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担心另一名女摔跤队员可能会比我更出色，更有进攻性，更具竞争性。只要我仅仅是被男子打败，那没事，人们能够理解，我承认自己处于弱势。然而被一名女生，一名跟我一样“弱小”的女孩打败，还有比这更难为情的事吗？那看起来并不是个令人激动的挑战。男生跟女生摔跤的两难在于，打败一个女生不是男子气概的证明。男生至多被看起来是个欺负弱小者。而输给一个女生则完全是个更糟糕的命运，会被人称为是哭鼻子虫、失败者和懦夫。　　偶尔，在被队友夹头摔倒、他们的手指用力掐住我喉咙（他们应该这么做，这是这个动作要求的）后——或者再一次受到充满好意但要人领情的话语的冲击后——我会哭泣。我因为是一名女生感到羞耻而哭泣——作为女生，弱小，从来就不够好，从来就不够强壮，天生的瑕疵，一次又一次地被推倒。我继续摔跤，指望着泪水会和汗水混在一起，我眼睛的红肿会跟因为用力而发红的脸的其他部位融为一体，任何偶然看我一眼的人会以为我的眼睛是由于脸被推向垫子时混进了灰尘而流眼泪。我害怕来一段三十秒钟的休息时间，那期间我的眼泪会继续流淌下来，别人可能会注意到。教练会走过来问我是否有问题。我会说：“没事。”眼睛不看着他，仅仅发出一点抽鼻涕声。　　在我的内心深处有一个地方，那里潜伏着的恐惧像在火中膨胀的药葵一样在增长，充满空气而不是现实。尽管我哭泣，要是我继续摔跤，我的害怕就缩小，变得可以控制。　　摔跤比赛定在每周三晚上7：00和每周六上午9：00。文图瑞利先生很尽责地要帮我在每个星期三和星期六至少安排一场资浅选手比赛。他总是提前给其他教练打电话，告诉他们他队上有名女生，我的体重等，这样其他教练就能为我跟他们队上的资浅队员安排比赛。我们刚开始的几场比赛里，应该跟我摔跤的男生决定不比了，于是比赛被判对方弃权。　　高中摔跤比赛每场时间是六分钟，分三局，每局两分钟，中间没有休息。在六分钟里，摔跤选手们一刻不停地移动着，因此到比赛结束，你觉得就像至少跑了一英里一样。　　为参加比赛，我穿着紧身的弹性纤维摔跤服，里面戴运动文胸，脚穿新买的摔跤鞋（妈妈为了这双29.90块钱的鞋曾节衣缩食），戴着旧的护膝以及教练给队里每个人发的帽子。第一次参加比赛我是那么紧张，我走到垫子中央，每个人都看着我。我肯定人人都在看我的屁股。在场地中央，裁判会示意我们握手。然后我的对手和我摆好摔跤姿势，互相看着对方，眼神里传递着“我要把你消灭掉”的意味。我很快习惯了站在垫子上，裁判一吹哨子，体育馆里的每个人便消失了，好像一张帷幕放下来挡在他们的前面，我脑子里惟一的想法便是摔跤。　　大多数其他摔跤队没有女生。要是有，我就跟女生比。很多女生跟我的体重差不多或者稍微重一点，因为女生往往比男生的体重轻。不过即使那个女生有一百六十磅重，我仍然渴望着跟她摔跤。每次我跟女生比赛，我会爆发出额外的兴奋和害怕，因为我知道我需要赢。　　在第一个赛季里，我打败了所有的女生，输给了所有的男生。在一场跟一名男生进行的资浅选手比赛中我占了上风，可是比赛到一半他就弃权了，说是受了伤。他捂着自己的胁，戏剧性地做着怪脸，我怀疑他是否真的受了伤。　　我整个赛季都在训练，离第一次训练已经很久远了，那时我什么也不懂。在第一个赛季接近尾声的一场比赛中，我终于学会了跑到垫子中央。（跑到那里去！不要走——教练对我们说——跑到那里就像你想要赢一样！）即使我跑到垫子中央，我的肩膀依然圆耸着。挺直背，萝拉莉！我告诫自己。我的对手是个瘦小的结实的男生，比我略矮。他有一头沙色卷发，长着绿色的眼睛，脸上长着雀斑。他看上去比我更紧张。我们握了握手。我盯着他的眼睛，突然，哨声响了。摇晃——我走着圆步绕着对手，一圈又一圈，转变成被熔化了的移动。我的移动诉说着一个故事，我的肩膀转向这严肃的比赛场地，挺直了。我面对自己。我面对我的泪水，体现在我颤抖着的血肉里，体现在我对手那笨重而害怕的血肉里。摇晃——哨声响起，我走步了。　　我的前额因为在训练中用头撞人而擦掉了皮。我头上有一块像好斗的毛毛虫般的部位突出来。它跟曾经一直是我心理中一部分的女性屈服心态相碰撞了。我那简单的额头已经吸收了几十年的统治。我现在饥渴了，体内没有给我留下水，我出了汗，把水分喊掉了。我很饥渴，我的饥渴从我体内爆发，就如同太阳在平静的地平线上喷发出雄伟的光芒。渴望，我感觉到体内一股模糊的威力在诞生。一股力量像蒸汽一般从我内心深处涌起，在我以为自己已经再没有水可给的时候。我被蒸煮着——我拥有原子分子的全部力量，可是没有一个坚固的形体。“我的诚实让我陷进热水里，我希望把我煮熟，直至把我溶解到蒸汽里。”——我想起了亨利·罗林斯的话。那蒸汽在我体内涌起，那我已经静静地吸收了几十年、几个世纪、几千年的蒸汽——它需要释放了。　　我被男生紧紧抓住压下，他的肩膀压着我的一侧。他的臀部飞起，我重重地摔向垫子。　　我开始练摔跤时，我性格中的软弱是最引人注意的部分。但我的软弱早被我教练的话压碎掉了。“进攻！再来一次，萝拉莉，把他压倒。”软弱被完全从我身上踩掉了，就如同我肋骨之间的柔软肌肉，被我扭曲过，我一做仰卧起坐就痛，还有我脉间的肌肉——它们在我的肋骨之上——像许多根火柴一样躲藏着，等待着点燃疼痛。我软弱的一面被皮肤的接触压垮了。　　在我摇摆不定的荣耀中我内心动摇了，被摔到垫子上，不清楚他是用什么撞击我的。我被抛出了界外。“不得分。”裁判说道，吹响了哨子。“回到中央。”我爬起身，跑到了垫子中间。对手雕塑般的肌肉表面是一层亮光光的汗水，不过这仅仅是表面。他正试着要展示一个天衣无缝的故事。不过表面是不重要的，而是行动，内心充满着的欲望。　　“出击——萝拉莉！你攻击他双腿越多，他就越少能攻击你。”教练从垫子一角喊着。我要来个双腿倒地。我扭转我脖子的肌肉，把手臂向内向上扣住他腿后，我站起来，往前猛推，用我双腿的力量抬起身体。我脖子的肌肉弯曲着，向内突进他不着力的一侧。我用力将他撂倒——他倒下了。　　裁判喊道：“倒地，两分。”他跪在垫子上，我把男生往下压着。“一，二，三——三分，接近落下。”我没能把他压死，我们站起来又比过。　　我的眼睛被他多毛的腋窝和坚硬的肱三头肌弄得看不见了，他“交叉面对”着我。即便如此，我滑进盲眼来了个下勾，扭住他，在这场跟另一个男生的非性交往中用我的另一只手把他额头往后推。我要赢了，从脚踝到脚趾都在摆动，我的双臂被他的汗水弄得又湿又滑。　　我出场比赛时，我的队友们离开长凳，忘了为他们自己的比赛做热身，围在蓝色垫子周围。这是第一次我处于可能赢一个男生的比赛的位置。他们立刻都高声叫喊起来，激动地跳跃着。“加油，萝拉莉！得双分！得双分！把他翻过来！用右脚！”弗罗利赫用双手做着很大的手势，模仿着我要做的动作。伍德伯里用拳头砸着垫子。教练抓过约翰尼·理查兹，把他摔起来，示范给我看移动和钉死对手的组合动作。“把右腿压在他上面，猛推！”我朝上看，浑身是汗，散开的头发从马尾辫里松出来，从头顶和头带边上窜出来，如同瀑布一般。“用右腿！”教练又喊道，裁判吹响了哨子，第一局结束。　　我选择了下位，松脱开。男生和我又围着对方转圈。我的队友们开始进到了那个大大的白色圆圈里，那是表示出界的边线。裁判转身对他们说：“往后退，离开垫子边上！”他们退后了一会儿，但很快又一次围住了垫子，继续像一群暴徒一样地吼叫着。我压住对手汗津津的脖子。我的双手要做几个闭锁动作。我猛地把他脖子往下压，旋转，我内心的暴动爆发出来。他挣脱，要给我一个单腿绊倒。我一只脚跳起，一只撑住，他把我的一只脚围抱在腋窝内。我踢、刺，挣脱开他，然后旋转身面对他。　　第三局他选择下位，希望挣脱开得分，可是我又一次控制住了他的手腕，把全身压在他身上，设法施展出钉死组合动作。他又一次站了起来，可我用双臂扣住他的左手腕和前臂（这叫二上一），把他拉过臀部，将他摔到垫子上，保持控制。　　裁判吹响了比赛结束的哨声，我松开对手，站了起来。他站了起来，裁判走到垫子中央我们旁边。我和男生又握了握手。裁判各抓住我们的一只手，把我的手高高举起，示意我获胜。然后又把我们转向体育馆的另一面，把我的手再举起来。我惊讶不已，我真的赢了。　　裁判松开了我的手，我立刻被队友们包围住了，他们拍我的背，跟我击掌，拥抱。“好样的，萝拉莉！”这样几分钟后，他们散开了，开始为马上就要开始的代表队比赛做热身。我来回走了一会儿，整个身体都在颤抖。我来到体育馆的一个角落，一屁股坐下来，靠着女子更衣室附近的墙上。我仍然在抖个不停。我全身上下颤抖着。　　我在昆西高中最后一个摔跤赛季即将结束的一堂下午的训练课上，阳光映照着满是灰尘的垫子以及温暖充满汗水味的空气里的每一片细绒毛和死皮。摔跤队员们的咳嗽声回响着，我们在等队长阿什利·戴维斯发出“开始训练”的吼声，这样我们可以开始做两百个孔武有力的跳跃动作。在那样一个肃静的时刻，整个世界似乎就只是一个冬季午后昏暗的阳光，垫子上那辛辣而又十分熟悉的味道，混合着男性身体的汗水味，还有运动。我思忖着我为何这么喜欢摔跤，它又教会了我什么。这些训练是一天里我觉得自己的身心不再分开并且两部分向着同一目的的时光。我喜欢摔跤的一个理由是，摔跤非常人性，非常身体，非常精神化，非常有感情。如果它仅仅是按照女性理论开设的学术训练的话，我就不会坚持不懈地进行摔跤了。我喜爱摔跤主要的原因是我的动作感觉真实，我被队友们真挚的友情和爱包围着、滋养着。　　在摔跤赛季里，我们吃饭、呼吸、思考、睡觉都想着摔跤。甚至我每天夜里做梦都梦见一张红垫子的图像以及在它上面发生的激动人心的事。梦里的垫子上，看不见脸的摔跤选手不知疲倦地一遍又一遍地练着那些动作。早晨醒来，我的身体和大脑会因为疲劳而酸痛，就好像我根本没睡觉。　　这种困扰在赛季中间某天的比赛上得到了证明。我跟其他资浅比赛选手一起坐在露天看台上。我们专心致志地看一对瘦瘦的摔跤选手比赛。