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我是你女儿，不论这个关系意味着什么。我猜想我的确无法从你那儿要或指望得到任何东西。我只想让你知道我的存在。我从未见过你的照片，我对你一无所知。　　我是哈佛大学的二年级学生，这对知道我不是件重要的事。嗯……我参加这里的大学摔跤队。那很有意思，我认为是最好的运动。　　不管怎样，随信附上我一年前拍的一张照片。我的同屋是个很出色的摄影师（她拍的这张照片）。　　要是你想回信什么的，我的学校地址是　　——亚当斯邮件中心　　剑桥 马萨诸塞州 02138-7520　　诚挚的，　　萝拉莉·萨默　　1996年1月28日　　（我想写这封信已经很久了，不过我似乎没法写得更好）　　（要是你回信，我会很高兴寄更多的照片并作说明）　　我那冷淡的笔调掩盖了内容的重要性。我并不指望从那儿会有什么发生。我不知道他是否会回信。我不想关心。　　我用花朵和星星图案的墨水图章装饰好了信纸，把信和照片放进信封，封好口。我没有在信封上写上我的地址，因为我不想任何人，包括他，来猜测信是谁写来的。我不希望他还没拆信就把它扔出去。　　我想知道他会有多么惊讶。他曾经想起过我吗？　　我的同班同学互相讲着他们的父母是怎样认识的，在哈佛，或许在韦德纳图书馆的堆栈里。讲有关何时我们每个人在父亲的眼里变成了宝贝星星以外的什么。我那位古怪朋友约翰不庆祝自己的生日，而是举行了一个聚会，纪念他妈妈受孕怀上他的日子。不过我被受孕怀上涉及到矛盾、伤心、误会以及两个人，我只知道其中一个。那故事里一定会有做爱，可那是我从来没有从妈妈那儿听到的部分。　　我上哈佛的第一年，深夜在一间昏暗的宿舍里，人们随着柔美的音乐跳舞，进入了最佳状态。“我父亲也跳这些非洲舞蹈。”阿本娜说，“他看上去很滑稽。”奈伊玛接口说：“我觉得跳舞时，所有的父亲看上去都傻傻的。”其他人模仿着她们父亲笨拙、过时的舞步。他们笑着，而我则一声不吭地坐在那儿。　　我告诉自己，父亲不想知道我对我并没有多大关系。我个人无法接受他对我的否认。他从不知道我。被一个陌生人拒之门外伤害要小些。我从来就不知道有“一个父亲”、一个爸爸的生活，因此我无法真正地去想念它。我的生活看起来跟以前一样完整。　　小的时候，我有时试着要把东西整齐地放进盒子里，把盖子盖上封好。有一星期左右时间，在把两只袜子放进洗衣篮里前我会强迫性地把它们卷成一个小球，一分钟也不会把我取下的耳环之类放在梳妆台上，我会赶快把它们放进首饰盒。首饰盒是只木头盒子。打开时盒子会发出音乐声，一个穿着粉红色芭蕾短裙的芭蕾舞女娃娃开始跳舞旋转。我盖上后，芭蕾娃娃就躲回去不见了，我的耳环在里面很安全。如果我把它们放在梳妆台上（我经常那样做），纸头会堆上去，它们躺在下面，没人发现，然后会被扫进垃圾畚箕，倒进垃圾袋，扔出我房间。那些耳环就像我的生活的样子：被丢失，失去人们和东西。　　我想知道我父亲是否是虚构的，他是否丢失了，被扫进了某人的畚箕。也许妈妈失去了他，是因为她没有一只可以装他的盒子，事实上，这个故事里的惟一的盒子是那个孩子抚养案，在案子里，我父亲放弃了父女关系。　　十二岁时我想当一名模特儿，就像许多女孩子在那个年纪做的那样，我参加了由一家杂志赞助的模特比赛，想赢取一个“塑造模特儿”奖。我填了几十份参赛表格，把所有的钱都花在买邮票和色彩鲜艳的大信封上了，希望这些信封在抽签时会被抽中。我对着镜子做表情，训练当模特儿。放开的脸，好玩的脸，严肃的脸，带着全美微笑的脸等。我厌倦了做这个后，我变得很傻，把脸上的各部分都往内收，舌头伸出来，或者睁大眼睛，用手指把嘴角朝外拉。接着我回盯着镜子看一会儿，试着想像出我父亲的样子。我会记下我所有跟妈妈相像的地方，然后眯起双眼，想像妈妈的特征被擦掉了，这样我就可以幻想那一定是我父亲的样子。　　高中时，妈妈和我跟另一家合住一套公寓。那家有台电视。一天我站在那儿看一个重金属乐队“毒药”的录像片。我被乐队领唱布莱特·迈克尔迷住了。他有着一头长长的金发，一条红色大手帕扎在头上。　　妈妈走过，停下了脚步，说道：“他让我想起了你父亲。”那以后我开始审问妈妈：为什么？他们看上去怎么个像法？　　妈妈不耐烦起来，说道：“噢，我不知道。他们就是彼此相像。”　　我对他一无所知，除了几点非个人的情况：他比妈妈大几岁，他有灰白的头发，他是名法官，他住在俄勒冈。我非常珍惜这不多几个事实，把它们当做得到的奖品，跟我有关的一些碎片把我和那个不知道的人联系了起来。可是即使用上了充满精力的想像，我也很难把他跟一个二十来岁身穿皮裤、尖声唱着“跟我讲粗话”、鲜亮的金发用红手帕扎在后面的流行歌手相等同起来。　　我父亲始终是一个看不见脸的男人。　　水牛汤姆有首歌曲叫《我不在那儿》，歌中唱道：“也许只是因为我这么穷，你不再算上我……我是这样的接近，可你是这样的高。”我十五岁时为父亲把这首歌录了盘磁带。我幻想着把磁带寄给他——可我没有他的地址。因而它还是一个幻想。（我觉得我本可以找到他的地址的，要是我有这样做的强烈欲望的话。）他做了很多年的律师，现在是名很重要的法官。不论我如何试着把自己变得很重要（在学校或者运动中）——不论我已经有多么接近了——他依然会是那么高，他最终还是离我那么遥远。而我依然会是个没用的、无助的、无声的婴儿。但是在歌里，歌星唱道：“因为累了，我在尖叫/我有点孤独/可我不是婴儿，不是小孩/听见我的呼唤/请走下楼来/数数你的婴儿/有一个已不在那儿。”我在想父亲是否曾经听到过一个鬼怪似的声音，从他失去的孩子身上发出的呼喊，如果他曾经注意到他生活中的空缺的话。　　我在想他是否处理过跟圣经中描写的那个案子一样难的案子。在圣经那个案子里，两名妇女来到所罗门跟前，声称是一个婴儿的母亲。所罗门要来一把剑并命令道：“把孩子一劈为二，一半给一个，一半给另一个。”所罗门有颗聪明而洞悉的心。他判定那位不想孩子被杀死的妇女是真正的母亲。　　现今家长上法庭时，有时候他们似乎对婴儿会怎样考虑得很少。那些婴儿会被迫跟父母分开等等。妈妈和父亲上法庭这样妈妈可以获得孩子的抚养费，这时候我就被隔离开了，可那不算是件引人注意的事情。我知道很久以后才意识到自己的若干部分失去了。那就像我每次环顾四周时，大块的肉从我身上掉下来。只是没有肉块可以捡起来，也看不到血迹。那些肉块一直被丢失了。只是到了现在我才注意到。　　给父亲的信寄出一星期后，我收到了从俄勒冈达拉斯来的一张卡。我辨认不出信封上那潦草的字迹。　　“达拉斯？在达拉斯我认识谁吗？”我猜想那是我的一个不经常写信的外婆寄来的。拆开信，我看到有几张四个我不认识的成年人的照片，他们坐在饭店里。我的心跳快起来，因为我明白这封信一定是我父亲寄来的，因为那个不熟悉的地址，不认识的人的照片。我合上卡片，我不想在跑去上课的路上匆匆忙忙地第一次看他的照片。　　那天晚上，我有一种干净而疲劳的感觉。每天晚上，摔跤训练结束并好好地冲了个澡以后我都有这样的感觉。身体四肢感觉松弛下来，使用过了，更强壮了。也许我准备好了打开那张卡。我的两个好朋友娜迪娅和奈伊玛来找我。我做了个深呼吸，告诉她们信就在桌子上，他写了回信，可是我太害怕了，不敢打开。奈伊玛替我打开了信，大声念出来。娜迪娅看着照片，然后递给了我。　　亲爱的萝拉莉：　　谢谢你给我写信——真是出乎意料——你是个不做作、热心肠的人。你在读大学，并积极参加体育运动，这也非常出色。收到你的来信，我产生了充满情感而又矛盾的感觉——我不想去提对你或者对我的伤害，或者去做任何干预你生活的事。我担心我们之间的联系会引发一场揭丑和负面感情的雪崩。联系对你会是件积极而有益的事吗？　　我不清楚你对我了解些什么。我怀疑你所听说的可能不是很好，不过也许，希望那不是这样。人生苦短，无法重新回放过去的痛苦或者人难以控制的东西。　　我真的知道自己希望你幸福——成为你想做的最棒的你——要是我们的联系能够有助于此，对你来说也是积极的，那么如果你希望我也许会给你写信。