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设计师朋友把这房间改造了一番。这既是一个电影院，又是一个剧院， 又是工艺商店，还是个售价非常便宜的自助餐厅。除了这一次，以后还有许 多次，乔治·米歇尔都把这剧院交给萨特使用。　　这一时期萨特非常忙。12 月 17 日，在日本之家，他同日本学生进行了 谈话，学生们希望了解他的哲学和政治之间的关系。米歇尔·孔达对这次谈 话进行整理，发表在 1975 年的一家日本期刊上。他在一个呼吁书上签名，要 求释放因在军队中主张民主权利而被关押的士兵。12 月 28 日，在利埃维矿 发生四十三人死亡的事故之后，萨特在《解放报》重新发表了他在伦斯发表 的反对煤炭部的起诉书，并增加了一小段话，说明他的这个起诉书是对检查 官帕斯卡宣布的。他同富柯一起，就这个事件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　　他的首要工作是讨论我们打算为电视台创作的节目。在一个星期内他同 维克多、加维和我就这个事情讨论了三次。我们停止了我们的对话工作，对 话由一个打字员进行记录，这种工作是很困难的，因为我们说得相当快而罗 马的钟声不时很响地遮盖了我们的谈话声。我们的注意力现在完全放在对电 视节目的构想上。除了我们大家一起工作的时间外，萨特和我还用很多时间 讨论此事，他用他那几乎无法辨认的字迹记下自己的思考和建议，维克多则 在我们每次讨论后，把想法记在纸上，并找人联系事宜。在这个节目中，我 们打算分十次讲对本世纪的历史，每次七十五分钟，余下的十五分钟联系主 题谈一谈今天的现实问题。不到两个月，我们就草拟了六次节目的提要；要 给这些节目以充实的材料，还需要历史学家的合作，我们求助于青年研究工 作者，他们许多人都是维克多和加维的朋友。　　1975 年　　首先一个问题是由谁担任这个电视节目的制片人。萨特希望特吕弗同他 一起工作。莉莲·西格尔同特吕弗很熟，12 月 31 日，她带他来看萨特。特 吕弗不打算干。他建议萨特去找罗歇·路易，他拥有较强的能力。罗歇·路 易是一个出色的电视采访记者和制片人，他于 1968 年辞职，在一本非常生动 的小书《OR-TF①，我的战斗》中，他说明了自己辞职的原委，后来他创立了 斯科普科洛，一个在贝勒维尔有着庞大社址的独立制片合作社。他同意帮我 们干，这样就避免了官方监督。与埃德兰②谈判的结果是，允许我们在没有他 的技术人员参加的情况下进行摄制工作，我们变得有自主权了。剩下的是选 择导演。我想到伦茨，他的《绿色的心》我很喜欢。他为我们放映了他的最 近一部影片。它描述了《绿色的心》的一位主人公卢路经过五年的囚禁出狱 后的一天。萨特要离银幕非常近才能模模糊糊看到一点点，然后他再听别人 读电影剧本，他非常喜欢这部影片；我们也是。加维和维克多认为它的政治 性不强，但他们也不反对让伦茨来导演。罗歇·路易又推荐克洛德·德·吉 弗雷，我们看了他制作的一些电视节目，我们同意了。他们俩都同意跟我们 合作，虽然就我们这方面说来，事情是没有任何保证的。12 月底，朱利昂在萨特的书房拍摄了六分钟的电视片，在该片中，萨特、我、维克多和加维宣布了我们的计划。拍摄花了我们一上午时间。几天后电 视将播放，我们十分高兴。1 月 6 日，朱利昂在电视节目中雄心十足地介绍 他这一年的计划，并准备播放这一短片，但没有播放，因为一个月前，加维 干了一件蠢事，无论是萨特还是我都无法理解：他在《解放报》上写道，如 果萨特同意为电视台工作，那仅仅是为了让电视台出丑。朱利昂对萨特说， 加维刚刚写了这样的文章，他不能让加维在影片中出现。我们坚持说明我们 同加维是一个整体，朱利昂不得不放弃把有加维的镜头剪掉的念头。最后， 我们这个节目在 1 月 20 日播放了，虽然是经过审查的。1 月 5 日，开了一个历史学家会议，他们多数从外省来。因为萨特没有出席，维克多主持了会议。1 月 7 日我们同朱利昂和沃尔弗罗姆——朱利昂 的得力助手——在莉莲的家里会面，为了落实一些事情。其中有一个经费问 题。维克多和安娜·谢尼埃是制片秘书，到目前为止他们没拿一分钱；萨特 自己掏腰包给他们钱。1 月 22 日我们把六个节目的提要送给了朱利昂，他在20 日支付了合同报酬一万三千五百法郎，它是部分付款，整个合同的报酬的条件还有待谈判。我们打了十五次电话才弄到这预支。 除了每星期三次的“四人小组”会议，在萨特的住所，还有许多别的会。1 月 28 日，萨特同伦茨和德吉弗雷谈了一次话，2 月 28 日又谈了一次。2 月1 日，历史学家们有一次会议，以后每月在斯科普科洛有一次全体会议。他 们按照我们建议的主题分为几个组进行工作。在这些会议上他们陈述了自己 取得的成果。专门有一组是妇女，她们希望阐明妇女在近七十五年中所起的 作用，这一作用非常重要，它多少有些被掩盖忽略。我们预料，历史学家带 来的材料非常丰富，不可能全部拿来使用；我们想按照每一个节目的顺序使 这些材料出版成书。我们与帕泰商定，他们将免费提供我们需要的全部文献。① 法国广播电视局。② 一个非常重要的部 S.F.P.（法国广播电视部）的部长。　　我们需要一位律师来协助处理所有行政管理事宜和经济问题。我们选择 了凯杰曼。我们都跟他很熟。2 月 20 日萨特和维克多向他说明了我们的问题。 他建议去要求尽快签署一个议定书。3 月 6 日，萨特同朱利昂和沃尔弗罗姆 在莉莲家会面，但他未能签成议定书，只是得到第二张支票。钱分给了历史 学家各小组；它们在凯杰曼的帮助下组成一个民事社团，作为这个电视节目 的第五位作者。　　正像我说过的那样，萨特因为无法看到跟他谈话的人而感到不便，在人 多的场合他都不大显露自己。在通常的会议上主要是维克多在说话，他那一 副权威的架式使一部分人被慑服，又让另一些人恼火。4 月 13 日，萨特进行 了长时间的发言，这个会开得相当激烈。　　与会者取得的一致意见是，节目应该以萨特为中心，如果发生争执，由 他作出最后裁决。但现在历史学家又对他们同“四人小组”的关系提出质疑。 他们不想局限在文献资料的搜集上，而让别人据此得出结论。萨特试图说服 他们，因为这节目的目标是一个“美学一意识形态”作品，它需要一个很小 的写作班子来完成综合工作。历史学家们理解这一点，但总的说来，他们感 到灰心丧气。幸运的是，那天中午斯科普科洛招待了极好的冷餐，这使紧张 气氛得到缓和，与会考们吃喝起来，并可以三三两两地交谈。下午，会议的 气氛显得友好多了。5 月 10 日的大会开得死气沉沉。第二天，我们都在斯科普科洛围在一张小桌旁吃午饭，但我们没有回到讨论上来。现在没人再有那种神圣的激情， 因为议定书仍然没有签字，我们有点怀疑整个事情是否可以搞成。然而，女 历史学家那一组在一天上午来到萨特的寓所同“四人小组”见面；她们显得 极愿合作，对节目一事兴趣甚浓。钱的问题变得紧迫了。5 月 12 日（星期一）我们四个人在萨特的住处会面；朱利昂也在，我们每个人都急切地同他交涉；他显然缺乏诚意。整个事 情都取决于──至少在表面上──我们的工作被划为哪一类。如果它是一个 戏剧节目，我们就可以得到我们需要的资金；如果它是一个记录片，我们只 能得到这笔钱的三分之一。朱利昂劝说电视作者和作曲者协会的会长阿兰·德 考把它归到戏剧一类。我们约他在下一个星期三会面，萨特在给朱利昂的一 封信中解释了自己的态度。让－保尔·萨特 巴黎，1975 年 5 月 15 日电视台二台台长巴塞尔·朱利昂先生 大学路 158 号　　　　　　　巴黎第七区 我们一致同意由我创作一部电视作品，即一组在一个综合性思想指导下的节目，它由图象、对话和评论制作而成，评论者有的是七十五年以来历史 中的角色（我是其中之一），有的是扮演历史角色的演员。　　显而易见，我们没有声称要考虑到这段历史的所有事实：我们所追求的 不是文献式的客观性。我们对历史材料进行了选择，这些材料是围绕一个特 殊主体的历史──我的历史──而进行加工的。　　确切地说，我们要做往事的叙述，我们希望电视观众从自身历史出发， 来判别这一历史中的真理和谎言。我们打算给作品以一种史诗的性质，使它 成为本世纪的长篇传奇。为了实现这一点，我们要运用各种美学手段：──象征手法（例如，在第三部分引出《恶心》的主题）；──抒情风格（例如，在第三部分回顾西班牙）；──真实再现（例如，在第一部分中将出现一位 1917 年的战争顾问）；──戏剧场面（萨特和演员们各自表演自己的角色）：　　──材料的借用（例如，第二部分借用关于克朗斯塔德的俄国文献，这 与它们原来的使用目的并不一致）；我们上面谈到的处理手法只是一些例子：它们不具有限定意义。 因此，我认为，这一作品只能被看成电视戏剧节目，完全不是记录片。　　5 月 22 日德考来见萨特；他态度非常和气，完全理解我们的意思。他把 这个节目归到戏剧一类，这使节目有可能很快上演。维克多写信给历史学家 们报告了这个好消息。这时，同电视二台的对话仍在继续进行。6 月 11 日， 在沃尔弗罗姆的家，举行了一个至少有十四人参加的报告会，包括朱利昂、 埃德兰－帕泰的代表，罗歇·路易和视听协会理事皮埃尔·埃马纽埃尔。遇 到一个棘手的问题：如果孔达和阿斯特律克的电影《萨特自述》在电影院或 电视屏幕上映出，这可能会形成与电视二台的节目唱对台戏的局面。这个问 题因塞利曼──这部影片的制作者──给朱利昂写了一封信而后得到解决， 他保证在萨特提供给电视二台的十个节目播完之前，电影不上映。6 月 18 日， 我们的律师凯杰曼同电视二台的律师布雷丁会面，他们起草了一个由萨特和 朱利昂签字的议定书。6 月底历史学家和其他有关摄制人员召开了最后一次 全体会议，他们对此事充满希望。7 月 5 日萨特离开巴黎，他并没有那么乐 观；因为 6 月 30 日他写信给朱利昂，要求与他会面，但朱利昂没有答复。虽然这个计划使萨特很忙，他这一年还从事了许多其它活动。我继续读书给他听，一般都是些关于最近七十五年历史的书。他听着我读并且做录音。 他的智力没有衰退，对一切使他感兴趣的事他都有极好的记忆。但在时间和 空间中，他时常摸不着头脑，对于日常生活的一些小小习惯，他变得不大在 意，虽然以前他和我一样，对这些习惯是很注意的。由于《弓》的一期刊载了《西蒙娜·德·波伏瓦与妇女斗争》一文，我问他怎样看待他同女权主义的关系，他在回答中颇多颂扬，但比较表面化。　　3 月 23 日到 4 月 16 日，我们在葡萄牙。一年前，1974 年 4 月 25 日，这 里发生了人们称为“石竹花革命”的事变。经历了五十年的法西斯主义统治 之后，一些厌恶安哥拉战争的军官，搞了一次政变，这不仅仅是一个军事政 变集团，这是全体人民的觉醒，他们对“武装力量运动”给予了支持。萨特 希望亲临其境了解这个不寻常的事件。开始他很担心：“我怎么能够看见里 斯本呢？”但他很快就不再焦虑了。我们住的旅馆正好在市中心，靠近一个 很大的露天市场，非常喧闹。天气很不错，但风很大，我们不能在户外阳台 上呆久。于是我们沿着大街在快乐的人群中散步，或坐在罗索的平台上。萨 特此行所关心的主要是取得信息。他由彼埃尔·维克多陪同，有时由塞尔日·朱 利陪同，同“武装力量运动”的成员进行了多次交谈。他在“红色兵营”吃 午饭，不久前，一些企图暴动的军官曾向这儿发起过进攻。萨特对学生作了 一次演讲，但他们对他提出的问题缺乏反应，使他有些失望。在他看来，这 些人与其说是进行了革命，不如说是经受了革命。