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势发端即称“王氏论文云：‘诗有学古今势一十七种，具列如后。’”　　知十七势的作者姓王。遍照金刚以前的研究诗格诗势而姓王的，只有王昌龄一人。　　宋史艺文志载有王维诗格一卷，不见新旧唐志，疑出后人伪作。篇中引及王维诗，也引及王昌龄诗，对王维则姓名全举，对王昌龄则名而不姓，知作者是王昌龄，不是王维。　　他的十七势，可分为七组：　　第一组──第一直把入作势，第二都商量入作势，第三直树一句第二句入作势，第四直树二句第三句入作势，第五直树三句第四句入作势，第六比兴入作势，可以归为一组，都是讲明诗之如何入作的。他所谓“入作”，就是锺嵘所谓“发端”，指一首诗之起始数语而言。他以为入作的方法有四种。一是直把入作势，二是都商量入作势，三是直树几句入作势，四是比兴入作势。直树几句入作势，又分直树一句第二句入作势，直树二句第三句入作势，直树三句第四句入作势三种。　　１．“直把入作势，若赋得一物，或自登山临水，有闲情作，或送别，但以题目为定，依所定题目，入头便直把是也。”盖与赋比兴的赋体差不多，就是直接叙起的方法。　　２．“都商量入作势者，每咏一物，或赋赠答寄人，皆以入头两句平商量其道理，第三、第四、第五句入作是也”，就是用泛论引起的方法。　　３．直树几句入作势，如“直树一句者，题目外直树一句景物当时者，第二句始言题目意是也。”直树两句第三句入作势，与直树三句第四句入作势，可以类推，此种方法，以今语释之，就是以写景衬起。他认为此种方法，直树一句至三句都可，再多便不好了；“亦有第四、第五句直树景物，后入其意，然恐烂不佳也。”　　４．“比兴入作势者，遇物如本立文之意，便直树两三句物，然后以本意入作比兴是也。”此所谓“物”，与直树几句入作势所谓“景物”之“物”，其作用微有不同；彼可任意的描写当时的景物，此则须“物如本立文之意”，故与赋比兴的比体相象。原始的赋比兴，是质量不同的三种作诗方法，但后人往往仅以量的差别分析比与兴，由是比与兴没有多大的区分，而王昌龄遂以比兴同为一种方法了。　　第二组──第七谴比势与第九感兴势，可归为一组，都是讲时诗之含蓄的作法的。第一组所讲明的入作的方法虽不同，而最后都要鲜明的说出题意，就是比兴入作势，发端虽是“遇物如本立文之意，便直树两三句物，”而最后仍须“以本意入作”。此谴比势与感兴势，则始终仅是暗示题意，而不明言题意。　　１．“谴比势者，言今词人不悟有作者意依古势有例。”此释恐有脱误，意不明了。他举他的送李邕之秦诗云：　　别怨秦楚深，江中秋云起。天长梦无隔，月映在寒水。前二句下注云：“言别怨与秦楚之深远也。别怨起自楚地，既别之后，恐长不见，或偶然而会，以此不定，如云起上腾于青冥，从风飘荡，不可复归其起处，或偶然而归尔。”后二句下注云：“虽天长（文笔眼心抄作天虽长），其梦不隔，夜中梦见，疑由相会，有如别，忽觉，乃各一方，互不相见。如月影在水，至曙，水月亦了不见矣。”　　则谴比势是借外物映写内心的方法；内心的意思，不肯直说，由是谴出而借外物比较。　　２．“感兴势者，人心至感，必有应说，物色万象，爽然有如感会。”则这种感兴是由内及外的心灵感兴，而不是由外及内的景物感兴。所以他举常建诗云：　　“冷冷七弦遍，万木澄幽音；能使江月白，又令江水深。”极言感物的力量之大。　　第三组──第十含思落句势与第十七心期落句势，可归为一组。第一组是讲明一首诗之如何入作的，此组则是讲明一首诗之如何落句的。　　１．“含思落句势者，每至落句，常须含蓄，不得令语尽思穷。或深意堪愁，不可具说，即上句为意语，下句以一景物堪愁与深意相惬便道。仍须意出成感人始好。”前者是普通所谓含蓄不尽；后者大概是以景物的状态，象征诗主的心情。　　所以他举自己的送别诗云：“醉后不能语，多山雨，”便是以“乡山雨”，象征醉后的样子。　　２．“心期落句势者，心有所期也。”他举自己的诗云：　　青桂花未吐，江中独鸣琴。　　注云：“言青桃花吐之时期得相见；花既未吐，即未相见，所以江中独鸣琴。”　　合而观之，便可了然矣。　　第四组──第八下句拂上句势与第十一相分明势，可以归为一组，都是讲明一联两句之相互关系的。　　１．“下句拂上句势者，上句说意不快，以下句势拂之，令意通。”例引古诗云：　　夜闻木落叶，疑是洞庭秋。则下句拂上句势，是上句故留未尽之意，以下句补足之。　　２．“相分明势者，凡作语皆须令意出，一览其文，至于景象，恍然有如目击。若上句说事未出，以下一句助之，令分明出其意也。”关于前者，例引李堪诗云：　　云归石壁尽，月照霜林清。关于后者，例引崔曙诗云：　　田家收已尽，苍苍唯白茅。　　前者一联两句虽互相关照，而语意各明；后者则非合而观之，其意不显。前者与下句拂上句势相差较远；后者则几于相同，不过下句拂上句势故意以下句拂上句，此则以下句补明上句的意思而已。　　第五组──第十四生煞回薄势独为一组，是讲明诗意之前后拂救的。　　“生煞回薄势者，前说意悲凉，后以推命破之，前说世路矜骋荣宠，后以至空之理破之入道，是也。”据此，知其作用与下句拂上句势有相同者，都是前后相拂相救；惟彼所以明句意，此所以见作意，彼仅求句之显豁，此则在拂救诗意不使太偏耳。　　第六组──第十二一句中分势与第十三一句直比势，可归为一组，都是讲明句法的。　　１．“一句中分势者，海静月色真。”　　２．“一句直比势者，相思河水流。”　　王氏对此二势，皆以例代释。就例观之，一句中分势者，大概是一句中上半与下半分写，如“海静”为一种景象，“月色真”又为一种景象；惟二者当然要有联属关系，惟其“海静”，所以“月色真”。一句直比势者，大概是句内自为比况，如以“河水流”比况“相思”。　　第七组──第十五理入景势与第十六景入理势，可归为一组，都是讲明景与理的相互关系的。　　１．“理入景势者，诗不可一向把理，皆须入景，语始清味。理欲（泽案，疑当作语）入景势，皆须引理语入地及居处所在，便论之。其景与理不相惬，理通无味。”　　２．“景入理势者，诗一向言意，则不清及无味；一向言景，亦无味；事须景与意相兼始好。凡景语入理语，皆须相惬，当收意，紧不可正言，景语势收之便论理语，无相管摄。方今人皆不作意，慎之。”　　二者合而观之，知王氏的意思，大概谓只是说理，或只是写景，都不算好诗；“事须与景相兼始好”。惟引理入景，须与景相惬；写景入理，亦须与理相惬。　　否则“景与理不相惬，理通无味”，景好也不是佳作。　　○六 王昌龄诗格二──格律论　　秘府论南卷论文意类引或曰右旁，注有“王氏论文云”五字，十七势中有生煞回薄势，此亦云：“夫诗有生煞回薄，以象四时，”故知作者亦为王昌龄。又云：“古文格高，一句见意，则‘股肱良哉’，是也。其次两句见意，则‘关关雎鸩，在河之洲’，是也。其次古诗四句见意，则‘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是也。”又见诗中宗旨，知宗旨假中有真，而此之出于王昌龄诗格，也益有佐证了。　　这里所讨论的主题是“意”和“声”，故云：　　凡作诗之林，意是格，声是律。意高则格高，声辨则津清，格律全然后始有调。用意于古人之上，则天地之境，洞焉可观。　　十七势也常说到意，但侧重意的表现方法，此则侧重意的搜求方法。如云：　　夫作文章，但多立意，令左穿右穴，苦心竭智，必须忘身，不可拘束。思若不来，即须放情却宽之令境生，然后以境照之，思则便来，来即作文；如其境思不来，不可作也。又云：　　凡属文之人，常须作意，凝心天海之外，用思元气之前，巧运言词，精练意魄。所作词句，莫用古语及今烂字旧意。改他旧语，移头换尾，如此之人，终不长进，为无自性，不能专心苦思，致见不成。又云：　　凡诗立意皆杰起险作，傍若无人，不须布惧。古诗云：“古墓犁为田，松柏摧为薪”，及“不信沙场苦，君看刀箭瘢”，是也。　　知其对于立意主冥搜苦探，力求新奇。至于声则主张辨析清浊。如云：　　凡文章体例，不解清浊规矩，造次不得制作，制作不依此法，纵令合理，所作千篇，不堪施用。　　调清浊的要点，一在诗句，二在诗韵。如云：　　夫用字有数般，有轻有重，有（泽案，有字原无，依上下文义校增）重中轻，有轻中重，有虽重浊可用者，有轻清不可用者，事须细律之。若用重字，即以轻字拂之便快也。夫文章第一字与第五字须轻清，声即稳也；其中三字，纵重浊亦无妨。如“高台多悲风”，“朝日照北林”。若五字并轻，规脱略无所止泊处；若五字并重，则文章暗浊；事须轻重相间，仍须以声律之。如“明月照积雪”，则“月”“雪”相拨；及“罗衣何飘”，则“罗”“何”相拨，亦不可不觉也。　　这是诗句的调清浊法。又云：　　今世间之人，或识清而不知浊，而识浊而不知清。若以清为韵，余尽须用清；若以浊为韵，余尽须用尽；若清浊相和，名为落韵。　　这是诗韵的调清浊法。诗句的调清浊法，言及轻重，但以“轻清”与“重浊”　　对举，知轻重仍是清浊，轻中重为次清，重中轻为次浊。所举“明月照积雪”的：　　“月”“雪”二字，据广韵，月、鱼厥切（卷五，十月），属疑纽，韵镜列为次浊；雪、相绝切（卷五，十七薛），属心纽，韵镜列为全清，确是清浊相拨。所举“罗衣何飘”的“罗”“何”二字，罗、鲁何切（卷二，七歌），属来纽，韵镜列为次浊；何、胡歌切（同上），属匣纽，韵镜列为全浊，并非清浊相拨，不知是否由于王的读音与广韵不同，或分清浊与韵镜不同。　　第二节所述佚名的声调术，也论到轻重清浊，谓“字全轻，霜字轻中重，疮字重中轻，床字全重。又如清字全轻，青字全浊。”字注侧羊反，霜注色反，疮注初良反，床注土反，与广韵全同。