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的支谦发现了翻译之难，因此主张“因循本旨，不加文饰”的直译。　　到东晋时的道安（三一四～三八五），更具体的提出翻译的五失本、三不易之说。　　他的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序云：　　译胡为秦，有五失本也：一者，胡语尽倒，而使从秦，一失本也。二者，胡经尚质，秦人好文，传可众心，非文不合，斯二失本也。三者，胡经委悉，至于叹咏，丁宁反复，或三或四，不嫌其烦，而今裁斥，三失本也。四者，胡有义记，正似乱辞，寻说向语，文无以异，或千五百，刈而不存，四失本也。五者，事已全成，将更傍及，反腾前辞，已乃后说，而悉除之，此五失本也。　　然般若经，三达之心，复面所演，圣必因时，时俗有易，而删雅古以适今时，一不易也。愚智天隔，圣人区阶，乃欲以千岁之上微言，传使合百王之下末俗，二不易也。阿难出经，去佛未久，尊【者】大迦叶令五百六通，迭察迭书，今离千年而以近意量截（裁），彼阿罗汉乃兢兢若此，此生死人而平平若此，岂将不知法者勇乎，斯三不易也。（出三藏记集卷八）　　因此道安虽“外涉群书，善为文章，”而对于翻译则兢兢于“不失本”──就是力求合于原文原意。于十四卷本な婆沙序引赵郎告译人云：　　昔来出经者，多嫌胡言方质，改适今俗，此政所不取也。何者，传胡为秦，以不开（闲）方言，求知辞趣耳，何嫌文质？文质是时，幸勿易之。经之巧质有自来矣；唯传事不尽，乃译人之咎耳。（出三藏记集卷十）他对于“嫌胡言方质，改适今俗”者，有两个妙喻的贬刺。一见于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序：　　前人出经，支谶、世高、审得胡本难系者也。叉罗、支越、斩凿之巧者也。　　巧则巧矣，惧窃成而混沌死矣。若夫以诗为烦重，以尚【书】为质朴，而删令合今，则马郑所深恨者也。（出三藏纪集卷八）一见于比丘大戒序：　　考前常世行戒，其谬多矣；或殊文旨，或粗举意。昔从武遂法潜得一部戒，其言烦直，意常恨之。而今侍（持）戒规矩与同，犹如合符出门应彻（辙）也。　　......而慊（嫌）其丁宁文多反复，称即合慧常令斤（斥）重去复。常乃避席谓大不宜尔。......将来学者欲审先圣雅言者，宜详览焉。诸出为秦言便约不烦者皆蒲陶酒之被水者也！（出三藏记集卷十一）　　译质为文是失本，译烦为约也是失本，荆┸前者有文彩之美，后者有简约之巧，就翻译而言，都是“译人之咎”。因此他所监译的经卷，要“案本而传，不令有损言游字；时改倒句，余尽实录。”（な婆沙序）然则道安是主张极端直译的了。　　○三 鸠摩罗什的“嚼饭”妙喻　　翻译论的争执，集中点是直译或意译。从一方面看，直译好像是理想的翻译，但由甲国文字，译为乙国文字，文字既异，文法亦殊，以故极端直译是不可能的。　　道安是主张极端直译者，然也要“时改倒句”。假使不改倒句也可以，不过一定弄得必深通原文，始能读译文；而既深通原文，又不必读译文。由是翻译的作用完全丧失了。因此初期的翻译者，每为了迁就本国的语言文字，而采取意译，清末的译东西文如此，汉晋的译佛经也是如此。固然最早的译经者，确如梁任公先生翻译文学与梵典所分析，“世高译业在南，其笔受者为临淮人严佛调。支谶译业在北，其笔受者为洛阳人孟福张莲等。好文好质，隐表南北气分之殊。”（饮冰室合集，专集第十四册）但好文者固是意译，好质者也有意译，所以高僧传卷二鸠摩罗什传云：“既览群经，义多纰缪，皆由先译失旨，不与好本相应。”续高僧传卷四玄奘传亦云：“前代所译经教，中间增损，多坠全言。”既然初期的翻译率为好文或好质的意译，所以后人才以发现初译的错误，而提出直译的翻译论。　　但直译又有许多困难，许多弊端，不是“时改倒句”，就是生硬不通，由是又有意译的翻译论。职此之故，所以道安主直译，稍后的鸠摩罗什又主意译。高僧传本传云：　　什每为（僧）论西言辞体，商略同异云：天竺国俗，甚重文制，其宫商体约，以入弦为善。凡觐国王，必有赞德，见佛之仪，以歌叹为贵，经中偈颂，皆其式也。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哕也！　　这是不错的，荆┸你是直译能手，文字的意义可翻，文字的藻蔚翻不来，特别是诗歌偈颂，本是音律文字，音律附于文字，文字译改，音律自然不同了。因此鸠摩罗什对于翻译，“比较的偏重意译。其译法华则‘曲从方言，趣不乖本。’（慧观法华宗要序）其译智度，则‘梵文委曲，师以秦人好简，裁而略之。’（僧大智释论序）其译中论，则‘乖阙繁重者，皆裁而裨之。’（僧中论序）　　其译百论，则‘陶练复疏，务存论旨，使质而不野，简而必诣。’（僧肇百论序）　　据此可见凡什公所译，对于原本，或增或削，务在达旨，与道安所谓‘尽从实录，不令有损言游字’者，殊科矣。”（梁任公先生翻译文学与佛典）　　不过他的意译是非常矜重的。僧说他所译的般若波罗蜜经，“胡文雅质，按本译之。于巧丽不足，朴正有余矣。”（小品经序，见出三藏记集卷八）又说他翻译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手执胡本，口宣秦言，两释异音，交辩文旨......与诸宿旧义业沙门释慧恭、僧、僧迁、宝度、慧精、法钦、道流、僧、道恢、道ɡ、道恒、道第五百余人，详其义旨，审其文中，然后书之。......胡音失者，正之以天竺，秦名谬者，定之以字义；不可变者，即而书之。是以异名斌然，胡音殆半，斯实匠者之公谨，笔受之重慎也。”（大品经序，见出三藏记集卷八）　　则虽主意译，然对原文，亦非常忠实。高僧传卷二本传载他临死的时候告别众僧说：“自以ウ味，谬充传译，凡所出经论五百余卷，惟十诵一部未及删烦，存其本旨，必无差失。顾凡所宣译，传流后世，咸共弘通。今于众前发诚实誓，若所传无谬者，当使焚身之后，舌不焦烂。”其矜慎的态度，可以想知了。　　○四 慧远的折中说　　道安主张直译，什么较重意译，由两种相反的学说的对立，胎育出慧远的融合的折中说。他序僧伽提婆所译的三法度云：“虽音不曲尽，而文不害意。”又云：　　自昔汉兴，逮及有晋，道俗名贤，并参怀圣典，其中弘通佛教者，传译甚众，或文过其意，或理胜其辞。以此考彼，殆兼先典。后来贤哲，若能参通晋胡，善译方言，幸复详其大归，以裁厥中焉。（出三藏记集卷十）。　　“文过其意”是意译之失，“理胜其辞”是直译之失，惟其意译直译都有缺点，由是他主张“详其大归，以裁厥中。”又序童寿（即鸠摩罗什）所译大智论抄云：　　譬大羹不和，虽味非珍，神珠内映，虽宝非用，信言不美，有自来矣。若遂令正典隐于荣华，玄朴亏于小成，则百家竞辨，九流争川，方将幽沦长夜，背日月而昏逝，不亦悲乎！　　所指都是意译的毛病，而又续云：　　于是静寻所由，以求其本，则知圣人依方设训，文质殊体，若以文应质则疑者众，以质应文则悦者寡。是以化行天竺，辞朴而义微，言近而旨远。义微则隐昧无象，旨远则幽绪莫寻。故令玩常训者牵于近俗，束名教者或（惑）于未闻。　　则对直译亦认为有许多缺点。由是他斟酌二者之间。想出一个折中的办法：　　简繁理秽，以详其中，令质文有体，义无所越。（出三藏记集卷十，大智论抄序）　　在他看来，“若开易进之路，则阶籍有由；晓渐悟之方，则始涉有津。”折中的办法，正有这种好处。　　○五 僧的研究译字　　此后的翻译论，逐渐进于讨论译字。第三节引僧说什公的译摩诃般若：　　“梵音失者，正之以天竺；秦言谬者，定之以字义；不可变者，即而书之。是以异名斌然，梵音殆半。”已开始译字的研究。至僧自己，对于译字的研究尤详。　　他的思益经序云：　　此经天竺正音，名“毗找沙真谛”，是他方梵天殊特妙意菩萨之号也。详听什公传译其名，幡复展转，意似未尽，良由未备秦言名实之变故也。察其语意，会其名旨。当是“持意”，非“思益”也；直以未喻“持”义，遂用“益”耳。　　其言“益”者，超绝殊异妙拔之称也；“思”者，进业高胜自强不息之名也，旧名“持心”，最得其实。（出三藏记集卷八）又毗摩罗诘提经义疏序云：　　既蒙究摩罗（什）法师正玄文，摘幽指，始悟前译之伤本，谬文之乘趣耳。　　至如以“不来相”为“辱来”，“不见相”为“相见”，“未缘法”为“始神，”缘合法“为”上心“。诸如此比，无品不有，无章不尔。然后知边情险（讠佥）　　讠皮，难可以参契真言，厕怀玄悟矣。（同上）　　大抵初期的宣译事业，由梵僧宣经，汉人笔授，所以只能达旨，至字句翻译的当否，当然无从推敲。