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1.中国文明的源起公元前27世纪的中华大地，正处在原始社会的末期。在黄河中游与汾水下游一带的黄土地上，生活着许许多多的部落，展示着他们的灵感和顽强的生命力。各部落之间争斗频繁，其中有三个部落最为强大：正趋衰弱中的神农部落（酋长称炎帝），兴旺壮大中的有熊部落（酋长轩辕）和九黎部落（酋长蚩尤）。炎帝是部落联盟盟主，但他的威望和实力仍不足以使各部落停息纷争。轩辕经过长期的布德修武，深受民众爱戴，周围部落也逐渐归服于他。在一次战争中，有熊部落打败神农部落，之后又打败九黎部落，杀死残暴的酋长蚩尤。于是，各部落拥轩辕取代炎帝成为新的部落盟主，称黄帝。中国文明初起于部落兼并而成的部落联合王国。黄河中下游地区土地肥沃，人们以农耕生产为主。适宜的气候、水利和稳定的社会生产环境是发展农业的前提。农耕的长周期性和共同的生产要件——比如开发水利灌溉系统和共同应对自然灾害——都要求人们组织起来，形成共同维护公共利益，相互顾及的聚居生活模式，追求一种长期确定和有保障的，即存在权威核心（将权威核心视作集体利益的维护者）的社会环境。人们将维护集体利益视作最大的社会正义，在此基础上再维护个人权利的公平公正，即奉行“集体主义”。只要社会上出现有利于社会整体稳定和生产发展的权威，人们必然景从于它，以它为核心建立起大型聚居社会。黄帝威德并用，以规则和权威管理取代部落间原始血腥的争夺，建立社会秩序，实现和平。他下令从此禁止各部落之间私相武斗，部落争执须向他投诉，由他调解。对于不服管理的部落，黄帝就用强力手段征服。传说也是黄帝建立了最初的经济秩序，发明了最初的土地制度“井田制”，建立起有组织秩序的文明国家雏形，被中华民族尊为人文初祖。经过黄帝王朝的历代君主的治理，归服部落越来越多，王国的地域在不断扩大。五帝之一的尧帝在逝世之前，将君主权位以“禅让”——非世袭传位给下一代有德有能者——的方式让位给舜，舜也以同样的方式让位给禹。这是君主权位非世袭传承的最早尝试。公元前23世纪，禹在部落联盟的基础上建立起夏王朝。他将全国的行政区域重新划分：以首都安邑为中心，五百里以内由君主直接管辖，作为王国的“中央力量威慑区”，称“甸服”，人民向君主直接纳税；在“甸服”之外围，每五百里划一个区，分别称“候服”、“绥服”、“要服”、“荒服”，像同心圆一样拱卫着中央区。君主的影响力随着距离渐远而减弱。这五个区域之外，就是夏文明难及的“化外之地”了。传说禹曾将当时已知的天下划分为九个区域，称“九州”，于是后世有时就用“九州”代表中国。禹死后，禹的儿子启夺得君主位置，经过一番巩固权位的战争，启废除了“禅让”制，恢复了君主世袭。据记载，由于辖下的部落拥有相对独立的军政力量，夏王朝的初期政局不太稳定，发生过几次差点导致亡国的严重政变冲突。夏王朝的统治延续了四百多年，最后一任君主桀非常残暴，而这时，商部落的力量逐渐强大，首领成汤很得民心。成汤联合其它部落一起推翻了夏桀的统治，建立起商王朝。商部落接受了夏的先进文化和生产方式，逐渐向稳定的农业社会转变。商王朝建立起一个中央官僚机构，商王能直接管理各地的部落首领，中央集权有所进步。但各地的世袭部落首领在本部落区仍然拥有相对独立的权力，部落的强大导致商王朝建立初期出现一些动荡。商王朝在基本稳定中延续了六百多年。君主专制使中国历史常出现循环特性。商王朝中后期有几位君主昏庸无能，最后也出现了一位特别残暴的君主纣。这时，商王朝辖下位于渭河流域有个从事农业的周部落，大量吸收被商纣王迫害的有才能者和百姓，逐渐强大起来。周联合各部落推翻商王朝，建立起周王朝。周以首都镐京为中心，沿渭水下游与黄河中游划出一大片土地，由周王直接统辖，称作“王畿”。周王也依靠“王畿”强大的军政实力保证统治权威，与夏商两朝相似。周王建立起“分封制”，将王畿之外的全国土地分封给各亲属、有功的大臣将领和“先圣先王”的后代，形成以周王为权力核心、各“诸候”国并列的权力体系。诸候每年要向周王朝觐和进贡，他们在首都镐京有专门的官署。各诸候对封地内的平民与奴隶享有支配权，并保有军事力量。诸侯之间相互尊以国君之礼，不能相互干涉内政，只有周王有权剥夺诸候国国君的世袭封国与爵位。当周王征兵作战时，各诸候必须率领各自军队，听候调遣。为了加强统治，周王朝在周王、诸候、贵族、平民与奴隶各阶层之间规定一种详细复杂的礼教制度、世袭宗法制度——即“周礼”，将“上下尊卑”的等级观念与贵族继承模式固定下来。周王不仅是世俗的君王，而且是“得之于天”的精神领袖，其统治权威具有神圣性，以维护统治者的特权和社会的稳定。这就是中国文明的源起阶段。受农耕生产方式的影响，中国文明总是追求一种确定性，从一开始便认识到社会核心的确定对维护社会的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因为核心权威通常代表着长期确定的规则和社会秩序（尽管这种权威通常建立在强权、神权的基础上），有利于农耕生产的发展，所以人们不会贸然打破它，除非核心权威失去权威性，自我崩解。这也是中国历史上虽然旧王朝屡被推翻，但世袭制却数千年不变的根本原因。农耕的自给自足性和对环境稳定的渴望，使中国文明不太可能产生对外掠夺的野心，缺乏攻击性。人们通常称这一特性为“内敛”。夏商周三代都是部落诸侯联盟，君主作为“共主”存在。拥有军政重权的部落诸候容易挑战王室的权威，所以王室不但需要实权，还需要具备权威号召力和良好的治理能力。周的第十任君主厉王性情贪婪，激起贵族们的政变，周厉王出逃彘国，国事由两位大臣周公和召公主持，史家称这段无“主”时期为“共和”。周厉王死后，他的儿子继位为周宣王，周公召公辅佐他，制订新政策，重振王室的权威。周王朝又重新得到了各诸候的尊重。然而好景不长。周宣王之后，继位的周幽王淫乱暴虐。他为博美女褒姒一笑，竟然拿国防大事做游戏（“烽火戏诸候”），自招大祸。距离周首都镐京仅几十里外，就有犬戎等游牧部落出没，它们早就对周王朝的财富虎视眈眈了，镐京的烽火就是周王为发动诸侯共同抵御游牧部落的进攻而设置的。一系列宫廷事件后，对残暴无德的周幽王心怀不满的大臣勾结了犬戎入侵。犬戎洗劫了镐京，周幽王被杀。虽见镐京烽火连天，但刚被周幽王戏耍过的诸侯们不甘再次被戏，竟无一人前来救援。周王室二百多年的权威地位跨塌了，诸候国的野心开始膨胀，一个长期混战的时代——春秋战国时代——开始了。第一部分 2.春秋战国时代（1）春秋战国时代在中国历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这段长达五百多年的分裂混战史，对中国社会进程与文化思想的特殊推动作用，至今仍为人们关注。周王朝的封国大若城邦，小仅村邑。由于历史记录不全，历史事件过于纷繁复杂，现代人已无法准确地了解封国的总数有多少，只能凭一些有长期影响力的较大封国事迹，了解春秋战国的历史脉络，小封国的历史比较模糊。镐京被洗劫后，周王朝政府东迁至洛邑（今洛阳），史称“东周”（称镐金时期为“西周”）。各封国也随之东迁。这时，周的王畿大为萎缩，财力军力损失巨大，再也难以支撑跟随着的封国。随着周王室威德的丧失，各封国逐渐不再尊重周王室至高无上的君权，开始抛弃周室礼教，伺机扩展自己的权力与地盘。首先发难的是郑国，它大胆地兼并了近邻胡国。胡国国君是郑国国君的女婿，然而亲情挡不住郑国的扩张野心。一系列阴谋诡计后，郑国向胡国发起袭击，很快将胡国灭掉。然而，周王室对这破坏周王朝秩序的大事件却没有任何反应，这在以往是不可想象的。历史转折点就从这里开始。各诸侯都明白周王室的权威已是昨日黄花，从此以后，他们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保卫自己的权位和疆土。公元前719年，卫国发生政变，此后连续数十年混乱。这一年，卫国国君卫完被他的弟弟卫州吁和智囊石厚所杀，卫州吁即国君位。不久卫州吁也被石厚的父亲石蜡借陈国的力量杀掉，他的弟弟卫晋继任国君。公元前696年，卫国在位国君卫朔在政变中被赶下台，他的弟弟卫黔牟被大臣们立为国君。公元前688年，齐、宋、陈、蔡、鲁五国联军护送卫朔回国复位，卫黔牟逃亡。公元前712年，鲁国发生政变，在奸滑大臣的挑拨下，国君与其兄弟自相残杀。公元前710年，宋国发生政变。宋国大臣华督煽动兵变，杀死国君，扶持宋国国君流亡在外的堂弟继位。国君被杀被逐的事件越来越常见，诸侯国之间相互干涉内政乃至侵略攻伐逐渐成为常态。秩序的混乱使诸侯们个个自危，可是能维护秩序的最高权威周王室，却在这些事件发生期间都没有任何反应。危险形势越来越严重，于是为了自保，就算是最没有野心的诸候，也会被迫选择最大可能地扩张领土，集聚人口，以壮大自身的实力威慑入侵者。公元前707年，周王室的威望再次遭到沉重打击。郑国国君掘突不断武力扩张其领土，使郑国成为春秋早期最强大的诸候国。凭借实力，他对周王室的不敬开始表面化起来。掘突的儿子寤生更是不可一世，竟然强行收割了王畿内所有的粮食，而且不去都城朝见周王（按周礼，三年不朝见周王，不交朝贡，就要被视为叛逆）。公元前707年，愤怒的周王不顾早已衰微的王畿军队，亲自联合蔡、卫、陈等国军队进攻郑国。若是在西周时期，郑国必然早已屈服。然而时代变了。郑国不但集合军队强烈抵抗，而且打败了周王联军，连周王本人也险些受伤被俘。周王朝与郑国交战并且挫败的事件，使原本超然的周王室丧失了仅存的威望，使各诸侯国更形混乱。不过，这次战争也使郑国也失去了强大的力量和霸权地位，政局动荡起来。郑国国君寤生的儿子忽在位时发生了政变，忽的弟弟突在宋国的帮助下武力夺位。忽逃亡卫国。当周王朝走向衰微，诸侯国日趋战乱时，位于长江流域，一向被周视为“蛮夷”的楚王国却逐渐强大起来。楚国一方面接受周王朝先进文化，要求周王朝给予封国地位，主动融入中原文明，一边与周的封国交战掠夺，逼迫它们奉楚为一方霸权。被兼并的封国越来越多，幸存的封国的地域越来越广大。一些大国逐渐抛弃城邦治理模式，建立起独立的都城进行管理。小封国们开始变少，他们只有两个选择：要么被吞并，要么依附于强国。它们顺从强国，尚可利用强国的力量使自己以免遭更残酷的蹂躏。于是，强国逐渐代替了周王室“调解与保护者”的地位，小封国开始向这些强国进贡与朝见，诸侯纠纷也由强国主持调解（但强国的最大凭借是武力而非法理），而大国们也开始懂得，在这个丛林化国际秩序中，自身既然无力影响或统一全部国家，为了确保本国的安全和地位，只有努力拓展安全边界，控制尽可能多的国家。“霸权”秩序时代开启了。春秋时代依次兴起齐恒公（姜小白）、晋文公（姬重耳）、秦穆公（赢任好）、楚庄王（芈侣）与吴王阖庐（吴光）五个主要霸权。强大武力、战争胜败、内政修明与否，决定着各霸权能持续的时间，甚至一战而成，一战而失。第一部分 3.春秋战国时代（2）公元前686年，齐国大将连称发动兵变，杀国君姜诸儿（齐襄公），立姜无知为国君。后又发生政变，姜无知被杀。逃亡国外的姜小白与姜纠听到消息后都急忙赶回齐国争位。姜纠的智囊管仲暗地里拦截姜小白回国，在半路上射杀他，但未成功。侥幸脱逃的姜小白率先回国登位，称齐恒公，姜纠和管仲只好逃亡鲁国。齐恒公要求鲁国杀掉姜纠，绑回管仲，由于当时齐强而鲁弱，鲁国只好照做。可是当管仲被押回齐国后，事件却发生了戏剧性变化：齐恒公任命了这个曾差点将他射死的管仲为相。