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社会的八大支柱：中国大趋势作者：约翰奈斯比特序言：一个新体制的崛起　　多年来我一直心存遗憾，担心自己错过了生命中最宝贵的一次机会。那是在1996年，提供这一宝贵机会的是当时世界最有权力的人物之一：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　　江主席在北京中南海与我进行了私人会谈，具体地点就在毛泽东当年的会客室。江主席之所以邀请我是因为我在1982年所写的一本书：《大趋势》。它分析的是美国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变革。该书雄踞《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两年之久，而且大部分时间都是排在第一位，在全球范围内该书的销量也甚佳。《大趋势》一书甚至还进入了中国，令我惊讶的是我得知该书在中国的销量可能达到了2000万册，不过都是盗版，这是当时很普遍的一个现象。文革后成长起来的一代刚刚大学毕业，急切地想要了解西方。"你都不知道你自己在中国名气多么大，"这就是江主席的开场白。　　在访问北京之前我还在台北逗留了几天。当时正是中美关系的关键期。在中国向台湾水域发射导弹之后，克林顿总统立刻派出航空母舰到达该区域。中美两国在台湾海域的战争一触即发，因此台湾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很快也就成为我们两小时会谈中的话题。从1967年开始，我曾多次访问中国大陆和台湾，亲眼目睹了两边的巨变。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具有一定的发言权。我觉得对于台湾的良好宣传和中国大陆的低调态度不吐不快，于是说，"江主席，台湾是个小故事，但它讲得很好。大陆有个大故事可讲，可惜讲得很糟。"　　江主席沉思了一下说，你为什么不来讲这个故事呢？　　尽管这一盛情邀请让我心动不已，但是无法欣然接受。因为当时我正忙于其他事情，而且--由于种种原因--我还没有做好准备。　　10年后，这一机遇再次冲我招手，所不同的是，这次的邀请来自中国的商界。那时我正在与一位中国商人王巍录制一期电视节目，王巍是中国首批并购公司的创始人之一，也是全国工商联并购公会的会长。他曾在纽约学习、工作过一段时间，于1992年回国。在录制节目的间隙，我们很快展开了对中国及其未来的热烈讨论。王巍告诉我，他在1982年就读过《大趋势》，并且受益匪浅。几天后我接到了他的一封电子邮件。　　"关于中国的历史、中国的崛起以及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前景的书籍简直是不计其数。但是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您在《大趋势》一书中所做的那种分析。现在连我们中国人都还无法理清中国纷繁复杂的现状与未来方向。您为什么不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写一本关于中国大趋势的书呢？"　　这一次我已经做好了准备，而且还有了一位亲密的伴侣与我一起努力--我的妻子多丽丝。在过去10年中她一直陪伴在我左右，我们也曾多次访问中国。我们共结连理是在2000年，在此之前她是我的德语出版商。事实证明我们真乃天作之合。我们一起环球旅行、一起研究、共同分享目睹中国巨变的喜悦。我们还一起结识了王巍--我们的益友、可靠的合作伙伴。就在与王巍的第一次会面几个月之后，我们同另外一位中国合伙人一起成立奈斯比特中国研究院。这是一家独立的研究所，得到了南开大学和天津财经大学（我也在这两所大学担任教授）的大力支持。我们的宗旨就是抛开西方人的视角和态度，用中国人的眼光看待中国。正视中国的短处，但是绝不根据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和标准评价中国。　　开始的时候，我们需要搜集大量关于基层的消息，于是与工作人员频繁会面。我们的工作团队由28名来自于天津两所大学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组成，一些中国企业家和知识分子负责指导。我们简要告诉他们我们所需要的信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只负责搜集事实，也就是已经发生的事情，而不是计划、宣言之类的信息。他们最需要习惯的一点就是我们并没有给出一个框架，因为任何框架都会限制研究的方向，那样我们会很难发现新信息。　　这一过程对于深受中国思维影响的他们来说非同寻常。而且，他们还需要把从媒体上挑选出来的文章进行整编、翻译。和我们的这个团队一起工作的确是件令人开心的事情，与中国其他地区的学生交流也是如此。　　在监测中国地方媒体的同时，我和多丽丝游走于中国各地，采访企业家、知识分子、官员、艺术家，乃至持不同政见者和在华外国人士。我们一直提醒自己，不要像近一时期大多数关于中国书籍的作者一样，以外来者的眼光审视中国。　　我们探寻的是中国大趋势。我们明白，自己所关注的是一个区域发展各异、各种变化纷繁复杂的国家。我们所寻找的是一种中国模式，只有把一系列的单一事件放在这个模式中来观察才有意义，并勾勒出一幅新中国的图画，就像1982年我写《大趋势》时对美国所做的分析那样。　　但事实证明，我们所了解到的信息的复杂性和重要性远远超出了预期。我们所重点关注的是社会、政治、文化和经济生活中的显著变化，但很显然，这些变化的背后有着另外一些更深层次的因素，这些因素影响着这些变化，却令我们难以界定。不过在北京的一天下午，我们恍然大悟，并且惊讶于自己先前的迟钝。1982年美国所发生的变化都是在一个既定的体制内，而2009年中国却在创造一个崭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它的政治模式也许可以证明资本主义这一所谓的"历史之终结"只不过是人类历史道路的一个阶段而已。。　　约翰奈斯比特　　2009年5月导言　　任何对于中国未来的探索都离不开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分析。在这30年中，中国从战后的共产主义国家走向了新型的政府体制，并且实现了现代史中前所未有的发展。为什么其他许多民主国家都没有能够实现像中国一样的经济发展呢？为什么尽管众多西方国家一直试图推动中国采纳西方民主，而中国国内却鲜有此类呼声呢？　　分析中国自身的条件和优点，我们不难发现，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是坚定不移地为中国人民谋利益的。这种长远策略方针的执行不会像西方国家那样因为总统任期的结束而中断。中国也没有导致国家分裂的党派斗争，没有因为路线的突然改变而使发展受阻。相反，它一直坚持着改革开放初期所制定的共同目标。自上而下的战略方针与自下而上的参与相得益彰。我们还发现，中国就像一个超大企业已经实现了重组，用八大支柱牢牢支撑着自己的目标。　　我们认为，这八大支柱正是支撑中国新的社会经济体制的基础。　　改造中国　　1978年的中国：一位自信、果敢、具有远见卓识的CEO接管了一家经营不善、濒临破产的大公司。员工们士气低下、毫无自信，而且缺乏文化知识。这位CEO决心领导这家衰落的公司走向健康、盈利、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帮助员工实现小康。为达到这一目标他有着清晰的战略：　　首先，他需要一支高效的团队、能够满足企业需要的劳动力队伍。必须把人们从盲目服从命令的思想中解放出来，释放人们的活力、增强他们的自尊。这样人们才可以主动为公司的改造献策献力。　　其次，他必须动员管理层和员工共同创造自上而下的决策和自下而上的需求共同作用的机制。他必须激励员工积极投身于公司发展之中。如果自上而下的目标和方针与自下而上的思想、反馈和需求并不矛盾，相反能形成合力，那么公司不同等级之间的持续和谐是可以实现的。　　第三，他必须重新塑造公司的价值观和文化，制定清晰的目标并且让员工清楚地了解。