另一方面，他同靠近彼尔 图的一个自治管理工厂的工人有很好的接触。他还参加了作家的一次会议， 这些作家在探讨他们今后要起的作用，他们有些不知所措。萨特回到巴黎，在广播电台作了一个关于葡萄牙的很好的谈话；从 4 月22 日到 26 日，由朱利编辑，《解放报》发表了萨特、我、维克多和加维之 间的系列谈话：（一）革命与军人；（二）妇女与大学生；（三）人民与自 治；（四）矛盾；（五）三种权力。萨特最后表示他有保留地支持“武装力 量运动”。　　5 月，捷克哲学家卡雷尔·科西克寄给萨特一封公开信，谴责捷克政府 对知识分子实行的镇压。他说到他个人遭受的迫害，其中包括他的手稿被没 收的情况。萨特也写了一封公开信，表示支持卡雷尔·科西克。他写道：“你 们的政府维护的是虚假的思想，它们不是自由人的精神所产生并检验过的， 它们是从苏联拣来的词语拼凑起来的东西，被用来掩盖活动而不是揭示其意 义。”他还在 5 月 10 日的《世界报》上发表了一个关于罗素法庭过去活动的 声明。受该报之邀，他谈到越南战争结束的问题。他同蒂托·杰拉西有一个 谈话发表在芝加哥的一家杂志上。其中谈到：“我的每一个选择都扩大了我 的世界。因此我不再把它们的影响看成只是局限于法国。我参加的斗争是世 界性的斗争。”这一年他在好几个文件上签了名：一个要求遵守关于越南问 题的巴黎协定的号召书（1 月 26 日至 27 日的《世界报》），一个对让－埃 登·阿利埃的警告，阿利埃被控挪用了原打算用于为智利囚犯进行辩护的钱 款（虽然还不能确认）；一个支持巴斯克民族主义者的呼吁书（1975 年 6 月17 日的《世界报》）。　　我们晚上仍然同西尔薇在一起，过得很愉快。一夭我们在马耶家吃饭； 近几年我们又恢复了同他的关系──定期的令人愉快的会面，虽然并不经 常。我们喜欢他的女伴纳丁和他们的儿子费朗索瓦。她把这些晚餐搞成了实 实在在的宴会。但那时马耶的白血病已经很严重了，他知道死神正在等着他。 有一次我们在诊所看到他，他刚刚大病一场；穿着一件漂亮的长袍，瘦得皮 包骨。那个晚上，他那漂亮的房间装饰着他旅行带回来的珍贵物品，我们觉 得他是那样瘦，老得那样厉害。与他相比，我感到萨特真是显得年轻，他重 量有所减轻，精神也很活跃。这是我们最后一次看到马耶；不久他就去世了。6 月，萨特感到自己精力充沛。学生们来看他，告诉他自己获得的学位，谈到研究生论文和有关他的专著。报纸经常提到他。“看来我又开始出名了，” 他愉快地对我说。3 月，孔达和他在朱纳斯呆了三天，他们有一个很生动的 长篇谈话，一部分发表在《新观察家》，他的七十岁生日之际①；同时赢得人 们的祝贺──电话、电报、信件。在这个题为《七十岁自画像》的谈话中， 萨特回顾了自己一生的各个方面，现在对自己和自己与世界的关系的一种模 糊感受。“情况怎么样，”孔达问他。萨特答道：“很难说情况很好，也不 能说很坏。??我的作家职业已彻底断送了。??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使我 失去了存在的理由。您可以说我曾经存在过而现在不存在了。我本来应该十 分沮丧的，但由于我自己也不明白的原因，我自我感觉还好──我从来没有 因为想到自己失去的东西而忧伤、消沉。??既然事已至此，我不能干什么 了，我就没有理由难过。我有过艰难的时刻。??现在我可以做的全部事情 就是适应我的现状。现在我没法搞好的是??文章的风格；或者说是表现一 个思想或现实的文字方式。”在后面他谈到对死亡的态度。“并非想到它──我从不去想它；但我知 道它就要到来。”他认为他至少还能活十年。一天，他根据他的祖辈的长寿① 全文重新发表在《境况》第十集。情况作了一个令人费解的预测，他指望活到八十一岁。他对孔达说，他很满 意自己的生活。“没关系，我做了我想做的事。??我写作过，我生活过； 我没有什么可后悔的。”他还对孔达说：“我没有老之将至的感觉。”他说 他对事情并不冷漠，但他承认“没有太多的东西让我兴奋。我使自己已处在 比较超脱的地位”。这个谈话给人总的印象是，他对自己的过去十分满意并 以安详的态度面对现实。　　莉莲·西格尔在 6 月 21 日为他开了一个庆祝宴会。参加的人有维克多、 加维、盖斯玛、乔治·米歇尔和我。我们都很快乐，萨特高兴得大笑。6 月25 日上午，同许多朋友一起，我们看了专为我们放的电影《萨特自述》。尽 管他的视力几乎完全丧失，在我身边的他仍同银幕上的他一样。　　我们准备去度假。这一年我们打算来一个新花样──我们不去意大利而 去希腊，萨特对此十分高兴。同朱利昂的议定书没能签字，这使我们伤透脑 筋，但我们还是充满希望；我们很满意我们和我们的合作者这一年所做的工 作。萨特同维克多一起计划写一本题为《权力和自由》的书，他在这个夏季 开始构思此书。　　萨特先在阿莱特那里住了一段时间，后来又同万达在罗马住了一段时 间；8 月，我和西尔薇在希腊旅行，然后去雅典机场接他。他的身体看来很 好。走路还不怎么行，但即使这样，后来一些天他可以走下缪斯山，井沿着 他们称为跳蚤市场的小街散步。他又去探望他的希腊朋友。她的病已经全好 了，现在在一所大学当助教。由于药物的作用，她的体重增加了二十来磅； 她得病前是很喜欢讲话的，现在却非常沉默。但她仍然很美，萨特喜欢同她 在一起。他们外出时，我同西尔薇在雅典城散步。几天以后，我们开着汽车乘渡轮去克里特岛。我定了舒适的客舱，我们在船上很愉快。仿佛诗一样，我们行驶在海边一条不知名的路上，正是清晨 七点，太阳喷薄而出。埃伦达海滩旅馆在我看来简直成了天堂乐园，它那粉 饰一新的小屋有的散落在水边，有的隐约闪现在树木和群芳吐艳的花丛之 中。我和西尔薇同住的房间正朝着大海；萨特的那一间在我们后面相隔有二 十多米。房间舒适宜人，带有空调冷气。西尔薇经常在早上游泳，我和萨特 听音乐──我们带了一台录音机和一些磁带──或者阅读。其中我记得有一 本关于多列士的厚书和施雷贝尔总统的《神经病患者的回忆录》。我们在一 个遮阳的露天餐室吃午饭；人们随意到一个食品丰富的热食和冷食的餐柜上 取自己喜欢吃的东西。我们还开车作了几次远足，其中有一次令人流连忘返──到这个岛的东端转了一圈：另一次是去赫雷克林和克诺索斯；还有一次，有点远也有点累，一直到了卡尼。下午呆在家里看书或听录音机。这儿没有 好酒吧，但我们有冰箱，西尔薇给我们做可口的酸味威士忌①。我们在房间里 吃晚饭，几乎没有，或者很少几次去靠近旅馆的一家还不错的乡村小饭馆。 这儿的一切都让萨特感到愉快；他的状况出奇的好，没有任何阴影笼罩他那 快乐的心灵。十二天后我们回到雅典。归航很不顺利；我们定了两个舱位，但他们拒 绝给我们钥匙，在难耐的嘈杂声、热烘烘的气息和拥挤不堪中，我和西尔薇 到接待处去要这两个舱位，跟那些人争吵起来，但没有结果。后来他们把我 们三个硬塞到一个远远谈不上舒适的有四个床铺的舱位里。后半夜我们正睡① 拉普雷斯勒医生允许萨特喝一点点酒。着，一个办事员开了门：“您是萨特先生吧？我们不知道。您的舱位已经准 备好了。”但我们都拒绝再搬进去。　　我们又愉快地沉浸在雅典旅馆的宁静之中。两点左右我们去一个带空调 的冰冷的小酒吧吃烤夹心面包，喝一杯鸡尾酒。然后我们出去，或走或坐车 到希尔顿六楼再喝一杯鸡尾酒，那儿可以远眺这个城市和远海的景色。我们 吃晚饭的地点也不一定，经常是在卫城脚下的一家露天饭馆。　　8 月 28 日，我开车送西尔薇上船，她要带车回马赛，然后从那儿再开车 回巴黎。两天后萨特和我坐飞机去罗德斯。航程很短。飞机开始降落时，我 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们住的海边旅馆离者城大约两公里，我们住在六 楼，是紧挨着的带有宽阳台的两间房。酒吧和饭馆设在面朝大海的平台上， 我们每天去那儿吃午饭。快到晚上了我们坐车去古罗德斯城门。我们沿着老 街散步，这里是那样美妙和充满勃勃生气。这种同萨特一起发现地方的乐趣， 我已经有很长时间未能领略了。有时，我们停在乡村里有大树遮阳的露天咖 啡店，有时我们在城墙脚找一家充满趣味的饭馆吃一顿快餐。坐出租车返回 之后，我在我的阳台上给萨特读一两个小时的书。天气很好，海景令人目不 暇接；脚下辽阔的海湾让我想起了科帕卡巴拉。　　我们作了两次远足，都是坐出租车。一次到林多斯，一个美丽的小村庄， 街道的房屋粉刷成白色，悬空在大海之上，这地方因它的卫城而特别有名， 但要骑驴才能上去，我们没敢作这种尝试。另一次是去加米罗斯，一个保存 得相当好的大古城。在路上我们看到一个坐落在山腰上的非常美丽的修道 院。我们回到雅典又呆了十天。天气开始凉快了，散起步来十分舒适愉快。萨特散步还行；他甚至还登上了卫城。有时，他同梅丽娜一起吃晚饭，梅丽 娜白天非常忙，她带他去一家雅典知识分子常去的咖啡店。萨特回来时常常 要到十一点钟，他总是和我在他的房间里喝一杯威士忌。在这期间他有两次接受采访，一次是对一份左翼日报，一次是对一份无政府主义小报。 这个夏天朱利昂给萨特写了一封信，他建议先搞一个“试点节目”，这是侮辱性的，而且荒谬至极，因为我们的节目已经形成了一个整体，不能从单个的片断来判别。几天以后，在 9 月 23 日，我们回到巴黎，萨特、我和维 克多──加维在美国──在莉莲·西格尔的家同朱利昂会面。萨特强烈地指 责朱利昂。他说，他早已过了接受考试的年龄。搞试点节目的建议事实上就 是一种考试，可以让人打上不及格、及格或良好的分数。我们唯一可以接受 的鉴定人是观众；但这里要求提交的“试点节目”不是对观众而是对“专家” 的，这就是说，实际上这是一个新闻检查措施。朱利昂提出的资金问题完全 不是真正的问题，因为对于持续一个半小时的戏剧节目，一百万法郎的预算 是正常的；这有许多先例可以援引。事情的真相是，节目的提纲被送到希拉 克总理那里，这是由一个名叫安德烈·维维安的议员干的，他同法国广播电 视局的关系密切，这些提纲是朱利昂拿给他看的。自元月份以来，维维安和 希拉克就强烈地反对我们的计划，而朱利昂，禀承他们的旨意，一直在欺骗 我们。最后，等我们拂袖而去，他们的破坏活动便大功告成。　　9 月 25 日，萨特由我和维克多陪同，在“圣迹”区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 会。9 月 24 日，朱利昂刚得知消息，就打电话给萨特说，他同意给四亿旧法 郎。如果在六个月前，还有足够的时间改变电影拍摄剧本以便削减它们的花　　费①；现在这是太迟了，而朱利昂也知道一点。他这样做的唯一目的是不让公 众明了事情的真相。事情还是真相大白了。在“圣迹”区有许多人参加了这 个记者招待会。萨恃精神抖擞，他详细地叙述了整个事情，确切地谈到事情 的真相，说得完全令人信服。他给记者招待会加了个题目“电视审查制度问 题”。他说：“有人说‘萨特正在放弃’。不对，是被迫放弃。这是一例确 凿的非直接的审查。”他说明朱利昂曾应允他完全自由地去表达自己的思想。 我们把首次预算交给朱利昂时，他曾说：“即使费用超过八亿（旧法郎）我 们也干。”后来他同政府就这个问题有一场争辩，我们的提要莫明其妙地落 到希拉克手里，希拉克否定了这些提要。然后朱利昂想以慢慢跟我们磨的方 式来实现政府的意图，到最后提出一个我们无法接受的试点节目的建议，以 此来达到他的目的。记者十分注意地听了这些说明，最后他们有些人问：“为 什么您不把剧本拿到国外电视台去拍？”