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选了天文学课程是因为课程标题——宇宙与一切——听起来很幽默有趣。课程介绍手册这样描述这门课：“我们将把一些基本原理应用到起源、进化和宇宙的命运上。我们将继续检视我们的银河系。我们将讨论行星、恒星和黑洞的起源和演化。我们将问宇宙看起来是什么样的，它是怎样变成那个样子的。”我没有想到这门课会涉及到费解的天体物理学。任课教授每节课上都飞快地讲解许多等式。我理解那些基本的概念，觉得我数学可以跟得上。我向教学助理要求额外补课。我一遍又一遍地抄写公式和题目，但仍然解不出正确的答案。我去找韦尔德楼的学监，告诉她我担心通不过。她告诉我不要着急，给了我几盘星座冥想磁带去减压。她对我说继续努力，并说以后要是需要的话我可以放弃这门课。但是学监得到的是错误的消息，因为撤销上这门课的最后期限早已过了。因此我只好继续读下去。　　我知道自己大考会不及格，不过只要我去参加考试，我可以得个E，这是个不及格的分数，但比得ABS要好点。要是我不参加考试就会得ABS。我必须在考场里至少呆上一小时。我试着做开始的几道写作题目，可是那些更难的写作题把我挫败了。一月中旬，在大考前一星期，一名大四学生在他宿舍里上吊自尽。我坐在考场里，这件事一直萦绕在脑海里。有一道题目要我们写我们上天文学14课程的体验。我写道，我知道这门课会不及格，不过我挺下来了。我写道，我很高兴自己对宇宙有足够的认识，并认识到一门课不及格还不足以让我绝望到要结束自己生命的地步。规定时间一到我就离开了考场，在门口把我那本蓝色小考试记录册交给了学监。　　第二天，负责新生的教务主任给我打来电话。她说天文学教授给她打了电话，因为她担心我可能会自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是天文学教授第一次注意到我。我解释说我没事，我写的是相反的意思。　　我嘲弄这门课程的名称，笑着说鉴于我已经连“宇宙与一切”这门课都没有通过，其他就没有什么我可以不及格的了。我感到无比的自由。正如贾尼丝·乔普林唱道：“自由不过是剩下没有什么可失去的另一种说法。”我带着那样的态度开始了自己在哈佛的第二个学期。　　为了应对大学第一学年我周围那种陌生感，我读诗歌，并在日记里写诗歌。我写完了五本大日记本。我希望自己能写出好诗来，但是我写完它们，自己就嘲笑起自己的诗歌来，因为那些诗是那么烂。我决定春季去参加诗歌讨论会，不过那只接受申请者。甚至连创造性写作班都是排外的。要是你还不会写诗，你是连诗歌初学班都没有机会去上的。我在申请诗歌班时，见到了一门叫做“创造性非小说”的课程。我也申请了上这门课并且获准了。　　我的同班同学有几个大四本科生，两名职业生涯中期的记者，他们得到了尼曼奖学金到哈佛来读书，还有一名前美国国会女议员。我喜欢在一个有不同类型学生的混合班里，那里的学生不局限在有钱的十八岁左右的学生。这个班让我写对我很重要的事情：跑步，摔跤，生活在寄养家庭，以及我高中时候的朋友们。那个学期，我的其他课得了C(及格)，可我的写作课得了A(优)。　　我自己读了一本战后波兰诗歌的书。那些诗歌充满了希望，诗里点缀着战争与死亡的体验。诗歌用新的欣赏感觉去看待生活中的简单事物。诗人亚当·瓦齐克写了一首关于他兄弟的诗，令我想起了妈妈。瓦齐克的兄弟由于二次大战后多年的伤病和失业而发了疯，从窗户跳楼自尽了。瓦齐克写道：　　我没有去停尸房看他，　　只是跪在他抽屉前哭泣，　　看着那些琐碎物品，跟他一样被废弃：　　一只坏了的打火机，一些小发明玩意，　　他是那么欢喜那些神奇的技艺——　　在他眼里，它们代替了诗韵和节律。　　这首诗让我哭了起来，让我想起了妈妈收集的报纸文章和麦当劳玩具，那些别人都会称为废物的东西，那些她在收容所无法拥有的东西。　　我被哈佛录取一年多后，妈妈通过一个叫做“安居附加”的计划租到了她自己的公寓。在流浪了十五个月后，那可是件大事。　　她很喜欢我大二时的室友维罗妮卡和阿莲娜创造的“墙纸”，她们用皱纹纸和金属纸覆盖在墙壁上。妈妈想为她的新公寓做这样的墙纸。我给她买了些深蓝色纸和金黄色的金属招贴纸。她创造出了整个银河系，一个展示在墙壁上的宇宙。尽管我曾经没有通过“宇宙与一切”这门课，可我知道在妈妈的宇宙里没有人会失败。她没有想过我的分数以及跟其他人去比较。这个思想是她教了我一辈子的东西。　　在她新公寓的后部——她现在仍然住在那里——有一条通向卫生间的过道。沿着过道的一面，那里展示着她的宇宙。每一张深蓝色的皱纹纸都被在墙上拉平整，用双面胶布粘在那里。每张大纸的边沿都重叠起来，这样——从地板到天花板——原来涂着白色涂料的墙壁一点也没露出来。在这普通的画布上是妈妈的心灵艺术创作，她的恒星，她的月亮，她的行星。　　第一次把它给我看时，她指出了每一个星座和彗星。有几颗星星会在黑暗中闪烁，有些则是贴纸，“我最喜欢的那些是用薯片袋内侧的纸做的。”她说，边指给我看几颗小小的形状不规则的手画星星。“这是最好的一些。”地板上撒满了纸片、金箔、一卷卷贴纸、画着星星的纸、剪刀以及她说起的薯片袋闪光的内侧。　　主要的行星在黑暗中发着光芒，是立体的，半球体形状。她从波士顿的科学博物馆买了这些。它们似乎被镶嵌在了墙壁上，在广袤的夜空中露出来。小小的动物贴纸在这太空的底部行走，因为上面的宏大而显得非常矮小。　　那墙壁令人眼花缭乱，蔚为壮观，上面布满了成千上万的装饰。看第一眼是不可能注意到全部的。细小的火箭飞船放大着飞过表面多坑的红色月球。妈妈告诉我，那里也有真的彗星的传真图——她从我考试没有通过后给她的天文学课本里剪下来的照片。　　她关上厅里的门，这样我们可以在黑暗中观看这堵墙壁。过道中央的电灯上挂着一根绳子。绳子上挂着一块呈“人在月球”形状在“黑暗中闪耀”的肥皂。“趾高气扬的肥皂。”她说，为她那没有夸张的幽默感感到满意。　　我在哈佛念了一年大学后才能够明白妈妈会建立她自己的结构、她自己的生活方式。她会用自己的方式处事，那样不错。那之前，我只看到她是与众不同的，她与我被扔进去的那个精英宇宙格格不入。　　在看了妈妈那堵墙壁一个礼拜后的一天晚上，我跟我的朋友奈玛一起走过哈佛园。地上的树叶看上去非常诱人，棕色的，很容易碎。那是个风很大的夜晚，对12月初的天气来说还算是暖和的。奈玛和我躺在广阔的树叶地毯上，遥望着那温柔的深蓝色天空。奈玛推了我一下，很快我们便在树叶上翻滚起来。我们滚啊滚啊，直到我们撞上了一棵树，或者两个人撞在了一起，然后我们改变方向，心醉神迷地往前往后斜滚过哈佛园。　　“闭上你的眼睛试试看。”奈玛说道。我们从空荡荡的黑暗中滚过去。我们再睁开双眼，灯光像一个个大圆圈在旋转。那些高大雄伟的建筑房顶看上去如同很久很久以前的城堡。我们可以看到比平时更大的天空。　　只有运动，只有草地的感觉、真理的感觉。那风强劲而宜人。看着那些一小团一小团的白云高高地在我上方快乐地旋转着，我感到安全而自由。