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大国的长远战略的设计既需要考虑国际经济环境，更需要考虑国际政治和军事环境。如果后者不允许的话，即使长远战略本身多么完善，多么具有可行性，也将在严峻的国际政治和军事的压力下遭到挫折甚至失败。我们知道，今天这个世界是美国一极独大的世界，它在世界上到处插手，只要谁不服从美国的领导，谁就会被认为是美国的敌人，谁就会遭到美国的“修理”：或者实施经济制裁，或者策动第五纵队颠覆被它视为敌对的政权，或者以民族/宗教事件为借口发动侵略战争，而与这些措施相配合，则是压缩敌对国的外交空间，在国际上孤立敌对国。与此同时，美国还有软的一手，只要敌对国表现出服从的迹象，美国就会适当地给点胡萝卜吃，比如媒体的恭维，比如设下盛宴款待，比如帮你炒作一本新书弄点稿费，比如给一些基金项目，等等，以分化敌对国的内部政治力量，拉拢一批亲美势力。　　在这种情况下，要执行自主的国际竞争战略常常是很困难的。但是，是不是就不可能呢？那倒也不见得。这就需要有足够的战略远见和战略意志。让我们先一起来展望一下21世纪的国际政治和军事格局走向吧。美国的霸权战略　　1999年3月下旬以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撇开联合国，以制止塞族对科索沃阿族进行种族清洗为名，悍然对南联盟发动了大规模侵略战争。在狂轰滥炸78天以后，在美国的硬打和俄罗斯亲美人士切尔诺梅尔金的软攻下，南联盟终于扯起了白旗。战争虽然暂时告一段落，但它引起的思考却长久地留在人们脑海中：为什么美国要对南联盟这样一个经济并不发达、资源并不丰富、内部冲突不断、国力十分虚弱的国家大打出手？它真的是替天行道，维护人权，制止种族清洗吗？　　事实上，美国是从来不尊重弱小国家的利益和人权的。以色列侵占了巴勒斯坦的土地，屠杀了巴勒斯坦人民，按国际法完全构得上种族灭绝罪和战争罪。但是，美国不但没有出兵以色列，反而给以色列巨额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把最先进的武器卖给以色列，帮助以色列在阿拉伯国家中挑拨离间，瓦解阿拉伯国家反抗以色列侵略的统一战线。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桥头堡，是美国控制这一石油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的一把战略尖刀。有以色列作美国的战争基地，美国就随时可以对这一地区的任何国家构成直接军事威胁，从而达到控制中东石油资源的战略目的。　　更加强烈而直接的对比是，就在美国支持科索沃阿族分裂主义势力的时候，美国却帮助土耳其逮捕了库尔德工人党领袖奥贾兰，支持土耳其镇压库尔德民族主义势力。因为土耳其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另一个重要盟友，是北约的成员国，在侵南战争中还需要土耳其的军事基地和领空。　　如果从历史上讲，美国就更不是什么尊重人权的典范。美国辽阔的版图是在驱赶、屠杀3000万印第安人的刺刀下形成的。美国是靠镇压当地人民的反抗才夺得了古巴、菲律宾等海外殖民地的。拉丁美洲的历史则是充当美国后院，遭受美国残酷剥削和法西斯代理人统治的历史。美国在亚洲也犯下了累累罪行，我们不会忘记美国是怎样支持蒋介石、南朝鲜李承晚、南越吴庭艳等法西斯独裁政权的，我们更不会忘记美国是怎样在越南实施焦土轰炸，施放化学武器，造成数以百万计的越南人民失去生命的。　　即使是美国公民也实际上没有得到充分的人权保障，1992年4月29日爆发的震惊世界的“洛杉矶暴动”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1991年3月，一名失业的黑人建筑工人罗德尼·金因超速驾车遭到四名白人警察长达81分钟的毒打，金的头部严重受伤，胸部、背部、腿部的骨头均被打碎。然而，一年以后，洛杉矶市大陪审团却宣告四名警察无罪。消息传出，全国公众十分震惊，长期以来在社会生活各方面遭受歧视、侮辱、迫害的黑人群众义愤填膺，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于是，美国政府当局出动军警镇压，当天至少有29人被军警枪杀，有450人受伤，400人被捕。至5月2日，在洛杉矶地区的武装力量总人数达到23590人，被打死的人增至40人，受伤者增至2000人，被捕超过6000人，而军警方面只有一人受伤。①　　①参见张海涛：《三说美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危机》，第466～477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7月。　　对于这样一个劣迹昭着的政府，我们怎么能相信它居然是人权的捍卫者呢？事实上，科索沃地区根本就没有什么种族清洗，倒是有科索沃阿族武装分子不断袭击塞族警察的恐怖主义暴行。连美国国务院都承认科索沃阿族解放军是恐怖主义组织。但是一旦塞族警察反击，打死了几个恐怖分子时，美国和西方的新闻媒体就立刻向全世界宣布塞族搞种族清洗。　　那么美国为什么要如此仇视南联盟及其总统米洛舍维奇呢？这是由美国的全球战略以及南联盟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位置所决定的。冷战结束后，美国环顾四周，发现自己已经天下无敌。问题在于，美国感到这个霸主地位还不稳固，还不能长治久安。更何况还有一个联合国在那里束缚着自己的手脚，还不能随心所欲地号令全球。“美国最伟大的战略思想家”布热津斯基先生就清楚地表达了这一点，并且在他的新作《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为美国统治精英设计了长期称霸全球的总战略。他认为，尽管目前美国的霸权地位已经不容置疑，但是却不能确保这一霸权地位在未来也不受威胁。而能对美国的霸权构成挑战的，只能是欧亚大陆的某种联合。“欧亚国家的力量加在一起远远超过美国。对美国来说，幸运的是欧亚大陆太大，无法在政治上成为一个整体。”①但是仅仅靠幸运是不够的，关键在于如何防止欧亚大陆在政治上成为一个整体。这就决定了美国的“帝国地缘战略的三大任务是：防止附庸国家相互勾结并保持它们在安全方面对帝国的依赖性；保持称臣的国家的顺从并维持向它们提供的保护；防止野蛮民族联合起来。”②　　①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第4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2月。　　②同上，第54页。　　这已经说得很清楚了。略需说明的是，附庸国是指加拿大、英国、日本、法国、德国等西方其他发达国家，而所谓附庸国的相互勾结首先是指法国和德国的联合，同时布热津斯基先生也隐隐地担心日本和中国联合，以及法、德与俄国的联合。称臣国很多，除古巴以外的拉丁美洲各国、东南亚诸国、非洲和中东的大部分国家都可算称臣国，它们没有能力构成对美国的挑战，只好俯首称臣。而所谓野蛮民族则是那些不服从美国旨意的国家，即美国统治精英所谓的“无赖国家”，像伊拉克、南斯拉夫、伊朗、北朝鲜等。当然，中国和俄国既不是附庸国，也不是称臣国，在美国人的眼光中更接近于野蛮民族或不可预测的民族。美国与中、俄分别结成所谓伙伴关系，实际上是在一时还无法消化中、俄的时候，稳住中、俄，试图消灭的障眼术。　　稍有头脑的人都不难看出，这一战略实际上是因循了古老的统治术：分而治之。这一策略表面上好像不那么杀气腾腾，但到了实践中就成了进攻性很强的远交近攻、各个击破。因为单纯防止对手结盟是防御性的策略，只有远交近攻这种进攻性的分而治之策略才能确保美国的霸主意图的实现。当然，这里的远近不再像以往那样是地理概念上的远近，而是利益冲突上的远近。从长远来看，西欧和日本必然是美国的战略对手，因而是美国的远敌；但当前对美国构成主要威胁的还是俄罗斯和中国，最主要的还是俄罗斯，这是美国的近敌。在这里，远交近攻就是拉着西欧和日本打俄罗斯和中国。如果没有俄罗斯，即使欧洲、日本、中国都联起手来亦不能对美国霸权构成挑战，因为这个联盟没有强大的核力量。而俄罗斯的政局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从90年代俄国内政治力量的消长来看，继叶利钦上台的必然是一个民族主义色彩强烈的政权，因而必将重新脱离美国设定的轨道，成为国际反美力量的凝聚中心或武力后盾。俄罗斯要强大起来，已经没有任何优势可资利用，只有核武器才能为俄罗斯新政权提供在国际国内的立足点。对于这一点，美国的政治家们看得很清楚，美国对俄政策已经作了重大调整，从相信、依靠、利用叶利钦彻底搞垮俄罗斯，到对俄罗斯采取警惕、提防、打拉结合的政策，而从战略上则开始加紧对俄罗斯实行遏制、包围、分解政策。　　可以断定，以安抚和制裁两手相结合逐渐消灭俄罗斯的核力量是美国近期的战略重心。为了消灭这个最紧迫的敌人，美国将加紧进行北约东扩，离间独联体其他各国特别是乌克兰及中亚国家与俄罗斯的关系，在外交上缩小俄罗斯的活动空间，同时阻遏日本与俄罗斯交好的步伐，挑拨中俄的战略伙伴关系，同时继续利用俄罗斯的经济困境，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组织加强对俄罗斯经济的控制，吸引俄罗斯的军事科学家脱离祖国，从内部瓦解俄罗斯的军队和核力量。　　