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包使一些新的经营业务得以实现。一些小公司和刚起步的公司可因外包大量运营职能而获得全球性的飞速增长。　　一方面，有效的外包行为增强了企业的竞争力。　　企业在管理系统实施过程中，把那些非核心的部门或业务外包给相应的专业公司，这样能大量节省成本，有利于高效管理。　　例如，一个生产企业，如果为了原材料及产品运输而组织一个车队，在两个方面其成本会大大增加：(1)管理成本增加，因为它在运输领域不具备管理经验；(2)因管理不善，运输环节严重影响生产和销售环节的工作，从而导致生产和销售环节的成本增加。如果把运输业务外包给专业的运输企业，则可以大幅度降低上述成本。　　另一方面，企业也因市场竞争的激烈面临巨大的挑战。　　市场竞争的加剧，使专注于自己的核心业务成为了企业最重要的生存法则之一。因此，外包以其有效减低成本、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等特性成了越来越多企业采取的一项重要的商业措施。如经济不景气时，企业会裁掉一些非核心业务的部门，这往往是不得已而为之．负面影响很大，如团队的稳定、额外支出等，但如果一开始这些非核心业务就是外包给专业的组织去做，那么损失一定会减少到最小。　　现在，好多企业的人力资源也实行外包的形式。如果某一天，当你发现经常从楼下的星巴克帮你带杯咖啡的同事每月并不在公司领薪水，而是通过一家外部机构得到工资和报销费用，你不用吃惊。这是新型的人力资源外包。你会发现，你身边拥有“双重身份”的同事越来越多：他既是为公司工作的职员，又是某家人才派遣公司的合同工——说到底，他在这里，但不属于这里。　　这也许是最新的“三角关系”了：人才派遣机构与企业建立服务与被服务的民事关系，与被派遣雇员建立劳动关系，而企业与雇员之间则只是一种劳务关系。当企业有相关的人力需求时，派遣服务商会为它招募、筛选并确定合适的雇员，签订劳动合同之后，派遣到企业工作，其间的社保福利、工资计发、档案管理、员工关系、用工风险全部由派遣机构承担，一旦合同到期，雇员便成为“自由人”，结束聘用，等待下一次派遣。这种人力资源外包模式越来越多地为企业所接受。　　但是，在现实应用中，有些企业或人对外包产生了错误的认识。他们认为“把不懂的业务全部包出去已经成为企业管理新思潮”。这是一个非常普遍又危险的误区。　　企业把部分业务外包出去，可以获得的好处有很多，一方面可以降低成本，另一方面可以专注于自身核心能力的发展，但绝对不是把“自己不懂的业务”，花点钱，一包了之。企业层面的业务外包并不是生活中普遍意义的接受服务。一提到服务，很多人有这样的感觉：所有的事情都由服务商来搞定，自己只用等现成的就行了，比如修理家用电器，到医院看病等，自己不懂，花钱让专业的人搞定。但是，对于企业，自身对包出去的业务，可以“不专”，但不能“不懂”。“不专”与，“不懂”是有很大区别的。如果企业对外包出去的业务“不懂”，很容易就会丧失对业务的监控、管理和对结果的考核能力，最终所得到的结果就会与初衷背道而驰。“不懂业务”从另一个层面来说是指不具备和服务供应商的议价能力，如此一来又如何达成降低成本的目的呢？　　众多的研究表明，服务发包商与服务供应商之间最为良好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买卖关系，而是一种合作伙伴关系。一旦外包服务合同关系成立，随之就要确立外包项目的管理模式，要建立诸如项目管理的组织结构、职责界定、交流机制和交流渠道等一系列的内容。如果是长期项目，还要有不断总结改进的机制。这一系列的复杂情况决定了简单的买卖关系很难产生成功的服务外包结果。如果企业不懂，又如何在项目过程中与服务商进行博弈与合作，进而保证满意结果的达成呢？可见，外包并不是简单地包出去，而要进行复杂的运作，讲究一定的方式方法。　　总之，接受外包这种新的经营理念是一种必然趋势，外包服务势在必行。企业可以充分利用外包，甩掉不必要的包袱，抓住核心，轻装快速地发展。　　破窗户会更加破——破窗效应　　有一家理发店的窗户玻璃破了一个角，由于生意非常红火，老板没有时间去修理它。有一天夜里，一个小男孩路过理发店，看见破了一个角的窗户，就拿起一块石头砸过去，大半截玻璃稀里哗啦地掉了下来。等老板追出来的时候，小男孩已经跑远了。老板想换掉玻璃，可由于马上要过节了，理发的人很多，他非常忙，根本没时间。那扇掉了大半截玻璃的窗户依旧破裂着。过了几天，老板正在里边忙碌着，突然听见“啪”的一声，那扇半截玻璃被完全打碎了。等老板追出来的时候，只看见了两个跑远了的孩子的背影。不得已老板抽出时间装了一块新的玻璃。为了防止玻璃再被打碎，老板只要有时间就站在窗户后面，企图逮住打碎玻璃的小孩。可令他奇怪的是，此后再也没有小孩来打碎他的窗户玻璃了。　　这个小故事反映了这样一个道理：如果有人打坏了一栋建筑上的一块玻璃，又没有及时修复，别人就可能受到某些暗示性的纵容，去打碎更多的玻璃。久而久之，这些窗户就给人造成一种无序的感觉，在这种麻木不仁的氛围中，就会出现更多破坏性的行为。这就是政治学家威尔逊和犯罪学家凯琳提出的“破窗效应”。　　“破窗效应”在生活中广泛存在：桌上的财物，敞开的大门，可能使本无贪念的人心生贪念；对于违反公司程序或廉政规定的行为，有关组织没有进行严肃处理，没有引起员工的重视，从而使类似行为再次甚至多次重复发生；对于工作不讲求成本效益的行为，有关领导不以为然，使下属员工的浪费行为得不到纠正，反而日趋严重；一面墙上如果出现一些涂鸦没有清洗掉，很快墙上就布满了乱七八糟、不堪入目的东西；而在一个很干净的地方，人们会很不好意思扔垃圾，但是一旦地上有垃圾出现，人们就会毫不犹豫地随地乱扔垃圾，丝毫不觉得羞愧。在公交车站，如果大家都井然有序地排队上车，又有多少人会不顾众人的文明举动和鄙夷眼光而贸然插队？与这相反，车辆尚未停稳，猴急的人们你推我拥，争先恐后，后来的人如果想排队上车，恐怕也没有耐心了。这些都是“破窗效应”的表现。　　在学校教育中也存在着“破窗效应”。经常听有老师说起，班里的某位学生调皮捣蛋，几乎没有办法管教，或者是某位学生不够聪明，屡教不会。可老师的话没有起到任何好的作用，调皮捣蛋的学生更淘气，不够聪明的学生表现得更笨。在这里，“破窗效应”起了作用。因为老师的话使学生觉得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既然如此，也就没有什么顾忌，调皮捣蛋是理所当然，笨也是理所当然。所以，老师千万不要打碎一扇窗子的“玻璃”，不要轻易放弃一个学生，而要用热情和鼓励去引导学生。　　还有，当我们有了新的物品总要好生爱惜的。比如小孩子新得一玩具，总会爱不释手，无论谁要借，哪怕只是一小会儿，也要好生斟酌一番，然后找一借口不借给你；即使你面子很大，借到手，他也要商定一个还期，更要再三叮嘱，不要弄坏。及至后来，玩具有些磨损或是破旧，那时你即使不要，他往往也要问你要不要玩他的玩具。这也是生活中的“破窗效应”。　　在企业管理中，“破窗效应”应用也非常多。比如对公司员工中发生的“小奸小恶”行为，如果管理者不引起足够重视，就会因“破窗效应”而引发非常严重的问题。管理者只有防微杜渐，甚至适当的时候小题大做，这样才能防止有人效仿，积重难返。　　美国有一家公司，规模虽然不大，但以极少炒员工鱿鱼而著称。有一天，资深车工杰克在切割台上工作了一会儿，就把切割刀前的防护挡板卸下放在一旁。没有防护挡板，虽然埋下了安全隐患，但收取加工零件会更方便、快捷一些，这样杰克就可以赶在中午休息之前完成三分之二的零件了。不巧的是，杰克的举动被无意间走进车间巡视的主管逮了个正着。主管大发雷霆，令他立即将防护板装上之后，又站在那里大声训斥了半天，并声称要作废杰克一整天的工作。第二天一上班，杰克就被通知去见老板。老板说：“身为老员工，你应该比任何人都明白安全对于公司意味着什么。你今天少完成了零件，少实现了利润，公司可以换个人换个时间把它们补起来，可你一旦发生事故、失去健康乃至生命，那是公司永远都补偿不起的……”　　杰克被解雇了。离开公司那天，他流泪了，工作了几年时间，他有过风光，也有过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公司从没有人对他说不行。可这一次不同，杰克知道，这次碰到的是公司灵魂的东西。　　“破窗效应”还可以应用于治安管理方面。纽约的地铁被认为是“可以为所欲为、无法无天的场所”。针对纽约地铁犯罪率的飙升，纽约市交通警察局长布拉顿采取的措施是号召所有的交警认真推进有关“生活质量”的法律，虽然地铁站的重大刑案不断增加，他却全力打击逃票。结果发现，每七名逃票者中，就有一名是通缉犯；每二十名逃票者中，就有一名携带凶器。结果，从抓逃票开始，地铁站的犯罪率竟然下降，治安大幅好转。他的做法显示出，小奸小恶正是暴力犯罪的温床。也就是说，这些看似微小但有象征意义的违章行为就是那第一扇破窗，如果修补了破窗，即大力整顿这些违章行为，就会发挥“破窗效应”，大大减少刑事犯罪。　　在管理实践中，管理者必须高度警觉那些看起来是个别的、轻微的“小过错”，并坚持严格依法管理。“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不及时修好第一扇被打碎玻璃的窗户，就可能会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失。而如果能及时修复，则效果会非常明显。　　第五章 透视晋升、加薪的秘密——工作中要懂的经济学你为什么总是原地踏步——内卷化效应　　爪哇，印度尼西亚第四大岛，南临印度洋，北面爪哇海，人口稠密，风光旖旎，首都雅加达即位于此。作为世界著名旅游区，天南海北的游客纷纷慕名而来。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末，利福德·盖尔茨，一位美国人类文化学家在此长住，却一直无意于如碗风景，而是潜心于当地的水稻生产。刀镰犁耙，种锄收割，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爪哇岛的原生态农业在维护了一派自然景色的同时，却长期陷入到简单重复、没有进步的状态。盖尔茨将这种现象冠名为“内卷化”，随后这一概念便广泛引入到政治、经济之中。　　“内卷化”意指一个社会既无突变式的发展，也无渐进式的增长，长期以来，只是在一个层面上自我消耗和自我重复。大到一个社会，小至一个自我，一旦陷入内卷化状态，即似身陷泥沼，无力前进。　　生活当中，经常可见这类事情。老李，“干事”一当三十年，身边同事一个一个升迁，自己却还原地徘徊。退休年龄将至，心中酸涩，“二锅头”变成贴心朋友。老张，“技工”一做十五年，同辈之人已升任高工和主管，自己却还只是戴着一顶技工的帽子，心境抑郁。老周，二十年少时，一部剧本即获得电影大奖，被公认前程似锦，然而二十载光阴荏苒，创作水平再不见长，毫无建树，甚至开始考虑改行……面对这些屡见不鲜的“内卷化”情况，人们不禁要问：他们为何停步不前？是天赋欠缺，勤奋不够，还是运气没有垂青？　　分析个人的内卷化情况，根本出发点即在于其精神。人们常说，信念决定命运。如果一个人认为自己这一生只能如此，那么命运基本上也就不会再有改变，生活就此充满自怨自艾；如果相信自己还能有一番作为，并付诸行动，那么便可能大有斩获。正像运动员所说的，“拼搏不一定会得到，不拼搏一定会得不到”。如果上面提及的李“干事”认定此生只适合这一职位，那么他升迁的动力将消弭殆尽，前途可以不作他想。　　上面提及的老李、老张、老周，都为现状不满，都为前途沉郁，其心气还在，这时就要分析个人内卷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即个人能力。一般说来，它包括“专业”和“处世”两个方面，二者相辅相成。能力为一个人的立身之本，处世能力可以让专业能力如虎添翼。但是，若只重专业而不顾人际，将难以找到用武之地；只重处世而无一技之长，终究会成为空中楼阁。只有两者结合，个人才华才可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上面提到的老张，“技工”一做十五年，可能是他上进不够，专业能力没有提高，也可能是不会处理人际关系，导致技术性更强的工作难以插手，种种原因使得他失去了评定职称的机会。推广开来，梦想有所作为的人比比皆是，然而大多只是空想家，不去提高自己的能力，从而处于“内卷化”当中。想想看，在现实生活中，哪个单位的一把手不是熟练业务，而又同时精于世故呢？　　一个人早上出门，必照镜子以正衣冠，然而晚上归来，可否想到再照镜子以正心灵呢？这面镜子就是人的思想观念。千百年来，日出而耕，日落而息，中国农民一代一代繁衍，生活却不见大的改变，而更要命的是，人们身处其中却浑然不觉。多年前，中央电视台记者去陕北，偶然间采访一个在黄土高原上放羊的男孩，便有了这样一段“经典对话”：　　“为什么要放羊？”　　“为了卖钱。”　　“卖钱做什么呢？”　　“娶媳妇。”　　“娶媳妇做什么呢？”　　“生孩子。”　　“生孩子做什么呢？”　　“放羊。”　　小孩几句话勾勒出了一种“内卷化”生活状态，这无疑折射出当时许多陕北农民的思想观念。多少年来，农民的生存状态没有发生什么改进，在于他们压根儿没想过要改进。思想观念的故步自封，使得打破内卷化模式的第一道关卡就变得非常困难。而对于整天忙碌于工作的人们，虽然没有站在黄土地上守着羊群，但在思想上是否就是那个放羊的小孩呢？怨天尤人或者安于现状，对职业没有信念，对前途缺乏信心，工作结束就是生活，生活过后接着工作，对内卷化听之任之，人生由此停滞不前。　　生活陷于内卷化的普通人迫切需要改进观念，而那些成功人士相比之下，则更需要理念更新，否则内卷化的后果往往更为严重。为什么有些人一辈子注定只能做一个小老板？并非他不想做大做强，而是思想观念停滞在小的层面。小老板需要精明，而大老板不仅需要精明，更需要气度。20世纪90年代，我国的民营企业纷纷进入多事之秋，多少著名企业一夜之间轰然倒塌，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他们思想观念停在原地。面对国际化接轨、现代化生产的企业，这些老板还在用农民的思想进行管理。市场如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倒闭自属必然。　　总而言之，一个人要摆脱内卷化状态，就要先确信自己是否还有上进的志气。如果有，那就再看看自己掌握的技能是否纯熟。精益求精，发挥极限，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提升自己。或者下决心钻研，或者再去接受培训，都非常必要。除此之外，再分析一下自己所处的人际环境。尤其是在企业这个大舞台里，自己与同事是琴瑟相和，还是凉若秋水？自己在领导那里，是青睐有加，还是可有可无？要切记，走出职场的内卷化，要靠自身力量。这种力量来自于强烈的求知欲望和顽强的上进精神。只有充分发挥自身力量，才能突破自我、表现自我、超越自我，从而使得职业生涯呈现出一片勃勃生机。　　萧何月下追韩信的原因——人才经济学　　秦末农民战争中，韩信仗剑投奔项梁大军，项梁兵败后，韩信归附项羽。他曾多次向项羽献计，却始终不被采纳，不得志之下转而投奔刘邦的汉军。汉军大将夏侯婴见韩信言论不凡、相貌威武，便将其向刘邦推荐，但仍然未被重用。后来，韩信多次与萧何论兵，颇得赏识，但仍不能舒展志向。刘邦行军至南郑时，郁郁不得志的韩信面对当空明月，仰天长叹前程渺茫，便骑马而去。萧何听说后，来不及向刘邦报告，连夜追赶，天至拂晓，方才追及。在萧何的再三恳求下，韩信勉强留了下来。此时刘邦正准备收复关中，萧何就向他推荐韩信，希望重用。刘邦起初只想将其封为将军，然而萧何竭尽所能争辩，说明争夺天下，韩信是必不可少的大将之才。于是刘邦便择选吉日任命韩信为大将，从此文依萧何，武靠韩信，刘邦终于夺取了天下，建立了西汉。　　这就是著名的“萧何月下追韩信”的故事，在小说、戏剧当中屡屡提起，传为佳话。古往今来，这一典故的教育意义始终未曾降低分毫。从萧何为国求贤、识人爱才的一片赤诚之心中，可以看到人才的高度重要性。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在当今社会，对人才的重视已经上升到“人才经济学”的高度。　　人才经济学首先要明确“人才”的定义；人才是什么？首先，人才属于劳动者，但绝不是一般的劳动者。相比普通劳动者而言，他们具有“三高”，即“高质量”、“高素养”和“高能量”，因此，人才可以在为数众多的劳动力群体中，脱颖而出。古语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求的就是高质量的人才。我国著名核物理学家钱学森当年从美国回归时，遇到百般阻挠，原因何在？一位美军高级将领给出了形象的答案，他说，宁愿枪毙钱学森，也不愿意他回到中国，因为他“一个人可以顶五个师”。所以钱学森在美国被扣五年才得返回，而他一旦回国，便对“两弹一星”的成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就是人才的重要性，其释放出的能量是一般人无法相提并论的。　　在明确人才的定义后，再分析市场竞争。归根到底，它将集中于人才的竞争。这里有一个简单、明了的逻辑关系：在市场经济下，市场的竞争取决于产品的竞争，谁能生产出适合用户需要、赢得用户满意的产品（这里的产品包括技术、服务等），谁就能占领市场。但是只有懂技术、懂管理的人才方能生产出这样的产品。因此，从根本上说，人才竞争决定了企业的兴衰成败。　　在市场里，人才也作为一种商品来对待，其价值就由供求关系决定。但是对于人才，又绝不能简单等同一般的商品。随便列举某种商品，比如手机，在其刚进入市场时还是紧俏货，但是到了现在，手机已经非常普及，市场上基本达到供求平衡，甚至开始出现供大于求。手机的价格越降越低，就是一个证明。实际上，市场里绝大多数商品的供求发展都会符合这种最终供大于求的趋势，这是由科技的进步和市场的发展共同决定的。但是人才——而且只有人才，作为科技的研发者，是不折不扣的稀缺资源。尽管在短期内人才市场会有所起伏，但从长远看，人才总会供不应求。比如作为朝阳产业的IT界，已经持续多年上演争抢软件人才的大戏；近几年，中国模具工业高速发展，市场广阔，产销两旺，在我国一些模具业发达地区，如广东、江苏、浙江、山东等地，企业追着疯抢模具数控技术人才，技能较好者工资达四五千元，年薪十万以上的也并不鲜见。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到，作为一种商品，人才因为具有了创造力，从而始终处于买方市场。　　人才经济学同样注重人才这种商品的成本问题。企业追求效益，效益对应成本。企业购进人才同样需要成本的付出，但是付出的成本能否换来效益，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人才一般需要具有高学历，但这只是说明他已经获得了较高层次的知识，进入企业后能否创造价值，一般没有人可作保证。企业进口一条先进的汽车流水线，只要质量可靠，开动后就能达到预期的产出，但是人才却未必如此。比如企业高薪招来一位博士，本来希望其能发挥一技之长，在产品研发上有所创新，然而一年多过去后仍无所作为。企业这才意识到这名博士早已习惯了照本宣科的思维，更适合去做一名教师，无奈之下只好将其辞退——这是发生在企业中的真实事件。