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古建筑如古塔、古墓、古代的房屋建筑等，真实、客观地保留了古代地震的各种现象和表征；而这些现象和表征可供我们研究、揭示过去千百年所发生的地震及有关的各种情况，如：震级的大小，震中的大致位置，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情况等。龙兴寺塔位于坝区东30公里左右彭州市北门，据考察系唐代大中元年（公元847年）所建；属十七节密檐式方砖塔，高约34.5米。据史书记载，明弘治年间龙兴寺塔“缺去东北一角，只存三面，历久如故”。表明在明弘治以前，此塔已被地震震裂为四瓣（后东北角残，余下三瓣）；据我国著名的古建筑、建筑史学家张驭寰先生考证认为，彭州龙兴寺塔门窗上下开裂，塔身被分成四瓣，是彭州历史上遭受大地震破坏影响所造成的。李有才和曹树恒现场调查后认为：彭州龙兴寺塔震裂的情况与1547年山西解州大地震造成离震中很近的安邑太平兴国寺塔被震裂为四瓣的情况十分相似，也与1976年唐山7.8级地震靠近震中20公里左右的丰润天宫寺观音塔开裂有一定相似；所不同的是，彭州龙兴寺塔震裂的裂缝明显地比山西安邑太平兴国寺塔、河北丰润天宫寺观音塔的裂缝还要宽，还要深些。这表明造成龙兴寺塔损坏的地震震级是相当大的——由此也可以充分地说明，不是几千年前，坝区40公里范围内唐代以来就曾发生过7.5级左右大地震。他们研究后认为，坝区及其附近地区深部是处于三组活动性断裂构造交汇部位，该部位地下岩石极其破碎，地壳结构极不稳定。虽然，地表上有三叠世须家河组地层，岩性为厚层砂岩的推覆体，但这仅仅给人们看似“稳定”的假象。——在这个本身就不稳定的地带上还要建造一座如此巨大的蓄水大坝，它能“稳定”吗？！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多种活动性断裂构造交汇部位上修建的广东新丰江水库、河北唐山陡河水库等都曾给我们留下过深刻的教训。两位高工还对紫坪铺坝区及其附近地区作出过“未来大地震（7.5级左右）的震中位置”预测。其理由，一是坝区及其附近地区正处在三组活动性大断裂构造带交汇部位，据我国已故著名科学家李四光教授的地质力学理论认为，这样的交汇部位应是大地震集聚应力的最佳场所。二是坝区及其附近地区所处的深部构造背景，与1933年8月25日茂汶叠溪7.5级地震有相似特征，甚至比它具有更为复杂的深部构造背景。三是彭州龙兴寺古塔受大地震的破坏情况，为上述结论意见提供了最活生生的“证据”和支持。这说明，坝区及其附近地区，历史上曾发生过里氏7.0级以上大地震的事件。据大地震在一个断裂带上可重复的原则，坝区及其附近地区未来发生7.5级左右大地震是可能的。此外，这一地区正处在大于或等于4.0级地震围空区。根据四川地震局所提供的十余年地震记录（M≥4.0级）表明，在靠近大坝，并以都江堰、小金、松潘、绵竹等地形成了一个中强地震的围空区，这个围空区位于被地震专家称为著名的中国南北地震带的中部区域。这是十余年来这一区域的最新地震观测记录资料，是重要的异常现象，它反映靠近坝区内现今断裂活动的闭锁段，是应变能积累的高应力区域，是未来发生大地震的中长趋势背景；看来，这个靠近坝区的中强地震围空区的异常变化现象，值得引起格外的注意！两位高工指出了紫坪铺水库另一种现实而紧迫的可能：诱发地震。坝区地处大地震孕育的最佳地质、地球物理环境条件，一旦坝区蓄水，很可能诱发坝区及其附近地区正在孕育的大地震。大地震的发生会给该地区人民生命财产和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造成巨大的，甚至毁灭性的打击。经济强势面前，不同的意见被封杀是很自然的，特别是部门以外的地质学家的不同意见。这两位专家的科学报告没有引起人们重视。我们不觉得悲哀吗？第一部分 西南下一个大地震可能发生在哪我国西南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开发。岷江、大渡河、金沙江、澜沧江、雅砻江、怒江……每一条河流无一例外地都纳入了开发规划。已建和规划修建的电站大坝，分布在我国地貌第一阶梯和第二阶梯的过渡带上，不少河段几十公里距离即规划一座大坝，一个水库回水区和上游一座大坝首尾衔接，河流几乎没有自然坡降和落差。西南山区地形切割强烈、山高谷深、水力资源丰富，同时生态环境脆弱。不可忽视的，不少高坝正规划修建在活动断裂带上。西南主要河流水系的流向，几乎毫无例外地受到断裂制约。有的大坝还处于地质构造复杂、破碎严重、有地震复活和活动的构造带上，自然环境恶劣，流泻崩塌、泥石流等重力作用强烈。如雅砻江上游著名的鲜水河大断裂，1973年发生过炉霍7.9级地震，形成了长达90公里的地震断层。鲜水河大断裂带东南段的康定和大渡河附近，活动的断层走滑年速率达3毫米。处理不当，有可能造成地质环境由均变性的稳态变化，转向局部地区动态性的灾变。梯级开发，把奔流的江河变成一级级台阶，有的库区长达数百公里，移民数万至十数万，对流域和河谷地区的交通地质生态环境影响不可低估。周边的村镇因水面的阻隔，有可能成为交通极为不便的孤岛。水库淹没区里的道路需要改线，直接影响边坡和山体稳定性，安全保障能力减弱。从都江堰通往汶川的213国道，是流量很大的交通干线，最多时日汽车流量达1万辆。