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尝到所有那些时鲜的果瓜蔬菜，敞开肚子大吃（话虽俗，但却富有表现力）那些制作精细的美味佳肴，什么下贱事都能做得出来。%%%邦斯活像只觅食的雀鹰，嘴巴填满了便飞，啁啾几声就算是答谢，他觉得像这样让上流社会花费，自己痛痛快快地活着，还有那么几分滋味，至于上流社会，它也有求于他，求他什么呢？无非是几句感恩戴德的空话。凡是单身汉，都恐惧呆在家中，常在别人府上厮混，邦斯也是这样，对交际场上的那些客套，那些取代了真情的虚伪表演，全已习以为常，说起恭维话来，那简直就像是花几个小钱一样方便；至于对那些人嘛，他只要对得上号就行，从不好奇地去摸人家的底细。这个阶段勉强还过得去，前后又拖了十年。可那是什么岁月！简直是多雨之秋！在那些日子里，邦斯到谁府上都变着法子卖力，好不花钱保住人家饭桌上的位置。后来，他终于落到了替人跑腿当差的地步，经常顶替别人看门，做佣人。由于常受人遣使跑买卖，他无意中成了东家派往西家的间谍，而且从不掺假。可惜他跑了那么多腿，当了那么多下贱的差，人家丝毫也不感激他。“邦斯是个单身汉，”人家总这么说，“他不知道怎么打发时间，为我们跑腿，他才乐意呢……要不他怎么办呢？”不久后，便出现了老人浑身释放的那股寒气。这股寒气四处扩散，自然影响了人的感情热度，尤其他是个又丑又穷的老头。这岂不是老上加老？这是人生的冬季，鼻子通红，腮帮煞白，冻疮四起的严冬。从一八三六年至一八四三年间，难得有人请邦斯一回。哪家都已不像过去那样主动求他，而是像忍受苛捐杂税那样，勉强接待这个食客；谁也不记他一分情，就是他真的效过力，也绝不放在心上。在这些人府上，老人经历了人生的沧桑；这些家庭没有一家对艺术表示多少敬意，它们崇拜的是成功，看重的只是一八三○年以来猎取的一切：巨大的财富或显赫的社会地位。而邦斯既无非凡的才气，又无不俗的举止，缺乏令俗人敬畏的才情或天赋，最后的结局自然是变得一钱不值，不过还没有落到被人一点儿瞧不起的地步。尽管他在这个社会中感到十分痛苦，但像所有胆小怕事的人一样，他把痛楚闷在心里。后来，他渐渐地又习惯了抑制自己的感情，把自己的心当作一个避难所。对这种现象，许多浅薄之人都叫作自私自利。孤独的人和自私的人确实很相似，以致那些对性格内向的人说三道四的家伙显得很在理似的，尤其在巴黎，社交场上根本无人去细加观察，那儿的一切如潮水，就像倒台的内阁！就这样，邦斯舅舅背后遭人谴责，担着自私的罪名抬不起头来，人家如要非难什么人，终归有办法定罪的。可是，人们是否知道，不明不白地被人冷落，这对怯懦之人是何等的打击？对怯懦造成的痛苦，有谁描写过？这日益恶化的局面说明了可怜的音乐家何以会一脸苦相；他如今是仰人鼻息，活得很不光彩。不过，人一有了嗜好，丢人在所难免，这就像是一个个绳索，嗜好越强烈，绳索套得就越紧；它把所作的牺牲变成了一座消极但理想的宝藏，其中可探到巨大的财富。每当邦斯遭人白眼，看到哪位呆头呆脑的有钱人投来不可一世的恩主目光时，他便会津津有味地品呷着波尔多葡萄酒，嚼着刚品出味来的脆皮鹌鹑，像是在解恨似的，在心底自言自语道：“这不算太亏！”在道德家的眼里，他的这种生活中有不少值得原谅的地方。确实，人活着，总得有所满足。一个毫无嗜好的人，一个完美无缺的正人君子，那是个魔鬼，是个还没有长翅膀的半拉子天使。在天主教神话中，天使只长着脑袋。在人世间，所谓正人君子，就是那个令人讨厌的格兰迪逊，对他来说，恐怕连十字街头的大美人也没有性器官。然而，除了在意大利游历期间，也许是气候起的作用，邦斯有过稀罕的几次庸俗不堪的艳遇之外，从来就没有看见哪个女人朝他笑过。许多男人都遭受过这种不幸的命运。邦斯生来就是个丑八怪。他父母到了晚年才得了这个儿子，他身上于是刻下了这一不合时令的印记，那肤色像尸首一般，仿佛是在科学家用以保存怪胎的酒精瓶里培育出来的。