萨特回答：“这里谈的是法国的历 史，而我要谈的对象是法国人。”另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不借用电影的渠 道？”他答道：“十个小时，时间很长。而且这套节目意味着首次运用一种 富有生气的眼光来创作电视节目。我担心不可能同这个电视台一起工作。是 马塞尔·朱利昂动摇了我。但现在这已经过去了。我决不再在电视上出现， 无论是法国的还是外国的。”他最后说：“过去，米歇尔·德罗依完全有自 由搞他的 1946──1970 年编年史。”总的说来，报界忠实地报道了这个记者招待会的情况，朱利昂则开始了一个反对萨特的诽谤运动。开始时他承认：“萨特先生不是一个守财奴，但 他希望有一切可能的手段供他支配，以实现他的梦想。”但到后来他暗示萨 特想得到一大笔作者版税；这完全不是真的。这笔钱原来都是准备交给那些 历史学家小组的。他还控告萨特自己不干事，让年轻的同事们去干。这同样 是谎言，萨特在“四人小组”和在所有的全体会议上都很努力地工作。最后， 电视台的那些人放出一个谣言，甚至在斯德哥尔摩也引起反响，那边发了电 文寄到法新社，按这个谣言所说，萨特要求获得他在 1964 年所拒绝了的诺贝 尔文学奖金。他对报界作了一个声明坚决地否认此事。卢森堡广播电视台建议萨特、我和维克多在 1975 年 10 月 5 日的“每日奇闻”节目中接受采访。萨特同意了，我们准备了自己的谈话稿。但已发生 的整个事件使他十分气愤。这个星期，阿莱特打电话对我说，她发现萨特非 常疲劳；一天晚上，他同我在一起，突然说话十分费力；他的嘴角和舌头尖 几乎麻木了。一刻钟后这个症状消失，但他告诉我，他经常有这种情况，我 很担忧。　　当我们去卢森堡广播电视台电视演播室时，萨特还没有恢复过来，他上 楼梯时举步艰难。接待我们的记者显然是怀有敌意的，我感到紧张。萨特显 得精神疲惫，他说得很慢，语调几乎没有任何变化。我非常担心他在这个节 目期间神思恍惚的毛病会突然发作。我马上从对话者那边抢过话题，讲了很 长时间，大谈我对朱利昂的看法。科恩－本迪特从瑞士电视台同时参与这一 节目，搞得趣味横生。总的说来，这个“每日奇闻”是一次成功。我们从广播电视台回到莉莲·西格尔的家，她准备了一个小小的午宴， 席间有几位历史学家，他们因同电视二台断绝关系而深感失望。快到五点时， 我把萨特带回他自己的住处，他睡了一会儿。他承认自己已是精疲力尽了。① 每一个部分都作一亿旧法郎的预算。这样十个部分的节目共需十亿法郎。朱利昂提供的不到一半。“我们整整工作了五个多钟头，”他少气无力地说道。晚上他是在万达家度 过的，第二天上午，10 月 5 日（星期天）阿莱特给我打了电话。她说：“这 不很严重，但??”在万达家时，他已经有点站立不稳了。她把他扶进一辆 出租车；米歇尔在“大教堂”外面等着接他回他的房间。路上他又跌了几交， 早上她驾车送他到阿莱特家，他又跌倒了。泽登曼赶去，给萨特打了针，他 嘱咐萨特长时间卧床休息。萨特跟我通了电话，他的声音还清楚，但很微弱。 他留在那儿同阿莱特吃午饭，之后，阿莱特借了一位朋友的汽车送他回家。 他们把他几乎是抬回到他的房间，扶他上了床。整整一下午我陪着他，泽登 曼晚上来了。萨特的血压从 140 上升到 200。萨特从他的房间到厕所这短短 的几步路也需要人扶着。晚上我睡在他隔壁的卧室，总之，两间房的门都开着。　　星期一和星期二萨特一直躺在床上。星期二晚上，拉普雷斯勒医生同泽 登曼一起来了。萨特的血压是 215。他们会诊了很长时间。除了通常的药， 他们又开了强力减压剂和瓦列莫去帮助他少抽烟。他们建议他起床后坐在安 乐椅上，并且下午睡一觉。　　生活又走上正轨。萨特在家吃饭，星期天西尔薇给他带来午饭。星期四 是莉莲，星期一和星期五是米歇尔，其余三天是阿莱特。而所有的晚餐，都 是我到他那儿去时买一点东西去吃。10 月 15 日（星期三）上午，泽登曼又来了。萨特的血压降到 160。他减少了药物，并对萨特说，他可以出去走动了。萨特这样做了。看来他好像恢 复到病前的那个样子，但他服用的药物又引起小便失禁，有时在夜里，以致 弄脏了他的睡衣，看见这些事情的发生，他表现得无所谓，而我则感到十分 难过。尽管如此，他带着一种固执的表情说，他还要抽烟。我坚决反对他这样做。如果他年老糊涂，深为痛苦的将是我──他并不意识到自己的实际状况。 是我说服他了吗？或者他被米歇尔读给他听的一篇文章所影响？那篇文章 说，在动脉炎的病例中，抽烟可能导致一条腿截肢。总之，他几乎不抽了。 他一天不超过四支，有时他只抽三支。有许多次，他好像为自己的境况而痛苦。一个星期日晚上，我们谈到，一个人不可能指望活上一百年。他说：“说到底，我不过是一个哑角的角色。” 第二天我向他提到这句话，他告诉我他为什么这样说，他恼火的是，加维冒 顶他的名就西班牙问题在《解放报》发表一个谈话。这个谈话发表在 1975 年 10 月 28 日，当时佛朗哥奄奄待毙。萨特说，佛朗哥有“一张拉丁人的可恶的混蛋嘴脸”。这个说法使许多读者气愤。萨特 说：“这是一个错误──在谈话最激烈时讲出的词语在写成文字时获得了另 外一种意义──但这完全是我自己的错。佛朗哥有他名符其实的脸；无疑他 是一个坏蛋，也没有人会否认他是一个拉丁人。”　　他的健康状况没有恢复，他也知道这一点：“我的身体不是很好。”一 天早上，他和莉莲在附近的“自由女神”咖啡店吃早饭时说道。他抱怨自己 的嘴特别是喉咙有些麻木，使他的吞咽十分困难。他喝一杯茶或一杯桔子汁 至少需要一个小时。他的糖的含量还正常，但他的行动越来越困难了。11 月19 日（星期四），从他的住处到“自由女神”咖啡店，一百多米的路他走得 非常困难；大约两点，他去蒙巴拉斯城楼脚下的巴西饭馆时──我们常在那 儿吃午饭──也是行步艰难。第二天泽登曼来看他，泽登曼发现萨特恢复得不太好，有些担心，拉普雷斯勒傍晚时也来了， 他认为萨特比他前一次见他 时要好，总的健康状况也还好。但就他的运动神经（走路，吞咽）而言，他 对我说：”萨特已降低了一个水平，他不可能再升上来了。”我还记得，两 个月前，萨特登上了护城墙；我担心是否有一天，他完全不能动弹了。由于 他无法控制自己的反应能力，他又有一个肠功能失禁。这太可怕了，当你的 精神还健全时你的身体却背叛了你。　　就理智而言，萨特是完全恢复了。他说：“最重要的事就是工作，幸运 的是，我的头脑还不错。”他又对我说：“我的头脑现在比以前很长一段时 间要清醒得多。”这是真的。他奋力地同维克多一起写他们计划的那本书《权 力和自由；他对我给他读的书和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一切都有浓厚的兴趣，特 别是对戈德曼的情况①，他了解得非常详细。11 月中旬，我们认为戈德曼的 上诉可能被驳回，萨特在维克多的帮助下，拟了一封抗议信打算交给《世界 报》发表。后来因为对戈德曼的判决被撤消，萨特没有发表它，戈德曼的朋 友都因这个审判结果而高兴。　　由于萨特进行了许多活动，他再次感受到生活之乐趣。一天上午莉莲问 他：“依赖别人，这不是让人很恼火吗？”他微笑了：“不。这甚至使我觉 得有点愉快。”“被人宠爱吗？”“是的。”“因为你觉得我们爱你？”“噢， 我早就知道这个了。但这是让人高兴的。”11 月 10 日，《新闻周报》的欧 洲版发表了萨特同简·弗里德曼的谈话。她问他：“当前您生活中什么是最 重要的？”他答道：“我不知道。一切。活着。抽烟。”他完全感受到这个 蓝蓝的和金黄色的秋天之美丽，他乐在其中。萨特常被要求签名于一些声明和呼吁，他一般都不拒绝。他同马尔罗、孟戴斯·弗朗斯、阿拉贡和弗朗索瓦·雅各布签名于一个呼吁书，去制止在 西班牙判处十一个人死刑的行动①。当那十一人被处以死刑时，他签名于一个 抗议信和一个呼吁书，号召举行一次向西班牙进军。他同密特朗、孟戴斯·弗 朗斯和马尔罗共同抗议联合国把犹太复国主义视为种族主义的决议（见 11月 17 日的《新观察家》）。他在一个要求改善被关的士兵的状况的呼吁书上签了名，这个呼吁书于 12 月 15 日在巴黎互助大厅上被宣读。 他有一个新的娱乐活动。阿莱特为他租了一台电视机，有好的西部片或娱乐片时，我们就看一看。萨特坐得离电视屏幕非常近，这样他可以看得较为清楚。一个星期一的上午，我同他去看一部很不错的希腊片《演员游记》。 经理专门为我们放这部片子；只有几个朋友在场，这样，我可以给萨特读字 幕而不妨碍别人。　　12 月 1 日，萨特收到署名 G.I.N 的一封恐吓信??吉泽尔·阿里米认为 这是很严重的事情，6.1.N.是一个极右翼团体，它自称爆炸过《解放报》的 图片社。萨特向附近的警察局报了警，我让人安了一个防弹门。我真有点担 心，但萨特不怎么在意。他的宁静没有受到破坏。“这三个月我过得极好，”12 月底他对我这样说，他的确容光焕发。1976 年初，人们问他，他希望人们① 戈德曼是一个左派分子，他被控告和被判定犯有拦劫和暗杀一位药剂师的罪行；在上诉中.他的暗杀罪被弄清楚了，但拦劫罪没有搞清楚。在监禁期间他写了一本书《回忆一个无名的犹太人》。他后来被暗杀， 而杀害他的凶手一直逍遥法外。戈德曼是《现代》编辑部的成员。① 这个呼吁书发表在 9 月 29 日的《新观察家》上，由富柯、雷吉斯·德布雷、克洛德·莫里亚克、伊夫·蒙 当德等人亲自送往马德里。怎样来祝愿他，他热切地说：“万寿无疆！” 我们同西尔薇一起去日内瓦作了一个短期旅行，这使萨特非常高兴，尽管下着雪，天气很冷。我们在古城里散步；参观了科佩特和游览了洛桑。回 到巴黎，萨特又恢复了他同维克多的工作。他甚至又开始写起东西来了。他 的笔迹潦草模糊，难以辨认，但维克多能够辨认出一点来。他在尽最大可能 追求他自己的价值。“我不相信我写出了什么，”他对我说。但他发现自己 正在《存在与虚无》和《辩证理性批判》的基础上进行自我批判，这说明他 是相信它的。1976 年　　3 月初，萨特对我口述了一篇关于帕索利尼的文章。萨特在罗马见过他， 十分喜欢他的一些电影，特别是《美狄亚》的第一部分，其中有一段对《圣 堂）的美妙回忆。在这篇文章中，萨特回顾帕索利尼之死的背景。他先是自 己用笔写，字迹无法辨认，后来又背给我听。这是一篇好文章，发表在 1976年 3 月 14 日的《晚邮报》上。他完成这篇文章总共不到三个小时，这使他非 常高兴。　　我和维克多都认为，有好长一段时间萨特的脑力都没有这么好过。有时 他确实给人他的智慧之光就要熄灭的印象，但那是在场的人太多或人们让他 厌烦的时候；他也可以是充满生气、精神抖擞的。例如，在我们同艾丽丝·施 瓦尔泽一起度过的晚上，他就是这样。但有一点是确实的：虽然他可以听别 人谈话，他作回答或参加讨论，但他不再有创造性了。在他身上存在着一种 空白，所以，现在对他说来吃和喝要比以前重要得多。他很难适应新的东西， 很难容忍别人反驳他。我几乎从来不反驳他的话，即使他对过去发生的事有 着许多错觉。　　3 月 10 日，我们同西尔薇去威尼斯，这是我们三人永不会感到厌倦的城 市。萨特迈着小步同我走了很长时间：“你不厌烦吗？同一个走得这样慢的 可怜虫散步，你不厌烦吗？”他有一次问我。我对他说不厌烦，这是真心话。 他能散步这个事实本身就已经够我高兴的了。他有时仍是忧郁地对我说：“我 再不能恢复我的眼睛了。”当小汽艇上的游客扶着他的胳臂帮助他上岸时， 他感到伤心。“我看来像一个衰弱不堪的人吗？”他问我。