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和西尔薇、阿莱特一起，去圣保罗·德·文塞，我们每日的生活和 前一年大致相同。我们看书，在碧空如洗的好天气散步，听电台播放的法兰 西音乐节目。我们重游了卡涅的梅特画廊。萨特显得非常愉快。回到巴黎后，萨特立即重新投入了他的积极活动。那时在巴黎地区有十六万五千个空着的寓所。住在古特多尔区的居民——其中大部分是北非移民——占用了小教堂大道的一所住宅楼。他们刚住进去两天，警察就包围了这 栋楼。占房者受到围攻退到顶楼。警察带着一个长梯打碎了楼房的每一个窗 户，迫使所有的占房者离开房子。男人们被带到一个不知名的地方，妇女和 儿童被集中在一个收容中心。“红色援助”由罗朗·卡斯特罗领导召开了一个记者招待会抗议此事。克洛德·莫里亚克、法耶和若贝尔到会，萨特也参加了。萨特总结了自德杰 拉利事件以来所进行的活动，说明了它们的政治意义。他揭露了被他定义为 敌人的力量，即这次行动所针对的现存秩序的力量。他指出，首先，这些被 占的寓所都是不适于居住的；这些人如果不是实在无家可归，是不会忍受这 种居住条件的。其次，驱逐这些不幸的占房者，这是种族歧视的严重表现： 例如德杰拉利一家，就找不到一间像样的房子。这也是上无片瓦的穷人不得 不栖息于肮脏茅棚的原因。买这被占住宅的公司为的是有一天去拆毁它，建 造一座能盈利的大楼，这种不人道的事情受到当地居民本能的反抗。我们再 一次进入阶级斗争的领域之中。我们面临的就是资本主义。他补充说：“你 们将会看到，警察把占房者赶走之后，他们将摧毁那些仍然可用的房子。” 萨特兴趣十分广泛，他关心着各种不同的事情，在他看来，这都是相互 联系的。4 月，他以一封信的形式，为海德堡病人协会成员写的关于精神病 的著作写了一个序。他祝贺他们实践了“作为反精神病学的唯一可能的彻底 化”，他的基本思想是：“病态是资本主义唯一可能的生活方式”，因为马 克思主义意义上异化的真实表现正是在精神异化和对之进行打击的镇压之中。同往常一样，我们在空闲时间最喜欢做的事就是与朋友交往。这个春天① 萨特并不希望托德做他的儿子，因为他不怎么喜欢托德，他们之间只有一个非常表面的关系，这与托德在他的书中所暗示的正好相反。我们曾同卡塞拉一家一起共进午餐①。他们对我们谈到，苏联知识分子的境况 比任何时候都槽。四年前，卡塞拉在《世界报》上发表过一篇关于查科夫斯 基新写的小说的文章，查科夫斯基是莫斯科最主要的文学周刊社的社长；卡 塞拉翻译了这部小说，但他后来说，这本小说不仅写得很糟而且充满了斯大 林主义的味道。因此在莫斯科人们就不再请他翻任何东西了。他为法国出版 商翻译阿·托尔斯泰的一部作品，以此来维持生活。苏联当局拒绝在他的妻 子露莎去法国的护照上签证，除非她声明自己不同意丈夫的观点。这是他们 长达四年之久未能来法国的原因。后来，她失去了职业，当时她仍在失业。 后来还是由于法国大使馆的努力，她才得到了护照。他们打算一年以后回巴 黎定居。索尔仁尼琴因他最近的一本书比任何时候都更担恶名，这书是在法 国出版而不是在苏联。　　萨特的牙病又犯了。牙科医生对他说，10 月份将给他配一副假牙，这可 能影响他在公众场合讲话。萨特对此深感不安。如果他再不能在大型集会或 人数较多的场含讲话，那么，将被迫退出政治舞台。他也抱怨自己丧失了记 忆，就一些小事说来也确是如此。但他并不感到对死亡的恐惧。博斯特的哥 哥皮埃尔当时病危，博斯特问萨特，他有时是不是害怕死亡。萨特答道，“有 时是的，每星期六下午，我要去看海狸和西尔薇对，我对自己说，要是出什 么意外就糟了。”他说的意外就是指病的发作。第二天我问他，“为什么是 星期六呢？”他回答说，前两次发作是在星期六；他倒没想到死，只是想到 被剥夺了那样美好的夜晚。他同戈蒂索罗有一个谈话发表在一家在巴黎出版的西班牙文杂志《自由》上。在这篇谈话中，他分析了 1972 年发生的政治问题，并回到他所关心 的话题——知识分子的作用。5 月，他为《人民事业报》写文章，论述知识 分子对人民正义的作用。《人民事业报》受到很大挫折，甚至停刊。每天上午萨特都参加了会议，同其他报纸负责人讨论拯救它的办法。他醒得很早，很容易疲劳。晚上，他 常常是一边听音乐，一边就睡着了。一次，他只喝了一杯威士忌，说话时就 开始结结巴巴了，当他起身要去睡觉时，走起路来已是摇摇晃晃。第二天他 八点半钟自己起了床，看来完全正常。我要坐飞机去格勒诺布尔为《选择》 刊物作一次演讲，我十分担心萨特；第二天返回巴黎时我就预感到要有坏消 息。果然，上午十一点半阿莱特打电话给我：星期四晚上，她也离开了巴黎， 那天晚上萨特一个人在她家看电视（他自己家里没有电视）。布依格在将近 午夜时到了阿莱特的住处，发现萨待躺在地上，他喝醉了。布依格花了半小 时才把他扶起来，然后陪他步行回去。萨特住得不远，但在路上跌倒了，鼻 子出了血。上午，萨特打电话给阿莱特，他的头脑看来还清醒。我两点钟去 看他。他擦伤了鼻子，嘴有点肿，但头脑是清醒的。经我再三坚持，他答应 星期一去看泽登曼。我们在“圆顶”饭馆吃午饭，趁着米歇尔同他一起喝咖 啡，我到了他的住所，打电话给泽登曼。他说，萨特不要等到星期一，应该 立即来。我又回到饭店。萨特不情愿地咕哝了一会，终于同米歇尔到医生那 儿去了。六点左右他回来了。他的反应能力是好的；除了他的血压——210① 我们每一次去莫斯科都要看他们。“卡塞拉是萨特在巴黎高师的同学，战争期间是一个戴高乐派，1945年参加了共产党。他的工作是把俄文书籍翻译成法文。??他的妻子是俄罗斯人??在一家杂志社工作。”（《言行已毕》）——以外，别的什么毛病也没有。血压高是他醉酒之夜的后果。泽登曼像往 常那样开了一些药，同他约定下星期三再来。　　星期六晚上我们同西尔薇一起过得很愉快。直到午夜萨特才稍感困倦， 然后他一口气睡到翌日九点半，醒来感觉很好，精神极佳。6 月也有了一个 好的结尾。《人民事业报》又出版了，新出的一期是成功的。　　7 月初萨特同阿莱特去奥地利作一短期旅行。我和西尔薇去比利时、荷 兰和瑞士旅行。萨特给我拍了电报，我们互通电话，他的身体看来很好。12 日在罗马，我去火车站接他，但没有接到，我回到旅馆不久，他坐出租车来 了。他说话有点含混不清，见了我就说：“这很快就会过去的。”这是因为 他乘一个独处的机会，在餐车里大喝了一通葡萄酒。他很快就恢复过来了， 但我奇怪他为什么要这样——他为什么一有时酒的机会就喝得过量。“这样 很快活，”他说。但这个回答不能让我满意。我猜想他是以这种方式逃避自 己，因为他对自己的工作不满意。在《家庭的白痴》第四卷中，他打算研究《包法利夫人》；他总是想使自己有所创新，他希望运用结构主义的方法， 但不喜欢结构主义。他谈了理由，“语言学家试图外在地看待语言，结构主 义者也是立足于语言学的基础之上，外在地看待一个整体；对他们说来，这 意味着尽可能远地运用概念。但我不能这样做，因为我不是把自己放在科学 的水平上，而是放在哲学的水平上，所以我不需要将完整的东西外在化。” 这样一来，在某种意义上说，他所设想的计划又使他厌烦。他大概也认识到《家庭的白痴》前三卷已隐含着对《包法利夫人》的解说，而现在他又试图从作品追溯到它的作者，这就有重复自己的危险。他对第四卷有所思考，作 了一些笔记，但对怎样写却没有一个总体的考虑。他工作不多，缺乏热情。1975 年萨特对米歇尔·孔达说：“我觉得第四卷对我来说，既是最困难的，也是最没兴趣的。” 尽管是这样，我们的假期仍然十分愉快，先是同西尔薇一起，然后是我们单独在一起。6 月间，有时萨特有些神思恍惚。在罗马就完全不是这样。我们仍然住在那套带阳台的房间，我们很喜欢它。还是像往常那样，我们谈 话，看书，听音乐。不知为什么，这一年我们玩起了跳棋，并且很快就热衷 于此道。9 月底我们返回时，萨特精神焕发，回到我的住处他很愉快。“我真高兴回来了，”他对我说。“其它的任何地方我看都一样，可这里，只要回到 这里就觉得高兴。”我们度过了一些十分愉快的夜晚，我几乎不再为他担忧 了。　　但是好景不长。10 月中旬，我又一次体会到衰老是无法逆转的。在罗马 时我就注意到，午餐后我们吃美味冰淇淋时，萨特时常突然奔向厕所。一天 下午，我们和西尔薇经由万神殿走回旅馆，他在我们前面走得很快，突然他 停下来说：“猫尿在我身上了，是我走近栏杆时把我弄湿的。”西尔薇相信 了，不禁大笑起来。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但我什么都没说。10 月初，在巴 黎我的住所里，萨特有一次从坐位上起身去厕所，他的椅子上湿了一片。第 二天我对西尔薇说这是他泼的一些茶。她笑着说：“是个孩子在随地大小便。” 第二天晚上，又发生了同样的情况，那儿又湿了一块。于是我对萨特说：“你 失禁了。你应该去告诉医生。”使我非常惊讶的是，他非常坦然地答道：“我 早已对医生讲了。已经很长一段时间这样了。这方面的细胞我丧失了。”萨 特过去非常拘谨；他从不提及他的生理功能，而且他在这方面一向料理得很　　好。但在第二天上午我问他失禁是否使他感到很难堪时，他微笑着答道：“人 老了的时候就不能要求得太多了。”我被他的随遇而安和在他身上新出现的 谦和所感动；同时，他那种叱咤风云的劲头的消失和认命的态度又使我难过。 实际上在这一时期，他的主要烦恼是牙病。他的牙常有脓肿，使他非常 痛苦。他只能吃软的东西，他不得不去配一副假牙。在牙医准备拔掉他全部 上牙的前一天，他说：“我度过了痛苦的一天，情绪消沉。这坏透了的天气， 再加上我的牙齿??”这天晚上我没有放唱片；我恐怕他郁闷不乐。我们翻 阅我收到的信件，玩了会儿跳棋。第二天中午他的上牙全都拔了。他回到我 的住处时，生怕在路上让人看到。事实上，他的嘴的闭合情况比他有脓肿时 还要好一些。我给他吃土豆泥、普罗旺斯奶油烙鳕鱼和糖煮苹果。次日中午 牙科医生给他配了假牙，告诉他，在一个星期内会感到有点不舒服，但以前 折磨他的那些疼痛不会再有了。萨特感到松了一口气，手术做完后，他的郁悒显然比前一天减轻了许多。 过了两天，近五点半钟他回到家里，兴致很好。他的新牙对他一点儿不妨碍——说话不困难而且咀嚼比以前好。半夜时分，他来到我的住处，我问 他这个晚上过得怎样——他原以为这是一个十分难熬的夜晚。他说：“十分 单调，我只想到我的牙齿，但现在我很愉快！”他的情绪立刻好了起来，他比任何时候都更有活力，更加快活。11 月 26日，我们看了一部关于他的影片的试映，他在屏幕上的形象就像他在生活中 那样；我看到他充满青春的活力。（他的非凡之处，使那些围绕着他的人感 到惑然的地方就是，他从那看来会永远吞没他的疾病的深渊中浮了上来，活 泼愉快，好像丝毫未受损伤。我一整个夏天都在为他伤心，而他又完全恢复 到先前的状态，好像“虚弱的翅膀”从来没有擦伤过他似的。一次次的复活， 一次次从地狱边缘返回，解释了后面我一页一页要说的东西，“他病得厉害， 他又很健康。”他在身心两个方面都拥有健康之源，用来抵抗一切打击，直 到他的最后一息。）他仍然忙于《人民事业报》。10 月，他和报社的朋友写了一篇《我们控诉共和国总统》，以招贴画的形式张贴出去，并作为报纸的第二十九期增刊 出版。12 月，他同一百三十六名知识分子一起，签名于一个反对“新种族歧 视”的呼吁书，呼吁书发表在《人民事业报》，《新观察家》予以转载。也 是《人民事业报》，在 12 月 22 日，发表了他同阿朗达的谈话。阿朗达是设 备部长的技术顾问，他在《传闻》上发表文献，证明当局某些要人有欺骗和 受贿行为。他向司法当局支出了有关文件，他是唯一的控告人。阿朗达的个 性使萨特感兴趣，他说他想同阿朗达谈一谈。阿朗达同意了；萨特试图让他 明白谴责政府的某些不法行为实际上是抨击这个政权本身；并让他相信，应 该去成立一个“由有能力去拒绝任何不公正行为的人民所支持和监督的政 府”。