那蓝蓝的天空昏暗着，缀满了无穷无尽的明亮的星星。我感觉自己可以去任何地方，做任何事情，成为任何人，而且依然可以被哈佛园内的这些建筑围住，仿佛它就是我自己的后院。我感到幸运，被一个曾一度如此陌生的地方包围住。　　我们在公用房间里休息，我那几位一年级室友谈论着她们是从哪里学会自己的学习习惯和规矩的。　　“我父母有很强烈的新教徒的工作习惯。”桑德丽娜说道。　　“我父母很重视严格的学习习惯。”詹妮附和进来说。　　“我父母让我和姐姐一放学就做功课。”阿本娜说，“没有讨价还价。”　　我有些慌神，回想起我经常在上午十点钟还在打最后一页报告，上学迟到，而妈妈在一边匆忙地帮我把图片贴到报告封面上。我记得有很多回我在凌晨两三点钟醒来，做生物实验报告。我恐怕自己没有学习习惯，没有严格的规矩可言。　　在我试着把自己的想法和计划安排得有条不紊时，我感觉我的脑海就像我长大的家那样乱糟糟的。我喜欢零敲碎打地积累知识，根据一些天生的感觉来粘贴建构知识。如同妈妈那无休无止的一堆堆剪报文章那样，我的知识除了自己可能对别人毫无意义。我咽了一下喉咙。在哈佛，自然后果法则会把我引向何处呢？这里所有的学生都是那样自信和能干。　　我在大学一年级学到了DISCIPLINE这个词的新含义。哈佛的一门discipline指一门学问或学科，诸如历史学、心理学或社会学等。每门学科都有其自身的规则和工具。在那些课程里，我们读关于如何界定、组织和确立知识的书。　　我试图按照那些学科规定的方式去处理学业，可感觉不自然。在哈佛，我被要求从一个客观的距离去对话题进行分类、列举、评价。每一门学科的规则刺痛着我，包围着我，就像妈妈有次曾经徒劳地在我们公寓里追逐我时手里拿着的那根皮带。　　我记得在小学时，大雨如注，巨大的水滴落在黑色天篷上。阿斯托利亚经常下雨，一张很大的塑料天篷遮住了半个操场。在潮湿天里，所有的学生都挤在盖着篷的区域，打四人制篮球，跳绳。可我的朋友唐娜和我喜欢不理睬四人篮球的规则。我们站在露天，站在紫色和灰色的棉花球般的云朵下。我们轮流站在天篷边沿上的落水管下。水管中的水急流下来直冲到我们半干的衣服上，而我们毫不退缩。我站在水管下，我的头发立刻被冲到脸上。我的衣服变成了深色，像水里打了褶的大袍沾在身上，鞋子里浸满了水，而且——突然——我整个人被改造了。唐娜和我转着跳着，让自己晕眩起来，把水像螺旋一样地溅射出去。终于有位老师走过来，责备了我们，把我们像二年级的囚犯而不是超级英雄赶回了学校。我们的运动鞋嘎吱嘎吱地响着，在我们身后的学校又大又空旷的过道里留下了肮脏的水痕。　　Discipline这个词来源于拉丁语里的dis-(表示“分开”)和capere(“抓住”)——“分开抓住”——在哈佛，在一门学科下学习意味着不管某人自己去抓住知识。它表示从远处观看从落水管里流下的水，数有多少水滴，而不被那潮湿浸泡到。我记得还是个小姑娘时，曾经有天夜里在一个卧谈聚会上跟我朋友洛兰一起吃掉了三百二十颗胶姆糖。我们不是守纪律的孩子。于我，在一门学科的要求下学习意味着在一台显微镜下一粒一粒地观察那些胶姆糖，但不去碰它们，不去吃它们。　　我吃不准自己想学什么专业。大学一年级我最喜欢的课是写作课。此外，我时刻面对着那个令人困惑的有关自己身份的问题——我身边都是阶层背景跟我不同的学生和教授。我感到我和他们的差别甚至体现在思考和处理生活及学习的方式上。研究这些差异让我感兴趣，我想过自己可能选社会学专业。我选了一门叫“贫困、公共政策和争论”的课。　　这门课教会了我很多有关福利改革的知识，可是我却感到被社会学的规则束缚住了——它搜寻知识的方法（分类、列举、观察）以及它发现有用的那类知识（割裂的、概念上的）。　　许多哈佛课程教导我说，知识是我身体以外的一个箱子。我可以围着知识走，去拨弄它，从所有不同的角度去睨视它，不过我一定不可以走进去。　　我回想起三岁时在里面玩过的那个大纸板箱。那时候，我的邻居朗达和我爬了进去。我们在箱子里过家家，妈妈给我们在箱子上开了个可以打开合上的纸板窗户。蓝绿色的光线透过盖在箱子上面的毯子照进来。知识是一个暗淡的蓝色梦。如果知识是只箱子，我想钻进去。我寻找着我自己知识的起始：我是怎样知道我现在知道的东西的，我是如何经常去了解和学习的。　　学习——对于我来说——必须是个人的，实际的。我需要带着学问行动，带着新知识去经历长长的障碍，如同一包包洗好的衣服或者杂货食品。要在我的身体和大脑里感觉到它的重量和运动。要把知识吃下去，像一下子吞下三百二十颗胶姆糖并痛苦地把它们消化掉。我希望知识像从落水管流下的水一样浇在我身上。我想感受它那种冰冷的潮湿尖叫着穿过我的皮肤。我的知识在身体和混沌一边。　　这就是为何我坐在“贫困、公共政策和争论”课堂里时会变得目瞪口呆的缘故。课堂上讨论用表格列出的单身母亲和她们的孩子的问题。我想要联系我自己的经历来思考贫困，然而这门课的语境没有创造出一个提供给个人知识的舒适空间。当我发言——讲到我母亲和她的生活，讲到我们一年的生活费用不到五千元——我的话语自内心喷涌而出，涌入到一个令人沮丧的空间里，在这个空间里我的话语如泥牛入海，如倒下成一条线的多米诺骨牌。其他学生一片沉默。　　我想起了四处流浪的时光。上无片瓦，周无堵墙，在敞开着的露天，生活是痛苦的，可它给了我一个观察这世界的场所，生活在编织的世界之毯的边沿，挣扎着，系在边缘。那样的观点就像被楔子钉在地板和墙脚之间，像房间角落里隐藏着的灰尘，被扫出了视线。我生活在书页边白上那空洞的空间里。我生活在天头上，地脚上，还有两侧上，在那些文字的周边。那些权力的文字写在书页的中间，那些《宪法》里的文字，学校里教的文字，福利法的文字。我变老了，我学会了爬进那一行行笔直的文字里。我已经在文字里了，在我可以写文字的大学里。可那跟一直在里面并不相同。　　我在哈佛选课程的经验引导我去创建自己的主题研究（专业），我称之为“儿童研究”。大二那年，我申请上专题研究系，提出我想研究“贫穷对于孩子成长的影响”，希望上包括心理学、社会学、非洲裔美国人和妇女研究、教育学、文学以及创造性写作等在内的课程。在传统学科范围外挑选一门研究课程时，我选择拒绝大学内那些占主导地位的思考和谈论的方式。穷人们和孩子们那令人窒息的声音从一排排的图表后喊出来，从那些长长的多音节文字里喊出来。我想要用可以被我最想与之说话的那些人们阅读的语言写作：穷人们、单身妈妈、游民家庭——也被更有学问的人阅读。　　我把研究计划整理好，去找一名导师。我给所有那些教或研究“贫困或儿童问题”课的教授打电话，跟他们见面。很多教授都感兴趣，但大多数都已经有了自己系分配给他们的学生要指导。他们没有时间再去指导另一名学生了。每位教授都给了我其他教授的名字。然后我会去跟他们每一个见面。　　我去拜访了萨拉·劳伦斯·莱特富特教授。我曾在教育学院上过她开的一门课。她是名高大的黑人妇女，穿着漂亮的非洲袍子。她的长发用装饰梳子挽成一个发髻。我为她的存在而惊呆而感到敬畏，还没有开口跟她说话我的眼泪就夺眶而出。她很和善，有着一双富于同情心的眼睛。