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天读书网（www.book.d78i.com）整理瓦尔登湖译本序你能把你的心安静下来吗？如果你的心并没有安静下来，我说，你也许最好是先把你的心安静下来，然后你再打开这本书，否则你也许会读不下去，认为它太浓缩，难读，艰深，甚至会觉得它莫明其妙，莫知所云。这个中译本的第一版是1949年在上海出版的。那时正好举国上下，热气腾腾。解放全中国的伟大战争取得了辉煌胜利，因此注意这本书的人很少。但到了五十年代，在香港却有过一本稍稍修订了它的译文的，署名吴明实（无名氏）的盗印本，还一再再版，再版达六版之多。这个中译本的在国内再版，则是在初版之后三十二年的1982年，还是在上海，经译者细加修订之后，由译文出版社出第二版的。这次印数一万三千册。几年前，《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编委会决定，将它收入这套丛书，要我写一篇新序。那时我正好要去美国，参加一个“国际写作计划”，有了可能去访问马萨堵塞州的康科德城和瓦尔登湖了。在美国时，我和好几个大学的中外教授进行了关于这本书的交谈，他们给了我很多的帮助。于今回想起来，是十分感谢他们的。对这第二版的译文我又作了些改进，并订正了一两处误译，只是这一篇新序却总是写不起来。1985年写了一稿，因不满意，收回重写。然一连几年，人事倥偬, 新序一直都没有写出来。为什么呢？最近找出了原因来，还是我的心没有安静下来。就是国为这个了，这回可找到了原因，就好办了。心真正地安静了下来，这总是可以做到的。就看你自己怎么安排了。为何一定要这样做？因为这本《瓦尔登湖》是本静静的书，极静极静的书，并不是热热闹闹的书。它是一本寂寞的书，一本孤独的书。它只是一本一个人的书。如果你的心没有安静下来，恐怕你很难进入到这本书里去。我要告诉你的是，在你的心静下来以后，你就会思考一些什么。在你思考一些什么问题时，你才有可能和这位亨利，戴维·梭罗先生一起，思考一下自己，更思考一下更高的原则。这位梭罗先生是与孤独结伴的。他常常只是一个人。他认为没有比孤独这个伴儿更好的伴儿了。他的生平十分简单, 十分安静。1817年7月12日梭罗生于康科德城；就学并毕业于哈佛大学（1833- 1837年）；回到家乡，执教两年（1838- 1840年）。然后他住到了大作家、思想家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家里（1841- 1843年），当门徒，又当助手，并开始尝试写作。到1845年，他就单身只影，拿了一柄斧头，跑进了无人居住的瓦尔登湖边的山林中，独居到1847年才回到康城。1848年他又住在爱默生家里；1849年，他完成了一本叫作《康科德河和梅里麦克河上的一星期》的书。差不多同时，他发表了一篇名为《消极反抗》（On Civil Disobedience）的极为著名的、很有影响的论文，按字面意义，这也可以译为“论公民的不服从权利”。后面我们还要讲到它。然后，到了1854年，我们的这本文学名著《瓦尔登湖》出版了。本书有了一些反响，但开始的时候并不大。随时间的推移，它的影响越来越大。1859年，他支持了反对美国蓄奴制度的运动；当这个运动的领导人约翰·布朗竟被逮捕，且被判绞刑处死时，他发表了为布朗辩护和呼吁的演讲，并到教堂敲响钟声，举行了悼念活动。此后他患了肺病，医治无效，于1862年病逝于康城，终年仅44岁。他留下了《日记》39卷，自有人给他整理，陆续出版，已出版有多种版本和多种选本问世。他的一生是如此之简单而馥郁，又如此之孤独而芬芳。也可以说，他的一生十分不简单，也毫不孤独。他的读者将会发现，他的精神生活十分丰富，而且是精美绝伦，世上罕见，和他交往的人不多，而神交的人可就多得多了。他对自己的出生地，即马省的康城，深感自豪。康城是爆发了美国独立战争的首义之城。他说过，永远使他惊喜的是他“出生于全世界最可尊敬的地点”之一，而且“时间也正好合适”，适逢美国知识界应运而生的、最活跃的年代。在美洲大陆上，最早的欧洲移民曾居住的“新英格兰”六州，正是美国文化的发祥之地。而正是在马省的康城，点燃起来了美国精神生活的辉耀火炬。小小的康城，风光如画。一下子，那里出现了四位大作家：爱默生，霍桑，阿尔考特, 和他，梭罗。1834年，爱默生定居于康城，曾到哈佛大学作了以《美国学者》为题的演讲。爱默生演讲，撰文，出书，宣扬有典型性的先知先觉的卓越的人，出过一本《卓越的人》，是他的代表作。他以先驱者身份所发出的号召，给了梭罗以深刻的影响。梭罗大学毕业后回到康城，正好是他二十岁之时。1837年10月22日，那天他记下了他的第一篇日记：“‘你现在在于什么？’他问。‘你记日记吗?’好吧，我今天开始，记下了这第一条。“如果要孤独，我必须要逃避现在——我要我自己当心。在罗马皇帝的明镜大殿里我怎么能孤独得起来呢？我宁可找一个阁楼。在那里是连蜘蛛也不受干扰的，更不用打扫地板了，也用不到一堆一堆地堆放柴火。”那个条文里面的“他”，那个发问的人就是爱默生，这真是一槌定了音的。此后，梭罗一直用日记或日志的形式来记录思想。日记持续了二十五年不断。正像卢梭写的《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思想》一样，他写的也是一个孤独者的日记。而他之要孤独，是因为他要思想，他爱思想。稍后，在1838年2月7日，他又记下了这样一条:“这个斯多噶主义者（禁欲主义者）的芝诺（希腊哲人）跟他的世界的关系，和我今天的情况差不多。说起来，他出身于一个商人之家——有好多这样的人家呵！——会做生意，会讲价钱，也许还会吵吵嚷嚷，然而他也遇到过风浪，翻了船，船破了，他漂流到了皮拉乌斯海岸，就像什么约翰，什么汤麦斯之类的平常人中间的一个人似的。“他走进了一家店铺子，而被色诺芬（希腊军人兼作家）的一本书（《长征记》）迷住了。从此以后他就成了一个哲学家。一个新我的日子在他的面前升了起来……尽管芝诺的血肉之躯还是要去航海呵，去翻船呵，去受凤吹浪打的苦呵，然而芝诺这个真正的人，却从此以后，永远航行在一个安安静静的海洋上了。”这里梭罗是以芝诺来比拟他自己的，并也把爱默生比方为色诺芬了。梭罗虽不是出生于一个商人之家，他却是出身于一个商人的时代，至少他也得适应于当时美国的商业化精神，梭罗的血肉之躯也是要去航海的，他的船也是要翻的，他的一生中也要遇到风吹和浪打的经历的，然而真正的梭罗却已在一个安安静静的海洋上，他向往于那些更高的原则和卓越的人，他是向往于哲学家和哲学了。就在这篇日记之后的第四天，爱默生在他自己的日记上也记着：“我非常喜欢这个年轻的朋友了。仿佛他已具有一种自由的和正直的心智，是我从来还未遇到过的。”过了几天，爱默生又在自己的日记里写：“我的亨利·梭罗可好呢，以他的单纯和明晰的智力使又一个孤独的下午温煦而充满了阳光，”四月中，爱默生还记着：“昨天下午我和亨利·梭罗去爬山，雾蒙蒙的气候温暖而且愉快, 仿佛这大山如一座半圆形的大剧场，欢饮下了美酒一样，”在爱默生的推动之下，梭罗开始给《日晷》杂志寄诗写稿了。但一位要求严格的编辑还多次退了他的稿件。梭罗也在康城学院里作了一次题为《社会》的演讲，而稍稍引起了市民的注意。到1841年，爱默生就邀请了梭罗住到他家里去。当时爱默生大事宣扬他的唯心主义先验论，聚集了一班同人，就像办了个先验主义俱乐部似的。但梭罗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先验主义者。在一段日记中他写着：“人们常在我耳边叮咛，用他们的美妙理论和解决宇宙问题的各种花言巧语，可是对我并没有帮助。我还是回到那无边无际，亦无岛无屿的汪洋大海上去，一刻不停地探测着、寻找着可以下锚，紧紧地抓住不放的一处底层的好。”本来梭罗的家境比较困难，但还是给他上了大学，并念完了大学。然后他家里的人认为他应该出去闯天下了。可是他却宁可国家乡，在康城的一所私立中学教教书。之后不久，只大他一岁的哥哥约翰也跑来了。两人一起教书。哥哥教英语和数学，弟弟教古典名著、科学和自然史。学生们很爱戴他们俩。亨利还带学生到河上旅行，在户外上课、野餐，让学生受到以大自然为课堂，以万物为教材的生活教育。一位朋友曾称罗梭为“诗 人和博物学家”，并非过誉。他的生活知识是丰富，而且是渊博的。当他孤独时，整个大自然成了他的伴侣。据爱默生的弟弟的回忆，梭罗的学生告诉过他：当梭罗讲课时，学生们静静地听着，静得连教室里掉下一支针也能听得清楚。1839年7月，一个十七岁的少女艾伦·西华尔来到康城，并且访问了梭罗这一家子。她到来的当天，亨利就写了一首诗。五天后的日记中还有了这么一句：“爱情是没有法子治疗的，惟有爱之弥甚之一法耳。”这大约就是为了艾伦的缘故写的。不料约翰也一样爱上了她，这就使事情复杂化了。三人经常在一起散步，在河上划船。登山观看风景，进入森林探险，他们还在树上刻下了他们的姓氏的首字。谈话是几乎没完没了的，但是这个幸福的时间并不长久。这年春天，哥儿俩曾造起了一条船。八月底，他们乘船沿着康科德河和梅里麦克河上作了一次航行。在旅途上，一切都很好，只是两人之间已有着一些微妙的裂纹，彼此都未言明，实际上他们已成了情敌。后来约翰曾向她求婚而被她拒绝了。再后来，亨利也给过她一封热情的信，而她回了他一封冷淡的信。不久后，艾伦就嫁给了一个牧师。这段插曲在亨利心头留下了创伤。但接着发生了一件绝对意想不到的事，1842年的元旦，约翰在一条皮子上磨利他的剃刀片刀刃时，不小心划破了他的左手中指一他用布条包扎了，没有想到两三天后化脓了，全身疼痛不堪。赶紧就医，已来不及，他得了牙关紧闭症，败血病中之一种。他很快进入了弥留状态。十天之后，约翰竟此溘然长逝了。突然的事变给了亨利一个最沉重的打击。他虽然竭力保持平静，回到家中却不言不语。一星期后，他也病倒了，似乎也是得了牙关紧闭症。幸而他得的并不是这种病，是得了由于心理痛苦引起来的心身病状态。整整三个月，他都在这个病中，到四月中他又出现在园子里了，才渐渐地恢复过来。那年亨利写了好些悼念约翰的诗。在《哥哥，你在哪里》这诗中，他问道：“我应当到哪里去／寻找你的身影？／沿着邻近的那条小河，／我还能否听到你的声音？”答复是他的兄长兼友人，约翰，已经和大自然融为一体了。他们结了绸繆，他已以大自然的容颜为他自己的容颜了，以大自然的表情表达了他自己的意念……大自然已取走了他的哥哥，约翰已成为大自然的一部分。从这里开始，亨利才恢复了信心和欢乐。他在日记中写着：“眼前的痛苦之沉重也说明过去的经历的甘美。悲伤的时候，多么的容易想起快乐！冬天，蜜蜂不能酿蜜，它就消耗已酿好的蜜。”这一段时间里，他是在养病，又养伤；在蛰居之中，为未来作准备，在蓄势，蓄水以待开闸了放水，便可以灌溉大地。在另一篇日记中，他说：“我必须承认，若问我对于社会我有了什么作为，对于人类我已致送了什么佳音，我实在寒酸得很。无疑我的寒酸不是没有原因的，我的无所建树也并非没有理由的。我就在想望着把我的生命的财富献给人们，真正地给他们最珍贵的礼物。我要在贝壳中培养出珍珠来，为他们酿制生命之蜜，我要阳光转射到公共福利上来。要没有财富要隐藏。我没有私人的东西。我的特异功能就是要为公众服务。惟有这个功能是我的私有财产。任何人都是可以天真的，因而是富有的。我含蕴着，并养育着珍珠，直到它的完美之时。恢复健康以后的梭罗又住到了爱默生家里。稍后，他到了纽约，住在市里的斯丹顿岛上，在爱默生弟弟的家里。他希望能开始建立起他的文学生涯来。恰恰因为他那种独特的风格，并不是能被人，被世俗社会所喜欢的，想靠写作来维持生活也很不容易，不久之后，他又回到了家乡。有一段时间，他帮助他父亲制造铅笔，但很快他又放弃了这种尚能营利的营生。于是到了1844年的秋天，爱默生在瓦尔登湖上买了一块地。当这年过去了之后，梭罗得到了这块土地的主人的允许，可以让他“居住在湖边”。终于他跨出了勇敢的一步，用他自己的话来说：“1845年3月尾，我借来一柄斧头，走到瓦尔登湖边的森林里，到达我预备造房子的地方，开始砍伐一些箭矢似的，高耸入云而还年幼的白松，来做我的建筑材料……那是愉快的春日、人们感到难过的冬天正跟冻土一样地消溶，而蛰居的生命开始舒伸了。”7月4日，恰好那一天是独立日，美国的国庆，他住进了自己盖起来的湖边的木屋。在这木屋里，这湖滨的山林里，观察着，倾听着，感受着，沉思着，并且梦想着，他独立地生活了两年又多一点时间。他记录了他的观察体会，他分析研究了他从自然界里得来的音讯、阅历和经验。决不能把他的独居湖畔看作是什么隐士生涯。他是有目的地探索人生，批判人生，振奋人生，阐述人生的更高规律。并不是消极的，他是积极的。并不是逃避人生，他是走向人生，并且就在这中间，他也曾用他自己的独特方式，投身于当时的政治斗争。那发生于一个晚上，当他进城去到一个鞋匠家中，要补一双鞋，忽然被捕，并被监禁在康城监狱中。原因是他拒绝交付人头税。他之拒付此种税款已经有六年之久。他在狱中住了一夜，毫不在意。第二天，因有人给他付清了人头税，就被释放，出来之后，他还是去到鞋匠家里，等补好了他的鞋，然后穿上它，又和一群朋友跑到几里外的一座高山上，漫游在那儿的什么州政府也看不到的越桔丛中——这便是他的有名的入狱事件。在1849年出版的《美学》杂志第一期上，他发表了一篇论文，用的题目是《对市政府的抵抗》。在1866年（他去世已四年）出版的《一个在加拿大的美国人，及其反对奴隶制和改革的论文集》收入这篇文章时，题目改为《论公民的不服从权利》。此文题目究竟应该用哪一个，读书界颇有争论，并有人专门研究这问题。我国一般地惯用了这个《消极反抗》的题名，今承其旧，不再改变。文中，梭罗并没有发出什么政治行动的号召，这毋宁说正是他一贯倡导的所谓“更高的原则”中之一项。