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值得重视的是，舒马赫先生对第三世界的情况十分了解，并且提出了发展“中间技术”的解决思路。舒马赫的论述简直就像是为今天的中国准备的：　　几乎所有的所谓发展中国家都有一个现代经济部门，那里的生活方式和劳动方式与发达国家近似，但是它们还有一个占人口绝大多数的非现代部门，那里的生活方式和劳动方式不仅极其不能令人满意，而且处在迅速衰退的过程中。　　①E·F·舒马赫：《小的是美好的》，第16～17页，商务印书馆，1984年5月　　我在这里专门谈论帮助那些非现代部门人民的问题。这并不意味着主张现代部门的建设性工作要中断。毫无疑问，它无论如何是要继续下去的。但这意味着我确信：除非那些生活极端贫穷和绝望的大多数人能健康地成长，或至少获得相当安定的条件，否则现代部门的一切成就就可能成为泡影。　　在大部分所谓发展中国家里，穷人的典型状况是什么？他们的工作机会受到很大的限制，以至不能摆脱苦难。他们是半失业者或者全失业者，而且当他们找到临时工作时，他们的生产率也是十分低的。其中有些人有土地，但往往微乎其微。许多人没有土地，也没有任何希望得到土地。他们半失业或者全失业，于是流浪到大城市里。但是，在大城市里也没有工作给他们做，当然也没有住房。可是他们照样成群结队地拥入大城市，因为在城市找到工作的机会似乎要比在农村大些，在农村找到工作的机会等于零。　　农村地区公开的与隐蔽的失业，往往被认为是完全由于人口的增长。无疑，这是一个重要的起作用的因素。但是，持这种观点的人还必须解释为什么更多的人不能做更多的工作。据说，他们之所以不能工作是白于缺少“资金”。可是，什么是“资金”？它是人类劳动的产物。资金的缺乏能够解释生产率水平低，却不能解释工作机会缺乏。　　无论如何，事实上大批的人没有工作或者只是间断地工作，因而他们是贫穷的不能自立的，而且绝望得背井离乡到大城市里寻找某种出路。农村的失业造成农村人口大量流向城市，并使城市的发展到了一种连富有社会的资源也完全为之耗尽的速度。农村失业变成城市失业。　　因此，问题可以这样十分简单地提出：在仍然占总人口80％～90％（大多数情况如此）的农村和小城镇里，能够做些什么使大城市以外的经济生活健全起来呢？只有发展力量主要集中在最容易建立新企业、配备管理人员并找到保持企业运行的财源与市场的大城市里，来自这些企业的竞争就会进一步瓦解与破坏全国其它地方的非农业生产，就会在大城市以外引起更多的失业，就会进一步加速穷人向不能吸收他们的市区流动。“互相毒化的过程”是止不住的。　　因此，至少有一部分重要的发展力量应当越过大城市而直接开始在衣村和小城镇地区建立“农业—工业结构”。在这方面，必须强调首先需要的是工作场所，简直是几百万个工作场所。当然，没有人会认为个人产量是不重要的，但是主要考虑的不能是最大限度提高个人产量；而必须是最大限度为失业者与半失业者提供工作机会。　　十分清楚，发达国家里已经兴起的现代工业不可能完成这项任务。现代工业是在资金充裕、劳力短缺的社会里兴起的，因而不可能适合资金短缺、劳力充足的社会。　　真正的任务可以概括为四点要求：　　第一，必须在人们现在居住的地区，而主要不是在他们想要移民的大城市地区，建立工作场所；　　第二，一般说来，这些工作场所建立成本必须低廉，以便大批建立而无需高不可达的投资额与进口；　　第三，采用的生产方法必须比较简单，以尽量减少生产过程本身乃至组织工作中的原料供应、财务、销售等方面对高度熟练技术的要求；　　第四，生产应当主要是就地取材，而且主要是供当地使用。　　这四点要求，只有采取“地区”发展方法，其次是有意识地致力于发展与应用所谓“中间技术”才能满足。①　　①E·F·舒马赫：《小的是美好的》，第115～118页，商务印书馆，1984年5月。　　由此可见，资源节约型与就业优先型两者原来是如此相辅相成，温铁军先生把两者放在一起谈也是有道理的。集中力量扶植战略产业　　就业优先和节约资源是中国在21世纪的两个基本立足点，有了这两条，中国在国际竞争中就有了稳固的根据地。但是仅有根据地，仅守住根据地，这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我们埋头自身建设，满足于国泰民安，丰衣足食，可持续发展，而不顾及四周虎踞龙盘的险恶形势，不主动参与国际竞争，那么的确可以被称为是“闭关自守”。问题在于如何参与。是赤膊上阵呢？还是穿盔戴甲？是虚声恫吓呢？还是实力较量？是以强击弱呢？还是以弱迎强？竞争如同战争，进攻与防守缺一不可。因此，21世纪中国国际竞争战略中必然还应该有带进攻性的部分。这就是集中力量扶植战略产业。关于发展战略产业，王小强先生的《产业重组，时不我待》已经对此作了精辟的论述。我在这里只需择要介绍即可。　　第一，关于战略产业的界定。王先生认为，除了“枪杆子”——军事工业，和“笔杆子”——文化产业之外，战略产业应该是那些关系到综合国力的提高，关系到我国今后在世界政治和经济竞争中的国家安全和战略行动能力的产业。