本问题的事实，即马丁路德被授与了不该具有的过分权力；他不但是个无可救药的短视者，更是个迷信而轻率的人，尤有甚者，他虽然发迹于人群之中，却缺乏来自领导阶层所遗传的特质，也毫无运用权力的天赋；因此他的一切努力和意欲重整罗马教会的企图，最后只落得一个并非有意，却又在不知不觉中展开毁灭行动的错误。是马丁路德以真诚的愤慨将老蜘蛛经年累月所细心织成的扎实密网一扯为二；是他将教会中神圣的书籍分发给每一个人，而这些书籍终于落入了文献学者的手中，也就是说，每一种信仰的废除者角色都是由书籍来扮演。是他恢复了教士性生活的权力——但是仍有四分之三的人坚信在性方面不同于众的男人，他在其他方面依然可以有出色的表现。这一点正可无误地指出：人们大多持有一种流行的观念，亦即深信超人的存在——奇迹终会出现——芸芸众生之中必能有救世主应世而出，这些观念并非没有经过精心刻意的鼓吹提倡。马丁路德准许教士娶妻之后，教士也就丧失了听教徒告解的权利，这么一来，无异使教士抹杀了自身的价值，而教士最深刻的价值便在于他们有着一双神圣的耳朵，并且守口如瓶——严谨地保守教徒的秘密。“每个人都是自己的教士。”——这项箴言背后隐藏的却是马丁路德对“高等人”的仇视，至于“高等人”的规则，又正是教会所一手订下的。马丁路德对自己甚至不知该如何去寻求的理想，不承认和自己有何关系；而对于堕落腐化更是厌恶之至——持着奋斗到底的决心。事实上，这个不可理喻的教士废除了homines religiosi的规矩；因此，他所提倡的教会规范，和他所极力反对的社会规范根本就是一体的两面——这便是所谓的“下层反抗”。至于马氏的改革运动，演变到最后，或好或坏也大致可视为盖棺定论了——但谁又会天真到果真仅以此结论来决定对他的毁誉？马丁路德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完全是“无知的”。如果人们愿意听信一项指定的道德说词，那么若要使欧洲（尤其是北欧）的精神层面转变为肤浅的话，无疑的，就得赶在马氏的宗教改革运动之前先采取措施才可。另一方面，人们同时便需抛弃安定，进而使精神生活、渴求独立的心愿，以及坚信有权追求自由和“自然”的心态动荡不已。若是人们想将宗教改革归功于今日所称誉的“现代科学”所提供的好处，他们就还得再加上一点说明，即现代科学也使得现代的学者堕落了，因为他们缺乏崇敬之心、羞耻之心和一种深度；现代科学还需对所有的天真率直和知识方面的坦白负责，简言之，这就是两世纪以前尚被视为怪异，而迄今悲观主义仍未能令我们感染的“庶民精神”。“现代观念”也属于北欧的下层反动人士，以对抗南欧较冷漠、混淆而怀疑的精神——他们最伟大的纪念碑是建筑在教堂内。我们千万不可忘记教堂究为何物，尤其是在和各种“政体”相形之下。教会是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威性组织，它保障了阶级最高、也最精神化之人的安全。教会并具有强大的精神力量，能够阻止一切粗劣之权威的滥用，单就这一点看来，无论如何教会都是比“政体”更为崇高的组织。三五九、报复知识以及其他的道德背景道德——认为它最具危险性和恶意的倡导者何在？比方说，有一个素质不佳的人，这种人没有充分的知识（因此无法从其中获得乐趣），却有足够的文化背景去明了某些事实，他让人讨厌，对自己失望，此外还不幸地遭受一些所承袭之秉赋的愚弄和欺瞒，这种人对自己的存在感到惭惶而坐立难安——说不定他还作过不少坏事——从另一方面而言（藉他无法消化的书籍），他无法制止自己不受更多的污染和伤害，因此乃成为一个虚荣而轻浮的人——被彻底毒化的人，因为对他来说，知识变成了毒药，文化变成了毒药，秉赋和孤独也都变成了毒药。对于如此素质不佳的人，其最后终会陷入发自习惯性的报复心理和倾向。你认为他会找到哪一种百分之百迫切需要的必需品？以便能使他在自己的眼中超过比他更有学问的人，同时得到完完全全的报复快感，纵然是想象的也好。事实上，他所需要的通常是“道德”，这一点我敢跟你打赌。他绝对会挖空心思找出那些伟大的道德名词，并且高呼着冠冕堂皇的口号，什么正义啦、智慧啦、神圣啦、美德啦之类，说来说去，总不脱斯多噶禁欲主义的窠臼（斯多噶学说真会掩饰人们根本不曾拥有的特质啊！）；反正全是一些肤浅的表面，譬如沉默的智慧、和蔼、温柔之类的理想名目。请不要误解我的意思，因为的确有少数的古圣先贤恪遵以上我所谓的“精神之敌”的特质；也由于这些杰出的人物，才造就出道德的非凡成就，引起热烈的反应，而构成了历史，圣奥古斯丁①便是一个例子。不过，对知识的恐惧，便完全不同于对知识的报复了。天啊！这些原本邪恶的强大力量竟然再三地被转化为道德的根源！甚至干脆直接变成了道德本身！试问，所有的哲学家不也都披着智慧的伪装——这真是最疯狂而妄大的伪装。但是，在印度或希腊，这种作法不就是隐匿的方式之一吗？或许有时从教育的观点来看，为了要使门徒学生得到启发与成长，便不得不尊崇某些谎言，并藉着对某人的信仰（很可能是错误的）来约束自己。然而在大多数的情况之下，这些作法都算是哲学家的隐匿方式；他们藏身其后以寻求比护，并躲避疲乏、岁月、冷漠和无情的压迫，这感觉仿佛有点死到临头的意味。动物不是也有这种本能吗？它们在临死前会离群索居，孤独地钻进山洞里，然后就会变得像个智者。……--------①圣奥古斯丁（St．Augustine，354—430），为中世纪著名之神学哲学家，他不但是沟通希腊哲学和希伯莱信仰的思想家，更是创造基督教信仰深度的宗教家。什么？智慧会是哲学家想逃离知识的隐匿方式吗？三六○、两种混淆的动机我想我最大的进步便是学会了如何分辨一个普通行为的动机，和一个具备特殊方向与目标之行为动机之间的差别。第一种动机乃是贮积庞大的力量，等待有朝一日能用得其所；第二种却正好相反，和前者相比，它显得一点也不重要，多半是无甚紧要的偶发念头罢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就好象一根火柴和一桶火药。