他认为政府自然要做有利于人民的事，它不应该去干扰人民。但是所有的政府都没有做到这一点，更不用说这个保存了奴隶制度的美国政府了，因此他要抗议和抵抗这一个政府，不服从这一个政府。他认为，如果政府要强迫人民去做违背良心的事，人民就应当有消极抵抗的权利，以抵制它和抵抗它。这篇《消极抵抗》的论文，首先是给了英国工党和费边主义者以影响，后来又对于以绝食方式反对英帝国主义的印度圣雄甘地的“不合作运动”与“非暴力主义”有很大的作用，对于1960年马丁·路德·金，在非洲争取民权运动也有很大的作用，对托尔斯泰的“勿以暴抗暴”的思想也有影响，以及对罗曼·罗兰也有一些影响。梭罗是一生都反对蓄奴制度的，不止一次帮助南方的黑奴逃亡到自由的北方。在1845年的消极反抗之后，他还写过《马省的奴隶制》（1854年）一文，他和爱默生一起支持过约翰·布朗。1859年10月，布朗企图袭击哈泼斯渡口失败而被捕，11月刑庭判处布朗以绞刑，梭罗在市会堂里发表了《为约翰·布朗请愿》的演说。布朗死后，当地不允许给布朗开追悼会时，他到市会堂敲响大钟，召集群众举行了追悼会。梭罗关于布朗的一系列文章和行动都是强烈的政治言行。这期间，梭罗患上了肺结核症，健康明显地变坏。虽然去明尼苏达作了一次医疗性的旅行，但病情并无好转。他自知已不久人世了。在最后的两年里，他平静地整理日记手稿，从中选出一些段落来写成文章，发表在《大西洋月刊》上。他平静安详地结束了他的一生，死于1862年5月6日，未满四十五岁。梭罗生前，只出版了两本书。1849年自费出版了《康科德河和梅里麦克河上的一星期》，这书是他在瓦尔登湖边的木屋里著写的，内容是哥儿俩在两条河上旅行的一星期中，大段大段议论文史哲和宗教等等。虽精雕细刻，却晦涩难懂，没有引起什么反响。印行一千册，只售出一百多册，送掉七十五册，存下七百多册，在书店仓库里放到1853年，全部退给作者了。梭罗曾诙谐他说，我家里大约藏书九百册，自己著的书七百多册。他的第二本书就是《瓦尔登湖》了，于1854年出版。也没有受到应有的注意，甚至还受到詹姆斯·洛厄尔以及罗勃特·路易斯·斯蒂文生的讥讽和批评。但乔治·艾略特在1856年元月，却在《西敏寺周报》上给他以“深沉而敏感的抒情”和“超凡入圣”的好评。那些自以为是的，只知道要按照他们的规范，来规规矩矩地生活的人，往往受不了他们毫不理解的事物的价值，自然要把梭罗的那种有历史意义的行为，看作不切实际的幻梦虚妄了。随着时光的流逝，这本书的影响是越来越大，业已成为美国文学中的一本独特的，卓越的名著。他一生所写的39卷手稿，是他的日记或日志，其中记录着他的观察、思维、理想和信念。他在世时的，在报刊上发表过的文章，他去世后己收集、整理好，出版了的计有《旅行散记》（1863年）、《缅因森林》（1864年）、《科德角》（1865年）三种。他的全集出版有《梭罗文集》，有1906年的和1971年的两种版本。此外是他的日记，有《梭罗：一个作家的日记》、《梭罗日记》两卷本、《梭罗日记之心》的精选本等。 以上只是梭罗生平的一个简单的介绍。下面再说一点他的这本书。对于《瓦尔登湖》，不须多说什么，只是还要重复一下，这是一本寂寞、恬静、智慧的书。其分析生活，批判习俗，有独到处。 自然颇有一些难懂的地方，作者自己也说过，“请原谅我说话晦涩，”例如那失去的猎犬，粟色马和斑鸠的寓言，爱默生的弟弟爱德华问过他是什么意思。他反问：“你没有失去吗？”却再也没有回答了。有的评论家说，梭罗失去过一个艾伦（斑鸠），一个约翰（猎犬），可能还失去了一个拉尔夫（栗色马）。谁个又能不失却什么呢？本书内也有许多篇页是形象描绘，优美细致，像湖水的纯洁透明，像山林的茂密翠绿；有一些篇页说理透彻，十分精辟，有启发性。这是一百多年以前的书，至今还未失去它的意义。在自昼的繁忙生活中，我有时读它还读不进去，似乎我异常喜欢的这本书忽然又不那么可爱可喜了，似乎觉得它什么好处也没有，甚至弄得将信将疑起来。可是黄昏以后，心情渐渐的寂寞和恬静下来，再读此书，则忽然又颇有味，而看的就是白天看不出好处辨不出味道的章节，语语惊人，字字闪光，沁人心肺，动我衷肠。到了夜深人静，万籁无声之时，这《瓦尔登湖》毫不晦涩，清澄见底，吟诵之下，不禁为之神往了。应当指出，这本书是一本健康的书，对于春天，对于黎明，作了极其动人的描写。读着它，自然会体会到，一股向上的精神不断地将读者提升、提高。书已经摆在读者面前了，我不必多说什么了，因为说得再好，也比不上读者直接去读了。人们常说，作家应当找一个僻静幽雅的去处，去进行创作：信然，然而未必尽然。我反而认为，读书确乎在需要一个幽静良好的环境，尤其读好书，需要的是能高度集中的精神条件。读者最需要有一个朴素淡泊的心地。读《瓦尔登湖》如果又能引起读者跑到一个山明水秀的、未受污染的地方去的兴趣，就在那样的地方读它，就更是相宜了。梭罗的这本书近年在西方世界更获得重视。严重污染使人们又向往瓦尔登湖和山林的澄净的清新空气。梭罗能从食物、住宅、衣服和燃料，这些生活之必需出发，以经济作为本书的开篇，他崇尚实践，含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译者曾得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先生暨夫人鼓励；译出后曾编入《美国文学丛书》，1949年出了第一版。1982年再版时，参考了香港吴明实的版本。译文出版社在第二版的编审过程中，对译文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校订工作。对所有这些给过我帮助的人们，就在这里，深致感谢。译者经济篇当我写后面那些篇页，或者后面那一大堆文字的时候，我是在孤独地生活着，在森林中，在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城，瓦尔登湖的湖岸上，在我亲手建筑的木屋里，距离任何邻居一英里，只靠着我双手劳动，养活我自己。在那里，我住了两年又两个月。目前，我又是文明生活中的过客了。要不是市民们曾特别仔细地打听我的生活方式，我本不会这般唐突，拿私事来读请读者注意的。有些人说我这个生活方式怪僻，虽然我根本不觉得怪僻，考虑到我那些境遇，我只觉得非常自然，而且合情合理呢。有些人则问我有什么吃的；我是否感到寂寞，我害怕吗，等等。另下些人还好奇得很，想知道我的哪一部分收入捐给慈善事业了，还有一些人，家大口阔，想知道我赡养了多少个贫儿。所以这本书在答复这一类的问题时，请对我并无特殊兴趣的读者给以谅解。许多书，避而不用所谓第一人称的“我”字；本书是用的；这本书的特点便是“我”字用得特别多。其实，无论什么书都是第一人称在发言，我们却常把这点忘掉了。如果我的知人之深，比得上我的自知之明，我就不会畅谈自我，谈那么多了。不幸我阅历浅陋，我只得局限于这一个主题。但是，我对于每一个作家，都不仅仅要求他写他听来的别人的生活，还要求他迟早能简单而诚恳地写出自己的生活，写得好像是他从远方寄给亲人似的；因为我觉得一个人若生活得诚恳，他一定是生活在一个遥远的地方了。下面的这些文字，对于清寒的学生，或许特别地适宜。至于其余的读者，我想他们是会取其适用的。因为，没有人会削足适履的；只有合乎尺寸的衣履，才能对一个人有用。我乐意诉说的事物，未必是关于中国人和桑威奇岛人，而是关于你们，这些文字的读者，生活在新英格兰的居民，关于诸君的遭遇的，特别是关于生逢此世的本地居民的身外之物或环境的，诸君生活在这个人世之间，度过了什么样的生活哪；你们生活得如此糟糕是否必要呢；这种生活是否还能改善改善呢？我在康科德曾到过许多地区；无论在店铺，在公事房，在田野，到处我都看到，这里的居民仿佛都在赎罪一样，从事着成千种的惊人苦役。我曾经听说过婆罗门教的教徒，坐在四面火焰之中，眼盯着太阳，或在烈火的上面倒悬着身体；或侧转了头望青天，“直到他们无法恢复原状，更因为脖子是扭转的，所以除了液体，别的食品都不能流入胃囊中”，或者，终生用一条铁链，把自己锁在一株树下：或者，像毛毛虫一样，用他们的身体来丈量帝国的广袤土地；或者，他们独脚站立在柱子顶上——然而啊，便是这种有意识的赎罪苦行，也不见得比我天天看见的景象更不可信，更使人心惊肉跳。赫拉克勒斯从事的十二个苦役跟我的邻居所从事的苦役一比较，简直不算一回事，因为他一共也只有十二个，做完就完了，可是我从没有看到过我的邻人杀死或捕获过任何怪兽，也没有看到过他们做完过任何苦役。他们也没有依俄拉斯这样的赫拉克勒斯的忠仆，用一块火红的烙铁，来烙印那九头怪兽，它是被割去了一个头，还会长出两个头来的。我看见青年人，我的市民同胞，他们的不幸是，生下地来就继承了田地、庐舍、谷仓、牛羊和农具；得到它们倒是容易，舍弃它们可困难了。他们不如诞生在空旷的牧场上，让狼来给他们喂奶，他们倒能够看清楚了，自己是在何等的环境辛勤劳动。谁使他们变成了土地的奴隶？为什么有人能够享受六十英亩田地的供养，而更多人却命定了，只能啄食尘土呢？为什么他们刚生下地，就得自掘坟墓？他们不能不过人的生活，不能不推动这一切，一个劲儿地做工，尽可能地把光景过得好些。我曾遇见过多少个可怜的、永生的灵魂啊，几乎被压死在生命的负担下面，他们无法呼吸，他们在生命道上爬动，推动他们前面的一个七十五英尺长，四十英尺宽的大谷仓，一个从未打扫过的奥吉亚斯的牛圈，还要推动上百英亩土地，锄地、芟草，还要放牧和护林！可是，另一些并没有继承产业的人，固然没有这种上代传下的、不必要的磨难，却也得为他们几立方英尺的血肉之躯，委屈地生活，拼性命地做工哪。人可是在一个大错底下劳动的啊。人的健美的躯体，大半很快地被犁头耕了过去，化为泥土中的肥料。像一本经书里说的，一种似是而非的，通称“必然”的命运支配了人，他们所积累的财富，被飞蛾和锈霉再腐蚀掉，并且招来了胠箧的盗贼。这是一个愚蠢的生命，生前或者不明白，到临终，人们终会明白的，据说，杜卡利盎和彼尔在创造人类时，是拿石头扔到背后去。诗云：Inde genus durum sumus，experiensque laborum，Et doeumenta damus qua simus origine nati.后来，罗利也吟咏了两句响亮的诗：“从此人心坚硬，任劳任怨，证明我们的身体本是岩石。”真是太盲目地遵守错误的神示了，把石头从头顶扔到背后去，也不看一看它们坠落到什么地方去。大多数人，即使是在这个比较自由的国土上的人们，也仅仅因为无知和错误，满载着虚构的忧虑，忙不完的粗活，却不能采集生命的美果。操劳过度，使他们的手指粗笨了，颤抖得又大厉害，不适用于采集了。真的，劳动的人，一天又一天，找不到空闲来使得自己真正地完整无损；他无法保持人与人间最勇毅的关系；他的劳动，一到市场上，总是跌价。除了做一架机器之外，他没时间来做别的。他怎能记得他是无知的呢——他是全靠他的无知而活下来的——他不经常绞尽脑汁吗？在评说他们之前，我们先要兔费地使他穿暖、吃饱，并用我们的兴奋剂使他恢复健康。我们天性中最优美的品格，好比果实上的粉霜一样，是只能轻手轻脚，才得保全的。然而，人与人之间就是没有能如此温柔地相处。读者之中，这些个情况我们都知道，有人是穷困的，觉得生活不容易，有时候，甚而至于可以说连气也喘不过来。我毫不怀疑在本书的读者之中，有人不能为那吃下了肚的全部饭食和迅速磨损或已经破损的衣着付出钱来，好容易忙里偷了闲，才能读这几页文字，那还是从债主那里偷来的时间。你们这许多人过的是何等低卑、躲来躲去的生活啊，这很明显，因为我的眼力已经在阅历的磨刀石上磨利了；你们时常进退维谷，要想做成一笔生意来偿清债务，你们深陷在一个十分古老的泥沼中，拉丁文的所谓aes alienum——别人的铜币中，可不是有些钱币用铜来铸的吗；就在别人的铜钱中，你们生了，死了，最后葬掉了；你们答应了明天偿清，又一个明天偿清，直到死在今天，而债务还未了结；你们求恩，乞怜，请求照顾，用了多少方法总算没有坐牢；你们撒谎，拍马，投票，把自己缩进了一个规规矩矩的硬壳里，或者吹嘘自己，摆出一副稀薄如云雾的慷慨和大度的模样，这才使你们的邻人信任你，允许你们给他们做鞋子，制帽子，或上衣，或车辆，或让你们给他们代买食品；你们在一只破箱笼里，或者在灰泥后面的一只袜子里，塞进了一把钱币，或者塞在银行的砖屋里，那里是更安全了；不管塞在哪里，塞多少，更不管那数目是如何地微少，为了谨防患病而筹钱，反而把你们自己弄得病倒了。有时我奇怪，何以我们如此轻率，我几乎要说，竟然实行了罪恶昭彰的、从外国带进黑奴来的奴役制度。有那么多苛虐而熟练的奴隶主，奴役了南方和北方的奴隶。一个南方的监守人是毒辣的，而一个北方的监守人更加坏，可是你们自己做起奴隶的监守人来是最最坏的。谈什么——人的神圣！看大路上的赶马人，日夜向市场赶路，在他们的内心里，有什么神圣的思想在激荡着呢？他们的最高职责是给驴马饲草饮水！和运输的赢利相比较，他们的命运算什么？他们还不是在给一位繁忙的绅士赶驴马？他们有什么神圣，有什么不朽呢？请看他们匍伏潜行，一整天里战战兢兢，毫不是神圣的，也不是不朽的，他们看到自己的行业，知道自己是属于奴隶或囚徒这种名称的人。和我们的自知之明相比较，公众舆论这暴戾的君主也显得微弱无力。正是一个人怎么看待自己，决定了此人的命运，指向了他的归宿。要在西印度的州省中谈论心灵与想象的自我解放，可没有一个威勃尔福司来促进呢。再请想一想，这个大陆上的妇人们，编织着梳妆用的软垫，以便临死之日用，对她们自己的命运丝毫也不关心！仿佛磋跎时日还无损于永恒呢。人类在过着静静的绝望的生活。所谓听天由命，正是肯定的绝望。你从绝望的城市走到绝望的村庄，以水貂和麝鼠的勇敢来安慰自己。在人类的所谓游戏与消遣底下，甚至都隐藏着一种凝固的、不知又不觉的绝望。两者中都没有娱乐可言，因为工作之后才能娱乐。