只有盈利的公司才能为员工带来财富。他必须要制定指导性纲领，并且允许员工在此范围之内自主发挥，这样人才才能够拥有大展拳脚的空间、创造性才能得以展现。　　第四，他还需要消除恐惧，建立信任。只要是指导方针下所进行的试验，即使失败也不应受到谴责，因为只有允许试验失败才可以推动创新。试验和失败、变化与适应往往如影随形。　　第五，创造力将成为社会进步的关键。作为新企业文化所需要的灵感和思想解放的源泉，艺术和学术的蓬勃发展必须得到鼓励和扶持。　　第六，一旦企业在本土市场立住脚跟，它还需要对外开放、积极投资外部市场、不断引进新技术。　　第七，每个人的行为都会对他人产生一定影响。成功会引发嫉妒，懒散也会引发抱怨。勤奋上进、有才华的员工迟早都会脱颖而出、获得更多的财富，而其他一些人则只会抱怨自己的困境。因此，公司中自由度和公平度越高，和谐程度也会越高。　　第八，在制造业站稳脚跟之后，公司下一步的目标就将从模仿转变为创新。在这一过程中，所有环节都会更上一层楼：产品质量将会提高、企业的效益和创造性也会提升，利润还会进一步改善员工以及他们家人的生活条件。2009年的中国：公司已经从破产边缘走出，实现了丰厚的利润，成为世界上第三大经济体。它机智地应对了挑战与危机，在经济上的成功得到了全世界的认可。　　邓小平的"黑猫白猫"　　上述对于如何改变一家公司的描述与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CEO如何把中国从一个落后、低迷的国家发展成为充满活力的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过程不无相似之处。上述的八个步骤也与构建中国变革以及本书核心的八大支柱相对应。　　中国正在创造全新的社会和经济体系，在通向现代化和繁荣富强的道路上，它的"企业文化"不仅服务于企业本身的需求，同时也服务于人民的需要。中国改革之父邓小平一开始就提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方式来扭转中国的局面，在国内外引起了人们对他政治倾向的争议。人们的误解主要来自于对他的一句名言的解读：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对于邓小平来说，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更适合这个企业，而是哪种体制能够使得企业发挥自己的最大潜力。　　因此，关于中国是否是披着社会主义外衣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是披着资本主义外衣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争论是没有意义的。中国既不是两者之一，也不是两者之和。而且，很显然，中国并不是一个慢慢脱去一层层共产主义外衣、悄悄滑入西方国家所准备好的资本主义外套的国家。　　尽管中国在经济上拥抱"黑猫白猫"，尽管实施了改革开放，但是中国的政治"猫"的"颜色"从未改变，而西方式的民主也从未在中国兴起。1992年，邓小平曾经强调过一点："中国人民应该坚持党的基本路线100年不动摇。"在这一框架内，中国已经找到了应对多方面挑战的最佳途径。　　西方国家总是喜欢按照自己的思维--相信西方国家的模式才是最佳政治模式--来理解中国的改革开放。这一思维必然导致失望和不现实的期望。真正的答案不在于意识形态，而在于政绩。《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的首席外交评论员吉迪恩拉基曼（Gideon Rachman）曾经引用过邓小平的翻译张维为的一句话："中国人相信政绩的合法性。如果政府政绩突出，它就会被认为是合法的。"　　中国向何处去？　　想要描述中国所创造的这一新体制并非易事，部分原因就在于，就像其他时代的演变一样，一个新的体制的命名总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国的领导者们把它称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还有人称之为"中国资本主义"，或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我们非常赞同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 的观点："你是无法用旧模式中的词汇来理解一个新模式的。"随着新模式的逐步展现，更加恰当的定义也会随之而来。虽然中国共产党仍然拥有领导和控制权，但是它的执政方式正在发生变化。　　中国领导人很快就发现，想要在通往现代化的征程中取得成功，自己必须要分散权力，这样才能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但是，放权意味着把更多的权力交到人民手中。事实上，在许多人看来权力高度集中的中国，权力的分散程度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都要高。　　我们发现，管理权正通过省政府、市政府、人民代表大会等一步步转移到人民手中。外围正逐步转变为中心。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如此大规模地实施这样的试点。中国的领导人提出了广义的概念，然后放手让人民来进行具体的探索。法律法规经常在"试点区域"进行试点，试点成功之后再向全国推广。中国早期的经济特区就是一个体制和管辖权改革的庞大实验室。　　中国为私企和国企都提供了发展空间，还为企业家提供了良好的环境，给了他们大展拳脚的机会。但是，中国的最高目标是建立以信任为基础的和谐社会和政府治理。人民相信政府能够为自己创造走向更美好生活的机会，领导则相信人民是前进的巨大推动力。中国的新模式是建立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力量的结合之上的，两者的合力促进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财富的增长。　　两种截然对立的体制　　美国老鹰VS功夫熊猫　　东西方社会和价值观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作为西方国家的领头羊的美国已经遭遇了创伤。作为新兴的领导者的中国想要在经济上挑战西方对手还需要相当长的路程，但是发展趋势是不会改变的。所有迹象都表明全球重心正从西方转向东方。　　中国可以参与制定越来越多的经济和政治规则。西方国家需要中国市场来保证自己经济的增长，因此为了抢占中国市场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尽管如此，西方国家仍然宣称自己有权力和道义责任使中国朝着实现西方现代民主制度的方向发展。　　在政治领域，西方国家仍然宣称西方民主是最好的执政方式。但是从在中国的所见所闻来看，我们不得不怀疑西方现代民主是否是唯一可接受的民主形式。一个在西方眼中的"独裁政府"能够成功地领导全球四分之一的人口走向富裕，并且保持政治稳定吗？西方人难以想象的资本主义与大政府的结合有可能实现吗？对于第三世界的许多国家来说，中国已经开始展示一种与西方不同的、诱人的发展模式。假以时日，它很有可能成为对西方的民主治理方式的一种真正的挑战。　　驻中国记者霍华德弗伦奇（Howard W. French）在2007年3月《国际先驱论坛报》（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一篇关于中国新模式的文章中写道："设想一下，如果让一批根据品行选拔出来的、又经过严格训练，思想纯正、胸有成竹的官员，在没有指手画脚的国会束缚的情况下去放手工作，他们会干出何等的业绩来？这一切不正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人能以创纪录的速度，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经济废墟中兴建起世界一流的基础设施、宏伟的城市、机场、高速公路和水坝吗？"