紫坪铺电站建设时，213国道有40多公里改线，公路从岷江峡谷的底部上移到了半山，一些地方桥梁和隧洞相连，这次大地震中，山体滑坡，桥梁垮塌，从紫坪铺到映秀镇的道路无法打通，有的地段不得不走水库泄洪后重新露出的残破的老路了。在汶川大地震后那些震撼人心的日子里，看完电视播出救灾的节目后，深夜，我读着几部硬皮的书。其中一本的封面是深绿色的，像川西那片高原的山地与河谷。书名很长——《青藏高原新生代构造演化》，这是一本关于青藏高原构造的书。一页一页地翻阅，我的感情也因此变得很硬。还有一本书，淡黄色的封面，如泥石流崩泻山体，也像山地上无人收割的麦田——这也是一本关于第四纪地质的书。一张一张死去与活着的灾民悲痛欲绝的脸，一再叠印在深绿与黄色上。再读这些书，是为了写几篇西南水电开发与地质灾害、地震地质研究和预报的决策参考，报送领导。在这些书里，我读到了许多灼伤人眼的地名：汶川、茂汶（茂县）、北川，还有映秀、漩口……这些，都成了瓦砾遍地的废墟。我在电视里看到，汶川县城东沟，那是一条著名的断裂带，在那里可以观察到不同时代、不同成因的岩石类型。这个宽不足两公里，而有些地方只有几百米宽的断裂带，成了天堑，成了生离死别的地方。《青藏高原新生代构造演化》作者潘桂堂是我的老乡、地矿部青藏高原研究所所长。几十年里已经30多次上青藏高原野外考察，书中那些地方都是他亲自考察过的。有一天晚上，在北京的招待所里长谈，我问他最危险的考察是哪一回。他想了想说，在祁连山和阿尔金山交界处的断裂带上，攀上一个陡峻的古火山口考察，上去了竟下不来。——这样用脚走出来的地质学家现在已经不多见了。第一部分 西南下一个大地震可能发生在哪我翻阅着这本关于青藏高原新生代构造演化的学术著作，竟有恍若隔世之感。很多与地名有关的地学名词，现在都需要注释了：“彭灌杂岩体”——彭是彭县，现在称彭州；灌是灌县，现在叫都江堰市；“威州镇东沟剖面”——威州镇即汶川县城；还有著名的“汶川—茂汶大断裂”——茂汶即今天的茂县。龙门山大断裂中有许多推覆体，形成了许多“飞来峰”。推覆群的“根带”，正在映秀—白水河—北川。汶川大地震使根带发生撼动。地震其实需要地学研究的支撑。这是一门艰辛与寂寞的工作，还需要长期深入野外考察——可能十年几十年那只“老虎”都还在沉睡，蹲伏着，不知何年何月才能醒来。一代又一代人只能在大地上老去。但是，勇气与真知灼见，需要在寂寞中坚守和磨砺，更需要持之以恒的科学精神。没有一种倒下叫站起。倒下的已经永远倒下了。我们活着的人，不能愧对死难者，愧对后人。——这就是义无反顾，攻克难题，而绝不能畏葸不前、轻言放弃的理由。时如流水，缘如流水，情如流水。不禁忆起年轻时在括苍山中的生活，几乎天天都要下井或者跑野外。经纬仪、地质锤、等高线、断层、矿脉、倾角。井下有神谧的清凉与安静，休息时，枕一顶藤帽，躺着，听着滴答的水声，读那些岩体和地层。几百米井下，人一步步下去，黑暗中虽只能看见矿灯照出的一小片岩壁，细细辨认，却有不同的色彩，不同的结构，无穷的变化。夜晚灯下，窗外传来松风与涧水的激荡声，读地质学矿物学，认真对照着岩石的标本。其实自己也不明白，读这些书今后有没有用，生活的河会把我带向何方，抛掷在哪里。但专业阅读和野外生活，在贫困中给我带来很多快乐。于是，除去了实用与功利，地理和地质，与文学书法一样，成了我终生相伴的爱好。1985年，参加首次南极考察回来，向阳红10号科考船在上海黄浦江码头泊岸，同伴们帮我拎行李。问，那么沉，装的是什么？我说，从南极捡来的石头标本——没有一块是观赏石。——还是20多年前，从北疆可可托海矿区，沿额尔齐斯河往下游走，直到中苏边境。我在上游顺便考察了20世纪30年代大地震造成的美丽的堰塞湖，清澄如墨玉的伊雷木湖水倒映着赤裸的野性的山脉。湖水出口的山沟里，还建有可可托海水电站。宁静的白桦林如油画一般，呈现出北欧的风光。岩石上有敏捷的羚羊跳跃，蓝天下羚羊的身影十分动人。尔后，我又来到了克拉通克铜矿采访。正是额尔齐斯河大断裂的活动，孕育了被称为世界稀有金属博物馆的可可托海和其他多种金属矿。下到200多米正在建设中的竖井底部时，脚泡在水中，鞋也踩烂了。傍晚，在戈壁滩上散步，我看到了夕阳下染成金色的铜草，摘了，拿在手中。同行的矿山工程师十分惊奇，这是什么草？我说，铜草。——你怎么也认识？我说，我们曾经是同行。他告诉我，地质勘查时，起初钻机布的井位要偏北一些，打了好些井，都没有发现够工业品位的矿脉。听说，一个女地质队员要方便，戈壁滩上无遮无拦的，跑到灌木比较密的地方蹲下，偶然发现了铜草——一种常与铜矿露头伴生的植物。再后来，调整了钻机的位置，就找到了矿藏。第一部分 西南下一个大地震可能发生在哪在通向北冰洋的河流边，大断裂、地震、矿脉，甚至还有风中的小草，和人，组成了同一幅风景。大自然就是这么奇妙。似乎用不着大书特书。伟大的工程，总与伟大的人连在一起。都江堰东面陡峭的山上，有层层叠叠的殿宇，那就是著名的二王庙，供着李冰父子。李冰父子修建都江堰后，当时人们并没有修纪念性建筑，也没有把他们当成神来祭祀。但后来在民间，在民众之中，对他们的敬仰与怀念与日俱增，代代相传。后来在都江堰边林木葱茏的高山上，修建了纪念蜀王的望帝祠。蜀王和郡守、地位与权力的差异，与他们在百姓心目中的分量无关。公元5世纪，顺从民意“请走”了蜀王，易地建祠，帝京是随处可望的。但都江堰只有一个，望帝祠改为纪念李冰的崇德祠。宋元时期，李冰父子被“敕封”为王——这就有点像今天的“追认”“授予”了，只是时间隔了一千余年。