究竟哪些产业应该被列为战略产业，是不是通常所谓的“战略产业”如军工、石油、钢铁、重化工、造船、汽车等产业都应该是战略产业，这还有待放到开放环境中深入具体地研究。在最近的一篇《航空工业何去何从》的文章中，王先生又对战略产业作了生动的解释：　　商品经济，各种物件都是商品交换，讲究的是经济效益。媒体上时常可以看到不少“有钱能使鬼推磨”的例证：有钱可以买美女，可以腐蚀干部等等。根据这个道理，只要有了足够的钱，就可以买飞机。中国民航的波音、空中客车不全是买来的吗？一步到位现代化，何必费尽心机自己从头来过呢？问题是到了一定的层面，“鬼”就不讲经济效益了。买波音、买空中客车不仅可以，而且多多益善；买得越多，你自己的大飞机就越造不出来。但是，要买美国F-16、英国“鹞式”或者法国“幻影”战机，就给多少钱都不卖了，一架也不卖；而且淘汰了，砸成碎铜烂铁也不卖；而且要弄出“考克斯报告”的轩然大波，慎防有人零打碎敲地偷着买；而且是只卖台湾，不卖大陆。图的是“国家安全”——打你的时候，希望能像轰炸南斯拉夫一般如入无人之境。要不，怎么理解有钱不赚的市场经济呢？所以，在挨打不挨打这个层面上，“有钱能使鬼推磨”的哲学是不灵光的。　　什么是“战略产业”？有钱买不来和不是简单以赚钱为目的的产业，才是战略产业。所以，个体户开饭馆的哲学是钱多多干，钱少少干，没钱不干——干别的赚钱的买卖去了；讲究的是经济效益。战略产业的发展原则是“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赢利是进一步发展的手段，不是目的。70年代初，为了打破美国大客机的垄断，英国、德国、法国、西班牙一国没有条件，四国联合起来创造条件也要上，经过25年不盈利的艰苦奋斗，形成今天可以与波音一搏的实力，是“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最好案例。①　　①空中客车1970年建立，开始是德、法两国组成；1971年西班牙加入，1979年英国加入。当时四国的航空工业企业都是国有企业。法国现在还是国有企业；英国宇航虽然“私有化”了，75％是军工生产，政府始终保持“金股”。　　第二，如何扶植战略产业。王先生力倡，要实现产业重组。他指出，世界趋势是企业的公司化、大型化、国际化。自80年代后半期以来，兼并几乎成为美国企业的主要成长方式。1988年美国企业兼并2752起，交易金额高达2638亿美元。进入90年代后，美国企业兼并更是一浪高过一浪，包括五角大楼迫使麦道被波音兼并，以与欧洲空中客车竞争。就连以兼并困难著称的日本，近年来，迫于国际竞争压力和抢占东亚市场的需要，也在推动各行各业大企业的兼并，此起彼伏，惊心动魄。　　中国产业的根本问题不在于重新走一个从小到大的成长过程。从总量上看，我国的钢铁、煤炭、石油、化工、建材、彩电等产业均可与各发达国家匹敌，但是我国任何一家单独企业的规模都不足以与跨国公司抗衡。在以往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工业部门既是政府部门，也是大托拉斯，割断这种技术联系，分散的单位往往不能成为独立生存的企业，自负盈亏。从经济激励上讲，鼓励自负盈亏有利于调动各层的积极性；但从技术联系上讲，又需要加强各企业之间的分工合作，如共同承担高昂的研究与发展费用等，协凋对跨国公司的行动等。怎么办呢？就应当使企业经营机制的转变与产业重组相结合。　　问题的紧迫性和严重性在于，一方面，国内同行企业的重组遇到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的老大难问题，另一方面却是跨国公司插手甚至领导中国企业的重组，使中国企业服从跨国公司国际分工的需要。形象地说，从以计划为纽带的企业集团，向以产权为纽带的企业集团的转轨，就像是从“包办婚姻”到“重组家庭”，中间有个“自由恋爱”阶段。“如果在‘自由恋爱’阶段插进一批有钱有势的大鼻子，‘恋爱’的结果就不得而知了。我国报刊上关于‘好女先嫁’——当然是先嫁外国人——的讨论，说明问题的严重。”①　　①王小强：《产业重组，时不我待》，第1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　　第三，怎样实现产业重组。王先生认为，应该利用国有企业“产权不明晰”的优势，以政府的直接参与，促成特大企业的形成。他说：　　从民族大义出发，需要运用强有力的行政手段。在市场机制为主导的改革过程中，我们应该面对的现实是，世界著名的大型跨国公司，都不是靠约科书上说的市场机制成长起来的，都离不开政府的组织、干预、扶持和保护。譬如，美国在成为超级大国之前，关税保护一直远远高于欧洲各国。以李斯特保护理论为基础的卡特尔，形成政府支持的寡头垄断，是大企业成长和整合的温床。许多著名的跨国公司，如德国的Bayerr、巴斯夫、Hoechst，英国的ICI、美国的杜邦、瑞典的Basle AG（由Ciba、Geigy和Sandoz合并组成）等等，都直接是卡特尔的产物。