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天读书网（www.book.d78i.com）整理简介　　20世纪80年代，华尔街金融犯罪猖獗，内幕交易和市场操纵让少数人迅速成为巨富，却使大量无辜的公司和个人投资者破产。全美第一畅销书―《贼巢》栩栩如生地描写了华尔街上的四大“金刚”―迈克尔·米尔肯、伊凡·布斯基、马丁·西格尔和丹尼斯·利文―如何建立起了金融史上最大的内幕交易网，如何差点卷走数十亿美元的。本书与《杰克·韦尔奇自传》《基业长青》同被《福布斯》评为影响世界商业最深远的二十本书籍之一。书名:贼巢别名: 黑幕重重的华尔街作者: 詹姆斯.B.斯图尔特第一章引言　　马丁·A·西格尔匆匆穿过华盛顿特区国家机场，走进东边巴士停车场门口的一个电话亭。多年来，机场上的电话亭简直成了他的办公室。作为美国最重要的投资银行家之一，他生活的压力很大，经常要长久而频繁地与妻子和三个孩子分处异地。　　这是1986年5月12日，这一天与其他日子没有什么两样。这天上午，马丁·西格尔从纽约飞往华盛顿，去拜访一个重要客户马丁·马利塔公司。该公司是美国最重要的军火承包商之一，几年前，西格尔曾帮助它成功粉碎一起来自本迪克斯公司的恶意兼并，此役铺就了西格尔的星路历程。从此，西格尔成为一位炙手可热的收购事务专家。　　拜访马丁·马利塔公司的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只是出现了一个不和谐音。该主席托马斯·波纳尔正为近期一起内幕交易案件所困。他被传召为保罗·撒耶尔作证，撒耶尔在里根政府里曾担任国防部副部长，近期被指控泄露绝密信息进行内幕交易。波纳尔和其他业内人士一样，对此感到很吃惊。撒耶尔在国防部时，波纳尔在生意上经常与他打交道，两人成了好朋友。波纳尔对西格尔说：“这令人难以置信，是吧？”　　西格尔点了点头，接着迅速把撒耶尔一案推到一边。他时年38岁，英俊、健康，像一个电影明星。西格尔最近来到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工作，这是一个实力很强的垃圾债券公司。他踌躇满志，决心成为一颗更加耀眼的明星。　　下午2点45分，西格尔拨通了他纽约办公室的电话，想了解一下股票市场上的情况。他喜欢不时地通过电脑和电话等信息传送工具了解和掌握有关信息。　　他的秘书凯茜迅速向他简报情况，接着把许多需要当天回复的电话标出来。突然，西格尔办公室外面的道琼斯股市行情自动收录器上传来一阵急促的铃声，表明有重要消息要发布。　　凯茜走到收录器旁边，看到消息标题时惊得大吸一口气。“证交会（SEO）指控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进行内幕交易。”她读出声来。　　当凯茜等待收录器恢复显示时，西格尔意识到他近乎完美的世界跨掉了，他奋斗得来的一切全完了。那年早些时候他从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进入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时挣得的350万美元薪酬和200万奖金泡汤了；他与迈克尔·米尔肯联手进行的有暴利可图的兼并收购活动没有了；像马丁·马利塔、古德伊尔和利尔·西格勒这样的蓝筹股客户不见了；康涅狄格海滩上带有网球场和游泳池的别墅易主了；曼哈顿高尚小区格雷西广场里四室一厅的套房换人了；往来曼哈顿的直升飞机消失了；报纸杂志上光彩照人的形象暗淡了。　　突然，西格尔眼前闪现出他以前的密友套利人伊凡·布斯基的形象，这使他遽然感到一阵恐惧。他想布斯基可能希望他被人杀掉。　　“天啊！”凯茜在收录器恢复显示时惊叫道，“是丹尼斯！是丹尼斯·利文！他被捕了！”　　西格尔让凯茜念下去。“证交会指控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常务董事丹尼斯·利文涉嫌五年来利用投资业务员的工作之便，根据非公开信息买卖证券，进行内幕交易。”她继续念道，“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表示将全力配合证交会调查此事……”　　丹尼斯·利文是一位投资业务员，他的办公室就在西格尔的隔壁。西格尔不由惊出一身冷汗，这时他脑子里回旋的全是这样一幅情景：一把手枪已支在他的头上，扳机已经扣动，但不可思议的是，子弹射死的不是他，而是丹尼斯·利文。身体超重的、利欲熏心的、自我吹捧的、徒劳无功的丹尼斯·利文！　　在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驻贝弗利山办事处，此时太平洋时间邻近中午，这是交易日中最旺盛的时刻。迈克尔·米尔肯坐在一个巨大的Ｘ形交易台的中央，他的忠诚的交易员和营销员们沿Ｘ的四条分枝呈放射状坐在周围，在紧张地忙碌着。他边浏览电脑屏幕上的交易数据，边抓起两个铃声大作的电话，一只耳朵一个。　　这里是新经济秩序的中心，是米尔肯创立的垃圾债券帝国的首都。“嘿，迈克，”当从电报上看到利文的消息时，一位交易员大声喊道，“看这！”就在几个星期以前，利文首次出现在米尔肯组织的极为成功的1986年垃圾债券交流会上，这是一次“掠食者的集会”。其间，利文还主持了一场兼并收购主题早餐会。正在打电话的米尔肯顿了顿，扫了一眼电脑屏幕上的消息，然后若无其事地继续打电话。一位营销员耸了耸肩，说道：“这就像一辆受损的汽车，你找几天慢点开，过后就可以再次飞驰。”什么都不能阻挡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为所欲为。　　著名套利人伊凡·布斯基从他位于第五大道办公区的会议室里出来，顺着大厅往前走，几个雇员尾随其后。突然，他的一个名叫杰弗里·海内格的交易员手里挥舞着一张纸从办公室跑出来，那是一份股市行情收录带内容复印件。他冲着布斯基喊：“你看到了关于丹尼斯·利文的消息吗？”　　布斯基蓦地停下来，转过头问：“姓什么的丹尼斯？”　　“利文，”海内格回答，“在这儿。”他把证交会指控利文的消息给布斯基看。　　布斯基接过来快速地看了看，又递回去。“我从没有听说过这个人。”他说，接着轻快地走开了。　　几年以后，回想那天的情景，西格尔认识到他错了，那颗杀死利文的子弹也杀死了他，同时也杀死了伊凡·布斯基和迈克尔·米尔肯。　　这颗子弹击退了企业收购的狂热，打碎了华尔街历史上最喧嚣的圈钱狂潮，暴露了金融界前所未闻的最大的犯罪阴谋。“贪婪的年代”可能还得四年才能寿终正寝，但这从1986年5月12日起就命中注定了。　　这场发生在全国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中的犯罪活动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就开始了，其数量到底多大、范围究竟多广即使现在都很难说清楚。历史上曾发生过不少重大的金融犯罪，如从“列车大盗”到股票操纵阴谋，这些犯罪直接促使了国家各种证券法律法规的出台。但是，任何具有可比性的金融犯罪与这场犯罪相比都相形见绌。在这场犯罪活动中，犯罪分子的非法收益数量之巨，大多数外行人都难以理解。　　丹尼斯·利文是一条小鱼，承认在内幕交易中非法所得1260万美元。伊凡·布斯基被罚没1亿美元，现在没有人敢说这个数字接近他几年来非法收益的总数。还有迈克尔·米尔肯，他的犯罪活动比单纯的内幕交易更复杂，更独出心裁，也更为野心勃勃。1986年，米尔肯从一家多年参与非法活动的企业获得5．5亿美元的薪水和红利。当他最终对六项重罪供认不讳时，同意交纳6亿美元的罚金，这个数字比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一年的预算总额还要大。　　这些事件都不是孤立的。以米尔肯为首的犯罪活动之所以格外引人注目，是因为它规模大、影响深。在20世纪80年代，华尔街上的金融犯罪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几乎每一个被控参与丑闻的被告都耿耿于怀的是，只挑出一个人给予治罪而许多其他犯有同样罪行者却逍遥法外是不公平的。对犯罪活动沉默不语，任由它在华尔街上滋生蔓延，甚至在最富有、最受人尊重的金融机构里肆意猖獗，这是对许多犯罪分子的庇护。不幸的是，这种现象现在仍然存在。　　然而，只注意犯罪者的非法所得可能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在这场犯罪浪潮中，所有有关公司的所有权都易人了，并且通常是被迫在没有见证的情况下快速易人的。那些曾经家喻户晓的公司，如卡内申（Carnation）、比阿特丽斯（Beatrice）、通用食品（General??Foods）和戴蒙德—歇姆洛克（Diamond??Shamrock）等，在非法收购中永远地消失了。　　其他公司，如尤纳考（Unocal）公司和联合碳化物（Union??Carbide）公司，虽幸存下来却元气大伤。数千工人失业，许多公司债台高筑，甚至破产或重组。债券持有人和股民们损失惨重。酿成这场悲剧的罪魁祸首不只是贪欲，而是贪欲与市场权力的合谋，这种权力超出了自由市场正常监控的约束，或超出了法律法规威慑的约束。　　这些犯罪活动不仅是对金融市场的破坏，而且是对国家法治能力和司法制度的挑战，从而也是对构成文明社会基础的正义感和公平竞争的挑战。这一点是不容忽视的。如果真有人认为自己有钱有势，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这些人可以在80年代中期的华尔街上找到。如果在美国，金钱可以买到正义，米尔肯和德莱克赛尔愿意这样做，而且就这样做过。他们斥巨资聘请水平最高、经验最丰富的律师和公关顾问，并成功地在很大程度上把公众的注意力从对犯罪者的控诉上移开，使审判反而成为对政府律师和检察官的审讯。　　但是，在政府律师们的辛勤努力下，犯罪分子们最终还是失败了。这些政府律师们在报酬低而工作量大的条件下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勇揭丑闻，特别是曼哈顿美国检察官办事处的查尔斯·卡伯里和布鲁斯·贝尔德，还有证交会的执法主任加里·林奇。不过，他们的努力没有取得彻底胜利。十年的执法不力使得华尔街上犯罪活动充斥，有时他们穷于应付，导致有些犯罪分子漏网。但是，他们毕竟使要犯们得到了应有的惩罚，重新恢复了证券法律的威严，这是一个压倒一切的胜利，也是美国司法制度的胜利。　　本书详细记述了金融大盗们的故事，他们是怎样一步步地主宰华尔街的，是怎样到达财富、权势和名望的顶峰的，以及是怎样东窗事发并受到法律制裁的。尽管这些罪犯在检控过程中引起了公众的密切关注，但本书的内容很多是没有公开过的。米尔肯、布斯基、西格尔和利文通过认罪减少检控，并回避全面公审。本书是根据四年多的报道工作写成的，包括进行大量的采访，核查众多的文件记录，查阅大陪审团审讯文本，参考律师访谈录和各个参与者的记录。在一个据称为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歌功颂德的时代，本书记载的故事展现了美国金融市场是如何从内部开始腐烂和如何遭到犯罪分子破坏的。　　从最基本的层面上说，美国的资本主义一直在健康发展，因为每个人无论穷富，都看到了市场活动的优越性、进取、创新、勤劳和智慧。证券法律为每个人提供了追求财富的公平赛场，法律的执行有助于保护资本主义的健康发展，防止市场欺诈和鼓励融资。违犯证券法的犯罪活动决不是没有受害者。当内幕交易者因行使贿赂获取内幕机密而财源滚滚时，当价格被人操纵、股票秘密囤积时，我们对市场公平的信心就会被打碎。这样，我们都是受害者。华尔街之星马丁·西格尔毕业于哈佛大学商学院，在学校是班里年龄最小的学生。1971年8月，他刚从大学毕业，来到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曼哈顿总部报到。那天早上，23岁的西格尔在大厅里来回走动，观看墙上悬挂的亨利·基德尔、弗朗西斯·皮博迪和阿尔伯特·R·戈登等人的肖像。他试图把这个陌生而纯粹的金钱与权力的世界印在脑子里。　　西格尔没有很多时间东思西想。他和新婚妻子甚至连行李还没有打开，他就投入到一个昼夜运作的项目，以从联邦抵押协会赢取一些新的承销业务。西格尔在这个项目上的搭档没有给他留下什么印象，他只隐约记得那人叫西奥多·罗斯福四世或五世，具体是几世没有记住。　　1971年时，越南战争打得正酣，反战声音高涨，很少有优秀学生读商学院，更不用说去华尔街了。西格尔是哈佛商学院的优秀毕业生，几乎每一个重要的投资银行或证券公司他都可以选择。他向二十二家单位发出了求职申请，这些单位都表示有兴趣录用他。　　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总资产大约3000万美元，勉强进入全国投资公司前二十名。在华尔街的等级序列上，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处于第二等级，或称“重要”等级。排在它前面的是“特等”的精英投资公司或银行，如萨罗门兄弟公司、第一波士顿银行、摩根·斯坦利公司、美林公司以及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等。　　虽然1971年时变革之风劲吹，但华尔街仍然分裂为两派：“犹太”派和“WASP”派。早些时候，当一些主要的公司和银行公然歧视犹太人时，华尔街上的割据状态有所改观。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莱曼兄弟银行和库恩·洛布公司（历史上由贵族德国犹太后裔组成）等加入了最负盛名的WASP派的行列，这些WASP派的公司包括摩根·斯坦利公司（J．P．摩根金融帝国的一个分支）、第一波士顿银行、狄龙－里德公司及布朗兄弟哈里曼公司。有点怪异的金融巨头美林皮尔斯·费纳尔和史密斯公司曾一度被视为“天主教”公司。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是WASP阵营里的坚定分子，西格尔是它在金融业务中雇用的第一个犹太人。　　西格尔要寻求一种丰富多彩和具有刺激性的生活，只有投资银行可以满足这一点。投资银行会突然就一支新股票做出一项市场决定，或随时宣布钓到一条大鱼。经过筛选，他把目标锁定在三个公司：戈德曼和塞克斯、希厄森·海登·斯通以及基德尔和皮博迪。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人力资源部打电话问他，如果该公司向他发出邀请他会不会接受。西格尔没有表态。希厄森·海登·斯通公司提出的年薪最高，为2．4万美元。　　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提出的年薪只有1．6万美元，但西格尔看中了该公司特有的机会。这个公司里人员都比较老，而且有许多前途无限的蓝筹股客户。西格尔觉得在这里可以很快爬升到顶层。　　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贵族气脉也是吸引西格尔的一个因素。该公司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投资公司之一，1865年在波士顿建立，当时正是内战结束前夕。早期时，该公司为修建铁路热潮融资，主要客户是阿奇森、托皮卡和桑塔钢铁（Atchison，Topeka&Santa??Fe）公司。它的客户中还有两个业内巨擘——美国钢铁公司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　　进入现代时期，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掌舵人是阿尔伯特·H·戈登。戈登出生于波士顿一个富有的皮货商之家，毕业于哈佛大学商学院。1929年，当公司在市场崩溃中奄奄一息时，年轻的戈登携带10万美元的本金来到了这个公司，当时他是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的一位债券销售员。1931年，他和另外两个合伙人一起把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买下了。　　戈登爱好运动，精力充沛，仪态文雅，具有不屈不挠的性格。他把公司总部从波士顿迁到华尔街，并着手建立一批新客户。他拥有一个许多竞争对手所不具备的优势，那就是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声望在市场崩溃的灾难之后仍然有口皆碑。　　市场崩溃和大萧条的震动在国会掀起了改革运动，从而从1932年开始，由特别法律顾问费迪南德·皮克拉在参议院举行了一连串的听证会。在听证会上，皮克拉对华尔街的一些主要投资业务员进行了严苛的诘问，使美国公众了解了什么是内幕交易，什么是操纵股价，什么是通过投资信托进行投机活动。揭露的大多数问题涉及信息被少数受益者把持而广大投资者无从知晓。这些信息不但直接影响股票价格，如兼并价格或收购报价，而且对内行人还有更微妙的用处，例如判断报价和询价之间的实际利差，或了解购买大宗股票者的身份及其购买动机。　　听证会引起了轩然大波，公众群情激愤。在这种情况下，国会通过了两个历史性的法案——《1933年证券法》和《1934年证券交易法》，并成立了一个新的联邦机构——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具体负责法律的实施。同时，鉴于执行证券法规的重要性，国会还制定了相应的刑事条例。　　通过把银行业与证券承销、资本融通和股票、债券及其他证券的发行分开，证券法律为现代投资银行业搭建了活动的舞台。根据戈登的指示，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集中精力从事证券承销业务。该公司率先在美国各大城市开设办事处，按照戈登的话说，这是“推销你的成功之路”。　　在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历史上，它大多数时候都是一个受到牢牢控制的合伙制公司，戈登个人拥有公司的大部分所有权和利润。20世纪60年代公司进行股份制改造时，所有权没有什么变化，戈登成为最大的股东。他在向公司管理人员赠送股权方面非常小气。　　