由于蓬皮杜想扑灭这一事件，阿朗达受到很大的打击，虽然如此，他 并没有直接指责当局，而只是说这些现象是人性的软弱所致，萨特强调指出： 不管阿朗达愿意还是不愿意，他以自己的方式，充当了“一个直接民主的代 表”。　　11 月，他开始了一项非常吸引他的工作——同两位左翼朋友彼埃尔·维 克多和菲利普·加维进行一系列谈话。在这些谈话中，他将叙说他的政治经 历，试图阐明 1968 年以来左翼思想的现状。这些谈话后来以《造反有理》为 题发表。　　　　他的两位对话者是盖斯玛两年前给他介绍的，彼埃尔·维克多——贝 利·莱维是他的真实姓名——是一个年轻的埃及犹太人，他学过哲学，在巴 黎高师读过书。他是马列主义运动的领导者；后来他同盖斯玛一起，领导“无 产阶级左派”直到它解散。他已经同萨特谈过多次话，萨特对他的评价很高， 被他的青春朝气和战斗精神所吸引。1977 年，在一篇发表于《解放报》上同 维克多的谈话中，他谈到这一点：萨特：1970 年春，我同你一起吃过一次午饭。 维克多：你当时想到的，你将去见面的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萨特：我猜想，你可能是像有钱的阿飞那一类稀奇古怪的角色。??要同你见面的那一上午，我充满了好奇心，那是由于人们对我说起的你是?? 一个神秘的人物。维克多：你看到我时你觉得我是??　　萨特：我见到了你；你立即讨到我的喜欢，在我看来，你显得比我以前 所遇到的大多数政治人物、特别是共产党人都要聪明得多、自由得多。我非 常看重这一点：你不反对谈谈较少政治色彩的话题。简而言之，你愿意超越 谈话的主题，这是我同女性谈话时所喜欢的地方。——谈谈哪儿发生了什么 事情——这在男人之间是很少有的。维克多：你一点儿不把我当成一个领导者，也一点儿不把我当成一个男人。　　萨特：你毕意还是一个男人；但你有些女性特征。我喜欢的正是这一点。 维克多：从什么时候起你对我们之间进行理论上的重大讨论有了兴趣？ 萨特：这种兴趣是逐渐产生的。??我同你的关系有一个逐渐的变 化。??我们之间有真正的自由——把一个人的立场置于危险之境的自由。 加维是一个年轻的记者，他为《现代》写了一些有趣的文章。他属于“革 命万岁”组织——一个比毛主义者较少教条主义而较多无政府主义的运动——萨特在它的报纸《一切》当过一段时间的编辑。萨特同样很喜欢他。萨特很高兴通过一本书将他与毛主义者的关系具体化，由此，他可以使自己的政 治思想得到更新。一天晚上，他显得十分兴奋，对我和博斯特说，他同这两 个青年人的友谊使他感到自己也年轻了。他只是遗憾自己的年龄无法使这一 友谊带来丰硕的成果。1972 年 12 月，他在同维克多的第一次谈话中说到这 一点：“1968 年运动的到来对我说来有点迟了。如果它是发生在我五十岁的时候，那可能更好一些。??对于一个有名声的知识分子说来，实现所有那些 要求他干的事情，把它们干到底，最好是在四十五岁到五十岁之间。例如， 我不能把示威游行坚持到底，因为我的一条腿有毛病。又如，给奥凡奈送葬， 我就只能走全程的一小段。??　　“我曾经并且还将说明我同你们在一起的客观原因。从主观上讲，有一 个原因是，毛主义者的要求使我感到自己又年轻了。??不过，一个人过了 七十岁，还想同搞活动的人们搅和在一起，他就得准备坐在一只折叠椅上让 人用车带到这儿或那儿。他对任何人都是一个累赘，年龄把他变成一个花 瓶。??我说这话并不伤感；我有过一个十分充实的生活，我是满意的。?? “我很满意你们同我的关系。当然，我对你们有益才意味着我存在。我 对此完全赞成。但是当我们要共同进行活动时，就有了友谊，即一种超越我 们所从事的活动的关系，一种相互的关系。??这是我同你们的关系的深刻　　意义。对我说来是这样的，如果你们对我提出置疑，我也怀疑自己并站到你 们那一边，这样，我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我是在帮助建造这样一个社会： 那里仍有哲学家，但他们是一种新型的人，是劳动知识分子；他们会自问：‘人是什么？’” 这些谈话唯一不好的结果是：为了持续到下午两点，维克多和加维吃夹心面包、喝红葡萄酒；萨特平日午餐要晚一点，他也喝了一点酒，但不吃什 么。毫无疑问，这是他晚上精神状态常常不佳、想打瞌睡的原因。元月，维 克多和加维的朋友莉莲·西格尔请他们务必让萨特少喝一点，虽然不须预先 给他打招呼。他们这样做了，后来萨特就不再打瞌睡了。　　维克多和加维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愿望，萨特对此也深感兴趣——创办一 份称作《解放》的报纸。12 月 6 日，在《解放报》报社的新办公地，布列塔 尼街 14 号，萨特参加了这个报纸的筹备会议。加维说明了报纸的纲领，它将于 2 月份问世。萨特说了他干的事情，“无论什么时候需要我写文章，我一 定写。”萨特批评了《人民事业报》最近一期的头版标题《断头台，但不是 图维埃尔》①，显然，如果把图维埃尔释放了，这是不能接受的。但他曾被判 处徒刑，没有判死刑；况且，要把他送上断头台，这也没有任何理由。① 图维埃尔是“保安队”的成员。他在 1945 年和 1947 年被判处死刑，后来在 1949 年因盗窃，两次分别被判五年徒刑和十年流放。作为战争罪犯，他刚刚被蓬皮杜赦免，因为这方面有法律规定，但没有赦免刑事 罪。这样，不可能要求判他死刑，但可以判处徒刑和流放。1973 年　　1 月 4 日又开了一次筹备会。1973 年 2 月 7 日，萨特同意在电视系列节 目《透视》中接受对他的采访，为的是介绍《解放报》。尚塞尔想让他谈谈 自己的生活和著作，这样比较适合这节目的性质。但萨特巧妙地避开他的问 题，把谈话引回到他唯一感兴趣的话题——《解放报》。不久，仍然是为了 介绍《解放报》，他去里昂参加一个集会，回来后十分高兴此行的效果。我 同他又去里尔参加一个集会。这个集会在一个对着主广场的大会堂中举行。 有很多人参加，他们多数是青年。萨特和另外两位演讲者阐说了《解放报》 的宗旨。听众热烈参加讨论，他们谈到各种丑闻，要求《解放报》予以揭露。　　2 月初，《解放报》在靠近庞丹门的社址开业。萨特发了八十张请帖并 设了一席丰富的冷餐，但是——我们至今搞不清楚为什么——几乎没有人 来，在场的都是《解放报》的工作人员。快到七点钟，居尼、布莱恩和穆卢 德杰来呆了一会儿。　　萨特还做了不少工作。1973 年 1 月，他写了一篇通讯发表在《世界报》 上，内容是关于监狱，“这个制度使我们大家都生活在一个集中营世界里。” 他在布鲁塞尔一家杂志《司法》的采访中，谈到阿朗达的事情，布律埃-昂- 阿尔图瓦事件，米歇尔·富柯的立场和中国的司法。他为奥利维埃·托迪的 书《穷汉》写了一个序①，这书是朱利亚出版社 1957 年出版的《半个原野》 的重印本。他对该书的历史背景——1955 至 1956 年的摩洛哥形势——作了 介绍。他同爱姆·伯尼尔有一个谈话录。《萨特论毛主义者》，发表在 1973年 2 月号的《现状》。他分析了自 1968 年 5 月以来他的政治活动，特别是他 介入《人民事业报》。他说，“我相信非法活动。”他仍然把相当多的注意 力放在《现代》上面，在它的 1 月号上他发表了一篇文章《选举：一个欺骗 傻瓜的圈套》。在这篇文章中，他拒绝间接民主体系，认为这是有意让我们 变得软弱无力——把选民分裂成原子，把他们变为系列。这一期所有文章的 宗旨都是同样的，表明《现代》同人们在政治上的一致。这一期在读者中造 成了极大反响，萨特感到非常满意。2 月，他在接受《明镜》的一次采访中 又回到他对法国政治的分析。在这一个月里他和《解放报》记者还调查了维勒诺夫-加勒内的大住宅区。他觉得这次考察没有多大用处。在《解放报》6 月发表的关于这个问题 的讨论中，一些青年人发了言，萨特参加了讨论会但没有讲话。2 月底，萨特的支气管炎发作。他很快康复了，但这使他有些疲劳。3月 4 日（星期天），议会选举第一轮投票。《解放报》请萨特以此为题写一 篇文章，这个晚上我和米歇尔·维恩同他一起去编辑部办公室。有许多人在 那儿从收音机里听选举结果，收音机的噪音、人们的争论声，十分嘈杂。萨 特坐在桌子一角，为第二天的《解放报》写一篇重头文章。萨特十分自豪， 他写得又快又好，不受喧闹环境的影响。而我却在一旁为他的身体担心。这 天晚上对于他是严峻的考验。第二天他同米歇尔在“圆顶”吃午饭，她总是 让他喝得太多，他们为了一个访问记又回到报社。一路上交通拥挤，去的时 候坐出租车走了三刻钟，回来也是这样。那天晚上将近七点钟，我碰到他，① 这是萨特仁爱之心的一个例子：他从来没有拒绝过帮助别人，即使他对这个找他的人很少好感。他对我说他很疲乏。八点左右他去阿莱特家看电视台播放的一部影片，后来 她告诉我，他到她家时精神不太好。接着第二天中午前后，阿莱打电话给我： “萨特不怎么好。”前一天晚上，将近十点钟，他的病突然发作。他的脸扭 歪了，烟从手上掉下来，明明坐在电视机前却问：“电视机在哪儿？”他好 像一个九十岁的老糊涂。手臂第三次麻痹。泽登曼早有提防。马上去给他作 佩尔瓦卡明注射。萨特打了一针。他的胳臂能活动了，脸也不歪了，但头脑 还是不怎么清醒，我给在萨尔佩特里尔医院的莱布教授打了电话，他答应我 在两天内来看萨特。　　这天晚上博斯特来看我们。萨特在他之前到我这儿。我对萨特谈到他的 病的发作；他几乎什么都不记得。我们同博斯特讨论了议会选举。萨特一定 要喝两杯苏格兰威士忌，将近十一点，他已经支持不住。我把他扶上床。博 斯特十二点左右离去，我在长沙发上和衣而睡。　　早上九点，萨特出现在我寓所上面的阳台上。“你还好吗？”我问。他 摸摸自己的嘴，说道，“还好。我的牙不疼了。”“你的牙并没有疼过呀??” “哪里，你知道得很清楚，昨天晚上我们和阿隆在一起。”说着他突然去了 洗澡间。当他下来喝他的水果汁时，我对他说：“昨晚来的不是阿隆，是博 斯特。”“噢，是的，我说的就是他。”“你记得吧，昨天晚上开始是很愉 快的。后来你喝了一点苏格兰威士忌，你累了。”“不是因为苏格兰威士忌， 是因为我忘记取下我的耳塞了。”我真是惊慌失措了。莉莲接他去喝咖啡，将近十点钟她打电话给我。事情更糟糕。萨特对她说：“我同乔治·米歇尔度过了一个极好的夜晚。我愿 意同他言归于好。人与人之间不和这太可笑了。他们待我很好，让我在十一 点上床去睡。”（萨特根本没有同乔治·米歇尔不和。）接下来，他继续胡 言乱语。我打电话给莱布教授，请他当天来看萨特。他说，这种症状实在不是他的专业领域，他将为我和一个神经病专家 B 医生安排一个约会。这约会定在 晚上六点。五点半我和西尔薇到阿莱特家接萨特。他看来还正常，我带他坐车去看B 医生，我对 B 医生说明了病情。他对萨特作了检查，开了一个处方和一个 女医生的地址，萨特要马上去作一个脑电图。西尔薇本来在一个咖啡馆等我 们，也陪同我们一起前往。我们两人在一个很现代的大楼门口同萨特分手， 然后去一个糟透了的咖啡馆等候，这咖啡馆用红色灯彩装饰，一只鸟，不停 地发出“你好，拿破仑！”的叫声。一个钟头后我们去医生那儿，在一个安 静舒适的接待室里等候。八点左右萨特见到我们。脑电图没有发现任何严重 的异常现象。我们乘车回到我的住处，途中西尔薇下车。萨特说女医生非常 和气；她带他到阳台上看景色，还给了他一杯威士忌。这显然不是事实。B 医生禁止他抽烟，但萨特决心不理睬。这个晚上我们玩了一会跳棋，很早睡 下。　　第二天萨特看来情况还好。但在十一点，莉莲打电话告诉我，他们一起 吃早饭时，他说起胡话。他不认识她了——一会儿把她当成阿莱特，一会儿 又当成我。她说她是莉莲·西格尔。他却回答说：“我认识莉莲·西格尔。 她就住在我家附近，她教瑜伽。”这话本不错；但他以为莉莲和他说的这个 教瑜伽的老师不是一个人。他还问：“昨天同我和海狸一起的那个姑娘是 谁？”“她肯定是西尔蔽。”