跟其他教授一样，她无法再指导其他学生，并给了我其他教授的名字。　　我拜访了不同学科的四十几名教授，包括约翰·肯尼迪公共事务学院和法学院、教育学院的教授们。详细说明我完全想学的东西，把它解释给别人听教会了我锲而不舍。我清晰表述我的想法和计划的能力与日俱增。到我去见第四十位教授时，我完全知道了如何跟人说明我希望学和做什么、怎样学和做以及为什么要学和做。我终于在文学系找到了优秀的导师。　　妈妈在我还是孩子时对我的独特的无管束教养方式、麦克先生的“文化遗产课程项目”及其对个性的强调给了我信心和勇气去从事一项特殊的专题研究，在一种约束之外从事学习。　　我们可以坐在安全的角落里，如花瓶般一言不发，我们仍然还是会一样地害怕……只有用这惟一的方式我们才能存活下来，加入到一个生命的过程中，富有创造性不断延伸的生命，继续在成长的生命。而那从来都是带着恐惧的——怕被发现，怕四处查寻的刺眼光照，也许还有审判……但是我们早已经从所有这些中活下来了，在沉默中……现在我总是提醒自己，如果我是天生的哑巴，或者为了安全而要一辈子遵守保持沉默的誓言，我仍然会经受痛苦，我依然会死去。那对建立观点倒是很好。　　——奥德丽·洛德　　大一学年即将结束时，玛吉对我说：“你一定要见见穆恩。她和我一起打橄榄球。高中时她也摔过跤。”穆恩有两只会说话的深棕色眼睛，淡而清爽的皮肤，留着一个男孩子头。柔软的棕色头发垂在额头上，她用手把头发推到后面去。她谈论着女性主义以及我们文化中的家长式等级。我入迷地听着。我们成了朋友。那年夏天我们都在波士顿过，因此我们决定每周二和四晚上到波士顿学院的开放场地去摔跤。我很兴奋，又能做我所喜欢的事了。　　在波士顿练习时，我们获悉在纽约上州有一个摔跤夏令营。夏令营是保罗·怀德曼开的。他曾经是哈佛大学的摔跤运动员，并且曾经是个全美明星运动员，在全国大学摔跤赛中名列前茅。广告小册子上说女摔跤运动员也欢迎参加，于是我们决定去。　　保罗让我们住在他屋里，这样我们就用不着跟那些高中男生住在一起了。穆恩和我是夏令营里惟一的两个女性，而且我们年纪也比大多数男生大。夏令营营地在美丽的纽约乡村，靠近山。除了每天三次摔跤课外，保罗还带着我们大家徒步爬山，沿着附近的一个湖泊跑步。我们要爬上梯子才能到那间“摔跤室”，那其实是一间旧谷仓的顶层。谷仓墙壁有些部分已经倒掉了，因此我们几乎就像在室外摔跤。透过老木头之间的缝隙，我们可以看见阳光、树木以及蜂蜜色的田野。保罗个子不高，大约五英尺一英寸，体重只有一百一十磅，可他十分的强壮。他的人格使他看起来更高大。在摔跤课结束后，他教我们练瑜珈。看到九年级和十年级的男生们做着古老的瑜珈姿势，那真是滑稽。　　几年前保罗曾经在哈佛组织过一个女子摔跤俱乐部，不过现在已经不存在了。他问我们是否会在哈佛摔跤。穆恩不想，因为她不希望从事一项男性统治的运动。她更喜欢女子橄榄球，她觉得那更受人支持，更有教养。可保罗和穆恩似乎都期望我能够参加哈佛摔跤队，这事我从没想过。我觉得那些男运动员会比我强得多，而且教练会把那些不够有竞争力的人给刷掉，不过他们说服了我去试试。　　我回到马萨诸塞后给哈佛摔跤队的教练杰伊·韦斯留了个信。我的大二学年两星期后就开始了。我的两个室友和我刚刚搬到亚当斯楼的一个套间里。还没有开学，韦斯教练就来电话了。季前队长训练下周一就开始。他要我下午四点在马尔金运动中心前集合。我挂上电话，开始跳上跳下。“耶！我被录取了！”我对自己大叫。我简直难以相信。　　下周一我出现在马尔金运动中心的台阶上，哈佛园里的纪念教堂的钟声正好敲响四点。台阶上站着三十名男生，伸展着身体，谈笑风生。我见到了我的朋友罗伯·德尔宾，他前一年跟我一样住在韦尔德楼里。他在我背上拍了一下，把我介绍给其他几个摔跤队员，他们都跟我握了手。我的头发编了辫子，身穿黑色的“四十岁然后感觉它”牌衬衫，从我朋友艾米莉那儿挪用来的黑色东北女子冰球队短裤。韦斯教练从运动中心走出来，他很年轻，只有二十七岁，让人惊讶。他穿着短裤和哈佛摔跤队T恤，他体形健壮俊美，长着深棕色的眼睛，留着小平头，看上去年轻结实，完全可被人认为是一名摔跤队员。要不是他带有的那种沉稳的权威样子和挂在脖子上的哨子，我是不会知道他就是教练的。他要我们沿着查尔斯河跑一个四英里的来回，从波士顿大学桥上过河，然后跑回哈佛体育馆。到了哈佛体育馆我们就做俯卧撑和仰卧起坐。我们一大队人穿过科克兰楼那扇铸铁大门朝河边跑去。我下定决心要跟上去，我的肾上腺素激发出来了，我像上了电一样。我设法跟几个跑在队伍后面的男生待在了一起。　　我朋友罗伯告诉我，韦斯教练接到我的口信时他在场。教练对有女生要加入摔跤队有些紧张，不知该怎么办。可是罗伯说道：“耶，我认识她。她很酷。”意思是他认为我是当真的，没有人会因为开玩笑而去摔跤。　　罗伯后来还告诉我，有几个男生问他：“那个跟我们一起跑步的女生是谁？”他们无法确定我是谁或者我在那儿干嘛。不久，我就认识了所有的男生，并在季前训练结束时参加了新队员入会仪式。入会仪式在一个星期五的晚上在哈佛广场中间的T型下沉场地上举行。我应该打扮成男生样子，但是那天队长联系不上我，因而我是穿着一条印着许多蝴蝶的红裙子出场的。我们18：00在一名队长宿舍里集合。大多数高年级队员坐在沙发上喝着罐头啤酒，而其他人在帮着新队员穿他们的出场服。那些男生告诉我我的入会要求是去弄到五个女生的电话号码。其中一个叫马特的新队员被打扮成一个外星人，用报纸从头到脚包住。有人给他拿了一把手电筒，告诉他去照那些毫无防备的陌生人，要他们“带我去找你们的头儿”。布拉德穿着一件飞行夹克衫，戴着飞行员护目镜，身体周围用硬纸板做了一架飞机。他手里还拿着一只轰隆隆放着“顶级武器”里的音乐的盒子。斯科特·斯麦德，我们都叫他蜘蛛侠，穿着蜘蛛侠化装服。　　新队员们喝了几杯啤酒后（要是他们想的话，这可以平静一下他们的紧张心情），我们奇特的游行队伍便朝下沉广场出发了。艾迪是名盲人新队员，他在高中也摔过跤。他有惊人的记忆力，背得出沃伦·G和斯努普·多戈的唱片里的歌曲。一名高年级队员和他一起盘腿坐在广场中央。他吟唱着说唱歌曲，身穿大袍，头戴穆斯林头巾，身边放着红头的盲人手杖。我很害羞，不敢去找女生要她们的电话号码，于是几个高年级队员喝过了啤酒壮着胆帮我完成了任务。两名轻量级新队员，凯文和丹，穿着弹力短裤，在下沉广场中央进行“世界系列空中转体斤斗”比赛。他们的身材非常棒，肱三头肌很结实，看上去就像是小型版本的世界摔跤联合会的摔跤手。罗伯用他的摄像机把所有的都录了下来。　　我们吸引了一大群人观看，最后连警察都出动了，驱散聚拢来的好几百人。我们队长领着我们回到宿舍，在那儿我们看了罗伯拍的录像，笑着我们自己。　　季前训练一结束，我每天在摔跤室大约要花三个小时训练。我是惟一的女性，也是摔跤队历史上第一个女队员。我在这个都是男人的空间待的时间要比我上的任何课程花的时间或者所有我上的课程花的时间加起来还多，比我跟任何一个朋友待在一起的时间还多。　　