日本的财团（从Zaibatsu到Keiretsu），韩国的企业集团（Chaebol），众所周知，更是政府组织、扶持乃至直接指挥的产物。在现代企业大型化、跨国化的浪潮中，政府的作用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在加强。从各国政府对我国产品的“反倾销”制裁，跨国公司们纷纷携带巨额软贷款来华推销产品，我们都能直接感受到。……　　直到90年代，西欧各国政府对制造业按平均每个职工计算的补贴，远远大于我国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支持。譬如，1990～1994年，在意大利，平均每一个在制造业就业的职工得到政府3000美元补贴。由此可见，大企业的成长，不是放任自流的市场机制的自然产物。中国现存“企业”之间的产业重组，是中央政府理直气壮的特殊任务。　　强调政府行政手段的作用，不意味着简单地恢复传统的计划体制。传统的计划体制，建立之初，包含了生产单位之间的技术联系。可是，随着技术和经济的动态发展，企业生存需要的越来越丰富的技术和经济联系，被部门和地区的行政条块所分割。从产品链条上说，譬如，杜邦可以从石油、炼油一直搞到化纤、塑料和医药。可是，我们的石油归石油部，炼油归中石化，化纤归纺织部，塑料归化工部，医药归轻工部和医药管理局……再加上地方行政部门的切割，完整的生产体系只好化整为零。从经济链条上说，通用电力、西门子发电设备销售成功的重要保证，是雄厚而灵活的金融安排。日本企业的海外扩张，打的更是一场金融（银行）、商业（综合商社）、房地产和制造业、“海、陆、空”多兵种混成协同行动的立体战争。中国企业制度的现代化，在考虑企业经营机制转变的同时，需要重点研究的是现有“企业”跨产品、跨地区、跨行业的产业整合。在我国目前的体制条件下，与大型化、跨国化的现代企业制度接轨，要做无比繁重的重组工作。在开放的环境中，重大战略产业的重新组合，时不我待。①　　①王小强：《产业重组，时不我待》，第35～38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　　这就把话说得很清楚了。中国需要有自己的战略产业，更需要以政府的力量扶植战略产业，使中国“大而弱”的产业模式重组为“大而强”的产业模式，以便捏成拳头，从而以国内市场为根据地，去赢得国际竞争的胜利。有兴趣的读者不妨读一读《产业重组，时不我待》全书，相信其中丰富的资料和透彻的说理会让人有所收获的。　　这里我想对国防工业问题稍作补充。无论怎样分类，国防工业恐怕都是战略产业。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的国防工业将仍属于防御型国防工业，但其中也隐含着进攻性，那就是一方面削弱敌国的侵略意愿，另一方面利用国防工业提高科技水平，增强民用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在这方面，美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二战”以后，美国在一般工业上（如汽车、半导体等）渐渐失去竞争优势，但在国防工业和高附加价值工业上则仍然保持绝对领先地位，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波音公司。今天美国之所以能够在世界上耀武扬威，并不是美国的经济有多强大，而是美国的军事工业十分强大。事实上，以军事工业为核心的高技术工业群，如民用飞机、商用卫星以及卫星发射业、核电业、造船业以及通讯和计算机产业等，已经成为美国经济优势所在，其高额垄断利润是美国近年来所谓“新经济”的主要依托。截至1992年，全国约有1/3的企业在不同程度上与军火生产有关；军工生产占全部工业生产的比重已高达20％。在全部工程师和科学家中，有40％是在从事与军事有关的研究。军事工业雇佣的工人占美国制造业雇佣工人总数的1/5。①不仅如此，军事工业本身也已经从花钱的工业变为赚钱的工业。在美国国务院、五角大楼和军火商的通力合作下，美国已经接近垄断世界军火市场的地位，把俄罗斯挤出军火市场不说，连欧盟也叫苦不迭。更有甚者，为了增加军火利润，不让庞大的军事工业设备闲置，美国的军事工业综合体不放过任何一次挑起战争的机会，只要战争一起，这个军事工业综合体就兴旺发达，这反过来又将刺激其追求更大的高额利润的胃口。可以说，这个军事工业综合体已经成了美国霸权主义的祸根。我们当然不是要学习美国的霸权。但是，它的确告诉我们发展国防工业所带来的连带效应。事实上，国防工业是补贴高技术产业成长的秘密通道，也是减轻企业创新风险的主要机制。支持国防工业的发展不仅可以增强军力国威，还可以增加我们在WTO问题上的回旋余地。　　①阮宗泽：《美国军事战略调整的新动向》，《国际问题研究》1992年第3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始了大规模的军转民。