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江西派的诗文方法　　○一 黄庭坚的反讪谤与重法度　　欧苏的改革文学，奠定了文的楷模，诗则成就虽大，规矩苦少，指示后人规矩的要推黄庭坚（一○四五～一一○五）。他是苏门学士，却与苏轼异趣：　　第一，苏诗时含讥刺，黄则反对讪谤。答洪驹父书云：　　东坡文章妙天下，其短处在好骂，慎勿袭其轨也。（豫章文集，四部从刊本卷十九）　　书王知载朐山杂咏后云：　　诗者人之情性也，非强谏争于廷，怨忿诟于道，怒邻骂坐之为也。其人忠信笃敬，抱道而居，与时乖逢，遇物悲喜，同床而不察，并世而不闻，情之所不能堪，因发于呻吟调笑之声，胸次释然，而闻者亦有所劝勉，比律吕而可歌，列干羽而可舞，是诗之美也。其发为讪谤侵陵，引颈以承戈，披襟而受矢，以快一朝之忿者，人皆以为诗之祸，是失诗之旨，非诗之过也。（集廿六）　　这一则恐怕是征于苏轼的因诗获罪，几至丧命。二则苏轼是诗人，也是文人，还勉强可以说也是政治家，有抱负，有见解，所以他对于文学主张“立意”，见到与他的意志相反的措施，自然不免讥刺。黄庭坚则是纯粹的诗人，不惟对政治没有多少兴趣，对议论文章也感觉淡漠。陈师道说他“短于散语”。（后山诗话卷二）人与秦少章书云：“庭坚心醉于诗与楚词，似若有得，然终在古人后。至于议论文字，今日乃得付之少游及晁张。”（集十九）自然会觉得无须讪谤。　　第二，苏重天成自得，黄则计求布置法度，与王庠周彦书云：“见东坡书黄子思诗卷后，论陶谢诗、锺王书，极有理。尝见之否？”（集十九，目录作与王商彦书）止是重视他的“论陶谢诗，锺王书”，并不重视他的天居自得的论旨。　　王直方诗文发源（即值方诗话）引山谷云：　　作诗如作杂剧，初时布置，临了须打一诨了，方是出场。（引见王构修辞鉴衡，指海本卷一，又见陈善扪虱新话卷二）范温潜诗眼引出谷云：　　文章必谨布置，每见后学，多告以原道命意曲折。后予以概考古人法度，如赠韦见素诗云，“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此一篇立意也，故使人静听面具陈之耳。自“甫昔少年日”，至“再使风俗淳”，皆儒冠事业也。自“此意竟萧条”，至“蹭蹬无纵鳞”，言误身如此也；则意举而文备，故已有是诗矣。然必言其所以见韦者，于是有“厚愧真知”之句。所以真知者，谓传诵其诗也。然宰相职在荐贤，不当徒爱人而已，士故不能无望，故曰“窃效贡公喜，难甘原宪贫”。　　果不能荐贤，则去不可也，故曰“焉能心怏怏，只是走”，又将入海而去秦也。然其去也，必有迟迟不忍之意，故曰“尚怜终南山，回首清渭滨”。则所知不可以不别，故曰“常拟报一饭，况怀辞大臣”。夫如此是可以相忘于江湖之外，虽见素亦不得而见矣，故曰“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终焉。此诗前贤录为压卷，盖布置最得正体，如官府甲第厅堂房屋，各有定处，不可乱也。韩文公原道与书之尧典盖如此，其他皆谓之变体可也。盖变体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出于精微，夺乎天造，不可以形器求矣。然要之以正体为本，自然法度行乎其间。譬如用兵，奇正相生；初若不知正而径出于奇，则纷然无复纲纪，终于败乱而已矣。（引见胡仔苕溪渔隐丛话集卷十，又见草堂诗话卷一，竹庄诗话卷五，诗话总龟后集卷卅一，修辞鉴衡卷二）　　他矜重布置法度的正体，以为若不知正体，而径出于“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的变休，“则纷然无复经纲，终于败乱而已矣。”和苏轼的“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显然违牾，说不定就是对苏而发。与王观复书第一首云：“往年尝请问东坡先生作文章之法，东坡云：’但熟读礼檀弓当得之。‘既而以檀弓二篇读数百过，然后知后世文章不及古人之病如观日月也。”（集十九）好象黄的讲求布置法度系得之于苏。葛延之问作文之法，苏轼告以天下事散在经子史中，可以“意”摄用，黄庭坚分析杜诗，也首拈“一篇立意”。但二者差别很大：苏所重视的是“意”，有意才能和经子史中之事；黄所重视的是“法”，有法才能安置一篇之意。次韵报杨明叔云：“文章者，道之器也。”（集六）题王子飞所编文后云：“鄙文不足传，世既多传者，因欲取所作诗文为内篇，其不合周孔者为外篇。”（集廿六）好角不止重视意，而且重视道，──重视周孔之道。但道是针对不道而言，所以韩愈原道必要辟佛老，元白作诗必要“泄道人情”，“补察时政”。黄氏既不作议论文字，又反对讪谤侵陵之诗，则其谓文章为道之器，不过是借重旧说，装点门面而已。既不要内容的议论讪谤，当然止有专力于形式的法度布置，由是又使诗由人间世上转于艺术宫里。不过止是转于艺术宫里，并未转于淫丽窠臼，所以与六朝五代不同。自然，这也是政治社会与文学历史的促之使然。本来这时期的文学已走上载道述志，不料王安石一派当国，对元党人，狠狠的贬谪流放，虽肖主汉末党锢的残酷，可是善感的诗人已经怵目惊心，不敢议论，不敢讪谤，不得不躲到艺术宫里，专门致力于布置谨严、格律精善的技术。　　致力技术的为功为罪，我不愿多嘴饶舌，我止愿指出在宋代实始于黄氏。吴五总志云：　　山谷老人......始受知于东坡先生，而名达夷夏，遂有苏黄之称；坡中喜出我门下，然胸中似不能平也。故后之学者，因生分别，师坡者萃于浙右，师谷者萃于江右。以余观之，大是云门盛于吴，林济盛于楚。云门老婆心切，接人易与，人人自得，以为得法，而于众中求脚根点地者，百无二三焉。林济棒喝分明，勘辩极峻，虽得法者少，往往崭然见头角，如徐师川、余荀龙、洪玉父昆弟、欧阳元老，皆黄门登堂入室者，实自足以名家。（《知不足斋丛书》本）　　这是苏黄两派的盛衰主因，一般人大都缺乏创作的天才，也缺乏独辟蹊径的能力，心心念念的希望着有一位大师指示方法，自己好死心踏地的追随模仿。所以苏轼的教人“随物赋形”，虽“老婆心切”，“而于众中求脚根点地者，百无二三”；他死了以后，人亡政息，更很少有人效法。黄庭坚有布置法度，使人容易描绘，可以“崭然见头角”；他死了以后，人亡法在，更形成有力的诗派。　　黄庭坚的讲求布置法度，自然基于他的轻视议论讪谤，可也因为出于苏轼，求所以胜于苏轼──最低异于苏试，不能不有所转变。王若虚滹南诗话云：　　鲁直欲为东坡之迈往不能，于是高谈句律，旁出样度，务以自立而相抗，然不免居其下也，彼其劳亦甚矣哉！向使无坡压之，其措施意未必至是。（滹南遗老集，四部从刊本卷卅九）　　除了诋之词，是很合事实的。　　○二 陶杜诗的规摹　　天成自得发于已，法度布置得于人，所以黄庭坚教人规摹人，在无数的古人之中尤要规摹陶杜，陶杜二人中尤要规摹杜甫，杜甫诗中尤要规摹到夔州以后所作。赠高子勉云：　　拾遗句中的眼，彭泽意在无弦，顾我今年六十，付公以二百年。（集十二）　　与王庠周彦书云：　　所寄诗文，反复读之，如对谈笑也。意所主张，甚近古人，但其波澜枝叶江若古人尔。意亦是读建安作者之诗与渊明子美所作，未入神尔。（集十九）跋书柳子厚诗云：　　予友生王观笔作诗有古人态度，虽气格已超俗，但未能从容中玉之音、左准绳、右规矩尔。意者读书未破万卷，观古人之文章未能尽得其规摹，及所总览笼络，但知玩其山经黼黻成章耶？故手书柳子厚诗数篇遗之，欲知子厚如此学渊明，乃为能近之耳。（集廿六）　　这都是在教人规摹古人，尤其要夫摹陶杜。与王观复书第一首云：　　好作奇语，自是文章病，但当以理为主，理得而辞顺，文章自然出群拔萃。　　观杜子美到夔州后诗，韩退之自潮州还朝后文章，皆不烦绳削而自合矣。（集十九）　　第二首亦云：　　但熟观杜子美到夔州后古律诗，便得句法简易，而大巧出焉。平淡而山高水深，似欲不可企及，文章成就，更无斧凿痕，乃为佳作耳。（同上）　　“韩退之自潮州还朝后文章”是陪衬，“杜子美到夔州后诗”，是主旨，所以第二首便止说杜诗，不言韩文。黄氏常请人建大雅堂，刻杜子美在东西川及夔州所作诗，并不刻韩退之自潮州还朝后所作文。