他们的皮肤紧绷着，他们身上每块肌腱、每块结实的肌肉组织的收缩、外展、内收等都显示得一清二楚。他们的身体如同在运转着的精密而美丽的机器。　　观众们叫喊着指令、恳求、赞扬：“把那一半沉下去。”“头顶起来。”“就那样，约翰。”嘈杂的声音乱哄哄的，就像汽车发动机的电线。一个人的指令跟另一个人的警告变得难以区分。吼叫声稀疏起来（在两场比赛间隙），我听见马克·弗罗里赫的声音在说：“……四克脂肪！”我转过身去，看见他在念着一只空酸奶盒上的说明。我的队友们围着酸奶，他们的眼睛张开着，对这种规定食品中含有这么多的脂肪量吃惊不小。我们对自己对待食品那种训练有素的反应、对我们作出的那么一致的反应突然大笑起来。　　当摔跤手影响着我们每个人的思想、对食物和体重以及禁食和狂欢（文图瑞利教练会说“发疯了”）的选择。吃是神经有问题。禁绝食物是美德。我们比一群患厌食症的少女对吃多少、吃什么、什么时候吃更仔细、更过分注意、更关心。每次摔跤比赛前我们排着队等候体重秤的裁决，我们的体重比面包师傅称面粉做饼干称量得更精确。　　在我参加的第二个摔跤赛季——我高三那年——要是我的体重能够达标的话，教练有时把我放到代表队队员之列。我的体重在112磅的级别里，主要因为我们满119磅的队员足够了。在赛季开始时，我体重约125磅。对我这样身架的人这是个健康的体重。不过我想等我的肌肉紧紧地和皮肤包在一起时（他们的定义是由于脂肪“过剩”而没有减少），我挨的饿和消耗是值得去换我马上就要拥有的力量的。　　每天早晨我喝一杯脱脂牛奶。午饭我吃学校餐厅的色拉。跟色拉搭配在一起的肉卷和奶酪我要么是扔掉要么是给别人吃。我只吃生菜和番茄丁，以及为了吸收蛋白质而吃农家鲜干酪。这顿饭可以给我每天下午三小时摔跤训练、不停地出汗以及心血管紧张所需的能量。晚饭我一般吃得比较少，喝些汤或者单单吃一只香蕉和一只苹果。我不清楚我是怎么样靠这点东西过上一天而没有昏倒的。我每天训练后晚上还要在黑暗寒冷的空气里跑两英里。我在控制体重的目标上所付出的毅力跟我做任何喜欢要完成的任务付出的辛勤是一样多的。　　一次比赛后，我吃了半个小小的花生酱香蕉三明治，觉得像犯了罪似的，因为我吃了这么多。这么多真正的食物，整整半个三明治。我的胃由于那种内疚以及不要“增加体重”的担心而觉得沉沉的。　　在比赛前，我有时得穿着内衣裤在过道里称体重。我身上的赘肉没有了，代之以强壮有力的感觉。我的身体变得纤细、瘦削而有力量。何为健康，何为挨饿？约翰尼是摔跤队里惟一一个体重不够的，只有90磅。他必须要达到97磅才能参加最轻量级别比赛。为了达到体重要求他穿铅做的内衣内裤。这当然是开玩笑。比赛前，他要吃一整条面包，喝一加仑水，不能大小便，这样才可以体重够格。他是我们的反衬，跟我们的重量级队友马克和迈克一样，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吃东西。　　开始摔跤前，我移动时并不使用身体的每一个部位，这让我烦扰。有时我觉得自己的身体占用了错误的空间——它在朝所有的方向泼洒能量。　　我记得曾经站在一名队友身后。他当时把手腕放在饮水池上身体斜靠着。他的前臂内侧像薯片一样起皱，血管里满是流动的液体，跟水上公园里的滑滑梯一样，如同一幅在白云般皮肤上的蓝色河流和支流的立体地图。他身体朝前倾，那些血管似乎支撑着他身体的重量。我很想有他那样的血管。　　开始摔跤前，我的手臂是毫无用场的肉块。它们从来就不是我的一部分。它们奇怪地悬在我身体两侧，软弱松弛。它们是什么，它们是谁的？我没法穿无袖衬衫，因为我的双臂对我是那么陌生。　　当了摔跤运动员后，我开始更多地用双臂。在训练前我翻横筋斗，热身时做倒立。我做俯卧撑、引体向上以及举重。一天我意识到我有了肩胛肌以及肱三头肌，在我手臂外侧凸出一块，膨胀起来，在皮肤下硬硬的。血液流动，现出蓝色的血管，从上到下顺着胳膊肘的弯延伸。蔚蓝色的血管将令人心醉神迷的氧泵入四肢。动脉静脉血管突出在我的双臂上，如同蓝白相间的树根突出在深色泥土里。　　在赛季期间某个时候我去见了教员。我已经有三个月没来月经了。他让我做了一个身体脂肪测试，把塑料镊子刺进我的肚皮、腿和手臂背。他跟我说多数女运动员的身体脂肪为百分之十八到二十二之间，但我的体内脂肪只有百分之十四，低于多数妇女能够产生月经的百分点。他还说，要是一名妇女的体内脂肪低，她就会长出更多体毛。我仍然羡慕我的男队友，他们中有几个只有百分之三到七的身体脂肪，在男生中也还是低的。　　因为教员说的话，我每天都在想像自己身上每天都会比前一天有更多的体毛从毛孔里长出来。在我的双臂上我可以阅读我的身体文章。　　我听见脑海里响起教练的声音。一天训练时他告诉我们要做男子汉；有点勇气；这需要勇气。我笑了。这是个玩笑，肯定？那只不过是说话的方式。我并不真的得要有勇气，是吗？看着手臂，新的体毛在那里生长，我并不那么肯定。　　直到现在我一直控制着自己的身体，或者以为是这样。不吃东西，即便托盘里的一点点食物看起来都可以吃；不跑到六英里不停止跑步。　　如今我拥有了一名青春期男生那绷紧的三层肌肉的腹部。从侧面看它起皱并下陷、收紧。我已经消除了我作为女性的身体，那些柔软冗余的部分，那些过度的皱折，那些肉垫。我先前女孩子身体的影子已经消失了——它溶解了，消失了，沉坐在我腹部光滑的肌肉线条里，代替食物给予我安慰。我柔弱而笨拙多余的欲望沉到了内心，我女性的欲望尚未出世。　　可是欲望会以这样那样的方式露到表面，我可以在双臂上看得到它。渐渐地，体毛每个星期都在手臂上长得越来越多。这是什么花招？体育在男性化我吗？　　在一次锦标赛前的晚上，我得减轻六磅体重，否则我无法参加112磅级别的比赛。“别担心。六磅，没问题。”189磅级别的一名队友对我说。我想到的是，对一个112磅重的人来说，要减掉六磅比一个体重189磅的人要难得多。　　下午6：00训练结束后，我没有吃本来就少得可怜的晚饭。我在基督教青年会待到差不多晚上9：00，在室内田径场跑了186圈，将近十一英里。我身上穿两件T恤衫，三件汗衫——其中两件是带连衣帽的——戴了一顶很重的编织帽。好几层紧身衣服、绑腿和汗裤用来确保我会出汗，一滴一滴地，几盎司到几磅地，咸咸的汗水从我过热的毛孔里流出来。在基督教青年会的其他跑步者和健身狂们看着我的行头，好像我有点疯了。我只看着钟和木跑道以及接近的喷水池。我嚼益达无糖口香糖，一块接一块。口香糖吃起来跟牙膏毫无二致，而且，由于我已经脱水，口香糖在我口里感觉像是薄荷味的灰尘。我在舌头下保留一点点口香糖味的口水，每跑完第二圈吐到喷水池里。我准确地数着我跑了多少圈，按照我到达喷水池的次数来计算。偶尔我会用水池里冰冷、美味而折磨人的水漱口，但当心着不要咽下任何一滴。　　这完全是个游戏，一个在一夜之间“减掉”体重中六磅水分的自欺欺人的方法。我最后感到虚弱、晕眩、寒冷、站立不稳。我跑完了无数圈，我身上一层层衣服沉重无比，被那弥足珍贵的几磅体重浸湿透了。我走进一月的空气中，气温只有华氏十五度，汗水变得冰冷。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够设法穿过一堆堆的冰走到地铁站，身上包着又冷又湿的衣服。我终于踉踉跄跄地走进起居室，只有力气换上三层新的衣服，然后不省人事地崩溃在许多层毛毯下面，湮没在一个黏乎乎的炽热的黑夜里。我从未感到被如此耗尽，如此噩梦般的不真实。　　我把自己逼得太过头了。不过第二天早晨，我在7：00跑完一英里半，然后坐了两小时公交车，在车上的绿色塑料座位上拼命地做仰卧起坐后，我觉得还是很值得。当穿着紧贴在我结实而又瘦削的身体上闪闪发亮蓝白相间的摔跤服踏上体重秤的时候，那样做还是值得的。体重秤的指针奇迹般地停在了111磅。　　我可以喝水，它的味道从没有这么好过。我现在可以吃东西了：酸奶，甜甜的奶香润过我干渴的喉咙；还可以吃几颗葡萄。我成了历史上第一个参加洛威尔假日摔跤锦标赛的女性。在那座巨大的有六块垫子的视听会堂，有六十多个队参赛。而我是惟一一个身穿代表队制服的女运动员。　　在开始摔跤前，我肚子一饿或者一想吃东西我就吃。我对自己的体型自我感觉良好。我差不多总是很活跃，跑长跑和骑自行车上学下学。我也偶尔有个“发胖”的时候，那时我的体型很不妙，可我对自己身体所作的决定，对给它放进去什么或者从它要出来什么，相当有信心。　　然而，这种信心在我成为一名摔跤运动员期间和之后被扭转掉了。　　这种扭曲始于几个月后我吃的第一块M&M巧克力豆——那是巨大的巧克力和糖的爆炸。它是我在几个月的节食期间一直梦想和盼望的一切。妈妈以前常对我说，对每一个作用力总是存在一个相等但方向相反的反作用力：这是牛顿的物理学第三定律。我已经摈弃食物把自己饿了这么久，一旦我被允许吃，我就想放开肚子。M&M获得了一种危险的力量——因为不许吃，吃不到，所以我对它觊觎已久。在我可以吃了以后，我就刹不住了。第二块M&M是次小的巧克力爆炸，不像第一块那样富有戏剧性。此后我吃的每一块M&M只有巧克力的一半寿命：它只有前面吃的一半那么让人满足。不久我便在狼吞虎咽那些糖球，就跟我在开始参加摔跤之前差不多。可是我以前会吃完一把就停下，而现在一把已经不能满足我了。我强迫性地吃了一把又一把，试图要把那几个被剥夺了吃它们的权利的几个月补回来。我觉得有罪恶感。我并没有意识到，无论我吃多少，我都永远不会补回不可吃的那几个月。这只会让我感到塞饱并有内疚。我的身体像气球般膨胀起来，或者对我来说看起来如此。我对自己身体真正的界线或限度没有清晰的概念。食物不再仅仅是营养；它是情感。食物成了填补我内心匮乏的一种办法。我试着通过吃来从感情上填补自己，但我永远不会成功。　　过了好几年我才重新平衡起来，不过最终我是以一个更健康的人出现在人们面前。自从高中摔跤以来，我从没有节食。