这个天生感情温柔，细腻，富于幻想的艺术家，不得已接受了他那副丑相强加给他的脾性，为从来得不到爱而感到绝望。对他来说，过单身汉生活与其说是自己喜欢，不如说是迫不得已。于是，连富有德行的僧侣也不可避免的罪过——贪馋向他张出双臂；他连忙投入这一罪孽的怀抱，就像他投入到对艺术品的热爱和对音乐的崇拜之中。美味佳肴和老古董对他来说就是女人的替身；因为音乐是他的行当，天下哪有人会喜欢糊口的行当！职业就像是婚姻，天久日长，人们便会觉得它只有麻烦。布利亚·萨瓦兰以一家之见，为美食家的乐趣正名；可是，他也许没有充分强调人们在吃喝中感受到的真正乐趣。消化耗费人的体力，这构成了一场体内的搏斗，对那些好吃喝的人，它无异于作爱的莫大快感。他们感觉到生命之能在广泛扩展，大脑不复存在，让位于置在横膈膜之中的第二个大脑，人体所有机能顿时停止活动，由此而出现迷醉的状态。吞吃了公牛的巨蟒总是这样沉醉不醒，任人宰割。人一过了四十，谁还敢一吃饱饭就开始工作？……正因为如此，所有伟人的饮食都是有节制的。对大病初愈的人，人们总是规定其饮食，而且数量少之又少，他们往往吃到一只鸡翅，就能陶醉半天。明智的邦斯的一切欢乐全部集中在胃的游戏之中，他往往处在大病初愈之人的陶醉状态：他要美味佳肴尽可能给他以各种感受，至此，每天倒也能如愿以偿。天下没有人会有勇气与习惯决裂。许多自杀者往往在死神的门槛上停下脚步，因为他们忘不了每天晚上都去玩多米诺骨牌的咖啡馆。 邦斯舅舅第三章 一对榛子钳--------一八三五年，命运意外地为备受女性冷落的邦斯复了仇，赐给了他一根俗语所说的老人拐杖。这位生下来就是个小老头儿的老人在友情中获得了人生的依靠，他成了亲，社会也只允许他这桩婚姻：他娶了一个男人，这人跟他一样，也是一个老头儿，一位音乐家。要不是已有了拉封登的那篇神妙的寓言，这篇草就之作本可以《两个朋友》为题。可是，这岂不是对文学的侵犯，是任何真正的作家都会回避的亵渎行为？我们的寓言家的那篇杰作，既是他灵魂的自白，也是他梦幻的记录，自然拥有永久占有那个题目的特权。诗人在榜额刻下了《两个朋友》这四个大字的那部名篇是一笔神圣的财产，是一座圣殿，只要印刷术存在，世世代代的人们都会虔诚地步入这座殿堂，全世界的人都会前来瞻仰。邦斯的朋友是位钢琴老师，他的生活及习惯与邦斯的是如此和谐，以致他不禁大发感慨，说与邦斯相见恨晚，因为直到一八三四年，他们才在一家寄宿学校的颁奖仪式上初次谋面。在违抗上帝的意志，发源于人间天堂的人海中，也许从来没有过如此相像的两个生灵。没过多少时间，这两个音乐家便变得谁也离不开谁。他们彼此都很信任，一个星期之内就像两个亲兄弟一般。总之，施穆克简直不相信世上竟还会有一个邦斯，邦斯也想不到世上还会有一个施穆克。对这两个老实人，这番描述恐怕已经足够了，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聪明人都欣赏简明扼要的概括。对那些不肯轻信的人们，实在有必要再略作一番说明。这位钢琴家，像所有钢琴家一样，也是一个德国人，如伟大的李斯特和伟大的门德尔松是德国人，施泰贝尔特是德国人，莫扎特和杜塞克是德国人，迈耶是德国人，德勒是德国人，塔尔贝格是德国人，德赖肖克，希勒，利奥波德·梅耶，克拉默，齐默尔曼和卡尔克布雷纳是德国人，又如赫尔兹，沃埃兹，卡尔，沃尔夫，皮克西斯，克拉拉·维克，这一个个也都是德国人一样。施穆克虽说是个大作曲家，但是，一个天才要在音乐上有不凡表现，必须要有胆略，而他的脾性却与这种胆气相斥，所以，他只能当一个演奏家。许多德国人都不能保持天真的天性，到时便就枯竭了；若上了一定年纪，他们身上还剩有几分天真的话，那么就像人们从河渠中引水一样，那几分天真准是从他们青春的源泉中汲取的；而且他们总是利用这点天真，消除人们对他们的疑惑，为他们在科学、艺术或金钱等各方面获得成功提供便利。在法国，某些狡猾的家伙则以巴黎市侩的愚笨来取代德国人的这种天真。