据韵镜，照纽全清，霜审纽全清，床透纽次清，疮穿纽次清，除外，都不合。清、广韵七情切（十四清），青、仓经切（十五青），韵镜皆清纽次清，亦不合，不知何故。　　文中也论及对偶。如云：“凡文章不得不对，上句若重字双声叠韵，下句亦然。若上句偏安，下句不安，即为离支；若上句用事，下句不用事，名为缺偶。　　故梁朝湘东王诗评曰：‘作诗不对，本是孔（泽案，疑为札）文，不名为诗。’”　　不过虽讲清浊，但仍以意为主，做云：“诗有意好言真，光今绝古，即须书之于纸，不论对与不对，但用意方便，言语稳，即用之。若语势者有对，言复安稳，益当为善。”　　○七 王昌龄诗格三──今本诗格及诗中密旨　　今本诗格中有起首入兴体十四，一曰感兴入兴，二曰引古入兴，三曰犯势入兴，四曰先衣带后叙事入兴，五曰先叙事后衣带入兴，六曰叙事入兴，七曰直入比兴，八曰直入兴，九曰托兴入兴，十曰把情入兴，十一曰把声入兴，十二曰景物入兴，十三曰景物兼意入兴，十四曰怨调入兴。又有常用体十四，一曰藏锋体，二曰曲存体，三曰立节体，四曰褒贬体，五曰赋体，六曰问益林，七曰象外体，八曰象外比体，九曰理入景体，十曰景入理体，十一曰紧体，十二曰因小用大体，十三曰诗辨体，十四曰一四团句体。和十七势颇有同者，知伪中有真。　　至密旨的伪中有真，已详前节。又中有诗六病例，一曰龃龉病，二曰长撷腰病，三曰长解镫病，四曰业杂病，五曰形迹病，六曰反语病，皆见秘府论西卷论病类（详三篇五章二节）。又有犯病八格，一曰支离病，二曰缺偶病，见秘府论南卷论文意类，已详前节。又见西卷论病类，详第三篇第五章第二节。三曰落节病，四曰业木病，五曰相反病，六曰相重病，亦见秘府论西卷论病类，亦详第三篇第五章第二节。七曰侧对病，释云：“凡诗字体全别，其义相背”知就是侧对。　　八曰声对病，释云：“字义全别，借声类对，”知就是双声侧对。皆见秘府论东卷论对类，详本篇第一章第五、六两节。不过秘府论引为元兢崔融说，认为是一种对偶方法而提倡之，此认为是一种病犯而反对之罢了。　　又说诗有九格，俱见秘府论地卷十四例类，惟彼多此少，恐此有残缺，兹棱列于左：　　一日重叠用事格──举诗曰：“净宫连博（原作薄，据秘府论棱改）望，香刹对承华。”秘府论同，释云：“上句用事，下句以事成之。”　　二曰上句立兴下句是意格──举诗曰：“明月照高楼（原作台，据秘府论棱改），流光正徘徊。”秘府论为第三，作“立兴以意成之例”。　　三曰上句立兴下句是比格──举诗曰：“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秘府论为第四，作“立双兴以意成之例”。　　四曰上句体物下句状成格──举诗曰：“朔风吹飞雪（秘府论作雨），萧条江上来。”秘府论为第七。　　五曰上句体时下句状成格──举诗曰：“昏旦变气侯，山水含清辉。”秘府论为第八。　　六曰上句体事下句意成格──举诗曰：“虽无玄豹姿，终隐南山雾。”秘府论为第九。　　七曰句中比物成语意格──举诗曰：“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秘府论为第十一，作“立比成之例”。　　八曰句中叠语格──举诗曰：“既为风所开，还为风所落。”秘府论为第十三，作“叠语之例”。　　九曰句中轻重错缪格──举诗曰：“天子忧征伐，黎民常自怡。”秘府论为第十四，无“句中”二字，例诗缺。　　秘府论所多五例为：二、上句用事，下句以事成之例；五、上句古，下句以即事偶之例；六、上句意，下句以意成之例；十、当句以物色成之例；十二、复意之例。虽秘府论未注明引自王昌龄诗格，但一则秘府论本来大半采自中国书，又大半不注出处；二则秘府论在中国旧无流传，当然系彼钞此，非此钞彼；而密旨的伪中有真，又可得到证明了。　　诗格中除二十八体外，还有物镜、情境、意境三境，生思、感思、取思三思，言志、劝勉、引古、含思、叹美、抱比、怨调七落句体，立意、有以、兴寄三宗旨，高格、古雅、闲逸、幽深、神仙五趣向，好势、通势、烂势三语势，势对、疏对、意对、句对、偏对五对例，渊雅、不难、不辛、饱腹、用事、一管六式，杰起、直意、穿穴、挽打、出意、心意六例，用事不如用字、用字不如用形、用形不如用气、用气不如用势、用势不如用神五用。密旨除上述外，还有高、下二格、得趣、得理、得势三格，因为真伪莫辨，姑列其名，不举其释。　　○八 皎然诗议　　新唐志文史类载皎然诗式五卷，诗评三卷，诗式俊下节论次，兹先述诗评。　　新唐志和通志艺文略都作三卷。宋四库阙书目别集类和宋志文史类都作一卷，陈录文史类无诗评，有诗议一卷，秘府论也引及诗议，评议义近，盖即一书。吟窗杂录、诗法统宗及诗学指南都收有诗议一卷，指地还另外有评论一卷。　　诗议中有八种对，和秘府论所引符合，可知并非伪书。又“诗有三四五六七言之别”一条，也引见秘府论南卷论文意类，但只标为或曰，两相棱，此略彼详，可证秘府论此段系引自诗议，又可证今本诗议，已有残缺。　　至评论一卷，是后人割裂诗议诗式凑成的。第一条云：　　或曰：今人所以不及古人者，病于丽（秘府论作俪，不同）词。予曰：不然。　　先正诗人，时有丽词。“云从龙，风从虎，”非丽邪？“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非丽邪？但古人后于语，先于意。第二条云：　　或曰：诗不要苦思，苦思则丧于天真。此甚不然。固当绎虑于险中，采奇于象外，状飞动之趣，写真奥之思。夫希世之珍，必出骊龙之颔，况通幽名变之文哉？　　第三条云：　　古人云：具体惟子建仲宣，偏善则太仲公干，平子得其雅，叔夜含其润，茂先凝其清，景阳振其丽。鲜能兼通，况当齐梁之后，正声寝微，人不逮古，振颓波者，或有贤于今论矣。　　都见秘府论，和引自诗议者相连属，知原出诗议。后面还有几条，又都见五卷全本诗式。所以知评论是割裂诗议诗式凑成的，今仍拆还诗议诗式。　　诗议诗式都是皎然所作，想通的地方自然很多，但论其差别，则诗议偏于评议格律，诗式偏于提示品式。　　诗议中的八对，已详前章第七节。此外还有六格，实即六对：一曰的名对，二曰双拟对，三曰隔句对，四曰联绵对，五曰互成对，六曰异类对（见今本诗议），秘府论列于古人同出的十一对。皎然的对偶说是一种修正论，所以一方面诠解极平常的六对，一方面创造极宽泛的八对，另一方面又反对律家的拘泥对偶云：　　律家之流，拘而多忌，失于自然，吾常所病也。必不得已，则削其俗巧与其一体。一体者，不明诗对（秘府论不上有田字，诗议对上有体字），未皆大通（诗议作未阶大道）。若国风雅颂之中，非一手作，或有暗同，不在此也。......夫累对成章，高手有互变之势，列篇相望，殊状更多，若句句同区，篇篇共辙，名为贯鱼之手，非变之才也（数句诗议缺）。俗巧者，由不辨正气，习俗师弱弊之过也（诗议作“习弱师弊之道也”）。......夫境象不一，虚实难明，有可睹而不可取，景也；可闻而不可见，风也；虽系乎我形，而妙用无体，心也；义贯众象，而无实质，色也。凡此等，可以对（诗议作偶，下同）虚，亦可以对实。　　（今本诗议，又秘府论）　　又指摘诗对诗词的俗卑云：　　至如渡头浦口，水面波心，俗对也；上句青，下句绿，上句爱，下句怜，下对也；句中多著映带傍佯等语，熟字也；制锦一同，仙府黄绶，熟名也；溪氵差水隈，山脊山肋，俗名也。（秘府论）　　可是旁人攻击俪词，他又不以为然，前引为俪词辨护的一条，秘府论所引，在“先于意”下，还有“意因成语，语不使意，偶对则对，偶散则散，若力为之，则见斤斧之迹。故有对不失浑战，纵散不关造化，此名手也”数句。提倡自然对，反对造作对的意思，尤为显明。　　提倡自然对，并不是听任自然，而是追求自然，所以反对“诗不要苦思”，却希望“成章以后有易，貌若不思而得也”（秘府论）。还有作诗的目的是抒情意，所以谓“后于语，先于意。”又云：　　古今诗人，多称丽句，关意为上，反此为下。（秘府论）又云：　　夫诗工创心，以情为地，以兴为迳，然后清音韵其风律，丽句增其文彩，如扬林积翠之下，翘楚幽花，时时间发，乃知斯文，味益深矣。　　（同上）　　所以是重意而不轻词的诗论。　　○九 皎然诗式　　诗式各本只残余一卷，惟陆心源辑十万卷业书二编本还为五卷。卢文绍跋云：　　“此书世有镌本，俱不全，今乃得此五卷完备者，从两汉及唐诗人各篇丽句摘而录之，差以五格，括以十九体，此所以谓之式也。若世间本则虚张其目而已，岂知其用意之所在乎？”　　五格是反用事的：　　不用事第一，作用事第二（其有不用事而措意不高者，黜入第二格），直用事第三（其中亦有不用事而格稍下，贬居第三），有事无事第四（此于第三种中稍下，故入第四），有事无事情格俱下第五（情格俱下，有事无事可知也）。　　十九体所括示的是诗之外彰的风律及内蕴的体德：　　高（风韵切畅曰高），逸（体格闲放曰逸），贞（放词正直曰贞），忠（临危不变曰忠），节（持节不改曰节），志（立志不改曰志），气（风情耿耿曰气），情（缘情不尽曰情），思（气多含蓄曰思），德（词温而正曰德），诫（检束防闲曰诫），闲（性情疏野曰闲），达（心迹旷诞曰达），悲（伤甚曰悲），怨（词理凄切曰怨），意（立言曰意），力（体裁劲健曰力），静（非如松风不动，林未鸣，乃谓意中之静），远（非谓淼淼望水，杳杳看山，乃谓意中之远）。　　而皎然所最推崇者，则是“高”与“逸”两种，不惟以“高”与“逸”列十九字之首，且序言云：　　夫诗人之思初发，取境偏高，则一首举体便高；取境偏逸，则一首举体便逸。　　又明势条云：　　高手述作，如登荆巫，觌三湘鄢郢之盛，荣回盘礴，千变万态；或极天高峙，焉不群，气胜势飞，合沓相属；或修江耿耿，万里无波，出高深重复之状：　　古今逸格，皆造其极矣！　　