我必须了解我可以吃并享受食物，必须明白吃我想吃的不会让我变成一个庞然大物。只有那个时候我才能够停下来，吃了一把就满足，尽情享受每一口巧克力而不会继续被内疚感驱使。　　我也学会了欣赏自己身体的男性化的一面和女性化的一面。我意识到我能够喜爱我身体的柔软的部位。我爱抚浑圆的大腿，对它们诉说爱的话语，欢迎脂肪回到我身上，进入我对自己的认识，而不是带着厌恶触摸和看待我的大腿，痛苦地把它们从我这里切断。我懂得了在我锻炼并吃得好的时候，我感觉强壮而健康，这个健康要比我身体的具体尺寸重要得多。第二部分 从流浪儿到哈佛学子　　我姨夫罗恩在高中当了很多年咨询顾问。我是去咨询他的年纪最小的人。我是个早熟的孩子，六岁时曾去问他：“罗恩姨夫，哪所大学最好？”　　“哈佛大学。”他说。　　“怎么样才可以上哈佛？”　　“你得做些不一般的事情，”他说道，“别人没做过的，像爬山之类。”我对此想了又想，但就我六年的人生来说，实在想不出什么不寻常的事来。我觉得自己是不会去做像爬山那样怪的事情的。　　我再没有想过要上哈佛大学，直到高三，在入学申请截止前八天。　　我不打算上离我在昆西的家不远的大学。我已经厌倦了新英格兰的冬天，我把上大学看作一个机会，去见识一下这个国家的不同地方。我翻阅着大学介绍小册子上那些明艳的照片，对那些阳光明媚的新校园、清新的春天、那些熠熠生辉不知名称的远方城市的天际轮廓着了迷。尽管会想念妈妈，可我想去某个从未去过的地方，像田纳西的纳什维尔，犹他州的盐湖城，或者佐治亚的亚特兰大等。我不想上哈佛，它就位于波士顿地铁红线的另一头。　　我申请了位于纽约的新社会学研究学院，还有布朗大学。这两所大学都以特别自由主义闻名。就是这些大学似乎也太近。我申请了纳什维尔的范德比尔特大学和亚特兰大的艾默瑞大学，因为它们所处的地点我很陌生。　　12月下旬，我所有的大学申请表都已经寄走了。我去参加哈佛延伸学校课程（心理动力学和宗教两门课）举行的期末晚餐会。晚餐会在我老师剑桥的家里举行。　　我准备了两道菜带去。一道是用酸奶、格兰诺拉麦片和苹果块做的丹麦风味菜，另一道是用茄子做的叫做炖菜的东西。我穿上最喜欢的圣诞节外衣，那是件红绿镶嵌的格子花呢裙子，我妈妈从庭院销售买来，然后给我改成迷你裙大小。我配上黑色长筒袜，脚蹬野战靴，头发染成绿色。我来到奥斯丁教授家的房前，被房子的大小和雅致所倾倒。一排木格子架包围着整幢房子，比我个头还高，架子上爬满了常春藤。我穿着法兰绒迷你裙，感到渺小而普通，仿佛是个五岁小孩子，一个脸蛋带着苹果般的红晕第一天上学见到老师的幼儿园孩子。我按响上面写着“按这个铃找多萝茜·奥斯丁和戴安娜·埃克”的门铃。另一个门铃上标着：“按这个铃找埃里克·埃里克森”。见到这些，我更为敬畏了。课堂上我们曾经读过埃里克森的书，他是弗洛伊德的门生和同时代人。我觉得好像被邀请到了某个只有在传奇中才存在的人的家里。　　奥斯丁教授来开了门。班里每个同学都叫她多萝茜。她满头漂亮的银发映衬着一张热情的笑脸。她帮我脱下大衣。房子里早就挤满了学生。她接过我带的菜，高声说道：“多么好的菜！”她把它们跟其他食物一起放在那张大大的桃花木餐桌上。　　我开始加入到其他学生中去，他们年纪都比我大——从二十出头到白发苍苍的七十岁老人。那天晚上某个时候，我跟多萝茜说着话。她高叫着说她一直不知道我还在上高中，正要申请上大学。　　“你申请哈佛了吗？”她问。　　“没有，”我回答说，“我觉得我不会被录取的。而且我觉得自己也不能融入到哈佛的学生中去。”我想哈佛大学是那些高中毕业致告别演说辞的学生和那些读过微积分、上过全部高级课程班并且从未缺过一天课的学生才好申请上的学校。　　“噢，不，你一定要申请。”她向我保证哈佛大学是个十分多元的地方，尽管它以悠久的传统举世闻名，它同样还是个各色人等都能茁壮成长的学府。“你明天去拿一份申请表。”她注视着我，然后说：“我来把你介绍给我的同屋戴安娜。她是哈佛大学比较宗教系的系主任。”她离开了一会儿上了楼，然后带着戴安娜一起回来。我在哈佛延伸学校曾经上过几门世界宗教课，对成为宗教专业的学生很有兴趣。　　我跟麦克先生讲了多萝茜和戴安娜说的话，他一下子说不出话来。他打电话给我的咨询顾问教师丹尼拉先生，请他到文化遗产课程教室来商谈。他们没有想到过我去申请读哈佛大学，因为他们不认为我是那种“上哈佛”的学生。昆西高中不是所顶级学校，即使是那些在毕业班里排名数一数二的学生也并不总是能够被常春藤大学录取。我在班里排名二十。我二年级的成绩平平——很多门得差和不及格的——那学年我刚好过了关。我一年级和三年级的成绩要好些——但我的成绩都没有达到4.0的。可是麦克先生说：“好吧，要是她们认为你应该申请，你最好就去申请哈佛吧。”　　那天下午，麦克先生、我还有其他几名学生到剑桥的沃本恩山公墓去祭扫我们的朋友、也曾经是文化遗产课程学生的丽莉的墓——她前一年得白血病死的。于是我们到哈佛大学招生办公室弯了一下，拿了申请表。那天是12月24日，离申请截止还有一星期。　　下一周我去拜访了多萝茜和戴安娜。这次是上午去的，那幢雄伟的房子洒满了阳光，里面没有一个学生，只有两位教授和我。我感到非常荣幸，她们抽空阅读我的申请入学作文并帮我修改。多萝茜说她会给我写一封推荐信。后来我发现戴安娜也写了一封。　　在那年除夕，我拿着填好的申请表来到位于花园街的招生办公室。办公室关着，但是我把厚厚的棕色牛皮纸信封放在了积着雪的台阶上，希望过了新年办公室重新开门后有人会看到它。　　我在高中的最后一年里发生了很多出乎意料的事件。二月份，我被从十二名最终候选人中挑选出获得了波士顿花园优秀运动奖学金，在一次波士顿大熊比赛中场休息时我被颁了奖。　　我赢得这次奖学金触发了一名《波士顿环球日报》记者通过麦克先生要来采访我的念头。那名记者来到文化遗产课程，在“稀疏的内地”采访了我一个多小时。他问了我有关家庭、出生背景以及摔跤等的情况。我把自己孩提时代的事情和盘托出。　　过了一个月，记者打电话告诉我报道第二天见报。上学校前，我冲进地铁站买了份报纸，内心充满了紧张的期待。我坐下来等地铁。我很吃惊，报纸头版上有我的一张小照片，文章占了几乎整个体育版的第一个版面以及内页的整整两个版面。难道最近没有大的棒球比赛吗？我思忖着。报纸上也登着我在摔跤的照片，但最让我惊讶的是，这篇报道不光写了我摔跤的事，还写了有关我整个的生活。我无法把它读下去。于是我叠起报纸，把它塞进书包。那天以及接下来整个星期，许多老师和学生都跟我讲他们多么喜欢那篇报道。我说谢谢你们，可是我自己一直过了几个星期后才看那篇文章，因为我感到自己一切都被曝光了。　　我直到4月初才获悉自己被哈佛大学录取了。收到邮局送来的厚厚的录取通知包裹，我大大地松了口气。我决心上哈佛是因为多萝茜和戴安娜向我表明了哈佛的许多教授重视他们学生的个人兴趣。我知道哈佛是所伟大的学校，拥有许多其他大学未必具备的资源。它也向我提供了最大的经济资助，因为哈佛拥有最大的捐赠基金。我把对上靠家这么近的大学的疑虑抛在了一边。其实我知道得很少，乘地铁走T字形路线就能到的哈佛大学，后来证明是个比我原先以为的更陌生的环境。　　我一拿到录取通知书，就知道我将要参加麦克先生为文化遗产课程项目举办的一个主要庆祝活动。这个活动名称叫做蛋糕涂脸。我们中有人取得了重要的成就——如被大学录取，在学校演出扮演主角，通过一门很难的科目，或是参加一个学生组织的时装表演等——麦克先生会悄悄地来到某个毫无戒备的学生身边，出其不意地把一只蛋糕涂到他或她的脸上。“喔—呜。”麦克先生会叫道，看着我们脸像戴着巧克力蛋糕面具一样，沾满白色奶油糖霜的眼睫毛下的双眼露出大吃一惊的神色，开心不已。我们对这样的事情不仅不怕，反而充满期待。我们会说：“麦克先生拍了一个蛋糕。你被拍过吗？”　　甚至连脸上精心化好妆来上学的女生们也不在意，当麦克先生用蛋糕拍她们时她们反而感到很自豪，当然刚开始她们会慌乱地跑到盥洗室把那些粘粘的东西洗掉，然后重新补妆。麦克先生的办公桌下一年到头都藏着一盒盒点心蛋糕，还有一瓶洗发香波用来洗去我们头发里的糖霜。　　麦克先生当然也逃不过这样的恶作剧。我们也以出其不意地给他拍蛋糕为乐。“嘿，麦克先生。”我们中的一个会喊道。他一转过身来，脸上就被拍上一个小黛比蛋糕。“喔呜。”他会说道，边取下眼镜，四处找东西来擦糖霜。　　5月份，麦克先生又接到了一名合众国际社记者打来的电话，他想采访一名即将毕业的高三学生，做一篇特写。我同意接受采访，但这次更为犹豫了一些。　　合众社的报道刊登在《纽约时报》第六版，登在全国其他地方的报纸上，甚至国外的一些报纸也转载了。在俄勒冈的主要报纸《俄勒冈人报》头版上还登了我的一幅彩色照片。简姨妈把它剪了下来寄给我。几周后，甚至连一份全国发行的小报也刊登了一篇根据这篇文章写的夸张的报道。　　我知道我父亲住在俄勒冈。我在猜想他要是看到了这篇文章他会怎么想。他会知道我是他女儿吗？　　对这篇报道的反应铺天盖地而来。我家的电话一天要响起无数次，不认识的人们给我的邮件如雪片般塞进我家的投信口。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的“黄金时间直播”节目、国家广播公司的每日热线节目、“早安，美利坚”、几个谈话节目以及当地所有的新闻节目的记者都打电话来要妈妈和我上他们的节目。《人物》杂志希望做一次采访报道，《十七岁》杂志希望我自己写一篇文章。十几位电影制片人打电话来商谈电影拍摄权。一些人写信或打电话来问他们是否可以把我写进他们在创作的励志故事书里。　　我收到了许多信件、明信片和剪报。很多人，特别是老人，给我寄来了五十元、一百元、两百元的支票。全部加起来比我一辈子有过的钱还多。把这些支票兑现非常麻烦，因为我没有银行账户，妈妈也没有。多数支票兑现点不接受个人支票，我们跑了三处才把它们兑成现金。我对拥有那些钱感到很不自在。