无关紧要的偶发念头和火柴好比“目标”，也就是人们常常所说的“工作”；而对附加在他们身上的庞大压力似乎多少有些漫不经心。一般人对事物的看法通常因人而异，人们惯于在目标（或工作、感召）中寻找这种压力，这是最原始的错误想法——然则那仅是引领方向的力量而已；在此，舵手和船只的关系便混淆了。但是，问题并非一定是出在舵手，或者引领方向的力量上……“理想”、“目标”等不仅是一种托辞，也是一种隐匿的方式；它不希望别人说船只不过是顺着水流，无意中才到某地的罢？它想走某一路线，是因为它“不得不”这么走吗？这当然是出于一种引领方向的力量，但难道不是相当于一个舵手吗？在此，我们仍需对“目标”一词有更明确的概念。三六一、演员的困扰演员的困扰是最使我长期不安的问题，我无法肯定人们是否了解“艺术家”此一颇具危险性之名词的意义——一般人对这个名词的态度都过于宽大。（演员们）毫无愧疚的虚伪，沾沾自喜地以伪善为一种权力的表现，抑制或抹杀所谓的“个性”，内心渴望着扮演何种角色，想戴何种面具，具有许多适应各种角色的能力，凡此种种皆已不再能满足狭窄的演戏一途了，这一切的特质大概也不独适用于演员一个罢？……这种本能将会影响到下层家庭和低阶级的人，他们必须在变动不定的压力和束缚下生活，他们必须不断地去适应新的环境，所以得再三扮演各种不同的人物，久而久之，乃培养出极强的伪装能力，甚至可以称得上就是伪装的本身，仿佛扮演的是捉迷藏的鬼。而其世世代代累积下来的结果，这种能力便成为一种独断，无理和倔强，最后竟化为一种本能，并开始支配其他的本能，而成为演员或“艺人”（如小丑、老丑、傻子、仆役等，因为上述这些角色可以说是艺人的先驱，甚至是“天才演员”）同样的，在较高级的社会阶层里，也因类似的压力产生了另一种与前所述相去不远的人，这种人也只需以演戏的天赋来指挥其他的本能，譬如“外交能手”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我以为，一个优秀的外交家，如果能够拉下他的“尊严”的话，则必定可在戏台上成为一个出色的演员。至于犹太人，一向是个极优秀的民族，我们因此应该期待他们活跃在最早期的世界历史里，因为那是最适于培养演戏人才的地方。事实上，目前真正的问题：当今优异的演员之中，没有一个是犹太人吗？犹太人也是天生具有文学细胞的民族，正如同欧洲新闻界的首脑人物，也是以其演戏的才能才得以发挥权力的。这说明了一个有文学细胞的人必定也是个演员——他总扮演着“专家”的角色——最后终于扮演了“女人”的角色。试观女人的历史，她们不是自始至终都擅于演戏吗？如果我们倾听医生对女人行催眠术之后，或者如果一旦我们爱上她们（允许女人为我们作催眠）之时，她们通常都会泄漏出什么来呢？那就是她们即使在“牺牲自己”的时候，也“爱摆架子”。女人真是充满了艺术气质呵！……三六二、我对阳刚的欧洲之信念我们应该感谢拿破仑（而根本不是拜法国大革命之赐，但是一般人总把它视为博爱与平等的象征）和那几个战事连连的年代，然而在过去的那段历史之中，人类却并不喜好战争，但是战争却从不间断地绵延至今——简而言之，如果我们回到古老的烽火年代里，而依然保持今日的科学化，且将战争的规模扩大（譬如作战方式、军事人才、以及纪律、训练等等），则未来的人在回顾之余，必定会又敬又羡，认为那是一项完美的成就——因为这项军事荣耀是发自全国的运动，目的乃在抵抗拿破仑；如果不是因为他，我们也不会有如此的成就。在拿破仑的观点中，总有一天，必定有人会在欧洲战胜商人和菲利士人（the philistine），甚至女人（因为女人已经受了基督教以及十八世纪毫无节制的精神之影响，而变得放纵了）。不过，更具影响力的要算是所谓“现代观念”了。而拿破仑却将现代观念和文化视为个人的敌人，同时藉着这种敌意，使自己成为文艺复兴以来最伟大的传承人之一。他将一种决定性的古代性格挖掘出来，当初有谁会料想到这种性格最后竟主宰了国家的运动，并为拿破仑——他想创造一个统一的欧洲，使其成世界的女主人——的后继者肯定地接纳。三六三、男女双方对爱情的偏见尽管我对一夫一妻制的偏见作了许多的让步，但我绝不承认在爱情方面男女应该是平等的。因为根本就没有平等这回事，理由是：男人和女人都知道双方对爱情一词的解释各有不同——不论男女任何一方都不应武断地认定对方对爱情的感受和看法与自己相同。女人所了解的爱，显而易见的，即是灵与肉的完全奉献（并不只是付出而已），这种奉献不问动机，毫无保留，甚至一想到附带条件或约束的爱，都会感觉羞耻和恐惧。这种毫无条件的爱正是不折不扣的“忠诚”——男人是女人的一切，认为男人一旦爱上一个女人，就只想得到此一特定女人的爱，并认为站在男人的立场，要求完全的奉献并不足为奇——这的确不是一个真正的男人所该抱持的观念。男人若是象女人那般地去爱人，最后一定会沦为奴隶；然而，女人若依自己的方式去爱人，则会因此而成为一更加完美的女人。女人毫无条件地放弃了自身的权利，事实上，她也预料到对方并不见得会以同样的热情来作为回报，而他们也不会有为爱情放弃一切的念头。如果男女双方都为爱情牺牲自我，最后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我也不敢肯定，很可能造成可怕的空虚吧？女人希望被男人当作拥有物一般地接收，一心一意想成为男人财产的一部分；因此，她希望有人向她“求取”，但是对方本身却不付出，只会因为不断地取得而更形富有——经由爱他的女人的奉献，他的力量、幸福和信心乃都相对的增加。女人奉献自己，男人接收。我不相信任何人能凭藉任何社会的规约而打破这自然的男女之别，也不认为会有人出来主持公道；尽管他们对这种不断在眼前出现的不可原谅、可怕、难以理解而不道德的现象非常希望能避免，但是依然不会有人挺身而出。