对于许多西方人来说，承认中国的发展、中国社会所允许的多元性就是在可怕地挑战西方国家作为全球道德高地的地位。中国的开放不仅拓宽了领导层的视野，而且撼动了改革精英们的政治视角。欧洲和美国正在面对一个新对手，它不仅经济繁荣、政治稳定，而且在世界大舞台上坚定地呈现着自己的价值观。　　曾经翱翔于高空、无人可以挑战的美国老鹰正在努力恢复自己往日的辉煌，而在地球的另一端，一度笨拙的熊猫现在经过良好的武术训练后正在慢慢崛起。　　中国在崛起。这有什么可怕的呢？　　如果说美国是一个充满无限机遇的国家，欧洲是一个沉迷于为所有事物--不管是工作条件，还是香蕉等--订立规范的联盟，那么中国可以称之为一个极具战略眼光的国家。中国的开放是实现强国战略计划的一部分，就是利用外国资金和技术发展经济。为了实现从"世界工厂"到新技术创新基地的转变，中国通过限制外资股份等手段有效保护了中国企业，并且通过适者生存的严酷竞争壮大它们。　　在过去30年中，中国领导层的战略计划使这个曾经落后的欠发达国家一跃而取代德国成为全球最大出口国、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而且，由于西方国家的公司争相进入这个巨大市场，这使中国处于有利位置来制定各项政治和经济条件。　　与在2000年发布了自己的宏伟目标并宣誓要"在2010年成为最具竞争力的知识经济实体"但却从未努力实施改革来实现这一目标的欧盟不同，与似乎无法从历史纠葛中走出的日本也不同，中国不仅完成而且超越了自己的目标。　　如果有一个国家能够以高质量生产人们所需的大部分商品并以无可比拟的价格优势把它们推向全球市场，那会是何种景象呢？诺贝尔奖获得者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曾预言中国就可能成为一个这样的国家。中国不仅在改变自己以适应全球贸易环境，同时也在改变着全球贸易环境。　　西方是一个说教型社会，而中国是一个学习型社会　　西方国家和企业如何会沦落到这样一个被动地位呢？西方国家非常欢迎福山（Fukuyama） 1989年的论文和1992年出版的《历史之终结》（The end of History）一书，因为福山在该书中写道，西方民主很可能是人类社会、文化演变的最终阶段，也是政府管理模式的最终形式。他的理论还得到了人文理论的支持--全世界应有统一的道德标准。这样，西方国家自然而然会要求所有国家都遵循西方价值观。但是，这种传教式的做法经常被其他国家看作是说教。　　而中国则深深意识到自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此需要不断改正、改善和学习。这种观念使中国成为一个学习型社会，愿意尝试任何符合自己目标的理论与实践，这是它最为宝贵的财富之一。1979年邓小平访问美国的时候参观了位于亚特兰大市郊的一家福特工厂。那时福特公司一家工厂每月生产的汽车总量就超过了全中国一年的汽车产量。邓小平在那次参观中曾经说过，"我们要向你们学习"。中国人也的确是这样做的。德国《时代周报》（Die Zeit）驻北京记者弗兰克西仁（Frank Sieren）描绘了这样一幅未来场景：配有导航系统和安全气囊的四门中国产汽车以大约5000美元的价格在沃尔玛销售，而且人们可以像购买日用品一样直接去收银台付款。没有炫目的介绍、没有展示厅，也没有繁杂的销售体系，每个星期五直接去停车场提车就可以了。　　当然，虽然中国的经济前景非常乐观，它无疑也会面临一些亟待解决的内部问题：　　"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仍然不平衡；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卫生、居民住房、安全生产、司法和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仍然较多，部分低收入群众生活比较困难；思想道德建设有待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同新形势新任务不完全适应，对改革发展稳定一些重大实际问题的调查研究不够深入；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少数党员干部作风不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比较突出，奢侈浪费、消极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　　上述表述貌似一篇西方社评，但事实上它一字不差地来源于2007年10月胡锦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西方国家现在仍然远远领先于中国。但是，中国已经逐步成长为它们在全球市场上势均力敌的竞争对手，并且正在创造一种符合自己历史与社会要求的、与美国现代民主相抗衡的政治体制，就像美国在200多年前创造了符合自己历史与社会要求的民主体制一样。我们将逐一探索中国新的社会体制所依赖的八大支柱。　中国新社会的八大支柱　　支柱之一：解放思想　　想要理解邓小平所号召的解放思想，我们必须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全中国十多亿人都在搞阶级斗争，必须以共同发展的目标把这些人团结起来，必须把"文化大革命"的毁灭性力量转化为建设中国新社会的动力。要实现社会的变革首先要允许人民重新进行自主思考。解放思想是中国社会变革中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支柱。　　"我们必须摆脱桎梏我们精神的枷锁。"　　1978年5月的中国：邓小平，一位身材并不高大的伟人，向全中国发出号召："我们必须解放思想"，由此在引领中国走向现代化和市场经济的道路上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　　邓小平明白，一个自上而下决策的中央集权社会绝不是市场经济的沃土。因此，想要实现以权力分散为特点的经济改革的成功首先必须解放思想。当时，中国就像是一个实行独裁统治的传统公司，过度自信的总裁听不见批评，也看不到变化。几十年来一直受压抑的中国人必须要学会独立思考。权力分散和思想解放必须同时进行。　　在1949至1976年间，"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使10亿中国人完全陷入毫无生气的状态：饥饿、与世界隔绝、拒绝一切非公有制经济。读书无用论盛行、大学关门，全国高考暂停。　　在这一段时间里，人们是如何挺过来的呢？许多书籍中都记载了那段日子给人们留下的伤害，这种伤害也许一直持续到了现在。但是，在与许多人交谈之后我们惊讶地发现，他们几乎已经忘记了当时的苦难。这也许和中国人的适应能力有关，也和他们的乐观天性有关。他们感觉为未来而奋斗比沉迷于过去更加有益。我们所认识的许多中国成功人士都有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送到农村接受再教育的经历，虽然这种把人们像棋子一样随意挪动，使他们离开自己的家庭、工作和学校的做法在我们看来非常令人不安，但是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从中获益良多。　　当时的一个好主意　　"事实就是这样的。"我们的朋友王巍，一位成功的中国商人如是说。他来自中国一个普通的城市家庭，是家中的长子。1978年，高大英俊的王巍只有17岁，正散发着无限青春活力。和其他在1966到1976年间下乡的1200万学生一样，王巍接到通知，要求他离开学校，前往位于中国东北辽宁省的一个小山村工作。虽然这与自己的梦想相差甚远，但他并没有怨天尤人，仍然满怀抱负努力工作，并且收获了应有的回报。这种时期尤其需要组织和领导才能。他很快就脱颖而出，结束了种地和放羊的日子，成为一位领导着近1000个农民的生产队长。　　