又比如，企业好不容易挖来一名高级管理人才，为其提供了很好的职位和薪资。然而，这名经理人却不能融入公司的企业文化，不久就开始一边工作一边暗自寻找机会。就在公司这边工作已经展开的时候，他却突然转投了其他公司。像这种跳槽现象，同样给企业带来不小的成本损失。由此可见，人才的投入产出比是和一般商品不同的，是非线性的。正因如此，在大多数情况下，对人才的雇用，都有着高成本、高效益和高风险的特点。　　企业渴求人才，在雇用人才商品时必须给出价格。但人才与一般劳动力相比，在供求关系上是截然不同的。在我国，有着大量的一般劳动力，供大于求；而人才总体来看一直就是求大于供。人才月工资可以拿到几千元甚至更多，同时，一项高科技成果可以卖到成百上千万元，这两种数额都是人才价值的转化。企业购进人才时，因为人才的价值往往难以在当下就体现出来，这就使其本身的定价难以预计，在企业效益尚未实现前谁都不能确定。面对这种风险，企业必须采取一定的措施加以防止，比如技术入股、报酬与效益挂钩等，都可以有效做到买卖双方都不吃亏。　　对于企业而言，人才经济学还研究怎样才能招揽人才、留住人才。鉴于人才商品的特殊性，要达到这一目的绝非易事。地区不同，企业不同，都需要采取不同的对策。但总的说来，要吸引人才，其关键还是在于“以人为本”，即在以价值规律对待人才的同时，还要从人文角度充分尊重、吸引人才。为此，人才经济学指出，需要在两方面下足工夫。　　首先，企业必须有优秀的激励机制。比如华为集团，人才一旦被聘用，就会享受优于同行业外资企业提供的薪资待遇。公司还对提出合理化建议或作出技术革新的员工提供报酬，而且它所占据员工收入的比例相当可观；山东海信集团实行年薪沉淀制度，集团经理的年薪从15万元到50万元不等，但这笔钱要分成四部分，当年只能拿走30%，其余70%是“沉淀”的，五年之后才能兑付。如果有人提前离开，他的沉淀工资是不能全部拿走的。类似这样的激励机制，对于留住人才起到了很大作用。　　其次，企业必须为人才提供优秀的发展环境，从而充分凋动其积极性。在这一方面，日本企业做得是非常到位的。为了鼓励创新，日本企业普遍组建了各种“发明创造委员会”，人才以及所有员工都可以随时提出设想，如果被采纳，企业将会提供可观的奖励；即使不被采纳，也会获得一定奖金。企业还始终为人才提供继续提升自己的培训环境，鼓励他们继续学习新知识、钻研新技术，让自己的综合素质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生活当中，每逢员工遇到婚娶、祝寿、生子一类的喜事，日本企业都会有所表示，如在工厂门口贴出大幅标语以示祝贺，或者专门送上一些别具一格的贺礼。企业领导还定期与职工一起参加各种文体活动。这些优良的工作环境和人际环境，都加深了人才对企业的感情，从而产生了很强的凝聚力。　　怎样在公司推销自己——注意力经济学　　在公司中薪水猛涨、职位高升的人，衣着光鲜，风光无限，注定是职员们的关注焦点。有人羡慕，有人嫉妒，有人称赞，更有人暗自慨叹自己怎么没有机会吸引众人的视线。然而，你是否想过，这些经理、主管其实在升职以前就已经靠自己的表现吸引了公司高层的注意，而升职，只不过是这个过程的自然结果。当然，想要赢得关注绝非易事，但只要你也想加薪的话，就绝不能在企业中如同空气一般让人视而不见，而是应努力抓住领导和同事们的视线，从而获得提升的机会。对此，可以用“注意力经济学”来加以描述。　　“注意力经济学”这一术语由来已久。著名的社会科学家赫伯特·西蒙，197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率先阐述了其基本原理——当公众接受信息时存在着消费，消费的正是他们的注意力。不过，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随着计算机网络科技的兴起，注意力经济学这一理念才真正受到世人的关注，并获得了非常广泛的应用。　　在注意力经济学里，公众的注意力被视作一种资源，而公众将消费这种资源去接受信息。不同信息具有不同的价值，如果以“好、坏、无所谓”对信息进行简单区分，那么好信息可以使其受众在消费注意力的同时得到利益，比如一种新药品的信息有望改善糖尿病人的健康状况，一个精彩的幽默可以让人会心一笑；坏信息则相反，受众消费注意力后却可能会受到某种损害，比如在广告上鼓吹高蛋白、高营养的奶粉实际上是低劣产品，失态的言谈举止对别人心理造成伤害；至于无所谓的信息，受众往往是一带而过，不会去注意它们，因此谈不上什么消费。　　我们知道，老板在提拔员工时，当然会把机会留给那些给其留下良好印象的人。这就是注意力的作用。因此，在企业里，如果一个职员能及早应用“注意力经济学”，控制领导的注意力消费，从而推销自己，那么晋升的可能性就会变得很大。相反，那些未曾消费过领导多少注意力的员工，其提升空间就要小了许多。在这里，我们着重分析一下那些有技术、有能力却不得晋升的人，看看他们在注意力经济上有着怎样的欠缺。　　在职场上，这些不易升迁的员工有着如下种类和特征：　　1．伴郎型　　这种职员具有良好的工作能力，却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这缘于其消极的处事态度，不想喧宾夺主，也不想出人头地。这当然无法赢得公司的注意力，升迁晋级便会遇到阻碍。　　2．幕后型　　这种职员任劳任怨，认真负责，可是工作却很少被人知道，尤其是上司。在其内心也想得到更高的地位和薪水，但却没有学会如何使人为之付出注意力，结果，往往让其他人坐享其成。　　3．黄牛型　　这种员工对于任何要求，都不会说“不”，总是笑脸迎纳。别人请其帮忙，都会放下本职工作去支援，由此影响了自己的工作。为别人付出不少牺牲，但却很少得到上司的赏识。　　4．不满型　　这种员工工作努力，但却总是习惯报怨。这种信息在注意力经济上起到了副作用，让同事觉得他是在被动工作，让上司认为他爱发牢骚，结果该员工失去升级、加薪的机会。　　5．敌视型　　这种员工自信，但却过度自信。工作表现突出，却看不起同事，在内心抱着蔑视甚至敌视的态度与人相处，常常干涉、扰乱别人。这时，他人为之消费注意力后，换来的是很坏的印象，久而久之，敬而远之。　　以上五种员工，虽然表现各异，但在注意力经济上都有着相同的问题：或者缺乏向他人传递充分的信息（甚至传递不了信息），难以引起他人的注意；或者向他人传递了不良信息，反过来使自己的利益受损。那么，应该如何应用注意力经济学，使自己能够吸引同事和上级的关注呢？　　我们已经知道，在应用注意力经济学向他人传达信息时，不但要抓住别人的视线，还要产生正面效果，这样才能使自己最终获益。由此，可以采取下列一些方法：　　1．学会露脸。这是最简单，也是最基本的办法。职员尽可能地多出席一些公司会议；多参加公司的各种活动；多做一些富于技术含量的工作。而且，要学会提出与众不同而又新颖精彩的见解。但是，需要提醒，你要做得谨慎小心，否则可能会适得其反。　　2．学会勇敢。要敢于做“吃螃蟹”的人，勇于承担其他员工不愿意做的事情。其关键在于，此类事情虽然不容易完成，却很可能为自己留出更多的自由发挥空间。一旦完成，必将吸引上司和同事的注意力，为日后成功增加一个筹码。但是，在行动中职工要付出完全的精力，否则弄巧成拙，将会画虎不成反类犬。　　3，善用新事物。在工作之外，员工还可以借助其他方式，间接吸引公司的注意力。比如互联网，员工既可以利用它选取、整理对公司有利的信息资料，在合适的机会提供给公司，也可以在公司论坛里积极、合理地发表自己的感想和观点。当然，其前提是员工必须首先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最后要指出的一点是，职工在企业里运用注意力经济学时，必须明确，所有的方法都源自一个前提——从自我出发。员工只有真正在心理上自我肯定，才能抓住自我、表现自我和捍卫自我，才能有力地控制他人的注意力消费，从而赢得关注，提升自己的事业。　　“热门”不热与“冷门”不冷——择业经济学　　小孙即将毕业于重庆某名牌大学，所学专业正是时下热门的计算机专业。在人山人海的招聘会上，他信心满满地去求职。然而，在先后递交了几十份简历并经历多次面试后，他却没有结果。不仅如此，他还发现其他同一专业的学友似乎也遇到了同样的困难。小孙疑惑不解：计算机不是热门专业吗？为什么会出现求职难的问题？　　确实，虽然这两年IT行业看上去非常热门，但是现在很多大学的计算机本科毕业生都难以找到饭碗。这是因为当前人才市场上并不缺乏一般的计算机人才，缺少的是高级、顶尖的IT人才。另外，前些年计算机人才走俏，人们一窝蜂地选择这个专业，并且各个学校都开设了计算机专业，造成这方面人才越来越多，庞大的毕业生数量使得整个就业形势都受到影响，导致在家待业的毕业生越来越多。计算机，作为公认的热门，已经出现了“热门不热”。　　与之相对，某西部高校哲学专业的大学生，所谓的冷门专业并没有限制他们的出路。毕业时，有人在市电视台找到工作，有人当记者、教师、企业策划，还有市场营销——甚至有几个大三时就和人签约了。一位毕业生在接受采访时说：“当初找工作时，用人单位并没有特别在意我的专业出身，他们更看中的是你的沟通能力和适应社会的能力。”　　除此之外，经过调查，近两年曾经被认为供需较小的传统冷门——地质学专业的学生也几乎都找到了工作，另外，像港口航道与工程、海洋地质等专业的毕业生就业情况也很不错。小语种专业，如韩语、日语、德语等，也都不够用人单位争抢。化工、材料、土木工程、机械、自动化专业的毕业生就业形势也都很好。而在2008年7月，由共青团中央学校部和北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发布的一项最新调查显示，农学专业的就业水平最高，达78.38%；被视为冷门专业的哲学和历史学就业率分别达到40.35%和51.85%。正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上述就业情况让我们感到了冷门专业已不再像昔日那样被人冷眼相视；相反，它正以自身的优势在逐渐升温。　　另据调查，我国现在已经有很多高考生第一志愿就报了冷门专业。人们传统观念上认为的社会需求相对较小的专业，如哲学、历史、地质、海洋、气象、农业、林业、勘探等，近几年的报考人数都呈现出增加趋势，这正是“冷门不冷”。　　那么，个人又应该如何看待这些形势变化呢？　　在我国，有一种传统说法叫做“一技傍身”，指的就是专业选择。在现代人看来，专业选择早已不再仅仅是选择未来从事的行业，更是选择未来的一种生活方式——这是个攸关发展前景、就业方向、兴趣爱好的选择。它已经成为人生规划的第一步，特别是在近年来，我国越发严峻的就业形势之下。　　我们应该明确，从长远看人才对于市场：永远是紧缺资源。但是，在市场上，人才同样也面对着供需规律的支配。供大于求时，某行业的人才求职就会受到影响；反之，供小于求，该行业人才就会成为抢手货。一些曾经的热门专业，比如新闻专业，在前些年，各类高校纷纷开设这一专业，由于招生太多，导致几年后该专业就业不佳，已经成为就业“困难户”。这就是由人才饱和导致的就业不易。目前，在人才市场最难找工作的是管理类专业，如工商管理、旅游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土地资源管理、信息管理、行政管理等，都出现人才严重饱和的状况，就业非常困难。那么，冷门专业为何升温呢？这里面同样有一个供求规律的作用。据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位专家分析，冷门专业就业率上升，主要还是因为这些学科的社会需求比较稳定。随着扩招的增加，一些热门专业学生人数增多，造成了供大于求的局面。但一些冷门专业的学生人数却相对比较少，竞争相对较小，所以出现了稳中有升的现象。　　那么，具体到个人，又该如何选择自己的专业呢？应该说，许多人在专业选择上出现了很多失误，给自己的前途造成了十分不利的影响。据一份对上海10所大学在校生的调查显示，竟然有65.8%的学生对自己所选专业表示后悔。此外，对100个工作半年到3年的职业规划咨询案例进行统计后发现，竟然有高达75%的人因大学专业选择失误导致职业定位不清，遭遇发展瓶颈。要避免这种情况，需要在择业过程中避免两个误区：　　1．缺乏了解。对自己不了解，对专业不了解。从专业名称去望文生义，觉得自己很喜欢，真正进入大学攻读之后却发现与自己的想象相差甚远。曾有这样一个实例，上海交通大学生命科学专业的某学生，在报考前着迷于中国的命相学，一直以为生命科学专业是学习《易经》、命理一类的内容，没想到真正的课程却是人体、基因和解剖，为此他非常失望。刚刚接触专业就了无兴趣，如何能把它学好，又如何能在未来把工作做好呢？　　2．跟风现象。这几年哪个专业吃香，报考的人数就呈直线增加，都没有考虑适不适合自己，四年大学读完后的市场前景会怎样。比如，前几年非常火暴的财务专业，现在已经趋于平静，就业市场上供大于求。　　因此，要做到合理择业，就要针对这两个误区，采用如下方法：　　第一，要有明确的目标，根据个人兴趣选择合适的方向。比如，如果将来非常想做研究型人才，选择基础学科就会更为合适。一个人应该对自已有一个职业规划，个人的职业生涯规划不一样，选择的专业就会不同。　　第二，充分了解热门专业的市场行情。要注意，热门专业往往具有很强的时效性，并非都会一直热下去，应对该专业几年后的就业形势作出一定的评估。　　第三，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动性，针对社会环境就业形势不断对自己进行完善补充，加强自我的拓展实践。这不仅适用于在校学生，更适合于已经参加工作的人们。一个人，只要有毅力，有热情，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争取和努力，进行各种学习培训，对自己的人生作出及时的改进。　　归根结底，没有永远的冷门，也没有永远的热门，一切都是随着社会市场的变化而变化着。选择专业不要太拘泥于冷门与热门，选择自己最有兴趣的、将来最想做的，才是上上策。要知道，只有这样，一个人才能在自己热爱的行业深入钻研。试想，假如你有着扎实的理论知识、高深的业务能力和娴熟的交际能力，那么，无论你学的是什么专业，做的是哪个行业，最终都会有所成就。　　你是“大猪”，还是“小猪”——智猪博弈论　　经济学里有一个著名的案例，讲了两头猪的智斗故事。　　大猪和小猪共住一个猪圈，为吃食竞争。猪圈一侧有一个踏板，另一侧有一个食槽。每踩一次踏板，自动投食机就会向食槽投放一点饲料。这样，一只猪去踩踏板，另一只猪就会抢先吃到食物——如果小猪踩动踏板，大猪就会在小猪跑来之前吃光东西；如果大猪踩动踏板，则有机会在小猪吃光之前跑来，抢到一点残羹。那么，两只猪会采取什么策略呢？说出来大家可能会有些难以置信，结果只能是一种——强壮的大猪奔忙于踏板和食槽之间，而小猪则等在食槽旁边，坐享其成。　　这是为什么呢？以小猪为例，对它而言，自己去踩意味着一无所有，但不踩则会出现两种可能：一、大猪去踩，它可以坐而待食；二、大猪也不踩，双方干耗，最终都会饿死——但这与小猪去踩的结果并无二致。对大猪来说，由小猪去踩踏板也是上策。但是，如果双方都静观其变，由于大猪的身体需要更多的能量，因此消耗不起。最终，结果只能是大猪去踩，并跑回来争食，这样多少还是有些收获。　　这个耐人寻味的故事属于经济学的博弈论范畴。博弈论是指个人或者组织面对一定的条件，在一定的规则约束下，依靠所掌握的信息，进行策略选择并加以实施的过程。简而言之，就是研究个体如何在错综复杂的相互影响中得出最合理的策略。博弈论在经济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而本文提出的这个“智猪博弈”早已作为一种博弈模型，应用于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战争、政治、商业、体育比赛……几乎都能看到它的影子。而在职场当中，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景象：任务完成，论功行赏时，有一些员工不劳而获，就像故事中的小猪，而另一些人费力又难以讨好，就像故事中的大猪。能者加班，而大伙一起拿加班费，就是这样一种情况。　　当公司需要加班时，常常出现“人多力量大”的状况，不论事有多大，加班员工越多越好。本来一两个人就可以做完，总会有四五个甚至更多的员工凑在一起。由此，“智猪博弈”就会出现。如果大家都耗在那里，不去工作，结果当然是“三个和尚没水吃”，完不成任务。但是，当中能者碍于面子或者责任心，往往不便坐而待之，就去主动完成任务。由于大家对彼此的行事规则早已清楚，其余员工在加班中便多是出工不出力。工作一旦完成，大家便共拿奖金——由此，能者成了辛苦的“大猪”，而其他人则成了舒服的“小猪”。要解决此类问题，关键在于企业要充分了解员工，辨清能者与普通职员。如果工作有难度，则将其交给能者；如果工作人人都能胜任，则要让加班的人数和工作量相对应，不要造成人员浪费。一句话，“因事设岗，因事用人”，只有这样才能促使职工发挥自己的能力。　　除去加班，在向老板争取增加薪水或者福利时，也会出现“智猪博弈”。当一名员工被推选为代言人与老板谈判时，他在为公司所有员工的利益而努力。然而，同为可能受益者的其他人却在此刻扮演了“小猪”角色，躲于幕后。如果谈判成功，他们可以轻松分一杯羹；如果失败，他们也可以全身而退，甚至发表一通与我无关的言论。而那名与老板谈判的员工，扮演了“大猪”，却有可能因此成为一名牺牲者——实际上，像这位勇于代言的职员，在公司里往往是那些胸无城府，而又总想树立积极形象的人。要解决这一问题，关键在于公司要加强民主参与决策，让每一位员工都有合适的途径表达自己的观点，从而避免“智猪博弈”的出现。　　不仅在日常工作中会出现“智猪博弈”，在应聘工作时，有时也会发生。　　某名牌大学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名教授，分别负责经济学和会计学。招聘伊始，便应者甚众，竞争激烈。经过长时间的层层选拔后，有两个教授（称之为甲和乙）赢得了机会，开始最终定岗。大学规定，会计学教授月工资6000元，而经济学教授月工资4000元（这是缘于会计学为时下热门），而甲、乙两人都想去从事会计学，由此开始最后一次竞争。双方的大体情况如下：二人均有会计学硕士学位，同时又兼有会计学和经济学两方面的教学经验，而且，甲的会计学教学经验还优于乙。依正常逻辑推测，甲教授已经占得先机，获得会计学教授职位顺理成章。甲教授对此也颇有信心。在与学校谈判过程中，他除了详谈自己的会计学教学经验外，为了证明能力，还谈起自己的经济学教学经历。然而与之相比，乙教授采取的竞争策略令人匪夷所思：在与大学谈判中，他极力否认自己具有经济学教学经验，甚至还有意贬低自己，声称如果自己去讲授经济学，实属将误人子弟。从甲、乙两教授向大学一方传达的信息中可以看出，乙故意拉大了自己与甲的实力差距。然而，最终定岗结果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乙非常愉快地获得了会计学教授职位，而甲只能退而求其次，教授经济学。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最终结果？更有能力和经验的甲教授为什么会在这场竞争中失利？这就需要应用“智猪蹲弈”来进行分析。