我没法把它们寄回去，而它们看起来似乎是假钱，因为我不觉得我做了什么可以挣来这些钱。我把大部分钱用来给朋友们买泡泡糖，给妈妈、我自己和一个朋友买长途汽车票到俄勒冈去看亲戚。　　我还收到了别人邮寄给我的许多稀奇古怪的东西。报纸上登的我的照片里我在房间里拉小提琴。一名纽约的男子给我寄来了小提琴乐谱，并说他愿意出钱请我拉小提琴并录下来，收藏到他的著名录音集里去。我还收到了许多宗教狂热分子寄的信和礼物，里面有《基督教科学圣经》以及一本约瑟夫·坎贝尔写的有关神秘力量的书。一名北卡罗莱纳州的年轻男子给我寄了一套他为我录的有各种各样录音带的关爱礼包（我现在还在听那些录音）、热巧克力、香、干花瓣、日本乐队的签名贴纸、他自己的肖像照片以及一封信。信中他说他也从未真正知道过自己的父亲，并且从三岁起就再没见过他。　　我的毕业典礼上来了三支摄像队伍。一支是“黄金直播时间”节目组的，一支是“每日热线”节目组的，还有一支是“早安，美利坚”节目组的。他们如影随形跟着我。我设法不睬他们，而我身边的同学们则问摄像师各种各样问题以便可以上镜头。　　就在校长开始发表开场白时，天空突然下起了大雨。那雨不是一点点下起来的。雨水如真丝幕布如沉重的湿棉布一般倾盆而下。摄制组的人撑起了硕大无比的伞保护他们的设备。我的同班同学们又一次围了过去，不过这次是为了躲雨。仅仅几分钟，我的蓝色毕业礼服和礼服下穿的彩虹花裙子就被淋了个湿透。学校官员跳过了所有的讲话，做毕业告别演说的女同学也没能发言。他们直接开始用尽可能快的速度接连不停地念三百名毕业生的名字。　　妈妈和我试验性地同意接受媒体人员的采访。我上了当地所有的新闻网还有“早安，美利坚”节目。　　在做了“早安，美利坚”节目后，我们决定拒绝其他媒体的邀请。我们对拍电影的人很机警，因为我们不了解他们的证明书，并且怕他们利用我们。我厌倦了被人关注，担心到了秋天我开始上大学，别人都会知道我就是那个以前到处流浪的女孩子。我清楚自己会在哈佛结识要在一起度过接下来四年时间的人。我希望人们认识的是我自己，而不是媒体描绘的那个我，那个看起来比实际生活中的大也比实际生活中的小的形象。　　每个人都似乎想要从我的“故事”中获得一个“收获”。因此很多人都想写我，用他们自己的方式讲有关我的经历。这让我很是震惊，因为我认为我的生活是正常的。在这个国家，还有几百万别的人曾经过过、还在过着我以前经历过的生活。我的确接到过出版社的编辑写来的两封信。他们问我是否考虑过要写一本关于我的经历的书。我把那些信藏到一边，将来再看看是否有用。在经受了那么多被别人写和谈论的体验后，我现在知道要是我的“故事”有人来讲的话，我希望自己是那个讲故事的人。　　我的密友黛安娜和我一起坐在昆西中央T形车站的甜麦圈小店里，我拆开了哈佛大学寄来的另一个信封。那个夏天，我们几乎每天都在甜麦圈小店喝冰镇卡普契诺咖啡。那家店的店名用油漆写在店前巨大的玻璃窗格上，是用惹人注目的粉红色和橙色泡泡字母体写的，看上去让人误以为是家真的邓肯甜麦圈连锁店。其实它是一个几代同堂的希腊移民家庭开的，店员也是这家人。流浪人员占了店里的很多火车座。他们的包裹被塞进了旁边的凳子下——即使在仲夏季节，他们看上去身上也穿了好几层衣服。我们高中的几名头发做得高高的女生坐在另一个火车座上。她们中有两个还带着坐在推车里的婴儿，就像洋娃娃似的。黛安娜和我对店名的累赘开着玩笑。“那甚至都不是甜麦圈和甜麦圈，只有一种甜麦圈，其他都没有。”她咯咯笑起来。黛安娜想知道为何店主不把它叫做“疯狂松饼和甜麦圈”或者“甜麦圈和各类面食”或者甚至就叫“咖啡和咖啡”店，因为我们在那儿只买咖啡，而且乐此不疲。　　这家甜麦圈小店的魅力在于它是一切的中心。至少是那个夏天昆西的每一件事和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件事的中心。用我们的好朋友玛丽的话说就是“最终每个人都在这里露面了”。甚至连店名那样的废话看上去也莫名其妙地带有了昆西高中的感觉。　　这就是那一天我收到那个信封告诉我我在哈佛跟谁同住一室的地方。那封信里讲我要住跟六个人合住的套间，在韦尔德楼37号。我是惟一的本地女生，其他女生都是从别的州来的。有从佐治亚州亚特兰大来的玛丽·S·哈彻，佛罗里达萨拉索塔来的桑德丽娜·戈法德，迈阿密安阿伯来的弗蒂妮·V·卡托普迪斯。另外几个女生是新泽西弗罗勒姆帕克来的詹妮·林以及宾夕法尼亚州学院来的阿本娜·奥塞奥-阿萨利。那些名字跟我在昆西高中的朋友们的不同，我朋友们叫黛安娜、玛丽、帕姆、帕特里克、杰克和戴夫这样的名字，他们的姓大多是爱尔兰或意大利的姓。　　“哈佛大学的学生都没有通常的名字，对不对？”黛安娜问道。我们坐在那儿，喝着咖啡，试着想像这些女孩中的每一个人和她们的家乡的样子。“也许那就是你进哈佛的缘由，”黛安娜说。“你得有个怪异的名字。”　　除了玛丽·哈彻外，没有一个人的名字是典型的白人姓名。SANDRINE听起来像法国人，FOTINI可能是希腊人，詹妮·林也许是华人。ABENA OSSEO-ASARE起了个非洲人的名字，她父母一定非常开通，因为她名字中还有个连字符。要认识她们我感到很激动。后来，我的室友们告诉我她们曾猜想我是否是从南方移民过来的，因为我的名字叫萝拉莉。　　9月初，我的朋友玛丽、乔和杰夫帮我搬到学校住。杰夫有一辆客货两用车，于是他和乔开车来接玛丽和我。我的东西包括两只装满衣物和被褥的垃圾袋，一只装满桌子上用的东西的旧背包，一个装满硬币的大大的红色储蓄罐，还有我的滑板和小提琴。　　我们开车通过波士顿市中心，顺着马萨诸塞大道，经过剑桥，来到哈佛广场。那根本不能算是个真正的广场。那是几条街道和石子路人行道交汇的圆圈。我们经常到那儿去闲逛和买东西。人行道上到处是游客、乞丐、马路表演者、学生和教授。每个街角上都有流浪者和身穿艳丽服饰的街道青年混混大声叫喊着讨零钱或者发表关于从核物理学到查尔斯·狄更斯等话题的演讲。新生们都在将行李搬到宿舍去，因此显得比往常更加忙乱、拥挤。出租车疾驰而过，熙熙攘攘的人流匆匆地穿过马路。　　我的朋友们从没有进到哈佛园里，因为高大而弯曲的砖墙和黑色铸铁大门把它跟哈佛广场的圆圈隔开了。大学新生搬进宿舍日是惟一汽车被允许进入哈佛园的时候。其中一扇比较大的门，约翰逊门，打开着让汽车进去。一名穿着制服的警卫挥手让我们的客货两用车进去并指给我们韦尔德楼的方向。我们慢慢地开着车，跟在其他汽车后面。　　“我们车停在哪里？”杰夫问。　　“把舍（车）挺（停）在哈法愿（哈佛园）。”玛丽说道。我们都咯咯笑起来。她长着深褐色的头发，染成一条条鲜红的条纹。她是爱尔兰裔美国人，她父母说话带有浓重的爱尔兰土音，她说话则有很重的波士顿口音。她的双眉弯弯的。她也笑起来。“有多少人会说他们实际上把汽车泊在了哈佛园？”　　我们把车就停在韦尔德楼后面。那是幢五层楼的红色砖房，看上去像座城堡。楼房中间有座高高的塔，后来我才了解到那是个天文台。我对这幢楼的小塔以及楼的每一侧的石头圈里刻着的大大的W还有金色风向标的金属旗上装饰的W印象非常深。这幢楼的美丽令我敬畏不已。　　我们四个开始卸东西。有朋友们在一起，我感到开心、踏实。乔一只手臂夹着粉红色的荧光豆袋椅，另一只手臂则夹着那只很大的红色储蓄罐。豆袋椅后来成了韦尔德37号公用房里的主要用品。我的室友们打电话时会坐在上面，我们最小的室友詹妮·林会一连几小时坐在上面，埋头看一本很大的心理学课本。我是很多年前找到这个豆袋椅的。那次我的异父姐姐特里和我看见它被当作垃圾扔在人行道上，我们很兴奋地解救了它。在高中时，我曾经无数个夜里在她上面睡着。　　玛丽一手拿着装满毯子和床单的垃圾袋，另一手拿着几个枕头。杰夫帮我拿小提琴和各式各样的背包，我则拿另一只大塑料袋和我的滑板。　　过道里挤满了推着封好的大箱子、昂贵的行李和各种各样家具的急切的家长们。他们中有些用奇怪的目光看着我们。我们一定看起来很滑稽。我们是四个朋客，拿着看起来像是一堆玩具的东西。　　上了楼，我们推开37号的门。一名很健壮的高个子女孩自我介绍说叫玛吉。她长着一头蜜色长发。这就是宿舍名单上的玛丽·哈彻。詹妮也已经在那儿了。她不到五英尺高，是个华人女孩，一头黑发直达腰际，戴着小小的金丝边眼镜。一名棕色皮肤、理了光头的女孩和一个长着黑色卷发、脸上有雀斑的年轻人被卡在一间小小的后房间，他们正试图要搬一只很大的床。那女孩便是室友阿本娜，男的自我介绍说是新奥尔良来的尼尔。他要搬到楼下，是过来看看的。乔和杰夫主动帮忙搬那只床。我看得出他们立刻就被玛吉吸引住了，她很漂亮。他们想要用力气和乐意助人的骑士精神给她留下好印象。　　我安顿好后，我的朋友们让我自己呆着，他们去结识我的室友。“你刚好错过跟桑德丽娜和蒂娜见面。”玛吉说道，“他们跟父母离开一会儿。”我猜测蒂娜一定是弗蒂妮的昵称。　　套间有四个小房间，一个卫生间和一块公用地方。玛吉、阿本娜、詹妮和我讨论着各自的学习和睡觉习惯来决定谁跟谁比较可以相容住一个房间。玛吉和我是睡得最晚的，于是我们决定合住一个双人房。詹妮和阿本娜也决定合住一个房间，桑德丽娜和蒂娜便可以各自住一个房间。这样我们用不着等她们就可以搬进去了。　　在宿舍的第一晚，我把头发染成火橙色。整个高中阶段，每当心情变化或者看问题角度变化时我都会染头发。把我的头发从金色变成橙色象征着那个夏天已经过去，秋天已经开始，一个新的季节，新的学校。我在这一群人里真的特别显眼，因为我是惟一一个染头发、穿艳丽衣服、玩滑板的人。我不在乎看起来与众不同，可我确实感到引人注目，跟每个人都有距离。　　玛吉和我住的是最大的房间，我们一起住了整整一年。房间有两扇大的转角窗户。房间很窄，刚刚只有地方放我们的上下铺床、桌子以及其他学校发的家具。不过它的天花板有十二英尺高，因而我们觉得需要空间大些时只要抬头往上看就行。　　