可是，施穆克则完全保留了儿时的天真，就像邦斯无意中在身上保存下了帝政时代的遗迹。这位真正的德国贵人既是演员又是观众，他演奏音乐让自己欣赏。他住在巴黎，就像一只夜莺栖在林中，二十年来一直是独自歌唱，直到遇到了邦斯，发现了另一个他。邦斯和施穆克一样，他们的内心和天性中都有着德国人表现特别明显的那种神经兮兮的孩子气，比如特别爱花，爱自然效果，迷到把一只只大瓶子插在自己花园里，把眼前的风景微缩成小小的景观来欣赏；又如那种凡事都要探个究竟的脾性，它往往使一个日耳曼学者不惜绑着护腿套，跋涉数百里，去查寻一个事实，可那个事实明明就伏在院子素馨花下的井沿上，拿他当傻瓜讥笑；还如他们对任何微不足道的创造都非要赋予精神意义，因而产生了让—保尔·里克特的那些无法解释的作品，霍夫曼的那些印制成册的胡话，以及德国围绕那些再也简单不过的问题用书修筑的护栏，那些简简单单的问题被钻成不可测知的深渊，可那底下，准是个德国人在作怪。他们俩都是天主教徒，两人一起去望弥撒，履行宗教义务，而且都和孩子一样，从来没有什么要向忏悔师说的。他们坚定不移地认为，音乐这一天国语言之于思想与感情，就像思想与感情之于说话，他们因此而以音乐进行相互交流，就这方面的问题进行不尽的交谈，就像恋人那样，以向自己表明，心中是充满信念的。施穆克有多么心不在焉，邦斯也就有多么专注留神。如果说邦斯是个收藏家，那么施穆克就是梦幻家；后者钻研精神之美，前者则抢救物质之美。邦斯细细打量着一只瓷杯想要购买，施穆克则动手擤起鼻涕，想着罗西尼、贝利尼、贝多芬、莫扎特的某一动机，在感情的世界里寻找何处有可能是这一乐句的本源或重复。施穆克操理钱财总是那么漫不经心，而邦斯则因嗜癖染身而大肆挥霍，最终两人都落得个同样的结局：每年的最后一天，钱袋里总是空无一文。若没有这份友情，邦斯恐怕早已忧郁而死；可一旦有了倾诉衷肠的对象，他的日子也就勉强能过了。他第一次把内心的痛楚往施穆克心中倾倒时，那位善良的德国人便劝他，与其付出那么大的代价到别人家去吃那几顿饭，还不如搬来跟他一起生活，跟他一起吃面包，吃奶酪。可惜邦斯没有勇气对施穆克实说，他这人的心和胃是对头，心受不了的，胃却能感到舒坦，他无论如何得有一顿好饭吃，就像一个风流男子总得有一个情妇……调调情。施穆克是个地地道道的德国人，不像法国人那样具有快速的观察能力，所以日子长了，他才了解了邦斯，并因此而对他多了几分怜爱。要让友情牢固，最好是两个朋友中的一位自以为比另一位高一等。当施穆克发现他的朋友食欲那么强，不禁喜在心头，直搓双手，要是天使看到他这种表情，恐怕也无可指责。果然，第二天，善良的德国人便亲自去买了好吃的，把午餐办得丰盛些，而且打这之后，每天都想方设法让他的朋友尝到新的东西，因为自从他们结合以后，两人总是在家吃午饭。千万不要错看了巴黎，想象这两个朋友逃脱了巴黎的讥讽，巴黎可是向来对什么都不留情面的。施穆克和邦斯把他们的财富和苦难全都合在了一起，进而想到要节俭地过日子，两人干脆一起合住，于是便在马莱区僻静的诺曼底街的一座清静的房子里租了一套住房，共同承担房租。由于他们经常一起出门，两人肩并肩地老在那几条大街上走，居民区里那些逛马路的闲人便给他们起了一个绰号：一对榛子钳。有了这个绰号，倒省了我在这儿来描写施穆克的长相了，他之于邦斯，恰如梵蒂冈的那尊著名的尼俄柏慈母像之于立在神殿的维纳斯像。那幢房子的门房茜博太太是这对榛子钳家庭运作的轴心；不过，她在这两位老人最终遭受的生命悲剧中扮演的角色太重要了，还是等到她出场的时候再对她作一描写为好。有关这两个老人的心境还有待说明的一点，恰正是最难让一八四七年的百分之九十九的读者理解的东西，其原因恐怕是铁路的修建促使金融有了惊人的大发展。这事情虽然不大，但却很说明问题，因为这可以让人对这两颗心灵过分敏感的境况有个印象。让我们借用一下铁路的形象加以说明，哪怕算是铁路当初借我们的钱，现在作为偿还吧。今天，当列车在铁轨上飞速行驶时往往把那些十分细小的沙砾碾得粉碎。