该大学在整个招聘过程中，层层选拔，在最后选定两位佼佼者后，已付出大量时间和精力，除非出现极其特殊的情况（如天灾人祸），基本不可能再重新招聘。而对于两位教授而言亦是如此，也都不太可能随便丢掉触手可及的美差。对此局面，实力稍逊的乙教授了然于胸，主动充当了“智猪博弈”中的“小猪”角色，释放出“宁可失去职位（实则当然未必如此），也不愿担当经济学教授”的烟幕弹。相比之下，甲教授的做法就逊色不少，在无意当中充当了知识渊博、能力全面的“大猪”角色。面对两位教授的策略，大学由于难以再开展新一轮的招聘，只能作出让甲去教授经济学的选择。　　这一事例无意否定知识的价值，而是指出，面对这一看似有悖事理、有违公平的“能者退其次”的结果，我们应该充分意识到，博弈论在此起了关键作用。回头再看，设想如果甲教授了解“智猪博弈”，吃透竞争形势，只要采取和乙教授同样的策略——“一定要教授会计学”，就很可能达到目的（因为他确实比乙要强一些）。但是很遗憾，他在“智猪博弈”当中扮演了能力更强，却费力不讨好的“大猪”角色，输掉了竞争。　　第六章 左手税收，右手福利——关注民生要懂的经济学税赋到底由谁承担——税赋归宿　　纽约的史密斯在沃尔玛超市购物，他挑了一件质地不错的夹克，标价100美元。在付账时，收银员向他要了108美元。在给他的小票上标明，这108美元中，包括8%的销售税。同样的情形史密斯在其他州也经历过，不过，当时征收的是6%的零售销售税。在美国和欧洲的一些国家，顾客是要按“标价乘以税率”的模式支付相应的销售税的。史密斯可以依据小票，及时、准确地了解自己在这次购物中缴纳了多少税款。后来，史密斯来到北京旅游，并在一家大型超市里采购。可是，当他看到自己的小票时，却发现上面除了他所购买的货物的价格和数量外，平日习惯看到的税率没有了，于是他产生了一个疑问：在中国购物，消费者不用支付销售税吗？　　美国和中国的税制不同，在我国相应的税种是增值税以及消费税。不过，有一点史密斯看到了，在我国的销售中，商品的标价是多少，顾客就付多少钱，仅此而已。倘若不作经济学分析，我们就可能产生这样的错觉：销售税征在谁的头上，谁就承担了这份税负。因此，许多人就此认为，在中国，对销售的征税是针对商家的，商家是这份税赋的负担者。那么，真的是这样吗？　　在经济学上，这里涉及“税赋归宿”的概念。它是指一项税收最终的经济负担者。在这里要指明，它是相应于法定纳税人而制定的。之所以这样规定，是因为最终的税收负担者和法定纳税人有时候并不一致。　　也许有些人对此还是有些迷惑。以个人所得税为例，工薪阶层对于它是非常熟悉的，其纳税人自然是有一定工薪收入的个人，而它的税收负担者不也正是这个人吗？是的，在这种情况下，两者是一致的。但是，以商场里的衣服为例。按照我国税法，商家是要缴纳增值税的，此时商家是法定的纳税人。然而，此刻的实际税收负担者却往往是消费者——他们所承担的数额就包括在衣服的价格里。只不过，在消费者的小票上没有标明而已。在经济学上，这种行为被称为“税负转嫁”。其实，我们打电话时交的话费，用电时交的电费等，里面都有税，只是在目前，我国给予消费者的收据上都未曾注明。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一个原则是，“只要消费，就会纳税”，我们每一个消费者都是纳税人。到目前为止，我国共有22种税（包括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资源税、房产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城市房地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耕地占用税、车辆购置税、车船税、契税、印花税、烟叶税、关税、船舶吨税等）。在这些名目繁多的税当中，有些是由个人上缴的，有些是由企业上缴的。　　曾有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在我国，假如1袋1公斤的盐价格为2元，其中就包含大约0.29元的增值税和大约0.03元的城建税。而每瓶3元的啤酒包含大约0.44元的增值税、0.12元的消费税和0.06元的城建税。如果你花100元买了一件衣服，其中包含14.53元的增值税和1.45元的城建税。如果花l00元买一瓶化妆品，其中除14.53元的增值税外，还包含25.64元的消费税和4.02元的城建税。如果你吸烟，每包烟8元，其中大约4.70元是消费税、增值税和城建税。如果去餐馆吃饭，最后结账时不论多少，餐费的5.5%是营业税及城建税。你如果使用一次性木筷，还会包括些许消费税。你去理发店理发，同样，费用的5.5%是营业税及城建税……总之，一个人只要生活在社会中，只要有购买行为，就免不了交税。因此，可以说，我们人人都是纳税人。但是，正如刚才提到的，税收负担者和纳税人并不一致，为此，需要进一步了解“税负转嫁”。　　“税负转嫁”有多种方式，包括前转、后转、混转、旁转、消转、税收资本化等多种方式。在此我们仅对其中几种举例加以简要说明。　　1．前转　　纳税人沿商品流转方向，以提高商品价格的方式将税负转嫁给消费者，称为前转。比如前面所举衣服的例子，商家将税负转嫁给了消费者。　　2．后转　　与前转相反，纳税人逆着商品流转的方向，以压低购进商品价格的方式将税负转嫁给商品的提供者。比如，在零售端对营养补品征税时，零售商便压低进货价格向厂家购买，从而将税负后转给厂家。　　3．混转　　又叫散转，纳税人将自己的税负分散转嫁给多方负担。严格说来，它是前转和后转等转嫁方式的结合。比如印染厂在面对税负时，将其中一部分用提高产品价格的办法转嫁给购货商，一部分用压低原料购进价格的办法转嫁给纺纱厂等。　　在初步了解了税负转嫁方式后，再回到和消费者息息相关的“税负前转”上来。这里还涉及两个值得一提的问题。　　首先是作为实际的税收负担者，消费者不知道自己纳了多少税。纳税人经常是通过消费活动来纳税的，但是由于缴纳的税金隐藏在商品之中，纳税人不但不知道早己在消费活动中到底纳了多少税，有时候，甚至连自己是不是纳税人都不知道。像在超市买衣服，就有不少人错误地以为自己根本就不是纳税人。如果要真正改变在商品税中消费者纳税被模糊的情况，就需要改变税制结构，这并非一日之功。不过，如果在商品销售中给消费者的发票能够注明哪些是价格，哪些是税负，消费者就会清楚了解自己的消费中有多少支出是用于国家税收。这对于培养、普及整个社会的纳税意识是有好处的。　　其次，面对自己是“税负前转”的最终承担者，可能许多人会为自己负担了商品增值税而愤愤不平，因为它的法定纳税人本应是那些商家，最后却落到了自己头上。即使自己不是完全负担，追求利润的商家也会将相当一大部分税负推给消费者。　　对此需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税负转嫁是商品经济的一种正常的经济现象，在我国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客观存在的。而且，经济学也很早就已证明，一旦税率确定，税额在商家和顾客之间的分配也将随之确定。也就是说，对卖一件衣服而言，税率确定后，商家承担多少税负，又转嫁给消费者多少税负，这个比例是确定的，并不会存在商家想转嫁多少税负就转嫁多少的情况。那么，这又是为什么呢？这就要涉及商品的需求弹性和供给弹性的问题了。　　经济学认为，某种商品税额的分配由需求弹性和供给弹性共同确定。如果某种商品供给的价格弹性为零，那么销售税将全部由供方负担。如果需求的价格弹性为零，那么销售税将全部由需方负担。简单地说，谁的弹性小，他负担的税额份额就大。谁的弹性大，准承担的税额就小。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供应弹性大、需求弹性小的商品的课税易于转嫁；供应弹性小、需求弹性大的商品的课税不易转嫁。这个规律说明，商家是不能一味考虑将销售税负转嫁给消费者的。甚至，当税负转嫁与纳税人（比如商家）追求的利润目标发生冲突时，纳税人还会自愿放弃税负转嫁。原因很简单，转嫁税负势必提高商品价格。进而影响到其销量。而权衡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上面所说的供求弹性。以租房为例。租房的供给弹性几乎为0（房屋数量摆在那里，不会轻易增加），假设这时对房东征税，那么房东是很难将这税负转嫁到租客身上的。原因在于，如果那样，租客将考虑寻找更便宜的住房或者与人合租，这样一来，房东的利润必将受到影响。在这种情况下，纳税人（房东）必须在税负转嫁与销量减少之间权衡，而最终做出的结果往往是放弃了税负转嫁，即不涨房价，自己承担这份征税。　　我国第一大税——增值税　　要了解税务，就必须了解增值税。因为到现在为止，增值税仍然是我国第一大税种。　　一般地，从计税原理上看，增值税是对商品在生产、流通、劳务服务等多个环节中的新增价值或商品的附加值征收的一种流转税。从这个定义中可以看到，商品有增值才会征税，没有增值则不征税。然而，商品的新增价值或附加健在真实的生产和流通中，往往是难以准确计算的。因此，我国现在采用了国际上通行的一种办法，即税款抵扣。其中，销项税额是由商品或者劳务的销售额按规定的税率计算得出，进项税额是取得该商品或者劳务时所支付的增值税款。这两项税额的差额就是应纳税额。这种计算方法体现了按增值因素计税的原则。　　我们举例加以说明。假定税率为17%（对于销售货物，我国目前普遍施行这个税率），B公司向A公司购进货物100件，金额为10000元。对这一采购行为，国家是要征收增值税的，由“税负转嫁”我们知道，A公司作为纳税人，会将这部分税款转嫁到消费者（B公司）身上。因此，B公司实际上要付货款10000+10000×17%=11700元。此时B公司负担了1700元的增值税，这就是增值税的价外征收。对B公司来说，这1700元增值税就是“进项税”。当然，A公司是要把1700元增值税上缴给国家的。　　接下来，B公司开始加工货物。假设将购进的100件货物加工成新产品150件，出售给C公司，取得销售额l5000元，对这一销售行为国家同样要收增值税。由税率计算可得，C公司要向B公司支付的新产品货款15000+15000×17%=17550元。对于B公司来说，这2550元就是“销项税”。当然，它也是上缴国家的。　　但是，B公司购进货物时已经支付了进项增值税款1700元，现在经计算销售新产品需缴销项增值税2550元，这时，B公司上缴给国家的增值税款就不是2550元，而是2550-1700=850元了。在这时我们看到，其实这850元是C公司支付的，通过B公司交给国家。同样的道理，C公司再卖给D公司，D公司再卖给E公司……直到最后的消费者。我们不难发现，在这些过程中所收取的增值税，最终都转嫁到了消费者身上。正是鉴于这一点，增值税也是流转税。　　从上面的例子中，可以得出增值税的一个基本的计算公式：　　应纳税额=销项税额-进项税额　　“增值税”作为一项税种，出现的时间并不算长久。它是在20世纪5O年代由法国创立的，但是很快便成为国际上广泛流行的税种。经过长时间的试点之后，我国于1994年开始推行新税制，在生产、批发、零售各环节全面推行了增值税。那么，增值税为何会这么广泛地被世界各国采用呢？这源于它的一个突出优点，即有效地消除了重复征税。　　在实行增值税以前，商品每经过一个生产流转环节，就要按其销售收入金额征收一道流转税。与上面举的例子相比，这一做法是不能扣除已征税款的。正是这个原因，生产流转环节较少的商品，其总的税收负担就比较轻；反之，经过生产流转环节多的，由于难以避免重复性税收，企业税负必然就要加重。假如一个厂家能够“一条龙”生产，即从原料到产品都可以独立完成，那么其商品生产流转环节少，税负必然较轻；相反，对那些加工型的厂家，从原料到部件再到最终产品，需要经过更多的厂家，其生产流转环节多，税负必然较重。而征税的重复性是违反“市场公平”原则的，必然会打击投资者的积极性，并对市场的经济活动造成冲击。推行增值税后，对于企业而言，一个关键好处就是商品在以前生产流转环节中所缴纳的税款能够得到抵扣，由此，在经过诸多流转环节后，企业应负担的增值税都是固定不变的，这样就能够有效地实现税负公平，从而有利于企业进行公平竞争，使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达到最佳配置。　　除此之外，增值税还有利于合理化生产经营结构，扩大国际贸易，以及利于国家稳定、及时地取得财政收入。　　然而，任何事物都既存在着利的一面，也存在着弊的一面。增值税也概奠能外。对增值税的批评之声主要在于其累退性质。如从上面所举的计算增值税例子中，就可以看到税收最终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以日用品和粮食为例，对任何收入阶层的人来说，它们都是必需品。但是相对来说，低收入者在购买日用品时，所承担的增值税在其收入中所占的比例要比高收入者更大（注意：这里是指比例）。仍以增值税率17%计算。一个每年收入1万元的低收入者，每年消费7000元，便要交1049元的税款；至于一个每年收入10万的高收入者，一年消费5万元，同时要交8500元的增值税。那么，比较增值税所占个人收入比例，低收入者为10.49%，而高收入者则为8.5%，显然，增值税造成的经济压力，低收入者要比高收入者更大。对于低收入者而言，这种现象是不公平的。此外，增值税有时也存在着多重征税的问题。如商业活动已经交税，但由于部分商品及服务也会有本身的税项（如酒精、香烟、燃油等），再征收增值税便造成了多重征税。　　一张巾纸解决税收大问题——拉弗曲线“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　　——《管子》　　这段名言表明着一个治国道理——一个国家，其最好的经济政策应该是顺应人们进行生产、贸易等经济活动，并在必要时进行一定的调节和控制，而不是横加干涉，对百姓强取豪夺。对于今天而言，这段话仍然有着鲜明的启迪意义。而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取民有度”、“取民无度”实际上和税收政策的制定密切相关。　　一个国家的税收政策正确合理，才能改善投资环境，吸引资金扩大实业，由此才能扩大税基，增加政府的税源，真正做到国富民强。纵观我国古代那些衰败的王朝，在行将就木之际，几乎都伴随着国家对百姓的横征暴敛。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民不聊生揭竿四起，王朝最终不可避免地走向灭亡。　　在赋税中，“利民”的思想是非常可贵的。但是，究竟税收、政府和个人之间存在着一个怎样的规律，在何种程度下才能使得税收政策收到最好的效果，于国于民都有益，却是一个深奥的经济学问题。不过，当代有一位经济学家竟然在一张餐巾纸上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事情还得从1974年说起。当时，美国经济正处在“滞胀”的困境里。南加利福尼亚商学院的教授阿瑟·拉弗和当时福特总统的白宫助理切尼在华盛顿一家餐馆共进午餐，为了使其明白只有通过减税才能让美国摆脱“滞胀”，拉弗即兴在餐巾纸上画了一条抛物线，浅显生动地给切尼讲明了减税的奥妙所在。一起赴宴的还有《华尔街日报》的副主编万尼斯基，他立刻将这一曲线在报纸上大加赞扬和宣传，“拉弗曲线”由此声名远扬，被戏称为“餐桌曲线”的“减税主张”博得了社会各界的认同，并最终被后来的里根政府所采纳，其影响遍及欧美。拉弗也因之成为家喻户晓的经济学家。受拉弗的减税理论的影响，从20世纪80年代起，世界上许多国家持续实行减税政策，美国、加拿大、德国、英国、意大利、澳大利亚、印度、巴基斯坦、沙特、马来西亚……众多国家纷纷推出减税方案，形成了世界性的减税浪潮。而统计资料显示，这些国家的宏观税负水平并没有降低，反而呈现上升的态势。　　下面就是“拉弗曲线”。　　在图中，原点0处表示税率为0，此时政府没有税收收入；随着税率增加（由O-C-B的方向移动），税收收入呈现抛物线形的变化。当税率到达B点为100%时，社会将没有人愿意工作，所以也就没有税收收入了。拉弗曲线说明，当税率在横轴上超过C点时，税收对人们工作积极性的挫伤将大于其收入对积极性的提升，所以税收收入随着税率的提高而下降，由此图中的阴影部分被称为“税率禁区”。当税率处于这个禁区时，只有通过降低税率才可以使得税收收入和国民产量同时增加。　　拉弗曲线表明了这样一个观点：当税率低于某个水准时，会激发社会的工作热情，从而促进社会供给，政府的税收一同提升；当税率高于某个水准时，会降低工作热情，从而降低社会供给，政府税收也会跟着减少。由此可见，政府为了取得更多的税收收入，最佳方法不是提高税率，恰恰相反，而是减税。　　拉弗曲线从经济学的角度揭示了“欲速则不达”的哲理。遗憾的是，在我们的经济生活中，违背这一客观规律，不按应有程序行事的例子却屡见不鲜。　　在某城市郊区有一条通往著名旅游区的高速公路，除了节假日和旅游旺季外，大多时间并不拥塞。高速公路两侧设有辅路，通行时主路收费，辅路免费。当人们从这里经过时，常常看到这样一种现象：主路上车辆风驰电掣，但却寥寥无几；而辅路上的客车、货车，甚至还有自行车、三轮车等，将整个辅路挤得水泄不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当然是为了节约走主路时的“过路费”。对于大多数百姓而言，为省钱而多花点时间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从经济学的角度判断，这种情况实际上是一种非常不合理的资源配置。　　首先，高速公路得不到充分利用，造成资源闲置；其次，辅路上的车辆行驶缓慢，耽误了大量时间，这又必将使社会资源受到不小损失。那么，如何才能解决这两个问题呢？自然是降低“过路费”。但是，现实中的情况往往是：经营高速公路的公司以“贷款修路、收费还贷”和高速公路的经营成本等因素拒绝降价。经营者的思维就是，收费高自然收入高，就可以更早还清贷款乃至赢利。在他们看来，如果不是政府还控制着收费，把过路费定得越高才越好。　　如果结合拉弗曲线，我们就会很快发现，“收费高收入高”的看法是非常片面的。高速公路经营者们正处在拉弗曲线的“税率禁区”里。在这时，如果收费不沿B-C-O方向移动（降价），大多数司机都不会去走高速公路，经营者的总收入不但不会提高，还会降低。只有降价，车辆愿意走高速公路，总收入才可能增加。实际上，我国许多地方的高速公路运营，很长时间一直处于这种收费太高的不良状况中。结果不仅经营者难以为继，还造成了公众时间及公共资源的巨大浪费。直到后来，经营者终于开始对高速公路的收费进行了调整，总体降低了收费标准，通过高速公路的车辆这才明显增加起来，辅路的通行状况也得到明显改善。当然，经营者们运用拉弗曲线，还可以确定高速公路过路费的最优费率。比如，调查驾驶员对过路费的接受程度，测算出收费每上升或者下降一元，选择高速公路的车辆所减少或者增加的百分比；测算收费降低后经营者减少的收入和车辆增加而提升的收入两者之间的差额等，就可以最终得出一个收入最大化的收费率水平，从而促成高速公路经营者与过路司机之间的双赢局面。　　提高税收能有效禁烟吗——香烟征税　　棱角分明的牛仔，深沉锐利的眼神，手臂上陆军标志的刺青，坚强豪爽的个性，一位实实在在的硬汉站在你的眼前。尤其是他嘴角叼着的那根香烟，更是让你鲜明地感受到这是一位充满冒险与开拓精神的英雄——这就是著名的“万宝路男人”。