我把我的下铺墙壁和床装饰了一番，把它弄成一个温暖舒适的图画和文字的山洞。玛吉把她床上边的墙壁也装饰了一下。我把收集来的全国各地的糖果包装纸贴在墙上。那年晚些时候，詹妮拿来了泰国和中国的糖果纸，玛丽则拿来爱尔兰糖果纸。我甚至把黛安娜那儿拿来的上面写着“对不起，我一定得吃糖”字眼的空糖果纸袋也贴了上去。　　黛安娜和我在庭院销售曾买了块印着小熊安和安迪的料子，我们把它展开铺在玛吉的床垫下面和金属床架之间，遮住床垫上平淡的蓝色条纹。每天醒来，我总是看到小熊安迪拖着一辆小推车，而小熊安则在种一朵很大的橙黄色花。　　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感到我要为自己的过错负起责任。现在我是个成年人了。我对如何在两个世界——哈佛大学和昆西高中——取得平衡不无担心。我渴望着我那些老朋友的安慰。我每天都在想着黛安娜在哪儿，希望她和我在一起。整个夏天我是和她一起住的，因为妈妈又开始流浪了，我们几乎每时每刻都在一起。我们甚至一起打同一份工。没有她我觉得就是不对劲儿。　　跟大多数一年级新生一样，我室友中有四个有自己的电脑。玛吉没有，尽管她父母可以很容易地买一台给她。这让没有电脑的我感觉好了一点。科学中心有一个很大的计算机实验室，通宵开放，于是玛吉和我许多个夜间都去那儿打我们的论文。　　我也没有买所有必读的书，大多数学生都买了。学生互助会开的价格出奇的高，小的平装书要二十块，大些的要四十块。我读的有些课要有十几本必读书。我没有买，而是从韦德纳图书馆查阅或借，或者复印我需要的那些章节。　　夏天里，哈佛大学校长尼尔·卢登斯汀曾经给所有的新生寄过一份必读书书目，包括他关于多元化的演讲。他提到了种族、民族、政治和性取向以及身体的残疾——它们对学生身体结构的影响。他没有写到像我这样对中产阶级文化很陌生的人在大学环境里会感到多么孤立。　　第一周里，我们去听了很多有关多元化的新生入学介绍课。在一次这样的课上，讲课人要听众中来自工人阶层背景的学生举手。我从学生们头上看过去，看见有七个人举手，其中一只手还是我的。两百名哈佛学生中只有七个来自工人阶层家庭。妈妈和我甚至还不是工人阶层：我们是属于救济阶层的。在新生入学周里，我认识了许多学生，他们的家长或者拥有很多公司，或者是百万富翁，或者是其他优秀大学的教授。了解到在我自己的世界竟然存在这样的人，这对我是个巨大冲击。　　有些学生的母亲、父亲和兄长曾经都毕业于哈佛。对他们而言，大学不过意味着在哈佛和耶鲁之间作个选择而已。一名同班同学的父母给哈佛大学捐款一百万元，那差不多是三十名学生的学费。另一名同学房间里满是名牌服装和贵重的进口电子用品，像一只日本产的价值三百美元的折叠式手机等。这还是在任何人都拥有手机之前，那是我有生以来看到的第一只手机。　　在新生入学周，我们还和自己所在的学监小组开了一个有关多元化的会议。所有韦尔德楼我们一层的学生都去了。我们到一个小会议室开会。一名受人尊敬的非洲裔美国牧师身穿西装打着领带，他是神学院的教授，主持讨论。所有的学生坐成一个很大的圆圈。牧师让我们介绍自己，并说说在我们以前的生活里怎样经历多元化的情况。　　听着每一个学生的发言，我变得很惊讶。有个叫锡达的学生来自华盛顿特区。他是在一个全部是黑人居民的社区长大的惟一一个白人男孩。曾经跟全是黑人的队员在街头打篮球。他说尽管他是白人，但被这么多白人的脸围着，他感觉很奇怪。一名长着白化头发来自加利福尼亚的男生是犹太人。他是名冲浪运动员，他的发言里充满了像粗糙地、完全地、花花公子这样的用词。阿本娜的母亲来自瑞典，父亲是加纳人。一名小巧玲珑、长着金发的墨西哥裔美国人来自得克萨斯州。我曾经以为所有的墨西哥人都长着黑头发黑皮肤。很多学生都是犹太人。有些学生来自怀俄明州、佐治亚州、英格兰和法国。桑德丽娜的家人是法国裔美国人，但她小时候就一直住在危地马拉，因此她能讲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和法语。学生们跟我根据他们的外貌作出的判断和期望完全不同。我知道我将会从这些独一无二而又思想活跃的人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不过随着学生们一个接一个地发言，我也注意到别的东西。许多学生是从优秀的私立学校毕业的。他们说的话听起来很年轻很天真。它变成了一个自我祝贺的会议——学生们自豪地描述他们是如何改进了他们学校的种族关系，他们加入了什么样的群体。随着介绍的进行，“多元化”似乎变成了一个大一统结构，在这些学生的脑海里，多元化只有一个外表，就是种族的或是民族的。我感到害怕，肾上腺素跟我一起升起来。他们看上去没有意识到他们有关多元化的体验是十分有限的。他们所认识的所有的人，不论是什么种族的，都是“上流”阶级。没人提到那些身体上或者心智上经受磨难的人们。两个在我们这组的女生有同性恋姐姐，但她们没有提出来讨论，在我们这群人中好像没有任何同性恋者。　　一圈下来，我是最后一名发言的学生。我的声音有些发颤。我跟大家谈了我妈妈和我的成长经历，讲到尼尔·卢登斯汀没有写到阶层的多元化。我对大家说我感到迷茫。跟民族群体不同，无家可归和贫穷似乎不像一个我可以为之骄傲的身份（在那一刻）。我哭泣起来。我感到孤独，肮脏和羞耻，疲劳，无形。我很愤怒。即使在这样一个多样化的人群里，人们也无法像我在昆西的工人阶层朋友那样认同我。会后，有几名学生，包括新奥尔良来的尼尔，给了我紧紧的拥抱。他们为我说了我所做的而感到高兴。我感到自己已经四分五裂了。为什么我应该是最与众不同、最站在其他每个人之外的那个人呢？　　我的五个室友和我试图搞清楚为何新生主任办公室把我们分在一起。我们有种族和地域上的不同，但也有一些相似之处。其中四名室友是基督教徒，我们中三个拉小提琴——蒂娜是最有才华的一个。　　“那是在放CD吗？”玛吉和我问道。我们听见从蒂娜关着的门背后传来小提琴音乐。那听起来是莫扎特一首很难的协奏曲完美无瑕的录音，完美的音调跟着曲谱起伏回响着，一会儿高亢一会儿又柔和下去。　　“不，是蒂娜在拉琴。她是不是很棒？”桑德丽娜说道。她和我也拉小提琴，但没有蒂娜那样的水准。蒂娜在哈佛—拉德克里夫交响乐团拉琴。这是所有大学里声望最高的交响乐团。　　我们其中大多数都很喜欢体育运动，但只有玛吉参加哈佛大学的运动——拉德克里夫橄榄球。詹妮每天沿查尔斯河跑八英里，这着实让我们大吃一惊。她很谦虚，耸耸肩打发了我们的惊奇，说她跑得很慢。每天回来时，她总是带着喜悦的笑容，从那小巧的身体里散发着能量。　　玛吉和我认为我们被分到一起是由于我们在宿舍申请表上贴的傻傻的照片的缘故。我的照片上，荧光橙色的头发散罩在我脸上，我穿着一件条纹的有几种颜色的真丝衬衫，戴着领带。玛吉寄去的是她在拍照亭拍的黑白照。照片上，她的眼睛是斜的，脸被她嘴里的东西拉长得变了形。这些照片也出现在皮面的新生面容册上。这是本所有的新生用来认出并猜想他们同学的照片集。我碰到其他新生，告诉他们我跟玛吉住一个宿舍时，他们会说：“噢，天哪，你认识她？她的照片可真酷。我们可以认识认识她吗？”在我们班里，她有一群追随者。　　我马上就喜欢上了玛吉，因为她的活力充满了整个房间。她身高五英尺十英寸，体重一百六十五磅，全身肌肉结实。我们认识的男生都羡慕玛吉的大腿肌肉，希望他们自己的大腿也有那么大。玛吉不刮腿毛，她的腿上长着一层漂亮而柔软的绒毛。我想过留腿毛，但知道要是真留的话，我的腿毛会稀稀拉拉，非常凌乱，深色的毛发一簇簇地突出来。玛吉的手臂也肌肉发达。她对其他室友和我说，她一直希望自己变小一点，可爱一点，能够在某个地方蜷缩起来，不引人注意。可她人不小，体格很大，有模有样，她毫无办法。我们的房间非常小，因而似乎每次玛吉动一下——比如把椅子往后推一下，站起身，手臂在头后伸一伸，或者从床沿探身下来跟我说话等——房间里的每样东西都会令人难以察觉地换一下空间以便容得下她。每次她在房里某处动一下，房间看起来便会完全不同。我觉得有这样的存在很棒——每一个动作都会产生一种影响力。　　上大学第一周的一天，我从家里回到宿舍里，抬头看了看。因为我听见从上面传来闷住的抽泣声。玛吉在那里，正哭着。我问她出了什么事，而她真的开始号啕大哭起来。于是，我从床边上爬上去，坐在她身旁。我不知道像她这样大这样强壮的人也会如此伤心。她哭是因为她被分到了议论文写作课10。那是个哈佛一年级学生补习写作的班。所有的学生都必须上一学期的议论文写作课，但那些在议论文写作课10的学生则要上满满两节课。我们所有的一年级学生都得参加摸底考试，看看我们是否懂得如何写文章。我觉得这很奇怪，因为我们都已经被哈佛录取了——我们怎么会不知道如何写文章呢？　　玛吉是个有创造性、意象主义的写作者，她认为写作是她的一个强项。因而她获悉需要额外帮助时很伤心。作文题目是“创造性”，真是很奇怪。玛吉用了一个调酒师作为创造性的比喻，写了“创造”不同品种的饮料和酒。她试着要“有创造性”，因此没有按照传统的写作格式写。相反，她围绕话题，写了一篇“混合式”作文，形式与内容相呼应。我曾读过玛吉写的作品，很不错。这次写作摸底测验以及把学生分成“好”和“不够好”的写作者的做法看起来仅仅是另外一个例子，一个说明哈佛如何看起来对每件事都用优秀人才看待的倾向的例子。　　哈佛感觉上非常非个人化，但它在学生中间有明确的存在。学生们谈论起哈佛，仿佛它是个有思想有性格的人，比实际的人更大，是个受传统塑造的人物。 　　我记得一个晚上在上完延伸课程后，我和麦克先生一起走过哈佛园。在那之后的秋季我要开始成为这里的本科生。那是在我的生活中一切都围着哈佛大学转，哈佛园成为一个“园”、我居住和睡觉的地方、每天我要穿行去上课的一个庄严的水泡之前。我记得那天夜晚跟麦克先生一起看着昏黑的砖头楼房，感到害怕和敬畏。