原来齐恒公的首席智囊鲍叔牙是管仲的好友，非常了解管仲的才能，在齐恒公想要任命他为相之时，他却高义让贤，竭力推荐管仲为相。治国人才是时代最需要的。果然，在管仲的帮助下，齐国内修法度，理税制，济贫民，招贤任能；外筑信义，主动地促进诸侯国之间的和平，急弱国之难。于是齐国很快强盛起来，最早建立起霸权。齐国推行“尊王攘夷”政策。“尊王”即号召各国重新尊重周王朝的正统性与权威性。齐恒公多次以周王旨意的名义召集各诸候国的和平会议，为各国排难解纷。虽然只是借用了周王朝的名号，让周王的特使坐在最尊贵的位置上，但这样做能让齐国拥有无可辩驳的道德正义性，因为毕竟各国仍份属周王朝。强烈的不安全感，使得各诸侯都渴望像西周时期那样的有保障、有尊严，有理可辩的时代重现。齐恒公和管仲准确把握了时代的脉搏。他们尊重各诸候国的利益，让诸侯们都有了不再自卑，反被尊重的感觉。公元前664年，山戎部落攻打燕国，燕向齐告急，齐恒公亲自引兵救燕，将山戎打跨，然后主动撤军回国。燕庄公感激不尽，亲自送齐恒公回齐，不知不觉进入齐国境内。齐恒公说：“按照周礼，除了周天子以外，诸候国君主之间的迎送都是不能出境的，我不能让燕国感到丢脸”，于是将燕庄公所走过的那片土地割让给燕国，只要求燕国重新向周王纳贡。强者以礼相让弱者，在那个弱肉强食的时代可难得一见。各诸候国听说后，更信任齐国。作为一个有实力的大国，齐恒公的“尊王”政策和低姿态，使齐国在各诸候国眼里如同乱世明灯一般，借用现代术语来说，齐国不但具有“硬实力”，更具有其它大国所缺乏的“软实力”，于是各国纷纷归附于他。事实上，齐国并不是当时最强大的诸候国，军队也不能百战百胜，曾经两次征伐鲁国都失败了，然而鲁国最终也承认了齐国的霸主地位。所谓“攘夷”，指的是齐国号召各诸候国联合起来，共同抵御戎狄等游牧部落的侵略。齐恒公作为领导者起到了表率作用。除了帮助燕国打跨山戎部落外，公元前660年，狄部落攻破卫国，齐恒公迅速率各诸候国前往救援，帮助卫国建楚丘城，重立卫君；公元前659年，狄部落攻破邢国，齐恒公也带头帮邢国重新建国。当时的楚王国仍被各诸候视为南方“蛮夷大国”（楚自称为周王朝的属国，但并不向周纳贡），为遏止楚国势力的北进，齐国率领各诸候国伐楚。齐楚两军对垒之际，两国代表在召陵会盟。在齐国的重压之下，楚国终于同意向周王朝纳贡，重新尊重周的秩序，答应不再侵略。这就是有名的“召陵之会”。管仲和齐恒公逝世后，齐国的多个继承人之间发生了严重争斗，齐霸权至此结束了。不过，齐国霸虽衰而国不弱，始终作为一支重要的力量贯穿整个春秋战国时代，直到公元前221年，最后一个为秦所灭。齐霸权结束后，接着兴起姬重耳建立的晋国霸权。在一系列残酷政变之后，出逃避祸的晋国公子重耳历尽磨难，终于在秦国军队的护送下，回国夺位成功，称晋文公。也许是在流亡期间深知百姓疾苦的缘故，晋文公即位后尚善待百姓，对在流亡时长期跟随自己的几位忠心耿直的大臣也颇具情义。晋国逐渐强大起来。公元前636年，周王室发生宫廷事件。周襄王与弟弟姬带发生争斗，引发翟国出兵攻打周首都洛邑，周襄王逃亡。由于原来有力量维护周王朝秩序的霸主齐恒公已死，周襄王便向比较有实力的秦穆公和晋文公告急。晋文公因国内初定，尚犹豫不决，而秦国见这个好时机，即将出兵勤王。经过一番利害权衡后，晋文公决定抢先发兵，帮助周襄王成功复位，这一事件为晋文公赢得了巨大声望。当然，人们从这个事件中也可以看出，尽管周王室没人敢取代，但它已极为没落，越来越成为强大的诸候国政客眼里可以被利用的工具。公元前635年，楚国进攻宋国，宋向晋求救，晋国大臣先轸认为这是建立霸权的良机。由于当年晋文公流亡时，楚国曾有恩于他，曾与楚成王约定将来“若楚军进攻，晋军退避三舍以报答”的盟誓，不便于主动出击楚军，于是定下先进攻楚国控制下的卫国和曹国，迫使楚国不得不回救，然后破楚的策略。晋军攻下曹国，将曹国国君捉了又放，并暗地里许诺说，若他归顺晋国，将允许他复国，同时在卫国反复制造政变。曹、卫两国果然在晋楚之间摇摆不定，最终有离楚向晋的迹象。楚国果然大怒，向晋军发动进攻。晋军先佯作后退，然后联合宋、秦、齐联军大败楚军。这就是著名的城濮之战。这场战役，还使得与楚结盟的郑国转向与晋结盟。城濮之战后，晋国霸权确立。晋文公也曾学齐恒公那样率领各路诸候朝敬周王朝，获得周王的加封，以正其霸权名位，但他做得并不如齐恒公那么成功，因为这时的各诸候国都比齐恒公时代更现实了。晋国稳固的六大家族“六卿”（当年曾追随晋文公流亡过的大臣）确保了晋国霸权的长期存在，直到战国时期分裂为魏韩赵三大强国。第一部分 4.春秋战国时代（3）秦穆公建立的秦国霸权几乎与晋文公霸权处于同一时期。秦国地处偏僻的西部，自然条件比较差，民智开发落后，本国人才极为缺乏。秦穆公之所以成功称霸，是因为他任用了逃亡至秦的各国人才，比如百里奚、百里孟明父子和蹇叔等，后又任用了百里孟明推荐的三位本国人才，人称“车家三良”的车奄息、车仲行、车缄虎三兄弟，国家逐渐强盛起来。秦国先后灭梁、芮等十多个诸候国，往西、北方的游牧部落区开拓了广大地域，包括当年曾血洗西周都城镐京的犬戎等部落也为之所灭，霸权确立于周王朝西锤。身处春秋战国时代的国家常有丛林惯性和对利益的极端短视现象，诸侯们经常忘恩负义，国家间的友好关系无法持久。秦晋两国的关系就是个极好的例子。秦穆公曾多次帮助晋国平息内乱，视晋国为友好邻邦。有一年，晋国发生饥荒，向秦国借粮，秦国百里奚认为在邻国有难时出手相救，才是“国之道也”，而另一位大臣子豹认为这是秦国征服晋国的极其有利的时机，秦国应该像许多国家所做的那样抛弃友好关系，趁机攻取晋国。秦穆公最终听从百里奚的意见，送粮救晋。没过几年秦国也遭遇了饥荒。当秦向晋借粮时，晋惠公的大臣庆郑认为当然应该借粮回报秦国，但另一大臣虢射却无耻地说：当年晋国饥荒时，是上天有意将晋国赐给秦国，但穆公这个傻瓜却不要，反而借粮给我国，这难道不是逆天意的行为吗？今天秦国饥荒，是上天将秦国赐给晋国，我们怎能逆天行事呢？最终晋惠公采纳了虢射的意见，不但不给粮，还发兵攻秦。秦穆公大怒，发兵对晋实施猛烈的打击，将晋惠公擒获。后秦穆公在其夫人（秦穆公夫人为晋惠公的姐姐）的求情下才将晋惠公释放。晋惠公将太子圉送到秦国当人质，秦穆公对圉非常优待，还将爱女怀赢嫁给他。然而圉在得知晋惠公重病时，就抛下怀赢独自回国去争夺王位，成为晋怀公，这件事让秦穆公非常愤怒。晋公子重耳流亡到秦后，秦穆公听说重耳的人品很“贤”，又将爱女怀赢嫁给重耳。落魄的重耳接受了这个曾经是侄媳的怀赢，与秦结成“秦晋之好”。秦穆公非常高兴，派兵护送重耳回国，杀晋怀公，立重耳为晋文公，晋文公的霸权实乃秦国所赐。但秦晋的友好是短暂的，晋文公之子晋襄公时代，短视的晋国又主动攻击秦军，秦晋两国终于成为不共戴天的仇敌，多年不断地循环攻杀。秦国霸权维持的时期较短。百里奚和蹇叔的逝世后，愚昧的秦国国君杀了百里孟明和“车家三良”为秦穆公殉葬。人才空虚后，秦国霸权也终结了。接着出现楚国霸权。楚国长期不断向中原地区扩张，许多诸候国为其所灭，惧其威势的各诸候国只好跟从它。“召陵之会”、“城濮之战”后，楚国的扩张行动暂且收敛，但它仍然有着广阔的国土和强大的实力，拥有成为霸权的条件。楚庄王芈侣即位后，对内积极治理国政，对外积极开拓地盘，灭了庸国、舒国和戎部落。在攻打郑国时，郑依仗晋的支持，拒不投降，于是楚军与晋国的救郑援军在必阝城展开决战，晋军大败。必阝城大战后，楚国确立了一个长期的霸权。公元前595年，楚国借口宋国杀了他们的使臣，派兵将宋国围困了五个月。宋国百姓大批饿死，已到“易子而食，析骨而炊”境地。宋国向晋求救，但由于晋国在不久前刚被楚打败，无力救援。最终宋国不得不向楚投降。晋国虽在必阝城之役中战败，但实力犹在。从此，楚晋两大霸权间长期不断地混战着，众多处在两霸夹缝中的小国，命运如狂风中的墙头草一般的无奈。郑国在必阝城之役中离晋归楚，公元前575年又被晋国攻打。楚国马上救郑。晋楚两军在鄢陵展开决战，结果楚军大败，郑国便又重新站到晋国阵营里了。城濮之役、必阝城之役、鄢陵之役相继发生在短短的几十年间，随着霸权国在战争中胜败相易，各附从国的立场也不得不随之而动。残酷的现实逼使夹缝中的小诸侯们行动起来，希望促使晋楚两霸结束征伐，坐下来和谈。在宋国大臣华元的穿梭下，晋楚两大强权先后举行了三次会盟，然而在春秋战国时代，狭隘的现实利益往往使各国盖过对盟誓的坚守。公元前579年，晋楚两国签订和平盟誓，四年后两国即爆发了鄢陵之役。公元前546年，晋国率它的附从国郑、卫、曹、宋、鲁和楚国及其率领的附从国陈、蔡、许会盟，这次会盟中还有强国秦、齐以及其它小国参加。然而即使这样产生的多国盟约，也依然没有给各国带来实质性的和平希望。会盟的结果是大国重新瓜分了势力范围，而且更加重了附从国的负担，就像西方殖民侵略者瓜分世界势力范围时，往往要求被瓜分国割地赔款一样。第一部分 5.春秋战国时代（4）晋国在与楚国的争霸战中，感到难以迅速胜出，于是晋国谋士们努力地寻找更好的破楚之计。晋国的谋士巫臣（巫臣原为楚臣，因与楚国多位权臣发生矛盾，无法在楚立足，逃至晋国。他在楚国的家人也因此全部被杀，因此他恨楚入骨）提出了扶持楚国东部新兴的吴国，在楚国后方制造一个强大的敌人，消耗楚国的实力的策略。这是一种高明的地缘战略，与美国在冷战时联华抗苏，现在又欲联印制华的战略如出一辙。当时吴国尚处于原始部落王国阶段，非常落后。晋国在各方面帮助吴国，吴国迅速强大起来，成为捅向楚国背后的一把尖刀。从公元前574年起，吴国不断向楚进攻，楚国被牵制了。同样，楚国也在各诸侯国间找寻着制晋的同盟者。秦国与晋接壤，又有世仇，成为楚最好的结盟目标。楚平王芈弃疾让太子芈建娶秦国君之妹孟赢，以联秦制晋。然而可笑的是，楚平王在大臣费无忌的怂恿下，自己却将美貌的儿媳留下了，于是楚国发生了一连串的宫廷丑闻和政变事件。在政变事件中，太子芈建的老师伍奢与他的长子伍尚被杀，伍奢的另一个儿子伍子胥偕同太子芈建逃亡，两人逃至郑国时，太子芈建被杀。深怀仇恨的伍子胥历经艰难，最终逃至新兴的大国——楚的敌人吴国，投靠王子吴光。公元前515年，吴光成功发动政变，即位为吴王阖庐。在伍子胥帮助下，吴王阖庐攻陷了强大的楚王国。攻楚一战，为吴国确立了霸权地位，而经过这次惨痛的打击后虽然复国的楚国，从此一撅不振，直到为秦所灭。吴国霸权的存在也是短暂的。这与它对周边强国过于好战、对新兴的越国过于轻视纵容有关。正当吴国霸权鼎盛时，一个比吴国更落后的部落王国越国，在江浙一带建立起来了。吴王阖庐征越时受伤逝世，他的儿子夫差继位后，于公元前494年攻破越国，迫使越王勾践投降。老相国伍子胥主张合并越国，但夫差在（已被越国收买的）大臣伯嚭的影响下却保留了越国。越王勾践在吴为奴三年，卧薪尝胆，耍尽各种计谋，让夫差放松警惕。吴王夫差征服越国后，霸权野心膨胀，屡次向北攻打齐国、鲁国，就连当年曾帮扶吴国的晋国也不放过。多年的征战掏空了吴国国库，打击了军队士气，而越国却在吴国的后方悄悄强大起来。公元前473年，经过多年秘密准备的越国对吴国发动突然袭击，一举攻占了吴国。夫差请求越王勾践保留吴国的封国地位，让吴国臣服越国，越王勾践说：“从前上天将越国赐给你，你不要，现在上天将吴赐给我，我怎能逆天行事？”吴国就此灭亡。但越国在勾践之后，也衰落了。春秋时代在吴越争霸期间结束，战国时代从公元前480年开始。这是一个战争规模更大、更为残酷的时代。