可是不做绝望的事，才是智慧的一种表征。当我们用教义问答法的方式，思考着什么是人生的宗旨，什么是生活的真正的必需品与资料时，仿佛人们还曾审慎从事地选择了这种生活的共同方式，而不要任何别的方式似的。其实他们也知道，舍此而外，别无可以挑选的方式。但清醒健康的人都知道，太阳终古常新。抛弃我们的偏见，是永远不会来不及的。无论如何古老的思想与行为，除非有确证，便不可以轻信。在今天人人附和或以为不妨默认的真理，很可能在明天变成虚无缥缈的氤氲，但还会有人认为是乌云，可以将一阵甘霖洒落到大地上来。把老头子认为办不到的事来试办一下，你往往办成功了。老人有旧的一套，新人有新的一套。古人不知添上燃料便可使火焰不灭：新人却把干柴放在水壶底下：谚语说得好：“气死老头子”，现在的人还可以绕着地球转，迅疾如飞鸟呢。老年人，虽然年纪一把，未必能把年轻的一代指导得更好，甚至他们未必够得上资格来指导；因为他们虽有不少收获，却也已大有损失。我们可以这样怀疑，即使最聪明的人，活了一世，他又能懂得多少生活的绝对价值呢。实际上，老年人是不会有什么极其重要的忠告给予年轻人的。他们的经验是这样地支离破碎，他们的生活已经是这样地惨痛的失败过了，他们必须知道大错都是自己铸成的；也许，他们还保留若干信心，这与他们的经验是不相符合的，却可惜他们已经不够年轻了。我在这星球上生活了三十来年，还没有听到过老长辈们一个字，可谓有价值的，堪称热忱的忠告的。他们什么也没告诉过我，也许他们是不能告诉我什么中肯的意见了。这里就是生命，一个试验，它的极大部分我都没有体验过；老年人体验过了，但却于我无用。如果我得到了我认为有用的任何经验，我一定会这样想的，这个经验嘛，我的老师长们可是提都没有提起过的呢。有一个农夫对我说：“光吃蔬菜是活不了的，蔬菜不能供给你骨骼所需要的养料；”这样他每天虔诚地分出了他的一部分时间，来获得那种可以供给他骨骼所需的养料；他一边说话，一边跟在耕牛后面走，让这条正是用蔬菜供养了它的骨骼的耕牛拖动着他和他的木犁不顾一切障碍地前进。某些事物，在某些场合，例如在最无办法的病人中间，确是生活的必需资料，却在另一些场合，只变成了奢侈品，再换了别样的场合，又可能是闻所未闻的东西。有人以为人生的全部，无论在高峰之巅或低陷之谷，都已给先驱者走遍，一切都已被注意到了。依熙爱芙琳的话：“智慧的所罗门曾下令制定树木中间应有的距离；罗马地方官也曾规定，你可以多少次到邻家的地上去拣拾那落下来的橡实而不算你乱闯的，并曾规定多少份橡实属于邻人。”希波克拉底甚至传下了剪指甲的方法，剪得不要太短或太长，要齐手指头。无疑问的，认为把生命的变易和欢乐都消蚀殆尽的那种烦谦和忧闷，是跟亚当同样地古老的。但人的力量还从未被衡量出来呢；我们不能根据他已经完成的事来判断他的力量，人做得少极了。不论你以前如何失败过，“别感伤，我的孩子，谁能指定你去做你未曾做完的事呢？”我们可以用一千种简单的方法来测定我们的生命；举例以明之，这是同一个太阳，它使我种的豆子成熟，同时竟然照耀了像我们的地球之类的整个太阳系。如果我记住了这一点，那就能预防若干的错误。可是我锄草时并没有这样去想。星星是何等神奇的三角形的尖顶！字宙各处，有多少远远隔开的不同的物种在同时思考着同一事实啊！正如我们的各种体制一样，大自然和人生也是变化多端的。谁能预知别人的生命有着什么远景？难道还有比一瞬之间通过彼此的眼睛来观察更伟大的奇迹吗？我们本应该在一小时之内就经历了这人世的所有时代；是的，甚至经历了所有时代中所有的世界。历史、诗歌、神话！——我不知道读别人的经验还有什么能像读这些这样地惊人而又详尽的。凡我的邻人说是好的，有一大部分在我灵魂中却认为是坏的，至于我，如果要有所仟悔，我悔恨的反而是我的善良品行。是什么魔鬼攫住了我，使我品行这样善良的呢？老年人啊，你说了那些最聪明的话，你已经活了七十年了，而且活得很光荣，我却听到一个不可抗拒的声音，要求我不听你的话。新的世代抛弃前一代的业绩，好像它们是些搁浅的船。我想，我们可以泰然相信，比我们实际上相信的，更加多的事物。我们对自己的关怀能放弃多少，便可以忠实地给别人多少的关怀。大自然既能适应我们的长处，也能适应我们的弱点。有些人无穷无尽的忧患焦虑，成了一种几乎医治不好的疾病。我们又生就的爱夸耀我们所做工作的重要性；然而却有多少工作我们没有做！要是我们病倒了，怎么办呢？我们多么谨慎！决心不依照信仰而生活，我们尽可能避免它，从早到晚警戒着，到夜晚违心地析祷着，然后把自己交托给未定的运数。我们被迫生活得这样周到和认真，崇奉自己的生活，而否定变革的可能。我们说，只能这样子生活呵；可是从圆心可以画出多少条半径来，而生活方式就有这样的多。一切变革，都是值得思考的奇迹，每一刹那发生的事都可以是奇迹。孔夫予曾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当一个人把他想象的事实提炼为他的理论之时，我预见到，一切人最后都要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筑起他们的生活来。让我们思考一下，我前面所说的大多数人的忧虑和烦恼又是些什么，其中有多少是必须忧虑的，至少是值得小心对待的呢？虽然生活在外表的文明中，我们若能过一过原始性的、新开辟的垦区生活还是有益处的，即使仅仅为了明白生活必需品大致是些什么，及如何才能得到这些必需品，甚至翻一翻商店里的古老的流水账，看看商店里经常出售些什么，又存积哪些货物，就是看看最杂的杂货究竟是一些什么也好。时代虽在演进，对人类生存的基本原则却还没有发生多少影响：好比我们的骨骼，跟我们的祖先的骨骼，大约是区别不出来的。所谓生活必需品，在我的意思中，是指一切人用了自己的精力收获得来的那种物品：或是它开始就显得很重要，或是由于长久的习惯，因此对于人生具有了这样的重要性，即使有人尝试着不要它，其人数也是很少的，他们或者是由于野蛮，或是出于穷困，或者只是为了一种哲学的缘故，才这么做的。对于许多人，具有这样的意义的生活必需品只有一种，即食物。原野上的牛只需要几英寸长的可咀嚼的青草和一些冷水；除非加上了它们要寻求的森林或山荫的遮蔽。野兽的生存都只需要食物和荫蔽之处。但人类，在天时中，其生活之必需品可分为：食物、住宅、衣服和燃料；除非获有这些，我们是无法自由地面对真正的人生问题的，更无法展望成就了。人不仅发明了屋子，还发明了衣服，煮熟了食物；可能是偶然发现了火焰的热度，后来利用了它，起先它还是奢侈品哩，而到目前，烤火取暖也是必需品了。我们看到猫狗也同样地获得了这个第二天性。住得合适，穿得合适，就能合理地保持体内的热度，若住得和穿得太热的话，或烤火烤得太热时，外边的热度高于体内的热度，岂不是说在烘烤人肉了吗？自然科学家达尔文说起火地岛的居民，当他自己一伙人穿着衣服还烤火，尚且不觉得热，那时luoti(被禁止)的野蛮人站得很远，却使人看到了大为吃惊，他们“被火焰烘烤得竟然汗流浃背了”。同样，据说新荷兰人赤裸身体而泰然自若地跑来跑去，欧洲人穿了衣服还颤抖呢。这些野蛮人的坚强和文明人的睿智难道不能够相提并论吗？按照李比希的说法，人体是一只炉子，食物是保持肺部内燃的燃料。冷天我们吃得多，热天少。动物的体温是缓慢内燃的结果，而疾病和死亡则是在内燃得太旺盛的时候发生的；或者因为燃料没有了，或者因为通风装置出了毛病，火焰便会熄灭。自然，我们不能把生命的体温与火焰混为一谈，我们的譬喻就到此为止。所以，从上面的陈述来看，动物的生命这一个词语可以跟动物的体温作为同义语用：食物，被作为内燃的燃料，——煮熟食物的也是燃料，煮熟的食物自外吞入体内，也是为增加我们体内热量的，——此外，住所和衣服，也是为了保持这样地产生和吸收的热量的。所以，对人体而言，最大的必需品是取暖，保持我们的养身的热量。我们是何等地辛苦，不但为了食物、衣着、住所，还为了我们的床铺——那些夜晚的衣服而辛苦着，从飞鸟巢里和飞鸟的胸脯上，我们掠夺羽毛，做成住所中的住所，就像鼹鼠住在地窟尽头草叶的床中一样！可怜人常常叫苦，说这是一个冰冷的世界；身体上的病同社会上的病一样，我们大都归罪于寒冷。在若干地区，夏天给人以乐园似的生活。在那里除了煮饭的燃料之外，别的燃料都不需要；太阳是他的火焰，太阳的光线煮熟了果实；大体说来，食物的种类既多，而且又容易到手，衣服和住宅是完全用不到的，或者说有一半是用不到的。在目前时代，在我们国内，根据我自己的经验，我觉得只要有少数工具就足够生活了，一把刀，一柄斧头，一把铲子，一辆手推车，如此而已，对于勤学的人，还要灯火和文具，再加上儿本书，这些已是次要的必需品，只要少数费用就能购得。然而有些人就太不聪明，跑到另一个半球上，跑到蛮荒的、不卫生的区域里，做了十年二十年生意，为了使他们活着，——就是说，为了使他们能舒适而温暖——，最后回到新英格兰来，还是死了。奢侈的人不单舒适了温暖了，而且热得不自然；我已经在前面说过，他们是被烘烤的，自然是很时髦地被烘烤的。大部分的奢侈品，大部分的所谓生活的舒适，非但没有必要，而且对人类进步大有妨碍。所以关于奢侈与舒适，最明智的人生活得甚至比穷人更加简单和朴素。中国、印度、波斯和希腊的古哲学家都是一个类型的人物，外表生活再穷没有，而内心生活再富不过。我们都不够理解他们。然而可惊的一点是，我们居然对于他们知道得不少呢。近代那些改革家，各民族的救星，也都如此。唯有站在我们所谓的甘贫乐苦这有利地位上，才能成为大公无私的聪明的观察者。无论在农业，商业，文学或艺术中，奢侈生活产生的果实都是奢侈的。近来是哲学教授满天飞，哲学家一个没有。然而教授是可羡的，因为教授的生活是可羡的。但是，要做一个哲学家的活，不但要有精美的思想，不但要建立起一个学派来，而且要这样地爱智慧，从而按照了智慧的指示，过着一种简单、独立、大度、信任的生活。解决生命的一些问题，不但要在理论上，而且要在实践中。大学问家和思想家的成功，通常不是帝王式的，也不是英豪式的，反而是朝臣式的成功。他们应付生活，往往求其与习俗相符合，像他们的父辈一般，所以一点不能成为更好的人类的始祖。可是，为什么人类总在退化？是什么使得那些家族没落的？使国家衰亡的糜侈是什么性质的呢？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能否确定自己并未这样？哲学家甚至在生活的外形上也是处在时代前列的。他不像他同时代人那样地吃喝、居住、穿着、取暖。一个人既是哲学家，怎会没有比别人更好的养身的保持体温的方法呢？人已在我所描写的几种方式下暖和了，其次他要干什么呢？当然不会是同等样的更多的温暖。他不会要求更多更富足的食物，更大更光耀的房屋，更丰富更精美的衣服，更多更持久更灼热的火炉等等了。他在得到了这些生命所必需的事物之后，就不会要过剩品而要有另一些东西；那就是说免于卑微工作的假期开始了，现在他要向生命迈进了。泥土看来是适宜于种子的，因为泥土使它的胚根向下延伸，然后它可以富有自信地使茎向上茁长。为什么人在泥土里扎了根之后，不能援例向天空伸展呢？——因为那些更高贵的植物的价值是由远离地面的、最后在空气和日光中结成的果实来评定的，而不是像对待那低卑蔬菜的那样。蔬菜就算是两年生的植物，那也只是被培植到生好根以后，而且常被摘去顶枝，使得许多人在开花的季节都认不得它们。我可不想给一些性格坚强的人定什么规章，他们不论在天堂地狱，都会专注于自己的事业，他们甚至比最富者建筑得更宏伟，挥霍得更厉害，却不会因而贫团，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如何生活的，——如果确实像人们梦想着的，有这种人存在的话；另外我也不给另一种人定出规章，他们是从事物的现状中得到鼓励，得到灵感，像情人一样热烈地珍爱现实——我认为我自己也属于这种人的：还有那些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安居乐业，不管他们知不知道自己是否安居乐业，那些人，我也不是向他们说话的。我主要是向那些不满足的人说话，他们在应该可以改善生活的时候，却偏偏只是懒洋洋地诉说他们的命苦和他们那时代的悲惨。有些人对任何事情，都叫苦连天，不可救药地诉不完的苦，因为据他们说，他们是尽了他们的职责的。但我心目之中还有一种人，这种人看来阔绰、实际却是所有阶层中贫困得最可怕的，他们固然已积蓄了一些闲钱，却不懂得如何利用它，也不懂得如何摆脱它，因此他们给自己铸造了一副金银的镣铐。如果说一说我曾希望如何度过往昔岁月中的生命，我会使许多熟悉我实际情况的读者感到奇怪，更会使对我不熟悉的人大为惊讶。我只略述我心头的几件事就行了。在任何气候任何时辰，我都希望及时改善我当前的状况，并要在手杖上刻下记号；过去和未来的交叉点正是现在，我就站在这个起点上。请原谅我说话晦涩。我那种职业比大多数人的有更多的秘密。不是我故意要保密，而是我这种职业有这种特点。我极愿把所知的全都说出来，在我的门口并没有“不准入内，的招牌。很久以前我丢失了一头猎犬，一匹栗色马和一只斑鸠，至今我还在追踪它们。我对许多旅客描述它们的情况、踪迹以及它们会响应怎样的叫唤。我曾遇到过一二人，他们曾听见猎犬吠声，奔马蹄音，甚至还看到斑鸠隐入云中。他们也急于追寻它们回来，像是他们自己遗失了它们。不仅要观日出和黎明，如果可能，还要瞻仰大自然本身！多少个冬夏黎明，还在任何邻居为他们的事务奔波之前，我就出外干我的事了！许多市民无疑都曾见到我干完事口来，清晨赶到波士顿的农夫，或去干活的樵夫都遇到过我。真的，我虽没有具体地助日出以一臂之力，可是不要怀疑，在日出之前出现是最重要的事了。多少个秋天的，嗳，还有冬天的日子，在城外度过，试听着风声，听了把它传布开来！我在里面几乎投下全部资金，为这笔生意而迎着寒风，使我连气都喘不过来了。