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冒雪来到小村马家圈。遗址发掘现场的黄土崖如同陡立的峭壁。第二文化层比第一层低4.931米,第三层又比第一层低7.459米。在第三层文化遗迹中,共获得800余件人类、动物的标本,还发现了一组原始人类进行餐食活动的遗迹。北国的冬日,灰云如盖,雪满山冈。国家文物局的官员是我帮助邀请来的。发掘现场的塑料薄膜揭开又盖上,似怕惊动一个远古的梦。——考古工作者向我们描绘,那时人类甚至还无法制伏一头大象,他们把象群轰赶进湖滨的沼泽地,身躯庞大的象身陷泥淖而亡。200万年、150万年、130万年、80万年——确实像一个古人类进化的完整谱系——50万年前的北京猿人、3万年前的山顶洞人,只是其长卷散落在外的一两个章节。我不禁猜想,北京位于永定河的下游,北京猿人就来自桑干河?桑干河的二级阶地上,分布着的距今2万年到四五千年的遗址群有:西白马营、虎头梁、于家沟、姜家梁。在距今1万多年前的马鞍山遗址中,还发现了完好的灶坑和多处火塘。泥河湾已然是世界人类文化的宝库,中国第四纪地质学、古人类学、旧石器考古学的圣地。泥河湾是中国的奥杜韦峡谷,东亚地区的奥杜韦峡谷。美国著名考古人类学家鲍立克教授说:“泥河湾是东亚乃至全世界人类活动最早的地区之一。我荣幸地祝愿在这里成功地找到最古老的人类。”泥河湾的科学研究还在继续。海河流域、永定河流域的泥河湾科学发现,向非洲起源论提出了有力的挑战。人类有可能起源于非洲,也有可能起源于亚洲或中国。人类起源可能是一元的,也有可能是多元的。北京西站,是北京新的大门。与北京西站遥遥相对的,是中华世纪坛,是中国跨入新世纪的标志。中华世纪坛几百米长的青铜墙上铭刻着中华民族的奋斗史,在它的第一级阶梯上,庄严地镌刻着“小长梁遗址”。——可以说,这是北京人的上溯,泥河湾和永定河孕育的远古文明,奠定了中华民族的基础。冬日的一个午后,我来到了泥河湾村那个小教堂。法国神甫文森特于1917年建的教堂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拆除了。现在是在原址上重建的。在熙和的小屋里和赵国宪神甫交谈,80多岁的神甫依然爽健,耳聪目明,他少年时就在教堂里生活,并被文森特选派到北京协和教会学校。当年,他为外国专家考察背过设备。两代人的距离,一切恍若隔世。——赵国宪神甫对田野调查、对地质与古人类已没有任何兴趣。我从教堂转到院子里,衰杨掩映,物是人非,故事的承续似乎已经有些勉强了。山村依旧萧瑟破旧。白雪覆盖的桑干河滩,连隐约的河面都看不到了。我们接连看了几处古遗址发掘地点和调查中存放文物的乡村小屋。雪后山梁上的土路很滑。当我走上小长梁,迥望山野时,一切都已豁然于胸——太行山、恒山和燕山的隆起,桑干河盆地中的大湖慢慢变浅、缩小——永定河上游水系定型了。小长梁是远古的湖底、湖岸,现在已经成为被雨水切割、沟壑纵横的黄土台地。我们的祖先也随着湖水的后退,下到了河边。而且,子子孙孙一直生活到了今天。他们告诉我小长梁遗址发掘的地点。关河冻合浮云,暮霭沉沉,万壑千岩,枯草凄迷。我沿着峭壁攀援而下,小心地挪了几步,道险雪滑,发现竟难以下到那个地方。我只好不再往下攀援,依在黄土沟壁上,怅然一望。寒风彻骨,望极苍野,一川白雪,我意识到,古永定河湖深处已是无渡。——200万年的渐变和孕育催生了中华文明的初曙。50多年来永定河、桑干河流域生态环境的突变,对我们的民族和子孙后代,究竟是洪福还是大祸?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了一首传唱颇广的《北京的桥》。这首歌据说是京腔京韵。我不懂音乐,听起来似乎有些流滑,像过去颇流行的男女对唱《逛新城》。歌从过去北海大桥、金水桥唱起,但后来唱的都是过街天桥和各种立交桥,像二环路上的安贞桥、三环路上的三元桥之类,全不是建在河上,而是无水的桥。哦,我明白了,严重缺水的北京,漂亮和自豪的,也许只有旱桥了。第二部分 治理与拔根——引滦、引黄和南1963年的海河:天灾与人祸叠加不可能实现的黄万里建议几百万人苦干十五年,彻底“制服”了海河干涸、断流。机井密布的华北平原新一轮治水:引滦、引黄、南水北调——必须面对的另一个难题:有河皆涸,有水皆污……狗和篱笆墙还在,辘轳,从华北乡村中永远消失了1963年的海河:天灾与人祸叠加历史发展到农耕社会后,一直就有水旱灾害。雨季和庄稼生长需水期,不可能完全相一致。北方春季易旱,而夏秋雨多则易涝。6月、7月、8月三个月是北方雨季,几乎年年都有强降雨出现。但平心而论,全流域洪灾并不多,即使有洪涝灾害,其直接原因,也多由于战乱年代堤防不修或者溃败。海河发源于太行山与燕山。抗战时期风靡全国的歌曲《太行山上》有“我们在太行山上,我们在太行山上,山高林又密,兵强马又壮”——想来几百年间太行山的植被不断遭到破坏,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密林——原始森林和原始次生林,应该还有不少。