大国不再仅仅要求小国跟随自己，而是直接灭国，合并领土。诸侯的数目大大减少，逐渐归结为秦、齐、楚、燕、赵、魏、韩七大强国的对峙混战。这时的周王室已败落不堪，实际控制的土地越来越小，财源趋于枯竭，内部争斗严重。“共主”之名虽然使各国还负担不起灭亡它所带来的政治后果，但它已完全无力阻止诸侯们对它的干涉，所以也更仰赖强国的保护了。自晋文公称霸以来，历经二百多年，晋国依然是强国，国土也几乎最大。但血腥的权力争夺使晋国大权逐渐落入赵、韩、魏三大家族手中。公元前453年，赵韩魏三家分裂了晋国，然后通过贿赂手段获得周王的认可，取得国君的合法地位。晋国灭亡了，其国土上出现了赵韩魏三个新强国，史称“三晋”。强大的齐国与晋国相似，姜姓齐国的大权渐渐落到了田氏家族手中。公元前389年，田和贿赂周王，取得国君的合法地位。而第一个进行封国兼并，将周王朝的历史推入春秋战国时代的郑国，历经强盛衰败，灭国又复国，已是野心有余而实力不足，终于在公元前375年被韩国灭亡。现在周的版图上只剩下有限的几个小诸侯，如鲁、卫、邹、滕，他们已经不能对国际大势产生任何大影响，正战战兢兢的瞪视着这个由齐、楚、燕、韩、赵、魏、秦、宋等大国对峙的世界，公元前286年，齐国灭宋国，于是七大强国并立。为了壮大实力，各国除了兼并小封国，在争霸区外围的大国还拼命征服和开拓着未开化地区，获取新地盘。秦国向西、北扩地近千里，楚国努力向南方的原始部落区开拓，向东灭越国，整合了长江流域的大部分。战国时期，北方游牧民族已形成以匈奴为主的各部落，它们不断进攻中原各国，位处北方的赵、燕、秦在争霸中原的同时，还要分出兵力抵抗匈奴的入侵，纷纷筑起长城。这时期周王朝的属国（包括楚国在内）区域，不再仅仅局限于黄河中下游，而是北达燕赵长城、辽东渤海一带，西至秦河西走廊，东至楚齐东海。秦、楚、齐等超级强国的任何一国土地，都已超过西周王朝全盛时期所拥有的全部地域。第一部分 6.春秋战国时代（5）从晋国分裂而出的魏国，率先成为战国时代最强大的国家，因为魏国在建国不久，任用了几位很有才能的法家学派人士，如李俚、西门豹、吴起。特别是吴起，对魏国的强大起了最大的作用。吴起本是卫国人，曾在鲁国发展，呆不下去后改投魏国，升为将军。有一次，吴起与魏武侯同船渡河，魏武候对吴起说：“魏国如此险要的山川，是魏国强国之根本啊。”而吴起却说：“强国的根本，是在政治修明。以前夏桀商纣时代，夏商的山川都很险要，但正因为当政者的残暴而覆灭。由此可见，国家强大在于政治修明而不在山川之险，若大王做不到这一点，就算我们现在同舟渡河之人也会相互成为敌人啊。”魏武候深受教益，从此重用吴起。吴起与兵士们同甘共苦，在军队中建立了很高的威望，率领魏军打败秦国，夺得西河地区，形成威压秦国之势。然而魏武候死后，吴起在因嫉妒引发的政治斗争中失败，被迫逃亡楚国。楚国自从被吴王阖庐打跨以来一直一蹶不振。吴起在楚悼王的支持下，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楚国以极快的速度再次强大起来，迅速合并了陈国蔡国，北面挡住魏韩两强的不断进攻，向西攻进秦国。周边大国开始惊恐起来。然而由于吴起的改革不可避免地伤害了楚国王公贵戚们的既得利益，因此遭到了他们的强烈反对。仅仅六年后，楚悼王逝世，吴起立即被作乱的贵戚们杀死。楚国又恢复了吴起到来前的衰弱。吴起在楚国的改革遭到失败二十余年后，这个大时代里最成功的改革强国奇迹在秦国发生了。穷荒的秦国在秦穆公称霸后的三百年间一直萎靡不振。公元前361年，立志重建穆公伟业的国君秦孝公，出榜招贤士。卫国人公孙殃在魏国时不受重视，来到秦国，秦孝公与公孙殃长谈数日后，决定重用他，让他在秦国实施变法改革的计划。公孙殃变法的主要特点，是在秦国建立起半军事化的“国家集体主义”秩序，以严格的法令规章和强硬手段迫使秦国国民摆脱蒙昧状态。改革措施涉及社会制度、军纪政务，乃至民众的家庭关系等方方面面，极为彻底：新法巩固中央集权政府，把王室权力提升至当时的极限，建立起中国最早的郡、县、乡、村分级体制，摧毁了自黄帝以来一直沿袭的部落诸侯分封体制，并统一了度量衡；新法规定以军功封爵，除了军功外，即使再富有的人也不能享有爵位；新法用犯罪连坐制强迫人们尊君守法，不许民间私斗；新法规定有两个以上成年男子的家庭必须分家，否则要处罚，以此重建家庭新秩序；新法鼓励生产开荒，规定每个国民必须有一份正当职业，将不务正业者和阻挡改革者都充到蛮荒之地开垦，以发展经济等等。秦国民众起初都感觉新法太严厉，非常不适应，为了严明法纪，有一次秦国太子犯法，公孙殃也严厉地予以惩治，于是秦国人渐渐服从了新秩序。新法实施不过短短十余年时间，整个秦国社会风气大变样，“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集体主义的强化，使秦军战斗力大增。秦国的先天条件原是七大国中最差的，但公孙殃改革后，却一跃而成当世第一强盛大国。至此，周王室的实际管辖范围仅余数城。但各大国仍让周王室延续着。不过，各大国逐渐抛弃周王朝诸候的名份，国君均称为“王”，即与周王地位平等。公元前354年，魏国大将庞涓进攻赵国，赵向齐求援，齐国军师孙膑制定“围魏救赵”战略，在桂陵之战中打败庞涓大军。公元前341年，魏太子魏申与庞娟攻打韩国，韩国也向齐国求救，孙膑再次出兵打败魏军，魏大将庞涓在马陵道被乱箭射死。魏国连番失利的第二年，公孙殃说服秦王向魏用兵，理由是“一山不容二虎”：秦魏两大霸权同时存在，不是秦国最终合并魏国，就是魏合并秦国，魏国是秦的心腹大患。现在魏国被齐两次打败，国力削弱，正是落井下石的最好时机。公元前340年，公孙殃率领秦军在一场战役中将魏军杀得全军覆没，惊恐的魏国只好割让西河之地，并迁都避祸。这次战役将变法后秦国的强大展现在东方各国眼前，各国都恐慌起来。与吴起一样，公孙殃严厉的改革措施使他也遭到了许多既得利益受损的秦国贵族的痛恨，于是秦孝公死后，失去保护的公孙殃被车裂，全家被杀。但与吴起的改革仅有六年不同，秦国已有足够的时间消化新措施，民众也习惯于新法了。公孙殃的遗产保留了下来，为秦国长期不衰，直到统一中国提供了保证。为了共同对抗强秦的威胁，东方六国在苏秦的游说下结成“合纵”联盟，建立从南至北包围秦国的统一战线，迫使秦国十五年间不敢东进。秦国也很快作出反应，采用张仪（苏秦与张仪曾是同学好友，师从鬼谷先生）的“连横”政策，用威胁利诱手段分化瓦解东方六国联盟，逐个击破。一个外交与军事紧密结合、尽显实用的大国缠斗时期开始了。第一部分 7.春秋战国时代（6）秦国能以一国之力独挡六国，并非它的实力已相当于六国的总和。秦国的优点在于它拥有比六国中任何一国都强大的实力，而且内部团结一致，地势也易守难攻。反观六国，内部争斗严重，相互间战争频繁，而且个个都希望他国与秦国拼个两败俱伤，自己坐收渔利。六国统治者的自私短视心理，是苏秦改变不了的——没有强大核心的联盟注定脆弱，古今如一。张仪明智地认识到并充分利用了这一点，所以他的成功并不偶然。张仪非常狡猾地用威逼利诱手段拆散抗秦联盟。他以归还以前所占的城池为诱饵，收买魏国背叛“合纵”盟约，鼓动魏国进攻赵国，同时又鼓动齐国进攻赵国，魏齐两国的短视使六国联盟频于瓦解。事成后张仪拒绝向魏实践归还城池的诺言，有意激怒魏国攻秦，结果又被以逸待劳的秦军轻松打败。张仪的欺骗分化手段屡次破解了“合纵”联盟的攻秦计划，而且不断挑动东方各国自相残杀。这种手段在昏庸的楚怀王身上发挥了最大的效用，楚怀王一而再，再而三的上当，不但多次破坏攻秦同盟，楚国也被折腾得虚弱不堪，连楚怀王自身也被骗得最终客死秦国。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向楚国发动猛烈袭击，攻陷首都郢都，楚国只好仓惶迁都。公元前314年，齐国趁燕国内乱时大举攻燕，占领了燕都蓟城（两年后，燕国抵抗力量将齐军赶出燕国），而宋国却趁齐国攻燕，无暇内顾时向齐国发动进攻。公元前286年，齐国灭掉了自不量力的宋国，但也就在这一年，念念不忘灭国污辱，时刻准备报复的燕国，联合了赵秦韩魏四国大军，在燕大将乐毅的率领下大举杀进齐国，打得齐军全军覆没，齐王也流亡而死。后来齐国虽然复国成功，但经过这次差点灭国的巨大打击，再也难以强盛。张仪的分化策略获得了巨大成功。东方各国斗得头破血流，全体削弱，而秦国却趁机扩张。东方各国与秦的实力差距进一步拉大了。新形势促使秦国进一步采用范睢制定的“远交近攻”战略，拉拢距秦较远的齐燕楚三国而集中力量打击与秦接壤的赵魏韩三国，彻底分化东方六国。为了彻底毁灭东方诸国的实力，秦国竟多次用惨绝人寰的屠杀手段，其中最著名的一次是发生在公元前260年的长平之战，秦将白起将已投降的四十多万赵国士兵全部活埋，使赵国精锐丧失殆尽，年青一代人口凋零，从此再也无力进击。公元前256年，秦国终于将已贫弱不堪的周王国灭亡，立国八百七十九年的周王朝至此结束。秦灭周的行动，已不能在各国间引起任何反响，周王朝就像自然消亡一般。东方六国已疲弱不堪，贵族统治阶层丧失了扩张的动力，萎靡不振，长期战争加剧了百姓的不满。而秦国，严格的集体主义使民气一直旺盛，对外一连串的军事、外交胜利，使国家实力如日中天。秦灭六国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公元前237年，秦王赢政亲政，任用法家学派的李斯为相，虎视眈眈地面对东方六国，寻找着下手良机。公元前230年，秦国攻灭了虚弱的韩国，公元前225年攻灭了一度成为这个时代最强国家的魏国，紧接着于公元前223年灭了楚国和燕国。而曾经拥有精兵良将的赵国，在秦国的反间计下杀了国家唯一的依靠——大将李牧后，也很快于公元前222年灭亡了。在秦国远交近攻战略下，齐国再不参加对抗秦国的联盟行动，与秦交好整整五十余年，齐王田建甚至与秦王赢政结为异姓兄弟。秦国每征服一国，齐国都派特使祝贺。在东方五国均被秦国征服后，陷入秦军重重包围中的齐国，末日终于来到，于公元前221年灭亡。与秦王赢政“情同手足”的齐王田建，也在流放中孤独地死去。秦国仅用了短短九年时间，就摧枯拉朽般地灭亡了东方六国，在中国文明区建立起统一的国家。动荡长达五百多年的春秋战国时代结束了。第一部分 8.趋统内敛时代（1）五百多年的战乱终于结束了，中国历史迎来一个特别机遇期。在长期对立，尤其在七大强国长期并立的战国时期，民众已形成一定的民族属性，几乎已习惯于文明区的分裂了。长期战争制造的大量伤亡，使各国民众间深怀仇恨和不信任，相互的防范毫不松懈。但这一切都将随着秦、汉的长期统一而逐渐抚平。秦的统一，是自西周以来，中国文明区重新建立了一种社会确定性。这是一个更加绝对的权威。秦始皇赢政为他的大帝国设定了一系列制度，他将郡县制中央集权模式推广至整个帝国，以强硬手段弥合地区分歧，给中国文明区注入“大一统”的社会和文化基因：将全国的军政大权一统于中央，由“宰相”与“太尉”一文一武两个主要官员分别执掌，并另立与他们具有同等地位的“御史大夫”监督各级官员。这三个最高职位的官员称为“三公”，直属皇帝。三公以下设置九个分管官职，称九卿。秦的“三公九卿”制成为中国后世王朝政府机构的基本规范，自黄帝以来延续了近二十四个世纪的部落和分封制，被认为是导致国家分裂的根源，予以清除。秦始皇强制统一了文字，设定度（长度）、量（容量）、衡（重量）的基准，规定了全国车轴长度以适应道路。