在俄罗斯的核力量尚存的情况下，英、法、德、日甚至中国均可成为美国的合作伙伴。一旦俄罗斯核力量被消灭，俄罗斯被进一步肢解，则中国可能成为美国的下一个战略目标。而如果中国也被美国收服，则兔死狐悲，西欧和日本将成为美国的新战略目标。当然，到那时，西欧和日本的反抗性可能会大大收敛，这样，美国就基本达到了对欧亚大陆分而治之的目标，其霸权可能会有一段较长时间的稳定了。　　但是，令美国遗憾的是，苏联解体，北约东扩，占便宜的却是欧洲，特别是美国暗加防范的法、德两国。以法德为核心的欧洲国家与苏联、东欧相邻，它们利用这一地理上的优势尽情享受北约东扩的红利。其中德国最实惠，虽然消化东德一时有些困难，但毕竟地盘和实力都大大增强。受此鼓舞，欧洲一体化进程大大加快，1999年初欧元顺利启动，在经济上具备了与美国抗衡的实力。更值得注意的是，欧洲自知在军事上不是美国的对手，因此更是想方设法增强欧洲防务的独立性和提高防务水平。其中一条捷径便是与俄罗斯接近，借助俄罗斯的核力量制衡美国。而俄罗斯则由于经济困难也很需要欧洲的援助。事实上，德国对俄罗斯的经济援助最为积极，德国不像美国那样债台高筑，贸易赤字居高不下，有实力伸出援手。以法德为核心的空中客车公司也正准备拉俄罗斯进来，一方面是利用俄罗斯的航空技术，另一方面则扩大空中客车的未来市场，同时还可以减轻俄罗斯经济的困境。对这些情况，美国不是不知道，也不是不想从中作梗，但法德两国打着西方整体利益的旗帜，借着北约东扩之大势，闪展腾挪，左右逢源，倒让美国只有干瞪眼的份儿。　　但是，美国政治家们是不甘心眼看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的。为此，美国想到了在欧盟和俄罗斯之间打进一根楔子，明敲俄罗斯，暗抑法德力量坐大。这是美国的一个重大战略部署，因此，巴尔干地区才会在冷战后成为欧洲热点不断的多事地区。为了拉住欧洲，不让欧洲起疑心，突出北约东扩的利益和对俄罗斯的遏制，在选择巴尔于地区的打击对象上，美国把目标集中到了仍然不向北约东扩低头、仍然与俄罗斯交好的南联盟。　　美国的另一个战略重心是在亚洲，更准确地说是在中国。在美国心目中，近20年来中国虽然一直执行与美友好的外交方针，但这种方针是不太可能长久执行下去的。因为中国毕竟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众多人口的大国，要使中国的内政外交以美国的利益为指南进行协调，困难实在太大，最后总会遇到中国利益不能让步的极限，而且现在让步越多，将来反弹就越强烈。20世纪的中美交往史就是这样一种历史。更何况，无论中国怎样融入国际社会，只要执政的还是中国共产党，美国公众就会在意识形态上支持与中国采取敌对路线。这是美国视中国为敌手的必然性。从可能性上来说，在美国对外征战史上，从独立战争到西班牙战争，从“一战”、“二战”到“冷战”，以及“冷战”后的海湾战争、侵南战争，几乎所有的战争都赢了。只有与中国打的三仗，解放战争时期通过支持蒋介石与中国共产党交手，朝鲜战场上正面交锋，越南战场上与越南背后的中国交锋，美国都输了，而且一次比一次输得惨。对于这样一个能屡屡以弱胜强、幅员辽阔、有着丰富战争经验的民族，美国轻易不敢动手，生怕进得来出不去。怎么办呢？还是要软硬兼施，在长时间的斗智斗力中，对中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硬的一手是，美国在中国周围精心编织了一个战略包围圈。　　东北方向是以日本和南朝鲜作为进攻基地，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就清楚地表明了其矛头所向。　　东南方向是台湾，台湾一直是美国在西太平洋的不沉的航空母舰，虽然在70年代美国曾因对苏冷战的需要与台湾断绝了官方外交关系，并承诺逐渐减少对台武器出售。但事实上我们都知道，美国与台湾仅仅在名义上断绝了官方外交关系，实质性的经济、政治、军事、外交往来从没有间断过，台湾任何重大的内外政策的调整都得首先征求美国的意见，有的甚至直接就是在美国的部署下进行的。苏联解体后，美国不再需要中国作为制衡第三方的砝码，相反，中国成了美国新的战略目标，而台湾就顺理成章地重新成为威胁中国的桥头堡。90年代以来，美国对台武器出售数量急剧增加，而且几乎都是装备美国空军、海军、陆军的先进武器。而且美台高级官员互访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公开。1998年美国能源部长理查森访问台湾，美对台又有新的秘密承诺，包括协商把台湾纳入战区导弹防御体系，改进台湾的运载工具，帮助台湾发展核武器等。事实上，台湾的问题远远比名义上的“独立”更加严重，因为它已经是美国全球战略大棋局上的一颗调动自如的棋子。　　在南方则是东盟，特别是向中国争夺南沙岛礁的菲律宾。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菲律宾国内社会矛盾突出，菲律宾当局担心国内人民造反，政局失去控制，主动邀请美军重返菲律宾，在菲修建比原苏比克湾美军基地大两倍的新基地。菲此举对内是威慑人民，对外则服从美国全球战略的调度，在南方向中国发起挑衅。1999年5月27日，菲律宾参议院以18票赞成、5票反对批准了颇受争议的菲美《访问部队协定》，就是这一事态的进一步发展。该协定规定，菲美两国可以恢复举行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美国军舰可以停靠菲律宾海港，美国军人可以上岸活动等。作为向该协定签署的献礼动作，菲律宾海军数日前在南沙群岛北部附近海面撞沉中国渔船，11名渔民只有3人生还。　　在西南方向，则是拉着印度在西藏问题上制造事端。印度曾于1962年与中国就边界问题开过战，那也是在美国的唆使下干的，被中国一举击败后，老实了一段时间。但是随着美国不再需要中国作为对苏冷战盟友，调转枪口对准中国，随着中国内聚力的下降，随着达赖喇嘛领导的“西藏独立运动”成为美国分裂中国的一支重要力量，印度感到有机可趁了。它的如意盘算是通过支持藏独运动，支持美国分裂中国的战略图谋，以便在分裂了中国后能够事实上控制西藏地区。事实上，1998年印巴相继核爆炸前夕，也是这位能源部长理查森曾经秘密访问印度，让我们不能不怀疑这次严重恶化南亚地区局势的核爆炸是得到了美国默许的。因为在印度核爆后不到半年，美国就宣布取消对印度的制裁。　　在西北方向，自身拥有核武器的哈萨克斯坦已经与北约举行过联合军事演习，下一步加入北约应该并不遥远。哈萨克斯坦与新疆接壤，60年代时苏联曾策动新疆五六万人逃到哈萨克斯坦。而近来新疆极少数分裂主义分子在西方大国的支持下，又在谋求成立“东土耳其斯坦国”，其手法与科索沃解放军如出一辙。因此，不能排除在某种特定的形势下，哈萨克斯坦成为疆独分子的训练基地的可能。　　在北方，美英等国情报部门正在策动内蒙古“独立”，其结果和进展如何虽然仍不清楚，但同样不能排除以外蒙古为基地，支持内蒙古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可能性。特别是考虑到外蒙古正处于经济崩溃、社会矛盾加深的时刻，如果得到美国的大笔援助，又有大蒙古国的前景作诱惑，很难保证外蒙古不被美国拉到分裂中国的大合唱中。　　软的一手则是加速中国的西化进程，加紧培植亲美势力，加快把中国融入到世界经济主流中的速度，以便使中国成为以劳动力比较优势立足的外围国家，保证中国不能发展起独立强大的工业体系来。这方面前文已多有论及，就不多说了。　　美国的如意盘算是，只要摘除了俄罗斯的核武器，只要瓦解了中国，那么至少可以确保在21世纪前半叶继续维持其霸主地位，甚至有可能乘胜修理日本和欧盟，以长期独霸世界。　　善良的人们常常疑惑不解，当霸主有什么好处？反而要在世界各地维持秩序，背上大包袱，最后拖垮自己的经济，何苦来着呢？你看，越南战争中美国充当西方世界的大头，不就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吗？不是反而让日本和欧洲趁机崛起，在世界市场上削弱美国货的竞争力吗？如果美国不是维持一个越来越庞大的国防工业，如果美军不在海外有庞大的军事基地，美国的税收岂不可以大幅度降低，企业竞争力可以因此大幅度提高吗？美国啊，你真是个傻冒，到处干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其实，美国人不傻，傻的是被所谓“和平地进行经济竞争”的思维胶住了脑汁的人。美国人也一度傻过，在1968年美元危机前后，尼克松政府向盟国提出，为确保美国的领导地位，必须维持美元的强势，必须保持美国的国际收支盈余，因而你们都得允许我美国搞贸易保护，都得向我开放市场。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国又要求盟国对美元汇率大幅度升值，以增强美国经济的竞争力。但是，这几招都使了，都不怎么管用。7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经济一直处于“滞胀”状态，失业率居高不下，通货膨胀难以遏制，而美国的贸易赤字也一直有增无减。于是，里根总统想通了，不犯傻了。既然美国是世界货币的发钞行，既然发行货币的真正权力在于政权，既然政权的核心是军事力量，而美国的军事力量又举世无双（不包括苏联），那么美国为什么还要那么计较国际收支平衡呢？发钞国是不需要外汇的。从那时起，美国政府就走上了大规模赤字和举债的道路，并且把借来的钱用于大幅度增加军费。　　