在这种全国性的"再教育"运动中，后来任中国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当时被派往上海一家汽车工厂做装配工人。著名导演陈凯歌在北京读完高一之后就被派到云南一家橡胶农场。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南京大学副校长在文革中失去了当时社会学系系主任的职务，变成建筑工地上的一个小工。约翰在犹他州也有过类似经验，因此很清楚这是一项非常艰苦的工作。当被问起自己为砌砖工搬砖头、递石灰泥的感受时，这位副校长说："这在当时似乎是个好主意。"1978年，中国变了，"好主意"的概念也变了　　为了扭转中国这个濒临破产的大企业，邓小平必须要解放、而不是禁锢人们的思想。在改革初期，18位因绝望而无畏的农民在摆脱教条思想的禁锢之后大胆地迈出了改革的第一大步。本书将在第二章讲述关于他们的故事。邓小平的改革需要调动基层群众的主观能动性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他支持了这些农民的农业改革。很快，各领域都呈现出了精神解放的繁荣景象。大范围的教育改革也逐渐开始了。科学、艺术和社会领域都在越来越自由的氛围中开始探索。艺术家们不再单单为了赚取报酬而工作，不再局限于传统书法或者宣传品的创作。当时可谓是新的价值观和个性化创作的黎明。就像文艺复兴时期一样，中国的艺术家们开始专注于自己的作品、思想，用作品抒发自己的情怀。他们都迫不及待地想要成为思想解放队伍中的先锋。　　但是，走在最前列的并不只是艺术家们。各行各业的人们都不甘落后，其中也包括朴实的农民。　　精神自由　　"对于中国人来说，自由与他们的生存环境并没有直接关系，"清华大学中国企业家思想研究中心主任、前富布赖特项目（Fulbright Scholar）中国研究学者王育琨解释说。"我是在山东莱州长大的，当时我们家里的条件很差。母亲出生于1920年，有时比男人还能干。父亲挣钱很少，刚刚够他一个人生活，因此养活我们兄妹6个的担子就压在了母亲肩上。虽然家里条件非常艰苦，母亲精神上的自由却从未受到影响。母亲没有文化，但是坚持让自己的儿女接受良好的教育。在那些困顿的岁月里，母亲为了自己的这一信念付出了不懈的努力。按照老家习俗，长子不能继续上学，而是应该留在家里务农，但是母亲没有要求哥哥这样做。她还坚持让姐姐读大学，虽然农村的传统思想认为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在女儿身上投资再多也是白费。母亲的所有决定都来自自己的心灵，没有任何人能够限制她精神上的自由。她经常对我们说，'出水才看两腿泥。'"　　"我们都已经走出了泥泞，"王育琨说，"我们的国家也是如此。"　　邓小平鼓励全中国"出水才看两腿泥"　　实际上，邓小平的解放思想就是号召大家摘掉意识形态上的有色眼镜看待中国的现实。号召解放思想，以及"实事求是"不仅对中国人民来说是一个新纪元的开始，对中国领导人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相信民众和摈弃教条主义的禁锢必然会使社会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十多亿人民的能量绝对不亚于原子弹，它可以建设一个新中国，也可以毁灭一个新中国。如果没有足够的信心和坚定的信念，邓小平是不会启动这项伟大工程的，那么接下来的事情也就不会发生了。　　1978年，165,000名年轻人大学毕业；2007年，大学毕业生的数量已经增长到了450万。　　早在1977年，当时任副总理、主管教育工作的邓小平再次打开通向高等教育的大门时，王巍、王育琨、陈凯歌和其他数千名年轻人抓住了这个机会，充分展现了他们的才能。对知识的渴求很快席卷了全中国，缩小了人们社会地位和文化的差距。随着大学陆续恢复了日常教学、工程师和技术人员重新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特别是邓小平把科学技术称为"第一生产力"，人们对于不同出版物的需求也飞速增长。"每个人都有接受高等教育的平等权利，"中国对于信息和知识的渴求很快释放出来。期刊的种类从1978年的区区几百种发展到了2007年的上万种。在改革开放之前，每年出版的书籍只有大约1000种，现在这一数字已经达到了25万多种。现在，据官方数据统计，中国的出版物数量已经居世界之首，每年的杂志发行量超过了30亿份，书籍更是超过了60亿册。几年前，漫步于上海最大的书店（一共有7层楼，每一层都有足球场大小）时，我们几乎被一排排书籍与杂志所淹没。各个年龄段的中国人在选购图书，还有许多人干脆坐在台阶或地板上，从他们买不起的书中摘抄。　　自力更生　　报道中国的人们都来自不同的社会，有着不同的背景。大部分记者在报道中国的时候都会参照自己的祖国，比较它们之间的差异，是先进或是落后。这样就会带来不同的报道视角。胡锦涛主席在中共十七大上的报告很好地总结了中国当前的现状、目标和面临的问题。报告中强调了继续解放思想、深化经济、文化和政治改革开放的重要性。大家可以很方便地从互联网上下载这份报告。但是，就像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对贝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的演讲的理解有所不同一样，胡主席的报告也有一定解读的余地。　　要真正读懂这篇报告，透彻了解中国的历史和现状与解读文字一样重要。和其他许多人一样，我们也时刻提醒自己，我们的认知基础是西方的，自己的观点并一定就是中国人的观点，任何公正的评价都需要尽可能地放在中国这个大背景下做出。不过，我们毕竟来自西方国家，这种背景还是深深影响了我们对于一对中国夫妻的第一印象。　　那是在2000年。我们走出上海的酒店，向拐角处走了几步，没想到这几步之遥就仿佛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在距离五星级丽思卡尔顿酒店大约50米的地方有一家小商店。不过，"商店"这个词太抬举它了。它其实就是一个小摊子，后面用红蓝白色相间的防水布搭了一个小帐篷。我们了解到，这个大约4平方米的小帐篷是一对夫妻的家，他们在前面的小摊子向附近的建筑工人售卖快餐和饮料。上海几乎所有街道上都会有正在施工的大厦，因此不乏流动的建筑工人。但是，这种在我们西方人看来糟糕得无法承受的生活条件在这对夫妻眼中已经是一种改善了：他们感觉自己现在的生活比在农村时已经好多了。我们经常去他们那里，在丽思卡尔顿酒店工作人员、我们的好朋友温雪薇的帮助下与他们交谈。她还经常为我们带来有关这对夫妻的消息。　　现在你已经无法在那里找到他们了。他们的境况逐步改善，酒店旁边的那个小摊子使他们有能力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后来他们开了另外一个小摊子，不久之后还雇了帮手。他们不用再住在货物边上了，而是搬进了一套简朴的公寓。后来有一天，他们消失了：在另外一个地方开了一家"真正的商店"。　　逐渐彰显个性　　如果是在30年前，上面的那个故事根本就不可能发生。"解放思想"为人们打开了一扇独立思考和自主决策的大门。但是，中国人的自我意识仍然有别于西方人。即他们认为个人生来就是集体中的一份子。他们更多地把自己看作群体中的一部分，而且他们欢迎强势稳当的人领导自己，因为这样可以保证有良好业绩，这对谁都有好处。把中国当作一家企业来治理非常契合中国人的这种思维方式。中国人在家庭、集体中的权力和自信心都有所提高。　　我们的朋友张海花解释说，与中国大部分的思想相同，这也源于中国悠久的农业历史。几千年以来，中国人都居住在田地附近的村庄，他们的生存依赖于彼此的帮助与协作。再加上儒家思想的影响，这一理念被扩展到对国家和政府的忠诚及对师长的遵从。　　现在，在农村务农的人口仍占中国总人口的40%。虽然第一项重大改革出现在农村，但是农村也许将成为最后一个彻底实现思想解放的地方。忘记自己历史的西方国家　　中国开始现代化进程要比西方国家晚一百多年。现在，西方国家往往用自己的价值观和标准来衡量中国的经济与政治发展。但中国人是从自己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的现状的。