如果风声中有两党政治的信息，一定是一些党的机关报上抢先发表了的。别些时候，守望在高岗或树梢的观察台上，用电信宣布有任何新的客人到来，或守候在山巅黄昏中，等待夜幕降落，好让我抓到一些东西，我抓到的从来就不多，这不多的却好像是“天粮”一样，那是会在太阳底下消溶的。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是一家报纸的记者，报纸销路不广，而编辑从来不觉得我写的一大堆东西是可用的，所以，作家们都有同感，我忍受了很大苦痛，换来的只是我的劳动。然而在这件事上，苦痛又是它自身的报酬。很多年来，我委任我自己为暴风雪与暴风雨的督察员，我忠心称职；又兼测量员，虽不测量公路，却测量森林小径和捷径，并保它们畅通，我还测量了一年四季都能通行的岩石桥梁，自有大众的足踵走来，证实它们的便利。我也曾守护过城区的野兽，使忠于职守的牧人要跳过篱笆，遇到过许多的困难；我对于人迹罕到的田庄的角隅也特别注意：却不大知道约那斯或所罗门今天在哪一块田地上工作；因为这已不是我份内的事了。我给红色的越橘，沙地上的樱桃树和荨麻，红松和黑愕，白葡萄藤和黄色的紫罗兰花都浇过水，否则在天气干燥的季节中，它们可能会枯萎的。简单他说，我这样子干了很久（我一点不夸耀），我忠心耿耿地管理我的这些事，直到后来越来越明白了，市民们是不愿意把我包括在公职人员的名单之内，也不愿意给我一笔小小的薪俸，让我有个挂名职务的。我记的账，我可以赌咒是很仔细的，真是从未被查对过，也不用说核准了，更不用说付款，结清账目了，好在我的心思也不放在这上西。不久以前，一个闲步的印第安人到我的邻舍一位著名律师家中兜卖篮子。“你们要买篮子吗？”他说。口答是“不，我们不要”。“什么！”印第安人出门叫道，“你们想要饿死我们吗？”看到他的勤劳的白种人邻居，生活得如此富裕——因为律师只要把辩论之词编织起来，就像有魔术似的，富裕和地位都跟着来了——因而这印第安人曾自言自语：我也要做生意了；我编织篮子；这件事是我能做的。他以为编织好篮子就完成了他的一份，轮下来就应该是自种人向他购买了。他却不知道，他必须使人感到购买他的篮于是值得的，至少得使别人相信，购买这一只篮于是值得的，要不然他应该制造别一些值得叫人购买的东西。我也曾编织了一种精巧的篮子，我并没有编造得使人感到值得购买它。在我这方页，我一点不觉得我犯不着编织它们，非但没有去研究如何编织得使人们觉得更加值得购买，我倒是研究了如何可以避免这买卖的勾当。人们赞美而认为成功的生活，只不过是生活中的这么一种。为什么我们要夸耀这一种而贬低别一种生活呢？发现市民同胞们大约是不会在法院中，教堂中，或任何别的地方给我一个职位的了，我只得自己改道，于是我比以往更专心地把脸转向了森林，那里的一切都很熟识我。我决定立刻就开业，不必等候通常的所谓经费了，就动用我手上已经有的一点儿微薄的资财吧。我到瓦尔登湖上去的目的，并不是去节俭地生活，也不是去挥霍，而是去经营一些私事，为的是在那儿可以尽量少些麻烦；免得我因为缺乏小小的常识，事业又小，又不懂得生意经，做出其傻甚于凄惨的事情来。我常常希望获得严格的商业习惯；这是每一个人都不能缺少的。如果你的生意是和天朝帝国往来的，你得在海岸上有个会计室，设在某个撒勒姆的港口，确定了这个就够了。你可以把本国出品，纯粹的土产输出，许多的冰、松木和一点儿花岗石，都是本土本乡的地道产品。这一定是好生意。亲自照顾一切大小事务；兼任领航员与船长，业主与保险商；买进卖出又记账；收到的信件每封都读过，发出的信件每封都亲自撰写或审阅；日夜监督进口货的卸落；几乎在海岸上的许多地方，你都同时出现了似的；——那装货最多的船总是在泽西岸上卸落的；——自己还兼电报员，不知疲倦地发通讯到远方去，和所有驰向海岸的船只联络；稳当地售出货物，供给远方的一个无餍足的市场，既要熟悉行情，你还要明了各处的战争与和平的情况，预测贸易和文明的趋向；——利用所有探险的成果，走最新的航道，利用一切航海技术上的进步；——再要研究海图，确定珊瑚礁和新的灯塔、浮标的位置，而航海图表是永远地改而又改，因为着计算上有了一点错误，船只会冲撞在一块岩石上而至于粉碎的，不然它早该到达了一个友好的码头了——，此外，还有拉·贝鲁斯的未知的 命运；——还得步步跟上字宙科学，要研究一切伟大的发现者、航海家、探险家和商人，从迦 探险家饭能和腓尼基人直到现在所有这些人的一生，最后，时刻要记录栈房中的货物，你才知道自己处于什么位置上。这真是一个辛苦的劳役，考验着一个人的全部官能，——这些赢利或损失的问题，利息的问题，扣除皮重的计算问题，一切都要确实数字，非得有全宇宙的知识不可啊。我想到瓦尔登湖会是个做生意的好地方，不但因为那铁路线和贮冰的行业; 这里是有许多的便利，或许把它泄露出来并不是一个好方针；这是一个良好港口，有一个好基础。你不必填没那些好像涅瓦河区的沼泽；虽然到处你都得去打桩奠基。据说，涅瓦河要是涨了水，刮了西风，流来的冰块可以把圣彼得堡一下子从大地的表面上冲掉的。鉴于我这行业是没有通常的经费先行交易的，所以我从什么地方得到凡是这样的行业都不能缺少的东西呢，也许不容易揣测吧。让我们立刻说到实际问题上来，先说衣服，我们采购衣服，常常是由爱好新奇的心理所引导的，并且关心别人对它的部意见，而不大考虑这些衣服的真实用处。让那些有工作做的人记着穿衣服的目标，第一是保持养身的体温，第二是为了在目前的社会中要把赤身露体来遮盖；现在，他可以判断一下，有多少必需的重要工作可以完成，而不必在衣橱中增添什么衣服。国王和王后的每一件衣服都只穿一次，虽然有御裁缝专司其事，他们却不知道穿上合身衣服的愉快。他们不过是挂干净衣服的木架。而我们的衣服，却一天天地跟我们同化了，印上了穿衣人的性格，直到我们舍不得把它们丢掉，要丢掉它们，正如抛弃我们的躯体那样，总不免感到恋恋不舍，要看病吃药作些补救，而且带着十分沉重的心情。其实没有人穿了有补钉的衣服而在我的眼里降低了身份；但我很明白，一般人心里，为了衣服忧思真多，衣服要穿得入时，至少也要清洁，而且不能有补钉，至于他们有无健全的良心，从不在乎。其实，即使衣服破了不补，所暴露的最大缺点也不过是不考虑小洞之会变成大洞。有时我用这样的方法来测定我的朋友们，——谁肯把膝盖以上有补钉的，或者只是多了两条缝的衣服，穿在身上？大多数人都好像认为，如果他们这样做了，从此就毁了终身。宁可跛了一条腿进城，他们也不肯穿着破裤子去。一位绅士有腿伤，是很平常的事，这是有办法补救的；如果裤脚管破了，却无法补救；因为人们关心的并不是真正应该敬重的东西，只是关心那些受人尊敬的东西。我们认识的人很少，我们认识的衣服和裤子却怪多。你给稻草人穿上你最后一件衣服，你自己不穿衣服站在旁边，哪一个经过的人不马上就向稻草人致敬呢？那天，我经过一片玉米田，就在那头戴帽子、身穿上衣的木桩旁边，我认出了那个农田主人。他比我上一回看见他，只不过凤吹雨打更显得憔悴了一些。我听说过，一条狗向所有穿了衣服走到它主人的地方来的人吠叫，却很容易被一个luoti(被禁止)的窃贼制服，一声不响。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啊，没有衣服的话，人们将能多大地保持他们的身份？没有了衣服的话，你能不能在任何一群文明人中间，肯定地指出谁个最尊贵？斐斐夫人在她周游世界，从东到西的旅行中，当她非常地接近了亚洲的俄罗斯，要去谒见当地长官的时候，她说，她觉得不能再穿旅行服装了，因为她“现在是在一个文明国家里面，那里的人民是根据衣服来评价人的”。即使在我们这号称民主的新英格兰城中，只要有钱穿得讲究住得阔绰，具有了那种偶然的因素，他就受尽了众人的敬仰。可是，这些敬仰着的众人，人数真多，都是异教徒，所以应该派遣一个传教士前去。话说回来，衣服是要缝纫的，缝纫可是一种所谓无穷无尽的工作；至少，一个女人的衣服是从没有完工的一天的。一个人，到后来，找到工作做了，其实并不要他穿上新衣服去上工的；旧衣服就行了，就是那些很久地放在阁楼中，积起了灰尘的fH衣服。一个英雄穿IR鞋子的时间倒要比他的跟班穿它们的时间长——如果说，英雄也有限班的活——至于赤脚的历史比穿鞋子更悠久了，而英雄是可以赤脚的。只有那些赴夜宴，到立法院去的人必须穿上新衣服，他们换了一件又一件，正如那些地方换了一批又一批人。可是，如果把我的短上衣和裤子穿上身，帽子戴上鞋子穿上，便可以礼拜上帝的话，那未有这些也就够了，不是吗？谁曾注意到他的破衣服——真的已经穿得破敝不堪了，变成了当初的原料，就是送给一个乞儿也算不得行善了，说不定那乞儿还要拿它转送给一个比他更贫苦的人，那人倒可以说是最富有的，因为最后还是他什么都不要还可以过活的呢。我说你得提防那些必须穿新衣服的事业，尽可不提防那些穿新衣服的人。如果没有新的人，新衣服怎么能做得合他的身？如果你有什么事业要做，穿上旧衣服试试看。人之所需，并不是要做些事，而是要有所为，或是说，需有所是。也许我们是永远不必添置新衣服的，不论旧衣服已如何破敝和肮脏，除非我们已经这般地生活了，或经营了，或者说，已向着什么而航行了，在我们这古老的躯壳里已有着新的生机了，那时若还是依然故我，便有旧瓶装新酒之感了。我们的换羽毛的季节，就像飞禽的，必然是生命之中一个大的转折点。潜鸟退到僻静的池塘边去脱毛。蛇蜕皮的情形也是如此，同样的是蛹虫的出茧。都是内心里孜孜扩展着的结果；衣服不过是我们的最表面的角质，或者说，尘世之烦恼而已。要不然我们将发现我们在伪装底下行进，到头来必不可兔地将披人类及我们自己的意见所唾弃。我们穿上一件衣服又一件，好像我们是外生植物一样，靠外加物来生长的。穿在我们最外面的，常常是很薄很花巧的衣服，那只是我们的表皮，或者说，假皮肤，并不是我们的生命的一部分，这里那里剥下来也并不是致命伤；我们经常穿着的、较厚的衣服，是我们的细胞壁，或者说，皮层；我们的衬衣可是我们的韧皮，或者说，真正的树皮，剥下来的话，不能不连皮带肉，伤及身体的。我相信所有的物种，在某些季节里都穿着有类似衬衣的东西。一个人若能穿得这样简单，以至在黑暗中都能摸到自己，而且他在各方面都能生活得周密，有备而无恐，那未，即使敌人占领了城市，他也能像古代哲学家一样，空手徒步出城，不用担什么心思。一件厚衣服的用处，大体上可跟三件薄的衣服相同，便宜的衣服可以用真正适合顾客财力的价格买到，一件厚厚的上衣五元就可以买到了，它可以穿上好几年，厚厚的长裤两元钱，牛皮靴一元半，夏天的帽子不过一元的四分之一，冬天的帽子六毛两分半，或许还可以花上一笔极少的钱，自己在家里制一顶更好的帽子，那穿上了这样的一套自己辛勤劳动赚来的衣服，哪里还是贫穷，难道会没有聪明人来向他表示敬意吗？当我定做一件特别式样的衣服时，女裁缝郑重其事地告诉我，“现在他们不时行这个式样了，”说话中一点没有强调“他们”两字，好像她说的是跟命运之神一样的某种非人的权威，我就很难于得到我自己所需要的式样了，因为她不相信我是当真他说话的，她觉得我太粗莽了。而我，一听到这神示似的文句，就有一会儿沉思，把每一个字都给我自己单个地强调了一下，好让我明白它的意思，好让我找出他们和我有怎么样的血缘关系，在一件与我如此密切有关的事上，他们有什么权威；最后，我决定用同样神秘的方式来答复她，所以也不把“他们”两字强调。——“真的，近来他们并不时行这个式样，可是现在他们又时行这个了。”她量了我的身材，但没有量我的性格，只量了我肩宽，好像我是一个挂衣服的钉子，这样量法有什么用处？我们并不崇拜娴雅三女神，也不崇拜帕尔茜。我们崇拜时髦。她纺织，剪裁，全权处理。巴黎的猴王戴上了一顶旅行帽，全美国的猴子学了样。有时我很失望，这个世界上，可有什么十分简单而老实的事是通过人们的帮助而能办成功的？必须先把人们透过一个强有力的压榨机，把他们的旧观念压榨出来，使他们不再能够马上用两条腿直立，到那时你看人群中，有的人脑子里是长蛆虫的，是从不知什么时候起就放在那里的卵里孵化出来的，连烈火也烧不完这些东西；要不这样做，什么劳力都是白费。总之，我们不要忘记，埃及有一种麦子是一个木乃伊传下来，一直传到了我们手里的。整个说来，这国或别国的服装已达到了一种艺术的尊贵地位的这类话是不能成立的。目前的人，还是有什么，穿什么。像破碎的舟上的水手漂到岸上，找得到什么就穿什么，他们还站得隔开一点，越过空间的或时间的距离，而嘲笑着彼此的服装呢。每一代人都嘲笑老式样，而虔诚地追求新式样。我们看到亨利八世或伊丽莎白女王的装束，就要好笑，仿佛他们是食人岛上的岛王和岛后一样。衣服没有了人，就可怜和古怪起来。抑制住哗笑，并且使任何人的衣服庄严起来的，乃是穿衣人的严肃地显现的两眼和穿衣人在衣服之中过的真诚的生活。穿着斑斓衣衫的丑角如果突然发疝痛了，他的衣服也就表现了这痛楚的情绪。当士兵中了炮弹，烂军装也宛如高贵的紫袍。男女都爱好新式样，这种稚气的、蛮夷的趣味使多少人转动眼珠和眯起眼皮看着万花筒，好让他们来发现今天这一代需要什么样的式样。制造商人早知道他们的趣味只是反复无常的。两种式样，其不同只有几条丝线，而颜色多少还是相似的，一件衣服立刻卖掉了，另一件却躺在货架上，常常在过了一个季节之后，后者又成了最时髦的式样。在身上刺花，比较起来真还不算是人们所说的可怕的习气呢。这并不仅仅因为刺花是深入皮肤，不能改变就变得野蛮的。我不相信我们的工厂制度是使人们得到衣服穿的最好的办法。技工们的情形是一天一天地更像英国工厂里的样子了，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据我听到或观察到的，原来那主要的目标，并不是为了使人类可以穿得更好更老实，而无疑的，只是为了公司要赚钱。往长远处看去，人类总能达到他们的目标的，因此尽管事情一时之间是要失败的，目标还是不妨定得崇高些。