90年代以后，除了继续用高利率举借外债以外，更是以股市吸引了大量的外国资本涌入，从而使美国得以实现高增长、低通胀、低失业率的所谓“新经济”，用美国的债务支撑着世界经济在衰退中的低速增长。美国统治精英们也十分清楚，这样债务繁荣和股市繁荣是不可能持续下去的，这两个泡沫迟早要破灭，美元也迟早要贬值。但这正是他们预料中的结局。无非是世界经济大萧条，无非是再来一次世界大战，但是有我美国的超强军事实力在，谁敢奈我如何，我还正好趁机收拾那些还不服气的国家呢！　　也就是说，真正的问题是，从里根总统起，美国逐渐越来越明确地走上了军事立国的道路，奉行越来越赤裸裸的强盗路线，军事工业综合体越来越主导了美国的内政外交。里根、布什都是著名的鹰派，被这个军事工业综合体欢呼为英明的领袖。遗憾的是，布什运气不好，赶上了90年代初期严重的经济危机，没有连任总统。新上来的民主党总统克林顿不是该军事工业综合体的代言人，因此克林顿的仕途一直磕磕碰碰，先是琼斯案，后是莱温斯基案，绯闻不断。1996年后，克林顿虽然凭着个人魅力继续当选，但已经失去了实际的组阁权，重要位置如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国防部长（科恩）等均被军事工业综合体的代言人所把持。1998年底，莱温斯基案最后以双方的妥协结束，克林顿保住了自己的位置，而军工综合体也获得了实际的回报。1999年初，克林顿即宣布10年来第一个大幅度增加防务开支的计划，6年增加1000亿美元，第一笔支出120亿美元，以保证美国军队继续作好充分准备，以世界最强大的作战力量保卫美国的利益。　　正是在这条路线的指导下，美国在全世界各地挑起争端，制造紧张形势，以便兜售军火。更阴损的是，一旦各国购买美国军火上了瘾（这是很容易的，不仅是因为美国军火的确比较先进，更是因为使用武器需要相应的培训，受训的军官往往地位得到升迁，成为美国军火商的推销说客），则可以用停止军售相威胁，迫使把当事国纳入到美国的国际战略中，收到“一石三鸟”的效果。80年代以来，世界各地战争不断，这不仅有冲突双方各自的原因，更有美国军火商的背景。首先是1980～1988年间的两伊战争，美国向伊朗和伊拉克分别出售大批武器，火上浇油，使战争旷日持久。然后是1990年的海湾战争，这又是一场美国一手制造的战争。事实上，美国一直在支持伊拉克增强军事力量，伊拉克大举入侵科威特前，萨达姆曾征求美国的意见。布什转告萨达姆“愿意与伊拉克继续保持一种更加友好的关系”，亦即“批准”了伊拉克的行动。待事情发生后，美国又调集重兵进攻伊拉克，并藉口保卫中东石油资源，要求其盟国出钱。这一仗下来，美国这架战争机器赚了近百亿美元，还不算此前伊拉克购买美制武器，此后阿拉伯各国购买武器的钱。尝到了甜头以后，美国军事工业综合体操控政治的能力进一步增强，美国也就越来越倾向于用武力解决问题。于是，我们看到了美国一而再、再而三地对伊拉克发动空袭，我们看到了美国用导弹袭击苏丹和阿富汗，我们看到了北约入侵南联盟。由此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美国会“误炸”我驻南使馆，试探中国的虚实了。中国的外交空间　　综上所述，美国是世界上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而且这个策源地正频繁出手，在世界各地挑起战争，以实现称霸全球的目的。而且，随着世界经济大萧条的临近，美国对俄罗斯和中国两个主要非西方大国的包围圈正在收紧，战争的脚步声已清晰可辨，中俄两国周边将是今后热点集中的地区。　　那么，美国的上述战略意图是不是一定能实现呢？中国是不是已经到了没有外交回旋余地的时刻呢？我看也不见得。有称霸必有反霸，有全球称霸必有全球反霸，有持久称霸必有持久反霸。21世纪可能将是美国称霸和各国反霸的世纪，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中国如果坚持以反霸为外交政策的基本取向，恰恰将有最大的回旋余地。　　美国霸权的实质是美国与全世界为敌，美国将吮吸世界每一个角落的财富，因此，有四个层次的理由将会极大地挑战美国的霸主战略的实现。其一是来自第三世界称臣国的反抗，随着危机和压迫的加深，一部分称臣国将成为美国眼中的“无赖国”，像伊朗的宗教革命式的政变还将陆续发生，从而削弱美国的统治基础；其二是来自附庸国的暗中抵制，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欧元的诞生就是对美国霸权的抵制和挑战，而日本也在跃跃欲试想摆脱美国的束缚，它们之间的明争暗斗层出不穷，使美国的霸主力量受到一定的牵制和削弱；其三，最直接的反抗则仍将来自俄罗斯，虽然在一段时间内俄罗斯会跟着美国跑，但作为一个有反抗传统的泱泱大国，它不会一直上当受骗。它正在清醒过来，捍卫这一片广阔土地上的人民的切身利益。最后，美国国内的反霸力量也会与日俱增，因为在美国以武力称霸世界的同时，美国国内的两极分化也在进一步加剧，而战争的负担又必然落到普通美国人身上。　　在这次美国以北约之名对南斯拉夫发起的侵略中，这几个层次的反抗都有所表现。那些称臣国家的领导人一想到美国想搞掉谁就搞谁，也都不寒而栗。法国则从一开始就不同意美国撇开联合国自行其是，法国媒体就没有跟着美国舆论嚷嚷什么“米洛舍维奇进行种族清洗”，而且随着战争进程的深入，法国不断提出令美国人不快的建议；意大利的反战情绪更加高涨，由于此前美国飞行员撞断缆车绳索却被美国法庭无罪开释，意大利人更懂得美国霸权的含义，因此意大利政府一方面不得不听从美国吩咐，让美国利用阿维亚诺空军基地，另一方面却有数以万计的群众到机场示威游行。与法国相比，德国似乎更热衷于跟着美国跑，这既是由于德国长期处于美国军队的实际占领中，也是由于德国施罗德新政府没有掌握好处理德美关系的分寸。最近施罗德的亲密导师、老谋深算的前德国总理施米特就公开批评施罗德跟美国太紧，“德国在美国的摆布之下违背了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德国要对巴尔干的混乱局面负责。”俄罗斯和中国的国内舆论更是立场鲜明地站在南斯拉夫一方。在美国国内，当美国在国际上唱着保护弱小民族的高调时，黑人和有色人种却在纽约市警察局门外示威。　　更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称霸战略建立在一个不可靠的假设上，以为世界人民都贪生怕死，可以随意愚弄，都会为了乞讨生存而跪下求饶，因而只要有先进的武器就可以威慑天下，横行世界。美国显然是忘记了越南战场上的教训，但是南斯拉夫人民却以顽强的战斗精神再一次告诉美国，贪生怕死、狂妄自大、自欺欺人的正是美国统治精英自己。　　由此不难看出，法、德、意等欧洲大国以及日本虽然会狐假虎威跟着美国镇压“无赖国家”的反抗，但它们也懂得兔死狐悲的道理。消灭俄罗斯和中国并不符合这些国家的利益，相反，法、德、意、日都需要借助俄罗斯的力量来制衡美国，也都需要俄罗斯的资源来平衡美国对中东石油的控制，因此客观上它们和俄罗斯相互需要。只要美国霸权是世界的主要威胁，俄罗斯对欧洲和日本就不是威胁，而是朋友。所以虽然它们会跟着美国高唱俄、中威胁的调子，但实际上却是藉此扩军备战，增强自己在美国面前的发言权。众所周知，欧盟一再表示要有独立防务能力，以法德两国为核心建立欧洲军队。其表面理由是欧洲的内部事务应该由欧洲来处理，增强欧洲自身对俄罗斯威胁的防御能力，减轻美国的负担，但实际上却是欧洲要独立于美国的明显姿态。1998年欧洲的军事工业进行了大合并，这是欧洲在军事上走向自强之路的重要步骤。事实上，法德俄三国在重大国际事务上的协调正在增强。日本也在谋求独立性，只是更小心谨慎罢了。自叶利钦和桥本龙太郎会晤以来，日俄关系进展很快，日本外交界甚至把日俄关系的进展看作是最重大的成就。而且日本国内反对日美防卫合作指南的呼声日涨。1998年俄总理普里马科夫访印，力倡成立俄中印三角联盟。中国方面虽然总是把中俄关系放在中美关系之下，然而事实上最有成效的却是俄中关系。由于俄国与印度有着传统关系，俄中关系的进一步接近，就有可能带动中印关系的改善，从而形成俄中印三角联盟，这将大大改善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使美国利用西藏分裂中国的图谋受到阻遏。这样，中国在美国面前的谈判力量就会大大增强，国际地位就会明显改善。　　欧亚主要国家的不同立场，布热津斯基先生在《大棋局》早有预见。他认为：“法国、德国、俄罗斯、中国和印度是主要和积极的地缘战略棋手，而英国、日本和印度尼西亚虽然无疑也是十分重要的国家，却不具备当棋手的资格。”（第55页）“英国既不是一个不安于现状的主要大国，也不受雄心勃勃的构想的驱使。它是美国的重要支持者、一个十分忠实的盟国、一个不可或缺的军事基地和极为重要情报活动中的一个亲密伙伴。”（第58页）“美日联盟通常，也应当，被视为美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日本不属于地缘战略的棋手，尽管它显然有在短期内成为这种棋手的潜力，在中国或美国突然改变现有政策的情况下更是如此。……日本的这种潜力要求美国必须特别精心地培育美日关系。”（第60页）也就是说，英国是美国的忠实走狗，而日本虽然也是一条好狗，却不那么忠实。　　令布热津斯基和美国垄断集团遗憾的是，法、德、俄、中、印这几个地缘政治的主要棋手的靠拢倾向在加强。诚如布热津斯基所言，欧亚大陆在政治上不是一个整体，不可能在所有事务上都以同一个声音发言。但是，由于美国的霸权所迫，欧亚大陆主要国家（除英国外）将会在重大国际事务上日益靠近，却也是各国利益的客观需要。