作为世界的烟草销售冠军，万宝路(Marlboro)在全球平均每分钟就有100万多支香烟在消费，创下了烟草销售的神话。　　然而，其中一位曾为万宝路香烟做过广告的好莱坞明星，最终却因为抽烟而英年早逝。死前他留给世人的一句话就是：“吸烟有害，而我就是最好的例子。”的确，烟草的成瘾特性，使它早已成为世界上使用最多、危害最广的物质。其实，与毒品（如海洛因）相比，除了一个是合法消费品，另一个是违禁品外，在其他方面几乎没有质的不同，尤其是从物质依赖的角度看，二者更是如出一辙。烟草在全球盛行了两个多世纪，直到20世纪，人类才开始认识到烟草对人类的危害。吸烟产生的烟雾中含有许多致病物质，如烟碱、二氧化氮、氢氰酸、丙烯醛、砷、铅、汞等，其浓度远远超过工业许可值，对人群的危害甚至超过工业污染。吸烟，以及由此造成的被动吸烟可以导致多种心脑疾病和呼吸系统疾病，甚至癌症。　　随着对香烟危害性的日益重视，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加强了关于禁烟的立法，如禁止在公共场所抽烟，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香烟等。作为一个拥有3.5亿烟民的“香烟超级大国”，我国也加强了禁烟工作，如从2008年5月1日超，北京市开始实施《北京市公共场所禁止吸烟范围若干规定》，成为我国第一个把禁烟范围扩大到所有餐馆、办公室的城市，更有人大代表呼吁制定《公共场所禁烟法》，以便将烟草的危害降到最低程度。　　禁烟法规是从法律的角度出发对香烟加以控制的，在此不予太多探讨。那么，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又该如何对待禁烟呢？　　无论从宏观经济还是微观经济的方面看，吸烟对于国家、社会和个人而言，都是成本大于产出。烟草销售固然能为国家提高税收，但是，这些收入永远弥补不了因烟害而导致的疾病、死亡、医疗费用等损失。因此，考虑经济上的成本与产出，也应该禁烟。而在市场层面，目前世界上常见的限制香烟的方法就是提高烟草的税率。的确，从理论上说，增加对烟草企业的税收，就可以迫使经营者提高烟草价格，依照“价格上升则需求下降”的供求规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香烟的消费者（烟民），从而实现控烟。　　实际上，自2005年2月27日，世界上第一个旨在限制全球烟草及其制品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在40个国家生效后，全球的烟税水平正在迅速提高。以日本为例，在2006年7月l日前，日本的烟税水平为平均每支香烟7.89日元。此后，每支卷烟的烟税提高1日元，从而使得一盒20支装的香烟价格提高20-30日元。同时，日本政府还开始对游客携入境内的国外卷烟征收更高税额，即每盒此种卷烟的征税再增加20日元。与之相应，亚洲的其他国家，如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也都实行了各自的提高烟税的措施，使得香烟的销售价格提升，以便达到减少香烟消费、进而控制烟草的目的。过去，我国卷烟消费税一直实行按价计率征收，现在则实行从量与从价相结合的复合计税方法，即先按量计算，每5万支卷烟计征150元的定额税，再按现行卷烟实际调拨价计征消费税。因为增加了一道从量征税，卷烟税负大幅度上升。特别是我国占市场份额较大的四、五类低档卷烟，税负增加尤其明显。　　那么，通过“提高征税”这把经济利器，是不是就一定能够降低香烟消耗、削减烟民队伍呢？就实际情况看，结果恐怕并没有那么乐观。　　虽然统计资料表明，的确有一些国家吸烟率得以下降，如美国在过去十年间，香烟价格提高了10%，吸烟率降低了3-5个百分点，但是更多国家的吸烟形势却是不升反降，禁烟效果并不明显。比如在我国，烟草制造业依然是我国税收贡献的第一大税源，甚至连年出现税利大幅增长，这一情况就很能说明问题——提高税率恐怕并没有使我国烟民数量降低多少。那么，为什么高税率对香烟并没有取得明显的限制作用呢？　　首先，需要分析一下香烟这种商品的特点。前面提到，香烟有一种成瘾特性。尽管“吸烟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宣传铺天盖地，但吸烟时人的大脑和体内会产生脑啡肽和内啡肽，会使人感受到一种兴奋（当然这是一种短期的快乐），这已经为科研所证明。久而久之，吸烟就会使人成瘾。就像酒瘾一样，烟瘾一旦形成就很不容易戒掉。用经济学的话讲，在香烟市场上，对烟草的需求（烟瘾）一经形成，就不易下降。卷烟需求是一种明显缺乏弹性的需求，这导致其对价格的上涨并不十分敏感。　　假设三个人依据各自的经济状况选择高中低档三种香烟。加税后香烟价格提升，如果三个人还是分别固定地抽这三种烟的话，那么吸烟量将会下降，但是，在需求（烟瘾）和高价格的两种压力下，这三个人一般会选择降低香烟档次的方法（如原来抽高档烟的减少高档烟而增加中档烟的购买），在不增加开支的情况下满足烟瘾。这样，吸烟量并不会因为香烟价格的提升而下降。以印度为例，在2001年2月，印度出于地震救灾急需资金的压力，将卷烟税增加了l5%。结果2001年当年，印度人购买了大约780亿支卷烟，比去年的920亿支下降140亿支。然而，这并不说明这个国家的吸烟量下降了，烟民们的选择转向了价格相对便宜的比迪烟。比迪烟是一种传统的吸烟方式，与卷烟不同，而它的焦油含量却要比大多数卷烟高出30毫克（卷烟平均18毫克）。烟民们采用了“商品替代”的办法继续吸烟。　　在我国，曾经有这样一个形象的链式图，也很好地说明了香烟替代的特点：　　“中华—红塔山—红河—金花—炮台—烟丝—烟叶—旱烟”。　　毫无疑问，高额税收会通过税赋转嫁，最终由消费者负担。由于我国烟民中，绝大多数都是低收入阶层，加之卷烟市场上有各种价格的香烟，最终中国烟民（尤其是其中的两亿农民）没有因为卷烟高价选择了放弃或减少吸烟，而是转为吸食未经加工处理的烟叶或廉价假烟，而它所带来的社会成本将会更大，因为烟叶以及廉价假烟对人体的危害更大。　　另外，卷烟高税也促进了黑市的发展。面对超额利润的诱惑，假烟、走私屡禁不止。假烟在世界的卷烟消费量中，已经占据了相当大的部分。　　由此可见，高税政策在抑制吸烟、维护消费者健康方面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由于卷烟需求缺乏弹性，消费者对于烟价提高并不十分敏感，该吸照吸，结果使得卷烟税收一直居高不下，并一直占据着中国第一税源的“宝座”。　　事实上，要抑制吸烟，不能单纯依靠税收这个经济杠杆。最根本的办法是提高全民文化素质，加强吸烟有害的教育，改善医疗条件，从立法上规范卷烟生产和销售，扩大公共场所禁烟区，推广科学有效的戒烟方法。只有这样，才能做到真正、长期地控制烟草带来的危害。　　两元钱帮助千万人——社会福利　　——2008年7月的一个早上，深圳的某位彩民接到福利彩票中心的工作人员的电话，被告知其使用银行卡通过电话投注的一注彩票赢得了二等奖，总计奖金247765元。面对突如其来的惊喜，该彩民竟然一时难以接受已中大奖的事实。随后，工作人员耐心解释，提示他30天内兑奖，以防弃奖。这位幸运儿后来对别人说，他的中奖一半是幸运，一半是守号的执著。他从今年1月开始用电话投注购买福彩“双色球”，利用自动投注功能对他的这个固定号码每期自动追号。原本只是为了一种乐趣，没想到半年后竟然赢得了24万多元。　　——“2003年2月16日，福彩双色球彩票联销。当年10月，湖南中出第一注500万，很多人开始购买双色球。我从双色球一开始发行就买，但只是关心是不是中奖。一年后，当我得知双色球销售了36亿多元，筹集福利金近13亿元时，就开始关注双色球公益金。5年来，双色球筹集的公益金资助了那么多困难群体，我想应该让更多人了解这一点。”湖南省常德市的孙先生这样说。　　——2007年6月1日儿童节，南京市儿童福利院内一片喜庆。南京市“情暖童心、爱心助孤”大型公益活动在这里隆重举行。市福彩中心向南京市儿童福利院捐赠20万元福彩公益金，表达了全市彩民和中心工作人员的一片爱心。长期以来，市福彩中心开展了一系列的公益资助活动，如捐赠孤残康复手术费、修缮儿童福利院、流浪儿童救助中心和敬老院等，充分体现了福彩发行宗旨。　　——据悉，至2008年春节前夕，“广东福彩爱心助学子”已举办4年，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共安排了1900万元资助3800名生活困难大学生上大学。　　长期以来，人们购买彩票的目的主要集中在“碰运气、中大奖”上，尽管中大奖的概率非常之低，但是“两块钱赢来五百万”，这种“以最少的投入换得最大的回报”的期盼心理，使得我国的彩票事业发展得非常迅速，而福利彩票就是一个典型。不过相对而言，却很少有人对福利彩票的发行宗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有一个深入的了解。而这，就属于经济学中的福利范畴。　　“福利”是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但不同的国家对其理解稍有差异。我国传统使用的社会福利主要是指由国家出资兴办的、旨在为社会大众谋取利益的各种福利性事业，包括一般社会福利、职工福利和特殊社会福利等。彩票便属于社会福利范畴。　　对于像我国这样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来说，其福利事业是非常艰巨的。我国残疾人口数量有8000多万，老龄化现象也日趋严重，这些人都需要社会的帮助，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单一由国家开支是不可取的，必须向社会筹措资金。不过长期以来，我国筹措资金的方法却显得单一，主要通过国家和企业两个渠道，如此一来，国家和企业负担就显得过重，一些应该解决的社会问题又无力解决，因此必须打通个人和社会两个渠道——彩票在这里便发挥了巨大作用。　　应该说，社会上确实有许多组织和个人在无偿捐资给国家的福利事业，他们的行动令人肃然起敬。不过从长远看，还没有任何一种捐赠像彩票这样，能够持久、稳定地为福利事业支持大量资金。对于个人的强烈吸引力和对于社会福利的强大帮助，使得彩票成为社会筹资的重要方法。　　“彩票”在法律上有着严格的定义。它是国家为支持社会公益事业而特许专门机构垄断发行的一种有价凭证，人们可以自愿选择和购买，并按照事前公布的规则拥有中奖权利。“中国福利彩票”则是由国务院批准，由隶属于民政部的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承担，按省级行政区域组织实施。　　其实，就世界范围的社会福利发展看，各个国家的具体做法虽然不同，但都采取了多渠道筹措资金的方式，即国家、个人、企业、社会四项并举。而向社会筹措资金，主要方法就是募捐和发行彩票。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彩票年销售总额已逾千亿美元。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发行彩票，彩票种类很多，其收入在除去支付奖金、行政运营成本后，主要用于公益事业，效果不错。除此之外，彩票还能缓解政府的财政压力，解决社会上其他一些燃眉之急。　　由于历史原因，我国自建国以来，一直没有正式发行彩票。改革开放后，在1987年7月27日，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券首发式在石家庄举行。该年8月28日，新中国彩票史上第一次摇奖仪式仍在石家庄举行。一等奖奖金为2000元，一位中奖者温先生将这笔钱筹办了自己的婚礼。从这以后，新中国的彩票就应运而生，结束了长达38年无彩票的历史。　　自从1987年新中国第一批福利彩票正式发行以来，截至2007年6月30日，全国累计销售福利彩票2423亿元，为国家筹集公益金809亿元。其中，上缴中央财政约300亿元，用于支持社会保障基金、社会福利事业、残疾人事业、城乡医疗救助及青少年课外活动设施建设等公益事业；其余500多亿元，定向用于城乡社会福利机构和社区福利服务设施建设。　　一张价值两元钱的彩票，借助社会福利这一渠道，可以帮助千千万万的人。通过一张彩票，一个人既可以体会投资和期盼的乐趣，更可以将自身与社会福利事业紧密联系起来，由此，一个公民便可以奉献爱心、弘扬美德和传播慈善。彩票已经成为推动我国社会福利事业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带薪休假去看海——职工福利　　在20世纪80年代，凡在国有企业的工会里工作过的人，大抵都有这种体会：在工会上班，有一项工作是很需要“创新”精神的，那就是每逢节假日时，怎么给职工发放福利礼品。比如，五一节快到了，工会提前十来天召集大家讨论，给每一位职工发什么礼品。那时候场面颇为热闹，大家众说纷纭，献计献策，最终会得出一个结论：给每个人发十斤羊肉。大家心满意足。接下来“十一”到了，这套程序会重复一遍。但是一定要有所创新，首先要保留十斤羊肉，或者要和十斤羊肉基本相当的其他礼品，然后要有新礼物，要有增加部分。最后决定，每人再加一箱苹果。大家又是皆大欢喜。　　如今的趋势是单位发福利卡，员工到福利卡的签约商户那里刷卡消费。有时也会用点卡，到指定的场所，输入账号、密码就可以采购，至于如何消费则是自愿、自由。这种福利卡涵盖商场、超市、百货、餐饮、娱乐等领域，预示了现代人生活的一种简约趋势。比如餐补、车补、话补、节假日补助等，都可以预存到福利卡中，目前中国各个城市也都有基于本地的福利卡商户体系。　　这里涉及的福利就是职工福利。准确来说，职工福利是指职工所在单位通过建设集体福利设施、建立各种补贴或发放实物，以改善职工的物质文化生活。它所享受的对象是本单位的职工及其家属。“职工福利”可以体现于货币、实物，还可以体现在其他种种方面。　　另外，在谈论职工福利的时候，还需要弄清楚它与其他几个常见名词的区别，因为人们常常会混淆它们。　　“福利”和“津贴”：津贴是对职工在特殊条件下的额外工作给予的补偿，如夜班津贴、职务津贴等，与“福利”相比，两者的最大差别是，津贴是以现金形式固定发放的，而福利是非现金形式的报酬，如实物、股票期权、培训、带薪休假等，有较大的变动性。　　“福利”、“奖金”和“工资”：福利可以看做工资外的收入。工资有一定的标准、制度，而“福利”相比就最得随意很多。奖金也是工资外的收入，但不能称为“福利”，因为它是按照贡献大小发放的，存在着竞争性，而“福利”与“奖金”相比，不论员工贡献大小，人人皆有一份，突出的是平等性。　　弄清楚这几个概念的区别后，我们就能更深入地认识职工福利。对于员工和企业而言，职工福利具有如下重要作用：　　1．增强职工的凝聚力，使广大员工有“公平感”和“平等感”，有助于企业稳定和消除人员流动现象。　　2．提高员工士气，促进努力工作。　　3．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职工福利也是一种企业投资，并能取得长远效益。　　随着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我国企业已经普遍认识到职工福利与企业生产效率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已经将其视为企业的一项必不可少的、重要的人事管理工作。　　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仍然有个别企业，为了降低成本，追求利润，不重视职工福利，不尊重职工权益，这种现象，必将引起员工的严重不满，进而损害企业的整体形象。下面就是发生在甘肃省张掖市的一个真实案例。　　在张掖市某县有一煤矿公司，于2006年因资产重组，卖给了一私营老板。公司一部分职工办理了下岗手续，另外一部分职工被公司反聘继续上班。而这批继续上班的人，得到的待遇可谓每况愈下，工资、社保金等经常以各种理由被拖欠。以一位女职工为例，在私人老板经营公司后不久，她要结婚，然而，矿上却不给假期。该老板后来说，请假可以，但是要算作缺勤，并且要影响年终奖金。如果婚假时间超过三天，当月的工资就要扣除。结果，该职工在结婚第三天就赶到荒凉的矿区上班，而且这三天没有工资。2007年，该女工怀孕回家生产，后返回单位时，老板又拒绝支付三个月的产假工资。带着无奈与愤怒，该女工向张掖市信访局反映了这一情况。　　现在，私营企业对我国GDP的贡献每年都在递增，而私企员工的辛劳起到了重要作用，保证他们的福利和待遇，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国家对此早有规定。上例中女职工的婚假和产假，可视作与节假日有关的职工福利。对此，《昏姻法》和《劳动法》有明确条文，凡属合法结婚者，都可以享受3天婚假，如果是晚婚（男年满二十五周岁、女年满二十三周岁初次结婚），还将增加晚婚假十天。女职工产假不少于90天，其中产前休假I5天。职工婚假与产假期间的工资，单位均要按照其正常出勤应得的工资发给。煤矿老板将婚假算缺勤，克扣年终奖金，以及拒绝支付产假工资的做法，都已经侵犯了职工的合法权益，职工可以向劳动监察部门投诉举报，并要求单位赔偿由此带来的损失。　　几乎与此同时，远在杭州的一家私企的做法和这家煤矿相比，可谓天壤之别。　　在杭州市某县有一家从事皮手套生产的私营企业，规模在当地五六十家同行中首届一指。2007年7月的一天早晨，本来是工作日，来自河南农村的几名外来女工，却坐上了旅行社的豪华大巴，去宁波海边享受“带薪休假”。她们是该公司的普通员工，这是她们生平第一次去海边游玩。据该公司老总介绍，全体员工“5-7天的带薪年休假制度”是新推出的一项职工福利。在此之前，公司已实施带薪婚假、产假、丧假等制度。除去各种福利，还为员工提供各种补贴及保险。该单位的员工也说，公司为大家考虑得特别周到，在这里干活，大家觉得特别开心，可以找到“家”的感觉。该公司共有300多名员工，一年下来，员工流动率还不到1%，而行业内的流动率却高达20%-30%。与之相对的是，公司凝聚力不断加强，业务不断拓展，已经与数家国外公司签了订货合同。该私营公司大力为职工着想，关注职工福利的做法，已经取得了丰硕的回报。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企业对于职工福利已经越来越重视。相比之下，自私自利的企业家毕竟是少数，大部分企业在职工福利上做得还是到位的。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形成这样一个共识：职工福利既可以促进企业自身的健康发展，又会为构筑和谐社会作出应有的一份贡献。　　桃花源里看养老——老年福利　　“……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以上选自东晋名家陶渊明的代表作《桃花源记》，其中对“世外桃源”的描写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至今仍是中学语文中的必学范文。文中所描述的桃花源的生活令人神往。