行政、文化和社会习惯的统一，加快了文明区的民族融合步伐，强化了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凝聚力。秦始皇发动军民进行大规模国家建设：打通大庾岭山道，沟通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开凿灵渠运河，改善南北水运交通；开凿鸿沟运河（贾鲁河），将黄河跟淮河接连起来。秦始皇还在全国大力进行道路网建设，形成“条条大路通咸阳”的壮观场面，不仅有利于各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还有利于秦军的机动。秦始皇的许多开创性工作虽然过于劳民，招致巨大民怨，但正是他这些具有战略意义的制度设计和国家建设，奠基了中国的大一统时代，给中国文明留下了值得尊敬的遗产。秦的统一，让中国文明区有条件集合起全部力量对付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早在战国时期，北方新崛起的匈奴民族就已开始为祸中原。游牧民族军民结合，在广褒大漠上快速迁徙，游移不定，历代中国军队都难以寻找和消灭其主力。与其接壤的燕、赵、秦三国，即使忙于相互战争，也不得不分出大量兵力来应付它的攻击，各自筑起长城予以阻挡。秦统一六国时，匈奴在河套地区仍驻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攻杀不断。秦始皇趁统一天下之余威，派大将蒙恬驱逐了匈奴，合并了河套地区，然后将燕赵秦三国的长城连接起来，建成一道坚固屏障。秦军平定北疆后，立即转向南部，开拓原始部落区，设立郡县。到秦始皇逝世时，秦国已是一个北抵长城，西临难以翻越的高原和万山丛林，东到大海，南达南海“天尽头”的庞大帝国（西方人称呼中国的CHINA一词，就源自于“秦”CHIN）。地理的局限性和民族的内敛性，使中国文明一直孤立于东亚，以自身独有的方式发展着。自秦以来，中国人自认为“文明世界”已经一统，从此，能否维持秦汉以来的疆域，保持内部的稳定统一和周边的和平，成为人们衡量历代统治者治国能力的重要指标。中国文明区的经济文化长期领先于周边民族，于是在中国统治阶层中逐渐形成“中央王朝”、“天朝大国”观念，自以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中国既已经掌握“最富庶的世界中心区”，要不是周边民族——主要是游牧民族——频繁侵略，苦寒陌生的“蛮荒之地”，自然激不起中国人的占领欲望。农业经济对社会稳定的渴望，也限制了中国招忍外部是非的冲动。也正是这种自满自足和自高自大心态，使中国历代统治者对内部治理的重视往往超过对外部世界的关注，在儒家集体主义道德观的影响下，逐渐轻视武力手段。从此以后，中国逐渐远离丛林争霸时代，走进“趋统内敛”时代，发展成为一个非常独特的文明。“趋统”即趋向统一。自秦以来，中国虽屡遭游牧民族的入侵，内部也经常战乱和改朝换代，但文明区的统一之势却越来越强。这首先是因为汉王朝长达四百年的统治和融合，将秦的统一巩固下来的缘故。从此，“大一统”意识逐渐成为中国文明区人民最强韧的民族粘合剂。经过汉匈之战，汉朝进一步开拓了秦的疆域。中国文明区的范围和影响力已西达西域，南抵青藏高原，北部更扩大到大片游牧区。其后，经过历代的分分合合，与北方游牧民族长期冲突和文化交融——尤其是唐代范围更大的统一和更多元的文化交融——中国逐渐形成以汉民族和汉文化为主体，融合北方游牧民族和南方少数民族和多元文化的“统一又多元”的文明模式。世袭的君主专制制度和倡导“忠君”的儒家思想的结合，使中国的特权统治阶层稳定下来，建立起强大的中央集权。稳定的中央集权有利于强化中国文明区的和平统一，有利于农耕生产的发展，所以自秦以来，中国人越来越将文明区的统一看成是最大的正义，普遍厌恶政权割据的战乱时代，将分裂看成不正常的暂时状态，将改朝换代看成权威核心“威德”的重建。此后，中国文明区发生的战争都是内战，群雄所争者，不过是谁将成为新一代“真命天子”（即文明区的权威核心）而已。第一部分 9.趋统内敛时代（2）在分裂数十年的三国时代，曹丕、刘备、孙权虽然各拥一国，却无时不进行着统一文明区的努力，并不将对方看成不可侵犯的合法国家。群雄所争者，不过是由谁统一而已。公元265年司马炎夺曹魏政权建立晋朝后，数年后即进攻吴国，统一了中国文明区。从晋分裂至隋统一，在长达二百八十多年的大分裂时期里，中国形成多国割据（五胡乱华）、南北对峙状态，但志士们从未停止过统一的努力。比如祖逖、苻坚、刘义隆等，都不安耽于割据现状，直到杨坚建立隋朝，重新统一中国。南北大分裂时期，北方地区更形紊乱，人口大量逃往南方，原本人口稀少的南方逐渐繁荣起来，从此成为中国的主要经济区，匈奴、羯、羌、氐、鲜卑“五胡”也随着隋的统一而融入了中华民族，从此再也分不开。隋唐两朝的统一史，简直就是秦汉史的翻版。隋朝仅仅存在了三十八年，在第二代皇帝杨广的暴虐中很快灭亡了。紧接着，隋朝的太原留守李渊打败各地的割据势力，重新统一了全国，建立唐朝。这是一个规模远超汉朝的强盛王朝,统一中国文明区近三百年。反击突厥的战争后，唐朝向北部和西部扩展了疆域，还赢得了吐蕃、南诏、回纥、朝鲜等周边小国的归附，或成为中国的保护国（形成朝贡关系）。经过隋唐统一时代，中国文明区的民族认同感达到了一个高峰，有效缩短了唐宋间被称为“五代十国”的分裂期。自宋朝以来，中国文明区的统一意识始终不堕。但也就在这段时期里，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国却屡被少数民族统治，文明区被西方世界攻破。这都是中国文明区的“内敛”（主要是汉民族和汉文化的内敛）逐渐“消极”化造成的。所谓“内敛”，指的是一种不对外依赖或强求的精神，是一种自我节制、自我追求和自我满足而不张扬的处世态度。大国的内敛，必定建立在充分自信本国实力、文化和社会制度的先进性，即自信本国拥有强大的软、硬实力的基础之上。它不依靠对外侵夺使自己强大，自信不寻求建立霸权控制地位也能威慑外来威胁，军队“备而不用”、“引而不发”，仅将它应用于防止内乱和反击外敌侵略而不是对外掠夺。内敛的大国与战国时代因为自卑恐惧，有多大力量便要追求多大势力范围的霸权大国完全不同。两千年来，中国同时存在积极与消极两种“内敛”。积极内敛是指一种自强不息，积极追求实力、整军经武的态度。积极内敛的大国立足于自给自足，并通过因时随势地改革本国的不足，积极与外部世界交流和发展商贸、互通有无来壮大自己的实力。消极内敛是指自高自大、自满自足、思想僵化保守又反改革的内敛态度。它使社会僵化，矛盾积聚，人民丧失进取心；也使政务荒废，贪污腐败横行。更严重的是，它使国家在自满自足中闭关锁国，在外来侵略面前消极退让。结果民心丧气、军心溃散。积极内敛与消极内敛，与积极防御与消极防御的道理是一样的。积极内敛是建立在自强基础上的内敛，是一种保持战略主动性的防御战略，是战略上的先发制人与战术上的后发制人的结合。孙子兵法说“不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就是这个道理。消极内敛则相反，它是一种消极被动的避让，是一种自高自大、不思进取的自我衰弱。消极内敛时代必然武备松驰，统治者总是醉心于麻木不仁的说教，不切实际地将国家安全寄望于侵略者仍然有“一念善仁”上。一个大国要想“不战而屈人之兵”，它必须始终保持在积极内敛状态。消极内敛的大国外强中干，不可能长期地自保安全。从是否有能力应对外来入侵中，可以基本判断出中国各个时代是处于积极还是消极内敛状态。很明显，秦汉、隋唐的积极内敛程度比较高。而在越来越腐朽的君主专制、越来越僵化的社会治理、越来越极端的尊儒以及佛道教的广泛传播等因素的影响下，以汉民族为核心的中国文明区在晋、宋、明等时代逐渐由积极进取转向了消极颓废，已至于终为游牧民族攻破，在中国文明区建立起由少数民族统治的元、清两个特殊时代。清朝后期也因为社会处于严重的消极内敛中而无力抵挡西方的侵略。自黄帝以来，世袭君主制就一直占据着漫长的中国历史，成为权威继承的“正统”模式。“禅让”昙花一现，迅即就被世袭君主制的洪流淹没了。世袭君主制的“硬”确定性和儒家集体主义文化的“软”教育，使中国封建社会实现了长期统一与和平，其间每次动荡、起义和改朝换代，都是因社会“确定性”的丧失而起的。当然这也并非全无益处的，因为它从另一个方面——社会“多元选择”方面——推动了中国文明的进步，直到彻底推翻世袭君主制，走进民主时代。第一部分 10.趋统内敛时代（3）秦汉以来，尊世袭皇权的“正统”思想始终交织着实力政治的现实，君主专制制度也越来越腐朽。在世袭“正统”制度下，为保持政局的稳定，“嫡长子”继承是无可选择、不论其能力的。这就形成一个巨大的矛盾：权力完全掌握在帝王手中，诺大帝国的治理必然要求帝王具有高超的能力，可是世袭“正统”制度对帝王的选择仅凭“天意”而不凭能力，而且帝王的意志又是绝对的。所以，这种看似能保持社会稳定的制度设计，却往往败坏政局。“世袭正统”继承使得中国历史上经常会出现一些尚未成年或嗷嗷待哺的婴儿，甚至明知是低能的人成为帝王。在西汉和东汉的中后期，连续十几位皇帝年幼登基，于是国家权力便掌握在所谓的“外戚”（年轻皇太后的近亲）手里，几代外戚相互争权，导致天下大乱。唐朝末年，数代幼年皇帝由宦官随意废立，于是中央政权瘫痪而割据势力相继崛起。当世袭成为不可推翻的“正统”时，为保持国家的稳定，甚至明智如诸葛亮，也仍然将无能的刘禅立为帝王，于是蜀国再也无力开拓。儒家推崇的，其实是“禅让制”而非“世袭制”，因为“禅让制”最能实现儒家“贤君”治国的“王道”理想，世袭“正统”论只是后世儒家学者们屈从于专制现实的无奈之举。儒家的“忠君”原意是指忠于有德有才的“贤君”，期望国民在“贤君”德行的感召下实现社会的和谐统一。孔子在特定时代提出的“忠君”和恢复“周礼”，其实只是借此表达了重建有秩序社会的期望。在儒家先驱们看来，人民推翻无德“暴君”乃顺乎天理的正义之举。所以禅让的尧舜禹和推翻夏桀的商汤，是儒家学者们最推崇的四位古圣君。但儒家的忠君思想却被历代封建帝王歪曲为无条件服从世袭帝王。封建帝王们借尊重儒家思想来巩固世袭权威，又用权力把儒家学者们改造成为帝王歌功颂德、对人民推行愚民政策的工具。于是“世袭正统”论与儒家宣扬的社会理想之间形成一个巨大的矛盾，这个矛盾常随着阶级矛盾的激化而为人民认识。陈胜喊出的“王候将相，宁有种乎”，成为历代人民起来否定世袭专制的最强音。对“正统”的怀疑，既推动着社会的前进，也促使着统治者们更收紧专制锁链，更强化愚民政策。世袭君主制造成“家天下”观念。王朝的兴亡、民族的盛衰、敌人的屠杀和国土的沦丧，在世袭帝王眼里，只是他个人财产的得失而已。在帝王眼里，甚至皇室家族都是可得可失的一部分财产，因此为帝王者往往心性狠毒。普通民众要么乞求上天将自己的命运“安排”得好一点，遇上一个英明君主治理的盛世王朝，要么在忍无可忍时暴力反抗。可是，在缺乏民主观念的封建时代，人民推翻旧王朝的结果，是又在新王朝里遭受压迫。许多农民领袖，比如黄巢和李自成，一旦起义成功，即回头来残暴对待曾支持他们的百姓。