这个经历是一次旅行，在这次旅行中，我学会了重新把我所感觉到的身体和声音的脱离连接起来，跟男性的身体和声音连接起来。这个故事中大部分行为都发生在心理深处。但是我在搬走那些高山，那些代表我跟别人建立关系的方式的大山。　　哈佛摔跤房是个红色的子宫一般的怪怪的地方，地板和墙壁鲜红如血，柔软而有保护性，如同羊水。墙壁对着墙壁，地板是块厚厚的有弹力的鲜红垫子。墙壁也包上了红色的垫子，以保护被摔上去的队员的身体。室内保持温暖，有些日子甚至达到华氏九十度，以促进队员出汗。这个子宫样的空间滋养着、包容着一队人的成长。　　房间的一侧有高大的窗户。白天，太阳照进来，在垫子上映上了拉长的正方形。灰尘和毛发在空气中闪耀着，慢慢地飘落下来，掉到红色的海绵地面上。那些缓慢移动的尘埃和无精打采的阳光跟摔跤队员们激烈的运动和叫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根根懒懒浮动着的灰尘被快速运动着的一只手臂、一条腿、一个身体突过。在阳光明媚的星期六上午，阳光让我们平静、有个好心情，即便我们汗流浃背、呼吸加快。　　窗户对面的墙壁上用厚实的红色字母写着这样一条口号：“哈佛摔跤：获取胜利的权力从这里开始”。垫子上方的墙壁上贴着一圈排着队不穿衬衫的坚毅男子的黑白照片。上面有哈佛摔跤队的一年一张的照片。这间摔跤房反映了一种男性传统，甚至连红色垫子都在激发着雄性的进攻性。它把摔跤运动员们浸润在一个鼓励他们“成为男人”、不畏痛苦、赢、赢、总是努力去赢的传统里。这些理念被建造进了哈佛摔跤房；它们在墙上沸腾着。　　训练是我每天最具挑战性的部分，而且经常是最开心最满足的部分。　　在这间房里，我感到没有了那通常的二分法：心灵——身体，男人——女人，内部——外部。我在低年级参加摔跤的同时，我也在教育学院选了一门心理学课程，课程名称叫“心理的极端地图”，由著名的教育和妇女心理理论家卡罗尔·吉利根教授。我在课堂上学到的理论似乎跟摔跤的心理过程相呼应。卡罗尔的新心理学理论是要把每一个两重性的两半放回到两者的关系里，把身体与思想联合起来，在男人和女人的区分上架起一座桥梁。　　刚开始时，要坚持我自己的权力并跟教练和队友沟通使我很痛苦。我跟他们处得很好，但是还有很多我们没有谈论过。我进入摔跤房时，我遵循了低级组和高级组人之间接触的规则。我不跟人对视，穿鞋时看着我的鞋子。我等着别人来跟我说话，听着男生们的玩笑逗乐时保持安静。我微笑着，但不加入进去。我不觉得有任何重要或者相关的东西要说，因而我保持沉默。　　季中的一个星期二，没有人跟我摔跤。“教练……我不想打扰你，可是那些轻量级队员一个也没来。”　　他微笑着说：“他们中三个刚被送去医生那儿去治疗疱疹，一种皮肤感染。”　　“噢。”我说道。　　“也许你也应该去检查一下。去让凯特给你检查一下。”　　凯特是我们的教练员。她给我检查了一下，没有出疹子，只有光滑的皮肤。第二天上午在心理学课上，我碰了碰我的下巴，某个点上的皮肤化开去，裂了开来。我感到那下面有血和脓液。随着我轻柔地抚摩着皮肤，血管前后移动着。头有过几次冲撞，太阳穴上被拍到几回——有几次，我把对手的手指从我脖子上拉开时，额头会撞到垫子上——把皮肤擦伤得又薄又红。就是这里，磨薄的皮肤裂开了，疱疹病毒趁机进入。　　那天深夜，我脸上有几处开始脱皮，脓包长成了硬硬的小山一样，我通常挤推张三或李四的脖子和肩膀的身体部位上的敏感皮肤上长出了一片片盲文一样粗糙的疹子。　　起初我试着用掉半瓶粉底霜来盖住那些水疱，可是随着疼痛的地方越来越糟，粉底霜反而弄得它们更明显、更突出，于是我不再试着掩藏它们。　　我告诉医生我参加了摔跤队，我的几名队友得了疱疹，可医生不听。他用责备的眼神看着那些患处和我。他没有做皮肤培养，我也没有足够的知识去意识到他应该做。　　他开了些抗生素，认为那些红红的有脓汁的患处是一种葡萄球菌感染。我吃了一个星期的药，可患处更厉害了。它们很痛，又痒，还有节律地跳动着。到了周末，我脸上一半都是了。我发烧到了华氏一百零二度，我想做的是躺在床上哭。　　医生又检查了那些患处，给我又开了另外一种抗生素。他再次耸耸肩，否定了我的提议说那可能是疱疹。我开始哭起来，他却厌恶地说：“没有什么好哭的。”嘲讽着我，“疤痕会在几个月后褪掉的。”让我担心的不是疤痕。他以为我所关心的是我的容貌。可是让我哭起来的是他不肯听我的话。　　我又吃了三天新的抗生素，最后找到了学校皮肤科医生。她看了一眼，皱了皱眉，说道：“这是疱疹，毫无疑问。”她给我开了加强剂量的Valtrex（一种治疗疱疹的药）。我的队友们一直在服这种药。“他有没有做皮肤培养？”她问。她要跟我的医生好好谈谈。　　我一吃了VALTREX药，水疱就不再扩散，开始出血，结痂，这意味着患处在愈合。　　我想躲在宿舍里，一直到那些患处全部没有，但是我不能。我要到那些痂全部愈合后才能参加摔跤训练，因为会传染人。但我仍然要到体育馆去，在跑步机上跑步，举杠铃——教练韦斯要求做。而且我仍然要上课。开头几天我穿了件带帽子的汗衫，在去教室的路上头看着地，不想让任何人见到我，认为我得了麻风病。　　我在写作课上脱下帽兜时，班里同学喘着气问：“怎么回事？你是不是出了车祸？”糟糕到那样。我解释了那个情形，他们都入了迷。下课了，他们没有让我感到对病有自我意识。　　我还参加了BGLTSA（双性恋、男女同性恋、变性者和支持者联盟）会议。那些女同性恋者围住了我。“你怎么啦？你跟人吵架了还是什么？伙计，你看上去很坚强。”她们崇拜地查看着我的痂。　　这是有关虚荣和自信的一课，我从队友们那里学到的，他们对自己的患处满不在乎，毫不禁忌。他们已经习惯了一切，从癣到葡萄球菌到眼睛被打肿、身上有瘀伤等。对他们来讲，疱疹是个大玩笑。他们开着令人恶心的玩笑，笑过一场就完。我也学着这样做。那没有什么可难为情的。在我的生活中，因为我染了绿头发或者紫头发，或者我是惟一一个跟一群男人在一起训练的女人，人们已经盯着我看得够多的了——要是他们盯着我脸上的患处看，我为何要在意呢？　　几星期后，我在体育馆的引体向上练习处见到了我的医生。他认出了我，把眼睛看向别处。他知道犯了个错误，甚至都没有勇气说什么。他只能做三个引体向上。我仅仅对他傻笑了一下，做完我十二个一组的引体向上，然后走开了。　　男孩子——在大约五岁或六岁时——被教导要把他们的感情藏起来，要坚强，不可以哭。在男人们身边，我学会了把我的感情也藏起来，因为担心这些感情会受到嘲笑。我感到追求真正的关系或者分享感情的意图不会被人认真对待，被人认为是不重要的。随着我了解到更多有关男人所面临的心理压力后，我认识到他们和我一样受到压力，尽管是以不同的方式。作为一名女孩，我被告知我是弱小的，伤感的，无助的，需要别人保护。而作为男孩，他们被放进一只箱子，把他们禁锢起来，不允许他们跟人分享感情。我开始明白我们之间有着比我曾经认为的更多的共同之处。他们在挣扎着要挣脱一只壳，或者模子，跟我一样，不论他们是否意识到这种向往。　　我队友中有几个人的脸上跟我一样有一点点的红肿患处。