崇德祠顺理成章地成了二王庙，日夜守望着都江堰……再后来，就是今天了。其实，二王庙断裂，也是地质学上著名的构造断裂带，是前龙门山断裂的典型剖面。也许是巧合，二王庙依山而建，历代人们从不在山上削坡修路，大动土木。这使山体保持了平衡。只有苏联专家，20世纪着手在二王庙断裂上修大坝——冥冥之中，也许真有神助，大坝被冲毁了。几年来，二王庙的古建筑进行了大规模的翻修重修。土木结构的“危房”，变成了钢筋混凝土的富丽堂皇的建筑，看起来更显气势宏大，焕然一新。有的是为了旅游，是政府规划建设的；有的庙观里香火很旺，住持长老就自己定夺工程了。但没有想到，看似牢固坚实的仿古钢混建筑，还没有木结构建筑抗震。中国传统的木结构，不仅具有当代框架结构的种种优越性，如“墙倒而房不塌”等，而且以其榫铆等组成的柔性连接，使得建筑物有了较好的弹性和自我修复的能力。传统建筑中的斗拱就像汽车的减震装置一样，起着变形消能的作用。很多带有斗拱的建筑物，都历经大的地震而不毁。汶川大地震中，老祖宗留下的建筑物大都没有倒塌，而近一二十年的仿古建筑却成了一片废墟……二王庙的情形也大致如此。建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配殿、山门、蹬道、护坡，毁坏严重。原来可以俯瞰景区全貌的秦堰楼成了一片瓦砾。而两个建于清代的大殿基本完好。古存而今毁，尤其耐人寻味。岷山崩，两千多年的都江堰安然无恙。由龙门山和鲜水河断裂隔阻的昆仑—羌塘陆块，是一个近似于菱形的移动着的巨大块体。年复一年，几毫米十几毫米地推动，睁大眼睛，紧盯着它移动的方向。或许有一个强震，在相对平静中积蓄着应力，等待着爆发的那一刻。——汶川大地震两年后，与汶川同位于巴颜喀拉地块边缘的青海玉树，2010年4月13日早晨7时49分，发生了7.1级强震。——那又是一场深重的灾难。汶川大地震后，中国西南有可能进入新一轮地震活动期。对地震研究和预测预报，不能轻言放弃。没有大师的时代，前行的路上难有智慧的星光照耀。汶川之后，下一个强震会出现在哪里？需要十分关注、高度重视的，不是龙门山中央断裂带的东北方向，不是像彗星一样延绵300公里，余震密集的地区，也可能不是川甘陕交界处。而恰恰是余震很少发生的映秀——北川断裂的西南方向。第一部分 西南下一个大地震可能发生在哪虎跳峡，高山深谷里隐藏着强震的风险值得关注的是长江上游的虎跳峡。这里不但是美丽的丽江、神奇的玉龙雪山和中甸——香格里拉黄金旅游线上的一个重要结点，自从长江三峡建造电站之后，三峡河谷的雄伟景观有了很大改变。虎跳峡成了长江上游保存完好、为数不多的壮丽峡谷。我从丽江沿金沙江峡谷，走近虎跳峡时，金沙江两岸盘山道上，旅游的车辆排成了几公里长队，还有络绎不绝的游人。美国学者约瑟夫?洛克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深入丽江地区考察，并有卓越成就的学者，他最早把丽江和虎跳峡的人文与奇观介绍给世界。他说，“这儿的风景美是难以用文字来形容的”，“峡谷本身的景致真是无与伦比，顶上覆盖着白雪的悬崖，像钻石的皇冠闪闪发光。17000英尺的山峰高高地耸入藏区蔚蓝色的天空，而在山脚，约10000英尺以下，亚洲最大的河流在奔流。峡谷越深越窄，平静的江水渐渐变为汹涌澎湃咆哮怒吼的洪流，飞溅的水花冲击着狭窄的峡谷”。（《中国西南的古纳西王国》，云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从约瑟夫?洛克拍摄的照片来看，在虎跳峡附近，他也没有下到谷底，他是从南岸的一个山嘴上俯瞰。江中的两块巨石，把金沙江的水流劈成了三支。而现在，路已修得相当好了。在南岸的峭壁下，凿出了栈道。北岸则是盘山公路。在迷蒙的烟雨中，我走到江边，江中的巨石近在咫尺。雪浪翻滚，涛声如雷。——确实，想到要在虎跳峡修大坝，把虎跳峡没入水底，心里感到堵得慌。建电站的计划不能不引起国人严重关切。峡风猎猎，江水如雨泼来。我已经全然不觉。不仅仅是“无与伦比”的景致的消失，我更担心的是这里的地质构造。丽江、虎跳峡位于川青板块、扬子板块和印支板块这三个一级单元构造的交汇处。丽江附近的断裂构造十分复杂，各断裂带具有分支多、相互切割、合并组合的特征。沿金沙江的龙蟠—乔后活动断裂，此外在哈巴雪山和玉龙雪山山前，还有中甸—永胜断裂和玉龙雪山山前断裂。这一地区地震活动频繁，历史上最强的地震，是1511年6月在永胜西北红石崖发生的7.5级大地震。1996年2月3日，云南丽江发生了7级地震，震中烈度达9度。接着，1998年11月19日，与之相邻的金沙江边的宁蒗，又发生了6.2级地震。当时正值寒冬，许多房屋垮塌，灾民无家可居，露宿野外。在丽江、石鼓镇、虎跳峡、三河口和宁蒗、永胜一带，金沙江两次走出了V型和倒V型大折弯。四川汶川大地震，对金沙江、丽江—小金河活动断裂带的地震危险性无疑起增强作用。那次旅行，我最后来到了石鼓镇。红二方面军长征，正是从这里渡过金沙江。我找到了亭与石鼓。传说石鼓与诸葛亮七擒孟获有关。但石鼓上的最早碑文是明代所刻，有的已经漫漶不清。北来的金沙江，在这里遇到了巍巍横山的阻挡，倏然掉头，流向东北，形成了长江上游的第一个V字形。如果没有这一座高山，这一道阔岭，金沙江也许像怒江、澜沧江一样，从云贵高原上的峡谷中，飘向了异国他乡。V——正是一个胜利的标志。龙蟠—乔后断裂带从虎跳峡穿过，沿金沙江至大拐弯处的石鼓镇。从石鼓镇附近走，沿漾濞江上游河谷，直抵剑川和乔后。