谈论自己是件难事，不过我是个很关心人的人，我的密友或者家人流血时我也流血——也许如果我给你寄一些我在法庭上作出的裁决，你会对我是怎样的人产生更好的“感觉”，对像我的生活和职业之类的不那么重要的东西则请不要多想。　　再次谢谢你的来信——你还有这么多要活着为之奋斗的事——还要在一所伟大的大学学习两年半——我知道我的四年大学经历是非常美妙的——我那么多年以前（1954-1958）一起读书的朋友直到今天还是好朋友。享受每一分钟吧——它们是金色年华。　　我的地址是　　——信箱　　达拉斯，俄勒冈，97338　　我妻子多恩知道你，我们两个非常亲密（我们是1995年9月4日结婚的）。　　谢谢你寄来的照片——我想知道关于你更多的事，你的喜好、厌恶等。　　爱你的，　　鲍伯·摩根（插入一笑脸）　　1996年2月6日　　又及：我的写作课和拼写从来没有得过良加。　　奈伊玛和娜迪娅笑了起来，因为他的签名旁有一个笑脸，并且用贴纸装饰信，就跟我的一样。我的双眼盈满了泪水。他说他产生了“充满情感但矛盾的感觉”，我松了一口气，但也被这话伤害了。　　那天晚上我记日记时，写“我父亲”这几个陌生的字眼时感觉很怪。既然他已经写了回信，他已经所是的那个看不见脸的神秘感消失了。如今我有了一个“父亲”，他不仅仅只有一个名字。我不敢肯定是否回信给他。我想我甚至不希望他是真的。　　收到他第一封信几天后，我又收到了一个用贴纸装饰的包裹。我认出是从父亲的地址寄来的。包裹里有另外一封信，还有一盘也用贴纸装饰的录着不同歌曲的磁带。　　他第二封信的语气不那么犹豫，他似乎更热切地想了解我。我把磁带放在随身听里听了很多遍，跑步的时候、在马尔金运动中心跑步机上流汗的时候听。我听着，感受到一名父亲的爱通过耳机亲密地倾倒进我的耳朵。我周围都是在体育馆里运动的哈佛本科生，我微笑着，想快乐地喊叫。　　我喜欢那盘磁带，我父亲说里面的音乐代表了“摇滚时代三十年里最好的一些音乐”。我的同屋维罗妮卡喜欢甲壳虫乐队的歌曲，《跟你跳舞我很快乐》和《爱的话语》。我们跟我的摔跤朋友罗伯一起听这盘磁带，那时我们在我宿舍房间的壁炉里烤药葵。　　我父亲给我写信，告诉我他上班的时候、骑自行车的时候都想起了我。在开车上班和下班途中想着我，甚至在跟九岁的养子玩拓荒者电子游戏的时候也想起我。他认为我们对自己的思想和梦想的控制有限，他的思想和梦想反映出他这个人以及他喜欢做的人。他的梦想告诉他，他和我可以彼此学到很多。他一次又一次地感谢命运和我给予他第二次机会。他希望自己的第一封信没有伤害我的感情。他写道，在二月初收到我的信后几天骑自行车时，他看见了春天的第一朵黄水仙。春天很早就降临西俄勒冈，春天早早地来到我父亲和我身边，因为我们正在发芽成一名父亲和一名女儿，在彼此试探性的爱中绽放。　　我给他写信，告诉他他未曾伤害我的感情（尽管他确实伤害了，一点点——起初时）。我很高兴接到回信——特别是这么快就回了。我喜欢他的卡片——那些好玩的图画和贴纸。不过他的话是最好的部分。我告诉父亲我不希望以任何形式去触犯他的隐私。除了我的密友，我不会向任何人提起他。　　我告诉他我喜欢骑自行车，跟他一样。他骑着自行车，徜徉在俄勒冈美丽的乡村小道上，在绿色田野中间，在小镇上，高大的松树下，从山坡上冲下来，沿着威廉密特河谷骑行，而我则在波士顿繁忙的街道上骑车。从昆西，顺着汉考克街过多切斯特街到奈庞塞特街，然后经罗克斯伯里街到马萨诸塞大道到达波士顿，然后一路骑过查尔斯河进入剑桥。有些人不喜欢在城市里骑车，可我喜欢，我告诉父亲。骑车避开路上的坑坑洼洼、突然打开的车门，风吹在我脸上，看着各种各样的人和风景，那真让人愉快。我喜欢看所有的街区混合在一起，我经过不同民族社区时看到人们的脸在变化，骑车经过穷人区和有钱人街区都一样，汗水从我身后蒸发出来，我看着城市不同的部分是怎样连接在一起的。　　他回信跟我讲不必担心他的“隐私”。我可以跟任何人讲他的事——那对他永远不成问题。他那种不隐藏过去错误的坦诚和乐意态度让我觉得他是值得尊敬的。　　我寄了更多照片给他：有在纽约上州的谷仓里摔跤、我大学朋友和黛安娜、高中时我那乱七八糟的房间的照片，以及我小时候照片的复印件，一张是我还在幼儿园，另一张是四岁时在简姨妈家里。　　父亲回信说，看到我小孩子时候的照片，他哭了。那些照片令他既高兴又难过。高兴因为我在照片里看上去很开心，难过因为我小时候他不知道我。他写道他无法控制过去——“你无法把打好的鸡蛋不打碎，或是把已敲响的钟不敲响”——但是他对现在和将来确实可以控制。他每天给家里打电话，看看我是否有信寄来。他试图用支票来表达他的情感。我没有他的帮助已经做得很出色。他想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可是清楚那不会自动发生。他必须去争取，而我也得要才行。有好几次他拿起听筒想给我打电话，但他没有足够的勇气那样做。　　我父亲和我继续通信，大约一周一封。他发现我对研究儿童和儿童权利感兴趣后，给我寄来了他对几起儿童案子的判决意见。　　我原以为那些判决是干巴巴的，充满了法律术语——可是相反，它们读起来像故事，受害者的故事跟被告人的故事交织在一起。在我朋友乔安妮家的厨房，我把它们读给她听。等我读完那份二十页长的文件时，乔安妮的眼里闪出了泪花。　　那些故事中穿插着几首诗歌——既有我父亲引用的，也有他自己写的。他的诗篇里充满了比喻。在他的判决书里，我父亲提到了各种各样的人物如奥利佛·克伦威尔、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拿破仑、圣女贞德以及托马斯·杰斐逊等——引用了每个人的话语，从古希腊哲学家到伏尔泰到一名现代体育作家格兰特兰·莱斯，还有诗人如约翰·济慈和奥斯卡·王尔德等。他的判决表露了他的激情和情感，显示了他的法律知识和对法律的忠贞以及他的法律史知识。他判出了真理和公正。在他对照法律的每一个部分权衡着每一个证据时，我可以看见他思维的成果。他的判决意见也展现出了他的勇气，冒着用他之前的人们未曾去做的方式来阐释法律的风险的勇气。　　他审听了许多旷日持久十分复杂的谋杀案。有一个案子涉及到五名年轻人，他们残酷地杀害了一名一百零三岁的老人。他“怀着沉重的心情”把一名年轻人送上了成年人法庭，把他的同谋作为未成年人进行审判。在信中他告诉我他二十四年的法律生涯让他收获匪浅，因为他有这样的感觉，他可以对人们的生活产生影响。他也喜欢为自己而工作。尽管那意味着他得大清早就工作，工作到深夜，周末还要工作，但他拥有一种在别处无法获得的内心满足感。　　我写信告诉他有关我的一个朋友的事。他是哈佛第一位公开变性的人。我不肯定他回信会怎样说。我知道他思想很开放，不过我对他其实是那样的超前思维十分惊讶。他回信说他认为我朋友非常有勇气。他自己曾经担任过几名变性人的代理律师。我感到很自豪，我父亲对各种不同种类的人是那么令人崇拜地开放。　　我们互相通信几个月后，父亲写信说他觉得签上鲍伯这个名字很尴尬。他的感觉还远不至此。我回信告诉他他可以落款写爸爸。对我那是个解脱，因为称呼我父亲鲍伯感觉很怪。因此从那以后我就称他爸爸。　　不久以后，我在四月下旬要到俄勒冈的本德，参加在那儿举行的俄勒冈收容所网络大会，并在会上讲话。于是我做了计划，趁在那儿的时候跟我父亲共进午餐。　　我出发那天上午，妈妈坚持要六点钟到地铁站跟我碰头，帮我拿行李，换三辆地铁然后换乘一辆公交车送我到机场。也许，妈妈给我送行，是因为我第一次去看父亲这件事在某些方面跟她也有关系，这对她很重要。　　在去参加大会的飞机上，我看着自己的双腿。我认为它们很粗，肌肉很发达。我对它们很自豪。十几岁时，我会告诉妈妈：“我要有橄榄球运动员的腿，跟布鲁斯那样。”布鲁斯是我崇拜的一个表兄，我崇拜他的力气、和善和激情。他是我最喜欢的一个表兄，因为，甚至我还是小孩子时，他总是看上去很认真地对待我，用清澈专心的眼睛看着我。　　