50年代,太行山上还有老虎出没,国家还奖励过“打虎英雄”。今天需要认真分析研究的是,大雨重灾,局部暴雨造成全流域大灾的问题主要出在哪里?过去把“大跃进”决策上的失误完全说成自然灾害。而现在,事实真相已经清楚,有的用“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来分析,这大抵是合适的。这么大的国家,哪年都有遭灾的地方。而本来,抗灾自救,各方支援,以丰补歉,是完全可以克服的。在这场来得快、去得也快的暴雨引发的洪水中,面对水库与千里河堤的溃决,家园被淹,人们是怎样惊恐无助地奔逃。有专家谈到1963年海河流域的水灾,仍说什么完全是“百年一遇”“千年一遇”的特大暴雨造成,是不可抗拒的,并把它作为海河需要从“根上”整治的依据,这就无法担当历史科学的重任。——半个世纪的光阴,许多真实的事已经被岁月淹没了,但现在仍然可以找到足够的证据,表明大灾与我们没有善待海河有关。首先是“大跃进”年代,太行山森林植被被剃头式砍伐,成了荒山秃岭,“山是和尚头,坡是光屁股”,生态环境严重恶化。大炼钢铁,钢产量指标翻番的计划,最初是冶金部长王鹤寿和河北省委书记林铁在1958年6月6日首先向毛主席提出的。王鹤寿的报告说:他与林铁(华北协作区主任)商量的结果是,认为华北地区钢的生产能力,1959年底达到800万吨是可能的。毛主席将这个报告批给邓小平时写道:“1962年,可产钢6000万吨。”(《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要知道,1956年全国钢产量才530万吨。而一二年后,仅华北钢产量就要超过全国。主席的批示,犹如发令枪响,河北“大炼钢铁”又冲到了前头,抢得了头功。当时全国大炼钢铁中,一颗最大的“卫星”,就在太行山上“放出”。现在看来十分荒唐,山西在太行山里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高炉”——把一个百米高的峡谷两头堵上,整个峡谷成了炉体,一层木头一层矿石,一直堆到山顶。一点火整个峡谷山头火光冲天,昼夜不熄。烧出来的废渣烂铁使山头变黑,十多年后还寸草不生。到1958年下半年,全国已有6000多万人上山炼钢铁,占当时全国总人口的十分之一。(薄一波:《若干重大问题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二部分 治理与拔根——引滦、引黄和南如此折腾山林,破坏植被,处处荒山禿岭,大雨不引发山洪那才奇怪。向荒滩进军,向河滩要粮,又进一步使行洪通道堵塞。大跃进中修建的河岸堤防和土石坝质量,很难令人乐观,有的水库边设计边土法上马,并无专业人员,有的像东川口水库一样,连溢洪道都没有。于是,1963年海河流域的大雨和洪水,堪称一场人祸之后的天灾,如同雪上加霜,如同屋漏偏逢夜雨,所以反映出来的灾情、造成的损失就格外严重。一般来说,灾情大小和严重程度,主要取决于水利设施毁坏和堤坝溃决造成的损失——而这是由洪水与堤坝质量两方面决定的。在冀南农村调查时,有的农民说,同是大水,1963年的决堤与往年漫滩不同,堤坝溃决来势猛,而漫滩损失小。大水年份河水漫上来,庄稼与房子淹了,人都已经跑到高处,将男带女,人跑得比水快,很少有死人的。水几天后就退了,只是房屋损得厉害,好多房屋都是土墙,泡坏了,但很少有死人的。1963年8月初开始,华北出现了两次大范围的强降雨。雨区从河南新乡开始,主要沿太行山东麓从南向北移动,直到北京。8月上旬十余天里,局部地区降水量达400—600毫米,接近常年一年的雨量,都集中到这十多天里下了。据说暴雨中心有两个:南部在邢台的内丘县,北部中心在保定市西完县。从雨区发展来看,先南后北,太行山的迎风坡笼罩在大雨之中,宽度约100公里。“1963年海河上出现了24小时最大雨量950毫米的63?8特大暴雨,冲垮了东川口等4座中型水库;1975年,淮河上出现了24小时最大雨量1060毫米的1975年8月特大暴雨,冲垮了板桥和石漫滩两座大型水库,京广铁路也被冲毁,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这是我们现在偶尔能在报纸刊物上见到的记述,都把24小时最大降雨量多少放在前面,作为水库垮坝的“定语”,这就是学问。这些说法无非是要使人们相信,水库的溃坝是天灾而不是人祸。一切科学皆由实证为前提和基础。至于河北内丘县山区某点所创造的中国大地强降雨之最的纪录,有的专家至今还有怀疑,哪个气象台站、谁做的降水记录?有没有误差?档案能否解密?——这些都暂不讨论,姑且存疑。8月初的强降雨过后,漳河、卫河、子牙河很快形成了洪水,洪峰向入海口移动。北部的大清河接着出现了洪水。南北洪峰相遇,几乎同时到达下游,对天津和津浦铁路构成了巨大的威胁。