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查良镛——金庸先生曾有机会多次接触，聆听过他的许多高见，但常为时间或场合所限，一些很想知道的问题往往无法涉及，或因谈得不畅而感到意犹未尽。于是我改变办法，事先将问题书面寄给查先生，请他专门接受一次采访，终于在１９９５年３月３日下午实现了这个愿望。近日稍加整理，并请查良镛先生审阅改定。这次采访是在轻松漫谈的方式中进行的。可惜当时没有带录音机，记得不好。下面是我提问和查先生回答的大致记录。)问：您幼年读过四书五经吗？何时开始接触诸子和佛家思想？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看法怎样？答：我祖父是清朝进士，大伯父是清朝秀才。到二伯父，就进北京大学国文系念书。我父亲是祖父的小儿子，他上的是震旦大学。我哥哥也上新式学校，与冯其庸是同学。我自己小时候没有进塾读四书五经，一开始就念小学。传统文化除耳濡目染外，主要是我自己慢慢学的。佛经读得更晚。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有许多好东西。像中国史笔讲究忠于事实，记录事实，这就很好，与西方观点也完全一致。史识是作者的，但事实是客观的，不能歪曲。评论可以自由，事实却是神圣的，春秋笔法就是于记载事实中寓褒贬。齐国崔杼杀了庄公，齐太史就记载：“崔杼弑其君。”这位史官很快被崔杼杀了。史官的弟弟上任后还是那样记载，又被杀。到第三个弟弟，还是写崔杼“弑庄公”。这种史笔就很了不起。我对传统文化是正面肯定的，不会感到虚无绝望。当然，中国传统有好的，也有不好的。东汉、宋朝、明末都发生过学生运动，就看引导的方向如何。我在香港大学讲演，题目就是“君子和而不同”，强调要保持独立思考和独立见解。这就是传统文化观念的现代发挥。中国传统文化观念讲究有节制，要含蓄，不赞成廉价宣泄，这也是很好的主张。我并不排斥西方。西方哲学家像罗素、卡尔·蒲伯，我也很喜欢。问：您何时开始大量接触外国作品？在欧美文学方面，您喜欢哪些作家作品？答：抗战后期我在重庆中央政治学校念外交系，那个学校国民党控制很严，国民党特务学生把很多人看做“异党分子”，甚至还乱打人。我因为不满意这种状况，学校当局就勒令我退学。我只好转而到中央图书馆去工作，那里的馆长是蒋复聪，他是蒋百里先生的侄子，也是我的表兄。我在图书馆里一边管理图书，一边就读了许多书。一年时间里，我集中读了大量西方文学作品，有一部分读的还是英文原版。我比较喜欢西方十八九世纪的浪漫派小说，像大仲马、司各特、斯蒂文生、雨果。这派作品写得有热情、淋漓尽致，不够含蓄，年龄大了会觉得有点肤浅。后来我就转向读希腊悲剧，读狄更斯的小说。俄罗斯作家中，我喜欢屠格涅夫，读的是陆蠡、丽尼的译本。至于陀斯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是后来到香港才读的。问：在中国新文学方面，您接触或喜欢过哪些作家作品？答：中国新文学作家中，我喜欢沈从文。他的小说文字美，意境也美。鲁迅、茅盾的作品我都看。但读茅盾的作品，不是很投入。问：您在《倚天屠龙记》中写谢逊这个灵魂和肉体都受尽创伤的人物时，说他的叹声“充满着无穷无尽的痛苦，无边无际的绝望，竟然不似人声，更像受了重伤的野兽临死时悲嗥一般”，这令人想起鲁迅小说《孤独者》写魏连殳的哭声“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二者意象的相似，是不是说明您潜在地受过鲁迅的影响呢？答：是的。我的小说中有“五四”新文学和西方文学的影响。但在语言上，我主要借鉴中国古典白话小说，最初是学《水浒》、《红楼》，可以看得比较明显，后来就纯熟一些。问：您从事的编剧和电影的实践，对您的小说创作有什么影响？为什么您的小说笔墨形象特别鲜明，而且具有强烈的质感和动感？答：我在电影公司做过编剧、导演，拍过一些电影，也研究过戏剧，这对我的小说创作或许自觉不自觉地有影响。小说笔墨的质感和动感，就是时时注意施展想象并形成画面的结果。