“不，不是西尔薇。是你。”　　　　我和他一起吃午饭。他又谈到那个女医生给他一杯威士忌的事。我对他 说，他肯定记错了。他承认了这点。整个下午我都在他的住处。他看书，我 也看。　　第二天早晨八点半，他同 B 医生在萨尔佩特里尔有一个约会。我八点到 他门口时，阿莱特也在那里，她是来和我们一起去的，她按了门铃，没有任 何反应。我用自己的钥匙开了门，萨特还在酣睡。他很快穿了衣服，我们赶 忙坐车前往医院，那儿有一位男护理人员在照管他。我和阿莱特出去找出租 车时，她提了建议：她陪同萨特去朱纳斯住一些时候来恢复他的健康。我建 议他随后来阿维尼翁找我。但是他同意去吗？她说，萨特现在说“不”往往 就表示“是”的意思，当别人强迫他时，他也并不生气。中午我在萨尔佩特 里尔见到 B 医生。他告诉我，萨特患了缺氧症，即一种脑窒息。烟草是一个 诱发病因，但根本原因是他的动脉和小动脉的情况。他赞成到乡村去住一段 时间的想法，萨特也没有争辩就同意了。B 让萨特写自己的姓名和地址，他 很轻易地写了出来，于是 B 自信地说：“我们会治好您的。”　　下午我又见到了萨特，晚上他在万达家度过，莉莲·西格尔的儿子开车 去那儿接他回我的住处。万达后来告诉我，萨特的精神有些错乱，他对她没 完没了地说一个坐在他膝上的黑女人第二天，星期六，我们同西尔薇一起度 过的晚上是不愉快的。萨特固执地要喝酒、抽烟，我和西尔薇为劝阻他而精 疲力竭。第二天吃午饭时我们责备他，颇使他难堪。他的电梯又坏了，但他 一定要登上十楼回到他的房间工作。说到工作，那时他正准备写一篇关于希 腊抵抗运动的文章，他反复阅读一本很不错的书《游击战士》，但我想，他 恐怕没有记住什么。这天晚上我们在我的住处玩跳棋。他明显地好了一些， 但他的记忆仍然恍恍惚惚。星期一，他读了一整天的《游击战士》，晚上他去朱纳斯。阿莱特星期二打电话给我。天气很好；又去南方，萨特很高兴；他读侦探小说，但仍然 有些紊乱。他问道：“为什么我正好在这儿？噢，这是因为我有些累了。我 们正在这儿等赫尔克·波洛。”阿莱特认为是侦探小说刺激他去作无稽之谈， 她尽可能多地带他去散步。星期五她对我说，萨特精神很好，他到加里哥宁 采石场攀登岩石作为娱乐。他的秘书布依格同他们一起度过了两天，布依格 走后，萨特小心翼翼地问阿莱特，“德迪杰来过吗？”（德迪杰跟布依格没 有一点相似的地方，但他也是阿莱特的一个亲密朋友。）星期六她接着报告 说，萨特的情况还不错，但有一件怪事——星期四和星期五他上床前没有想 起要那通常是必不可少的威士忌，后来我听说他在星期六也忘了这事。当我 对萨特提及威士忌的事时，他懊恼地说：“这是因为糊涂了。”　　星期六早晨，我坐上去阿维尼翁的火车，心中十分忧虑。我不知道我会 看到一个什么样的萨特。过了瓦朗斯，我看到鲜花盛开的树木，松柏，我觉 得世界不停地晃动，它在死亡中晃动。　　一辆出租车停在“欧洲”旅馆，萨特走了出来，我在那儿等他。他没有 刮好脸，头发很长，显得非常老，我带他到了他的房间，给他一些书（雷蒙·胡 塞尔的一生和乔伊斯通信集）。我们谈了一会话，然后留下他一人休息。　　黄昏时分，我们外出散步，走近大钟广场时，他说：“我们应该往左拐。” 他说得对。但他又指着一个旅馆给我看，说道：“早上我在这家旅馆前面等 你时，你走进了一家商店。”我回答说，这以前我们还没有在阿维尼翁散过 步。“要不然那就是阿莱特。”但是阿莱特没有离开过出租车。萨特控制不　　了自己错误的记忆，而且他还真相信它。我们晚饭吃得很好，还喝了“教皇 古堡”酒。我到萨特房间给他倒加了许多冰块的苏格兰威士忌。我们玩跳棋， 但他很难集中自己的注意力。　　第二天早上，我们在他房间吃早饭，他的精神很好。我们坐车去靠近阿 维尼翁的一座卫城。在一家旅馆我们吃了午饭，几年前我在这家旅馆住了三 个星期，年轻的老板娘认出了我。她对萨特说，她的七岁的儿子，非常想见 到他，因为现在学校正学他的诗。这使我们非常惊讶。我们准备离开时，她 递给萨特一本留言薄：“请您签名，普雷韦尔先生①。”“但我并不是普雷韦 尔先生，”萨特一边说，一边离开了这位目瞪口呆的老板娘。我们重游了圣 安德烈要塞。一阵大风刮来，吹乱了萨特的头发。我感到他是多么的脆弱！ 我们在草地上坐了一会，然后坐在要塞大门边的一个长凳上，罗讷省和阿维 尼翁的景色展现在我们面前。这是一个美丽的春天，万木葱笼，天气温暖柔 和；幸福就像它这个样子。　　我们坐出租车从小城广场返回旅馆。看门人陪同我们去修女那儿，她们 每天给萨特打一针。这地方到旅馆只有二十来米，我就先回旅馆了。萨特自 己走回来不感到困难。我们在“大钟”吃了晚饭，然后玩跳棋，萨特的头脑 好像完全清醒了。第二天早晨我们租了一辆由司机驾驶的汽车重游波欧。抵达时的景色十分壮观——巨石耸立的荒原伸展在万里晴空之下。萨特微笑着，愉快地说道： “今年夏天，我们要去旅行，我们两个人??”我接着他的话说：“你的意 思是说我们去罗马？”“是的。”他说。他又重复了几次：“我们旅行去， 我们两人??”我们在卢斯托—德—博马尼尔的阳光下吃午饭，喝了一点酒。 在死气沉沉的城里散步，然后从圣雷米回去，中途路过的乡村繁花似锦，萨 待看看他的手表。我开玩笑问他：“你有一个约会吗？”“噢，是的，当然， 同我们今天早上在啤酒馆遇到的那个女人。”我说：“我们没到过啤酒馆。” “不过，我们出发时，在那条路旁，”他有些犹豫，“也许这是昨天的事吧。” 我使他相信我们完全没有什么约会。后来他对我说，他只有一个漂浮的印象， 并没有具体的人和地点，即使留下自己，他也只会一直走回旅馆。后来我们 呆在他的房间，坐在一起看书。他读得非常慢。他花了两天才读完《新观察 家》杂志，但是，他已经完全重新回到现实世界中来了。这天晚上，他对我 说：“你真是应该接下去写你的东西。”我说：“好吧，等你的病完全好了。” 第二天，3 月 21 日，天气仍然是好得让人目不暇接。“春天在这里！” 萨特欢快地说。我们又坐车去杜尔大桥。在“老磨坊”旅店洒满阳光的平台 上喝了一杯威士忌，他问我：“这是一座 19 世纪的桥吗？”我纠正了他，心 中为他隐隐作痛。饭后我们沿着桥后面的路散了一会儿步。每走到一个长凳 旁，萨特都要坐一会儿。他说，这是吃的东西使他难以消化。他在回阿维尼 翁的路上又不停地看手表，我说：“我们没有约会，你知道的。”“噢，不 对，我们有，同那个姑娘??”他答道，但没有再坚持下去。前一天，萨特 要去打针，遇见一对教师夫妇，他们是《解放报》的一个委员会的成员；萨 特打针回来时，那年轻女人在一个拐角处等他，他同她谈了一会儿。约会的 念头可能是由这件事而产生的。这天晚上，我让萨特回顾一下他这一天的事情，他记得很清楚。我们玩了会儿跳棋，又说了会儿话。① 雅克·普雷韦尔，法国诗人。　　第二天上午，他十点醒来，刚好我们的早饭来了。“昨天晚上我们过得 很愉快，”我说。他答话的口气有些犹疑不定，“是的。但昨天晚上，我想 我们没有必要外出。”“你没有对我说过这个意思。”“从我来到这儿就是 这样。我感到如果碰到其他人，我将处于危险之中。这样，我想我应避免见 人。”我进一步去问他，他说，他并不特别害怕任何人，但他总觉得自己是 一件东西，同其他人没有任何关系。“但是你同他们有关系。”“如果我使 得他们存在。”他又说，除了葡萄酒，总是我在点饭菜；但这不是实情。从 所有这些情况看，我断定他的头脑完全是混乱的，他不理解自己身上发生了 什么事。他尽量把自己记忆中的遗漏和破碎的胡言乱语小而化了，他也说他 如果不是病了，就是“累了”。在这段时间，他非常沮丧地两次重复道，“我 就要满六十八岁了！”在巴黎的时候，有一次，在他的病发作前不久，他对 我说：“最后他们会切断我的腿的——不过没有它们我也可以做事。”显然， 他想到他的身体，他的年纪，想到死，他被日益不安的情绪所折磨。　　这一天我们去阿莱斯。在朱莱斯·凯撒饭店用午餐，重游了圣特罗菲姆、 露天剧场和竞技场。萨特显得非常精神。在竞技场上他问我：“丢失的东西 找到了吗？”“什么东西？”“我们参观竞技场所要的东西呀，早上咱们把 它丢了。”他说话稀里糊涂，重复了好几次。在圣特罗菲姆我们买了一张只 能进教堂的参观票，然后在剧院又买了一张通用票，他想的是这事吗？不管 怎么说，他完全被搅糊涂了。我们由塔拉斯康方向返回，重游了它的城堡。 到达阿维尼翁时，萨特对司机说：“我们说好了的，明天付车费。”我对他 说：“不对，明天我们就要走了，我们见不着他了。”萨特付了车费，给了 一大笔小费。前一天，给萨特打针的修女说，他的注射费可以在最后一天给 她们一起支付。毫无疑问他在心里把这两件事搞混了。第二天早晨他对我说，这段时间他过得很愉快，而返回巴黎对他说来也是“正常的”。他没有给米歇尔·维恩留下地址。我问他这样做会不会使她 生气。他说：“不会。她对这事知道得很清楚，你离开这儿之所以没有告诉 任何人你的地址，都是因为那个折磨你的男人。”“我？”“是的。因为他 老是想记下我的病状。”我说绝对没有这回事。而萨特带着惊讶的神情说： “我还总以为是这样的呢。”这些记忆错乱是病情发作的早期症状，不过这 并未使我过分担忧。这天上午有些记者打电话来，但萨特没有见他们。我们在大钟广场阳光下喝了点东西，在饭馆的一楼吃了顿午饭。萨特看着街上人来人往，颇为逍 遥。我们围绕这小城散了很长时间的步，他一点也不显得累。六点，我们上 下火车，在车上吃饭。莉莲·西格尔和她儿子十一点半在火车站等我们，他 们驱车把我们送到我的住处。　　第二天萨特理了发，他显得年轻多了。他同阿莱特一起吃午饭，过后对 我说，她对他不满意，但他没有告诉我为什么。阿莱特通过电话把情况告诉 了我。萨特对她说，他的一盒香烟在下水道里着了火，她看着他表示怀疑， 他又说：“你是不是认为我老糊涂了？但这是真的，大家都知道。”他还说 方才接受了一个英国人的采访。下午，我带给他一个小提箱。他翻阅着里面 那些寄给他的信件和书。晚上，我们同西尔薇一起在我的房间，他说话时精 力有些不济，大约十一点就去睡了。　　他醒来的时候完全能记起前一天的事情。他颇以中午将去看一位年轻的 希腊妇女的念头为乐，她写了一篇关于他的文章，他很喜欢她。他好像完全　　意识到了每一件事，但我怀疑他是否可能恢复工作。 这天晚上，他没有注意到西尔薇把水掺入威士忌的瓶子中。我不喜欢这种小小的欺骗行为，但我也找不出办法可以减少他的饮酒量。这一夜，他不 断他说：“我就要满六十八了！”我问他，为什么这使他那样激动。“因为 我原以为我将要满六十七。”第二天我们又去看 B 医生。我对 B 谈到萨待的 紊乱状态。萨特也在场，但他听着却无动于衷。B 医生带萨特到检验室进行 检查。B 认为他的情况还不算坏。萨特的手书能力比以前一段时间要强得多。B 对他说，他的最大的敌人是酒精和烟草，而这两者相比更希望他戒酒，酒 精会毁掉他的大脑。B 医生只允许他在午饭后喝一杯葡萄酒。B 开了一些药。 我们出来时，萨特对戒酒这事感到难以忍受：“这等于是向我六十年的生命 告别。”过了一会，他不在时，我给 B 医生打了电话。他告诉我，如果这病 再次突然发作，他没有把握能够再次恢复萨特的健康。“他处在危险之中 吗？”我问。“是的，”他答道。尽管以前我对此事已有预感，但听医生这 一说，还是受到致命的一击。萨特自己或多或少知道他的境况，这天晚上他 说：“一个人可以就这样了结此生。咱们毕竟做了咱们可能做的事情，做了 咱们要做的事。”　　早上醒来，他又随便地聊了一会儿。他对我说到为一个希腊人写的一篇 序，这是真的；他又说到一个想自杀的青年人，因为这青年的父母想让他坐 牢。萨特记不起这人的名字，这是豪斯特和郎之曼的一个朋友。实际上并没 有出这码事。这天晚上萨特看来是平安无事的，他似乎是心甘情愿地放弃了 酒精，在下跳棋时他赢了我。这只是一个暂时缓解。两天以后，阿莱特上午打电话对我说，萨特头晕，他倒下了。B 医生通过电话会诊，建议减少用药量，并且说，如果过几天这 病仍不见好，应该去萨尔佩特里尔医院进行观察。