至于住所，我并不否认这现在是一种生活必需品了，虽然有很多例子可以说明，很久以来比这里更为寒冷的国土上都有人能够没有住所照样生活下去，塞牟尔. 莱恩说，“北欧的拉普兰人穿了皮衣，头上肩上套着皮囊，可以一夜又一夜的睡在雪地上——那寒冷的程度可以使穿羊毛衣服的人冻死的。”他亲眼看到他们这样地睡着。接着他说，“可是他们并不比旁人更结实。”大概是人类生活在地球上不多久以后，就发现了房屋的便利，以及家庭生活的安逸，这句话的原意，表示对于房屋感到满足，超过家庭的融乐：然而有的地带，一说到房屋就联想到冬天和雨季，一年里有三分之二时间不用房屋，只要一柄遮阳伞，在这些地方，这样的说法就极其片面，而且只是偶尔适用罢了。我们这一带的气候，以前夏天晚上只要有个遮盖就行了。在印第安人的记录中，一座尖屋是一整天行程的标志，在树皮上刻着或画着的一排尖屋代表他们已经露营了多少次。人类没有壮大的肢体，身材并不魁梧，所以他得设法缩小他的世界，用墙垣来圈起一个适宜于他的空间。最初他是luoti(被禁止)的，在户外的；虽然在温和宁静的气候中，在白昼还非常愉快，可是另外有雨季和冬天，且不说那炎炎赤日，要不是人类赶快用房屋来荫蔽他自己，人种或许早在抽芽的时候就被摧残了。按照传说，亚当和夏娃在穿衣服之前，以枝叶蔽体。人类需要一个家庭，一个温暖的地方，或舒服的地方，但是(禁止)的温暖在先，然后才是感情的温暖啊。我们可以想象那个时候，人类还在婴孩期，有些进取心很强的人爬进岩穴去找荫蔽。每个婴孩都在一定程度上再次重复了这部世界史，他们爱户外，不管雨天和冷天。他们玩房屋的游戏，骑竹马，出于本能。谁不回忆到自己小时候窥望一个洞穴，或走近一个洞穴时的兴奋心情？我们最原始时代的祖先的天性还遗留在我们的体内。从洞穴，我们进步到上覆棕榈树叶树皮树枝，编织拉挺的亚麻的屋顶，又进步到青草和稻草屋顶，木板和盖板屋顶，石头和砖瓦屋顶。最后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是露天的生活了，我们的室内生活比我们自己所想的还要室内化得多。炉火之离开田地可有很大的距离。如果在我们度过白昼和黑夜时，有更多时候是和天体中间没有东西隔开着的，如果诗人并不是在屋脊下面说话说得那么多，如果圣人也不在房屋内住得那么长久的话，也许事情就好了。鸟雀不会在洞内唱歌，白鸽不会在棚子里抚爱它们的真纯。然而，如果有人要打图样造一所住宅，他应该像我们新英格兰人那样的稍为精明一点才好，免得将来他会发现他自己是在一座工场中，或在一座没有出路的迷宫中，或在一所博物院中，或在一所救贫院中，或在一个监狱中，或在一座华丽的陵墓中。先想一想，荫蔽并不见得是绝对必需的。我看见过潘诺勃斯各特河上的印第安人，就在这镇上，他们住在薄棉布的营帐中，四周的积雪约一英尺厚，我想要是雪积得更厚，可以替他们挡风的话，他们一定更高兴。如何使我老实地生活并得到自由来从事我的正当追求，从前这一个问题比现在更使我烦恼，因为我幸亏变得相当麻木了。我常常看到，在铁路旁边，一只大木箱六英尺长三英尺宽，工人们把他们的工具锁在其中过夜，我就想到，每一个觉得日子艰难的人可以花一元钱买这样一只箱子，钻几个洞孔，至少可以放进空气，下雨时和晚上就可以住进去，把箱盖合上，这样他的灵魂便自由了，他可以自由自在地爱他所爱的了。看来这并不很坏，也决不是个可以鄙视的办法。你可以随心所欲，长夜坐而不寐；起身出外时，也不会有什么大房东二房东拦住你要房租。多少人因为要付一只更大而更宏丽的箱子的租金，就烦恼到老死；而他是不会冻死在这样的一只小箱子里的。我一点儿也不是说笑话。经济学这一门科学，曾经受到各种各样的轻视，但它是不可以等闲视之的。那些粗壮结实，在露天过大部分生活的人，曾经在这里盖过一所舒服的房屋，取用的几乎全部是大自然的现成材料。马萨诸塞州垦区的印第安人的总管戈金，曾在一六七四年这样写道：“他们的最好的尖屋用树皮盖顶，干净清爽，紧密而温暖，这些树皮都是在干燥的季节中，从树身上掉下来的，趁树皮还苍翠的时候，用相当重的木材压成巨片。……较蹩脚的尖屋也用灯心草编成的席子盖顶，也很紧密而温暖，只是没有前者那么精美……我所看到的，有的是六十英尺，或一百英尺长，三十英尺宽。……我常常住在他们的尖屋中，发现它跟最好的英国式屋子一样温暖。”他接着还说，室内通常是把嵌花的席子铺在地上和挂在墙壁上的，各种器皿一应俱全。而且印第安人已经进步到能够在屋顶上开洞，放上一张席子，用绳子来开关，控制了通风设施。首先要注意的是，这样的尖屋最多一面天就可以盖起来，只要几个小时就可以拆掉，并且重新搭好，每一家人家都有一座这样的房子，或者占有这样的尖屋中的一个小间。在野蛮状态中的每一家都有一座最好的好住所来满足他们的粗陋而简单的需要；可是，我想，我下面的话还是说得很有分寸的，我说，虽然天空中的飞鸟都有巢，狐狸都有穴，野蛮人都有尖屋，然而在摩登的文明社会中却只有半数家庭是有房子的。在文明特别发达的大城市中，拥有房屋的人只是极小一部分。极大多数人若要身外有所荫蔽，得每年付出一笔租金，在夏天冬天，荫蔽是少不得的，可是这祖金，本已足够他买下一个印第安人的尖屋的，现在却害得他在世上活多久也就贫困多久了。这里，我并不是把租屋与拥有房屋之优劣拿出来做比较，然而很明显的是，野蛮人拥有房屋是因为价格低，而文明人通常租房子住，却是因为他财力够不上拥有房屋。有人就答辩，可怜的文明人只要付了租金，就有了一个住所；和野蛮人的尖屋比较，这房屋岂不像皇官一样？每年只要付租金二十五元至一百元，这是乡区价格，他就得到了经过多少世纪改良才进步的宽敞房间，有清洁的油漆和墙纸、鲁姆福壁炉、内涂泥灰的墙、百叶窗、铜质的抽水机、弹簧锁、宽敞的地窖，还有许多别的东西。然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享受着这一切的，通常总被称为“可怜”的文明人，而没有这一切的野蛮人，却生活得野蛮人似的富足。假若说，文明乃是人的生活条件的一种真正改进，——我想这话是很对的，虽然只有智者才能改进他们的有利条件，——那未，它必然能证明，它不提高价钱就把更好的房屋建造起来；所谓物价，乃是用于交换物品的那一部分生命，或者立即付出，或者以后付出。这一地区的普通房屋也许要八百元一幢，为了节俭地储蓄起这一笔数目的钱，恐怕要一个劳动者十年以至十五年的生命，还必须是没有家累的才行；——这是以每一个人的劳动，每天值一元来计算的，若有人收入多一些，别的人收入就要少一些——这样，他通常必须耗费他的大半辈子生命，才能赚得了他的一幢“尖屋”。假定他依旧是租房居住的，那他还只是在两件坏事中作了一次可疑的选择。野蛮人懂不懂得，在这样的条件底下，用他的尖屋来换得一座皇宫呢？也许有人猜想，拥有这样的多余房屋，是为了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我认为对个人而言，这样做的好处不过是可以够他偿付他的丧葬费罢了。但是人也许是用不到安葬自己的。然而，这里面就指出了文明人和野蛮人中间的一个重要区别；有人给文明人的生活设计了一套制度，无疑是为了我们的好处，这套制度为了保存种族的生活，能使种族的生活更臻完美，却大大牺牲了个人的生活。可是我希望指出，为了得到这好处，我们目前作出何等样的牺牲，我还要建议，我们是可以不作出任何牺牲就得到很多好处的。你说可怜的穷人经常和你在一起，父亲吃了酸葡萄，孩子的牙齿也发酸，说这些话有什么意思呢？“主那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你们在以色列中必不再有用这俗语的因由。”“看啊，世人都是属于我的，为父的怎样属我，为子的也照样属我，犯罪的他必死亡。”当我想到我的邻居时，那些康科德的农夫们，他们的境遇至少同别的阶级一样好，我发现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都已工作了二十年三十年或四十年了，为的是他们可以成为他们农场的真正主人，通常这些农场是附带了抵押权而传给他们的遗产，或许是借了钱买下来的，——我们不妨把他们的劳力中的三分之一，作为房屋的代价，——通常总是他们还没有付清那一笔借款。真的，那抵押权有时还超过了农场的原价，结果农场自身已成了一个大累赘，然而到最后总是有承继的人，正如他自己说的，因为他这个承继人和农场太亲近了。我找评价课税官谈过话，惊诧地发现他们竟然不能够一口气背出十二个拥有农场，而又自由、清白的市民来。如果你要知道这些家宅的实况，你得到银行去问一问抵押的情形。真正能够用劳力来偿付他的农场债务的人是这样地少，如果有的话，每一个邻人都能用手指把他指点出来。我疑心康科德这一带还找不出三个这样的人。说到商人们，则绝大部分商人，甚至一百个中间大约有九十六个是肯定要失败的，农夫也是如此。然而关于商人，其中有一位曾经恰当地指出，他们的失败大都不是由于亏本，而只是由于不方便而没有遵守诺言；这就是说，是由于信用的毁损。这一来，问题就要糟糕得多，而且不禁使人想到前述那三个人的灵魂，说不定将来也不能够得救，也许他们会比那些老老实实地失败的人，在更糟的情况下破产。破产啊，拒付债务啊，是一条条的跳板，我们的文明的一大部分就从那里纵跃上升，翻了跟斗的，而野蛮人却站在饥馑这条没有弹性的木板上。然而，每年在这里举行的米德尔塞克斯耕牛比赛大会，总是光辉灿烂，好像农业的状况还极好似的。农夫们常想用比问题本身更复杂的方式，来解决生活问题。为了需要他的鞋带，他投机在畜牧之中。他用熟练的技巧，用细弹簧布置好一个陷阱，想捉到安逸和独立性，他正要拔脚走开，不料他自己的一只脚落进陷阱里去了。他穷的原因就在这里；而且由于类似的原因，我们全都是穷困的，虽然有奢侈品包围着我们，倒不及野蛮人有着一千种安逸。查普曼歌唱道：“这虚伪的人类社会————为了人间的宏伟至上的欢乐稀薄得像空气。”等到农夫得到了他的房屋，他并没有因此就更富，倒是更穷了，因为房屋占有了他。依照我所能理解的，莫墨斯曾经说过一句千真万确的话，来反对密涅瓦建筑的一座房屋，说她“没有把它造成可以移动的房屋，否则的话就可以从一个恶劣的邻居那儿迁走了”；这里还可以追上一句话，我们的房屋是这样不易利用，它把我们幽禁在里面，而并不是我们居住在里面；至于那需要避开的恶劣的邻居，往往倒是我们的可鄙的“自我”。我知道，在这个城里，至少有一两家，几乎是希望了一辈子，要卖掉他们近郊的房屋，搬到乡村去住，可是始终办不到，只能等将来寿终正寝了，他才能恢复自由。就算大多数人最后是能够占有或者租赁那些有了种种改善的近代房屋的吧。但当文明改善了房屋的时候，它却没有同时改善了居住在房屋中的人。文明造出了皇宫，可是要造出贵族和国王却没那么容易。如果文明人所追求的并不比野蛮人追求的来得更加高贵些，如果他们把大部分的时间都只是用来获得粗鄙的必需品和舒适的生活，那未他何必要有比野蛮人更好的住房呢？可是，那贫穷的少数人如何呢？也许可以看到一点，正如一些人的外表境遇高出于野蛮人，另一些的外表境遇就成正比例地低于他们。一个阶级的奢侈全靠另一个阶级的贫苦来维持。一面是皇宫，另一面是济贫院和“默默无言的贫穷人”。筑造那些法老王陵墓的金字塔的百万工人只好吃些大蒜头，他们将来要像像样样地埋葬都办不到。完成了皇宫上的飞檐，入晚回家的石工，大约是回到一个比尖屋还不如的草棚里。像下面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在一个有一般文明的国家里，大多数居民的情形并没有降低得像野蛮人的那么恶劣。我说的还是一些生活得恶劣的贫穷人，还没有说到那些生活得恶劣的富人呢。要明白这一点，不必看得太远，只消看看铁路旁边，到处都有棚屋，这些是文明中最没有改进的了；我每天散步，看到那里的人住在肮脏的棚子里面，整个冬天，门总是开着的，为的是放进光线来，也看不到什么火堆，那只存在于他们的想象中，而老少的躯体，由于长久地怕冷受苦而蜷缩，便永久地变了形，他们的四肢和官能的发展也就停顿了。自然应当去看看这个阶级的人：所有这个世代里的卓越工程都是他们完成的。在英国这个世界大工场中，各项企业的技工们，或多或少也是这等情形。或许我可以把爱尔兰的情形给你提一提，那地方，在地图上，是作为一个白种人的开明地区的。把爱尔兰人的身体状况，跟北美洲的印第安人或南海的岛民，或任何没有跟文明人接触过因而没有堕落的野蛮人比一比吧。我丝毫都不怀疑，这些野蛮人的统治者，跟一般的文明人的统治者，是同样聪明的。他们的状况只能证明文明含有何等的污浊秽臭！现在，我根本不必提我们的南方诸州的劳动者了，这个国家的主要出品是他们生产的：而他们自己也成了南方诸州的一种主要产品。可是，不往远处扯开去，我只说说那些境遇还算中等的人吧。大多数人似乎从来没有想过，一座房屋算什么，虽然他们不该穷困，事实上却终身穷困了，因为他们总想有一座跟他们邻人的房屋一样的房屋。好像你只能穿上裁缝给你制成的任何衣服，你逐渐放弃了棕桐叶的帽子或上拨鼠皮的软帽，你只能对这时代生活的艰难感慨系之了，因为你买不起一顶皇冠！要发明一座比我们所已经有的，更便利、更华美的房屋是可能的，但大家承认，已有的房屋我们都还买不起。难道我们老要研究怎样得到越来越多的东西，而不能有时满足于少弄一点东西呢？难道要那些可尊敬的公民们，庄严地用他们的言教和身教，来教育年轻人早在老死以前就置备好若干双多余的皮鞋和若干把雨伞，以及空空的客房，来招待不存在的客人吗？我们的家具为什么不能像阿拉伯人或印第安人那样地简单呢？我们把民族的救星尊称为天上的信使，给人类带来神灵礼物的使者，当我想到他们的时候，我想来想去，想不出他们的足踵后面，会有仆役随从，会有什么满载着时式家具的车辆。如果我同意下面这种说法，那会怎么样呢——那不是一种奇怪的同意吗？——那说法就是我们在道德上和智慧上如果比阿拉伯人更为优越，那未我们的家具也应该比他们的更复杂！