据说，申报“三江并流”为世界自然文化遗产时，已经埋好了伏笔，把怒江和虎跳峡等一些内定的坝址“排除”在核心区之外，以便规划建大坝、修电站之用——这也是有些人理直气壮的原因。我想，如果在虎跳峡修建两三百米高的大坝，那么水库蓄水区正好在断裂带上，在虎跳峡至石鼓镇百里长的峡谷中，这对活动断裂造成的影响不可低估！要善待山川大地。即使在老虎打盹时，最好也不要在它头上挠痒。——有一些高山深谷里，永远隐藏着强震的危险。第二部分 北京水危机的背后（1）与都城相伴的河流都到哪里去了？昆明湖，城市另类水源地的样本北京究竟有多少可用的水资源？官厅，“大脸盆”装一小杯水“大调水”的时空限制泥河湾的奥秘与永定河文明的诞生028与都城相伴的河流当我开始这一节写作时，北京正在落雨。暗夜的雨声是宁静的。雨打在窗外草地和树叶上，沙沙地响。雨水在街面上肆意地横流，汽车驰过，扬起的水翼溅了一身。回到小区，砖铺的路面上有连片积水。——在城市里，雨水不是汇入河流，而是潜入下水道后不见了。从感觉上说，这几年降雨有所增加，而缺水反而严重了。大雨过后，我想到永定河边看看。一路上兴奋不已，像去看望久别归来的朋友，重温昔日的风情。令人失望的是，天边燃烧着火一般的晚霞。永定河依然荒滩漠漠，草色紫红，没有一点儿水色，岸边衰败不堪。我默默地伫立着，怅然若失，不忍细看。——雨水都到哪里去了？用老家的农谚说，如雨打鸭背，怎么河里没有一点儿过水的痕迹？一场或几场大雨，几次浮尘或几番沙尘暴，对于北京、华北似乎已经不再重要了。不管是大雨如注，还是阴雨连绵。北京依然缺水，有说降水连年减少，也有说今年仍是雨水偏少的年份。但气象部门的数字又不尽相同。——把缺水的原因归于气候的变化，降水少，这是很好的说辞。确实，现代的北京足够亮丽，但缺少鲜活；有太多太宽的道路，缺少碧水盈满的河流湖泊。在世界各大国的首都中，北京大约是唯一没有常年河流穿城而过的城市。巴黎有宽阔的塞纳河，两岸汇聚了法国最美的建筑和风情；俄罗斯首都有秀色盈窗的莫斯科河；华盛顿的纪念性建筑多分布在绿草如茵的河边；泰晤士河上船只浮动往返、令游人断魂的蓝桥不仅仅是一部老旧电影的故事。如果不了解北京的河流水系，我们对北京城市地理的认识只有一半。——可是，仅仅几十年，河流的记忆对北京市民来说已经遥远。伤心城中碧水，难觅御河柳树。无论是昆明湖，还是什刹海、北海、中南海、莲花池，都属于历史。那是古代官员规划师与水利专家的杰作，把古河道和沼泽“包容”到城内，疏浚成河流湖泊，建成运河码头景区。——但在北京的湖泊中有一处例外，即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中的人工湖，那是在庄稼地上开挖出来的一泓浅水。2008年8月8日炎热的夜晚，奥运会开幕式的焰火在“鸟巢”上空纷纷绽放，一行“大脚印”沿北京的中轴线，在天幕上自南向北走来。奥运村附近，北京最年轻的“湖泊”水面上五彩缤纷。据说，为修建奥林匹克公园，划出了北京约一个乡的大片农田。除建设鸟巢、水立方等体育场馆外，还开挖出新的沼泽湖泊。这使我想起了2006年夏天，来到西班牙的港口城市巴塞罗那，和国家文物局的专家一起，考察世界各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巴塞罗那是世界创意建筑的中心，奥运体育中心是一座有70多年历史的老体育场，建在一座小山上。老旧体育场显然不适合现代大型体育赛事的需要，如果拆除重建，需要很多投入，而且会改变山上原有的景观。讲解员自豪地强调，他们是利用旧体育场，采取了深挖的办法，增加观众席位，这不仅节省了开支，还保持了建筑物与周边自然环境的和谐。敬意是由衷的，没有人笑西班牙人寒酸。站在山上眺望，巴塞罗那市区的楼房街道在山下铺展开来，洒满阳光的地中海波光粼粼，气象万千——我忽然觉得在被称为世界建筑博物馆的巴塞罗那，奥林匹克显示出它的初衷和超群之处。第二部分 北京水危机的背后（2）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里的人工湖，呈游龙蜿蜒状，清澈的浅水中有绿草摇动。小树齐刷刷的，还没长高成林，石铺的路面宽阔，烈日暴晒，毫无遮挡，热浪烤灼，参观者挥汗如雨。在“森林”公园里，我来到一家奥运赞助商白色小屋的“楼顶公园”，有流水、碧草、树木和竹丛。他们告诉我，绿化房顶真不容易。这些竹子是从江西运来的，头年种的没一根成活，现在看到的是“第二茬”竹林了。而奥运会结束后，这些都还要拆毁。奥林匹克公园里小屋的楼顶，是遥看“鸟巢”与“水立方”的好地方，可这里维持水面和绿化成本很高啊。两年前，圆明园湖底修防渗工程的争论，引起了全国的关注。反对者认为这完全改变了湖泊的自然生态，把它变成了一个“塑料盆”。坚持硬化湖底，铺防渗膜的“硬道理”是，不铺设防渗膜，圆明园的水面将会干涸。北京西北海淀中关村圆明园一带，曾经湖沼河网密布——这也是海淀这个地名的本义。晚明时期袁中道记述这一带的景色：“西直门北十余里，地名海淀，李戚婉园在焉。亭台楼阁，直入云霄。奇花异草，怪石美箭俱备。引玉泉流水入清渠，可数里，泛大楼船其中，宛似江南。”“至西苑……见西湖之水，澄湛晶莹，新蔳翠色，冷冷照人，宛似江南。”（袁中道《游居杮录》）游记中所说的西湖，大概是指现在的颐和园、圆明园一带。能“泛大楼船”，可见引水的河渠相当宽阔。地下水位高，湖水丰盈的海淀，现在却有干湖之虑。