此外他又谓有三格四品。跌宕格二品：　　一曰越俗。其道如黄鹤临风，貌逸神王，杳不可羁。　　二曰骇俗。其道如楚有接狂，鲁有原壤，外示惊俗之貌，内藏达人之度。　　氵屈没格一品：　　曰淡俗。此道如夏姬当垆，似荡而贞，采吴楚之风，虽俗而正。　　调笑格一品：　　曰戏俗。......此一品非雅作，足为谈笑之资矣。　　最上的跌宕格的越俗品是“貌逸神王”，也是在提倡“逸”。　　“高”“逸”的方法，有四不：　　气高而不怒，怒则失于风流；力动而不露，露则偏于斤斧；情多而不暗，暗则蹶于拙钝；才赡而不疏，疏则损于筋脉。　　有四深（诗人玉屑卷五引同，他本作源，下同）：　　气象氤氲，由深于体势；意度盘礴，由深于作用；用律不滞，由深于声对；用事不直，由深于义类。　　有二要：　　要力全而不苦涩，要气足而不怒张。　　有二废：　　虽欲废巧尚直，而思致不很实；虽欲废词尚意，而典丽不得遗。　　有四离：　　虽期道情，而离深僻；虽用经史，而离书生；虽尚高逸，而离迂远；虽欲飞动，而离轻浮。　　有六逆：　　以虚诞而为高古，以缓漫而为冲澹，以错用意而为善，以诡怪而为新奇，以烂熟而为隐约，以气少力弱而为容易。有七至（原作六至，据吟窗杂录、诗法统宗、诗学指南各本及诗人玉屑引校改）：　　至险而不僻，至奇而不差，至丽而自然，至苦而无迹，至近而意远，至放而不迂，至难而状易。（第七至原无，据诗法统宗诸书校增）有七德（一作得）：　　一议理，二高古，三典丽，四风流，五精神，六质干，七体裁。　　大体都是“叩其两端”，希望“恰到好处，”也就是普通所谓“惨淡经营，出之自然”。诗式总序云：　　夫诗者众妙之华实，六经之菁英，虽非圣功，妙均于圣。彼天地日月元代之渊奥，鬼神之微冥，精思一搜，万象不能藏其巧。其作用也，放意须险，定局须难，虽取由我里，而得若神表。至如天真挺拔之句，与造化争衡，可以意会，难以言状，非作者不能知也。......今从西汉已降，至于我唐，名篇丽句凡若干人，命曰诗式，使无天机者坐致天机。（兼见全唐文卷九一七）　　可见他的教人“坐致天机”，是要“放意须险，定局须难”的。取境条云：　　“不要苦思；苦思则丧自然之质。”此亦不然。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取境之时，须至难至险，始见奇句；成篇之后，观其气貌，有似等闲，不思而得，此高手也。有时意静神至，佳句纵横，若不可遏，宛若神助；不然盖由先积精思，因神王而得乎。　　此种言论，亦略见于前节所引的诗议，据知他的诗法是：取境时要险难，成篇后要自然。这样，诗的风格才能“高”“逸”。　　为什么皎然独提倡“高”“逸”，大概由于他是方外僧人，性耽禅阅。诗式中序云：　　贞元初，余与二三子居东溪草堂，每相谓曰：世事喧喧，非禅者之意，......岂若孤松片云，禅坐相对，无言而道合，至静而性同哉？吾将深入杼峰，与松云为侣，所著诗式及诸文字，并寝而不纪。......至于申夏五月，会前御史李公洪，自河北负谴遇恩，再移为湖州长史，初与相见，未交一言，恍若神合。余素知公精于佛理，因请益焉......他日言及诗式，余具陈夙昔之志。公曰不然。因命门人简出草本一览。......公欣然因请吴生相与编录，有不当者公乃点而窜之，不使琅与齐列，勒成五卷，粲然可观矣。（兼见全唐文卷九一七）　　可见他的志趣在“禅者之意”，为他编录点窜的李公洪也“精于佛理”。　　“禅者之意”的应用于诗，当然是“高”“逸”。文章宗旨条云：　　康乐公早岁能文，性颖神彻，及通内典，心地更精，故所作诗，发皆造极，得非空王之道助耶？夫文章，天下之公器，安敢私焉？曩者，尝与诸公论康乐为文，真于性情，尚于作用，不顾词彩，而风流自然。彼清景当中，天地秋色，诗之量也。庆云从风，舒卷万状，诗之变也。不然，何以得其格高，其气正，其体贞，其貌古，其词深，其才婉，其德宏，其调逸，其声谐？　　更鲜明的谓诗的格高由于“通内典”，得助于“空王之道”；则“通内典”，得助于“空王之道”的皎然，当然提倡“高”“逸”的诗了。　　○十 佚名的诗文作法　　我在前章第一节云：“唐人的对偶说与病犯说大体只限于诗，鲜及于文。”　　“鲜及于文”，不是“不及于文”，皎然的对偶说已举及赋例（前章第七节）。　　此外，秘府论南卷论文意类云：　　假令一对之语，四句而成，便用四言以居其平，其余二句，杂用五言六言等。　　或经一对两对已后，仍须全用四言。即用四言，又更施其杂体（杂原作谁，盖形误也），循环反复，务归通利。　　显然指骈文而言，非指律诗而言。秘府论引于皎然诗议之后、般河岳英录集叙之前，共有三则，审其文义，似是一人所作，可惜作者姓名，已无从考证。　　第一则谓文章有六体云：　　凡制作之士，祖述多门；人心不同，文体各异。较而言之，有博雅焉，有清典焉，有绮艳焉，有宏壮焉，有要约焉，有切至焉。夫模范经诰，褒述功业，渊平不测，洋哉有闲，博雅之体也。数演情志，宣照德音，植义必明，结言唯正，清典之致也。体其淑姿，因其壮观，文章交映，光彩傍发，绮艳之则也。魁张奇纬，阐耀威灵，纵气凌人，扬声骇物，宏壮之道也。指事述心，断辞趣理，微而能显，少而斯洽，要约之旨也。舒陈哀愤，献纳约戒，言唯折中，情必曲尽，切至之工也。至如称博雅则颂论为其标，语清典则铭赞居其极，陈绮艳则诗赋表其华，叙宏壮则诏檄振其响，论要约则表启擅其能，言切至则箴诔得其实。凡斯六事，文章之通义焉。苟非其宜，失之远矣。博雅之失也缓，清典之失也轻，绮艳之失也淫，宏壮之失也诞，要约之失也阑，切至之失也直。体大义疏，辞引声滞，缓之致焉。理入于浮，言失于浅，轻之起焉。体貌违方，逞欲过度，淫以兴焉。　　制伤迂阔，辞多诡异，诞则成焉。情不申明，事有遗（原作贵，误）漏，有遗漏阑自见焉。体高专直，文好指斥，直乃行焉。故词人之作也，先看文之本体，（原注“谓上所陈文章六种，是其本体也”。正文本原作大）随而用心，遵其所宜，防其所失，故能辞成炼，动合规矩。而近代作者，好尚互舛，苟见一涂，守而不易，至今ゼ章缀翰，罕有兼善。岂才思之不足，抑由体制之未该也。　　这是在讲文体，同时也是在讲作法，所以说“至今ゼ章缀翰者罕有兼善，岂才思之不足，抑体制之未该也”。的确必先了解文体，然后才能讲论方法，因为方法是因体制宜的，不是一成不变的，所以第三则云：　　凡制于文，先布其位，犹夫行陈之有次，阶梯之有依也。先看，将作之文，体有大小；又看，所为之事，理或多少。体大而理多者，定制宜弘；体小而理少者，置辞必局。须以此义，用意准之，随所作文，量为定限；既已定限，次乃分位；位之所据，义别为科；众义相因，厥功乃就。故须以心揆事，以事配辞，总取一篇之理，折成众科之义。其为用也，有四术焉：一者分理务周，二者叙事以次，三者义须相接，四者势必相依。理失周则繁的互舛，事非次则先后成乱，义不相接则文体中绝，势不相依则讽读为阻。若斯并文章所尤忌也。故自于首句，迄于终篇，科位虽分，文体终合，理贵于圆备，言资于顺序，使上下符契，先后弥缝，择言者不觉其孤，寻理者不见其隙，始其宏耳。又文之大者，藉引而申之；文之小者，有限而合之。申之则繁，合之则约。善申者虽繁不得而减；善合者虽约不可而增。合而遗其理，疏秽之起，实在于兹。皆在于义得理通，理相惬故也。　　（此句疑有误）　　“分理务周”，“叙事以次”，“义须相接”，“势必相依”，是各体文的共同作法；“申”是长篇文的作法；“合”是小品文的作法。　　第一、三两则讲的体裁与作法，第二则讲的构思。首言：“凡作文之道，构思为先，扣将用心，不可偏执。”末言：“心或蔽通，思时钝利，来不可遏，去不可留。若又情性烦劳，事由寂寞，强自催逼，徒成辛苦。不若韬翰屏笔，以须后图，待心虚更澄，方事连缉。非止作文之至术，抑亦养生之方耳。”略同于刘勰的养气说（详三篇八章五节），并没有新的识解，故不详述。●第三章 诗与社会及政治　　○一 陈子昂的提倡风雅诗　　初唐的诗论，侧得重对偶格律的提示；中唐的诗论，侧重社会政治的作用。　　以现在的术语说来，前者是艺术文学的方法，后者是人生文学的理论，绝对的相反不同；而交替转变则在于盛唐。盛唐一方面有王昌龄和僧皎然等的作“诗格”　　“诗式”，一方面有稍前的陈子昂和同时的李杜的提倡风雅诗和社会诗。这是国家社会的矛盾危机，盛唐已逐渐暴露的反映。　　我在第一篇第一章第六节曾说：“盛中唐的人生文学理论自以元稹就白居易为集其大成，而序幕的揭开，则始于元白以前的陈子昂（六五六～六八九）。”　　又引陈子昂与东方左虬修竹篇序云：　　文章道弊五百年矣！竞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徵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窃思古人，常恐逦逶（一作逶迤）　　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　　又引喜马参军相过醉歌序云：　　吾无用久矣，进不能以义补国，退不能以道隐身。......日月云迈，蟋蟀谓何？　　夫诗可以比兴也，不言曷著？　　可见他反对“彩丽竞繁”的齐梁诗，提倡“以义补国”的比兴诗。此外，又于座右铭云：　　诗礼固可学，郑卫不足听。（全唐文卷二一四，后简称“文”）　　上薛令文章启云：　　然而文章薄伎，固弃于高贤，刀笔小能，不容于先达，岂非大人君子以为道德之薄哉！某实鄙能，未窥作者，斐然狂简，虽有劳人之歌，怅尔咏怀，曾无阮籍之思，徒恨迹荒淫丽，名陷俳优，长为童子之群，无望壮夫之列。