最大的损失是冲毁了津浦铁路——这应该有拦洪防洪方法不当的问题。降雨区沿太行山北移,各地暴雨集中的时间不同,有两三天,也有四五天的。河北中部平原地区雨量不大,津浦线两侧雨量仅为一二百毫米,沿海和天津一带雨量则更小,有的地面才刚刚打湿。可以说,暴雨并不是全流域的。但这场暴雨造成的灾害却异常严重:5座中型水库、332座小型水库被冲垮,水灾中遇难的5000余人,相当一部分死于水库堤坝的突然溃决;大清河、子牙河、漳卫河干流堤防决口2396处,滏阳河350公里全线溃不成堤。此外,还有京广铁路几百公里路段和津浦铁路被冲毁。“百团大战”海河,十五年壮志与血汗的回报海河流域的大雨洪灾,关系到京津。与其他地区暴雨水灾相比,更牵动人心。第二部分 治理与拔根——引滦、引黄和南毛泽东对海河流域的水灾十分关注。他在1963年大雨后的8个月里,4次离开中南海到河北了解灾情,视察救灾工作。11月12日,河北省委书记林铁同省委其他负责同志一起,向毛泽东汇报了河北人民奋起抗洪斗争的情况。当林铁说到十大水库在防汛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时,毛泽东高兴地说:“我要从南到北把你们的十大水库都看看。”毛泽东还指示:“你们一定要把河北的洪水制服,把河北人民从水旱灾害中解救出来。拯民于水火之中嘛!”林铁请求毛泽东为准备举办的抗洪斗争展览会题词,能否把这个指示题写下来。毛泽东答应了。林铁希望毛主席再写一首《浪淘沙?北戴河》这样的词。“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一片汪洋都不见”,毛泽东喜欢大风大浪,也喜欢大雨,暴雨大灾过后,正可以抒发豪情。毛主席高兴地笑着说:“我现在不做湖南人了,要做河北人,生在湖南,死在河北。”几天后,毛泽东挥笔题了“一定要根治海河”!并以书信的形式,对林铁请求为河北省抗洪抢险斗争展览会题词一事作了回复。毛泽东在回信中说:“林铁同志:遵嘱写了几个字,不知是否可用?浪陶(淘)沙一词,待后再写。”这封信作为毛泽东的书法作品已经出版。11月17日,抗洪斗争展览开幕。在特大洪灾面前,众志成城,涌现出了许多英雄事迹,组成冲不垮的“精神大坝”,要在全社会学习抗洪精神,发扬抗洪精神。——许多豆腐渣工程,许多堤坝溃决垮坍都隐匿了,只宣传“冲不垮的精神大坝”,今天看来,实在的“受实祸而图虚名”!毛主席对黄河、淮河也有过题词。分别是:“一定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一定要治理好淮河。”——我们可以看出,对这三条中国的大河,他期望和要求是有差别的。大概毛泽东坐在郑州附近的小山上,眯着眼睛眺望黄河时,对这条乘船往返过多次的黄河,还是怀有敬畏之心的,所以只是要求“办好”。他曾说,一生最大的遗憾,是没有从上游到下游考察过黄河。“治理好”是淮河的标准。而对海河则是要求“根治”。根据“一定要根治海河”的指导思想,河北省委省政府提出“河北省今后15年至20年治洪规划初步设想”,提出“必须下最大决心彻底根治河北水患”。同时提出“经过15至20年的努力,达到完全能够抵御像1963年的甚至比1963年更大一些的洪水,以彻底改变河北省洪水为患的局面,为社会主义事业奠定坚实的基础”。“泥土不下山,流水不出川,地上无径流”——这是根治海河要达到的目标。“地上无径流”还能算河流么?彻底“根治”,就是要从根上着手,对海河从主干到根系动大手术,聚集人力、物力、财力打“歼灭战”。此后15年里,“根治”的手术越动越大,甚至在“文革”中也没有停下,直至海河各条大支流全部气息奄奄、气数将尽。“集中力量办大事”,一直被当作我国经济建设的法宝。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能够最大限度集中无偿使用的,也只有农村劳动力。“挑河”和“修水库”,此后十多年中成了河北人民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河北省每个县、公社、生产队和村,男劳动力全部发动组织起来。按照战时的军事化模式,每个县编成一个民兵团,县委副书记或副县长任团长。每个公社编成一个连,每连300—500人,每个县组织六七千人至上万人。他们自带粮食,奔赴治河工地。没有任何报酬,所有劳动只记工分,回村分配。不管是秋风劲还是西风烈,100多个县组成100多个民兵团,还有厂矿和机关干部的支援,每年都有上百万人奋战在根治海河的工地上。第二部分 治理与拔根——引滦、引黄和南“大跃进”、1959年冬1960年春开始的连续几年的灾荒,加之1963年大灾之后,河北农村凋蔽,亟需轻徭薄赋,与民休养生息。即使兴建必要的水利工程,也要有国家投入,至少要像今天以工代赈之类,付给农民报酬,可这一切都无从谈起。如果按现在的价格粗略计算,15年,河北人民在根治海河中仅劳动力无偿投入就达到2000多亿元,如果按农村劳动力计算,人均数万元。