刻杜子美巴蜀诗序云：　　自予谪居黔州，欲属一奇士而有力者，尽刻杜子美东西川及夔州诗，使大雅之音，久湮没而复盈三巴之耳。而目前所见，录录不能办事，以故未尝发于口。　　丹棱杨素翁扁舟，蹴犍为，略陵云，下胡鄢，访余方戎州，闻之，欣然请攻坚石，摹善工，约以丹棱之麦，三食新而毕，作堂以宇之，予因名其堂曰“大雅”，而悉书遗之。（集十六）　　又作大雅堂记云：　　丹棱杨素翁，......闻余欲尽书杜子美两川夔峡诸诗，刻石藏蜀中好文喜事之家，素翁粲然向余请从事焉。又欲作高屋广楹，庥此石，因请名焉。余名之曰“大雅堂”，而告之曰：由杜子美以来四百余年，斯文委地，文章之士，随世所能，杰出时辈，未有升子美之堂者，况室家之好耶？余尝欲随欣然会意处，笺以数语，终以汩没世俗，初不暇给。虽然，子美诗妙处乃在无意于文。夫无意而意已至，非广之以国风雅颂，深之以离骚九歌，安能咀嚼其意味，闯然入其门耶？　　故使后生辈自求之，则得之深矣。（集十七）　　这都是在教人规摹杜诗，尤其要规摹到夔州以后所作。黄庭坚与徐师川书第一首云：“其未至者探经术未深，读老杜、李白、韩退之诗未熟耳。”（集十九）　　又题李白诗草后亦云：“余评李白诗如黄帝张乐于洞庭之野，无首无尾，不主故常，非墨工椠人所可拟议。吾友黄介读李杜优劣论曰：“论文政不当如此，余以为知言。”（集廿六）潜溪诗眼引山谷云：“学才若不见古人用意和，但得其皮毛，所以去之更远。”所举的例证系李太白诗，并盛称太白妙处。（引见渔隐丛话前集卷五，又竹庄诗话卷五，诗林广记卷一）据知他也教人规摹李白韩退之，但比观确论，知以陶杜为主，陶杜中又以杜甫为主，杜甫诗中又以夔州以后作为主。陈师道后山诗话卷一引黄鲁直云：“杜之诗法，韩之文法也。诗文各有体，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故不工尔。”（后山集卷廿八）知对于韩诗比较轻视。　　李白长于杜甫，普通都称李杜，不称杜要。黄庭坚以杜甫置李白之上，正同于王安石选四家诗的首杜末李，意谓杜高于李。称赞黄介的反对优劣李杜，亦见后山诗话卷二，（后山集廿九）疑彼袭此，非此袭彼。黄以前的优劣李杜的，首为元稹的崇杜卑李，见所作杜工部墓志铭，（详四篇四章一节）不名李杜优劣论；次为欧阳修的崇李卑杜，见所著笔，正名李杜优劣说，疑指此而言。果尔，则是不赞在优李劣杜，正是因为他推崇杜甫，所以不容人抨击。后山诗话卷一云：“唐人不学杜甫，惟唐彦谦与今黄亚夫庶、谢师厚景初学之。鲁直，黄之子，谢之婿也，其于二父，犹子美之于审言也。”此外，王安石也学杜甫，辑老杜诗后集，在序里说： “世之学才至乎甫而后为诗，不能至，要之不知诗焉尔。”（临川集八四）黄是王的乡后辈，虽政学异派，但学杜颇疑受其影响。吴聿观林诗话引山谷云，“余从半山（王安石）得古诗句法”，那末律诗或也有得于半山。但有理论有方法的规摹杜甫，还是应当首推黄氏。黄氏所领导的江西派也都以杜甫为法，由是杜甫逐渐的成为“诗圣”，而李白遂相形见拙了。　　黄的规摹杜甫不足奇异，重视格律，主张多读融古，都与杜甫相近。（参四篇三章三节）陶诗简放自然，黄也奉为圭臬，看似奇异，实也有他的渊源与原因。　　黄是苏门学士，虽与师门异趣，但也不无同好。苏喜爱陶诗，又对柳配陶，奉为二友，黄也以柳为学陶阶梯，可见他的规摹陶潜，大概受于苏轼。黄讲求法度布置，举杜赠韦见素诗为正体，可是尤喜到夔州以后诗的“无意于文”，“不烦绳削而自合”，这便与陶诗相近。所以黄的规摹陶杜，是由杜以至于陶；黄的讲求布置法度，是由有法以至于无法。　　杜甫多读融古，但对潜很少称道，有之如《遗兴五首》云：“陶潜俗翁，未必能达道，以其著诗集，颇亦恨枯稿，达生岂是足，默识盖不早，有子贤与愚，何其挂怀抱。”（杜集七）虽不是就诗而言，但也可见他对陶并不十分推崇，这也是由于气味的不大相同。黄庭坚也不是不知陶杜异趣，跋欧阳元老诗云：“此诗入陶渊明格律，颇雍容，使高子勉追之或未能；然子勉作唐律五言数十韵，用事稳贴，置字有力，元老亦未能也。”（集廿六）跋高子勉诗云：“高子勉作诗以杜子美为杜准，用一事如军中之令，置一字如关门之键。”（同上）则陶诗的格律是“雍容”，杜诗的格律是“用事稳切，置字有力”。可是他偏要以陶杜并称，都奉为规摹的范本，这也是由于他的要以有法做到无法，──做到“无意于文”。　　“无意于文”是诗的最高境界，登到最高境界的阶梯仍是法度。名贤诗话载：　　黄鲁直自黔南归，诗变前体。且云：“须要唐律中作活计，乃可言诗，以少陵渊蓄云萃，变态百出，虽数十百韵，格律益严，盖操制诗家法度如此。”（引风修辞鉴衡卷一）　　据宋史本传，黄氏自黔南归已在晚年，仍要“操制诗家法度”，并不能“无意于文”。题意可诗后云：“渊明则所谓不烦绳削而自合者。”又云：“巧于斧斤者多疑其拙，窘于检括者辄病其放。孔子曰，宁武子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渊明之拙与放，岂可为不知者道哉？”（集廿六）的确他也止是道得出，并未做得到。　　○三 点铁在金与夺胎换骨　　规摹的范本是陶杜，规摹的方法是“点铁成金”与“夺胎换骨’。答洪驹父书第二首云：　　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　　古之为文章者，真能陶治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集十九）　　宋谷祥野老纪闻引山谷云：　　诗意无穷，人之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无穷之意，虽渊明少陵不能尽也。　　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规模其意，形容之，谓之夺胎法。（野客丛书附录，稗海本，又见范文冷斋夜话）　　“点铁成金”还可以勉强说是推陈出新，“夺胎换骨”则直然是偷梁换柱。　　吴曾能改斋漫录云：“山谷作诗所谓一洗凡马万古空，岂肯教人以蹈袭为事乎？”　　但“点铁成金”见黄氏文，绝无可疑；以“点铁成金”证“夺胎换骨”，似亦可信据。本来古体诗完成于汉魏南北朝，律体诗完成于唐，自宋发后并没有新的体裁，因亦没有新的创造，止有旧的模仿。旧的模仿的绝好方法就是“点铁成金”　　与“夺胎换骨”，特别是“夺胎换骨”尤为不二法门，自黄庭坚以后的诗人，尤其江西诗派，大都奉为不传之秘。耳目所知，宋代谈诗的书，野老纪闻冷斋夜话以外，如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二），严有翼艺苑雌黄（引见渔隐丛话后集卷十九），诗话总龟（后集卷一），诗人玉屑（卷八），魏庆之诗人玉屑（卷八），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十九），阮阅诗话总龟（后集卷二），李颀古今诗话（引见修辞鉴衡卷一），陈善扪虱新话（卷五，），马永卿嫩真子（卷二），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三），吴五总志，都对夺胎换骨有所讲述，而讲述得最详的当为俞成的萤雪丛说卷上云：　　文章一技，要自有活法；若胶古人之陈迹而不能点化其句语，此乃谓之死法。　　死法专祖蹈袭，则不能生于吾言之外；活法夺换骨，则不能毙于吾言之内。毙吾言者生吾言也，故为活法。伊川先生常说：“中庸‘鸢飞戾天’，须知天上者更有天；‘鱼跃于渊’，须知渊中更有地。会得这个道理，便活泼泼地。”吴处厚尝作剪刀赋，第五隔对：“去爪为牺，救汤王之旱岁；断须烧药，活唐帝之功臣。”　　当时屡窜易，唐帝上一字不妥帖，因看游鳞，顿悟“活”字，不觉得舞足蹈。吕居仁尝序江西宗派诗，若言灵均自得之，忽然有入，然后惟意所出，万变不穷，是名活法。杨万里又从而序之，若曰学者属文，当悟活法。所谓活法者，要当优游厌饫。是皆有得于活法也如此。吁！有胸中之活法，蒙于伊川之说得之；有纸上之活法，蒙于处厚、居仁、万里之说得之。