因为爱情之被视为完整、伟大而圆满是极其自然的，而自然对永恒的事物而言，多少有些“不道德”。在女人的爱里面也包括了贞洁，这是爱的定义之一；对男人来说，他虽可能遵守爱的忠贞，但那或许是出于个人不同的性情，故而感受不一样，忠贞乃成了不是他所必须具备的操守——而且在他心目中所占的份量实在太小，以致一般人总是认为男人之爱情与忠贞之间的关系是对立的。他们的爱只不过是一种纯粹想占有的欲望，绝非奉献或牺牲；奇怪的是，每当他有所获得之后，其占有欲也随之消失无踪。事实上，倘若想要令男人的爱情能够持续不断，便需激起他嫉妒的意念，而引发其占有的念头（虽然他不见得真心想“占有”），当他受到挫折，心中的爱意便会增长——他不喜欢轻易被他征服的女人。三六四、遁世者如是说与人交往的艺术端视个人的技巧（这需要长期的训练），就好比参加一项宴席，如果有个饿得如狼似虎的人坐在席上，则任何食物对他来说，都是可口极了（正如魔鬼靡非斯特所说的：“给人经验的社会最差劲”），但是，毕竟很少人会饿成那种样子罢！唉，瞧我们的伙伴消化的多么艰苦啊！第一个原则是：我们要象遭遇不幸时那般地拿出勇气来，大胆地去把握一切，同时还要能欣赏自己，而将所厌恶的东西统统塞在口中，然后硬吞下去。第二项原则：“改善”对方。譬如说，可利用对对方的赞美而使他自我陶醉；或者是抓住他某些优点或“有趣的”特质，逐步将他所有的美德挖掘出来。第三项原则：是自我催眠术。与人交往时，两眼紧盯着对方，就象盯着门把一样，一直到你的快乐或威胁感消失为止，然后便不知不觉地睡着了，对一切置若罔闻，动也不动。这是个家庭处方，最适用于夫妻或亲人之间；经人多方试验的结果，认为是不可或缺的至理名言，但是尚未受到科学化的方法整理并列出公式。它最适当的名称是——忍耐。三六五、遁世者又说我们也需要和人交往，而且还得穿戴得整整齐齐，好赢得别人的青睐与尊敬，如此才能在社会立足；也就是说，我们混入一群伪装自己的人丛中，和那些小心翼翼的化妆舞会宾客一样，祛除了一切不光是由于我们的“衣着”所引起的好奇。当然，还可以运用其他的手段或方法与人接近。好比一个鬼，如果想把别人都吓跑，实在是易如反掌。又好比一个人抓住了那个鬼，却无法扣紧不放，那一定会把自己吓坏了。鬼可以从锁紧的门穿过，或在灯光熄灭后出现，或在人死之后显灵，而后者是极优秀之人死后所玩弄的技巧。（于是，有个人不耐烦地问道：“你想我们活着忍受这些怪异、冷漠和死寂，那有何乐趣可言？包围在四周的是一片幽隐而晦暗不明的孤独，如果我们无法感觉自己会有何种改变，岂不虽生犹死——唯有在死后，我们才能够因获得生命而复活，这才是真正的活着，我们只不过是已死的活人罢了！”）三六六、对一本渊博之书的一瞥我们不属于那种单靠从书本中获取的知识来建立思想的人，相反的，我们比较喜欢在户外思考，一面散步、跳跃、爬上无人的山上手舞足蹈；要不然就在海边沉思，那时刻，便连野外的小径也显得若有所思的样子。我们所提出的关于书籍、人、或是音乐之价值的第一个问题为：它会走路吗？甚者，会跳舞吗？……我们很少看书，那是由于我们能迅速地看穿一个人是藉着何种方式获得思想——若有人是弯腰驼背地面对墨水瓶，终日埋头伏案的，必定一眼使可瞧出来，又快又准！这种人甚至会坐出便秘的毛病；我敢打赌，连他那斗室里的气氛，以及低矮的天花板皆已泄漏了他的秘密。每当我阖上一本很有深度的书籍之后，心中都会感激不尽，如释重负，……这种书通常会予人一种压迫感，然而“专家”们却满怀热忱，一本正经地驼着背（每个专家都会有驼背的现象）在研究不辍，同时对所阅读的书籍给与很高的评价。因此，每一本深奥的书都反映出一个被折磨得变了形的心灵。其实，任何一种职业多少都会扭曲人的心灵。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曾一起共度青春时光的挚友，他们选择了科学，也拥有了科学，然而，可叹啊！世事的变幻往往出人意料之外。天哪，如今他们却反过来，为科学所役使与占有。他们经年累月地置身隐蔽的一隅，而被挤入无知无感的境地，身受约束，同时被剥夺了平衡的心态，整个人憔悴衰弱得可怕——目睹此一情景，不禁令我们深为感动，无言以对。任何技巧都会有良莠不齐的情形。有黄金铺成的地板，在其上方也许就有铅制的天花板，它不断地压迫着心灵，直到后者被压挤成奇怪而扭曲的形状才罢手。这一点是无法改变的，我们无需白费心思地去考虑是否可藉着教育或其他方式来避免遭受扭曲的命运。世上任何种类的完美都得花高价才能购得，而它们的价格也许太昂贵了；其中一种情形是：某一行的专家非得同时付出以身为那一行的受害者为代价不为功。而你却想得到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总之是想简单方便些，不是吗，我的朋友？好极了！不过接着你们会立刻找到另一些不同类型的人，除了工匠或专家，还有文学家，他们是多才多艺而善变的人，却并不驼背——因为这些人不象贩卖知识或文化的售货员。他们实在不算什么，然而却几乎“代表”了一切。他们扮演并“代表”专家，也表现出自己受人注目与尊重的一面。错了！亲爱的朋友！我宁可因你的驼背而祝福你！而你也和我的看法相同，鄙视那些文学家和文化寄生虫！你呢，却不知道该如何推销自己的学识！而且还提出了许多无法以金钱衡量其价值的意见！这全因为你不想代表你所不具备的能力和身份！同时你只想成为自己才艺的主人，这都是你尊敬每一种专长的能力所致，还有，以无情的斥责来拒绝所有虚伪不实、具煽动性和表演性的文学艺术作品——只要不是绝对真实、有节制或训练、以及经不起考验的事物都无法使你信服。（即使天才也不能帮助人克服这种缺陷，只要曾留心注意最有天分的画家和音乐家便可明了其中的道理——毫无例外的，他们都曾技巧地藉着模仿别人的艺术创作风格，代替品，甚至原则的采纳等种种方式以达到剽窍的目的；说的更肯切些，他们并没有因此欺骗自己，也没有因良心不安而保持沉默。