不可避免,这样持续多年没有回报的付出,极易造成农村经济的整体停滞和大面积贫困。岁岁年年,秋冬两季挑河修水库——收完秋庄稼种了麦子后,辛苦劳作了一年的农民,顾不上喘口气,扛上铺盖,腰上扎根绳,带着工具,就出发修水库了,直到冰天雪地,冻土再也挖不动了才停工。有的年头,数九寒天,一镐下去一个白点也挖河不止。过了阴历年,一开春,又集合出发挑河筑坝,一直干到初夏,麦子黄了,要开镰收割了才回家。秋风起时,山瘦水更寒。多数村子里只余下儿童、妇女和老人。华北平原、太行山区,到处是水利工地,到处是“热气腾腾”的场面,百万人漫山遍野大战海河,这比抗日战争中的“百团大战”更壮观。红旗在寒风中猎猎作响,工地上人头攒动,挖土的铁锹翻飞,推车的奔来跑去……朴实的农民们真诚地相信,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挖河修坝,根治海河,就能换来水旱保收。可无论海河遭遇怎样的不幸,太多的付出、太多的牺牲、太多的痛苦与希望,那是磨难一般不堪回首的峥嵘岁月——这已经上升为千百万人的一种精神,一种信仰。从资料上看到,当年根治海河的报道,今天即使文坛名记,文章高手,再有想象力和妙笔生花,也很难写出来。还是原文照录为好——“1969年,天津西郊水高庄,一个用苇席搭在黄土大洼边的大棚里,治河大军吃的是用明矾沉淀了的子牙河水。他们的任务是在当城至水高庄的两地重新挖一段三千多米长、一百多米开口的新河,解除每年汛期因疏水不畅而造成的水患。治河工地上红旗猎猎,人声鼎沸,小拉车来来往往,非常热闹。新河挖好了,要拆除两边的堵头。“1969年6月中旬的一天,开始旧河截流。为截流准备了千吨毛石和成垛的草袋,两条铁船索浮在截流上口。截流开始后,人们扛着百八十斤重的大石头、装有泥土的草袋,下饺子般地抛向水中,激起道道水柱,溅湿了每个人的衣服,人们顾不及这些,在摇摇晃晃的两条船上穿梭往返。水流越来越急,投下水的石头已能听到撞击声,可投下水草袋在水里打个滚,冲干净里边的泥土,又在下游被浮起。时间到了中午,截流还没成功,人们都已筋疲力尽,再好的饭菜也吃不下,大家都想休息。‘沉船!’市有关领导下了命令,人们又振作精神,把石头投进船舱,船慢慢地沉进了水里,人们又把装填进泥土的草袋堆码在船面上,一直奋战到太阳西下,终于搭成一座有两米多宽几十米长的截流坝,人们欢呼着瘫软在地上。就这样4个月的根治海河的任务,不足百天就完成了。当时天津市领导带来了天津歌舞团演出《红色娘子军》慰问治河大军。根治海河现场,干部依靠群众,群众相信干部,党员干部处处跑在前边,团结一致治海河。他们发扬了共产主义大协作精神,发扬了战争年代那么一股子劲、那么一股子精神,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表现了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层层筑坝,堵截海河。在潴龙河、唐河、孝义河、漕河、瀑河、滹沱河等各条河流上游,修建了一座座水库。15年的辛苦不寻常,到1989年,水库总数超过2000余座,总库容265亿立方米,完全控制了山区主要河流来水(中国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查院:《中国地下水资源开发利用》,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2年)。在兴建水库的同时,又兴建了水电站119座,总装机容量万千瓦。——但不知现在海河流域有多少水电设备已经毁弃闲置,年发电量还能有多少?根据两次水资源评价,河北省多年平均地表水资源量为152亿立方米,可利用地表水为122亿立方米,平原区多年平均地下水资源量约为90亿立方米。地表水和地下水还有40亿立方米重复计算的水量,即每年主要由河流与降水补充的浅层地下水。这些水库总合的库容量,已大于海河及其支流的径流量。也就是从理论上说,降雨正常的年份,所有水库还未贮满水,海河及其支流就没有一滴水了。作“绝根”手术决策的同时,为了保证海河每一条主要支流,在“N年一遇”的大雨中,无需白洋淀等湿地湖泊的调节,无需经天津海河入海。各大支流均可自成水系,分头入海。开挖了多条人工入海通道,下游扩建与新挖了漳卫新河、子牙新河、滏阳新河、独流减河、潮白新河、永定新河。扇形的本为一体的海河水系,被修理成“梳子状”并行的“独立水系”——与一千多年前海河刚刚从黄河水系中脱离出来的情况相似。这些支流全部离开了千年依存海河的母体,离开自然形成的河床、河滩、湖泊和河两岸的植被,沿着一条从未走过的新路,可以各自奔向大海了。后来这些新河修好后,海河已经很少有来水了。所以,新开挖的河道里,多数时间有闸无水,只有无边的青草起伏摇动……第二部分 “村夫”陈永贵对大雨的认识(话题稍微偏离一点。