在戈登的稳健领导下，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很繁荣，甚至说得上是辉煌。为避免再次出现资本危机，戈登坚持要求公司管理人员把个人收入再投入公司。这使得公司在1969年交易量和利润突然下跌时躲过一劫，那次事件对华尔街打击很大。公司副总裁拉尔夫·德农齐奥是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副主席，帮助处理像古博迪和杜邦这样老牌公司的合并事务。1971年，也就是西格尔从哈佛商学院毕业那一年，德农齐奥成了证交所的主席。　　与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历代掌门人相比，马丁·西格尔的出身显得很普通。他的父亲和叔叔在波士顿拥有三个鞋店。鞋店依靠美国供应商进货，顾客对象为中下层人士。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很多连锁店受益于广告宣传和低价的外国商品而蓬勃发展，致使他家的鞋店生意惨淡，举步维艰。这对西格尔来说是很痛苦的，他还没有见过有谁像他父亲那样如此辛勤劳作却所获甚微。他从小在波士顿郊区纳迪克长大，那时候，他几乎见不到父亲，因为父亲天天都在忙碌，没有休息日，而且常常晚上也不回来。不像班上同学们的父亲，西格尔的父亲从来没有陪他玩过球。　　西格尔提前一年上学，在学校不喜欢运动，因而身体发育不如班上其他同学们快。进入中学时，他的学习成绩非常优秀。那时，他的理想是当一名宇航员。高中还没有毕业，西格尔就进入兰斯雷理工学院学习实习课程，成为家里第一个上大学的人。他的学习成绩一直保持优秀，甚至业余时间在外面打工时也是如此。1968年，他开始攻读化工专业的硕士课程。这时，他认识到，如果当一个在实验室里辛辛苦苦、默默无闻的工程师，永远也富不起来。因此，他申请到哈佛商学院就读，并获接收，1969年9月入校学习。　　60年代后期席卷美国校园的骚乱对西格尔没有产生什么影响，但是，在1970年美国入侵柬埔寨和俄亥俄国民警卫队在肯特州枪杀学生事件发生后，西格尔在哈佛卷入了反战运动。他参加了一次反战静坐示威，抽了几回大麻卷烟。在此期间，他对学生们要取消那年的年终考试感到生气。他设法参加了年终考试，是在家里答的试卷，之后通过邮寄交上去。　　他的毕业论文写的是如何解决父亲鞋店经营中的问题，他提出的解决方案是：鞋店应该转型为高档专卖精品店，顾客定位为富有的时尚女性，这样可以避开其他市场上不断加剧的竞争。西格尔的父亲原则上同意这个方案，但他负责店里采购的叔叔得了心脏病。虽然他的父亲没有零售时髦商品的眼力或本能，但他的论文得了“优＋”，在哈佛称为“A＋”。1970年7月4日，西格尔与珍妮丝·瓦尔结婚。珍妮丝来自罗彻斯特，是音乐系的学生，他们两人是两年前相识的。西格尔选择到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工作后，他和珍妮丝搬到纽约，在曼哈顿东72街以每月212美元的价格租了一套一居室的普通公寓。　　西格尔天性喜欢华尔街和投资银行。就如他所预言的，他的精力和干劲会给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带来新的生气。德农齐奥现在是这个公司的首席运营官，他似乎早就注意到了这个新雇员。德农齐奥的背景也很普通，而且看起来也是更喜欢做实实在在的营销和交易，不喜欢与上层投资业务员们做花里胡哨的东西。　　西格尔开始做一些兼并收购业务，因为公司里的其他人都不愿做这件工作。介入恶意兼并业务会使人们产生不良印象，特别是对代表收购者一方。而且，有时还会使客户疏远自己。因此，恶意兼并业务成为一只烫手山芋，许多ＷＡＳＰ派的投资银行和律师事务所宁愿把这种业务让给其他公司做，接手的很多是犹太人公司。　　西格尔愿意从事这种业务。他的第一个收购生意上门的时候，正值《威廉姆斯法案》刚刚通过，该法案制定了保护股东免受恶意兼并侵害的程序。此次收购是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老客户——海湾和西部（Gulf+Western）公司董事长查尔斯·布鲁道恩意欲兼并大西洋和太平洋茶叶公司，但收购没有成功。布鲁道恩与德农齐奥关系很近，他对西格尔的工作赞不绝口。德农齐奥又分派西格尔接待另一位重要客户——佩恩·森特拉尔（Penn??Central）公司的维克托·帕尔米里。1974年，鉴于大家在兼并收购领域普遍缺乏知识，西格尔编写了一本这方面的教材在公司内部使用，赢得大家的好评。来公司仅仅两年，他就被提升为助理副总裁。　　在西格尔事业腾飞的时候，他的生活中却麻烦不断。他父亲的生意继续恶化，他几乎每个周末都要飞往波士顿帮助父亲料理。他的婚姻也亮起了红灯。珍妮丝在纽约演唱贝尔坎托歌剧，想在音乐事业上有所发展，而西格尔对歌剧不感兴趣，很少给她支持。1975年2月，两人分手了。　　此后不久，他父亲鞋店生意的主要贷款银行抽走了资金，父亲的公司申请破产。在父亲47岁时，这个曾经踌躇满志、精神抖擞的零售商成了一个潦倒的人。后来，他试着做房地产生意，没有结果，也试着从事修缮房屋，最后找到了一个在西尔斯卖屋顶材料的工作。他惊慌地注视着父亲，因为父亲好像对自己的生活要放弃了。他注意到，日渐衰老的父亲开始通过儿女们来品味成功，而以前他是从来无暇这样做的。　　西格尔老是担心类似的事情可能会发生他身上。但是，他发誓决不混成一个潦倒者。　　父亲的鞋店倒闭后，西格尔全身心地扑到自己的工作上，常常一周工作上百个小时。受公司掌门人阿尔伯特·戈登的影响，他也喜欢上了体育锻炼。当时公司里有个同事是曾参加过全美比赛的摔跤运动员，叫斯科特·克里斯蒂，他安排西格尔在纽约运动俱乐部进行系统的健身运动。有一次，克里斯蒂、西格尔和约翰·戈登（阿尔伯特·戈登的儿子）站在公司办公楼走廊里闲聊，西格尔夸称能一分钟做五十个俯卧撑。克里斯蒂捏了捏西格尔的二头肌，怀疑地看着他说：“来呀，马蒂（马丁的昵称），做给我们看看。”于是，西格尔衬衫没脱、领带也没解，两手相撑趴在地上，一分钟内一口气做了五十个俯卧撑。　　英俊的马丁·西格尔成了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希望之星。他买了一辆阿尔法－罗密欧牌（Alfa-Roneo）敞篷车，并在离长岛不远的度假胜地费尔岛购置了一座海滨别墅。他变得爱好交际，在社交场合泰然自若，游刃有余。其貌不扬、不擅社交的德农齐奥敏锐地认识到西格尔身上所具有的招徕和培养客户的才能，而这正是他自己所缺乏的。1974年，德农齐奥把西格尔升为副经理，而且不久，西格尔就直接向德农齐奥负责。1975年圣诞节前后，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客户古德公司以现金投标收购一家阀门生产公司，德农齐奥委派西格尔与拉萨德·弗雷雷公司的著名金融家菲利克斯·罗哈汀共事，罗哈汀当时是被收购公司的代理。西格尔一开始有所保留，他对罗哈汀很敬畏。后来，在开会过程中，罗哈汀起身说对不起，要去洗手间。西格尔心想：“天啊，他也是人！”西格尔心想自己也要成为一个像罗哈汀一样的风云人物。　　1976年4月，收购事务律师约瑟夫·弗洛姆（斯卡登、阿普斯、斯雷特、米杰尔和弗洛姆律师事务所的创建人）邀请西格尔参加一个讨论会，并做一个关于“如何识别收购目标”的报告。西格尔对此感到很荣幸，虽然他知道成为一个专家并不难，任何在《威廉姆斯法案》实施后处理过收购事务（哪怕只处理过一起）的人都有资格获得邀请。　　当西格尔与其他参加者一起开会的时候，他更觉得荣幸。他们都是业内重量级人物：萨罗门兄弟公司的主要投资业务员艾拉·哈里斯，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的新星罗伯特·鲁宾，赫顿银行的约翰·沙德，司法官员亚瑟·朗，证交会的律师西奥多·利文，弗赖德、弗兰克、哈里斯、施里弗和雅克布森律师事务所的著名收购事务律师亚瑟·弗莱斯切尔，沃克泰尔、利普顿、罗森和卡兹律师事务所的创建人马丁·利普顿。马丁·利普顿就坐在西格尔的右边，他是弗洛姆在收购业务上的主要竞争对手。　　总体来看，讨论会的内容涵盖了恶意兼并这个逐渐显现的领域，这个领域改变了美国公司的面目，改变程度之大是人们做梦都想不到的。美国工业经历了不同的巩固时期，最近的一个时期就是60年代。在这个时期，经营多样化的风尚使许多大公司走向合并，其方式一般都是在牛市期间进行股票收购。这些并购多数是友好的。早期时，摩根时代的许多垄断公司就是通过合并产生的（其中有些合并多少是受大金融家的强迫进行的）。这些种类的合并实在不能与发轫于70年代中期而蓬勃于80年代的恶意兼并潮相提并论，不过它们也有一个重要的相同之处，就是它们都为在股票市场上获利提供了许多良机。　　西格尔注意到，利普顿在别人发言时快速地做笔记。后来，当轮到哈里斯做报告时，利普顿把自己的笔记推到他面前，哈里斯的发言实际上是照着利普顿的笔记在念。西格尔想：兼并收购“俱乐部”原来是这样工作的。　　西格尔做完报告后，利普顿在别人离开后专门找到他，称赞他的报告做得好。之后，两人不停地谈论兼并收购的方法、技巧，交换信息和意见。他们两个站在一起不大般配：西格尔英俊潇洒，魅力十足，利普顿则身体肥硕，头发稀疏，鼻子上架着一副黑色粗框眼镜。但是，西格尔认为利普顿知识丰富，精通业务，因而想虚心向他求教。　　利普顿和弗洛姆创立了一种新的有利可图的律师聘用制度，由客户向律师支付聘用定金。如果哪个公司想在遭到其他公司恶意兼并时聘用他们，就必须每年向他们支付数量可观的定金。当他们的客户之间出现收购和被收购时，收购方鉴于有律师在保护被收购方，预先同意放弃利害冲突。　　正当有些律师畏缩不前时，不少大公司都与利普顿和弗洛姆签了约。这些律师严格按小时计费，甚至连应急费也不收。由于利普顿和弗洛姆不必再去拉业务，他们的聘用定金就像是一笔保险费。律师公会不喜欢预先放弃冲突的做法。但是，利普顿和弗洛姆的客户们自己倒显得无所谓，可见利普顿和弗洛姆影响之大。　　西格尔想，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应该参考类似的做法。在1976年那次讨论会之前，他就认识到兼并浪潮会继续下去，甚至要变本加厉。一些大的竞争对手，如摩根·斯坦利、萨罗门和第一波士顿，已经在收购业务上建立起声誉。西格尔认为，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可以在应对收购业务上开辟出一席之地。　　他开始寻访潜在的客户，推销他所谓的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应对收购产品”。他宣传说，当遭到恶意兼并时，按照《威廉姆斯法案》，被收购方需要在短短七天内认真考虑应对收购的策略，预先做好应对准备。为确保一旦遭到恶意兼并时准备充分，客户可以雇用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同时，为确保得到该公司的服务，客户要预付一笔定金，就像付给利普顿和弗洛姆的那样。利普顿把西格尔引荐给兼并收购领域的大腕们，并利用自己的威望为西格尔提供方便。西格尔真正变得出名是在1977年5月，当时的《商业周刊》上有篇文章称赞他为举足轻重的应对收购专家。文章在介绍了他在几笔大宗生意上取得的成功之后，顺便提到他很英俊，被认为是“葛丽泰·嘉宝的情人”，并附了西格尔的一张照片。突然之间，西格尔接二连三地收到女性们的来信来电，都是要求与他约会的。这篇文章在该杂志上是很普通的一篇文章，却竟有这么大影响，西格尔对此很吃惊。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复印机高速运转，把文章的复印件向未来的客户们广为散发。　　从1977年开始，西格尔每年要亲自寻访二百到三百名客户。他寻访的目标是中等规模的公司（典型的是那些年销售额为1亿到3亿美元的公司），这样的公司得不到大型投资银行提供的足够服务，而且最容易成为大公司的恶意兼并目标。西格尔的产品推销出去了。他最后开发出了二百五十家公司，这些公司每年向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交纳六位数的定金。　　西格尔的主要竞争来自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这家公司规模比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大，实力也比基德尔强，它也把应对收购业务作为它的专长来开发，虽然原因有所不同。那时，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制定了一项政策，就是不做恶意兼并方的代理。该公司在华尔街上拥有令人称羡的众多大客户，它不想冒着使这些客户疏远的危险去为任何可能被认为是劫掠者的人做代理，为这些既定客户提供传统的投资银行服务就是可以为它带来丰厚利润的生计。　　西格尔喜欢与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争夺客户。1977年，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的兼并收购主管彼得·塞克斯飞往西海岸去会见艾瓦克公司的董事长史蒂夫·萨托。艾瓦克公司是一家医疗设备生产商，刚刚被科尔盖特·帕尔莫利夫公司的恶意兼并瞄上。据董事长萨托称，塞克斯一直在向他夸耀“戈德曼的神勇”。当西格尔去见萨托时，他把大部分时间用来倾听萨托讲公司的想法和目的。萨托是日本后裔，虽然西格尔从来没有吃过生鱼片，这次却在萨托家里吃寿司。在把应对收购业务交给西格尔时，萨托对他说：“我不相信你真是在听我说，但戈德曼告诉我的全是他如何如何了不起。”　　西格尔发现，他最有效的策略就是让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先去收购目标公司那里兜售自己，在兜售过程中它一般会强调说，如果收购目标公司被卖掉，它会帮助以最好的价格出手。然后，西格尔找到该收购目标公司，极力要求：“尽管找我，我会尽力帮你们击退对方的恶意兼并，让你们保持独立。我想要你们成为我的一位未来的客户。”实际上，由于大多数收购目标公司处于弱势地位，它们最终还是被卖掉，西格尔的推销高调常常难以竞争过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的规模、实力和声誉。但是，西格尔的话经常会打动收购目标公司，他们认为西格尔是从心底里为他们的利益着想，不像戈德曼那样只想着如果收购目标被卖掉收他们多少钱。　　1977年，西格尔创立了一种不同凡响且颇有争议的应对恶意兼并的方法，这种方法还使诸多公司经理们对西格尔钟爱有加。这种方法称为“金色降落伞”，它实质上是一种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的高价雇佣合同，规定公司被收购时收购方要向管理人员支付数目不菲的解雇费。这种方法的出发点是通过提高恶意兼并的代价来阻遏恶意兼并，而实际上，它给公司管理人员们带来了实惠。　　德农齐奥对西格尔的成功感到兴奋，虽然西格尔经常出差，很少看见他。德农齐奥按照从戈登那儿学来的家长制方式管理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通常单设薪水和奖金。1976年，西格尔挣了10多万美元，当时这算得上是一大笔钱，特别是对一个年仅28岁的人来说，这个数目实在不菲。1977年，西格尔成为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一名董事，成为公司历史上除老板阿尔·戈登之外最年轻的董事。　　不久后的一天，德农齐奥把西格尔叫到他的办公室。“马蒂，你是个单身汉。”德农齐奥刚说这么一句停住了，西格尔不知道他要讲什么。他继续说：“你有一辆阿尔法－罗密欧牌敞篷跑车，还在费尔岛上有一幢别墅。这太多了。”他究竟要说什么？西格尔揣测，他的意思可能是说西格尔的生活方式对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客户来说太张扬了，或者可能对公司的其他董事来说也显得过于张扬。但德农齐奥没有表达得很清楚，西格尔不能肯定他是不是这个意思。　　“在格林威治我家街对过，有一幢不错的房子要卖。”德农齐奥继续说道。格林威治在康涅狄格州是最高档的一个地方，这里ＷＡＳＰ派系人员和白人也最多，是保守势力的堡垒。这里还尽住着一些西格尔认识的最愚钝、最古板的人。此外，他不能想像在德农齐奥的眼皮底下住。　　但西格尔想去看看这个房子。他跳上那辆招惹人的跑车，沿95号州际公路往前开。半小时后，到了韦斯波特。他用付费电话叫了一个房地产经纪人。他在考虑卖掉费尔岛上的房子。经纪人带他去看城北小河边的一所旧房子，西格尔对它很中意。他买下了这所房子，并用周末时间对它进行收拾整理。　　西格尔告诉德农齐奥，他听从他的建议在康涅狄格买了一所房子，具体地点在有点豪放不羁的韦斯波特，而不是格林威治。西格尔打趣说：“我们之间离半小时车程，这已经很近了。”　　后来，当西格尔搬往东海岸边一处更豪华的房子时，把韦斯波特的房子卖给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新闻主持人丹·拉瑟。　　就在西格尔刚在康涅狄格买完房子不久，有一天，他的秘书告诉他说，一个叫伊凡·布斯基的人打电话找他。那时，由于西格尔在兼并收购领域声名鹊起，很多套利人给他打电话。西格尔知道布斯基是其中的一个，此外还知道他是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一个交易客户。于是，他接了电话。　　布斯基具有敏锐的市场嗅觉，在公司收购技巧和股票囤积策略方面也很有见地，这给西格尔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虽然他们实际上不怎么见面，但两人成了朋友。在华尔街这个奇特的世界里，亲密的朋友关系完全是靠电话建立和维系的。逐渐地，西格尔开始把布斯基看作是可以与之商讨战略、激发灵感和交流信息的人。他需要从布斯基这个套利人这里获取有关信息，因为在公司里他没有套利人可以求教。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传统上不做套利业务，也不设这种部门。德农齐奥和戈登认为套利人名声不佳，只会刺探内幕信息，在公司内引发利益冲突。　　