事实上，在这两次美国以北约名义打击伊拉克和南联盟的行动中，都只有英国坚定地站在美国一边，欧洲大陆国家的反应都比较被动。日本的支持程度虽然高一些，但也有所保留。值得注意的是，连英国国内也对政府无条件地将自己与美国绑在一起有了微弱的不同声音，英国广播公司（BBC）的报道就相对客观公正一些，搞得英美两国政府十分被动。　　当然，如果仅仅看到欧亚大陆主要国家的靠拢倾向也是不全面的。不能不承认，美国的分而治之策略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由于美国主导着世界舆论，它把自己打扮成国际人权卫道士，和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捍卫者，各国统治集团又都比较欺软怕硬，都倾向于接受强权者的逻辑，再加上长期以来俄罗斯威胁论的熏染，美国在挑拨法、德、日与俄、中之间的关系上还是有一定成绩。在亚洲，中国与日本的关系受到美国主导的国际舆论的挑拨最为明显。中、日两国都有一些力量被国际舆论误导。由于中国实际上差不多已经成为日本经济圈的重要成员，日本通过对中国的投资，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将日本对美贸易顺差变成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因此中日经济的互补性已经十分明显。从长远来看也是如此，中国丰富的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完全可以成为日本经济竞争力持续强劲的保证，日本也只有借助中国（还有俄罗斯）的力量才有可能实现其争雄全球的野心。现实地说，日本并没有必要通过对中国的军事侵略来壮大自己的力量，而且历史也已经证明军事侵略不但不能壮大自己的力量，反而有可能被拖垮。因此，中日之间已经存在建立真正的战略伙伴关系的需要了。但是，这并不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日本的重大外交政策实际上掌握在华盛顿手中。一位日本学者对笔者说：“日本要想发展与中国的关系，必须在敌视中国的外表下进行。日本要增强军事力量必须以中国威胁论为依据，才能避免美国的疑忌。对于美国来说，如果日本的军国主义复活是对着中国人的，那么尽可听之任之。而事实上在日本复活军国主义的外貌下，很可能发生对象的转移。日本右翼作家石原慎太郎和盛田昭夫合着的《日本可以说不》之所以引起国际上的轰动，即因为这是日本公开向美国说‘不’的第一个声音。日本在美国掌管下唯唯喏喏地渡过了战后半个世纪，又面临着美日经济越来越严重的摩擦，它会懂得谁是它的真正敌人的。最近石原慎太郎当选东京都知事，就是日本独立倾向的又一最新表现。”这种说法无疑有一定的真实性。如果我们懂得美日之间这种微妙的关系，则完全可以一方面继续批判日本的军国主义倾向，一方面又与日本进行战略协作。中国采取这种态度，实际上是满足了日本的根本利益，日本右翼的反华情绪和军国主义倾向才有可能减弱。从日本统治集团的角度来看，如果日本既面临着美国这个长远利益的对手，又被中国所排斥，则日本必然感到十分孤立，因而就会表现出极端主义的情绪。德国今天所以表现不错，一般人都以为是德国人的素养好，但问题很可能有更深层的原因。由于法国接纳了德国，法、德共同在欧洲发挥重要作用，甚至德国逐渐增强着对欧洲事务主导作用，它不感到孤立，所以该道歉的道歉，该认错的认错，表现出很好的素养。这对中日两国处理中日关系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启示。　　当然，如果中国这样处理问题，美国肯定会不高兴。但国际事务并不是以谁高兴不高兴为转移的。如果中日加强协调，则美国借以威胁中国的力量就会减弱，中美关系才真正有可能健康发展。美国人尊重的是对手，欺侮的是朋友，只要是认真研究过美国二百多年来外交史的人都不难得出这个结论。　　如果中国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谁是我们的真正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那么以中国人纵横捭阖的外交智慧，是不难开辟出可供我们执行自主的国际竞争战略的外交空间的。比如，我们可以增强与欧洲和日本的经济与技术合作，购买空中客车而不是波音，与丰田合作而不是与通用汽车合作，加强与俄罗斯的军事技术和经济交往而不是访问美国军港等。这样，中国的民用技术和产品有可能在俄罗斯和其他南方国家中得到市场，中国的产品也可能不再遭到欧盟的反倾销调查。一旦中国采取近欧亚大陆、疏美国的外交路线，特别是加强与俄罗斯合作，则中国就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夺回一些中美关系的主动权，美国就不敢对中俄周边轻举妄动。毕竟美国的力量也是有限的，如果没有盟国的支持，美国的战争成本就将急剧上升，而收益可能直线下降，讲究利润的美国就会收敛得多，而世界和平也有可能增加几分希望。　　这就叫做“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　　目前中国的外交路线最集中的体现就是“中美战略伙伴关系”。什么是战略伙伴关系呢？辞海说：战略是“对战争全局的筹划与指导。是依据国际、国内形势和敌对双方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技术、地理等因素确定的。战略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对战争的发生、发展及其特点、规律的分析与判断，战略方针、任务、方向和作战形式的确定，武装力量的建设和使用，武器装备和军需物资的生产，战略资源的开发、储备和利用，国防工程设施，战略后方建设，战争动员，以及照顾战争全局各方面、各阶段之间的关系等。或泛指重大的、带全局性或决定全局的谋划”。从上述定义中，我们注意到，战略运用的前提实际上是存在敌我双方，或敌我友三方，而战略伙伴关系则是在我、友双方共同对敌的结盟关系。如果说从1972年尼克松访华到1990年苏联解体时期，中美之间还多少可以说存在战略伙伴关系的话，那么苏联解体以后，这种关系实际上已终止了。取而代之的是中美之间的战略敌对关系，至少美国是把中国当成其称霸道路上的绊脚石来看待的。正当我们的一些人用冷战思维来求责自身，一听到中国的国家利益就头痛时，冷战思维却仍然支撑着它的策源地美国的战略思想，继续为美国的利益服务，不过是更隐蔽些罢了。美国一方面加紧构筑对中国的战略包围圈，加紧对中国分裂主义势力和亲美势力的扶持，另一方面却和中国谈论战略伙伴关系，这不是明摆着放松中国人的神经吗？就在克林顿大谈中美战略伙伴关系的时候，华盛顿的反华浪潮却正越涨越高。而善良的中国人正好相反，国内舆论一片欢呼，仿佛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与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从此真的精诚合作，共同开创和平与发展的新时代了。　　当我们真诚地履行着战略伙伴关系我方的义务时，美国却用导弹向我们解释了“战略伙伴关系”的真实含义。剖析“落后就要挨打”　　多年来，中国人已经习惯地把“和平与发展”当成世界潮流了。因此，一谈起“以斗争求团结”，有的人就害怕。害怕到连“落后就要挨打”这么一句中国人再熟悉不过的、本来是凝聚中华催人发奋赶超列强的话，都要阐发出一番让你瞠目结舌的新意来，以扭转中国人因不满而爆发出的维护国家利益，却不利于全球化的情绪。这新意是：以只有经济上强大起来了，中国才有发言权为由，反证中国今天只能陪着笑脸挨打，而不能冷着脸抗议；建议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管你什么TMD、NMD，管你什么“误炸”还是真炸，管你菲律宾怎样挑衅，我们都该一声不吭；如果挨了打还要反抗，还要吭声表示不满，就会破坏“和平与发展”的世界潮流；还是笑一笑的好，既显示我堂堂中华是大度之邦，小小一个使馆炸了也没什么，又能使打人者因我们没有痛苦、没有计较而不够过瘾，不够欢喜；吭声是万万要不得的，要吭声也得说：“你打的没错，错在我们自己，谁让我们不如你呢。”这种议论很多。另一种意见认为，中国要在经济和军事上赶上美国，达到前苏联那样让美国不敢轻举妄动的水平，至少需要三五十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内我们始终是落后的，那岂不是我们只好等着挨打吗？而且，既然美国亡我之心不死，它就会想方设法阻止我强大，甚至找借口提前发动军事打击，那怎么办？　　把这两种议论合起来看，就成了一个怪圈：如果你要不挨打，就得强大起来；但你要强大起来，别人就要打你。这个怪圈的最终指向就是弱肉强食，强者愈强，弱者愈弱，弱者永无出头之日。事情果真是这样的吗？　　应该承认，虽然现实生活中弱肉强食比较普遍，但也不乏以弱胜强的例子。作为弱者的中国，我们不应该自甘落后、自甘挨打，而应该努力探寻以弱胜强、由弱到强的奥秘。然而，“落后就要挨打”这一判断事实上却排除了后一种可能。据说，“落后就要挨打”是斯大林在30年代提出来的，是毛泽东肯定过的，是每一个普通中国公民都耳熟能详而且深以为然的。这样一个判断怎么会排除以弱胜强的可能性呢？　　让我们一道来看个究竟。落后是挨打的充分条件吗？　　