无约束的帝王过着“像神仙一样随心所欲”的生活。中国历史上，声色犬马、堕落暴虐、不理国事的帝王比比皆是。隋炀帝杨广为了南下扬州游玩，发起一百万民工开凿大运河、二百万民工建造宫殿；宋微宗赵佶为满足自己喜爱园林花石的癖好，不顾百姓死活；明朝有几位皇帝甚至数十年在后宫玩乐，不理国事，不见群臣，任由帝国航船漫无目的地航行。所以帝位也强烈吸引着权贵们，只要有任何一丝机会，他们都会放手一搏，哪怕杀人如麻、盈血满街、弑父杀母、同胞相残，任何极端的事情都做得出来。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又有“成王败寇”的说法，“天命”（合法性）永远在夺权成功者的一方。与无约束的君主专制相伴的，是自上而下的官僚制度。官僚随帝王而动，随着专制的强化而腐朽。善良的人们在“德政”宣传下，将自己的命运和社会的前途寄望在官员身上，但历代真正能清正廉洁、为民请命的官员只有区区几位，以至于人们认为“无官不贪”，官民矛盾成为中国历代社会的主要矛盾。暴政逼使人民不得不一次次地起义，而内政的不稳又往往招致外敌的入侵。世袭专制制度的这些现象，造成中国特有的王朝循环现象。各朝代的开国帝王往往比较进取，而其后就越来越消极堕落，直到王朝灭亡。一个朝代的强盛程度与延续时间，端看能出多少个比较积极有为的“明君”。尽管秦始皇有“万世一统于秦”的愿望，但在他死后，秦二世胡亥昏庸荒淫，不理国政，于是他的帝国迅速崩溃了。秦自公孙殃以来的“全民皆兵”政策，适用于战争年代，但在和平年代就显得过于严苟了。更何况由于统一时间尚短，原东方六国百姓对严格的新制度还未适应，对新权威的忠诚度不够牢固，对征服者仍心存愤恨。严酷的环境必然激起民变，内战爆发了。经过近四年惨烈的战争，秦朝灭亡，汉在秦的废墟上建立。战争给中国文明区造成了极其巨大的损失，人口凋零，百业萧条。而此时，在长城外面，冒顿单于统一了匈奴。匈奴人趁秦汉战乱之机翻越长城，重新侵夺富庶的河套地区，并再次大规模入侵中原。汉朝开国皇帝刘邦曾亲率大军进击，结果全军覆灭，可见匈奴的强大。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地区也在秦汉交替之际相继独立为东海、闽越、南越三个王国。新兴的汉王朝面临着重重威胁。第一部分 11.趋统内敛时代（4）汉朝反击匈奴和重新统一南方是必然的，但当务之急是需要和平的周边环境来充实国力。汉王朝为此忍受难言的屈辱长达五十余年。汉朝廷一方面用屈辱的“和亲”政策稳住匈奴的进攻，一方面让国内休养生息。文帝和景帝时期，汉朝将道家“清净无为”思想应用于政治，对民间生产实行“不干涉”政策，促进了经济发展和人口繁衍。汉朝统治者们认为，秦朝军事化管理方式过于劳民，是它迅速灭亡的主要原因，所以汉朝放松了社会的军事化管制，增加了文官治理力度，缓和了社会矛盾。这就是为史学家称道的“文景之治”。经过五十多年的励精图治，汉朝国力和军力都大为增强，具备了反击匈奴的条件。从公元前133年起，匈奴再次大规模入侵汉朝。汉武帝刘彻放弃屈辱性和平政策，派大将卫青、李广等毫不留情地反击，终于夺回对汉朝有重要安全意义的河套地区，筑起朔方城屯兵。公元前121年，大将霍去病两次出击匈奴，取得空前胜利，匈奴浑邪王率部投降。这次胜利，为汉朝打通了通往西域的河西走廊地区。匈奴失败后，其统治集团认为汉军不具备长途进击能力，于是大举向西北迁移，保存实力，王庭更是北移至瀚海沙漠群以北，以避汉军。公元前119年，卫青、霍去病再次进攻匈奴，深入其境，大败匈奴，霍去病斩敌近七万余，伊稚斜单于向北突围逃走。这是汉匈之间的一次重要战役，从此两国的军事力量对比和战略主动性倒转。不久后匈奴分裂内战，在内战中失败的南匈奴投降汉朝，寻求保护，而北匈奴则在汉朝的再次袭击中灭亡。一直追击北匈奴直到西域之外的陈汤将军，最终斩获北匈奴郅支单于。陈汤将郅支单于的头颅送至长安，并在上书中豪言道：“胆敢犯汉者，虽远必诛”。大汉之威，震慑大漠南北。南匈奴在西汉至东汉的战乱期间又重新独立，接着它又分裂为南北两部，发生内战。匈奴南部在内战失败后重新归降东汉，而匈奴北部则与东汉敌对。东汉大将窦固、窦宪和匈奴南部联军几次进击匈奴北部，取得巨大胜利。汉匈之战中汉朝的胜利，对东西方历史都有着重要意义。北匈奴残部向西迁徙，途中湮没了近三百年后，最终抵达东欧平原。在首领阿提拉的带领下，匈奴又壮大起来，在欧洲烧杀抢掠，和日耳曼游牧民族一道摧挎了西罗马帝国，将西方推进战国时代。汉朝在军事反击匈奴的同时，对西域各国展开了外交行动，寻找同受匈奴欺压的西域国家夹击匈奴，匈奴在西域的仇敌大月氏王国是主要目标。当时大多数的西域国家处在强大的匈奴汗国影响或控制之下。汉朝势力往西域的扩张，首先是为了形成针对匈奴的战略包围，争取战略主动。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大月氏王国，但大月氏人已满足于当前的富足生活，无意与汉朝共击匈奴了，张骞失望而归。但张骞的探险外交却让汉朝了解了西域各国，从此汉朝将西域各国当作交往和通商的重点，著名的“丝绸之路”由此开通。在以张骞、班超等为代表的数代杰出外交使节的艰苦努力下，汉朝赢得了许多西域国家的友谊。因为汉朝与匈奴不同，不但不欺压他们，还帮助他们抵抗侵略，所以像龟兹王国与乌孙王国以及后来的疏勒王国等西域国家，都以归附汉朝或与汉朝结盟为荣，甚至对汉朝形成依赖。汉朝在西域的外交和军事胜利，打击了猖獗的匈奴势力。张骞在西域了解到，从汉朝西南方的部落区经身毒王国（今印度境内），也能到达西域，而且这条路不需要经过匈奴汗国，显得更安全。张骞的建议直接引起了汉朝对西南部落王国区的艰苦开拓。公元前138年至135年，南方的闽越王国进攻东海王国和南越王国，东海南越两国向汉朝求救。汉朝出兵帮两国打败闽越王国后，三国先后向汉朝臣服。至此，汉朝的西南疆域已抵至青藏高原。秦汉时代令中国人永久尊敬，因为这个时代最能体现中华民族积极进取的精神和以弱胜强的智慧。统一的大汉王朝在汉匈之战中所爆发出的巨大力量和民族韧性，给民族带来了大国国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汉”从此成为中国第一大民族的身份的永久代称：汉族、汉字、汉人、汉化，无不以“汉”为图腾。在外戚争斗和宦官专权中，强盛的汉王朝灭亡了。经过三国分裂时代，晋朝短暂地统一了中国。但晋王朝的君主专制更为腐朽，在“世袭正统”继承制下，晋朝第二代立智障的司马衷为帝，引发整个司马皇族的皇位争夺战。晋王室的内战促使北部的游牧民族趁机叛乱和入侵，在晋的北方地区建立起许多割据政权，它们在相互战争中的倏兴倏亡，引发更大的社会动荡（史称“五胡乱华”）。懦弱的晋王朝无力北进统一，甚至无法保住半壁江山。北魏统一北方后，中国文明区进入了南北对峙的南北朝分裂时代。促使中国文明在晋王朝走向消极内敛的原因，除了君主专制制度的腐朽之外，还与中国自汉朝以来将儒家思想定为一尊，过于崇拜有关。第一部分 12.趋统内敛时代（5）儒家是一种集体主义思想体系，它主要提倡“仁”、“义”、“忠”、“恕”。身处乱世的孔子认为，最美好的时代就是已过去的西周王朝，以及更古的尧、舜、禹、汤时代，只有尊重秩序才能让社会走出乱世，因此他以西周社会为蓝本，思考为人处世、伦理秩序和为国之道。孔子提倡“周礼”和“忠君”，要求人们安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种社会角色，其实是要求人们尊重社会秩序。儒家思想提倡道德的高尚性，教导人们要明辩是非正义，“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克已复礼”，做“宁可他人负我，不可我负他人”的君子。由于儒家思想并不适用于“强权即公理”的春秋战国时代，所以孔子游历各国均遭碰壁。进入趋统内敛时代后，统治阶级认识到儒家集体主义思想有利于强化君主统治的权威性、维护国家的和平统一，所以自汉武帝时代的宰相卫绾和儒家学者董仲舒发起“罢拙百家，独尊儒术”运动以来，在权力的保障下，历代统治者均定儒家思想为一尊，孔子也因此被奉为“至圣先师”。但在君主专制时代，儒家集体主义思想的负面表现却往往盖过其正面意义。任何思想，只要将其极端化、宗教化，就容易扭曲它的原意，比如将儒家提倡的“忠君”片面理解为忠于世袭君主，将儒家提倡“周礼”简单地理解为复古就是例子。多元文化交互激荡是文化进步的源动力。文化的进步需要大量的信息交流，所以越是开放交流兴盛的时期，越是文化发展快速时期，比如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西方战国时代的文艺复兴、科学理性大发展时期；相反，越是自我闭塞的社会，文化越衰落。独尊儒术运动，是统治阶级利用儒家的集体价值观来引导民众做“顺民”，建立稳固的统治秩序，它限制了儒家思想发展可以借鉴的文化环境。儒家集体主义思想越纯化，就越使它倒退复古。因而“罢拙百家、独尊儒术”运动其实是对儒家思想的摧残，就像鱼池抽干了活水。统治阶级为显示其社会权威地位，维护封建秩序，对儒家繁文缛节的“礼仪”（周礼）、“正名”与“避讳”反而非常重视，而且提倡一些具有历史局限性的社会礼仪，比如父母死后儿子要守孝三年（乃至十年二十年）等等。由于缺乏法治和良好的利益调整机制，严重的阶级对立使儒家宣扬的道德往往流于空泛，人们反而变得虚伪自私，社会一盘散沙。东汉、三国时期，儒家“士大夫”阶层兴起。这是儒家学说的社会影响尚有正面意义的时代。起初，士大夫们遵循儒家的道德和礼教，力求清正廉洁、任侠尚义、忠心为主，表现优越者会被举荐为官，于是社会上大兴忠义之风；后来受利益驱使，逐渐转变为出过多位士大夫的家族中的道德优越者，才能被推荐为官，于是官场上刮起世袭“门第”之风——一个家族曾任高官的人越多，就越值得信任和尊敬（比如袁绍家族“四世五公”，四代出了五个宰相，受到当世的崇敬），家族成员就越有被推荐出任高官的资格——统治阶层越来越成为排它性的官僚集团，儒家思想的社会实践开始变质了。再到后来，世袭“门第”更是区分出“世家”与“寒门”，只有少数几个家族有资格成为社会的高级门第，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而大部分“寒门”子弟沦为高不成低不就阶层。在晋朝，司马皇族间的争斗极为残酷。为避免为其所害，士大夫官员们开始不敢论政，朝廷议事也越来越脱离社会问题，一股以不问政事和世事为荣的“清谈”之风渐起。晋朝的政治风气和社会风气越来越堕落，丧失了烈性，再也无力抗击游牧民族的进攻、维护国家的统一了。南北大分裂初期，南方的晋朝士大夫阶层仍然受“清谈”之风影响，国家懦弱无力，而北方割据地区却很快消除了这种不良风气。在前秦，宰相王猛在皇帝苻坚的支持下成功改革国政，推行了一些抑制特权阶层、减少贪污浪费、提高行政效率的措施。改革后的前秦社会变得井然有序，国力迅速强大起来，先后灭掉前燕、前凉等割据政权，统一了中国北方，隔淮河与南方的晋朝对峙，伺机南进。在这个往往一支军队就是一个国家的混乱时代，军权至上显然沉重打击了不问实事的儒家士大夫阶层。刘裕夺晋朝皇权建立南宋朝，中国进入南北朝时代之后，南方的懦弱状况开始有所改观，南宋皇帝刘义隆、南梁皇帝萧衍的积极北伐，就是明证。