害怕的是我不久就要正式地跟它们合为一体，我将变成这些建筑的一部分，它们的可怕和神秘的一部分。　　哈佛这个名字本身带有无数个形象和推测。比如，我没有决定去上耶鲁是件好事，或是普林斯顿大学，或是达特茅斯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或范德比尔特大学。因为，如果不能采用像“流浪到哈佛”这样响亮的新闻标题的话，他们会怎么做呢？用“漂泊到范德比尔特”或许可行。“贫穷到普林斯顿”？“困穷到达特茅斯”？这些名称对它们达不到同样的效果。我上哈佛大学的重要性的部分理由不仅仅是名称是否响亮。哈佛这个名字，哈佛的思想代表着特权、知识、权力、财富、传统、优秀、可靠。当你说你上哈佛大学，人们会因敬畏而退缩。他们眼中的某样东西突然会变化，他们再不用以前看你的样子来看待你。他们把那个名字重复给你听（用一种拖长的腔调），好像那是个有魔力的词，可以激发出所有的威力：哈——佛——大——学，呃？哈——佛？你从他们那里赢得了混杂在一起的尊敬、畏惧、距离甚至可能是蔑视。　　要是你处于这样一个位置，就像我经常身处的那样，你是个渺小的人，坐在飞机或公共汽车靠窗的座位，一声不吭，头发染成紫色的，穿着鼻环，也许带着一块滑板。坐在你旁边的那个对你一无所知的人在愉快地谈论天气、航班以及现在来些花生会有多好因为他正觉得有点饿了，在交谈到一半时他问：“你是学生吗？”此刻你知道你有麻烦了。　　“是的……”　　“你在哪里上大学？”　　“波士顿，呃，实际上在剑桥。”　　“噢，真的吗？”他也许转移话题，谈论起他的侄女在波士顿大学读书，波士顿是个多么好的上大学的地方，她在那儿很开心等等。然后他会想起你仍然没有告诉他你在哪所大学读书，他会再问，你只好说出来。　　“哈佛。”炸弹投下了。当心平民、看热闹的人、农场动物，还有一起的飞机乘客。准备好接受一段凝重的沉默。然后……但是我已经跟你讲了。敬畏的退缩，突然降临的距离。　　***　　甚至那个秋天我注册入学后，我仍肯定我成为哈佛学生纯属偶然，某一天某个人会发现我是个冒牌的，我会被要求退学。我们的学生证同时也是让我们进入寝室的钥匙卡。任何时候，只要我把卡插得太快，门上一个红灯就会亮起来（拒绝进入）。我惊慌起来，开始出汗，确定我已经被发现了——我还没有付学费，我正要被踢出哈佛。　　睡在哈佛园中间韦尔德楼里感觉很古怪。那就好像哈佛校方每时每刻都要把你是哈佛学生这个事实印在你身上。玛吉和我会在游客来来往往的嘈杂声中醒来——日本人，美国人，英国人，世界各地来的人——早上八点来到我们窗外。他们排着两队走过狭窄的小路，好奇地环视着我们的楼房，跟着前面的导游。　　一路跑着去教室，我觉得我的生命在继续不断地展示。我避开约翰·哈佛塑像前的一群群游客，在草地上走，绕过他们。他们看见我匆匆走过去时，他们的头用一个动作转过来。“嘘。”——这是他们互相说的话。“那里有个真正的哈佛学生。嘘——他们看上去是那样的吗？这么开心！”他们说，“这里的每个人都这样开心因为他们上哈佛大学，你怎么会不开心呢？”　　报纸报道哈佛的方式以及人们说起哈佛的方式，让它看起来大而壮观，用大写字母，配上光芒和星星。我在日记里写“哈佛”时不用大写，我把它缩写成“哈”——这样它看上去就像我的一个最好的朋友——这样它就不会让我敬畏或者对我产生威力。　　即便如此，晚上躺在床上，半睡半醒时我会产生我是个微小的生物、身处一个工厂一般的世界里（那便是哈佛园）的想法和感情。我很微小，我睡在火柴盒似的床上，跟其他睡在火柴盒床上的小人一起堆叠在一幢房子里，每天起来去搅拌一页又一页上面有成排发射出的文字的纸。我梦见那些纸是通过窗户印刷出来的，通过哈佛园里的每一扇窗户印刷出来，越来越多的纸，越来越多的字，可以让人仔细审阅的细小的字，某一天，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这些字中的一些会意味着很重要的事情，而这就是这座工厂在运转的理由。　　直到我真正结识大家，尤其是认识了玛吉后，哈佛才开始显得更可掌控，更自在，更真实。　　夜里，我们躺在上下铺床上，我跟玛吉谈起我感到多么残缺多么不确定，因为我没有做任何我过去做的事情，那些让我成为我的事情。我认为我不会继续摔跤了，因为男子摔跤队是大学代表队——纵队I——而我不认识大学里的任何一名女摔跤运动员。我不再拉小提琴，因为所有的交响乐队都充满竞争，都只收那些曾经接受过多年私人训练的小提琴手。我是个滑板手，可哈佛广场上的人行道都是石子路，太颠，到处是路边艺术家，无法在上面滑行。　　我们在床上睡觉时，我跟玛吉谈起我妈妈。“玛吉，无论什么时候跟妈妈在一起，我都变得愤怒而可怕，我不清楚那是为什么。”那让我想哭。“她为我做的比任何人都多，她放弃了那么多，就是为了让我幸福。”但是她的存在让我感到焦虑和失望。我的愤怒没有表现在我朋友们面前。可是妈妈却反映出了我所担忧的一切。　　“我想把她从我身边推开，推得越远越好。我很害怕，要是我对她好，要是我接受她那个样子，我就会变成跟她一样，我就不会拥有要在这里成功的一切。这里的一切都那样让人害怕。”在内心深处，我感觉我就是我妈妈。她在我的血液里，她就是所有哈佛关心的或者理解的对立面。我感觉，为了在哈佛取得成功，我应该要去跟我的同学以及哈佛的环境相认同。　　玛吉拼命撑着不睡听我说话。她事先向我打了招呼，万一她用呼噜声而不是话语来回答我的问题。我不在乎她是否开始打呼，因为她的呼声很柔很轻很悠长。我每晚已经习惯在这些呼噜声中入睡了。　　“我的另一部分则要把妈妈拉紧。我变得那样愤怒，要保护她。他们永远不会明白——永远不会知道或者在意她内心所有的真实和美丽。我的反应是什么呢？我待她如同一片尘土，我对她生气。我试着要把她的形状扭曲成变了形的撕裂开的什么，然后让她变成跟哈佛这里的人们认为是正常的东西一样……”　　有时候，当我阐述问题或者故事时，那些问题或故事会断开来，然后又重新纠结在一起。它们似乎会长腿长尾巴，甚至还有手指在迷乱中抓它们的头。随着我的陈述，我的疑问从小小的胚胎长大成完整的想法和问题，自己变得羽丰肉满。我看着它们，不知所踪，它们变得具体化、可触摸到，就像奇怪的生命体在我大脑里把自己包裹起来。我会不停地说，说出我的思想，直到某个时刻我突然意识到我是在跟玛吉的打呼声说话。　　我安静下来，但是此刻我所有的问题跟人一样巨大，有多个分支，它们压向我，把我纠缠进它们混乱的复杂之中。　　拱形天花板上雕刻着真理格言，枝形吊灯跟巨大的麋鹿角一起悬挂在那儿。很壮观的情景，然而那天花板似乎离四十英尺下面在餐桌旁用餐的哈佛新生很远。这里是新生联合楼，就在哈佛园旁边，所有的一年级学生都在这里享用一日三餐。　　联合楼跟哈佛校园里的大多数建筑一样雄伟、简朴。墙壁上贴着装饰华丽的深色木板，上面挂着巨大的画像。画像里的人都是尊贵的殖民时期男性，他们身着燕尾服，不苟言笑。那些在谈笑着的十八岁学子似乎跟这个氛围格格不入。按照有关哈佛的知识，一年级学生最困难的挑战是把一块白脱粘上联合楼的天花板。这很不容易，然而天花板上早已粘上了许多片白脱了。抬头往上，你可以看见它们，一块块小小的黄黄的，沾在有乌木黑点的木头上。人们做了各种各样的尝试，从弹皮弓到把调羹当作弹射器用。多数努力付诸乌有，因而要是突然看见一块黄色的白脱斑点掉在你的食物上或者在你头发里摸到，那是毫不让人吃惊的。　　联合楼里供应的食品非常丰富：一个满满的色拉吧，素食或者肉食的主菜，不同的甜品，包括每天的冰淇淋，花生酱果冻三明治的配料，以及你想要喝的任何饮料，从咖啡到苏打汽水，或者任何种类的果汁。我们甚至任何一餐都可以吃麦片——那里至少有二十种不同的麦片。　　几乎每个人都抱怨食物不好，也许仅仅是为了有点什么东西可谈论，或者也许因为他们厌烦了每天相同的食物选择，或者那儿的饭菜没有他们妈妈做得好。但对我来说，这么丰盛的食品令我惊讶不已。别人抱怨时，我会回想起我朋友戴夫那年早些时候对我说的话。戴夫是我在昆西高中时的一个滑板朋友。他穿着像袋子一样的衣服，把他因吃素而骨瘦如柴的身体藏了起来。他穿肥大的裤子，裤管那儿张开着，使他看上去像个三角形。他留着脏兮兮的绿色莫霍克印第安人头，穿着鼻环，戴着用胶布粘起来的宽边眼镜。他不是那种我高中的老师希望我交朋友的人，但他是值得我一点信赖的人。　　我们刚刚从他家滑了三英里路到我家，我提出请他吃点什么，告诉他我们只有百吉饼可吃，而且只有花生酱蘸。“听起来不错。”他边说道，边意味深长地一口咬了下去。　　他品尝着满口的花生酱，边想着什么。他说：“你去上了哈佛后不会忘了我吧？”　　“我当然不会，戴夫。”我微笑着说道，有点好笑，因为他是那样的诚恳。而且我确实没有忘记他。　　他朝我摇摇头，针对哈佛学生，说道：“他们像是花花公子，‘我的第二辆劳斯莱斯坏了，真不爽。’那怎么能跟这样的话比呢：‘除了花生酱和百吉饼，我家里已经两个星期没有别的东西吃了。’”我明白他在说些什么，因为我们都是来自情况相似的家，那种我觉得最舒适的家。在那样的家里，没有一样家具是般配的，窗帘跟沙发碰撞着，每一样东西都显得有点脏和破，但很舒适。那种昏暗拥挤的地方，天花板不高，窗户也不大。那种厨房里除了花生酱和百吉饼什么吃的都没有的地方。那种我总是感到像家的地方。　　我坐在联合楼里，听着别人对食物的抱怨，我的脑子里会闪出这些思绪。　　一天在联合楼里，我坐在那儿，身边围着朋友们，玛吉从口袋里拿出一罐蜂蜜来。“尝一点，”她对我说，“这是很特别的蜂蜜。我老爸寄来的。”标签上说这是蓝莓蜂蜜。它来自那些只从蓝莓花上采蜜的蜜蜂。特别的蜜蜂，选择花采蜜，而且不是那种普通的田野三叶草。很纯很甜可能很贵的蜂蜜。我从没听说这种蜂蜜。“它吃起来真的更好吗？”我好奇地问。我朋友解释说有一个农场，农场里有蓝莓林子。