而在“高地”上开挖出来的这个北京最年轻的湖泊，最让人担心的依旧是水源问题——据说现在用的是净化后再利用的中水，这自然是好，100元的门票可以维持，但从长远看呢？从环境和生态方面，北京闻名世界的，大抵是沙尘暴、大气污染和严重缺水——都与水有关。环京津地区缺草少树，还有蒙古高原的沙碛与荒漠化扩展，导致沙尘暴频发。冬季，北方落雪降水多少，决定了春天沙尘暴频次与强度。入夏，草长地绿，沙起尘扬的日子就少了。——尽管奥运会期间，有几个外国运动员，戴着拉碾毛驴式的黑口罩，下飞机后招摇地走过海关，以吸引聚集在候机厅里的媒体记者的注意。——但黑口罩总得摘下，嘴脸总要露出。说实在，北京空气经过几年治理，工业和民用煤烟减少，汽车尾气排放标准提高，况且还有汽车按牌照尾号分单双号上路，空气质量好转确是事实。北京灰蒙蒙的天空，虽说与污染、汽车尾气、扬尘有关，但其显现多半还是受地理环境影响，形成阴霾天气。不好治的是空气中的扬尘，总有一些时日，地燥风劲，黄尘弥天。有些话题二十年前媒体与有关人士热议过，比如缺水和迁都。但现在不再谈迁都，说得最多的，恐怕已是“南水北调”了。保北京供水，是修建这一工程最重要的理由。然而，为北京供水只是规划调水量中很小一部分，即不足规划年调水量的十分之一。要让生活在汉江上的船夫，居住在秦岭大巴山中的人民，牺牲发展工业的机会，保证北京供水的安全——报纸上以《北京一杯水，移民几滴泪》为标题，报道丹江口水库与沿线民众，为大调水工程离别家园的艰辛，读起来令人心情沉重。以保首都供水的名义搞的大工程，让北京与这些调水工程毁誉与共，其实有些冤枉。第二部分 北京水危机的背后（3）昆明湖、北海、什刹海和中南海，北京为数不多的湖面尚有碧波。平常拧开水龙头，并无断水之虑。——但这不能掩盖北京严重缺水，北京人均水资源量只有国际公认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下限的一半。一再被专家们引证，反复说到的国际“公认”的人均1000立方米水资源占有量，对中国来说，其实并没有什么意义，从土地到矿产森林，哪一种资源对13亿人口来说是丰盈富足的？！不管农村还是城市，人口十分密集，如果都照“人均”标准衡量拥有水资源，上海、广州等沿海沿江城市也是严重缺水。如果按世界平均数“配置”水量，一亿人口的广东省将在滔天洪浪之中，河南全省将变成黄泛区一般的沼泽湿地。——如果有这样的水资源供应量，你敢要么？昆明湖与西湖：城市的另类水源地的样本颐和园昆明湖是北京最美的地方，山色湖光，画船游艇，叠阁长廊，烟树风荷，都使人流连。但很少有人知道，昆明湖曾是北京的水源地，是一座人工修建的“水库”——不在高峡横断云雨，不建高坝阻拦河水，而是察源就势，砌堰修堤，蓄水引流。水利设施达到了人、水、地和谐，自然风景与人工园林相映。历史上昆明湖与现今的高坝大库不甚类通，因此有研究的必要。北京西北群山连绵，是华北和蒙古高原的第一阶梯。明清时期，北京城市水源主要来自西北的玉泉山和西山。昆明湖一带，是天然积水的低洼地。西北郊区的清水，沿长河、高梁河进入城区。长河是北京的一条重要古河道，几百年来成为北京供水的主要河流。昆明湖原有的水面不大，湖水不深，由附近玉泉山和万寿山的诸泉汇集而成，也是通惠河的源头。山溪、泉水的水量虽然比较稳定，但总体上偏少。玉泉山的甘泉，又专供皇室用水，在上游被大量截留，京西广种水稻，农业用水量大，与大运河相连的通惠河就显得水量不足，影响船只航运。现在的昆明湖不是突兀地出现的。北京西郊山水形胜，帝后和达官显贵经常出游。乾隆皇帝一心想在昆明湖一带建造一座皇家园林。即使普天下都是“王土”，作为自家财产的拥有者，有些事情也有所顾忌。从国家治理的角度观察，如修建园林这类事，要消耗国库大量银两，易招大臣与百姓的非议。图虚名和讲享受的“双赢”，其实是颇难选择的——乾隆两全其美的办法是，彻底整治北京西北面的水系，挖深和扩大昆明湖，作为蓄水库，调节水量，为京城供水。同时在边上修建园林，既保养水源，又成为休闲游乐的好地方。昆明湖处于玉泉山和万寿山脚，地势西高东低，像一只放斜了的大盆，因而蓄水很浅。盛世时光的滋养浸润，即使像皇帝这样的独裁者，也得有点“科学和民主”精神。“皇家工程”实施前，乾隆皇帝请了一些学养丰富的官员专家调查论证，作规划设计。他们的主要方法是，把“水盆”端平挖深，即疏浚昆明湖，使水面扩大三分之二，蓄水量增加数倍。用挖出来的泥土，把湖东岸填高，筑起约2米高的堤坝，使湖东的海拔高程由48米升到50余米。多余的泥土，加高万寿山，增加景观。湖东堤建成拦水坝后，水面大大高出堤外的稻田，可自流灌溉。同时，在湖堤东北修建了一座水闸，叫二龙闸，有专人看管。根据湖面高度和来水情况，调节昆明湖的蓄水量。第二部分 北京水危机的背后（4）清风湖水，游人如织。在水和人之间，仿佛只有时间。昆明湖历史上曾有的功能，人们已经记不清了，但我们有必要重提。作为一座平原水库，昆明湖兼有蓄泄西山洪水、保护北京城不受洪水威胁的基本功能；并利用湖床高水位的地形，修挖昆明湖和东北清河之间的水渠。如遇暴雨天气，来水量大，昆明湖可开启闸门，向清河泄洪。这样，洪水可通过清河绕过北京城区，直接流入北运河、海河，泄洪入海。写这一节的时候，我再次去了颐和园和昆明湖。暮春四月，莺飞草长，杂花生树。我在长堤上徘徊沉思，登上了万寿山，望流云疾驶。从高处俯瞰这个明镜似的湖泊，眼前豁然开朗。我想，中国古代，即使科技落后，这样多功能的城市水库或者水利工程也应该不止一处。