（同上）本来初唐以天下太平，优游天事，朝廷之下，君臣倡酬（详一章一节），由是一时的诗人，都竟作韵美之词，藉为媚君之资。在陈子昂看来，“迹荒淫丽，名陷俳优，”“文章薄伎”“为道之薄”。不过自己也是诗人，颇有同流合污之嫌，自己自恨“长为童子之群，无望壮夫之列。”实则他的目的是“论道匡君”，“以义补国”，所以虽也学习诗礼，但不听郑卫淫声；虽也努力作诗，但注重风雅比兴。而其对于诗的观念，当然是元白的社会诗论的先河了，所以元白都对他称赞不已。（详四章一节）　　至陈子昂的所以有这种论调的原因，固由于他的志趣使然，而志趣的形成，虽与性格有关，却大半由于陈子昂时的君已须匡，国已须补，此在每一篇第一章第六节已有详论，现在无庸复述了。　　○二 李白的提倡古风　　唐代诗歌本背有两重历史，一是南朝的绮靡缘情，一是北朝的质直言志；而唐代则由对立而逐渐融合，使北朝的素朴佳人，涂上南朝的香馥的脂粉，成功豪壮而华美的律诗。此种豪壮华美的律诗，自其产生的背景而言，是盛世元音；自诗歌的表现而言，则不免流于粉饰太平。（详拙编中国诗歌史，第十二章，唐初之揉合南北的诗歌）到了陈子昂和李白的时代，已不复是完美无缺的盛世，使他们逐渐厌弃粉饰太平的诗歌，而思恢复到质直言志的故道。　　关于陈子昂，已详上节，兹再述李白（七○一～七六二）。李白与陈子昂不甚同，他虽厌弃粉饰太平的律诗，而一因经过开元的中兴，比较的可做太平迷梦；二因他是“兴圣皇帝九世孙”（新唐书本传），家世富有，养成十足的公子哥儿的生活意识，对于社会政治虽也福┾掠影的关照，但远不及陈子昂的切实，所以结果只是有意无意的冲出律诗的樊篱、提倡古风而已。他有古风五十九首，第一首云：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王风委蔓草，战国多荆榛。龙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杨马激颓波，开流荡无垠。废兴虽万变，宪章亦已沦。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群才属休明，乘运共跃麟。文质相炳换，众星罗秋。我志在删述，垂晖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全唐诗三函四册一卷，后简称“诗”）又第三十五首云：　　丑女来效颦，还家掠四邻；寿陵失本步，笑杀邯郸人。一曲斐然子，雕丧天真。棘剌造沐猴，三年费精神。功成无所用，楚楚且华身。大雅思文王，颂声久崩沦。安得郢中质，一挥成风（原作斧，依李太白集校改）片。（同上）陈子昂的提倡风雅，大体怵于时代丧乱，欲“论道匡君”“以义补国”；李白的提倡古风，虽亦由于“古风变太古，道丧无时还”（古风第三十首），“颂声久崩沦”，“我志在删述”，但大半为矫正当时的句酌字斟的律诗。所以谓：“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所以谓：“丑女来效颦，还家惊四邻。寿陵失初步，笑杀邯郸人。　　一曲斐然子，雕丧天真。”所以陈子昂要使诗有比兴的功用，李白则要使诗不失元古的清真；陈子昂是为社会政治而改革诗，李白则为诗而改革诗。所以陈子昂不必提出诗的作法，而李白则为矫正讲求格律的斩丧天真，提倡“一挥成风斤”　　的自由抒写法。　　他的草书歌行云：　　少年上人号怀素，草书天下称独步。墨池飞出北溟鱼，笔锋杀尽中山兔。八月九月天气凉，酒徒词客满高堂。笺麻素绢排数箱，宣州石砚墨色光。吾师醉后倚绳床，须臾扫尽数千张。飘风骤雨惊飒飒，落花飞雪何茫茫。起来向壁不停手，一行数字大如斗。如闻神鬼惊，时时只见龙蛇走。左般右蹙如惊电，状同楚汉相攻战。湖南七郡凡几家，家家屏障书题偏。王逸少，张伯英，古来几许浪得名。张颠老死不足数，我师此义不师古。古来万事贵天生，何必要公孙大娘浑脱舞？（诗三函四册七卷）　　这是讲草书，也是“一挥成风斤”的注脚。在古风里主张“复元古”，在这里又主张“不师古”，好象是自相矛盾，实则正是相反相成。李白的励行诗国的复古运动，和韩愈的励行文苑的复古运动一样，──都是以复古为革新。李白的复古在矫正“约句准篇”的律诗，韩愈的复古在矫正“枝对叶比”的骈文。所以李白提倡复古，却力主自由抒写；韩愈提倡复古，却力主“戛戛独造”（详七章三节）。我们如只看到“古”字的表面意义，便说他们是开倒车，是文学逆流，那他们真要在地下叫冤了。　　韩愈的复古运动是提倡古文，李白的复古运动是提倡古诗。古诗的产生当然在律诗之前，但“古诗”的名称则在律诗之后，古诗的提倡则在矫正律诗。这一点也不奇怪。古文的产生也前于骈文，但标名为“古文”而提倡之，也是骈文发达后的一种反响。元稹唐故检棱工部员外郎杜君墓志铭云：“沈（期）宋（之问）之流，研练精切，稳顺声势，谓之律诗”（全唐文卷六五四）。知沈宋时已有“律诗”的名称。至“古诗”的名称，则李白以前，尚不多见。自然我没有忘记文选有古诗十九首，玉台新咏有古诗八首，锺嵘诗品首列古诗，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说，“古诗佳丽”。但那题为“古诗”的原因，和乐府中的所谓“古辞”　　一样，因为它是不知作于何人的古代诗歌，并不是用以括示它的体裁。李白虽没有明确的标出“古诗”一名，但题名他自己的一部分作品为“古风”，而所谓 “古风”，又恰是“古体”，不是“律体”，在那里又极力提倡复古。其他诗中，如东武吟亦云：“好古笑风俗，素闻贤达风”（诗三函四册四卷）。翰林读书言怀呈集贤诸学士亦云：“观书散遗帙，探古旁至妙”（诗三函六册卷二十三）。　　孟启本事诗也引他的话云：“梁陈以来，艳薄斯，将复古道，非我而谁？”可见确是在努力使诗解脱声律的羁绊，恢复古时的自由抒写，而后来的“古诗”的名称，大概源于他的所谓“古风”了。　　○三 杜甫的兼龋┡律及倡导社会诗　　杜甫（七一二～七七○）与李白自是最好的诗友。但一则李白的年龄较长，其活动的时代大半当开元中兴；杜甫的年龄较晚，其活动的时代大半在天宝之乱。　　二则李白是翩翩公子；杜甫则“少贫不自振”，“衣不盖体，尝寄食于人，窃愁转死沟壑”（新唐书本传）。三则李白是骋才的作家，而杜甫则特别讲求功力：　　因之二人对诗的主张不甚同。李白的冲出律诗，提倡古风，杜甫似不以为然。春日暮忆李白云：“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诗四函二册九卷）显然是弦外余音。所以杜甫对于古律之争，主张兼收并蓄，不可偏废。集中此种言论甚多，且看他的专为论诗而作的戏为六绝句：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今人嗤点流传赋，不觉前贤畏后生！　　杨王卢骆当时休，轻薄为文晒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纵使卢王操翰墨，劣于汉魏近风骚；龙文虎脊皆君驭，历块过都见尔曹。　　才力应难夸数公，凡今谁是出群雄！试看翡翠兰苕上，未制鲸鱼碧海中。　　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　　未及前圣更勿疑，递相祖述复无谁？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　　（诗四函三册十二卷）　　再看解闷十二首中的论诗几首：　　沈范早知何水部，曹刘不待薛郎中（原注：水部郎中薛据），独当省署开文苑，兼泛沧浪学钧翁。　　李陵苏武是吾师，孟子（原注：校书郎云卿）论文更不疑。一饭未曾留俗客，数篇今见古人诗。　　复忆襄阳孟浩然，清诗句句尽堪传。即今耆旧无新语，漫钓槎头缩颈鳊。　　陶治性灵在底物，新诗改罢自长吟。孰知二谢将能事，颇学阴何苦用心。　　不见高人王右丞，蓝田丘壑漫寒藤。最传秀句宁区满，未绝风流相国能。　　（诗四函四册十五卷）　　再看偶题：　　文章千古事，得夫寸心知。作者皆殊列，名声岂浪垂？骚人嗟不见，汉道盛于期。前辈飞腾入，余波绮丽为；后贤兼旧列，历代各清规。法自儒家有，心从弱岁疲。永怀江左逸，多病邺中奇。（诗四函四册十五卷）　　就人言，“不薄今人爱古人”，“转益多师是汝师”。就时代言，挹取周秦汉魏，也不菲弃六朝隋唐，“后贤兼旧列，历代各清规”。就诗言，固然于秦州见数三十韵，慨叹“大雅何寥阔”（诗四函三册十卷），但又于又示宗武云，“觅句新知律”（诗四函四册十六卷），遗闷戏呈路十九曹长亦云，“晚节渐于诗律细” （诗四函四册十九卷）。知对于古律问题，他是主张并存不废的。　　不过杜甫虽主张古律并存，但他的伟大成就，尤在律诗。所以元穑他作墓志铭，──唐故检棱工部员外郎杜君墓志铭──虽称其“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昔人之所独尊，”但尤赞其“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引详四章一节）。这是技术方面。至实质方面，则见称于白居易与元九书的是：“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塞芦子、留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同上）的等等社会诗。　　