什公是天竺人，娴于梵文，到中国后，又”转能汉言“，所以能发现旧译的”义多纰僻（谬），皆由先度失旨，不与梵本相应。“（高僧传卷二本传）所以能开始译字的讨论。至僧是魏郡长乐人，是否通梵文不可知。　　高僧传卷六本传说：“什所翻经，并参正。”又说：“后出成实论，令讲之，什谕曰：‘此诤论中有七变处，文破毗昙，而在言小隐。若能不问而解，可谓英才。’至启发幽微，果不谘什，而契然悬会。什叹曰：‘吾传译经论，得与子相值，真无所恨矣。’”然则即使他不通梵文，对梵文亦颇能“契然悬会”，所以对译字亦能多所指正与研讨。　　○六 僧的讨论汉梵异同　　什公僧只讨论旧释的文字错误，而未言错误的原因，至生于荣而卒于梁的僧（四四五～五一八），始于出三藏记集卷一写一篇胡汉译经音义同异记，对错误的原因，作详细的剖析云：　　昔造书之主，凡有三人：长名曰梵，其书右行；次曰亻去楼，其书左行；少者苍颉，其书下行。梵及亻去楼居于天竺，黄史苍颉在于中夏。梵亻去取法于净天，苍颉因华于鸟迹，文画诚异，传理则同矣。仰寻先觉所说，有六十四书，鹿轮转眼，笔制区分，龙鬼八部，字体殊式。唯梵及怯楼为世胜文，故天竺诸国，谓之天书。西方写经，虽同祖梵文，然三十六国，往往有异，譬诸中土，犹篆籀之变体乎？案苍颍┡文，沿世代变，古称炙籀，籀迁至篆，篆改成隶，其转易多矣。至于傍生八体，则有仙龙云芝，二十四书，则有揩奠（尊）针殳，名实虽繁，为用盖鲜。然原本定义，则体备于六文，适时为敏，是莫要于隶法，东西之书源，亦可得而略究也。至于胡音，为语单复无恒，或一字以摄众理，或数言而成一义。寻大涅经，列字五十，总释众义，十有四音，名为字本。观其发语裁音，宛转相资，或舌根唇末，以长短为异。且胡字一音，不得成语，必余言足句，然后义成。译人传意，岂不艰哉！　　梵文和汉文的字音字义，都有这样多的变迁，如不能对彼此文字都有深切的认识，翻译起来，自易发生错误。且梵文属于复音语系，“为语单复无恒，或一字以摄众理，或数言而成一义。”汉文属单音语系，一字一音，一字一义。所以译梵为汉，尤为困难。另外梵文还有一种特点，胡汉译经音义同异记又云：　　梵书制文，有半字满字。所以名半字者，义未具足，故字体半偏，犹汉文“月”字亏其旁也。所以名满字者，理既究交，故字本圆满，犹汉文“日”字盈其形也。故半字恶义，以譬烦恼；满字善义，以譬常住。又半字为体，犹汉文“言”字；满字为体，如汉文“诸”字。以“者”配“言”，方成“诸”字；“诸”字两合，即满之倒也；“言”字单立，即半之类也。半字虽单，为字根本，缘有半字，得成满字，譬凡夫始于无明，得成常住，故因字制义，以譬涅：梵文义奥，皆此类也。　　惟其梵文如此繁难，汉文又变迁极多，所以以汉释梵，最易乖刺。“自前汉之末，经法始通，译音胥讹，未能明练。故浮屠桑门，言【遗】谬汉史，字音犹然，况于义乎？”“所以新旧众经，大同小异。天竺语称‘维摩诘’，旧译解云‘无垢称’，关中译云‘净名’，‘净’，即‘无垢’，‘名’即是‘称’，此言殊而义均也。旧经称‘众’，新经云‘世尊’，此立义之异旨也。旧经云‘乾沓和’，新经云‘乾闼婆’，此国音之不同也。略举三条，余可类推矣。”　　出三藏记集的前五卷，本据道安的综理众经目录，但此文云：“罗什法师，俊神金照，......故能表发挥翰（翰挥），克明经奥。”又云：“昙纤之传涅 ，跋陀之华言，辞理辨畅，明逾日月，观其为义，继轨什公矣。”则当然不能出于什公较前的道安，而是出于出三藏记集的作者僧。　　○七 彦琮的八备说　　至研究翻译的根本方法与态度者，则慧远之后，直至隋代的彦琮（五五七──六一○），才提出具体的意见。续高僧传卷二本传云：“久参传译，妙体梵文。　　此士群师，皆宗鸟迹，至于字音诂训，罕得相符，乃著辨正论，以垂翻译之式。”　　道安慧远的翻译论都附见于所作译经序，什公的翻译论更仅见于与僧的言谈，无论其见解如何，都没有翻译论的专篇论文；翻译论的专篇论文，实以彦琮的辩正论为最早。　　辩正论首引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之说，已见前，不再赘。次述名梵为胡的不当，次述译经的历史，都与翻译论的关系较浅，兹亦略不徵引。次评历代译文的得失云：　　佛教初流，方音甚少会，以斯译彼，仍恐难明。无废后生，已承前哲，梵书渐播，真宗稍演，其所宣出，穷（窃）谓分明，聊因此言，辄铨古译：汉纵守本，犹敢遥议；魏虽在昔，终欲悬讨。或繁或简，理容未适；时野时华，例颇不定。　　晋宋尚于谈说，争坏其淳；秦梁重于文才，尤从其质。非无四五高德，缉之以道；八九大经，录之以正。自兹以后，迭相祖述，旧典成法，且可宪章，展转同见，因循共写，莫问是非，谁穷始末！“僧”惟“对面”之物，乃作“华”；“安禅”本“合掌”之名，例为“禅定”。如斯等类，固亦众矣。次说翻译之难：　　若令梵师独断，则微言罕革；笔人参制，则余辞必混。......且儒学古文，变犹纰缪；世人今语，传尚参差；况凡圣殊伦，东西隔域，难之又难，论莫能尽。　　盖彦琮与什公都是主翻译不可能论者，不过什公以为不可译者是文字的藻蔚，彦琮以为不可译者是意义的忠实。既然对意译不能作忠实的翻译，所以他希望“才去俗衣，寻教梵字；亦г僧数，先披叶典。则应五天正语，充布阎浮；三转妙音，并流震旦。人人共解，省翻译之劳；代代咸明，除疑网之失。”而现在既不能人人共解，由是不得不仍然仰赖于“宣译之业”；由是不得不在不能忠实翻译之下，力求忠实，提出所谓“八备”之说：　　诚心爱法，志愿益人，不惮久时，其备一也。　　将践觉场，先牢戒足，不染讥恶，其备二也。　　筌晓三藏，义贯两乘，不苦ウ滞，其备三也。　　旁涉坟史，工缀典词，不过鲁拙，其备四也。　　襟抱平恕，器量虚融，不好专执，其备五也。　　沈于道术，澹于名利，不欲高，其备六也。　　要识梵言，乃闲正译，不坠彼学，其备七也。　　薄阅苍雅，粗谙篆隶，不昧此文，也备八也。　　此所谓八备，与其说是翻译的方法，无宁说是翻译者的条件。本来自道安提出直译法，什公提出意译法，慧远又提出折中法，使译界有长足的进步；然犹未能进到理想的翻译，不是方法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所以彦琮又提出解释者的条件。梁任公先生说：“其（一）（五）（六）之三事，特注重翻译家人格之修养，可谓深探本源，余则常谈耳。”（翻译文学与佛典）但第三条也是人格的修养。人格的修养，确是翻译的深探本源，其余各条，亦有相当价值。如第三条似谓必深通各经，始能译一经，与第七条的“要识梵言”，第八条的“不昧此文”，也都是翻译者的必备条件。因为不深通各经，则对一经的认识不会正确；认识还不正确，所译不问可知，不通梵言，当然不配翻译；对“此文”的知识不好，所译也不能通达。创作文学，文字与内容可以互相救济，故运用较易，翻译文学，只能以文字显示内容，不能以内容迁就文字，故运用尤难。因此“要识梵言”，又“不昧此文”才能以胜任。至第四条虽似求之过苟，但备此更能使译文美好。　　总之，一、三、五、六、四条是人格修养，二、四、七、八、四条是汉梵文学修养。有汉梵文学修养，才有能力翻译；有人格修养，才肯忠实翻译；二者都是不可缺的，否则真要自误误人了。　　○八 玄奘的五种不翻说　　唯其译字有如僧所说的那般困难，由是唐初的集佛经翻译大成的玄奘（六　　○二～六六四），遂进而具体的说有：　　五种不翻：一秘密故，如陀罗尼。二含多义故，如薄伽，梵具六义。三此无故，如阎浮树，中夏实无此木。四顺古故，如阿耨菩提，非不可翻，而摩腾以来，常在梵音。五生善故，如般若尊重，智慧轻浅，而七迷之作，乃谓释迦牟尼，此名能仁，能仁之义，位卑周孔。阿耨菩提，名不遍知，此土老子之教，先有无上正真之道，无以为异。菩提萨垂名大，道心众生，其名下劣，皆掩而不翻。　　（引见四部从刊本翻译名义，周郭义翻译名义序）　　这虽只是消极的办法，然实在不能翻译者，也只有采用译音一途；必牵强译意，便流于非愚则妄。然则译音虽是不翻，同时也是不翻的翻译法。这种不翻的翻译法，虽自摩腾以来，已经采用；但具体的提出，却始于率奘。　　○九 道宣的批评历代译经　　译经事业，始于东汉之末（约一五○前后），盛于南北朝，而唐初（约六五　　○前后）集其大成，止玄奘所译，即有经论七十三部一千三百三十卷之多。在这　　上下五百年中，直译者有之，意译者有之，朱紫杂揉，为数实在可惊。惟其译事的历史已长，译出的经典亦多，翻译的方法亦不同，由是与玄奘同年生，而稍后死的道宣（五九六～六六七），遂于所作续高僧传卷四大恩寺释玄奘传论，批评古今的翻译云：　　若夫九代所传见存简录，汉魏守本，本固去华，晋宋传扬，时开义举，文质恢恢，讽味余逸。