下午萨特同我在一起，他 又有些头晕。第二天他的平衡状态好了一些。但上午他同莉莲喝咖啡时，神思又有些恍惚，他谈到一个自以为真的同一些工人的约会。不过这天晚上我们同西尔 薇一起是过得很愉快的。他高兴地对我说：“我满七十岁时要再喝起威士忌。” 我很欣慰，看来两年期间他不会沾它。4 月初他的健康状况相当好，虽然腿还有些虚弱，头脑有时有点迷糊。他读了一本评论《墙》的小书，很感兴趣。他开始遗憾自己不能工作。他写 了一封信发表在《纽约书评》上，为在越战中逃跑的美国士兵要求大赦。他同阿莱特在朱纳斯住了一段时间。我和西尔薇坐汽车接他们去圣保罗—德旺斯。我们到他那儿时，他在阳台上晒完太阳已经下来了。像以前每次 隔一段时间再见到他时一样，不怎么好——脸肿了，举止似乎有点儿僵硬笨 拙。我们四人出发了，途中经过朗格多克地区美丽的乡村——低矮的常青树 丛、葡萄园、鲜花盛开的果树林，远处青山如黛。我们驾车通过克拉乌，绕 过卡马尔格地区，隐隐约约可以看见阿莱斯，最后停在埃克斯城门口一家挺 不错的旅馆吃午饭。西尔薇留在汽车里睡觉。然后我们再次上路去布里尼奥 勒，沿途经过我非常喜欢的埃克斯乡村。路上萨特问道：“那个和我们一起 来的小伙子出了什么事？怎么把他给丢了？”他没有再说下去。后来他对我 说，这是由于西尔薇没来吃午饭而把他给搅糊涂了。　　在圣保罗期间，萨特的大脑紊乱没有进一步发展，但人的精神不好。阳 光灿烂，乡村景色分外娇艳。萨特喜欢坐车去四周近处转悠，他游览了尼斯、　　卡涅斯、戛纳和穆根斯。但他回到房间之后，老是没完地读那本《游击战士》， 他几乎连侦探小说也不能读了。“他不能继续这样下去了，”阿莱特对我说 道，声音惊惶不安。萨特自己也意识到这种状况。一天早上，他点起第一支 烟，对我说道：“我不可能再工作??我老糊涂了，??”但他仍然怀着对 生活的兴趣。我谈到毕加索九十一岁才死，我对他说：“这个年龄倒不错。 这可以给你再加上二十四年。”“二十四年并不是太多，”他答道。　　他同阿莱特一起回巴黎，我和西尔薇一起走。我回到巴黎的那一天，同 他一起吃午饭，他的精神很好，充满热情；我讲了我从圣保罗到巴黎一路上 的情况，他听得很有兴味；下午，在他的房间，他拆阅信件，翻看寄来的书， 以作消遣。但在另一些日子，他又退回到病发状态，没精打采，昏昏欲睡。 这种希望和忧虑的反复交替真弄得我疲乏不堪。　　我们又去看 B 医生。B 医生在一间房子里试验萨特的反应能力，我在另 一间，我听见 B 说“好??非常好??”，除了血压——200/120——一切都 正常。他们回到诊断室，萨特诉说他头脑的麻木状况。他带着一种可爱的天 真的神情说：“我不是变笨了。但我的头脑是空的。”B 开了一种补药，减 少了用药的种类。因为萨特不能再写艰深的著作，他建议萨特去尝试一下诗 的写作。我们离去时，萨特似乎又恢复了他那种锋芒毕露的性格，喊道：“他 什么都没有为我做，这个十足的傻瓜！”我说了他几句，他答道：“泽登曼 也只能这样做。”实际上，他以为不去看医生，自己也会慢慢好起来；这是 不合乎实情的。他的病情仍然时好时坏，他在下午睡一会，醒来时常常胡言乱语一阵。一天，阿莱特对他说，她看了非公开放映的郎之曼的电影《以色列为什么》。 他说：“不光你一个人看了。阿莱特也在那儿。”“阿莱特？”“是的，她 对这事感兴趣，因为她是一个阿尔及利亚犹太人。”然后阿莱特问他：“那 我呢？我是谁？”萨特一下子恢复过来了。“噢，我的意思是，你是同另一 个姑娘在一起。”她告诉他，电影刚要放映的时候，有炸弹爆炸警告，场地 受到搜查。后来萨特对我谈起这事，他只是说电影开始晚了。他忘记了是什 么原因。对一切事他都神思恍惚，他的朋友都注意到，他显得心不在焉，昏 昏欲睡，神色沉郁，嘴角上总是挂着一个凝固的微笑（这是面部肌肉轻微麻 痹的结果）。我同他一起度过许多愉快的夜晚。他乐意喝他的水果汁，星期天我们同西尔薇一起吃饭时总是谈笑风生。蒂托·杰拉西想写一部关于萨特政治生涯 的传记，他和我们一起在“圆顶”吃午饭，然后他同萨特单独谈话。他看到 的萨特身体很好。5 月 21 日，萨特恢复了同彼埃尔·维克多和加维的谈话， 维克多和加维对莉莲·西格尔说：“他有非凡的智慧，完全像他以前那样。” 五月底，他参加了《现代》的会议。豪斯特和郎之曼也发现他还像以前那样 生气勃勃、智慧超群。（萨特从南方回来后，给他们的印象曾使他们叹息不 已。）他仍是犹豫着叫不出别人的名字来，对自己的病情也记不清楚，特别 是对头晕的发作。有时他说这是他的“一些小毛病”。一天他对我说：“这 可能使你很不愉快。”我答道：“是的，甚至比你更不愉快。”“我？我不 清楚发生了什么事。”　　萨特非常高兴重新开始与维克多和加维交谈。晚上我们同西尔薇一起 时，他十分快活，甚至很逗人。6 月 17 日他对弗朗西·让森谈了自己的青少 年时代。他解释了他与暴力的关系。　　　　他的眼睛是他生活中唯一的阴暗面。像以往每年要做的那样，他去着眼 科医生，检查的结果表明，他的视力的十分之四——几乎一半——已经丧失 了。而他只有一只眼睛能工作。他在进行一个为期两星期的治疗，若无效果， 就要考虑去做一个小手术。　　过了两星期，医生仍不能确诊萨特的眼病。萨特的视力变得很糟。我还 记得，他低头趴在一个放大镜上看报纸的样子；放大镜是我们的一位日本女 朋友送给他的。甚至用放大镜他也不能看清所有的东西。他尝试再三，总不 成功。　　又过了几天，阿莱特打电话给我——萨特的头晕病又犯了，他刚下床就 跌倒了。这天下午，他去看了一位有名的专家。晚上，他谈了会诊的情况， 很沮丧；眼科医生在太阳穴的静脉中发现一个血栓形成，在眼的后面发现三 个出血点。然而，我在约见 B 医生时，他对萨特的情况却比较乐观。萨特的 头晕好了一些，他又可以正常走路了。血压仍然很高——200/120——但从神 经学的观点看，这一切还是正常的。B 给我一封信转交给眼科医生，他说明 萨特患有一种“带有头晕发作的脑动脉疾病”，他有高血压，还有早期糖尿 病症状。在一定程度上我对这些早有所知，但看见它们写在纸上仍使我惊惶 不安。看到我为此事伤心，郎之曼打电话给他的朋友，一位姓库尔诺的医生， 就此事请教。库尔诺医生解释道，萨特要完全恢复，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 然而他一旦恢复了，就可能活到九十岁。如果他的病再次发作就很难预卜后 果是轻微的还是非常严重的。萨特又去看眼科医生，医生说，三个出血点有两个已止住，十分之二的视力得到恢复。两到三个星期可望总体恢复。萨特却仍感不安。他同几位要 好的朋友——罗贝尔·伽利玛和珍妮娜，米歇尔的遗孀——一起吃午饭时， 一言不发。他们走后萨特带着忧虑的神情问我：“我这是不是很古怪？”但 总的说来，他能耐心地对待自己的疾病。在同维克多和加维的谈话中，他讲 得不多，但能紧紧跟随讨论的展开而思考，他的插话大都是十分切题。他参 加了维勒诺夫加勒内的青年工人的讨论会（他在那儿作调查），这个讨论发 表在 6 月中旬的《解放报》。他在一个禁止“新秩序”组织集会的呼吁书上 签字；后来，在 6 月 21 日，“新秩序”还是举行了集会，萨特在《解放报》 抨击马塞兰的决定。6 月 27 日在《现代》的会议上他显得十分愉快，以后的 一些天他一直保持了这种良好的状态。B 医生对他的健康状况十分满意，萨特的视力看来也有所改善。　　像往常一样，他同阿莱特出去度假三星期。我和西尔薇到南方旅行，阿 莱特不时向我报告他的信息。他的情况很好，只是散步容易疲劳，阅读较为 困难，7 月 29 日，我们去朱纳斯接他，同他一起去威尼斯，他在威尼斯将会 见万达。这次重见萨特，我感到一种混合着悲哀的幸福。由于他的扭歪的嘴 唇和他的很坏的视力，他的脸有一种凝固不变的表情；他显得苍老和疲惫。 我们从朱纳斯到威尼斯的四天旅行是十分愉快的。萨特有点迷糊，心不在焉， 但非常快活。尽管视力不佳，他可以隐约看清一路风光，景物的起伏变幻使 他很高兴。我们穿过尼姆，沿杜朗斯河而行，因为交通拥挤，绕过阿勒斯和 埃克斯。我们在梅阿尔格斯城堡吃午饭，午饭很不错，萨特喝了一杯“古堡” 酒。我已在图尔的巴斯弟德订了房间，我们经过迷人的小路到了那里。从阳 台上可以看到奇妙的美景：松林如涛，青山起伏。第二天早晨，我到阳台上去会他，他面对普罗旺斯的美景，已经坐了一个多小时。他不感到厌烦吗？不。他喜欢一动不动地注视着世界。在朱纳斯 他也是长时间地坐在阳台上注视着村庄。我很高兴他不因空闲无事而厌烦， 但这也使我有点伤心：要在其中寻到乐趣，真正是要变成“空虚的”才行， 像他对医生说的那样。　　博斯特建议我们去芒东一游并在费朗西斯饭馆吃带蒜泥蛋黄酱的鱼汤。 萨特非常想去。我们在这小饭馆的阳台上要了一张桌子；侍者才端来鱼汤， 萨特就把盘子翻在了脚上。幸好没有造成大的问题，我们把他的鞋子擦洗了 一下。女侍者又端上一盘汤来。萨特的手脚一向不灵活，但现在，由于视力 太差，好像完全手脚无措。他以一种不正常的冷漠态度对待刚发生的事，好 像这盘子不是他弄翻的，事情跟他毫无关系。　　我们沿着一条挤满卡车的高速公路到达热诺，进城的路既长又难走，萨 特不但没有着急，他的情绪反而随和可爱。我们在靠近火车站的一个旅馆找 到房间，然后到旅馆的餐厅稍微吃了点东西以作晚餐。　　早上九点，我又看到萨特倚窗而坐；他七点半醒来后就一直注视着车站 广场上的人来车往，十分自得。感到自己又到了意大利，这使他很高兴。我 们在维罗纳饭店吃午饭，吃烘烤的火腿焰饼，味道非常好。我们落脚的旅馆 是我们十年前往过的，房间很漂亮，甚至有点古怪。萨特休息时我同西尔薇 外出散步。然后我们三人在圆形剧场旁的主广场上的一家咖啡店喝咖啡，这 儿的咖啡店很多。西尔薇感到累了，我一个人同萨特去旅馆附近的一家小饭 馆吃饭。萨特行走时迈步不大，但也不是很困难，他显得非常愉快。在威尼斯，西尔薇把车停在罗马广场的大汽车场里，我们上了一条平底船。我和西尔薇把萨特安顿在大运河边上他的旅馆里，接着我们自己去卡瓦 莱托旅馆安顿下来，它在圣马克广场后面，然后我们回头去会萨特。我们给 他一台收音机，这样，当早上万达睡在隔壁房间还没有过来时他可以听听音 乐。他带我们到费尼斯吃午饭，差点走错了路。烈日当空，萨特的身体不耐 暴晒，他戴了一顶草帽，但他很不喜欢。“我戴着这帽子感到不好意思，” 他后来在罗马对我说。我们在圣马克广场喝了鸡尾酒，然后回到萨特的旅馆； 那儿有一艘汽船送他去飞机场同万达会面。他站在船上向我们招手，亲切地 微笑着。那微笑很少离开他的嘴角，它是这样亲切，几乎过于亲切，由于一 种无法言说的原因，我为他担心；在我看来，他显得那样脆弱！两天后，也就是 8 月 3 日，上午九点我在圣马克广场的一家咖啡店同他会面。后来三天我们以同样的方式见面。有时他比我先来这儿。有两次由于 他无法看清手表上的时间，清晨四点就起床穿衣。后来发现天色还黑，才又 重新躺下睡觉。万达十分注意给他按时服药。他和她经常散步，有时长达一 小时。他非常喜欢在威尼斯。　　一天早晨，我同萨特告别。西尔薇对威尼斯的每个角落都已烂熟于心， 我不想勉为其难让她久留。虽说萨特很高兴这几天早上的见面（“我会想念 你，”他说），但是这毕竟对他有些不便。我给万达留下了地址，动身去佛 罗伦萨。　　8 月 15 日我抵达罗马，第二天下午我和西尔薇去佛米奇诺接萨特。透过 玻璃窗我们马上认出了萨特——他的帽子、他的个子，特别是他走路的样子。 他一手提着个小旅行袋，另一手提着半导体收音机。他来到我们住的那个旅 馆房间的阳台上，非常高兴。他身体很好，但还是有一点不对劲。西尔薇把 收音机放桌上。“你不想把它拿回去吗？”他问。“我为什么要拿回去呢？　　这是给你的。”“噢，我不需要它。”但后来他一连几个小时听收音机里的 音乐，并且说，如果没有这个收音机，他会很难过的。　　后来的一些天，我早晨八点半左右起床，萨特已在阳台上了，他吃了早 饭后，就漫不经心地望着周围的世界。