然而，像布斯基这样的套利人对任何从事兼并收购业务的投资业务员来说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历史上，套利人是利用不同市场上（如伦敦市场和纽约市场）的差价获利，套利是一种稳定的、几乎没有什么风险的生意，只是利润不大。但后来，套利人变得大胆起来。一开始，他们是大量买进已公布的被收购对象的股票，把宝押在交易能够成功上；最后，他们开始只购买他们猜测会成为收购目标的公司的股票。如果猜测正确，利润就滚滚而来。　　对大量购进收购目标公司（谣传的或真实的）股票的现象进行影响评估，成为西格尔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套利人是信息来源之一，他们可以提供线索，可以发掘另一方面的技巧，还可以提供有关可能发生的收购的消息，这些消息能用来吸引应对收购的客户。　　套利人比较愚钝、易冲动、爱耍小聪明、进取心强。另外，他们几乎只追求快速获利。在股市开市与收市之间他们是最忙碌的。对着电话高声报价，往电脑里输入股票代码，浏览一屏屏不断变动的数据，向每一个可能的消息人士打电话询问信息。下班后，他们爱去酒吧放松一下，或者，如果哪天运气不错，就去曼哈顿的高档餐馆大撮一顿。1979年的一天，西格尔向布斯基吐露他恋爱了。他的恋爱有可能会成为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一个小丑闻。　　70年代末，第一拨商学院女子毕业生到华尔街就业。简·戴·斯图尔特第一天在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金融部出现就引得大家频频回首。她是哥伦比亚大学商业院的毕业生，金发碧眼，身材纤细，穿着时髦，是个聪明漂亮的已婚女人。　　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长久以来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不允许办公室恋爱。办公室里的风流韵事曾毁了另一个投资业务员的事业。但是，1978年年底，简和她丈夫离婚了。不久西格尔和她一起打网球。1979年8月以前，两人就同居了。当同事们试图告诫他时，他不予理会，说他对公司政治不感兴趣，也不在乎此事对自己在公司前途的影响。　　公司金融部主管亨利·凯勒知道这件事后，去向德农齐奥反映，希望他干预此事。但德农齐奥没有去干预。公司很多人有所不知，德农齐奥的儿子大卫也在公司里谈恋爱。德农齐奥对此事的容忍说明时代在变，也说明西格尔影响之大。同时，德农齐奥似乎还对西格尔行将告别单身汉生活感到宽慰。　　简在巴尔的摩的一些亲戚朋友告诫她不要与犹太人结婚，即使像西格尔这样不信教的犹太人也不行。但她不为所动，坚持与西格尔相爱。1981年5月，她与西格尔悄悄结了婚，并开始计划在韦斯波特购买一所更大的新房子。　　西格尔和简·戴结婚后不久，布斯基打电话邀请他们到他位于韦切斯特县的家里做客。这是布斯基第一次邀请西格尔夫妇到家里来，同时受到邀请的还有金融家西奥多·福斯特曼和他的女朋友。西格尔决定带一份置房计划给布斯基看。　　按照布斯基指的开车路线，西格尔夫妇驾车从曼哈顿往北开，经过贝德福德几个都是高档社区的城镇和基斯科山，大约四十五分钟就可以到。这个地区是连绵起伏的丘陵，林木繁茂，到处都是大庄园，还有一些独立战争前的房子。很多大房子从公路上都看不见。布斯基的宅院占地二百英亩，房子非常靠后，有时，客人进大门后沿着迷宫似的公路和便道走会走丢。　　西格尔夫妇把车开到几根大柱子与一个门楼之间，一个门卫示意他们停车。西格尔走上前去做自我介绍，办理进院手续，这时他惊奇地看到门卫腰里别着一把深黑色的手枪。　　当西格尔走近布斯基的房子时，他们惊呆了。在大鹅卵石铺成的庭院后面耸立着一座巨大的乔治王朝风格的公馆。院里的花园修理整齐，里面点缀着希腊雕塑。穿过花园是运动房，里面一边有一个大型游泳池，另一边有一个凹形室内壁球场和一个网球场，网球场还带有收缩帐篷，冬天时可以打开来遮盖场地，使网球场成为一个室内球场。　　布斯基的妻子西玛·布斯基在门口迎接西格尔夫妇。西玛肤色浅黑，快人快语，招人喜欢，而且热情友好，当时就给西格尔夫妇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她领着西格尔夫妇穿过装饰得古香古色的房间，里面摆放着昂贵的古典家具，墙上贴着华丽的壁纸，画着考究的线脚，地上铺着稀有的欧布桑地毯。墙上的装饰在西格尔看来就是琳琅满目的艺术品。确实如此，西玛爱好收藏美国绘画和古董。接着，他们穿过花园和运动房，这里的地毯上装饰着浮凸的ＩＦＢ字样的字母组合图案。　　布斯基是一个落落大方的男主人。他总是很得体地穿着一身黑色的三件套西服和白色衬衫，衬托着他的棕褐色皮肤。有一次，当有人问他为什么每天都穿同样的衣服时，布斯基回答说：“我在生活中要做的决定已经够多了。”布斯基银黄相间的头发修剪得很整齐，向一边分着。他的颧骨凸出，目光具有穿透力，这使他看着很刚毅，甚至还有几分憔悴。吃饭时，他很随和，也很和蔼，不停地招呼客人，自己却吃得很少。　　简·戴提到她和西格尔的置房计划，西玛大声说：“厨房一定要大，我让你们看看我们的。”布斯基家的厨房比西格尔夫妇在曼哈顿的整个公寓还要大。西格尔对布斯基家财富的标志印象很深，他想，布斯基在套利生意上所获得的成功一定比他想像的还要大得多。西格尔决定不再把带来的置房计划给布斯基看，他的这些计划现在看来有些寒酸。　　饭后，西格尔把布斯基拉到一边给他说，他看到大门口的门卫身上有枪。“那是真枪实弹，”布斯基回答说，“干我这行，需要安全。”　　伊凡·Ｆ·布斯基公司位于曼哈顿金融区。公司研究部主管兰斯·莱斯曼越过办公桌向外张望，看到老板布斯基在自己那四周镶着玻璃的拐角办公室里，眼睛不停地扫视，先是看交易室里的情况，那里正在进行买卖交割，然后看莱斯曼的研究情况。突然，布斯基的目光停在这里不动了。　　莱斯曼办公桌上的内部通话机响了。“谁在买进？”布斯基大声问道。　　莱斯曼赶紧在电脑屏幕上浏览，查询各只股票的价格和交易量的变化，看老板在叫什么。　　“谁在买进？”布斯基实际上在尖叫，“你小子为什么不知道？”　　现在各个办公室的内部通话机都响了。每个办公桌上都有一个通话机与中央控制系统相联，控制系统由布斯基本人亲自操控，他可以选择向单个人讲话，也可以同时向所有人讲话。这会儿他让每个人都在线听他讲话。　　“快报告，快报告。”他重复道，声音更大更急促，“谁在买进？我现在要知道。谁在买进？”　　近来，布斯基格外暴躁、易怒。那年（1981年）年初的几个星期前，布斯基突然宣布了一个令公司人员都很震惊的决定：他要把伊凡·Ｆ·布斯基公司的资产变现，抽走他的全部利润。　　亨特白银恐慌及其引起的市场猛跌使布斯基受到重创，他决定把他的剩余利润变现。他想趁机利用合伙人可享有的有利的长期资本收益税率，把利息变现。但是，要得到这种利率，需要有人把公司继续撑下去。最近，他逼着他的两个助手接管公司，并承担公司的所有债务。他们不愿意，他就把他们炒了。在那年中，很短时间里他就失去了两个得力干将——交易主管和研究主管。　　几乎没有人真地认为布斯基会长久离开套利行业。尽管在亨特白银恐慌事件中遭受挫折，他仍然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功者。伊凡·Ｆ·布斯基公司1975年建立，注册资金70万美元，这笔资金是布斯基从他岳父母那里借来的。如今，公司的资产增长到将近9000万美元。套利就是布斯基的生活。通过做这行，他在韦切斯特购买了豪宅，并在曼哈顿还置了一套房产。他有一辆豪华轿车，并雇了专用司机，每天早上送他上班。他的努力还终于赢得了岳父对他的尊重，虽然这个尊重来得不情愿。他的岳父曾认为自己的女儿是下嫁给他的。　　布斯基似乎对他岳父鄙视他的家庭背景感到不服气。他经常在与纽约的同事们谈话时吹嘘自己的经历与背景，暗指自己中学毕业于老家底特律郊外的一所有名的预备学校：克兰布鲁克，大学是在密歇根州立大学上的。其他人认为布斯基毕业于哈佛大学，因为他是好几个哈佛俱乐部的成员。他说他父亲在底特律开办熟食连锁店。　　布斯基小时候，他家住在一所宽敞的都铎式房子里，所处的位置当时属于中高档居民区。布斯基的父亲威廉·布斯基1912年从俄罗斯移民而来，经营几处酒吧，而不是熟食店（这是他叔父的生意）。为了吸引客人，他父亲的酒吧里进行脱衣舞表演。在很多人看来，酒吧加快了他们社区的衰落。布斯基上学时，在卡车上卖过冰淇淋，当时他的执照只允许在晚上7点以前卖，但他常常在晚上7点以后还在卖，为此不断被当地的警察抓住。他确实在克兰布鲁克预备学校上过两年学，只是没有毕业。他在那里的学习成绩非常一般，但是摔跤非常棒。那时候，为了降低重量级别他经常不吃饭；为一次能连续做五百个俯卧撑，他刻苦练习。他经常与一个名叫哈桑·韦基利的好朋友在训练馆里呆着，这个人是来自伊朗的交换留学生。二年级时，布斯基赢得学校的克雷格摔跤奖。　　布斯基在谈论套利工作时，经常拿摔跤作比喻。1984年，他在接受《大西洋月刊》记者康妮·布拉克采访时说：“摔跤与套利都属于个体运动，成功与否要靠你自己的行动，而且做得好坏一眼就能看出来。”他在摔跤中甚至还发现了生活的道理：“有好多次我真地想要倒下来，但我不能。我想，在困难时振作精神是我（从摔跤中）学来的。在生活中，人会遇到许多挫折和失败，这时有人感到失望、沮丧和痛苦，从而举手投降。我不这样。”　　布斯基在为他的套利公司设计徽标时，让雕刻商把他在克兰布鲁克学校得的摔跤奖牌刻在上面，奖牌上是两个古希腊人在摔跤的裸体塑像。它成为伊凡·Ｆ·布斯基公司的标志，布斯基对此非常自豪。不是每个人都认同这个徽标。他的一个雇员这样说：“它看着像恺撒宫里的东西。”　　后来，他从克兰布鲁克学校转到底特律城内的玛姆福德中学。他没有正式大学毕业，只是在底特律韦恩州立大学、密歇根州立大学和东密歇根学院上过学，但就在毕业前他去了伊朗，部分原因是去和他的朋友韦基利在一起。布斯基在伊朗究竟做了些什么一直是个谜。后来他说，他在那里为美国新闻局工作，给伊朗人教英语，但美国新闻局那段时间的人事档案上没有他的记录。布斯基认识西格尔不久曾告诉他说，他在伊朗是当中央情报局的特工。　　从伊朗回来后，布斯基进入底特律法律学院学习，这所学校没什么名气，没有学历也可以入学。中途他又两次辍学，五年后，即1964年，他从该校毕业。布斯基23岁那年，他父亲让他加入家里的酒吧生意。他曾向多家律师事务所求职，但都遭到拒绝。　　生活漫无目的的布斯基竟然让一个名叫西玛·西伯斯坦的富家小姐看上了，西玛的父亲是底特律的一个地产开发商，家境殷实。据说，是西玛爱上布斯基的，她在1960年6月两人相识后一直追他。此后，西玛的一个在某联邦地区法院当法官的亲戚雇用布斯基当过一年的书记员。不久，布斯基和西玛就结婚了，并有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比利。有一次，一个布斯基在克兰布鲁克摔跤队时的队友向他谈起套利的事，这位队友当时在纽约工作。这时，布斯基决定去华尔街闯一闯。布斯基的同事们回忆说，布斯基那时认为底特律地方狭小，不足以让他施展抱负。　　布斯基的岳父帮他和西玛在公园大道租了一套高级公寓。布斯基先在罗斯蔡尔德（Ｌ．Ｆ． Ｒｏｔｈｓｃｈｉｌｄ）公司当了一年学徒，然后到第一曼哈顿银行工作，第一次实际尝试套利业务，之后又转去卡尔布·乌尔希斯公司。他一次就套没了两万美元，被炒了鱿鱼。公司把区区两万美元都看在眼里，他对这种公司嗤之以鼻。接下去他有一段短暂的失业，还涉足了一次风险资本，之后加入了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一个小型部门公司——爱德华兹和汉利公司。出人意料的是，就凭他的工作经历、有限经验和履历，该公司竟让他负责筹办和经营套利部。　　几乎是突然之间，布斯基在套利这个小天地里做出了令人瞩目的动作，被认为具有大胆和冒险精神。他充分利用杠杆作用，不断差额买进，把爱德华兹和汉利公司不多的资金增长到100万，甚至200万，使得可以不时地对某只股票的价格产生实际影响。有一次，由于空抛一只卖前并未实际借入的股票（这样会进一步加强他的杠杆作用），他受到证交会制裁，被罚款一万美元。布斯基的有些套利方法对爱德华兹和汉利公司产生了不利作用。到1975年，该公司破产了。　　由于疲倦于奔波求职，布斯基决定自己开一个公司，主要从事套利业务。他在《华尔街日报》上做广告，寻找投资客户，鼓吹套利潜在的收益大。这种做法让套利同行们很吃惊，因为同行们一般不愿让其他人介入，怕引起更多的竞争。布斯基把利润的55％分给投资客户，自己留45％，但分配给客户的损失负担则为95％。他没有吸引来足够的运营资金，是他岳父家的钱使得公司运作起来。　　从1975年伊凡·Ｆ·布斯基公司开业第一天起，布斯基就乘坐豪华轿车来公司上班。如果需要快速传递什么东西，他就毫不犹豫地叫私人信使。他按照他心目中成功的华尔街金融家的形象打扮自己——黑色三件套西服，浆硬的白衬衫，从马甲口袋里垂下来的金色表链。这身穿戴使他看上去像ＰＢＫ联谊会的重要成员。　　布斯基不在公司硬件上浪费钱。公司办公室设在白厅大街一座旧办公楼里，只有一个房间，而且非常小，一位股票交易审计员要求他换一个大一些的房子。他要求雇员们午饭在办公室吃，所以他出钱替大家定购份饭，每份5美元，由人送到办公室。　　他的第一批雇员中有一个叫西特拉格·穆拉迪安，是公司的主管会计。穆拉迪安出身于一个亚美尼亚移民家庭，他曾在欧彭海姆、阿佩尔和迪克森会计师事务所工作过，这家事务所有一定名气，被简称为OAD，尤其专于套利会计业务。穆拉迪安曾因违犯资本运作规程受过证交会重罚，这使他找工作很困难，但他没把这事告诉布斯基。布斯基雇用了他，为此他一直很感激。　　布斯基要求雇员们每天早上7点就开始上班，这个时间他自己的豪华轿车也已停到办公楼门口。如果哪天布斯基不去办公室，他会在7点01分时往办公室打电话，要是没人接他就勃然大怒。几年后有一次，布斯基往办公室打电话时办公楼正在进行消防演习，没有人马上去接。第二天，每个人的办公桌上都出现了一个纸条，上面写着：“昨天下午3点15分我往办公室打电话，打了二十三次才有人接。我明白当时在进行消防演习。当然我不是要你们冒生命危险，但是，我要向那些留下来的人表示感谢。”　　布斯基不喜欢给雇员们放假。感恩节后的星期五那天，大多数曼哈顿的公司办公室里只留骨干人员，其他人都不上班。布斯基在这一天也从不来办公室，但公司的其他人不许不来。他会一遍又一遍地检查大家的出勤情况，有时对一个雇员检查多达十次，别人还认为布斯基也来上班了。布斯基还拒绝星期五下午3点银行关门之前给雇员们发周薪。大家对此抱怨时，他解释说他是不想让大家在上班中间出去存取钱，但大家怀疑他是想吃周末增加的利息。　　布斯基几乎从当上老板开始就习惯性地呵斥员工。几次之后，穆拉迪安提醒他不要这样。“我是老板，”他回答，“我有权这样做。”　　布斯基常常让穆拉迪安每天工作到晚上九十点钟。有一次，穆拉迪安的妻子发现他凌晨5点半还没有睡，一直在努力完成布斯基布置的工作。穆拉迪安对妻子说：“他不会老这样的。”但是几年过去了，布斯基睡眠似乎越来越少，要求也更加苛刻。他最爱打电话要穆拉迪安解决难题。这时穆拉迪安只好说：“我这就办。”“我等着。”布斯基会这样回答。　　布斯基有时在他的庄园里上班。他在院子一个路灯杆上立了个写着“华尔街”字样的牌子，牌子旁边是他的一个办公室，里面有几张办公桌和各种用以随时了解市场信息的通信工具。“你信吗？”西玛问穆拉迪安，“我丈夫总是穿着上班服在家里的办公室上班。”一天上午，布斯基的雇员们上班时发现办公室里有一只小狗在跑来跑去。这只宠物本来是布斯基要送给西玛的一个意外礼物，但她不喜欢，不让在家里养，所以布斯基就把它带到办公室里，由他的司机约翰尼·雷晚上和周末照顾它。很快布斯基与这只小狗就分不开了，甚至去与投资商开会时也带着它。　　就在一个星期后的一天，莱斯曼等人听到从布斯基办公室传来一声惊叫。他们立刻跑过去，发现布斯基脸色铁青，那只宠物看上去迷惑不解。在布斯基办公桌前面一尘不染的米黄色地毯上有一堆脏兮兮的发出异味的东西，那是小狗的“杰作”。布斯基把地毯上收拾干净。从那以后，没有人再看到那只小狗。　　布斯基在饮食习惯上也有特点。有时候，他似乎什么都不吃，就像中学时为摔跤比赛控制体重那样。早餐他喜欢吃一种月牙形面包，一片面包拿来后他先是挑着一点一点地吃，然后再把整片吃下去。他的一个同事回忆说，有一次他在布斯基吃的时候说：“伊凡，瞧你的馋样儿。”布斯基看上去惊了一下，就把面包放下了。　　布斯基经常邀请那些可能成为他合伙投资商的人到他办公室里的私人餐厅吃便餐。一天下午，快速美国（Rapid-American）公司主席梅舒拉姆·里克里斯应邀来进便餐，布斯基事先了解他喜欢吃什么，然后从二十一俱乐部订了满满一桌。在餐桌上，布斯基却发现里克里斯对桌上的东西好像不大喜欢。　　“过几个小时我得去健身房，”里克里斯解释说，“我请了一个私人教练指导我锻炼身体。”　　“干吗要锻炼？”布斯基说，“别急，多吃点。”　　里克里斯顿了顿说：“伊凡，你不知道跟一个比你小得多的女人结婚是什么样子。”（里克里斯的妻子年龄比他小很多，在里克里斯的资助下在影坛发展。）但接下来里克里斯很快活地吃起来，并给布斯基投了500万美元。而布斯基只吃了几个葡萄。　　按照布斯基的誓言，他在1981年初“退休”了，把他在伊凡·F·布斯基公司的利息变现取走。由于没能成功说服他的高级雇员（多数被开走或自动辞职）接管公司，他把公司转给摩根·斯坦利一个名叫史蒂夫·罗伊斯的套利人，公司易名为贝德福德合伙人公司。新公司的最大投资商是西玛，她把在原布斯基公司的800万份钱滚入这个新组建的公司。虽然布斯基在贝德福德合伙人公司里没有投一分钱，却每天给罗伊斯打电话，常常一天打六到八次，告诉罗伊斯该如何如何进行投资，就像他仍是公司的负责人似的。　　刚把原来的公司出让，布斯基就着手筹建一个新的套利公司：伊凡·F·布斯基股份公司。与有限责任的合伙制公司不同，新公司在所有制结构上更为复杂，分为普通股东与优先股东。投资者接收优先股，利润主要在普通股东中（主要是布斯基）分配，而亏损主要由优先股东承担。　　布斯基让莱斯曼和他一起东奔西走寻找投资者入股，莱斯曼是为数不多的从原来公司留下来的雇员之一。他们坐着布斯基的豪华轿车拜访了许多富商，寻求至少200万投资资本。除了根据投资者在以前合伙中的表现分配利润，布斯基还提出了一个独特的优惠条件，即投资者可以直接向他了解情况。他承诺向投资者传递市场信息，由他们自由使用。　　布斯基和莱斯曼跑了一大圈，不是很成功。一天，莱斯曼大着胆子向布斯基提出，是利润和亏损的分配方法不当阻挡了投资者。莱斯曼说：“这种交易很糟。”布斯基听了很生气。　　莱斯曼也想往这个新公司里投些钱，他告诉布斯基说，他最近继承了大约50万美元，想把它投入公司。布斯基向他提出的条件与向外面的投资者提出的同样苛刻。