“不，你不行。”我说这话时妈妈笑起来，摇了摇头，好像在说，不要傻了。可是我看着双腿时，我仍然相信它们是橄榄球运动员的腿。　　我在飞机上睡着了，在梦里我的表兄布鲁斯抱着我。我是他夹在胳膊下的一只橄榄球。他把我安全地紧紧地抱在他温暖的腋窝里，用胳膊肘夹紧着。他跑啊跑啊跑过简姨妈家旁边的绿草地。他的双腿很粗，肌肉发达，有硬硬的突起的肌肉。他的双腿像树干一样坚实，它们是一名橄榄球运动员的腿。　　我醒过来，擦着眼睛，朝窗外看去，看到我们正在着落。往下看着那些点缀着俄勒冈松树的山，还有绿色农场的正方形形状，我想起了梦里的绿色田野，想起了布鲁斯在跑啊跑。我回想起被紧紧地抱着的感觉，安全的感觉，同时绿色和白色的世界从我身边疾驰而过。我在想跟父亲见面时，他会不会紧紧地抱我，给我安全。　　我穿着跟同屋维罗妮卡借的无袖夏裙，在开会的度假村的大堂里等候着。裙子上印着红色和黑色的六十年代花的图案。我父亲和多恩开车来本德见我，离他们家有三小时的路程。　　我紧张地等着，一会儿坐下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又四下走动，从酒店前台上拿粒薄荷糖，然后又坐回去。不久，一名穿着牛仔短裤和无袖汗衫、皮肤晒得黝黑的年轻妇女出现在大堂进口，开始在大堂里四下寻找起来。我从父亲寄给我的照片里认出她是我继母多恩。她大概有五英尺三英寸高，留着齐肩棕色头发，突出部分呈金色。她浑身上下散发着健康和运动的气息。我站了起来，她问：“萝拉莉？”　　“多恩？”她微笑了，给了我一个大大的健康的拥抱。　　“你父亲在外面。”她说道，“他真的很紧张。他等不及要来见你。”　　我们走出去，来到明亮温暖的阳光里。他看上去比我想像的要矮小。他穿着蓝色的李维斯牌牛仔裤和一件淡蓝的马球衬衫。他的头发在阳光里闪着白光，熠熠生辉。他紧张地站在那儿，双手插在牛仔裤口袋里，站在脚后跟上一前一后地摇晃着。他的脸发着红晕。他拉过我的手，然后紧紧地拥抱了我。我们朝汽车走去，他不停地看着我，笑着，仿佛在向自己确定我真的在那儿了。后来他告诉我他的心怦怦直跳，他可以感觉到耳朵里的血在流。他看见我的笑容，整个世界似乎都停下不动了。他又拥抱了我，在我耳边低语道：“我喜欢你的耳环。”他看着我每个耳朵上穿的四个孔，耳轮上戴着的一排人造钻石耳环。　　跟我爸爸和多恩谈话很轻松。他们让我感到很舒服，是很好的听众。爸爸送给我一块手表和一些贴纸。他给我表时很紧张，因为他不想让我认为他在试着买下我的爱。他只是真的想送给我某样东西——某个表示他爱我的象征。爸爸和多恩不住地跟我说我是多么出色多么特别，他们多么爱我。我不习惯这么多用语言表达的感情。开始时感到很奇怪。我怀疑他们是否真诚，我很快就明白他们是的。我爸爸当着面跟他在信里的是一样的人——周到、善良、乐观。　　第二年夏，我去住在他俄勒冈的家里。既然我们正在彼此互相了解，而且处得这么好，我们谁都不想浪费时间。我希望去真正地了解我父亲。　　我第一次去他们家是在下午到的。我一放下行李包，爸爸就迫不及待地带我在房子周围走走。他领着我走蜿蜒的小路，穿过他家四周的树林，指着各种树和鸟（他可以区分出五十多种不同的鸟叫声），带着我走过架在几座潺潺流动的小溪河床上的独木桥——又走出树林，来到更大的养着鸭子的池塘。那一切让我想起了我读过的那些书，像简·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小说里，那些有钱的求婚者住在有“地皮”、有郁郁葱葱的花园以及可以走上几小时的小路的家里。他握着我的手，揉压着。　　有那么多年，他是个童话故事，是个幻想中的人物。因而当我见到了父亲，他除了非常理想外，还能是怎样呢？我无法不爱他，这是很自然不过的。　　爸爸和我会一清早就去工作，在天空露出晨曦，早晨的鸟儿开始鸣叫后。可是此刻是早晨2：00，我因失眠而躺在那儿醒着。失眠是父母遗传给我的。　　我听见父亲朝厨房走去的脚步声，对他的习惯感到安慰。他跟我一样，在半夜醒来，想吃冰淇淋、麦片或者也许是花生酱。那是我们都有的弱点。我听见厨房碗橱的吱吱声，麦片盒拉出来了。我想像着父亲穿着浴衣，打开蜡纸麦片袋，麦片吱啦地倒进了陶瓷碗里。我思忖着生命的神秘和遗传的力量。　　在很多方面我们都非常相像——不仅仅是外表像（尽管很多人都说我们看上去非常像彼此）。我看上去最像爸爸和他的长女托妮娅。我们都有深陷的眼睛和很浓的眉毛，下巴线也一样。　　父亲和我还有许多共同的爱好。我们两个都喜欢锻炼，喜欢体育运动。父亲在大学踢足球。那个夏天，他每周游泳两次。我们几乎每天都一起出去骑自行车。有时候他跟继子亚伦和艾利克一起打网球或篮球。现在我知道了自己总是喜欢跑步、骑自行车、游泳和摔跤等体育运动的部分理由。　　我们都是非常努力的人。父亲相信自己当律师的能力，有个非常成功的职业。我一直目标明确、意志坚定，要完成承担的任何任务。　　父亲和我都是非常感情型的人。我们经常哭泣。　　我真是吃惊——我没有料到跟他那样地相像。也许我更像他是因为我从来不知道受人影响要不去像他。假若我是由他养大的话，我可能会叛逆，在青春期和成人阶段会让自己不同于他——来形成自己的反身份。　　倒过来，也许因为不知道自己父亲，我可能无意识地努力去成为（或者成为像）他，以便去重新拥有他或者获得他。我在学校里可能非常用功，因为我想成为一个像父亲那样的人，我知道他是名成功、富有的律师。也许因为没有父亲，我努力争取获得自己缺乏的关注，努力变得值得关注和赞同，不被抛弃。也许那就是驱策我前进的动力。　　夏季我在俄勒冈找到一份工作。上班的第一天，早晨六点钟他来到我房间，把一杯浓咖啡塞到我还处于睡眠状态的手里。在半梦半醒之间，我只意识到咖啡那温暖的浓香，以及父亲俯视着我的笑脸。“早上好！”他说道，然后安静地走出了房间，带上了门，让热气腾腾的咖啡粒子轻柔地爱抚着我的脸和感觉，让我完全清醒。　　另一个早晨，他坐在我床沿上，隔着床罩揉着我的脚底。“宝贝，你醒了吗？”他问道。　　“嗯，是的。”我回答道，边用手揉着双眼，伸了个懒腰，坐了起来，心里希望每天早晨父亲都能揉着我的脚趾弄醒我。　　那个夏天，父亲和我每天早晨都开着他那辆棕色的小丰田卡车去工作。卡车已经行驶了超过三十万公里，可他仍然每天开着去上班，虽然他还有其他五辆车，包括一辆新一点的卡车、两辆SUV越野车和一辆1980年产的莫里斯汽车制造厂出的敞篷车。他曾驾着这辆敞篷车开遍这个国家。我们坐的这辆卡车是他最喜欢的，他会一直开到它的引擎发出劈啪声直至报废，它所有的零部件都掉落下来，到它再无法开。　　父亲节那天，我给他买了件白色T恤，上面印着一辆棕色小卡车，下面写着“生活真美好”几个字。——因为这是他喜欢说的话，有时候在信尾这样写：我爱你，萝拉莉，你开心我就开心——你在一千个方面都是不同凡响的——生活真美好——永远爱你，你的爸爸，或者当他坐在毛伊岛（那里有他的第二个家）海滩上他那张经常坐的椅子里时会这样说。　　那个夏天，有时候我星期五不上班，便会跟爸爸到他办公室去。我们从法院的后楼梯走上去，走过过道，经过其他法官和法院工作人员的身边，父亲会自豪地介绍我是他女儿。　　他的办公室在法院的最里面——一间很大的办公室，充满阳光，里面有张橡树办公桌。他坐下来查看那天的案子，我则坐在他办公桌旁边的一把扶手椅里。他递给我一只上面刻着他名字罗伯特·J·摩根的木头纸夹笔记板。他见我坐在椅子里，在笔记板上写东西，微笑着说：“你喜欢那笔记板吗？你可以拿去。我从不用它。”他不会知道拥有上面刻着他名字的这块笔记板对我意味着什么。那个名字，我知道了那么久，也想过了那么久，但却不知道名字背后的那个人。而现在我拥有了上面刻着他的名字的这个坚固的东西——这是个证据，我有一个父亲，一个爸爸，他了解我，爱我。打那以后，我一直用那块笔记板，甚至有一次搬家时上面的弹簧断了以后还在用。　　跟父亲的见面就好像十九岁时获得了重生。