他的眼睛比 8 月初的情况更差，不能 阅读也不能写作。我请米歇尔打电话给萨特的眼科医生，医生说萨特的眼睛 肯定有新的出血。他建议请当地的专家看看。旅馆给我介绍了一位据说是罗 马最好的眼科医生；他治愈了卡罗·列维的视网膜剥离。我们约定第二天下 午会面。这位医生住在蒂贝尔的另一边的空气清新、活跃热闹的普拉蒂区。 他很年轻，讨人喜欢。他发现萨特的眼睛中央有一个出血点。除了等待，没 有别的办法。萨特有青光眼初期症状，眼内压也太高。医生开了匹鲁卡品和 迪亚莫克斯滴剂。第二次我们去看医生时，萨特的眼压降低了，但正好那个 早晨我给他点了迪亚莫克斯滴剂。他回来后没有接着点眼药，眼压又变得较 高，但并不是很高。眼科医生希望匹鲁卡品单独使用可以化解青光眼。最后 一次会诊时，他没有让萨特支付诊金，他只要求得到一本萨特签名的书。萨 特给他三本书，上面有着萨特摸索着写的字。这位医生态度亲切，给病人以 自信心，萨特非常喜欢他。　　我们很满意我们有规律的日常生活。上午我给萨特朗读一些书（这一年 我给萨特读了有关福楼拜的一些研究，一期关于智利问题的《现代》，豪斯 特①和勒鲁瓦·拉杜里的新书，两厚本关于日本的非常有趣的书。和马蒂兹的《恐怖时代的可爱生命》）。用过简单的午餐，他要睡两个钟头。我同西尔薇去散步，或者在阳台的遮檐下坐在一起看书。尽管有空调，天气仍很热， 但我喜欢这炎热，这景色之朦胧，这人造革的气味。萨特醒来时我给他读法 文报纸和意大利报纸。晚上我们同西尔薇一起吃饭。萨特吃饭时最使我担心。他不再患小便失禁，他饮酒、喝咖啡、喝茶都不超过医生允许的量。但看到他大口吞下那么多的意大利面条特别是冰淇 淋，心里很不安，因为他有早期糖尿病。由于他的假牙、嘴近乎麻木和半失 明，他吃得不很干净；嘴边沾满食物，我想告诉他去擦掉，又怕他会感到烦 恼。他和面条进行着战斗，大口地塞进去，然后又掉出来。他很难同意让我 给他切肉。在神智上，他有时非常活跃，记忆力完好。但也有时神思恍惚，这让我很受不了；有时又让我怜惜得几乎流出泪水，比如，他对我说：“我戴这顶 帽子感到不好意思。”又比如，有一次我们离开一家饭馆，他对我低声说： “人们正在看我。”那口气是在说：“他们认为我的情况很不好。”与此同 时，他的极好的情绪，他的忍耐，和他的尽量不给人带来麻烦，又使我惊叹 不已。他从不抱怨他那不再可能恢复的视力。《或者、或者》杂志有一期是关于萨特的，发表了萨特 1961 年在葛兰西 学院的演讲《主观性和马克思主义》一文，以及一些关于他的文章。我把这 些文章翻译给他听。我们偶尔同莱利欧·巴索或罗森娜·罗桑达见面。9 月 5 日西尔薇与我们分手，把汽车开回巴黎。第二天，一个德国女记者艾丽丝·施 瓦尔泽来看我们，她和我是在开妇女解放运动组织会议时结识的，我和萨特 都很喜欢她。她为德国电视台拍了一部关于我的短片，并拍摄了傍晚在我们 阳台上的情景。我们同她吃了一顿愉快的晚餐。我们的朋友博斯特一家也来① 豪斯特的化名是高兹，他在《现代》编委会就是用的这个名字。我在本书中用了他的真名。看我们，他们在罗马住了一些天。 离开罗马时我惴惴不安。“我们何时可再来？”我惑然自问，向这个城市最后望了一眼。“这样，这个罗马的假期和它那悲伤的甜蜜是过去了，” 我回到巴黎后写道。巴黎的秋天是极好的，但我担心萨特在巴黎又会劳累起 来。　　他换了住的地方，他在拉斯帕伊大道的往房太小了。阿莱特和莉莲给他 找了一套房间，大了不少，也是在十一楼，但有两部电梯。这套房间有一个 大书房，窗下是德巴尔街，抬眼便是蒙巴拉斯新的高楼，远处耸立着埃菲尔 铁塔。这套房子有两间卧室，萨特睡的那间窗户朝着院内花园，另一间可供 别人睡，这样，他就再不会是一个人单独过夜了。萨特看了这个还没有设置 家具的新寓所，很喜欢它。　　他的精神状态极好，他说他的视力好了一点点。他当然还不能阅读，但 他可以玩跳棋。他带着某种满意的心情说着“我的病”。他对我说：“我太 胖了，这是因为我的病。”在街上，我们走去吃午饭时，他说：“不要走得 那样快；由于我的病我跟不上你。”我说：“但你现在没有病啊。”“那我 现在是怎么回事？比以前弱了？”这个词绞动者我的心，我说：“当然不是。 仅仅是你的腿有点儿软。”但我并不明白他对自己的状况怎么想。几天后，他已经感到累了。“我见的人太多了。在罗马我们不见任何人。”我想，他怎么能经受得起那即将在 10 月 8 日进行的审判所带来的紧张呢？这 是一个由来已久的事了。1971 年 5 月，《备忘录》要求把萨特送进监狱。6 月，司法部长和内务部长根据从《人民事业报》和《一切》上选出的他的文 章，控告他犯有诽谤罪。作为自由被告人，他去意大利度假。初审调查 10 月开始，很快就结束了。1972 年 2 月审判时间仍然没有公布，而现在日期定 了。10 月 8 日，萨特将在巴黎法院轻罪法庭出庭，由于八名《备忘录》编辑人员的控诉而被传讯，他们要求八十万法郎作为诽谤、侮辱和以死亡相恫吓 的赔偿金。应该承认，《人民事业报》对他们是不够客气的。它称他们是“被《解放报》清除出去的不受欢迎的一伙，O.A.S.的半雇佣者，职业的暗杀鼓动者。”负责《人民事业报》的人把传票丢进废纸篓里，萨特因逾期而丧失 诉讼权利。为了反击，他必须去请一些证人，证明他有权诚实认真地考虑他 的报纸所发表的内容。9 月底，他开始研究有关《备忘录》的文件，这是萨 特的律师吉泽尔·阿里米寄来的，我们草拟了一个可以提交法庭的声明大纲。 但他的身体不大好，住处的电梯又出了毛病；他只得步行上楼；他的后 颈发生疼痛，去看了 B 医生，B 看不出他是好还是坏，希望他作一个全面检 查。第二天他醒来时显得有点糊涂，这是很长时间没有发生的情况。我对他 说：“今天您要去看眼科医生。”“不，不是去看眼科医生。”“是眼科医 生。”“不是。我要去看的是在 B 医生之后负责我的那一位。”“那就是眼 科医生。”“噢，真的？”他又问是不是 B 医生开的匹鲁卡品。他非常不愿 意为他的眼睛去会诊，甚至连想都不愿想。阿莱特和莉莲陪同他去眼科医生 那里，回来时他对我说，他决不可能完全恢复自己的视力了，他将有很长的 时间再不可能去阅读。他带着一种因沮丧而产生的冷漠面对这个想法。我从泽登曼那里得知，他有一个血栓形成，这必不可免地会造成出血。 搬家期间，他主要同我在一起，搬家事宜由阿莱特和莉莲操办。9 月 26日他在一份作家联盟的呼吁书上签名，反对智利的镇压。他同时签名于另一份呼吁书，反对官方新闻机构对这个国家保持沉默。我们修改了他要作的关 于《备忘录》的声明，他把文章熟记在心，但开头部分记不住，我担心他怎 么对付得了那个场面。晚上我们过得很愉快，但他在下午睡的时间很长。　　10 月 8 日，吉泽尔·阿里米和她的一位年轻的同事坐车来接我们，请我 们在太妃广场吃午饭。他们说他们有点怯场；萨特完全不。他是冷然待之， 他经常如此，现在也一样。我们到了第十七法院，旁听了一个小时关于几个 轻罪案件的审判，判得很快。两点，萨特的案件开始审理。《备忘录》的人 一个不在。他们聘请比阿吉作为常年律师的助理。首先是关于程序的辩论， 然后让证人暂离，萨特向法庭供述。他按照我们商定的方案，对《备忘录》 问题进行陈述，他讲得十分有力。但他不应谈到诺格里特被绑一事，这一点 使他在主审法官面前陷入困境。然后听取证词。达尼埃尔·梅耶同比阿吉的 争辩是非常滑稽可笑的。比阿吉竟敢说，他之所以抨击萨特，是由于萨特的 戏剧《苍蝇》。德比-布里德尔答说，许多抵抗战士包括波朗都认为，一个人 可以在占领时期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如果这样能产生效果，《苍蝇》就是 这样。克洛德·莫里亚克有点无所适从：他来这儿是出于对萨特的友谊，但 又不是心甘情愿。然后又有许多关于程序的辩论。《备忘录》撤回对于侮辱 和诽谤的控告，仅仅指控被告的恐吓行为。他们的那位年轻律师向我们甩出 一篇激烈而空洞的辩护词。主审法官严厉地对他说，不要老是在桌子上猛敲， 搞得说话声听不清。接着是比阿吉，他进行了一通辱骂，他显然没有认真研 究案卷。否则他可以在《人民事业报》上找到许多失误之处，而不是只限于 谩骂和简单地摘引文学名言。吉泽尔·阿里米讲了一个多小时。她对《备忘 录》进行毫不留情的指控——谈到它同 O.A.S.的关系，它对暗杀者的鼓动和 它的种族主义。法官不时地提醒她说，她谈的问题已经超出了范围，但还是 允许她继续讲下去。在闭庭前法官表示，这次审判不是为了再次对《备忘录》 判罪。因而将撤消本案诉讼，带有侮辱和诽谤的起诉是无法接受的①。我们离 开时，对这个结果非常满意。晚上，吉泽尔·阿里米打电话告诉我，她被几个《法兰西晚报》的记者缠住了，他们脸上的样子像是要吃人，“萨特有什么病？他看来很不好。” “他正恢复健康，”她答道。而他们没有一点点羞耻心：“如果发生了什么 事，你一定要让我们知道，听到没有？”事实上，是萨特蹒跚而行的双腿， 他的肥胖和他的冷漠无情的目光所造成的印象令人难以忍受。我们同西蒙 娜·西诺蒂在太妃广场相逢，她看到萨特的视力状况大吃一惊。萨特有所察 觉，一天我们沿着德朗布尔街慢慢行走，去“圆顶”吃饭，他说：“我该不 是太像一个病残者吧？”我只好用违背事实的话来安慰他。审判的那天下午他同阿莱特去眼科医生那儿。眼科医生直截了当地对他 说，他的视网膜受到侵蚀——部分地向中心侵蚀——因此，治愈是没有希望 了。眼镜商可以为他提供一台特制仪器，运用单侧视力，他每天可以阅读一 个小时左右。第二天早上，萨特看来好像完全垮了。“审判搞得你疲乏不堪。” 我说。“不，不是审判。这是看医生的结果。”实际上会诊并不造成疲劳， 但眼科医生的话给了他一个可怕的打击。晚上，博斯特来了，我同他谈到审 判的事情，萨特一声不吭，午夜钟响的时候，他便去睡了。10 月 12 日，他在萨尔佩特里尔医院接受了一次全面检查。阿菜特开车① 结果是，萨特被判支付 1 法郎作为损失与利益赔偿费和 400 法郎罚金。送他去，我中午去接他。B 医生对我说，萨特需要完全休息几个月。这是显 而易见的。他一天大约有三个小时状况比较好；其余的时间不是昏睡就是神 思恍惚。检查结束后，他看上去疲惫不堪。　　10 月 16 日（星期二），我同他去眼镜商那里，眼镜商也没有给他什么 希望。借助于我们定做的专门仪器，萨特大概一天可以读一个小时，而且条 件并不方便。这天晚上，我们第一次谈到他的近乎完全失明，他对我说，他 并不那么痛苦，他显得很诚恳。（除了牙痛，过去他从没有承认他有痛苦， 甚至在他患肾结石疼得死去活来时也没叫过疼。）　　第二天我收到萨尔佩特里尔的检查结果。结果并不好。萨特患糖尿病， 脑电图的情况更坏。后来 B 医生打电话告诉我，这个变化无疑是由糖尿病引 起的。我充满希望地想，这种变化大概是可以逆转的吧。医生在他的脑子里 发现缓慢的波动，这可以解释他的昏睡状态。（然而，至今我仍然确信，这 种昏睡状态对于因眼睛而焦虑的萨特起了一种保护作用。）　　眼镜商借给我们一台他说的那种仪器，但它对萨特完全没有用处。能看 到的字走得那样慢，萨特宁可听别人高声朗读，况且这样他也不可能去修订 或改正自己的文章。他没有感到失望，因为他对这事压根儿就没抱什么希望。 我们把仪器寄回去了。萨特恢复了他同维克多和加维的谈话。他听他们谈，偶尔插入一些评论，但总的来说他几乎没有参与进去。一个星期天上午，他在家里接待了《现代》 编委会讨论一篇社论，关于一个对他来说十分重要并经常在我们之间谈论的 问题：以色列和阿拉伯之间的冲突，讨论中他没有说一句话。第二天他对阿 莱特说，他觉得当时他大概睡着了。郎之曼和普隆感到吃惊。我给萨特朗读 时，他经常睡着，甚至读《解放报》，他最感兴趣的读物，也是如此，他并 不意识到自己的状况。他对一个老朋友克洛德·达依说：“我的眼睛不行了， 但就脑子说来，一切都还好。”晚上我们同西尔薇在一起是很愉快的，有时他甚至开怀大笑，现在这在他是很少有的。