“你看上去眼睛 不好用，这没有什么可难为情的！”我对他说。但这些乌云很快就消失了。 我的右臂神经疼，很难受，我对他说：“看，这是什么？这就是老之将至。 一个人总是有这样那样要命的事。”他自信地说：“我没有这样的事。我什 么毛病都没有。”这使我笑了起来，他想了一会，也笑了起来，他很自然地 感到自己完全未受损伤，他比去年更好地适应了自己的状况。又回到了巴黎，他继续同维克多写他的著作。这是一个美丽的春天──阳光灿烂，草木葱翠，萨特的花园里繁花似锦，鸟儿欢鸣。阅读，音乐和电 影排满了我们下午和晚上的时间。这一年年初，《境况种种》已出版，内含 四篇政治随笔，一个关于《家庭的白痴》的谈话，一个同我关于女权主义的 谈话，一个同孔达的题为《七十岁自画像》的长篇谈话。伽利玛出版社《如 此》丛书中再版了《存在与虚无》，在《思想》丛书中再版了《境况》第一 集。《辩证理性批判》的英译本在伦敦出版（德文本于 1967 年出版）。萨特 在澳大利亚广播电台的谈话──关于马克思主义，关于莱恩和关于知识分子 的作用──被收成一卷在纽约出版。5 月 1 日他就电影《萨特自述》的剧本 作了一个谈话，他谈到他同法国电视台的争论。6 月他在《解放报》发表了 关于拉扎克的一封信：他很遗憾自己不能在降灵节参加关于拉扎克的会议。 在这个月，《新观察家》发表一篇他写的短文章，其中谈到企业中的劳动安 全问题。　　他还在一个声援“边缘团体”的声明上签名，这个团体 1 月 20 日占领了 苏联大使馆的一座附属建筑物。在 1 月 28 日的《解放报》上他签名于一个呼 吁书，要求共和国总统帮助让·帕潘斯基。帕潘斯基是一小学教员，临时派 去教中学。1966 年，帕潘斯基教一个班的英语，一个视察员来了；这人不懂　　英语，却写了一个说帕潘斯基教得不好的报告，让帕潘斯基回小学去。帕潘 斯基要求对方改正错误的说法，但没有结果。1974 年他发表了一个题为《蹩 脚剧场》的小册子，抨击这个视察员、陪审团和不公正的提升。帕潘斯基被 终生除名于教师名册，他因而开始了绝食（长达九十天）。　　在 2 月 17 日的《解放报》和 2 月 18 日的《世界报》上，刊登了萨特、 我和五十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签名的一份呼吁书，要求释放米克哈尔·斯特 恩先生。我们一起发起了一个支援他的运动，最后我们取得了胜利。6 月 12 日萨特和另外一些知识分子发表了一个公报，对乌尔里克·米恩霍夫在德国 监狱的死表示震惊。　　这一年夏天，我和萨特分开了一个月，萨特先是同阿莱特在朱纳斯，然 后同万达在威尼斯度假；同时我再次同西尔薇去西班牙旅行。然后，我们三 个人，萨特、西尔薇和我前往卡普里。我们住在奎斯桑那旅馆，在这儿呆了 将近三个星期，非常愉快──卡普里是萨特最喜欢的地方。每天下午，我们 很早就去萨洛托喝点什么。萨特甚至两次步行到岛上汽车禁止通行的地方， 这段路是很长的，他得经常坐在凳子上休息，但他的腿已经没有多大妨碍了。 我们在露天饭馆吃午饭时，他坐着晒太阳。凭窗远眺，他可以感觉到这如画 的美景逐渐消失在蓝色的海水之中。我们返回罗马──我们把汽车留在那不勒斯的一个汽车场──回到我们常住的那个带阳台的房间。第二天西尔薇走了，萨特和我还要一起呆两个星 期。像以往那些年一样，我们的日常生活是很愉快的。万神殿的一部分和邻 近的街道现在被用作散步的场所，我们常去那儿散步。我们同巴索和他的妻 子在拉文拉广场吃午饭。我们在威尼斯偶然遇见了乔斯·代恩和马尔卡·里 包斯卡，以前我见过她们，她们来同我商谈为电视台改编《被解除婚约的妇 女》一事。萨特很喜欢她们，我们一起吃晚饭。我们的假期结束时，博斯特 一家来看我们并陪同我们去飞机场，从那儿我们飞往希腊。因为萨特答应过 梅丽娜去雅典看她；我们在那儿住了一个星期。他白天同我在一起，晚上同 她一起度过。我们没有去找过去我们喜欢的旅馆，不过我们住的那个旅馆就 在它附近，十分阴暗。虽然房外阳光灿烂，房内却不得不从早到晚点着灯。 幸好我有工作可做。我开始搞那个改编的脚本，为《被解除婚约的妇女》写 对话。又是 9 月中旬的巴黎，除了少数日程的改变，一年前那样的生活又开始了。直到 10 月中旬天气才好起来，我们的心情也开朗了。而且萨特确实适应 了自己的状况，他的事情进行得不错。他不再参加《现代》的会议，他以极 大的热情同维克多工作，而人们总是要求他做这样那样的事情。10 月，他参 加了一个支持苏联政治犯的集会，要求释放库兹涅佐夫。他和勒布利斯和勒 唐戴克一起，签名于博米·巴乌曼的书《西柏林的 Tupamaros》的前言①，这 书作为《野性的法国》丛书之一出版。这是一个从前的德国恐怖主义者的自 传，德国警察在 1975 年没收了它；萨特同海因里希·波尔一起要求出版这书。 这时它在法国出版。萨特写道：“博米·巴乌曼的观点并不一定是我们的， 但它们在直接向野性的法国呼喊。”9 月，《肮脏的手》再次在“水手”剧院上演。此剧在各省巡回演出已 达一百五十场。除了马卡伯吕，评论界对该剧的反应都是很好的，电影《萨① 我曾说过，在萨特访问巴迪尔时，他给萨特开车。特自述》在 2 月底开映。评论家们再次热烈赞扬萨特，观众成群结队地来看 这部影片。《文学杂志》发表了一个萨特和米歇尔·西卡尔关于《家庭的白 痴》的非常有趣的长篇谈话②。有两期《政治周刊》是萨特专号；其中有夏泰 莱、豪斯特和维克多写的文章。　　“一个多么辉煌的复兴！”我对他说道。“一个埋葬前的复兴，”他笑 着答道。实际上他是十分愉快的。萨特是很自负的，唯其如此，他绝不让自 己陷入虚荣之中。像所有的作家那样，他关心自己作品的成功和它的影响。 但是对他说来，“过去”总是很快就被超越，而他把一切指望都放在未来──他的下一本书，他的下一个剧本。他现在不再对未来多作指望。而他对自 己的过去非常坦然。有几次他说道，他已做了他想做的事，他是满意的。但 他不愿意被抛弃和被遗忘，即使这仅仅是一段时间。因为他不再可能用他老 年的全部精力去制定新的计划，他只得和他已完成的东西合在一起。他把自 己的作品看成是已经完成的东西；通过它们，他可能像自己希望的那样被人 所承认。　　11 月 7 日（星期天），在以色列大使馆，他接受耶路撒冷大学博士学位 的荣誉称号。在他的讲话中（他精心地准备过，并且已熟记于心）他声明， 他接受这个学位是为了促进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对话。“长时间来我是 以色列的朋友。如果说我关注着以色列，我也关注着灾难深重的巴勒斯坦人 民。”这个讲话发表在《贝尔纳·拉扎尔备忘录》。不久，萨特同埃迪特·索 雷尔的一个谈话发表在 11 月底的《犹太人论坛》上①。他说，现在他不会以《对犹太人问题的思考》那样的方式写东西了。他谈到他在埃及的旅行和1967 年在以色列的旅行，并说到，如果开罗大学授予他学位，他也会接受的。　　11 月《新左派评论》开始发表《辩证理性批判》第二卷中很长的一节。 其中，萨特思考了苏联社会的情况和“单独一国的社会主义”的问题。所选 的这一部分哲学色彩要比历史学色彩浓厚，因此，它们可以说是第一卷的延 续，因为第二卷是试图深入到具体的历史中去。在 11 月 12 日的《解放报》上，他发表了一封信支持拘留在里昂的五个科西嘉人。11 月 13 日，他在对《政治周刊》的谈话中谴责给欧洲带来危险 的德国－美国的霸权。他参加了“反对德国－美国的欧洲”委员会的活动， 其中的一个爆发点是 J.P.维吉埃。梅丽娜来巴黎呆了一个星期，萨特常去看她。他见到她的快乐要比在雅典时减少了许多，他发现她有些“空”，但仍然对她充满着感情。《现代》编委会的人员是大大减少了。博斯特听不清人说话，不再来了； 而郎之曼的全部时间都花在他的关于大屠杀的电影上面。看来我们应该共同 选择一些新的成员。由于萨特又开始参加会议，我们选择了彼埃尔·维克多， 弗朗索瓦·乔治，后者经常与杂志合作，以及里古洛特，一个年轻的哲学教 师，曾在杂志上发表过东西，他写的一封信深深地感动了我们；还有彼埃尔·戈 德曼，我们对他的评价都很高。一天晚上他同郎之曼来看萨特，我很快对他 产生强烈的好感；萨特也同样，但像经常发生的那样，如果有不认识的人在 场，他完全不说话。当他和我单独在一起时，他忧虑地说到自己的这种状况。 我尽可能地安慰他。另一方面，在又一个晚上，当豪斯特和他妻子来同我们② 米歇尔·西卡尔是一位对萨特的作品非常了解的青年皙学教师。① 埃迪特是勒内·德佩斯特里的前妻。我们是在古巴同她认识的。一起喝一杯时，萨特是非常活跃的，因为他与他们熟悉。1977 年　　萨特的身体总的说来非常好。病情没有进一步发展。他走路并不困难， 只是烟抽得太多，对身体太有影响，他也感到自己吞咽十分困难。但他的心 情很好。“现在我非常快乐，”他对我说。尽管他认为自己情况的“好转” 是他的葬礼般的“复兴”，那些关于他的文章还是使他很高兴的。他的智力 没有受到损害。假如他可以阅读，并反复读自己的作品，我相信他能产生出 一些新的思想来。这段时间他在同维克多搞一个对话，谈到他们合作的意义 和原因，这个谈话发表在 1977 年 1 月 6 日的《解放报》上。在这个谈话中他 说明了他即将出版的一本书《权力和自由》的新形式，这种新形式不仅仅适 合于他不能握笔写作的状况，也符合他的一种热切希望：在书中应该表现出 一个我们来。在他看来，这本书是“在我的生命将要终结之时我想要完成的 伦理学和政治学”。当他想到这是一种联合产生的思想时，他又有些犹疑不 定，因为他仍然相信一个人只可能独自进行思考。但他又希望通过我们去产 生一种思想，“这要求一种名副其实的由你和我同时形成的思想；在这个思 想活动中，我们每个人的思想都因另一个人的思想而发生一些变化；我们必 须产生一个我们的思想，在这个思想中你在认出了自己的同时也认出我，而 我也在认识你的同时也认识了自己。??”“不管怎么说，我的境况是很奇怪的；总的说来，我的文学生涯已经结束了，我们现在搞的这本书不完全是写出来的。可以说，我不是一个充满活 力的人，我活着，但已经衰老了。我同你谈着话。我有点超然于自己的作品。 我愿意同你一起??搞出一部超出我自己作品的作品。”“事实上我还没有死；我能吃也能喝。但就我的文学工作已完结而言，我已经死了。??现在我同自己作品的关系有了一个跟以前完全不同的变化──我同你一起工作；你的思想跟我的不一样，这使我进入了一个以前所不 熟悉的领域，产生了某种新的东西；这是我搞的最后一部作品，它跟我以前 的作品不同，不属于那些作品的整体之列，但实质上它跟那些作品又有相同 的地方，比如，在对于自由的理解上。”有一点是很明显的，萨特左右两难的处境使他颇为烦恼，但他努力去适应它，他不断地勉慰自己说，目前这种状况对自己也有积极的一面。 这时，他又几乎不能行走了。他的左半边腿疼痛──小腿、大腿和踝部。他没法站稳脚。拉普雷斯勒医生要我们放心──萨特的脉管病没有发展，这只是坐骨神经痛。萨特在自己的房间里一直呆了两个星期，最后他还是没有 好转。晚上，他的腿使他疼痛难耐，白天他的脚又折磨着他。一直到 12 月， 他都能够不大费劲地走到附近的巴西饭馆；然而到了元月，他走这段路每一 回要停下来歇三次，到了饭馆时已经是上气不接下气，而且腿脚痛得厉害。 那时我和阿莱特晚上都同他在一起，我们在他那儿睡。但到了星期六， 万达要同他一起呆到十一点；到了这么晚我和阿莱特再去他那儿很不方便。 