与北京昆明湖相仿，兼有城市供水、灌溉、济运、水产和风景游览等综合效益的城市水库，杭州西湖应该算一个，而且历史更为悠久，至今生机勃勃，让人徘徊流连。——用不着感叹“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白堤和苏堤，已经见证了什么是真正的政绩工程和民心工程，什么是可持续发展和利用。时间如流水，白居易和苏东坡们已经足够幸运——这已与政府官员、专家、诗人或者文人无关了。杭州西湖，又名钱塘湖，原是古海湾淤积形成的泻湖。杭州城建在杭州湾北面淤积而成的陆地上，地下水味咸苦，不宜饮用。若遇钱塘江高潮位，雨水排不出去，杭州城内积水成灾，有的街巷院落水深及膝。唐代宗（公元763—779年）时，刺史李泌在杭州城内开挖六井，引西湖淡水入井，供居民饮用，这些水井大概是蓄水池。唐穆宗长庆四年（公元824年），刺史白居易主持修湖筑堤，建水闸，修渠道、管道和溢洪道，增加了西湖的蓄水量，完善了供水和防洪工程，形成了人工水库。以江南运河为灌溉干渠，与下游一些湖泊水闸联合使用，灌溉钱塘（今杭州市）、盐官（今海宁县）一带土地千余顷，并制定了严密的水资源管理制度。五代和北宋，杭州太守们对西湖进行了多次整治，其中以苏轼主持的治理最为著名。这次治理，扩大了西湖综合利用的效益，改善了对运河的供水。除西湖水源外，还利用沉沙的办法处理钱塘江水作为运河的补充水源。水上交通发达，苏轼经常乘船去衙门办公。南宋时期，杭州成为都城。城区人口已超过50万，居民用水仍取于西湖，有专门沉沙与净化水的设施。当时城内河渠，既作为运河的输水线路，又是京杭运河向城内的延伸。元代以后，西湖多次修治，其中以明代杨孟瑛主持的一次成效最为显著。由于泥沙淤积，陆地继续向大海推进，杭州城的地下水质逐渐淡化，西湖向城内供水作用逐渐减小。20世纪80年代，引钱塘江水作为西湖和城内河道水源，湖面又有所扩大。西湖秀丽的风光、园林建筑和人文景观，使杭州成为举世闻名的风景旅游胜地。第二部分 北京原来有多少水可用？（1）年复一年，供水危机正威胁着北京。北京时常遭受着干渴的煎熬。北京是一座严重缺水的国际性大都市，也是中国40个严重缺水的城市之一。水资源与降雨有关，也与城市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关。也许本不应该如此。北京处于暖温带的北缘，年降水600—700毫米。我翻阅好多资料，北京现在的年降水也成了说不清楚的事情。数字的差异不小，但总体上气象部门统计的略多一些，水利部门的数据要少一些。——1949—1964年，16年平均年降水达762.6毫米。此后便有所减少——真是匪夷所思，似乎气候上的“好时光”也属于从前了。但北京多年来平均降水600毫米以上，是可以肯定的。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降水折合成水资源量，约为100亿立方米，是现在北京年需水量的两倍还多。若再加上发源于山西、河北、内蒙古高原的永定河、潮白河等诸条大河的来水，北京也可算得上水资源丰富的地区了——可惜，这种算法不科学，大部分降水，不管是大雪纷飞，还是细雨霏霏，都蒸发散失了，能够形成径流，渗入地下补充地下水的还不到一半。于是，北京的水资源就紧巴巴的——幸亏有几条大河的流入，河水常年长流，映带在京城的前后左右。古代城址的选择，讲究风水，什么青龙白虎、玄武朱雀，几条河流也都有了属性。历史上，永定河夏秋汛期，水涨河宽，需要船只摆渡；冬春枯水时节，才能搭建浮桥，过河十分不便。直到1192年春天“卢沟石桥成”，才结束大河阻隔、路途不畅的历史。永定河北京以上的流域面积很大，达4.3万多平方公里，超过台湾全省的面积，这就保证了足够的流量。过去永定河叫无定河，与陕北的那条河流同名。因为来水量大，变化无定，在历史上多次改道，并在城内外形成了众多古河道。永定河是1686年康熙皇帝改名的，本意是希望它不再泛滥，也寄托了人们的愿望。主持永定河、子牙河治理工程的，是有名的大臣福建安溪人李光地。几十年前，永定河还是有大水的。根据水文记录，1956年永定河等几条大河流经北京的水量就达到了46.7亿立方米——几乎与北京现在全年的用水量相等。因此，有这些“客水”补充，北京自然就不差水了。洪水和灾难都过去了。过去的还有水的滋润和千古月色映照的波光与喧哗——现在，几千里投奔，和北京纠缠不清、不离不弃的河流，几乎每一条都常年无水。不知道这缺水的日子，还要延续多久。城内的几个湖泊，也大多暮气沉沉，靠定期补水维持。——河里的水都到哪里去了？翻开地图就可知道，河流的来水都拦截在上游的水库里了。比如永定河水，被拦蓄在长城外河北怀来县的官厅水库。这里距北京城有一百多公里——自然，北京城的小气候也因此更干燥了。即使你登上居庸关长城，也只见群山起伏，天似穹窿。碧水无情，秋水望断，更在青山之外。现在官厅水库边有一个夏季的旅游热点，叫康西草原，绿草黄沙，有蒙古包和马、骆驼，那全是塞外的风光，连北京人听起来，都有点像异域了。——真是沧桑巨变，河山易位。几十年间，百般忙碌，在中国，所有的高峡中峡低峡都出了平湖，所有的城市平原田园沼泽都失了水色！怀来盆地是夹在内蒙古高原与燕山山脉的一个山间盆地。官厅水库只是把妫水和永定河间的一段变成了一个长形的湖。妫水在历史上有名，在考古上的意义，恐怕最早是西戎人巡游的水草丰美的牧地。第二部分 北京原来有多少水可用？（2）官厅水库大坝与北京隔着迤逦的妙峰山和东灵山。明代，口外永定河边，设一水官监测水情，职能有些像今天的水文站。