无数寄生病毒已经侵入了进来，在我们的皮肤下殖民。在拉丁语中，virus（病毒）意思是蛇的毒液。它也可以指任何使心灵或人堕落腐败的邪恶有害的东西。　　我认识到疱疹和由社会规范导致的倾侧的人际关系都是疾病，它们不以性别来区分。疱疹是男女彼此关系的一个比喻。我们共有的弱点，不论我们之间有何差别，都变得不相干了。　　跟他们越是接近，我就越难把我的教练和男队友们仅仅是看作白人男压迫者。在某些意义上，我也是名压迫者——因为我作为白人的优越，因为我上了一所精英大学。同时，我也可被视为受压迫者——因为我在贫困中长大，由一名单身母亲靠救济抚养成长，并且我是名女性。由于我可以认识到我们都受到了压迫，同时又是压迫者，我很容易对教练和队友们产生移情和爱，把我们之间的差异看成是成长和理解的源泉。　　面对一个跳上肉体的病毒，我们间的差别消退了。在这个病毒对世界的认识中，强壮、虚弱、雄性激素、雌性激素、高低喘息的声音都变得暗淡了。它接受任何一个主人，使我清楚我们之间多么紧密相连。我们都共享着那腐化关系的病毒，固定在我们作为男人和女人的角色上。这样的角色已经成为我们的一部分很久很久了，其起始是一条紧紧缠绕的蛇的头，深藏在我们的内心。　　我们需要一起来清除我们自己免受那蛇毒的侵害。　　心理学课上，我们在学习有关大多数在我们这个文化里的青春期女孩都经历过的与她们身体的脱离。年轻女子进入公共领域，在那里人们灌输给她们这样的观念，即她们的思维和感情是不稳定的、不可靠的。思想中拥有的东西必须通过身体展现出来，因此年轻女子们也学习如何隔断她们身体的平衡感。我们了解到身体是脆弱的、弱小的、充满欲望的，是用来昏晕的，于是我们学会了不能坚强地坚持。我的教授卡罗尔·吉利根认为这种不平衡在青春期的时候产生。她对爱玛·维拉德中学的女生进行了研究，发现在爬水塔和梯子时，那些年纪最大的少女总是那些惟一不能爬上去的人。很多年轻女孩不假思索地就去爬树爬栏杆。长大一些后，她们就失去了自己的平衡感，变得容易晕眩。　　在女性变得不平衡并且被向着一个更被动的身体知识引导时，男性则常常拥有更多机会去使用他们的身体，获得他们的平衡，更多的训练轮流强化他们的心智，赋予他们信心。在打猎、体育运动和艰巨的体力劳动中，他们被教会要把身体和心智联合起来。　　摔跤帮助我逃脱了部分跟我自己身体脱离的心理。许多女性都未曾有探索自己内心的身体平衡感的机会，而我通过摔跤获得了。　　摔跤运动员必须用一种把身体范围拓宽的姿势站立，把中心放在臀部，这样她才不会被对手用一个单腿绊倒，或者高胯推或者出其不意的臀摔摔倒。我感到跟自己的身体重新连接上了，我的平衡能力与日俱增。　　要是在训练时我没有保持好平衡，我们的助理教练格拉尼特·伊万诺维奇（乌克兰人，刚开始学英语）就会这样描绘我：“风来。”他说，边用双臂做着一侧到另一侧的动作，把风挥舞进来。“要‘呼……’。”他撮起嘴巴，发出吹气声，把手臂平伸，学着我侧躺着的样子。“下次，不。”他会说，然后给我一个夹头摔。他第三次这样说了后，我的身体终于理解了他的意思，我站得直直的，保持了平衡，在他双臂把我朝这边那边猛推时，我的肌肉抗拒着他的推力。　　一天在开始训练前，我在穿摔跤鞋，把长长的鞋带绕在后跟上，然后在前面把它们收紧。男队员们围坐着，在做伸展活动。我抬头看着。他们在抓一只两英寸大小的蟑螂。那只褐色的东西在垫子上爬前爬后。男生们围着嬉笑着，蟑螂又一次被弹到了房间的另一侧，勉强能爬起来急急忙忙逃走。这些哄笑着的男孩子们——我对他们感到惊奇。　　我想起了跟蟑螂的一次相似的对峙。那时我一个人在女更衣室里，那只蟑螂堵在我的东西前面。我后退，围着它走，朝它扔鞋子。我实在不想碰它。我被抚养长大是要变得这样胆小的吗？我是否可以从来不注意到这个样子？受了欺骗……从什么时候起的？出生？青春期？要绕过去，小心退开，别挡道。没有什么景象像那些自信的大笑着的男人那样，用胳膊肘撑在地上，肌肉绷紧，把一只蟑螂像曲棍球那样玩。　　另一天在训练前，詹姆斯和我靠在墙上，坐在那儿说话。他用冰块捂着肩膀。男生们正在用白色绷带捆一名男生的腰，把他的两只前臂绑在两侧——那天是他的生日——把他的双腿也一样绑着。一群男孩子大喊着，大笑着，站在前面，把他拽起来，抛上空中。我的教练大笑着，跟其他人一样响亮，一样无所顾忌。他们都那样开心。詹姆斯和我互相笑了笑，耸了耸眉。在我大脑里我听见了两个声音。一个是逻辑分析发出的声音：这是典型的男性运动，多么吓人，多么暴力。另一个是我的感觉、我的直觉发出的声音：可是这有多开心。看着他们像小孩子般玩耍着，我感到非常开心。　　有时候，我感觉到一种向往、一种希望，对我难以在自己身上抓捕到的那种无形的欢乐的男性的粗犷。男孩子们或许也会在某些方面被教导要虚假、被禁止，可是这种粗犷的欢乐，这种他们对身体的无拘无束的使用却是我在长大以后，在我进入青春期不再是个小丫头的时候丢失了的东西。　　我向每天见面并喜欢的这些男生伸出手去，我伸出手要寻找自己永远会成为或者拥有的东西。我看出他们用女性通常不会用的那种方式互相联系在一起。我想要找到那些方式。男人们是那样自由，开玩笑那样随意，笑声那样轻松，肉体那样自在。　　大多数女性希望拒绝“像男人那样言行举止”。参加摔跤，我很多时间都跟男生们在一起。我参加了一项“暴力的”传统上是男人的运动，并从中找到价值观，那是否意味着我在“像男人那样言行举止呢”？我寻找着男人们在一个传统的男子项目中觉得有价值的东西，或者说“一种男性人格”。男人们相关联的有价值的是什么呢？因为我是女的，我曾经错过了什么样的关系呢？我在寻找“我体内的雄性激素，我自己作为女性的某个碎块，我很不情愿去承认或者探索的那部分。”　　格拉尼特不仅帮助我提高平衡能力，也帮着增强我的声音力度。教练要我们停下摔跤训练休息一会儿时，我们有时候玩“死亡篮球”游戏。惟一的规则是投篮。运球，抓球，喊叫，用拳头锤打自己胸脯来吓唬另一队，这些都是合法策略。玩游戏者常常最后在篮球馆的硬地板上滚作一团，盲目地在把体育馆隔成两半的帷幕下跑来跑去。　　格拉尼特让我做记分员。玩的时候我必须喊出分数。要把我的声音喊到足够大符合格拉尼特的要求使我感觉麻烦很大。每次我喊出分数，他都要摇头，然后用手围住耳朵表示他没听见。我的声音不够响。他不断地迫使我，让我非常难堪。可是这办法还真管用。我的喊声越来越响。最初几次以后，我不再那么被自己尖厉的声音吓着了，别人也没有觉得太吃惊，因此我一定听起来可以了。罗伯体重一百八十九磅，急跑而去，边叫着：“奈特，我来抓你了。你在哪里，奈特？”去吓一名比较瘦小的摔跤队员。我呼吸更放松了些，知道我的声音不会像他那样难听。他从奈特手里抢过球，扣了一个篮。“二十比十四。”我的声音变得更响亮，更有自信，我的游戏也是。我跳起，断球，撞倒几个比较瘦小的队员。我的嗓音能够做到这么大，这真让人惊奇。　　一个星期六上午，我们举行训练赛，有裁判计分，选拔参加大学代表队的运动员。每个摔跤运动员都参加了争夺战，甚至那些可能不会有机会进入代表队的也是。　　