他们对于自己现在的生活条件感到欢欣鼓舞，对于未来也是信心百倍。虽然在西方人看来他们的生活条件实在算不得怎么好，但是要知道，这仅仅是因为我们在用美国人或欧洲人的眼光看待这一切而已。　　思想解放是需要时间的。回想一下，西方国家是在大约两百多年前开始现代民主进程的。直到1971年2月瑞士的女性才第一次完全拥有了选举权，美国的种族隔离到20世纪60年代才结束，印度这个最大的"民主"国家仍然存在非常不民主的种姓制度。　　中国有违反人权的现象，而且任何违反人权的事都应该受到谴责。但另一方面，没有一个国家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实现了一项基本人权。《联合国人权宣言》（Human Rights United Nations Declaration）第三章中写道：每个人都享有生命、自由和安全的权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4亿多中国人从贫穷、饥饿的绝境中走了出来。中国的识字率为90.9%，平均寿命为73岁，人均GDP为5962美元。与之对比，印度的识字率仅为61%，平均寿命为69岁，人均GDP也只有2762美元。（GDP建立在购买力平价基础之上。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中国创业思维的复苏　　确保生命、自由和安全的权利当然离不开一个稳定的经济基础。邓小平号召中国人民解放思想就如同电火花点燃了长期以来处于休眠状态的创业思维。这一解放也减轻了进行全面社会变革时各方面所面临的压力，使中国人越来越欢迎改革。它促使中国向贫穷落后主动开战。不仅如此，它还为各个层次的商业活动建立了全新的框架与立场。　　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转变需要在各条战线全面开战。中国这个大企业的方方面面都处于荒废状态，从厂房大楼、管理层、财务系统、员工到设备，这一切都处于毫无头绪的混乱之中。　　经营得当的企业会鼓励员工培养创业思维，以提高公司的发展潜力。解放思想开阔了人们的眼界，使他们看到了种种商业机会。其中的一些机会很不寻常，甚至在开始的时候并不怎么合法，后面章节将会列举此类例子。但是，最终他们都为总体目标的实现做出了贡献。有时候这一发展过程可能稍显混乱，但是控制与放权实现了完美的结合，私有企业也得到了迅速发展。截至2008年，中国私营经济在总体GDP中的比重已经达到了三分之二。宏观引导的领导方法显现威力　　1992年，中国逐渐意识到必须要加快科学技术领域的发展，否则进一步的发展将十分困难。因此，在次年的全国经济发展规划中必须明确加快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罗伯特劳伦斯库恩（Robert Lawrence Kuhn）在江泽民的传记《他改变了中国》（The Man Who Changed China）中提到，江泽民主席收到了两条截然相反的建议。　　其中一条是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提出的，另一条则来自主管科技的宋健博士。宋健提出了一条大胆的策略：学习美国波士顿周围的高科技园区模式，建立全国性的高科技工业园区，以倾斜性政策鼓励创建新的创新型企业。　　朱镕基则希望把工作重点放在振兴国企上面。"我们有如此众多的大型国企（朱镕基正是主管国企的副总理），它们应该成为发展中国先进科学技术的阵地，而且它们也有进行科研和发展的必要条件。"　　"在国企论资排辈的环境中，年轻人怎么可能有机会进行创新、挑战既定的模式和规则呢，"宋健反驳说。"年轻人永远都不会得到尊重，不管他们的想法有多么出色。"　　江泽民没有加入到争论中，他只是认真倾听、做笔记。最后他表示："我同意宋健同志的建议。"　　这是政府内部思想解放的又一新篇章，也是江泽民主席宏观引导的领导艺术的范例。他明白，比较保险的方式就是让青年才俊去传统国企解决问题，但是他也明白年轻人在那里将会受到束缚，于是给了他们自主创业的自由。　　老树截枝　　1997年，江泽民又迈出了重要一步。当时中国国企仍然有1亿多员工。它们彼此之间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但并不是争夺市场，而是争取被允许宣布破产，因为只有破产才能为员工从政府那里争取到援助。但是，太多的破产将会导致失业率的急剧上升，还会威胁到社会稳定。这次，江泽民接受了朱镕基的一项建议，让经营状况良好的国企帮扶一个陷入困境的国企。实际上，这样做把健康国企也拖入泥潭的情形却很少发生。　　此后，江泽民又提出一个似乎完全有悖于共产主义经济原则的概念：私有化。他宣布，国家将会从某些产业退出，但仍掌控关系国计民生的产业。江泽民认为，私有股份将是盘活中国国企资产的最大希望。　　西方鲜有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艺术的讨论，但是政绩本身已经说明了问题。江泽民时刻牢记着中国大环境，而且决策的制定都是考虑到长期目标，而非个人好恶。这不仅是江泽民的执政风格，也是中国社会各层次、各领域领导的风格。私有化的进一步深入　　2007年春天，约翰在一次中国大型国企CEO峰会上发表了一篇演讲。他一如既往地表达了对自由贸易、宽松管理的强烈支持以及营造创业环境的重要性。出乎我们意料的是，他的演讲被一次又一次的掌声所打断。　　在接下来的热烈讨论中，一位CEO（当然是一家国企的CEO）问约翰："你认为所有的国企都应该实现私有化吗？"约翰一阵犹豫，最后只说了两个字："是的。"听众们也一阵沉默，然后是热烈的掌声，虽然这掌声并非来自所有人。　　在这次CEO论坛之后，王巍告诉我们，"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已经明白市场经济肯定要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但是仍然想从自己多年前的良师口中得到确认。"就像王巍所说的那样，大多数听众在多年前都曾读过《大趋势》一书，并且深受启发。他们前来倾听约翰的演讲，而且就像王巍所说的那样，前来向约翰表示敬意。看到如此多的听众在会后排队请约翰为自己的《大趋势》原版书签名真是让我们感动不已。　　一位CEO还向我们转述了王巍在演讲结束后对一些听众所说的话："约翰的《大趋势》与《亚洲大趋势》是一大里程碑，对我们中国人而言尤其如此。但是，随着中国的急速发展，这些大趋势还将得到加强。因此，约翰对中国所进行的新的研究工作很重要。这也是我必须力促约翰的思想与中国现实相融合的原因所在。"　　中国国企在整个基础工业GDP中的比重仍然高达50%，私有化的进一步深入也并非一夜之间就可以完成的。国企与私企的最佳平衡点在哪里？这将是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但是就像中国的改革历史所显示的那样，当人们看到必要的时候，就会做出大胆的行动。修剪中国的红杉林　　中国国企有点类似加州的红杉林：它们在特定的气候中生长得最好，主干远远高于其他树木，如果健康成长，都是上等木材。　　银行业是中国国企的一大堡垒，几乎所有的银行都是国有银行。但是和其他领域一样，银行业也经历了思想解放的过程，它们所取得的成就令人叹为观止。曾经僵化、呆滞的中国工商银行一举成为国际金融业最耀眼的新星不是一个经济奇迹，它依赖的是恰逢其时的明智战略和改革。截至2006年2月10日，它的规模已经是花旗银行的11倍。到2008年春天，也就是中国工商银行首次公开募股（全球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IPO）的两年之后，它的股票市值已经高达2320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大银行。　　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中央银行的决策者还是十分谨慎的。先是允许小型股份制银行与外国银行进行合作试点。在这一进程中，2005年1月，花旗集团被批准购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5%的股份。