“但我是为你工作的员工，”莱斯曼抗议，“为什么我不能得到我的那份利润？”　　布斯基的脸绷起来，说话也变调了。“我不要你的臭50万。”他冷冰冰地说。　　“那你为什么要我25％的利润？”莱斯曼回击。　　“你滚！”布斯基咆哮起来，把莱斯曼赶出办公室，砰地一声把门关上。　　最后，布斯基的新公司1981年办了起来，运作资金4000万美元，大大少于布斯基所希望的。人员除了布斯基，还有莱斯曼（现在是研究主管）和迈克尔·戴维多夫，后者是从贝德福德合伙人公司雇来的交易员。新公司在曼哈顿的弗赖德、弗兰克、哈里斯、施里弗和雅克布森律师事务所一个闲置的办公室里上班，布斯基的主要律师斯蒂芬·弗莱丁就是该事务所的合伙人。布斯基喜欢吹嘘说，就是在这种狭小的环境里，也只有他自己知道各个操作事项。他对自己的雇员都精心提防。　　根据布斯基的指示，莱斯曼负责接听罗伊斯的电话，并把自己的研究成果与他共享。一天夜里，罗伊斯给莱斯曼打电话称，关于一只特殊股票，“伊凡想了解一下你的投资意向”。莱斯曼在电脑上把它找出来，并告诉了罗伊斯。一会儿后，布斯基给莱斯曼打电话，莱斯曼顺便提到罗伊斯打电话问公司对一只股票的投资意向，他告诉了罗伊斯。于是电话里一阵沉默，然后布斯基厉声呵斥道：“就凭这点我就应该炒了你！不要再泄露消息了！”　　“我当时想罗伊斯在公司里，”莱曼斯刚想辩解，布斯基啪地把电话挂了。　　不久以后的一个晚上，罗伊斯又给莱斯曼打电话询问股票投资意向，莱斯曼拒绝了，说布斯基命令他不许透露。电话又响了，是布斯基打来的，这次布斯基又说莱斯曼不回答罗伊斯的问题不好。后来，罗伊斯又向莱斯曼套问布斯基公司在“曼哈顿石油”股票上的立场，该公司当时是一个收购目标公司，布斯基公司在这方面的立场属高度敏感信息。莱斯曼为了避免左右不是，给罗伊斯说了一点情况，但真正的立场没有告诉他。　　接着，布斯基从一个宴会上给莱斯曼打电话，莱斯曼自豪地告诉他说，罗伊斯又向他刺探消息，他有意误导了罗伊斯。“你这个傻瓜！”布斯基吼叫起来，“你这是要让别人说我是骗子！”其实，布斯基自己就向罗伊斯提供前后不一致的误导性信息。为什么布斯基要向他妻子投资的公司撒谎呢？莱斯曼感到不解。　　不久后的一天晚上，莱斯曼往布斯基家打电话找他，他的大儿子比利接起电话。　　“我是兰斯，”莱斯曼拖着疲惫的声音说，“你爸爸真是把我折腾得够呛。”　　比利的回答给莱斯曼印象很深。“要认真了解我父亲，”比利忧郁地说，“他简直就是个疯子。”　　1974年的一天，I．W．伯恩汉姆二世领着他新招聘的公司金融主管弗雷德里克·H·约瑟夫穿过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公司拥挤的交易大厅。这是约瑟夫第一天来这里上班，伯恩汉姆解释说，他要让约瑟夫马上去见一个人，这个人可能会帮助约瑟夫实现他对他新加盟的这个公司许下的宏愿。　　约瑟夫当年41岁，头发灰白。他以前当过业余拳击运动员，身体很健壮。他应聘该公司金融主管工作时大胆宣称：“给我十五年，我会给你塑造出一个像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一样强大和成功的公司。”　　这个宏愿当时显得荒谬可笑，就凭该公司在华尔街上所处的地位，要实现这个愿望不亚于进行一场革命。1974年时，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是华尔街上的龙头老大，而这一年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公司的总收入只有区区120万美元，它的资本又很微薄。股票市场萎靡不振。尽管顶着德莱克赛尔的鼎鼎大名，该公司在华尔街上勉强算得上是一个二流公司。　　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公司实质上是由伯恩汉姆公司和老字号德莱克赛尔·费尔斯通公司的一些旧部组成的。伯恩汉姆公司是一个以零售为主业的经纪公司，由I．W．哈珀酒厂创始人的孙子塔比·伯恩汉姆于1935年建立。德莱克赛尔·费尔斯通公司系出声名显赫的费城德莱克赛尔家族，是持坚定反犹太人立场的J．P．摩根帝国的传承。　　1971年，伯恩汉姆公司与德莱克赛尔·费尔斯通公司合并，这个搭配有点反常。伯恩汉姆公司中大部分是犹太人，他们都是各种各样的营销商，以营销技巧见长。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德莱克赛尔·费尔斯通公司传统上就对玩营销方法和技巧持反感态度，由于积极主动的分销网络对顾客的吸引力越来越大，公司的客户不断减少，公司现在蹒跚而行，主要靠作为高档次公司的名气和历史地位撑着。塔比·伯恩汉姆选择与德莱克赛尔合并，主要是想提升他的公司的档次，并吸引更多的包销业务。　　为了此次合并，伯恩汉姆需要去拜访一下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和摩根·斯坦利公司这两家公司的董事长。在仍为俱乐部性质的华尔街，合并的公司要想生存，需要得到这两家著名大公司的认可和亲善。伯恩汉姆去拜访他们时，他们对合并表示同意，但提出了一个条件：无论新合并的公司内权力如何分配，德高望重的“德莱克赛尔”这个名字必须写在公司名的前面。于是，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公司就这样产生了。　　这两个公司合并后虽成为一个公司，但原各公司人员之间大多互相回避，即使现在合并已三年了依然如此。伯恩汉姆领着约瑟夫在公司里穿行时对他说，两公司合并前夕他第一次与德莱克赛尔·费尔斯通公司的负责人见面时，曾问他们公司二百多人中有多少犹太人，告称一共三个。伯恩汉姆对约瑟夫说，他今天要让约瑟夫见的说是其中一个，他的名字叫迈克尔·米尔肯。　　约瑟夫与米尔肯亲切握手。米尔肯是个热情的年轻人，他身材细长，眼睛黑黑的，眼窝深陷。约瑟夫自忖像米尔肯这样的人怎么在德莱克赛尔·费尔斯通公司呆着，但其他方面米尔肯没有给约瑟夫留下很深的印象。他们两人没有直接在一块儿工作，约瑟夫负责规模较大的投资银行业务，而米尔肯是兑换业务和非投资级证券业务的负责人，他负责的部门后来被称为高收益证券业务部。他向原伯恩汉姆公司的资深交易员埃德温·坎特负责，而在资金发放事务上则直接向伯恩汉姆负责。　　米尔肯一直抱怨自己被古板的德莱克赛尔方面的WASP们作为二流公民对待。为了鼓励他，伯恩汉姆让他设立了自己的半自动债券营销部门。1975年，他又授权米尔肯安排本部门的奖金发放，以充分激发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像华尔街上其他公司一样，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公司付给员工的底薪不高，员工的收入大多靠奖金补偿，而米尔肯的奖金总是异乎寻常地多。米尔肯及其负责的部门可以将其业务给公司创收利润的35％用于自己发放，至于本部门人员之间如何分配，米尔肯有决定权，他留给自己多少都可以。此外，伯恩汉姆还给米尔肯及其部门一笔“业务开发费”，凡是米尔肯及其手下员工给公司带来的任何业务，产生利润的15％至30％归他们所有。就这样，伯恩汉姆把利润的35％给予实际参与工作者，30％给予业务开发者，公司只留35％用于管理开支和股东分配。给米尔肯部门的这种奖励制度在公司是一个严控的秘密。　　约瑟夫和米尔肯认识后一年左右，两人相互了解多了起来，这主要是因为米尔肯要通过约瑟夫寻找新的潜在金融业务，以获取业务开发费，在这个过程中他付给约瑟夫提成。　　约瑟夫不是势利之人，但一开始时他认为米尔肯与伯恩汉姆的其他交易员没什么两样，这些人很多都只懂得以耍弄手段做买卖。约瑟夫出身于一个普通家庭，在波士顿的一个蓝领居民区罗克斯伯里长大，父亲是出租车司机，父母都是正统的犹太教徒。他曾获得大学奖学金进入哈佛预科班，然后入哈佛商学院就读。他在赫顿银行工作过，雇主是约翰·沙德（后来担任证交会主席），他仅四年后就被吸收为合伙人。后来他进入希厄森公司，帮助进行与海登·斯通公司的合并谈判，并被任命为首席运营官，成为公司第二把手。　　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公司与希厄森公司相比相差一大截，约瑟夫之所以从希厄森公司跳槽到这里，是因为他想重新实际从事投资银行业务，而且他有一个梦想，就是想从零开始创建一个强大的公司。约瑟夫经历过华尔街上发生的许多变革，这使他相信旧的东西总会被淘汰。然而，他在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公司的起点不高。该公司的金融部有十九个人，约瑟夫一去就裁减了七个。他在那里第一年，金融部的全部奖金仅有1．5万美元。　　约瑟夫觉得他需要重新审视公司的整体文化。来公司后不久，他在纽约世贸中心顶层的“世界之窗”主持了第一次新进员工年度聚餐会。他觉得，在向这些新的投资业务员们灌输“进取、成功”信念的同时，还必须让他们建立诚信理念。“你们会受到诱惑，”他警告大家说。他提到他们会接触关于客户业务计划、股票和债务出售、公司合并计划等方面的机密信息。他继续说：“如果你们抵制不住这些诱惑，就会被抓住而受到惩罚。这一点是肯定的。而在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公司，我们不会允许你们这样做。”　　约瑟夫与米尔肯第一次见面后时间不长，就明白了为什么伯恩汉姆那么急着带他去见米尔肯。米尔肯决不是公司的一名普通交易员，事实上，他是公司里薪酬最高的员工之一。1973年他从200万资本开始运作，产生的收益率达到令人瞠目的100％，为他自己和本部门人员赢得的奖金接近一年100万美元。他做的那块业务约瑟夫懂得很少，是经营高收益的、不能入信用等级的债券，这块业务很多人都看不上。　　美国债券市场由两个债券等级评定巨头控制，即穆迪评级公司和标准普尔评级公司，多少年来它们一直在为投资者预测投资风险提供指导。投资债券有无价值和价值大小，取决于债券发行者在债券到期时支付所承诺利息并偿还本金的能力。顶级蓝筹股公司（如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和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发行的债券被标准普尔公司划定为ＡＡＡ级，偿付能力较弱或有其他问题的公司发行的债券信用等级相应较低，而那些被认为投资风险高的公司的债券根本不能入级。公司债务利率随美国财政公债和被评定的发行者的风险所决定的市场利率而变化，因此，债券评级越低，公司为了吸引投资者必须支付的利率就越高。70年代中期，信用等级低和不入级的债券不是很多。对于这种债券，投资者一般不碰，大的投资银行也不感兴趣。它们太难出售，也太影响发行公司的声誉，因而主流公司不大会发行它们。如果那个投资公司经营很多这种高收益债券，就被认为是公司陷入了困境而捡别人不愿做的（这样的公司在华尔街的行话里叫“失落的天使”）。然而，米尔肯对华尔街上这块别人不屑一顾的领域却情有独钟。　　与约瑟夫不同，米尔肯在一个舒适的中产阶级家庭长大。他的家乡在加利福尼亚的恩西诺，这是位于洛杉矶北圣费尔南多谷的一个城镇，是一个犹太人聚居地（米尔肯家旁边就有一个犹太教堂），这里的发展与快速发展的南加利福尼亚其他地区差不多一样快。米尔肯的父亲是一个会计，他从10岁开始就帮助父亲整理支票、调节支票簿，后来还帮助做纳税申报单。从一年级开始，米尔肯就因能口算复杂乘法而被同学们啧啧称奇。　　小学毕业后，米尔肯到位于范·耐斯附近的伯明翰中学就读，1964年在这里毕业。这里的学生几乎都是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的白人，他们的父母很多都像米尔肯的父母一样是从工业发达的中西部和东部迁移过来的。他们喜欢运动，酷好冲浪，爱留蓬松发型，迷恋“沙滩小子”，开着车不停地在城里乱跑。米尔肯精力充沛，学习认真，渴望被同学接受。他被选为啦啦队队长，接下来的目标是成为一个体育明星。他是学生会的积极分子，是公认的红人。他与一个名叫洛丽·安妮·哈克儿的漂亮、活泼的女孩儿约会，这个女孩儿是他在七年级的社会课程班上认识的。他的同班同学中有后来成为电影明星的萨丽·菲尔德和好莱坞超级经纪人迈克尔·欧维兹。　　从伯明翰中学毕业，米尔肯进入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伯克利分校，这里的生活对米尔肯来说是一个突变。在他1968年于这里毕业前，这里是学生反战和反文化运动的中心，中学时在主流中游刃有余的米尔肯突然与这里主流思想格格不入。当加入兄弟会不再时髦的时候，他却加入了一个名叫SAM的犹太兄弟会。他不喝酒，不抽大麻烟，也不用LSD。他学习工商管理，而不学时髦的社会学或心理学，而且他学习努力，被推举为PBK联谊会的成员。他的社交不多，业余时间大多是与同在伯克利分校读书的女友洛丽一起度过，他们从这里一毕业就结婚了。　　婚后不久，米尔肯和洛丽就去了费城，在那里，米尔肯进入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著名的沃顿商学院深造。其间，他在夏天和业余时间到德莱克赛尔·费尔斯通公司费城办事处打工。以全Ａ成绩毕业后，他留在了这家公司，经常往来于费城与该公司总部所在地曼哈顿之间。他似乎对华尔街上的等级顺序特别不在意，总是对名望的考虑不以为然。他对大名鼎鼎的摩根·斯坦利的人或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的人一点都不熟悉。　　传统上，有前途的商学院毕业生都去投资银行或公司金融部门就职，而不从事营销和交易，但米尔肯不受传统思想影响。在德莱克赛尔·费尔斯通公司，他一开始从事研究工作，然后要求去做交易和营销。在交易和营销工作过程中，他逐渐把注意力专门集中在低等级和不入级的证券业务上，这种业务后来成为他的标志。　　几年后，米尔肯不断创造奇迹，他被认为是一个“天才”，能够从众所周知的被贬称为“垃圾债券”的东西中发现潜藏的价值。但米尔肯说他在低等级债券上的兴趣基础是别人提供的，对这一点他从不掩饰。W．布拉多克·希克曼对低等级和不入级债券进行过开拓性的研究，米尔肯在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伯克利分校上学时就读过他的著作。希克曼对1900年至1943年之间的公司债券表现情况进行了彻底分析，结果表明，以多样化的方式投资长期性的低等级债券比投资蓝筹股的高等级债券能带来更高的收益率，而且风险不比后者大。其后对1945年至1965年之间债券表现情况的研究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后来，米尔肯在与约瑟夫的早期交流中，不断宣扬他在高收益证券方面的信条。约瑟夫的兴趣被激了起来，他要了一本希克曼的书来读。米尔肯说，低等级债券的惟一问题是缺乏流动性。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公司的大多数顾客仍不愿投资高收益债券，但米尔肯开始取得一些进展。他对低等级债券的发行者进行大量的研究，细致发掘其中潜在的业务前景，以此打消投资者对投资这种债券的疑虑和不安。令约瑟夫深感惊奇的是，米尔肯对各种证券发行者的神秘之处都掌握了，能够预测一个公司在债券到期时偿付利息和本金的能力。　　这是一项宏大的任务。华尔街上还没有其他公司进行这种研究，它们的研究部门几乎都把注意力集中在交易业务广的公司的股票上。米尔肯就这样做着自己的研究，携带装满研究报告和其他资料的公文包来回奔波。他利用自己的研究发现说服投资者投资他看中的高收益证券，而结果往往表明，这些证券的价值事先被投资者低估了。　　米尔肯的一些准客户也是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公司的潜在客户，约瑟夫和米尔肯一起四处奔忙，宣传高收益债券的投资思想。每到一处，米尔肯就发布一通他的观点：债券市场风险极低；多种投资有价证券收益率更高；随着债券投资者的增多，低等级债券的流动性在提高；收益会大大超过风险溢价。这是一个简单而有效的讯息。渐渐地，宣传发挥了作用。　　拥有大量资产的保险公司尤其急于寻找利润丰厚的投资机会，米尔肯早期成功争取来的大客户就是一些拥有保险公司的金融富商，他们大多是犹太人。这些成为米尔肯客户者都不是华尔街上的，他们不在乎低等级债券存在的缺点，喜欢米尔肯的新思想。索尔·斯坦伯格、梅舒拉姆·里克里斯和卡尔·林德纳都是米尔肯投资思想的早期追随者，其中林德纳甚至还去影响别人。林德纳来自辛辛那提，不是犹太人。他们的年收益都达到或者超过米尔肯的预测，因此他们对米尔肯的支持越来越坚定，也成为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公司的忠实客户。从米尔肯方面看，他不在乎这些人的名声好坏或地位高低。林德纳连中学都没毕业，他是证交会的调查对象，在辛辛那提无处容身，被华尔街许多人视为贱民；斯坦伯格夺取信赖（Reliance）保险公司的控制权，并试图恶意兼并金融巨头化工银行，激怒了银行业界及其投资银行联盟；里克里斯刚从以色列移民来的时候是一个穷光蛋，一有几个钱就去看电影和喝酒。他们都曾无数次受到华尔街的冷落和拒绝，他们也从不会忘记是米尔肯把他们当作客户来挖掘。　　到1977年初，米尔肯业务的市场份额惊人，占到高收益证券市场的25％，他所在的公司成为仅有的着眼于促进市场流通而积极进行市场开拓的公司。（市场开拓者是市场流通的关键，他会向证券持有者做出保证：无论证券持有者什么时候想出售手里的证券，他都会购买。而市场开拓者可以把手里的证券再出售，获取买卖差价产生的利润。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场外交易市场就是专门的市场开发组织，提供除制定上市价格之外的服务。）其他银行（如高收益债券业务的市场领袖：莱曼兄弟银行）会承销一些新发行的债券，并节省使用自己以前承销过的债券，但这大多是一种对现有客户的服务。其他公司对积极开拓市场不感兴趣。　　因此，米尔肯实际上成了高收益债券的“市场”。他记忆力惊人，知道谁买有什么债券、出价多少、到期收益率多高、还有谁想买等等。渐渐地，客户们对他的研究和敏锐的市场意识建立起了很强的信心，对他提出的投资建议言听计从。他们不在乎没有上市价格，也不关心米尔肯的利差是什么，只要能给他们带来盈利就行。除米尔肯和他的少数同事之外，没有知道这个市场上的价格结构（包括不断提高和买卖利差）。　　