我站在摔跤房边上，紧张得出汗。大家都在为比赛热身。我想待在靠近墙壁的地方，我不想跑圈、做练习性绊倒。要是我开始热身的话，那意味着我把自己很当真，意味着我相信我有机会赢得比赛。我内心的声音从毛孔里汩汩而出。它们用咸咸的汗水、紧张的发冷、发抖的身体在说话。它们提醒我：你不是真的真的认为你能够打败一个男人。努力做几个绊倒，可你不会赢的，你做不到。你会看上去在作可笑的努力。因此不要把自己当真。　　我的心理是一块有众多殖民地的土地。在我开始认为自己的声音和思想一文不值时，外部的声音在我脑袋里殖民。我的大脑不是自己的了。一个声音对我说：“你太弱了，你会一直是弱的。”另一个殖民地则会因为我是个单薄的女性而祝贺我。所有这些声音占据了我的脑海。　　但是另一个相反的声音争斗着冒了上来。它浮到了其他的上面。那是奥德莱·洛德的声音，以及我自己的声音。那声音说道：“现在你在沉默中受着煎熬，对不对？在这房间里跑步让人们看到你是认真的，那种痛苦会更大吗？而且，也许，谁知道他们对你开始在自己身上放进价值会感到高兴呢……”“要是我要忍受痛苦的话，我最好还是开始行动。”于是我开始跑步，把自己当真。我开始更清晰更有力地说话。我开始叫教练和队友帮忙，我的声音开始被人听见。　　我学到了，主动出去建立关系的痛苦要比保持沉默的痛苦更好。　　在摔跤队里我感觉到了一种不被承认的等级。我知道教练的重点放在男队员身上，因为这是他在讲话中说的——摔跤队的目标是在全美摔跤协会I级东部冠军赛上取得好成绩。这是他的工作，尽管他给每个人都发训练目标计划，但他从没跟我单独坐下来讨论过我的目标。我没有得到他的输入——我也不问他要。因而我只是自己做训练。我觉得他不在意我跟那些男生一起训练，可是要是那会使某人的训练慢下来或者受影响的话，那我就不会有机会跟那人一起练习。顶级的摔跤队员排第一位——有一个按照性别也按照能力区分的等级。不过我一直在最底层坚持着。　　然而在对我们每个人的要求上是没有等级的。我的教练很尽心尽责。他要求我们有同样的纪律和付出，对所有摔跤队员都一样。如果我训练迟到，结束后要做一样的快速跑作为处罚。我被指望参加每天的训练，不会因为我是女的而给我任何休息时间。每次我向教练提个问题或者请他做什么（比如给我写一封推荐信，从拉德克里夫基金会申请体育奖学金），他都会很快很真诚很专心地回复我。　　我真的很想跟教练沟通——建立关系。我怎样才能让他明白我是谁，为什么参加他的摔跤队呢？我怎么知道教练到底在想什么呢？他怎么看我的角色和目的，因为那跟其他队员的差别那么大？　　一个星期六上午训练结束后，教练让我们仰卧着，汗津津地躺在垫子上，每个人都汗流浃背。我们闭着眼睛，听着教练的声音。他让我们想像在即将开始的东部锦标赛上各自战胜对手。“想像每一个动作，想像出对手的反应，你下一招是什么。计划你的反击。想像完成整个比赛。你可以看见自己赢得东部赛半决赛时，把手举起来。”　　我根本无法想像自己可以赢得锦标赛。我无法举手。要我相信我可以击败I级大学代表队运动员是很不实际的事。我感到引人注目，尽管每个人的眼睛（除了教练的）都应该是闭着的。身上训练出的温暖而粘粘的汗水跟害怕而出的冷汗混杂在一起。我无法举起我的手，但我希望教练知道我确实有目标，并且我确实想赢。　　后来我走到他面前，我的说话声尖尖的，“教练，要是我无法想像自己参加东部赛会怎么样呢？”他马上回答道：“你是对的，你应该想像自己参加自己的锦标赛或者想像自己在训练，把对手摔倒。”我说出了想法，感觉好多了。他会知道，我也明白，我举起手是为了我自己的目标，而不是为了我永远不可能参加的东部锦标赛。现在我们各自的现实可以融合了，我们会更好地互相理解。“你做得很出色。”我正要走开，他说道。“谢谢。”我说，声音几乎听不见。　　发现我的声音拿走了我全身的力量，使我又脆弱起来。这动摇了我。但是我生存下来了。我觉得很舒畅。　　不久以后训练时，我跟詹姆斯和约翰一起练习。我们三人轮流转动，进入。我已经感到错位了，因为我是第三者。我觉得自己挡着道，不够格。我忍住了眼泪。今天会很艰难。詹姆斯问道：“要是你不每次三人对练都参加，而是过一会儿来一次，行吗？”我等着他自己回答自己的问题，因为他应该清楚那不行。“你想每个三人练都参加。”他不耐烦地说。“是的。”我说道。我很生气。我知道我属于这儿，我知道我能做。此刻，我们都很愤怒，结果是，我们摔跤时，使出全身力气推、挤、拍、转。　　训练结束后，詹姆斯问我怎么样，然后为拿我出气道歉。我说：“没事，我们都会碰到不顺心的日子。”我们继续谈着话。我们开始谈论自己确实想说的和感觉到的东西。“那是因为最近我认识到我得为自己做点事，”他说。“我应该更认真地对待自己的目标，要是我需要一个能够挑战我的伙伴，那就应该是那样的。那不是因为你个人的缘故。”他说。　　我们聊了两个小时。生气的忍了很久的眼泪从我脸颊上流下来。“你为什么来？”他问。“你为什么摔跤？如果我是你，我不知道，我可能就退出了。那是很难的。要是我对摔跤不完全当回事，”他说道，“我会把时间花在做些更有意思的事情上。我可以参加很多活动。要是我对摔跤不当真的话，我就不应该在这里。”　　我想起了我们在卡罗尔的心理学课上读的约里·格雷厄姆的一首诗。它让我想起了跟詹姆斯说的完全一样的话，和我对摔跤完全相同的感觉。　　春天绿色原野里　　充满渴盼的鸟儿　　在下着赌注，这意味着　　在我的果园　　它展开了双翅　　在一座愤怒的　　蚁山上，将要收起　　拢成鲜嫩的　　温柏树一样黄色的　　羽毛的山脊　　一些细小而愤怒的 生命　　就要与它共存，惊慌地　　毫无疑问　　飞向深邃的　　天空　　在这颗羽毛的行星上，　　新的生命……　　我们不清楚为何　　它们这样做　　有时候它们会接受 几乎一切　　灼痛的东西，伸开　　它们的翅膀　　在煤炭之上，在　　香烟头上，　　甚至，错误地，在几块　　碎玻璃上　　与此同时碎阳光继续　　抚摩着它们　　仿佛那是爱…… ……谁不想要　　给自我　　拿进某样灼痛的东西　　或者割伤或徘徊　　迷失在　　身体之上？　　——选自《理由的时代》　　摔跤就如同把我的翅膀展开在蚂蚁、煤炭、碎玻璃上。那细小愤怒的生命是我发现的在内心徘徊的恐惧。那碎玻璃是有时候身体上的创痛，是身体疲劳的折磨、脱水。我想所有的摔跤运动员都面对着这些害怕和身体上的紧张。　　摔跤是艰难的，它要求付出这么多。要把一个动作练对要有十二万分的专心和耐心。每个动作都要翻来覆去地练习，不仅仅是重复，而且要完美、准确无误。然后，当我们参加真的比赛，那动作似乎从来就达不到训练时那样的效果。一遍又一遍地我们尝试着把它做对，寻找着那个本能的时刻，我们的身体会知道该做什么，用精准无比的动作反击对手的进攻。这样发生的时刻跟其他时刻毫不相同。摔跤，以及我想其他任何值得努力做的事，令我们深深地潜入自己的心理，揭开我们在那里发现的抗拒。　　但对我，还存在另一个方法，用这个方法摔跤帮助我意识到那还不够深。对我来讲，我在摔跤中所面对的害怕和痛苦，同样也是反抗人们指望女性拥有的传统行为和虚假关系带来的害怕和痛苦。