戏剧中我喜欢莎士比亚的作品，莎翁重人物性格、心理的刻画，借外在动作表现内心，这对我有影响。而中国传统小说那种从故事和动作中写人物的方法，我也努力吸收运用到作品里。我喜欢通过人物的眼睛去看，不喜欢由作家自己平面地介绍。中国人喜欢具体思维，较少抽象思考，我注意这种特点，尽量用在小说笔墨上。这些或许都促成了我的小说具有电影化的效果。我在小说中也确实运用了一些电影手法。像《射雕英雄传》里梅超风的回想，就是电影式的。《书剑恩仇录》里场面跳跃式的展开，这也受了电影的影响。一些场面、镜头的连接方法，大概都与电影有关。至于把小说场面舞台化，当然受了西方戏剧的影响。刘绍铭先生曾经提到过《射雕英雄传》里郭靖的“密室疗伤”，是戏剧式的处理。（严插话“其实，这类例子还很多。）《雪山飞狐》中，胡一刀、苗人凤的故事出自众人之口，有人说这是学日本电影《罗生门》（据芥川龙之介原作改编》三个人讲故事，讲同一件事但讲法不同。不过，在我其实是从《天方夜谭》讲故事的方式受到了启发。不同之人对同一件事讲不同的故事，起源于《天方夜谭》。问：您什么时候开始写散文的？４０年代写过小说吗？答：写散文主要到香港之后。４０年代在陈向平主编的《东南日报》副刊《笔垒》上也发表过散文。我在重庆时曾经写过短篇小说，题为《白象之恋》，参加重庆市政府的征文比赛，获得过二等奖，署的是真名。题材是泰国华侨的生活，采用新文学的形式。《绝代佳人》是根据郭沫若写如姬的剧本（严按：即《虎符》）来改编的，曾得过新中国文化部的奖。问：有人说郭靖形象中有您的影子，这可能吗？答：作家其实都有折射自己的时候，都会在作品中留下某种烙印。写郭靖时，我对文学还了解不深，较多地体现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的人格。如果说有自己的影子的话，那可能指我的性格反应比较慢，却有毅力，锲而不舍，在困难面前不后退。我这个人比较喜欢下苦功夫，不求速成。到后来，随着对文学理解的加深，实践经验的增多，我的小说才有新的进展。后面的小说，处理这个问题比较好。问：可不可以说您把武侠小说生活化了？使武侠小说贴近生活，贴近人生，是您的自觉追求吗？答：生活化问题，不一定是有意的追求。我的小说写武功的那些情节，是比较神奇的，并不生活化。但一写到人物的经历、感情，以及和人们的相互关系，这些就必须生活化，必须使读者感到真实可信。问：据说一九七一年（？）香港的左派青年叫嚷要“烧死”您，因由到底是什么？答：不是一九七一年，而是一九六七年。那时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林彪、“四人帮”气焰如日中天，北京发生火烧英国代办处的事件，香港左派也受影响，起来造反。《明报》当时持稳健的立场，对“文革”有批判、有意见，对香港的左派造反也表示了反对的意见。于是香港的左派提出要杀死５个人，第一名叫林彬，是电台的广播员。左派事先打听好了林彬上班的路线，装成修路工人，拦住林彬的汽车，拉开车门给他浇上汽油，活活烧死。我是五个人中的第二名。另外三人，一位是立法局的议员，一个是香港政府的高级官员，还有一个是新界的群众领袖。林彬事件发生后，香港政府采取措施保护４个人的安全，那时左派就对香港政府武斗，并且到处放炸弹。《明报》报社也收到邮包炸弹，后来周恩来总理公开出来表态，才控制住了局面。这就是那场“红色风暴”。问：有部《金庸传》里提到您对曾国藩的看法，不知是不是像传中所说的那样？答：我年轻时读过《曾国藩家书》，那时对曾国藩是否定的，把他看成汉奸。因为蒋介石很捧曾国藩，我们就坚决反对。后来才改变看法。《倪匡金庸合论》那里面对我评论得实在未必对（有关曾国藩）。有一部《金庸传》，是根据各种公开的文字材料七拼八凑再加上想象写成的。作者在写作成书之前并没有访问过我。讲我家乡是哪一县、哪一市，很多是错的。还说我５０年代初二月份到北京穿一件衬衫和牛仔裤，其实我一辈子从未穿过牛仔裤。在北京二月份只穿一件衬衣，非冻死不可，他以为北京和香港差不多。有关邓小平接见前批示“可以”之类，更是胡编乱造。（原载《文艺报》,宇慧文学视界二次校对排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