在此1年之前，汇丰银行已购买了上海银行8%的股份。接下来的几个月中，中央银行的决策者同意把外国银行在中国银行中可持有的最高股份比例提高到了15%。　　2006年，我们结识了曾经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戴相龙，当时他的职务是天津市市长。崔津渡副市长向他汇报说，奈斯比特中国研究院正在调查中国社会的现状。于是， 1997年金融危机后被誉为最出色中央银行行长的戴市长为我们设宴表示欢迎。中国的宴会都遵循一定模式，装在精致小盘子里的10道主菜一道道上来，按照级别高低依次分配给客人。大家还会举起小玻璃酒杯互相敬酒，然后小啜一口。如果你能喝酒，宴会规模也足够大，那么肯定会宾主尽欢。我们在午宴上虽然不怎么饮酒，但是仍然很高兴。戴市长非常富有魅力，也很幽默。我们希望一些自以为是、总是批评中国的西方记者也能够写一写一些中国高级官员四海一家的博大胸怀和优雅礼仪。　　戴市长还把他在25年前买的《大趋势》一书带来让约翰签名。我们之所以提到这件事情，是因为它表明中国的精英们在西方国家根本没有把中国放在眼里的时候就已经对西方理论感兴趣了。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摈弃了教条主义，利用一切可以为自己服务的西方知识逐步实现了自己的经济和政治目标。　　此外，一些辅助性试验改革也在进行中。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银监会就批准了第一个中国私有股份制银行：民生银行。但是它的经营范围受到很大限制。在民生银行CEO经叔平看来，国有银行的领导根本不了解客户的心态。他们以高高在上的姿态对待普通客户，根本没有把他们当作自己的服务对象。中国的储蓄率位居世界第三，而且截至2007年，持有股票或债券的中国人更是高达1.5亿。这么庞大的资金应该得到妥善对待。　　媒体上也不断有声音呼吁加快银行体系的开放。《财经》--一家非常有影响力的经济杂志--指出，国家垄断银行业是没有出路的。进一步的改革不会停止，银行体系的放开也将继续。截至2008年，世界最大的5家银行有3家都来自中国。中国工商银行CEO姜建清认为，工商银行未来的发展重点在于网上银行和电子货币交易，他认为电子银行将成为推动工商银行未来发展的最主要驱动力之一。　　在21世纪的前10年，中国政府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加强与非洲大陆的联系。2007年，中国工商银行买下了非洲最大银行集团、南非的标准银行（Standard Bank）20%的股份。这是当时中国数额最大的海外投资。不过，中国的许多投资者都对投资非洲非常感兴趣，当然非洲肯定也会从中获益。中国以改善非洲国家基础设施换取对自然资源开发只是对他们的贡献之一，长期来看，中国的社会经济模式本身也许就可以帮助数以百万计的非洲人走出泥潭。许多非洲领导人看得很清楚，30年前中国的贫穷状态根本不亚于马拉维。如果非洲能够获得中国一半的经济成就，那么整个非洲大陆的面貌将大为改观。巧妙的疗伤法　　中国的国企的确存在许多问题。在中央控制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一些资产被闲置，只是被埋在账簿里，没有人负责，也没有人关心。但是新的市场机制改变了这一切。没有市场需求的商品只能作为不良资产立即处理掉，当然也会大大影响企业的元气。这样一个重组的过程是非常痛苦的，所付出的代价也是昂贵的，但是中国领导层创新出了一个巧妙的解决方法："邀请"全球玩家来帮助自己处理这些不良资产。　　也就是说，政府把大量债务像处理旧货一样转移给了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并让西方银行介入。这些不良资产大部分来自于所谓的市场转化成本。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0年后，发生在美国的所谓次贷危机就起源于类似的不良资产。截至2000年，中国已经完成了许多领域的清理工作，但是仍留有大量不良资产。中国企业在跨越这一障碍时再次显示出了自己的智慧。　　2001年11月底，以摩根士丹利为首的一个外国投资财团获批收购了账面价值为12亿美元、负债1亿美元的不良资产。作为补偿，该财团可以购买中国公司的股份。2003年，德意志银行也收购了价值大约3亿欧元的此类不良资产。　　解放思想和创新进程的推进不断促进私有领域的发展，使一些国企被改造为成功的私营企业。从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始，私营企业地位的变化经历了两个阶段，从非法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又从补充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1999年3月，这一新的政策和私营经济的地位还被写入了宪法。第二年6月，管理中国股票市场的中国证监会为私营企业在以外币为主的B股市场上市扫清了道路。　　在中国IPO发展初期，私营企业上市举步维艰。以1999年上市的北京科利华软件集团（Clever Software Group）为例，它所付出的代价就是必须控股黑龙江省的阿城钢铁公司。该钢铁公司地处所谓的东北"铁锈地带"的中心，周围密布的国企大都处于濒临破产的状态。这一"收购"使科利华集团得到了投资者的资金，也使它更加容易从国有银行融资。"我们进入的是一个与软件相差十万八千里的行业。"集团的一位高层管理人员抱怨说。科利华集团的窘境并非个案。据估计，在1997到1998年间，22家私营企业不得不通过控股兼并处于困境的国企实现借壳上市。并购　　1997年，在这种大背景下，我们的伙伴王巍成立了自己新的咨询公司--中国万盟并购管理控股公司（China M&A Management）。他的创业是那一代人利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施展自己的聪明才智的一个典型。　　1985年从位于大连的东北财经大学毕业之后，他进入了中国人民银行研究院深造，获得MBA学位，之后进入中国银行成为一名经济学者。这位青年才俊的前途不可限量，4个月之后他就得到了再次证明自己才能的机会。他被派往东京野村证券（NOMURA SECURITIES）从事债券交易，为期6个月。后来，他还参加了考核词汇量、数学推理、批判性思维和分析性写作等技巧的GRE考试，收到了5所美国大学的入学邀请。但是中国银行不同意他离职，要求他为单位再工作一年。1987年，他的机会终于来了。那一年，他去了美国。　　"我刚到纽约时根本没有钱，"他告诉我们，"口袋里只有20美元。后来我找到了一份研究助理的工作，薪水每个月600美元，我还定期为化学银行（Chemical Bank）工作。这样，我解决了生计问题，在纽约待了1年。后来，当时负责国家风险分析部门的副总裁罗伯特维赛克（Robert Visek）给了我莫大帮助。他曾经参观过中国银行，知道我在1987年出版过一本关于《国家风险分析》（Country Risk Analysis）的书。1988年夏天，我得到了去位于华盛顿的世界银行实习的机会，于是我的妻子王洁也来到了美国。"　　20年之后，当王巍同罗伯特维赛克谈到本书时，罗伯特回忆说自己当时认为王巍成功的机会相当小，而且再乐观的人也无法预见中国现在的进步。　　在罗伯特维赛克的鼓励下，王巍继续学业，并且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也接到了高盛公司的录用通知。他当时的朋友刘二飞现在已经是美林中国区主席了，当时王巍还帮助过他。在美国求学的这些年中，王巍从未返回过祖国。1992年春天，他决定在开始新工作之前回国旅行。"我在北京、深圳和海南停留了3个星期，发现自己正处于中国新经济的中心。所有人都兴奋不已、生机勃勃，而且充满创造力，所有人都恨不得涉足一切新领域。在逗留的过程中，我有幸与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有过一次谈话。