因此，村民们把这一官员办公的衙门叫官厅。村沿用其名，称官厅村。从西北方向来的永定河，曾经悄然蜿蜒，潜入八十公里长的峡谷，再出现在京城的西北，河面变宽，从城南经过。随着官厅水库的修建，永定河常年断流无水。而密云水库建成后，潮河和白河则处于干涸状态。北京水厂主要依靠地下水。北京每年需水40多亿立方米。其中地表水，即通过水库、引水渠的供水量占三分之一，地下水供水量占三分之二。地下水也是北京主要饮用水源。（全国政协专题组：《气候变化对我国北方地区淡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影响》，1999年6月）北京的地下水很难得到地表水的补充。现在与20世纪60年代初比较，北京市地下水超采强度开采累计已达60亿立方米，目前已形成以朝阳区红庙一带为中心的2000平方公里的地下水超采区，其中严重超采约1250平方公里，部分地区地下水含水层已疏干。地下水严重超采带来了生态环境的恶化、地面沉降、水质超标等一系列严重问题。北京地下水位下降，西山一带已经没有出露的泉水了，昆明湖的水源也就成了问题。需要引密云水库，即潮白河的水来维系——昆明湖本为水库，调蓄洪水、保障城市供水的功能，就这么在几十年里不经预告地落幕了。调水、调水：无限拉长的距离调水是现在中国人听得很多的一个名词。实施远距离跨流域调水，是中国21世纪水利工程的一大特点，也使中国成为世界上跨流域调水最频繁的国家。但最后结果如何呢？还很难说。北京的第一次跨流域调水工程，开始于1960年，是潮白河与永定河之间的调水。华北干旱，官厅水库来水不多，城市工农业用水面临困难，政府批准修建京密引水渠，把密云水库的水引入首都城区。这项工程自水库调节池开始，通过五个县区，经过怀柔水库，绕个大弯转向西南，进入昆明湖，再向南至玉渊潭与永定河引水渠汇流。渠道全长110公里。花了近6年，1966年4月全线建成通水。规划修建时，原本还考虑可以通航游船，给北京增加一道亮丽的风景。但建成后，河面上始终无航船。进入21世纪，北京又面临第四次供水危机。一些专家和媒体说，北京和中国许多城市一样，靠头顶“水缸”活着，其实这话是不正确的，主要还是靠地下水。虽然密云水库和官厅水库是北京市的两大“水缸”。由于降雨量减少和上游工农业的发展，水库年均入库水量从20世纪60年代的25亿立方米，锐减到80年代的10亿立方米，1999—2001年两库年均入库水量只有4.5亿立方米。因此，如果顶着水缸的话，也只是两个缺水的缸。夏天，塞北的康西草原依然凉爽，水面辽阔——前些年报道说“沙漠逼近北京城”，也是指这周边地区有一些裸露的沙地。当旅客在那里兴致勃勃地策马巡游时，北京城内外的诸多湖泊、积水潭、什刹海、北海，甚至中南海里的水多日不流不换，已有一些死鱼泛起了。当代水利上的专业语言，常常让人读不懂。比如，同一个流域，同一条河流，上游水库开闸放水，沿着原有的河道流入下游水库，也称之为“调水”，这真是匪夷所思。第二部分 北京原来有多少水可用？（3）列入“调水”计划，就要财政上的支持，就像血管梗阻了，需要药物和手术疏通一样。2003年9月，为解决北京水资源供水紧张情况，海河水利委员会“精心组织”，沿线山西省、河北省、北京市全力支持和配合，9月26日，从山西大同册田水库开闸放水，奔腾而出的河水沿着150多公里的桑干河河道，途经张家口市阳原县、涿鹿县、宣化县直至官厅水库，共“引水”5000万立方米。原定三天进入官厅水库的河水，足足走了五天——因为沿途实在“饥渴”，河道萎缩，水流不畅。到10月7日正式闭闸。十多天里，册田水库放水5000万立方米，官厅水库入库收水总量为3300多万立方米。这次来水，对缓解北京用水紧张状况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此后连续4年，山西、河北省的上游水库，都曾开闸向北京“输水”，累计输水3.08亿立方米。根据规划，册田水库和山西东榆林水库，今后每年还将为首都“输水”6000万立方米到9000万立方米，以实现北京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控制着官厅水库上游流域面积一半的这两座水库，年向下游北京放水不足1亿立方米，已经成了“新闻”和调水成功的“成就”，如此这般，永定河的生命还能维持吗？目前，北京主要水源地密云水库，蓄水量仅7.76亿立方米，可供水量为3.5亿立方米，而每年需供城市生活用水量为5亿立方米，北京已经出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供水形势。每一条河流都必须保持其科学合理的生态流量。任何一条建在干流上的大坝，都不能把下游的水量悉数截流，合理科学的分配需要法律的保证。你能说金沙江上水库开闸往长江中下游放水，是往长江调水吗？——还有，册田水库的死库容就达3.6亿立方米，调洪库容也不过1.6亿立方米。官厅水库的死库容又是多少？是不是需要修那么大的几乎永远装不满的水库？那些峡谷和盆地里是不是需要有那么浩阔的大湖？北京建设规模在不断扩大，城市人口在不断增多，对水资源的需求也逐渐增加。这且不说，加上污水处理率不高，水资源管理体制不顺等因素造成北京水资源供需矛盾越来越突出。如遇枯水年份，水资源危机随时都有可能发生。