厥斯以降，轻扇一期，腾实未闻，讲悟盖寡。皆由词遂情转。　　义写情心，共激波澜，永成通式。弃车溢藏，法宝住持，得在福流，失在讹竞。　　故勇猛陈请，词同世华，制本受行，不惟文绮，至圣殷鉴，深有其由。详籍所传，灭法故也；即事可委，况宏识乎？然而习俗生常，知过难改，虽欲徒辙，终陷前踪。粤自汉明，终于唐运，翻传梵本，多信译人，事语易明，义求罕见，厝情独断，惟任笔功，纵有复疏，还遵旧绪。梵僧执叶（业），相等相乖，音语莫通，是非俱滥。至如三学盛典，惟诠行旨；八藏微言，宗开词义。前翻后出，靡坠风猷，古哲今贤，德殊恒律。岂非方言重阻，臆断是投，世转浇波，奄同浮俗。昔闻淳风雅畅，既在皇唐，绮饰讹杂，实锺季叶。不思本实，妄接词锋，竞掇刍荛，郑声难偃。原夫大觉希言，绝世特位，八音四辩，演畅无垠，安得凡怀，虚参圣虑，用为标拟，诚非立言。虽复乐说不穷，随类各解，理开情外，词逸寰中。固当斧藻标奇，文高金玉，方可声通天乐，韵过恒致。近者晋宋颜谢之文，世尚企而无比，况乖于此，安可言乎？必踵斯踪，时俗变矣。其中芜乱，安足涉言。往者，西凉法谶，世号通人，后秦童寿，时称僧杰，善披文意，妙显精心，会达言方，风骨流便，宏衍于世，不亏传述。宋有开士慧严、宝云，世系贤明，勃兴前作，传度广部，联辉绝踪，将非面奉华胥，亲承诂训，得使声流千载，故其然哉。　　余则事义相传，足开神府，宁得如瓶写水，不妄叨流，薄乳之喻，复存今日，终亏受诵，足定浇淳。世有奘公，独高联类，往还震动，备荆┷方，百有余国，君臣谒敬，言义接对，不待译人，披折幽旨，华戎胥悦。唐朝后译，不屑古人，执本陈甚力，频开前失。既阙今乖，未遑正，辄略陈此，夫复何言？（大藏经本本书，全唐文卷九一一）　　他独推奘公，并非阿其所好。翻译事业，确如彦琮所说，要深识梵言，又不昧此文。初期的翻译，大抵梵僧出经，汉人笔受，有名的翻译者如安世高是安息人，支娄迦谶、支谦、竺法护是月支人，虽识梵言，然昧于此文。稍后如道安，是中国人，梁任公先生称为中国佛教界第一建设者，而又不通梵言。惟鸠摩罗什，父亲是天竺人，母亲是龟兹王之妹，到中国后“转能汉言”，所以他的译经能以“手执梵本，口宣秦言。”自是翻译的一大方便，也是一大进步。然僧说他“于秦语大格”，则他汉言的程度必不甚高明。惟有玄奘，既精通汉文，又深识梵言，他不惟能译梵为汉，且能译汉为梵。续高僧传本传云：“奘奉敕翻老子五千文为梵言以遗西域”。自然他的翻译可以“不屑古人”，自然他的翻译可以“意思独断，出语成章，词人随写，即可搜玩”（亦续高僧本传语）了。　　○十 赞甯的六例说　　文学批评史的分期，当然要依据社会及文学批评的转变。但转变是对过去的扬弃，不是划然而去旧布新，因之前后错综的情形，在所不免。我们以魏晋南北朝为一期，以隋唐另为一期的原因，就社会言，因前者是封建社会的由动摇而逐渐崩溃，后者是封建社会的再建；就文学批评言，前者主繁密缘情，后者主简易载道。但就一两大问题而论，如声病说，虽盛于六朝，而亦残存于隋唐，由是我们不能不于述六朝的声病论时，兼及隋唐的声病论。至佛经的翻译论，则虽大成于隋唐，而实上起六朝，下迄赵宋。赵宋以下，固仍有零星的言论，但卑卑不足数，而宋初赞宁（九一八～九九九）所作宋高僧传中的论调，则确有叙次的价值。　　惟其如此，由是我们也不能不于述六朝的翻译论时，联带的叙述隋唐以迄宋代的翻译论。本来关于译经的翻译论，其产生的时代虽有六朝、隋唐、赵宋之别，然前言后论，息息相通，我们没有理由把它分开；硬使分开，对研究阅读，也都不方便。　　赞宁论到翻译的方法，首言：“逖观道安也，论五失本三不易；彦琮也，籍其八备；明则也，撰翻经仪式；玄奘也，立五种不翻：此皆类左氏之诸凡，同史家之变例。今立新意，成六例焉。”据知明则有翻译仪式，但现在已看不到了。　　至他的六例：　　谓译字译音为一例，胡语梵言为一例，重译直译为一例，粗言细语为一例，华言雅俗为一例，直语密语为一例也。　　初则四句：一译字不译音，即陀罗尼是；二译音不译字，如佛胸前■字是；三音字俱译，即诸经律中纯华言是；四音字俱不译，如经题上■二字是。　　第二胡语梵言者：一、在五天竺纯梵语。二、雪山之北是胡。山之南名婆罗门，国与胡绝，书语不同。从羯霜那国，字源本二十余言，转而相生；其流漫广，其书竖读，同震旦欤。至吐货罗言音渐异，字本二十五言，其书横读。度葱岭南迦毕试国，言字同吐货罗。已上杂类为胡也。若印度言字，梵天所制，本四十七言，演而遂广，号青藏焉。有十二章，教授童蒙，大成五明论，大抵与胡不同。　　五印度境，弥亘既遥，安无少异乎？又以此方始从东汉传译，至于隋朝，皆指西天以为胡国，且失梵天之苗裔，遂言胡地之经书。彦琮法师独明斯致，唯徵造录，痛责弥天符佛地而合阿含，得之在我；用胡名而迷梵种，失则诛谁。唐有宣公，亦同鼓唱。自此若闻弹舌，或睹黑容，印定呼为梵僧，雷同认为梵语。琮师可谓忙于执斧捕前白露之蝉，瞢在回光照后黄衣之雀。既云西土有梵有胡，何不南北区分？是非料简，致有三失：一、改胡为梵，不析胡开，胡还成梵、失也。二、不善胡梵二音，致令胡得为梵，失也。三、不知有重译，失也。当初尽爵为胡，亦犹隋朝已来，总呼为梵，所谓过犹不及也。如据宗本而谈，以梵为主；若从枝末而说，称胡可存。何耶？自五天至岭北，累累而译也。乃疑琮公留此，以待今日，亦不敢让焉。三、亦胡亦梵。如天竺经律，传到龟兹，龟兹不解天竺语，呼天竺为印特伽国者，因而译之；若易解者，犹存梵语。如此胡梵俱有者是。四、二非句，纯华言是也。　　第三重译直译者：一、直译。如五印夹牒直来东夏译者是。二、重译。如经传岭北楼兰焉耆，不解天竺言，且译为胡语，如梵云邬渡陀耶，疏勒云鹃社，于阗云和尚，又天王梵云拘均罗，胡云毗沙门是。三、亦直亦重。如三藏直齐夹牒而来，路由胡国，或带胡言，如觉明口诵昙无德律中有和尚等字者是。四、二非句，即齐经三藏，虽兼胡语，到此不翻译者是。　　第四粗言细语者：声明中一苏漫多，谓尔平语言辞也；二彦底多，谓典正言辞也。佛说法多依苏漫多，意住于义，不依于文，又被一切故，若彦底多，非诸类所能解故，亦名全声者，则言音分明典正，此细语也。半声者，则言音不分明而伪僻也。一、是雅非俗。如经中用书籍言是。二、是俗非雅。如经中乞头博颊等语也。三、亦雅亦俗。非学士润文，信绘执笔，其间浑金璞玉，交杂相投者是。四、二非句，阙。　　第六直语密语者：二种作句，涉俗为直，涉真为密，如婆留师是。一、是直非密。谓婆留师翻为恶口住，以恶口人人不能亲近故。二、是密非直。婆留师翻为菩萨所知彼岸也，既通达三无性理，亦不为众生所新近故。三、两亦句。即同善恶真俗，皆不可亲近故。四、二非句。谓除前相故。又毗持呵娄（目数数得定），郁婆提（目生起拔根弃背），婆罗（目真实离散乱），此诸名在经论中例显直密语义也。更有胡梵文字，四句易解。（大椹藏经本宋高僧传卷三）　　赞宁自谓此为翻译六例，而详细绸译，实是由翻译梵书，进而讨论梵文。本来翻译某种文字，必先澈底了解某种文字，所以讨论梵文，实是翻译梵书的根本，也是佛经翻译论探本求源的应有之义。初期的译经，大抵根据胡语，不是根据的梵言，是重译，而不是直译，因此弄得胡梵不分，重译直译不分，这是从事翻译者与批评翻译者最应知道的。胡语有若干种，五印度的文字也不同，这种认识尤为重要。不过分析胡梵，不始于赞宁，而始于彦琮。彦琮在他的辩正论里，首举道安所谓 “译胡为秦，有五失本、三不易。”随后加以批评说：“天竺文体，悉昙声例，寻其推论，亦似闲明。旧唤彼方，总名胡国，安虽远识，未变常语。胡本杂戎之胤，梵惟真圣之苗，根既县殊，理无相滥。不善谙悉，多致雷同，见有胡貌，即云梵仲，实是梵人，漫云胡族，莫公真伪，良可哀哉！语梵虽讹，比胡犹别，改为梵学，知非胡者。”（引见读高僧传卷二本传）惟彦琮虽知梵胡不同，而未以所在地域加以区分，所以赞宁一方面说：“彦琮法师，独明斯致。”一方面又说：“既云酒土有梵有胡，何不南北区分？”至赞宁的功劳，则在继承彦琮之说，又进而以地域界限，区分梵胡而已。　　还有过去的翻译者，自己喜质，便说“胡经尚书”，自己好文，便说“天竺国俗，甚重文制。”实在有粗言，亦有细语，亦犹汉语的有雅有俗，不可一概而论。凡此所论，虽皆是梵文的分析，而可以予翻译者以正确南针，予批评者以正确认识。这是佛经翻译及翻译论者有长时历史以后的综合的言论和见解。　　唯其如此，所以他也不偏重文，也不偏重质，也不极端主直译，也不极端主意译。一方面赞成道安的“以千岁以上之微言，传后合百王下之末俗。”一方面又说：“与其典也宁俗。”