（文章活法条，稗海本）　　可见自作江西诗社宗派图的吕居仁，至“始学江西诸君子”（荆溪集序）的杨万里，都沿用这种方法，宣扬这种方法，并且锡以嘉名，叫做“活法”。直到金时的王若虚始痛加针砭，所作诗话三卷，大旨就在崇苏抑黄，斥“夺胎换骨”　　与“点铁成金”云：　　鲁直论诗有“夺胎换骨”“点铁成金”之喻，世以为名言，以予观之，特剽窃之黠者耳。（滹南遗老集，四部丛刊本卷四十）　　又常因为“山谷于诗，每与东坡相抗，门人亲党，遂谓过之，而今之作者亦多以为然”，由是“戏作四绝”，后两绝云：　　戏论谁知是至公，蛑蝤信美恐生风，夺胎换骨何多样，都在先生一笑中。　　文章自得方为贵，衣钵相传岂是真？已觉祖师低一着，纷纷法嗣复何人？　　（集卷四五）　　前者斥黄的“夺胎换骨”，后者斥后人的纷纷法嗣。黄于“夺胎换骨”外，还有“点铁成金”，后人的法嗣则止是“夺胎换骨”，这是因为模仿愈久，愈无新意可出，无从“点铁成金”，止有“偷梁换柱”。　　○四 陈师道的诗文方法　　宋代的诗文意识大体合流以展，方法则并不全同，特别是陈师道（一○五三～一一○一）更主张不能互用。《后山诗话》卷一引黄鲁直云：　　诗文各有体，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故不工尔。（后山集，适园丛书本卷廿八）　　因此他可以诗遵黄，文遵苏。诗话卷一云：　　苏诗始学刘禹锡，故多怨刺，不可不慎也；晚学太白，至其得意则似之矣，然失于粗，以其得之易也。　　答秦观书云：　　仆于诗初无师法，然少好之，老而不厌，数以千计；及一见黄豫章，尽焚其藁而学焉。豫章以谓譬之弈焉，弟子高师一著，仅能及之，争先则后矣。仆之诗，豫章之诗（一作诲）也。（集十四）　　前者是背苏，后者是学黄。背苏嫌“多怨刺”，正是接受黄的意见，所以学黄是他的诗学路线。不过路线不是目的；目的是学杜。自他看来，后生小子不能直接学杜，学杜之前应当先学黄后山诗话卷一云：　　黄诗韩文有意故有工，左杜则无工矣。然学者先黄雌，不由黄韩而为左杜，则失之拙易矣。　　治学为文都应当取法乎上，学杜就直接学杜好了，为什么又要先学黄呢？这是因为黄陈所致力的本来都是模仿，黄已发明了“点铁成金”与“夺胎换骨”的模仿方法，颇能予人规矩，所以黄以后的江西诗派，都以学黄为学杜的阶梯，陈师道就是首先以明这条阶梯的人。次韵答秦少章云：“学诗如学仙，时至骨自换。”　　（集八）是他的“换骨法”不全同于黄，但究竟同样重视“换骨”。　　其实不止学黄是因为他能以予人规矩，学杜也是因为他能以予人规矩，后山诗话卷一云：　　学诗当以杜子美师，有规矩故可学。退之于诗本无解处，以才高而好耳。渊明不为诗，写其胸中之妙尔。学杜不成，不失为工；无韩之才与陶之妙，而学其诗，终为白乐天尔。　　杜有规矩，故可学当学，陶韩无规矩，故不可学也不必学，这就是陈师道的模仿论。张表臣珊瑚钩诗话卷二载陈师道云：　　今人爱杜甫诗，一句之内，至窃取数字以仿象之，非善学者；学者之要，在乎立格命意用字而已。　　张表臣问“如何等是？”陈师道云：　　冬日谒玄元皇帝庙诗，叙述功德，反复外意，事核而理长；阆中歌辞致峭丽，语脉新奇，句清而体好：兹非立格之妙乎？江汉诗言乾坤之大，腐儒无所寄其身；缚鸡行言鸡虫得失，不如两忘而寓于道：兹非命意之深乎？赠蔡师鲁诗云，“身轻一鸟过”，力在一“过”字；徐步诗云，“蕊粉上蜂{髟须}”，功在一“上”　　字：兹非用字之精乎？学者体其格，高其意，炼其字，则自然有合矣；何必规规然仿象之乎？（历代诗话本）　　这种模仿方法与上述换骨方法，都较黄庭坚更高一筹。陈师道答秦观书云：　　“谈者谓仆诗过于豫章，足下观之，则仆之所有，从可知矣。”谦抑中隐矜满。　　可惜他止活了四十九岁，不然也许青胜于蓝，较黄庭坚更会模仿杜诗。　　上述是诗法，至文法，后山诗话卷二云：　　魏文帝曰：“文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词为卫。”文不足以及此，其有所傅乎？（集廿九）　　说魏文不足及此，正是以此自矜。此外，送刑居实序亦云：　　夫学以有理，文以述志，思以通其学，气以达其文。古之人导其聪明，广其见闻，所以学也。正志完气，所以言也。王氏之学，如脱击耳，案其形模而出之，不待修饰而成器矣，求为桓璧彝鼎，其何得乎？（集十三）　　答江端礼书亦云：　　言以述志，文以成言，约之以义，行之以信。近则致其用，远则致其传，文之质也。大以为小，小以为大，简面不约，盈而不余，文之用也。正心完气，广之以学，斯至矣。（集十四）　　都是以意志为主，以词所为辅，正是苏轼的述意达辞说的注解与引甲。送邢居实序和答江端礼书都引到曾子──就是曾巩，似乎是承受的曾巩之说。魏衍后山陈先生集记云：“初先生学于曾公（巩），誉望甚伟。”（后山集卷首）是陈师道不止是苏轼的门人，也是曾巩的门人。但曾巩重视道法事理，（详五章四节）　　与陈师道的重理而转于志，旨趣较有弘治本的后山集脱落送邢居实序后半，因之不见上引一段，而明人遂以“送人序”的题目编入东坡续集卷八，自然我们可据何焯校的嘉靖以前旧抄本改正，但由这种错乱，也可知苏陈师徒在这方面的论调相近了。　　还有苏轼不赞成杨雄的“好为艰深之词”，（详六章三节）后山诗卷二亦云：　　杨子云之文，好奇而卒不能奇也，故思苦而词艰。善为文者，因事以出奇。　　江河之行，顺下而已；至其触山赴谷，风搏物激，然后尽天下之变。子云惟好奇，故不能奇也。　　这也可以证明他走的是苏轼路线。　　○五 韩驹的禅悟说　　吕本中编江西诗社宗派图，共收二十五人，论诗有见解的，陈师道以外，只有韩驹，他指出作法的基本方法是“禅悟”。赠赵伯鱼云：　　学诗当如初学禅，未悟且偏参诸方；一朝悟罢正法眼，信手拈出皆成章。　　（陵阳诗钞，宋诗钞本）　　此外，如次韵曾通判登拟岘台云：“篇成不敢出，畏子诗眼大，唯当事深禅，诸方参作么。”送东林老游闽云：“诗如雪窦加奇峭，禅似云居更妙明。”也都以禅诗并列。范季随所记陵阳（韩驹）先生室中语云：　　诗道如佛法，当分大乘小乘邪魔外道，惟知者可以语此。（说郛本）　　后来严羽作沧浪诗话，特标禅悟，又以大乘小乘分列汉唐诗高下（详十一章五节），成为诗学的著名之论，显见受韩驹影响。和韩驹同时的李之仪与季去方书云：“说禅作诗本无差别，但打得过者绝少。”（姑溪前集廿九）又赠祥瑛上人云：“得句如得仙，悟笔如悟禅。”（后集一）宋史载李之仪从学苏轼（详卷三四四本传），刘克庄谓韩驹也出于苏轼（江西诗派小序），苏轼好佛，说不定禅悟之说，始由苏轼启迪。　　不过吕本中强韩驹入江西诗派，也并不错误。陵阳室中语云：　　仆尝请益下字之说法当如何？公曰：“正如弈棋，三百六十路都有好著，顾临时如何耳。”仆复请益曰：“有二字同意而用此字则稳，则彼字则不稳，岂牵于平仄声律乎？”公曰：“固有二字一意而声且词，可用此而不可用彼者。选诗云：‘亭皋木叶下，云中辨烟树’，还可作‘亭皋树叶下，云中辨烟木’否？至此惟可默晓，未易言传耳。”　　又云：　　凡作诗使人读第一句知有第二句，读第二句知有第三句，次第终篇，方为至妙。　　大概作诗要从首至尾，语脉连属，有如理词状。　　前者论下书，后者论谋篇，都近于黄，不近于苏。下字的要诀，“唯可默晓，未易言传”，还不是得之禅悟？可惜室中语今已大部残佚，否则也许有禅悟与下字谋篇关联的言论。　　○六 范温的诗眼说　　范祖禹子范温，学于黄庭坚，著诗眼一卷，今残存于说郛、诗话总龟、苕溪渔隐丛话等书。（详附录十节）何谓诗眼，现在各条没有明确的解说：　　山谷言学者若不见古人用意处，但得其皮毛，所以去之更远。如“风吹柳叶满店香”，若人复能为此句，亦未是太白。至于“吴姬压酒劝客尝”，“压酒”　　字他人亦难。及“金陵子弟来相送，欲行不行各尽觞”，益不同。“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至此乃太白真妙处，当潜心焉。故学者先以识为主，禅家所谓正法眼，直须具此眼目，方可入道。　　就标拈“压酒”二字，似诗眼指句中字眼；就“学者当以识为主”，又似指篇中意眼。书中发挥鼓吹的，确也偏重“字”与“意”：　　世俗所谓尔天金针集，殊鄙浅。