我带着要了解要去充满的往日生活，重生为父亲的女儿。对我们彼此意味着赎回：他作为父亲被赎回，我作为女儿被赎回。我们交流的每一刻彼此都意识到这点。一个令人惊异的第二次机会，他在六十岁重生，我在十九岁重生。　　夏天早晨我们在路上时，父亲跟我讲了很多有关我的新家的历史……　　1937年2月，父亲第二个生日过了两个月，他就被诊断得了肺结核。他和比他大一岁半的哥哥诺曼一起被送进了纽约州洛克波特的尼亚加拉疗养院。洛克波特在布法罗以北二十英里，尼亚加拉大瀑布以东二十英里。那是幢黝黑的砖房，有几层楼，政府盖的，四周树林和果木环绕，有鹿群和啄木鸟出没。他们的父亲，我祖父，诺曼·惠特尼也得了肺结核，早已经在这座疗养院里了。父亲的哥哥四年后离开了疗养院，其时已经七岁。但父亲又呆了五年。那儿是他所记得的十一岁前惟一的家。那年他也离开了疗养院。　　父亲住在一间有六到十二名男孩的病房里。他们的小床之间隔开六英尺。每天早晨他把自己的衣服跟其他男孩的衣服一起挂在公共淋浴室中间的旋转木马上。对他来讲，护士们就跟家人一样。她们很友善，为他的健康担心。他的一日两餐跟拌着调味油的番茄汁一起由人端到床头。他跟我说自己不清楚那样吃法是否有用，但他很肯定他们都不喜欢吃。　　每天上午他们从九点半到十一点半要上课。然后吃午饭，接着被命令卧床休息作为每天的“治疗”，睡到下午两点半。父亲讨厌困在床上，他渴望到外面的游戏场玩，玩跷跷板，或者打球。他们的“治疗”后，孩子们再上一小时的课。爸爸认为自己的书写受到了影响，因为他直到六年级才正常上学。不过他说也许不是这个原因，也许有的人的字天生就写得好。　　每天放学后有人给他量体温。最后他终于可以到外面玩一小时，只要他“没有发烧”。要是他的健康状况很不错，那么游戏场、球场、苹果树林、一大片一大片的葡萄藤等都等着他去玩。在冬天，他还可以坐雪橇，那是最好玩的。要是有热度，他就被送上床，不允许到外面去。有好多回，他哥哥病得很严重，不能出去，他就只能一个人在外面玩。　　有些男孩跟我父亲一样得了肺结核。其他的，大概有三分之一的男孩，得的是骨结核。这些男孩中有的只能躺在床上，用父亲的话来描述，一根绳子和一头用沙袋系住当重物的滑轮把腿朝外拉直，这样腿可以生长。现在爸爸思忖着那样是否确实起作用。有的男孩得了脊椎结核，无法动弹。他们没法多走路，走路也要撑着拐杖和垫高的鞋子。他们躺在担架上，担架的中间弯曲着，可让他们的脊椎伸展。　　有时候父亲和他哥哥到儿童楼连着的成年人疗养院去看望他们的父亲。有一次去看望时，他们的父亲坐在轮椅里，藏在门后的角落里。他们径直走过他却没看到他。他用滑稽的声音说道：“你们两个家伙去哪里？”他们吃惊地回过身看去，他微笑着，把兄弟俩拉到了膝头。父亲记得他父亲不停地咳嗽，经常把痰吐进随身带的零钱皮夹里。医生取下了他的几根肋骨，这样他呼吸可以更容易些。　　他七岁那年的一天，我爸爸问护士什么时候可以去看他父亲。护士对他说：“啊，宝贝，他再也没病了。”爸爸明白了。他知道自己父亲生着病，可从没想到他会死去。“年纪那样小，你是不会往那里想的。”他对我说道，“我接受了这个事实。我接受了他生病然后离开了的事实，他再也不用忍受病痛的折磨了。”当时没有用来治疗肺结核的抗生素，一直要到两年后，即1944年，人们才开始用链霉素。“当时举行葬礼了吗？”我问爸爸，他回答说：“嗯，我不知道。我妈妈告诉我他是被火化的——那个年代这是很少见的。没有多少人是被火化的。我想没有举行葬礼。”我爸爸对他的亲生父亲只有很少一点记忆。　　父亲在疗养院过得非常开心。那是他的家。他年纪还很小，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他没有什么影响。不过他记得有时候突然停电，他会感到害怕。　　我祖母在祖父去世一年半后又结了婚。祖母的新丈夫约翰·摩根是这家的朋友，经常开车送她去探望第一任丈夫以及我父亲和他哥哥。他很善良、慷慨，待人无微不至。此后不久，他收养了这两个孩子，把他们视为己出。　　疗养院的其他一些男孩子对家为何物比我父亲有着更多的了解。他进疗养院时还很小，记不得在家里呆过，他的父母住得太远，他无法去看他们。“我们说起要回家，”我爸爸对我说，“那像个梦——一个天堂——可我们仍然谈论家。”　　1946年8月，二次大战已经结束一年了。我父亲身体康复，在过了九年以后，终于可以回家了。他有一种难以置信的感觉。人们在谈论允许他回家已经有差不多一年了。在他确实要走的那天，他产生了一种可能要出点什么事的感觉，他不是真的被允许离开的感觉。那是个艳阳高照的日子。他的养父开车来接他，可他妈妈没来，因为她已经到了怀孕后期了。他跟大家道别，所有的孩子都对他说：“你真幸运！”他们开车回约八十英里外位于宾夕法尼亚布拉得福德的家。不过，那个时候，这段路开车要开几乎三小时，因为没有高速公路，只有曲曲弯弯的小路。他到了家，但起初他觉得那家不是真的。他回到了家。可什么是家？他快乐地等候着。　　开着那辆小丰田卡车去上班和回来的路上，我听着父亲讲他的生活、他在疗养院的岁月、他对那儿美好的记忆，因为那是他孩提时代的家。他伸过手来抚摩着我的手，我的心跳了起来。　　去了解我父亲的快乐中的一部分在于他变得真实了。他不再是那样高大和令人敬畏，而我也不再思念。那令我感到跟父亲更加亲近的部分在于获悉他小时候也曾经流浪在外，虽然是一种不同的情形。而且他幼小时也曾有过一段没有父亲的经历。　　旅程是神秘的，所有的地图显示出合起来又分开去的道路。不管怎样，这个世界，尽管显得很平坦，但其实是圆的，因而有时候两个人有可能朝着相反的方向行走并最终在同一个地方碰上，这样他们可以一起继续他们的行程。或者一个父亲和一个女儿可以开始他们的旅程，彼此就在旁边，相隔几英尺行走，沿着两条永远平行永不相交的线行走。他们可以顺着无穷无尽的平行圆圈围绕生活的地球行走，但从不交流，彼此从不了解多少。生活的地理是很令人好奇的。它并不总是有意义。　　人们经常问：你是怎样跟你一直知道的那个放弃了自己作为父亲的权利、拒绝承认自己的孩子、付给她妈妈四千块钱以放弃自己的探视权的这样一个父亲讲和的呢？这是个棘手的问题，许多人不理解答案。甚至当我说自己要去见父亲时，连麦克先生也有点怀疑和关切。他想知道为何我父亲现在要认我，他是个什么样的人。这个问题我也问过自己很多次。我想像自己在父亲的鞋子里。我猜想对一个公众人物、一名律师以及后来成为巡回法院法官的我父亲来说，要承认自己有私生子是件很不乐意的事。他的职业、他每天上班穿着戴着的西装领带和脸上充满自信的表情、他三十岁时开始变灰白的头发，所有这些都闪耀着合法、财富和权力的光芒。我想像着一个四十岁的男人，律师生涯如日中天，离了婚带着三个十几岁的孩子，跟一名妇女有染，而她又意外地怀孕了。如果公众知道他有个私生子，那可能会损害他的律师职业。我想像作出那样的决定他一定很艰难。也许他觉得自己不能够成为我的好父亲，于是他选择了跟我毫无关联。　　“我们作出选择，”他最近对我说，“我失去了看着你成长的那些美好岁月。我可以为了你而在那里。我不仅仅指经济上，我也指感情上。我们去了法院，我同意付一笔钱了断。当然，我们现在知道，那是不够的，那根本是不够养活你的。那不是个值得骄傲的时刻。”他告诉我，“我对那毫无骄傲可言。我无法为此辩护。你是谁本来是没有关系的。要是我见到你，我是无法一走了之的。”因而他选择了永远不再见我。我依然不理解那样的选择。我认为我是不会作出那样的选择的。可我不是他。不过，当我想到自己曾经是的那个小婴儿，想到在那之后十九年里自己成长变化了那么多——我所经历的一切——我是不会希望某人根据我两岁或九岁或者十五岁时的行为来判断自己的。因为自那以后我学到了那么多，成长了那么多。我父亲在四十岁和六十岁之间一定也学到了和成长了那么多。他四十岁时所作的选择跟他五十岁或者六十岁作出的选择可能不会是一样的。我怎么可以去责怪他，怎么能够为他十九年前做的事而愤怒呢？