由是主张“折中适时，自存法语，斯谓得译经之旨矣。”　★第四篇 隋唐文学批评史　　●第一章 诗的对偶及作法（上）　　○一 对偶说的兴起　　我们知道中国的诗歌是以唐代为最盛的，又知道唐代的诗歌，其古诗只是承继，律诗与绝句诗才是那时的创造。律诗与绝句诗的创作方法，最主要的是对偶。　　唐代之讲求诗的对偶及其他方法，其历史之来源，自然出于周沈约及以后的四声八病说。在第三篇第五章第一节，我曾经说：“沈约等所定的文学上的音律，分积极建设与消极避忌两方面。积极建设的是四声，消极避忌的是八病。”　　四声的作用，在建设“宫羽相变，低昂舛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的诗文；八病的作用，则在破除与此相反的毛病。惟周沈以至其后的六朝时人，对消极避忌方面，已能定出具体的方法；对积极建设方面，则始终只有“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的笼统原则。直到差不多二百年以后的唐人，才发明了具体的方法，就是对偶。自然我们没有忘记六朝也有对偶说，如文心雕龙丽辞篇云：“丽辞之体，凡有四对：言对为易，事对为难，反对为优，正对为劣。”（详三篇八章五节）但对偶说与声病说各不相侔，未能打成一体。（刘勰提倡自然的声律，对八病从未提及）至唐代才混而一之。其所谓对偶，不惟有“义”的作用，且有“声”　　的作用。“义”的作用是虚实自对，“声”的作用是平仄互对。　　至六朝时人所以只能发明避忌的具体方法，而不能发明建设的具体方法者，以无论任何事务与学术，消极的破坏易，积极的建设难，所以在文化的转变之前，例先有破坏，随后才有建设。我们明白了这种历史演进的路程，则六朝时人的四声八病说之只能完成消极的避忌，未能完成积极的建设，是很自然而不足奇异的了。　　消极避忌一方面，共属于“声”者，六朝时人已说得纤悉同备，所以唐人不用来饶舌；假设饶吞，也大半是反面的冷嘲热讽──如皎然诗试诋“沈休文酷裁八病，碎用四声。”而讲求避忌者，则大半由“声”病，又推及“形”病、“义”　　病。关于这，已在第三篇第五章提前论述了。　　不过这只是历史的指导，至唐人所以顺受而不逆攻者，自然是由于唐代的社会经济与政治制度。唐高祖太宗两世，内而削平群雄，外而攘伐羌夷。据新唐书外国传赞：“北擒颉利，西灭高昌乌耆，东破高丽百济，威制夷狄，方策未有也。”　　社会经济由日趋稳定，而日趋繁荣。尤以贞观永微之盛，史家至比之三代。朝廷之上，优游天事，天子群臣，诗酒倡和，其所产生的“阁台体”的诗歌，当然要句酌字斟的讲明对偶及其他格律。加之以诗赋取士，诗赋为士人的唯一出路，而应试的作品，又大半考究形式，不多管内容。由是六朝所传下来的声病说，遂在这种情形之下，成了时髦的学问；青胜于蓝，不仅承受了六朝的“前有浮声，后须切响”的笼统原则，又发现了虚实自对、平仄互对的具体方法。　　六朝的声病说，固重在诗（那时所谓文），亦及于文（那时所谓笔）；对偶说更是诗文并重。唐人的对偶说与病犯说则大体只限于诗，鲜及于文。这是因为六朝时的诗与文，虽各有自己的途路，而文渐同于诗；唐代则诗日趋于对，文日趋于散，对偶与病犯的巨手，自然不易伸展到文的园地了。　　○二 对偶及其他格律说的史料　　初盛唐讲对偶的格律，晚唐五代以至宋初讲体势比兴的格律，只有中唐以提倡社会诗的缘故，对格律不甚重视。以今所知，只有几种讲赋的书，如张仲素（宪宗时翰林学士）赋枢三卷，范传正（宪宗时光禄卿）赋诀一卷，浩虚舟赋门一卷（以上见新唐书艺文志文史类），白行简赋要一卷（见宋史艺文志文史类），纥干俞（元和中进士）赋格一卷（见宋志及崇文总目文史类、通志艺文略文史类）。　　另外就是白行简制朴三卷（同上），刘蘧（不知是否中唐诗人）应求类二卷，大概是讲科举文的。至讲诗者，只有开晚唐五代诗格先声的姚合诗例一卷和贾岛诗格一卷（见新唐志）。以上诸书，今皆散亡。至行世有贾岛二南密旨一卷（详五篇三章一节），白居易金针诗格三卷（同上三节）、文苑诗格一卷（同上四节），都是后人伪作。所以较之初盛唐的人谈对偶，晚唐五代的人谈诗格，相差远甚。　　（惟秘府论引有佚名的调声术，详下章二节）所以初盛唐是讲对偶的时代，中唐是讲诗的社会使命的时代，晚唐五代以至宋初是讲诗格的时代，这是我们应当首先划清楚的。　　晚唐五代以至宋初的讲求诗格，俊倔详论（详五篇二、三两章），现在只述初盛唐的讲求对偶。日僧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东卷论对类所述有二十九种对，大半都是唐人之说。序云：　　或曰：文词妍丽，良由对嘱之能；笔札雄通，实（疑此下夺一字）安施之巧。　　若言（疑夺一而字）不对，语必徒申；韵而不切，烦词枉费。元氏云：“易曰‘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书曰，‘满招员，谦受益。’此皆圣作切对之例也。况乎庸才凡调，而对而不求切哉？”余览沈陆王元等诗格诗式等，出没不同。今弃其同者，撰其异者，都有二十九种对，具出知后。其“赋体对”　　者，合彼“重字”、“双声”、“叠韵”三类，与此一名；或“叠韵”“双声”，各开一对，略之“赋体”；或以“重字”属“联绵对”。今者开合俱举，存彼三名。搜览达人，莫嫌烦冗。　　所称王盖即王昌龄、元盖即元兢（所引元氏说盖亦即元兢说），都是唐人。　　至沈陆似指沈约陆厥，但沈约陆厥皆无诗格诗式书。且一则那时揣研声势，不另讲对偶。二则那时以“文”名“诗”，不应以“诗格”名书。新唐志载元兢宋约诗格一卷，宋志文史类只题“元兢诗格”，无“宋约”二字。宋秘书省四库阙书目别集类则有沈约诗格一卷，不列六朝诗集之中，而对唐人李洞集贾岛句图之后，似系后人谱的沈约诗的格律，不是沈约所作诗格。新唐志宋约诗格的“宋”字如是“沈”字之误，则作者为元兢。以沈例陆，当亦后人所作。就是这种推测不对，无论如何，沈约陆厥不会有讲对偶的诗格书；讲对偶的诗格书，大概作始于唐人吧？　　此序虽言及笔札，而篇中所论，实只限于诗（偶尔及于文，但极少）固然他提到“文词”，但那是因为欲尽“对属之能”，所以不得不以“笔札雄通”，对“文词妍丽”耳。　　二十九种对的目录上，“十二晶平对”右旁，注云：“右十一种，古人同出斯对。”“十八曰邻近对”右旁，注云：“右六种对出元兢髓脑。”“二十六曰切侧对”右旁，注云：“右八种出皎公诗议。”“二十九曰总不对”右旁，注云：　　“右三种出崖氏唐朝新定诗格。”合计共二十八种，其“总不对”一种，无所附丽。初疑古人同出斯对的十一种，为十二种之误。后知不然者，十二曰平对，十三曰奇对，二者相反相成，当同出元兢髓脑，才比较合理；若以“奇对”属元兢，以“平对”属泛指的古人，那不惟是折散鸳鸯谱，且恐不合事实。以故还是不自作聪明，妄事推测，让“总不对”无所隶属吧！　　沈约陆厥既没有讲对偶的诗格书。则所谓“古人”大半都是唐人，而元兢、皎公、崔氏，或亦在内。惟既标为“古人同出”，则元兢、皎公、崔氏，皆不得据为私有，而其产生的时代，或者比元兢、皎公、崔氏还早些，所以他们能以承用。　　○三 古人同出的十一种对　　十一种对的名称及解释如下：　　一、的名对──“又名正名对，又名正对，又名切对。”的名对者，正也。　　凡作文章，正正相对：上句安天，下句安地；上句安山，下句安谷；上句安东，下句安西；上句安南，下句安北；上句安正，下句安斜；上句安远，下句安近；上句安倾，下句安正：如此之类，名为的名对。“或曰：天地、日月、好恶、去来、轻重、浮沈、长短、进退、方圆、大小、明暗、老少、凶亻宁、俯仰、壮弱、往还、清浊、南北、东西：如此之类，名正对。”（引号内为秘府论原文，不同。）　　我于前节说同出十一种对的古人，或者也包括元兢、皎公、崔氏，于此得到一个强有力的证明，就是秘府论引元兢曰：“正对者，或‘尧年’‘舜日’。”　　且据此知名“的名对”为“正对”者，元兢就是其中的一人。　　二、隔句对──“隔句对者，第一句与第三句对，第二句与第四句对：如此之类，名为隔句对。”且看他所举的诗例：　　昨夜越溪难，含悲赴上兰；今朝逾岭易，拖笑入长安。再看他的解释：　　第一句“昨夜”（原作昨日，疑误）与第三句“今朝”对，“越溪”与“逾岭”是对；第二句“含悲”与第四句“拖笑”是对，“上兰”与“长安”对，并是事对，不是字对：如此之类，名为隔句对。　　此种对，后世又名为“属对”，所以严羽沧浪诗话称“扇对”又名“隔句对”。　　