但是，当美国B-2飞机轰炸了中国大使馆以后，国人吃惊地发现，中国军工生产和科研水平都出现了严重萎缩。技术人才大面积流失，80年代以后毕业的大学生又纷纷逃离国企，逃离军工，甚至高级技师也无人接班、断了香火。许多军工企业的军事生产线长期尘封，一年也许只是象征性地生产一二发子弹、炮弹。在此次北约侵南战争中，美国的空中力量发挥着主要作用，因此中国航空工业也突然间备受各界关注起来。但是，目前航空工业却处境艰难。1979年时，非航空产品只占航空工业总销售额的7.5％，而到1997年，航空产品的销售额却下降到了不足1/5。从产值上说，现在的航空工业总公司已经成为一家生产从摩托车、汽车、大客车到烟草机械、医疗器械、洗衣机、电冰箱的超级杂货生产车间。歼击机的生产数量比80年代初下降了一半还多，是70年代中期的1/6。比生产军机数量下降更严重的问题是技术力量的萎缩和流失。如果航空工业军转民是从军机转民机的话，即使现在战斗机生产得少一些，也不会导致技术力量的流失，可惜的是没有出现这种转机。改革开放后，民航事业大发展，本来为中国航空工业军转民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腾飞机会，但是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包括纯粹人为的原因，这个机会没有抓住。1985年，中国第一种自行研制的喷气式100座客机“运十”胎死腹中，在多次试飞成功后，却被莫名其妙地进了博物馆。加上国人崇洋心切，波音、麦道等公司攻势凌厉，庞大的民航客机市场终于拱手让人。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不仅没有正视从80年代以来军事工业在内追（军转民）外压（民用产品受国际竞争的打压）的情况下日渐萎缩的现实，反而把军工能力削弱的原因归咎于缺乏竞争。最近五个军工行业分别一分为二，每个行业都有一个A集团，一个B集团，希望在A、B两个集团的竞争中发展军事工业。就在国际上军工集团不断合并的大背景下，中国的军工集团却不但不走产业重组道路，反而越拆越小！　　看一看欧洲是怎样和美国竞争的吧！1970年以前，欧洲各国各有各的大型民机公司，甚至一国有几家、十几家。但是在大洋彼岸波音的竞争下，欧洲各国民机公司均因市场狭小而告亏损，纷纷败下阵来。在这种情况下，法德两国有远见的航空界人士不甘将巨型飞机的巨额垄断利润连同技术和军事优势统统交给美国，谋划集结全欧洲的航空技术和财力，搞欧洲的大型民航客机。1970年法德两家成立空中客车公司，开始了漫长的向波音挑战的旅程，1971年西班牙加入，1979年英国加入。在此后长达25年的时间里，尽管四国政府不断给予财政补贴，空中客车公司工程技术人员全力以赴，新型飞机一架接一架上天，但在波音公司竞争性定价策略的打压下，公司仍一直亏损。直到1300多架空客交付使用后，波音公司才被迫承认空中客车公司的存在，不再继续使用低价倾销策略逼迫空客退出竞争。因为那时波音公司的账单上首次出现了亏损，它不得不意识到有欧洲各国政府力量支持的空中客车公司是不可战胜的。于是，两家公司握手言和，共同提高飞机价格，共同垄断市场。　　看来，我们不但要向美国学习保护主义，还得向欧洲学习团结一致。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那些死抱着竞争理念不放的斯密信徒们才能睁开眼睛看一看这个世界的现实。为科技和教育事业重新注入灵魂　　如果说就业优先和资源节约是“未谋进，先谋退”，而发展战略产业是进攻性的部分的话，那么教育和科技就是“进可攻，退可守”的关键环节。因为无论是攻还是守，如果没有出色的科技力量作后盾，都是一句空话。而要造就一支能立足中国的科技精英队伍，以及一大批能在中国土地上研制和普及“资源节约型技术”或“中间技术”的人才，又非优秀的教育不行。　　谈到发展中国的科学技术，特别是在战略产业的关键技术上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有3个问题要回答：第一是能不能发展，第二是发展什么，第三是怎么发展。　　关于第一个问题，有两种截然不同却相互关联的回答。一种是乐观论，认为中国科学技术本来就发展得很好，不存在能不能发展的问题。我们今天有了移动电话、互联网，出门坐波音、空客和高速列车，用每小时一百多公里的速度在高速公路上开国产的小汽车，程控交换机也已经可以出口，联想计算机更是打败了所有外国名牌成为国人的骄傲。我们今天拥有两院院士，数百所重点大学，数以十万计的博导、教授、高工和各行各业的专家，我们也已经能做到“一箭三星”，已经有实力研制航空母舰。因此，不必为中国的科学技术的发展担忧，该干什么干什么，有人会操心的。这种论调虽然肤浅，但常常出现在各部门和地方政府的业绩报告中，出现在给中小学生作的报告中，出现在新闻媒体的浅层报道中，因此也不可小瞧其影响。