约里·格雷厄姆的诗歌是说给我听的。有些天里，去参加摔跤训练就如同在一座有发自内心来自外部的害怕和抗拒的蚁山上展开我的翅膀。有些日子，在那个男性领域里说话或行动的努力，在那里我感到那样陌生。有些日子，这样的努力就跟在我身上的“许多细小愤怒的生命”一样折磨人。对我，摔跤是一个自己内心的不断推动，外表的不断推动，学会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和与人联结的需要，学会把这些需要和感情带到外面跟（主要是）白人男性的关系里去。它把我移到了自己认知的边沿。　　我眼泪汪汪跟詹姆斯进行的两小时谈话是最早跟一名队友交流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看法的时机之一。在有些方面，詹姆斯对进哈佛摔跤队的目的的看法跟我大不相同。他一直在思考自己的目标，觉得该是他专注于自己为自己寻找机会的时候了。他察觉到了只是坐在那里，让事情在自己周围发生存在的危险。他很用功，自我推动，有自我动机。　　担忧的眼泪流下了我的脸，可我说话的声音设法保持柔和。我在颤抖但决然的话语之间深深地呼吸，下决心要把想法全部讲出来。我们你一句我一句地聊着。困惑，犹豫，不明了，结交联系，我试着弄清楚我试图想说的话并思考如何把它讲给詹姆斯听。　　很难，但我们真的都想互相理解。这是打开真正的关系的钥匙：这种想倾听的渴望和决心，真正地倾听从另一人心里发出的共鸣和振动，通过声音、语言、身体这个不完美的媒介。冒着仍然不被理解的危险，但努力去理解另一个有不同现实的人。　　詹姆斯支持对世界抱客观认识态度。他说，这个世界会变得一切都很完美，要是每个人都为他自己而努力的话。要是我们不追求自己的目标，谁会呢？这是他的推理。我同意。　　但我看出了他对世界的认识中所缺少的东西，我试着想告诉他。他把人们之间关系的重要性遗漏了：涉及到个体和共同目标运转中的那种给予和索取。他担心，要是我们过多地去帮助别人，我们会迷失，我们会让自己的目标服从于帮助别人的徒劳努力。我认为这是整个历史上女性被鼓励去接受的位置。在他的个人主义思想里，詹姆斯忘记了，我们不是每个人都从同一个起点开始的，没有别人的帮助，我们常常无法实现自己的目标。的确，人类生活中的一个主要价值观和满足感，至少对我来说，是能够帮助和教育别人。这种教育本身是个目标。　　在詹姆斯的认识中，我在哈佛摔跤队中是没有一席之地的，因为他认为赢得比赛是大学间体育运动的惟一真正的目标。然而他说：“我讨厌这么说……我觉得我有点屈尊的味道。”我非常尊重詹姆斯，也很高兴我们做了交谈。可我离开时感到不安、孤独和害怕。　　接下来那周，在训练开始前，一只鸽子从开着的窗户飞了进来。鸽子拍着翅膀在天花板下飞着，停下来躲在一根高高的白色管子上，这在队友们中间引起了一阵骚动。乔尔和其他几个人试着把它从窗户里吓跑出去。我不觉得有什么奇怪。鸽子在房间里飞了几圈。它被搞迷糊了，最后偶然发现了窗户飞了出去。我们把窗子紧紧地关上。每天的训练恢复了正常，我们开始在房间里跑圈。我对鸽子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同情。看到它被人在房间里追逐着赶出去，我感到还有比我更错位的东西。　　几天后，训练时我大多数时间都站在墙边，几乎没有练习摔跤。第二天，我坐在宿舍里，哭了一会儿。室友阿莲娜在旁边听我哭诉。我无法送自己去训练。此前我训练一次也没缺席过。在冬天寒冷的黑夜里，我跑了八英里，跑过哈佛桥，沿着查尔斯河，从朗费罗桥过河折回。在我奔跑时，波士顿的街头灯光在我的泪眼后模糊了。我回来时感到了一种满足，我至少比单单站在摔跤房里靠着墙得到了更大的锻炼。但在内心我并没有真的得到满足。　　我知道得去跟教练谈谈。我不敢肯定如何说出我的感受。我的害怕和情绪反应可能在他看起来是歇斯底里。　　我充满了纠缠不清的恐惧。心理上我的双手被反绑在背后，就像那天汤米的手那样。当时教练用一根跳绳的绳子绑住他的双臂和中腹部，来帮助他学会把胳膊肘保持向内。我试图在我脑海里克服自己的恐惧感，用耸肩、慢行、摆动等来把那结滑下来，可是我的努力毫无用处。那些纠结着的恐惧变得更加紧了，有一种红色的疼痛在烧。我真正需要的是有人来帮我解开那些结。可为了寻求帮助，我需要说话。我的恐惧还是不断抑制着、绑缚着我。　　我害怕我说了，可教练不理解，我的话会混乱而不连贯，让人难以理解，这都是因为我把它们像一份包装笨拙的礼物拿到他面前。然而我决定去跟他谈。　　第二天训练前，我站在过道里三次，然后又转回去，没能走到摔跤房里去。最后我走了进去，穿上摔跤鞋，表现得一切都很正常。我鼓足勇气，向教练走过去。他手里拿着哨子，正靠墙坐着。“你昨天去哪里了？”他问，让我明白我最好有一个没参加训练的理由。我用一种只有在自己认为那根本不是我的声音的时候才能保持常态的声音说：“我觉得不舒服。”　　“感觉好点了吗？”他问。　　“不。”我说道，静静地，看着他的脸。　　“你想谈谈？”他问道，担心地站了起来。我点点头，现在确实没法说话，眼里忍着眼泪。我们一起走了出去，穿过男子更衣室，来到他办公室。　　“我不希望错过训练。”我说。　　“这更加重要。”他说道。我很高兴他这样想。　　几滴眼泪流了出来，我把它们飞快地擦掉了。前一天晚上我在日记本里已经排练过准备跟他说的话。我面对教练坐着，没有抱起双臂或者叉起双腿，这样我会觉得自己要说的东西更开放。我的声音很有力。下面差不多就是我说的话：　　我不想影响别人。我希望有一个竭尽全力训练的机会——在我自己的锦标赛中夺得好成绩。也许我们可以商量出个道道。如果是在男生们的一次重要比赛之前几天，如果没有人可以和我一起训练，那些天里我可以就去跑跑步。我只是不想靠墙站在那儿。我在这个队里有一个位置吗？我在这里有关系吗？男生们很支持我。我只希望自己有些什么可以带回给摔跤队作为回报。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个乞丐。我只想尽最大努力。我还没有交出我的目标，因为对这些目标我有难处。我不敢肯定自己在这个队里的位置。我为哈佛摔跤队贡献了什么？我说的是，要是这个队的目标只是要在东部锦标赛、在全国NCAA中获胜的话，那么我为什么还要在这儿呢？我充满了自我怀疑。　　教练的回答重新恢复了我的信心。他那样专心地听着，我几乎没有意识到一直是自己在说话。我听见了他的说话声，被一个教练直接对着我说的那么多话的不寻常声音吓了一跳。他令我感到我是属于摔跤队的。　　在这个队里，每个人都是平等的队员。你看到东部赛冠军艾德·莫斯利了吧？你并没有看到他得到任何特别的对待。你是这个队完全的成员。你属于这里，你在这里有个位置，你也是来这里找出自己的目标的。我跟新队员说的大实话，还有人们问起我们队时，我告诉他们我们有这些队员……我们还有一个女队员，没有很多经验。