三、双拟对──“双拟对者，一句之中所论，假令第一字是秋，第三字亦是秋，二秋拟第二字；下句亦然：如此之类，名为双拟对。”此亦须看他的诗例及解释：　　夏暑夏不衰，秋阴秋未归，炎至炎难却，凉消凉易追。　　释曰：　　第一句中两“夏”字拟一“暑”字，第二句中两“秋”字拟一“阴”字，第三句中两“炎”字拟一“至”字，第四句中两“凉”字拟一“消”字：如此之法，名为双拟对。　　但双拟似乎有三种，上所述者是最普通的一种，另一种如他所举诗例：　　可闻不可见，能重复能轻。　　又云：　　议月眉欺月，论花颊胜花。　　释曰：　　上陈二“月”，隔以“眉欺”；下说双“花”，裥诸“颊胜”；文虽再读，语必孤走，拟用双文，故生斯号。　　最普通的一种是一句之中，第一第三同字，以拟第二字；此所举例，前者是第一第四同字，后者则是第二第五同字。　　还有一种是他引有界说的：“或曰，春树春花，秋池秋日；琴命清琴，酒追佳酒；思君念君，千处万处：如此之类，名曰双拟对。”此所列例句皆四言，未悉只以此讲明何谓双拟对，抑双拟对亦可施用于“文”？社会是连锁的，任何一种转变，都不能自某一年代或某一时期，戛然去旧而布新。以故唐初的对偶说，当然为诗而设，但文亦不妨偶尔采用。惟吾人若据此谓唐人的对偶说，亦同于六朝的声病说，施及一切诗文，便犯了以偶概常的错误了。　　四、联绵对──“联绵对者，不相绝也。一句之中，第二字第三字是重字，即名为联绵对。但上句如此，下句亦然。”所引诗例，有：　　看山山已峻，望水水仍清，听蝉蝉响急，思卿卿别情。　　第二字第三字固是重字，但第二字上属，第三字下属，中间断而复续，所以说“不相绝也”。惟“或曰：朝朝、夜夜、灼灼、菁菁、赫赫、辉辉、汪汪、落落、素素（泽案，当为索索）、萧萧、穆穆、堂堂、巍巍：如此之类，名联绵对。”　　则联绵对有两种说法：前者是“不相绝也，一句之中，第二字第三字是重字。”　　后者则凡重字皆曰联绵对。所以他所引诗例，还有此下一种：　　霏霏敛夕雾，赫赫吐晨曦，轩轩多秀气，弈弈有光仪。序文云，“赋体对者，合彼重字、双声、叠韵三类。”又云，“或以重字属联绵对。”（见前节）但二十九种对中，有赋体对、双声对、叠韵对，而无重字对。盖重字对或以单为一种，或以入赋体对，“或以重字属联绵对。”如“霏霏敛夕雾，赫赫吐晨曦”之类，实是重字对，惟以“或以重字属联绵对”，所以联绵对遂有了两种，而重字对遂省掉了。　　五、互成对──“互成对者，开与地对，日与月对，麟与凤对，金与银对，台与殿对，楼与榭对，两字若上下句安，名的名对；若两字一处用之，是名互成的，言互相成也。”诗例如下：　　天地心间静，日月眼中明，麟凤千年贵，金银一代荣。　　则所谓“天与地对，日与月对”云云者，是天与地相连自对，日与月相连自对，而又天地与日月两句相成，所以名互成对。　　六、异类对──“异类对者，上句安天，下句安山；上句安云，下句安微；上句安鸟，下句安花；上句安风，下句安树：如此之类，名异类对；非是的名对，异同比类，故言异类对。”此对意义甚明，不必选录诗例了。　　“元氏云：‘异对者，若”来禽去兽，残月初霞“，此来与去，初与残，其类不同，名为异对。异对胜于同对。’”据此，元兢不名为“异类对”，而名为“异对”。名此为“异对”，与名“的名对”为“正对”，正相对也。　　元兢谓此对“胜于同对”（同对详五节），秘府论亦云：“但解如此对，并是大才，笼罗天地，文章卓秀，才无拥滞。不问多少，所作成篇，但如此对，益诗有巧。”而于的名对则云：“初学作文章，须作此对，然后学余对也。”的确“天”对“地”，“山”对“谷”的的名对是很容易的，同时也很捱板的；异类对，类既不同，又须要对，所以困难，非“大才”莫办，参错成章，难能可贵，故觉别有风味了。　　七、赋体对──“赋体对者，或句首重字，或句首叠韵，或句腹叠韵，或句首双声，或句腹双声：如此之类，名为赋体对。似赋之形体，故名赋体对。”此所言虽只五种，例所示则有九种；重字、叠韵、双声各有句首、句腹、句尾三种：　　１．句首重字：树惊风，丽丽云蔽明，皎皎夜蝉鸣，胧胧晓光发。　　２．句腹重字：汉月朝朝暗，胡风夜夜寒。　　３．句尾重字：月蔽云丽丽，风惊树。　　４．句首叠韵：徘徊回顾望，怅忄良独心愁。　　５．句腹叠韵：君起燕然戍，妾坐逍遥楼。　　６．句尾叠韵：疏云雨滴沥，薄雾树朦胧。　　７．句首双声：留连千里宾，独特一年春。　　８．句腹双声：我陡崎岖岭，君行角山。　　９．句尾双声：妾意逐行去，君身入暮门。　　释云：“上句若有重字、双声、叠韵，下句亦然；上句偏安，下句不安，即为犯病也。但依此对，名为赋体对。”　　八、双声对九、叠韵对序文云：“赋体对者，合彼重字、双声、叠韵三类，与此一名；或叠韵、双声，各开一对，略之赋体；或以重字属联绵对。今者开合俱举，存彼三名。”知重字、双声、叠韵，都是赋体的一种。有的人，“叠韵双声，各开一对，略之赋体。”而秘府论则“开合俱举，存彼三名。”但既在赋体对里解释了何谓双声与叠韵对，则虽仍以双声对与叠韵对各为一类，不过只是“存名”而已，不必再叠床架屋的解释。所以秘府论对此二类只有例诗与释例，没有界说；实则在赋体里已经举了诗例，则这里的例诗与释例，也可以从省了。　　叠韵对下引笔札云：“徘徊、窈窕、眷恋、仿徨、放畅、心襟、逍遥、意气、优游、陵胜、放旷、虚无、酌、思惟、须叟，如此之类，名曰叠韵对。”笔札作者不可考。地卷六志类下注云，“笔札略同”，亦未标作者。就论叠韵与六志（详五篇三章）而言，大概是唐初人所作。　　十、回文对──此种亦未列界说，所举诗例如下：　　情亲由得意，得意遂情亲。新情终会故，会故亦经新。释曰：　　双“情”著于初九，两“亲”继于十二，又显头“新”尾“故”，还标上下之“故”“新”：列字也久，施文已周，回文更用，重申文义，因以名云。　　十一、意对──此亦无界说，所举诗例云：　　岁暮临（版行所本作望）空房，凉风起坐隅，寝兴日已寒，白露生庭芜。释曰：　　“岁暮”“凉风”，非是属对；“寝兴”“白露”，罕得相酬；事意相因，文理无爽，故曰意对耳。则意对者，不必文字的虚实相对，只要“事意相因，文理无爽，”就成了。　　◎四 上官仪的六种对及八种对文镜秘府论载有元兢、皎公、崔氏三人的对偶说，李淑的诗苑类格载有上官仪的对偶说。上官仪生于隋大业（六○五～六一七）时，卒于唐麟德元年（六六四）。元兢字思敬，新唐志总集类芳林要览下标注集者，有上官仪，亦有元思敬，可见与上官仪同时。但旧唐书文苑传上载其总章时为协律郎（详三篇五章七节），知年事较晚。皎公的生年不可知，其卒年在贞元六年或七年（七八九或七九○，据福琳唐湖州中杼山皎然传）。崔氏疑即崔融（详三篇五章八节），生于永徽四年（六五三），卒于神龙二年（七○六）。四人的时代，以上官仪为最早，元兢次之，崔融又次之，皎公最晚。故今先叙上官仪的对偶说。　　诗苑类格已佚，据诗人玉屑卷七引载上官仪说诗有六对：　　一曰正名对，“天地”“日月”是也。　　二曰同类对，“花叶”“草芽”是也。　　三曰连珠对，“萧萧”“赫赫”是也。　　四曰双声对，“黄槐”“柳绿”是也。　　五曰叠韵对，“徨”“放旷”是也。　　六曰双拟对，“春树”“秋池”是也。　　又说诗有八对：　　一曰的名对，“送酒东南去，迎琴西北来，”是也。　　二曰异类对，“风织池间树，虫穿草上文，”是也。　　三曰双声对，“秋露香佳菊，春风馥丽兰，”是也。　　四曰叠韵对，“放荡千般意，迁延一介心，”是也。　　五曰联绵对，“残河若带，初月如眉，”是也。　　六曰双拟对，“议月眉欺月，论花颊胜花，”是也。　　七曰回文对，“情新因意得，意得遂情新，”是也。　　八曰隔句对，“相思复相忆，夜夜相沾衣；空叹复空泣，朝朝君未归，”是也。　　宋四库阙书目文史类载上官仪笔花九梁二卷，六对与八对之说，当出此书，可惜亡佚已久，不然也许有更好的材料。就诗苑类格所┢录，双声、叠韵、双拟，三对重出，的名就是正名，所以实止十对。十对中的正名、双声、叠韵、双拟、异类、联绵、回文、隔句八种，与元镜秘府论所载古人同出的十一种对相同，其所举例证亦往往不异。如的名对下所举“送酒东南去，迎琴西北来，”亦见于秘府论，且有释曰：　　“迎”“送”词翻，“去”“来”义背，下言“西北”，上说“东南”，故曰正名也。　　异类对下所举的“风织池间树，虫穿草上文，”亦见于秘府论，惟彼“树”　　字作“字”字，“草”字作“叶”字。有释曰：　　“风”“虫”非类，附对是同；“池”“叶”殊流，而寄巧归一。或双声以酬叠韵，或双拟而对回文，别致同词，故云异类。　　双声对下所举“秋露香佳菊，春风馥丽兰，”亦见于秘府论，有释曰：　　“佳菊”双声，系之上语之尾；“丽兰”双声，陈诸下句之末。