要是把这些旅客看不见的细沙尘吹到他们的肾脏里，那他们便会患最可怕的肾结石病，剧疼难忍，最后死亡。那么，对我们这个以列车的速度在铁道上飞驰的社会来说，它根本不经意的那种看不见的沙尘似的东西，那种被不断吹进那两个生灵的纤维组织中的沙尘，无时不在使他们的心脏经受结石病似的侵蚀。他们俩的心肠特别软，看不得别人痛苦，往往为自己无力救助而悲伤。至于对自己经受的痛苦，他们更是敏感得到了病态的地步。年老也罢，巴黎上演的连续不断的悲剧也罢，都没有使这两颗天真纯洁、年轻的心变硬。他们俩越活下去，内心的痛苦越剧烈。可怜那些贞洁的人，那些冷静的思想家和那些从没有极端行为的真正的诗人，都是如此。自从这两位老人结合以来，他们做的事情差不多都很相似，渐渐形成了巴黎拉出租马车的马儿特有的那种情同手足的风格。无论春秋还是冬夏，他们都在早上七点钟光景起床，用完早餐，便分头去他们的学校授课，需要时也互相代课。中午时分，如有排练需要他，邦斯便去他的戏院，其他的空闲时间，他便全用来逛马路。然后，到了晚上，他们俩又在戏院相聚，是邦斯把施穆克安插进戏院的，下面是事情的来龙去脉。邦斯认识施穆克的时候，刚刚得到了一柄指挥无名作曲家的元帅权杖，一支乐队指挥棒！这个位置他并没有去求，而是当时的大臣博比诺伯爵赐给他这个可怜的音乐家的。原来那个时候，这位七月革命的资产阶级英雄动用了特权，把一家戏院许给了他的一位朋友，这是个暴发户见了脸红的朋友。那一天，伯爵坐马车，在巴黎城碰巧瞥见了他年轻时代的一位老相交，看他一副狼狈不堪的样子，身着一件褪得说不清什么颜色的礼服，脚上连鞋套也没有，像是忙着在探几笔大生意做，可惜资本承受不了。这个朋友原是个跑生意的，名叫戈迪萨尔，以前为博比诺大商行的兴旺出过大力。博比诺虽然封了伯爵，做了贵族院议员，又当了两任部长，可丝毫也没有忘了杰出的戈迪萨尔。不仅没有忘了他，博比诺还要让这个跑生意的添上新的衣装，让他的钱袋也鼓起来；因为政治也好，平民宫廷的虚荣也罢，倒没有让这位老药品杂货商的心变坏。戈迪萨尔是个见了女人发狂的家伙，他求博比诺把当时一家破产的戏院特许给他，大臣把戏院给了他，同时还注意给他派了几位老风流，他们都相当有钱，足以合伙办一家实力强大的戏院，可他们迷的是紧身演出服遮掩的东西。邦斯是博比诺府上的食客，便成了那家许出去的戏院的陪嫁。戈迪萨尔公司果真发了财，到了一八三四年，还想在大街上实现宏图大略：建一座大众歌剧院。芭蕾舞剧和幻梦剧有音乐，这也就需要一个勉强过得去，并且能作点曲子的乐队指挥。戈迪萨尔公司接替的那个剧院经理部早已到破产的地步，自然雇不起抄谱员。邦斯于是把施穆克介绍到剧院，做一名专职抄谱员，干这个行当虽然默默无闻，却要求具有真正的音乐知识。施穆克在邦斯的指点之下，和喜剧院专管乐谱的头目的关系搞得很融洽，所以不必做那些机械性的工作。施穆克和邦斯这两人搭配在一起，效果不凡。施穆克和所有德国人一样，在和声学方面造诣很深，邦斯写了曲子之后，就由他精心做总谱的配器。有那么两三部走红的戏，戏中伴乐的某些新鲜段落很受行家们的欣赏，可他们把这归功于“进步”，从来不去理会到底谁是作者。所以，邦斯和施穆克被埋没在了辉煌之中，就像某些人淹死在自己的浴缸里。在巴黎，尤其自一八三○年以来，谁要是不quibuscumque viis①，用强硬的手腕把众多可怕的竞争对手挤垮，那就出不了头；因此，腰板子要很硬，可这两位朋友心脏长了结石，限制了他们作出任何野心勃勃的举动。 ① 拉丁文，意为“想方设法”。平常，邦斯都在八点钟左右上他那家戏院，好戏一般都在这个时候上，戏的序曲和伴奏需要极其严格的指挥。大部分小剧院在这方面比较宽松；而邦斯在跟经理部的关系上从来都是表现出无所求的态度，所以相当自由。再说，需要时，也有施穆克代他。随着时间的推移，施穆克在乐队的地位站住了脚跟。杰出的戈迪萨尔也看出了邦斯这个合作者的价值和用处，只是不明说而已。那时候，得像大剧院一样，他们不得不给乐队添了一架钢琴。