技术方面的有伟大成就，固基于他的天才与学力，可也基于他的作诗方法；实质方面的走向社会诗，固基于他的环境使然，可也基于他的诗学观念。　　他的作诗方法，有点近于杨雄的作赋方法；杨雄的作赋方法是“赋神”（详二篇三章三节），他的作诗方法可以说是“诗神”。所以他在苏端薛复筵简薛华醉歌云，“文章有神交有道”（诗四函一册二卷）。八哀诗中的汝阳王一首云，“挥翰绮绣扬，篇什若有神。”（诗四函二册七卷）独酌成诗云：“醉里从为客，诗成觉有神。”（诗四函三册十卷）游修觉寺云，“诗应有神功”（诗四函三册十一卷）。　　神是怎么来的？一由于素养，二由于感兴，三由于陶治，四由于钻研。奉赠韦左丈丞二十二韵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诗四函一册一卷）。可见“下笔如有神”，基于“读书破万卷”；“读书破万卷”，就是学有根柢，文有素养。上韦左相二十韵云，“感激时将晚，苍茫兴有神”（诗四函二册九卷）。　　可见神也靠兴而动，兴则待感而发。至感的来源多得很：坐对云山可以发兴，如陪李北海冥历下亭云，“云山已发兴，玉佩仍当歌”（诗四函一册一卷）。进到隐士的幽居也可以发兴，如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云，“入门高兴发”（诗四函二册九卷）。凭高望远也可以发兴，如题郑县亭子云，“郑县亭子涧之滨，户牖凭高发兴新”（诗四函三册十卷）。看见梅花也可以发兴，如和裴迪登蜀州东亭见寄云，“东阁观梅动诗兴，还如何逊在扬州”（诗四函三册十一卷）。总之，有感就可以发兴，发兴就可以作诗。所以至后云，“愁极本凭诗遣兴”（诗四函三册十三卷）。遣兴之诗，便可以“苍茫有神”。秋日夔府咏怀云，“登临多物色，陶治赖诗篇”（诗四函四册十五卷）。可见他也注重陶治。感兴的作品偏于动趣，陶治的作品偏于静趣。寄张十二山人彪三十韵云，“静者心多妙，先生艺绝伦，草书何太苦，诗兴不无神”。素养、感兴、陶治三种方法是古律一样的，钻研则比较偏于律诗。这是因为律诗之所以为律诗，就在较古诗更有规律。前引偶题云：“法自儒家有，心从弱岁疲。”又示宗武云，“寻句新知律”。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云，“晚节渐于诗律细”。此外桥陵诗三十韵亦云，“遣辞必中律”　　（诗四函一册一卷）。可见他对于诗律是很有研究的。对于诗律有研究，也可以使诗有神。所以敬赠郑谏议十韵云，“思飘云物动，律中鬼神惊。”（诗四函二册九卷。上两段探自罗膺中先生少陵诗论，见经世季刊一卷二、三期合刊）　　至诗学观念，虽找不到他的明确的言论，然如求贤敷厥谠议云：　　顷之问考秀，取备寻常之对，忽经济之体。考诸词学，自有文章；在策以征事，易成凡例焉？今愚之粗征，贵切时务而已。　　进雕赋表云：　　臣之述作，虽不足以鼓吹六经，先鸣数子；至于沈郁顿挫，随时敏捷，而杨雄枚皋之流，庶可及也。　　前者虽谓贵切时务者是策，而以“贵切时务”的观念为诗，则当然不会作弄风月、述恩怨的个人诗歌；后者自谦谓“不足以鼓吹六经”，正见其以“以鼓吹六经”为重。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云：　　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杨雄敌，诗看子建亲；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更使风俗淳。　　可见他在梦想“赋科杨雄敌，诗看子建亲，”便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可见他虽以自己“经济惭长策”（偶题），不是政治人才，因未彰明较著的提出诗与社会政治的关系，然其诗则许多是在伤悼社会，讽咏政治，则其不主张个人诗歌，而主张社会诗歌，已隐约可见了。　　○四 元结的反对声律与提倡规讽诗　　陈子昂李白之对于声律，虽暗示菲薄，而未明白反对；明白反对者，是古文家而兼诗人的元结（七一九～七七二）。他的箧中集序云：　　近世作者，更相沿袭，拘限声病，喜尚形似，且以流易为辞，不知丧于雅正然哉！彼则指咏时物，会谐丝竹，与歌儿舞女，生惑之声于私室可矣；若令方直之士，大雅君子，听而诵之，则未见其可矣。（文三八一）　　消极破坏的是声律，积极建设的是风雅。又刘侍御月夜谚会序云：　　于戏！文章道丧，盖亦久矣！时之作者，烦杂过多，歌儿舞女，且相喜爱，系之风雅，谁道是邪？诸公尝欲变时俗之****，为后生之规范，今夕岂不能道达情性，成一时之美乎？（诗四函六册元结卷二）　　在这里讥贬时之作者，不足“系之风雅”，在箧中集序也慨叹“风雅不兴，几及千岁。”可见他在企望以风雅诗代替当时的“拘限声病，喜尚形似”的诗。　　陈子昂的提倡风雅虽似以风雅有美时刺时的功作，然未明言用以规讽；元结则旗帜鲜明的提倡风雅，以规讽时君。二风诗论云：　　客有问元子曰：“子著二风诗何也？”曰：“吾欲极帝王理乱之道，系古人规讽之流。夫至理之道，先之以仁明，故颂帝尧为仁帝；安之以慈顺，故颂帝舜为慈帝；成之以劳俭，故颂夏禹为劳王；修之以敬慎，故颂殷宗为正王；守之以清一，故颂周成为理王：此理风也。夫至乱之道，先之以逸惑，故闵太康为荒王；坏之以苟纵，故闵夏桀为乱王；复之以淫暴，故闵殷纣为虐王；危之以用乱，故闵周幽为惑王；亡之于积累，故闵周报为伤王：此乱风也。......吾旦不曰著斯诗也，将系规讽乎！”（文三八二）　　图穷匕首见，著理风乱风的二风诗，原是“将系规讽乎！”则他所提倡的，固然是风雅诗，但我们不妨直截了当的说是规讽诗，更比较恰当。　　刘侍御月夜宴会序称刘侍御诸公：“尝欲变时俗之****，为后生之规范。”　　箧中集序亦云：“吴兴沈千运，独挺于流俗之中，强攘于已溺之后，旁老不惑，五十余年，凡所为文，皆与时异。故朋友后生，稍时师效，能类似者，有五六人。”　　可见以风雅代****，已形成一时的趋势，不惟元结一人，无怪稍后的元稹白居易能成功伟大的社会诗人与社会诗论家了。　　◎五 三位选家的意见除了元结的箧中集以外，这时还有三部诗选集，也都在提倡风雅诗。　　一是芮挺章在天宝三年所选的国秀集三卷。据宋人曾彦和跋，“楼颖序之”，今已亡佚。自序首云：　　昔陆平原之论文曰，“诗缘情而绮靡”，是彩色相宣，烟霞交映，风流婉丽之谓也。仲尼定礼乐，正雅颂，采古诗三千余什，得三百五篇，皆舞而蹈之，弦而歌之，亦取其顺泽者也。　　他的选诗标准似是婉丽顺泽。然续云：　　近秘书监陈公，国子司业苏公，尝从容谓芮侯曰：“风雅之后，数千载间，词人才子，礼乐大坏，讽者溺于所誉，志者乖其所之，务以声折为宏壮，势奔为清逸，此蒿视者之目。聒听者之耳，可为长大息者也。运属皇家，否终复泰，优游阙里，唯闻子夏之言，惆怅河梁，独见少卿之作。及源流浸广，风云极致，虽发词遣句，未协风骚，而披林撷秀，揭厉良多。自开元以来，维天宝三载，谴谪芜秽，登纳书英，可被管弦者，都为一集。（四部丛刊本国秀集）可见选诗的目的，是在恢复风雅。　　二是殷所选居岳王维、王昌龄、储光义等二十四人的作品的河岳英灵集上下二卷。自叙云：　　夫文有神来气来情来，有雅体野体鄙体俗体。（文作”夫文有神情体雅“，疑误）编纪者能审鉴诸体，委（文作定）详所来，方可定其优劣，论其取舍。至如曹刘诗多直语，（文”直“下多一”致“字，则”语“字下属）少切对，或五字并侧，或十字俱平，而逸驾终存。然挈瓶庸受之流，责古人不辩宫商（集多”徵羽“二字），词句质素，耻相师范。于是攻（文多一”乎“字）异端，妄（文多一”为“字）穿凿；理则不足，言常有余，都无意象，但贵轻艳，虽满箧笥，将何用之？自萧氏以还，尤增矫饰。武德初，微波尚在；贞观末，标格渐高；景云中，颇通远调；开元十五年后（文先”后“字），声律风骨始备矣。实由主上恶华好朴，去伪天真，使海内词场，翕然尊古，有周风雅（集作南风周雅），称阐今日。（文四六三，四部丛刊本英灵集，文镜秘府论南卷）又集论云：　　昔伶伦造律，盖为文章之本也。是以气因律而生，节假律而明，才得津而清焉，宁预于词场而不可不知音律焉（秘府论无”宁“字及”而“字）。孔圣删诗，非代议所及。自汉魏至于晋宋，高唱者千（集作十）有余人，然观其乐府，犹有小失。齐梁陈隋，下品实繁，专事拘忌，弥损厥道。夫能文者，匪谓四声尽要流美，八病咸须避之，纵不拈缀（秘府论作工），未为深缺。即”罗衣何飘飘，长裾随风还“，雅调仍在，况其他句乎？故词有刚柔，调有高下，但令词与调合，首末相称，中间不败，便是知音。而沈生虽怪曹王曾无先觉，隐侯言之更远。今所集，颇异诸家，既闲新声，复晓古体，文质半取，风骚两挟，言气骨则建安为俦（集作传，误），论宫商则太康不逮。将来秀士，无致深憾（秘府论作惑）。　　（四部丛刊本英灵集，文镜秘府论南卷）　　虽”文质半取“，然实是卑薄声律。谓”理则不足，言常有余，都无意象，但贵轻艳“的诗歌，”虽满箧笥，将何用之“。可见他固不轻视诗之美，但尤重视诗之用；固不轻视诗的艺术价值，但尤重视诗的人生价值。所以力赞玄宗的”恶华好朴，去伪从真，使海内词场，翕然尊古，有周风雅，称阐今日。“　　三是高仲武所选的”自至德元首，终于大历末年“的中兴气集二卷。自序首云：　　诗人之所作，本诸于心；心有所感，而形于言；言合典谟，则列于风雅。暨乎梁昭明载述已往，撰集者数家，推其风流，正声最备；其余著录，或未至正焉。　　何者？英华失于浮游，玉台陷于****，珠英但纪朝士，丹阳止录吴人，此繇曲学专门，何暇兼包众善，使夫大雅君子所以对卷而长叹也。　　