例如，有人常举联想公司作为民族高科技产业的成功典范，说明中国的科学技术并非一无是处，就是这种乐观论的体现。这真是让人不知从何说起。其实，虽然联想销售的是不折不扣的计算机，属于高科技产业，但是只有那些在高科技产业中掌握了核心技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才是高赢利的。如果只是为该产业提供配套服务，如生产机箱、电源等，或者甚至只是把别人的东西组装起来，该企业很可能是低利润的，也是与高技术无缘的。联想公司的总经理柳传志自己就承认，联想公司无非是INTEL、MICROSOFT等大公司的中国组装销售处，技术含量并不高。尽管年销售额高达100多亿元，但其销售利润率则不到2％，甚至比普通一家超级市场的销售利润率都低。怪不得比尔·盖茨带着“维纳斯计划”来到深圳后，联想公司赶着跑去捧场，因为又有一样过硬的东西可以销售了。　　另一种则是悲观论，认为中国与发达国家在科学技术上的差距实在太大，根本不可能赶上。在开放程度很大的市场上，与其费很大的代价去赶超，不如承认发达国家的技术优势，别赶了，直接买别人的产品就可以了。这些年来我们不是什么样的高技术产品都有了吗？冰箱、彩电、高保真音响、微波炉、模糊控制洗衣机、高性能轿车、计算机、复印机、传真机、移动电话，哪一样是我们拥有核心自主知识产权的呢？我们不也好好的吗？要是都靠自主研制开发，不知道要等到何年何月呢？更何况，你有赶超战略，他有雁形战略。一旦发达国家利用技术领先优势堵塞赶超技术的市场发展机会，那么我们就更惨了；既投入了大量的研究经费和人力、物力，又不能形成市场化生产，产生不了利润，回收不了投资，不能形成良性循环，最后还得低头认输，岂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在考虑科技出路时，与这两种观点相对应的，则是技术“速胜论”和技术“投降论”。前者根本是井底之谈，不值一驳，但是它使人丧失紧迫感；后者倒是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但却又丧失了信心。更值得注意的是，那些“速胜论”者一遇到“投降论”者的反驳，马上就六神无主，认同“投降论”；而“投降论”者为了顺利地推行投降政策，也需要以“速胜论”作掩护。在摧毁我国科技力量上，两者的作用可谓异曲同工。　　我们的回答是“持久战”。中国能不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科技产业？能。但是需要在科技力量激励机制上有一个深刻的转变，需要有一段相对较长的时间，也许是10年、20年，甚至更长一些。我一直深信，中国人是世界上智力最优秀的民族或民族之一。这既是因为中国在五千年前就有了老子、庄子、孔子这样远非苏格拉底、柏拉图可以企及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他们光辉的辩证思维浸染了整个中华文明，使中国人变得格外聪明智慧；也是因为这100多年来一大批中国人在掌握和运用牛顿、爱因斯坦的科学理论上的出色成就。近些年来，中国学生在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物理竞赛中经常名列前茅，甚至包揽奖项，更是中国人智力出众的佐证。其次，我们曾经在新中国建立以后的短短30多年时间里，相继爆炸了原子弹、氢弹，发射了人造卫星，建立起了独立的核工业、航天工业、航空工业、船舶工业；在生物技术上，我们早在1965年就人工合成了胰岛素，在70年代大规模改良了水稻品种，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这些成就是在发达国家实行严格技术封锁条件下搞成的，而且中间还有多次政治运动的干扰。这足以说明，如果有一个适当的体制和政策环境，中国的科技创新潜力是非常巨大的。最近国人纷纷以通讯产业新崛起的巨龙、大唐、中兴、华为四大公司为自豪。然而有意思的是，第一台万门程控交换机的设计师邬江兴竟然是一位没有大学文凭的解放军军官。邬江兴虽然是在改革开放年代成长起来的，但是激励邬江兴没日没夜刻苦钻研的并不是市场逻辑，而恰恰是军队里老式的爱国主义情怀加上对科学技术的浓厚兴趣。他的成长道路与其说体现了今天文凭社会的成就，不如说体现了老式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边学边干的力量，体现了专家与群众相结合的技术创新路子的力量。从邬江兴身上，我们是不是可以感受到一种市场逻辑所不能解释的神奇力量呢？是不是可以感受到发展自主知识产权的巨大潜力呢？我以为是可以的。　　如果“能不能发展”的问题得到解决，那么接下来的就是“发展什么”。科学技术其实也是有方向性的，这一点舒马赫先生已经作了很好的论述。