秋朝非无白露，春日自有清风。气侧音谐，反之不得。“好老”“精酒”之徒，“妍月”　　“奇琴”之辈：如此之类，俱曰双声。　　叠韵对下所举“放荡千般意，迁延一介心，”秘府论作：“放畅千般意，逍遥一个心。”下边还有两句：“漱流还枕石，步月复弹琴。”释曰：　　“放畅”双声，陈之上句之初；“逍遥”叠韵，放诸下言之首。双道二文，其音自叠；文生再字，韵必重来。“旷望”、“徘徊”、“绸缪”、“眷恋”，例同于此，何惜烦论？联绵对下所举“残河若带，初月如眉，”秘府论作“残河河似带，初月月如眉，”且上多“嫩荷荷似颊”一句。释曰：　　两“荷”连续，放诸上句之中；双“月”并陈，言之下句之腹。一文再续，二字双来，意涉连言，坐生兹号。　　所谓联绵对者，本来是“不相绝也，一句之中第二字第三字是重字，”诗人玉屑所引诗苑类格，大概是每句漏掉一字。　　双拟对下的“议月眉欺月，论花颊胜花，”秘府论亦举比例，已见前节，兹不再列。　　回文对所举“情新因意得，意得遂情新，”秘府论作：“情亲由得意，得意遂情亲，”虽有小异，实是大同。至其解释，也详于前节。　　隔句对下的“相思复相忆，夜夜泪沾衣；空叹复空泣，朝朝君未归。”秘府论同，有释曰：　　两“相”对于二“空”，隔以“沾衣”之句；“朝朝”偶于“夜夜”，越以“空叹”之言，从首至末，对属间来，故名隔句对。　　至连珠对，虽不见于秘府论，然就其所举的“萧萧”“赫赫”的例证观之，或者即同于赋体对的重字对，也就是或以重字解释的联绵对。　　由此知上官仪的十种对，有九种是与古人同出的对偶说相同的。由此知这些对偶说，在唐初已形成普通知识，不是上官仪一人所创造。──九种中或者不无上官仪的创造，但决不会都是他的创造，否则秘府论应当标为上官仪说，不应标为古人所同出。上官仪的生年，远在隋文帝大业年间，则隋代是否已有对偶说，虽无从推断，而入唐之初，似即有了对偶的诗说了。　　上官仪的十种对，除上述九种对，其余一种是同类对。此在秘府论谓为元兢之说（详六节）。元兢晚于上官仪，所以似乎应当说是作于上官仪，述于元兢；但前九种既不一定都是上官仪的创造，则此种是否创于上官仪，也不便轻下断语了。　　○五 元兢的六种对　　文镜秘府论的二十九种对，其第十二至第十七，共六种，注明出“元兢髓脑”。　　中国史志只载有元兢诗格，无髓脑（详三篇五章七节）。就秘府论所引看来，与他家诗格书相类，似髓脑即诗格异名。　　一、平对──“平对者，若青山绿水，此平常之对，故曰平对也，他皆放此。”　　二、奇对──“奇对者，马颊河，熊耳山；此马熊是兽名，颊耳是形名，既非平常，是为奇对。他皆效此。”“又如染沮四塞，染与四是数名。”“又两字各是双声对。”“又如古人名，上句用曾参，下句用陈轸，参与轸者同是二十八宿名：若此者出奇而取材，故谓之奇对。他皆效此。”　　唐初的一般人的意见，率以双声对独为一种，或者算为赋体对之一，元兢则认为也是奇对。的确，以“两字各是双声对”，“既非平常”，所以是奇对。则传下来的确知是元兢的对偶说虽只六种，但如依一般人的见解，以双声对别为一种，则实是七种了。　　三、同对──“同对者，若大谷广陵，薄云轻雾；此大与广，薄与轻，其类是同，故谓之同对。”“同类对者，云雾、星月、花叶、风烟、霜雪、酒觞、东西、南北、青黄、赤白、丹素、朱紫、宵夜、朝旦、山岳、江河、台殿、宫堂、车马、途路。”由此知同对就是同类对，而上官仪的“花叶草芽”的同类对，大概也就是这样了。　　四、字对──“或曰：字对者，若桂楫荷戈，荷是负之义，以其字草名，故与桂为对。不用对，但取字为对也。或曰：字对者，谓义别字对是。”　　此既注明出“元兢髓脑”，而于界说又迭引或曰，自然这也不妨是元兢原引的“或曰”，但秘府论中的“或曰”太多，似乎有出于遍照金刚的嫌疑。且侧对的界说，发端即标明“元氏曰”（详下），以彼之绝对出于元兢，益知此不一定出于元兢。大概注明“出元兢髓脑”的六种对，其名称及定义，当然采自元兢髓脑，而解说则未必不参考他书，尤其是皎公诗议、崔氏唐朝新定诗格。同样注明“出皎公诗议”的八种对，“出崔氏唐朝新定诗格”的三种对，其情形亦当然与此相仿，也未必没有渗入元兢及他人的解说。　　我且回来说字对吧：只就两个或曰的界说，还不很明了，他举的诗例是：　　山椒架寒雾，池筱韵凉飙。释云：“山椒即山顶也，池筱傍池竹也，此义别字对。”又举例云：　　何用金扇敞，终醉石崇家。释云：“金扇石家是。”又举例云：　　原风振平楚，野雪被长营。释云：“即营与楚为字对。”　　观此三例，参彼界说，知字对并不是平常的字与字对，而是以字的别义相等，所以说“字别义对”。　　五、声对──“或曰：声对者，若晓路秋霜，路是道路，与霜非对，以其与露同声故。或曰：声对者，谓字义俱别，声作对是。”　　这还不甚明晰，再看他所举的例子及解说，便可彻底了然了：　　肜驺初惊路，白简未含霜。　　释云：“路是途路，声却与露同，故将以对霜。”　　六、侧对──“元氏曰：侧对者，若冯翊（地名，在右辅也）龙首（山名，在西京也），此为冯字半边是马，与龙为对；翊字半边有羽，与首为对：此为侧对。又如泉流赤峰字，‘泉’字其上有白与赤为对。凡一字侧耳，即是侧对，不必两字皆须侧也。以前八种切对，时人把笔缀文者多矣，而莫能识其径路。于公义藏之于箧笥，不可弃，示于非才，深秘之，深秘之。或曰：字侧对者，谓字义俱别，形体半同是。”　　此对不用举例，亦可明了。文云：“于公义藏之于箧笥，不可弃，示于非才。”　　则元兢的造对偶说，似得之于公义；可惜不知其人。但据此知唐初的对偶说，甚是普遍，盖已形成一种风气，造成一种潮流，所以差不多是人谈对偶，家吐格律了。律诗的完成于唐初，与此当然有最大关系。自然这些对偶说所指示的格律，严之又严，细之又细，未免所丧自然。不过假使承认律诗在文学上有地位的话，则这些对偶说的价值，亦未可一笔抹煞了。　　秘府论列侧对为第十七种，所谓“以前八种切对，”假如是就秘府论而言，则所指除出于元兢的六种以外，须添上古人同出的回文对与意对。这似乎不很合理，因为不应无端的拉入古人同出的二种。故知此节是元兢髓脑的原文，而“以前八种切对”云云，是指髓脑所列的八种。然则元兢的对偶说，不只六种，而且也许不只八种。秘府论既就沈陆王元的诗格，“弃其同者，撰其异者，”则元兢的对偶说，似乎出不了秘府论的二十九种对，而所谓古人同出的十一种对中，当然有元兢之说。不过既与其他古人同出，所以元兢不得专有。实则就是“出元兢髓脑”的六对，元兢也不得专有，大体是他的诗说而已。此对下注有“崔名字侧对”五字，可见 “或曰：字侧对者，谓之义俱别，形体半同是”，乃取之崔氏，其非元兢所专有，尤为明显。　　元兢的对偶说，所进于古人同出的对偶说及上官仪的对偶说者，不惟彼较平凡，比较新奇。是不同者，从一方面言，可以说是益进于严密；从另一方面言，也可以说是转返于宽泛。如“义别字对”的字对，“字义俱别，声作对”的声对，“字仪俱别，形体半同”的侧对，若故意制对，则较他对更严密，更困难；如他对不得，以此为代替的方法，则又较他对宽泛容易了。至就创对而言，古人同出的对偶说及上官仪的对偶说，都因较平凡，所以容易发现，容易创立；此则因较新奇，所以发现不易，创立亦难。就历史而言，彼是初期的对偶说，此则是中期的对偶说了。　　◎六 崔融的三种对我曾经疑惑作唐朝新定诗格的崔氏是崔融（详三篇五章二、八两节）。崔融是早于皎然的（详四节）。今秘府论以皎然的八对列为第十八至二十五，崔氏的三对列为第二十六至二十八，假使他是依时代先后叙次的，则崔氏又似不是崔融。　　惟秘府论是“横”的诗文方法书，对“纵”的历史先后，不甚计较。就说论对一篇吧：所列皎公八对，都是最繁琐的；崔氏三对，还比较齐整重要。且所有三对，都似对于元兢说的补充：故就对偶说的历史而言，也应先有崔氏说，后有皎公说。　　崔氏三对如下：　　一、切侧对──“切侧对者，谓精异粗同是。”引的的诗例是：　　浮钟霄响彻，飞镜晓光斜。释云：“浮钟是钟，飞镜是月，谓理别文同是。”　　理既有别，本不能对，惟文既相同，所以可对；不是正面相对，所以称为切侧对。　　二、双声侧对──“双声侧对者，谓字义别，双声来对是。”举诗例云：　　花明金谷树，叶映首山薇。释云：“金谷与首山字义别，同双声侧对。”盖切侧对，理别而文同；此则字义皆别，所以能用为对者，只侧取双声一点，故称为双声侧对。　　三、叠韵侧对──“叠韵侧对者，谓字义别，声名叠韵对是。”我们明白了双声侧对是侧取双声一点，则叠韵侧对当然是侧取叠韵一点。所举诗例云：　　自得优游趣，宁知圣政隆。　　释云：“优游与圣政，义非正对，字声势叠韵。”观此，更可以明了了。　　