在1963年8月初的海河洪灾中,出现了一个典型,一个名扬全国的人物,就是大寨和陈永贵。大寨是山西昔阳县一个只有四五百人的小山村。陈永贵是这个山村的党支部书记。在中国农业持续学大寨的年月里,全国人民都熟悉了大寨“七沟八梁”的乡村地图。曹操讥笑诸葛亮是“诸葛村夫”。孔明大抵还是耕读人家出身的知识精英,他既有大局观,在行军布阵,天文气象上也无所不晓。但其妙计和言行,又多有南方农民式的聪明机智,时常故弄一些虚头使人云里雾里。陈永贵则是彻底的“村夫”了。一个好庄稼把式,最基本的要素是懂农事和察天时。山西昔阳县地处海河主要支流滹沱河的上游。与河北南部邢台地区的“暴雨中心”只有一山之隔,直线距离不过百里。多打粮食要先有“基本农田”,这是传统的农业观。大寨村解放后在陈永贵等人的带领下,一直不断地在山沟里造田,还有将坡地改造成梯田。其间多次被大水冲毁——大约这与堵住了洪水的通道有关,于是有了“三战狼窝掌”,有了人与自然不断奋斗的故事。当时永贵大叔和大寨大队,也还是个在《山西日报》上露脸的地方性典型,虽然在乡村的人才中,陈永贵有比较好的综合素质。——当时,农村合作化的高潮已过,“大跃进”也已经落幕,公社化大办食堂等也都在退潮,如果没有天助,大寨和陈永贵本来是很难再登上全国大舞台的。1963年秋天,连续几天的大雨,山洪暴发,冲毁了好些梯田和窑洞。那时电视还未普及,陈永贵此时也不太知道下游河北境内天津附近进行的抗洪决战的详情。大雨来临时,他抹着脸上的雨水,望着阴沉沉的天和倾盆大雨,心情大约是喜忧参半——头两年都是少雨缺水的旱灾。雨一停,他裤腿一挽,先看几眼村子里倒塌了的窑洞,没伤着人,接着便上山,几乎跑遍了各个地块,了解灾情。水来得猛,去得也快,他捏捏粘成一团的土块,心里便有底了。陈永贵性格豪爽,有股子农民式的硬气。灾后,三次拒绝救济款,不是他心血来潮,而是见机而作——说起来救济款挺少的,只有一千多元,后来这个数字也不大写进报道,而只讲他数次拒领国家救济。有些历史人物不可辱没。陈永贵是村里的好带头人。几眼窑洞的坍塌,不会击溃一个几百人山村带头人的理念,他深知一场豪雨对山坡上的旱地来说,意味着秋后粮食的丰收。他聚起失散的人气,坚定信念,发动群众,扶起倒伏的玉米,补种上大秋作物。他心中有数,土地已经被浇透了。——如果遇上旱灾,就是有再大的能耐也施展不出。陈永贵发出豪言壮语,救济不要,交国家的公粮不减!——果然,这一年取得了大丰收。大寨人承领天时,得到了属于自己一页的光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太行山上的陈永贵比毛主席在行。毛泽东出生在农村,但他从青年时起就是个革命家,并不谙农事。大灾荒发生后,国民经济进入调整时期。食堂解散,农村退到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邓子恢甚至还提出来要“包产到户”。“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打不下去了。毛泽东心里一直很郁闷,看法也多有摇摆,但总的认为这是倒退、资本主义复辟。第二部分 “村夫”陈永贵对大雨的认识(以政治家的眼光,毛主席发现了陈永贵和大寨典型的价值。1964年12月26日,毛主席生日时,陈永贵被请到北京,进了中南海。宴会时,毛主席用温软的手,把这个头系白毛巾的农民拉在自己身边坐下。如此殊荣,陈永贵自己也不曾料到,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此后,轰轰烈烈的全国“农业学大寨”的运动在全国开展,战天斗地,改造山河,向荒山进军,“大寨田”成了革命名词,层层修建,直到山顶。——1988年长江大洪水后,一些过于陡峭、坡度达到五六十度的“大寨田”,才逐渐退耕还林。——2007年秋天,我来到鸭绿江边,水流清澈。两国边界经过几次调整变动,有些地方交错曲折,分辨不太清楚。一起前行的地方朋友说,这好认,哪个山头没树没草,光秃秃的,哪座山头开荒、梯田坡地都挂到了山顶上的,一定是朝鲜领土。这一说,环顾四周,我注意到一些山头整体上确有异样的亮色,似乎还有几柱烟在怅怅升起,才明白过来。路上,我恍然记起,这景象原来也存在于记忆的底色里——这就是“大寨田”啊!仅仅过去了三十年,就有隔世之感了。中国的山峦上树多草多,一片深绿。朝鲜连年灾荒,据说还有断粮断炊的,这样开荒砍树修梯田,破坏生态,能不遭灾受穷吗?如果朝鲜战争发生在今天,志愿军就无处藏身了。无法忘记,这些并不遥远的陌生,都是我们一步步走过来的。大寨的成功,当然也还有其他机遇,在此不一一赘述。说起来可笑,记得“文化大革命“时,老家有个农村干部随团到大寨参观学习,回来后,有人问他,大寨的经验能在我们这里推广吗?他直摇头说:“难。你想想,每天到大寨参观的有成千上万人,光肥料得有多少?而我们这里工厂停工了,连化肥都买不到。”战争年代,在纷飞的战火中,不少人实现了从奴隶到将军的梦想。