在某种程度上，米尔肯可以为所欲为，因为他的这个市场几乎完全没有制度控制。他的交易几乎都是以所谓的“二次销售”方式进行的。在这种交易中，一个大型保险公司可以决定大笔抛售从原始发行者那里买来的债券，它可以售给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公司，然后由该公司在它的券商网络里再进行转卖。这种销售不用在证交会登记，也没有已定的挂牌价可以作为依据。垃圾债券市场早期在美国是一个金融边缘市场，由强者主导一种兼顾弱者的大体公平。一天，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公司的营销员加里·温尼克给他一个客户从米尔肯手里买了一些债券，温尼克在利差上挣一点的1／8。（一“点”就是债券价格面值的1％，这样，如果利差是100万美元，一点的1／8就是1250美元。）温尼克发现米尔肯的利差实际上有30点，自己独揽了利差的29又7／8点，他对此怒不可遏。他对米尔肯的贪婪程度非常震惊，他和米尔肯毕竟是同事，但米尔肯对他也这样狠。温尼克去米尔肯的直接上司坎特那里去投诉，但坎特没有管。到1976年，温尼克悟出来：米尔肯是“财神”，谁都不能惩治他。　　对米尔肯来说，做债券业务只是另一种交易，交易人从另一方获得的利益越多越好。在随后的几年里，米尔肯的同事们会在交易台上惊奇而又高兴地看到他是怎样从交易对手那里一点一点地挤得利益的。几乎没有人能占到他的便宜，如果有，他就会争取把这个人雇来为他服务，沃伦·特莱普就是一个例子。特莱普原是迪安·威特公司的固定收入交易主管，有一次他卖空一些不动产投资信托证券，交易的对方是米尔肯手下的人。结果，该证券价格急剧下跌，给米尔肯造成了严重损失，而特莱普收益甚丰。于是，米尔肯要手下的人去了解迪安·威特公司的这个交易人是谁，然后把它挖到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公司来。就这样，特莱普成了米尔肯的交易主管。　　随着米尔肯业务的增长，约瑟夫的业务也不断增长，只是增长速度可能不像米尔肯的那样引人注目。约瑟夫立即着手加强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公司金融业务人员的力量，聘来了几个他在希厄森公司的同事，这些人中有约翰·基西克、赫伯特·巴切勒、弗雷德·麦卡锡、约翰·索蒂和大卫·凯，由他们组成一个兼并收购业务部。约瑟夫还雇来了一个名叫利昂·布莱克的哈佛商学院毕业生，这个圆脸的年轻人很傲慢，而且刚愎自用。他的父亲是联合商标（Unitd??Bramds）公司的负责人，他在哈佛商学院读书时，他父亲因丑闻事发从办公室窗户跳楼自杀。　　为了使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公司在吸引投资金融业务上建立自己的优势，约瑟夫决定把大投资银行漏做的某些新兴业务或小公司作为主攻目标。公司开始把研究范围扩展到场外交易的股票，虽然这种研究不能立竿见影给公司带来利润。公司金融部千方百计开拓业务，这样到1977年，金融部的奖金额达到了100万美元。　　1977年的一天，约瑟夫告诉米尔肯，公司的一个客户：得克萨斯国际公司需要筹集资金，但公司的债务已经很高，不能取得投资资信，因此想请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公司策划一种公开的高收益债券，承销并直接向外发售。对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公司来说，这将是原始发售一种新债券，不是它以前惯常做的二次销售。　　米尔肯说他试试。接着，他做了这项业务，并轻而易举地发售了3000万美元的债券，从中索取3％的承销费。那一年，他接下去又为其他一些因别的原因不能筹到资金的公司发售了六只债券。大约与此同时，他提出了高收益共同基金的想法，允许小型投资者投资多种类型的垃圾债券。米尔肯的低等级债券流通之梦就要实现了。一场金融革命的机制已经就位，就在鄙视低等级债券的华尔街精英们的眼皮底下。　　这时，温尼克奉坎特之命调到公司高等级债券业务处工作。他也买卖一些米尔肯的高收益债券，很快就成为公司里低等级债券处之外成绩最突出的营销员。他工作非常努力，每天都工作很长时间。一个星期五晚上，他向米尔肯提到他和妻子周末要去韦切斯特县选购房子。米尔肯含义不太明确地说：“什么也别买。”不久，他让温尼克为他干，跟他到遥远的加利福尼亚贝弗利山附近的世纪城去工作，那里是他的老家。　　那时，米尔肯两岁的儿子乔治身体不好，父亲又患癌症。他之所以做出迁往老家工作的决定，想离家人和儿时的朋友近一些是因素之一，但决不仅仅是因为这些。已成为不争之实的是，米尔肯的成功与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公司关系甚微，而公司的成功却与米尔肯须臾不可分。公司总裁伯恩汉姆有名无实，除了日益无利可图的零售经纪业之外，他基本一无所知。他进行公司合并是精明的一招，合并后他认识到了米尔肯的潜力，并对米尔肯进行严格控制。坎特的影响更小，他是一个过气的交易员，新兴的电脑运算和新开发的复杂策略使他有些落伍。米尔肯没有兴趣参与他们政治喜好的争论。　　米尔肯想，为什么不迁往别处呢？这样既可以利用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公司这把保护伞，又可以在自己的全面控制下实行自主操作。垃圾债券只是一种新的融资方法，他打算在加利福尼亚这个基地上扩大这块业务，从承销交易到兼并收购，每个有利可图的方向都做。只要他实行的奖金制度不变（公司里没有人敢对它提出质疑），公司利润的大部分就会在他的掌控之下。而且，他的下属人员赚的钱已经比公司里其他人多很多。因此，当他把这个想法向温尼克及其他人透露时，他们都自愿跟他走。　　米尔肯和家人在家乡恩西诺买了一幢房子，克拉克·盖博和卡罗尔·劳巴德曾经做过这所房子的主人。1978年，米尔肯带领十五名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公司的雇员（包括温尼克）在世纪城星光大道上租了几间小办公室，开始工作。办公室太小，米尔肯和他的交易主管特莱普挤在一起。在交易日里，米尔肯整天听着交易员和营销员们的喧闹声。　　在米尔肯的控制下，每个人都要按照他的要求做。在工作日里，每天早上4点半（纽约是7点半）开始上班，晚上8点（纽约是11点）下班。办公室里电话声此起彼伏。米尔肯办公桌上有两部电话，经常在接听其中一个时，另一个也响了，于是就两个一起接听。交易室里人声鼎沸，有大声问问题的，有高声发表意见的。闭市（加利福尼亚时间下午1点）后，米尔肯的会议安排得满满的，在各个会议室来回穿梭。每个会议室都坐满了客户，他们都希望直接见他。　　米尔肯有时提前来到办公室。当雇员们4点半上班时，经常发现办公桌上有他写的字条，上面列着当天的工作安排。　　1981年，米尔肯招进一个名叫詹姆斯·达尔的营销员，这个人的营销技术就像特莱普的交易技术一样高。表面上看，达尔与米尔肯或公司其他人基本没有共同之处。他属ＷＡＳＰ派，出身于迈阿密一个中低层家庭，父亲是房地产经纪人。他以优异成绩从位于塔拉哈西的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本科毕业后，获得入读该校商学院的奖学金，后获ＭＢＡ学位。达尔很英俊，长长的金发，蓝蓝的眼睛，褐色的皮肤有“沙滩小子”的风采，脸上经常挂着迷人的微笑。　　米尔肯以前对人的这些特点好像不太在意，但同事们发现现在他似乎被达尔身上所拥有而他所缺少的特点所吸引，好像雇用达尔就是要表明，他能吸引那些至少看起来像美国梦化身的人，吸引债券界的罗伯特·莱德福德。米尔肯与达尔进行了一连串的谈话，先是在洛杉矶谈，然后在纽约广场饭店的早餐会上谈。在谈话中，米尔肯询问达尔家庭背景如何、妻子怎么样、准备要几个孩子、业务时间干什么、父亲做什么工作等等，但他从没有问过达尔在哪儿上的学或学习成绩怎么样。　　显然，米尔肯已经发现达尔具有他所需要的基本条件：真正渴望挣钱并有家庭观念。达尔来米尔肯这里之前正处于失业。他先后在花旗银行、莱曼兄弟银行和第一佩恩银行的一个附属贸易机构（最近倒闭）工作，然后去西部贸易公司，这个公司也倒闭了。之后，他返回佛罗里达，就在这时，一位朋友把他引荐给米尔肯。尽管达尔的一些雇主经营不善，但达尔本人工作很出色，他在第一佩恩银行附属机构时挣了45万美元。米尔肯给他开的薪金是每月2万美元，并许诺日后晋升他为二把手。　　米尔肯对达尔的要求和对其他雇员的要求一样，就是必须忠诚、敬业。吃饭不能离开办公室，每天由公司供应早餐和午餐，而且常常还供应便餐。为了让大家集中精力工作，米尔肯雇了几个妇女替他们做后勤工作，如洗衣服、跑邮局、看宠物等。达尔刚来这里不久，还处于调适状态。一个星期五，闭市后他要离开办公室。　　“你去哪儿？”米尔肯严厉地问。　　“我累了，想回去看研究报告。”达尔回答。　　达尔精力这么不济，米尔肯感到吃惊。“在这儿看，然后再回家休息。”他说。达尔乖乖地坐回办公桌。　　又有一次，达尔听到他母亲被诊断患了癌症的消息后，要离开办公室前去看望。“你去哪儿？”米尔肯再次问他。　　达尔说他很担心，他的姨妈和舅舅都已死于癌症，他想去看看他母亲。米尔肯有点不高兴地问：“你什么时候回来？”他没有表示任何关心或同情。几年后，达尔的妻子早产，孩子生出来两小时就死了。第二天，悲痛欲绝的达尔到办公室上班，知道米尔肯不会注意到他的哀伤。他听说过米尔肯不过问工作以外的事。　　大家都没有多少私人生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米尔肯口头上要大家忠诚婚姻和重视家庭观念，但紧张、沉闷的工作环境却使大家远离家庭，并引发出男女员工间的风流韵事。特莱普与米尔肯的行政秘书珍妮特之间就发生了这样的事，米尔肯似乎一直蒙在鼓里，直到他们宣布订婚才知道。　　有一位秘书在日记中详细记述了她与多位男同事在办公室里发生性关系的事，里面记载最多的内容之一是她如何与一位营销员进行口交和吸毒。这种事情很平常，办公室里有些交易助理甚至隆胸。　　1984年米尔肯生日那天，为了表示庆祝，员工们给他请了一个脱衣舞演员来表演。这个演员到的时候正值证券交易时间，她在米尔肯的办公桌上边跳边脱，然后靠在米尔肯的身上，在他面前晃动她的乳房。正在这时，米尔肯的电话响了，他接起电话，是一个客户要做交易。为了躲开这个脱衣舞演员，米尔肯手里握住话筒弯着腰钻到办公室底下。她趴跪着跟他到桌子下面，直到他打完电话。　　米尔肯很少与办公室的其他人交往，也很少与妻子和孩子（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呆在一起，但他会参加孩子们的重要体育活动和学校的活动，并指导儿子所在的篮球队打球。有一次，米尔肯一家去夏威夷度假，他在宾馆订了三套房间：一套他和洛丽用，一套孩子用，一套当他的办公室。在度假期间，他每天在夏威夷时间凌晨3点到上午8点工作，这段时间是纽约股市开市的时候。　　米尔肯在上班期间因非工作原因离开办公室的现象非常罕见，一年只有一次，那就是在结婚纪念日外出带妻子吃饭。他通常在办公桌上吃饭，吃的东西大多是粗茶淡饭。他好像从来不锻炼身体，空闲时间常常呆在家里的办公室里，即使夜里很晚了还在那里，往那儿打电话他总会很快接听。周末他也整天泡在那里。如果哪次百年不遇地参加社交集会，他就好像很不自然。在生日聚会上，他大部分时间都是与孩子们一起玩。　　米尔肯是个过分的完美主义者，对员工的要求苛刻得近乎无情。他对一项交易会一遍又一遍地盘查，哪怕一丁点的事情也不放过。同一个问题他会翻来覆去地查问，直到问得交易员表示某个地方做错了或做傻了。有一次，特莱普以实例向米尔肯表明他在五个有争议的交易中做的是对的，他对米尔肯说“不要再找我的岔”。大部分而言，米尔肯是吹毛求疵。　　达尔有一次问米尔肯，为什么他经常批评大家而从来就不表扬。“我们没有时间坐在这里互相表扬，”米尔肯严厉地回答，“我们没必要谈论成功，只需要谈论失败。”　　在这种氛围里，别处看来可能很平常的友好举动也显得不同寻常而令人难忘。一次，当温尼克罕有地准备去意大利度假时，米尔肯给他发了一封送别信，祝他一路平安、旅途愉快。当大家搬到洛杉矶地区时，为了让大家能买到好房子，米尔肯扩大个人贷款的范围，使几乎每个雇员都得到了贷款。当达尔和妻子在棕榈泉庆祝结婚纪念日时，米尔肯为他们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宴会，并送给他们一张贺卡，上面写着：“结婚周年愉快！迈克和洛丽贺”。有一次，办公室一位后勤人员的哥哥病危，米尔肯到医院看望，并出钱帮助救治。　　米尔肯在交易中总是肆无忌惮地榨取巨额利润，特莱普对此感到吃惊。他经常要提醒米尔肯，按照有关规定证券经销商只能获取5％的加价。米尔肯对市场的影响太大了，他可以为所欲为，经常试图加价高达25％。作为交易主管，特莱普的职责之一是签署交易单据，当看到单据上加价太过分时，他就把它发回米尔肯。但有时，米尔肯总是仍然把交易做了，由别人伪造特莱普的缩写签名。特莱普不知道是谁模仿他签的。　　至少有四次，特莱普认为米尔肯做的不当交易太严重，就大声与他争辩，并以辞职相威胁。这时候，米尔肯总是让步。米尔肯从不解雇员工，因为他始终认为，谁只要一离开这里就会泄露他的秘密，揭露他的“圈钱之术”。　　压力导致大家产生各种生理或心理问题，程度各异。彼得·阿克曼最初是一个交易员，有一次被米尔肯训得哭起来。他后来就不干交易工作，转而进行客户开发，更像是米尔肯的助手。他对米尔肯极尽阿谀奉承，使得其他人都很讨厌他。大家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闻屁狗”，因为，用他的一个同事的话说，“他的鼻子总是伸在迈克的屁股上闻来闻去”。　　特莱普开始抽起烟来，一天四包。一个交易员养成了嚼橡皮条的习惯，还有一个逐渐嗜酒成性。布鲁斯·纽伯格这个被大家认为才华横溢的交易专家，血压变得不正常起来，开始吃降压药。一天，纽伯格正在电话里与一位客户商谈一件重要事情，电话突然听不到声音了，气得他歇斯底里地大叫一通。而实际上，是他自己把听筒软线嚼断了。　　温尼克被大家认为患了办公室忧郁症，因为他老是认为自己得了脑瘤和其他严重疾病，有时到圣地亚哥斯克里普斯学院去检查。　　最坏的情况可能是，加里·莫塔斯克患了严重的心理疾病，必须去看精神病医生。米尔肯让他回纽约，在那里担任米尔肯与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公司总部的联络员，实际上是当米尔肯的耳目。他在那里继续为米尔肯处理交易，每天结束时按照米尔肯的命令把交易记录销毁，因此在纽约谁也看不到米尔肯交易的具体情况。　　米尔肯不喜欢手下的交易员和营销员利用时间自己做交易，基于这个主要原因，他把大家组成各种不同的投资合伙关系，共同利用他提供的投资机会。他禁止个人交易，但允许每个雇员在合伙关系中所分配的数量内随意投资。在办公室内，雇员们根据在合伙关系中所分配数量的多少，分为“Ａ”队或“Ｂ”队。一些享有优惠权的雇员，如阿克曼，甚至可以得到更多的合伙福利，以作为奖金的一部分。在有些情况下，为了让大家能够对所分配的数量进行全额投资，米尔肯向大家提供大量个人贷款。　　达尔到米尔肯这里工作不久，米尔肯邀请他到位于恩西诺的家里做客。这是米尔肯少有地拿出时间休息，陪达尔在水池边放松。米尔肯告诉达尔，投资合伙关系会让他富起来，但同时告诫他不要因此太奢侈。他告诉达尔不应该买大房子，至少不要马上买，以后会有大量的时间和钱来做这些事。　　这种承诺只能算作票面价值，因为对合伙信息的接触是严格限制的。谁也不会预先知道钱要投到什么地方。办公室的电脑运行是经过改造的，只有米尔肯能知道合伙交易的运作。　　在这里，每个人的收获当然就是钱。他们的收入虽然还没有达到80年代中期的奇高水平，但已经是华尔街上大多数同行们收入的五倍。例如达尔，在他来到这里第二年，收入就超过100万美元。1982年，米尔肯的收入为4500万美元，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当然当时没有人知道。　　然而，由于米尔肯一直警告大家不要露富，外面的人几乎都不知道他们在这里如此挣钱。特莱普买了一辆劳斯莱斯敞篷车，但米尔肯不让他往办公室开。米尔肯自己生活比较朴素，他开的是一辆有点发旧的黄色奔驰车，跑了八万英里时卖给了达尔。他的妻子每年参加圣诞晚会都穿同一件简朴的黑色天鹅绒礼服。有一次，米尔肯的一位重要客户（也是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公司的重要客户），著名实业家阿曼德·哈默到办公室参观时，米尔肯用泡沫塑料杯冲咖啡招待他。办公室墙上只挂了几幅镜框装的奥运会宣传画，没有其他装饰。　　在好莱坞社交界，米尔肯故意表现出一副普普通通的样子，不给别人留下印象，甚至在生意和业务圈子里也是如此。他阅读的东西无一例外都是研究报告、投资参考及其他金融资料。在同事们眼里，他是一个不谙世事的人，对文学、艺术、政治等几乎不懂，即使是时事问题，如果不是他兴趣之内的，他也一无所知。温尼克、达尔和其他几个交易员看过罗伯特·路德拉姆1979年出版的惊险小说《马特里斯圆圈》，发现米尔肯与书中的主人公极为相像。这本书是路德拉姆的代表作，描写的是一个通过跨国公司征服世界的故事，内容怪诞，情节紧张。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聪明而野心勃勃的金融家，一心想征服世界。他的名字叫格德伦，但在书中始终被称为“牧羊人”，因为他出生于一个科西嘉牧羊人之家。他的追随者对他非常忠诚，为了帮助他实现征服世界的愿望，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我听说过他，”书中一个人物说，“他是今日的卡内基或洛克菲勒，是吗？”　　“比卡内基或洛克菲勒还厉害，还厉害得多。”另一个人物回答，“吉宁们、卢卡西们、布鲁霍恩们、底特律和华尔街的神奇小子们等等，他们都不能与格德伦相比。格德伦是最后一位巨人，是一位工业和金融帝国的真正的仁慈之君。……我想你可以把它叫做美国之梦的真实故事。”　　米尔肯在贝弗利山的追随者们也开始称他“牧羊人”，这个绰号一直叫了起来。温尼克把路德拉姆的这本小说借给米尔肯读，想看看他读后有什么反应，是否会看出自己和书中的主人公有相似之处。但这本书米尔肯根本就没有看。　　1979年，米尔肯的弟弟洛厄尔加入到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公司驻贝弗利山分部，从此，对这里的许多雇员来说，办公室的生活更加难过了。