我们认为，中国的科学技术应该服务于“进可攻、退可守”的国际竞争战略，一方面要面向战略产业的发展，在高精尖技术上不断突破；另一方面要面向就业优先和资源节约，研制出更多的“中间技术”、“节能技术”和“清洁技术”，并且有一个使技术得以低成本推广的机制——不能照搬西方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①——让技术真正服务于生产，服务于大众，同时兼顾研制者或研制群体的个人权益。例如在中国汽车市场上，相对于轿车来说，低档的农用车就是“中间技术”。农用车虽然在各种技术指标上都明显不如轿车，但是买得起、用得起，很受农民欢迎。我们欣喜地看到，农用车无论在外观上还是性能上都越来越好，但价格却并没有随之上涨。农用车行业的集中度不高，这既缩短了产销距离，又解决了许多人的就业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带有互助合作性质。更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跨国公司根本就不把农用车放在眼里，反而给农用车企业的发展留出了充足的空间。　　①事实上，西方也在反省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合理性。最近，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Eben　Moglen发表了题为“自由软件和知识产权之死”的文章，就对知识产权的内在矛盾进行了批评。见http：//old.law.columbia.edu/my-pubs/anarehism.himl.　　第三就是怎样发展。在这个问题上，十几年来的思路一直是鼓励竞争，倡导以个人利益作为核心动力构造新的科研体制，从而推动科技创新。但是这个思路看来已经走到了尽头。根本的问题是无论中国政府还是中国企业都缺乏足够的经济实力来支撑这一思路。简单地说，在美国的大学或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年薪可以高达7万～8万美元甚至更多。那么中国的研究机构能否支付哪怕1/10水平的薪水呢？如果不能的话，合乎情理的结果便是最出色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在个人利益的驱动下到美国工作，留下美国看不上的人在国内混饭吃。同样，通用汽车公司、IMB公司、MICROSOFT公司、杜邦公司们都可以用很高的薪水把中国冒出来的一流人才吸引到它们的实验室工作。这些公司之所以支付得起如此高昂的薪水，因为它们高科技产品在全世界行销，有无限庞大的市场和利润作后盾。而中国同类公司却只能龟缩在本国市场，甚至在国内市场上也遭到跨国公司的挤压，越挤压利润越低，利润越低就越没有能力支付高薪水，最终被淘汰出市场。这就是企业竞争中的人才选择机制，也是促使企业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核心环节。　　事实正是如此，十几年来大批智力精英流向欧美，客观上进一步增强了跨国公司的科技优势，削弱了中国科技创新的能力。在这方面，北京、上海、天津、武汉等地的名牌高校和科研机构感受最深。许多本科生一上大学就开始准备TOFEL、GRE，万一本科阶段考不上，毕业以后继续努力，有的甚至放弃上研和工作机会一门心思上“托班”、“寄班”。中科院的各大院所也一样，导师纷纷抱怨学生心思不在研究课题上。事实上，首选出国、其次外企几乎已经成为“有抱负”学生的思维定势。《大学生》杂志曾发表文章说，高校新一代学生的留学心态已经由80年代前期的学成报国，转变为以留学为人生“寄托”。学生如此，教师和资深研究人员也一样。越是在本学科出名的学者，收到的访问邀请也就越多，很多就顺水推舟定居美国。二流的研究人员则没有那么好的机会，但是作为跨国公司在中国的销售和技术服务人员还是够格的。这样发展的结果是，科研队伍老化的老化，流失的流失，活力尽损。虽然表面上教授、研究员的数量迅猛增长，学术杂志也依然一期一期地照出不误，但大都缺乏真才实学，既无创见，也少实际内容，多是东拼西凑的浆糊作品，据此评出的则是福利教授、住房研究员——更何况评职称本身就是一门重要的关系学。　　还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思路不仅导致了精英人才的大面积流失，而且也使少数留下的精英人才难以发挥其才华。倒退100年，像爱迪生、爱因斯坦那样的发明家和科学家还可以单枪匹马地搞研究，今天再这样做就只能是低水平重复了。科学研究应该在战略产业的关键技术上做文章，这就需要科学家和工程师群体的协同攻关。但是，随着科研院所、大专院校的利益单位越分越细，集中力量协同攻关的组织难度大大增加了。取而代之的是无数科技个体户，在低水平上大量重复前人和别人做过的课题。然后请一批同行专家，开个鉴定会，好吃好喝好招待，于是“国际水平”诞生了，“国际领先水平”诞生了。