钢琴放在乐队指挥台的旁边，施穆克甘心情愿坐上这把临时交椅，义务弹奏钢琴。当大家了解了这个善良的德国人，知道他既没有野心，也没有什么架子，也就被乐队所有的音乐师接受了。经理部以微薄的酬金，又让施穆克负责摆弄街道的那些小剧院见不到但却常又不能少的乐器，诸如钢琴，七弦竖琴，英国小号，大提琴，竖琴，西班牙响板，串铃以及萨克斯人发明的那些乐器。德国人虽说不会耍弄自由的伟大器具，但一个个天生都会演奏所有的乐器。这两位老艺人在剧院极受爱戴，他们在那儿如同哲人，与世无争。他们眼里像是上了一层厚膜，对任何一个剧团都不可避免的弊病视而不见，比如，迫于收入需要，剧院的芭蕾舞团里往往混杂着一帮男女戏剧演员，这种可怕的大杂烩自然会惹出种种麻烦，让经理、编剧和音乐家们大伤脑筋。善良谦逊的邦斯很尊重别人，也很珍重自己，这为他赢得了众人的敬重。再说，在任何阶层，清白的生活，完美无瑕的德行，即使心灵再邪恶的人，也会对它产生某种敬意。在巴黎，一种美的德行就如一颗大钻石，一个珍奇的宝物一样受欣赏。没有一个演员，一个编剧，一个舞女，哪怕她多么放肆，敢对邦斯或他的朋友耍什么手腕，或开恶毒的笑话。邦斯有时也到演员休息室走走；可施穆克只知道戏院门外通往乐队的那条地下甬道。当善良的德国老人参加某场演出，幕间休息时，他也壮着胆子瞧一瞧剧场里的观众，常向乐队的首席笛手，一个生在斯特拉斯堡但原籍为德国凯尔镇的年轻人，打听那包厢里几乎总是挤得满满的人物为什么那么怪。施穆克从笛手那儿受到了社会教育，对轻佻美女那传奇般的生活，形形色色的非法的婚姻方式，红角儿的花天酒地，以及剧院引座女郎的非法交易，他那个天真的头脑渐渐地也相信了。在这位可敬的人看来，正是这种罪孽的所谓无伤大雅，最终导致了巴比伦的堕落。他听了总是笑笑，仿佛是天方夜谭。聪明人当然明白，拿句时髦的话说，邦斯和施穆克是受剥削者；不过，他们失去了金钱，但却赢得了敬重，赢得了别人善良的对待。剧院有一出芭蕾舞剧走红，戈迪萨尔公司转眼间赚了大钱，事后，经理部给邦斯送了一组银质的雕像，说是切利尼①的作品，其价值惊人，成了演员休息室里的谈话资料。这套雕像可花了一千二百法郎。可怜的老实人非要把礼物退回去，戈迪萨尔费了多少口舌才让他收下。 ① 切利尼（一五○○—一五七一），意大利佛罗伦萨金匠，雕刻家，一五四二年由法国国王批准入了法国籍。“啊！”戈迪萨尔对合伙人说，“要是有可能，就找些他这样的演员来！”两位老人的共同生活，表面上是那么平静，可却被邦斯染上的那个癖好给搅乱了，他怎么也抵挡不了要到外面去用餐的欲望。因此，每当邦斯在换衣服，而施穆克恰好又在家里，这位善良的德国人就会对这种不好的习惯感叹一番。“要是吃了能长胖那也行！”他常常这么说。于是，施穆克梦想有个办法，给朋友治好这个害人的恶癖，真正的朋友在精神方面都是相通的，和狗的嗅觉一样灵敏；他们能体会朋友的悲伤，猜到他们悲伤的原因，并总放在心上。邦斯右手的小拇指上一直戴着一只钻石戒指，这在第一帝国时代是可以的，可到了今天就显得滑稽可笑了，他这人太具行吟诗人的气质，纯粹是法国人的性格，不像施穆克，虽然人丑得可怕，但眉宇之间有股超凡脱俗的安详之气，相貌的丑陋也就不那么显眼了。德国人看到朋友脸上那种忧伤的表情，心里也就明白了，眼下困难越来越多，吃人白食这个行当是越来越混不下去了。确实，到了一八四四年，邦斯能去吃饭的人家为数已经十分有限。可怜的乐队指挥最后只能在亲戚家里跑跑，下面我们就要看到，他对亲戚这个词的含义也用得太广了。以前获过大奖的邦斯是在布尔道德街上做丝绸生意的富商卡缪佐先生前妻的堂兄弟。邦斯小姐是宫廷刺绣商，赫赫有名的邦斯兄弟之一的独生女，而音乐家邦斯的父母就是这家刺绣行的合伙老板。这家刺绣行是在一七八九年的大革命前设立的，到了一八一五年，由卡缪佐的前妻经手卖给了利维先生。卡缪佐十年前离开了商界。一八四四年当上了厂商总会委员，国会议员。