米歇尔提了个建议：星期六万达离开后她去萨特那儿，晚上就在他的隔壁房间睡。这种安排对我们每个人都合适，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是这样办的。 一个星期天，萨特、我和西尔薇在“棒槌”饭馆吃午饭，他的行为很反常──他好像完全睡着了。这天晚上九点左右，他的病状加剧，我不得不拨 了急救中心的电话，请来医生；萨特的血压是 250。打了一针后降到 140。由 于血压突然下降他第二天感到很不舒服。库尔诺医生来了，莉莲也在这儿，他把她拉到一旁问道：“他喝了酒吗？”她说喝了的。她不愿意让我知道； 萨特对她说，星期六晚上来歇尔同他在一起时，他喝了半瓶威土忌。萨特自 己对我承认了这事。我打电话给米歇尔，对她说，为了这事星期六她不要再 来萨特这儿了。过了几天，她对萨特说：“我是想帮助你愉快地死去。我以 为这是你希望的。”但他完全不想去死。这事发生后，每当星期六晚上离开 他时，我都给他倒出一定份量的威士忌，然后把酒瓶藏起来。这佯，在万达 走后他可以喝一点酒，抽一会烟，然后安安静静地去睡觉。元月初，我们在西尔薇家吃了一顿喜庆午餐。伽利玛出版社出版了电影《萨特自述》的剧本，获得巨大成功。萨特同卡特琳娜·夏安有一个谈话， 内容是关于他同女性的关系，发表在 1 月 31 日的《新观察家》上。他参加《现 代》的会议，现在《现代》每月在他的住所开两次会，在两个星期三的上午， 他参加讨论。他一般习惯于不拒绝别人的要求，这次他又同意签名于一篇文 章，发表在 1977 年 2 月 10 日的《世界报》上，实际上这是维吉尔在同他谈 话后写的。其中萨特谈到：“德国社会民主党于 1945 年重建以来，一直是美 帝国主义在欧洲的最得力的工具。”他号召所有社会党积极分子同“德国─ 美国”在欧洲的霸权主义进行斗争。这篇文章的风格一点也不像萨特的；而 且从萨特这儿发出一个向社会党人的呼吁，这也实在令人吃惊。郎之曼、普 隆、维克多等人都表示了他们的不满。萨特答应梅丽娜在 2 月中旬去雅典大学作一次演讲，她在那儿工作。2月 16 日（星期三）他和彼埃尔·维克多坐飞机去雅典，他在那儿呆了一个星 期，同维克多一起吃午饭，同梅丽娜一起吃晚饭，同时打着腹稿准备他的演 讲。他演讲的题目是“什么是哲学”。22 日（星期二），原定为八百人的会 堂里坐了一千五百人，萨特演讲。他讲了大约一个小时，激起了一阵阵雷鸣 般的掌声。维克多认为这个演讲内容“简单”了一些，但因为大多数学生都 不太懂法语，他们不可能透彻理解那些较为艰深的概念。第二天我去奥利飞 机场接他们。我在排队通过的旅客中寻找他，他们当中有个人看到我担心的 样子，对我说，“他们就在后面。”萨特和维克多终于来了，他们出来得很 晚。萨特下飞机走了这么长的一段路，有点累了，但这次旅行他是很愉快的。3 月 9 日，梅丽娜来到巴黎，第二天早上不到九点，她在电话里惊惶地对我说，萨特同她去巴西饭馆吃晚饭，回来时在路上把腿给摔伤了，有两次 他几乎倒在地上；周围的人把他送上电梯。他的脸像死人一样苍白，大汗淋 漓，上气不接下气。我马上打电话给泽登曼，并且赶去萨特的住处①。他的血 压是 220。梅丽娜向我保证说，萨特喝酒没有过量，我相信这一点，因为她 总是密切注意着他。况且现在他的头脑完全清醒。这天下午我同他在一起， 晚上库尔诺医生来了，谈到萨特的一条腿痉挛的症状。第二夭阿莱特打电话 对我说，萨特又跌倒了几次，特别是在他要上床时。库尔诺医生回去了。虽然萨特的血压下降了很多，库尔诺仍建议他去布 鲁塞斯医院作一次检查。同每一个星期二一样，我睡在他的住处。一天早上 八点半，莉莲来接我们。我和莉莲帮助萨特穿过花园，坐电梯，下楼然后坐 进小汽车里。他几乎完全不能走。到厂医院，一个男护士用轮椅把他推走。 医生决定留他到第二天下午。在他接受各种检查时我留在他的房间，给他办 理一些手续。医院开了午饭，他吃了一大半。他的右侧血压正常，左边要低① 在后面的讲述中我们再不会提到泽登曼医生了。他在德朗布尔街突然倒下，死于心力衰竭。一些；这说明两边不对称。我守在他跟前一直呆到三点半，他睡着时我就看 书，直到阿莱特来。　　第二天上午我回到医院。头一天萨特吃了晚饭后，又看了一会电视，睡 得很好。医生现在正对他进行一个长时间的Ｘ射线检查──胸部、腿部、手， 等等。他们把萨特送回床上，然后豪塞特医生来了。他很有说服力地谈到萨 特的病情。他说萨特只有戒烟才可能挽救自己的腿。如果他现在开始戒烟， 病情就可能大为缓和，他还可能安度晚年直到正常地死去。否则他的脚趾要 被切掉，然后是他的整个脚，他的整条腿。萨特看来很受震动。我和莉莲不 太费劲地带他回了家。他说他想再仔细考虑一下抽烟的事。他见到了梅丽娜 和阿莱特，第二天见到彼埃尔和米歇尔。下午晚一些时我到了他那儿，他走 路好了一些。但第二天晚上，他对我说，他的腿每天夜里都要痛一个多小时。 星期天，他、我和西尔薇来到凡尔赛，我们到我们的朋友科米科的漂亮 的房子里作客。我们吃填鸭，喝些味道很美的葡萄酒。我们驾车返回时，西 尔薇有点醉了，她向萨特说了一些很热情的话，这使萨特十分高兴。（她有 时对萨特不太热情。因为她并不认为萨特有病，所以对他的有些做法生气， 萨特总说她有“坏脾气”并因此责备她。但这并不影响他俩在各方面的关系。） 这天晚上我和萨特一边读书一边谈话。他决心第二天（星期一）停止抽 烟。我说：“你想到自己正在抽最后一根烟，你不觉得伤心吗？”“不伤心。 说真的，现在我已经有点讨厌抽烟了。”毫无疑问，这时他是把抽烟同一点 一点地割掉他身体的一部分联系在一起了。第二天他把他的打火机和烟递给 我，要我送给西尔薇。这天晚上他对我说，他的心情出奇的好，因为他停止 了抽烟。这是他最终放弃抽烟，此后他再也没有抽烟的欲望了。甚至他的朋友在他面前抽烟时他也不受影响──的确，他甚至还赞同他们这样做。　　下一个星期四，莉莲和我带他去豪塞特医生那儿进行一次私人会诊。豪 塞特仔细查看了萨特的一个很厚的医疗档案，他祝贺萨特放弃了抽烟，并开 了一系列静脉注射的药。他说，如果萨特感到有点痉挛性的疼痛，就应该立 即停止行走；否则有发作心脏病或中风的危险。他坚决反对萨特去朱纳斯短 途旅行的计划，他给我一个很厚的信封，要我转交给库尔诺医生。我们带萨 特回家，哦和莉莲一回到我的房间，就用蒸汽打开了豪塞特的信。这是一个 很详细的病情概述，我们不怎么看得懂。莉莲把它留下准备给她的朋友，一 个女医生看。莉莲第二天打电话给我。她的那位朋友认为，这份报告是非常令人担心的──萨特的腿中只有百分之三十的血液循环。“如果注意照看的话，他还 可能活几年，”她说。几年！对我说来，这个词是太可怕、太悲惨了。我完 全意识到萨特活不了很长的时间，但我和他就要永别的那个时间界限在这以 前总还是模糊的。现在这一切都变得很近。五年？七年？无论怎样，是一个 确定的有限的时间。死，这个不可避免的东西，已经在这儿并且它已经占有 了萨特。我以前那种漫无边际的焦虑现在变成了一种根本的绝望。　　我努力让自己坚强地面对这个现实。我拿着重新封好的信回到萨特的房 间，库尔诺医生当时打开后把它留在桌子上。他劝告萨特在两个星期内尽量 少走动。我们准备去威尼斯，我说服萨待在飞机场定了一个轮椅。　　在威尼斯，我们仍然住在我们历年来常住的那个房间，萨特非常高兴又 来到这里。但他很少离开旅馆的房间。每次我们去他喜欢的一个饭馆吃饭都 是一次艰难的长征。他连去圣马克广场也很困难。因为天气潮湿，时有阵雨，　　他也不能坐在咖啡店的阳台上。天气好时我们在旅馆餐厅吃午饭，在那儿可 以远眺大运河。有时我们走过一条街到哈里酒吧去坐一坐。晚饭我们在旅馆 的酒吧吃一个夹心面包片。多数时间他在自己的房间，我读东西给他听。下 午他睡觉或者听收音机里的音乐时，我同西尔薇出外走一走。尽管如此，我 们离开时，他仍对我说，他很满意在威尼斯的日子。　　回到巴黎后的几天里，萨特见梅丽娜的次数很多。他又喜欢起她来：“我 同她在一起时，我觉得自己好像是三十五岁，”他对我说。莉莲经常看到他 们在一起，她对我说，在梅丽娜的陪伴下他的确变得年轻了。我觉得这很好； 因为在他的生活中还能带给他愉快的事真是太少了！一天早上他正起床，右 腿疼痛异常，以致于他说道：“我觉得好像他们在割我的脚。”服了止痛片 后他痛得好一点，又打了一针，他完全不痛了。但他走路仍很困难。单独和 我在一起时，他很开朗，生气勃勃。但有外人在场时他常常变得退缩起来， 封闭在自己之中。甚至有天晚上同博斯特在一起他一句话也没说。博斯特感 到震惊，对我说：“我怎么能够想象这会发生在他身上！”　　而我当时想，这对他是必然会发生的。他总是把自己的工作排得满满的， 从不休息。如果他感到疲倦了，感到捉摸不定或者想睡觉，他就给自己服科 里特拉纳。虽说他的动脉先天性的狭窄容易让他得病，但他至少没有做任何 防止病发作的事情。他是在耗费自己的“健康资本”。他知道这一点，实际 上他说过：“我宁可早一些死去，也要完成《辩证理性批判》。”我不知道 在格罗德克的书的影响下，他是否可能多少有意地选择自己的处境。他并不 真正希望去写《福楼拜》的最后一卷，但这一段时间又没有别的计划，所以 他又不愿意完全放弃它。怎么办？对我说来，我可以闲居着而生活不会丢失 它的全部意义。萨特不是这洋的。他愿意生活──甚至强烈地生活──但是 要有一个条件，这就是有可能工作。在这个回忆录中，读者会看到，工作是 萨特无法摆脱的事情。当他发现自己失去了把工作搞好的能力，他就过量地 喝酒；他的活动量加大得超过了他可能承受的限度，这必然会导致他疾病的 发作。他没能预见到这会导致他的近乎失明的状态，他因此而无比震惊。他 想自己该歇下来了，对他说来，病是休息的唯一正当的理由。现在我不再完全相信这个假设──一个有点过于乐观的假设，因为它假定萨特能够主宰自己的命运。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晚年的这场悲剧是他整个 一生的结果。人们可以运用里尔克的话来说萨特：“每一个人都在自身肩负 着自己的死亡，正像果子带着自己的核。”萨特的衰老和死是他的生活所导 致的。大概就是因为这个，他能够那样安详地迎接它们的来临。　　我说这话时没有幻觉；这个安详的心灵也时常受到干扰。他越来越感到 需要一杯酒。在这次度假前我问维克多，他认为萨特的健康状况怎样。“他 越来越糟，”维克多答道。萨特在每次同他谈话之后都很气恼地要威士忌喝。　　在 1977 年 6 月 21 日，他七十二岁生日时，他是十分愉快的，他同许多 知识分子在雷卡米埃剧院欢迎东方的持不同政见者。与此同时，吉斯卡尔在 爱丽舍宫会见勃列日涅夫。萨特挨着米克哈尔·斯特恩博士坐着，我们为他 的获释出过一份力，他十分诚挚地向萨特致谢。萨特同其他在场的人作了简 短的交谈。在这一年里，像往常那样，他签名于许多文章，都发表在《世界报》上：1 月 9 日，支持处境困难的《政治周刊》的呼吁书；1 月 23 日，反对摩洛哥 镇压的呼吁书；3 月 22日，一封致拉瓦尔法庭庭长的信，信中表示支持伊万·皮诺，他因退回自己的军籍簿而被控告。3 月 26 日，抗议一名歌唱家在尼日利 亚被逮捕的信；3 月 27 日，为争取阿根廷公民自由权的呼吁书；6 月 29 日， 寄给贝尔格莱德会议的请愿书，反对在意大利的镇压；7 月 1 日，反对巴西 政治形势恶化的抗议信。