从语法上讲，“落后就要挨打”是一个紧缩偏正复句。它可拆解成条件关系：只要落后，就会挨打，也可拆解成假设关系：如果落后，就会挨打。从逻辑上讲，两者都意味着“落后”是“挨打”的充分条件。这正是问题所在。　　事实上，“落后”只构成“挨打”的必要条件。从“打人者”的角度看，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孙子兵法是专门谈如何“打人”的，其中讲到，兵者，国之大事也，不可以不察。要打就得打胜，而要打胜则必须考虑五大要素：道、天、地、将、法。道是首位的，它既涉及到军事外交的成败，涉及到交战国双方的战争动员能力，涉及到双方战士的士气。中国古代的军事家们非常讲究师出有名，这“名”就是“道”。三国时期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就是其中很典型的故事。为什么要挟天子呢？因为天子在诸侯百姓中还有影响，是正统和皇权的象征，挟了天子就是掌握了道。在当时的诸侯看来，曹操不废天子，用皇宫嫔妃把他养起来，这说明曹操至少还是守规矩的，即使将来败在曹操手下，曹操也不会杀了自己，也许还会把自己养起来，给个一官半职。这就从根本上瓦解了多数诸侯的反抗意志，争取了诸侯们的中立甚至支持。同样，今天的美国虽然军事力量十分强大，但却依然十分重视“道”：“挟人权以令主权”。它得把米洛舍维奇妖魔化，说米氏搞“大屠杀”、“种族清洗”，把自己打扮成人道主义的卫道士，以此来动员美国民众和欧洲诸侯们的支持。为了维持这种道义形象，美国和西方媒体齐动员，成了“战争宣传部”。因为美国统治者也深知失“道”寡助，美国的军事机器虽然强大，但是仍然需要有人来操纵，有战争经费来支持，需要有作战基地，真正死心塌地要战争的美国人也只是少数。当年美国在越南就吃了这个亏，由于当时中国对美国民众和学生的影响甚大，由于美国在越南战争的残酷暴行不断传回国内，美国民众的反战浪潮日益高涨，所谓“共产主义威胁论”的“道”越来越不灵，美国就只好低头认输了。　　更值得注意的是，孙子所考虑战争五大要素中，居然没有兵员多少和武器优劣这两个要素。这是孙子的疏忽吗？不是的，兵员多少和武器优劣只是代表战争双方短时间的有形的力量对比（即所谓形），决定战争胜负的却是长时间内的无形的力量对比（即所谓势）。本世纪上半叶国共两党的较量极为典型地验证了孙子对战争规律的认识。在井冈山时期，共产党拥有道、天、地、将、法五大要素的优势，而国民党则拥有庞大的军队和相对来说很先进的武器装备（飞机、坦克、大炮、重型机枪），但其道不正，其天不时（当时正值世界经济大萧条，国内经济衰退更加严重，民怨四野），其地不利，其将不力，其法不明，故屡屡吃败仗。国民党第五次“围剿”的胜利，是由于共产党内部的军事战线错误，而不是国民党军队的强大。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深刻地分析了敌我力量的对比和战争的不同阶段，其基本逻辑仍然是孙子兵法，只不过毛泽东把“道”的力量推向极致，使战争真正成为人民战争，最大限度地用“道”调动战士和人民的积极性罢了。　　当然，有人可能会说，孙子兵法只适用于古代战争和近代战争，对现代战争已经不适用了。现代战争可以在短时间内具有毁灭性的力量，根本谈不上力量对比的长期变化。在核武器面前，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投降，一种毁灭。因此，武器系统的先进性，而不是道、天、地、将、法，不是人民战争，成为决定战争的主要因素甚至唯一因素。　　这种说法多多少少道出了一些现代战争、特别是核战争的特点。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生过核战争（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只能说是核试验）。在俄罗斯的核武器仍然未被销毁的情况下，美国轻易不敢动用核武器。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感谢前苏联留下的核武器为世界各国反对美国霸权所开辟的空间。只要有这个前提，则所谓现代战争的短时间毁灭性就要大打折扣，而战争规律就仍然离不开孙子兵法的轨道。在使用常规武器的情况下，美国对越南进行了长达四年多的大规模毁灭性轰炸，还是以失败告终。目前，美国对弹丸之地的南斯拉夫进行毁灭性轰炸，但至战争结束南联盟军队仍然可以声称保留了80％的防空力量。如果说，如此先进、如此密集的常规武器仍不能在短时间毁灭越南和南斯拉夫的话，美国又能奈中国何呢——如果中国占有道、天、地、将、法优势的话？　　最危险的情况可能发生在俄罗斯的核武库被摘除以后。那时，美国用核武器进行战争就成为可能。我们不会忘记，迄今为止，唯一在战争中使用过核武器的国家就是美国。随着核武器技术的改进，美国今天已经拥有从万吨级的战术核武器到千万吨级的战略核武器，已经可以有调节、有控制地使用核武器了。即便如此，那种所谓不是投降就是毁灭的核讹诈理论也站不住脚。试设想，中国或其他国家不被核讹诈所吓倒，美国会怎样呢？它敢发动核战争吗？它敢使用战术核武器吗？敢使用战略核武器吗？事实上，长时间地毯式轰炸完全可以被看作是准核战争。如果这还不能迫使对手屈服的话，战术核武器同样不会奏效。更值得注意的是，从军事角度来看，精确制导炸弹对于敌方军事目标的摧毁更有效，副作用更小。战术核武器则不可能达到外科手术式的作战效果，它在摧毁一个军事目标时，会连带摧毁方圆数十里内的各种设施，造成平民的大量死亡，从而激起强烈的仇恨，使敌国军民团结得更加紧密。同时，在本国也会失去战争支持，激起反战浪潮。因此，美国不会轻易动用战术核武器。从这个意义上，战术核武器也可以被看作是威力更大的常规武器，因而战争规律仍未发生根本变化。真正使战争规律完全失效的武器只有战略核武器。如果美国把大量战略核武器倾泻到全世界各地，那么战争的确可以在短期内结束。但是，除非美国统治集团发疯，这样的战争是很难想象的，因为美国将在西半球以外制造一片核废墟。它要核废墟干什么？　　由此可见，只要战争还是有目的、有意义的，则战争规律始终将服从孙子兵法阐明的五要素原理。那种所谓“不是毁灭、就是投降”的新战争理论实际上是美国人炮制出来的核讹诈理论，美国希望借此理论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一旦美国认识到无论多少原子弹都不能征服对手人心的话，美国人就不敢发动核战争，更不敢使用战略核武器。　　综上所述，落后并不是挨打的充分条件。即使在现代战争条件下，落后也只是挨打的必要条件。　　当然，为了强调“落后”这一因素的重要性，把必要条件夸大为充分条件也是可以理解的。只是我们头脑要清醒，不要一发现自己落后就赶紧举起白旗，舔别人的脚后跟。要知道，比武器更重要的乃是人心。“落后就要挨打”的主语是谁？　　紧缩复句的特点是可以省略主语。如果把该句的主语补上的话，应该是“如果我们落后，我们就会挨打”。也就是说，当人们在说“落后就会挨打时”，潜在地设定了一个统一的主语——“我们”。然而，这里存在又一个语言陷阱。如果某个落后国家的人民构成一个整体的“我们”的话，“先进”国家就不敢轻易下手了。　　鸦片战争是中国屈辱的近代史的开端，人们提到“落后就要挨打”时往往以鸦片战争为例。然而，历史研究表明，尽管英军船坚炮利，但武器上的相对优势并不大，清军则在人数上占有绝对优势，总体有形实力强于英军。况且本土作战，具有道义、天时、地利优势，理该稳操胜券。但是当时的中国并不是一个有凝聚力的整体，没有一个同仇敌忾的“我们”。清政府虚骄无知，上下腐败已甚，文武百官勾心斗角、争名夺利，士兵训练无素，几近乌合之众。既不能将道义优势转化为士气，也做不到知己知彼，加上战略决策和战术不定，战术指挥相互牵制，终遭战败。英军敢于不远万里，以区区万人之众和并无绝对优势的武器进犯一个拥兵百万的国度，正是看透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看透了中国的一盘散沙局面。因此，如果认真总结鸦片战争的教训，那么更切合实际的说法应该是“涣散就要挨打”，“腐败就要挨打”。　　纵观历史，先进而腐败的帝国败在落后而团结的小国上的例子比比皆是。周本是歧山外的一个部族，而殷则是盘踞中原的帝国。论经济实力和青铜兵器的制作水平，周远不如殷。但是纣王残暴腐朽，众叛亲离，牧野一战即告覆灭。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威震四海，号令天下，收销民间兵器，兴修万里长城，国势不可谓不盛。但随即横征暴敛，挥霍无度，草菅人命，贪官污吏争饱私囊，巧言令色之徒把持朝政，指鹿为马，以致陈胜、吴广揭竿而起。贾谊在《过秦论》中慨叹道：“试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度长絮大，比权量力，则不可同年而语矣。然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权，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殽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毫不夸张，一部2000多年的中国王朝更替史，竟是一部“腐败就要挨打”的历史。　　中国如此，外国也如此。罗马本是意大利西部的一个强悍的部族，团结一心，能征善战，而生产、贸易和武器的水平则不如亚得里亚海对面的希腊城邦。