大家应该都知道，所有现代的伟大艺术家都会因良心的不安而感到十分的痛苦罢？）------------------（九）三六七、如何区别艺术作品凡是经过思考、写作、绘画、作曲，甚至建筑或塑造的作品皆属于个人的艺术，要不然就是呈现在众人面前的才艺：而即使是后者也蕴含了明显的个人才艺中所包含之信仰上帝的因素。因为，一个虔诚的人绝不可能孤寂——这名词乃是我们这些无神论者所发明的。综观艺术家的各方面来说，再也没有比这更深刻而准确的辨认方法了：不论艺术家视其作品为个人的或大众的，也不论他是否“已将这世界遗忘”（此乃个人艺术的本质）——总而言之，一切均在于“遗忘”，亦即是对所有喧嚣的置若罔闻。三六八、犬儒学派的讥诮论调我反对瓦格纳的音乐乃是基于生理学的缘故。而起初我为什么要将这反对隐藏在艺术模式的名目下呢？“观点”在于我只要一听到瓦格纳的音乐，整个人就无法轻松舒畅地呼吸，我的脚立刻会愤怒地反抗，因为它们所需要的是节拍、舞蹈和行走，脚首先需要音乐所赋予的欢乐，才能好好地走路、跨步、跳跃或舞蹈。但是，每当他的音乐一响起，我的胃、心脏、血液，以及大小肠不也都在抗议吗？在其音乐影响之下，我不是不自觉地变得粗暴了吗？因此我自问；我的身体究竟想从音乐中得到什么？我想答案应该是：“松弛”。凡是动物，其生理功能大致皆要藉着轻快明朗、毫无拘束又自信十足的旋律来作调剂；如此，沉重晦暗的日子才会经由明亮美好而调合的音乐而发出光彩。我的忧郁欣然地渴望在隐匿之处安歇，在完美的顶峰找到休憩之所，基于此，所以我需要音乐。我才不喜欢什么戏剧！更不中意那些剧中的狂欢所引起的高潮，对“观众”的心满意足亦不以为然。我为什么要喜欢演戏的那一套疯疯癫癫的戏法呢！我这么说，别人一定能看出我心中是绝对反戏剧的：然而，瓦格纳却正好相反，他是个倾心于舞台和演员的人，也是最热中的戏迷，其对戏剧的狂热程度无人能及，甚至其他的音乐家也甘拜下风！……假若瓦氏的理论为：“戏剧是目标，而音乐则是达到目标的唯一途径。”然而他的行动却自始至终与理论大相迳庭：“姿态是目标，戏剧或音乐乃是达此目标的不二法门。”瓦氏把音乐当作阐述或强化戏剧情节和演员感官投入的手段，故而他的歌剧只不过是一些戏剧姿态的表现场合罢了！瓦氏和所有伟大的演员及音乐家一样，具有所有艺术家的天生特质，包括自大、独断的性格在内。有一次，我曾颇费周章地向一位瓦格纳迷表明这种看法，并加述了几项理由；“要对自己更诚实些，现在我们又不是在戏院里面。即使在戏院中，我们也只有当置身群众之间时才会诚实，独处时则依然撒谎，甚至连自己都欺骗。我们前往戏院时，已把真正的自己留在家里，同时也将所有的言论权和选择权都放弃了；只有与上帝共处在四面高墙之内的家中时，我们才有鉴赏的能力和勇气，一旦出门则迥然大变。从未有人把他最敏锐的艺术鉴赏力带进戏院里去，甚至连为戏院工作的艺术家也不例外。这里全是一群乌合之众：男男女女、形式主义者、投票的动物、民主主义者、邻居、以及芸芸众生等。因此个人的艺术良心乃屈服在“广大群众”的喜好之下，其愚蠢亦产生了放肆而腐化的效果；某人受了旁人的影响，因而也成为其中的一份子……”（我差一点忘了提那位瓦格纳迷是如何回答我基于生理学的观点而反对瓦氏音乐的理由，他说：“原来你不够健康，无法欣赏我们的音乐？！”）三六九、并存在我们心中的我们决不可自己承认，在我们这些艺术家心中有某种奇特的差异；一方面在于个人的品味，另方面则在于个人的创造力，两者在极不寻常的情况下愈来愈分歧，结果乃形成各自的成长——我是指，艺术家的心中有完全不同的两种对立之等级、年龄、成熟度，以及腐败的程度？因此，穷其一生便会产生与他自己的耳朵、心灵相矛盾的作品，而和他的听觉与嗜好之所归截然不同，他自己则甚至从来没有感觉到这种矛盾呢！根据一项极其常见的经验显示，人的品味往往很轻易地便超过自身的能力，他甚至不曾估量一下是否有配合品味的能力，便眼高手低地作下去。不过，相反的情况多少也会发生——这一点我尤其想提醒艺术家们多注意。一个不断推出新作的人，亦就是所谓的“多产艺术家”，这种人除了终日闭门造车、埋头从事孕育和生产的工作之外，从来就不知用些心思去体认或见识一下新的事物，也根本没有时间去细想，将自己与作品相互比较一番；也从不打算运用他的评鉴力，反而将之置诸脑后，任其自生自灭；这种人或许终会生产出一些连自己也无法置评的作品来。故而他所说和所想的，无论是关于自身或作品方面都变得愚昧不堪。在我看来，这种现象对多产作家而言是十分正常的——从没有人听过孩子不如父母的事——这种法则甚至运用在整个希腊的诗歌与艺术的世界里面，而它本身却从未“意识”到这些。……三七○、何谓浪漫主义至少我的朋友或许还记得，当初我攻击现代社会的显著错误与夸张时，心中依然存着些许希望。我认为（谁知道是来自何种个人经验）：弥漫于十九世纪的哲学上之悲观主义实为一种有力思潮所产生的症状，乃起因于当时较大胆而充实丰富的生活内容；比起十八世纪的休姆、康德、康迪拉克，以及一些感觉主义者（sensualists），的确有所不同。因此，十九世纪对事物所采取的悲观观点在我看来，无异为我们文化的一种特殊奢侈品，是一种最为昂贵、高级而危险的挥霍模式。不过，就当时财富泛滥的情况而言，它却不失为恰到好处的浪费。同样的，我也以此向自己解释；德国音乐便是酒神（Diony－sus）对德国人心灵影响的表现。我想我在这种音乐中听见了地震的摇撼声音，那是起因于被埋藏地底多年的原始力量，在找到了出口后所爆发的威力造成的。然而却又不关心这种震撼是否就是自称文化的东西所引发的，显然我是误会了构成哲学的悲观主义和德国音乐的真正特质究竟为何——姑且称之为浪漫主义罢。什么叫作浪漫主义呢？任何一种形式的艺术和哲学都可视为人们在成长和奋斗的人生中用以为治疗创伤与帮助前进的凭藉。它总会先行料到将临的痛苦和受苦的人。