然其中有可取者，“炼句不如炼意”，非老于文学不能道此。又云，“炼字不如炼句”，则未安也。好句要须好字，如李太白诗 “吴姬压酒唤客尝”，见新酒初熟，江南风物之美，工在“压”字。老杜画马诗“戏拈秃笔扫骅骝”，初无意于画，偶然天成，工在“拈”笔。柳诗“汲井漱寒齿”，工在“汲”字。工部又有所喜用字，如“修竹不受暑”，“野航恰受两三人”，“吹面受和风”，“轻燕受风斜”，“受”字皆入妙。老坡尤爱“轻燕受风斜”，以谓燕迎风低飞，乍前乍却，非“受”字不能形容也。（渔隐前集八）　　此外如云：“句法之学，自是一家工夫。昔尝问山谷‘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顺负来者怨。’山谷云：‘不如千岩无人万壑静，十步回头五步坐。’此专论句法，不论义理。”（渔隐前集四一）他论句法者还很多，兹不具引。论意者，如云：　　文章贵众中亻桀出，如同赋一事，工拙尤易见。余行蜀道，过筹笔驿，如石曼卿诗云，“意中流水远，愁外旧山青”，脍炙天下久矣。然有山水处便可用，不必筹笔驿也。殷潜之与小杜诗甚健丽，亦无高意。惟义山诗云，“鱼鸟犹疑畏简书，风云长为护储胥”。简书盖军中法令约束，言号令严明，虽千百年之后，鱼鸟犹畏之也。储胥盖军中藩篱，言忠谊贯神明，风云犹为护其壁垒也。诵此两句，使人凛然复见孔明风烈。至于“管乐有才真不忝，关张无命欲何如”，属对亲切，又自有议论，他人亦不及也。（渔隐前集廿二）　　下面接着又举马嵬驿，也比较众作，指出李义山诗的“高情远意”。　　这里所谓“意”，出于黄庭坚的“立意”，与苏轼的“述意”不同。述意是先有意然后借文抒述，立意是先有题而后立意制作。黄庭坚赠高子勉云：“拾遗句中有眼”，（详二节）是句中字眼也出于黄。韩驹云：“僧中初无具诗眼者”，（渔隐前集五六）大概只是泛指诗学眼光。李季可拙窗百说有诗眼一条云：“凡诗言之有眼者，盖不滞于题，诗外有所见，大抵谓道也，岂特风花雪月，区区以自蔽惑而已。”（知不足斋丛书本）和范温所谓诗眼全不相干。　　○七 吕本中的活法与悟入　　编江西诗社宗派图的吕本中（绍兴进士），标举“活法”与“悟入”。的作夏均父集序云：　　学诗当识活法。所谓活法者，规矩备而能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而亦不背于规矩也。是道也，盖有定法而无定法，无定法而有定法，知是者，则可以与语法法矣。谢元晖有言，“好诗转圆，美如弹丸”，此真活法也。近世豫章黄公首变前作之弊，而后学者知所趋向。必精尽知左规右矩，庶几至于变化不测。然余区区浅末之论，皆汉魏以来有意于文者之法，而非无意于文者之法也。子曰：　　“兴于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今之为诗者，读之果可使人兴起其为善之心乎？果可使人兴、观、群、怨乎？果可使人知事父事君而能识鸟兽草木之名之理乎？为之而不能使人如是，则如勿作。（引见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四部丛刊本卷九五）　　俞成说活法就是夺胎换骨，（见三节）就此序观之，似比夺胎换骨活泼广阔，可以说是进步的夺胎换骨法。吕本中要“规矩备而能出于规矩之外”，杨万里更止要“优游厌饫”，可以说是进步的活法。俞成述活法先引程子所谓“活泼泼地”，大概“活”字确是来自程子，吕本中也确受程子影响，为诗要“使人兴起其为不过”活“字来自程子，”活法“还是源于江西，所作童蒙训云：　　潘老言七言诗第五字要响，如”返照入江翻石壁，归云拥树失山树“。　　“翻”字“失”字是响字也。五言诗第三字要响，如“园前浮小叶，细麦落轻花”，“浮”字“落”字是响字也。所谓响者，致力处也。予窃以为字字当活，活则字字自响。（引见渔隐前集十三）　　潘老列江西宗派图，指出作诗注重响字，吕本中进而指出响字的方法是活字，活的培养是悟入。陈鹄西塘集耆旧续闻引吕云：　　作文必要悟入处，悟入必自工夫中来，非侥幸可得也。如老苏之于文，鲁直之于诗，盖尽（一作得）此理。（知不足诚丛书本卷二）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引吕与曾吉甫论诗两贴，第一帖云：　　楚辞杜黄，固法度所在，然不若偏考精取，悉为吾用，则姿态横生，不窘一律矣。如东坡太白计，虽规摹广大，学者难依，读之使人敢道，澡雪滞思，无穷苦艰难之状，亦一助也。要之此事须令有所悟入，则自然超越诸子。悟入之理，正在工夫勤惰间耳。如张长史见公孙大娘舞剑，顿悟笔法。如张者，专意此事，未尝少忘胸中，故能遇事有得，遂达神妙。使他人观舞剑，有何干涉，非独作文学书而然也。（海山仙馆丛书本前集卷四九，又见何溪汶《竹庄诗话》卷一）　　吕本中的“悟入”说，当然受李之仪韩驹的“禅悟”说的影响，更直接的，范温业已说到“悟入”，诗眼云：“识文章者，当如禅家有悟门。夫法门百千差别，要须自一转语悟入。如古人文章，直须先悟得一处，乃可通其他妙处。”　　（渔隐前集十九）至吕本中的贡献，则在指出“悟入必自工夫中来”，“偏考精取，悉为吾用，则姿态横生，不窘一律矣”。　　○八 杨万里的风味说　　杨万里（一一二七～一二○六）和陆游（一一二五～─二一○）都出于曾几，曾几出于吕本中。但吕本中的活法已转于“兴善”，杨万里的活法更转于“优游厌饫”，就是先津溉于法，然后再摆脱法的拘束。自序诚斋荆溪集云：　　予之诗始学江西诸君子，既又学后山五字律，既又学半山老人七字绝句，晚乃学绝句于唐人。......戊戍三朝时节，赐告少公事，是日即作诗，忽若有寤，于是辞谢唐人及王陈江西诸君子，皆不敢学，而后欣如也。（诚斋集，四部从刊本卷八○）　　文中没有提到黄庭坚，实则也是始学终弃。作宜州新豫章先生祠堂记，很得意的述张公致书云：“子学诗山谷者，微子莫宜记之。”（集七二）但跋徐恭仲省干近诗却云：“传派传宗我替羞，作家各自一风流，黄陈篱下休安脚，陶谢行前更出头。”（集廿六）守阁皂山碧崖道士甘叔怀亦云：“问侬佳句如何法，无法无盂也没衣。”（集卅八）是不惟不在黄陈篱下安脚，直然摆脱一切衣钵方法。　　外形摆脱衣钵，内涵遂注重风味，所作江西宗派诗序云：　　江西宗派诗者，诗江西也，人非皆江西也。人非皆江西，而诗曰江西者何？　　系之也。系之者何？以味不以形也。东坡云：“江瑶柱似荔子。”又云：“杜诗似太史公书。”不惟当时闻者呒然阳应曰诺而已，今犹呒然也。非呒然者之罪也，舍风味而论形似，故应呒然也。形焉而已矣，高子勉不似二谢，二谢不似三洪，三洪不似徐师川，师川不似陈后山，而况似山谷乎？味焉而已矣，酸咸异和，山海异珍，而调腼之妙，出乎一手也。似与不似，求之可也，遗之亦可也。（集七九）　　颐庵诗藁序云：　　夫诗何为者也？尚其词而已矣，曰：善诗者去词。然则尚其意而已矣，曰：　　善诗者去意。然则去词去意则诗安在乎？曰：去词去意而诗有在矣。然则诗果焉在？曰：尝食夫饴与荼乎？人孰不饴之嗜也，初而甘，卒而酸。至于荼也，人病其苦也，然苦未既而不胜其甘。诗亦如是而已矣。昔者暴公赞苏公，而苏公刺之，今求其诗无刺之之词，亦不见刺之之意也。乃曰：“二人从行，谁为此祸？”使暴公闻之，未尝指我也，然非我其谁哉？外不敢怒，而其中愧死矣。三百篇之后，此味绝矣，惟晚唐诸子差近之。寄连衣曰：“寄到玉关应万里，戍人犹在玉关西。”　　吊战场曰：“可怜无定河连骨，犹是春闺梦里人。”折杨柳曰：“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三百篇之遗味，黯然犹存也。近世惟半山老人得之。　　（集八三，又欧庵居士集，知不足斋丛书本卷首）　　止就前篇观之，“味”“风味”好象指作家的异点；合后篇观之，知指作品的同点。所以说形焉不似，味焉则“调之妙出乎一手”。那末共同的风味是什么呢？诚斋诗话地云：　　太史公：“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讲而不乱。”左氏傅：“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此诗与春秋纪事之妙也。