邦斯老人一直受到卡缪佐家的热情接待，所以自以为也是丝绸商店后妻生的孩子的舅舅，尽管他们之间根本谈不上有什么亲戚关系。卡缪佐的后妻是卡尔多家的千金，邦斯以卡缪佐家亲戚的身份又进了人丁兴旺的卡尔多家族，这也是一个资产者家族，通过联姻，形成了整整一个社会，其势力不在卡缪佐家族之下。卡缪佐后妻的兄弟卡尔多是个公证人，他娶了希弗雷维尔家的千金。显赫的希弗雷维尔家族是化学大王，跟药材批发行业有了联姻，而昂塞尔姆·博比诺早就是这个行业的头面人物，大家知道，七月革命又把他抛到了王朝色彩最浓的政治中心。就这样，邦斯跟着卡缪佐和卡尔多进了希弗雷维尔家，接着又闯进了博比诺家，而且始终打着舅舅的招牌。通过老音乐家上述这些关系的简单介绍，人们便可明白他为何到了一八四四年还能受到亲热的招待：招待他的第一位是博比诺伯爵，法兰西贵族院议员，前任农商部部长；第二位是卡尔多先生，以前做过公证人，现任巴黎某区的区长，众议员，第三位是卡缪佐老先生，众议员，巴黎市议会会员，厂商总会委员，正往贵族院努力；第四位是卡缪佐·德·玛维尔先生，老卡缪佐前妻的儿子，因此是邦斯真正的、也是独一无二的堂外甥。这个卡缪佐为了跟他父亲以及他后母所生的兄弟有所区别，给自己的姓氏加上了自己那处田产的名字：玛维尔，在一八四四年，他是巴黎国家法院下属的庭长。老公证人卡尔多后来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自己的接班人贝尔迪埃，邦斯作为家庭负担的一部分，自然善于保住在这家吃饭的地位，拿他的话说，这个地位可是经过公证的。这个资产者的天地，就是邦斯所谓的亲戚，他在这些人家极其勉强地保留了用餐的权利。在这十个人家中，艺术家理应受到最好招待的是卡缪佐庭长家，邦斯对这家也最最尽心。可不幸的是，庭长夫人，路易十八和查理十世的执达官、已故蒂利翁大人家的这个千金，从来就没有好好待过她丈夫的舅舅。邦斯千方百计，想感化这个可怕的亲戚，为此花了不少时间，免费给卡缪佐小姐上课，可他实在没有办法把这个头发有点发红的姑娘培养成音乐家。而此时，邦斯用手护着珍贵的东西，正是朝当庭长的外甥家走去，每次一进外甥的家，他总觉得像置身于杜伊勒利宫，那庄严的绿色帷幔，淡褐色的墙饰，机织的割绒地毯，以及严肃的家具，使整座房子散发着再也严厉不过的法官气息，对他的心理有着巨大的压力。可奇怪的是，他在巴斯杜朗巴尔街的博比诺府上却感到很自在，恐怕是因为摆在屋里那些艺术品的缘故；原来这位前部长进入政界之后，便染上了收藏美妙的东西的癖好，也许这是为了跟政治抗衡，因为政治总是在暗中搜罗最丑陋的股份。 邦斯舅舅第四章 收藏家的千种乐趣之一--------德·玛维尔庭长家住汉诺威街，那幢房子是庭长夫人在十年前，她的父母蒂利翁夫妇过世后买的，两老给女儿留下近十五万法郎的积蓄。房子朝街道的一面，外表相当阴暗，正面朝北，可靠院子的一边朝南，紧挨院子，有一座相当漂亮的花园。法官占了整个二层，在路易十五时代，这层楼上曾住过当时最有势力的金融家。第三层租给了一位富有的老太太，整幢住房看去显得恬静、体面，与法官身份恰正相配。德·玛维尔那份丰厚的田产还包括一座城堡，那是一处壮丽的古迹，如今在诺曼底还能见到，还有一个很好的农场，每年收入一万两千法郎，当初置这处田产时，法官动用了二十年的积蓄，以及母亲的遗产。城堡周围，是一大片地，足有一百公顷。这么大的规模，如今可说是王侯派头，每年要耗费掉庭长一千埃居，因此整个田产差不多只能有九千法郎的净收入。这九千法郎，再加上他的俸禄，庭长差不多有二万法郎的进项，这看去还是相当可观的，尤其是他还可望得到父亲遗产中理应属于他的那一半，因为他母亲就生了他一个；可是，在巴黎生活，再加上他们的地位，不能有失体面，所以德·玛维尔夫妇差不多要花掉所有的收入。直到一八三四年，他们生活都比较拮据。德·玛维尔小姐已经二十三岁，尽管有十万法郎的陪嫁，而且还经常巧妙地暗示将来可望得到诱人的遗产，但也枉然，至今还没嫁出去，其原因，上面算的那笔账就可说明。