但是有一天，我们同西尔薇和我们的朋友蕾娜——她从莫斯 科来，萨特为能再见到她而感到高兴——起吃午饭，他一言不发，毫无生气。 蕾娜很是伤心沮丧；我也十分疲乏。只有西尔薇努力地创造了一点点活跃的 气氛。幸亏后来我们同蕾娜共度又一个夜晚，比较轻松愉快。10 月底，萨特的状况开始有了好转。他对我们的谈话感兴趣了。一天上午，一位新房客搬到我楼上的房间，搬家的声音吵得要命，萨特对我说：“这 的确是我第一次高高兴兴地从你的住所离开！”我们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卡布尔战争，这一回我们两人的看法完全一致。 他在同维克多和加维的一次谈话中说明了他的态度：“我不赞成以色列现在 的状况。但是我无法接受让它毁灭的思想。??我们应该奋斗，为这三百万 个人不被消灭或处于奴隶地位。??一个人在亲阿拉伯人时，不可能不同时 也是亲犹太人的，维克多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在亲犹太人时，也应该是亲阿 拉伯人的，我就是这样。这样一来，要采取的立场就很有意思了 10 月 26 日 他通过电话接受伊莱·本·盖尔的采访①。在卡布尔战争接近尾声时，萨特曾 这样声明：“我希望以色列人会认清，巴勒斯坦是阿拉伯战争的精神动力。”① 发表在 10 月 26 日的《明镜》上；法文稿，发表在 11 月 5 日玛帕姆的《公报》上。《世界报》和《贝尔纳·拉扎尔备忘录》上有节录。他对我口授一个为《解放报》起草的声明，发表在 10 月 29 日的《解放报》 上，虽然这家报纸完全不同意他的观点。“这个战争只会阻碍中东朝社会主 义发展的演进过程，”他说。他分析了两大阵营的责任。11 月 7 日，萨特、 克拉韦尔和德比-布里德尔发表声明，正式提出无名指控窃听解放通讯社的电 话和拆阅它的信件。　　因为萨特现在感到好一些，他更加难以忍受病情的折磨。他很讨厌一早 一晚的打针。“他们打算就这样一直打到我死吗？”他气恼地问我。我带他 去看糖尿病医生，医生的诊断是，他有轻微的糖尿病；医生开了一些药并要 求他节制饮食，不服糖。他禁止萨特晚上饮用水果汁。B 医生认为萨特的状 况有所改善，减去了一些药。离开时，萨特不满地说：“他对我不感兴趣了！” 这倒是真的；虽然 B 为萨特认真地治疗，但他对萨特是一个作家这一点不感 兴趣——他竟建议过萨特去写诗。　　以后一些天，他同阿莱特、我、西尔薇和蕾娜在一起，不再神思恍惚， 开始活跃起来。他已经很长时间不去剧院了，一个晚上，我们同米歇尔·维 恩一起，去穆费塔尔街一家小剧院看了一出根据泰韦尼事件编写的非常好的 戏剧《我相信我的国家的正义》①，萨特为它热烈鼓掌。第二天，《现代》会 议在他的住处举行，他注意听取了普隆执笔的关于以色列、阿拉伯冲突的社 论。他参加讨论，对它进行评说。晚上，博斯特来这儿，萨特的精神仍然很 好。但在第二天，他同《解放报》社长朱利讨论一个越南裔学生被她的同学——一个黑人移民——强奸的事件，使他很疲劳。我五点钟来看他，扶他去 睡觉。第二天下午，我应他的要求读《包法利夫人》一章中的两种版本，他 听着便又睡着了。晚上，西尔薇和我们在一起，萨特是完全醒过来了；我们 给了西尔薇一件很好的毛皮大衣，萨特感到很高兴。西尔薇准备了冷香茶代 替被医生禁用的水果汁，萨特非常喜欢。第二天上午，他又见到他的青年朋 友希腊姑娘，他很高兴；她要在巴黎住一段时间，在巴黎大学听哲学课。但 在下午他又沉沉睡去。第二天上午，他和朱利准备重新整理一下他们关于强奸事件的谈话。九点半我去一家咖啡店，萨特同莉莲通常在那儿一起吃早饭。她在那里，朱利 也在，但萨特不在那儿。我看了一下朱利带来的文章，稿子没头没尾，萨特 还没有露面。十点，莉莲打电话给他；他刚刚醒。他终于来了，喝了一杯咖 啡，吃了一点东西，我带他回我家。我们用了两个半小时，整理出一篇像样 的文章，它发表在 11 月 15 日的《解放报》上。在这篇文章中，他思考了这 个越南姑娘被强奸所包含的道德意义和政治意义。我给他读了奥雷斯特·普 沙里的一篇文章，是关于萨特美学思想的，萨特对它颇感兴趣①。后来我们玩 跳棋，但他看不清楚，只有作罢。那段日子，最使我难受的事情是，他相信——他希望去相信——三个月内他的眼睛就可以复原。 新住房准备就绪，连电话也已经装好。迁入新居使他高兴。从这时起，我每星期在这儿呆五个晚上，睡在他隔壁的卧室里。另外两个晚上阿莱特过 来。① 一个名叫泰韦尼的年轻囚犯死后断定是自杀，但十分明显的是，他的“自杀”是预先被人安排好了的。他的亲属想弄清他死亡的真相，但没能成功。① 奥雷斯特·普沙里是里斯向我介绍的一位美国朋友。当时他是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研究萨特的专家。　　萨特在下午仍然酣然入睡；甚至夜里已经睡够了，早上我读东西给他听 时，他也时常渐渐入睡。他确实变得对许多事情都漠不关心起来。一天早上， 他起床后，我为他擦去衬衣上的一点口水。他说：“噢，是我流出来的。两 星期来我一直在流口水。”我没有提及这事，怕他为之羞恼，但他并没有把 这当回事。使他有些不快的是他的昏睡状态：“像我这样睡真有点可笑。” 他伤心地对我说：“我没有任何进展。”一个星期六晚上，他、西尔薇和我 被邀请去吉泽尔·阿里米家吃古斯古斯；他没说一个字。我们同蕾娜在一家 饭馆吃午饭时他也几乎不说话。　　我决定去请拉普雷斯勒教授安排一个约会：库尔诺医生特别向我推荐了 他。11 月 23 日我们去比塞特看他。他检查之后感到十分惊讶，因为萨特的 脉管的以往状况是很不好的，而他观察到的后果却是良好的。据他说，从脑 电图上看，没有致病的原因。　　对于昏睡现象，他还无法解释。他指示搞一个称为伽马—脑电图的检查。 他严格要求萨特戒烟。他对萨特说：“您的视力和智力都与此相关。”　　离开时，萨特对我说，他要继续抽烟，但第二天他到底还是抽得少些了， 使我和西尔薇感到吃惊的是，我们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一个我们很长时间 都没有过的夜晚，萨特谈到福楼拜和关于被动消极的问题；他说：“两个星 期以后，我将完全不抽烟了。”后来他允许自己每天抽三根；过后几天，先是每天抽八根，然后七根，然后六根，最后每天三根。他愿意活着，他愿意为之而奋斗①。 的确，他的生之乐趣看来又恢复了。他常去看他的年轻的希腊女朋友，她给他的生活带来欢乐。一天晚上，他同托米科、西尔薇和我在金钟饭店吃了一顿十分愉快的晚餐。只剩我们两人时， 我们过得很幸福。我给他读一个 关于他的论文集，他认为写得还不错。他告诉我他要请彼埃尔·维克多作秘书。布依格仍是他的日常事务的秘书；维克多将给他读书和协助他工作。莉莲打电话对我说，她很高兴这个决 定。而阿莱特对我说，她很生气——她联想到施奈曼同罗素的关系，她担心 维克多会变成萨特的施奈曼②。但萨特非常高兴同维克多一起工作。我也很同 意，我不必每天上午给他朗读了。我可以有一点时间自由支配。12 月初，他的状况既没有转好也没有转坏。他嗜睡。甚至在上午，维克多给他读书的时候，他也睡着了。我相信，这是一种逃避的方式。他无法接 受他的近乎失明的现实状况。还有许多其它迹象表明这种拒绝。我问他：“上 午你干了什么？”“我阅读和工作。”我又具体地问道：“你为什么说你阅 读？”“哦，我又想到了包法利夫人和夏尔。我记起很多。??”一个星期四，我同萨特去乔莱克医生那儿，他是一位年轻可爱的眼科医 生。他使我们绝望了：出血点已经愈合，但它在视网膜当中留下不可根除的 疤痕，现在已成了死组织。我们离开时，萨特对我说：“那么，我再也没法 儿读了吧？”返回的途中，他蜷缩在车里，打着瞌睡。后来这些天，他并不 显得比以前更加悲哀。他早已听说过这个判决，虽然他想逃避真相，但他知 道那是什么。现在他已经体验到它，却仍然想逃避。例如，他对我说：“不① 不久以后，他又抽得很多。② 参看《言行已毕》关于罗素法庭的部分。施奈曼是罗素基金会的主任秘书。在这个法庭上，他是秘书长， 他自称代表罗素而且是主要负责人。他想表达他自己的某些意思时，他就说：“洛德·罗素坚持认为??”要把《解放报》拿走。明天上午我要看。”一天，我把灯从他的椅子旁挪开， 他让我把灯放得离他近一些。“你不是说灯碍你的事吗？”“是的，但我在 看书时需要它。”他又改正自己的话，“哦，我是说，我随便翻翻时需要它。” 事实上他已不能去浏览，正像他不可能去读一样。他总是想把我带给他的一 些新书握在手中——就握那么一会儿。他的病况带给他的痛苦之大使他的精 神麻木了。这种平衡状态能持久吗？应该指望它的持久吗？　　根据他的伽马—脑电图，他的脑子没有什么毛病。有时他会说出一些很 奇怪的话语。一天上午，我把药递给他，他对我说：“你是一个好妻子。”12 月 12 日（星期三），在《现代》的会议上，他打起瞌睡来了。这天晚上， 我给他读《世界报》上一些关于他的书的评论，他很注意地听着。　　12 月 15 日（星期六），我去他住所，看到他坐在写字台前；他极其伤 心地说：“我没有思想了。”他要起草一个支持《解放报》的呼吁书，但总 也写不好。我劝他去睡一会儿，然后我们两人一起做了这一工作。他发现自 己很难集中注意力，即使这样，他仍然给我作了一些必要的指点。加维来取 这篇文章，表示赞成。过了一会儿，我给萨特读热纳维埃夫·伊迪所写的一 本评论《词语》的极好的小书末尾一段。他对这本书很满意。有一次，他让 我很伤心。他环顾自己的书房，说道：“想到这套房子是我的，这真是奇怪 得很。”“你知道，这是一套非常好的房子。”“我现在不喜欢它。”“怎 么？过去你是很喜欢它的。”“人们对某些东西是会厌倦的。”“你厌倦得 太快了点。我在我那套房子住了十八年，现在我还是喜欢它。”“不错，但 现在这房子是我不能工作的住所。”几天后，我给他读波德莱尔的书信中的 一段，我对他说，他应该读一本关于路易丝·柯莱特的书。“我一回到巴黎 就去读，”他答道。接着他又更正自己，“等我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我就 去读。”这新房间和这新的生活方式都意味着他不再能够安心，不再在他真 正的住所了。他总是希望能够把问题看透——把事情想清楚——而现在，就他的眼睛说来，他拒绝相信那明显的事实。我在回答他的问题时谨慎地说道，他不可 能完全恢复视力了；他说：“我不愿意那样想。不管怎么说，我总觉得自己 要好一些。”一次吃午饭，孔达问他怎样去忍受这样的事情，他答道：“只 要你想到这是暂时的，那显然就可以忍受。”他多数时间都是设法隐藏自己的焦虑。新年夜，他、西尔薇和我在我的寓所过得很愉快。这年年底，他的状况好了许多；他很少打瞌睡，有时他完 全恢复到了以前那个萨特的样子——例如，1974 年 1 月 2 日的《现代》开会， 他就是这样。但在别的时候他又回到冷漠的状态。1 月 8 日七点半钟，他回 到家时，他的神色是那样沮丧，那样呆板，郎之曼来这里呆了一会儿，见状 大惊。他离走时吻了萨特，萨特对他说：“我不知道您是吻一块墓石还是一 个活人。”这话让我们的心寒透了。他睡了一会，然后听电台的法国音乐节 目。夜晚我问他，他说那话是什么意思。”“噢，没什么意思。只是开个玩 笑。”我仍然追问他。他说他感到自己大脑空空；没有工作的欲望。他带着 焦虑和几乎是羞耻的表情看着我，“我的眼睛再不能恢复了吗？”我说，恐 怕是这样的。我伤心极了，哭了整整一夜。1974 年　　几天后拉普雷斯勒教授打电话一再对我说，萨特的情况非常好，三个月 内不用再找他看病，为了逃避太使人痛苦的实情而沉入睡眠之中，这是正常 的。我对萨特说根据拉普雷斯勒的看法，他的健康状况很好。“但是我的眼 睛呢？他说我的眼睛是怎么回事？”问话中，强烈的焦虑和希望令人伤心地 交织在一起。