但是受苦的人又分两类；一类是因拥有过度充沛的生命力而痛苦者，他们需要酒神的放纵艺术，同时也需要对人生采取悲观的观点与省察；另一类则是因生命力的衰退而痛苦者，这类人寻求休憩、安宁和平静，想藉着艺术和知识的助力而获得解放，要不然就借力于陶醉的快感、迷惘与疯狂来逃避。所有艺术与知识中的浪漫主义均反映了后者（指受苦者——译注）的渴望和祈求，在他们的眼中，叔本华与瓦格纳都是属于最著名的浪漫主义者，而当时我却误解了他们两人（不过他俩并不因被误解而有所不利）。充满丰沛之生命力的酒神和人类不只承认了那些可怕与令人起疑的奇观，甚至在面对恐怖的作为时亦能不以为意，更不消说毁灭、混乱以及否定等种种的奢侈了。在他们看来，凡是邪恶、无意识和丑陋的事物仿佛都领有执照，因而使得泛滥而充沛的生殖结实力量将每一个沙漠化为最繁茂的果园。反之，最大的受苦者，亦即生命力最弱的人，他们最迫切的需要便是温和、平静与亲切的言行和思想。如果真有一种神，尤其是庇佑软弱有病者的“救主”，那必定是他们所最最期望欢迎的；同样的，他们也会需要可解释抽象之生存概念的逻辑学，因为逻辑能够平复人的痛苦，并给与信心；简言之，他所需要的是若干能排拒恐惧，并可在乐观的境域内寻到温暖、狭小而禁固的空间。于是我开始逐渐了解到和酒神的悲观主义者相反的伊壁鸠鲁派学者——同样有“基督徒”的作风——只不过是欧洲人的一种典型，同时也是个浪漫主义者；我的目光也因探索那最困难而隐晦的追溯推论而愈形敏锐，而此种推论过程最容易产生错误——也就是由作品推论出作者，由行为推论出表现行为的人，从某种理想推出需要理想的人，以及从各种思想价值的模式推出迫切需要它的人。就一切的美学价值而言，我现在已会运用这基本上的区别；每逢任何状况，我便问：“饥饿或者过饱会引发创造力吗？”刚开始之际，另一种辨别法也很值得一试（它的效果较为显著），亦即视其创作的动机是想求作品的扎实呢、不朽呢、为创作而创作呢，或者是求毁灭、改变、更新、与冀盼将来——适合众人的心理。不过，经过更仔细的审察之后，却发现这两种欲望本身都很暧昧不明，而只能靠前面所提较正确的概念来予以解释说明。对于毁灭，改变或从众的欲望可能是泛滥力量的表达方式，但也可能是由于秉赋不佳、穷困与不幸而产生的恨意，它们势必会造成毁灭，原因是其所忍受的一切已然令其激动而愤怒不已。为要了解这种情绪，我们只需密切注意那些无政府主义者就可以了。期求不朽的欲望同样需要双重的解释，一方面可能起因于感激和爱（源始于此的艺术可能是狂热的崇神派，譬如鲁本斯①的作品又可能是非凡的嘲讽派，比如海飞兹（Hafiz）；也可能是歌德的明朗温和派，将荷马式的光明和荣耀撒遍每一事物）。然而，它也或许是出自一种凶暴的意愿，那饱受痛苦折磨的人亟欲将他最属个人、最狭窄的特质和所受的痛苦，毫不保留地记下来，作为强制性的律法，以约束他人；他为了要向一切报复，乃将自己的痛苦痕迹铭刻在他人身上。后者乃浪漫的悲观主义者最极端的形式，不论它是以叔本华的意志哲学为代表，或是以瓦格纳的音乐为典范，都可以称得上是我们文化之命运中最后的一件大事。（或许另有一种迥然不同的悲观主义，也就是古典的悲观主义——我有此种挥之不去的预感；不过，“古典”这个字眼却有些刺耳，它听来太陈腐、笼统而含混。我干脆称之为未来的悲观主义罢，因为它即将来临！我眼看它一步一步地接近！——噢，酒神的悲观主义。--------①鲁本斯（Rubens，1577—1640），法兰德斯画家。多么长久呢！说得保守些，直到一九○○年罢——这也算是我们的特异三七一、我们是难以理解的人我们是否常常抱怨被人误解，受到错误的评断，遭人厌恶或毁谤中伤呢？那却正是我们的命运——唉，业已忍受了之处，若是我们不能忍受这煎熬，又怎么能赢得对自己的看重呢。一般人往往将我们和其他人混为一谈，原因是由于我们不停地成长、不断地改变，每到春季依然蜕去旧日的外壳，永远都是那么年轻、高大而强壮，我们正如未来之人，将根部更有力地伸向深处——深入邪恶，同时也更加亲切地拥抱天堂，以宽广的枝叶吸收天堂之光。我们象树一样地生长——这概念也和一切的人生同样令人费解——不只在一处，而是无处不在；不只朝一个方向发展，而是里里外外、四面八方皆至。同时，我们那有力的幼苗也正向上茁壮，扩展成枝条、叶片和根须；我们真的已无法依旧像以前一样自由自在地作任何事，也不能毫无牵挂地成为任何人……这也是我们的命运；纵然身处不幸，依旧向上发展——我们愈来愈接近光明！——我们引此为荣，并且不愿将此崇高的地位和命运与人分享……三七二、为何我们不是理想主义者以前的哲学家们都畏惧人的感官——或许我们健忘地已将这种畏惧抛诸脑后了？如今，所有的人皆是感官主义者，而我们正是当今和未来的哲学思想代表呢——这并非仅根据理论，而是经过实际的证明所导引出来的结果。反之，以前的哲学家认为，感官会诱使他们走出属于自己“理想”的冷静领域，而步入危险的南方岛屿上，故而害怕他们的哲学家德行会像见了阳光的雪一般地融化了。“耳朵里的封蜡”几乎可谓当时哲学的写照，生命是乐章，而真正的哲学家却不再聆听，他弃绝了生命的乐章——古老的哲学迷信总认为所有的音乐全是女妖赛伦茜林丝的歌声。此刻，我们应该以相反的态度来判断（说不定这也是错误的），那披着冷静苍白外衣的“理想”其实乃是比感官更加历害的诱惑，他们一向以哲学家的“血液”为生，而将自己的感觉、甚至心灵（如果你相信）消耗殆尽。因此，那些前代的哲学家却是没有心肝的，以哲学的立场作研究思考皆是一种吸血行为。即使是斯宾诺莎，你们看他，难道不曾感到有一种深刻、难以理解而不安定的印象吗？诸君不见在此地上演的戏剧不是愈来愈苍白吗？——精神净化之举总是太过理想地展现于世人面前。难道你们没有想象到某些长期隐在背后的吸血鬼，起初找某个感官下手，事毕则一走了之，留下的只是一堆白骨？实际上，我所指的乃是哲学的范畴、公式和措辞而已（如果我说斯宾诺莎到头来只剩下白骨一堆，各位会原谅我吗？而当他被吸得一滴血都不剩之后，还谈什么爱，什么神？……）。