五年来，邦斯舅舅老听庭长夫人抱怨，她看着所有的代理法官一个个都结了婚，法院来的新推事也都做了父亲，虽然她在年轻的博比诺子爵面前曾一再炫耀德·玛维尔小姐将来少不了会有份遗产，可也毫无结果，子爵几乎毫不动心。这位子爵就是药材界巨头博比诺的长子，拿伦巴弟居民区那些嫉妒的人的话说，当年闹七月革命，好处尽让博比诺得了，至少与波旁王族的第二分支得的好处不相上下。邦斯走到舒瓦瑟尔街，准备拐进汉诺威街时，一种莫名的惶恐感觉陡然而起，这种感觉往往折磨着纯洁的心灵，给他们造成巨大痛苦，就像是恶贯满盈的歹徒见到宪兵似的，可追其原因，只不过是邦斯拿不准庭长夫人该会怎么接待他。那颗撕裂了他心脏纤维的沙砾从来就没有给磨平过；相反，那棱角变得越来越尖，这家的下人也在不断猛扯那些尖刺。由于卡缪佐他们不怎么把邦斯舅舅放在眼里，邦斯在他们家越来越没有位置，这自然影响到他们家的仆人，致使他们也瞧不起邦斯，把他看作穷光蛋之类。邦斯主要的冤家对头是一个叫玛德莱娜·威维的老姑娘，这人长得又干又瘦，是卡缪佐·德·玛维尔太太和她女儿的贴身女仆。这个玛德莱娜的皮肤像酒糟的颜色，恐怕正是因为这种酒糟皮色和长得像蝰蛇似的那个长腰身的缘故，她竟然打定主意，要当邦斯太太。玛德莱娜一个劲地在老单身汉的眼里炫耀她那两万法郎的积蓄，可枉费心机，邦斯拒绝接受这份酒糟味太浓的幸福。这个狄多①似的女仆，想当主人的舅母不成，便处处对可怜的音乐家使坏，手段极其邪恶。每次听到老人上楼梯的声音，玛德莱就大声嚷叫，故意让他听到：“啊！吃人家白食的又来了！”若男仆不在，由她侍候用餐的话，她总是给她的受害者杯里倒很少的酒，再掺上很多的水，把杯子斟得快溢出来，便得老人端杯往嘴边送时，十分费劲，深怕把酒给碰泼了。她还常常忘了给老人上菜，存心让庭长夫人提醒她（可那是什么口气！……舅舅听了都脸红！）要不，她就把调味汁碰洒在他的衣服上。反正这是下级向一个可怜的上司挑起的战争，他们知道是不会受到惩罚的。 ① 希腊传说中迦太基著名的建国者，维吉尔在其著作《埃涅·阿斯纪》卷四中有记载。玛德莱娜既是贴身女仆，又是管家，自卡缪佐夫妇结婚起，就一直跟随着他们。她见过主人当初在外省时过的穷日子，那时，卡缪佐先生在阿郎松法院当法官；后来，先生当上了芒特法院院长，并于一八二八年来到巴黎，被任命为预审法官，又是玛德莱娜帮他们夫妇俩在过巴黎日子。她跟这个家庭的关系太密切了，自然会有些让她忌恨的事情。庭长夫人生性傲慢，野心勃勃，玛德莱娜想以庭长舅母自居，对她耍弄一番，这种欲望恐怕就隐藏着憋在肚子里的某种怨恨，而那些激起怨恨的小石子足以造成泥石流。“太太，你们的邦斯先生来了，还是穿着那件斯宾塞！”玛德莱娜向庭长夫人禀报说，“他真该跟我说说，这件衣服保存了二十五年，他到底用的什么方法！”卡缪佐太太听见大客厅和她的卧室之间的小客厅响起一个男人的脚步声，便看看女儿，肩膀一耸。“你给我通报得总是那么巧妙，玛德莱娜，弄得我都没有时间考虑该怎么办。”庭长夫人说。“太太，让出门了，我一个人在家，邦斯一打门铃，我就给他开了门，他跟家里人差不多，他要跟着我进门，我当然不能阻拦他：他现在正在脱他的斯宾塞呢。”“我可怜的小猫咪，”庭长夫人对女儿说，“我们这下可完了！我们只得在家吃饭了。”看见她心爱的小猫咪那副可怜相，庭长夫人又补充说道，“你说，我们该不该彻底摆脱他？”“啊！可怜的人！”卡缪佐小姐回答说，“让他又少了吃一顿晚饭的地方！”小客厅响起一个男人的咳嗽声，那是假咳，意思是想说：“我在听着你们说话呢。”“那么，让他进来吧！”卡缪佐太太一抬肩膀，吩咐玛德莱娜说。“您来得可真早哇，舅公。”塞茜尔·卡缪佐装出可爱的讨喜的样子，“我母亲正准备穿衣服呢，真让我们意外。”庭长夫人一扯肩膀的动作没有逃过邦斯舅舅的眼睛，他心里受到了极其残酷的一击，连句讨好的话都找不到，只是意味深长地答了一句：“你总是这样迷人，我的小外孙女！”