经历二百多年的分裂后，不屈的人们终于冲出重重桎梏，将中华民族从历史的衰微中拉出来，昂首走进强盛而统一的隋唐时代。经过长期战乱，在隋唐时代，儒家士大夫阶层已经收敛起清谈风气，务实有为的帝王将相时有出现，杨坚、李世民、魏征等，中国文明区再一次走进积极进取时代。唐太宗李世民比较能善言纳谏，在魏征、房玄龄、杜如晦等名臣的治理下，初唐呈现一派繁荣景象。在此后长达一百三十多年时间里，唐朝的内政基本修明，对外贸易非常发达。长安城里各国商贾云集、往来频繁。唐太宗李世民时期的“贞观之治”与唐玄宗李隆基时期的“开元盛世”，与汉朝“文景之治”一道，被史学家并列为中国历史上三次大繁荣时代。第一部分 13.趋统内敛时代（6）隋唐时期，北方突厥汗国崛起，屡次进攻中国文明区，对中国安全构成巨大威胁。隋文帝用和亲分化与武力进击相结合的战略对付突厥，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到了唐朝，中国国力大为增强，打得突厥一部分投降，一部分西迁。打败突厥也使中国的北方疆域获得了很大的扩张。在与突厥战争期间，唐朝也与突厥争夺对西域各国的影响，最终西域各国纷纷投向唐朝。许多西域国家为躲避突厥的侵略，甚至举国向唐朝内地迁徙。唐朝在西域设立安西都护府，西域正式成为中国领土。反击突厥的胜利并获得西域，为唐朝赢得了巨大威望。这是中国文明区的统一结合积极内敛的结果。中国处于统一与强大的时代，往往也是对外比较亲和、周边关系比较好的时代，其中尤以唐朝为最。在集体主义文化的影响下，中国皇帝往往自视为“天下共主”，自认为有责任维护“天下”的和平与和谐，总认为周边部族小国的抢夺争斗、贫穷落后，是缺少教化、心智不开所致。中国将集体主义理论应用于处理周边关系，与邻国形成“朝贡”关系，追求“和谐”国际：只要尊敬中国，或承认中国的“家长”地位，中国就会自认为有责任和义务对“后进民族”给予照顾和扶助，帮助它们在摆脱“蛮夷”状态。许多周边小国都奉中国为宗主国，要求中国给予保护，比如朝鲜和越南等。中国基于荣誉感和类似父母长兄般的责任感，总不愿使依靠中国的友邦失望，通常帮助它们抵抗外敌侵略和发展经济文化，有时甚至以博大的胸怀包容它们的一些侵犯中国的错误，而中国得到的，通常只是一个名份而已。在整个趋统内敛史中，中国对藩属国、朝贡国总是持友好帮助的态度。它们只要不在边境骚扰，总能获得中国的大度对待。许多外来民族在战败后向中国归降，往往能得到中国不计前嫌的妥善安排。呼韩邪单于率领南匈奴投降汉朝，汉朝原谅了他们过去的侵略，让他们迁居河套地区，还派兵保护他们免遭北匈奴侵害。汉朝打败北匈奴后，又允许南匈奴回归故地。隋朝时，当启民可汗在突厥内战中失败，投奔隋朝，隋文帝杨坚在朔方筑大利城（河套地区），安置启民可汗陆续来归的部众，并派边防军驻屯保护。突厥屡次攻击启民可汗部众，都被隋朝边防军击退。启民可汗对隋朝非常感激。在唐朝时，日本侵略中国的保护国朝鲜，被唐军打败，但唐朝仍原谅了日本人的“野蛮性格”，大度地允许日本“遣唐使”留学。“遣唐使”回到日本后，通过模仿唐朝，在日本进行了著名的“大化改新”。自唐朝以来，中国与朝鲜有着长达一千年如兄弟手足般的友好关系。为维护朝鲜国的独立和统一，中国多次付出巨大的代价，却未求任何回报。每次战争结束，中国军队都很快撤出，对朝鲜没有任何领土野心。朝鲜作为中国的藩属国一千余年，中国从不干预朝鲜内政，两国感情融洽。相比之下，甲午战争后，朝鲜被迫作为日本的藩属国仅仅过了16年，就在日本的命令下于1910年被强迫合并而亡国。在“天朝大国应有尽有”的自大思维和儒家集体主义利他精神的影响下，中国在“朝贡”制度中对周边邻国的各种付出，也远远大过周边邻国对中国皇帝送上的物品价值。周边一些比较落后的小国与部族，通常向中国皇帝呈献一些奇珍异宝、特产或美女株儒，表示对中国的尊敬与友谊。中国对使节团的进贡更是以丰富的赏赐作为回报，价值往往超过贡物的数倍。朝鲜就曾经因中国赏赐的绸缎过多而发出抱怨，担心打击本国的纺织业。像琉球、越南、暹罗等，对中国都非常恭敬，中国的回报也相当丰厚，它们的使节团每次都是满载而归。中国对进贡的使节团，一向都有良好的照顾。唐朝时，甚至有许多使节到了中国就不愿离开，积累下来滞留的竟达四千名之多，以至于宰相李泌不得不下令驱逐，或由他们自己决定是否留下做唐朝人，可见当时唐朝对各国使节待遇之优厚。有的使节团趁进贡之机带来大量货物做买卖，这种做法有时甚至成为进贡的主要目的，有的国家竟为此希望增加进贡的次数——以内敛的中国为中心的“朝贡”关系，与西方大国对弱国掠夺剥削性质的进贡有天壤之别。正因如此，向中国进贡的小国或部落非常多，在唐朝时更多。唐朝对进贡的国家或部落，一律封它们的领导人为“都督”官衔，并且由史官记录下来，但不会去干预它们的内部事务，有时甚至连这个部落或小国位处何处都不一定了解，但回报一律丰厚。而周边小国，无论朝鲜半岛各国、日本、东南亚地区、西域各国，甚至是一些北方游牧民族，都对获得的这个代表着与中国拉上关系的名份感到是一份荣光而非污辱，诚心诚意接受。中国与周边邻国的“朝贡”关系断断续续地延至清王朝覆灭，长达二千年之久。北方游牧民族一个接一个地崛起，一个比一个血腥好战，始终是中国文明区的巨大威胁。事实证明，中国的包容分化、打击驱逐做法，不但没有震慑住游牧民族，反而助长了游牧民族一代代锲而不舍的掠夺，因而有效性是很值得怀疑的。继突厥之后，北方又崛起契丹民族（辽），然后是女真民族（金），金国的威胁未定，北方又崛起更强大、更好战的蒙古民族。但随着君主专制的腐朽、儒家思想的僵化、社会改革失败和佛道教的传播，在隋唐之后，以汉民族为核心的中国，越来越严重地趋向消极内敛，国民逐渐丧失武勇之风，终于无力阻挡游牧民族的进攻。第一部分 14.趋统内敛时代（7）“成王败寇”现象令帝王们防范夺权造反的压力越来越大，于是他们越来越专注于加强内部管制，不再理会外部世界的变化。君主专制延续时期越长，权力就会越集中，社会禁锢也就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彻底。到了明朝，竟然发展出了严密监视臣民的特务组织“西厂”“东厂”。君主专制进入了极端黑暗时期。儒家思想的独尊化，又从另一方面开始发挥其消极影响力。统治者为了维护其权威，儒家思想总是他们可以借用的最好工具。从隋唐时代起，中国开始实行科举考试制度，以儒家的四书五经为考试标准，这固然是为提拔经世治国的人才，但同样也是统治者禁锢人们思想的手段。宋朝时，儒家学者程颐与其弟子朱熹创立了一个儒家学派“理学”。表面上看，“理学”是儒家学说发展到了一个完善化的高峰，但实际上这却是儒家思想发展已经停滞的标志。“理学”提出“存天理、灭人欲”思想，要求全民学做圣人，动辄将人简单地二分为“君子”“小人”，甚至要求人们走路都要有一定姿态，奔跑和急促的步子，都是轻浮下贱。被极端“君子”思维束缚的官僚们，甚至对外敌也持“君子”式忍让态度，不思积极抵抗，反将提倡变法强国的王安石归于“小人”之类。统治阶级对知识界的控制也越来越强化。他们将儒家学说紧缩成“八股文”，科举考试必须以此为准，严重束缚了思想灵性。明朝时，以王守仁为首的一批儒家学者们建立了一个“阳明学派”，他们宣扬“致良知”、“知行合一”，提倡“行动重于道德说教”，批判朱程“理学”的“假仁假义”。“阳明学派”遭到了守旧的理学家们的强大攻击，慢慢衰落了。明清时代的统治者还大兴“文字狱”，“避讳”制度也发展到了极致。在特务机构的严密监视下，文人们在写作时有些无意中的语句描写，都会被统治者们怀疑为不满专制统治，遭到迫害。于是整个社会都变得战战兢兢，看到听到的是一片的歌功颂德之声。人们的灵性和创造力被完全剥夺了。在民间，佛道教的兴起，也从另一个方面助长了中国文明区的消极内敛。佛教产生于印度，东汉时传入中国。佛教初传中国时还未有完整的教义，以小乘佛教为主，依附于道教发展之下。唐朝玄奘和尚西行取经以后，大乘佛教传入中国，佛教始有完整的教义理论。佛教宣扬因果循环的报应，认为欲望是人生之苦的根源。佛教认为，每个人处在生死轮回当中。一个人只有在生前行善，以“八正道”修行，才能超脱生死轮回之苦，获得永生的解脱。在佛教的避世、禁欲和来世学说里，人们必须为了得到来世的幸福而在现世进行无度的行善和忍让。这种将幸福寄望于来世的理论，非常适合身处苦难却又反抗不了、改变不了的百姓们，使他们逐渐将人生希望寄托在一个虚妄之中。道教以春秋战国时期老子和庄子创立的道家学派为理论基础，东汉时期的方士张道陵创立。道教宣扬“清净无为”，认为人生处世，“做”还不如“不做”，将现世虚无化，容易将人带入缥缈的意境，不切实际地寻找着“清净之地”。佛道教劝人为善，提倡与世无争，清净无为，虽然也能促进人际和谐，但它们是以人的“无欲无求”为前提的，所以佛道教的流行，使民众逐渐弱化了对家庭和社会的责任感，丧失了进取心，最终丧失反抗暴政和外敌侵略的烈性，对社会的发展利少而弊多。治理的失败，外敌的入侵，社会的动荡和百姓的苦难，促使统治阶级当中的一些清醒者发起改革运动。但改革的成功需要具备一定的社会条件，首先是改革派所掌握的权力能长期抵制得住守旧派（既得利益集团）的反扑，使改革措施得以长期坚持。但守旧势力的强大使中国的历次革新总是昙花一现，以失败告终。北宋时，地主官僚阶级的压迫和社会腐败日益加剧，军队士气消沉。对辽国与西夏国年年沉重而屈辱性的进贡负担压在农民头上，农民苦难日深。鉴于形势的危险性，宰相王安石在皇帝的支持下，对经济、政治、军事、教育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史称“王安石变法”。比如颁布“青苗法”，允许农民以农田的预计产量为信用向政府贷款，收获时归还政府，以此扶持农业生产；颁布方田均税法，对全国土地重新进行清查，按土地肥沃程度，分五等交纳赋税；改革服役制度，建立“更戍法”，加强军事训练和武器制造以应对辽国和西夏的侵略；改革教育考试制度，允许考生自由发挥等等。改革受到人民的欢迎，却遭到既得利益集团的极力阻挠，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旧党”）极力反对改革。当支持改革的皇帝逝世后，变法失败了。明朝宰相张居正也对当时腐败横行的政治、废弛的军纪作了一些改革：调查户口，调整赋税，减少穷人负担，裁减官员编制，整顿军纪，任用抗倭名将戚继光镇守北方边疆。但他也遇到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的极力反对，张居正死后，改革措施即被废除。第一部分 15.趋统内敛时代（8）社会改革的失败使中国越来越懦弱不堪，却仍然自以为是强盛的“天朝大国”。在越来越强的外来侵略面前，统治集团却越来越消极避让，将国家安危寄望于劝导侵略者悔悟而不是加强武备上，终于导致亡国。在辽国的步步进逼面前，北宋的退休宰相韩琦在一份奏折中竟然认为宋朝有七项强国强军措施触怒了辽国：在边防区种植树林以阻挡辽国骑兵、建立寓兵于民的保甲制度、边防区各州积极修城挖沟并加强军队训练、建立兵工厂改善武器装备、不放弃武力夺取的吐蕃国河汉地区、不放弃与前保护国高丽的贸易关系等。他认为，为了让辽国相信宋朝的和平诚意，必须将这七项措施全部废除，任由防务溃散、军队衰落。