我开了一个关于精英蜂蜜的玩笑，可是只得到了朋友的白眼。我的话里有一丝嘲讽的意味，但我稍微带有一点而已。　　沉默被对即将来临的行为生理学问题、噩梦般的化学7课实验报告、英语10a课不断堆积起来的阅读材料的抱怨转移开了。　　我是吃花生酱和蜂蜜三明治长大的。花生酱和蜂蜜是免费供应的。它们来自食物银行，上面的白色标签上用普通黑体字印着：“美国政府剩余物资”。那些浑浊的蜂蜜装在十磅容量的塑料瓶子里。没有人能够很快把这一瓶吃完。蜂蜜变干，变成一层层发硬的糖粒，在瓶底形成一层棕色硬块。五年级时，我住在蓝岭公寓——“村子”——卡西和詹妮的妈妈给街区的所有孩子做三明治吃。她把神奇牌面包排成一排，给一半面包片抹上花生酱，另一半淋上蜂蜜。她把三明治合在一起，然后递给我们，我们拿着跑开去。我们边玩边吃，我们粘着蜂蜜的手指混杂着脏污变成了黑色。　　孩提时我并没有真正知道我很穷。我以为所有的孩子都吃装在贴着白色政府标签的塑料瓶子里的蜂蜜。　　如果说我不知道有那些吃蓝莓蜂蜜的孩子以及他们的世界的话，那么我肯定他们不会知道有我这样的孩子以及我的花生酱蜂蜜三明治（而且他们也不会知道我每晚在收容所用付费电话给妈妈打电话以确定她没事）。　　蓝莓蜂蜜似乎是个开端。社会和经济背景的差异甚至影响了我在哈佛的朋友间细小的无足轻重的交流。直截了当地谈论阶层差别是很困难的。随意地说点什么——也许只是提到同母异父姐姐或者某件曾经发生在收容所的事——都会引发出无数关于“那是什么样的”之类的问题，那些我不会跟家里的朋友谈论的事情。我渴望着跟他们没有区别，但我不想跟这些学生一样。我羡慕他们跟他们一类的人一起时的自在，而我则想念我家里的朋友们。　　我和朋友们在一起时，总会出现谈论阶层或者谈论我们不同经历以及这些经历如何塑造了我们这样话题的机会。我不知道如何去处理这个主题，并且要听起来显得没有痛苦和愤怒。我害怕把自己的一部分向别人袒露出来可能会引起他们的怜悯。　　玛吉知道她的特权。她清楚她可以指望她父亲每月给她的津贴。对我而言，甚至连父亲这个词都是痛苦的。我的父亲有钱，但他没有脸。我从没有见过他。我不曾见过他的照片。我从没有听见过他的声音或看到过他的笔迹。（而且我也从没有见到过他的钱。）　　玛吉父亲每个月寄来的支票保证了她在读大学期间用不着打工。她可以自由自在地专心读书，打橄榄球。我的津贴要从每天清扫两小时的宿舍卫生间、每周清扫五天中来。我去干活时，看见玛吉在桌前学习或者去游泳池或者橄榄球场，有几个下午我非常嫉妒她的自由。　　然而，在我用力刮下淋浴间瓷砖上最后一层棕色的污垢时，我的思绪可以自由驰骋。　　不过玛吉不是个精英主义者，也不势利，也不是守财奴。她经常在谈到钱这个话题时感到不自在。她担心自己花钱的地方。她跟我谈到她觉得有负罪感，因为她会一个周末去滑雪花掉四十五块钱，而我却不能。有时她见到一名无家可归者讨点零钱，她会畏缩，感觉自己不应该享有这么多的有利条件。我对她讲，她生来就有钱是她无法改变的，就如同我无法改变我生来就贫穷一样。我告诉她享受自己的机会。在开始意识到阶层差异后，她可以利用自己的特权——一个比那些无法享受阶层地位的妇女的声音更容易为社会听到的声音——去帮助启发人们对阶层差异的认识。　　像那些只采蓝莓花蜜的蜜蜂一样，许多哈佛学生只品尝过一种花。我在哈佛是要带着他们朝那些他们从未造访过的果园舞动——那些果园里普通的三叶草在蓝莓旁边一起生长。　　我上大学的第一年，要是想跟妈妈说话，就得打比尔神甫收容所的收费电话，而且只能在晚上7：00到10：00之间打。电话经常占线，我要打好几次才能接通。我会问：“伊丽莎白·萨默在吗？”一个说话声听起来有些像发疯或喝醉样子的男人便去叫她。我希望她在（不然我就会担心）。收费电话就在收容所休息室，在电视机和沙发边上，因此总是有很多嘈杂的背景声音。通常妈妈跟收容所里的人们在看篮球赛。她很密切地关心着那些运动员和得分情况。收费电话使用限时十分钟，因为等着打电话的人很多，故而我们说话从来都很短。　　我跟她通上话后，我很喜欢听她讲在收容所的朋友们的事情，讲乔安妮、詹姆斯和雷，讲跟他们出去喝上杯啤酒，或者和他们一起看体育比赛、吃甜麦圈等。我一直希望她能更多外出或者结交更多朋友。她更喜欢把时间花在做园艺、看书以及做她认为是关心我的事上。但她也不在意呆在家里，甚至独自一人。她总是喜欢自己陪伴自己，并且会一直这样下去。没有人能够用她理解自己的方式去理解她。　　她不在收容所的时候，我就担心她是否呆在了朋友家。一天上午(我前一晚上打电话没有找到妈妈)，我从柔软的床上坐起来，太阳从深色厚木框窗栏的窗户里斜斜地照进来。电话铃响了，我睡意全消，接了电话。妈妈在电话那头告诉我说，她有点累，因为她在邓肯甜麦圈店呆了一整夜没睡。她笑着这样说道，好像那是司空见惯的。由于收容所满了，她就去了那里。我突然之间对二十四小时营业的邓肯甜麦圈店产生了好感。有多少回那儿的清咖啡和橙色的塑料火车座使妈妈免于挨冻呢？　　“父母的周末”是一个让父母们来探望他们刚离开家的孩子，同时看看他们的大学生活情况、他们的朋友、寝室和日常活动的机会。这个活动是在十一月初，这样互相思念的父母们和学生们就用不着等到感恩节才能团圆。　　“父母的周末”那个星期五，我早上9：00在火车站接妈妈。她带着很多很重的包，因为比尔神甫收容所白天不让她把东西放在那儿。她曾经花了十九块钱买了辆带轮子的推车——可是用了一个星期轮子就掉下来了，所以她只好回去把包背在背上。我帮她拿着包穿过忙碌的哈佛广场。她看起来很开心，但有点疲惫，她的头发一如往常四处散落着。我跟她说她可以把那些包放在我寝室里，这样就用不着到处背着了。“哦，谢谢你。”她说道，仿佛那是可以享受的特权。　　从我在T形车站见到她的那一刻起（她背着那些粗呢背包，穿着好几层衣服出现在我面前），我就知道我的“父母的周末”跟别人的会有很大的不同。我们把那些包一放下来，妈妈就拿出几星期前我给她的那份关于“父母的周末”的小册子。　　那天是我的十八岁生日，可我只能让妈妈独自去参加父母亲们的活动，因为那天下午5：00前我还要交一篇议论文写作课的论文，这是我每个星期五都要做的。“我一定要去参加那个关于莎士比亚的报告会。”她说。她期望我会和她一起去，可我得写完我的论文。她说不介意自己去，可我感到很难过。我憎恨那些有两个家长的或者至少有一个家长和一个继父母的学生——他们可以互相关心。虽然我对妈妈的到访感到非常高兴，但我感到那是一个负担，因为我必须肯定她很开心，一直有事情可做。到了一天结束，交掉了论文，我是那样恼怒，我只想她快点离开，可她想要留下来。看到所有的室友们跟他们完满的家人，在分别以后因为见到了父母而兴高采烈的样子，我的眼泪都要掉下来了。我的一个朋友也是名一年级哈佛新生，小学时就和父母一起从伊朗移民过来，他生活中的大部分时间都被当作非法外国移民。他对新生的“父母的周末”这样评论：“这是所有我们这些来自残缺不全家庭的孩子观看完满家庭成员四处走动的一个时机。”　　对我自己，我添加并做正常运转的事情，诸如买衣服、上课、应邀外出吃晚饭，等等。可我无法那样跟妈妈联系起来。我感到筋疲力尽，十分愤怒。跟通常发生的那样，这种愤怒因为我对妈妈的无礼而显露出来。她无法明白我为何在大学过得不好。我是那样愤懑、尴尬和伤心。我想把妈妈推开，忽略她，假装她不存在。我并没有意识到为什么有这样的感觉，但我对它觉得无比内疚。我只想在床上蜷缩成一只球，假装这整个的哈佛世界不存在，我因游泳而导致的头痛是真的，与对不公平的愤怒和恶心没关系。　　我交掉论文后她很快就得走了，并且无法跟我一起吃晚饭庆祝我的生日，因为她必须在晚上6：30到收容所登记以便那晚有张床睡。在“父母的周末”这天把妈妈送回到收容所去，我感到是十分可怕的错误。我觉得我应该叫她跟我一起睡在哈佛大学，但我无法这样做。我不知道跟我的室友和她们的父母该说什么——他们都住酒店——如果他们回来看到我妈妈睡在公共房间的话。我对哈佛痛恨无比。我觉得好像“他们”创造了这一切的情形就是为了嘲弄我，那是种邪恶而残酷的炫耀。 第三部分 睡在露天　　“可怜的黛安娜。”夜里玛吉会躺在床上喃喃自语，“我偷走了她的室友。”玛吉和其他室友把黛安娜称为我们的荣誉室友，因为她们都那么喜欢她。黛安娜周末经常会来哈佛。我们两个会在我床上两头睡，她的脚在我头边上，我的脚在她头旁边。她是个很疯很有趣的女孩子。我的室友们看得出我对她的感情，我在她身边有多么开心。　　一天黛安娜和我在哈佛广场上玩滑板。黛安娜的滑板撞上了人行道拐弯处，飞了起来，掉到了一名画家放在鹅卵石地上的画上。滑板打破了一幅镶在玻璃镜框里的画，画面上是一个微笑着的太阳，散射出橙黄色的吓人的长发绺一样的光芒。画家对着犯了罪的滑板做了个鬼脸。不过我说了我愿意赔那幅画和镜框后，他很高兴。打那以后，我只在夜里玩滑板，那时候街上昏暗而宁静，空无一人。　　在这样的夜晚，我被滑板撞击路面的响声激发了活力，也很高兴摆脱韦尔德楼和冷清的科学中心那种乏味。　　我带着滑板来到外面，我是自由的，我的滑动迅疾而无拘无束。光滑的黑色马路，倾斜的水泥起伏，我的双眼跟随着白天把汽车整齐地分在两侧的黄色隔离线。此刻，在凌晨，只偶然有汽车前灯从荒凉的昏黑中出现。我不理会那条黄线，滑板发热的小轮子滑过又滑回那条油漆的分隔线。我在黑暗而光滑的马路上曲折滑出大大的圆圈来增加动力。这里没人来观看我的愉悦，而那样很好。　　不过，有些夜晚，黛安娜会跟我一起来。我们两个都虔诚地相互沉默着，沿着马萨诸塞大道滑行。我宁愿自由自在也不会考虑安全问题，那时我边这样想，边回想着自己盯着白色墙壁和干净的宿舍房间角落时所感觉到的那种沉闷的慌乱。　　在哈佛，我经常需要听到滑板轮子在人行道上急速擦过的声音，剧烈的风在耳边飞快地刮过。我想在白天玩滑板，可是白天要滑滑板是不可能的，马路上那么拥挤。