崔氏的对偶说，其作用与元兢的字对、声对、侧对相仿，都是一面似严密，一面又似宽泛。但元兢只提出“字义俱别，形体半同”的侧对，而此则益以切侧对、双声侧对、叠韵侧对三种，显然较元兢益臻严密，益转宽泛，其时代当在元兢以后无疑。　　○七 皎然的八种对　　对偶说的历史，盖源于唐初，而成于元兢崔融。元崔以前，普通的对偶，已泰半次第完成，至他俩又创立许多较新奇的对偶，由是对偶说遂至登峰造极的地位。以故同时而稍后的沈期（？～七四一）宋之问（？～七一二），便能以完成“研练精切，稳顺声势”（白居易与元九书）的律诗。但一方面益臻严密，另一方面转返宽泛，由是以后的对偶说，遂益返于宽泛。这种益返宽泛的对偶说，现在可以见到的，就是秘府论所引的皎公的八对：　　一、邻近对──诗曰：　　死生今忽异，欢娱竟不同。释云：“上是义，下是正名。此对，大体似的名；的名窄，邻近宽。”可见邻近对，是为补救的名对的太窄而设的。　　二、交络对──赋诗曰：　　出入三代，五百（原作有、误）余载。释云：“或曰此中余属于载，不偶出入，古人但四字四义皆成对，故偏举以例焉。”　　赋是介于诗文之间的文学，加之唐代以诗赋取士，所以诗的格律，有时移植于赋。皎然的交络对及当句对，都举赋为例，且称之为“赋诗”，可以给我们以充分的证明了。　　三、当句对──赋诗曰：　　薰歇烬灭，光沈响绝。　　四、含境对──诗曰：　　悠远长怀，寂寥无声。　　五、背体对──诗曰：　　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右三种皆无解释，而观名为例，其义已明。含境对只取意境相对，真是宽泛极了。　　六、偏对──诗曰：　　萧萧马鸣，悠悠旆旌。释云：“谓非极对也。”非极对而可对，我们可以称之为解放的对偶。又举三例云：　　古墓犁为田，松柏摧为薪。　　日月光太清，列宿曜紫微。　　亭皋木叶下，陇首秋云飞。　　释云：“全其文彩，不求至切，得非作者变通之意乎！若谓今人不然，沈给事诗亦有其例。”举诗曰：　　春豫过灵沼，云旗出凤城。　　释云：“此例多矣，得天然语。今虽虚，亦对实，如古人以芙蓉偶杨柳。亦名声类对。”这真是“天地自然”的对偶，也可以说是反对偶的对偶。　　七、双虚实对──诗曰：　　故人云雨散，空山来往疏。　　释云：“此对当句义了，不同互成。”可见皎然也有互成对，不如是否与古人同出者相同？此对以“云雨”实字，对“来往”虚字，不捱板的实对实，虚对虚，也是以天然的对偶，代替人工的对偶。　　八、假对──诗曰：　　不献胸中策，空归海上山。释云：“或有人以‘推荐’偶‘拂衣’之类是也。”　　此对意义不甚明晰，或者本来非对，姑且假借为对，如“推荐”那能对“拂衣”，但姑借“拂衣”为对。如此推测不错，真是最宽泛的对偶了。　　○八 总不对与首尾不对　　总不对，不知作始何人，就其性质而言，当为皎然同时或稍后之作，因为虽名为对，而实在不对；充其量也是不对之对，纯是晚期的对偶说。他举诗云：　　平生少年日，分手易前期；及尔同衰暮，非复别离时。勿言一樽酒，明日难共持。梦中不识路，何以慰相思？　　释云：“此总不对之诗，如此作者，最为佳妙。”较皎公更为解放。　　又秘府论在叠韵侧对后，有此下一段文字，另行书写，自非叠韵对的解释，不知是否出于皎然？其文云：　　夫为文章诗赋，皆须属对，不得令有跛眇者。跛著，谓前句双声，后句直语，或复空谈，如此之例名为跛。眇者，谓前句物色，后句人名，或前句语风空，后句山水，如此之例名为眇。何者？风与空则无形而不见，山与水则有踪而可寻，以有形对无色，如此之例名为眇。或曰：景风心色等，可以对虚，亦可以对实。　　今江东文人作诗，头尾多有不对，如：侠客倦艰辛，夜出小平津。马色迷关吏，鸡鸣起戍人。露鲜花剑影，月出宝刀新。问我将何去，北海就孙宾。　　释云：“此即首尾不对之诗，其有故不对者，若之。”此虽提倡对，而谓首尾可以不对。总不对是不对之对，此是首尾不对；彼是全诗的不甚彻底的解放，此是首尾的部分解放。唐代以至后世的律诗，本来是首尾可对可不对，而此便是首尾可对可不对的理论与方法了。　　总前所述，对偶说的历史如下：　　┏━━━━━┳━━━━━━━━━━━━━━━━━━━━━━━━━┓　　┃ 初 期 │初 期 中 期 晚 期 ┃　　├──┬──┼─────────────────────────┨　　┃时　│公元│ 六○○～六五○ 六五～七○○ 七○～八○○ ┃　　┃代　│中历│高祖武德初至太宗 高宗永微初至武后 中宗神龙初至德┃　　┃ │ │贞观末 长安末 宗贞元末 ┃　　├──┴──┼─────────────────────────┨　　┃作者及其对│古人同出的十一种 元兢的六种对 皎然的八种对不┃　　┃偶说 │对上官仪的十种对 崔融的三种对 知名的总不对及┃　　┃ │ 首尾不对 ┃　　├─────┼─────────────────────────┨　　┃特 点 │ 最平凡 由新奇而渐趋宽泛 最泛宽 ┃　　┗━━━━━━━━━━━━━━━━━━━━━━━━━━━━━━━┛　●第二章 诗的对偶及作法（下）　　○一 元兢的调声三术　　自下人同出的十一对至不知名的首尾不对，都是“义对”；“义对”之外还有“声对”。秘府论天卷调声类引有无氏的调声三术，所举各家例证都标出姓名，惟引兢蓬洲野望诗，名而不姓，知元氏为元兢。他说“调声之术，其例有三；一曰换头，二曰护腰，三曰相承。”兹依次条举于下：　　一、换头──举元兢蓬洲野望诗云：　　飘宕渠城，旷望蜀门隅（泽案，疑为隈之误）。水共三巴达，山随八阵开。　　板形疑汉接，石势似烟回。欲下他乡泪，猿声几处催。　　释云：“此篇第一句头两字平，次句头两字去上入，次句头两字去上入，次句头两字平，次句头两字又平，次句头句（泽案，句字疑衍）两字去上入，次句头两字又去上入，次句头两字又平。如此轮转，自初以（？）终篇，名为双换头，是最善也。若不可得如此，则如篇首第二字是平，下句第二字是用去上入，次句第二字又用去上入，次句第二字又用平。如此轮转终篇，唯换第二字，其一字与下句第一字用平不妨，此亦名为换头，然不及双换。又不得句头第一字是去不入，次句头用上去入，则声不调也。可不慎欤！”　　二、护腰──“护腰者，腰谓五字之中第三字也。护者，上句之腰不宜与下句之腰同声。然同去上入则不可用，平声无妨也。”举庾信诗云：　　谁言气盖代，晨起帐中歌。释云：“气是第三字，上句之腰也，帐亦第三字，是下句之腰，此为不调，宜护其腰，慎勿如此也。”　　三、相承──“相承者，若上句五字之内去上入字则（泽案，疑为甚字之误）　　多而平声极少者，则下句用三平承之。用三平之术，向上向下二途，其归道一也。”　　据知相承又有两种：　　（１）向上承──举谢康乐诗云：　　溪壑敛瞑色，云霞收夕靠。释云：“上句唯有溪一字是平，四字是去上入，故下句之上用云霞收三平承之，故曰上承也。”　　（２）向下承──举王中书诗云：　　待君竟不至，秋雁双双飞。　　释云：“上句唯有一字是平，四去上入，故下句末双双飞三字承之，故云三平向下承他。”　　换头是两句的首二字平与上去入相对，护腰是中一字平与上去入相对，推知尾二字也应平与上去入相对，和习用的平仄谱已相差无几。但相承一术云：“若上句五字之内去上入字甚多而平声极少者，则下句用三平承之”，知还没有完成整齐的律谱；因依据整齐的律谱，不会一句中“去上入字甚多而平声极少”也。　　○二 佚名的调声术　　秘府论调声类还引有或曰：“凡四十字诗，十字一管，即生其意，头边二十字一管亦得。六十七十百字诗，二十字一管，即生有意。语不用合帖，须直道天真宛媚为上。且须识一切题目义，最要立文多用其意，须令左穿右穴，不可拘检。　　作语不得辛苦，须整理其道格（原注”格，意也“），律调其言，言无相妨，以字轻重清浊间之，须稳。至如有轻重者，有轻中重，重中轻，当韵之即见。且（泽案，庄俗字）字全轻，霜字轻中重，疮字重中轻，床字全重。如清字全轻，青字全浊。诗上句第二字重中轻，不与下句第二字同声为一管，上去入声一管。上句平声，下句上去入；上句上去入，不句平声；以次平声，以次又上去入；以次上去入，以次又平声。如此轻（泽案，当为轮）回用之，直至于尾，两弦管上去入相近，是诗律也。”（关于轻重清浊的解释，详六节）　　“管”的意义，不甚了了，平与上去入必须相对，则极为明显。他就五言七言，列有二律：　　一、五言平头正律势尖头二、七言尖头律都没有解释。五言平头正律势尖头下举皇甫冉诗一首、钱起诗二首。皇甫冉诗头二句为“中司龙节贵，上客虎符新”。