总而言之，所有哲学上的理想主义多少都有点像疾病，就和柏拉图的情况相仿，没有细心的丰盈和危险的健康，恐惧过份有力的感官，以及苏格拉底的智慧。或许是因为我们现代人不够健全之故，所以不能要求自己怀着柏拉图的理想主义？而我们之所以不畏惧感官又是因为——三七三、“科学”之偏见根据阶级区分的法则，属于中等阶级知识分子之有学问的人，他们对于真正重大的问题都不屑一顾，就连疑窦之处也懒得去看一眼。但是，他们的勇气和前途也没有那么远大——最重要的是，他们因需要才成为探索者，至于内在的参与和着手的方式则皆大而化之，而恐惧和希望之情也是很快便归于冷却。举个例说，英国哲学家斯宾塞（Herbert Spencer）之所以如此热中地倡导其道，并为自己绘就一幅充满希望而无限美好的天空，还有他所梦想的“利已与利他主义”最后竟能达成和解——以上这些几乎全是令我们这类人不快的事——乃皆肇因于斯宾塞式之远景中的人道主义，然而在我们看来，这些均应予以唾弃和连根拔除！同时事实上，他们所认为的最高希望，在别人眼中只不过是一项惹人生厌的可能、一项斯氏未能预见的疑问罢了……这道理和目前深为许多物质主义的自然科学家所满意的信念一样，认为这是一个对人类思想和价值观念具有相同意义与节度的世界，也是一个“真理的世界”，同时我们也可藉着那微不足道之人类理性的助力而达到此一境界。什么，难道大家真的希望将生活降低至和简易计算表一般的模式，而成为一个坐在家里的数学家？毕竟我们不该试图剥夺这含混不清之角色的生存权利，因为，良好的审美能力自会阻止它，这种对一切事物均存敬意的审美能力是大家所想象不到的！对这世界的解说，只有在各位维持自己的立场时才得正确，也只有这样，探索和研究工作才能以科学化的方式往前进行；在这种解说之中，数算、计算、秤重、目测和把摸等是仅有的探究方法。而这种方法，纵然不说它刻板愚昧，也未免有天真草率之嫌。反之不也很有可能吗？即生存之最表面、最外在的特质——亦即最显而易见的具体化——是否能被最先理解吗？各位所能了解的“科学化”的世界诠释方式可能也是最愚昧的；也就是说，是所有诠释方式中最不重要的。我之所以如此说，是为了向我那些搞机械的朋友们保证，今日虽然他们最爱与哲学家作融洽的交谈，并且绝对相信机械是一切生存结构的基础、是最首要和最终极的指导法规；但是机械世界也必然是一个无意义的世界！如果我们以如何计算、如何使之公式化的方法来衡量一首乐章的价值——这种“科学的”估评音乐的途径是多么令人厌恶呀！——那么教我们怎能去体会、了解、或品鉴其优劣呢？如此一来，我们就绝对无法从其中去发现到真正的“音乐”了！三七四、我们的新“无限”无论存在的远景延伸到多远，或者是尚有别的远景，更不论存在是否没有解释或没有“感觉”，都不致于会转变为“荒谬的”；再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所有的存在不见得都需要解释——对于以上这些正确而适当的问题，即使是一个最勤快、最仔细的分析家和最善于自省的学者都未必能提出肯定的答案；因为在分析的过程中，人类的知识必然会目睹其未来的形式，甚至也只能看见此一形式。我们无法看见角落的情景；想要得知其形式的知识以及其远景如何的念头，只不过是一种无望实现的好奇心罢了。臂如有哪一种类的生命能够使时间倒流，或是能顺意地操纵时光使其前进或后退？（果真如此，就需有另一种生命的方向和别一种因果观念）。不过，至少目前我们远离了那荒唐的隐蔽角落。反之，世界在我们的眼中已再度变得“无限”广大，这样一来，我们便不能打消它具有无限之诠释的可能性了。然而那巨大的恐惧感又再度攫住我们——可是谁想仍旧将这不可知的旧世界之怪物奉为神明呢？同时又有谁会拿未来的“未知之事物”当作“未知之人”来崇拜呢？啊！在这种未知而又如此邪恶、愚昧的诠释中，已包含了多少强烈之可能性的诠释——天知道，这些合于人性的诠释委实太人性了……三七五、为何我们近似享乐主义我们现代人对于最后之判决皆是小心翼翼的，我们之怀疑心态乃基因于等待着包含在每一坚强信仰中之良心的魅力和诡计，即使是在任何一个绝对的“是”与“否”的情况下也不例外。这该怎么解释呢？或许各位能从一个“一朝被火灼，十年余悸存”的小孩身上看出理想幻灭后的端倪。但是各位还可以在另一个较好的例子中看到：一个原本终日在角落中流连的人，他兴奋的好奇心受了蔽塞气氛的影响，而变得沮丧不振，后来却在与角落形成强烈对比的开阔广大的世界中发现到一片沃土。因此，乃产生了一种迹近享乐主义的倾向，想要追寻知识，而又并未丧失发掘事物之可疑面的眼光；既对一些浮华不实的道德言行感到憎恶，同时也坚持一份拒绝所有粗陋而生硬之比较心态的个性，且引以为傲。另外，在追逐之轻率冲动中的松驰和疾驰的骑士之自制等也都令我们觉得骄傲；和过去一样，此刻我们仿佛是骑在一匹性情激烈而疯狂的战马上，若是稍有差池，则严重的危险将是不可免的……三七六、我们的迟缓期艺术家和从事创作工作的人都如此觉得；他们对生命中的每一个章节——一个作品往往形成一个章节——均深具信心，而此刻终于功德圆满。他们也抱着“我们早有准备”的心理耐心地随时接受死神的降临，这并非生命枯竭的征候，而是一种秋之温煦和阳光的表现。这份特质在作品本身与作品的成熟度中，总比创作者来得迟缓，于是生命的步调可渐趋缓慢而沉重——带着浓密的芳郁潺潺流动——流入永恒的静止，也流入永恒静止中的信念……三七七、无家可归的人今天的欧洲人当中，有些可以算得上是“无家可归者”，在我的记忆深处，对他们十分地怀念。因为他们的命运坎坷，一生潦倒，若能为他们设计一个安慰的激励则将是聪明之举，但是这样作又有什么用呢？我们期待着未来，则又怎能安坐家中而不动？在这个脆弱而衰颓的过渡时期中，排斥所有的理想能够使我们得到暂时的舒适和安逸，至于“现实”的问题，我们也不认为耐心地等待就会有结果。