我是名滑板手，但只是在夜里滑。大学里玩滑板的一些人大多数拿着——而不是骑着——他们的昂贵崭新的滑板。我喜欢在夜里滑过哈佛园平坦的地方，在交叉十字形的人行道上越滑越快。有时候我会在韦德纳图书馆前那块光滑的场地上练几个我会的动作。我会玩凌空飞旋——跳起来把滑板在脚下旋转一百八十度然后着地时又站回滑板上——还有双飞——滑板和人一起跳到空中，然后滑板掉下来时人又站回滑板上。我的滑板技术从来没有提高到能玩更需要技巧的踢腿双飞和轨道滑，我的滑板朋友戴夫玩这个很溜。　　11月下旬，天气更冷了，白天也更灰暗。校园里人一下子多出来一倍，因为哈佛—耶鲁对抗赛的缘故，可我并没有卷入到那节日氛围中去。我已经花了三个月时间，挣扎着要在这个无法抵挡的气氛中找到一个地方，并时刻准备着逃离哈佛。在我脑海深处始终想着妈妈住在收容所里，而我却生活得如此自由——为了自由——住在舒适的大学宿舍里。我感到没有人会理解。我试着要把不可调和的现实紧紧抓住，我的大脑却一直处在紧张之中。那紧张不断增加，我却没有意识到。那个周末的一个晚上，我开始哭起来。大家都走开，别安慰我，就让我一个人待着，因为我不值得大家在我身边。我为什么在这儿？　　我的功课经常没做完，因为我一直在忙着社交、调整，经常写日记。我觉得对我自身的期望太高了。哈佛大学（某个人在某处——我想像着一个有钱的捐助人坐在他温暖舒适的家里在写支票——我不知道他是否会原谅；我害怕这个人会发现他在我身上犯了个错误）为了让我在这里而支付一大笔钱，我的回应却是课程不及格或者交出去平平的功课。有次我提到自己担心天文学课会不及格，一名怀着好意的熟人说道：“别担心，他们不会把你开除的。那样他们会很没面子。你能想像到这样的新闻吗？哈佛把可怜的流浪女生推向马路。”很奇怪，这句话让我暂时感觉好了些，因为我想那可能是真的。但它也暗示说人们认为我能够利用这点通过考试，而不是依靠我自己的努力。　　那个周末，黛安娜来看我。大多数学生在清晨四点半都安稳地熟睡在他们的床上和小小的立方体样房间里。只有一些最晚参加完聚会的人发出低语声，摸索着回到他们的房间，躺倒在床上，睡着过去。他们的身体充满感激地睡在彼此都一样的软软的条纹床垫上。　　我轻轻地推了推黛安娜，我们的头睡在我床的两头。我央求道：“拜托拜托，我们能不能睡到外面去？我需要到另一个地方去睡。今晚在这个地方我无法睡觉。”哈佛园是块修剪整齐的草坪，浸润着传统，被一堵高大的砖墙包围着。那里有二十扇门，其中多数在太阳落山后就关上了。那里的建筑是校园里最古老的，有几幢建于十七世纪。它让我感到被陷住，幽闭恐怖而且虚假。我的双眼红肿，我的四肢因为抽泣颤抖而虚弱。黛安娜乐意逗我开心，因为我心里很难过。　　我们从床上拿了毯子、羊毛围巾和枕头，拿着我们所有的卧具穿过黑乎乎呈三角形的绿草坪朝铸铁大门约翰斯顿门走去——那是几扇整夜开着的门中的一扇。我们穿过那扇装饰精致的大门时，我感觉像在离开一个光闪闪的水泡，从滑溜闪光的表面冲过去。从哈佛广场朝高大的砖墙看去，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有那些古老建筑的屋顶。　　白天，哈佛广场上有几个群体的人，他们在此共存，彼此互不注意，互不通名。有从郊区成群结队而来的少年人，有街头小混混，他们留着野性的发型，头发染成五颜六色，他们戴着狗项圈，身上刺着文身，穿着黑色皮衣或褴缕的衣服。游客到广场来找乐子，寻找广场那狂欢的氛围和历史。那里还有受人尊敬的教授们，满头白发，戴着充满书卷气的眼镜，有哈佛学生，穿着保守的扣子扣得好好的土色调卡其布衬衫和棕色懒汉鞋或者新的运动鞋。我熟悉这几个不同的世界和他们彼此的分隔，仅仅是因为我曾经是他们全部的一部分。　　那里也有几十个流浪者。任何哈佛学生都会熟悉他们的面孔和声音的，如果不是他们的名字的话。我逐渐认识了好几个，有的知道名字，其他的只知道那个“要零钱的家伙”或者那个站在克里斯蒂商店门口，总是把门拉开着并坚持要我拥抱他一下的那个人。有几个男人每晚睡在邓斯特街车库边上的窗户格栅上。车库是广场上的一家大卖场，是由一个停车库改建的。大卖场里的暖气从格栅里流出来。不过我在哈佛过了一年后，市政府在格栅上装了笼子防止有人睡在那里。对我说来，这样做是非常残酷的。那些流浪者为什么不应该利用从格栅里吹出来的暖气？没有别的人会利用它或者需要它。他们还有别的什么地方可去呢？拥有这块地产的哈佛大学通过把那些人从眼前赶走就认为他们可以消除流浪问题了吗？　　我们穿过马萨诸塞大道，来到一个跟小池塘那么大面积的由砖头圈起来的地方，比周围的人行道和街道低三四个台阶，那是地铁站的入口。这个地方叫坑。它是跟朋友碰头或者坐在围成圈的台阶上看来往行人的中心位置。白天，这儿到处是“朋客摇滚”少年——游客和学生们会呆呆地看现场艺术表演。　　我们把枕头和毯子靠着绕着坑边沿的凸起的一根水泥路障。地上很冷，不过那水泥板给了我们一点遮蔽。我们用毯子裹住身体，合上了眼睛。我躺在那里，感到又冷又轻，像天空里飘过星星的一片邋遢的云。地面感觉高低不平，使我又真实起来。我很高兴在这里，很高兴到任何地方，只要不是在那个水泡（哈佛大学）里。我们半睡半醒了几个小时。我感觉天在亮起来，但不想睁开眼睛。扫路车唧唧叫着轰鸣而过，如同一只庞大的昆虫。一个男人问黛安娜要根烟。她摸索着找了一根。我仍然没有睁开眼睛。我不想醒来，可是那个男人——我从半睁开的眼角看到他上了年纪，胡子灰白——不住地试图要跟黛安娜聊天。我把毯子往身上拉得更紧，不去理睬他，不过黛安娜比我好多了，回答了他的大多数问题。我把脸靠在黛安娜的背上，希望那男人走开。我背上有一小部分开始感到像块冰或者像地面的一部分。天空变得越来越亮，有几个人开始出来了。我们站起身，拖着毯子往回穿过哈佛广场和哈佛园，就如同我们从一个整夜不睡的卧谈聚会回来。或者也许我们看上去像两个小孩子，拖着他们用树叶盖的拆散了的城堡从后院回来，用力地拖着毯子。它一点不像回家的感觉。　　冰冷的水泥地让我想起了收容所和在街头露宿。我感到被水泥地抱着，那种从不会被一个人抱着的感觉。每天晚上都有人像这样睡觉。我觉得跟这些流浪者骨肉相连，被他们睡在露天的思绪占有，感觉迷失和寒冷，如同我的内心世界。在与他们更亲近的感觉中，我感到跟自己更亲近，而且更强壮。我主要是感到自由和真实，抛开了所有把人们控制在哈佛园内的借口和保护伞。它使我可以自由地思想，不去管那些如此陌生的结构、动机和过程。　　我回到宿舍，感觉又累又困，全身污脏。阳光感觉也不真实。但这是新的一天，看起来不像前一夜那么可怕和阴冷。我想回去睡觉，睡觉可把我漂浮到一片甜蜜的空白里。我把毯子拉过头，我真诚地感谢我柔软的床，感谢我能够钻回到床上。我所能做的一切便是躺在那里，毯子盖住双耳，前后摇晃着，感觉那种紧张把我转成一个越来越紧的球。有什么东西在我大脑里压着，使我发抖，好像要爆炸一般。我很糟糕地意识到我皮肤的每一颗小粒子，每一处痒痒和不适，每一个声音和嗓音。黛安娜待在公用房间，跟詹妮和阿本娜说话。　　玛吉轻轻走了进来，把身后的门关上。她看见我和黛安娜进来的。她坐在我身边，一言不发。她经常给我揉背，这是我感到情绪紧张时惟一可以帮助我入睡的办法。她把我的头放在她膝盖上，开始揉我的肩膀，抚摩我的头发。我向她蜷缩过去，开始无声地哭泣。我把天蓝色的绒毯盖在头上，就那样躺在那儿哭，抓着她的脚踝。她的腿跟毯子一样毛茸茸的。　　随着深深的大口呼气和啜泣，一切都从我内心深处翻倒出来。我颤抖着做了几个深呼吸。“玛吉，”我对她说，“我希望死去，或者把我的生命倒回去，直到再回到子宫里。”我靠着玛吉的膝盖，毯子盖住了头。我想回到某个安慰人的黑暗的地方，在那里，我不会感到被暴露在如此一个不饶人的世界的泛滥光芒中。在这个世界里，我必须拒绝我母亲，为了成功而没有母亲。我所有的思绪形成一个个小圈，在我的脑海里旋转。我试着向玛吉一下子全部解释清我的感受，然后我试着按顺序把它都告诉她。我觉得要是能够把一切都倾诉出来，她会理解的，因为任何一个有她那样的膝盖的人都会理解的。　　她留在那里，抱着我。我感到了内心征战着的部分将会在哈佛找到和平的第一丝光芒。我感到我必须作出一个决定我剩下的生命的决定。这个决定围绕这样一个问题：我为什么要在哈佛呢？对许多学生来说，这个问题很容易回答。他们想要权力、财富、安全和知识。他们想要站在图腾柱的顶上。可是我所看到的哈佛令我作呕，让我异化。我不想成为这个文化的一部分。它看起来那么自我包容，远离这个世界的贫困和悲哀。我为什么在这里？我跟那压迫串通一起，让穷人们继续困顿下去？　　我曾梦想自己离开哈佛，住在某个远方的山脚下做一个隐士。我曾经和妈妈以及其他流浪者一起露宿街头，他们无法在社会上正常生存。我处在权力堆的最底层，带着不确定的幸福。我想做的时候，我可以“自由地”去做我想做的事情——但是那种自由是自欺欺人，因为没有社会内部的权力，我们要完全自由是很困难的。在我的梦里，我们每天都必须为基本需求而努力。我的生活被缩减了，没有社会所提供的所有的好处和舒适。我只可能跟我妈妈一样自由。　　那天早晨，在跟玛吉谈过也哭过后，我决定留在哈佛。我会尽可能遵循它外表的规则——那是麦克先生曾经教过我的东西——同时依然按照我自己的标准生存着。我依然可以拥抱我的妈妈。也许我会拿到哈佛的毕业证书，还有它赋予的权力，并且我不是利用这权力来过得舒服，而是可以用它来让别人不舒服，这样他们就想要变革了，或者我可以利用这权力来为穷人呐喊。当我拥有了一个哈佛的学位——即使我不同意从很多意义上它所代表的精英主义和排斥主义——我不会为我自己使用这种权力和它给予我的承认，我会利用它发出一个声音，那声音会成为变革的催化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