那里的家庭多为三代同堂，从“男女”、“黄发”、“垂髫”即可看出，青壮年劳动，而老人和小孩都悠闲愉快，自得其乐（“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这是一个多么令人神往的完美世界。然而，陶渊明的笔锋忽然一转，在结尾处，政府官员（太守）派人去寻，迷路；民间人士（刘子骥）去找，直到病死也没有结果（“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原来，在陶渊明看来，桃花源只能在理想之中觅其踪影，在东晋战乱频仍、流血不断的现实世界中是根本不存在的。　　以经济学的眼光看桃花源，它之所以令人神往，关键就在于社会和谐。其中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老有所养”。尽管《桃花源记》中没有对此详谈，但我们不难从中得出，那里的老人是由家庭赡养的。“养儿防老”、“子女尽孝”，这也正是我国几千年的一个优良传统。　　然而，如果陶渊明生活在今世，面对我国“老龄化”的现实，就会意识到，桃花源里的养老体制已经显得不够。如果单纯依靠子女，特别是越来越多的独生子女，赡养老人恐怕会心有余而力不足。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大力发展“老年人福利”。　　老年人福利是指国家和社会为了安定老年人的生活、维护老年人的健康、充实老年人的精神文化而采取的政策、措施和社会公益服务。许多人会有一种模糊认识，就是老年人拿了退休金，即算是享受老年人福利了。实际上，这种看法是相当狭窄的。我国已经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并初步搭建了一个基本的老年福利政策框架，包括了老年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而绝不仅仅是养老金这一项内容。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规定，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比例如果在10%以上，或者65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7%以上，就认为这个国家或地区进入了老龄社会。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有老龄化趋势，我国也已经提前进入人口老龄化国家的行列。各个国家都把老年福利作为福利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并推行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措施。　　以西方的一些发达国家为例，它们的老年人福利是在全民福利的模式中逐步建立起来的，基本上完全由政府开支。老年人除了可以享受公民的一切福利待遇以外，还可以享受社会提供给老年入的特有福利。美国、德国、瑞典、英国等都为老年人提供生活指导以及饮食配送。在瑞典，老年人乘坐公交车、上剧院、看电影、参观博物馆等都享受半价优惠。在对老年人尤为重要的医疗保健方面，美国提供住院和疗养性服务，德国、法国提供护理扶助，日本则有临终关怀医院等。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老年人平均寿命的延长，老年人的医疗和护理服务已成为衡量老年人福利水准的重要标志。老年人福利还包括精神文化生活，在这方面，许多国家对老年人的学校教育提供了很大的便利条件。法国由国家创办了多所老年大学，其开支均列入政府预算。瑞典国内所有的大学都对老年人开放。在巴西，大约有150所公立和私立大学招收老年大学生，规定60岁以上老人不必高考就可以直接入校，当然，课程安排也相应与常规不同；　　与上述这些国家相比，我国的老年人福利差距立刻就显现出来了。近期有一项统计数据显示，在被调查的城市老人中，有98%的老人还在依靠自我养老，只有不到2%的老人由社区福利机构照顾。我国现有的老年人福利设施严重不足，社会福利机构的总床位数还不到老年人总数的1%，无法满足养老需要，而且与发达国家3%-5%的比例相比，差距是相当大的。而在经济不发达的农村地区，农村老人生活困难、缺医少药的现象还很普遍。我国存在着诸多欠缺，做得还远远不够。　　那么，为什么在有着“尊老爱幼”悠久传统的中国，国家的老年人福利会有着这么巨大的差距呢？归根结底，还要从我国的国情说起，它可以用四个字来表达，即“未富先老”。　　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虽然经济实力在不断增加，人均值却无法与发达国家相比。与此同时，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达到1.5亿，根据预测，到2015年，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超过2亿，约占总人口的l4%。到了21世纪中叶，将达到4亿左右，占据总人口的20%以上。面对这么多的老年人口，国家财政明显感到力不从心。一方面是老年人福利建设资金不足，另一方面是全社会老年人的福利需求在迅速增长，这一矛盾显得尤其突出。　　面对这种形势，推广“老年人福利社会化”，即广泛动员社会力量，而不是像欧美发达国家那样主要依靠国家财政将势在必行。“社会化养老”主要包括：一是投资渠道要多元化，形成国家、集体、企业和个人的多渠道投资，发展多种所有制养老机构；二是服务对象要扩大，福利机构不能只是面对“三无”老人、“五保”老人，要面对全社会的老年人；三是采用多种服务形式，过去基本上是“供养”，现在要通过各种社区服务的方式为老年人福利提供支持。只有将我国的实际情况与国际的先进经验接轨后，中国的老年人福利才会形成自己的特色，才会建立起真正的“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助”的和谐社会，才能让老年人真正生活在如《桃花源记》所描述的美好生活之中。　　从此不再怕看病——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三国时代，名将张飞，手持丈八蛇矛，纵横捭阖，自认天不怕地不怕，在诸葛亮面前也拍胸脯。诸葛亮微笑着问：“你真的什么都不怕吗？我看，你必有一怕。”张飞眼睛瞪圆，大声答道：“我什么也不怕！”于是，诸葛亮在自己手心上写了一个字，悄悄递给张飞。张飞一看，顿时没了脾气，连连说：“我怕！我怕！”　　这位猛将怕的是什么？很简单，那个字是“病”。张将军百战穿金甲，唯独怕病；无独有偶，一位国君也很怕病，但他怕得不一样。春秋战国时期，蔡桓公让名医扁鹊给他诊断，扁鹊认为他有病，“不治将恐深”，然而这位国君讳疾忌医，想当然认为自己没病。扁鹊诊断了三回，第三回一见蔡桓公扭头便跑。原来国君已经到了病人膏肓的地步。结果，抱病而终。　　是人都怕病。不过，无论怎么说，张飞和蔡桓公得了病，毕竟都有条件医治。至于要不要治，那是自己的事。病一旦到了老百姓身上，也怕，但这怕和将军与国君又不太一样，普通人怕的是有了病，却没钱医治。这种心态，在我国8亿多农民那里尤为强烈。　　“辛辛苦苦十几年，一病回到改革前”。这句口头禅曾在农村中广为流行，说的是“因病返贫”。在缺乏医疗保障的情况下，这一现象在农村时常可以见到。两年前，黑龙江省富裕县和依安县的两位农民差不多同时患病，正是遇上了百姓最怕的事，然而，接下来，他们两家的境遇却大不相同。　　正月十六，春节过完，农户开始盘算起春耕大事。然而，富裕县的老周一家却怎么也打不起精神——老周得了大病，一家之主，正当壮年，却让这个四口之家背上了数万元债务。对他们而言，这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如果时间往前推上3年，老周一家在村里算得上数得着的富裕户：车、牛、地、存款，什么都有。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一年多前，老周一时浑身乏力，到医院一检查，肺癌。为了治病，家中几万元的存款不到半年就空了。该借的借遍了，该卖的卖没了。如今老周只好硬挺，要不是县里扶贫干部春节前送来米、肉，周家这个年都不知道怎么过。这就是农民最怕的事情：因病返贫，一人得病撂倒一家。　　然而，几乎与此同时，在不过百里之遥的依安县，农民汪女士也得了一场出血热病，但结果恰恰相反，一场大病并没怎么着。她家为看病花了1.6万多元，村里按规定给汪女士报销了80%的医疗费。算下来，汪家仅付了三千多元。原来，他们有村级合作医疗托着。这个村每年都从集体积累中拿出20多万元扶持村卫生所。村民们小病不出村，得了大病“公”家管。这正是“得了大病心不慌，合作医疗帮大忙”，如果没有合作医疗，汪女士一家迟早得“沉”下去。多年来，该村的合作医疗始终没停“摆”。农民得病，公家报80%医药费，家属有了病也享受报销一半医药费的待遇。该村的合作医疗由于村集体年年投入，规模、设备也一年比一年好。村卫生所现有两个病房8张病床，还有X光机、B超机等检查设备，能做一般的小手术。由于设备好、药品全、价格低，连外乡村的患者都来这儿就诊。这些年，该村340户农民没有一家因病返贫。　　周、刘两相对比，一家没有医疗保障，一家有医疗保障，在大病面前的命运有着天壤之别，令人欷歙叹息。汪女士享受的医疗，是指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这项制度是由我国政府在2002年10月作出的，并明确到2010年，基本覆盖全国的农村居民。几年来，在各地区各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和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参与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工作得到了扎实、积极的推进，取得了显著成效。2007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从试点阶段转入了全面推进阶段，并覆盖了全国80%以上的县（市、区）的农民。　　在普及的过程中，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也在不断完善。在2008年，其制度的基本规定如下：自愿参加合作医疗的农民，以家庭为单位按每人每年20元缴纳合作医疗资金，同各级财政每年每人补助的40元一起形成合作医疗基金，储存在县（市）国家商业银行的合作医疗专用储户内，并制定统筹补偿方案，合理使用基金，不断地改善广大农村的医疗服务质量，提高医疗服务水平。　　曾几何时，“看病贵”一直是老百姓的心病，在收入普遍偏低的农民那里，对疾病的恐惧更为严重。据说，农民工外出打工时，最怕的一件事就是生病，因为价格不菲的医药费会将辛苦挣来的工资大把耗掉。由此可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推广，是一件为中国八亿多农民造福的大好事。在2008年1月份，国家卫生部宣布将改革医保制度，并确定了具体的目标：到2020年，全国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既包括疾病预防控制、妇幼保健、职业病防治，也包括急慢性疾病的诊断、治疗和康复等服务。　　中国在宣布深化医保制度改革的同时，也着重强调立足国情，走“中国特色的卫生发展道路”。我国公共医疗卫生体系是公益性质，而非赢利性质，强调“以人为本，为人民健康服务，为人的全面发展服务，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一个有着8亿农业人口的发展中国家”，这就是我国医保体制改革面临的最大国情。农村，恰恰是中国医疗卫生发展最薄弱的环节，因此要实现医保体制改革的目标，重中之重便是解决农民的医疗卫生。新型农村医疗合作制度的基本思路与这种特殊国情是完全吻合的。政府和农民共同筹资，对农民的医疗费用进行补贴，当这种新型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覆盖所有农村的那一天，当8亿农民切实得到医疗保障的那一天到来时，可以说，那便是我国医保体制改革的成功之日。　　安得广厦千万间——保障性住房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　　这是杜甫的千古绝唱——《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的诗句。公元759年暮冬，为避安史之乱，杜甫流亡到成都。次年春天，在友人的帮助下，于风景秀丽的浣花溪畔盖起了一座茅屋。诗人十分喜悦，在这里先后居住四年，留下诗作240余首。不料，最终在一个深秋，风雨大作，屋破雨漏，杜甫长夜难眠，遂写下了这一名作。诗人潦倒至极，然而在诗中，依然表现出身处窘困却心念黎民的胸怀。　　“民以食为天，家以居为先”。住房，是生活的一项基本需求。时至今日，住房问题依然是中国百姓普遍关心的一个严峻话题。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人们对于房产的改革，越来越关注，到了街头巷尾无不议论的程度。　　“赶上分房的末班车了吗？”——这是1997年时，绝大多数中国人热议的一个话题。当年，中国的住房改革正式上路。国务院提出建立“以经济适用房为主的多层次住房供应体系”，由此终结了推行几十年的福利分房。紧接着，众多工厂职工掏钱购买自己租住的单位房屋。中国由此飞速进入了“住宅私有化”的时代。大致在2000年，中国房地产市场开始进入“市场化、民营化”的阶段，而房价也踏上了飞速上涨的历程。然而此时，保障性住房并未按照国务院当年的要求，成为城镇住房市场的主体。这导致低收入和高房价的矛盾越来越深，太多的普通百姓陷入到只能看，不能买的境地。　　近些年来，房地产业一直是我国的一个重要支柱产业，同时也是一个高利润产业。在以市场化为主的指导思路下，房地产商大多追求高利润，从而导致房地产畸形发展，让太多的老百姓望而生畏。其主要问题表现为：少数大城市房价上涨过快，住房供应结构不合理，矛盾突出，房地产市场秩序比较混乱。一个显而易见的现象就是，在虚热的房产市场中，商品房价格节节攀升，已建好楼盘和在建楼盘层出不穷，然而，几乎个个追求暴利，真正适合老百姓住的楼盘却没有几套。　　高昂的房价，直接影响到人们的生活。最简单、最直观的一个现象就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可是，有多少爱情死于房价？虽然两者之间没有直接关系，但不可否认的是，不管什么时候，结婚总得有住的地方。中国有一个历史悠久的传统，老百姓都讲“盖房子娶媳妇”，在现代化的城市里，这演变成“想结婚买房子”。然而，一套房子的价格对大多数年轻人来说，称得上一个天文数字。再者，人们的生活除了住房之外，还有孩子的上学和老人的健康，这两者都需要作很大的储备，人们不可能把钱全都存到房子里。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对保障性住房的渴求就不难理解了。　　“社会保障性住房”，是指由政府投资兴建或收购的，限定建设标准、供应对象和销售价格或者租金标准，具有保障性质和特定用途的住房。保障性住房与市场上的商品房相比，一个为了公益，一个为了赢利，有着本质不同。对于老百姓而言，保障性住房的最大特点当然就是便宜、实惠。　　实际上，在十多年前的住房改革中，保障性住房就已经被钦定为主角，但由于各种原因，它一直站在中国房地产这个大舞台的边缘。现在，在中国楼市甘当了十多年配角的保障性住房，终于等来了“变换角色”的时刻。　　2006年5月，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成果管理条例（修订草案）》，提出六条房产调控纲要，明确重点发展中低价位、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和廉租住房。2007年8月8日，国务院下达《关于解决城市低收人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进一步建立健全城市廉租住房制度”、“改进和规范经济适用住房制度”以及“逐步改善其他住房困难群体的居住条件”。其中，对于廉租房，当地政府可以根据本地具体情况确定每平方米租赁的补贴标准，对于经济适用房，其建筑面积控制在60平方米左右，并且，各地每年都要安排建设一定规模的经济适用房。进入2008年，各地政府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的力度进一步加大。这表明，买不起商品房的老百姓，有望借助保障性住房满足自己基本的生活需求，实现并不奢华的住宅梦想。尽管保障性住房的推广还需要时日，但许多家庭早已是翘首期盼。　　我国人口众多、土地缺少，迫切需要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这是基本国情。推广建设保障性住房，是大势所趋。在过去，一个普通居民，辛辛苦苦一辈子，赚得的那些钱，往往还不够买房子。现在，相信随着保障性住房的推广，“广厦千万间，百姓俱欢颜”的梦想，离我们的距离将越来越近。　　挥别月票年代——交通福利　　2007年1月1日，张先生在阜成门公交车站上车后，随着“嘀”的一声，公交车上的刷卡机显示，他的交通IC卡扣除了0.4元。接着，公交车载着张先生，还有一车乘客出发了。从这一天开始，北京取消了公交成人月票、学生月票和公交地铁联合月票三种月票。自此，北京告别了公交月票福利时代。　　对于月票的取消，张先生的心情是比较复杂的。长期以来，月票已经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习惯，即使现在张先生的年收入已经很不错，他还是习惯使用月票。不过，他也不得不承认，这些年里，他和其他乘客一样，饱尝月票制的弊端之苦。在每天的出行中，费尽心思盘算如何换乘月票车，而且在上下班高峰期间，月票车内异常拥挤，人挨人，就像贴相片一样。月票制致使北京公交长期以来陷入亏损状态，而且使得交通资源配置出现严重的不合理现象。　　北京月票福利制可谓历史悠久，早在1950年便开始实施，并对市民出行、市政交通的改善起到很大作用。然而，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时代的不断进步，月票福利制愈来愈不合节奏，早已不合时宜。　　首先，它成为北京公交系统亏损的一个重大原因。早在2004年，月票制这一项就使北京公交集团亏损11.94亿。北京取消月票的呼声在1999年左右就出现了，而其出发点之一就是为了减少亏损。在1999年前，公交月票已经历了数次涨价，到了2000年，月票再次涨价，普通职工月票价格为30元、通用职工月票为40元。然而，即便如此，对于公交系统而言，月票依然入不敷出。