其声律为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　　钱起献岁归山诗头二句为“欲知禺谷好，久别与春还”。其声律为仄平平仄仄，平仄仄平平。又五言绝句诗头二句为“胡风迎马首，汉月送娥眉”。其声律为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三诗的头二句都正正经经的平与上去入相对。七言尖头律下举皇甫冉二诗，第一首的头二句为“闲看秋水心无染，高卧寒林手自栽”。　　其声律为平平（看亦有仄声）平仄平平仄，平仄平平仄仄平。第二首的头二句为“自哂鄙夫多野性，贫居数亩半临湍”。其声律为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二诗的头二句都非正正经经的平与上去入相对。然则平头正律或是头二句就须正正经经的平与上去入相对，尖头律头二句还模糊一点，正同于义对的可以首尾不对，也未可知。果真如此，则五言平头正律下的“势尖头”三字当是衍文或注文。大概佚名的原文，五言平头正律以外，还列有五言尖头律，七言尖头律以外，还例有七言平头正律，遍照金刚为了减省篇幅，参错的徵列二种，注明还有二种，故于五言平头正律之下，填写“势尖头”三字耳。（势字仍疑有误）　　二律以外，还有“齐梁调诗”一种，所举例诗为张谓题故人别业诗和何逊伤徐主簿，都是近似律诗的。　　作者不可考，据引及大历十才子的钱起诗，知不能前于大历；遍照金刚卒于太和九年（八三五），知不能后于太和；虽姓名失传，而年代盖当中唐。　　○三 元兢古今诗人秀句　　“义对”“声对”都是诗的字句方法，目的是在追求诗句的工整秀丽，由是有“秀句”的编集。新旧唐书俱载元兢古今诗人秀句二卷（详三篇五章七节），宋史艺文志和崇文总目俱载僧元鉴续古今诗人秀句二卷。可惜二书全亡，无由稽览。皎然诗式云，“畴昔国朝协律郎吴兢，与僧元鉴集秀句，”知续古今诗人秀句系吴兢和僧元鉴合撰。秘府论南卷论文意类引有或曰的论秀句一文，疑是元兢的古今诗人秀句序。因为这一类的材料太少，全录如下：　　晚代铨文者多矣。至如梁昭明太子萧统与刘孝绰等撰集文选，自谓毕乎天地，悬诸日月，然于取舍，非无舛谬。方因秀句，且以五言论之。至如王中书“霜气下孟津”，及“游禽暮知返”，前篇则使气飞动，后篇则缘情宛密，可谓五言之警策，六艺之眉目，弃而不纪，未见其得。及乎徐陵玉台，僻而不雅；丘迟抄集，略而无当。此乃详择全文，勒成一部者，比夫秀句，措意异焉。似秀句者，抑有其例。皇朝学士褚高，贞观中奉敕与诸学士撰（？）古文章巧言语，以为一卷。　　至如王粲“灞岸”，陆机尸卿，潘岳悼亡，徐干室思，并有巧句，互称奇作，咸所不录。他皆效此，难以胜言。借如谢吏部冬序羁怀，褚乃选其“风草不留霜，冰池共明口”（泽案，集作“冰池共如月”），遗其“寒灯耻宵梦，清镜悲晓。”　　若悟此旨，而言于文，每思“寒灯耻宵梦”，令人中夜安寝，不觉惊魂；若见“清镜悲晓”，每暑口郁陶，不觉霜雪入鬓。而乃拾此取彼，而（泽案，疑为亦）不通之甚哉？褚公文章之士也，虽未连衡两谢，实所结驷二虞，岂于此篇，咫尺千里？良以箕毕（泽案，疑为毕）殊好，风雨异宜者耳。余以龙朔元年，为周王府参军，与文学刘棹之、典签范履冰，书（泽案，疑为属）东阁已建，斯（泽案，疑为思）竟撰成此录。王家书既多缺，私室集更难求，所以遂历十年，未终两卷。今剪芳林要览，讨论诸集，人欲天从，果谐宿志。常与诸学士览小谢诗，见和宋记室省中，诠其秀句，诸人咸以谢“行树澄远阴，云霞成异色”为最。　　余曰：诸君之议非也。何则？“行树澄远阴，云霞成异色，”诚为得也，抑绝唱也。夫夕望者莫不想烟霞，炼情林岫，然后畅其清调，发以绮词，俯行树之远阴，瞰云霞之异色，中人以下，偶可得之；但未若“落日飞鸟还，忧来不可极”　　之妙者也。观夫“落日飞鸟还，忧来不可极，”谓扪心罕属，而举目增思，结意惟人，而缘情寄鸟，落日低照，即随望断，暮禽还集，则忧共飞来，美哉玄晖，何思之苦是也！诸君所言，窃所未取。于是咸服，恣余所详。余于是以情绪为先，其（泽案，其疑为直之衍误）直置为本，以物色留后，绮错为末，助之以质气，润之以流华，穷之以形似，开之以振跃，或事理俱惬，词调双举，有一于此，罔或于遗。时历十代，又将四百，自古诗为始，至上官仪为定，刊定已祥，缮写斯毕，实欲传之好事，冀（泽案，疑脱一字）知音，若斯若斯，而已而已矣。　　所以知是元兢古今诗人秀句序者：元兢总章中为协律郎（详三篇五章七节），此言自龙朔元年（六六一），历十年未终两卷，龙朔总章都是高宗年号，时代恰相值，一也。诗人秀句二卷，此亦言两卷，二也。无书以外，集秀句者惟有僧元鉴和吴兢的续古今诗人秀句二卷，彼续元书，应当言及元书，今未言及，知非彼书，而为元书，三也。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序云：“贫道幼就表舅，颇学藻丽；长入西秦，粗听余论。......阅诸家格式等，勘彼异同，卷轴虽多，要枢则少，名异义同，繁秽尤甚。余癖难疗，即事刀笔，削其重复，存其单号。”知他只是削“复”存“单”，有“述”无“作”。并且他的“述”是不好标柱来源的，天卷中的四声论，是刘善经的四声指归（详一篇四章九节）；西卷中的文笔十病得失，是佚名的文笔考（详三篇五章九节）；与此文同列南卷论文意类的陆机文赋、殷岳英录集序，有的还冠以“或曰”二字，有的连“或曰”二字也没有。以彼例此，当然也是抄的，不是作的；既是抄的，当然以元兢书序的可能性最大，四也。　　文中言褚高曾于“贞观中，奉敕与诸学士撰古文章巧言语，以为一卷，”知“似秀句者”，还有这样一书，新旧唐志不载，知早已亡佚。王海卷五十四载瑶山玉彩五百卷，注云：“龙朔元年，命宾客许敬宗、右庶子许圉师、中书侍郎上官仪、中书舍人杨思俭，即文思殿，采摘古今文章英词丽句，以类相从，号瑶山玉形，凡五百篇。”其采摘的标准也是“英词丽句”。不过既云：“凡五百篇”，则所采摘的或者是全篇，不是零句。至秀句集的作用，或者如秘府论同卷同类下所引王昌龄的话云：“凡作诗之人，皆自抄古今诗语精妙之处，以为随身卷子，以防苦思，作文兴若不来，即须看随身卷子，以发兴也。”　　○四 李峤评诗格　　“义对”“声对”是字句方法，字句方法外还有篇章方法。讲篇章方法的，以今所知，有李峤的评诗格、王昌龄的诗格、皎然的诗议和诗式。自然这些书也讲及字句方法，但以篇章方法为主，不似“义对”“声对”的只讲字句的对偶。　　李峤（六四四──七一三）的评诗格，有蔡传的吟窗杂录、胡文焕的诗法统宗、顾龙振的诗学指南三种本。四库提要斥为伪书（卷一九七，诗文评类存目，吟窗杂录下），但皆引见秘府论，知恐非伪书；就是伪书，也是唐人伪作。　　首言诗有九对：一曰切对，即正名对，秘府论列于古人同出十一对。二曰切侧对，秘府论列于崔氏三对。三曰字对侧对，秘府论列于元兢六对。五曰声对，释云：“谓字义别，声名对也。”似为七曰双声侧对之衍误。一则“字义别，声名对，”正是双声侧对。二则所列各对都是在某种对之后，继以某种侧对，不应多出声对一种。六曰双声对，八曰叠韵对，秘府论列于古人同出十一对。七曰双声侧对，九曰叠韵侧对，秘府论列于崔氏三对。　　又云诗有十体，和秘府论地卷的十体类大致相同：　　一、形似（秘府论有体字，下九种同）──“谓貌其形而得其似也。”（秘府论尚有“可以妙求，难以粗测”二句）　　二、质气──“谓有质骨而依其气也。”（“依其”秘府论作“作志”）　　三、情理──“谓叙情以入理致也”（秘府论“叙”作“抒”）　　四、直置──“谓直书其事可置于句也。”（秘府论作“谓直书其事置之于句者”）　　五、雕藻──“谓以凡目前事而雕妍之也。”（秘府论作“调直书其事置之于句者”）　　六、影带（秘府论“影”作“映”）──“谓以事意相惬而用之也”。（秘府论同）　　七、宛转──“谓屈曲其词，宛转成句也。”（秘府论同）　　八、飞动──释缺。（秘府论作“词若飞腾而动”。又秘府论七、八互易）　　九、清切──释缺。（秘府论作“词清而切著”）　　十、精华──释缺。（秘府论作“谓得其精而忘其粗者”）　　○五 王昌龄诗格一──十七势　　新唐书艺文志文史类载王昌龄诗格二卷，至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即改载为诗格一卷，诗中密旨一卷，斥为伪书。但秘府论地卷论体势类的十七势，南卷论文意类最前所引或曰四十余则，皆疑为真本王昌龄诗格的残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