爱世词人闲情之靡，如伯有所赋，越武所不得闻者，有过之无不及焉。是得为“好色而不淫”　　乎？惟晏叔原云：“落花入独立，微雨燕双飞。”可谓“好色而不淫”矣。唐人长门怨云：“珊瑚枕上千行泪，不是思君是恨君。”是得为“怨诽而不乱”乎？　　惟刘长卿云：“月来深殿早，春到后宫迟。”可谓“怨讲而不乱”矣。近世陈光咏李伯时画宁王进史图云：“汗简不知天上事。至尊新纳寿王妃。”是得为微、为晦、为婉、为不污秽乎？惟义山云：“待燕归来宫漏永，薛王沈醉寿王醒。”　　可谓微婉显晦，尽而不污矣。（集一○四）　　然则他所谓风味，是三百篇的“好色不淫，怨诽不乱”，是春秋的微婉显晦，尽而不污，直然是怨刺。不过不是谩骂的怨刺，而是委婉的怨刺，与苏轼的怨刺不同，与黄庭坚的反讪谤更异。所作习斋论语讲义序云：“读书必知味外之味，不知味外之味而曰我能读书者，否也。”（集七七）好象来自司空图，但他所谓味与司空图并不相同。（参五篇四章五节）　　他所提倡的这种风味，三百篇以下，晚唐最工，他不惟在颐庵诗藁序与诗话言之，在周子益训蒙省题诗序亦云：　　唐人未有不能诗者，能之矣亦未有不工者。至李杜极矣，后有作者，蔑以加矣。而晚唐诸子虽乏二子之雄浑，然好色而不淫，怨诽而不乱，犹有国风小雅之遗音。（集八三）　　此外，黄御史集序（集七），唐李推官搜沙集序（集八一），也都说晚唐诗最工。读笠泽丛书云：“晚唐异味同谁赏，近日诗人轻晚唐。”（集廿七）以今所知，当时的叶和四灵正提倡晚唐，反对江西，（详八章七，九两节）故轻晚唐当是江西，不是永嘉。杨万里恐也深知，所作双桂老人诗集后序云：“近世此道之盛者莫盛于江西。然知有江西者不知有唐人，或者左唐人以右江西，是不惟不知唐人，亦不可谓知江西者。”（集七八）旁人左唐人以右江西，他偏要混同唐人与江西，而且说唐人与江西的好处都在“风味”，那么他所意识的江西与前人迥不同了。　　○九 作诗三等──兴、赋、赓和　　既然重风味，轻形似，所以主张“信己俟人”，反对“舍己徇人”。见苏仁仲提举书云：　　韦苏州之诗，天下之所同美也。客有效韦公之体以见公者，而公不悦；既而以己平生之诗见公，而公悦之。当其效人之诗体以求合于人，自以为巧矣，而其巧适所以为拙，则夫舍己以徇于人，与夫信己以俟于人，其巧拙未易以相过也。　　（集六四）　　既然要“信己俟人”，不要“舍己徇人”，所以重兴、轻赋、卑视赓和。答建康府大军库监门徐达书云：　　大氐诗之作也，兴上也，赋次也，赓和不得已也。我初无意于作是诗，而是物是事适然触乎我，我之意亦适然感乎是物是事，触先焉，感随焉，而是诗出焉，我何与哉，天也。斯之谓兴。或属意一花，或分题一草，指某物课一咏，立某题征一篇，是已非天矣，然犹专乎我也。斯之谓赋。至于赓和，则孰触之，孰感之，孰题之哉，人而已矣。出乎天犹惧（疑为状）乎天，专乎我犹惧弦（疑为眩）乎我，今牵乎人而已矣，尚冀其有一铢之天，一黍之我乎？盖我未赏觌之乎，而李杜不为也。是故李杜之集无牵率之句，而元白有和韵之作。诗至和韵而诗始大坏矣，故韩子苍以和诗为诗之大戒也。（集六七）　　兴和赋的原始意义当然并不如此，但这没有关系，我们不必追求，我们要追求的不是兴赋的旧名，而是兴赋的新义。照他的解释，兴出乎天，赋专乎我，赓和牵乎人。出乎天的最为可贵，专乎我的也还有价值，牵乎人便毫无可取。他的朋友陈颜有和简斋诗集，他在序文里虽惊异颜的“举前人数百篇之诗而尺赓之”，但又云：　　昔韩子苍答士友书，谓诗不可赓也，作诗则可矣，故苏黄赓韵之体不可学也。　　岂不以作焉者安，赓焉者勉故欤。不惟勉也，而又困焉。意流而韵止，韵所有，意所无也，夫焉得而不困？（陈颜和简斋诗序，集七九）　　仍是卑薄赓和，而且指山赓和的另一缺点是意流韵止，韵有意无。文中也曾称赞隐颜的赓和诗，“宽乎其不逼也，畅乎其不塞也”，“是赓和人者也，而非赓和人者也”。但接着又说：“此文人之奇也，亦文人之病也。”又说：“而诗人至于犯风雪，忘饥饿，竭一生之心思，以与古人争险以出奇，则亦可怜矣。　　然则险愈竞，诗愈奇，病愈痼矣。”弦外之音，更是极端的卑薄。　　○十 作文五譬　　诗要先当溉于法，然后再摆脱法的拘束，文亦然。徐赓问科目文词利病，杨万里答云：“文者文也，在易为贲，在礼为绩。”又设为五喻：第一喻：　　譬之为器，工师得，不（不字疑衍）必解之以为朴，削之以为质，丹ぬ之以为章，三物者具，斯曰器矣。有贱工焉，利其器之速就也，不削，不丹，不ぬ，解焉而已矣，号于市曰，器莫吾之速也。速则速矣，于用奚施焉？时世之文，将无类此。　　第二喻：　　抑又有甚者，作文如宫室，其式有四，曰门，曰无（据下文当为庑），曰堂，曰寝，缺其一，紊其二，崇卑之不伦，广狭之不类，非宫室之式也。今则不然，作室之政，不自梓人出，而杂然听之于众工，堂则隘而庑有容，门则纳千驷而寝不可以置一席，室成而君子弃焉，庶民哂焉。今其言曰，文乌用式，在我而已。　　是废宫室之式，而求宫室之美也。　　第三喻：　　抑又有甚者，作文如治兵，择械不如择卒，择卒不如择将。尔械锻矣，授之羸卒则如无械；尔卒精矣，授之妄校尉则如无卒。千人之军，其裨将二，其大将一；万人之军，其大将一，其裨将十。善用兵者，以一令十，以十令万，是故万人一人也。虽然犹有阵焉。今则不然，乱次在济，阵乎？驱市人而战之，卒乎？　　十羊九牧，将乎？以此当笔阵之劲敌，不败奚归焉？借弟令一胜，所谓适有天幸耳。　　第四喻：　　抑又有甚者，西子之与恶人，耳目容貌均也，而西子与恶人异者，夫固有以异也。顾凯之曰：“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又曰：“额上加三毛，殊胜。”　　得凯之论画之意者，可与论文矣。今则不然，远而望之，巍然九尺之干，迫而视之，神气索如也，恶人而已乎？　　第五喻：　　抑又有甚者，昔三老董公说高帝曰：“仁不以勇，义不以力。”惟文亦然。　　由前之说，亦未离乎勇力邦域之中也，盍见董公而问之？问而得之，则送君者自崖而返矣。（答徐赓书，集六六）　　第一喻是说的文辞修饰，第二喻是说的文章法式，第三喻说的是文章主从，第四喻是说的神气，总之是注重文章的谋篇修辞。第五喻不甚了了，大概是说最后还要自谋篇修辞，以至于不谋而自合，不修而自工。徐赓向他问的是“今日科目文词”，就是当时的科分文字。他的答书最后说：“若夫前辈所谓古文者，某亦尝耳剽而手追矣。顾足下方业科目。夫业科目者，固将有以合乎今之律度也。　　合乎今未必不违乎古；合乎古，未必售于今。”那末所说的谋篇修辞，当然是指的科目文词。科目文词的谋篇修辞，不全同古文，所以说“合乎今，未必不违乎古”。但这并不是说古文就不重视谋篇修辞，相反的古文也要谋篇修辞，也要有律度格式。与刘子和言古文样辙，答云：　　文之于道未为尊固也，然譬之琢璞为器，固璞之毁也，若器成而不中度，琢就而不成章，则又毁之毁也，君子不近，庶人不服，亦奚取于斯？（答刘子和书，集六五）　　仍是答徐赓的第一喻，可见古文同样的注重谋篇修辞，大概最后也同样的希望篇不谋而合，辞不修而工。不过与科目文体裁不同，方法亦异罢了。　　○十一 陆游的诗外工夫　　陆游诗有一首题为：“追怀曾文清公，呈赵教授，赵近尝文诗”，诗云：　　忆在茶山听说诗，亲从夜半得玄机。常忧老死无人付，不料穷荒见此奇。律令合时方帖妥，工夫深处却平夷。人间可恨知多少，不及同君叩老师。（剑南诗藁，四部备要陆放翁全集本卷二）　　又吕居仁集序云：　　晚见曾文清公，文清谓某，君子之诗渊源殆自吕紫微，恨不一识面。（渭南文集，四部从刊本卷十四）　　文清是曾几的谥号，茶山是曾几讲学的寺院，后来便自号茶山，紫微就是吕本中，可见陆游渊源江西诗派，重视律令工夫。示儿诗云：　　文能换骨余无法，学但穷源自不疑，齿豁头童方悟此，乃翁见事可怜迟。　　（诗廿五）　　夜吟云：　　六十余年妄学诗，工夫深处独心知，夜来一笑寒灯下，始是金丹抚骨时。　　（诗五一）　　也确与吕本中的“悟入换骨”相近。不过自陆游看来，吕曾的诗学工夫不在诗，而在学问道德。吕居仁集序云：　　公自少时，既承菜学，其讲习探讨，磨砻浸灌，不极其源不止。故其诗文汪洋宏肆，兼备众体，间出新意，愈奇而愈浑厚，震耀耳目，而不失高古，一时学士宗焉。　　