末又云：　　且夫微言虽绝，大制犹存，详略其否臧（文作”臧否“），尚可拟议：古之作者，因事造端，敷弘体要，立义以全其制，因文以寄其心，著王政之兴衰。表（文无”表“字）国风之善否，岂其苟悦权右，取媚薄俗哉？今之所收，殆革前（文作”斯“）弊。但使体状（文作”格“）风雅，理致清新，观者易心（”观“　　上文多”期“字），听者辣耳，则朝野通取，格律兼收；自郐以下，非所敢录焉。　　（文作”非所附丽“。文四五八，四部丛刊本中兴气集）　　其提倡风雅的意旨，尤为显豁，无庸申说。此外还有无名氏所撰搜玉集一种，王士祯十种唐诗选本止于乔知之张谔，知选者大概也是盛唐或中唐时人。惜不见序文，所以选集的旨趣，无由探悉。　　国秀集对每人皆不评论，英灵集对每人皆有评论，气集则或评论或不评论。　　英灵集首选常建诗，好象是最推崇常建诗。评云：　　“高才无贵士”，诚哉是言！曩刘桢死于文学，左思终于记室，鲍昭卒于参军，今常建亦沦于一尉，悲夫！建诗似初发通庄，却寻野径，百里之外，方归大道。所以其旨远，其兴僻，佳句辄来，唯论意表。至如“松际露微月，清光犹为君”，又“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此例十数句，并可称警策。然一篇尽善者，“战余落日黄，军败鼓声死，今与山鬼邻，残兵哭辽水”，属思既苦，词亦警绝。潘岳虽云能叙悲怨，未见如此章。（卷上）　　气集首选钱起诗，好象是最推崇钱起诗。评云：　　员外诗体格新奇，理致清赡，越从登第，挺冠词林。文宗右丞，许以高格；右丞没后，员外为雄。芟齐宋之浮游，削梁陈之靡，迥然独立，莫之与群。且如 “鸟道挂疏雨，人家残夕阳。”又“牛羊山上小，烟火隔林疏。”又“长乐钟声花外尽，龙池柳色雨中深。”皆特出意表，标雅古今。又“穷途恋明主，耕桑亦近邻，”则礼义克全，忠孝兼著，足可以弘长名流，为后楷┉。士林语曰：　　“前有沈宋，后有钱郎。”（卷上）　　英灵集的推崇常建，还算是就诗论诗。然此外如评崔颢云：“颢少年为诗，名陷轻薄；晚节忽变常体，风骨懔然”（卷中）。评储光义云：“储公诗格高调逸，趣远情深，削尽常言，挟风雅之迹，浩然之气。”（同上）评王昌龄云：　　“余尝睹王公长平伏冤，又吊枳道赋，仁有余也，奈何晚节不矜细行，谤议沸腾，垂历遐荒，使知音者叹息。”（同上）则又论及行事，重视诗旨。至闲气集的论及行事，重视诗旨，则由评钱起文中，已得到充分的证明。这当然是因为他们评选诗歌的目的，本来虽不轻视诗的艺术价值，但尤重视诗的人生价值。　　他们的评论方法，大概模仿诗品，特别是闲气集尤为明显。如评韩翊云：　　“前载‘芙蓉出水’，未足多也。其比兴深于刘员外，筋节成于皇甫冉也”。　　（卷上）评郎士元云：“古谓谢‘工于发端’，比之于今，有惭阻矣”。（卷上）评崔峒云：“亦披沙拣金，往往见宝”。（卷下）不惟故实出于诗品，语句亦效法诗品。　　闲气集的选者高仲武，恰巧和高适的字相同，而且也是渤海人，由是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二）系于高适名下。但高适死于永泰元年，当公元七六五年，闲气集 “终于大历末年”，当公元七七九年，高适的“墓木已拱矣”，所以自陆游跋中兴闲气集已云：“高适字仲武，此乃名仲武，非适也。”又云：“此集所谓高仲武，乃别一人名仲武，非适也。”（四部备要本陆放翁全集，渭南文集卷二十七）　　○六 杨绾贾至梁肃及权德舆等的诗教论　　以风雅代****，真成了当时的共同目标，选家如此，著论著亦莫不然，杨绾（？～七七七）条奏贡举疏云：　　国之述士，必藉贤良。......自叔叶浇诈，兹道寰微，争尚文词，互相矜。　　马卿浮薄，竟不周于任用；赵壹虚诞，终取摈于乡闾。自时厥后，其道弥盛，不思实行，皆徇空名，败俗伤教，备载前史，古人比文章于郑卫，盖有由也。近炀帝始置进士之科，当时犹试策而已；至高宗朝，刘思立为考功员外郎，又奏进士加杂文，明轻加帖经，从此积弊，寝而成俗。功能就学，皆诵当代之诗；长而博文，不越诸家之集。递相党与，用致虚声。六经则未尝开卷，三史则皆同挂壁，况复征以孔孟之道，责其君子之儒者哉？......朝之公卿，以此待士，家之长老，以此垂训，欲其返淳朴，怀礼让，守忠信，识廉隅，何可得也？（文三三一）　　杨绾的这种言论，很快的就有人引为同调，如贾至（七一八～七七二）议杨绾条奏贡举疏云：　　易曰，“观乎人文化以化成天下”。关雎之义曰，“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盖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故延陵听诗，知诸侯之存亡。今试学者以帖字为精通，而不穷旨义，岂能知迁怒罚之道乎？考文者以声病为是非，而惟择浮艳，岂能知移风易俗化天下之事乎？是以上失其源，而下袭其流，乘流波荡，不知所止，先王之道，莫能行也。（文三六八）　　又工部侍郎李公集序云：　　洎骚人怨靡，杨马诡丽，班、张、崔、蔡、曹、王、潘、陆、扬波扇飙，大变风雅；宋齐梁隋，汤而不返。昔延陵听乐，知诸侯之兴亡，览数代述作，固足验夫理乱之源也。（同上）　　梁肃（七五三～七九三）丞相邺侯李泌文集序云：　　予尝论古者聪明睿智之君，忠肃恭懿之臣，叙六府三事，同八风七律，莫不言之成文，歌之成声。然后浃于人心，人心安以乐；播于风俗，风俗厚以顺。其有不由此者，为理则粗，在音则烦；粗之弊也悖（一作朴），烦之甚也乱。（文五一八）　　又秘书监包府君集序云：　　文章之道，与政通矣。世教之污崇，人风之薄抉，与立言立事者邪正臧否皆在焉。故登高能赋可以观者，可与图事；诵诗三百，可以将命，可与专对。（同上）　　武元衡（七五八～八一五）刘商郎中集序云：　　天运地转，刚柔生焉；礼辩乐形，文章出焉。天之文莫尘于日月，地之文莫秀乎山川。圣人观象立言，用稽述作，发乎情性，形于咏歌，大则明天下政途，弥纶王化，小则舒一时幽愤，刺见国风。故子夏云：“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声成文谓之音”也。固可动天地，感鬼神，则正始之道存焉。（文五三一）　　杜确（代宗时人）岑嘉州集序云：　　自古文体，变易多矣。梁简文帝及庾肩吾之属，始为轻浮绮靡之词，名曰“宫体”。自后沿袭，务于妖艳，谓之“ゼ锦布绣”焉。其有敦尚风格，颇存规正者，不复为当时所重。讽谏比兴，由是废缺。物极则变，理之常也。圣唐受命，斩雕为朴，开远之际，王纲复举，浅薄之风，兹焉渐革。其时作者凡十数辈，颇能以雅参丽，以古杂今，彬彬然，粲粲然，近建安之遗范矣。（文四五九）稍后的李益（七四八～八二七）亦作诗有六义赋云：　　夫圣人之理，原于始而执其中，观天文以审于王事，观人文而知其国风。故每岁孟春，采诗于道路，而献之泮官，有以知下之化，达人之穷，发于关雎之首，及乎王道之终。故曰：天明自人而视，天听自人而聪。所谓政于内，系一人之本；动于外，形四方之风。始于风，成于雅。失其道或天方荐瘥，得其宜或锡之纯嘏。　　是人情之大窦，未有不由于斯者尔。其德以颂宣，事以类比。陈之于学校，将可以反正轻淫；播之于丝桐，何有于翦商变徵？属辞庶因于劝戒，缘情孰多夫绮靡。　　嘉鱼作而贤者进焉，驺虞废而王道缺矣。......王泽竭而诗不作，周道微而兴以刺，俾乃审音之人，于以知风之自，洎夫代见更改也。（文四八一）这些人的论点虽不同，然都归结于提倡风雅，反对****。淫艳的流弊是行为不检，所以指摘文人无行，于重文学以外，提倡励品行。如权德舆贞元二十一年礼部策问五道的第五道云：　　问：“言、身之文也。”又曰，“灼于中，必文于外”。司马相如杨雄藉甚汉廷，其文盛矣，或奏琴心而涤器，或赞符命以投阁，其于溺情败度，又奚事于文章耶？至若孔融祢衡，夸傲于代，祸不旋踵，何可胜言！两汉亦有质朴敦厚之科，廉清孝顺之举，皆本于行而遗其文，复何如哉？（文四八三）　　****的原因由于以声律取士，所以杨绾贾至皆指摘科举制度、权德舆进士策问五道的第五道亦云：　　问：育材造士，为国之本，修辞待问，贤者能之，岂促速于俪偶，牵制于声病之为耶？但程试司存，则有拘限：音韵颇叶者，或不闻于轶响；璋特达者，亦有累于微瑕。欲使楚无献玉之泣，齐无吹笙之滥，取舍之际，未知其方。......鄙夫虚亻宁，以广未闻。（同上）　　杨绾贾至要彻底的改革科举制度，权德舆要在科举制度中谋“取舍”之方，总之是想借抡士大典，将诗改为风雅典正，代替当时的丽靡淫哇。　　自然我没有忘记唐初也有阐明诗教关系的言论。如孔颖达（五七四～六四八）　　毛诗正义序云：　　夫诗者，论功颂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训，虽无为而自发，乃有益于生灵。......若政遇醇和，则欢娱被于朝野；时当惨黩，亦怨刺形于咏歌。作之者所以畅怀舒愤，闻之者足以塞违从正。发诸情性，谐于律吕。故曰：“感天地，动鬼神，莫近于诗。”此乃诗之为用，其利大矣。又云：　　然则诗理之先，同夫开辟：诗迹所用，随运而移。上皇道质，故讽论之情寡；中古政繁，亦讴歌之理切；唐虞乃见其初，牺轩莫测其始。于后时经五代，篇有三千，成康没而颂声寝，陈灵兴而变风息。　　但这是经学家对于经学中的诗经之传统见解，不是诗论家对于诗的一般见解，不能据此谓唐初人之对于诗，已趋向于用以咏歌民风，规讽时政。到天宝以后，则反对个人诗，提倡社会诗，已由上述诸人的见解，证明为时的风尚人。　　