在和平的日子里,从农民到共和国副总理的跨越,仅陈永贵一人。同是暴雨和水灾,在干旱的山区,能带来丰收。这机遇被陈永贵抓住了。因为,他还有逆向思维,懂得自然气候和政治气候之间的关系。他说,大寨人战天斗地的决心和方法,是从学习毛主席著作中得来的。徐水主要是通过群众运动大修水利工程,消灭水灾旱灾,放惊世骇俗的“高产卫星”;而大寨更侧重于在战天斗地中,发挥思想精神的决定性作用,放“思想卫星”,这保险系数更大一些。大寨战天斗地精神深入人心,大寨红旗飘扬的时间,与“一定要根治海河”运动差不多相同,经历了十六七年。大寨典型也引领了中国农业发展和农村建设十六七年。“徐水经验”与“大寨红旗”,都是海河流域在社会和生态环境剧变中,出现的既不同、又有些相似的政治文化现象——但这已经不是“海河文化”了!第二部分 华北超采地下水:危及子孙后代半个世纪前的华北平原,生态系统还是多水的。一望无际的原野上,河流密布、小溪蜿蜒。湖泊、天然泉水和沼泽湿地随处可见,可以说是鱼米之乡。许多地方几锹下去就能见水。一位在冀南平原长大的记者对我说,他小时候——也就是20世纪70年代,家乡风景如画。小河绕村而过,河水清澈,鱼儿成群,岸边草深没膝。那时地下水位高,井水也不过几尺。一下雨,井水就溢了出来,村妇汲水,不用井绳,手提水桶便可以从井里直接舀取。到了80年代,再也没有那么浅的井了,井绳越来越长,后来井干涸了,只好打压管井。随着地下水位的渐降,压管井也打不出水来了,只有30多米深的机井才能抽出水。再往后,机井要深至70米,才能打到水了……现在,供村民饮用水的机井深达300米。本是雨水充沛的冀南平原,现在雨水稀少,灰土飞扬,常常干旱。冬天的雪,也一年少似一年了。打井可以追溯到很早。但水利重点从引水修渠,转向遍地打井、打深井,却是根治海河全面展开后的事情。政府支持农民打井,每打一眼机井补助多少钱,但不幸的是,往往一口井打成后没有过几年,水就神秘地消失了,井也不得不报废了。于是就再打,井越打越多,越打越深。20世纪六七十年代,打机井技术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不用摇辘轳,不用人工提水和压水,有了电力潜水泵提灌。五六十米、上百米的机井遍布华北平原,甚至家家户户都有机井。殊不知,地下水与地质构造、含水层有关,不是越深就越有水。这么多深机井,最终破坏了含水层,地下水一下子从十几米跌落到七八十米,甚至上百米。在华北平原上,以北京、石家庄、保定、邢台、邯郸、唐山等城市为中心,形成了总面积达4万多平方公里的浅层地下水漏斗区,还形成了以天津、衡水、沧州、廊坊等城市为中心,面积达5.6万平方公里、整体连片的深层地下水漏斗区。这21个大大小小的漏斗区勾连成片,又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漏斗群。1954—1955年,中国科学院院士李振声,在河北省衡水县小辛集农业生产合作社蹲点,从事土壤水分与耕作保墒研究。当时该地区都是旱作农业,土壤地下水很浅,只有1—2米,尚未开采利用。到六七十年代,逐步开始打井,发展灌溉农业,实现了井网化。33年后,李振声于1998年跟随时任总理的李鹏考察黄淮海农业时,再次来到衡水,他吃惊地发现,这里的地下水深度,已经下降到53米!老院士忧心忡忡。他查资料后发现河北衡水、冀县、枣强与沧州一带,漏斗相连,范围达到1.5万平方公里,水位下降深度达80米。最近半个世纪,地下水位平均每年下降1米多。水哪里去了?修建大大小小水库,多数河水被拦截在山区,进了水库,一部分水通过水渠和管道,流向城市,流向农田——总的来说,山区毕竟地少,山前能靠引水灌溉的土地也不是很多。所以绝大多数水被浪费蒸发掉了,进城市的最终成了污水。华北的大部分河道已变成了季节河,尽管在地图上还保留着迷人的蔚蓝,但它们再也汇不成沼泽湖泊。滩地无水,雨季也只有极少径流能转变成地下水。平原上浅层地下水得不到补充。越来越深的机井破坏了含水层,不断扩大的漏斗区,使华北的生态系统进入了一种不可逆转的恶化之中。我们能留给后代的只是地图上的线条与墨点,曲折蜿蜒缠绕的蓝色,清晰又遥远。祖祖辈辈留下的流淌了千年的大河小河,在我们这一代永远干涸了,消失了……第十一章“借问新安江”600平方公里的浙西大湖——原是沃野和盆地千年古城、无数村镇沦为泽国几十万移民半个多世纪的流浪、迁移、重生——这一切仅仅是为了修一座高坝?土地、山林也是不可再生的资源难以算清的利弊得失重新思考、重新审视——人们的科学觉醒第二部分 水底古城:不该遗忘的见证(1近年,水下考古成了新闻媒体频繁热炒的一个题材。连续现场直播的,除了南海一号、南澳一号等海底古沉船的发现之外,在当地政府的推动下,浙江千岛湖水底的古城遗址之谜,也是个“出镜率”颇高的“探索发现”题材。碧水万顷,岛影千点,人如游鱼。确实,五十年只是一个短短的瞬间,如果我们不健忘的话,想着新安江的前世今生,想着一代人的漂泊与流离,会觉得心疼。