此外，萨特和一个音乐研究家吕西安·马尔森有一个谈话，发表在 7 月28 日。在这个谈话中，萨特谈到他的音乐爱好，他痛惜电台的《法国音乐》 节目的新变化。该节目负责人在 8 月 7 日至 8 日的《法国音乐》上对他的批 评作了回答。　　7 月初，萨特同阿莱特、布依格和布依格的一个女朋友——一位萨特非 常喜欢的年轻妇女——乘小汽车去朱纳斯。经过了已成为习惯的一番接送， 他同万达去了威尼斯，他在那儿呆了两个星期①。我常给他打电话，看来他的 情况很好。但莉莲的朋友宣告的那个结论仍然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只有几年 好活。我同西尔薇去奥地利旅行，有她和我在一起以及我对风景、城镇和博 物馆的兴趣帮助我消除心中的不安。但在晚上，虽然我竭力去抵抗这种情绪， 我还是不能完全消除它。我从萨特的房间拿了一管瓦列莫；现在我徒劳地指 望靠吞服这种药丸来平复我的心情，我喝着过量的威士忌。这样做的后果是 使我的双腿发软，走路摇晃起来了。有一次我差一点跌进湖里去；另一次， 我走进旅馆的大厅，一下子跌倒在扶手椅上，女主人大为惊诧地看着我。幸 好，到了早上我又恢复过来了，我们度过了一些很愉快的日子。我们去威尼斯，西尔薇在罗马广场坐在小汽车里等我，我乘汽船去萨特的旅馆。跟往常一样，这对我又是一次激动，我看到等候在门厅的他——看 到他的黑眼镜，他那笨拙的动作。天气极好，我们和西尔薇驾车离去。我们 在佛罗伦萨停了下来，我在精益旅馆预定了房间，房间的侧面有阳台，在上 面可以鸟瞰整个城市。我们在酒吧喝鸡尾酒，萨特愉快地微笑着，正像他以 前常有的那样。第二天，大约两点，我们到达罗马，清冷凄凉的罗马。十分不幸，我们那套带阳台的房间没有了。它租给一个美国人整整一年。但我也喜欢我们的 新住所——两间卧室，被一间小客厅分开，客厅里有一个低低鸣响的冰箱。 这套房间也是在十五层楼，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圣·彼得教堂，还可以欣赏 异常壮观的日落。我们一起度过了三十五天，先是同西尔薇，然后是我们两人单独在一起。我想萨特是完全恢复了（除了他的腿；他几乎完全不能行走）。他同我讨论 我读给他听的书时，思路十分敏捷——特别是对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写的那些 书。虽然博斯特一向对萨特的状况持悲观态度，但他和奥尔加来看我们时， 他也为萨特表现出的活力惊讶不已。西尔薇走后的一天，离我们住的旅馆十 码远有一个小咖啡店开始营业，它原先是一个汽车间。我们每天在这个小店 的平台上吃午饭，吃一个夹心面包或煎蛋卷。有时在晚上，从我们吃晚饭的 饭馆坐出租车回来时，我们停在这儿喝一点威土忌，然后再回我们的房间。 我们常安排在那儿同人们见面。在罗马，这一年的夏天人们的精神动荡。一个学生在波伦亚被杀，该市 长是共产党人。在 9 月 23 日到 25 日举行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左派示威活动，① 自从他近乎失明以来，他坐飞机到达尼姆时总是莉莲去接他；第二天博斯特驾车去她家，送他和万达去飞机场，然后他们坐飞机去意大利。前面我已经说了，萨特签名于一个声明，反对在意大利的镇压。这一举动在 意大利新闻界引起了轩然大波，特别是在共产党的报纸。??一家极左翼报 纸《斗争继续》同《现代》的关系很好，请萨特就这个问题作一个谈话。M.-A. 马索奇怂恿萨特支持波伦亚集会。罗森娜·罗桑达请他不要那样做，她预计 这会引起麻烦。9 月 15 日在我刚刚谈到的那个小咖啡店里，萨特同《斗争继 续》的几个头头会面。他们以“自由与权力不可能结合”为题在 9 月 19 日的《斗争继续》上用四页的篇幅发表了这个谈话。萨特说明了他关于意大利共 产党、关于历史的妥协、关于巴迪尔—明雷夫一伙人、关于东欧持不同政见 者、关于知识分子对政府和党的作用、关于新哲学家、关于马克思主义等问 题的看法。他说：“每当政府警察向一位青年战士开枪时，我总是站在青年 战士一边。”他宣称自己是站在这个青年一边，但他不希望波伦亚出现暴力。 他的话使每一个人都感到满意，包括罗森娜·罗桑达。　　萨特的确说得非常好。在我们自己的谈话中他也是一样，我发现他完全 是过去的那个萨特。我们谈到我们的一生，我们的时代，谈到大大小小的一 切。的确，他老了，但他真正是他自己。 他的心中往往有些奇思怪想。他不再希望梅丽娜来罗马看他，或者像原来设想的那样，我们去雅典看她。他说，他将给她这一年生活在巴黎的钱。因为他答应过这事，但现在他不想再见到她。“她是太追求自己的利益；没 有意思。她对我不再意味着什么。”我们回到巴黎不久，她也来到巴黎。萨特对她说：“我对你仍然有许多感情，但我现在不爱你了。”她哭了起来。以后，他每隔一段时间去看她。 在他的最亲近的圈子里有着许多女人：老朋友和新来的人。他愉快地对 我说：“我从来没有被这样多的女人所包围！”他好像完全没有遭到不幸似 的。当我问他这事时，他说：“是的，这个世界现在有着不幸的方面，但我 不是不幸的。”他十分遗憾自己的视力是那样坏，最重要的是他不能看到这 些女性的面容；但他感到自己充满活力。他同维克多一起读他感兴趣的东西；他也以看电视作消遣；在《现代》会议上他参加的讨论比往年都多。　　他也对政治事件倾注了极大的关注，特别是对巴迪尔的律师克劳斯·克 罗桑特的情况。7 月 1 日他签名于一个反对引渡克罗桑特的呼吁书；在 10 月11 日，他同“反对德国—美国的欧洲”委员会一起，提出一个新的抗议。11月 18 日这个委员会发布了一个关于施莱尔事件的公报。10 月 28 日，他、P.H. 哈尔贝瓦克斯、达尼埃尔·盖兰和我签名于一个反对在对待波里萨里奥阵线 的问题上使用暴力的警告书。10 月 30 日，他拍电报支持伊朗反政权的知识 分子。12 月 10 日他签名于一个呼吁书反对对画家安东尼奥·索拉的驱逐。　　11 月底他对我口述了一个为他的戏剧的美国版而作的短小序言，他很乐 意做这件事，大约一个小时就完成了。　　东巴黎剧院打算重演《涅克拉索夫》；这个戏剧从 1955 年上演以来，就 没有在巴黎重演过。10 月，萨特同乔治·韦尔莱尔，安德烈·阿奎尔特和莫 里斯·德拉吕关于这个戏剧有一个谈话，在 12 月他对此作了一个说明。他强 调，他真正的目的是谴责新闻界耸人听闻的行为。他说：“今天我无疑会选 择另一种方式，但正像我以前所做的，我还会抨击某种新闻界，它恬不知耻 地捏造完全是虚假的丑闻来欺骗它的读者。”有些人指责他同意重演《涅克 拉索夫》，他回答说，他的所有的戏剧，包括《肮脏的手》，现在都已成为　　保留剧目，他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去制止这个戏剧的上演。 谈到这个问题，我想指出一种极大的误解，即认为：“不要迫使比扬古尔绝望”的口号是萨特的口号①。萨特的反对者们认为，如果出于对共产党的 忠诚（他并不属于这个党），对某些令人为难的真相保持沉默是较为适当的； 但萨特从没有这样做过。是他和梅洛-庞蒂最先在《现代》揭露苏联集中营的 存在。他的这种诚实态度在后来一直没有改变。人们应该重读一下这个戏剧。 瓦列拉，一个冒充“选择了自由”的苏联部长涅克拉索夫的骗子，由右翼新 闻界收买去揭露苏联，揭露他其实什么都不知道的东西。维罗尼克，一位年 轻的左翼战士，对他说，虽然他自以为欺骗了富人，事实上他是玩着跟他们 一样的把戏，他将“使穷人绝望”，特别是比扬古尔的穷人。瓦列拉不关心 政治，无耻之尤，十分贪财。他用一种嘲弄的口气喊道：“让我们用一切手 段使比扬古尔绝望吧！”这些剧中人没有一个是代表萨特的。　　1978 年 2 月这剧首次重新开演。莫里斯·德拉吕，他曾是迪兰的学生， 奥尔加的要好的同学，来到萨特的房间接萨特、我、奥尔加和博斯特。他驾 车送我们去剧院。萨特很喜欢这个剧的导演和演员的表演。闭幕后我们去演 员休息室，他热烈地祝贺韦尔莱尔和演员们演出成功。　　自从 1967 年在埃及和以色列旅行以来，萨特对中东问题特别感兴趣。萨 达特对以色列的访问深深地激动着他。他写了一篇简短的引人注目的文章， 鼓励埃及和以色列之间的谈判；它发表在 10 月 4 日至 5 日的《世界报》上。 他、我和西尔薇在这一年的年终过得非常愉快，我们在“多米尼克”吃 火鸡。萨特对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十分满意。“总的说来，自从我们回到巴黎以后，我的日子过得很好，”他对我说。① 让·迪图尔和另外几个记者坚持这种观点。1978 年　　他仍然同许多年轻的妇女密切交往——梅丽娜和别的一些人。一天，他 抱怨同维克多在一起工作搞得太少，我笑着对他说：“这是因为年轻的女士 们太多了一点！”“但这对我是有益处的，”他答道。的确，我相信这可以 激起他对生活的巨大兴趣。他带着一种孩子般的自满心情对我说：“在这以 前我从来没有像这样受到女人们的喜欢。”　　还有一些因素使他保持了乐观的心情。莉莲·西格尔搜集了他的一些照 片；我写了简短的说明，伽利玛出版社拿去作为一个摄影集出版。米歇尔·西 卡尔为《斜线》杂志准备了一期关于萨特的重要文章，他们常在一起讨论。 让内特·科隆贝尔和许多年轻人来看他，同他谈他们写的关于萨特哲学的研 究。伽利玛出版社把他的全部小说列入“七星”丛书出版，由米歇尔·孔达 写序。“复兴”还在继续着，他的确被这种情景深深打动。　　然而他现在有一个极大的忧虑：钱。自我认识他以来，他在钱财方面一 直是慷慨大方的；在他的一生中，他把自己所得的一切都给了各种各样的人。 他有规律地每月拿出大笔的钱给不同的接受者。他从伽利玛出版社得来的津 贴马上就用光了；他几乎没给自己留下什么钱。如果我要他为自己买双鞋， 他会答道：“我没有钱。”而让他作为一件礼品接受一双鞋又是很难的。他 欠他的出版者一笔数目不小的钱。这使他产生一种真正的焦虑，不是为他自 己，而是为所有那些依赖他的人。因为他希望就近了解萨达特访问的结果，他在 2 月由维克多和阿莱特陪同去耶路撒冷，维克多和阿莱特现在成了朋友。虽然这个旅行是很短的，我 仍然担心会累着他，但他完全没有累感。在奥利机场，一辆轮椅推着他上了 飞机。飞机着陆时，伊莱·本·盖尔接他坐进一辆小轿车。他们四人住在面 对耶路撒冷老城的宾馆；他们也在死海海滨一家很好的旅馆中住了一夜。五 天来，萨特和维克多同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谈话。气温 25 度而天空蓝得可 爱。萨特陶醉在良辰美景之中。他喜爱活动，愿意了解各种事情，在眼睛允 许的情况下他愿意看看当地的风光。如果像有些人说的那样，老年的特点是 缺乏好奇心，那么他是完全不老的。在这样短暂的调查活动之后，萨特决不会主动去写一篇文章的。维克多却希望他写。“你们毛主义者总走得太快，”萨特在他们第一次谈话中就对 他这样说。但维克多终于让萨特勉为其难地同意写篇文章，他们把这篇文章 寄给《新观察家》，签上他们两人的名。博斯特打电话给我，十分激动不安 地说，“这太糟糕了。大家都为这篇东西吃惊。得说服萨特收回它。”我读 了这篇文章，发现它写得的确非常差劲。我转达了博斯特的要求。“行，拿 回来吧。”