但由于希腊城邦四分五裂，各城邦内部贫富分化严重，奴隶主们既缺乏战略远见，又害怕国内贫民趁机造反，结果被罗马远交近攻，一一收拾，收编为罗马行省。罗马统治四百多年后，愈益骄奢淫逸，罗马公民不事稼穑，专事游猎、娱乐和征战，吸干了整个罗马帝国的血液。统治集团纷争不已，各行省起义不断，整个帝国渐成土崩瓦解之势。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游牧的日尔曼部落不断侵袭罗马领地，最终导致了罗马帝国的覆灭。　　13世纪成吉思汗的崛起再一次揭示出，那些貌似庞大却内囊腐朽的帝国是如何不堪一击。从社会阶段看，游牧的蒙古部落尚处于原始社会解体过程中，与“先进”的封建大帝国相比，其“落后”是不言自明的。然而，成吉思汗的铁蹄先是踏平了北方的金，继之又征服了南宋，入中原大地竟如入无人之境。原因亦无他，唯偏安、腐败耳。　　为什么腐败比落后更容易挨打呢？从语法角度看，因为腐败使一个民族人心涣散，国将不国，此即解构了主语，而落后只是对主语性质的陈述。主语既不复存在，则谓语又从何谈起呢？　　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斯大林会提出“落后就要挨打”了。事实上，30年代的苏联尽管存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现象，但是国民经济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苏联广大劳动者依然热爱社会主义苏联、拥护苏共和斯大林的领导，苏联社会内部的矛盾和分歧是次要的，对敌斗争和建设家园的统一意志是主要的，苏联有一个作为整体的、坚强牢固的“我们”。在主语存在并且牢不可破的前提下，主要问题就是改善谓语状况，亦即使苏联红军的武器装备更加先进，国民经济基础更加雄厚，变“落后为先进”，以便在战争来临时尽可能减少牺牲，尽可能迅速地战胜敌人。　　这就是说，斯大林提出“落后就要挨打”是有前提的，不能离开前提任意套用。毛泽东肯定“落后就要挨打”包含着同样的前提，即中国共产党是坚强团结的。毛泽东始终把党和人民的团结看得高于一切，有诗为证：“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一旦内部出现裂痕，则消弥裂痕就会成为毛泽东的头等大事。事实上，一切有战略眼光的领袖都会这样处理问题，即重视主体胜于手段。挨打意味着什么？　　“落后就要挨打”的另一个关键词是挨打。国家之间的打架和日常生活中的打架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日常生活中确有以复仇为目的的、不计后果的打架，而国家间的打架总是为经济利益驱动，往往是为了争夺对领土和劳动者的控制权、奴役权。不计后果的打架是不计成本的，即使发动自杀性进攻也在所不惜；以争夺控制权、奴役权为目的的打架则遵从经济规律，以最小成本取得最大战果，即孙子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反之，如果打人者意识到打的成本很高，所获却可能甚微，它就不敢打。因此，这种理性的打架是智慧、勇气和力量的较量。国家间的打架是渐进的，强势方总是先摆出一付打架的样子，然后提出一些有限的条件，比如租借港口、承包铁路经营、要求开放门户、降低关税等，威逼弱势方接受。如果弱势方不敢动员己方力量迎接挑衅，接受了这些有限条件的话，那么在强势方看来这就达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如此，强势者更强，弱势者更弱。过一定时间，强势方又会提出更加苛刻的条件。如此反复进逼，就可渐进地不断加速地征服弱势方。　　但是，如果弱势方一开始就不屈从呢？最好的结果是强势方在一场得不偿失的战争面前退缩，弱势方胜利地保卫了自身利益，而且没有挨打。最坏的结果是强势方骑虎难下，不得不发动进攻，弱势方挨打。也就是说，弱势方不屈服就必然要作好挨打的准备，如果一点不想挨打，赶紧趁早投降当俘虏。而所谓国家挨打，则必然会有一部分人民做出牺牲。于是一个伦理问题就摆在了弱势方决策者和全体人民面前，是现在做出部分牺牲保卫全局和长远利益呢，还是以和平的名义屈膝求降？我相信，任何一位有远见的决策人和公民都会选择前者。　　其实同是挨打，程度不同。如果一开始就作好挨打的准备，则强势方还没有东西下肚，力量也还有限，真的打起来，无非是皮肉之痛。1894年甲午海战时，日方力量还没有占据绝对优势，在武器装备上北洋水师并不比日本海军逊色，但是由于清政府迷信武器，对日本侵略意图认识模糊，防备松懈，军队将领大多腐败无能，训练无方，虽有部分官兵英勇抗战，但总体形势一触即败。北洋水师覆灭其实还是皮肉之痛，如清政府能受刺激而调动民众的力量，振作起来，则仍可能将日本从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驱逐出去，但清政府却采取了投降路线，向日本割地赔款，大大增强了日本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并进一步削弱了中国的力量，为日本并吞东北全境，进而发动灭亡中国的战争准备了条件。　　事情很清楚，如果怕受皮肉之痛，则下一步就会遭伤筋动骨的打击。对于一个人来说，伤皮伤肉的挨打其实并不可怕，正好活动一下筋骨，增强一点勇气，锻炼一点打架的本领；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如果把军事基地、铁路、机场、港口比作筋骨，而炼油厂、油库、钢铁厂、化工厂、粮库等比作内脏的话，甚至动筋动骨、内脏破裂的挨打都问题不大，越南和前些时候的南斯拉夫领土就都伤到了这个程度，因为这些都是人们劳动创造出来的有形财富，不需要多长时间就可以恢复。最可怕的是神经瘫痪，整个有机体失去统一协调指挥，或被炸弹吓出了精神病，一听说要挨打，赶紧答应人家的条件。　　实际上，这和日常生活中人际关系的处理准则是相似的，怕挨打的人老挨打，最后被打得唯唯诺诺，谨小慎微；不怕挨打的人却能赢得别人的尊敬，逐渐人际空间越来越大，成为号令一方的人物。美国是典型的欺软怕硬的主。人们常常记得尼克松首次访华时那句名言：“我是为美国利益到中国来的”；但是，人们不知道的是，这位反共老手其实是在为自己的中国之行辩护和打气，因为美国在越南战场上败在了中越人民的手下，尼克松是被打怕了。是求和来了。当尼克松在毛泽东的书房受到接见时，尼克松的心态就如同朝见历史老人一般。实现从“落后就要挨打”到“以弱胜强”的心态转换　　以上简略解析了“落后就要挨打”，但这句话透出的心态无论多么积极，多么团结，多么不怕挨打，都是被动的、防卫型的。在敌我长期较量的事实面前，更加积极、更有作为的心态应该是主动的、进攻型的，众所周知，进攻是最好的防御。事实上，人们常常囿于“落后就要挨打”的思维定式，下意识地认为“落后必然被动”。因此，“落后”者说主动仿佛就是痴人说梦。但是，这仍然是迷信武力的思维方式的产物。如果以孙子兵法判断战争胜负的五要素来思考问题的话，“落后”者常常可以利用“道”的优势使自己处于战略攻势地位。极端的例子便是陈胜、吴广式的“道”，由于掌握政权的强者道义丧尽，一夜之间强弱易势。比较有现实感的例子是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的姿态，由于共产党号召全面抗战，揭露了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的危害，掌握了抗日战争的“道”，延安便成了人心所向的圣地，共产党在国共两党的斗争中从此处于攻势。再如，在五六十年代，虽然东方阵营在经济和军事实力上仍不如西方，但由于西方刚刚经历了资本主义的惨败，而社会主义则是民族独立和解放事业的象征，因而东方阵营处于攻势。最富戏剧性的事件便是中国文化大革命能带动美国国内的黑人运动和反战运动的高涨，引起法国五月风暴。西方统治者忙于应付工人和学生运动的高涨，哪有什么心思对外侵略扩张呢？　　由此反观，今天美国之所以能在全球范围内说一不二，除了冷战结束后美国军事力量一极独大外，还因为美国倡导的新自由主义教条的成功泛滥，因为东方阵营的垮台导致了社会主义道义国家力量的丧失。西方卫道士们可以腆着大肚子宣称历史终结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却不敢谈社会主义优越性，有的也不相信社会主义还能再搞几年。既然早晚要走西方的道路，当美国的孙子，挨打挨骂、受辱受气也只好忍了。可以说，正是这种国际形势上的被动极大地束缚了中国的战略选择空间。　　埃及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曾经说过，“外围国家使自己摆脱中心国家政治统治的每一个严肃的行动都导向种种冲突而令人考虑社会主义前景的必要性，这并非偶然。”①同样，我们可能也得承认，落后国家走向强大的每一次真诚的努力，也指向社会主义。这正是我们调整心态，变被动为主动的基点。　　①［埃及］萨米尔·阿明着，高涅译：《不平等的发展》，第329页，商务印书馆，1990年1月。碰撞--结束语　开展公开政策辩论，增强民族凝聚力结束语　开展公开政策辩论，增强民族凝聚力　　就在动笔写结束语时，窗外传来一阵阵球迷们的欢呼声。这是7月11日清晨，中国女足的姑娘们正在绿茵场上与美国队较量。连日来，女足姑娘们越战越勇，直扑冠军宝座而去，吸引了举国上下的目光，连许多老头子、老太太都铆足了劲儿等着看最后的冠亚军争夺战。这也引起了我的深思。