曾文清公墓志铭云：　　道学既为儒者宗，而诗益高，遂擅天下。（文卅二）　　跋曾文清公诗藁亦云：　　早以学术文章擅大名，为一世龙门。（文卅）　　实则吕曾虽不象黄庭坚的专力于诗，但他方面的成就不大，陆放翁偏要说他们的诗源于道德学问，是因为陆放翁认为学诗学文须从道德学问下手。示子云：　　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诗七八）　　诗外的工夫就是道德学问。何君墓表云：　　诗岂易言哉，一书之不见，一物之不识，一理之不穷，皆有憾焉，同此世也，而盛衰异，同此人也，而壮老殊，一卷之诗有淳漓，一篇之诗有关头善恶，至于一联一句，而有可玩者，有可疵者，有一读再读至十百读乃见其妙者，有初味可人意，熟味之使人之不满者。大抵诗欲工，而工办非诗之极也。锻炼之久，乃失本指，斩削之甚，反伤正气，虽曰名不可幸得，以名求诗，又非知诗者。纤丽足以移人，夸大足以盖众，故编久而复工，名久而后定，呜呼艰哉！（文卅九）　　这是说从学问培植。方德亨诗集序云：　　诗岂易言哉，才得之天，而气者我之所自养。有才矣，气不足以御之，淫于富贵，移于贫贱，得不偿失，荣不盖愧，诗由此出，而欲追古人之逸驾，讵可得哉？（文十四）　　这是说从道德培植。自陆游看来，有了真道理与真学问，自然可作出真的好诗文。上疰给事书云：　　君子之有文也，如日月之明，金石这声，江海之涛澜，虎豹之炳蔚，必有是实，乃有是文。夫心之所养，以而为言；言之所发，比而成文；人之邪正，至观其文则尽矣，决矣，不可复隐矣。爆火不能为日月之明，瓦釜不能为金石之声，潢不能为江海之涛澜，犬羊不能为虎豹之炳蔚，而或谓庸人能以浮文眩世，乌有此理也哉？使诚有之，则所可眩者，亦庸人耳。......贤者之所养，动天地，开金石，其胸中之妙，充实洋溢，而后发见于外，气全力余，中正闳博，是岂可容一毫之伪于其间哉！（文十三）　　与道学家朱熹一派的见解很相近，所以朱熹论诗常称赞陆游。　　○十二 诗文非小技　　发于道德学问的诗文，自然不是 “小技”。答伯致上舍书云：　　古声不作久矣，所谓诗者遂成小技。诗者果不可谓之小技乎？学不通天人，行不能无愧于俯仰，果可以言诗乎？仆绍兴末在朝路，偶一同舍二三君至太一宫中，闻中有高士斋，皆名山高逸之士，欣然访之，则皆扃户出矣。裴回老松流水之间，久之，一丫髻童负琴引鹤面来，风致甚高。吾辈相与言曰：“不得见高士，得见此童亦足矣。”及揖而问之，则曰：“今日董御药生日，高士皆相率往献香矣。”吾辈遂一笑而去。今世之以诗自许者，大抵多太一高士之流也，不见笑于人几希矣，而望其有陶渊明杜子美之余风，果可得乎？（文十三）　　这里说诗非小技，上执政书却说：“夫文章小技耳，特与至道同一关捩，惟天下有道者，乃能尽文章之妙。”（文十三）那是因言遣言，意思是说：世俗以文章为小技，我们也姑说是小技，可是这种小技，“与至道同一关捩”，不是真的以小技看文章，相反的倒是以至道看文章，“惟天下有道者乃能尽文章之妙”，止有技是不成的。　　诗文非小技是针对当小技的诗文而发。当时“以诗自许者”，“学不通天人，行不能无愧于俯仰”，遂致沦为小技。这种小技的诗人，陆游说不能“望其有陶渊明杜子美之余风”，知大概是江西派的末流人物。矫正江西的是四灵的模仿晚唐，陆游认为一样的“学不通天人，行不能无愧于俯仰”，一样引导诗到“小技”　　的深渊。陈长翁文集序云：　　我宋庚靖康祸变之后，高皇帝受命中兴，虽艰难颠沛，文章独不少衰。......久而寝微，或以纤巧摘裂为文，或以卑陋俚俗为诗，后生或为之变，而不自知方。　　（文十五）　　答邢司户书云：　　近时颇有不利场屋者，退而组织古语，剽裂奇字，大书深刻，以眩世俗。......足下谓此等果可言文章乎？尚不可欺仆辈，安能欺足下哉？（文十三）　　“变而不知方”，以至“组织古语，剽裂奇字，大书深刻，以眩世俗”的，大概指四灵一派。示子云：　　元白才倚门，温李真自会阝。（诗七八）　　答宋都曹云：　　陵迟至元白，固已可愤疾；及观晚唐作，令人欲焚笔。此风近忽炽，隙穴殆难窒，淫哇解移人，往往丧妙质。苦言告学者，切勿有所怵，航川必至海，为道当择术。（全题作“宋都曹屡寄诗，且督和答，作此示之”，诗七九）　　在当时忽炽晚唐风的是四灵，因此卑弃晚唐也就是卑弃四灵。读近人诗云：　　“琢调自是文章病，奇险尤伤气骨多，君看大羹玄酒味，蟹螯蛤柱岂同科。”　　（诗七八）他反对近人的琢周，无论是江西或四灵。和张功父见寄云：“叮咛一语宣深听，信笔题诗勿太工。”他主张不必求工，应求学通天人，行不愧于俯仰。　　○十三 姜夔的“诗说”　　杨万里寄张功甫姜尧章进退格云：“尤杨范陆四诗翁，此后谁当第一功，新拜南湖为上将，更差白石作先锋。”（诚斋集四一）南湖为张功甫，名。白石为姜尧章，名夔。张撰有仕学规范四十卷，卷三十三至三十五论作文，明人胡文焕收入格致丛书论文类，命名文学规范；卷三十六至四十论作诗，胡文焕收入格致丛书评诗类（此类单行名诗法统宗），命名诗学规范。但都是抄撮成书，不足以考见他自己的见解。姜夔撰有诗说一卷，诗集自叙云：　　近过梁见尤延之（袤）先生，问余诗自谁氏，余对以异时泛阅众作，已而病其如也，三熏三休，师黄太史氏（庭坚），居数年，一语噤不敢吐，始大悟学即病，顾不若无所学之为得，虽黄诗亦偃然高阁矣。又云：　　余识千严（萧德藻）于湘之上，东来识诚斋石湖（范成大），尝试诠药事，而诸公咸谓其与我合也。（白石诗集，四部书刊本卷首）　　因此论诗也是江西一路。诗说云：　　学有余而约以用之，善用事者也；意有余而药以尽之，善措辞者也，乍叙事而以理言，得活法者也。　　虽不用于吕本中杨万里的活法，但究竟伯重活法。诗说又云：　　难说处，一语而尽，易说处，莫便放过；僻事实用，熟事虚用；说理要简芭，说事要圆活，说景亦微妙。多看自知，多作自好矣。　　“圆活”之活，就是“活法”之活。最早的活法是“夺胎换骨”，吕本中的活法是“圆转”“变化”，杨万里的活法是“优游厌食”，姜夔的活法可以说是“轻松圆活”。所以又云：“人所易言，我言之；人所难言，我易言之，自不俗。”　　易者寡言，止是避忌；难者易言，非“轻松圆活”不可。　　轻松圆活是方法，也是风格，达到这种风格，须注意气象、体面、身脉、韵度四个方面。诗说云：　　大凡诗自有气象、体面、血脉、韵度。气象欲其浑厚，其失也俗；体面欲其宏大，其失也狂；血脉欲其贯穿，其失也露韵度欲其飘逸，其失也轻。　　浑厚、宏大、贯穿都是圆，飘逸是轻松。风格要圆活轻松，竟境则要高妙深远。诗说云：　　意格欲高，句活欲响，只求于句字，亦末矣。故始于意格，成于句格与调都是风格，意是意境。诗说又云：　　诗有四种高妙，一曰理高妙，二曰意高妙，三曰想高妙，四曰自然高妙。碍而而实妙；非奇非怪，落文彩，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曰自然高妙。　　也是就意境而言，不过前者说深远，此说高妙。欲深远高妙，固然要注意全篇的理、意、想、尤要注意：　　篇终出人意表，或反终篇之意，皆妙。　　一篇全在尾句，如截奔马，辞意俱尽，如临水途将归，意尽辞不尽：若夫辞尽意不尽，剡溪归是已，辞意俱不尽，温伯雪子是已。　　所谓辞意俱尽者，急流中截后语，非谓辞穷理尽者也。所谓意尽辞不尽者，意尽于未当尽处，则辞可以不尽矣，非以长语盆之者也。至如辞尽意不尽者，非遗意也，辞中已仿佛可见矣。辞意俱不尽者，不尽之中固已深尽之矣。　　姜夔自言“诗说之作，非为能诗者作也，为不诗者作，而使之能诗”。惟其是“为不诗者作”，所以切实可用，尤以说尾句，他家虽也会论及，但就余所知，都不及姜夔的明白简当。　　○十四 刘克庄的变体法　　为陈起收入江湖群贤小集的刘克庄（一一八七～─二六九）戴复古，也都出于杨陆，源于江西。刘克庄楮集序云：　　初余由放翁入，后喜诚斋，又兼取东都南渡江西诸老，上及于唐人。（后村大全集，四部刊本卷九六）　　又为江西诗社宗派图作总序小序，以吕本中继宗派之后（集九五）。选茶山诚斋诗，譬山谷为初祖，吕会为南北二宗，诚斋为临济德山，放翁学于茶山而青于蓝（集九七）。也足证明明确出江西杨陆。