当然，他也谈到了中国多么需要大规模改革，金融领域将成为改革的中心。他还提到，如果我能够回国，那么将成为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第一个从美国回来的博士。那一刻我清晰地看到了自己未来的道路。在美国我可以拥有一份事业，但是回到中国我可以创造历史。""国企烂到根了"　　和中国的许多精英一样，王巍归国的时候也是怀抱着"创造历史"的雄图大志。1992至1996年间，作为中国南方证券的副总裁，王巍积累了更加丰富的经验，为30多家中国国企实现了上市。在这一过程中，王巍发现，"国企已经烂到了根，大部分交易都成了垃圾股。"　　这是一个很好的时机，也很具挑战性，因此他在1997年成立了中国万盟并购管理控股公司。"我意识到，私有领域才是未来希望之所在。因此希望通过并购实现私有化，"2000年接受《亚洲周刊》（Asiaweek）采访时他如是说。他把孱弱的国企改造成为新市场中明星的目标也是中国变革的典型写照："我所做的是使国企成为股份公司。我并不一定要改变所有权，而是要改变它们的运营方式。"　　就像一家健康发展的企业一样，中国也在不断改变自己的运营方式。它摆脱了旧体制的束缚，不断尝试新的商业与管理模式。而且，它还"摆脱了桎梏我们精神的枷锁"，把自己从一个贫穷落后的企业改造成为一个欣欣向荣的企业--世界第三大经济实体。而且，中国丝毫没有停止这种改革的迹象。　　对于中国的感受和观点也许是最多样化，也最矛盾的。虽然大家都意识到了中国日益重要的地位，但是许多人的观点都还是建立在偏见与无知之上。在某些问题上进行实事求是的争论是必要的，但是我们没有资格对一个领导数亿人走出贫穷、得到绝大多数民众拥护、而且有着清晰前进方向的政府指手画脚。中国并不是惟一一个对自己过去的错误保持沉默的国家，欧洲经过了几十年才消化了"二战"的梦魇并且开始公开讨论它。在条件具备的时候，中国会探讨自己过去的错误。　　在本章开头，我们曾说过30年前中国是一个饥饿的国家。经过30年的"解放思想"，中国仍然是一个如饥似渴的国家，不过现在它所渴望的是保持经济增长、继续推动社会进步、增强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　　谁来承担这一重任？　　中国国土面积中只有三分之一是平原，剩下三分之二都是山区和沙漠。它的水资源缺乏，而且分布不均。全国共有55个少数民族、大约2000种地方方言。预计到本世纪中叶，中国的城市化率将达到65%，但是现在仍有43%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农业只占到中国GDP的11%。中国正在步入老龄化社会：仅仅15年后60岁以上老人就将达到3亿。　　这样一个国家是如何凝聚在一起的呢？谁能管理13亿人口并且实现小康的目标呢？　　中国政府领导人的产生与西方大不相同，他们的合法性来自于政绩。中国的领导层有着按实际情况办事的强烈取向，相信正确行使权力的重要性，能够与时俱进，重视通过交流处理信息，形成领导层的共识，并通过人民来实施。　　中国改革之父邓小平首先证明的就是，只有思想解放的人民才能够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谁说了算？　　"解放"这个词（英文为emancipate）来源于拉丁语emancipare，意为儿子或者奴隶脱离mancipium 或者他人的控制，获得自由：言论自由、决策自由以及选择自由。　　当然，往往一个人的自由选择可能与另外一个人的自由选择正好对立。你认为的明智选择在其他人眼中可能一无是处，反之亦然。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谁来决定好坏呢？在中国人看来，你们的事情你们来决定，我们的事情应由我们自己来决定。　　但是，这不是大多数西方人看待中国的方式。他们总是认为自己的道德标准是全世界通用的，因此希望其他国家也能遵循这一标准。西方人为什么总是想要对别人的事情指手画脚呢？社会学家告诉我们，不同文化对于"真理"有两种观点。"普适论"（universalistic）文化相信有些"真理"或者价值观是不言而喻的，是人类基本生存条件的一部分。西方国家信仰的就是这种文化。另外一种叫做"特定论"的（particularistic）文化则认为适合我的就是对我而言是对的，适合你的就是对你而言是对的。也就是说，每个特定社会都应该根据自己的需要决定什么是最适合自己的。　　大部分信仰个体主义的国家往往都是"普适论"的拥趸，大部分信仰集体主义的国家则往往倾向于"特定论"。因此，作为世界上个人自由旗帜的美国和人道主义旗帜的欧洲，都感觉自己有责任训诫那些不符合自己所认为的每个人都应该遵循的普适价值的国家和社会。但是，在推崇集体主义的社会里，人们首先忠于集体，然后再考虑个人。如果你来自这种社会，那么就会自然而然地认为自己的方式是自己的事情，别人不应该干涉，危机时刻尤其如此。　　一段时期以来中国的做法类似于企业应对危机。当处于破产边缘的时候，企业是没有时间和精力通过选举来决定对策的，管理层必须迅速做出决策，而且还要考虑到长远利益。企业存亡应该是首要问题，个人的利益应该暂时放到一边。那些反对公司文化和目标的人们要么离开，要么适应。只有在企业恢复元气之后，合作伙伴才会享受更多的自由和选择。但是，一旦企业的生存受到威胁，所有的自由都会受到限制。就像我们在"911"事件后所看到的那样，连美国人的自由都大打折扣。走自己的路　　中国在许多方面还有待改善，比如司法、环境、人权问题以及言论自由等。但是危险更可能来自于经济方面。中国领导层如何抗击经济和金融危机呢？它如何保持增长、降低失业率呢？它能够打击各个层面的腐败吗？衡量一个企业的标准不是它的文化、管理风格和领导技巧，而是它的经济状况。　　哈佛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燕京学社社长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在哈佛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说道："我们对当今中国社会结构的凝聚力及其政治体制保持高效的原因知之甚少。"中国正在创造自己的新社会、自己的政治体制。它从借鉴马克思列宁主义出发，但是很快就根据自己的思想和现实需要对这些学说进行了调整。中国借鉴资本主义来实现自己的经济目标，但是政治立场没有动摇。　　经历了思想解放进程的中国就像一个"混血儿"，也许这个孩子很快就会在吸取父母--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长处之后，独立走出一条新路。　　胡锦涛把解放思想称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并且向人们保证中国的发展道路不会改变。"我们必须坚持解放思想，"他说，"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西方国家要求中国实行资本主义民主的呼声没有得到任何回音，渐渐消逝。胡锦涛的足迹　　虽然上述论述在西方人看来有些生硬，但是它所传达的信息是十分明确的。继续解放思想就是要进一步放松控制、在令人眼花缭乱的现实中做到实事求是、坚持改革，不为任何风险所惧。这最后一点是我们很少能从西方政治家口中听到的。　　虽然人们对毛泽东领导建立新中国的丰功伟绩仍满怀敬意，但是已不再否认"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在2008年11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胡锦涛回顾了解放思想的历程。他列举了邓小平及其支持者们在挽救10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危难局面时的三大主要贡献：　　1.科学评价了毛泽东思想，彻底批判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　　2.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3.