洛厄尔是一个律师，曾是洛杉矶艾拉尔和曼尼拉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专事税法。米尔肯与他的弟弟既有竞争的关系（他似乎老想着打网球时击败他），又有保护关系。据这里的同事们说，洛厄尔到这里来是替米尔肯监督投资合伙活动，并打理税务。在大家看来，米尔肯在这些事务上只信任自己的直系亲属。　　洛厄尔与他哥哥一样是个不甘平庸的人，但他对人从来都是冷冰冰的，这还不如米尔肯，米尔肯有时对人还表现出一点热情。他有一副律师的头脑，这种人在随意自然的交易员们看来是冷淡而令人生厌的。洛厄尔基本不与其他人交流，他在办公室里单独加了一扇门与外面隔开，这样就可以不用从交易室经过。他的办公室由专门定做的木条装饰，并摆放着昂贵的艺术品，装修之美超出了公司的标准。除了米尔肯，如果其他人走进洛厄尔的办公室，他会把桌上的材料翻扣起来。有几个同事故意嘲笑他，无论他什么时候走近他们的桌子，他们也把桌上的东西扣起来。他们还出洛厄尔的其他洋相，典型的是，当洛厄尔背过身去时，他们也两手抓住胯部，模仿洛厄尔紧张时的一种习惯动作。　　洛厄尔不放过任何一个捞钱的机会，他帮助安排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公司西海岸办事处从世纪城迁到贝弗利山，搬进威尔榭大街一座属于他和米尔肯哥俩所有的房子里。这是一项精明的投资，公司租用他们的房子，他们既可以收取租金，纳税上又划算。这个位置非常好，街那头就是著名的贝弗利·威尔榭饭店，旁边还有不少高档精品店。　　现在这里成了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公司驻贝弗利山西海岸办事处的办公室，虽然办公室周围环境不错，但就米尔肯而言，办公室内部却远远谈不上高档、雅致。米尔肯在办公室里安放了一个巨大的Ｘ形交易台，他坐在交易台的中央，手下的交易员和营销员们沿X的四条分枝呈放射状排列而坐。台子上装备的都是最新式的通信和交易工具，但办公室的装潢仍然很简朴。只有地址号牌——贝弗利山威尔榭大街9560号——有显示优越的标志。　　洛厄尔到这里后，向大约十二个雇员分发密封的白信封，里面装的是贷款明细表，上面列着米尔肯给他们的房贷数量、累计利息和偿还要求。从那时起，洛厄尔被视为米尔肯的财务管家。办公室其他人还传播贬损洛厄尔的段子，包括说他与妻子之间的私生活如何如何。　　1981年的一个下午，米尔肯正在交易台工作，突然昏倒在地。特莱普、达尔、温尼克和旁边的其他人都吓坏了，担心米尔肯心脏病犯了。他们赶紧去叫洛厄尔。洛厄尔从他的办公室出来，看了看昏倒的米尔肯，然后转身回去了，把办公室的门关上，一句话没说。大家站在那儿惊呆了。过一会儿米尔肯自己醒了过来，算是有惊无险。　　虽然办公室的生活非常紧张，但与在米尔肯的带领下所挣得的钱相比，却显得微不足道。米尔肯说过，保证每个人挣的钱一年比一年多。大体上说，大家发现米尔肯这个领头人身上有着令他们真正喜欢的东西。　　奇怪的是，无论他们中大多数人多么追求大把大把地挣钱，他们却清楚地发现，单单这些钱基本吸引不起米尔肯的兴趣了。在他看来，这些钱所能做的很有限。一天，米尔肯在与温尼克聊天时说，他的梦想之一是把他的净资产增加十倍，比如从30亿美元增加到300亿美元。说完，他望着从世纪城越过西洛杉矶再到太平洋之间的广袤地域，问道：“你觉得把从这儿到海边之间的建筑物都买下来得多少钱？”　　米尔肯只通过继续主宰债券二次销售和发售新债券这块业务就可能实现这些目标。在洛杉矶，他建立起了一个垃圾债券客户网，这些客户比他在纽约的早期客户更有利可图。在与他关系亲近的客户中，有一个叫托马斯·斯皮格尔的，是哥伦比亚储蓄信贷银行的负责人，他跟米尔肯一样是个工作狂。斯皮格尔与米尔肯认识不久，他的办公室墙上就挂满了他与米尔肯及其妻子的合影，有一起吃饭的，有一起聚会的。　　查尔斯·基廷也与米尔肯关系很近，他是林肯储蓄信贷银行的负责人。基廷与米尔肯经常一起探讨家庭问题，两人都重视家庭关系，认为这是生活中惟一真实的东西。　　客户中与米尔肯关系最近的可能是弗雷德·卡尔，是人寿保险公司的总裁。卡尔很精明，他是最先拥护米尔肯债券投资理论的人之一，很早就是米尔肯的热情支持者。令办公室其他人惊奇的是，每个星期五下午米尔肯都对卡尔和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公司投资的债券进行检查，然后也不问卡尔就随意在这两个账户间进行交易。与此对比明显的是，米尔肯与美国金融公司的负责人查里·克耐普关系不好，毫不掩饰地说他是“白痴”。　　米尔肯不满足于只在与大型信贷储蓄银行和保险公司做债券业务方面叱咤风云，特别是，联邦政府放宽了有关政策，使储蓄信贷业务领域出现了许多新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米尔肯就更不满足现状了。垃圾债券本身利润很丰厚，但还可以发挥更大的力量。米尔肯能清楚地看到美国金融市场上就要发生的变化，他从卡尔·林德纳和索尔·斯坦伯格等客户那里听到过这些消息。要挣大钱，就要争取公司操控，就要介入兼并收购，就要不断进行公司买卖。公司买卖是公司操控和兼并收购的一种变体，它可以把一个公司由公有的变成私有的，这种挣钱方式在米尔肯看来似乎更有可为。操控公司会产生威力。　　米尔肯在悄悄地把他的金融客户网改造成一台巨大的造钱机器，很清楚，他杀入购股兼并领域只是时间问题了。那时，米尔肯经常告诉特莱普说，没有他不能做的交易，没有哪个公司强大得可以蔑视他的力量。他以比较坚定的语气对特莱普说：“我们要收拾通用汽车公司、福特汽车公司和国际商用机器公司，让它们俯首称臣。”利文的秘密在花旗公司曼哈顿总部，罗伯特·威尔基斯扫视着拥挤的房间，他以前从没有看到过这么多年轻的ＷＡＳＰ们齐集一处。他们是不是都是被吸引到银行业来的，就像大马哈鱼凭本能溯流而游一样？这场1977年迎新鸡尾酒会使他更加感到孤立和另类。他刚刚握过花旗公司董事长的手，这位董事长就是大名鼎鼎的沃尔特·里斯顿。但是，里斯顿没有怎么注意他，因为他太忙了，要依次接见下一个新员工。威尔基斯叹了一口气，走回吧台再要杯酒。　　这时，他看到一个人似乎比他更离群索居。这个人一个人在那儿站着，不像其他大多数人看上去像常青藤联合会的前运动员，他身材肥胖，留着长长的头发和黑色的髭须。威尔基斯上前走近一些，看到他名牌上印的名字：丹尼斯·利文。　　“你这个可爱的犹太小子在这种地方干什么呢？”威尔基斯问。接着两人聊了起来，但通过交流他们发现，两人除了都是犹太人外，几乎没有其他相同之处。威尔基斯又高又瘦，虽然他对未来缺乏明确定位，但他以前的履历令人羡慕。他加入花旗银行深负盛名的国际金融部工作，从事体面的国际借贷业务。在此之前，他曾在世界银行工作过，并在美国财政部短期工作过一个夏天，参与一些主要经济问题的研究。威尔基斯世故练达，经历丰富，周游过许多地方，还在国外生活过。他是哈佛大学毕业生，妻子是古巴籍人。他会流利地讲五种外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　　利文与威尔基斯反差很大。他在花旗银行所谓的“公司咨询”部工作，自己甚至好像还没弄清楚这个部门究竟是干什么的，但他余暇比较多，想悄悄做些其他工作。利文出生于纽约昆西区一个中层犹太人家庭，游历很少。他在纽约城市大学巴鲁克学院毕业，学习成绩一般。　　利文和威尔基斯发现彼此共同语言比较多。他们都在位于公园大道399号的花旗公司总部上班，他们的办公室沿大厅互相斜对着。威尔基斯猜想利文会经常来找他。他身上有一种能即刻给人留下印象的东西，那可能是热情，也可能是一种几近觉察得出的想博人好感的渴望。　　威尔基斯的预想很快就应验了。他们认识后下个星期的一天，利文早早找到威尔基斯的办公室，问他在忙什么。还没有等威尔基斯答话，利文就接着说：“我们去喝咖啡吧。”　　“不行，”威尔基斯回答，“我得把这个东西发给一个客户。”　　“哦，去你的客户！”利文说，然后哼笑一声走了。　　威尔基斯吃了一惊。他这个人责任心强得有点过分，他经常想，这是他所受的正统的希伯来教育作用的结果。他是在巴尔的摩长大的，从小一直接受这种教育。　　第二天，利文又来了，这次提了个更过分的建议：“咱们午饭后逃工。”威尔基斯更是一惊。利文补充道：“你知道你很烦这工作。”　　威尔基斯确实很烦他的工作，并且对自己生活和事业的方向举棋不定。他28岁（比利文大三岁），上斯坦福大学商学院就读前，他从没有想过要在华尔街工作。在政治上，他一直属于左派，但他仍然认为自己是个自由主义者。大学毕业后，他在波士顿公共学校教过残疾儿童。　　他是为了寻求高薪职业而申请上商学院的，而被录取后又不喜欢了。他考会计学差点儿不及格。他对班上的许多同学都瞧不起，认为他们是“居然想当会计师”的“白痴”。他担心自己也得成为一个依赖他人为生的寄生虫。他虽然最后调适得很好，但这个经历对他的自我形象是一个打击。　　在他1977年毕业前，妻子就怀孕了。他的母亲正在闹离婚，经济上很困难。他变得一文不名。同学们都在找高薪工作，当花旗公司表示接收他时，他就抓住了这个机会。其实，关于做国际金融方面的工作，他的思想不是很清楚。　　但是，迄今为止，花旗公司的环境令人厌恶。这里简直就是一座西装的军营，他在这里接受新兵训练。到处都是条条框框，把他的举手投足都做出了具体规定。这里人际关系淡漠，除了丹尼斯·利文，没有人表示有兴趣与他交往，而利文的交往兴趣又过于强烈。　　有时，利文说些恭维他的话，非真非假地问：“你是上过哈佛的人，愿意跟我说话？”有时老谋深算地说：“你知道，在这个敌对的WASP环境里，我们是仅有的犹太人。”有时怂恿、好战地大叫：“去他妈的规定！去他妈的老板！”而有时说话还富有哲学意味。他称威尔基斯是一个“左派小共党分子”。“你知道你的问题在哪儿吗，威尔基斯？”他问，并接着说，“你对生活中‘单调乏味的’东西操心太多，这就是我们不同的地方。我有清晰明确的目标，你没有。”　　威尔基斯很少遇到像利文这样对个人事业如此明确而专注的人。利文说，他在巴鲁克学院上学时看到过一本名叫《金融家》的书，是介绍投资银行业运作情况的。他被书中描写的银行家们的生活方式深深迷住了，他们的华衣美服、珍馐异馔和名车豪宅，令他心驰神往。利文此前从来不知道还有这样一个行业。　　利文在纽约昆西区一个叫贝赛德的居民区长大，这里都是砖墙平房。他们一共弟兄三个，他是最小的。他曾有个妹妹，但不幸5岁时夭折了，他母亲非常伤心，此后一直没有恢复过来。他的父亲菲利普·利文做铝材和乙烯基板材生意，他不信任银行，不跟银行打交道，把生活中积蓄的钱都放到床下面。　　丹尼斯·利文在中学时各方面都平淡无奇，不过在一帮朋友中人缘挺好，毕业后他还与其中几个一起在昆西闲逛。后来，想到这样混日子没什么意思，他就申请去免费的巴鲁克学院读书，被该校录取。他几乎每天都穿着西装、扎着领带去上课，这使他在同学中很出名。他讨好给他们上课的教授，确信这些“接触”对他晋身华尔街是必要的。大学四年级时，利文向华尔街每家投资银行都发了求职申请，但全被拒绝了。他把这完全归咎于他没有“高贵白人血统”，并心生怨恨。　　另一方面，威尔基斯认为自己有知识、有文化，他的主要兴趣就是看书。他从来没有觉得因为自己是犹太人别人就对他有偏见，没有把周围的世界看成是敌对的。不过他理解和同情利文。利文的母亲在利文上大学时突然去世了，威尔基斯的父亲也是在威尔基斯上大学时去世的。利文一再强调，他和威尔基斯一起干肯定会成功。可能最关键的是，尽管威尔基斯有妻子埃尔萨和新添的小千金，但他仍然很孤独。一天，利文告诉威尔基斯，他认识了一位女孩子，名叫劳丽·斯考尼克，并说他想“拥有她”。威尔基斯是一个对男女平等问题很敏感的人，利文的话让他很吃惊。后来，威尔基斯参加了他们的婚礼。劳丽也是个犹太人，金发碧眼，很讨人喜欢，说话带着纽约口音。她说她信任“传统的”婚姻：利文在外挣钱她在家养孩子。威尔基斯觉得利文的婚宴办得粗俗，格调很低，不过他没把这个印象告诉利文。就他所知，利文的大多数朋友都沾毒品。利文和他的朋友圈子与威尔基斯和他的哈佛朋友圈子不可同日而语。　　奇怪的是，这种感觉只是似乎加深了他对利文的同情。不知什么缘故，威尔基斯感到他是在拯救利文。他们的相处越来越频繁了，利文经常向威尔基斯吐露内心深处的思想和愿望。一天晚上，他有点闪烁其词地对威尔基斯说：“我确信有内幕途径，关键是得有信息。”他还常常向威尔基斯念叨他的梦中之梦：“在9月12日看到9月13日的《华尔街日报》，该是何等的痛快，何等的神通。”　　威尔基斯对利文这些痴言妄语很少在意，而利文在寻找信息途径方面也似乎没有什么进展。第二年，当利文和威尔基斯这些新雇员见习期满接受验收时，利文没有得到晋升，这并不奇怪，因为他的工作态度不好，而且经常旷工。威尔基斯晋升了，他有资格到初级经理人员餐厅就餐，不用再去普通员工自助餐厅了。利文对自己未获晋升大为光火，经常让威尔基斯把他作为客人带去经理餐厅吃饭。后来，他要威尔基斯违反公司规定，给他弄一张经理餐厅就餐卡，以便他不用威尔基斯带而自己去。尽管有些战战兢兢，但威尔基斯还是给他弄来了一张。　　在花旗公司里未获提升后不久，利文准备去其他银行工作，于是再次向二十五家纽约投资银行发去求职信。这次，他获得一家银行的接收，这就是史密斯·巴尼和哈里斯·厄帕姆公司。在获得新工作的第一个星期，他打电话给威尔基斯，说有一只股票的内幕消息。　　“买它，”利文语气坚决地说，“什么也别问。”于是威尔基斯买了几百股，结果，不久这只股票猛涨。“瞧，鲍勃，”利文说，“我不会坑你的。”　　不久，利文被派往公司驻巴黎办事处工作，他搜集内幕信息的机会受到影响。威尔基斯对利文的这个差使很羡慕，实际上他想去国外工作，并视巴黎为首选之地。利文对这个工作却兴趣很少或根本没有兴趣。在巴黎办事处，他从事公司欧洲债券的发售工作，即向欧洲客户出售本公司发行的欧洲债券，这需要他穿梭欧洲各地，遍访欧洲的金融之都。他和劳丽住在巴黎第16区福煦大街一套宽敞的公寓里，这套房子为公司所有。利文在巴黎工作期间经常给威尔基斯打电话，在电话中，他总是牢骚满腹，特别是对妻子抱怨甚多。　　“她妨碍我的事业，”利文说。劳丽怀念在纽约的舒适生活，在巴黎感到孤独。她心情很不好，最后还住医院了。利文更不高兴，他为不能在公司纽约总部参与“交易流程”感到丧气。虽然作为公司里一个初级职员他基本上只做一些报表分析，但他向威尔基斯吹嘘说办公室里进行的每项业务他几乎全知道。他说他掌握了倒着看同事桌上文件的能力。　　威尔基斯也离开了花旗银行。他转去布里斯·伊斯门·狄龙公司工作，这是一家老字号的ＷＡＳＰ公司，现正在筹建一个新的国际招商银行。威尔基斯想，该公司这个新的部门会为第三世界国家的建设项目融注资金，但由于公司内部发生权力争斗，整个事情都泡汤了。威尔基斯向利文诉称，他没有获得去国外工作的机会，而且心中希望的东西一样也没有实现。利文劝他放弃国际金融工作，从事兼并收购业务。　　“我真不明白你，”利文生气地说，“你要去帮助那些非洲黑鬼和拉美人？你为什么要做第三世界这种破事儿？”接着他的调子变过来，“鲍勃，你是我的朋友，我只是为了你好。你太天真了。华尔街会吃掉你。没有人关心你这种左派破事儿。他们只是利用你。你得为自己想想，为你的家庭想想。你得多做些帮助你妈妈的事。”这是利文人性唯危观的另一种版本。他最后对威尔基斯总结道：“我是惟一你可以信任的人。”　　但是不久，威尔基斯就把利文的劝告抛在了脑后，接受了拉萨德·弗雷雷公司国际部一份工作。这家公司虽然小但名气很大，它拥有闻名遐迩的银行家菲利克斯·罗哈汀。利文继续喋喋不休地指责威尔基斯的选择，不过他越来越多地把精力投入到自己在史密斯·巴尼和哈里斯·厄帕姆公司的发展上。　　无论利文什么时候从巴黎回纽约，都要顺便拜访Ｊ．汤米尔森·希尔三世，游说希尔接收他到兼并收购业务部工作。希尔是从第一波士顿银行到史密斯·巴尼和哈里斯·厄帕姆公司来的，第一波士顿是最大的从事兼并收购业务的银行之一。希尔受过良好教育，举止温文尔雅。他衣着考究，一身剪裁得体的名牌。他梳着整齐的背头，头发油光锃亮。虽然有人觉得他为人冷淡，甚至傲慢，但他给客户们的印象是经验丰富，精明强干，而且专业水平高。他来这里的时候，史密斯·巴尼公司和哈里斯·厄帕姆公司刚刚合并。史密斯·巴尼公司历史上是一个实力较强的零售经纪和研究公司，像伯恩汉姆公司的经历一样，零售经纪业务的日益衰落使公司的利润急剧下滑；哈里斯·厄帕姆公司在市政融资和免税债券领域实力较强。这两个公司都没有像样儿的金融部，更没有兼并收购业务部。两个公司合并后挖希尔过来，就是要组建一个兼并收购部。　　希尔需要为他新建立的部门配备人员，他发现利文身上有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的毕业生所缺少的优点。在他看来，那些毕业生们自认天之骄子，恃才傲物。他觉得利文是一个为达目的而敢于耍弄手段的人。利文上的是城市大学，希尔想，如果他上的是哈佛大学或斯坦福大学，他一定会做得更好。利文身上隐约透出一种希尔所称的“综合魄力”。　　希尔向公司巴黎办事处利文的上司调查了利文的情况，他们称赞利文有闯劲儿、有抱负，是一个积极进取的人。他们还说，利文性格外向，喜欢尝试新业务，似乎天生具有开发客户的能力。他会毫不犹豫地拿起电话与老客户们谈笑风生，或主动联系新客户。他们把利文简直夸成了一朵花。　　终于，1979年夏天，希尔满足了利文的愿望，把他从巴黎调回纽约，在兼并收购部工作。利文欣喜若狂，他邀威尔基斯在曼哈顿一个餐馆庆祝。“谁付钱？”利文问威尔基斯，“你付？啊，好。服务员，来一瓶七十一年的‘城堡猎狗’。”利文急于卖弄新学来的高档法国葡萄酒的知识。两人举杯祝贺利文的如愿归来，接着利文把身子俯向威尔基斯，神秘兮兮地说：“我现在要像大亨那样玩了。”　　“什么意思？”威尔基斯问。　　“作为一个上过哈佛的人，你还不够聪明。”利文说，“你不能猜一猜吗？我给你一个提示。欧洲有些什么山？”利文顿了一下，威尔基斯一脸困惑。最后，利文把秘密说了出来：“鲍勃，我都就绪了，我有了一个瑞士银行账户。”　　威尔基斯仍然困惑不解，他认为只有诈骗犯才有瑞士银行账户。“这样怎么了？”他问。　　但利文拒绝多说，“如果你还不明白，我就不再多说了。”他似乎对威尔基斯在这方面缺乏兴趣感到失望。然而，利文有一个很突出的弱项，那就是他的数学技能差。他在兼并收购部开始工作不久，这个弱项就显现出来了。兼并收购工作需要对贴现现金流量进行详细计算。对于通常是大宗交易的兼并收购工作，为了得到准确价格，必须对交易的方方面面做出各种各样的估算。这种工作大多由兼并收购部的初级业务人员去做。但是，希尔发现，利文以一种一成不变的方式组织工作，以便由其他人去做这种数学计算。利文嘴巴很能说，在兼并收购这个新部门显得很抢眼，但逐渐地希尔意识到，他是一个——用希尔的话来说——“花言巧语者”。　　希尔悄悄地四处询问，了解在各项业务中谁在具体做什么。