萨特不在意地答道。但当我对维克多说起此事时，他勃然大怒。 他从未受过这样的冒犯。他责怪我事先没有跟他说这事。我估计萨特原想对 维克多谈谈这事，但他没有这样做，无疑是因为他没有把它当多大回事。我 对维克多没有多说，至少暂时我们在外表上还是客客气气的。但不久，在我 的房间里开了一次《现代》的会议，萨特没有参加；维克多、普隆和豪斯特 三人就这篇文章大吵了一通——普隆和豪斯特认为它糟透了。维克多对他们 出言不逊。后来他骂我们都是死尸并宣称他从此再不参加这个会议。　　他的这种反应使我震惊。萨特和我年轻的时候，我们写的东西不知道遭 到多少次拒绝，但我们从没有认为那是什么冒犯或侮辱。维克多当过“无产　　阶级左派”的头头，他保留了“小头头”的观念——一切都得听他的。他很 容易从一种信仰转到另一种信仰，而且总是带着同样的固执。他有一种强烈 的难以支配的热情，他对自己的信念从来固守不变，并且不允许别人提出疑 问。因为他的这种特点，有些人感到他的话很有煽动力量，但他与批评态度 是格格不入的——写作却要求具备这样一种态度，如果有谁对他写的东西提 出批评，他就觉得自己受到伤害。从那时起，他和我不再说话；我避免在萨 特的寓所遇到他。这是一个不愉快的境况。在这之前，萨特的朋友也都是我 的朋友。现在维克多成了唯一的例外。我不怀疑他对萨特的感情，也不怀疑 萨特对他的感情。萨特对孔达的一次谈话中谈到这一点：“我希望的一切就 是我的工作将有人接着搞。例如，我愿意彼埃尔·维克多去完成这项作为知 识分子和战士的工作，他也想完成它。从这个角度看，他是所有我认识的人 中唯一使我完全满意的人。”他十分赞赏维克多那种志向激进的特性和他希 望一切的雄心，实际上这颇有点类似萨特自己。“当然你不能实现一切，但 你应该希望一切。”也许萨特认错了人，但即使这样，也没有什么。他就是 这样看维克多的。他有时去维克多称为“公社”的地方吃晚饭，那是维克多 和他的妻子同另一对夫妇——他们的朋友——共有的郊外的一套房子。这样 的晚上萨特过得很愉快。我不想掺和到他们之中，我遗憾的是，从这时起， 萨特生活的一部分向我封闭了。我们有点厌倦威尼斯了。复活节假日我选择了去西尔蒙拉，一个加达湖上有城墙的小城。那儿不允许汽车进去，除非车中的人是要在这城里住下的， 我们正是这样。我们住进一家湖滨旅馆。像往常那样，我在他的房间读书给 他听，因为他喜欢沿着狭窄而空旷的街道（星期天除外）散步，我们常走到 靠近广场的一家咖啡店里，在阳台上坐坐。我们在近处的一家小饭馆吃饭。 西尔薇开车带我们出去转很长时间，我们围着湖转。有一次我们重游了维罗 纳，另一天，我们重游了布莱西亚。在返回巴黎的路上，我们在塔洛瓦尔的 “冬爷爷”小旅馆歇脚。一般说来，萨特吃得非常简单、节省，但这一次他 也不反对品尝一客真正好的饭菜。从这时起到暑假的这几个月，他的政治活动较少一些。年初，一个假的“萨特的政治遗嘱”在西西里岛出版。作者罗列了一些陈旧的无政府主义思 想，把它们归之于萨特写的东西。萨特发表了一个声明否认此事。6 月，他 写信给《世界报》说，到了今天，1968 年事件后的第十年，不应该再禁止科恩-本迪特回到法国来了。在这个月，他还签名于一个关于海德·肯普·博尔特切尔的情况的声明，她是一个德国姑娘，5 月 21 日在巴黎受到警察审讯时 被严重烧伤。　　但真正使他感兴趣的事是他同维克多写《权力和自由》这本书。录音机 记下了他们的谈话。他同米歇尔·西卡尔有一个谈话发表在《斜线》上，其 中他谈到他是怎样看待这部作品的：“如果这书能坚持搞完，它将具有一种 新的形式??是在两个活人之间的形式??是在两个活人之间的真诚坦率的 讨论，在这部作品中他们详尽地阐述了各自的思想；当我们相互对立和辩驳 时，这不是故意做出来的而是真实的??在这本书中，我们有相互对抗的情 况，也有一致的情况，这两方面都很重要，??对我说来，最根本的是，这 书有两位作者，这样，在这书中就有矛盾、生活。人们??可以采取不同的 观点来读它。这是使我特别感兴趣的地方。”夏天来了。像往年一样，我同西尔薇在瑞典旅行之后，接着同萨特在罗马相会；我们在那儿度过了非常愉快的六个星期。 我们返回巴黎时他的健康状况看来是稳定的。他同维克多讨论；我读书给我他听。他仍然从他与许多女性的友谊中得到愉快。梅丽娜回到雅典，但 其他的人取代了她。弗朗索瓦兹·萨冈在报刊上发表了《给让-保尔·萨特的 情书》后，萨特和她常在一起吃午饭。他十分喜爱她。约瑟·达扬和马尔卡·里 鲍斯卡为我拍电影时萨特也参加了，而《斜线》为他准备的一期专号也已出 版。　　10 月 28 日，他会见了从拉扎克来的一个农民代表团。《现代》上有几 篇关于他们的斗争的文章。萨特出于几种原因对这个代表团产生兴趣：他们 反对政府；他们反对扩张军队；他们找到了新的反抗的技巧：他们的活动是 非暴力的，同时又完全打破了当局的秩序。1976 年他们开万灵节会议时他本 想前去同他们探讨这些问题，但他的健康状况使他未能如愿。　　1978 年 10 月他们有些人在圣塞弗兰进行了一场绝食斗争。有人来请萨 特参加他们第二天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他因太累而没有接受他们的邀请，但 写了一个在招待会上对记者宣读的声明：“你们当然相信必须保卫法国，但 你们认为军队不应该居留在远离国境的地方，不应该在乡村中占地万宙，不 应该建立一个由新武器造成的灭绝地带；你们还会认为政府不应该把住有居 民的大片土地租给别的国家的军队，让他们来此演习。你们是对的。在这样 一个和平时期，把拉扎克变成一个据说是防止世界大战的基地，这真是莫名 其妙，这只能说明当局者的愚蠢和欺世盗名。”与此同时，他在考虑一个计划，这是一个从里昂来的演员吉约马向他提出来的——上演一部名叫《剧中人》的作品，这个作品是让内特·科隆贝尔 根据萨特的一些历史和政治文章编写的。这个演出获得巨大成功，首先是在 里昂的两个主要的剧院上演，然后在法国各地演了两年。1979 年　　3 月，萨特的以色列—巴勒斯坦讨论会由《现代》主持。自从同伊莱·本·盖 尔一起旅行后，维克多一直有搞这个讨论的打算；他们经常互通电话。我们 的以色列老朋友弗莱潘为《现代》提供了他主持过的一个关于以色列一巴勒 斯坦问题讨论的会议记录，但他要一大笔钱，而这个文件并没有多少新东西。 维克多认为最好是在巴黎安排一个类似的会谈，并在《现代》上发表会谈的 结果。这要花不少钱，但伽利玛出版社愿意出这笔钱。维克多和伊莱通过电 话拟定了一个参加者的名单，寄出了邀请书。被邀请者多数住在以色列。　　会谈将要举行时，又碰到许多麻烦事，《现代》的办公室根本没地方可 供开会之用。承蒙米歇尔·富柯的好意，我们可以用他那套宽敞、明亮、布 置简朴优雅的房间，维克多在塞纳河左岸的一家小旅馆定了一些房间，在附 近的一家饭馆定了一间餐厅。桌子、椅子和录音机都安置在富柯的起居室里。 尽管还有一些技术性的问题，第一次会谈仍然如期在 3 月 14 日举行了。萨特 在会上作了简短的发言，宣布了会谈日程，这是他和维克多事先商量好了的。 除了萨特、克莱尔·埃切雷利和我——我第二天没有再来——再没有《现代》 编委会的人参加。他们，也包括我自己，都对维克多干的这事持一种不信任 的态度。会谈的参加者作了自我介绍。一位住在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伊布拉欣·达卡克认为这个对话是无意义的。萨特难道不知道在以色列的巴勒斯坦 人和以色列人每天都在见面和相互谈话吗？既然没有邀请埃及人和北非人参 加，在耶路撤冷召开这样的讨论会，岂不更为简单和省钱吗？伊莱·本·盖 尔和维克多辩解说，有些巴勒斯坦人现在不可能进入以色列。达卡克回答说， 有些巴勒斯坦人也没有能从以色列到巴黎来。说完他宣布退出这个会谈。别 的人实际上都是从以色列来的。除了巴勒斯坦人爱德华·塞德是在美国哥伦 比亚任教，还有沙林·沙拉夫，是一位奥地利的巴勒斯坦教师。有一两个人 说德语，其余的人几乎都说英语。有人志愿充当翻译。如果有以色列人说希 伯来语，伊莱·本·盖尔就当翻译。谈话录了音，阿莱特把录音打印出来。 会谈进行时，克莱尔·埃切雷利和凯瑟琳·冯·布劳不太热情地送上咖啡和 水果汁。在正式会谈之后，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一起在维克多定的饭馆吃 午饭，这样他们谈得比较放松一些。给他们安排的旅馆房间是那么简陋，这 使得他们感到惊讶，更让他们吃惊的是萨特的近乎沉默和由维克多——一个 他们一点也不了解的人——所占的重要地位。一位小个子金头发的犹太教教 士要求按犹太教教规给他开饭。《现代》的一位朋友施穆尔·特里加诺带他 去梅迪西斯街的犹太饭馆。会议发言多少还是有些意思的，有些动人之处，但总的说来是旧话重提——巴勒斯坦人希望归还他们的领土，以色列人——这都是些左派人士—— 同意这一点，但希望他们的安全能得到保证。不管怎么说，所有这些人都是 知识分子，是毫无力量的。维克多却因这个会议而十分得意。他对萨特说： “这会成为一条重要的国际新闻的。”他可能失望。由于各种原因，这个会 议结果在 10 月份一个以色列和平主义运动——它在政治上没有起任何重大 作用——的刊物《现在要和平》上发表，反应平平。1980 年夏天，爱德华·塞 德，被维克多认为是会谈参加者中最负声望的人，对他的一些朋友说，他搞 不清楚为什么把他从美国弄到巴黎来，他参加了这个讨论会，觉得搞得很差劲，谈到会议报告时，他认为更差。1979 年 3 月，萨恃受维克多的影响也对 这个会谈感到满意，我没有对他谈我的怀疑态度。　　我们和西尔蔽开车去南方度复活节假。我们在维思睡觉，普安特饭馆的 饭菜让我们大倒胃口。到了埃克斯，我们的情绪又高涨起来。我们住的这个 旅馆离城约一公里，有一个大花园，空气中飘散着太阳和松树的清香，远远 地，我们可以看到圣雅克托瓦尔的屋脊凌空而出，飞刺蓝天。坐在门外仍然 觉得冷。我和萨特在他的房间读书，我们三人也常驾车外出，去附近我们喜 欢的一些地方吃午饭。　　回巴黎不久，萨特被一个半疯的人热拉尔·德·克莱韦斯弄伤了。他是 比利时人，一个诗人，是我们的朋友拉勒曼特和弗斯特雷坦的被保护人。他 在精神病院期间，有时到巴黎来，他一来这儿，就日甚一日地向萨特要钱。 这次他又从病院获准出来。每次来，萨特都给他一点钱，最后终于对他说， 请他以后再不要来了。但他还是要来。这次来，萨特和阿莱特在家，不让他 进来，门只开了一点，门链条仍然拉着的。他们争吵了几句，克莱韦斯突然 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小刀，越过链条，朝萨特刺去。然后他使劲撞门，他用的 劲是那样大，门上虽然装了钢板，但晃得厉害。阿莱特打电话叫来警察，警 察在楼房的走廊上追赶了很长时间，才把克莱韦斯抓了起来，萨特流了很多 血。他的大拇指被刺伤，好在没有伤到筋骨。他的手包扎了好几个星期。6 月 20 日，萨特出席了“为了越南派只船”委员会举行的记者招待会。这个委员会已经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步工作。光明之岛号船在普洛-贝顿靠岸， 接收了一大批越南难民。现在这个委员会希望在马来西亚、泰国的难民营和 西方国家的过渡难民营之间建立一个空中补给线。