但江西派至吕本中接受程学，陆游接近朱学，本已逐渐改变，刘克庄又接受莆田诸林（光朝，亦之，希逸）和浙东页氏（）之学，由是又与江西杨陆有别。题戴贡士诗卷云：　　百家衣莫劳针指，九畏丹能蜕肉身。（集廿）　　是也承接了换骨法，但他所特别矜重的是“变”。王南卿集序云：　　盖公之言曰：（当为文字）恶蹈袭，其妙在于能变，惟洲源者得之。“岂惟文哉，谥诠变然。故公之诸文，变态无穷，不主一体，诠事必口古今，据义理，不祖旧说，诗高处逼陵阳（韩驹）茶山，四六口口吵减汪綦。（集九四）梁朝的萧子显已提倡”新变“，（详三篇六章五节）但刘克庄所谓”变“与彼不同；萧子显的” 变“的全面的，刘克庄的”变“是变体裁，不变情性。用他的话说，就是：风人之诗不变，文人之诗应变。题何谦诗云：　　余尝谓以情性礼义为本，以马兽草本为料，风人之诗也。以书为本，以事为料，文人之诗也。世有幽人羁士，饥饿而呜，语出妙一世；亦有硕师鸿儒，宗主斯文，而于诗无分者，此事之不可勉强欤？......君稍变体，借虚以发实，造新以易腐，因难以出奇。盖翁机轴，近于余所谓以书为本事为料者，君又以意为匠，书与料将受役于君矣。或曰：于评硕师鸿儒也甚严，取羁人幽士不也太宽，可乎哉？余曰：子诠人，余诠诗，奚为不可？或又曰：古今诗不同，先贤有删后无诗之说。夫自国风骚选玉台胡部，至于唐宋，其实多矣。然变者，诗之体体制也；历千年万世而不变者，人之情性也。（集百卅六）　　“借虚以发实，造新以易腐，因难以出奇”，是变体的方法；至目的由在使体裁辞格，不同前人。韩愈很推重孟郊，刘克庄在题满领卫诗一文中，说是基于：　　“唐诗人自李杜外，万窍互鸣，千人一律”，独“东野（孟郊）诸诗，自出机轴，无一字犯唐人格律”。并结云：“善拟古者，仿其意，不仿其辞。”“不仿其辞”　　也就其“稍变其体”。　　惟其要变体，所发不止自己不肯拘守江西规格，也惋惜永嘉胶挛晚唐。刘圻父诗集序云：　　余尝病世之为唐律者，挛浅易，倥局才思，千篇一体，而为派者，则又驰骛广远，荡弃幅尺，一臭味尽。（集九四）　　为唐律者指永嘉四灵，为派者指江西诸子。刘克庄诗出江西，也和四灵中的赵紫芝翁灵舒为社友，（见题二戴诗卷，集一○九）瓜圃集序云：　　近岁诗人惟赵章泉五方有陶阮意，赵蹈中能为韦体，如永嘉诗人极力驰骤，才望见贾岛姚合之藩而已。余诗亦然。十年前始自厌之，欲息唐律，专造古体。　　赵南塘不谓然，其说曰：“言意深浅，存人胸怀不系体格，若气象广大，虽唐律不害为黄钟大吕，否则手操云和，而惊飙骇电，犹隐隐弦拨间也。”余感其言而止。（集九四）　　这一则可见他的不满意四灵的沾沾贾姚，二则可见他自己却也徘徊不定。题李耘子所藏其兄公晦诗评也说：“今举世病晚唐诗”，然徒病之而无以变之，苛于评而谦子教，独何欤？“（集九九）更鲜明的希望学晚唐的改变。但林子显诗序又云：“近世理学兴而诗律坏，惟永嘉四灵复为言，或吟过于郊岛，篇幅少而警策多。”（集九八）又颇表推崇，也是徘徊不定。因此，他虽提倡变体，但并不能指出变体的方向。宋希仁诗序云：　　近世诗学有二，嗜古者宗选，缚律者宗唐。......余谓诗之体格有古律之变，久之，情性无今昔之异，选兰有芜拙于唐者，唐诗有佳于选者，常欲与同志切磋此事，然众作多而无穷，余论孤而少助。（集九七）仍是想变于古，可又留恋于唐。平湖集序说：宋代“三百余年间，斯文大节目有二，欧阳公谓昆体盛而古道衰，至水心叶公则谓洛学兴而文字坏。”（集九八）据知变的观念，远宗欧阳，近承叶适。可惜未能象欧阳的以古道变昆体，也未能象叶适的以文字变理学，结果止有变的意念，没有变的路途。至分诗为风人文人两种，谓情性不变，开启后来的性灵说；硕师鸿儒，于诗无分，与同是时的严羽契合，都极有价值。严羽以禅说诗，刘克庄题何秀才诗禅方丈云：“诗家以少陵为祖，其说曰‘不立文字’；诗之不可为禅，犹禅之不可为诗也。何君合二为一，余所不晓。”（集九九）又与严说不同。　　○十五 序诗论文之难　　也许就是因为徘徊不定，所以对于序诗论文都感觉很难。瓜圃集序云：　　夫作诗难，序诗尤难。小序最古，最受攻，至朱文公始尽扫而去杨彦侯集序云：　　古作者皆自其文傅，不托人以傅也。托人以傅者，必其人之文与我相上下，如刘之序柳，苏之序欧，然后无愧。若赵得之序韩，殆似以莛撞钟蠡测海矣。　　（集九七）　　这是说序诗这难。题郑大年文卷云：　　余尝为作文难，诠交尤难。貌似者不若意似：貌似者，法言之似词语也，雨京雨都之似上林子虚也；意似者，杜诗之似史记也，真符之似王命词也。（集一　　○九）　　这是说论文之难，论文之难，难于探意似，序诗之难，也是难于窥知情意。　　所以瓜辅集序指出“子夏门之高第，卫宏汉世之名儒”，“而有不通匹妇之情性”。　　然后说：“若余者，其敢自谓知朋友之意乎？”无已，止有诗人评诗，文人评文，词人评词，可以得其仿佛。题刘澜诗集云：　　诗必与诗人评之。今世言某人贵名揭日月，直声塞穷壤，是名节人也；某人性理际天洲，源派傅濂洛，是学问人也；某人窥姚姒，逮庄骚，摘屈宋，熏班马，是文章人也；某人万里外建侯，某人立谈取卿相，是功名人也。此数项人者，其门挥汗成雨，士群趋马，诗人亦携诗往焉。然主人不习为诗，于诗家高下浅深，未尝涉其藩墙津涯，虽疆评要未抓着痒处。（集一○九）　　题刘澜乐府云：　　刘君澜尝请方蒙仲序其诗以示余，余曰：诗当与诗人评之，蒙仲文人，非诗人，安平诗？今又请余评其词，余谢曰：词当叶律，使雪儿春婴辈可歌，不可以气为色，君所作未知叶和律否？前辈惟耆卿美成尤工，君其往问之。（集一○九）　　诗人始能评诗，词人始能评词，推之文，吼必文人始能评定。　　○十六 戴复古的诗家小学须知　　戴复古的石屏集有楼钥、吴子良、包恢、赵以夫、真德秀、赵蕃诸人序，知接触的人物很多，可是最有关系还是杨陆，特别是陆游。楼序云：“登三山陆放翁之门，而诗学大进。”所作诸诗人会吴门诗云：　　杨陆不再作，何人可受降！（《石屏集》，《台州丛书》本卷三）　　读放翁先生剑南诗草云：　　茶山衣钵放翁诗，南渡百年无此奇。入妙文章本乎澹，等闲言语变瑰琦。三春花柳开裁剪，历代兴衰世转移。李杜陈黄题不尽，先生摹写一无遗。（集六）　　可见近出杨陆，远希陈黄，仍是江西衣钵。邵武太守王子文，日与李贾严羽共观前辈一两家诗及晚唐诗，作论诗十绝。前三首云：　　文章随世作低昂，变尽风骚到晚唐，举世纷纷吟李杜，时人不识有陈黄。　　古今胸次浩江河，才比诸公十倍过，时把文章供戏谑，不知此体误人多。　　曾向吟边问古人，诗家气象贵雄浑，周彡锼太过伤于巧，朴拙惟宜怕近村。　　还是恋江西，贬抑晚唐。第四、五两首云：　　意匠如神变化生，笔端有力任纵横，须教自我胸中出，切忌随人脚后行。　　陶写性情为我事，留连光景等儿戏，锦囊言语虽奇绝，不是人间有用诗。　　重性情，卑留连光景，斤计诗的有用无用，又和早期的江西诗派不同。第七八两首云：　　欲参诗律似参禅，妙趣不由文字传，个里稍关心有悟，发为言句自超然。　　诗本无形在窈冥，纲罗天地运吟情，有时忽得惊人句，费尽心机做不成。　　同于严羽的以禅说诗，异于刘克庄的分别诗禅。第十首云：　　草就篇间只等闲，作诗容易改诗难，玉经周彡琢方成器，句要丰腴字要安。　　（集七）　　又略同于杨万里的论文须修饰。总之，是揉杂南宋末年的各家见解，邵子文评为，“无甚高论”，并非苛责；戴复古自言“可作诗家小学须知”，倒也的当。●第八章 浙东派的事功文学说　　○一 北宋三派的揉合　　浙东派以温州永嘉郡四县──永嘉、瑞安、乐清、平阳为主。据周行已所作赵彦昭墓志铭，元丰作新太学，温州同游者有蒋元中、沈彬老、刘元承、刘元礼、许少伊、戴明仲、赵彦昭、张子充。（浮集七）叶题二刘文集后云：“永嘉僻远下州，见闻最晚，而九人者，乃能违志开道，蔚为之前。”（水心集廿九）　　近代孙诒让跋横塘集（横塘集，永嘉丛书本卷末），仍沿用其说。惟王十朋作何提刑墓志铭云：“永嘉自元以来，士风浸盛。......至建炎绍兴间，异才辈出，往往甲于东南。”（梅溪文集，后集廿九）稍有不同。但元丰止有八年，随后就是元，疑一样的的元丰诸先生。　　九先生以及其稍后的永嘉诸老的学术，渊源于北宋三派。王十朋送叶秀才序云：　　吾乡谊理之学甲于东南，......后学士子群居学校，战艺场屋，笔横渠而口伊洛者，纷如也。