这跟妈妈因为我两岁时做的什么事现在还要对我生气不是一回事吗？　　人们问：难道你没有任何负面的、愤怒的感觉？我已经学会了最好不要带着愤怒生活，不要生活在失望里。要是让愤怒和失望统治你，它们会成为锁链，捆住你不让你成长。　　因此，现在我跟父亲产生联系，我是跟他这个人联系起来。我只根据他现在的行为来判断他。正如他在第一封信中所表明的，他已经用无数种形式向我展示他将会一直帮着我，无论从经济上还是感情上。　　在跟他联系了以后，大学期间他每个月都给我寄钱，这样我就不用打两份工。每个月他给我写几封信，让我知道他想着我。大学毕业时，他送给我一套艳丽的黄色、蓝色和橙色旅行用具。他拥抱着我，说：“它们色彩鲜艳。我认为它们跟你的个性很相称。”他和多恩（还有那套旅行用具）千里迢迢来到波士顿，呆了五天，参加我的毕业典礼，跟麦克先生和我的朋友们见面。为庆祝我毕业，他还给我买了机票到他在毛伊岛上的分户使用的房子度假。那个夏天我待在他们家，他和多恩骑自行车去旧金山的那两个星期里，他把整个家都托付给我看管。他说，我的家将永远是你的家。我因为没有买过牙齿保险，他带我到自己的牙医那儿，支付了我看牙医的全部费用。　　去年，在我需要有人和我一起开着我的卡车从波士顿到加州伯克利去读研究生时——一个朋友本来要去的，但在最后一分钟决定不去了——爸爸飞到波士顿，和我一起花了十四天时间穿越整个国家。我是根据这些事情来判断他，而不是根据几十年前他作的那个选择。　　在一整天的工作和骑车之余，爸爸喜欢在房子里的极可意按摩浴缸里放松自己。他让热水流按摩走一天的紧张。一个晚上，我和父亲坐在按摩浴缸的蒸汽水池里——他穿着游泳短裤，我穿着自己的运动上装和黑色的男子游泳裤。那裤子在水里鼓起来，我不住地把它往下压。爸爸握住我温暖的修过指甲的手。他的声音有点颤抖：“我希望你明白……许多次我曾想起失去你的那些年。我但愿能够把它们找回来。我希望你原谅我没有去帮你。那让我的心都要碎了……”眼泪从他的蓝眼睛里流下来，流过他英俊的脸，流过他胸口白色的胸毛。　　我和他坐在那里，温暖的水洗涤着我们。就好像我们回到了子宫，漂浮着，清洁着。他跟我讲了那天他上班时拆开我第一封信的情形。　　“我犯了个错，在我马上要上法庭前开始看信。突如其来地，眼泪从我眼里夺眶而出。”在震惊中，他摸索着找挂在办公室橡木门架子上的黑色法官袍。“我不得不等了十五分钟才走进法庭。我觉得那么傻。”那封信让他重新回想起了跟我妈妈在一起的时光。他手里拿着照片，立刻产生了要认识我见到我的强烈的渴望。他觉得自己仿佛是个被人领养的孩子，从未认识自己的父母，而此刻有了一个机会。他设法在法庭上度过了那个下午，心思一半在那封信上。他开着那辆棕色小卡车回家，松开自己的领带，听着鸟儿在歌唱。它们似乎在对他说：“不要把这个吹走——不要把它吹走。你被给予了一个机会，不要把它搞糟。”到了家里，他坐下来写了又写给我的第一封信——试着用正确的语气表达，在纸上真实地表达他自己。　　“你知道，”此刻我们坐在水流旋转的水池里，他对我说道：“你大概四岁的时候，你妈妈曾经给我写了封信，寄了几张照片。”　　“是的。”我点点头，只是听着。他把那封信描绘成他四年以前就曾试图要不予理睬的一场地震的余震。它在感情上让他动摇。　　“我跟几个朋友谈了此事，他们忠告我不要卷进去，说那样做只会给我们两人带来更大的伤心。那会打开旧伤口。于是我把照片扔了出去。”　　我只想让他知道那没关系。在这个我们一起分享的时刻我感到自己像个女儿。“那没事，爸爸，我理解。那对我没关系。”我希望他明白这是真的。过去是一个在不断退却的昏暗的宇宙，过去如何会在这个时刻有问题呢？现在我们完全向彼此敞开心扉，在温暖的泛着泡泡的水池里，我们近乎赤裸着啊。我们彼此互不认识的过去是不能想像的，那已被遗忘，已被解散。我们之间没有距离。我们之间怎么会有呢？　　对于要成为自我延伸部分的环境，不要去对它采取行动，不要去改变它，这很有必要；而是要去填充它来宣告其本质上的虚空。点缀、装饰并最终得体地通过把除这命题空间之外的任何相关的空间清空来定义私人空间的界线。　　——苏珊·斯图尔特，《论渴望》　　那曾一度包进人类、包容世界、形而上的穹顶已经消失了，人被丢弃在一个无穷无尽的宇宙中。这样他寻求着更多的东西来填补他身边的实际存在的环境。　　——利奥·斯皮策，《记忆的行为》　　曾经有这样的一刻，我读高中时睡的房间的地面看不见了，仅仅留下光滑的木地板和铺着绿色地毯的模糊记忆。在这理论上的地面上铺着书本、旧的回家作业、没用过或者没法用的笔记本纸头等。还有衣服、碗碟、毯子，以及对几个月生活的奇怪而残缺的一点记忆。　　一切都已经变得乱糟糟的，似乎从头开始把每样东西整理清楚比把已经在那儿的东西搬来搬去更省事。我想像中有一间房间，它跟我此刻住的乱七八糟但熟悉而热爱的房间完全不同。即使放进通常用的旧东西、同样的旧床单、书和纸等，那也必须是不一样的。　　如同迷途的羊，我把散乱的东西在房间中央堆成小山一样。所有的纸头都从墙壁上掉下来：有旧的手指印画，上面那些鲜亮的不同颜色污点象征着无意识的思维；《圣经》语录，新街边仔乐队的招贴画。每一样东西都从我的桌子内被翻出来——钢笔、玩具、纸头、订书机、剪刀、蜡笔——然后它们又被放到了那座小山上和小山的边沿上。我拥有的小雕像、动物玩具和其他玩具、有用的和没用的小玩意儿，就那样随便地放在架子或书桌上，这些也全部要清理掉。每一样东西仿佛被一块全能的磁铁吸到了房间的中央。就连窗帘也从窗户上取下来了。窗台上或壁橱里不管什么东西都被扔到了那堆东西里。　　我把墙壁上的皱纹纸“墙纸”除了下来：银色的纸做的云朵，像眼泪一样往下淌的蓝色和银色雨点。胶水还粘在墙壁上，留下一条条脏兮兮的痕迹。空空的挂历也拿了下来：过去所做的事情没有用铅笔写在上面，没有记录。这些东西都到了房间中央的东西堆里。我忙乱了三个小时，最后坐在所有暂时被叫做我的东西的这座小山上。　　拿下我生活中储存的物品或财产，那是件影响内心而又很实在的事。重新布置自己的房间则是在我可以处理的范围内创造一个世界。　　所有的东西都被弄走了，我只有一只帆布袋和四面空空如也的墙壁。房间看上去跟我上九年级前那个夏天搬进来的那天差不多。我满意地环视着干净的（地上这儿那儿散落着一些油漆片）薄荷绿墙壁、木头窗框、空空的壁橱和书架、上面一无所有的床垫，感到很满足。　　我开始清理我的山堆边上的各类物品，把纸片、书、衣服等等一堆堆堆起来。　　不过首先，在开始清理我的动物园之前，我得先把外部的世界关在外面。天空像一张空白笔记本纸页一般闪耀着，照进没有窗帘的窗户。我想像着那十足胡言乱语的白色天空是个穿着紧身衣的疯子。在愤怒中，他把摇曳着的树叶外衣从树木身上撕下来，让它们成为老人，两膝外翻，畏缩着，没有一丝一缕盖住它们瘦骨嶙峋的四肢。它们无法保护我不让那个疯子空空地盯视。天空包含了流浪者所有的疯狂和开放，我有时感觉到自己就像那样的流浪者。　　那是十二月，几天以前，我在街上看到了一个夹在报纸里的红红绿绿的格子纸卷，被寒风吹走了。它们是放在街角，等着报童来取的。我追了上去，抓住了它。我在那些漂亮的彩纸上画上了窗帘图案形状，然后贴在窗户上，让房间有点圣诞节的感觉。那些窗帘是种欺骗，是个在平面卡通世界里的生活——然而那是我自己画的卡通。圣诞节，温暖舒适。冬天里的孤独、封闭。我把窗帘形状画得跟在二年级时画的房子里的窗帘一样。那些房子像一只只盒子，顶上是三角形，从屋顶一侧伸出一个长方形的砖头烟囱，烟囱吐着一缕烟。房子有两层，窗户是方的。窗户是些迷你小盒子，里面画着加号，把每扇窗再分成四个更小的盒子。　　把外面关出去之后，创造自己空间的下一步是收集起自己的箱子，或者，拿我来说，就是它们堆放在房间中央的内脏。在高中时，我盯着那一堆巨大的东西，试着回忆起我小时候每次搬进搬出新公寓房时打好包又拿出来的东西。