据统计，在2003年时，每张月票的实际成本已经达到103元，远远超过月票的价格。　　其次，月票使得公交资源出现不合理的配置。大量乘客争先恐后挤月票适用车，这种现象在北京早已司空见惯。以三环线上著名的300路为例，从六里桥到静安庄，还有一条公交车和300在同一线路、同一时段，即830路。然而，在乘车途中，两者出现了截然相反的现象。300路可以使用月票，途经每一站地，都有许多乘客挤着上车，车内经常没有“立锥之地”。而830路公交车不能使用月票，起步价为2元，全程为6元，在途经三四个站点后，车内便出现空座的现象。类似这样“拥挤”和“空座”并存的情况，在北京经常见到。交通资源的不合理配置，必然影响交通效率的提升，月票制的负面效应由此变可见一斑。　　既然如此，为什么月票制度还会在北京延续半个世纪之久呢？这与北京身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的地位有关。要改革月票制度，取消一项人们长久依赖的福利政策时，必须慎重考虑“稳定”因素，必须调查在这个城市，究竟有多少人像本文提到的张先生那样对月票福利有所依赖，依赖到何种程度，然后才能作出决策。据大体估计，享受低票价月票的人，在北京要超过100万（包括相当数量的外地人口），差不多占到北京城区人口的1/10，取消月票，对他们的生活到底会产生多大影响，一时难以预测。也正因为公交月票牵涉到广大老百姓的福利问题，北京在取消月票的过程中，经历了其他城市所没有的曲折。进入2005年，当时全国各大城市的公交月票已基本取消，只剩下北京仍在坚持着这项从1950年开始的福利政策。取消月票的呼声一直存在，但政府对是否该取消月票、如何取消的讨论一直不断。　　2005年，北京市发改委提出了将纸质月票改为公交IC卡的想法，这成为取消月票的一个过渡手段。由此，月票的纸质形态被取消。接着，由原先的月票不限次数改为限制刷卡140次。不过，虽然人们拿到了崭新的公交lC卡，月票作为一种概念依然存在着，IC卡也被称为“月票卡”。不过，公交IC卡由于采用了电子技术，从而为统计月票使用频率提供了结算依据，正是这种结算，成为了取消月票制的关键。据有关部门的数据统计显示，月票卡的使用效率并不高。成人月票的平均刷卡次数为每月86次，每月能够刷卡140次以上的乘客只有2.6%。这就意味着，能够足次使用月票的人并不太多，据此，北京市可以大胆地取消月票。　　就实际情况看，人们对这项公交改革的关注也非常热情，纷纷通过各种渠道加以咨询。受公交“打四折”优惠的影响，人们大量购买北京市“市政交通一卡通”。以2006年12月份为例，一卡通的销量持续增高，有一天更是创出58000张销量的纪录。　　当然，取消月票福利制度，许多人也有疑虑，这是不是意味着公交会从公益事业中消失呢？乘车是否会变得越来越昂贵呢？一般而言，交通成本不能超过一个家庭总收入的12%，超过这个数字，一般家庭就会觉得有压力了。对此，北京市政府明确表示，要把公交当成公益事业来办，将继续实行低票价政策，不以降低政府对公交的财政补贴为目标，而是充分考虑乘客的承受能力，并对学生和低保人群给予优惠照顾。并且，政府在北京市的二三环主路上，画出公交专用车道，以提高公交车辆的运送效率，更好地为广大市民服务。　　第七章 投入、产出、成本——企业管理要懂的经济学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企业管理　　管理，是指人们为了达到一定的目标而有组织地对管理对象发生作用的行为活动。至于现代企业管理，则可作如下解释：　　企业为实现经营目标，依照现代管理的原则、程序和方法，对生产经营活动进行计划、组织和控制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只有依靠优秀的管理水平，才可能使企业的运转效率达到最优。　　时至今日，现代企业的发展日新月异。在企业内部，它们有着精细的分工和紧密的协作，普遍利用了先进技术，如一条大型汽车流水线需要成百上千名工人有条不紊地工作，在企业外部，则是复杂多变的竞争环境，如新产品、价格战……层出不穷。所有这一切，都需要企业具有很高的管理水平。《西游记》中的哪吒脚踏两只风火轮，腾云驾雾，所到之处风生水起，然而在花果山被孙悟空的金箍棒打掉一只后，立刻举步维艰，一瘸一拐地回到天庭。现代企业也需要两个“飞轮”才能快速发展，分别是先进的经营管理和先进的科学技术。事实早巳证明，如果缺乏管理水平，科学技术再先进也难以奏效。　　现在，我国的企业正面临着国际市场的竞争，尤其需要先进的管理水平作为组织保证，以便及时调整生产经营，适应外部环境变化，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胜。“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了解外国企业的管理风格，并和自己进行对比，是很有益处，也很有必要的。需要指出的是，一个国家的企业管理特色，往往与这个国家的民族文化密不可分。我们以美国、日本、德国为例加以说明。　　美国企业管理特色：个人激励+实用　　“世界上最重要的工业生产国”+“多样性的移民国家”，这就是美国的两大特点。美国社会崇尚个人奋斗，与之相应，企业里面也是注重个人主义。强烈的个人奋斗精神与管理创新结合起来，促成了美国企业的管理模式：“激励”+“实用性绩效”。　　好莱坞大片中，施瓦辛格扮演的英雄总是浑身是胆，独闯虎穴；拳击场上的阿里是被人尊崇的王者。同样，在美国人的心目中，在市场当中白手起家的人也是英雄。汽车大王福特，石油界的洛克菲勒，微软的盖茨……都有着浓烈的美国式个人主义。由此，美国的企业管理注重实用和务实，任何一项技术或者措施能否被企业采纳，关键即看其是否具备“两用”——“实用”和“效用”。所以美国人在家里就可以上班，原因就在于只要能够完成职责，企业就不会特别在意形式。当然，这种看似“松散”的个人主义管理，对员工其实也是一种很好的激励，因为它为美国式的个人奋斗、个人创新提供了很大的空间，而最终的绩效考核就是看其实用性如何。　　德国企业管理特色：核心技术+严谨质量　　德国民族稳重诚实，事无巨细都体现出“认真”二字。毛泽东说过，“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而德国人的认真已经深入脊髓。这种性格同样体现到企业管理上来，德国企业的职员工作非常严谨，产品质量完全可信。在这方面，就连一向以高品质取胜的日本人都不得不甘拜下风。　　强烈的质量意识早已成为德国企业文化的核心内容。西门子公司的经营理念是“两个胜利”，即“以新取胜”和“以质取胜”，千方百计提高员工的质量意识。在中国各地设立的西门子分公司，每年会选择一批人去德国，在公司自己的培训学校深造，为期两年，结业后颁发证书，获“德国技师”称号，而其高昂费用全由公司支付。当然，附加条件也是有的，那就是受培训者必须为本公司服务8年才可离开。德国企业的技术研发也有其独到之处，体现在“集中优势兵力”，他们在有限领域深入研究，从而具有非凡的独创性。　　日本企业管理特色：团队+培训　　日本岛狭人多，资源匮乏，曾被认为“除了阳光和水，什么都没有”。然而这也培养了日本人强烈的团队意识。日本企业是以整体取胜，企业组织呈现出一种整体默契配合的状态，从而使得整个组织运转的效率达到最高。日本企业实施“全面质量管理”，“人人都是主人翁”，每个员工都参与到所有工作环节的改进和提高中来。与美国人相反，日本企业非常讲究整体，不突出个人作用。“为大家舍小家，为整体舍个体”，这是日本社会的价值观，也是日本企业的最核心的企业文化。　　日本企业也很重视员工培训。一般在面试时，并不看重个人的具体技能，而是强调基本素质。员工在进入企业后，只要表现得到肯定，一般都会有接受培训的机会，而且，当有一个新的工作岗位或者提拔机会的时候，公司会尽量使用接受过培训的员工。　　与上述国家相比，我国的企业管理呈现出什么样的特色呢？这仍然要结合我国的传统文化加以说明。　　我国的历史文化博大精深，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资源。在我国的传统哲学中，儒家思想对世人的影响最为深刻。与之相应，我国企业一向崇尚中庸、和谐，关注企业人、事之间的互动联系，以和为贵，注重职工、股东、顾客以及社会大众之间的关系融洽。在我国的企业里，处理好人际关系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像那种具有很强的能力，但却会带来冲突的员工，在企业组织里往往难以得到重用，有干劲却缺乏冷静的人也往往如此。与西方企业相比，我国企业更热衷于追求平衡，强调不偏不倚，而西方则一贯追求自我，强调个人价值的实现；我国企业在管理上更侧重于“感性、亲情”，而西方企业更侧重于“理性、规则”；我国的企业多讲“人际”，而西方企业更多侧重于“工作”。　　那么，我国企业在借鉴外国企业管理经验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事项呢？　　首要之处，就是在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的同时，一定要结合本民族的文化特征，从而形成自己的管理特色。外国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先进管理方法，有的可以直接为我所用，这有利于我们节省成本，少走弯路。同时也要看到，各个国家的企业管理是具有其民族特色的，比如美国式的企业文化突出个人能力，追求理性主义，而我国的儒家文化强调社会性、群体性，与之相应，企业也更为注重人际和谐，如果生搬硬套美国的价值观，就有可能在企业组织中造成冲突和混乱。我国企业一定要在吸取传统文化优点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当今社会现实，兼容并蓄，建立起独具特色的、具有竞争力的管理模式。对于一个企业来说，这是具有民族自信心的一种表现，而且事实已经证明——这种底气在参与国际竞争时具有特殊的重要作用。　　先学留人再用人——人力资源管理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清末思想家、文学家龚自珍这一发自肺腑的呐喊，至今仍为人传诵。邓小平也曾经指出：“事业成败的关键就是能不能发现人才，能不能使用人才。”对于企业而言，人才能够适应企业发展，完成企业目标，为企业带来效益。对人才重视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的前途。专家认为，对于企业的发展而言，企业效力、企业文化和管理者的素质固然重要，但相比之下，人力资源管理却显得更为关键。　　人力资源管理，是指为了完成管理工作中涉及人事方面的任务所需要的各种技能，它包括：工作分析，制订人力需求计划，人员招募、培训及开发，薪酬管理，福利管理，绩效评估和沟通等。一般说来，人力资源的发展经历了人事管理、人力资源管理以及现在新兴起的人力资本管理。但不论名称有何不同，其关键都在于企业对待职员的理念的变化发展。　　调查表明，那些陷入困境甚至破产的企业，多数都在人力资源管理上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和缺陷。它们大体可作如下分类：　　1．人力资源管理滞后于企业发展。有些企业已经上了规模、提了档次，人力资源管理的水平还在原地徘徊，甚至停留在“劳资管理”的原始阶段。　　2．激励手段缺乏创新，普遍依赖薪酬作用，而其效力却越来越弱，往往造成员工对于金钱的忠诚大过对于企业的忠诚。　　3．用人机制虽然灵活，却缺乏系统性建设，员工职业发展缺乏规划，对企业的信任度减弱。　　4．急功近利使用人才，却未将人才作为一种资源进行规划，不会开发，或者不愿开发。　　“商场如战场。”一个人力资源管理水平低下的企业，可想而知会有怎样的战斗力。一个企业由最初的几个人做起，由小到大，最后发展为拥有几千人的规模。然而，一旦人力资源管理上跟不上企业的发展，成为企业管理的短板之后，企业整体运作效率便随之降低，数千名职员逐渐沦为一盘散沙，偌大的企业在经历辉煌之后很快就轰然倒塌，而员工们“树倒猢狲散”，跑个干干净净。这样的例子，在现实当中并不鲜见。加强人力资源管理，对于企业来说，永远是重中之重。　　世界著名的运动品牌公司耐克(Nike)，其上海联络处的人力资源经理曾经直截了当地对人们说，当大部分企业都强调招聘是“招最合适的人”时，耐克的招聘却是“招最优秀的人”，并且要用品牌魅力来吸引住他们。耐克提供的薪酬一般都高于同行业的平均水平，但是耐克更注重为优秀的人才提供优秀的企业文化和工作环境，让他们把有限的精力投入到专做实事、提升自我上来。在耐克，没有太多的留才政策，却自然而然地“锁住”了员工。一直以来，耐克的员工流失率非常之低，很多员工在耐克工作长达十几、二十几年之久。耐克的做法与许多企业急功近利，招募人才时追求短期效益，恨不得拿来就能创收的行为形成鲜明对照。　　薪酬是企业对员工进行激励的一个重要手段，但是，单纯依赖薪酬，而放弃对人才资源的长远开发，必将造成员工对企业忠诚度的下降。世界500强之一，法国化妆品牌“欧莱雅”就绝不仅仅依靠金钱的激励作用。除了优厚的薪资福利、股权认购、年终分红和利润共享的激励策略外，欧莱雅以灵活机动的晋升机制吸引着全球各地的人才，长久地保持着朝气与活力。对于表现优秀的员工，欧莱雅毫无疑问将优先为其提供职位晋升的机会。欧莱雅有着众多的事业部以及各种产品线，当某个职位出现空缺时，欧莱雅会优先考虑留给公司内部表现突出的人。同时，欧莱雅还为优秀经理人提供赴巴黎总部进行培训的机会。经理人不仅仅是将它看做去学习某项技能，而是上升为一种荣誉。欧莱雅对于人才长久的开发与培养，使得员工对公司有着极高的忠诚度。　　那么，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又该如何提高人力资源管理的水平呢？专家认为，这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提高对人力资源管理的认识，促进人力资源管理从劳资管理、人事管理向人力资源管理、人力资本管理转变，这是一个观念的根本变革；　　第二，建立人力资源管理体系，促进人力资源战略管理与企业战略管理方向相一致；　　第三，建立科学的绩效管理制度，有效管理员工绩效，促进企业目标的实现；　　第四，对员工职业发展进行统一规划，建立培训体系。　　随着经济的不断高速发展，经营者已经越来越明确这样一种观点：在一切资源中，人力资源是现代管理的核心。在今天，企业要想求得长远发展，就必须采用现代化的科学方法，对人力资源进行有效的协调、控制与管理，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使人尽其才，人事相宜，以达到企业的发展目标。而且从长远看，不断提高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水平，不仅是企业当前发展经济、提高竞争力的需要，也是一个地区、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国家长期发展的重要保证。　　选择饼干还是方便面——生产可能性边界　　一家食品公司同时生产饼干和方便面两种产品。临近年末，公司开始制订明年上半年的生产计划，该怎样筹划呢？我们知道，公司的资源（如工人、机器、厂房、资金等）是有限的，怎么有效地利用这些资源生产，使得公司取得最大赢利是问题的关键。如果调动所有资源，单去生产饼干或者方便面，各自都会有一个最大的生产值。但是，公司不可能光去生产一种物品，而忽略另一种物品，饼干和方便面都有各自的市场，放弃任何一种产品，公司都会失去订单。因此，管理者们商讨的核心就是怎么确定饼干和方便面之间的产量关系。　　类似这样的情况在现代企业中是经常见到的。在经济学上，这涉及“生产可能性边界”的概念。“生产可能性边界”是指在可投入资源数量既定的条件下，一个经济体所能得到的最大产量。如果企业的生产在这一边界内，则说明尚未达到有效生产；但是如果超过这一边界，则意味着目标会超过企业的生产能力，是难以达到的。作为一种理论模型，为了便于研究，生产可能性边界需要事先假定三个基本条件：　　1．资源不变。即所有资源投入的数量和质量在整个生产期闻不变。　　2．资源得以充分利用，从而得到最大产量。　　3．在生产中，技术水平保持不变。　　我们以该食品公司为例，它此刻面临着怎样分配其相对稀缺的经济资源问题。用既定的经济资源和生产技术，多生产饼干就必然减少生产方便面；反之亦然。假定全部经济资源用来生产饼干，可生产15个数量单位；全部用来生产方便面，可生产10个数量单位。不难理解，在这两个极端之间，还存在着各种生产可能性，即将生产资源的用途进行转化，会使两种产品的数量此消波长。现在假定共有如下生产可能性：　　我们用图加以说明。用纵轴表示饼干，用横轴表示方便面，根据上表的数据找出坐标点，连接各点使得到一条曲线，这条曲线就叫生产可能性边界。它表明在既定的经济资源和生产技术条件下所能达到的两种产品爵大产量的组合曲线。　　在A点，公司只生产饼干，而不生产方便面；在F点，公司只生产方便面，而不生产饼干。公司不会选择这两种生产计划，而是在这条生产可能性边界曲线上选择其他方案，比如C、D两点处，饼干和方便面的产量分别是(12，4)和(9，6)。至于何种生产计划会被选中，则要在对公司的运营情况、市场的行情等进行一系列分析之后才能作出选择。需要指出的是，不管选择哪一种组合，只要是沿着生产可能性边界运动，公司在生产上就总是处于有效率状态。但是，如果选择点处于生产可能性边界的内部（如M点），则生产是无效率的，因为在此状态下未能充分利用资源，公司可以在不减少饼干产量的前提下，增加方便面的产量，使碍M点向右移动到生产可能性曲线上；或者在不减少方便面产量的前提下，增加饼干的产量，使得M点向上移动。当然，也可以同时增加两者产量。而对于处在生产可能性曲线以外的点（如N点），则表示在现有的技术水平和资源总量下无法实现的产品组合。这种组合对于企业的生产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食品厂作为一个企业，属于微观经济主体，将其所拥有的经济资源在不同用途间进行分配时，借助生产可能性边界，可以帮助其最有效率地实现目标。微观经济主体中，除了企业，还有家庭和个人。实际上，即使对于一个高中生，生产可能性边界也同样适用。对他而言，生产就是“学习”，资源就是“时间”，但他不会将有限的时间全部用于学习物理，也不会将时间全部用于学习英语，像这种“极端的生产”对于他来说都是不利的。他必须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设计出一个最有效率的时间安排，这也可以看做“生产可能性边界”。当然，因为学习技巧一般是在不断提高的，所以他的可能性边界也会随之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其原理与企业生产是一样的。　　资源配置不仅是微观经济学的主要研究任务，同时，对宏观经济学也有着重要的价值。对于社会而言，如果生产处于可能性边界以内，则表示社会未能充分、有效地利用资源，社会往往就存在着失业；而当社会使用了这部分资源，不仅可以解决就业问题，还可以得到更多的产品。在20世纪30年代时，处于经济大萧条时期的西方国家就普遍存在这种情况。