承载我们的冰层已然变得极簿，和风吹拂着，而我们这些无家的人则将代为打破这层薄冰、以及腐朽的“现实”……我们什么也没有“保存”下来，也不能再回到过去的年代；我们既不是完全“自由的”，因此便不必为“进化”卖力；我们也无需刻意禁止双耳去聆听市场的叫卖声和未来的警号声——那些“权利平等”、“自由社会”、“废除奴隶和君主制度”等的呼吁再也引不起大家的兴趣了。当然，我们也绝不认为，在地球上建立一个正义、和平的国度便有什么可喜的（因为在各种情况之下，这类国度是太中庸、太中国化了）；我们和所有的人一样，喜欢危险、战争和冒险，而不愿妥协、被攫住、受阻或让步，同时且自诩为征服者；我们在考虑建立新秩序、甚至新奴隶制度（因为所有提升和强固“人”的制度都会掺有一种新的奴隶制度）的必要性。我们得天独厚地生在这个处处标榜最人道、仁慈和阳光普照的世纪里，却由于上述的种种而感到痛苦不堪，不是很明显吗？遗憾的是，当我们提到这几个冠冕堂皇的字眼时，心底却更加不快，因为大家都知道它们皆戴着假面具——徒然只是衰颓、枯竭和虚弱的表征罢了。一个病人用浮华俗丽的方式来掩饰他的伤痛，于我们又有何干？他尽可以将之虚饰成自己的美德，无疑的，这些弱点反而会使人显得彬彬有礼，呵，听听看，如此有礼、如此仁慈、如此公正并且如此“富有人情味”哪！是的，我们十分清楚这些虚伪的小人和女人都需要这种说辞来作为他们的装饰和外衣！我们自认不是人道主义者，也不敢说我们如何地“热爱人类”；因此，像我们这种人便没有资格作演员了。一个若是受法国民族对性的过分敏感与急色所影响，则当其正大光明地与人接触时也不免会带着几分冶荡……，这就是人类！难道在所有的老女人之中，还会有一个最惨不忍睹的老女人不成（除非这是“真理”，这问题留给哲学家去费心罢）？不！我们并不爱人类！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们几乎不够“德国化”（目前很流行这个名词），我们不会去支持国家主义或种族歧视，也不会因爱国的情愫在血液中窜升、沸腾而欣喜万分，因为目前欧洲的国家皆各自孤立，如被隔离似的。我们对此太过于没有成见、太倔强、太挑剔了；同时也太老练、太世故了。我们宁愿住在山上，远离四季，生活在过去或未来之中，以避免一旦被任命为德国现行政体的见证人时，心中的怨气无处发泄；那是一个虚有其表华而不实的政体，此外，这制度为避免不旋踵而崩溃，乃植根于两种仇恨之间，不是很不必要的吗？难道它还想要在欧洲永垂不朽吗？我们这些无家的人对“现代人”而言，种族或血统什么之类的均太复杂、太混淆了；故而我们多半不会陷入时下流行的种族狂热和自我标榜的情绪中；这也是德国情操的一项特质，使人终日捧着“历史意义”而变得顽固与谬误。我们都自封为优秀的欧洲人（这是个很尊贵的名衔），是欧洲最富文化遗产的继承人，同时也是千年来身负欧洲思想重任的继承人。如此一来，我们也抛弃了基督教——只因我们曾喝它的奶水长大，只因我们的祖先是正直而不妥协的基督徒；他们为了信仰情愿牺牲自己的财产、地位、血肉和邦国。而我们也照样做了。然而是为了什么呢？为了我们的不信仰吗？为了所有种类的不信仰吗？不，绝不是！朋友，你应该比我更清楚！潜藏在你心深处的“是”，比所有的“不和或许”更强烈，这便是令你与你的时代形成病态的缘故；当你飘洋过海、浪迹天涯时，也把它随身携带而去——于是，它乃再度成为鼓舞你的信仰！……三七八、再度自我澄清我们是一群心灵充实而丰沛的人，站在街上就象道喷泉，而让大家来汲取饮用；可惜的是，我们不知道如何适时地保证，使自己免于混淆和黑暗——无法阻止这个时代丢掷其“时麾的垃圾”给我们，或者制止脏鸟将屎投在我们身上、孩童对我们的猥亵、倦歇旅人对我们的诉苦，凡此大大小小皆影响了我们。不过，我们仍旧和往常一样，将一切的污秽废物均沉入心底——因为我们的心灵有如无底之深渊；然而我们也千万不要忘了自身要再次地过滤澄清。三七九、傻子的插嘴这本书的作者并不是一个愤世疾俗的人；今日，对人类的憎恨是要付出相当代价的。一个人打从心底憎恨这个世界，只因为他喜欢这么作，而毫无理由可言——他会为此目的而捐弃对憎恨的蔑视之见——我们往往因“蔑视”某些东西，而得到多少无上的快乐、耐性和慈悲呵！甚者，我们也是“上帝的选民”，纯粹的“蔑视”是我们的权利，也是我们的嗜好、我们的艺术、我们的美德，我们是现代人之中最为时髦者！反之，憎恨亦能扯平某些事，它使人面对面，在憎恨中包含了敬意；最后敬意演变成恐惧，而且是十分严重的恐惧。不过，我们是无惧的一群，是这个时代中最具智慧的人，同时也有如大智者一般地明了自己的优点而坦然无畏地挺立着。人们不易将我们斩首、令我们闭口，或把我们赶走，甚至也不会非难我们，或拿我们的书付之一炬。这个时代宠幸知识，故而，它喜爱我们、需要我们，即使它知道我们是一群受到蔑视的艺术家。所有的人际关系对我们而言都是一种可怕的机诈，然则我们的慈悲、耐心、拘谨和谦恭皆使我们无法舍弃与人保持距离的成见。于是，我们乃更爱大自然，因为它无丝毫的世俗之气；同时我们也更爱艺术，因为它是艺术家得自于人类的灵感结晶——或者可说是艺术对人类、或他自己所开的一个玩笑……三八○、流浪者如是说为了要盱衡我们的欧洲道德，同时也为了要和早期或未来的道德相比较，我们必须像旅人企图估测城中高塔之高度的作法一样：为达此目的而离城出外。“关于道德之偏见的观念”，若是他们对偏见没有偏颇的想法（类似超越善恶的感官世界）的话，那么，就可算是已然在道德之外站了一个立足点，而为了要达到目的，我们还得不断地爬升、飞越——无论如何，在一些成例中，这种超越善恶的基石（对整个“欧洲”的解放）被视为牢不可破的衡量标准，已经变成我们血肉的一部分了。我们之渴望出外流浪或许是一种疯狂而殊为不智的“行径”——因为即使是我们这些思想家也自有其“不自由意志”的特殊表现手法——问题在于是否因此（出外流浪）便能到达所向往的地方呢？一个人如果想要得到卓越的知识，则他的体态必然得十分轻盈，因为他必须飞越自身所处的时代，以成就一双盱衡千古的慧眼，而在慧眼中还含藏着一个美好的天堂。