说罢，他朝她母亲转过身，向她致意道：“亲爱的外甥女，我比平常来得早一点，您不会见怪吧，您上次要的东西，我给您带来了……”可怜的邦斯每次管庭长、庭长夫人和塞茜尔叫外甥，外甥女时，他们实在受不了，这时，他从上衣的侧口袋里掏出一只雕刻精美，长方形的圣卢西亚木小盒子。“噢！我都给忘了！”庭长夫人冷冷地说。这一声“噢”不是太残忍了吗？这不是把这位亲戚的好意贬得一文不值了吗？这个亲戚唯一的过错，不就是穷吗？“可您真好，舅舅。”她接着说道，“这件小东西，我又该给您很多钱吧？”这一问在舅舅的心头仿佛引起了一阵惊悸，他本来是想送这件珍宝，来算清过去吃的那些饭钱的。“我以为您会恩准我送给您的。”他声音激动地说。“那怎么行！那怎么行呢！”庭长夫人继续说，“可我们之间，用不着客气，我们都很熟了，谁也不会笑话谁，我知道您也不富裕，不该这么破费。您费了那么多神，花那么多时间到处去找，这不已经够难为了吗？……”“我亲爱的外甥女，您要是给这把扇子出足价钱，恐怕您就不会要了。”可怜人经这一激，回击道，“这可是华托的一件杰件，两个扇面都是他亲手画的；可您放心吧，我的外甥女，我出的钱，都不足这把扇子的艺术价值的百分之一呢。”对一个富翁说“您穷”，那无异于对格拉纳达大主教说他的布道毫无价值。庭长夫人对她丈夫的地位，玛维尔的那份田产，以及她自己经常受邀参加宫廷舞会，向来都觉得很了不起，如今一个受她恩惠的穷音乐家，竟然说出这种话，她听了不可能不像触到痛处。“那些卖您这些东西的人，就都那么笨？……”庭长夫人气呼呼地说。“巴黎可没有笨的生意人。”邦斯几乎冷冰冰地回答道。“那就是您很聪明呗。”塞茜尔开口说道，想平息这场争论。“我的小外孙女，我是很聪明，我识郎克雷、佩特、华托、格勒兹的货；可我更想讨你亲爱的妈妈的欢心。”德·玛维尔太太既无知，又虚荣，她不愿意让人看出她从这个吃白食的手中接受任何礼物，而她的无知恰好帮了她的大忙，她根本没听说过华托的名字。收藏家的自尊心自然是最强的，向来与作家的不相上下，如今邦斯竟敢和外甥媳妇对抗，可见这种自尊心已经强烈得到了何种程度，二十年来，邦斯可是第一次有这份胆量。邦斯也为自己这么大胆感到吃惊，连忙显出和悦的样子，拿着那把珍奇的扇子，把扇骨上那雕刻的精美处一一指点给塞茜尔看。但是，要想完全解开这个谜，了解这位老人心底何以如此惶恐不安，有必要对庭长夫人略作一番描写。德·玛维尔太太本来是矮矮的个子，金黄的头发，长得又胖又滋润，到了四十六岁，个子还是那么矮，可人变得干巴巴的。她的脑门往前凸，嘴巴往里缩，年轻时凭着肤色柔嫩，还有几分点缀，如今那种天性傲慢的神态变了样，像是对什么都厌恶似的。在家里，她绝对霸道，这种习惯使她的面目显得很冷酷，让人见了极不舒服。年纪大了，头发由金黄变成刺眼的栗色。两只眼睛还是那么凶狠逼人，显示出司法界人士的一种傲气和内心憋着的那种妒意。确实，在邦斯常去吃饭的那些资产阶级暴发户中，庭长夫人几乎可以说是穷光蛋。她就不饶恕那个有钱的药材商，以前不过是个商业法庭的庭长，后来竟一步步当上了众议员，部长，封了伯爵，还进了贵族院。她也饶不了她的公公，竟然牺牲自己的长子，在博比诺进贵族院那阵子，让人给封了个区议员。卡缪佐在巴黎当差都十八个年头了，她一直还指望丈夫能爬上最高法院推事的位置，可法院都知道他无能，自然把他排斥在外。一八三四年，卡缪佐终于谋了个庭长职位，可到了一八四四年，司法大臣还后悔当初颁发了这一任命。不过，他们给他的是检察庭的位置，在那里，凭他多年的预审法官经历，还真作了不少判决，出了不少力。这一次次失意，让德·玛维尔庭长夫人伤透了心，对丈夫的才能也看透了，脾气变得很可怕。她性子本来就暴，这下更是糟糕。她比老太婆还更乖戾，存心那么尖酸，冷酷，就像把铁刷子，让人害怕，别人本不想给她的东西，她非要得到。刻薄到这种极端的地步，她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