调查到利文的情况时，他得知，在利文的工作中，很多数学计算是由一个名叫艾拉·索科洛的哈佛商学院暑期实习生做的。不像利文，索科洛文静、勤奋，对工作极端负责，是一个过分的完美主义者。为了留下好印象，索科洛对利文言听计从，唯命是举。为了完成利文布置的工作，他不辞辛苦，不计得失，常常忙到深夜，有时周末也不休息。而且，他没有任何怨言。　　于是，希尔把利文叫来。“你别糊弄我。”希尔对利文说，并告诉他，如果不掌握数学计算的基本技能，他在这个部门不会有什么发展。　　“但我有更重要的工作，”利文辩解道，“那种活儿谁都会做。”　　希尔说：“丹尼斯，你还不会爬就想跑。你必须勤学苦练才会有收获。很多专业人士在危机中能快速反应、英明决策，那是因为十到十五年前，他们常常夜以继日地做对照分析表。”　　但利文把希尔的告诫基本上当作耳旁风。那年核发奖金时，他的收入为大约10万美元，其中包括固定工资。这个数字在同资历人员中不是最高，利文大为恼火。“丹尼斯，你对待此事的态度可不像一个想学东西的人，”希尔对他说，“你好像认为世界上都是傻子，可惜你错了。”　　利文向威尔基斯抱怨说，史密斯·巴尼和哈里斯·厄帕姆公司全是一些以高贵白人自居的平庸之辈，包括他的上司希尔，他们对他有眼无珠。他对威尔基斯说：“希尔反犹太人。”　　“那不可能。”威尔基斯回答，“他只是不喜欢你。”　　利文似乎对他的奖金一事耿耿于怀。他不断找希尔汇报思想，问希尔会不会重新评价他，问他的毛病能不能治好，并查找他进步不快的原因。虽然利文老这样缠着希尔，比本部其他人都更使希尔费心，但总体上希尔认为，利文的这种做法是健康的，它说明利文想积极进取。希尔想，兼并收购是一项事业，需要有进取心的人去做。让他有所担心的是，利文自我认识不够，总自以为水平高、贡献大。　　接下来，利文取得了一个他所认为的胜利。当本部门其他人都致力于做对照分析表时，他已开始把精力集中在他所谓的“识别机会”上。一天下午，他注意到一家公司的股票交易似乎异常活跃，于是跑去告诉希尔，手里拿着几段股市行情收录带。“让我们打电话，强力防守。”他对希尔说，“这家公司看来有人要收购它。”　　希尔做了一些研究，发现这家公司确实看来有些被低估，可能会成为收购目标。他给该公司打电话，建议它采取措施预防非善意兼并。虽然该公司没有雇史密斯·巴尼和哈里斯·厄帕姆公司当反恶意兼并的顾问，但希尔定期与它交流，向它解释其股价和交易量为什么不正常。果然有人要收购这家公司，它收到了收购报价，利文不禁大喜。史密斯·巴尼和哈里斯·厄帕姆公司虽然没被请去做反收购工作，却受聘研究如何反盘，就反盘价是否代表公司的真正价值提供“公正意见”。为此，史密斯·巴尼和哈里斯·厄帕姆公司挣得25万，利文将此次所得全部归功于他及早提供情报。　　现在利文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利润中心。他开始经常关注股市动向，寻找可能预示发生恶意兼并的类似交易波动。他不断缠着希尔要求增加奖金，强调他现在作用的重要性。在这种情况下，当接下来这一次奖金核算他又未能在同级别中得到最多时，他更是气愤不已。而且，希尔告诉他，他没有像与他同资历的其他人那样被提为副经理。“我很失望，”希尔坦率地对他说，“你还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的投资业务员。”　　对利文来说，在公司的这种经历只是更坚定了他的想法：不采取非常措施，就永远不能实现自己的远大抱负。这并不是说他对采取非常措施特别吃惊。他经常对威尔基斯说，他相信每个人都在利用内幕信息做交易，大家都在游戏中作弊。当他们一起吃饭时，或一起在中央公园散步时，他还告诉威尔基斯，在史密斯·巴尼和哈里斯·厄帕姆公司巴黎办事处，几乎所有的合伙人都有日内瓦银行的账户，他们经常周末去瑞士。他声称，即使希尔也不干净，他在与狄龙－里德公司的一个投资业务员交换信息。利文相信希尔也有一个秘密交易账户。“我把知道的说出来，希尔就得完蛋。”利文夸称，但没有做过具体说明。（希尔从没有被指控以任何不当方式使用机密信息。）　　一天下午，利文在和威尔基斯一起散步时，问威尔基斯能不能给他提供拉萨德·弗雷雷公司进行的未决交易的信息，以帮助他识别收购目标和为史密斯·巴尼和哈里斯·厄帕姆公司招揽业务。他继续道，或者他可以利用这些信息以他的瑞士银行账户进行交易，不会被发现的。只要是他所在的公司没有涉入的交易，没有人会怀疑他预先掌握交易信息。他停一下，看威尔基斯的反应，然后接着说：“你也可以利用我从史密斯·巴尼和哈里斯·厄帕姆公司给你提供的信息这样做。这很容易，你只需建一个账户。你会富起来，离开华尔街。你可以去尼泊尔，当一个僧人。难道你不想这样吗？”　　现在，所有利文关于瑞士账户的暗示都清楚了。威尔基斯以前对正在发生什么多少悟出一些，但他不愿仔细琢磨这些事情。现在他问利文是不是正在凭借瑞士银行账户利用内幕信息做交易，利文盯住威尔基斯的眼睛，点头称是。利文说，就在从巴黎返回纽约前，他在日内瓦皮克蒂特与塞（Pictet&Cie）银行用不到4万美元的开户费开立了一个账户。此后他用这个账户做过四次交易，当然数目都很小，以免引起注意。如今他账户里的钱已超过10万美元。　　威尔基斯很害怕。他知道，无论是在拉萨德·弗雷雷公司还是在史密斯·巴尼和哈里斯·厄帕姆公司，员工不告诉公司而私开账户是要被开除的，即使私开经纪账户也不允许。员工之所以开账户必须告诉公司，是因为这样账户中的交易可以接受合规部门的监督。不言而喻，内幕交易是犯罪。“这是违法的，丹尼斯。”威尔基斯说，“我害怕。”　　尽管如此，利文敏锐地认识到他把他的秘密泄露给威尔基斯没什么危险。威尔基斯感到与利文关系更近了，他的朋友把这种足以毁掉他的秘密都告诉他。利文的命运现在放在威尔基斯的手里，威尔基斯感到受宠若惊。另外，威尔基斯脑子里在酝酿一种想法。他不喜欢花旗银行的工作而跳槽到布里斯·伊斯门·狄龙公司，后又不喜欢布里斯公司的工作而跳槽到现在的拉萨德·弗雷雷公司，但是，他对现在公司的工作也一样谈不上喜欢。或许，按照他朋友的建议做他会富起来，并永远离开华尔街。　　不久，两人又在散步的时候，威尔基斯问利文那种交易的收益如何。“不公布交易你怎么交税？”他问。　　利文高兴地看到他就要把威尔基斯争取过来了。威尔基斯关注的问题正在从这种计划的道德层面转变到被发现的机会上。　　“你真是傻冒！”利文大叫道，“你不交税！这正是它吸引人的部分原因。你需要做的就是开一个账户。这样吧，让我给你详细说说。”接着，利文一五一十地向威尔基斯介绍如何开立空壳公司，如何进行匿名交易，加勒比地区的银行保密规定如何等等。利文说，许多瑞士银行在加勒比地区设有分行，这些分行受瑞士保密法的保护。　　一切看来都那么容易。连着好几个星期，威尔基斯的脑子里基本上全是在琢磨利文的建议。他在为自己的思想寻找合理依据。他认为，华尔街上每个人似乎都在利用机密信息为自己谋利益，此言不虚。这又有什么真正的坏处呢？他每天在做的那些合法工作难道不就是经常在饱投资业务员们的私囊，而很少或根本没有给社会带来好处吗？　　而且，利文的方案看来是万无一失的。他的交易是匿名进行的，而且他不做可能直接追查到他或他的公司的交易。他要信任利文，当然利文也信任他。一旦他们一起实施这个计划，两个人的命运就拴在了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威尔基斯就这样翻来覆去权衡风险和收益，通过不断地权衡，他发现风险似乎微不足道。1979年11月，威尔基斯说服埃尔萨去巴哈马度假。埃尔萨本来很想去迈阿密度假的，因为那里古巴籍人多。威尔基斯把他所有的存款——4万美元现金——都取了出来，塞到一个手提箱里，然后他们乘飞机前往拿骚。他们在巴哈马那几天，天气很坏。　　如果这趟巴哈马之行作为度假不算成功的话，其真正的任务却完成得很好。威尔基斯严格按照利文的指导去做。他注册了一个巴哈马公司，起名为鲁泊尔公司，他自己化名为“格林先生”，公司资产就是他所带的4万美元。然后，他去瑞士银行设在当地的分行了解情况，他去了三家分行，都是主要的瑞士银行开设的，经过比较，最后在瑞士信贷银行开了账户。没有人对他这一系列安排起疑。到度假结束时，他此行的任务完成了，用利文的话来说，就是他“准备就绪了”。　　威尔基斯在拉萨德·弗雷雷公司国际部工作，以前不怎么注意公司金融或兼并收购业务的进行情况。现在他开始注意了，并与其他投资业务人员建立联系，然后把了解到的情况都传递给利文。同样，利文把从史密斯·巴尼和哈里斯·厄帕姆公司了解到的有关信息告诉给威尔基斯。　　威尔基斯开始时很紧张，害怕这样联系会被人发现，于是利文建议使用化名和暗语联络。威尔基斯化名为“阿伦·达比”，利文有时也使用这个化名，有时使用“迈克·施瓦茨”这个化名。使用暗语联络很有趣，给他们的内幕交易活动蒙上一种“勇敢小子”异境冒险的气氛。他们在交谈中使用暗语，使对话听起来很滑稽。利文以“达比先生”的身份给威尔基斯打电话。“你好，鲍勃，我们得谈谈公司业务。”公司业务意指交易计划。“我正在啄食珠宝”意指利文正在一点点地买进珠宝公司的股票。“德克斯特龙（Textron）看来很好”意指威尔基斯应该多注意那方面的情况，再给利文搜集一些补充信息。　　他们有些暗语还有出处。当时的证交会执法主任约翰·费德尔斯被称为“空调器”，这源于他的姓。利文的眼中钉希尔被叫作“三根棍”，因为他们认为他在他的名字J．Tomilson??Hill?? III??J．汤米尔森·希尔三世）中自命不凡地用了罗马数字“III”，而这个罗马数字看上去就像立着的三根棍。　　拉萨德·弗雷雷公司在兼并收购业务方面比史密斯·巴尼和哈里斯·厄帕姆公司活跃得多，现在利文想去那里工作，为此不断争取。威尔基斯竭力帮助他，甚至配合他做模拟面试。虽然利文被拉萨德·弗雷雷公司面试了几次，但人家对他不感兴趣。这种拒绝只是增强了他窃取该公司信息以进行交易的欲望，他对威尔基斯说：“他们瞧不上我，好，我要让他们摸不着北。”　　利文对威尔基斯提供的信息流量表示不耐烦。1980年5月，他给威尔基斯打电话，在交谈中提到“威利说拉萨德·弗雷雷公司很忙。”威尔基斯听后吃了一惊。那年早些时候，利文透露说他正在沃克泰尔和利普顿律师事务所培养一个内线。利文常夸口说他与威尔基斯的计划只是刚刚开始，他设想组建一个信息圈，成员包括重要投资银行中和合作者和两家大的合并事务律师所中的合作者，这两家律师所是沃克泰尔和利普顿律师事务所和斯卡登和阿普斯律师事务所。利文推想，信息来源者越多样化，他们的内幕交易越不可能现出模式性，从而他们挣的钱就会越多。　　威尔基斯想知道“威利”是否已被利文劝诱成功，但他很明白这种事不能在电话里问。利文接着说：“我们得忙活起来。”既然知道了拉萨德·弗雷雷公司正在运作一项业务，利文要威尔基斯查清楚这项业务是什么，甚至一再逼着威尔基斯闯入办公室去翻文件。“这很容易，”利文说，“在办公桌里找。”　　威尔基斯听到利文要他干这个吓得浑身发抖。“我做不了这个，丹尼斯。”他坚持道，“这太危险。”　　“那只有我亲自做了。”利文不耐烦地说，“今晚我到你办公室找你。”　　晚上8点左右利文来了。这是一个星期五的晚上，拉萨德·弗雷雷公司空无一人。利文一副很放松的样子，他开始搜索办公室，翻查办公桌上的文件，打开办公桌的抽屉，翻看工作日志。他甚至不慌不忙地停下来，对公司合伙人路易·珀玛特办公室里存放的古巴雪茄爱不释手。　　威尔基斯留在楼道里放哨，魂不守舍地看着入口处，简直吓呆了。如果有人进来他该怎么说呢？突然，他听到门响了，并看到有人拧门把手，他的心就要跳出来了。“丹尼斯，”他小声喊，想让利文小心。但那只是一个清洁女工，她走了过去，什么也没有注意。　　最后，利文找到了他要的东西：一份关于埃尔夫·阿基坦公司拟收购克尔－麦克吉公司的文件。埃尔夫·阿基坦公司是法国石油巨头，克尔－麦克吉公司也是一家大型石油公司，如果这项收购得以成行，它就将成为最大的一起收购案，也就会为通过内幕交易获取巨利提供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利文迅速把这份文件复印，然后放回原处。“看到这多容易了吗？”利文和威尔基斯离开办公室时笑着说。　　利文对在拉萨德·弗雷雷公司的收获兴奋不已。除了成功找到上述收购文件，他还发现并影印了该公司各个投资银行业务员的座位图，图上显示了这些业务员在公司里的办公位置。现在，只要“威利”稍微提示一下，说明拉萨德·弗雷雷公司的哪个业务员在做一个秘密事项，利文就可以准确找到那个人的办公桌，从而找到里面可能存放的确认收购目标和收购者的机密文件，同时最大限度地缩短窃取这些材料所需要的时间。这下子利文相信，他就要把“威利”彻底争取过来了。　　伊兰·里克匆匆穿过曼哈顿的大阿米广场。广场饭店前面的场地上，周六购物的人熙来攘往。里克走到大厦的多彩旗下，空气里的风有些暖意。现在是三月底，但今年三月底的风格外温暖。　　里克不安地踱来踱去，不知道自己这样做会带来什么结果。他是沃克泰尔和利普顿律师事务所的一名新入伙的律师，虽然当律师还不到一年，但已挣了4万多美元，几乎比纽约与他同资历的任何其他律师都多。那么，为何还要拿自己的事业冒险呢？他还没有来得及多想，利文就来了。利文满脸是笑，一个劲儿地要他放心，甚至还询问了里克的家庭情况。　　两人横过59大街，走进中央公园，绕过一个小湖，然后在一个长椅上坐下。前下方能看到溜冰场，溜冰的人们在那里来回转圈儿。远处是隐隐约约的大厦。周围的草丛和树木刚刚泛出新绿。里克前几天在电话里答应给利文提供一个内幕消息，但现在利文并没有向他催要。利文向里克强调说计划万无一失，并承诺在做涉及里克的交易时，所用账户不具里克的名字。他给里克2万美元作为开始，并采用他自己正在使用的交易策略。里克无论什么时候想用钱，只需给利文说一声，利文会把钱给他递过去。　　里克似乎被说服了。他告诉利文，有人要收购美国一家大型石油公司克尔－麦克吉，目前这项收购正在秘密酝酿。里克说他不负责这项案子，但因为该收购案规模非常大，在沃克泰尔和利普顿律师事务所引起了关注和议论，它将成为首起超过10亿美元的恶意兼并案。沃克泰尔和利普顿律师事务所正就此案与拉萨德·弗雷雷公司合作，后者受雇于埃尔夫·阿基坦公司研究收购克尔－麦克吉公司的可能性。现在看来这项工作正在进行。他以为利文听到这个消息会又惊又喜。　　里克错了。利文不动声色地听着，把胳膊放在长椅背上，身子倾向里克。“我知道。”利文微笑地看着里克，轻轻地说。接着，他滔滔不绝地把从偷来的文件中得到的信息说出来，以显示在这个问题上他所知道的信息比里克知道的要多得多。里克非常吃惊，他想，利文说过每个人都已经在传播内幕消息，看来他说的是对的。利文对里克说，里克提供的这类信息固然是他们所需要的，但他还必须做得更好。他一方面需要谨慎，一方面要争取获得外界尚不知道的机密信息。　　利文的手腕玩得很有效果。两人在公园告别时，里克同意和利文一起干，并誓言下次要搞到更多、更有用的信息。一旦里克决定要做什么事，几乎总能做到。　　里克一直是个不服输的人，不断努力赶超他的哥哥雅龙，上大学时竞争参加法律评论小组就是一个例子。在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读书时，比伊兰大一岁半的哥哥雅龙在学校是优秀生，因一年级时成绩突出获选参加久负盛名的法律评论小组。伊兰的成绩也很好，但没有雅龙的好。按照规定，凭成绩未选拔上的学生可以参加写作比赛，在比赛中胜出也可以获选。伊兰就参加了这种比赛，但没有胜出。在艰苦努力下，下一年他又参加了写作比赛，这时他是一个二年级的学生，这次被选上了。　　像威尔基斯一样，里克在一个正统的犹太家庭长大。他的父亲原是波兰人，二战前移居以色列，1950年又移民美国。父亲是一个验光师，母亲是哲学博士，在纽约城市大学教英文，一家人住在布鲁克林区米德伍德一个中层犹太人聚居区，过着舒适的生活。里克中学上的是一所犹太学校，在那里每天有半天时间学习宗教。里克所在的家庭最为重视犹太教和学习成绩。　　里克不擅社交，他在哥伦比亚大学上学时没有什么朋友，周末都在家度过。他学习很努力，从不参加课外活动。大学一年级后，他交的一个女朋友跟他吹了，他非常痛苦，想要自杀，为此还去看心理医生。他与家里人越来越疏远，抛弃了他们正统的犹太价值观，但又找不到用什么来替代。　　里克第一次遇到利文时刚到沃克泰尔和利普顿律师事务所不久。那是1979年10月，他在该事务所工作还不到一个月，被安排接手一个水泥公司的并购案，这是一起互惠收购，收购方为另一家水泥公司。这种并购案的工作程序都是例行性的。该律师事务所代理的是收购方的投资公司——史密斯·巴尼和哈里斯·厄帕姆公司，即当时利文所在的公司。谈判休息时，里克注意到史密斯·巴尼和哈里斯·厄帕姆公司的一个业务员不停地跟别人握手、闲谈，似乎每个人他都认识。最后，那个人来到里克面前，主动地说：“你好，我叫丹尼斯·利文。”　　五个月后，即1980年3月，里克接到利文打来的一个电话，觉得挺奇怪。利文在电话里说：“伊兰，你好，我是丹尼斯·利文。我请你吃饭。”接到这个邀请里克有点受宠若惊，还从来没有人请他吃过饭。　　这顿饭里克吃得很高兴。他喜欢边吃饭边说话，而利文表现出认真倾听的样子，并称赞里克在兼并收购业务上嗅觉敏锐、判断力强。利文向里克介绍了自己的家庭背景，谈了他的妻子，并诉说了自己在史密斯·巴尼和哈里斯·厄帕姆公司的失意。利文的话引起了里克的共鸣。里克刚刚结婚，理解利文的家庭环境，而且，他在沃克泰尔和利普顿律师事务所也经常感到意志消沉和怀才不遇。　　利文告诉里克他有一个远大理想，就是尽快把个人资产从1000万美元增加到2000万美元，之后自己单独干，可能当一个公司袭购手。然后，他将雇用像里克一样的律师和像自己一样的投资业务员，大家一起干。　　“你打算怎样挣到那笔钱？”里克问。　　利文把身子向前倾了倾，说：“信息可以挣大钱。你看那些套利人，他们就是用信息进行交易的。再看看银行的投资业务员，每个人都在这样做。”他停了一下，接着说：“沃克泰尔和利普顿律师事务所就是一个信息集中地，那里有一些非常有价值的信息。如果你把这些信息拿来与我交流，你就可以挣到很多钱。”　　谈话的调子突然变了，里克严肃地看着利文。他知道利文想要什么，而且他知道那是犯罪。他表示不同意，说他在事务所里资历太浅，接触不到利文所需要的信息，但他反对的态度不是很坚决。他希望利文不要再谈这个话题，他不想失去这个新交的朋友。但是，利文一再说里克能做这件事，并强调这个计划毫无风险，万无一失。最后，里克让步了，他说：“让我考虑考虑。”　　接下来，利文经常给里克打电话，说他了解瑞士的银行保密规定，并知道如何通过国外指定账户做交易，怂恿里克在瑞士银行开一个账户。里克不同意，他知道即使指定账户也需要出具开户者的真实姓名，至少有一页上要填写真名。这时，利文主动表示可以以他的名字给里克开账户。于是，他们又在一起吃了顿饭。席间，利文在恭维里克业务能力出众之后，又一再强调“每个人都在这样做”，并不断重复他拉拢威尔基斯时说过的那些话，称希尔就在用别人提供的信息进行交易。“我翻过他的办公桌，”利文声称，“找到了六本希尔的交易纪录，可以证明这一点。”　　