这就是有名的“韩琦七项奏折”，它折射的就是当时宋朝的消极退让、苟且偷安、得过且过的心理。所以宋朝不但无法开拓唐朝时的影响，反而先后被辽国、西夏国、金国打败。其间虽有许多热血将领——比如岳飞，韩世忠等——锐意北伐，但宋政府的懦弱退让终使他们抱憾而归。为了统治的稳固和对侵略者表示和平“诚意”,宋政府更将岳飞父子害死，最后，宋朝为蒙古人所灭。明朝郑和下西洋后，“天朝大国应有尽有”的自大观念再次发酵。为防止倭寇作乱，明政府采用了断绝与外界贸易交往的政策，开始海禁锁国,完全丧失了开拓进取之心，明朝终于为满族人所灭。在元清两朝，汉民族受少数民族统治。元朝时，民族矛盾持续激化，蒙古人极端歧视和暴虐地对待汉族人，汉族人的反抗频繁激烈，最终推翻了蒙古人的统治，建立明朝。而清朝采取“满汉一家”政策（尽管事实上仍不平等），满族统治集团延续了中国传统的治理模式，主动融入汉文化，使民族矛盾趋于稳定，而且清朝前期的数代帝王尚积极有为，于是清朝中国一度繁荣起来。但清朝对思想文化的禁锢仍然非常严重，比如它原版延续了明朝的“文字狱”和“八股文”。社会长期的和平和繁荣，更助长了统治阶级的自大观念和民众的悠游习气。天朝大国观念和文化自信，经济的自给自足,使中国人从不寄望依靠扩张领土和掠夺财富发展自己。这是中国内敛精神的重要表现，儒家圣哲也总是教导人们要懂得“知足长乐”。内敛知足精神强化着人们的家国意识，长此以往，中国人养成了一种强烈的守土归乡习惯。中国的这种知足心态，起初还有一定的开放包容性，政府虽然不一定支持国民去海外开拓殖民，但基于交往和贸易的需要，也不刻意压制。但对外贸易和交往无太多收获，而纠纷却越来越多，使朝廷自然认为这样做无太大意义。为了避免国家遭受外来冲击，有些王朝就采用了减少贸易交流的锁国做法。中国在唐朝时期就有一段锁国史，玄奘为此还差一点取经不成，清朝政府更将对外贸易看成是中国对“蛮夷”的照顾。于是，当中国与西方贸易往来增多，纠纷争执增加时，为减少麻烦，清朝政府决定拒绝对外贸易，乾隆皇帝还专门为此于1759年下达了锁国圣旨。交流的断绝，使中国人更加闭塞，不了解外面世界的发展了。消极习惯发展到极致时，明、清政府不但不支持国民的海外开拓，反而将去海外开拓的侨民们看作不可原谅的叛逆，等同于为追求财富而抛弃父母之邦，去“与蛮族为伍”，是道德上的自甘堕落和出卖国格的行为，称他们为“海贼流民”，与同时期的西方各国政府鼓动国民到海外开拓殖民地，并且武力支持的做法完全相反。明、清政府看着自己的海外侨民被西方殖民者迫害和屠杀，不但不派兵保护，返国者还牢狱伺候。华侨遂在海外成为任人奴役屠宰的孤儿。南洋地区在中国明清时代仍地广人稀，非常落后。郑和下西洋后，中国人向南洋移民谋生较多，到十八世纪末估计达二百万人左右。他们开始以做小生意为生，逐步在当地建立家园。中国人有入乡随俗、行事低调的品性，能跟土著居民亲密相处。从十六世纪起，欧洲殖民者开始向东南亚地区侵略，残酷迫害当地华人。华人与当地人纷纷组织起来反抗，但因为没有国家力量作为后盾，大量华人受到手持现代化武器的欧洲人种族灭绝式的大屠杀。这种大屠杀仅在菲律宾就进行过三次，1603年被西班牙人屠杀二万余人，1639年又被西班牙人屠杀了二万余人，仅一万余人得以幸存，但他们被压入社会最底层，每个人都要缴纳沉重的人头税，还得被迫信仰天主教，1662年，全体华人包括妇女儿童在内，在西班牙殖民军的炮火下全体灭绝。荷兰也是如此。1740年，荷兰人在爪哇首府巴达维亚（雅加达）屠杀中国侨民，一时血流成河，被史学家称为“红河惨案”。为保卫自己的生命财产，在南洋一批有志的中国人走独立建国的道路。比如广东人罗芳伯在印尼婆罗洲（加里曼丹岛）西端坤甸建立芳伯共和国；广东人吴元盛也在印尼婆罗洲北部建立戴燕王国；另外还有福建人吴阳在马来半岛建立王国等等。这些城邦国建立后，它们都向清朝派遣使者，请求成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希望清政府派官员前来联系与管理，可清政府却视它们为叛逆，导致它们都无一例外地被西班牙、荷兰、英国等欧洲殖民者的炮火消灭。许多华侨成了欧洲殖民者的奴隶，或者被贩卖到美国做铁路苦工。在中国处于极端压抑和自闭状态中时，西方侵略者从海上到来了。西方世界不仅在军事上远远强过历代游牧民族，而且带来了与中国完全不同的文化和社会治理模式。于是，二千年来中国人引以为豪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秩序，都面临着全方位的冲击。其力量之大，甚至打破了中国人二千年来一直怀有的“先进大国”的自信心，也首次促使中国人彻底反思本国文明。中国进入了一个长达百年的重新认识、重新定位自我和世界的大变革时代。反侵略战争、变法图强、起义革命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旋律。中国思想界也迎来一个中西思想多元激荡的黄金时代。终于，侵略者被赶出了中国,延绵数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被彻底推翻，民主共和成为国家制度的新模式。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和自由民主思想在中国广泛传播，儒家思想也得到了社会的重新认识和诠释，而宗教被边缘化。中国人终于抛弃了束缚人性和社会进步的封建礼教糟粕，重新发扬了传统集体主义文化中的仁义忠勇、爱国团结、尊师重教精神。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集体主义文化的结合，在中国建立起新的集体主义文明。古老的中国终于走出消极时代，重新找回了大国自信和文明雄风，再一次焕发出勃勃生机。第一部分 16.新时代，趋统内敛史的延续（1）五千年不间断地文明传承和趋统内敛时代的王朝循环，塑造了中国人独有的历史延续感。中国人非常关切国势的长期盛衰,普遍将国家从0广受敬畏到无法自保的根源，首先归结为文明内部的自我衰落。对中国人来说，唐朝之前的历史才可以真正称为“古代史”。这是一段在挫折中走向强盛的历史，一个个不可一世的侵略者，匈奴、突厥，无不在中国人面前败亡。“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见证了中国历史上最为人称道的“开放”和“大治”。中国人从中也领悟了许多“治乱与强国”的文武手段——但历史已经远去了。而自宋以来至鸦片战争时期的历史才是中国人的“近代史”。在这段历史里，中国虽然没有长期分裂，但由于腐朽僵化的封建统治者仍沉浸在“天朝上国”的世界中心观里懦弱退让、苟且偷安，整个社会也大兴悠游奢靡之风，结果国破家亡。晚清思想家严复就曾说过：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宋人所造就什八九。政治的腐朽、思想的禁锢，使奋而反抗的民族烈性低落下来；宋与元、明与清的交替，更沉重打击了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国人的自信，所以在遭到西方与日本侵略的时代，中国出现了大量汉奸——这段历史并没有走的太远，值得中国人深刻反思。而最令现代中国人刻骨铭心的,是鸦片战争至新中国建立之间的百年苦难史。它就发生在昨天，每一个细节还历历在目。僵化而自大的中国被一刀砍倒，直到在奄奄一息中渐渐苏醒过来。长期闭关自守的中国人，第一次看到想象之外的真实世界，一切引以为豪的东西，都变得不堪一击，失落感可想而知。中国人一时间不知如何应对突如其来的纷繁复杂、战乱迭起的局面，在新“夷狄”的进攻面前感到空前的无助。尤其是日本，竟然将中国当成屠场，任意为之——这块大伤疤才刚刚缝合起来，等待愈合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历史翻过了不忍卒读的“昨夜”。新中国五十多年的历史，不过是凌晨的阳光刚刚扫开薄雾。文革的灾难，正是百劫之后为终于胜利而迸发建设热情的人们，还未来得及总结以往的历史，在探索前进的道路时所走的一段弯路。最初的狂热消失后，人们才开始冷静地辨别前进方向。从近三十年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来看，中国已基本找对了强国的方略。趋统内敛史塑造了中国文明。现代中国与王朝时代绝然不同，但在关注长期历史演变的中国人眼里，它依然是五千年文明史在新时期的延续：文明盛极而衰，走到底谷，现在正处在“伟大复兴”时代的开端。随着清王朝覆灭与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中华民族终于摆脱了君主专制，进入了民主共和时代。今日中国面临的时代机遇，可比于秦汉初统之时，展现在中国文明面前的，是全新的形势与广阔的发展前景。中国人从此开始了文明再造工程。西方世界带来的主权概念，强化了中国“大一统”的外延，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将内敛的中国又一次推进积极进取的时代:一个向前的、开放的，面向理想和未来的而非复古保守的，自由民主而非独裁专制的全新的时代。在西方的侵略面前无力还手的局面、对外交往的日趋频繁,使中国人清醒地看到了国家的落后与真实的世界。“天朝上国”观念成为旧时代封建统治集团愚昧无知的代名词,被中国人抛弃。历史已经证明大一统是确保中国文明区和平安全的首要条件，所以文明区的大一统已成为中国文明区最重要的原则和正义，尤其在当今丛林化的国际现实下，团结更成为中华民族生存最可依赖的力量所在。几千年趋统史和不间断的集体主义文化传承，塑造了中国人的浓烈的家国情怀。中国人对国家有先验于个人，家庭、家族存在的认同，即先有国后有家，比任何民族都更体会得“祖国”二字的含义。中国人的爱国无任何先决条件，是一种溶进血液中的国家认同，无论国家贫富、国际地位高低、政府有能无能。在中国人的自我认识里，所谓中国，就是指这块安身立命数千年的土地。这块土地不仅属于现代中国人，也属于过往数千年的中国人，每个人都能在这片土地上为自己上溯几十乃至数百代。无论尧舜禹汤、秦皇汉武，文如孔孟，武如关岳，在中国，就算大字不识者,也能津津乐道于诸葛的神算、张飞的莽撞、包龙图的铁面。除夕年味、元宵灯会、清明祭祖、端午龙舟、中秋团圆，中国人有共同的习俗；龙凤图腾、盘古玉帝、鹊桥相会，中国人拥有共同的神话；诸子百家、唐诗宋词、正史野史、四大名著、京戏武术，中国人拥有共同文化艺术和明辨的是非正义观——这一切，都是无需宗教引导也自然存有的强大向心力，无论游子天涯何处，无不时感故土召唤的归乡浓情。第一部分 17.新时代，趋统内敛史的延续（2）大一统和儒家文化塑造了中国人特有的集体主义思维模式。当国家观念深入人心，人们就会将国家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为国奉献成了光荣的、无条件的行为。许多中国人甘愿为国家的事业隐姓埋名一世，付出一切……在国家遭遇劫难的年代，血性中国人纷纷站出来，为国家独立富强不计私利地奔走，组织起强大的怯敌力量，甚至可以为国家独立承受大量伤亡。