目前，我们的房屋正堆满了家具，都给家具弄脏了呢，一位好主妇宁愿把大部分家具扫入垃圾坑，也不愿让早上的工作放着不干。早上的工作呵！在微红色的曙光中，在曼依的音乐里，世界上的人该做什么样的早晨的工作呢？我桌上，有三块石灰石，非得天天拂拭它们不可，真叫我震惊，我头脑中的灰尘还来不及拂拭呢，赶快嫌恶地把它们扔出窗子去。你想，我怎么配有一个有家具的房屋呢？我宁可坐在露天，因为草叶之上，没有灰尘，除非是人类已经玷辱过了的地方。骄奢淫逸的人创设了时髦翻新，让成群的人勤谨地追随。一个旅行者，投宿在所谓最漂亮的房间里，他就会发现这点，因为旅店主人们当他萨达拿泼勒斯来招待了，要是他接受了他们的盛情，不多久他就会完全失去男性的精神。我想到铁路车厢，我们是宁愿花更多的钱于布置的奢侈上，而不在乎行车的安全和便捷的，结果安全和便捷都谈不到，车厢成了一个摩登客厅，有软褥的睡椅，土耳其式的厚榻，遮阳的帘予，还有一百种另外的东方的花样，我们把它们搬到西方来了，那些花样，原先是为天朝帝国的六宫粉黛，天子的后妃，后宫中的妻妾而发明的，那是约拿单听到名称都要难为情的东西。我宁可坐在一只大南瓜上，由我一个人占有它，不愿意挤在天鹅绒的垫子上。我宁可坐一辆牛车，自由自在来去，不愿意坐什么花哨的游览污去天堂，一路上呼吸着污浊的空气。原始人生活得简简单单，赤身露体，至少有这样的好处，他还只是大自然之中的一个过客。当他吃饱睡够，神清气爽，便可以再考虑他的行程。可不是，他居住在苍穹的篷帐下面，不是穿过山谷，使是踱过平原，或是攀登高山。可是，看啊！人类已经成为他们的工具的工具了。独立自然地，饥饿了就采果实吃的人已经变成一个农夫；而在树荫下歇力的人已经变成一个管家。我们不再在夜间露营，我们安居在大地上，忘记了天空。我们信奉基督教，不过当它是一种改良农业的方法。我们已经在尘世造好府邸家宅，随后就建造家墓坟地。最杰出的艺术作品都表现着人类怎样从这种情形中挣扎出来，解放自己，但我们的艺术效果不过是把我们这屈辱的境遇弄得舒适一点，而那比较高级的境界却会被遗忘了。真的，在这村子里，美术作品没有插足之地，就算有些作品是流传下来了的，因为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房屋或街道都不能为美术作品提供恰当的垫座。挂一张画的钉子都没有，也没有一个架子来接受英雄或圣者的胸像。当我想起我们的房屋是怎样建筑的，是怎样付款或付而未清帐的，它们家庭的内部经济又是怎样的一回事，我不禁晴暗纳罕了，为什么在宾客赞赏壁炉架上那些小玩意儿的时候，地板不会一下子坍下去，让它掉落到地窖中去，一直落到坚固的、忠实的基岩上。我不能不看到，世人是在向着所谓富有而优雅的生活跳跃，我一点也不欣赏那些点缀生活的美术品，我全神贯注在人们的跳跃之上，想起人类肌肉能达到的最高的跳高纪录，还是某一些流浪的阿拉伯人保持的，他们从平地上跳到二十五英尺之高。没有东西支持的话，跳到了这样的高度上也还是要跌到地上来的。因此，我要问间那些太不恰当的产业所有者，第一个问题是，谁支持你？你是在九十六个失败的人当中呢，还是在三个成功的人当中？口答了这些问题之后，也许我会去看看你的华丽而无价值的玩物，鉴赏鉴赏它们的装饰风味。车子套在马前面，既不美观，也没有用处。在用美丽的饰物装饰房屋之前，必须把墙壁剥去一层，还得剥除一层我们的生命，还要有美好的家务管理，美好的生活作为底子：要知道，美的趣味最好在露天培育，在那里既没有房屋，也没有管家。老约翰逊在他的《神奇的造化》中，说起他的那些最初移殖到这个城市来的同时代人，他告诉我们说：“他们在小山坡上，挖掘窑洞，作为最早的荫蔽处所，他们把土高高地堆在木材上，在最高的一边，生了冒浓烟的火，烘烤泥土。”他们并不“给自己造房子”，他说，直到“上帝赐福，土地上生产了足够的面包喂饱了他们”，然而第一年的收成却不好，“他们不得不有很长的一季减少口粮。”一六五０年，新尼特兰州州秘书长用荷兰文写过一段话，更加详细地告诉预备往那里移居的人说，“在新尼特兰的人，特别在新英格兰的人，起初是无法按他们的愿望建造农舍的，他们在地上挖个方方的地窖似的、六七英尺深的坑，长短随便他们自己，然后在墙壁上装上木板，挡住泥土，用树皮合缝，以免泥土落下来，当然也有用了别种材料的，还用木板铺了地板，做了天花板，架起了一个斜桁的屋顶，铺上树皮或绿草皮，这样他们全家可以很温暖很干燥地在里面住上两年、三年，或者四年，可以想象，这些地窖中，还隔出了一些小房间，这要看家里的人口数目了。新英格兰的阔气的要人，在开始殖民的时候，也住在这样的住所里面，那是有两个原因的，第一，兔得筑造房屋，浪费了时间，弄得下一季粮食不够吃：第二，不希望他们大批地从祖国招来的苦工感觉到灰心。三四年之后当田野已适宜于耕种了，他们才给自己造漂亮的房子，花上几千元的钱。”我们的祖先采取这个做法，可以看出，他们至少是非常小心的，他们的原则似乎以满足最紧迫的急需为第一。而现在，我们最紧迫的急需满足了没有呢？想到要给我自己置备一幢奢华的广厦，我就垂头丧气了，因为看来这一片土地上还没有相应的人类文化，我们至今还不得不减少我们精神的口粮，减得比我们的祖先节省面粉还要多。这倒不是说一切建筑的装饰甚至可以在最初的阶段里完全忽略掉；而是说可以把我们房屋里和我们生活有联系的部分搞得美一点，就像贝壳的内壁那样，但千万不能搞得过分的美。可是，唉！我曾经走进过一两座房屋，从而知道它们的内部是如何布置的呵！当然我们没有退化到今天住窑洞，住尖屋，或穿兽皮的程度，自然罗，那付出了高价换来的便利人类的发明与工业的贡献也还是应该接受的。在我们这一带，木板、屋面板、石灰、砖头总比可以住人的洞窟，原根的圆木，大量的树皮，或粘土或平坦的石片更容易得到，也更便宜。我说得相当内行吧，因为我在理论和实际上都熟悉这一些事。只要再聪明一点儿，我们就可以用这些材料，使我们比今天最富有的人还更加富有，使我们的文明成为一种祝福。文明人不过是更有经验、更为聪明一些的野蛮人，可是，让我赶紧来叙述我自己的实验吧。一八四五年三月尾，我借来一柄斧头，走到瓦尔登湖边的森林里，到达我预备造房子的地点附近，就开始砍伐一些箭矢似的高耸入云的还年幼的白松来做我的木材。开始时要不东借西借，总是很难的，但这也许还是唯一的妙法，让你的朋友们对你的事业发生兴趣。斧头的主人，在他出手借给我的时候，说它是他掌中的珍珠；可是我归还他时，斧头是愈加锋利了。我工作的地点是一个怡悦的山侧，满山松树，穿过松林我望见了湖水，还望见林中一块小小空地，小松树和山核桃树丛生着。湖水凝结成冰，没有完全融化，只化了几处地方，全是黝黑的颜色，而且渗透着水。我在那里工作的几天之内，还飘过几阵小雪：但当我回家去的途中，出来走到铁道上的时候，在大部分的地方，它那黄沙地一直延伸过去，闪烁在蒙蒙的大气中，而铁轨也在春天的阳光下发光了，我听到云雀、小鹅和别的鸟雀都到了，来和我们一块儿开始过这新的一年。那是愉快的春日，人们感到不满的冬日正跟冻上一样地消溶，而蛰伏的生命开始舒伸了。有一天，我的斧头柄掉了，我伐下一段青青的山核桃木来做成一个楔子，用一块石头敲紧了它，就把整个斧头浸在湖水中，好让那木楔子涨大一些，这时我看到一条赤练蛇窜入水中，显然毫不觉得不方便，它躺在湖水底，何止一刻钟，竟跟我在那儿的时间一样长久；也许它还没有从蛰伏的状态中完全苏醒过来。照我看，人类之还残留在目前的原始的低级状态中，也是同样的原因；可是人类如果感到万春之春的影响把他们唤醒了起来，他们必然要上升到更高级、更升华的生命中去。以前，我在降霜的清晨看到过路上一些蛇，它们的身子还有一部分麻木不灵活，还在等待太阳出来唤醒它们。四月一日下了雨，冰溶了，这天的大半个早晨是雾蒙蒙的，我听到一只失群的孤鹅摸索在湖上，迷途似的哀鸣着，像是雾的精灵一样。我便这样一连几天，用那狭小的斧头，伐木丁丁，砍削木料、门柱和椽木，并没有什么可以奉告的思想，也没有什么学究式的思维，只是自己歌唱，——人们说他们懂得不少；瞧啊，他们生了翅膀，——百艺啊，还有科学，还有千般技巧；其实只有吹拂的风才是他们全部的知觉。我把主要的木材砍成六英寸见方，大部分的间柱只砍两边，椽木和地板是只砍一边，其余几边留下树皮，所以它们和锯子锯出来的相比，是同样地挺直，而且更加结实。每一根木料都挖了榫眼，在顶上劈出了榫头，这时我又借到一些工具。在林中过的白昼往往很短；然而，我常常带去我的牛油面包当午餐，在正午时还读读包扎它们的新闻报纸，坐在我砍伐下来的青松枝上，它们的芳香染到面包上，因为我手上有一层厚厚的树脂。在我结束以前，松树成了我的密友，虽然我砍伐了几枝，却依然没有和它们结冤，反而和它们越来越亲了。有时候，林中的闲游者给斧声吸引了过来，我们就愉快地面对着碎木片瞎谈。我的工作干得一点不紧张，只是尽力去做而已，到四月中旬，我的屋架已经完工，可以立起来了。我已经向詹姆斯·柯令斯，一个在菲茨堡铁路上工作的爱尔兰人，买下他的棚屋来使用他的木板。詹姆斯·柯令斯的棚屋被认为是不平凡的好建筑。我找他去的时候，他不在家。我在外面走动，起先没有给里面注意到，那窗子根深而且很高。屋很小，有一个三角形的屋顶，别的没有什么可看的，四周积有五英尺高的垃圾，像肥料堆。屋顶是最完整的一部分，虽然给太阳晒得弯弯曲曲，而且很脆。没有门框，门板下有一道终年群(又鸟)乱飞的通道。柯夫人来到门口，邀我到室内去看看货色。我一走近，母(又鸟)也给我赶了进去。屋子里光线暗淡，大部分的地板很脏，潮湿，发粘，摇动，只有这里一条，那里一条，是不能搬，一搬就裂的木板。她点亮了一盏灯，给我看屋顶的里边和墙，以及一直伸到床底下去的地板，却劝告我不要踏人地窖中去，那不过是两英尺深的垃圾坑。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头顶上，四周围，都是好木板，还有一扇好窗户，”——原来是两个方框，最近只有猫在那里出进。那里有一只火炉，一张床，一个坐坐的地方，一个出生在那里的婴孩，一把丝质的遮阳伞，还有镀金的镜子一面，以及一只全新的咖啡磨，钉牢在一块幼橡木上，这就是全部了。我们的交易当下就谈妥，因为那时候，詹姆斯也回来啦。当天晚上，我得付四元两角五分，他得在明天早晨五点搬家，可不能再把什么东西卖给别人了；六点钟，我可以去占有那棚屋。他说，赶早来最好，趁别人还来不及在地租和燃料上，提出某种数目不定，但是完全不公道的要求。他告诉我这是唯一的额外开支。到了六点钟，我在路上碰到他和他的一家。一个大包裹，全部家产都在内，——床，咖啡磨，镜子，母(又鸟)，——只除了猫；它奔入树林，成为野猫，后来我又知道它触上了一只捕捉土拨鼠的机关，终于成了一只死猫。这同一天的早晨，我就拆卸这棚屋，拔下钉子，用小车把木板搬运到湖滨，放在草地上，让太阳再把它们晒得发白并且恢复原来的形状。一只早起的画眉在我驾车经过林中小径时，送来了一个两个乐音。年轻人派屈里克却恶意地告诉我，一个爱尔兰邻居叫西莱的，在装车的间隙把还可以用的、直的、可以钉的钉子，骑马钉和大钉放进了自己的口袋，等我回去重新抬起头来，满不在乎、全身春意盎然地看着那一堆废墟的时候，他就站在那儿，正如他说的，没有多少工作可做。他在那里代表观众，使这琐屑不足道的事情看上去更像是特洛伊城众神的撤离。我在一处向南倾斜的小山腰上挖掘了我的地窖，那里一只土拨鼠也曾经挖过它的丘穴，我挖去了漆树和黑毒的根，及植物的最下面的痕迹，六英尺见方，七英尺深，直挖到一片良好的沙地，冬天再怎么冷，土豆也决不会冻坏了。它的周围是渐次倾斜的，并没有砌上石块；但太阳从没有照到它，因此没有沙粒流下来。这只不过两小时的工作。我对于破土特别感到兴趣，差不多在所有的纬度上，人们只消挖掘到地下去，都能得到均一的温度。在城市中，最豪华的住宅里也还是可以找到地窖的，他们在里面埋藏他们的块根植物，像古人那样，将来即使上层建筑完全颓毁，很久以后，后代人还能发现它留在地皮上的凹痕。所谓房屋，还只不过是地洞入口处的一些门面而已。最后，在五月初，由我的一些熟识的人帮忙，我把屋架立了起来，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必要，我只是借这个机会来跟邻舍联络联络。关于屋架的树立，一切荣耀自应归我。我相信，有那么一天，大家还要一起来树立一个更高的结构。七月四日，我开始住进了我的屋子，因为那时屋顶刚装上，木板刚钉齐，这些木板都削成薄边，镶合在一起，防雨是毫无问题的，但在钉木板之前，我已经在屋子的一端砌好一个烟囱的基础，所用石块约有两车之多，都是我双臂从湖边抱上山的。但直到秋天锄完了地以后，我才把烟囱完成，恰在必需生火取暖之前，而前些时候我总是一清大早就在户外的地上做饭的：这一种方式我还认为是比一般的方式更便利、更惬意一些。如果在面包烤好之前起风下雨，我就在火上挡几块木板，躲在下面凝望着面包，便这样度过了若干愉快的时辰。那些日子里我手上工作多，读书很少，但地上的破纸，甚至单据，或台布，都供给我无限的欢乐，实在达到了同阅读《伊利亚特》一样的目的。要比我那样建筑房屋还更谨慎小心，也是划得来的，比方说，先考虑好一门一窗、一个地窖或一间阁楼在人性中间有着什么基础，除了目前需要以外，在你找出更强有力的理由以前，也许你永远也不要建立什么上层建筑的。一个人造他自己的房屋，跟一头飞鸟造巢，是同样的合情合理。谁知道呢，如果世人都自己亲手造他们自己住的房子，又简单地老实地用食物养活了自己和一家人，那末诗的才能一定会在全球发扬光大，就像那些飞禽，它们在这样做的时候，歌声唱遍了全球。可是，唉！我们不喜欢燕八哥和杜鹃，它们跑到别个鸟禽所筑造的巢中去下蛋，那叽叽喳喳的不协和乐音并不能使行路经过的人听了快乐。难道我们永远把建筑的快乐放弃给木匠师傅？在大多数的人类经验中，建筑算得了什么呢？