我赋予那些东西意义，把它们放进皮箱或纸板箱，然后又小心地从里面拿出来：我的书、我的玩具花娃娃、我的跑鞋、日记本和信件，还有一个叫做眨眼睛提吉太太的填充刺猬。那是我一年级时一个名叫爱瑟尔的邻居老人送给我的。　　孩提时候，我在彼此离得很远的箱子形状的房间里打包拆包。所有的箱子——里面装满了复杂的财宝——都是窗户，箱子里的箱子，风景里的风景，对我自己的认识。然后还有箱子被丢弃了，箱子里的东西被卖掉，被偷走的箱子。所有这些接合成一个念头——什么？家？　　我从一个小盒子里拿出了一封信，那上面有我自己九年级时的字迹。信是在加利福尼亚写的，准备寄给仍然住在俄勒冈的朋友比利。我从没把信寄走：“亲爱的比利……圣诞快乐！这里的气温是华氏九十八度。过圣诞节大家都举行了野餐。我在海边沙滩上打开了圣诞礼物。这是不是很怪？”那以后我搬了很多次家，不断地把东西装进去，装进去，像一个长了触角的海绵生物。每次我到一个地方，每次我搬去一处，我就找到了一个令人兴奋的地方，一个崭新而陌生的空间。不确定让我筋疲力尽，也让我坚强。　　我把另一只箱子里的东西也拉了出来，堆了上去：旧袜子、一名三年级同学送的石头礼物。图书，被踩过，书页上有皱折的脚印。我把一条毛毯扔到东西堆上。那是我五年级时妈妈给我做的，因为我们前一年把所有的东西都扔下了，她感觉很糟。毯子上斑驳的纱线跟墙壁上蜡笔画似的绿油漆很相称。毛毯上有一个黑乎乎的烧焦的洞。　　我把手指伸进熔化了的纱线，洞的边沿感觉都是塑料般黏乎乎的。我回想起五年级时住在蓝岭公寓，坐在外面一块水泥板上：那是我们隔壁联式房的门廊，被火烧毁了，再也没有重建。此后那里变成了一块空地，野草在我们家四周发芽成长。那是七月四日独立纪念日，詹妮的爸爸放起了烟火。一团烟火掉到了我的毛毯上，这就是为什么上面会有个洞。　　我们的箱子——跟我们的生活、家和思想很相似——是用其他人的碎片做成的。它们塞满了旧东西，随意的大杂烩。即便如此，这些东西的组合就是我们自己。我们安排机器制造东西的方式——街头那些报纸杂志、我们喜爱的由某个公司生产的产品、我们赋予这些新奇东西的含义和意义——或者我们装饰房间和租来的公寓的方式——是我们自己的某样东西，是我们自己的含义，是我们的现实。　　在波士顿T形车站的一名流浪者也有他的箱子——不过那是他脚边的一只很大的布满灰尘的绿色垃圾袋。在地铁车厢内，我坐在他旁边。他是个胖子，很脏，他的手指甲像褐色的爪子，从手指头上伸出足有一英寸。那只袋子——塞满了谁也不知是什么的东西，散发出巨大的腐臭味，令我眼里充满了难过的泪水，一种我为他那可怕的虚空和痛苦而感到的责任。　　他把手伸进那只口袋，摸索着拿出一样不知什么东西的食物塞进了嘴里。我试图不去管他，埋头看书，看那整整齐齐印在书页上的干净的文字。可是我的鼻子却无处可躲了。那弥漫的气体根本无法不理睬。突然，从他那怪物般的大嘴里吐出了最有礼貌最甜美的声音，问：“劳驾，请问这是什么站？”他的声音令我意识到，这位愁苦的男子曾经是个无忧无虑的男孩，双颊光洁圆润。他妈妈曾经俯视着他，悄声说：“你要引起别人注意时要说‘劳驾’。”那位母亲一定曾经用同样的声音教导他要讲卫生，要洗耳朵背，要说请和谢谢。我在想他包里装着什么，是否装着关于他那时是谁的线索。　　流浪的时候，你是没有一间干净的空房间来重新摆放自己的箱子的。你会有那房间可能是什么样子的一些想法，可是它不会长久，它不会被建造，一俟你把注意力放在一扇空窗户上，你身后的门和墙壁就融化掉了。　　你扶着一堵砖墙角，背靠着墙，坐下来，让疲劳的双脚歇一歇。可你的思绪完全在天马行空，被抓到风的暗流里，形成在你上方你盯着看的云朵的形状。你的梦是液体般的，它们从你身体渗漏下去，流到地上，如湍急的溪流一样滚动着离你而去，在肮脏的砖块上积聚成污水。所有你最好的主意，还没有固定好，就漂浮而去，加入到从别人的热咖啡中形成的溪流中去了。你是谁是坚固的，你试着把它挂在空中。你可以看到自己在面前坠落下来。你无家可归。你是家，又不是。　　可是在高中时我就那样坐着，被我的财产包围着（肮脏的绿色垃圾袋，里面的东西倒空了，倒在房间中央）。如今我有了齐整的意识——白杯子整齐地排成一排挂着——小时候对那我曾经经常想像着。这房间里的每样东西——一直到空气粒子——都属于我。我可以关上门，安全地拥有全部，或者打开门，让人们进来体会它——那种我的感觉——或者把它留下来，全部地，整齐地，以后再回来，发现它仍在那里。　　我准备好了要把房间理得很有条理。第一步，我拿出自己的工具箱。里面装着胶水、胶带、几十片双面粘纸、鱼线等，都是用来创造的工具。　　蜡纸贴纸——还有什么可比这些小小的五彩缤纷的蜡纸贴纸更完美的呢？花一块钱我可以从任何商店买到。人人都可以去拥有。艺术家们很尊重、崇敬这种独特的媒介，用它进行展示。孩子们从他们第一次开心地乱画乱写就知道如何“排在队列里”可选择不那样做，用一种复杂的视觉语言在贴纸上画他们自己的画。油画笔、炭棒、除水彩外的多数画家的工具都很贵，只有一些有特权的成人画家才用得起。不是人人都可以得到的。但蜡纸贴纸是任何人都可以创作的自动艺术。它们装在一只多彩的盒子里，你可以把它们带到任何地方。蜡笔令我——而且现在仍然让我——因为这些原因而感到开心。一个房间，如果里面没有一盒蜡笔，就不是我自己的。　　把我的房间整理好的下一步是要“拆”那一堆东西，安排它，创造形式，通过组织和装饰房间把我自己释放进去。我从把书按照作者姓名字母顺序排列、然后又按书名、再按学科、颜色、开本、年龄层然后按最喜欢到最不喜欢等的排列中得到了好几个小时的快乐。最后，我会把书整齐地放在庭院售卖得来的红色小书架上。我给自己图书馆的每部分贴上标签，把小的指示牌贴到红色木头架子上。那些书很漂亮。　　时不时的，我高中时的同屋马里恩会说：我们要刷墙壁了，你想要什么颜色？我会说，除了像薄荷牙膏那样的绿，什么都可以。可是我们从未去刷过墙。不过那没关系，因为我把墙壁都覆盖住了。我用蜡笔在白纸上写上圣经中的语录，梭罗等的话，用很大的字体写，然后把它们贴在墙上。冬天的阳光很短暂，但很明亮。没有树叶把太阳挡住。一旦我清理好了自己的房间，我喜欢躺在床上，看着纸窗帘的图案，以及那个很大的十字形影子，影子交叉在墙壁上黄色的太阳光照出来的正方形上。那十字是妈妈为了预防龙卷风而粘在窗户上的化装胶带。　　上大学期间的一个夏天，在另一个房间，我把圣诞节小灯串成大圈，把扭曲的绿色电线从天花板上交叉的金属梁上穿过来穿过去。那是个地下室房间，我觉得那些灯可能会让房间看上去更有生机。那些灯弯曲着，像冻住在空气中的萤火虫一样。在我睡眼惺忪之际，那些萤火虫活跃起来，用柔和流畅的舞动围着我的床飞扑过来。我是只蜘蛛，被我的网抓住的不仅仅是萤火虫，那电线上还有一只玩具娃娃的木脑袋。　　玩具娃娃的身体已经没有了。玩具娃娃的身体是用《电视指南》杂志做成的树。我的八岁朋友凯特琳几个月里做了几十个这样的娃娃（大学放假时我住在她家里，那时妈妈已经没有地方住了）。她把平常的《电视指南》折叠成圆形的随意站立的形状，像树或者铃铛一样的袍子。很快，我看到的每一处——茶几上、壁炉架上、厨房灶台上等——上面都出现了一棵棵《电视指南》杂志折叠成的树。我十九岁生日快到了，对收到的礼物我丝毫不感到惊奇。可是现在，玩具娃娃的杂志折成的身体没有了。只剩下她的木脑袋，那精细的螺旋形穿在我的电线上。　　那张小灯组成的网上还挂着一支发光钢笔。那是我朋友布莱恩送给我，让我挂在脖子上的，因为我老是把自己的钢笔弄丢。小灯网上还有其他东西：爱米莉送的喷水枪、阿莲娜画的一幅画以及在一次摔跤锦标赛上得的一块奖牌。　　就在我桌子上方的天花板上也挂着一只黑蜘蛛，那是用鸡蛋箱做的身体，管道清洁器做的腿。那是凯特琳的妹妹金博送给我的礼物。她做这个东西时五岁。　　噢 蜘蛛　　你如丝般地　　悬挂在　　我的空间里　　那蜘蛛绿色的小金属片眼睛问我：你是谁？你为何那么迫切地感到要住到仔细构筑的你自己的视觉展示中去？　　我回答：我无法住在一间四壁空空的房间里。