那一周快周末时，里克听到了埃尔夫·阿基坦公司收购克尔－麦克吉公司的具体计划，他马上给利文打电话：“我有一个你感兴趣的东西。”利文提醒他不要在电话里说。在掌握了这起收购案的进一步信息后，利文认为可以有把握地下注了，于是大量买进克尔－麦克吉公司的股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法国政府不同意埃尔夫·阿基坦公司这么大规模地恶意兼并一个美国公司，把此次收购劝阻了。于是，克尔－麦克吉公司的股票价格开始下跌，利文不得不割肉甩卖。此事使里克感到很不安，他觉得必须给利文补偿。　　利文在皮克蒂特与塞银行账户上进行的交易虽然数量都比较小，但也表现出了与兼并收购活动的明显相关性。就在利文约里克在中央公园见面后不久，皮克蒂特与塞银行审查了利文的交易活动，发现交易的模式很明显：总是正好在兼并收购案宣布之前买进股票。于是，该银行命令停止利文的交易，并要利文撤户。但是，它没有向有关部门举报此事，使利文得以顺利移走账户。　　接着，1980年“阵亡将士纪念日”那天，利文飞往巴哈马。就像他建议威尔基斯所做的那样，他要在那里重开账户。他找了很多家银行，但有意避开瑞士信贷银行，原因很明显，他不能让银行发现他和威尔基斯的交易存在相似性。最后，他选择了莱屋国际银行，这是一家历史最悠久的瑞士银行，最近才拓展国际业务，急于向从事美国证券交易的外国富商提供服务。利文在保密方面提出了特别要求：他要通过对方付费电话传达交易指令；他要化名为“戴蒙德先生”（戴蒙德是他母亲娘家的姓），账户只能以这个化名开立；除了当面联系或由他主动通过对方付费电话与银行联系，他与银行之间不进行其他联系；所有的记录和账目表应该保存在银行里。最后，他问银行这些条件能否接受。　　银行方面表示接受这些条件。接着，利文填写了一个账户申请表，填上他的真名和地址——东57街225号，职业一栏写的是“业务员”，委托书授给他的父亲。申请表填好后，他在上面签上自己的真实姓名。他的护照照片复印件和申请表钉在一起，以便他想取款时银行工作人员辨认身份。即使按照瑞士银行的标准，利文对保密所做的这些强调也显得过分。莱屋银行巴哈马分行负责人让－皮埃尔·弗雷赛在利文开户后写了一份备忘录指出，“戴蒙德先生”似乎“对安全问题格外小心”，他账户里的交易需要密切关注。　　几天后，利文把12．89万美元分两次电汇到他在莱屋银行的账户上，其中只有稍过一半是他在皮克蒂特与塞银行已撤账户上的钱，说明此前他通过内幕交易的非法所得还不是很多。其余6万美元是他父亲的，他父亲把这些钱从床底下拿出来“贷”给他儿子。　　利文的第一个大手笔出现在几个月后。当时，一心想“戴罪立功”的里克向利文提供了一个消息：沃克泰尔和利普顿律师事务所的一个客户——杰斐逊国民人寿保险公司将被一家大型保险公司兼并，这是一起互惠兼并案，这起兼并确定于9月份进行。利文对此铭记在心。9月24日，他拿出莱屋银行账户上的几乎所有存款，购买了8000股杰斐逊国民人寿保险公司的股票。结果，正如里克预先所说，两天后这起兼并案宣布。该公司股价一路攀升，利文立即将股票出手，一下子获利逾15万美元。　　利文一方面利用外面的信息做交易，一方面利用在本公司掌握的信息做交易，两者并行不误。他缠着希尔，要求承揽更多的兼并收购业务，最后希尔把公司一个老客户——泰勒（Tyler）公司收购通用信赖（Reliance??Universal??）公司一案交给他做。1981年4月7日，就在这起收购案宣布前不到一个星期，利文公然置公司规定于不顾，购买了5000股通用信赖公司的股票，从中获利超过4．5万美元。　　里克很快成了利文最有价值的信息来源，不断向利文传递可靠的信息。他们有时在饭馆见面，有时手里拿着比萨饼沿着街边的人行道边吃边谈。利文喜欢利用外面的信息做交易，这样他在购买股票时可以随心所欲地大量买进，从而使获利快速增加。大多数这种信息他在自己利用的同时还传递给威尔基斯。　　里克对自己的行为仍然心存矛盾。有一次，利文邀请他参加在他家里举行的一个聚餐会，说参与这项“游戏”的其他人也将参加。里克对此很不高兴，说他不想认识其他人，也不想让其他人认识他。他担心利文会变得粗心大意起来。在此之前，他就已经从他们以前的许多有关谈话中认识到，他的这个搭档根本没有那么精明。　　利文意识到里克的不情愿。他企图把里克往这项活动中拖得更深，于是建议里克自己建一个交易账户，并催他把利文在账户里给他积存的钱取走。有一次，利文告诉威尔基斯，他想取出一捆百元大钞，在与里克一起吃饭时塞给他。他是想用现钞刺激和鼓励里克。　　里克继续表现出抵触情绪，而利文对他的依赖也越来越小。1981年夏，利文在发展信息圈方面取得了新进展，他把艾拉·索科洛拉了过来。利文在史密斯·巴尼和哈里斯·厄帕姆公司工作时，索科洛曾在那里当过暑期实习生，并接受利文的指导。从哈佛大学毕业后，他进入兼并收购业务活跃的莱曼兄弟银行。一天，利文邀请他吃饭。　　利文拉拢索科洛所用的方法与拉拢威尔基斯和里克的方法如出一辙，先是强调称“每个人”都在利用内幕信息做交易，然后信誓旦旦地说他的计划周密安全、万无一失。他安排的与索科洛的合作方法和他与里克的合作类似：索科洛提供信息，他用信息交易，获利两人分成。索科洛对单位分配的工作感到厌烦，另外他从在利文手下当暑期实习生起就一直尊敬他。他很容易就成了利文的“皈依者”，乐意与他合作，向他提供信息。　　一次，索科洛和利文一起吃饭时向利文报告说，他有一个关系很近的朋友，是个律师，在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抵押业务部工作，他愿意把他拉拢进来。在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里发展一个线人，真是太好了！利文喜出望外。他许诺索科洛他这位朋友也参加利润分成，但告诫索科洛不要泄露这位朋友的身份，甚至向他也不要泄露。索科洛这位朋友的代号是“戈蒂”。“戈蒂”不断从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内部及时搜寻发现兼并案的线索，成了一个更有价值的信息来源。利文借此嘲笑威尔基斯，指出信息圈里的其他人都在卓有成效地工作。他对威尔基斯说：“索科洛非常棒！他忠诚热情，积极主动。”并挖苦地加了一句：“跟你不一样。”　　那年（即1981年）秋天，利文终于迎来了盼望已久的事业转机。　　莱曼兄弟银行兼并收购业务主管埃里克·格里切尔准备面试利文，他看了利文的简历，高兴地发现利文不是常青藤联合会的成员。格里切尔是一个为人热情、工作认真的银行家，毕业于位于麦考姆这个小镇上的西伊利诺伊大学。　　利文去莱曼兄弟银行接受面试时，在威尔基斯的参谋下刻意打扮了一番，穿着一身高档黑色条纹西服。面试时他直入要点：“我想找一个比史密斯·巴尼和哈里斯·厄帕姆强的公司，史密斯·巴尼和哈里斯·厄帕姆公司是个二流公司，而莱曼兄弟银行实力强而且影响大。我一直想做兼并收购业务，但未能如愿。”格里切尔又扫了一眼利文的简历，注意到他几乎模式化的犹太人城市生活背景。利文还强调表示：“我去花旗银行只是要得到一张进军华尔街的证书。”　　格里切尔被利文的坦率所打动。莱曼兄弟银行有一个传统，就是不拘一格使用人才，它为自己在用人上的冒险精神感到自豪。例如，格里切尔曾大胆聘用一个名叫史蒂文·拉特纳的《纽约时报》记者，这个人在投资银行业务上没有任何经验，而后来成了业界的一颗明星。莱曼兄弟银行当初雇用格里切尔时也是冒险而为，当时他并不是商学院的毕业生。　　莱曼兄弟银行急于扩充工作多、任务重的兼并收购部，利文至少有一些这方面的工作经验，被索科洛推荐给公司。莱曼兄弟银行准备对他先试用一段，开出的薪酬最低，一年不到5万美元。如果他表现优秀，可以再发给奖金。如果表现一般，至少也能处理例常性工作。格里切尔觉得这样没有什么不妥之处。经过格里切尔面试后，利文又接受了兼并收购部其他几个人的面试。最后，格里切尔提出安排他担任副经理一职，这个职位是他在史密斯·巴尼和哈里斯·厄帕姆公司梦寐以求却未能得到的，因此他迫不及待地接受了。　　利文急不可耐地把他换工作的消息告诉了威尔基斯。他不担心与索科洛在同一公司工作有什么不利，索科洛能接触到他不能参与的业务。他对威尔基斯说，他要“当面损希尔一通”，一想到这个他就心花怒放。但是，当最后要与希尔面对面时，利文却让步了，因为他认识到，在兼并收购这个较小的业务圈子里，对人过河拆桥是不明智的。他走进希尔的办公室，坐下来，简要说明他要辞去在史密斯·巴尼和哈里斯·厄帕姆公司的工作，转去莱曼兄弟银行。希尔既不对利文突然辞职表示吃惊，也不对他将要离去表示遗憾。他没有说挽留利文的话，只是祝他今后一切顺利。　　几个星期前的10月30日，利文又去了一趟巴哈马，飞机票由史密斯·巴尼和哈里斯·厄帕姆公司报销。这次，他注册了一个巴拿马公司——戴蒙德股份公司，并以该公司的名义在莱屋银行又开了一个账户，保密性比第一个还强。从表面上根本看不出利文是这个公司的受益所有人。他把资金从个人账户转移到这个新开的公司账户中，并借此机会取出了3万美元现金，都是面值一百元的钞票。他把这些钱塞到一个塑料旅行袋里带回美国，拿它下馆子、置衣服、打的士和买礼物。这些钱似乎给了他信心。他对威尔基斯说，这些是他的“零花钱”。　　格里切尔喜欢给新雇员出难题考验他们。利文到莱曼兄弟银行后不久，有一天，格里切尔把他叫到办公室说，公司有个客户准备进行一项收购，规模之大堪称历史上最大的收购之一。利文对提到的目标收购公司从未听说过。格里切尔要利文找出一个类似收购的案例。利文茫然不知所措，在办公室里像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撞，发疯似地寻求帮助。突然，格里切尔出现在办公室门口，他边看手表边大声说：“你还有三十分钟，丹尼斯。你要完成任务，这很关键。” 格里切尔对下属要求严格，作风犹如军人，有“上校”之称。　　半小时后，利文向格里切尔汇报说，他没能找到任何类似的案例，甚至没能识别出目标公司或其业务范畴。这时，他满脸通红，汗流浃背，看上去无精打采。利文向格里切尔汇报时，有几个同事悄悄聚集在格里切尔办公室外面。“是吗，利文！”格里切尔大叫道，“这点事都做不好？”　　格里切尔说完，旁观的几个同事突然大笑起来，其中彼得·所罗门笑得最响。所罗门是莱曼兄弟银行的合伙人，他的办公室与利文的隔壁。原来这项所谓的收购案是格里切尔编造出来的。利文和其他人一起笑起来，过后他只有向威尔基斯抱怨此事。只几个月工夫，利文就成了莱曼兄弟银行兼并收购部的小丑。格里切尔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利文在传统投资银行业务上根本拿不起来。他分析能力弱，综合能力差，缺乏条理性，办事效率低。在这里，他的缺陷比在原来的公司更为突出。　　在莱曼兄弟银行，年轻的投资业务员要依靠资历较老者给分配任务。利文在办公室里人缘挺不错。在这种环境里，许多同事一向傲慢、世故，利文却态度和蔼，经常讲一些黄色笑话，极力博得大家的好感，这对办公室里许多人来说，不啻一股清新的空气。有几个同事称他为“bubeleh”，这是意第绪语中的一个词，意思相当于英语中的“sweetie-pie”（意为开心果）。他还很殷勤，经常给大家端茶倒水。但是，人缘好归人缘好，大家并没有因此给他分配多少任务。　　利文到莱曼兄弟银行四个月后，公司里流传一个消息：莱曼兄弟银行准备从另一公司聘请一位兼并收购业务主管作为公司的合伙人，这个人叫汤姆·希尔。利文听到这个消息后气急败坏，从桌上抓起一本书狠狠地摔到墙上。那天晚上，当他把这个消息告诉威尔基斯时，仍然余怒未消。他誓言要“毁灭”希尔。　　希尔到莱曼兄弟银行后，对利文的不良印象依然如故，从不让利文参与他组织的业务。希尔对索科洛很器重，语重心长地告诫他注意与利文的关系。索科洛却反过来提醒利文“小心”希尔。　　这时，里克赶来援救利文。1982年8月初，他打电话邀利文一起吃饭，说明有信息给他。两人见面时，里克说，沃克泰尔和利普顿律师事务所正在做一个私人投资集团——戴森－基斯纳－莫兰公司的代理，该公司拟收购西雅图的克里顿公司。　　利文迅速跑回公司，直接去找格里切尔，一副火烧火燎的样子。他对格里切尔说，他“从股市行情收录带上”发觉克里顿公司的股票交易量特大，说明可能有人即将要对该公司发起收购。格里切尔对此表示怀疑，莱曼兄弟银行的其他人也都没有听到过这个消息。克里顿公司的股票交易量是大于平常，但没有到异乎寻常的程度。“我们必须布置应对。”利文坚持道，“有人要收购它。”格里切尔耸了耸肩，让利文去与克里顿公司联系。　　令格里切尔非常惊奇的是，利文满载而归。克里顿公司马上派总律师来纽约与莱曼兄弟银行接洽，商讨如何应对收购。利文给公司联系成了一桩业务。　　这下格里切尔认真对待这件事了，他会见了克里顿公司的总律师，接下了这桩业务。格里切尔、利文和索科洛（负责估算工作）三人飞往西雅图，会见克里顿公司的董事长。接着，格里切尔还单独与收购方的负责人约翰·莫兰进行了会谈。运用莱曼兄弟银行做出的估算，格里切尔设法使莫兰大大提高了收购价，达到每股46美元。克里顿公司对这个价格非常满意，就接受了对方的收购。这起收购案就这样达成了。不过一天左右，莱曼兄弟银行就获得了250万美元的中介费，而这直接源自于利文的“先知先觉”。　　利文突然从小丑变成了英雄。格里切尔专门给他配置了一部电脑终端，使他可以同时查看许多股票的交易情况。他可以即时得到股市信息，免去操作股市收录带的麻烦。公司把利文从他厌烦的分析工作中解放出来，安排他从事新客户的发掘工作，这使得与他同资历的同事对他很忌妒。利文从来没有现在这样高兴过，他正在开发一种投资银行业务中的新行当：“信息皮条客”。　　利文在克里顿公司“大捷”中还有其他收获。就在这起收购案宣布前一周的8月17日，也就是在他鼓动格里切尔争取克里顿公司这个客户之前，他买进了2．7万股该公司股票，从中获利212628美元，是他迄今交易中获利最多的一次。　　利文很快领会到克里顿公司“大捷”的意义。他对威尔基斯说，这种“游戏”的妙处在于它能获得双丰收：一方面他可以利用信息做交易，另一方面可以利用信息为莱曼兄弟银行带来客户。　　然而，利文的星运依赖他的信息圈子的忠诚和有效，而这不是总能保证的。里克是第一个动摇者，他在惊恐和悔恨交织中备受折磨。　　接着，里克又受到了一次震动。1981年9月初一个星期三的上午，沃克泰尔和利普顿律师事务所召集全体人员开会，传达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该事务所合伙人、37岁的卡洛·弗洛伦蒂诺涉嫌内幕交易被捕，事务所已将其开除。弗洛伦蒂诺以自己的名字在赫顿银行开了一个账户，利用他在事务所得到的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累计非法获利60万美元。　　里克知道，他和利文的交易活动安排得比弗洛伦蒂诺的要复杂、周密得多，但是，这个消息仍使他惊恐不已。他决定停止向利文提供信息。他甚至还故意误导利文两次，希望他受到损失后罢手。一次与利文一起吃饭时，里克挖苦地说：“这种活动可能没有风险，但它也会颗粒无收。”但利文不罢手，他向里克保证从错误中吸取教训，以厉再战。里克没有办法，只有不给他打电话，他来的电话也尽量不回。终于，1982年8月，里克彻底向利文挑明，他要退出，而且以前的交易所得他一分也不要。同时，他向利文保证他会继续和他做朋友。　　“你相信吗？”利文向威尔基斯抱怨道，“威尔要退出。”　　“随他去，别强迫。”威尔基斯建议。　　里克和利文继续一起吃饭，但他们之间的信息流干涸了。　　那年夏天，莱屋银行的让－皮埃尔·弗雷赛告诉利文，银行的经纪员收到了证交会的质询书，要求核查“戴蒙德先生”账户的交易情况。利文对这种质询表示不屑一顾，说这是例行检查。其实，弗雷赛对“戴蒙德先生”许多交易的时间选择的离奇性非常清楚，但没有去阻止他。现在，他建议“戴蒙德先生”把交易速度放慢一些，购买股票的范围放宽一些，至少目前要这样。利文对这些建议置若罔闻，他相信他的账户的保密性无懈可击。此后不久，他便购买了克里顿公司的股票，大赚了一笔。　　不久，威尔基斯也经历了一番惊吓。他的开户行瑞士信贷银行也从经纪员那里得到消息，证交会对威尔基斯的交易下了质询书。银行通知了威尔基斯，威尔基斯把这个消息告诉利文，利文说：“让他们作假。这是例行检查。”但是，瑞士信贷银行没有等闲视之，也不像莱屋银行那样好说话。该银行驻巴哈马分行的主席约瑟夫·莫格给威尔基斯打电话，说银行建议他放弃他的银行保密权。这个建议把威尔基斯吓坏了，他说他要去巴哈马见银行负责人。　　莫格是一个传统的瑞士银行家，他身材很高，为人严厉。当威尔基斯到来时，莫格把他的交易纪录放在面前的桌子上。　　“你在莱曼兄弟银行工作？”莫格尖锐地问。威尔基斯买卖的股票与莱曼兄弟银行之间的相互联系性很明显。　　“不是。”威尔基斯不乐地回答。　　“那就奇怪了。”莫格停了一下说，“你的所有交易做得都不怎么样，是吧？”的确如此，威尔基斯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能力很差，最后总是赔钱，只有很少盈利。莫格把面前的资料合起来，看着威尔基斯说：“你去别处吧。”　　威尔基斯吓坏了。他取出了4万美元现金，其余的让银行给他电汇过去。他不想再与瑞士的银行有任何关系。这种行为太愚蠢了，他是在拿他的事业和名誉冒险。他当初要是把钱投资到债券上，也能得到这么多收益，债券的回报率可达16％。他家里有妻子和两个孩子，他不能整日在恐惧和焦虑中生活。他决定向利文说明这些。　　威尔基斯一回到纽约，就给利文打电话，并罕有地去他的办公室找他。他匆匆走进利文的办公室，一脸不安，关上门，一屁股坐下来。“完了，丹尼斯。坏了，我们在犯法。我天生不适合干这个。”他说着说着眼泪都快出来了。　　利文很镇静。“这太糟糕了，鲍勃。”他说，“这个‘游戏’我一直做得很顺利，现在已赚了100万。我可以说是游刃有余，心想事成。”利文把身子俯在桌子上，问道：“你在拉萨德·弗雷雷公司怎么样？他们关照你吗？”利文当然知道答案。威尔基斯在公司里很不得志，他在国际部工作，而最红火的部门是金融部和兼并收购部。他的自尊在一点点地减少。　　“这个‘游戏’很有意思，鲍勃，也很容易。”利文继续说，“政府是傻瓜，里面的人都是无能之辈，他们只会虚张声势。”他注意到他的话对威尔基斯的影响，然后把身子靠到后面，拉开办公桌的抽屉，从里面拿出一个小本，递给威尔基斯。“去开曼群岛。”他对威尔基斯说。　　这是一本简明飞机航班表。威尔基斯看看它，又看看利文。利文现在看上去泰然自若，沉着自信，威尔基斯需要他指点迷津。　　一个星期后，威尔基斯去了开曼群岛，在诺瓦·斯考希亚银行开了一个新账户，用的还是“鲁泊尔公司”这个名字，并在账户里存入8．6万美元。第二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