另外，他也必须奋力从当代欧洲人所把持、阻碍、压迫和抑制的环境中挣脱出来。像这样的“超人”，一定会先明了当代的最高价值标准何在，然后再设法凌越——这可测出他的实力——而且，不只是凌越他的时代，同时还有他对这时代的厌恶与反感、时代所带给他的苦难，以及他的不理智而罗曼蒂克的想法。……三八一、理解的问题我们写东西不只要让人了解，同时更要让人无法了解。无疑的，一本书的目的就是要叫人百思不得其解。（也许这正是作者的意图罢），它不希望被“任何人”所理解。一个非凡的知识和尝试需要传达它的思想时，总会择人而为的，同时它也会树立藩篱以摒拒“其他的人”。所有美好的法意与风格皆有其源头；它们一面避到一旁，并拉长距离，以防止被“超越”，另一面却到处寻找知音者。我之所以对你诉说关于我的一切，是因为我不想让我的无知或爽朗的个性阻碍你对我的了解，朋友；我当然不希望我的爽朗会令你为难，虽然它能促使我迅速达成目标，不过，我认为在处理较为深奥的问题时，最好就象洗冷水澡一样，快快进去，快快出来。有人说不必太浸入水中，有些人则说水不必放太多——这皆是恐水病者的迷信，是冷水的大敌，那些人完全是一派胡言。噢！极冷的水能令人尽快起身！顺便让我问一句：当我们对某些事物只略知一二、或仅作表面的接触时，是否往往会造成误解或错觉？是应当完全站在主观的立场呢，还是应当像母鸡孵蛋一样呢？至少在这种尴尬或棘手的场合中，我们多年可以突如其来地抓住个中的要领，除此别无他法……最后，我的简扼还有另一种价值：在那些紧缠着我的问题中，我必须尽量说得简洁一点，以使后人不致听到太多的废话。尤其是对那不讲道德的人来说，他更必须谨慎小心以免毁了无知，我指的是某些笨蛋和男女佣仆，他们从人生当中除了只学到无知的单纯之外，其余一无所获。而我希望我的作品也能提升他们，鼓舞他们、使他们的生命充满热诚的激情。我想再也没有那些热诚的笨蛋和男女佣仆受到甜美的鼓舞更能教人兴奋愉悦的了。依简扼的标准来看，我的话已经说得太多，我的无知常将我搞得一团糟，我对自己已无何秘密可言。有时我会因此而感到羞惭，有时则更为此羞惭而感到羞惭。或许我们这些哲学家在目前的知识界中之地位已逐渐势微——科学正在起飞茁壮，最有学问的人已然发觉到我们所知道的实在太少了。但如果换是另一种情况的话——知道得太多——则一切会更加糟糕；不管怎样，我们的责任永远是以勿使自身陷于迷乱为止。虽然不可否认的，我们也知道许多其他方面的事物，但是毕竟和有学问的人比起来还是有差别。我们的需求不一样、历练不一样、成长不一样、体悟也不一样；我们需要的更多，也需要的更少。一个知识分子究竟需要多少学养是没有公式可循的；如果有的话，也应当是偏向独立自主、反应敏捷、游历或冒险等方面的性向；他宁可活得贫穷而自由，而不愿生活富裕而不自由。同样的，一个优秀的舞者所需要的滋养，绝非是脂肪，而是力量和柔软度——我知道一个哲学家所渴求的也和优秀的舞者一样。因为舞是他的理想，他的艺术创作，而且与他个人的信仰差不多，同时也是他的“礼拜仪式”。……三八二、伟大的健康我们，是一群崭新的、无名的、难以理解的产品，同时也是未曾试验过的初级品。总之，我们需要新的目标和新的手段，亦即是一个比过去更强壮、更敏锐、更坚韧、更快乐、更有胆量的健康。这种人渴望去体验各种被认可的价值和希求，并且要航遍理想的“地中海”一周；从这样的个人之冒险经验中，他想知道当成为其理想的征服者之时内心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就象那些艺术家、圣者、使徒、立法者、学者、先知、奉献者，以及反叛旧形式、旧习俗的人所曾经感受过的一样。我们追求理想的目的就是要达到“伟大的健康”，并且还要不断地追寻下去，因为我们会不断地将它奉献出来，而且势必要如此！现在，我们这些追求理想的冒险者，其勇气还胜于谨慎，丝毫不在意翻船的危险，故而，我们比其他一般人更为健康。我们涌向一片尚未开发的领域，没有人知道它的界限，其中充满了华丽、诡异、疑难、怪奇和圣洁，使我们的好奇心和欲求有如脱缰之马，不可控驭。天哪！再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满足我们无穷的欲念了。在经过这样的体验和意识的探索之后，我们又怎样会以身为现代人而满足呢？我们用窃窃暗笑的态度来看现代人最引以自豪的理想和希望，对之感到既遗憾而又无奈，或许我们再也不会去看它们一眼。在我们的眼前，有另一个奇特、诱人而危险的理想，对于这种理想，我们可不能随便劝人去追求，因为我们并不确知是否每个人都有这份资格和能耐——一个纯真（意即自然流露的力量和泉源）的人将一切庄严、美好、神圣而不可侵犯的东西玩弄于其掌上的理想。对有些人而言，这种充沛的理念已经包含了许多危险、毁灭、低俗，甚至是松懈、盲目和暂时的健忘等毛病。这种谦卑的超人性福祉和理想往往显得极不人道，譬如说，将之置于过去世俗之所有严肃之物旁，而与其源头、言语、音调、神情、道德，以及工作等相形之下，就好象是那些人最真诚的打油诗似的；不过，或许真正最严肃的一切才刚揭开序幕，问号早已划下，人类的命运已然转变，时针在移动，悲剧诞生了。……三八三、收场白当我逐渐慢馒地划好了这个阴郁的问号，并想提醒我的读者关于……你认为这样好不好呢，我那已经等不及的朋友们？你若有意见，谁会不乐意依从你呢？我的风笛和歌喉在恭候着，虽然我的声音已经有点嘶哑，但是就让它如此地唱下去罢！不要忘了我们是在高山之上！同时，至少你所听到的都是崭新的东西，而假使你听不懂它，或会错了唱游诗人的心意，那又有什么关系呢！那一直是“唱游诗人之咒”。对于他的音乐和旋律你将能听得更加清楚，而且也更能配合着奏曲而翩翩起舞。你愿意如此吗？（余鸿荣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