现代政治学者们可以给出各种各样的国家定义，但中国人早已将中国首先当成是一个区别于外面世界的世界，内部的纷扰与外界的争斗完全是意义分隔的两重天，国家主权已立二千余年。因此中国人比发明主权概念的西方人更坚决地捍卫着国家的主权。这是中国与许多大国立国基础的不同之处。今天的中国人民仍然在为国家的统一、强盛而奋斗不息，将为维护国家统一和独立自主而战看成是最大的正义行动，将分裂国家者看成民族罪人。为国家统一而战的军队，拥有强大的民众基础和战斗力。解放战争中，解放军无视苏联的劝阻和美国的敌视，仍然打破长江分界，并迅速解放西藏和新疆。正因为中国是一个追求文明区一统的文明，所以中国人决不放弃对台湾的主权要求，在努力推动和平统一的同时，也为国内外的分裂阴谋做好了“不惜一切代价”的摊牌准备——中国文明区的统一，具有任何有形“代价”无法收买或交换的神圣性和正义性。中国对国家统一的维护，还体现在社会制度设计方面。中国仍然是个单一制国家，与当今其它世界大国——比如美国、俄罗斯、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联邦制或联盟制大国——有很大的不同，更别提松散的独联体、英联邦了。而且，中国还拥有一个奉行集体主义的国家核心（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由维护国家原则的民众组织而成，它超然于易受操纵、多变不定的自由民意之外，与西方的国家原则不固定的自由政党完全不同。中国共产党的原则性和引导作用，使中国民众不易被外部反华分裂势力挑唆，强化了中国的统一状态。国力的极度衰落和社会的极度消极，曾使中国人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大规模侵略的时代发生了巨大的分化。一部分人对国家和文明前途完全丧失了信心，在个人权位和利益的驱使下，堕落成为汉奸；一部分人意志薄弱，对国家前途不太自信，在犹豫中投入抗战，在大敌当前的危险时刻仍不忘狭隘的阶级利益而挑动内斗，成为骑墙派。然而也正是在这个时代，大部分有血性的中国人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带领下团结起来，在毛泽东“持久战”思想的指引下重新树立起必胜的自信心，积极投身抗战。八年抗战，中国人终于以弱胜强，第一次战胜了一个穷凶极恶的西方大国的全面侵略。抗日战争及其后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消极内敛的中国走向积极内敛的转折点。毛泽东“原子弹并不可怕”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豪气，极大地振奋了百年来几度萎靡的民心士气。正是受强烈地积极内敛思维的推动，面对世界两个超级霸权大国的封锁禁运、军事威胁和几乎整个西方世界的敌视，中国人奋发起来，在毛泽东主席“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号召下，在“一穷二白”的年代里，仍然史诗般的自主建立起工业基础，成功完成“两弹一星”工程。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当天，中国政府就宣布了“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这是所有核大国中唯一的，充分显示了即使处在贫弱年代的中国，仍然具有不依赖霸权主义求和平的大国自信。这是中国人爱好和平正义、社会处于积极内敛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正因为中国处于积极内敛状态，所以中国在保卫本国的领土和正当利益的同时，无意窥伺他国的领土和资源。在美国插手朝鲜半岛的统一战争，轰炸中国东北后，应朝鲜政府的请求，中国出兵“抗美援朝”，待到局势稳定，就按协议从朝鲜撤军了（相反，美国军队违反中美同时撤军的协议，至今仍留在朝鲜半岛），并不寻求控制邻国；1962年，中国击溃印度军队的侵略后，为了创造和平谈判的环境，军队主动退回之前的实际控制线；1979年，中国反击越南的侵略，在有效杀伤越军发动侵略的有生力量后，也立即主动而迅速地撤军。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在他的《未来列强》一书中指出：世界所有大国都进行过大规模扩张与侵略，唯独汉民族的中国是个例外。也正因为处于积极内敛时代，中国才会在判断“世界大战一时打不起来”的时代，主动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在生产力水平还十分低弱的时代，中国仍然努力寻求加入世贸组织（关贸总协定），积极融入国际竞争环境，自信地走向世界。与许多国家在全球化时代有被迫开放、被迫接受不公正待遇的想法不同，中国进入国际体系是主动自发的选择——是对闭关锁国史、百年挨打史反省后，具有长远眼光的选择。“计划生育”政策和粮食增产政策，是中国积极内敛的另一个具体例证。中国人尽量自我解决生存问题，而不是依靠对外扩张、掠夺资源的方式来养活自己。其实，无论在能源获取、科技发展还是在人才培养等各项事业中，中国都首先立足于自身。在对外贸易和交流中，中国也首先坚持双向共赢原则，避用逼迫手段。第一部分 18.新时代，趋统内敛史的延续（3）这就是中国文明的引人注目之处。中国文明是一种成熟的集体主义内敛文明，其精华之一便在于懂得“节制”，懂得人类从自然界获益的有限性和人与人之间的利益调和性，懂得由已及人的“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国文明所蕴含的和平和谐理念，是西方主导下的当今世界恰好最缺乏的部分。马克思主义将中国传统集体主义改造成“向前看”、“重物质”的新集体主义，即社会主义。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打破充斥中国社会数千年的阶级压迫现象、充分解放社会生产力的需要。只有奉行“唯物论”（无神论）的人，才更能够客观超然地看待宗教信仰，不为宗教派别之间的相互偏见所左右，才能与各种宗教信徒友好相处并公正地调解不同宗教团体和信仰之间的纠纷。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主导地位，也使中国社会成为一个“唯物论”主导的，各种宗教信仰和平相处的“统一又多元”的社会。今天的中国，从国家宪政制度到国民思想观念，从国家经济管理到民众日常生活，西方的影响无处不在。民国时期的中国还采用王朝时代的纪年方式，而新中国从建立起就改用了西式公元纪年；中国国民深受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平等、主权等思想影响，议会制、政党政治、选票选举等，都是在西方民主思想基础上的中国化设计；中国政府的国家管理，也基本照搬了西方模式；中国采用西式教育模式，托佛、MBA的流行表明，中国的教育理念也越来越西方化；中国大量吸收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鼓励发明创新。乃至中国人的生活和文化都越来越西方化，圣诞节、情人节、西餐、歌星影星球星、流行音乐、影视选秀，露脐装、婚前同居，中国年轻人总是撇开社会大众的眼光而特立独行，前卫程度与西方年轻人没什么两样；甚至于中国城市高楼的样式、婚嫁礼俗都向西方看齐——走西方道路的日本人还保留了和服古装、木屐与日式小楼，保留着天皇年号纪年制，同样奉行西方民主的印度人也保留了他们的许多传统，比如服饰与婚嫁传统，可是中国人几乎都已将它们交给了影视戏剧。从整体上看，现代中国人对西方思想观念的接受程度，其实已超过包括日本人和印度人在内的许多非西方国家。不过，尽管中国与西方交流甚密，外表与西方无甚区别，但中国人的集体主义文明特质和内敛思维却并没有多大的改变。中国仍然走在趋统内敛道路上，拒绝了西方的丛林发展模式。作为一个拥有广大的国土和世界上最庞大的人口的大国，中国的确应该追求超级大国的实力，因为这原本就是一个大国应有的正当追求，但内敛的中国人却从来都将弱肉强食和霸权主义看作野蛮落后国家的“非文明”表现。中国历来对兵凶战危有深刻记忆，“师之所处，必生荆棘”，“大兵之后，必有凶年”，“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故有“兵者乃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的告诫。于是，就连中国的兵法也处处透着和平内敛的痕迹。中国兵法首重战略全局和智谋策划，武力“斗勇”总是处于配合者的地位。《孙子兵法》通篇最重要的原则思想是“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其下攻城”，将攻城战列为下策。中国兵法最为历代军事家所尊崇的，就是这种在和平中谋战略主动地位，而非一味杀戮的积极内敛精神。技术的进步，使任何国家都已无法依靠高山大川阻绝外敌。在中国周边，大国小国林立，随着对外交流的增多和西方世界的挑拨，中国卷入周边冲突的机率偏大。“地利”方面的相对不足，迫使中国努力在“人和”方面下足功夫弥补，然后才能求得“天时”——抓紧国际总体缓和的机遇——促进国家发展。周边与世界的基本和平，是现代中国得以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因此，中国不可能主动破坏和平。中国集体主义内敛的文明模式，有助于促进周边和世界的和平。今天的中国，正积极提倡着多极和多赢。中国一方面竭力发展国力，一方面在国际上竭力推动建立利益共享机制和风险防范机制，帮助周边邻国和非洲穷国的经济建设；一方面竭力推动和平，积极倡导主权原则与和谐国际理念，不干涉他国内政，一方面奉行积极防御政策，竭力加强军事实力，主动扩大安全边界，并不因国际形势的相对和平而稍有懈怠，也不刻意为“取信”于充满偏见的西方世界而放慢军备建设速度。中国正处于典型的积极内敛时代。而西方世界对此的反应，却真是一个讽刺：西方一方面通过全球化，向中国灌输西方自由民主和自由市场经济，逼迫中国放弃“不干涉他国内政”原则，竭力将中国拖进西方主导下的丛林战国世界；另一方面又害怕中国利用全球化增强国家实力和竞争力，然后摆脱西方的控制，反击西方。于是在中国越来越开放，逐渐强大起来时，西方却逐渐开始反对全球化，毁弃曾大力倡导的“开放自由”信条，转向保护主义，“中国威胁论”也越炒越凶。中国的文化、世界观和思维方式早已自成体系——在中国人看来，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共存怎能如兽群争食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