水底荒城,恍若隔世——说到底,这种兴致勃勃、颇有猎奇之嫌的“考古新发现”,有多少历史和现实的科教意义?有多少考古学术价值?这些人们尚不能肯定,但至少可为千岛湖旅游增加吸引人的亮点。——虽然多数游人不能像鱼一样潜入水底,也无法到水下探个究竟。岁月似乎过滤了一切不幸与苦难。毁城的矛盾和悖论,除了真理,没有胜者。一切的一切,像是一张被水浸泡过的老照片,只留下褪色后稍微模糊如同打了柔光的旧风景。通过镜头,通过摄像机和图片,人们惊叹这座沉埋在湖底的千年古城,沉入水底半个世纪之后,还保存得“相当完好”。隐约可见由青石砌成的明清城门、几百座牌坊、成片的徽式民居、精美的砖雕……这一切尽在死寂的水底,“淹没”在历史的深处。潜水员像鱼一样穿行在摇曳的水草间,飘然穿堂入室,开着的门,冥然无人的庭院,歪斜的楼梯,还有依然存在的城门——摄像机展示了水底的城市和古镇,这种“完好”,只有大地震发生地陷时突然沉入水中才会保留下来。现在,有专家称沉没在水底的城镇是“微缩的胶囊”,还说什么“保留”在水底,免受几十年来建设发展的破坏,可能比存世保护得更好。可这一切灾变,并非由于不可抗拒的自然原因。而且,现在水底保留得比较多的,主要是来不及拆毁的原遂安县城,而比遂安县城大得多,其古建筑足可以与徽州媲美的府城淳安,在蓄水前的清库中,已基本被彻底拆毁了。台湾作家龙应台母亲的家乡是淳安。龙应台记述了故乡人回忆当时拆迁的经过。“谏村是淳安远近闻名的大村。全村214户,883人,也是一个非常富裕的地方,村庄临溪而筑,依山而建,黛墙青瓦,雕梁画栋。1959年3月,通知我们移民,一只雕花大衣柜收购价格只给1元2角8分钱。一张柏树古式八仙桌只卖6角4分……到了4月3日,搬迁的那天,拆房队已进了村,邵百年的母亲坐在椅子上呼天嚎地的哭叫着不肯走,拆房队绳子捆上了他家房子的栋梁,几个拆房队的人把这位老人连人带椅子一起抬出门外,房子也就顷刻倒了下来。”……我想起,有位部门领导在国际大坝会上做主题讲演,神采飞扬地向世界同行推荐,新安江水库是大坝与生态环境友好工程的典范。如果说,这种毁灭和淹没,是很好“保护”城市方式的话,是人与自然、大坝与生态和谐的必然的话,我只有默然——一个人“专业”到了冰冷无情,学问做到了如此精致,那么在情理和常识层面上,就难以与之交流和沟通了。现在的年轻人看了千岛湖水底考古发现的“新闻”,不免惊叹称奇。千岛湖在哪里?究竟那些岁月发生了什么?仅仅是“激情燃烧”么?追问之后,又不免会陷入思索。这种桑田沧海的巨变,这家园遽然毁灭的悲剧,是怎样发生的?是什么“伟大工程”、什么无情的力量,打破了浙西山区小城千年不变的平静,仓促间让这片肥沃丰饶的土地彻底“沉沦”,并把29万世代生活在这里的居民,抛向未知的苦难和流离?第二部分 水底古城:不该遗忘的见证(21960年夏秋,“大跃进”和浮夸风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已经开始显现。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等对此提出不同意见的人,被毛泽东决意打成了“反党集团”。为了证明“反右倾”的正确,“三面红旗”正确,证明“超英赶美”是完全能够实现的,各地继续大修水利,掀起跃进高潮。——太需要有个成就来鼓舞斗志了。尽管各地放出了许多粮食高产“卫星”,升帐了众多“钢铁元帅”,但终归嘈嘈杂杂,经不起推敲核实。作为新中国标志性水电工程的黄河三门峡水电站,这时已经遇到了泥沙淤积等诸多麻烦,进退两难,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着手泥沙的治理,修改原设计方案,高坝已筑至106米,突然改作中坝使用,降低水位,真是无可奈何!恰在这时,群山延绵的浙西,钱塘江上游,在铜官峡谷中传来捷报,耸起了一百多米的高坝,这就是我国第一座自己设计建设的大型水电站新安江电站。——新安江传来的消息特别鼓舞人心。曾经藏在深山中鲜为人知的新安江,随同电站建设创造的奇迹传遍全国——大坝的高度将达108米,圆了一个前人不敢想的高坝梦。大坝合龙时,庆典隆重而热烈,新安江畔人山人海,红旗招展,举国欢庆。这座今天看来发电能力不怎么大的水电站,库容却不小,水面浩阔,汪洋一片,达600多平方公里。数字虽然有些枯燥,但还是需要提及,电站装机66万千瓦——不到长江三峡水电站总装机2250千瓦的三十四分之一,比三峡一台机组还小一点。新安江电站按照原设计能年替代电煤近100万吨——而建成后几乎从未达到过。新安江多年平均年径流量为112亿立方米,而这座水库的库容为178亿立方米——需要新安江断流一年半才能蓄满水。从很多方面来看,数学都是最基本、最精确的一门科学,数字历来也是人们无穷思索的一部分。——至少修建高坝、大库,小电站、大移民,这种配置今天看来很难说是科学和谐,经济合理。