但这种文字游戏究竟对于提高我国的科研实力，增强我国工业的竞争力又有什么意义呢？多年来，我们一直喊要加快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问题是，大量的科技成果实际上只是银样蜡枪头，甚至有的一开始就注定只能为档案室增加负担，你让它怎么转化为生产力呢？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如果真有什么具有市场前景或提高生产效率的科技成果，还会不能转化成生产力吗？　　遗憾的是，尽管这一思路实际上已经碰了壁，但是有人依然对此情有独钟，还在把科技人才的流失、科研水平的下降归结为待遇不够。最近吵吵嚷嚷的所谓“特聘教授制度”就是这一思路的继续。所谓“特聘教授制度”就是每名特聘教授在工资外每年享受10万元的岗位津贴，计划岗位总数约为300个～500个。10万元，在中国人看来也许不少，但与美国同等人才的收入水平相比，还不一定能到1/10。想凭区区10万元网罗一流人才，恐怕只是一厢情愿，而希望这一流人才能像钱学森当年那样全身心地投入研究，则更难实现。然而最糟糕的事情正在这里，10万元不一定能激励少数特聘教授，却一定会沉重地打击中国数以万计的教授、研究员和高级工程师乃至整个知识界已经少得可怜的国家意识。一个大国的科学技术的崛起，仅靠少到如此可怜的几位智力精英的、有合同期限的（5年）、有限度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据说，特聘基金是李嘉诚先生出的，不花财政部的钱，不会影响其他教授的待遇，何乐而不受呢？此言差矣。李先生的好意我们固可钦佩，但论者以夫妻店的狭隘眼光来看待国家科技事业的大局，怎能不误国呢？　　问题很清楚，中国科技体制的根本动力只能来自民族凝聚力，个人物质利益动力只能作为第二位的。如果这一点能够做到，则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大批涌现将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且时间还可能不需要太长。　　那么，怎样才能使中华民族重新获得民族凝聚力呢？在很多人看来，这几乎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我也认为这很困难，但还没有到绝望的地步。当然，也不敢绝望。因为这意味着中华民族又将回到一盘散沙、任人宰割的时代，就像目前的俄罗斯一样。为了避免这种梦魇般的结局，我们还是想争取每一线可能。在本书的结尾部分，我将着重讨论这一最重大的问题。在本节中，我想光谈一点浅层次的问题，那就是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因为高等教育与科技力量的关系最密切。　　从数量上看，中国这十几年来的高等教育应该说是大发展时期，招生数量每年均有较大幅度增长，1999年更是猛增61％，接受高等教育甚至已经成为城市青年的基本需要。从教育手段上看，从电化教育到多媒体教育到网络教育，至少在品种上与发达国家保持了同步。与此同时，则是教育设施的改善和教师待遇的提高，虽然这方面比较慢一些，但相对的进步是绝不可否认的。现在在各种职业社会地位调查榜上，高校教师常常名列前茅。然而，与这些现象上的进步相比，教育目标却越来越含糊，教育思想也越来越刻板僵化，因而教育效果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甚至可以说是失败的。　　失败首先表现在学生对核心科技知识的冷落上。80年代初期，社会上流行的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但到80年代中后期，热点就开始转向管理、财会、外贸、法律类专业；到90年代以后，财会、经贸、法律类专业渐趋饱和，但仍然吸引着智力上最优秀的学生去报考，与此同时，则是经久不衰的计算机语言、外语热。许多考硕士、博士研究生的人惊奇地发现，所有的考试其实都是考外语，专业知识只需要临时抱一下佛脚、参加一下复习班就可以，只有外语是硬碰硬的。相反，水利、地质、农林、机械、材料以及物理、数学等最需要一流智力和创造力的专业则常常只能招到中下等生源。说到底，计算机语言和外语都是人造符号系统，它们只是有助于学习和交流科学技术，却不能代替科学技术本身。我相信，波音公司、洛克希德公司、杜邦、IBM公司、贝尔实验室的核心专家群都是富于逻辑推理能力、空间想象能力和创新动手能力的人，而不是仅会计算机语言（研究计算机软硬件的专家除外）的人。中国科技力量的崛起不是靠学会计算机和外语，与外国人能顺利交流就可以实现的，核心技术只能依靠中国的专家群自己研究开发。以前某个军工部门曾经就有过这种幻想，以为靠一些伶牙俐齿的美国通就能把美国技术交流到中国来，帮助中国改进战斗机的电子性能。