本来，改成俱乐部制以后，足球应该不再成为爱国热情的倾注对象，而应该成为精湛球技，为球迷提供共同话语的载体。事实也的确如此，很多球迷不再专看有中国队参加的比赛，而越来越多地热心观看英国、意大利的甲A联赛，因为欧洲球队的表演的确胜我一筹。一些崇尚原子式个人主义和竞争理念的人对此大加赞赏，认为这是中国球迷的成熟。然而，这次女足赛事如此轰动却让人大跌眼镜，因为从球技水平来看，即使是女足的世界冠军赛也不一定有中国男足甲B水平高，看女足比赛不可能是冲着球技去的，只能是冲着中国队（甭管他男女）夺冠去的。看来，爱国热情并没有像人们所料想的那样完全散失，她仍然深藏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心底，只要找到适当的倾注对象和表达方式，仍然会随着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来。　　认识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从现象层面看，腐败已成今日中华之大患，因此豆腐渣工程才会遍布神州大地。在某些地区和某些部门，腐败已经成为一种正常的生活方式和思维逻辑，有权不用才是有病，有利不图就是守旧。正是基于这种判断，许多为中国开药方的人才会一根筋地要取消公共权力，因为如果人人都是如此自私自利的话，凡是有公共权力的地方，必然就有腐败，有权力寻租。顺着这一思路，国有企业该完全私有化（或股份化），政府部门该统统撤销；最好连海关、税务都取消，最起码也得大幅度削弱关税和国内税，或者让有专业水准的外国专家来承包海关、税务；扩大内需就不能用公共工程的办法来解决，只能是降低利率。同样是基于这种判断，这些人最热烈地欢呼自由放任的市场竞争理念，而对任何以国家民族长远整体利益角度考虑和解决问题的方案嗤之以鼻。本书也会理所当然地受到这些人的攻击。　　我当然十分清楚腐败的严重性，然而，如果有人从腐败的严重性推论出“人是自私的”这样一个普遍命题的话，我就很难同意了。事实上，一个社会的腐败程度并不是单个人好坏决定的，而是由社会风气决定的。社会风气好，小偷小摸都会感到后继无人；社会风气不好，好人都得跟着坏。有人嘲讽50年代的人是伪君子，90年代的人是真小人；真比伪好，因此90年代的风气比50年代好。这话貌似有理，实际上却漏掉了两种人，就是伪小人和真君子。在90年代的风气下，即使是内心正直的人也得学着点溜须拍马的技巧，要不然什么分房、长工资、评职称都轮不上，下岗、降薪却会找上门，甚至胡同里的傻小子们都会看不起你。这种人就叫伪小人；在50年代的风气下，正直善良的人感到扬眉吐气，做好事理直气壮，这叫真君子。加上这两种人后，上述所谓90年代的风气比50年代好的判断就会显得荒谬绝伦。事实上，50年代能把坏人变成好人，而90年代却把好人变成坏人，你说哪个风气好？从哲学上讲，谈到“人的本质”，是指人所具有的共性。说“人的本质是善的”，这固然不对，因为只要有一个恶人就可以否定这个命题——恶人也是人，也具有人的共性。但说“人的本质是自私的”，这也不对，因为只要有一个无私的人，比如雷锋，就可以否定这个命题——雷锋也是人。辩证地看，每个人都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当社会风气向善时，善的一面就能充分地表现出来；当社会风气向恶时，恶的一面也能够发挥得淋漓尽致。如果非要说“人的本质”是什么的话，“人的本质”就应该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特性，是人所具有的共性，这种共性就是“理性”。理性并不意味着原子化的自私，理性意味着人可以认识到人和社会的复杂的相互关系，认识到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的相互关系，认识到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相互关系，而没有理性的动物则只能凭本能和眼前的刺激行事。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像目前这种只顾个人的、眼前的利益的腐败泛滥现象，是非理性的现象，是人们丧失对自身和社会复杂利益关系认识的表现，是人们找不到对公共利益关心方式的表现。因此，只要人们能真正认识到什么是对自己长远利益有利的事，只要人们能感到个人的行为的确与公共利益相关，腐败现象就会从根本上受到遏制。现在流行一种说法，叫利益共同体。这种说法研究了美国大企业和政府的利益机制后认为，美国大企业和政府之所以能够有错必纠，活力十足，是因为其内部形成了利益共同体，利益共同体成员的相互制约和激励保证了共同体长远利益的实现。因此，中国国企改革也要注意能够在企业决策层形成利益共同体。这种思路是有道理的。然而问题在于，仅仅是企业层次形成利益共同体，还不足以使中国企业在国内市场的国际竞争中站稳脚跟，以中国的弱势经济，必须在国家和企业两层都形成利益共同体以后才能有所作为。从根本上说，12亿中国人是个最大的利益共同体。“五·八”事件后，高校学生义愤填膺，认识到美国是中国的真正敌手，强烈地希望中国早日强大起来。但其中也有个别经济头脑发达的人“清醒”异常，他们私下说，既然美国随时会威胁中国，可见中国不安全，不知道哪一天炸弹会掉到自己脑袋上来，还是早日投奔有战略防御体系保卫的美国，去搭美国纳税人提供的安全服务便车吧。很有意思，这种观点还悄悄地出现在网络上。但是随即有海外留学的朋友予以反驳，他们说，今天中国留学生在美国有位置，这是因为美国把留学生当作中国未来的亲美政治和社会力量来培养，一旦中国已经被纳入美国的统治之下，国力衰微，国难不已，海外华人留学生的地位就会一落千丈。美国是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美国，在美华人长期以来被视作“黄祸”，被美国排华法案打人社会的最下层。这种情况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中国爆炸原子弹以后才有根本改观。可见，只要是黄皮肤的中华民族人，根本上就构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就不可能在整体利益遭到损害的情况下自谋生路。靠搭美国人的安全便车并不能解决在美华人受到白人种族主义暴行袭击的问题，中国人的利益只能靠自己来争得。　　因此，真正的问题是民族利益共同体的意识的丧失。邓小平同志曾经说：“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对于艰苦创业，对于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将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种教育都很少，这是我们很大的失误。”①这是非常痛切的。然而话音甫落，90年代的报刊杂志和广播电视就启动了更大规模的娱乐化、刺激化、暴力化和性化的浪潮，其程度直追港澳媒体，让每一个人都只会在眼前的、个人的、感官的圈子里打转转，变成纯粹的经济动物——就像猪一样，平时欢快地在槽里觅食，相互厮磨、性交，满地里撒欢地跑，对主人感恩戴德，然后被拖上屠宰场，临进场前明白过来怎么回事了，就嗷嗷地叫一通。其他猪听到了，心惊胆战一回，第二天又继续“享受生活”。　　①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06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　　但是，怎样才能形成民族利益共同体的认识呢？是不是靠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就可以做到呢？光凭这一点，确实是不够的。而且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首先对“教育执行者”有很高的要求，万一“教育执行者”的理论水平不够，谁来承担误导的责任？如果没有人负责，又怎么确保“教育执行者”不会利用教育的权利误导众人以满足一己之私利？这就需要在全社会重新强调“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重要性，按通常的说法，就是加强舆论监督，也即近年来学术界常说的“开展公众政策辩论”。从我国的社会结构来看，政党也好，社会团体也好，国家也好，都是人格上相互平等的主体，从国家的长远利益出发，在涉及公众利益的政策上相互批评，相互驳洁，以达成对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负责的共识是有百益而无一害的。这是个相互教育、相互学习、相互提高的过程，它能帮助人们发现自己所发现不了的错误，能激发起人们对公众事务的关心，能让人们懂得自身利益与公众利益的复杂关系，也能使执行公共政策的官员们懂得政策的复杂性和严肃性，不至于以权谋私、朝今夕改。有了公共政策辩论，公众对官员执行政策的监督水平就能得到提高，真正的民族精英人才可以为公众所了解，公众可以通过辨识、选择民族精英人才来更好地行使民主权利，更重要的是，整个民族的理论思维和认识处理问题的能力都能得到训练和提高，不至于走极端。　　在这方面，美国的确有值得学习的地方。一般人以为，美国的民主制度就是三权分立，总统直选，言论自由。