半个多世纪以前,因修建新安江电站实际移民29万(1956年统计,水库正常水位110米时需迁移人口23万多人,另有洪水时期临时影响人口5万多人,逐年增加人口还未统计在内)。如按今天的情况计算,移民和受耕地减少影响的居民已近百万,这绝对是个不小的数字。有些往事,到今天还是说不清该庆祝还是该悲伤,因为是以“国家行动”的名义。两座县城,即千年古城淳安和遂安,以及上百个村镇,随着大坝的升高和蓄水,相继沉入了水底。浙江西部富饶的淳安盆地成了一片汪洋。——“淳安盆地”这个地理学上的名词,消失在岁月的烟尘和远去的“辉煌”之中,渐渐被人淡忘。取而代之的,则是新安江水库。现在,水库的名字也提得少了,更多地称作“美丽的千岛湖”,仿佛她原本就是天然的湖泊。然而,近距离审视,这一过程却不怎么“美丽”。其实,早在“大跃进”“战鼓”刚刚“擂响”的1958年,淳安县城中的机关和居民、学校就已经匆匆从新安江边的狮城镇,迁往十多里外的排岭了,而遂安县则被撤销了行政建制。几十万居民被剥夺了在祖祖辈辈居住大地上生活的权利,毫无选择地踏上了别离故乡的漫漫迁徙之路。随着水位的不断升高,连接皖南与浙江的道路断绝,原来富饶的遂安、淳安县的山区乡镇被大片水面割裂和阻隔——库区一夜成了浙江最贫困的地区之一。有资料表明,至少在1959年秋天,已经出现了一些移民饿死和倒流返乡的现象。第二部分 水底古城:不该遗忘的见证(31963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郭沫若,在众人的簇拥下,来到新安江水库。他自然不知库区人民离家迁移之苦。游览之后诗兴大发,提笔写道:“西子三千个,群山已失高。峰峦成岛屿,平地卷波涛。电量夺天日,洚威绝旱涝。更生凭自力,排灌利农郊。”这算不得什么好诗。此诗前两句是写景状物,如果不谈库区人民作出的牺牲——此时移民,包括二次移民正在经历的颠沛流离——倒也不失为优美。但后二句写实细一想,却会生出很多疑问——60万千瓦的水电站能够“夺天日”么?城镇市街都沉入了水底,何来农郊?最容易受旱的是农田,现在几十万亩农田成了大湖,自然没有干旱,也无需灌园了。检视我国几十年来的建设史,会不无遗憾地发现,为了某一方面,特别是崇高名义下的“综合效益”,创造“人间奇迹”,我们实际上很少统筹考虑分析过、科学计算过成本和利弊得失。几乎可以肯定,水电上的某些问题通常源于“高坝情结”——也许,正因为过分强调坝的高度,成效和损失都可能变得最大。新安江电站位于钱塘江中上游,江流拦腰截断,皖南地区的经济格局,人民生活和交通、区域的生态环境,从此彻底改变。有学者坦言,建一座装机60万千瓦的水电站,剥夺数十万居民安身立命的家园,淹没6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大致相当于香港面积的一半,与新加坡国土面积相仿——甚至可以视为对土地和山林资源的一种不公平的“圈占”。二十多年里,一再出现水库移民“滞留”、“返流”、“自流”潮,造成社会动荡,成千上万失地农民陷入极度贫困。不必讳言,无论从经济政治,还是社会发展上考虑,都得不偿失。这种工程在今天或许就根本干不成。即使要建电站的话,大概也只能选择中坝和低坝。068“借问新安江,见底何如此!”钱塘江是浙江的母亲河。新安江是钱塘江的干流之一段。如波之荡漾,云之展卷。从下游上溯,这条江有不同的名称:入海口为烟波浩渺的杭州湾;经杭州,即过去的钱塘县这一段为钱塘江,经富阳县的干流称为富春江,流经桐庐这一段则是桐江。从古称为严州的建德以上河段,到安徽南部徽州这近600里水路,称为新安江——这一段也有“徽江”之称。因它不仅属于浙江,也属于皖南。正是这条河流,成就了徽州的传说和神奇。无疑,新安江是中国东南最壮美、最秀丽的河流。杭州湾雄伟壮观的大潮,富春江天下独绝的山光水色,严子陵钓台遗世兀立,桐江满眼堆绿叠翠,都曾让我流连忘返。而新安江的曲折奇险、舒缓地流淌着的时光和财富,更胜过可以观鱼的富春江。唐代,在浙江西部沿青溪而行的那一脉悠悠水路,和与之相伴相随的“徽杭古道”,可与浙东沿剡溪的山阴——天台山的“唐诗之路”相媲美,这是千年前两条最富诗情画意的多姿多彩的旅途。在几十年异乡的漂泊奔波中,我无数次往返于通往故乡的“唐诗之路”,而对于连接徽州青溪(新安江)的山程水驿,却因阻隔而生分。新安江的激流与憧憬,只属于过去——如今的千岛湖与它并不相干。众多的诗人、文人、僧人、旅人和官员走在路上,无论信马由缰或泛舟夜航,桨声帆影,可以酬唱应答,领略风光,抒发诗情。新安江上,往来的骚人墨客、歌女官员,便拥有了无限文学创作的可能。第二部分 水底古城:不该遗忘的见证(4“人行明镜中,鸟度屏风里”。新安江之行对李白来说,无疑是最有灵性、最有诗情画意的旅程。他回想起在黄山时,“伊昔升绝顶,下观天目松”。李白熟悉这条水路,在疾行无声的秋水中,在解缆系舟之间,李白写出了《青溪二首》,其中有:青溪胜桐庐,水木有佳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