在成长过程中，我曾经沉浸在收容所和不同公寓房墙壁的白色里，也在里面被淹没过。现在我在一间房间里，我要把它装扮成一件艺术品。我有一种难以抑制的、躁动不安的欲望，要把自己住的每一个处所变成我自己的天地。　　在成长过程中，我不断地向新的空间伸出触角。我那海绵一般的触角在不同环境、人、地方和经历的海洋中吮吸，使自己饱满。此刻我的触角伸进了这个房间，准备吸进更多的东西，但没有找到海洋。我只找到四堵干巴巴的墙壁。我朝内心深处去找——忙乱而又仔细警惕地把触角伸到内心，仔细地把那些装饰品放到心灵的墙壁上。我装饰，美化，创造，安排。我的感知从一堵墙反弹到另一堵墙。我可以开始把自己绞干而不失去内心的海洋，把自己变成无法丈量的山水风景。我不会把自己绞干成一条干涸的河床，一条变成一股湍流冲刷过去、超越我自己的河床。我可以开始说话，仔细地斟酌言辞。我知道自己拥有这个密封隔水、密封言辞形象的箱子，在箱子里可以安排自我。　　一个封闭空间的感觉——一只有盖子的箱子——是实实在在地让人感到满足的。伸出手去触摸一堵墙壁可以打开内心的各种可能。　　在大学同一个地下室房间里，在春假回家期间，我开始了另一个计划。我用安全别针在胖乎乎的蜡笔上戳一个个洞，用鱼线把它们串起来，然后在天花板的梁柱上打结系住。我喜欢把东西绑起来挂在房间的天花板上这个具体的行为。我抽紧电线，猛地拉一下结让它系结实，这个时候，我会想像，从现在起的几年里，要是任何人到这里来发掘我，把我从这个房间里弄走，他们会有很多麻烦的。为了试图移走我的蜘蛛博物馆，他们会发现我的蜘蛛网不是那么容易可以扫下来的。我在这房间里加上了另一串自己。我系得越多，要把我移走就越困难。　　在把蜡笔串成一个彩虹的样子系上去后，我仰天躺下。那些小灯和那些东西以及它们唤起的回忆令我昏昏欲睡。我已经用黑色皱纹纸把整个的石灰绿色的1970年代假木镶板盖住了，并将剪出的红色的心形和钻石形金属纸贴在黑纸上。　　在这个我编织的地下室箱子里，那些用皱纹纸做墙纸的墙壁纺成了丰富的黑色回忆。我居住在那空旷的空间里。我跳进了自己害怕的虚空里，成为了真实。我纺进了自己第一个封闭空间的黑暗中，那是妈妈的子宫。　　在那里我被自相矛盾营养着。妈妈吸了根雪茄。随着那烟弯弯曲曲地进入妈妈体内，向我飘来，我品尝着那又臭又甜的味道。她给我读书，跟我说话，我听得见她的声音。捏紧的拳头朝外伸去，碰上了柔软的子宫壁。家，封闭、安全、可以抵达的尽头。　　我们高三英语老师教我们“A—非A两难写作法”。不论人们命名的什么、说的什么、展示的什么，都会引发其幻影般的对立面。要是我写有关美好的文章，意味着我没写到的是罪恶。我描写丑陋，同时也确立了美丽必须遵循的标准。没有家的经历的A创设出了一个更清晰的概念，一个跟它一起相对的困扰，引发出这样一些问题：什么是家？我怎样到家里去？我是否早就有家了？我为何在这里不能回到家？　　小时候，我着迷于画房子，有时候我会画有圆形门的家——每扇门的正中央都有一个把手，这是受J·R·图尔金的小说《穴居矮人》中的洞穴门的启发想出来的。矮人洞穴是在山边挖出来的家。　　我记得《穴居矮人》的第一页上的内容，我并非有意去背出来的。那一页我读了几十遍。我总是试图给任何愿意听的人大声读那本书——给我妈妈，给我的朋友们。　　地上的一个洞里居住着一名穴居矮人。那不是一个令人恶心、肮脏、湿漉漉的洞，并不是到处是蚯蚓的一段段身体，也没有散发出软泥的味道；也不是一个干燥、光秃秃的沙洞，里面什么可以坐的吃的都没有；那是一个穴居矮人的洞穴，那意味着很舒适。　　那洞有一扇滚圆的门，像一个舷窗，涂着绿色的油漆，在正中央有一个闪闪发亮的黄色铜把手。门推进去是一个管子似的厅，就像隧道一样：一个非常舒适的隧道，没有烟雾，墙壁上镶嵌着木板，地面铺着地砖和地毯，厅里还有擦得发亮的椅子。　　《穴居矮人》里的这些段落为什么一直印在我脑海里？因为它们是开头几段吗？或者因为它们让我感到很亲切，仿佛我想要到穴居矮人的洞里去？还是因为在说起所有家不为家内容后，它们用一个词概括了家的内涵：舒适。　　四年级时，我拥有的那些东西，我的“家”在清理售卖中都卖掉了。我们赚到的五十块钱是要被存到银行里，将来买自行车的。可是我们不得不把钱花了，因为我们别无所有。　　我八年级时，我们搬到了马萨诸塞州，我又一次把自己最喜欢的东西留在别处。我的书、玩具花娃娃、跑鞋都被放在一个箱子里留下，很安全。很快可以寄来。妈妈把它们寄放在一个朋友家。但是那位朋友搬到了很远的地方去了。她说会把我们的箱子寄放在我们都去做礼拜的那个教堂里。但是那些箱子被遗忘了，遗弃了，永远地锁在了一个教堂的地下室里和一个八年级学生的脑海里。也许它们在教堂的清理售卖中也被卖掉了。我那些心爱的书四散不见了。　　有很多年我相信会拿回我那些图尔金写的书，因此我拒绝到图书馆去借。看从图书馆借来的那些书跟看我自己的那些书是不一样的。而且那会再一次背叛我要找到这个孩提时代的自我、这个孩提时代的家的希望。　　上大四时，我和同屋阿莲娜在开学前一周搬进了宿舍。我有空闲时间，没有功课。我买了本新的《穴居矮人》，我终于放弃了。（我给那个教堂打了电话，查问我的箱子是否还在地下室里。它们已经不在了。）我把那本新的《穴居矮人》拿到复印室，把第一页复印了一遍又一遍，把那些字放大两百倍，放大四百倍，直到它们在白纸上变成了一个抽象的图案。　　在桌子上，我把每一张纸涂上浓浓的绿色，直到把闪亮的蜡笔用到只剩下一个细小的蜡笔头，上面包着的纸变得破破烂烂。我把二十张纸用胶带粘在一起，把这张大纸剪成一个圆。宿舍门有个发亮的铜把手，就跟比尔波的穴居洞门上的一样。我把纸用几十张双面贴纸粘到墙上。我真正的门把手在那个绿色圆圈的正中央突出来。　　我扭转把手，打开这扇穴居矮人洞的门，那里站着曾经是我的那个小孩子。在她身后是所有她丢失的东西：那一堆破损的图书，我曾在上面弄出皱折的书，被书页割破而留在上面的血痕，不至一次地掉进浴缸里。她站在那里，被她的玩具花娃娃、她的书、她的新跑鞋、她妈妈织的圣诞袜（上面还有圣诞老人，他的立体纱线鼻子看上去像根突出来的真的胡萝卜）包围着。　　我最后终于能够接受并放弃我的损失。我现在知道，这个女孩，这个我，不论什么时候需要她，她就在那儿，就在门后。不管怎样，我已经安全地拥有了她和她所有的箱子。　　毕业典礼那天早晨我在撤空了一半的房间里醒来。我做的装饰物中的一半、同屋阿莲娜和我组织的舞会传单、我为班级设计的艺术计划书、从《哈佛深红》报上剪下来的幽默新闻，这些东西仍然还在墙上。可是我的大部分书都已经搬走了，书架空荡荡的，积满了灰尘。架子上只有黑色的毕业帽和毕业袍，依然装在塑料袋里。我穿上那件最好也是我最喜爱的印着彩虹花朵的裙子。裙子是十年级时买的，十一年级时我穿着它坐灰狗长途车横穿这个国家（在夜间很冷时裙子里穿着牛仔裤），我穿着它参加高中毕业典礼：我穿着它，依然感到漂亮舒适。裙子的颜色跟昏暗的黑色毕业袍形成鲜明对比。我打开毕业袍，抖掉上面的褶皱。把它搭在手臂上，抓过毕业帽和上面的缨穗，走下楼去，跟在等我的朋友凯瑟琳和阿曼达会合。凯瑟琳早就把毕业袍穿好了，阿曼达正在帮她把白衣领扣上。我们走进昏暗的餐厅，用传统的被称为香槟早餐的早饭。我们的几个朋友早已经喝得有点醉了。　　我指望着毕业典礼不是件什么大事，只不过是又一天罢了，在我终于可以呼吸并作为一名真正的成年人到一个真实的世界里安顿下来之前要过的另一个忙乱的一天。　　在忙碌着打包等事中间，发生着很多的事情，让人无法思考毕业的真正意味是什么。我的同屋阿莲娜和我得要决定如何处理家具，如何给我们的那些花草找个快乐的去处。我们大二那年买了棵蜘蛛草，现在，从那一棵草，我们培植出了十几棵巨大的蜘蛛草，还有数不清的更小的草。在毕业典礼之外还有其他许许多多事情要想。毕业典礼只不过是另一次典礼，另一个手续，是个传统。　　毕业周是期终考试结束后一个开无数聚会、彼此互相道别的一周。大四学生和一些宿舍管理人员是惟一还留在校园里的人。