在我所有的散步中，还绝对没有碰到过一个人正从事着建造自己住的房屋这样简单而自然的工作。我们是属于社会的。不单裁缝是一个人的九分之一，还有传教士，商人，农夫也有这么多呢。这种分工要分到什么程度为止？最后有什么结果？毫无疑问，别人可以来代替我们思想罗；可是如果他这么做是为了不让我自己思想，这就很不理想了。真的，在这个国家里面有一种人叫做建筑师，至少我听说过一个建筑师有一种想法要使建筑上的装饰具有一种真理之核心，一种必要性，因此有一种美，好像这是神灵给他的启示。从他的观点来说，是很好的罗，实际他比普通爱好美术的外行人只高明一点儿。一个建筑学上感情用事的改革家，他不从基础，却从飞檐人手。仅在装饰中放一个真理之核心，像糖拌梅子里面嵌进一粒杏仁或者一粒葛缕子，——我总觉得吃杏仁，不用糖更有益于健康，——他不想想居民，即住在房屋里面的人，可以把房屋建筑得里里外外都很好，而不去管什么装饰。哪个讲理性的人会认为装饰只是表面的，仅属于皮肤上的东西，——认为乌龟获得斑纹的甲壳，贝类获得珠母的光泽，就像百老汇的居民获得三一教堂似的要签订什么合同呢？一个人跟他自己的房屋建筑的风格无关，就跟乌龟跟它的甲壳无关一样：当兵的不必那么无聊，把自己的勇气的确切的颜色画在旗帜上。敌人会知道的。到了紧要关头上，他就要脸色发青了。在我看来，这位建筑师仿佛俯身在飞檐上，羞涩地向那粗鲁的住户私语着他的似是而非的真理，实际上住户比他还知道得更多。我现在所看到的建筑学的美，我了解它是从内部向外面渐渐地生长出来的，是从那住在里面的人的需要和他的性格中生长出来的，住在里面的人是唯一的建筑师，——美来自他的不知不觉的真实感和崇高心灵，至于外表他一点儿没有想到；这样的美如果必然产生的话，那他先已不知不觉地有了生命之美。在我们这国土上，画家们都知道，最有趣味的住宅一般是穷困的平民们的那些毫无虚饰的、卑微的木屋和农舍；使房屋显得别致的，不是仅仅在外表上有的哪种特性，而是外壳似的房屋里面的居民生活；同样有趣味的，要算市民们那些郊外的箱形的木屋，他们的生活将是简单的，恰如想象的一样，他们的住宅就没有一点叫人伤脑筋的风格。建筑上的大多数装饰确实是空空洞洞的，一阵九月的风可以把它们吹掉，好比吹落借来的羽毛一样，丝毫无损于实际。并不要在地窖中窖藏橄榄和美酒的人，没有建筑学也可以过得去。如果在文学作品中，也这样多事地追求装饰风，如果我们的《圣经》的建筑师，也像教堂的建筑师这样花很多的时间在飞檐上，结果会怎样呢？那些纯文学、那些艺术学和它们的教授们就是如此矫揉造作的。当然，人很关心这几根木棍子是斜放在他上面呢，还是放在下面，他的箱子应该涂上什么颜色。这里头是很有一点意思的，如果认真他说，他把它们斜放了，箱子徐上颜色了；可是在精神已经离开了躯壳的情况下，那它跟建造他自己的棺材就属于同一性质了——说的是坟墓的建筑学，——而“木匠”只不过是“做棺材的人”的另一个名称罢了。有一个人说，你在失望中，或者对人生采取漠然态度时，抓起脚下的一把泥土来，就用这颜色来粉刷你的房子吧。他想到了他那临终的狭长的房子了吗？抛一个铜币来抉择一下好了。他一定有非常多的闲暇！为什么你要抓起一把泥土来呢？还是用你自己的皮肤颜色来粉刷你的房屋好得多；让它颜色苍白或者为你羞红好了。一个改进村屋建筑风格的创造！等到你找出了我的装饰来，我一定采用它们。进冬以前，我造了一个烟囱，在屋侧钉上一些薄片，因为那里已经不能挡雨，那些薄片是木头上砍下来的，不很完善的很苍翠的木片，我却不得不用刨子刨平它们的两旁。这样我有了一个密不通风，钉上木片，抹以泥灰的房屋，十英尺宽，十五英尺长，木拄高八英尺，还有一个阁楼，一个小间每一边一扇大窗，两个活板门，尾端有一个大门，正对大门有个砖砌的火炉。我的房子的支出，只是我所用的这些材料的一般价格，人工不算在内，因为都是我自己动手的，总数我写在下面：我抄写得这样的详细，因为很少数人能够精确他说出来，他们的房子终究花了多少钱，而能够把组成这一些房子的各式各样的材料和各别的价格说出来的人，如果有的活，也是更加少了：——木板…………………………八·０三五元（多数系旧板）屋顶及墙板用的旧木片……四.０００元板条…………………………一·二五０元两扇旧窗及玻璃……………二·四三０元一千块旧砖…………………四.０００元两箱石灰……………………二·四００元——买贵了头发…………………………０·三一０元——买多了壁炉用铁片…………………０·一五０元钉……………………………三·九００元铰链及螺丝钉………………０·一四０元闩子…………………………０·一００元粉笔…………………………０.０一０元搬运费………………………一·四００元——大多自己背共计………………………二八·一二五元所有材料都在这里了，除了木料，石头，沙子，后面这些材料我是用在公地上占地盖屋的人应该享受的特权取来的。我另外还搭了一个披屋，大都是用造了房子之后留下来的材料盖的。我本想给我造一座房子，论宏伟与华丽，要超过康科德大街上任何一座房子的，只要它能够像目前的这间使我这样高兴，而且花费也不更多的话。这样我发现，只想住宿舍的学生完全能够得到一座终身受用的房子，所花的费用还不比他现在每年付的住宿费大呢，如果说，我似乎夸大得有点过甚其辞，那未我的解释是我并非为自己，是为人类而夸大；我的短处和前后不一致并不能影响我言论的真实性，尽管我有不少虚假和伪善的地方——那好像是难于从麦子上打掉的糠秕，我也跟任何人一样为此感到遗憾，——我还是要自由地呼吸，在这件事上挺起我的腰杆子来，这对于品德和身体都是一个极大的快乐；而且我决定，决不屈辱地变成魔鬼的代言人，我要试着为真理说一句好话。在剑桥学院，一个学生住比我那房稍大一点儿的房间，光住宿费就是每年三十元，那家公司却在一个屋顶下造了毗连的三十二个房间，占尽了便宜，房客却因邻居众多而嘈杂，也许还不得不住在四层楼上，因而深感不便。我就不得不想着，如果我们在这些方面有更多的真知的见，不仅教育的需要可以减少，因为更多的教育工作早就可以完成了，而且为了受教育而必需有钱交费那样的事情一定已经大部分都消灭掉了。学生在剑桥或别的学校为了必需有的便利，花掉了他或别人的很大的生命代价，如果双方都合理地处置这一类事情，那只消花十分之一就够了。要收费的东西，决不是学生最需要的东西。例如，学费在这一学期的账目中是一笔大的支出，而他和同时代人中最有教养的人往来，并从中得到更有价值得多的教育，这却不需要付费。成立一个学院的方式，通常是弄到一批捐款的人，捐来大洋和角子，然后盲目地遵从分工的原则，分工分得到了家，这个原则实在是非得审慎从事不可的，——于是招揽了一个承办大工程的包工来，他又雇用了爱尔兰人或别的什么工人，而后果真奠基开工了，然后，学生们得适应在这里面住；而为了这一个失策，一代代的予弟就得付出学费。我想，学生或那些想从学校中得益的人，如果能自己来奠基动工，事情就会好得多。学生得到了他贪求的空闲与休息，他们根据制度，逃避了人类必需的任何劳动，得到的只是可耻的、无益的空闲，而能使这种空闲变为丰富收获的那种经验，他们却全没有学到。“可是，”有人说，“你总不是主张学生不该用脑，而是应该用手去学习吧？”我不完全是这样的主张，我主张的东西他应该多想一想；我主张他们不应该以生活为游戏，或仅仅以生活作研究，还要人类社会花高代价供养他们，他们应该自始至终，热忱地生活。除非青年人立刻进行生活的实践，他们怎能有更好方法来学习生活呢？我想这样做才可以像数学一样训练他们的心智。举例以明之。如果我希望一个孩子懂得一些科学文化，我就不愿意走老路子，那不过是把他送到附近的教授那儿去，那里什么都教，什么都练习，只是不教生活的艺术也不练习生活的艺术；——只是从望远镜或显微镜中考察世界，却从不教授他用肉眼来观看；研究了化学，却不去学习他的面包如何做成，或者什么工艺，也不学如何挣来这一切的，虽然发现了海王星的卫星，却没有发现自己眼睛里的微尘，更没有发现自己成了哪一个流浪汉的卫星；他在一滴醋里观察怪物，却要被他四周那些怪物吞噬。一个孩子要是自己开挖出铁矿石来，自己熔炼它们，把他所需要知道的都从书本上找出来，然后他做成了一把他自己的折刀——另一个孩子则一方面在冶金学院里听讲冶炼的技术课，一方面收到他父亲给他的一把洛杰斯牌子的折刀，——试想过一个月之后，哪一个孩子进步得更快？又是哪一个孩子会给折刀割破了手的呢？……真叫我吃惊，我离开大学的时候，说是我已经学过航海学了！——其实，只要我到港口去打一个转身，我就会学到更多这方面的知识。甚至贫困的学生也学了，并且只被教授以政治经济学，而生活的经济学，那是哲学的同义语，甚至没有在我们的学院中认真地教授过。结果弄成了这个局面，因儿子在研究亚当·斯密，李嘉图和萨伊，父亲却陷入了无法摆脱的债务中。正如我们的学院，拥有一百种“现代化的进步设施”；对它们很容易发生幻想；却并不总是有肯定的进步。魔鬼老早就投了资，后来又不断地加股，为此他一直索取利息直到最后。我们的发明常常是漂亮的玩具，只是吸引我们的注意力，使我们离开了严肃的事物。它们只是对毫无改进的目标提供一些改进过的方法，其实这目标早就可以很容易地到达的；就像直达波士顿或直达纽约的铁路那样。我们急忙忙要从缅因州筑一条磁力电报线到得克萨斯州；可是从缅因州到得克萨斯州，也许没有什么重要的电讯要拍发。正像一个人，热衷地要和一个耳聋的著名妇人谈谈，他被介绍给她了，助听的听筒也放在他手里了，他却发现原来没有话要对她说。仿佛主要的问题只是要说得快，却不是要说得有理智。我们急急乎要在大西洋底下设隧道，使旧世界能缩短儿个星期，很快地到达新世界，可是传入美国人的软皮搭骨的大耳朵的第一个消息，也许是阿德莱德公主害了百日咳之类的新闻。总之一句话，骑着马，一分钟跑一英里的人决不会携带最重要的消息，他不是一个福音教徒，他跑来跑去也不是为了吃蝗虫和野蜜。我怀疑飞童有没有载过一粒谷子到磨坊去。有一个人对我说，“我很奇怪你怎么不积几个钱；你很爱旅行；你应该坐上车，今天就上菲茨堡去，见见世面嘛。”可是我比这更聪明些。我已经明白最快的旅行是步行。我对我的朋友说，假定我们试一试，谁先到那里。距离是三十英里，车票是九角钱。这差不多是一天的工资，我还记得，在这条路上做工的人一天只拿六角钱。好了，我现在步行出发，不要到晚上我就到达了；一星期来，我的旅行都是这样的速度。那时候，你是在挣工资，明天的什么时候你也到了，假如工作找得巧，可能今晚上就到达。然而，你不是上菲茨堡，而是花了一天的大部分时间在这儿工作。由此可见，铁路线尽管绕全世界一圈，我想我总还是赶在你的前头；至于见见世面，多点阅历，那我就该和你完全绝交了。这便是普遍的规律，从没有人能胜过它；至于铁路，我们可以说它是很广而且很长的。使全人类得到一条绕全球一圈的铁路，好像是挖平地球的表面一样。人们糊里糊涂相信着，只要他们继续用合股经营的办法，铲子这样子铲下去，火车最后总会到达某个地方的，几乎不要花多少时间，也不要花什么钱；可是成群的人奔往火车站，收票员喊着“旅客上车！”烟在空中吹散，蒸气喷发浓密，这时可以看到少数人上了车，而其余的人却被车压过去了，这就被称做“一个可悲的事故”，确是如此。毫无疑问，挣到了车资的人，最后还是赶得上车子的，就是说，只要他们还活着，可是说不定那时候他们已经失去了开朗的性情和旅行的愿望了。这种花了一个人的生命中最宝贵的一部分来赚钱，为了在最不宝贵的一部分时间里享受一点可疑的自由，使我想起了那个英国人，为了他可以回到英国去过一个诗人般的生活，他首先跑到印度去发财。他应该立即住进破旧的阁楼去才对。“什么！”一百万个爱尔兰人从土地上的所有的棚屋里发出呼声来了，“我们所造的这条铁路，难道不是一个好东西吗？”是的，我国答，比较起来，是好的，就是说，你们很可能搞得更坏；可是，因为你们是我的兄弟，我希望你们能够比挖掘土方更好地打发你们的光阴。在我的房屋建成之前，我就想用老实又愉快的方式来赚它十元十二元的，以偿付我的额外支出，我在两英亩半的屋边的沙地上种了点东西，主要是蚕豆，也种了一点土豆，玉米，豌豆和萝卜。我总共占了十一英亩地，大都长着松树和山核桃树，上一季的地价是八元零八分一英亩。有一个农夫说这地“毫无用处，只好养一些叽叽叫的松鼠”。我没有在这片地上施肥，我不是它的主人，不过是一个居住在无主之地上的人，我不希望种那么多的地，就没有一下于把全部的地都锄好。锄地时，我挖出了许多树根来，有几“考德”，供我燃烧了很久，这就留下了几小圈未耕作过的沃土，当蚕豆在夏天里长得异常茂盛的时候是很容易区别它们的。房屋后面那些枯死的卖不掉的树木和湖上漂浮而来的木头也供给了我其余的一部分燃料。我却不能不租一组犁地的马和雇一个短工，但掌犁的还是我自己。我的农场支出，第一季度在工具、种子和工资等方面，一总十四元七角两分五。玉米种子是人家送的。种子实在不值多少钱，除非你种得比需要量更多。我收获蚕豆十二蒲式耳，土豆十八蒲式耳，此外还有若干豌豆和王米。黄玉米和萝卜种晚了，没有收成。农场的收入全部是：二三·四四元减去支出一四·七二五元结余 八·七一五元除了我消费掉的和手头还存着一些的产品之外，估计约值四元五角——手上的储存已超出了我自己不能生产的一点儿蔬菜的需要量。从全面考虑，这是说，我考虑到人的灵魂和时间的重要性，我虽然为了这个实验占去了我很短的一些时间，不，一部分也因为它的时间非常短暂，我就确信我今年的收成比康科德任第二年，我就干得更好了，因为我把总需要量的全部土地统统种上了，只不过一英亩的三分之一，从这两年的经验中，我发现了我没有给那些农业巨著吓倒，包括亚瑟·扬的著作在内。我发现一个人如果要简单地生活，只吃他自己收获的粮食，而且并不耕种得超过他的需要，也不无餍足地交换更奢侈、更昂贵的物品，那末他只要耕几平方杆的地就够了：用铲子比用牛耕又便宜得多；每次可更换一块新地，以免给旧地不断地施肥，而一切农场上的必要劳动，只要他夏天有空闲的时候略略做一做就够了；这样他就不会像日前的人们那样去和一头牛，或马，或母牛，或猪猡，捆绑在一起。