为此需要动员新闻界。记 者招待会在品泰西亚旅馆的大厅举行。格吕克斯曼同萨特一起参加，在这个 招待会上，萨特同雷蒙·阿隆长时间来第一次握了手。富柯讲了话，接着是 库克尼尔医生讲话，他在光明之岛号船上工作，然后是萨特，他在阿隆讲话 前离开了一会儿。6 月 26 日，他们一起去爱丽舍宫请吉斯卡尔多加援助船民。 得到的答复是一些空洞的承诺。萨特并不认为他同阿隆的会见有多么重要， 虽然有些记者一再谈到它①。这一年的暑假也过得很愉快。埃克斯的春天迷住了我们，8 月里我们又回到这里来了。这次我们的房间在二楼，带着相通的阳台，在阳台上可以一 直看到花园。我们常在阳台上坐着读书、谈话。有时我同他一起去“米拉波” 吃午饭，他很喜欢在那儿吃饭——我们乘出租车去，因为萨特几乎不能走路 了。或者在旅馆的花园里吃午饭。或者由西尔薇驾车带我们去我们喜欢的地 方。我们常常看到远处浓烟滚滚——那是森林火灾。萨特住在这儿非常满意。 他也很高兴西尔薇——她即将返回巴黎——驾车送我们去马泰格机场，我们 在那儿乘飞机去罗马。我们又住进了我们的老房间，观赏着白色的圣彼得教 堂，在阳光下灿灿然，在月光下幽幽然。我们又恢复了我们往日的宁静的生 活习惯。萨特经常看望住在罗马的一位美国姑娘，他最近才同她结识。我们 两人一起去看艾丽丝·施瓦尔泽，我们去看克洛德·库奇，他同一个朋友卡 特琳·里霍伊特住在这个城市。库奇对萨特健全的幽默感和愉快的情绪感到 惊讶。他不很了解萨特，但他曾想象过萨特的病状和丧失视力会给他沉重的 打击，然而现在出现在他面前的是一个充满生活快乐的人。萨特出现在公众① 这些记者宣称这是一个政治上的和解，意思是说萨特现在开始接近右翼的立场，这完全不符合事实。场合时，常给人一种痛苦的印象。在吕泰塔旅馆相会之后，雷蒙·阿隆在写 给克洛德·莫里亚克的信中说：“我感到自己看到的是一个已死的人②。”但 在私人交往中同他交谈的人都被他那种不可征服的生命力深深打动。　　他同意接受 M.-A.马乔希的采访，她在《欧洲》上发表了这个访问记。 但他不很喜欢它。　　我们离开巴黎后不久，莉莲·西格尔从巴黎打电话给我们，告诉我们戈 德曼被害的消息，我惊呆了。戈德曼总是准时参加《现代》的会议，我开始 就很喜欢他，后来变为一种深沉的感情。我喜欢他冷嘲热讽式的智慧，他的 快乐，他的热情。他充满活力，语惊四座，独具怪才；无论是对敌对友，他 的态度是经久不变的。他被打倒时仍从容镇定，使他的死愈加耸人听闻。萨 特也受到很大的震动，虽然他现在对一切都取一种比较超然的态度。　　我们回到巴黎时萨特希望参加戈德曼的葬礼。克莱尔·埃切雷利驾驶她 的小汽车送我们夫太平间。我们没有进去，但我们随柩车到了公墓的门口。 这儿拥挤不堪，我发现很难过去，虽然人们认出了萨特，纷纷有礼貌地给他 让路。但汽车又不允许越出某一地区。萨特和我缓慢而艰难地通过拥挤的人 群，埃切雷利留在车上。走了一会儿萨特感到一点劲也没有了。我想让他坐 在旁边一座墓上歇一下，这时有人拿来一把椅子。萨特坐在上面，我们在那 儿歇了一会，一些不认识的人围着我们看了又看。幸好勒内·索雷尔看见了 我们；她的汽车就停在我们旁边。我们请人转告克莱尔·埃切雷利我们走了， 便进了勒内的车。萨特恢复了他同维克多的工作。我有点担心这事。接连三天我都在问他：“你的工作进行得怎样？”第一天他说：“进行得不好。我们一上午都在争 论（某个问题或另一个问题）??”第二天他答道：“还是不怎么好。我们 不一致。”第三天他说：“我们开始相互理解了。”我担心他可能会作出太 多的让步。我很想及时了解这谈话，但它们录音后由阿莱特拿去整理和打印 出米。她干得很慢。萨特对我说，什么都还没弄好。11 月，他为《晨报》同卡特琳娜·克莱芒有一个谈话，并和报社的编辑们吃了一次午饭。12 月，他对贝尔纳·多尔谈到他对于戏剧的思想。谈话发 表在《戏剧作品》杂志上，他谈到他喜欢的剧作家——皮兰德洛，布莱希特， 贝克特——并详细叙述了他自己的戏剧历史。1980 年 1 月，他发表声明抗议 对安德烈·萨哈罗夫实行软禁，支持联合抵制莫斯科奥林匹克运动会。2 月28 日，他接受一家同性恋月刊《快乐的脚步》的访问，他同卡特琳娜·克莱芒和贝尔纳·班戈为即将出版的一期《弓》进行了一次谈话。② 《不变的时代》，克洛德·莫里亚克，第六卷。1980 年　　2 月 4 日，萨特在布鲁塞斯医院作了一个新的检查，按照检查结果看， 他的情况不好不坏。他觉得自己的活动很有意思，同年轻女人的往来很是愉 快。不管别的，生活在他仍是一件快乐的事情。我记得一天上午，冬日的光 辉直射进他的书房，拂照在他的脸上。“啊，太阳！”他狂喜地喊道。我们 计划着他、我和西尔薇去贝尔伊莱度复活节假，他常常兴高采烈地谈到它。 他十分注意自己的健康，放弃了抽烟。就我所知，他酒也喝得很少。我们一 起吃午饭时，他要一小瓶白葡萄酒，慢慢地喝下半瓶，还要剩一半下来。3 月初一个星期天的早上，阿莱特发现他躺在卧室的地毯上，醉得一塌 糊涂。后来我们了解到，同他交往的那些女朋友，不知道事情的厉害，给他 带来一瓶瓶威士忌和伏特加。他把这些酒藏在柜子里和书后面。那个星期六 晚上——万达离开后他唯一的一次独自一人过了一夜——他乘机大喝了一 通。我和阿莱特拿走了这些酒瓶。我给那些年轻的女士们打电话，请她们再 不要拿酒来，我狠狠地责备萨特。实际上，这次醉酒没有引起直接的后果， 显然不会危及他的健康，但我担心以后的发展。更主要的是我不理解他为什 么又喝起酒来。这跟他近来一向表现的稳定的精神状况不相符合。他避开我 提出的问题，笑了起来：“但你也爱喝酒，”他说。我想他大概又像以前那 样，不能忍受自己目前的境况了。“日久成自然，”并不是这么回事①。时间 不但不会治愈创伤，恰恰相反，它还可能使其更加疼痛。后来我找到了这个 原因，甚至他自己也没有清楚地认识到：他不满意自己同维克多的这次谈话， 而这个谈话很快就要在《新观察家》上发表。在它发表前一个多星期，我终 于读到这个谈话——它由萨特和贝利·莱维署名，贝利·莱维是维克多的真 名。我异常震惊，这跟萨特在《斜线》中说的“复数的思想”完全没有关系。 维克多没有直接表达他自己的任何见解，而是使之出于萨特之口；他以披露 事实的名义，扮演着一个代理人的角色。他对萨特说话的口气居高临下，傲 慢不逊，所有在发表前读过这一谈话的朋友都有一种说不出的厌恶感。跟我 一样，他们因这个谈话具有对萨特“逼供”的性质而震惊。事实上，从萨特 第一次见到维克多以来，维克多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和其他许多以前的 毛主义者一样，转向了上帝——以色列的上帝，因为他是一个犹太人。他的 世界观成了唯灵论的甚至是宗教性的东西。萨特很不满意他的这种转变。我 记得有一天晚上，他、我和西尔薇在一起说话，他吐露了自己的不满：“维 克多要坚持整个道德都起源于犹太教的全部经文！但我完全不这样看，”他 对我们说。像我已经指出的那样，一连许多天他不停地同维克多争辩，然后， 厌倦于争论，终于作了让步。维克多不是帮助萨特去发挥萨特自己的思想， 而是对他施加压力使他抛弃自己的思想。维克多竟敢说，萨特关心的只是怎 样去赶时髦！——萨特一生之中，从来没有想到要去赶时髦。维克多还大肆 诋毁博爱的思想，而这种思想在《辩证理性批判》中是强烈并且深刻的。我 向萨特表达了我的失望程度。萨特有些惊讶。他原指望这个谈话会受到某种 适度的批评，没想到现在受到这样激烈的反对。我告诉他，《现代》全体成 员的看法跟我都是一样的。但这话只是使他更加决心马上发表这个谈话。人们怎样解释这种“拐骗老年人”的做法——正像奥利维埃·托德说的① 《禁闭》：“我想人们会日久成自然。”（加尔散）那样（他本人甚至连拐骗死人也不曾退缩）。 萨特总是认为应该不断地反对自己，但他这样做从不是为了急功近利；维克多归之于萨特的那种含含糊糊、软弱无力的哲学完全不是萨特的①。萨特 为什么居然同意接受这些东西？他从来不轻易受任何人的影响，现在却受到 维克多的影响。萨特对我们谈到过为什么，但这个原因还得较深入地推究一 下。萨特在生活中是着眼于未来的，要不然他就活不下去。现在他因自己的 身体状况受限于目前，他认为自己已经死了②。他的衰老、疾病、半失明使他 无法看到未来。这样，他就求助于一个替身——维克多，一个左派战士和哲 学家，一个萨特梦想实现的和竭力去帮助其存在的“新知识分子”。对他说 来，怀疑维克多就意味着放弃他的生命的延续，而这要比相信未来一代人对 他的赞扬更为重要。这样，尽管他有种种保留，他还是让自己相信维克多。 萨特现在还在思想；但他想得很慢。而维克多口舌如簧；他让萨特不知所对， 当萨特需要静下心来想一想谈的问题时，他并不给萨特这样的机会。最根本 的问题是萨特再不能阅读了。他再不能重读自己写的东西。我相信，这是非 常重要的。我不可能对一本我没亲自读过的书作出判断。萨特也踉我一样。 而现在他只能通过耳朵来判别一篇作品。他对孔达谈话时说道：“问题在于， 只有在你自己读一篇文字时才会产生反思和批判的因素；当某个人读给你听 时，决不会明显地产生这种因素③。”其次，维克多受到阿莱特的支持，她对 于萨特的哲学著作可以说是一窍不通，她赞同维克多的新的思想倾向——他 们一起学习希伯莱文。萨特遇到了这样一个联盟，他又不能拉开距离，进行 认真阅读、独自思索，然而只有这样才能使他保持自己对事物的洞察力；这 样，他便顺从了。这个谈话发表时，他得知所有的萨特主义者，更广泛些说， 他的所有的朋友都跟我一样极其震惊，他感到惊诧和伤心。3 月 19 日（星期三），我们和博斯特一起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谁都没有提这个事情。只是在上床睡觉前萨特问我：“今天上午《现代》的会上， 有谁提到这个谈话吗？”我说没有，这是实情。他看来有点失望。他多么希 望能找到一些支持者！第二天上午九点，我去喊他起床。平时我去他房间时 他仍在睡中；这次他却坐在床边，气喘吁吁，几乎不能说话。前些天阿莱特 在这儿时他有过一次他称为“吞气症”的发作，但很快就过去了。这一次/ 是从早晨五点一直持续下来，他连摸到我的门口敲门喊的劲也没有了。我吓 坏了；我想打电话但服务台把电话线路阻断了，因为布依格没有支付电话费。 我匆匆穿上衣服到门房打了个电话，请附近的一位医生，他很快就来了。医 生看了一下萨特就立即到隔壁房间打电话给急救服务站，过了五分钟他们来 了。他们为萨特放了血，打了一针，治疗持续了近一个小时。他被放在一个 带轮子的担架上，推过长长的走廊；一个医生在他头的上方举着氧气袋为他 供氧。他们把他带进电梯，送进一辆等候在门口的救护车上。医生们还不知 道应把他送进哪家医院，要去门房打电话。我返回他的房间随便梳了一下， 穿好衣服。我想，现在他会受到医生的认真治疗，病状大概很快就可以终止。 我没有取消我同迪恩和让·普隆的午饭。我动身去见他们，关上了萨特住所 的门；我决没有想到，从此以后，这扇门再也不会对我打开了。① 雷蒙·阿隆在萨特死后同维克多在电视答辩中对这一点说得很好。② 在前面我们已经看到，在意气消沉的时候，他说自己是一个“活着的死尸”。③ 《七十岁自画像》。午饭后，我坐一辆出租车去布鲁塞斯医院——现在我知道萨特在那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