那跟新生周一样——那时我们全班同学比其他学生早到一星期——不过是倒过来。我在一种平静的忙乱中度过了这一周，把自己的东西装进那几只带有轮子的塑料桶里。桶是乔安妮送给我的（她是个很实际的女人）毕业礼物，这样我就可以一点点、一桶桶地把东西搬出来，坐地铁搬回到昆西。我知道已经没有人可以开车帮我搬行李了。　　我每天推着那些塑料桶来到哈佛T形车站，每次都要经过斯戴西。她是个矮胖的流浪妇女，在过去几年里一直坐在马萨诸塞大道旁同一个地方。我在整条街上都能听见她那单调而愉悦的声音：“给几个零钱……给几个零钱，先生，太太……有零钱吗？给几个零钱……给几个零钱，先生……给几个零钱”——“噢！是你啊！”看到我她会这样说。两年前，当时我的手骨折了，绑着石膏（我和摔跤队员们玩力量球时受的伤），她会问：“你的手臂怎么样？”　　“好多了，谢谢。”我一边走过去，一边会说些我那天或生活里的琐碎小事。我从没给过她钱，只跟她说话。每天在我去训练或上课的路上都有几个游民讨零钱。要是我每个人都给钱的话肯定要破产，因此我很少给东西。有时候从商店出来时，我会为在门口给我开门的流浪汉买杯热巧克力或可口可乐。我觉得给钱是不妥的，因为我不敢确定他们会把钱花在有害的还是有用的东西上。我经常想，应该有更好的办法，一定有一个解决流浪问题的办法，不过我现在还无法（或者我太忙而不能）知道那个办法是什么。我想也许这个态度是虚伪的或者自私的，可是别的我不知道该做什么。　　在四年的大学生活里，我看见人们变化或者一成不变。读大一大二两年里，我到路瑟兰大学收容所去做志愿者，认识了一个很安静的韩国男子萨姆。他很年轻，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的，很文静，很有礼貌，在找工作。我不做那个收容所的志愿者后，在车库（在肯尼迪街和沃本山街街角处的一座大卖场）附近的凉亭见到了他。每天早晨他都在同一个地方。我向他笑一下，然后赶去工作或上课，我的背包里装满了书，手里紧紧握着一只咖啡杯。他朝我回笑着，有时会说早上好，因为他认出我来了。他的头发已经长到肩膀上了，看上去疲劳、寒冷，不过他总是在那个地方，站在那里，手里的帽子伸出来向人要钱。我上大学的最后一年，他在哈佛广场上不同的长凳子上睡觉过夜。他的头发现在变得灰白而卷曲了，皮肤很干，晒得过黑，眼角上有了皱纹。如今他的双眼变成了半开半合的缝了，几乎不再看我。有时候我故意转过头不看，不想让他因为我看到他处于这样的困境而感到羞愧。他挣扎着要保持清醒，而以前他的目光炯炯有神。他甚至在常睡的长凳对面的霍利欧克中心内站着就能睡着。他没法坐下来，因为哈佛的警察会赶他走。　　在大学期间，我认识了哈佛广场上的其他许多游民。他们是我的邻居：斯戴西、韦恩、萨姆、阿尔格、斯密迪，以及丹尼尔。斯密迪有只身上有黑点的白色长毛绒玩具豹子，他从不离身。每次看到丹尼尔，他总是给我准备好我的人体生理功能节律失调表。韦恩喜欢在收容所做早饭，经常生病进出医院。斯戴西每个星期一早晨都会看到我，然后说：“早上好，劳累的家伙。你今天早上好吗？”因为她记得星期五早上我曾经在外闲逛，因为前一天夜里到曼瑞（一个当地的俱乐部）跳舞而疲惫不堪。　　毕业典礼前一个星期，斯戴西看见我从人来人往的砖地人行道上走过来。我弯着腰，汗流浃背，拉着一只大桶。（我为什么不能轻松地做任何事情呢？）她见到我，中断了单调的讨零钱的声音说道：“你也要走了吗？”声音中带着一丝伤感。　　“不。”我愉快地说，“我只是到昆西去，地铁红线的另一头……你还会见到我的。”　　“昆西？”她问道。可我早就走过去了。　　我穿过人群，坐T形车站的电梯下去。那个开电梯的很急躁。他在对讲器里不满地问道：“你要干嘛？”因为我急匆匆地把所有的按钮都按遍了。在地铁里，人们奇怪地看着那只水鸭色的大桶和我。我最后在昆西中央车站下了车，希望能找到一辆购物手推车。通常我运气很好，每当我觉得弯着腰拖那只很重的桶背都要断了的时候，在车站附近或一两个街区外都会有一辆推车等着我。　　我会欢跃地把桶提进推车，然后上路：那么快！那么轻松，轮子发出很响的吱吱声。我会想，我怎么就那么可笑呢？用笨办法做事，因为课已经结束，每天整天把时间花在到昆西来来回回的路上。为什么我不能正常一点，找几个箱子，找个人开车帮我搬呢？我想过的一些办法以及做事的一些方式，四年里已经变化了，但是生活的一些实际没有变。　　我希望自给自足，可是在这里没有一个拥有汽车的家人。这是我所知道的搬家的惟一办法，那样疯颠颠的，劳累不堪。一度我曾经嘲笑过自己，我曾经推着一辆推车从家里走到昆西T形车站，并指望那天深夜我拉着一大桶东西回来时那辆推车还会在那儿。那真是荒谬之极。　　我还笑自己，记得一次圣诞节后我有三只大包要带回学校。黛安娜和我把它们装进一辆在住处附近找到的购物车。我们正要推着车离开，突然听到一声：“去拿你们自己的推车！”一个戴着帽子留着蓬松胡子的游民从两间房子间的小巷里走了出来。“去拿你们自己的车子！那是我的推车！”他恼怒地说。“也祝你们圣诞快乐！”他嘟哝道。我们没有意识到推车里那几只装在塑料袋里的空罐头是别人的。幸运的是，几步之外有另一辆推车，于是我们把包转移到那辆车里，一路推着，发出嘈杂的响声。我们笑得肚子疼：“那是我的推车！去拿你们自己的！”我们互相咯咯直笑。　　那就是我推着车回到T形车站时想到的。我想着要是任何人——尤其是大多数哈佛学生——知道我生活中的这部分，他们很可能是不会理解的，不会理解有一辆推车在等着你的必要性。　　还有无数其他的复杂因素和问题可以让你不去考虑生活中那些更学术性更深奥的事情，把你带回到那些夹杂着推车轮子撞击人行道的声响的笑声中去。　　此处我应该写有关毕业典礼的情况，可我沉浸在对那些笑声和购物推车轮子的回忆中，沉浸在当时让我不去思考将来的嘈杂声中。我将不再是一名哈佛学子，而成为其他某个什么人，一个可能会具有讽刺意味的并羞答答地把自己看成哈佛女校友的人。　　毕业典礼那个日子很精彩，我未曾期望那天会是那个样子。从闹钟把我唤醒到看见黑色的毕业帽和毕业袍依然在塑料袋里，我知道这一天来到了！这一天！对我来讲，毕业典礼日有一种高度写实、超现实的兴高采烈和快乐的意义。我同屋三年的阿莲娜和我在队伍里一直呆在一起，按照传统毕业生的游行队伍穿过哈佛广场上那洒满阳光的街道。我们跟在一群身穿黑色毕业袍的毕业生后穿过了马萨诸塞大道，有风吹过来时按住我们的帽子。跟我最有关系的是这是最后一天——真的最后一天——我作为阿莲娜的同屋和朋友跟她一起度过，在我们进入到大千世界前的最后一天——我仍然在波士顿，而她则要去洛杉矶。　　我们跟着同班同学走在哈佛园里，从靠近纪念教堂的一扇后门走进去。我们拥挤进教堂，坐满了教堂里的靠背长椅和地面，教堂里挤进去了一千六百人。我跪坐在地上，手里拿着帽子和一份教堂仪式程序单，还有吃早饭时拿来的一块松饼，以防在听那些冗长的讲演时肚子饿。　　我的朋友罗伯·德尔宾因为外出参加摔跤比赛期间的行为而臭名远扬（有一次我们不得不把他从监狱里保出来，因为他在橙霸杯赛中跑到了场地中央去），因此当我环视教堂，看到了所有他的同屋，但就是没他的影子，我就知道要出点什么花样了。我问他们，他在哪儿？他们告诉我他们出来时他仍躺在床上，说别担心，他晚点会跟他们在教堂碰头的。这就是德尔宾的风格，在毕业典礼这天惬意地睡个懒觉，等他感到该去教堂时才闲逛到哈佛园。我笑了笑。我会想念他的。　　我们全体在接受了一种非常奇怪的宗教形式的祝福后，考虑到我们所受的大部分教育是那么长久，我们从教堂里散出来，把我们自己像从罐头里倒出来那样散到哈佛园明媚的晨光里。我们中没有人习惯这么早起床。在过去的四年里，我们都要熬夜到每天早晨五点，聊天、学习、喝咖啡，然后睡到第二天。清晨的阳光如同一颗陌生的行星发出的奇异光芒照在我们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