雨季会再来，可起点在北京城内积水潭的大运河早就不能通航，永定河断流已经三十多年，夏日大水再也不会如期而至，排列在河边的树木与蔓延到荒滩的杂草，如同在守着一场久候却无望的约会，北京的缺水更加严重了。没有人对此负责。现在，有关部门似乎更热衷于提高各行业的水价，制定居民的“阶梯”水价，捆绑上种种费用——据说提高水消费成本可以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人们节约用水。而且，主张不断调高水价的人，喜欢把自来水价格与瓶装矿泉水进行比较，证明还大有调价的空间。遗憾的是，直至今天，也没有人考虑过永定河如何恢复生机、恢复生态流量的大计。报载，北京准备斥资170亿元沿永定河干涸的河床打造“景观河”。北方大河永定河的历史，也许要翻向她朝“人工湖”演变的最后一页了！从长远来看，如果不采取有效政策措施恢复北方河流哪怕最低艰度的生命流量的话，如果跨流域大规模调水成为不受约束、到处复制的模式的话，希图以昂贵的“输液”和“点滴”来维系首都乃至中国北部的繁荣与发展，将“调无宁日”、“调无止境”。——其实，新欢旧怨，有关部门的“伏笔”早就埋好了，汉水丹江口之后是从三峡调，三峡之后又再从哪里调呢？从珠江调吗？虽然从国家争取到大工程、大项目，有财政投入保障，有政策“附加”进水价中长期“基金”的征收，无论对设计或施工单位来说，都是大好事，有干不完的工程，赚不完的钱。但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而言，这极有可能是“庸医”的下策。毕竟已经进入政务公开的时代，调水的成本与水价的构成都应该“水落石出”。调来的“长江水”多少钱一吨，应该不难测算。人们可以比较选择，用不用价格昂贵的调来的水；抑或用调整农业种植业的结构，用补贴“三农”的办法，减少高耗水作物的种植；沿海城市淡化海水技术不断成熟，淡化海水的成本与调水成本相比又是如何？不必把眼睛全盯着从长江调水。长江也在渐渐变成黄河与海河。也许，解决北方和北方城市缺水，有更经济的办法与途径。第二部分 泥河湾的奥秘与永定河的灾变（无需抱怨华北降雨量的变化。半个多世纪，河断湖干的巨变，难道与我们自己无关，不会影响人类的未来吗？那年大雪后，我从居庸关出长城，过官厅水库，沿桑干河来到了离册田水库不远的泥河湾古人类遗址。——与北京西站遥遥相对的中华世纪坛上，第一幅浮雕便是一百多万年前的泥河湾古人类，他们被认定是我们共同的祖先。我站在积雪覆盖着的黄土梁上，眺望着烟霭下的村落和广漠的桑干河滩，真是感慨万千——大约是1917年，法国神甫文森特，从天津经北平，沿着永定河向内陆行进，来到了上游的桑干河的一个小盆地中，在一个叫泥河湾的村子里建起了一座小小的天主教堂，并在这里居住下来。贫穷的荒村、苦难的压迫，一定有什么打动了这位异国的传教士。信仰的力量有时是难以置信的。桑干河谷是以往博物学家没有涉足过的地方，神甫文森特酷爱自然，他传教之余，采集稀有罕见的标本。在被雨水冲刷出的沟谷中，他发现了一些动物化石。1921年，他将获得的动物化石送给在天津的地质学家、法国神甫桑志华，这些古生物化石引起了他们的注意。1924年，德日进和桑志华在考察内蒙古萨拉乌苏的返途中到张家口，会同巴尔博到泥河湾进行实地考察后，获得了明确而肯定的观察结论。这些法国、美国等国的学者发表的论文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们将桑干河盆地中的河湖相沉积命名为泥河湾层，在国际上相当有名，因为它可以和欧洲的维拉弗朗区作比较。泥河湾层成为公认的“第四系下更新统标准地层”。可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欧洲学术界扬名的泥河湾并不为国人所知，因为这些报告都没有指出这个小村和遗址的具体位置。1935年，法国学者步日耶在泥河湾下沙沟发现了一件粗糙“手斧”，还有一些有被石器击打过的痕迹的哺乳动物化石，提出了泥河湾一带可能存有古人类的遗迹。但可惜，专家看法不一，“手斧”仅仅是“疑似”。解放后，中国古人类学家和考古工作者先后多次对泥河湾进行调查考察，在泥河湾发现了虎头梁、许家窑、东谷坨、雀儿沟、葡萄园等80多处旧石器时期遗址。其中著名的小长梁遗址距今130多万年，这个遗址的发现震动了世界。小长梁遗址所在的大田洼台地下的村落，有一个与北京西北长城外大水库相同的名字：官厅村。——大概，在明朝，永定河上游桑干河谷是连接山西大同的主要通道和边防前线，在这条线路上设有许多政府交通军事机构，衙门官厅之类应该不少。东非大裂谷的奥莫河谷，是人类发源地之一。其时间大约是100万—260万年前。据说人类起源于同一个祖先，甚至同一个非洲母亲，成了古人类学的主流。而中国过去发现的古人类遗址和化石，也很少有超过100万年的。小长梁遗址中发现的一批石制品和动物化石，改写了历史。在著名的马圈沟遗址里，竟有三个文化层，距今150—200万年。东非大裂谷中的人类遗址，并没有发现100万年以后的。此后遗迹的消失，进化史上也缺少了许多重要的链条和环节。但是，人类的演化，文明的延续，在永定河—桑干河的盆地中得到了印证。100多万年前，青藏高原和喜马拉雅山隆起时的高度也不过2000多米。华北山峦的起伏就更小了，永定河—桑干河只是刚刚形成。泥河湾一带是河湖相连，碧波荡漾，水面上树枝低拂。第二部分 泥河湾的奥秘与永定河的灾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