大量煤炭销不出去，大批牛奶倒入江河，而工人们纷纷失业，社会资源严重浪费。另外，当经济缺乏效率时，也会造成生产处于可能性边界以内。比如我国1958年的“大跃进”，以及“文化大革命”时期。而要使社会处在生产可能性边界上，就必须充分利用现有的经济资源。现在，我国经济建设正处于高速发展之中，生产可能性边界对于充分发挥企业运营效率，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　　研究生选择擦皮鞋是理智的吗——机会成本　　几年前，成都某两所高校的几名研究生联合起来开办了一家据称是“国内第一家由研究生开设”的擦鞋店。这一招牌吸引了不少顾客，开业头一天就赚了300多元。然而此举同时引起激烈争议，有人尖锐地对此提出质疑，认为擦鞋是一项工作，固然无可厚非，然而这样太影响平时的功课，耽误了正事用于擦鞋，实在不能接受。　　暂且抛开人们的激烈争议，设想以经济学的眼光，该如何看待这件事情呢？这就要涉及“机会成本”的概念。　　“机会成本”，也叫“择一成本”，是指在制定某项决策时必须作出一定的选择，而在被舍弃掉的选项里的最高价值者，就是这次决策的机会成本。我们都知道，决策应该选择最高价值的选项，它可以使得机会成本最低，即失去越少越明智。当然也存在不得不放弃最高价值的选项的情况，那么其机会成本（从理论上讲，此时处于第二高的价值）将会是首选。　　机会成本广泛存在于生活当中。比如下棋，喜欢下围棋的人都知道，在对弈的过程中经常会遇到一种两难处境。即将落子的这一手棋，是往中央跳出，争取一个广阔的天地，还是坚实地在低线守空，把看得见的好处拿到手呢？跳出固然海阔天空，但以后能不能得利，却显得难以把握；守地固然实空领先，但发展前景却有些乏力，如此长考一番，也是犹豫难决，其难就难在对一手棋的机会成本的衡量。在其他方面，机会成本也比比皆是。一个有着多种兴趣的人在上大学时，会面临选择专业的困难；辛苦了五天，到了双休日，究竟是去郊区来个双日游，还是美美地看几张光碟……难就难在选择了这个，就要放弃那个。　　对于个人而言，机会成本往往是我们作出一项决策时所放弃的东西，而且常常要比我们预想中的还多。以读研究生为例，现在的学校收费都普遍偏高，那么，你一年的学费、书本费和生活费之和是不是就是入校成本呢？当然不是，还不仅这些。机会成本必须包括你用于学习的时间的机会成本。如果你将这些学习时间用于工作，那么它们也必然将是一笔收入，只是你不得不放弃了。这样，我们就发现大学的机会成本是“实际的花销”再加上“放弃的收入”，如果你在读研前有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我们就会发现你读研的机会成本将变得更大。　　企业和政府在进行决策时，同样会遇到机会成本问题。比如在某个山区，既有秀丽如画的风景，又有着丰富的大理石矿。为了发展当地经济，政府有两个策略可以选择：一是建设旅游区，但要保护环境；二是大举开发石材，但要牺牲环境。由此引发了激烈的争论。支持开采大理石的人认为，这里高价值的石矿可以立竿见影地提升当地经济水平。然而，与之相对应的机会成本却可能会非常高。因为如果石矿开采导致了环境破坏，旅游区建设就会夭折，这种机会成本是难以估量的。此刻，大理石矿的价值和旅游区的价值同样真实。　　在生活中，有些机会成本是可以用货币来进行衡量的。比如，要在某块土地上发展养殖业，在建立养兔场还是养鸡场之间进行选择，由于二者只能择一，如果选择养兔就不能选择养鸡，养兔的机会成本就是放弃养鸡的收益。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可以根据对市场的预期大体计算出机会成本的数额，从而作出选择。但是有些机会成本往往无法用货币衡量，它们涉及人们的情感、观念等。比如上文提到的，究竟是去郊区游玩，还是享受影碟带来的快乐。　　有选择才有自由，然而熊掌和鱼不可兼得，在选择的同时往往附带着机会成本。职场里常见的跳槽现象便是如此，特别是对那些已经有了一定的职业地位和工作经验的人来说，跳槽意味着放弃原来单位的职位、待遇、人脉以及企业文化，方方面面加起来，实际上就是一笔不小的机会成本。而在新单位里有可能会大展宏图，也有可能会因不适而遭受挫折。在作出跳槽决策前，一定要好好计算一下机会成本方可行事。　　现在再回到“研究生擦鞋”的案例中来。在用机会成本加以分析之前，还要探讨一下读研究生和开擦鞋店之间的共性。说出来可能人们还不相信，依据当前的形势，上学和开店都是典型的风险投资行为，而且前者的风险还要高过后者。就投资成本而言，上大学的投入明显比开擦鞋店要高。按常理推断，“研究生擦鞋店”的注册资本在三四万元，而现在一个大学生一年的平均成本就超过一万元，据统计我国七个壮劳力也供养不起一名大学生。就投资收益而言，近几年来，大学生就业几乎成了难关，而且是一年比一年难。甚至在浙江、江西等地，有的毕业生已经开始寻求“零工资”就业。相比之下，开个擦鞋店的收益倒显得稳定得多。　　接下来将读书与擦鞋两者的机会成本进行比较，就可以看出，研究生们牺牲部分学习时间用于擦鞋，其实是一种经济理性的选择。对于他们来说，放弃擦鞋的机会成本比放弃读书的机会成本更大。因此，他们的行为并不难理解，不应该遭到人们太多的非议。当然需要指出的是，这里其实还涉及另外一种机会成本，即本文中已经提到的情感和观念的选择。相信从长远来看，研究生对于学问的价值认同还是要高于擦鞋的，所以，他们是不会把读书的时间完全用于开擦鞋店的，他们需要的是在两者之间找到一种平衡。　　覆水难收不必收——沉没成本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某大学在两个城市的交界处买了一块地皮，这里比较荒凉但却便宜。大学领导的起初用意是投资30万元办一座生产豆奶的校办食品加工厂。结果一生产就亏损，很不景气。如果就此打住，这30万元对于大学来说也不算什么。但是学校领导很不甘心，不愿让这笔钱就此打了水漂，于是又投资70万从德国引进全套的进口设备，希望扩大生产规模，提高产品质量以赢得效益。结果还是一个字：赔。此时如果放弃这家工厂，将其折价处理，应该说损失还可以承受。但是领导的思维却是这样的：已经投入了100万，如果放弃损失太大，不如继续在这块地皮上投入，以期扭亏为盈，于是又作出决策：投入300万，在这里建立实习基地……在这种思路的支配下，最后，这块地皮干脆建成了该大学的西校区，一共投资两个亿。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西校区而今已经成了笑谈。它孤独地矗立在荒郊野外，其他大学的新校区则全部搬进了大学城。　　在这个例子中，大学领导显然在对“沉没成本”的理解上出现了偏差。所谓“沉没成本”，是指过去已经发生的，在任何条件下都无法改变的成本支出。通常，它主要是指厂商花在机器、厂房等生产要素上的固定成本。从固定生产要素的无形损耗程度看，这些固定要素会因技术进步或产品的更新换代而引起贬值，从而产生无法补偿的损失。沉没成本不仅对于企业，对于个人来说也很常见。在这里需要指出，有时候沉没成本只是价格中的一部分而非全部。比如，一台新买的电脑价值6000块钱，可是新鲜劲儿还没有过去，一种升级款式的电脑（这就是技术进步带来的更新换代）价钱才5000元，而且还打出广告，说原来的那款用6000元买的电脑“再加2000元就可更换一台新产品”。在这种情况下，为原来的电脑付出的成本中有很大一部分已经变成“沉没成本”，除非你用这台电脑创造效益，收回部分投资。除此之外还有二手车市场，一辆新车在使用几个月后准备卖出，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车况当然不会有多少损耗，但是价格却不可能再回到原价。这时候，原价和现在卖价的差额就是沉没成本。并且，如果不能及时出手，时间越长，这个沉没成本就会越大。　　成本一旦沉没，就不再是机会成本。沉没成本具有无关性，即不管企业如何对之作出决策，都难以改变。所以应对“沉没成本”，最合理的方法就是管理者在继续作出各种决策时，不再考虑沉没成本。当然，话说回来，一个企业无论如何都应该尽力减少沉没成本，这需要管理者首先要努力避免失误的决策，能从企业、市场的诸多方面对项目作出准确判断。比如，本文开头提到的大学建厂的事情，决策者如果充分考虑到在这块地皮投资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就可以避免低效率的巨额投资。管理者也应该认识到，在复杂的市场当中，投资决策的失误是难以避免的，一旦出现，则需要避免将错就错，一错到底，这才是真正考验管理水准的时候。另外通过合资或契约，采用非市场的管理结构等，对减少沉没成本都是十分有利的。　　2000年12月份，计算机芯片巨头英特尔公司(Inter)宣布取消整个Timna芯片生产线。Timna是英特尔公司专为低端的PC市场设计的整合型芯片，当初在将巨资授入到这个项目的时候，英特尔公司的预测是：今后计算机减少制造成本的途径将是通过高度集成（整合型）的设计来实现，针对这一分析，公司大力着手生产整合型的Timna芯片。可是后来，PC市场发生了巨大变化，PC制造厂商通过其他的系统成本降低方法，已经达到了目标，为Timna芯片投入的成本成了典型的沉没成本。在这种情况下，英特尔公司的高层管理者果断决定：让这一项目下马，从而避免在这个项目上消耗更多的资金。而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尽管Timna芯片给英特尔公司造成了损失，但及时放弃的做法使得公司得以将资源应用于其他领域，其收益很快便消除了沉没成本带来的不利影响。　　在日常生活中，沉没成本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丢票现象”。比如，假设你非常想去听一场演讲，但是在进场前，你却丢了用10元买的入场券。很明显，此刻这10元已经成了沉没成本，覆水难收了。该如何应对呢？从经济学上分析，既然“非常想看”，就说明这场演讲对你而言价值大于10元，值得买票。这时你应该马上再买一张票，这样一来看听讲演的利益仍然大于机会成本（你所付第二张票的10元）——无论如何，不要再为10元的沉没成本懊恼。当然，话说回来，如果你买完第一张票后发现这场演讲对你来说意义不大（其价值小于10元），那你肯定不会再去第二次买票的。　　以上两个例子中的做法都是不再理会沉没成本，这也正是大多数经济学家的建议。因为不管沉没的是什么，又有多少，对未来而言，都已经没有意义。彻底放弃那些沉没的东西，才是最明智的选择，才是智慧的体现。　　“众人拾柴火焰高”与“三个和尚没水喝”——规模报酬　　“人多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这些耳熟能详的口号总是能让人联想到冲天的革命干劲和建设热情。在国外，类似的名言警句也比比皆是，如“微风积聚成台风”（越南）、“巨大的松涛声，是从每棵树上发出来的”（欧洲）、“蚊子如果一齐冲锋，大象也会被征服”（伊朗）等，它们都在说明一个道理：只有形成规模，才能发挥强大的力量。　　从经济学上讲，这就涉及一个组织规模问题。用专业术语描述，就是“规模报酬”问题。它是指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企业内部各种生产要素按相同比例变化时所带来的产量变化。“一根筷子容易折，一把筷子折不断”固然是事例，但“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却也是一个著名的故事。无数的事实早已证明，人多力量确实大，但未必就一定会有更高的效率。在经济学上，便将企业的规模报酬变化分为规模报酬递增、规模报酬不变和规模报酬递减三种情况，我们举例加以说明。　　假设某大型啤酒厂月产10万吨啤酒，耗用资本为100个单位，耗用劳动为50个单位。现在扩大了生产规模，使用200个单位的资本和100个单位的劳动（生产规模扩大一倍）。由此所带来的收益变化可能有如下三种情形：　　1．产量大于20吨，产量增加比例大于生产要素增加比例，这叫做规模报酬递增；　　2．产量小于20吨，产量增加比例小于生产要素增加比例，这叫做规模报酬递减；　　3．产量等于20吨，产量增加比例等于生产要素增加比例，这叫做规模报酬不变。　　我们看到随着生产规模的变化，企业的规模报酬也在发生变化。那么，使得规模报酬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呢？在经济学上，将这个原因称做“规模经济”，是指由于产出水平的扩大或者生产规模的扩大而引起产品平均成本的降低。反之，如果产出水平的扩大或者生产规模的扩大而引起的产品平均成本的升高，则将其称做“规模不经济”。　　一个管理者当然希望自己的企业随着规模的增大，生产会出现规模报酬递增的情况，因为这往往意味着“规模经济”的实现。在实际生产中，我们也看到大部分企业都在力争扩大生产规模。那么，规模扩大，为什么很有可能出现规模报酬递增呢？原因主要有两个。　　第一，大规模生产有助于更好地实现“专业化分工协作”。大诗人李白小时候见到一个老婆婆磨一根铁杵，“只要工夫深，能磨绣花针”，由此深受激励，奋发读书。作为一个励志故事，老婆婆的行为很有教育意义。但是以企业生产的角度看，则是效率太过低下。18世纪的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已经以大头针行业为例说明了这个问题。一个受过专业训练的人，一天下来也只能做一个大头针，但是如果将生产化分为18道工序，每人只承担一道工序，平均算下来，大头针的人均日产量竟然可以达到4800个。这已经很形象地说明规模经济的显著。　　第二，除去生产协作的因素外，某些生产要素自身的特性也需要规模经济。某些大型设备与小型设备相比，每单位产出的制造费用和维修费通常就要低。比如国际上的输油管道，如果将其直径扩大一倍，其周长也相应扩大1倍，但由简单的面积计算公式可知，油管的截面积将超过l倍，即其运输能力也将超过1倍。这就是规模经济，每单位原油的运输成本将随之降低。另外，像电脑管理、流水作业这样的先进工艺和技术，只能在产量达到一定水平时才能够采用。比如汽车制造，实施流水线作业时，其成本优势十分明显。一般计算表明，一家汽车制造厂的年产量如果大于30万辆，其生产成本将会比小规模生产大大降低。在20世纪初，美国的福特汽车公司率先应用了大批量生产工艺，从而大大降低成本，成为汽车工业的领军人物。　　但是，我们也知道“三个和尚没水喝”，企业一味追求大规模，未必就实现高效益。　　这是因为各种生产因素都是有一定极限的，当生产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后，就不太可能还要追求规模经济的优势。否则就往往会发生“规模不经济”，企业生产变得不合理了。　　专业化分工固然可以提高效率，但它不可能无限地加以细分，否则会带来副作用。专业化分工往往使得工作变成机械化运动，工人变得像一台机器，久而久之，工人就会产生厌烦情绪，导致效率下降。输油管道的直径也不能无限扩大，否则铺设成本必然大大增加。发电厂电力输送越远，电力的损耗就会因距离的一味增大而迅速上升。这些例子都说明，如果一味追求规模经济，必然会导致单位成本的上升，变成“规模不经济”。　　从管理学的角度说，大规模生产必然会带来管理上的低效率。对任何一家企业而言，生产规模愈大便意味着管理层次愈多，企业内的协调和控制也就愈加困难，作出正确决策以及执行决策，也就需要更长时间，并且执行的有效性很难得到保证。这种管理上的局限性必然会带来规模报酬递减。　　认识规模经济的规律，对于我国的企业家是有着深刻意义的。企业急于做大，这几乎是中国企业家的通病。盲目扩张，而不是着力于做实做强，导致频频出现“规模不经济”，最后全军覆没，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太多。企业家追求扩张，这个目的没有错，但是一定要在核心业务做实做强的基础上进行。只有在一切条件具备的情况下，企业规模变大，实现长久的规模经济才会水到渠成。　　“补钙广告”旺销了肉骨头——外部性　　前几年在营养保健品市场上，风行“人体补钙”，各种各样的补钙品琳琅满目，报纸杂志和电视广播里也充斥着补钙的广告。当“补钙大战”如火如荼、难分高下的时候，人们却吃惊地发现：由于竞争商家太多，营养品销量并不见得有多好，倒是农贸市场里的肉骨头大为旺销。原来，根据“吃什么补什么”的老话，吃肉骨头也是相当补钙的。特别是猪的脚筒骨，骨髓多，味道好，在市场上大受欢迎。供给有限导致了价格上涨，最后它甚至逼平了肋条肉。与此同时，饭店里的骨头煲汤也备受欢迎。直到这时，那些在媒体上花大钱做广告的厂商才发现，自己为他人作了免费宣传。　　在经济学上，一个经济主体在自己的生产和消费活动中对他人产生了影响，这种现象就叫做“外部性”。外部性有好有坏。好的影响就叫“正外部性”，或者“外部经济性”，不好的影响就叫“负外部性”，或者“外部不经济性”。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　　著名生物学家、我国实验胚胎学的主要开创人童第周，他刻苦读书的故事写入过语文课本。少年时，除了上课，他还在路灯和厕所的灯光下抓紧时间刻苦读书，终于以优异的成绩实现了“一定要争气”的志向。我国古人匡衡“凿壁借光”、发奋读书的故事想必也有很多人知道。如果以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童第周在路灯下学习、匡衡的借光读书就是一种典型的外部性现象，而且，是“正外部性”，因为那些灯光对读书人产生了很好的帮助作用。　　然而，生活中同样存在着“负外部性”。某小区附近因为常有偷盗现象发生，家家户户纷纷将自家门窗装上了防盗门和钢条笼子，结果路人从街上经过，抬头望去满目全是黑灰铁条，整个小区简直就是一堆监狱牢房，大杀风景，这就是负外部性了。有个地方在架桥时，对山体进行爆破作业，不料附近有一个养牛场，许多怀孕的母牛听到爆炸后受到惊吓，整夜整夜地不敢休息，结果纷纷流产，造成了经济损失，这也是负外部性。　　许多事物都有着“一分为二”的特点，同样，许多活动也兼有正和负两种外部性。比如商场促销时放着好听的歌曲，如果音量适中，顾客就会觉得这是一种享受；然而音量开得震耳欲聋，顾客们就会心烦意乱。在这里，音乐随着音量的变化，表现出两种正负外部性。　　上面举的例子都具有这样一种特点：外部性并不是在相关各方以价格为基础的交换中发生的。如果说个体所付出的成本和得到的收益可以称做个体成本和个体收益，那么个体的活动给他人带来的额外成本或者额外收益，就构成了社会成本（负外部性）和社会收益（正外部性）。比如对于公共物品，全体社会成员都可以无偿享受，可以说它们是社会收益的特例。而最典型的社会成本便是污染问题。有的工厂浓烟滚滚，粉尘弥漫，有的工厂把污水直接排入河流，造成鱼虾死亡，农作物歉收，人们健康受到威胁，这就是极其严重的负外部性了。　　一般说来，外部性并非当事的经济主体的本意，即他本来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这么做，并非有意要帮助别人，或者损害别人，只是这种行为产生的效果影响了别人。比如上面提到的“凿壁借光”，在这个过程中邻家并没有多付出什么，而可以借光读书、得到收益的匡衡也不必为之付费。