我们都在为同样的事努力，我们朝着相同的目标前进——一起。我跟他们说这个。这很重要。你在这里所做的跟其他每个人都一样。　　那也是这项运动的意义。给自己设立目标，努力去实现目标。那是不再参加比赛后我最怀念的东西——我不能设立那些训练的目标，然后每天训练，看到自己在进步。你们这些家伙不知道你们有多运气。当然，在这里当教练我仍然有目标——而且我总是把那些目标放在心里。我时不时地会改变它们——你可以改变它们——但是你不要把自己的最终目标变得过多——你想要看得见它们。　　运动办公室的人问我：“那女生还在摔跤吗？”我对他们说：“当然，萝拉莉还在摔跤。她为什么不呢？”他们无法理解一个女生去摔跤。　　可是对我，摔跤是要带着一辈子的东西。我摔跤学到的东西，今天仍然在帮助我。那是关于纪律、目标、勤奋工作、坚持不懈。你必须热爱你做的事。我在这里当教练最好的部分，便是我可以跟你们这些哈佛学生一起训练。我真的喜欢看到每个人都在达到他们的目标。你们大家都是很优秀的人。忘掉摔跤，忘掉你赢得的什么锦标赛。你真正会一直记得的是和你一起训练的人，以及那些你将来在生活中会用到的技能。　　教练的话如同一盒沁人心脾的清凉油。我感到那么的舒畅。此刻变化发生了，教练开始让我放心我是有搭档的。要是我分在一个三人组里，他就重新安排摔跤运动员，这样每个人都会有个好搭档。我再没有一语不发地站在一边。要是我没有人对练，教练自己有时候会跟我练。我们商量沟通得更好了。然而跟他谈话让我有更多的需要说，还有更多的东西我想听。几天后我交了目标计划，写了五页纸长。　　我写道：　　哈佛摔跤队有三类目标。最可触摸到的目标是赢得比赛。　　另外还有两个主要目标，跟第一个目标不仅不相对，而且是互补的。哈佛摔跤队员的第二个目标是每个队员要努力变得自律，在追求个人在技能、忍耐、力量和心理态度等方面的进步时决不妥协，坚持不懈。　　第三个目标是整个团队要支持每一名成员追求他们各自的目标和对摔跤队目标的贡献。“队员们要一起工作、互相教育”意思是在个人目标出现矛盾时要坦诚地说出和互相交流，要承认矛盾并找出解决办法。“支持”意思是在任何时候都要通过口头鼓励、身体的紧张和专注促动每名队员增加输出和准确性。“团队”意思是理解，当一名队员某一天情绪不好或者累了的时候要理解，并帮助他或她渡过难关，不用负面言语或行为压制别人，而是去建立他们的自信心。　　所有这三个目标是互相依赖的。为了让全队一起训练得好，互相取得成绩，每个队员必须从内心驱动自己竭尽全力投入到训练中去。对追求个人目标的每个个体，他们需要队员的支持和尊重。为了让摔跤队实现赢得比赛和锦标赛的有形目标，后面的两个目标必须得到承认并有效。　　我给教练交了目标计划的第二天，训练完后他招手把我叫过去。“我看了你写的东西，谢谢你。那是在我整个摔跤生涯中看过的最感人的东西。我哭了。”耶！我想喊，我的脑海在欣喜地跳上跳下。　　我们两个都在打破传统的性别角色。作为一个男人，他是不应该哭或者承认哭的——然而他很坚强地哭了，并且把这告诉了我。　　他问：“我可以把这里面的几部分读给全队听吗？你写出了我对哈佛摔跤队的梦想……准确无误地。我希望有更多的队员理解你写的东西。有时候我也很无助。他们不反省，他们不听话，不互相帮助。”我要他在路上的时候念给他们听，因为，即使他不会说出写的人的名字，我也担心自己在场的话会脸红的。不过我很高兴他会分享它。很多教练在跟队员们谈到其他和赢得比赛一样重要的目标时可能会感到不舒服。　　由于我没有经验或体力跟男子I级摔跤运动员比赛，我只得去寻找自己比赛的机会。美国摔跤联盟是个全国性的自由式摔跤组织，有男子组和女子组，在全国举行很多锦标赛。离哈佛最近的女子锦标赛在纽约举行。大二时，我只出得起参加两次锦标赛的钱。大三时，在我们一年一度的摔跤队宴会上，几个队员的母亲建议我向拉德克里夫基金会申请经费。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我从拉德克里夫、哈佛本科生委员会、拉德克里夫学生协会得到了经费。每年的经费超过了两千元，用于购买装备，作为旅费、住宿费、餐费和参赛费用。这笔费用足够用来参加主要的地区性和全国性的比赛了，每年七到十次比赛。我去参加过在纽约、密歇根、亚里桑纳和佛罗里达等地举行的锦标赛。我的成绩不错，跟其他女运动员摔跤获得了许多经验。参加全国性比赛是我高中时起就有的梦想。大三那年，在全国比赛前两周我的手骨折了。但大四那年我参加了在佛罗里达州的奥兰多举行的女子全国锦标赛。　　在那个赛季的目标计划里，我写道，自己想要在全国锦标赛中进入前六名。我获得了第六名。尽管我感到自己本可以摔得更好，不过我很高兴实现了目标，尤其是当我回想起那所有的感情起伏、体力训练，以及为获得经费去参加比赛而投入的努力的时候。　　在达到我的目标后的那个星期的一天上午，我跟教练连续对练。我采取胸位和头位让双臂探到他腋窝下绕到他背后。一旦我得到了一个下勾，我可以用这样的杠杆把他扔到任意位置。当然，教练比我强壮得多、魁梧得多，因此他只用出足够的抵抗力，让我要使出全力才能控制住他。然后他反击，重新控制我。这样我们来了几个回合。因为我感到得到了他的信任和珍视，我训练得很狠，投入很深，使出尽可能大的推力。我来回连续摔打，头在他脖子两侧游走。我从教练的棉T恤上感觉到他强健而在缩动的肌肉。连续摔打就像游动进他的身体，游进一种对彼此关系的新的理解。第四部分 毕业　　我跪在大二宿舍的床上，看到了克里丝蒂一年多前给我写的一封信。她是妈妈的女儿，我的同母异父姐姐。信里有我亲生父亲的地址。信上满是脏污，皱巴巴的，在床下靠墙边。克里丝蒂在俄勒冈法院工作，我父亲是那里的法官。一年前，她曾问我要不要他工作的地址，我说，好的。或许有一天我会给他写信。不过我还没有写过。　　上高中时，记者们为了写出一个好的报道，曾经问我：“你会去找你父亲吗？”这个问题让我很失落。不认我这个女儿是他的选择。我四岁时，妈妈曾经给他去过一封信，寄过几张照片。可他从来没有回过信。我对跟这样一个人见面毫无欲望。但是报纸和电视片段总是用这样的话结束：“萝拉莉的下一个计划是找到她父亲。”或者是我“有另一个追求：去跟(我)父亲联系。”　　到我上了大学后，我的想法稍微发生了变化。尽管我依然没有一种很强烈的冲动去写信给他或去认识他，但我脑海里有一个头发花白六十多岁老人的形象，他每天都在老去。要是他突然去世，而我却从未联系过他，那会怎样呢？我对那个曾经给了我一半基因的人产生了一点隐约的好奇。我知道自己放弃了一个满足好奇心的机会的话会后悔的。　　我从尘埃中找出了姐姐的信，并且意识到——人永远不会有一个十全十美的时候。我永远不会说出十全十美的话。我永远不会像现在这样有更多的话要对他说。　　我在桌子前坐下，拿出一张白纸，一张小纸片，因为我觉得自己没有多少要写。我写了简短的三段话，一份简短的自传。　　亲爱的罗伯特·摩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