唐初的经学家之对于诗经，依经学之传统的见解，主张大胆的“畅怀舒愤”　　俾“闻之者足以塞违从正。”史学家之对于诗文，亦依史学之传统的见解，主张参合文质，因之对于六朝诗文的淫丽，并曾加抨击（详五章二至四节）。但这种见解，几皆为文章家所采用，诗人则对之若从若违。唐初的诗，内容似不甚“淫”，形式则不惟“丽”，而且要对偶，要律切。唐太宗帝京篇序云：　　余以万机之暇，游息艺文，......追纵百王之末，驰心千载之下。慷慨怀古，想彼哲人，庶以尧舜之风，荡秦汉之弊；用咸英之曲，变烂漫之音。　　自然有改正烂漫****之意。但第一他所作的虽是诗序（帝京篇是诗），而意思则似指全部文化。所以在文中反对“秦始、周穆、汉武、魏明”的“峻宇雕墙，穷侈极丽，征税殚于宇宙，辙迹偏于天下，九域无以称其求，江海不能胆其欲”。　　第二，他对宫体诗是很艳羡的，唐诗纪事卷一载：“帝（太宗）尝作宫体诗，使虞世南赓和。世南曰：‘圣作诚工，然体非雅正。上有所好，下必有甚，臣恐此诗一传，天下风靡。不敢奉诏。’帝曰：‘朕试卿尔。’”实则虞世南原为隋炀帝的宠臣，其诗歌如旧唐书卷七十二本传所说。是“祖述徐陵”的。不过据此知唐初确反对诗的“****”。但提倡声律对偶，与天宝以后的诗论不同。天宝以后，其反对“****”，似与唐初相像；但唐初的反对“****”，是代以粉饰太平，天宝以后的反对“****”，则代以咏歌社会，规讽政治。至形式方面，唐初提倡声律对偶，天宝以后虽仍有少数的人在提倡声律，但多数的人则皆企图以风雅诗代声律诗了。　　○七 刘的先德后艺说与尚衡的文章三等说　　权德舆虽想到文人的行为问题，但还没有著专文讨论；著专文讨论的，有刘（肃宗时人）的取士先德行而后才艺疏，尚衡（肃宗至德中官散骑常侍等职）　　的文道元龟。刘疏云：　　国家以礼部为孝秀之门，考文章于甲乙，故天下响应，驱驰于才艺，不务于德行。夫德行者，可以化人成俗；才艺者，可以约法立名。致有朝登科甲，而夕陷刑辟，制法守度使之然也。陛下焉得不改而张之？至如日诵万言，何关理体？　　文成七步，未足化人。昔子张学千禄，仲尼曰：“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　　又曰：“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今舍其本而循其末！况古之作文，必谐风雅；今之未学，不近典谟，劳心于草木之间，极笔于烟云之际，以此成俗，斯大谬也。　　昔之采诗，以观风俗，咏卷耳则忠臣喜，诵蓼莪而孝子悲。“温良敦厚，诗教也。”　　岂主于淫文哉！夫人之爱名，如水之就下，上有所好，不必甚焉。陛下若以德行为先，才艺为末，必敦德励行亻宁甲科。酆舒俊才，没而不齿；陈实长者，拔而用之。则多士雷奔，四方风动；风动于下，圣理于上，岂有不变者欤？（文四三三）　　尚衡的著作，乃所以解答平阳太守稷公公的叹“取士之道”，“或精文而薄于行，或敦行而浅于文。”他分文为君子之文，志士之文，词士之文三等：　　文章之阃，大抵不出乎三等，斯乃从人而有焉，工与不工各区分而有之：君子之文为上等，其德全；志士之文为中等，其义全；词士之文为下等，其思全。　　其思也可以网物，义也可以动众，德也可以经化。化人之作，其惟君子乎！君子之作先乎行，行为之质，后乎言，言为之文；行不出乎言，言不出乎行，质文相半，斯乃化成之道焉。志士之作，介然以立诚，愤然有所述，言必有所讽，志必有所之，词寡而意恳，气高而调苦，斯乃感激之道焉。词士之作，学古以摅情，属词以及物；及物胜则词丽，据情逸则气高；高者求清，丽者求婉，耻乎质，贵乎情，而忘其志，斯乃颓靡之道焉。　　对于三等文，尚独提倡君子之文，而反对词士之文：　　古人之贵有文者，将以饰行、表德、见情、著事，杼轴乎天人之际，道达乎性命之元，正复乎君臣之位，昭感乎鬼神之奥。苟失其道，无所措矣。君子也文成而业著，志士也文成而德丧。然今之代，其多词士乎！代由尚乎文者，以斯文而欲轨物范众，经邦叙政，其难至乎化成！悲夫＃ㄒ著元龟，庶观文章之道，得丧之际，悔吝之所由者也。（文三九四）　　提倡“君子之文”，是因为“可以经化”；反对“词士之文”，是因为“乃颓靡之道焉”。所以与以“风雅”代“****”，正是如出一辙。●第四章 元稹白居易的社会诗论　　○一 原因与动机　　因了社会的转变和陈子昂杜甫以来的鼓吹，使诗由艺术之宫，逐渐的移植在人间世上，由歌咏各人的悲欢离合，逐渐的改变为歌咏社会的流离丧乱。但社会诗和社会诗论的完成者，仍然要推举元稹就白居易。　　元稹（七七九～八三一）字微之，河南人。白居易（七七二～八四六）字乐天，下わ人（原籍太原）。旧唐书二人合传（卷一六六），新唐书二人分传（元卷一七四，白卷一一九）。他俩的所以能完成社会诗和社会诗论，最大的原因有二：　　一、元白居陈杜诸人之后，社会诗和社会诗论，已由他们揭开序幕，循次而进，自然就要唱出压轴好戏。元稹叙诗寄乐天书云：　　稹九岁学赋诗，长者往往惊其可数。年十五六，粗识声病。......适有人以陈子昂感遇诗相村，吟玩激烈，即日为寄思元子诗二十首。......又久之，得杜甫诗数百首，爱其浩荡津涯，处处臻到，始病沈宋之不存兴寄，而讶子昂之未暇旁备矣。（文六五三）　　知他的学赋诗系从陈杜入手，就中对杜甫尤为推崇备至，作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云：　　余读诗至杜子美而知古人之才有所总萃焉。......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雅，下该沈宋，言夺苏季，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昔人之所独专矣。使仲尼考锻其旨要，尚不知贵其多乎哉？苟以为能所不能，无可无不可，则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余观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文六五四）　　白居易也特别推崇陈杜，与元九书云：　　唐兴二百年，其间诗人，不可胜数。所可举者，陈子昂有感遇诗二十首，鲍防有感兴诗十五首。又诗之豪者，世称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篇。至于贯穿今古，缕格律，荆─尽善，又过于李。然撮其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塞芦子、留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三四十首。杜尚如此，况不迨杜者乎！　　（文六七五）　　又喜欢别人说他的诗似陈杜。伤唐衢二首之二云：　　致吾陈杜间，赏爱非常意。（诗七函一册一卷）　　知他的作诗也在效法陈杜。陈杜都是提倡并创作社会诗的，他们既效法并称赞陈杜，同时称赞陈杜的又恰是“激烈”，“兴寄”，“风雅比兴”的社会诗，当然也要提倡社会诗，创作社会诗了。　　二、陈子昂时不过是唐社会崩坏的初期，还不十分危急；杜甫正值天宝之乱，自然是丧乱不值，但肃宗即位灵武，郭李收复两京，正在做着中兴的好梦。至元白的时候，安史之乱已平，而中兴之梦却断，豪族与农民的悬殊益甚，一方面促成农村经济的凋敝没落，另一方面又促成朝廷士大夫的骄奢荒情，再加以藩镇跋扈，臣庶苟且，致使天下攘攘岌岌，不可终日。这也不必旁征博引，即举元白的诗文作证吧。元稹叙诗寄乐天书云：　　时贞元十年（七九四）已后，德宗皇帝春秋高，理务因人，最不欲文法史生天下罪过。外阃节将，动十余年不许朝觐，死于其地不易者十八九。而又将豪卒愎之处，固丧负众，横相贼杀，告变骆驿，使者迭窥，旋以状闻天子曰：“某邑将某能遏乱，乱众宁附，愿其为帅。”名为众情，其实逼诈，因而可之者，又十八九。前置介悴，因缘交授者，亦十四五。由是诸侯敢自为旨意，有罗列儿孙以自固者，有开导蛮夷以自重者。省寺符篆，固于几阁，甚者拟诏旨，视一境如一室，刑杀其下，下啻仆畜，厚加剥夺，名为进奉，其实贡入之数百一焉。京城之中，亭第邸店以曲巷断；侯甸之内，水陆腴沃以乡里计；其余奴婢资财生生之备称之。朝廷大臣以谨慎不言为朴雅，以时进见者不过一二亲信，直臣义士往往抑塞。禁省之间，时或缮完ㄨ坠，豪家大帅，乘声相扇，延及老佛土木妖炽，习俗不怪。上下欲令有司备宫闼中，小碎须求，往往持币帛以易饼铒，史缘其端，剽夺百货，势不可禁。仆时孩，不惯闻见，独于书传中初习理乱萌渐，心体悸震，若不可活，思欲发之久矣。　　白居易与元九书亦云：　　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是时皇帝初即位，宰府有正人，屡降玺书，访人急病。仆当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谏官，月请谏纸。启奏之外，有可以救济入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欲稍稍递进闻于上。　　又伤唐衢二首之二云：　　忆作元和初，{夭小}备谏官位。是时兵革后，生民正憔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遂作秦中吟，一吟悲一事。　　