（后集廿九）　　楼钥温州进士题名序云：　　河南二先生起千载之绝学以倡学者，此邦之士，渐被为多。（攻愧集五三）　　周行已戴明仲墓志铭，亦特别提出“尝从洛阳程氏问学”，（浮集七）孙诒让横塘集跋更考知自蒋赵张三先生外，皆学于程门。是和道学派有渊源。邓广铭先生浙东学派探源引浙江通志云：　　永嘉先辈以经鸣者，渊源皆出于（袭）原。（天津益世报读书周刊第十三期）　　又指出周行已沈子正墓志铭，载子正永嘉人，父资使从学程颐、吕大临、龚原。　　（浮集七）龚原是王安石门人，同时周行己又尝与曾巩倡和，知和经术派也有关系。四库提要谓周行己开永嘉学术之源，而导流者则推薛季宣（卷一六○，浪语集提要）。周行己寄鲁直学士云：　　当今文伯眉阳苏，新词的砾垂明珠：我公江南独继步，名誉借甚传清都。......婴儿失乳投母哺，当亦饮食琼浆。（浮集，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卷八）薛季宣作读东坡和靖节诗（浪语集，永嘉丛书本卷八）跋东坡诗案（集六），又作专咏东坡的诗（集十二），知对议论派也颇崇依爱好。周好己上祭酒书云： “又二年读书，盖见古人文章，浩浩如涛波，纟丽如春华，于是乎而慕之。又学为古文，上希屈宋，下法韩柳。”全同于欧苏意念。但又说：“又二年读书，益见道理，于是始知圣人作书遗后世，在学而行之，非以为文也，乃知文人才士不足尚。”　　（集五）又转于周程意念。薛季宣作反古诗说（集三有序），后易名诗性情说（集廿七有书后）。又作香奁集叙，称“韩为诗有情致，形容能出人意表”。　　（集卅）作李长吉集序，称“他人之诗，不失之粗，则失之俗，要不可谓之诗人之诗。长吉无是病也，其轻纤丽，盖能自成一家”。（集卅）更接近辞章了。　　○二 王十朋的论赞韩柳欧苏　　薛季宣生绍兴四年（一一三四），卒乾道九年（一一七三），比他大二十二岁的王十朋（一一一二～一一七一），乐清人，也是永嘉派的重要人物。曾作论文说一篇，提出文章与年共进，老来每悔少作，（前集十九）并没有多少见解。　　有见解的没有标题论文，如策问先引刘禹锡序柳宗元文云：“文章与时高下。”　　又引苏轼记韩文公碑云：“公起布衣，谈关而麾之，天下靡然归于正。”然后发问云：　　尝因二子之论而验其时与人，必刘子之言是信耶？则吐辞为经，如孟荀二子，实战国人也，战国之分裂能病天下之文，曷为不能病二子乎？必苏子之言是信耶？　　则战国二儒贤过韩愈，愈能起八代之衰，而二儒乃不能起战国之病何也？我国朝四叶文章最盛，议者皆归于仁祖文德之治，与大宗伯欧阳公救弊之力；沉浸至今，文益粹美，远出乎正元元和之上，而进乎成周之郁郁矣，是果时耶人耶？二者若兼有之，与刘苏二子之说又皆不同，何也？愿与诸君辩之。（梅溪文集，四部丛刊本前集十四）　　言外之意，显然时与人并重，用现在的话说来就是“时人二元论”。时人二元论是在解释文学潮流，至文学利病，他从作者的有无刚气理解。蔡羰明文集序云：　　文以所为主，非天下之刚者莫能之。古今能文之士非不多，而能杰然自名于世者亡几，非文不足也，无刚气以主之也。孟子以浩然充塞天地之气，而发为七篇仁义之书，韩子以忠犯逆鳞勇叱三军之气，而发为日光玉洁表里六经之文，故孟子辟杨墨之功不在禹下，而韩子氐排异端攘斥佛老之功又不在孟子下，皆气使之然也。若二子者，非天下之至刚者欤！（后集廿七）　　这受苏辙影响是很明显的，实在受道学家影响。道学家的本体论是理与气，因此也每以理与气论文。不过王十朋改为刚气，便成为他的新说，而这种新说也正是永嘉派所氤氲。北宋三派的经术议论两派都有事功的意味，都有史学的倾向。　　传至永嘉，以时局及其他关系，事功与史学的意味益浓。时人二元论是史学家的通常见解，刚气是事功家的应具性格，不过王十朋移来论文，便成为他的贡献。　　王十朋的另一贡献，是：韩、柳、欧、苏的并提与分辨。绍兴庚午（一一五　　○）七月上氵日，读东坡大全集于会趣堂，作读苏文云：　　唐宋文章未可优劣，唐之韩柳，宋之欧苏，使四子并驾而争驰，未知孰后而孰先，必有能辨之者。　　不学文则已，学文而不韩、柳、欧、苏，是观诵读虽博（观字疑当在韩柳字上），著述虽多，未有不陋者也。　　韩欧之文，粹然一出于正，柳与苏好奇而失之驳；至论其文之工，才之美，是宜韩公欲推逊子厚，欧阳子欲避路放子瞻出一头地也。（前集十九）前两则是并提，后一则是分辨。分辨的还有杂说云：　　唐宋之文可法者四，法古于韩，法奇于柳，法纯粹于欧阳，法汗漫于东坡；余文可以博观，而无事乎取法也。　　贾谊赋过相如，杨子云不知也；柳子厚平淮西雅过韩退之，子厚自知之。子厚之文，温雅过班固；退之之文，雄健过司马子长；欧公得退之之纯粹，而乏子厚之奇；东坡驰骋过诸公，简严不及也。（前集十九）　　读苏文的分辨兼及辞意，杂说的分辨专论文辞。自现在看来，这种并提与分辨，止是平庸的常识，并没有新鲜的意义。要知这就是后人承受了这种意见，而王十朋首先在若干作家中，选提出来分析比较，作为楷模，当然应标出特书。至韩柳的“指意不同”，王十朋在策问也曾详论，（前集十五）兹从省不述。还有对于诗，他不满意“学江西诗者谓苏不及黄，又言韩欧二公诗乃押韵文耳”，特作读东坡诗，（后集十四）抗辩阐扬，兹亦不述。　　○三 吕祖谦的看史方法　　寿春人吕祖谦（一一三七～一一八一），全祖望改编的宋元学案自为东莱学案，黄宗羲的原本则标为永嘉学案之一，引朱熹谓永嘉之学，伯恭（祖谦字）兼君举（陈傅良）同父（陈亮）之长。吕祷谦与朱侍讲（熹）书云：“所论永嘉文体一节，乃往年为学官时病痛，数年来深知其缴绕狭衲，深害心术，故每与士子语，未尝不以平正朴实为先。去夏与李仁甫议文体，政是要救此弊。”（东莱文集，金华丛书本卷三）知确为永嘉派，不过后来又趋向道学。与陈同父书云：　　某窃谓若实有意为学者，自应本末并举；若有体而无用，则所谓体者，必参差卤莽无疑也。　　又云：　　词章古人所不废。（集五）　　一面重视本末体用，一面又不废词章，所以要融合道学辞章，而归于史文。　　吴了良窗集续集序云：“自元后，谈理者祖程，论文者宗苏，而理与文分为二。吕公（祖谦）病其然，思融会之，故吕公之文，早葩而晚实。”（窗集卷首）一点不错。吕祖谦著史说一卷，第一条言看通鉴之法云：　　昔陈莹中尝谓通鉴如药山，随取随得。然虽是药山，又须是会采；若不能采，不过博闻︹记而已。子问于列子曰：“子好游乎？”此可取以为看史之法。大抵看史见治则以为治，见乱则以为乱，见一事则止别一事，何取观史？当如身在其中，见事之利害，时之祸患，必掩卷自思，使我遇此等事，当作如何处之。如此观史，学问亦可以进，知识亦可以高，方为有益。（集十九）　　只说到学问知识，没有说到史学文学，但永嘉派的史学文学本来最重学问知识，所以学问知识的方法，也就是史学文学的方法。吕祖谦编文海（就是宋文鉴），朱熹说“何补于治道于后学？”（东莱学案）恐怕正是针对吕祷谦希望有补于治道后学而发。吕祖谦太学策问云：　　今日与诸君共订者，将各发身之所实然者，以求实理之所在，夫岂角词章记诵事无用之文哉？（集二）　　“实理所在”的文章就是有补治道的文章，各家文集中自也不乏这种作品，但主要的还是史文，所以特提看史之法。朱熹说他“爱说史学”，（东莱学案）　　诚然。　　○四 陈傅良的批评经生文士　　同样归依史文的还有瑞安陈傅良（一一三七～一二○三），答贾端老云：　　闲居须课一书，要当自古文书始，俞年便可到春秋之末，而及通鉴可也。　　又云：　　示谕看过左氏传，甚善。疏问数条，只是小小事，自未是穿贯五霸之变。五霸功罪未分，则东迁之不竞，与历年多处未见着落。春秋同是圣人经世之用，要其托史见义，以五霸为据案；而左氏合诸国之史，发明经所不书，以表见其所书，因五霸之兴衰，究观王道之缺，则战国之事起，周亡而秦汉出矣。此其大略。若夫精详，非面莫究。太史公书又以接尚书春秋之统绪，而下逮秦汉，其用功略与左氏同；而不敢比拟春秋，是以变为纪傅书表耳。何当合并，共讲其指。（止斋文集，四部从刊本卷卅五）　　“经世之用，要其托史见义”，是重视史文的原因，同时也是对史文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