在这一点上，我希望大公无私他说话，作为一个对目前社会经济措施的成败都不关心的人。我比康科德的任何一个农夫都更具独立性，因为我没有抛锚固定在一座房屋或一个农场上，我能随我自己的意向行事，那意向是每一刹那都变化多端的。况且我的光景已经比他们的好了许多，如果我的房子烧掉了，或者我歉收了，我还能跟以前一样地过得很好。我常想，不是人在放牛，简直是牛在牧入，而人放牛是更自由的。人与牛是在交换劳动，如果我们考虑的只是必须劳动的话，那末看来牛要占便宜得多，它们的农场也大得多。人担任的一部分交换劳动便是割上六个星期的干草，这可不是儿戏呢。自然没有一个在各方面的生活都很简单的国土，就是说，没有一个哲学家的国土，是愿意犯这种重大错误来叫畜生劳动的。确实世上从未有过，将来也未见得会有那么个哲学家的国土，就是有了，我也不敢说它一定是美满的。然而我绝对不愿意去驯一匹马或一头牛，束缚了它，叫它替我做任何它能做的工作，只因为我怕自己变成了马夫或牛倌；如果说这样做了，社会就得益非浅，那未难道能够肯定一个人的盈利就不是另一个人的损失，难道能够肯定马房里的马夫跟他的主人是同样地满足的吗？就算有些公共的工作没有牛马的帮助是建立不起来的，而且就让人类来和牛马一起分享这种光荣；是否能推理说，那样的话，他就不可能用更加对得起自己的方式来完成这种工作了呢？当人们利用了牛马帮助，开始做了许多不仅是不需要的和艺术的，而且还是奢侈的和无用的工作，这就不可避免的要有少数人得和牛马做交换工作，换句话说，这些人便成了最强者的奴隶。所以，人不仅为他内心的兽性而工作，而且，这像是一个象征，他还为他身外的牲畜而劳动。虽然我们已经有了许多砖瓦或石头砌造的屋子，一个农夫的殷实与否，还得看看他的兽厩在什么程度上盖过了他的住屋。据说城市里有最大的房屋，供给这儿的耕牛、奶牛和马匹居住；公共大厦这一方面毫不落后；可是在这个县里，可供言论自由与信仰自由用的大厅反倒很少呢。国家不应该用高楼大厦来给它们自己树立起纪念碑，为什么不用抽象的思维力来纪念呢？东方的全部废墟，也决不比一卷《对话录》更可赞叹！高塔与寺院是帝王的糜侈。一个单纯而独立的心智决不会听从帝王的吩咐去干苦活的。天才决不是任何帝王的侍从，金子银子和大理石也无法使他们留芳百世，它们最多只能保留极细微的一部分。请告诉我，锤打这么多石头，要达到什么目的呢？当我在阿卡狄亚的时候，我没有看到任何人雕琢大理石。许多国家沉迷在疯狂的野心中，要想靠留下多少雕琢过的石头来使它们自己永垂不朽。如果他们用同样的劳力来琢凿自己的风度，那会怎么样呢？一件有理性的事情，要比矗立一个高得碰到月球的纪念碑还更加值得留传。我更喜欢让石头放在它们原来的地方。像底比斯那样的宏伟是庸俗的。一座有一百个城门的底比斯城早就远离了人生的真正目标，怎能有围绕着诚实人的田园的一平方杆的石墙那么合理呢。野蛮的、异教徒的宗教和文化倒建造了华丽的寺院；而可以称之为基督教的，就没有这样做。一个国家锤击下来的石头大都用在它的坟墓上。它活埋了它自己。说到金字塔，本没有什么可惊奇的，可惊的是有那么多人，竟能屈辱到如此地步，花了他们一生的精力，替一个鲁钝的野心家造坟墓，其实他要是跳尼罗河淹死，然后把身体喂野狗都还更聪明些，更有气派些呢。我未始不可以给他们，也给他找一些掩饰之词，可是我才没有时间呢。至于那些建筑家所信的宗教和他们对于艺术的爱好，倒是全世界一样的，不管他们造的是埃及的神庙还是美利坚合众国银行。总是代价大于实际。虚荣是源泉，助手是爱大蒜、面包和牛油。一个年轻的有希望的建筑师叫巴尔康先生，他在维特罗微乌斯的后面追随着用硬铅笔和直尺设计了一个图样，然后交到道勃苏父子采石公司手上。当三十个世纪开始俯视着它时，人类抬头向着它凝望。你们的那些高塔和纪念碑呵，城里有过一个疯子要挖掘一条通到中国去的隧道，掘得这样深，据说他已经听到中国茶壶和烧开水的响声了；可是，我想我决不会越出我的常轨而去赞美他的那个窟窿的。许多人关心着东方和西方的那些纪念碑，——要知道是谁造的。我愿意知道，是谁当时不肯造这些东西，——谁能够超越乎这许多烦琐玩意儿之上。可是让我继续统计下去吧。我当时在村中又测量又做木工和各种别的日工，我会的行业有我手指之数那么多，我一起挣了十三元三角四分。八个月的伙食费——就是说，从七月四日到三月一日这些结算出下列账目的日子，虽然在那里我一共过了两个多年头，——我不算自己生产的土豆、一点儿玉米和若干豌豆，也不算结账日留在手上的存货市价，计开：米………………一·七三五元糖浆……………一·七三元——最便宜的糖精黑麦……………一·０四七五元印第安玉米粉…０·九九七五元——较黑麦价廉猪肉……………０·二二元百粉……………０·八八。——价钱比印第安玉米粉贵，而且麻烦白糖……………０·八０元猪油……………o·六五元苹果……………０. 二五元　　　　都是试验，但结果统统是苹果干…………０.二二元　　　　　　失败的。甘薯……………０.一０元南瓜一只………０·０六元西瓜一只………０·０二元盐………………０.０二元）是的，我的确总共吃掉了八元七角四分；可是，如果我不知道我的读者之中，大多数人是跟我有同样罪过的，他们的清单恐怕公开印出来，还不如我的好呢，那我是不会这样不害臊地公开我的罪过的。第二年，有时我捕鱼吃，有一次我还杀了一条蹂躏我的蚕豆田的土拨鼠，——它颇像鞑靼人所说的在执行它的灵魂转世——我吃了它，一半也是试验性质；虽然有股近乎麝香的香味，它还是暂时给了我一番享受，不过我知道长期享受这口福是没有好处的，即使你请村中名厨给你烹调土拨鼠也不行。同一时间之内，衣服及其他零用，项目虽然不多，却也有：八·四０七五元油及其他家庭用具………二·００元除开洗衣和补衣，那倒多半是拿到外面去的，但账单还没有开来，——这一些是世界上这个部分必需花的全部的钱，或者超出了必需花的范围——所有全部的支出是：房子………………………………二八·一二五元农场的一年开支…………………一四·七二五元八个月的食物………………………八·七四元八个月的衣服等……………………八·四０七五元八个月的油等………………………二·００元共计………………………………六一·九九七五元现在我是向那些要谋生的读者说话的。为了支付这一笔开销，我卖出了农场的产品，计二三·四四元日工挣到的…………………………一三·三四元共计…………………………………三六·七八元从开销上减去此数，差额二十五元二角一分又四分之三，——恰恰是我开始时所有的资金，原先就预备负担支出的，这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呢，除了我这样得到的闲暇、独立和康健，我还有一座安乐的房屋，我爱住多久，就住多久。这些统计资料，虽然很琐碎，似乎没有什么用处，但因相当完备，也就有了某种价值。再没有什么我没有记上账簿的了。从上面列的表看来，仅仅是食物一项，每星期要花掉我两角七分。食物，在后来的将近两年之内，总是黑麦和不发酵的印第安玉米粉，土豆，米，少量的腌肉，糖浆和盐；而我的饮料，则是水。对我这样爱好印度哲学的人，用米作为主要的食粮是合适的。为了对付一些习惯于吹毛求疵的人的反对，我还不如说一说，如果我有时跑到外面去吃饭，我以前是这样做的，相信将来还是有机会要到外面去吃饭的，那我这样做是会损害我家里的经济安排的。我已经说了，到外面吃饭是经常的事，对于这样的比较的说法，是一点不发生影响的。我从两年的经验中知道，甚至在这个纬度上，要得到一个人所必需的食粮也极少麻烦，少到不可信的地步；而且一个人可以像动物一样的吃简单的食物，仍然保持康健和膂力。我曾经从玉米田里采了一些马齿苋（学名Portulaca oleracea）煮熟加盐，吃了一餐，这一餐饭在好些方面使我心满意足。我把它的拉丁文的学名写下是因为它的俗名不很好。请说说看，在和平的年代，在日常的中午时分，除了吃一些甜的嫩玉米，加上盐煮，一个讲究理性的人还能希望什么更多的食物呢？就是我稍稍变换花样，也只是为了换换口味，并不是为了健康的缘故。然而人们常常挨饿，不是因为缺少必需品，而是因为缺少了奢侈品；我还认识一个良善的女人，她以为她的儿子送了命是因为他只喝清水。读者当然明白，这问题我是从经济学的观点，不是从美食的观点来处理的，他不会大胆地把我这种节食来作试验，除非他是一个脂肪太多的人。起先我用纯粹的印第安玉米粉和盐来焙制面包，纯粹的褥糕，我在露天的火上烤它们，放在一片薄木片上，或者放在建筑房屋时从木料上锯下来的木头上；可是时常熏得有松树味儿。我也试过面粉；可是最后发现了黑麦和印第安玉米粉的合制最方便，最可口。在冷天，这样连续地烘这些小面包是很有趣的事，过细地翻身，像埃及人孵小(又鸟)一样。我烤熟的，正是我的真正的米粮的果实，在我的嗅觉中，它们有如其他的鲜美的果实一样，有一种芳香，我用布把它们包起，尽量要保持这种芳香，越长久越好。我研读了不可缺少的制造面包的古代艺术，向那些权威人物讨教，一直回溯到原始时代，不发酵的面包的第一个发明，那时从吃野果子，啖生肉，人类第一次进步到了吃这一种食物的文雅优美的程度，我慢慢地又在我的读物中，探索到面团突然间发酸，据信就这样，发酵的技术被学到了，然后经过了各种的发酵作用，直到我读到“良好的，甘美的，有益健康的面包”，这生命的支持者。有人认为发酵剂是西包的灵魂，是充填细胞组织的精神，像圣灶上的火焰，被虔诚地保留下来，——我想，一定有很珍贵的几瓶是最初由“五月花”带来，为美国担当了这任务的，而它的影响还在这片土地上升腾，膨胀，伸展，似食粮的波涛，——这酵母我也从村中正规地忠诚地端来了，直到有一天早晨，我却忘记了规则，用滚水烫了我的酵母；这件意外事使我发现甚至酵母也可以避免的，……我发现这个不是用综合的，而是用了分析的方式——-从此我快快活活地取消了它，虽然大多数的家庭主妇曾经热忱地劝告我，没有发酵粉，安全而有益健康的面包是不可能的，年老的人还说我的体力会很快就衰退的。然而，我发现这并不是必需的原料，没有发酵我也过了一年，我还是生活在活人的土地上；我高兴的是我总算用不到在袋子里带一只小瓶子了，有时砰的一声瓶子破碎，里面的东西都倒掉了，弄得我很不愉快，不用这东西更干脆，更高尚了。人这种动物，比起别的动物来，更能够适应各种气候和各种环境。我也没有在面包里放什么盐，苏打，或别的酸素，或碱。看来我是依照了基督诞生前两个世纪的马尔库斯·鲍尔修斯·卡托的方子做面包的。 “Panem depstieium sic facito.Manus mortariumque bene lavato. Farinam in mortarium indito， aquae paulatim addito，subigitoque pulchre，Ubi bene subegeris，defillgito，coquitoquesub testu，”③他的这段话我这样理解：——“这样来做手揉的面包。洗净你的手和长槽。把粗粉放进长槽，慢慢加水，揉得透彻。等你揉好了，使成形，而后盖上盖于烘烤，”——这是说在一只烤面包的炉中。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发酵。可是我还不能常常用这一类的生命的支持者。有一个时期，囊空如洗，我有一个月之久，都没有看到过面包。每一个新英格兰人都可以很容易地在这块适宜种黑麦和印第安玉米的土地上，生产出他自己所需要的面包原料，而不依靠那远方的变动剧烈的市场。然而我们过得既不朴素，又没有独立性，在康科德，店里已经很难买到又新鲜又甜的玉米粉了，玉米片和更粗糙的玉米简直已没有人吃。农夫们把自己生产的一大部分谷物喂了牛和猪，另外花了更大的代价到铺予里去买了未必更有益健康的面粉回来。我看到我可以很容易地生产我的一两蒲式耳的黑麦和印第安玉米粉，前者在最贫瘠的地上也能生长，后者也用不着最好土地，就可以用手把它们磨碎，没有米没有猪肉就能够过日子：如果我一定要有一些糖精，我发现从南瓜或甜菜根里还可以做出一种很好的糖浆来，只要我加上糖械就可以更容易地做出糖来；如果当时这一些还正在生长着，我也可以用许多代用品，代替已经提到过的几种东西。“因为，”我们的祖先就曾歌唱，——“我们可以用南瓜，胡桃木和防风来做成美酒，来甜蜜我们的嘴唇。”最后，说到盐，杂货中之最杂者，找盐本可以成为一个到海边去的合适机会，或者，如果完全不用它，那倒也许还可以少喝一点开水呢。我不知道印第安人有没有为了得到食盐，而劳费过心这样，我避免了一切的经营与物物交换，至少在食物这一点上是如此，而且房子已经有了，剩下来只是衣服和燃料的问题。我现在所穿的一条裤子是在一个农民的家里织成的——谢谢天，人还有这么多的美德哩；我认为一个农民降为技工，其伟大和值得纪念，正如一个人降为农民一样；——而新到一个乡村去，燃料可是一个大拖累。至于栖息之地呢，如果不让我再居住在这个无人居住的地方，我可以用我耕耘过的土地价格，——就是说，八元八角，来买下一英亩地了。可是，事实是我认为我居住在这里已经使地价大大增加了。有一部分不肯信服的人有时问我这样的问题，例如我是否认为只吃蔬菜就可以生活；为了立刻说出事物的本质，——因为本质就是信心——我往往这样口答，说我吃木板上的钉子都可以生活下去的。如果他们连这也不了解，那不管我怎么说，他们都不会了解的。在我这方面，我很愿意听说有人在做这样的实验；好像有一个青年曾尝试过半个月，只靠坚硬的连皮带壳的玉米来生活，而且只用他的牙齿来做石臼。松鼠曾试过，很成功。人类对这样的试验是有兴趣的，虽然有少数几个老妇人，被剥夺了这种权利，或者在面粉厂里拥有亡夫的三分之一遗产的，她们也许要吓一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