“眼睛的事不是他的专业，”我说。“但一切都跟这有关呀，” 萨特说道。他去睡了。而我心如刀绞。眼看着一个希望终将破灭，令人惨不 忍睹。　　后来的日子，我给他读波德莱尔的书信和斯特林德伯格的《女仆之子》， 他依然故我地睡去。一次，我们同西尔薇吃午饭，他默然不发一语。我问： “你在想什么？”“什么都没想。我心不在焉。”“那么在哪儿呢？”“哪 儿也不在。我是空的。”这种神离天外的状况他时常有之。6 月底的一个上 午，我和他一起工作，修改他同维克多和加维的一个谈话。他睡着了。他对 自己的视力越来越悲观。他对我说，眼睛的模糊日益加深。我们在“圆顶” 饭馆吃午饭时，他又说：“我有一种感觉，我的眼睛怕是好不了了。”接着 又说：“说到休息，这也没什么。”然后，他以一种不自信的口气问：“我 还是像以前那样富于理智吗？”我说，当然是。我对他说，“我的可怜的人， 你的心情不太好。?‘没有什么事值得心情好。”他几乎完全不抽烟了。有一天我问他：“这对你太压抑了吧？”“这使我悲哀。”另一次他对我说：“博斯特对他的朋友古尔诺谈到我的事。他说 像我这样的病，需要十八个月才能完全恢复。”“真的？他对我说是十二个 月。”这时，萨特解嘲道：“你不认为我在两个月内就可恢复视力吗①？”他 把视力和身体一般状况当成一回事。我同乔莱克医生有一个约会。他说，萨特不会瞎，但也决不会恢复到能很清楚地看东西的程度。我请他不要太直接地对萨特谈这个情况。我们在元 月底去看他，他对萨特说，他的视力不会变得更坏。但当萨特问他，自己是 不是不可能再去阅读。乔莱克只是含糊其词。到走廊上，萨特说：“他好像 认为我不再可能阅读和写作了。”他停住了口，好像被他自己的话所震惊， 然后又说：“这还得多长时间啊！”第二天我们谈到他怎样才能在这一时期工作。正要上床睡觉，他突然说：“我的眼睛是不中用了??，所有的人都这样告诉我。”他的声音使人发冷。 次日他拾起一本被丢在一边的侦探小说，把它捧到灯下：“我希望能看清这 标题。”他正确地辨认出来了，虽然往常他完全看不情报纸的大字标题。遗 憾的是，这不能说明什么。他还保有一点点视力，但已是非常非常之弱了。 第二天我问他，愿不愿意试着工作一会儿。“不，还不行；马上还不行。” 他通常不轻易怀疑什么，但一涉及到他的眼睛，他就很敏感。一次我们在一 个花园里林荫覆盖的小路上散步，花园就在他住的楼房的大院里，从一个很 远的玻璃门上我看到我们的影像。“噢，这是我们！”我喊了起来。“请不 要显示你的好眼睛，”他生气地说。医生给他的药使他大小便失禁。一天下午回家时，他弄脏了裤子，我帮 他搞干净了，但我担心这病状会加重起来，使他痛苦不堪。泽登曼说，这是① 他的病发作在十个月前。某些药物的正常反应，萨特的血压正常，反应能力也还好。 有件事让我吃惊。从前他是从不去看医生的，现在他责备乔莱克和拉普雷斯勒对他的病情注意不够。他想再去看那位罗马的眼科医生，那人在去年 给他治过病。萨特喜欢这医生，因为他使萨特仍然抱有希望。　　从他的脑力看，2 月份他的情况开始变好。由于眼睛几乎看不见人，在 人多的场合，他往往沉默不语。但 2 月份《现代》编辑部开会时，他的到会 和他的智慧，使每一个人吃惊。他对于文章和调查工作提出了很好的意见。 会议当中，维达尔-纳盖特打电话对《解放报》2 月 20 日、21 日发表的 题为《试议以色列的叙利亚俘虏》两篇文章提出抗议。这两篇文章因为萨特 和我签名于一个呼吁书《为了在叙利亚的以色列俘虏的解放》，而对我们提 出质问，这个呼吁书发表在《世界报》上，签名的还有费雷德里克·杜邦、 马克斯·勒热纳和塞卡尔迪-雷诺德。我们马上发了一个声明，否认同其他签 名者是完全一致的。《解放报》并未因此而减少对我们的攻击。萨特立即在《解放报》上回答了这两篇文章的作者，谴责他们的自我欺骗。 在这一时期他同意参加勒唐戴克和勒布利斯（他们俩跟萨特一样，曾是《人民事业报》的编辑）主编的《野性的法国》丛书，这套丛书先是由伽利 玛出版社出版后由今日新闻出版社出版。他们一起草拟了一篇丛书介绍。“野性的法国，从某一点说，是面对‘合法的’国家的‘真正的’国家，或者说，是野生的，就像人们所说的野生罢工。这不意味着复古主义，也不 一定是暴力。从根本上说是在社会的某一处展开的一个沸腾的过程，这种沸 腾使社会的一部分人奋而起身，从动乱中显示自己作为自由共同体的存在， 而把任何可能束缚它的传统框架排斥在外。??“我们选择希望。我们敢于尝试可能实现的决裂，去争取全人类走向自由——只有平民的野性汇合之日，才能想象真正的自由。?? “这意味着我们的丛书的目标既简单朴素，又雄心勃勃。简单朴素，因为我们从事实出发并不断回到事实上来，雄心勃勃，因为对我们说来，这是一条进入到一种可能的自由思想的道路。” 这套丛书的第一本是勒布利斯关于朗格多克地区的书，我大声读给萨特听，我们觉得它是非常有趣的。《野性的法国》丛书打算包括——而最后也确实收入了——萨特同维克多和加维的全部谈话，它的最后一部分在 3 月份 搞完。他们总结了这个讨论。通过这个讨论，萨特“重新学习了”自由的理 论；重新发现了“构想以自由为中心的斗争的可能性”。萨特认为，这个谈 话中关于自由的思想“自始至终都是日益明晰，日益深化”。但萨特的精神 平衡仍然是不稳定的。他时时想动手工作。而结果是在纸上画一些难以辨认 的符号。2 月底我们同雷贝罗尔一家一起吃午饭。他们在对着福尔吉尔街的 一条死街尽头有一个很大的画室，它一一被装修成一间十分惬意的居住室， 而雷贝罗尔在另一间工作。吃饭前他给我们看了他新近作的一些画，萨特悲 哀地说：“我看不清它们了。”又说：“我希望几个月后能看清这些画。” 他现在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但他希望相信时间是有利于他的。　　3 月 17 日，我们同西尔薇在普瓦西的“■鱼”饭馆吃午饭，我们年轻时 很喜欢到这儿来，那是因为它的阳台被围起来后可俯瞰塞纳河，阳台上一棵 大树森然而立。萨特很高兴来这儿。他觉得饭菜非常好，由于时常神思恍惚， 这在他是很少有的。这天晚上他同阿莱特动身去朱纳斯，几天后阿莱特打电 话给我：他身体还好，睡得较多。　　　　“现在我的真正的假期开始了，”几天后我们在阿维尼翁会面时他对我 说。我们打算同西尔薇去威尼斯。火车把我们带到米兰，像往常那样，我们 到了斯卡拉旅馆。我们 1946 年曾住在这儿，当时我们是那样愉快地重新发现 了意大利。另一列火车把我们带到威尼斯，然后我们坐那种狭长的平底船到 了“摩纳哥”旅馆，它在大运河边，靠近圣马克广场码头，我们房间正好面 对运河。上午我和萨特在他的房间吃早饭，我读书给他听。大约一点钟，我 们看天气情况，有时在码头上，有时在费洛里安饭馆里面，吃一个夹心面包， 气候非常不稳定，时阴时晴——夜晚大雾常常遮没了圣马克广场。萨特午睡 时我和西尔薇去散一会步，快到五点的时候我们三人一起外出。我带萨特看 了从前的犹太人居住区；又去看了里阿尔托区，我们又去了丽部海滨浴场。 因为所有的旅馆都关了门，我们费了好大劲才在海滨找到一家饭馆，一层温 暖的薄雾围绕着它，我们吃了一顿不像样的午饭。这天晚上我们挑了一个我 们喜欢的地方吃了晚饭，然后在旅馆的酒吧喝了一杯威士忌。　　萨特在威尼斯总是感觉很好，但有时也陷入忧虑。一天上午，我在他的 房间给他读书，天气是这样晴朗，我们决定下到水边的阳台上去，我要带去 那本书。“干什么？”他问，然后又说：“以前，我头脑还清醒时，我们不 读书，只是谈话。”我反对说，我只是因为他的眼睛才读给他听的；我们下 到这个阳光拂照的阳台上，聊着天。实际上他仍然有非凡的思维头脑；他评 论我们读过的书，和我展开讨论。但是他总是很快丢下正在讨论的话题；他 既不提出问题也不提出新的思想。很少有什么事让他感兴趣。但作为补偿， 他格守着生活常规和那些出于原则形成的习惯，以固执的忠诚来取代真正的 快乐。一家报纸刊登了我们的一幅照片，并注明了我们现在住的旅馆，有些人就来与我们联系，很让人厌烦，但我们也很高兴蒙达多利①打电话给我们，他 来和我们在旅馆的酒吧喝酒。他留了一脸胡子，年纪老了，说话结结巴巴的。 他已同他的妻子，漂亮的维吉尼娅分手了。他的一个朋友同他一起来的，这 是位音乐家，正在法国费尼斯指挥多尼采蒂的最后一个歌剧《罗汉的玛利 亚》。最后一场演出在第二天（星期天）下午举行。戏票都预订完了，但他 们还是在王室包厢给我们找了三个座位。我们为这宏亮圆润的嗓音和优秀的 表演所倾倒。但对萨特说来，舞台就像一个黑洞一样，这使他悲哀。总的说 来，他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希望看见。我们分手时，我问他，他觉得这一段 过得好不好，他兴高采烈的地答道：“噢，不错！”但他又补充了一句：“除 了我的眼睛。”　　4 月 2 日（星期二）晚上，我们进入两间相通的卧铺车厢，吃了带火腿 的牛角面包，喝梅洛特酒。意大利铁路职工正闹罢工，开车晚了一小时。早 晨乘务员给我们送来早餐，告诉我们蓬皮杜去世了。一些法国旅游者十分惊 恐；他们仿佛看到了将会发生的混乱状态。一个深受刺激的妇女哭叫道：“这 下证券交易所的价格要暴跌啦！”为了不马上重新回到巴黎的生活习惯中，萨特同我在我的寓所住了几 天。星期六上午，我同他去看了乔莱克。眼压还好；没有大量出血。根本问 题是，在剧院里他在暗中，舞台上的灯光十分刺眼，看不清舞台上的任何东① 他是我们书籍出版者的儿子，1946 年他同我们一起在意大利旅行，以后我们常去看他。（参看《境况的力量》）西，但对光还是有感觉的。萨特离开医生时十分愉快，“总而言之，我的状 况还好。一切都正常。”他接着说的话没有往常那种明显的沮丧语气了，“他 好像认为我决不会完全恢复视力了。”“是的，你不可能完全恢复了，”我 说道，把可能和不可能说得含糊不清。不管怎么说，这是第一次萨特说起乔 莱克时没有厌恶之感。我想，在威尼斯时他曾担心眼睛会全瞎，现在他知道 自己的视力是稳定的，这使他宽慰。然而，即便糖尿病专家和拉普雷斯勒医 生都很满意他的健康状况并减少了用药量，萨特仍然十分悲哀地说，“我的 眼睛呢？我不能恢复它了。”　　尽管气候如春似夏，他却有点郁闷。“我觉得生活日复一日，毫无变化。 我看到你，看到阿菜特，看到各位医生??然后这一切又重复一遍。”他又 说：“甚至就这次选举来说，人家请我，让我去讲话，但这与阿尔及利亚战 争时的情况有那么大的区别。”我对他说，在我同女权主义者的交往中也有 同样的感受。“这是年龄所致，”他最后说道，但不是很悲哀。　　在 4 月 13 日和 14 日，萨特同《解放报》有一个关于选举的谈话。他希 望夏尔·皮奈特成为候选人。（皮奈特组织过利普工人的斗争，萨特以密切 的关注追随他们的曲折斗争。）他说明他将不投密特朗的票。“在我看来， 所谓的‘左翼联盟’是一个笑话，”他说，在同加维和维克多的谈话中他说 到反对古典的左翼力量。“我不认为左翼政府可以容忍我们的思想方式。我 想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应该去投赞成那些人的票，他们唯一的想法就是跟我们 吵架。”他说，他愿意投皮奈特的票，这是因为他确信皮奈特决不会选上。 “如果皮奈特有当选的机会，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去投票选举他，”他最后说， 并且笑了起来。4 月 28 日他同加维和维克多去布鲁依介绍他们那本还没有出版的书《造反有理》，他们刚刚搞完。在布鲁依有一个正义与自由委员会，是它邀请他 们去的。萨特见到了以前的左翼组织分子，但这次会议不是很有成效。那本 书最早是在 5 月作为《野性的法国》丛书中的一本出版的。《世界报》很快 发了两篇对该书评价甚高的文章。萨特同维克多、加维和马尔库塞一起讨论 了这本书，他和马尔库塞是第一次见面。