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提出改革开放。　　现在，中国依然在追赶西方社会。2007年《中国日报》的一篇社论中写道：　　"如果我们想要取得更大的成就就必须要坚持朝前走。我们必须记住，过去30年的成就并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30年。是解放思想使所有这些成就成为可能。在我们为当今令人欣喜的增长数字而感到欣慰时，我们一定不能放弃继续创新的决心。"　　新风貌　　中国媒体也展现出了越来越多的新风貌。思想越是解放，他们就越是不接受家长式的管制与审查，哪怕是自我审查。尽管控制权仍然掌握在政府手中，但是媒体的开放性、报道的多样性和犀利程度也日益增强。2006年秋天我们在宣传约翰的新书《定见》时对此深有体会。　　以往访问中国的时候，约翰偶尔会接受一些党报的采访，比如说《人民日报》。它们派出的记者都是老手，采访过程相当枯燥乏味。甚至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约翰的出版商外文出版社在推出《亚洲大趋势》时都没让人感到兴奋。但是，2006年推广《定见》一书时，中信出版社在北京和上海都安排了多次采访活动，连续一个星期的时间里约翰每天要接受6~10次采访。多家媒体都派出了记者，他们大多只有20多岁，许多人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其中不少是女性。最为重要的是，他们的报道已经能够畅所欲言了。　　对于领导层来说，通往言论和媒体自由的道路是一种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结合的技巧，我们将在第二章对这个问题进行详细探讨。其实这是一个如何看待的问题。何时应该保护，何时应该压制呢？中国人对于保护和控制的理解与西方人不同。如果迈克尔摩尔（Michael Moore）拍摄一部关于中国国家主席的电影，那么肯定会超过中国人的忍受极限。中国人很注重面子，这是他们审查的关键。有些事情就是不能写的。　　"对于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潜在威胁来自于受过良好教育的城市中产阶级，"杰夫戴尔（Geoff Dyer）在2008年7月21日英国《金融时报》的《市郊的悸动》（Stirring in the suburbs）一文中如是说。"如果公司高管、律师和大学教授开始质疑政治现状，那么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就不会那么稳固了。"　　他的说法有道理。但是中国共产党也非常清楚这一点。而且，营造企业良好发展环境的毕竟是中国共产党，因此它也正是中产阶级壮大的推动者。"任何停止或扭转改革开放的做法都会走向死胡同，"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上重申，"我们必须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政治中更多的人情味　　中国这个大企业已经脱离了原来的专制经营模式。CEO、董事会成员和其他管理人员已经不再是高高在上、碰也碰不得、说出话来就当法律的那么一群人。在西方人眼里，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官员是两回事。但他们忘记了一点：官员也是有血有肉的中国人，有着自己的好恶，就像西方人喜欢红酒、讨厌海参一样。　　官员与老百姓交流，包括与外国客人交流的风格方面也出现了一些变化。从2000年开始当我和多丽丝一同在中国旅行的时候，我们发现与中国高级官员的会面都是一个模式。地点通常都是在非常宽敞的会客室，四周排满了宽大的沙发椅。首长坐在上座，其他人按照职务高低依次就坐。所有的官员胸前都戴着小小的一束花。然后，在或多或少有些呆板的气氛中，会谈开始了。　　几年后的2007年，王巍介绍我们认识了一位为天津市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立下汗马功劳的人--副市长崔津渡。他更像是一位忙碌的西方商人，而非人们传统观念中呆板的中国官员。从一开始会面我们就感觉非常轻松。地点也并非在一个摆上花束的官方会客室，而是一家以包子为特色的传统餐馆。　　交流中我们得知，崔副市长和王巍一样，都是在1978年参加了文革后第一届高考并且顺利进入大学的。4年后怀揣金融学士学位的他进入政府成为一名普通科员，经过一步步的提升后成为财政局长，并在2002年被任命为副市长。崔津渡正是天津过去30年飞速发展的见证人和先驱者。他也是解放思想释放了一代人才能与活力的最佳佐证。改革开放创造的是大环境，但是把天津这样拥有1200万人口而且严重污染的重工业基地转变成为一个全球金融中心，还是得依靠无数像崔津渡一样的人们所付出的才能、热情与勤奋。　　崔副市长很久以前就开始上网，喜欢在网上交流，这一点给王巍和他的同事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两年前在天津筹备第一届中国企业国际融资洽谈会（组织者正是王巍）的时候，崔副市长发给王巍的大部分邮件都是在晚上10点到凌晨3点之间发出的。5000多名CEO参加了那一届洽谈会，现在它已经成为了每年一度的盛会。　　中国的变化绝不仅仅是表面上的，各社会阶层和各级政府也都发生了深刻的转变。四川大地震后，温家宝总理树立了一位慈祥爷爷的形象，因为对人民的关心和爱护而深受爱戴。而且，似乎善于把互联网作为便利的公关工具的也不止贝拉克奥巴马一人。2009年2月温家宝总理与公众进行网络交谈之后，网络已经成为一些中国高官们所偏爱的与公众交流的新方式。自主的人民与自主的产品　　解放思想不仅实现了言论、决策和选择自由，而且还是自主的必要条件。　　自主意味着人们的行为不受外部因素的影响，而是发源于本身的意愿。我们可以借助艺术来说明这个问题。几乎所有画家在初学绘画的时候都在临摹。从写实到抽象，甚至创造自己风格的时候都会先从学习别人的杰作开始。　　非常有意思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和经济价值体系中的许多元素都来源于西方。马克思和列宁都不是中国人，市场经济也不是首先在中国的土地上发展起来的。但是中国在历史上就曾经多次成功借鉴、吸收了外来事物：不管是佛教还是基督教、马克思主义还是列宁主义、共产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还是西方的管理经验和技术。"学习日本人的管理、韩国人的无畏、德国人的严谨、美国人的营销策略,"奇瑞汽车的CEO尹同耀如是说。中国人似乎有把这些看起来根本不相容的因素结合起来的本领。　　但是，不久之后中国所提供的就不再是最好的仿制品，而是能够得到大家高度认可的"自主"产品、服务，甚至思维方式。现在，自主的产品和人才仍然需要外国的认可，中国人才会接受。比如说在恢复高考后考入北京电影学院的陈凯歌导演，直到他在西方电影节获奖后才在国内赢得了盛誉。　　解放思想还意味着树立你自己的榜样，艺术、企业、科学或者其他任何领域的榜样。中国人已经不再总是求助于西方，而是逐渐开始从自身寻找灵感。中国的自信心日益增强，而自信可以激励创造力的迸发。最终，创造力将帮助中国摆脱对西方世界评价和认可的依赖。　　如果一家企业利润可观，那么它的CEO是不大可能受到攻击的，毕竟业绩可以说明一切。随着中国新的体制的发展，它的形象会更鲜明，领导层受到的责难也会越来越少。如果我们考虑一下中国所经历的政治改革是多么宏伟，解放思想的力度是多么巨大，那么我们对于中国的未来就不可能不持乐观态度。　毛毛虫的神奇蜕变　　世界著名古典钢琴家郎朗说，在巡回演出时他并不经常回自己在北京的家，但那里仍然是他最喜欢的地方。但情况并非一直如此。据郎朗回忆，小时候"那是一个封闭的城市，怀疑从西方传来的一切事物，但现在已经完全不同了。这就好比这个城市的心灵被打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