但是，假设本来该熄灯入睡，却因为邻家的灯光干扰而造成失眠，那么灯光就具有负外部性了。　　外部性的广泛存在使得人们在做事时不能只考虑自己，也要考虑他人。有时候对于某些正外部性可以设法加以利用。常见的一种现象就是商场里开设餐馆。当一家大型商场建成以后，它周围小吃店的生意相对就要好起来。这时商场往往会在顶层开设餐馆，使得顾客在购物的同时顺势上楼吃饭，这种做法就将正外部性“内部化”了。这也可以用来理解现在流行的多元化经营，在其项目之间就常常会有正外部性。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于负外部性，我们最好及时避免。当损害到他人利益的时候，就可能会引起诉讼纠纷；当影响的是公共利益时，法律就要对其进行直接干预。对于负外部性，尤其要防微杜渐。这是因为，当负外部性的积累达到一定程度时，造成的问题将很难在朝夕之间得到解决。以环境污染为例，经过多年的污染积聚，现在已经出现了酸雨、臭氧空洞、温室效应等严重问题，已经极大地威胁到人类文明，在这样的局面下，尤为需要法律来约束人类的行为，严格减少负外部性的发生，以保护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　　“少数服从多数”的危险——阿罗不可能性定理　　每个人在从小学、中学直到大学这十几年的教育当中，恐怕都经历过选班干部的经历。投票、唱票，最后得票最多者当选。这就是“少数服从多数”这一原则的体现。往大了说，美国的总统选举也是如此。长期以来，一个集体如果遇到一时无法决定的事情，便实行民主集中，投票决定。这种决策方式尊重了大家的意见，体现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并且，在大多数人的脑海中几乎形成了思维定式，已经成了一个真理。　　然而，在企业管理中，有时却会遇到一些特殊的情况，会发现“投票决定”并不适用。比如，五个年轻人合伙投资开了一家鲜花礼品店，各自的投资金额也大体相当。那么，他们对礼品店是如何管理的呢？由于他们当中没有“大股东”，按照股份比例决定话语权是不可能的。那么，在作出某项决策时，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举手来表决，可不可以呢？表面看来，这种方法是可行的，因为不会出现支持方和反对方人数相等的局面，最多也就是三比二。然而，这几个股东的实际做法却并非如此，恰恰相反，他们采取的是：“所有决策，只要有一人反对，便不能通过”。原来，在这时实行的是“多数服从少数”的原则——我们应该承认，他们的做法是一种智慧的体现。　　为什么在企业管理中，“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有时会被搁置呢？仍以上边的鲜花店为例。作为企业，管理者的决策将直接影响企业的发展，如果此时采用投票办法，少数服从多数，将很可能使企业陷入巨大的风险。企业运作，关键是每一个环节都能顺利完成，这样才能达到最终的目的。试想，假设在其中至少有一个投资人不同意的情况下执行决策，这个反对者就成了鲜花店最危险的环节。不难想象，一个认为决策不可能成功的人，一个投反对票的人，在执行时的干劲、结果将会怎样。　　“少数服从多数”、“投票决定”的结果，并不能令所有人都满意（至少还有反对者存在），这一现象很早就为经济学家们所关注。197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人肯尼思·阿罗将这一研究应用到社会更广阔的范围，提出了著名的“阿罗不可能性定理”。它的基本内容是：如果众多的社会成员有着不同的偏向，同时又要在多种方案之间作出选择，那么仅仅依靠民主制度，将不会得到让所有人都满意的结果。以下这个事例就形象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我们都知道我国推行义务教育，它具有法律强制性，有效地保护了未成年人接受教育的权利。在美国，政府也同样规定，本国公民必须完成高中的义务教育，否则即视为违法。然而，美国的一个少数民族——阿密绪人却成了这一法规的反对者。原来，阿密绪人的宗教规定：本族人一旦过了15周岁，就不能受教育，只能务农劳动。由此，发生了大批警察强制阿密绪少年入学接受教育的暴力冲突事件。阿密绪人上告法院，要求维护自己的“不受教育权”。　　阿密绪人作为美国公民的“少数”，挑战的是这个国家的法律。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依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判断，他们绝无胜诉可能，因为法律体现的是“绝大多数美国人的意志”。然而，在经历了长达十年的诉讼后，l972年美国大法官作出了一个著名的判决：保护阿密绪人的“不受教育权”。判决认为，所谓全体人民的利益是不存在的，不能压倒少数人的宗教自由，阿密绪人选择的教育方式并没有损害社会。没有任何理由能够认定今天的多数就是“正确”的，而有着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的阿密绪人就是“错误”的。这场旷日持久的诉讼在最终选择了“多数服从少数”的方式，但却充分体现出这样一种精神：“尊重多数，同时保护少数，不要求少数绝对地服从多数。”这就鲜明地表现出一种“多数”与“少数”并重的现代民主原则。　　历史多次证明，“真理有时只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科学文明的开拓者从来都是少数，在科学上实行“多数决定少数”，只能使科学倒退。同样，如果艺术贯彻这一原则，就会丧失发展的余地。具体到企业管理，企业中大多数人毕竟都是普通人，智者往往只占少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实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就意味着智者需要服从常人，而我们不难想象，在日益激烈、复杂的市场竞争中，依靠常人去作出决策，必然是一件充满风险的事情。实际上，有着中国“犹太人”之称的温州人，以及频出商业巨子的潮汕人在管理过程中，“多数服从少数”哲学得到了非常普遍和坚决的执行。当然，这里的“少数”是指洞悉市场、有着远见卓识的少数。　　然而，在企业决策中也会出现“多数”和“少数”都是智者的情况。这时该如何决断呢？首先，必须关注反对意见，对其进行充分的分析判断；其次，如果条件允许，要适当延迟决策，只要决策层中有人持反对意见，就暂缓实施，进一步论证。在许多时候，如果拿不出让所有决策者都满意的计划，就宁愿停止实施，等到时机成熟时再来决定方案，这也不失为一种智慧的选择。　　利己而不损人的“理想王国”——帕累托最优　　喜欢扑克游戏（比如拖拉机）的人都知道，打好牌需要两方面的因素：一个是对战略战术的理解，与对家的配合，这属于打牌的技巧；一个是手上所掌握牌的好坏，这属于打牌的运气。实际上，只要拿起了一手牌，就意味着自己掌握了一系列的资源。要在游戏中体验到胜利的滋味，就要学会控牌技术，如坐庄时的扣牌，对主牌、副牌的出牌次序的判断，对子的使用等。对于游戏者而言，要努力以最好的效率发挥自己所掌握的资源。在这里，关键是效率。　　在《西游记》中，唐僧、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和尚师徒四人一起去西天取经，那里被称做西方极乐世界，是一方“净土”之中的“净土”，一切众生都心向往之，希望在那个大同世界里得到解脱。在那里，社会公平公正，人人都得到圆满。《西游记》对西方世界的描述正是突出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众生平等。　　在经济学里，也早就有人研究类似的“理想”社会了。但是，与神话不同之处在于，经济学家是非常务实的，他们明白社会资源的有限性，因此，更为注重在资源使用时的公平与效率。在衡量优劣时将“效率”与“公平”结合起来，便产生了“帕累托最优”这样一个概念。　　帕累托最优(Pareto*Efficiency)，又叫帕累托效率，它指的是一种资源分配的状态，在这种状态里，在不使任何人的处境变坏的条件下，已经不可能再使某些人的处境变得更好。通俗地讲，帕累托最优是指一个人已经处于这样一种极限状态：除非损害别人，否则就不能让自己变得更好。由此可以看出，帕累托最优是公平与效率的“理想王国”。这个概念是以意大利经济学家维弗雷多·帕累托的名字命名的，现在，帕累托最优已经成为评价经济制度和政治方针优劣的重要标准。　　与“帕累托最优”相适应的，是“帕累托改进”。它是指在没有使任何人处境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的处境能变得更好。要注意，“帕累托最优”指的是一种状态，“帕累托改进”指的是一种变化。　　试举一例。球迷们去体育场观看一场精彩的足球比赛，球场能坐50000人。假如在比赛开场前，坐到了49000入，那么，体育场在此时还没有处在“帕累托最优”的状态，因为如果再进入1000名球迷，他们也可以看到比赛，即“他们的处境会变得更好”，这个增加球迷的过程就是“帕累托改进”。但是如果已经坐满了50000人，如果再进入1000名甚至更多的球迷，这些新增加的球迷可能会因为看到球赛而使“自己的处境变好”，但对于那原有的50000名观众来说，处境却会变差，原因很简单，超过规定人数，安全性就受到损害了。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长途汽车。在没有满员的情况下，可以再上乘客，以达到“帕累托最优”，但是满员后再超载，全体乘客的安全就会受到影响。　　上面提到，“帕累托改进”的特点是自己变好，同时又不使他人变差。正是由于“帕累托改进”没有损害到他人的利益，其行为所遇到的阻力往往很小。以我国初期的改革开放为例，其政策大多都是帕累托改进，比如“分田到户”和“联产承包责任制”，它们的特点是广大农民获得了切实的好处，而其他行业也没有受到什么损失，所以推行起来阻力不大。但是如果不是帕累托改进的话，即在使一部分人变好的同时，肯定会使另一部分人变差，阻力就会增大。　　如果一个经济制度不是帕累托最优，那么就应该进行帕累托改进。一家企业如果能够做到在不损害对手的情况下为自己争得利益，即可认为在进行帕累托改进。如果是两家帕累托改进的企业进行交易，往往就意味着双赢局面的实现。　　在经济学上，“帕累托最优”无疑是一颗闪烁着迷人光泽的宝石。它包含着自由平等的精神、公平公正的道德诉求以及对优劣进行评价的效率标准。在这种状态下，每个人均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损及他人，最终将实现社会的充分富裕。由此看来，帕累托最优确实令人神往。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在经济学上，“帕累托最优”描述的是一种过于理想化的状态，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比较难以达到。“帕累托改进”又存在着一个很严格的条件，即不允许任何人的利益受到损害，这在当前的现实生活中往往难以满足。于是，经济学家们设立了另一个宽松一些的标准：卡尔多—希克斯改进。它的特点是，如果在一种变革中，受益者所得到的利益足以弥补受损失者的损失，那么这种变革就是卡尔多—希克斯改进。它是以一种长期发展的眼光来观察经济变化的，要求的是一项经济政策能够从长期提高全社会的生产效率。虽然它可能会在短期内使得某些人受损，但经过较长时间后，所有人的境况都会由于社会生产率的提高而获得补偿。应该说，现在的很多改革都是卡尔多—希克斯改进。　　产品的“生、老、病、死”——产品生命周期　　“人有生老病死”，“万物皆有时限”，这些朴素的话语同样适用于企业的产品。一种产品的成长和自然界的生物一样，都有一个生命周期。只是相对于有血有肉的生命体而言，企业产品作为一种经济现象，其生命周期有着自己的特点和规律。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是在1966年，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雷蒙德·弗农(Raymond*Vemon)在其著作《产品周期中的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中首次提出的。产品生命周期的英文名为product*life*cycle，是指产品的市场寿命，即一种产品从进入市场开始，直到被市场淘汰的整个过程。　　该理论认为，产品的生命是指其在市场里的营销生命。正如一个人要经历“诞生、成长、成熟、衰退”这样的周期，相应地，产品也要经历“介绍（引入）、成长、成熟、衰退”的阶段。但是，这个周期在不同的技术水平里，其发生的时间和过程是不一样的，不同的技术水平之间往往存在着较大的时差。这一时差反映了同一产品在不同国家的市场上竞争地位的差异，由此决定了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变化。在整个产品生命周期中，其销售额和利润额的变化大体表现为如下的曲线。　　在介绍期，产品销售额和利润额增长缓慢，利润多为负数；当销售额迅速增长，利润由负变正并快速上升时，进入成长期；当销售额增长放慢，利润增长停滞时，则进入了成熟期；当销售额快速递减，利润也较快下降时，说明产品已经进入衰退期。伴随着产品寿命周期的各个阶段，企业也要采取相应的措施。这里特别要指明的是，当产品进入成熟期时，要对产品进行改革，增加其新用途、新特征，从而尽量延长其寿命，避免过早地进入衰退期。　　“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识春秋。”不同的产品，其生命周期亦常常各不相同。时装的生命周期只有几个月，而汽车的产品生命周期已经能够达到100年。各种产品的生命周期的曲线形状也有差异。有的产品一进入市场就快速成长，迅速跳过介绍期；有的产品可能越过成长期，直接进入成熟期；还有的命运可能悲惨一些，在经历了介绍期后，未成长起来，直接迈向衰退期，此类商品大体可视作“夭折”。　　目前，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和市场竞争的加剧，各个公司都在努力赶超同类产品，使得产品的更新换代不断加快，其显著特征就是产品的生命周期不断缩短。特别是在微电子、电子计算机和新材料等高科技产业，其新产品和新工艺的开发已经达到了空前的速度。著名的“摩尔定律”就很能说明问题：IT产业技术创新以18个月为一个周期，每过18个月，芯片的集成度和运算速度提高一倍，而此前的芯片价格下降一半。因此，在当今的形势下，研究产品生命周期的规律，必须与技术创新紧密地结合起来。　　我们以手机市场的产品生命周期为例加以说明。　　引入期——前面提到，在这个过程里产品的销售量较少，而且增长比较缓慢。作为电子产品，一款新手机在进入市场后需要区分两种情况。一种是有着创新技术的新产品，某些特征属于首次出现，在营销策略上便需要及早确立市场“领头羊”的地位。一般说来，具有创新意义的新产品会获得很大的成功机会。另外一种则是属于市场同质化的产品，当面对市场上众多产品的时候，在引入期应该更关注于对价格的定位以及相对应的推广策略。　　成长期——在这一期间，产品得到市场认可，销量开始快速增长。当然，如果产品没有受到市场认可，就可能立即进入衰退期，即成为失败的“短命产品”。在成长期里，竞争者们虽然也发现了这块“肥肉”，但由于手机的创新技术难以马上跟进，因此，厂家依然能够保持价位，并尽力延长这个阶段。竞争品一旦出现后，竞争对手就很可能改进了原有创新的不足，同时会以价格战来冲击市场。在面对这种情况时，作为原来的领先者，也只有通过降价来进一步激发市场份额，提高销售量。　　成熟期——在这一期间，产品的销售量达到了某一程度，并将放慢增长甚至停止增长。此时消费者对其已经有了全面认知，其销售渠道基本也达到了最大化，因此，这一时期应该是厂商最为轻松的阶段。虽然价格经过调整后已经比较低了，但由于销量较大，利润依然可观。手机的成熟期往往是该产品最长的生命阶段，厂家会通过各种形式的变化或组合来吸引新的消费者。比如，很多产品在步入成熟期后，将着重宣传原来被消费者忽视或者遗忘的销售卖点等，以实现销售量的提升。此刻由于竞争产品不断增加，市场有可能出现生产过剩的苗头，而这也预示着此产品可能开始步入衰退期。　　衰退期——在这一时期，产品的销售下滑趋势无法阻止。其原因基本在于技术过时、消费者兴趣发生了变化以及竞争的加剧。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有时候厂商无法清醒地认识衰退期，或者说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对已经处于衰退期的产品继续投入大量资金，结果只能是“越投入越亏损”。尤其是像手机这样的快速消费品，降价频率快，在衰退期“清货”越慢，零售价格就会越低，就会更容易导致亏损。所以此时最好的办法就是快速降价和清货，宁肯亏一些，也要尽快处理完毕。　　虽然产品生命周期模型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信息，但是目前这种理论还是营销决策的辅助参考工具，而不是主要决策工具。这是由于产品生命周期的曲线变化充满了很多变数，产品的销售成功与否和各种外界因素都有关联。例如当手机销量衰退时，其原因也许是因为覆盖的销售门店数量不够所致。如果这时贸然判断手机已经进入衰退期，采取“降价清库”行为，就有可能会导致利润骤降甚至亏损。因此，决策者除了借助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以外，还需要对各种影响产品销售的因素进行全面考虑，以努力形成准确的、全方位的判断。　　第八章 资源如何达到最佳配置——市场营销要懂的经济学市场主体追求的目标——利润最大化　　“利润”这个词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已经耳熟能详。它就像碧波里的珠宝，荡漾着诱人的光芒。虽然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利润的内涵有所不同，计算利润时也有一些比较复杂的方法，但在这里，我们可以先了解一个并不复杂的道理：　　一个从事生产或销售的厂商，如果他的总收益大于总成本，那么他就会有剩余。这个剩余就是利润。　　生活中有一句俗话：“有谁会嫌钱多？”甚至有人说得更加直接：“有准会嫌钱扎手？”它表明的意思不言而喻——“钱，当然越多越好。”与之相应，对于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来说，也有一个鲜明的目标：“利润最大化。”它已经成为企业高呼的口号，行动的指南。身处市场大潮之中的任何一个企业，都不能、也不敢违背这一目标，而只能去尽力实现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