因此，过去人们常常把民主制度混同于私有制，认为这是削弱无产阶级专政、破坏民主集中制的祸根，批判时忽略了对它积极方面的学习吸收；而“自由派”们则天真的认为只要有了这三件宝贝，中国就能像美国那样走上发达富强的道路，犯了严重的“美式民主”幼稚病。固然，美国的民主制度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从本质上讲是专政的一种形式，在总体上是我们应该批判的对象；但是在维护国家利益，开展公众政策辩论方面却的确有可资借鉴的地方。美国的《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今日美国报》等经常是公共政策辩论的场所，有的报纸甚至不再写社论，直接让各种声音出现在辩论中，以此来扩大报纸的发行量和社会影响。关心自身利益的美国各阶层的人士都力图在辩论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其综合的结果恰恰是使美国长远利益最大化。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每年的支出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37％左右，这是一笔庞大的公共资源，也就意味着庞大的公共权力。但是由于每一笔支出的审批都经过一定程度的公共政策辩论，各级政府官员责任感就比较强，即使那些一心想捞一把的人也不得不小心翼翼，从而总体上保证了公共权力不被滥用、私用——国防开支例外。（当然美国媒体也有专制的一面，例如在对外报道上，特别是在对共产党国家的报道上，常常服从于美国社会的反共歇斯底里情绪，很少有客观公正的报道。冷战结束后，经常享受此殊荣的就有中国。根据《时代周刊》与有线电视新闻网所作的最新民意调查，46％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是美国的最大威胁，比例高于伊拉克的34％，俄罗斯的24％。可见美国媒体报道的偏见之深。）　　与此相反的则是苏联。撇开其他问题不谈，仅就决策形成过程而言，苏联的政治制度的确可以说是独裁的。在这种政治制度下，不是最有思想的人能够在苏联政治阶梯中步步上升，而是最能领会和贯彻上级意图的人得到重用。因此，这就造成了苏联高级官员对国际和国内错综复杂的现象在思想认识和把握能力上的严重倒退。他们在作下级时不需要考虑这些复杂问题，到成了最高领导时却享有了把任何胡思乱想都付诸实施的无限权力，这样，一不小心就会葬送整个国家的利益。苏联解体后，戈尔巴乔夫曾对外界说，我一生的大事完成了，我感到安宁。他这样说实际上是想向西方独揽解体苏联的功劳，表明戈某人的深谋远虑。国内许多人也不假思索地引用，因为这可以说明苏联是被叛徒出卖的，与苏联体制无关。但是，仔细了解戈尔巴乔夫的生平和思想轨迹的人却发现，戈尔巴乔夫既没有这么高的智商，也没有这么大的胆量，来制订和实施一个解体苏联的秘密计划，他更像是一个无知的顽童闯进了苏联的最高控制室，碰巧触动了苏联社会自我爆炸的核按钮。　　更严重的问题是，在缺乏公共政策辩论的政治制度下，每一个干部都不需要对公众负责，而只需要对上级负责。无论是企业领导，还是地方行政官员，无论是高级干部，还是下级办事员，无一例外。这就造成了所谓国有企业“人人所有、人人皆无”的所有者缺位现象。人们常常遵循小私有的逻辑认为，解决所有者缺位问题的唯一办法是把国有资产量化到个人，补上所有者，实行全面私有化。这固然是一个办法，但是在国际竞争如此激烈的情况下，这个办法实际上对全体小私有者都不利，俄罗斯就是个现成的例子。因此，从全体小私有者的长远利益出发，只能走另一条道路，就是用公共政策辩论来共同行使所有者的权利，对企业领导人实行民主监督。现在，中国各地都有一些这样的企业，在缺乏民主监督的情况下，企业领导人长期损公肥私、化公为私，使企业面临破产倒闭的困境；后来，职工民主选举厂长，公开辩论厂务，群策群力，团结一心，企业又起死回升了。完全可以设想，如果每一个企业、每一级政府、每一个政府部门的每一个重要决策都能经过利益相关者的公共政策辩论的话，腐败现象一定会受到极大的限制，而利益相关者的工作积极性也能得到极大的提高，政治录用渠道上流动的就可能是德、能、勤、绩俱佳的优秀人才。可见，开展公共政策辩论与共产党的为人民服务宗旨是相当一致的。　　从这里，我体会到，社会主义是与民主须臾不可分离的。没有民主，全民所有制就会成为部门所有制、地方所有制、企业所有制、车间所有制，甚至是局长所有制、处长所有制、办事员所有制，效率低下，活力不足就会成为常态；有了民主，公有制就可能将大规模生产的协作性与个人的积极性有效地结合起来，就能取得全局最优和局部最优的统一。从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的确需要改革，需要深刻地改革，领导者要摒弃“一朝权在手，便把今来行”的权力意识，被领导者要摒弃“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权力意识”。而要做到这一点，不仅需要公民主人翁意识的增强，参政议政水平的提高，更需要建立相应的社会主义法制，保障公民依法行使民主权利。民主不应只是体现在选票上，更应该体现在对与自身利益相关事务的充分辩论的权利上，这样才能有切实的做主感，人们也才能够享受到民主的好处，从而进一步增强民主意识。　　可喜的是，中国人的民主意识的确在一年年地增长。1998年以来，关于各种各样知情权的报道多了起来，病人有了解病情和医疗过程的知情权，市民有了解自来水、煤气、暖气成本构成的知情权，乘客有了解出租车定价的知情权，企业在强调厂务公开，农村在强调村务公开，这些都是中国迈向民主化道路的脚步。虽然这些脚步有深有浅，但毕竞已经迈出去了。存在的问题是，民主不仅意味着和风细雨，也意味着激烈的利益斗争，如果没有相应的法制保障，利益斗争中的弱势者就很难获胜。就像钱塘江大堤工程的举报人那样，以如此高度的责任心和勇气，搭上身家性命去履行民主权力，捍卫钱塘江两岸公民的生命安全，却遭到无穷的威胁和折磨。　　实际上，我们需要针对不同层次言论的需要设计出相应的更为通畅的途径，让各方面意见能及时交流。这样，当最终达成相对一致意见时，无论是自觉一致还是民主表决的一致，所有的人都会深深受益，学会复杂地思考问题，懂得我们所处的国际环境和国内形势，增强执行政策的自觉性。同样，就地方性或行业性或企业性公共政策进行辩论的，也应该在相应的报刊杂志上开辟场所。中国人别的没有，智慧还是有的。我想，这才是相信党、相信人民的基本态度。当然，由于客观上人们的民主愿望比水平高，出现一定程度的失控也是有可能的，这就需要及时调整法律法规，以保障民主权利的正常行使。此外，也可以选择从一些较低层次的公共政策开始辩论，以便人们逐渐习惯参与各级事务的讨论。　　令人欣慰的是，这样的公共政策辩论已经开展。1998年初以来关于中国电信如何打破垄断，以及收费是否合理的辩论就是很好的一例。这一场辩论开始只是在非公开媒体上进行，后来逐渐有限度地渗透到大众媒体上来，形成了一轮又一轮高潮，激发了人们对中国电信体制以及一些基本观念的讨论，相信热心参与的作者和读者都已经从中受益。多多少少在这场辩论的推动下，中国电信加快了改革步伐，调整了资费结构。当然，这场辩论还是有待深入，而且电信部门究竟如何看待和吸纳辩论各方的意见也有待进一步透明化。但是，这毕竟开创了公共政策辩论的先河。　　更加令人欣慰的是，“五·八”事件以来，在外交政策上的辩论一度十分热烈。从这些辩论中可以看到，中国的人心还没有到完全散尽的地步，甚至可以说大多数有一定理论水平和文化修养的公众都仍然深深地关心着祖国的前途和命运。与民间的热烈辩论相呼应，5月13日，江泽民同志在欢迎中国驻南回国人员大会上讲话时指出：“不断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这是社会主义中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保证”。此后，江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又多次强调“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性。我想，这应该是21世纪中国的希望所在。碰撞--后记后记　　本书是应朋友之约而写作的，却也是我多年来思考现实问题的一个小结。7月中旬完稿后，我就发给一些朋友。大多数人给予了热情洋溢的评价，也有人为我捏一把汗，怕这种鲜明辛辣的文风容易引起学术界某些人的敌意和围剿。但我个人觉得，批评和反批评的繁荣应该是学术繁荣的基本标志，也是社会言论自由程度的衡量尺度。只要是建立在充分说理基础上，越是激烈的争论越能激发人的思想活力，使人们的认识达致新的境界。因此，我愿意冒着被革除“学籍”的风险，按自己的个性来写作。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特别感谢胡代光教授，他不惜屈尊为一个年轻后生的草莽之作写序，对此，我将三生不忘。本书还得到了出版界朋友的鼎力相助。没有他们，本书也许就只能在网上流传。　　在下诚意恭请读者诸公不吝赐教，无论批评还是指正都将无任欢迎！　　　　　　　　　　　　　　　　　　　　　　　韩德强　　　　　　　　　　　　　　　　　　　　　　1999年11月21日　　　　　　　　　　　　　　　　（北京85信箱958分箱，100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