谈话时萨特的希腊女朋友在场，她 为《解放报》写了一篇关于这次讨论的报道。5 月 24 日，萨特给《解放报》 寄了一份辞呈，辞去社长职务。由于他的健康状况，他放弃了在左翼报纸的 一切职责。自 1974 年初以来，萨特签名于许多抗议书。一个是发表在元月的《解放报》上——由避难所调查团起草的关于热罗姆·迪朗的文章。热罗姆·迪朗 是安弟斯人，是亚眠任意拘捕的受害者，3 月 27 日，在这家报纸发表了一个 新闻公报，与阿兰·莫罗有关，谈到亚历山大·桑吉内蒂对阿兰·莫罗发表在 1 月 9 日《解放报》上的谈话提出控告的问题。　　6 月初，萨特是真正好了。我觉得他“完全变了”。他不再昏昏欲睡， 他想写一本自传性质的书，他现在正在构思。我们的谈话已恢复到以前我们 经常谈话的那种水平。我们同西尔薇一起度过的夜晚非常热闹，有一次我们 和艾丽丝·施瓦尔泽吃了一顿非常愉快的晚餐。一天，我建议在假期中用磁 带录下我们关于文学、哲学、个人生活的谈话，他同意了。“这样将补救这 个，”他说道，并用令人心碎的姿势指了指他的眼睛。　　一天晚上，西尔薇带我们去歌剧院听《西西里的晚祷》。萨特穿了一件 白衬衣，系了一条临时买来的领带。对萨特说来，这着实是一番打扮，使他　　觉得有点好笑。他喜欢这个演出。歌剧总体上有些不足之处，但有些曲子非 常好，合唱也很不错，导演、布景和服装都是第一流的。遗憾的是，这些美 好的东西萨特多少有点领略不到，虽然他的视力比在威尼斯时好了一些。尽 管如此，当我们看完演出后在“金钟”吃晚饭时，他仍是十分愉快的。　　选举的当晚萨特先到我的家，送给西尔薇一盒威尔弟歌剧的磁带，然后 我们去郎之曼家看电视，听选举的结果。结果并不真正使我们震动。蓬皮杜 留下来的那一堆烂摊子落到吉斯卡尔手上，这并不是什么不好的事。　　6 月底萨特的情况仍然不错。他好像对自己的半瞎状态已经忍受下来 了。我们同西尔薇一起庆贺他的六十九岁生日，他十分欣赏西尔薇烹调的那 一桌美味可口的晚餐。我们激情满怀为他的健康举杯祝贺。　　他仅有一事深感忧虑。他的朋友，那位希腊姑娘看来不仅是过于兴奋而 且实际上已经是疯了（从这个词的完全的意义上讲）。她在奥图尔街上当众 大闹了一场，被带到圣安娜医院，从那儿出来又进了大学区的医院。精神病 医生对我们说，这大概是一次谵妄病的发作，一个暂时性的妄想状况。7 月 5 日上午我和萨特去茹尔当大道看她时，她看上去病得很厉害。萨特去她的房 间看她，我在一个小厅里等着，一个小时后他们同我会了面。她穿一件很长 的白衬衫，头发散乱，脸庞削瘦，看上去活像电影里标准的疯女人。她带着 往常那种温文有礼的态度同我打招呼。萨特和我叫了一辆出租车去巴尔扎尔 饭馆吃午饭。同梅丽娜的谈话使他震惊。她对萨特怀有敌意，指责萨特把她 关进了精神病院，一定要他放她出去。萨特为自己辩解。“你一定也把阿尔 都塞关起来了，”她反驳道。（在索篷，她参加了阿尔都塞的一次演讲会， 阿尔都塞前不久因精神失常住进医院。）她的父亲被通知来巴黎，他准备在 几天后带她回希腊。“我想我再也见不到她了，”萨特沉痛地说。我觉得在 这种情况下离开萨特是很不好的。西尔薇来接我们，我和西尔薇送萨特到阿 莱特住的那栋楼门口；他和阿莱特在这天晚上动身去朱纳斯。萨特的手中拿 着一个塑料袋，装有我为他整理的洗漱用具。他透过雨幕和他眼睛里的薄雾 看着我们。我同西尔薇在西班牙旅行，从朱纳斯、巴黎和佛罗伦萨发来的电报使我对萨特的健康放了心，萨特同万达在那边小住。这次旅行到最后很糟糕。在 蒙彼利埃，在从西班牙到意大利的途中，西尔薇接到她父亲逝世的消息，老 人死于心脏病。她把我留在阿维尼翁后，就动身去布里塔尼，我继续坐火车 去佛罗伦萨。当我在萨特住的旅馆大厅里见到他时，我几乎认不出他来了，因为他戴了帽子，白胡子遮满了下巴。他不会刮脸，又怎么也不愿意去理发师那儿。 在去罗马的火车上，萨特打着瞌睡。但第二天早上，我们再次来到我们那间 带阳台的房间时，我高兴地看到他的情况很好。旅馆的理发师成功地赢得他 的信任；他允许这人给他刮脸，这样一来他就显得年轻多了。在这之后他用 一个电动刮胡刀刮脸，很方便，这是西尔薇几天后同我们会面时带给他的。 西尔薇教我使用磁带录音机，我开始同萨特进行一组我们在巴黎就开始 的对话。他全神贯注地进行了对话，只是有几天他很累，我们的进度就慢了一些。除了这个新方法的尝试，我们的生活像以前那些年一样有着同样的节奏——短途散步，听音乐，阅读报纸和书。其中我给萨特读了索尔仁尼琴的《古 拉格群岛》和费斯特的《希特勒》。晚上我们在我们喜欢的饭馆平台上吃晚饭。　　一天晚上，我们沿一条狭窄黑暗的小街回家，从一辆驶过来的汽车里伸 出一只手强夺我的手提包。我紧紧抓住它不松手，但最后它仍被夺去，我也 被拉倒在地。西尔薇和萨特帮助我回到旅馆，旅馆就在附近。他们请来一位 医生，医生对我说，我的左臂脱了臼。他用绷带进行包扎，第二天我去上了 石膏。这一年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再也不夜晚步行外出了。　　西尔薇把汽车开回巴黎。博斯特一家来看我们，只呆了一会。现在只有 我们两人了，我们录下了几次谈话。由于 9 月中的大雨和暴风，我们很少外 出。　　我们在 9 月 22 日回到巴黎，萨待回到那个他“不能再工作”的住处感到 很不高兴。晚上西尔薇来这儿，萨特对她说：“您来看死人的家吗？”过了 一会儿，我问他为什么这样，他答道：“为什么？显然，我是一具活死尸。” 这是在开始一项活动之前。只要活动起来，他就根本不是垂死的而是充满了 生气。我们继续我们的对话，他说他是很愉快的。最后他正视了半瞎的状态， 并且为能很好地适应这种状态而自豪。他做的第一件事是给吉斯卡尔·德斯 坦写一封信，要求让贝利·莱维（彼埃尔·维克多）获得国籍。9 月 30 日吉 斯卡尔亲自写了一封回信——在信中他避免称萨特为“maitre”——答应很 快解决这个国籍问题，最后说：“从您所写的来判断，一切都使我们相隔甚 远。但我不像您这样相信这一点。我从不认为人与人的不同只是由于他们得 出的结论。他们的探索过程本身也应得到考虑，正如您所知道的那样①。”国 籍很快就取得了，萨特写了一封短信表示感谢。维克多为了庆祝此事希望开 一个晚会，邀请他的所有的好朋友；因为萨特和我打算参加，莉莲·西格尔 让出她的寓所，这样我们就方便多了。萨特重新开始参加《现代》的会议。所有参加 10 月 2 日会议的人——埃切雷利，普隆和豪斯特——都认为他完全改变了。他再次见到《解放报》的 同事们。10 月 15 日《世界报》刊登了由朱利执笔、萨特和她共同签名的一 份呼吁书拯救《解放报》。这报纸由于债务所压，被迫暂停出版。萨特和朱 利号召公民捐助七千七百万旧法郎，这是报纸生存下去所必需的。他继续同 维克多进行他们的讨论；还有许多约会；下午和晚上我给他读一些他想了解 的书（葛兰西的政治文选，关于智利的报道，最近几期《现代》，关于《超 现实主义和梦想》的论文集和康坦·贝尔的《维吉尼亚·沃尔夫的一生》）。 他不再打瞌睡，他几乎完全适应了吃饭、抽烟和散步等活动。他很亲切地对 我说：“我向你保证，一切都很好。你读给我听，我们工作；我的视力做一 般的活动是足够了。一切都很好。”我为他恢复了心神的宁静而高兴。（实 际上，是怎样的宁静？这是哲人的骄傲和不添累赘的欲望？怎么说呢，我有 切身体会：这些精神状态是不可能形之于词语的。包围着他的自尊、明智和 担心阻止他去诉苦，甚至对他自己，但在他的心灵深处，他感受到了什么？ 没有一个人能够回答，甚至他本人。）11 月 16 日，萨特在一个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断绝关系的声明上签名，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拒绝让以色列在世界上任何地区生存。这时，克拉韦 尔作为一个中间人，建议萨特在一组电视节目中谈一谈自己。开始他拒绝了。 后来又回绝一两次，他不愿意以个人的身份在电视上露面，以免给人一种支① 这是萨特和吉斯卡尔通信的全部内容，有些报纸在萨特逝世后报到此事。持某个官方组织的印象。但当他同维克多和加维谈到这事时，他有了一个新 想法：在这个节目中谈一谈自他诞生以来他所经历的或接触过的本世纪的历 史。我同意了。他希望从深处更新我们对当代的看法，以此来影响观众。电 视二台的头头马塞尔·朱利昂看来是赞成这个计划的——吉斯卡尔的电视台 可以用这一组节目证明它的开明。11 月 19 日，萨特就这个问题对《解放报》 有一个谈话。他不抱什么幻想。他说：“我们正好看看我们可以走多远。” 现在还有另一些事情深深地吸引着他。在 11 月 21 日的《解放报》上， 他发表了一封信，抗议德国政府拒绝他去看安德列斯·巴迪尔。这是一个他 介入其中的事情。1973 年 2 月他同《明镜》有一个谈话，在一定程度上为联 邦共和国的行动作了辩护。在 1974 年 3 月，《现代》发表了一篇史杰夫·特 文斯的文章《感觉丧失的酷刑》，这是指对巴迪尔和他的同志所施用的刑法； 同期还有一篇不署名的文章《酷刑的科学方法》和巴迪尔的律师克劳斯·克 罗桑特的一篇文章《隔离的酷刑》。此后，克劳斯·克罗桑特请萨特代他去 看一看巴迪尔关押的状况，萨特决定这样做。11 月 4 日他要求允许去看关押 中的巴迪尔，丹尼尔·科恩-本迪特作为译员同他一起去。他的决心因豪格 尔·明斯之死得到加强，明斯因绝食于 11 月 9 日在关押中死去。萨特在发表 于《解放报》的信中说，德国人的拒绝“只不过是玩弄拖延时间的把戏”。 此信发表后不久，艾丽丝·施瓦尔泽以《明镜》的名义，请他就这个题目发 表一个谈话发表于 12 月 2 日。萨特最后被允许去同巴迪尔谈话，当时他解释 了他介入此事的原因。他不赞同联邦共和国在德国现实条件下的暴力行为，他希望表明他对一个被关押的革命战士的声援，抗议对这个战士的虐待。　　12 月 4 日，萨特同彼埃尔·维克多，克劳斯·克罗桑特和科恩-本迪特 一同前往斯图加特，他同巴迪尔谈了大约一个半小时。博米·巴乌曼驾车带 他去斯坦海姆监狱，巴乌曼原先是一个恐怖主义者，他有一本叙述自己经历 的书列入《野性的法国》丛书①。同一天萨特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他的讲 话的一部分发表在《解放报》和《世界报》上，他和海因里希·波尔一起在 电视上呼吁成立一个保护政治犯的国际委员会，他的行动在联邦德国激起一 个强烈反对他的运动，12 月 10日他在巴黎又一次举行记者招待会，克劳斯·克 罗桑特和阿兰·盖斯玛也参加了。后来，在 1975 年 5 月 22 日的电视节目“卫 星”中，有他关于巴迪尔的谈话。他并不认为去斯坦海姆监狱有多么重要。 他说，“我认为这次访问是一个失败。德国公众的舆论没有改变。的确，这 次访问反倒激起舆论反对我支持的事业。我说了我考虑的不是巴迪尔被人指 责的行为仅仅是他在什么条件下被关押，但这话等于白说——记者们总认为 我在支持他的政治活动。我认为这是一次失败；尽管如此，如果这事有必要 重来一遍的话，我还会这样去做②。”他在另一场合说道：“我感兴趣的是这 个团体行动后面的动机，它的希望，它的活动，更广泛些说，它的成员的政 治观念。”12 月 2 日，在去德国之前，萨特、维克多和加维去“圣迹”区一个讨论 会上介绍《造反有理》。这个会议的地点是乔治·米歇尔的一个朋友筹措资 金提供的，这位朋友委任他为艺术指导。乔治·米歇尔找到这地方并由他的① 几年后，他用克里恩的笔名，重写了这段经历。新书更名为《雇用的死神》。两个版本都有科恩-本迪特写的序。② 同米歇尔·孔达的谈话，《七十岁自画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