这都是元白自述作诗的动机，由于“伤民病痛”，或不惯闻见当时社会的怪现象；至只写社会民生的疾苦，官商富家的剥夺百姓，而未言因以作诗者，如元稹的如李棱书新题乐府十二首、文藁自叙，白居易的秦中吟十首、新乐府五十首、策林等诗文，更举不胜举；元白以外的书，亦颇有记载。惟以我们不是在写社会史，故不一一征引；但元白的所以成功社会诗人与社会诗论家，据此可知是当时社会的驱之使然了。　　○二 “补察时政”与“泄导人情”　　至社会诗论，则元较简略，白更详尽。元稹叙诗寄乐天书自述作诗的动机是：　　每公私感愤，道义激扬，朋友切磨，古今成败，日月迁逝，光景惨舒，山川胜势，风云景色，当花对酒，乐能哀余，通滞屈伸，悲欢合散，至于疾恙穷身，悼怀惜逝：凡所对遇异于常者，则俗赋诗。　　又上令狐相公诗启自述他的诗是：　　其间感物寓意，可备朦瞽之讽达者有之，词直气粗，罪戾是惧，固不敢陈露个人；唯杯酒光景间，屡为小碎篇章以自吟畅。（文六五三）　　知其吟诗率以社会为主；但没有以社会为主的理论。白居易则不同了，与元九书云：　　夫文尚矣，三才各有文：天之文，三光首之；地之文，五材首之；人之文，六经首之；就六经言，诗又首之。何者，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上自贤至，下至愚，微及豚鱼，幽及鬼神，群分而气同，形异而情一，未有声入而不应，情交而不感者。圣人知其然，因其言，经之以六义；缘其声，纬之以五言。音有韵，义有类。韵协则言顺，言顺则声易入；类举则情见，情见则感易交。　　于是乎孕大含深，贯微洞密，上下通而一气泰，忧乐合而百志熙。五帝三王所以直道而行，垂拱而理者，揭此以为大柄，决此以为大窦也。　　自白居易的观点看来，天下和平基于圣人的“感人心”；“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正是“根情、苗言、华声、实义”　　的，所以五帝三王都“揭此以为大柄，决此以为大窦”。根情、苗言、华声，实义，是诗的四要素。根情就是本之性情，苗言就是表以语言，华声就是佐以声调，都是普通的见解，不能算是白居易的新说。不过白居易以为诗之为诗，不止在“根情、苗言、华声”，还要“实义”。“实义”就是实之以义，就是以义理为实质。因为诗是“根情、苗言、华声”的，所以有“感人心”的力量，但“感人心”的力量善用之可以感人为善，不善用之也可以感人为恶，所以必须实之以义。　　实之以义是白居易的根本主张，同时也是他的新说，虽然陈杜的提倡风雅比兴，也就是实义。　　实义的具体方法是“上以补察时政，下以泄导人情”。与元九书续云：　　故闻“元首明，股肱良”之歌，则知虞道昌矣；闻五子洛之歌，则知夏政荒矣。言者无罪，闻者足诚，言者闻者，莫不两尽其心焉。洎周衰秦兴，采诗官废，上下以诗补察时政，下不以歌泄道人情，乃至于谄成之风动，救失之道缺，于时六义始元刂矣。策林六十八亦云：　　古之为文者，上以纫王教，系国风；下以存ぁ戒，通讽谕。故惩劝善恶之柄，执于文士褒贬之际焉；补察得失之端，操于诗人美刺之间焉。今褒贬之文无 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文六七一）读张籍古乐府亦云：　　为诗意如何，六义互铺陈，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读君学仙诗，可讽放佚君；读君董公诗，可诲贫暴臣；读君商女诗，可感悍妇仁；读君劝齐诗，可劝薄夫敦。上可裨教化，舒之济万民；下可理情性，卷之善一身。（诗七函一册一卷）寄唐生亦云：　　篇篇无空文，句句必荆╂。功高虞人箴，痛甚骚人辞。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同上）　　与元九书和策林是泛论，读张籍古乐府是称赞张籍的作品，寄唐生是述说自己的诗歌，总之是要“上以补察时政，下以泄导人情。”“泄导人情”是诗人的作诗路向，“补察时政”是当权的观诗施政。当权的人何从看到诗人的诗歌，白居易以为惟有恢复古代的采诗制度。策林六十九云：　　臣闻圣王酌人之言，补己之过，所以立理本，导化源也，将在乎眩┷风之使，建采诗之官，裨乎歌咏之声，讽刺之兴，日采于下，岁献于上者也。所谓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自诫。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歌诗矣。故闻蓼萧之篇，则知泽及四海也；闻禾黍之咏，则知时和岁丰也；闻北风之诗，则知威虐及人也；闻硕鼠之刺，则知重敛于下也；闻“广袖高髻”之谣，则知风俗之著荡也；闻“谁其获者妇与姑”之言，则知征役之废业也。故国风之盛衰，由斯而见也；王政之得失，由斯而闻也；人情之哀乐，由斯而知也。然后君臣亲览而斟酌焉，政之废者修之，阙者补之；人之忧者乐之，劳者逸之。所谓 “善防川者，决之使导；善理人者，宣之使言。”故政有毫之善，不必知也；教有锱铢之失，上必闻也。则上之诚明何忧乎不下达，下之利病疚患乎不上知？上下交和，内外胥悦。若此而不臻至理，不致平，自开辟以来，未之闻也。（文六七一）　　有了采诗之官，则诗人知道“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诫”，由是喜作“泄导人情”的诗歌，敢作“泄导人情”的诗歌；当权者也得“亲览而斟酌焉，政之废者修之，阙者补之”。没有采诗官，则恰恰相反。新乐府中的采诗官一首云：　　采诗官，采诗听歌导人言，言者无罪闻者诫，下流上通上下泰。周灭秦兴至隋氏，十代采诗官不置，郊庙登歌赞君美，乐府艳词悦君意；若求兴谕规刺言，万句千章无一字；不是章句无规刺，渐恐朝廷绝讽议。......君兮君兮愿听此，欲开壅蔽达人情，先向歌诗求讽刺。（诗七函一册四卷）　　这是因为没有采诗官，则“泄导人情”的诗歌不易上达君听；而预备上达君听的诗歌只有故意的“赞君美”，“悦君意”。所以前引与元九书也说采诗官废，则 “至于谄成之风动，救失之道缺，于时六义始元刂矣。”　　○三 历代诗的优劣　　由这个观点论诗，最好的作品，除了尧舜时的君臣赓歌以外，就是诗三百篇，后来则每况愈下。因为赓歌是君臣的互相劝勉，诗三百篇是传为采诗官采来的“泄导人情”的美刺诗。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云：　　始尧舜时，君臣以赓歌相和。是后诗人继作，历夏殷周千余年，仲尼缉拾选练，取其干预教化之尤者三百。其余无闻焉。骚人作而怨愤之态繁，然犹去风雅日近，尚相比拟。秦汉已还，采诗之官既废，天下俗谣民讴，歌颂讽赋，曲度嬉戏之词，亦随时间作。逮至汉武赋柏梁诗，而七言之体具；苏子卿李少卿之徒，尤工为五言。虽句读文律各异，雅郑之音亦杂，而词意简远，指事言情，自非有为而为，则文不妄作。建安之后，天下文士，遭罗兵战，曹氏父子，鞍马间为文，往往横槊赋诗，其遒壮（二字本集无）抑扬，冤哀悲（本集作存）离之作，尤极于古。晋世风概稍存。宋齐之间，教失根本，士子以简慢歙习舒徐相尚，文章以风容色泽放旷精清为高，盖吟写性灵，流连光景之文也；意义格力，两无取焉。　　陵迟至于梁陈，淫艳刻饰，佻巧小碎之词剧，又宋齐之所不取也。　　批评的标准是：是否“干预教化”，是否合乎“风雅”。又指出采诗官既废以后的诗歌，便陵迟至于“淫艳刻饰，佻巧小碎”，可见恢复采诗官的提议，和“上以补察时政，下以泄导人情”的口号，虽倡自白居易，但元稹也正有同感。　　前节所引白居易与元九书，也推崇赓歌（即“元首明，股肱良”之歌）和洛歌，也致慨于采诗官既废以后的“六义始元刂矣”，则由采诗官采辑来的诗三百篇，当然也是他所推崇的。与元九书续评诗三百篇以后的作品云：　　国风变为骚辞，五言始吾苏李。苏李骚人皆不遇者，各系其志，发而为文。　　故“河梁”之句，止于伤别；“泽畔”之吟，归于怨思；仿徨抑郁，不暇及他耳。　　然去诗未远，梗概尚存，故兴离别，则引“双凫”“一雁”为喻；讽君子小人，则引“香草”“恶鸟”为比。虽义类不具，犹得风人之什二三焉：于时六义始缺矣。　　晋宋已还，得者盖寡。以康乐之奥博，多溺于山水；以渊明之高古，偏放于田园；江鲍之流，又狭于此；如梁鸿五噫之例者，百无一二焉：于时六义寝微矣。　　陵夷至于梁陈间，率不过嘲风雪，弄花草而已！噫！风雪花草之物，三百篇中岂舍之乎，顾所用何如耳。设如“北风其凉”，假风以刺威虐也；“雨雪霏霏”，因雪以愍征役也；“棠棣之华”，感华以讽兄弟也；“采采苡”美草以乐有子也：皆兴发于此，而义归于彼。反是者，可乎哉？然则“余霞散成绮，澄江净如炼”，“归花先委露，别叶乍辞风”之什，丽则丽矣，吾不知其所讽焉＃┦仆所谓嘲风雪，弄花草而已：于时六义尽去矣。　　六义就是风雅颂赋比兴。风雅颂的原始意义不可考，汉儒的解释是“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雅也是如此，所不同者，“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颂是“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详二篇一章三节）。　　赋比兴的解释很纷歧，大抵汉代经学家偏于就意义解释（同上），六朝文论家偏于就方法解释（详三篇八章五节及九章四节）。唐人是倾向汉代经学家的解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