然而，当中国痴痴迷迷地将本国最好的战斗机送到了美国，美国却只是借机彻底搞清楚了中国飞机的性能参数和设计、制造实力，然后借口“八九风波”中止了技术合作。在考克斯报告发表的今天，我们可以知道，把美国先进的雷达和电子设备装到中国战斗机上，这根本就是某些中国人的一厢情愿。　　更值得注意的是，少数未被吸引到“热门专业”的高智商学生，如北大、清华等校的数学、物理、生化等专业的学生则流向了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加州大学等欧美名牌学校，成为美国全球人才战略的俘虏。事实上，美国本国学生更是很少热衷于数理化，上层人士的子弟常常修习企业管理、国际政治、法律、财会等专业，以继承父业掌控全球经济。美国中小学教学质量之低劣已经成为其统治精英的一块心病。好在美国有钱，可以从中国、印度、南韩、巴西、阿根廷、埃及等第三世界国家吸引高智商学生，以巩固其技术优势。　　失败也表现在教学过程中。韩愈曾云：“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然而，今天的高校教师别说是争取达到韩愈的境界，甚至连这个概念都没有。虽然教师的社会地位逐步提高，但是与出国留学相比，与到外企当白领相比，与社会上某些权力部门和热门职业相比，教师的待遇仍然是不高的。更何况，随着住房制度改革的深入，福利房的价格也越来越高，远远超过一名普通教师的承受能力，教师不得不更多地考虑养家糊口的问题，只好忙于到处揽项目、搞科研、到处讲课，虽然这些事情可能与提高国家科技力量或国民素质关系不大，但却和个人收益关系巨大。其结果是，对于越来越多的教师来说，讲课就是挣钱，和生产线上的工人没什么区别。更要命的是，工人的工作绩效有明确的考核标准和检查制度，谁的工作不好马上会在产品质量和数量上反映出来，其工资和岗位就可能不保。而教师的工作绩效却常常无从考察。事实上，目前还没有任何一所国内高校，也包括发达国家的大多数高校，对教师的讲课质量有充分的约束和监督。唯一的硬性要求是必须按课表讲课，只要教师到了课堂上，一切问题就仿佛都不存在了。因此，在个人利益的驱动下，教师的课堂行为便向成本最小化方向发展，越来越随心所欲、不负责任。我讲我的，你听你的，讲得对不对天晓得，听得懂不懂你知道。这样的教师虽然误人子弟，却还不害人子弟。更糟糕的教师不但追求成本最小化，还追求收益最大化，比如花钱就能给高分，花钱就能变不及格为及格等等。有一句校园顺口溜说得好：“考考考，老师的法宝；分分分，学生的命根。”当神圣的课堂变成老师和学生间的猫和老鼠游戏的场所时，怎么谈得上教学质量呢？事实上，甚至连新上任的教育部长都不得不承认教育质量在滑坡。许多学习成绩很好的学生告诉我，回顾四年大学生活，他不是感到充实和留恋，而是时光的虚度。上大学固然学了很多知识，但却没有学到思想，学完就忘。一个典型的大学生是“上课记笔记，复习背笔记，考试抄笔记，考完全忘记”。不仅教的方面有问题，学的方面问题也很大。由于受社会浮躁气氛的影响，新的“读书无用论”已经深深地影响了学生对学习的态度。基础课教师普遍感到，学生越来越不求甚解。以往一些难题总是能激起部分学生的钻研兴趣，而今有这种兴趣的学生却日见稀少。以往学生的课余生活仍然是以学为主，而今则被跳舞、社交、玩电脑游戏、看带色录像所占据。一方面是不好好教，一方面是不认真学，最后就是相互走过场。学生是混个文凭了事，教师则是混口饭吃作罢。　　因此可以说，十几年来中国的高等教育已经逐渐成为一个失去灵魂的庞大躯体。这一事实可以作双重理解，第一是对现行高等教育感到失望，从而对发展独立科技力量感到失望。第二种理解也在失望，但同时他们还看到，一旦这个庞大的躯体被重新注入灵魂，那么中国的高等教育立刻可以转化为科技事业的强大源头。从“五·八”事件时教师和学生的表现来看，这第二种可能是存在的。　　就业优先，资源节约，发展战略产业，为科技和教育事业重新注入灵魂，这是我所考虑到的21世纪国际竞争战略相互关联的四个要点。就战略态势而言，这仍然是属于守势战略。我认为，守势战略将是中华民族的基本战略姿态。这既是由我们的弱势地位决定的，也是由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传统哲学决定的。与西方文明以武力征服世界不同，中华民族的崛起从根本上必须依靠文化上的优势。孙子早就告诉过我们，“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只要中国的道路能解决西方文明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中华民族就能征服整个世界的人心，从而以真正富强、民主、文明的姿态屹立在东方！碰撞--附录　五十年、三十年和二十年附录　五十年、三十年和二十年韩德强　　时光飞逝，共和国转眼到了50大寿的日子。这50年可不平常，辛辛苦苦，兢兢业业，风风雨雨，沟沟坎坎，欢欢喜喜，悲悲切切，既有惊天地泣鬼神的辉煌业绩，也有说下尽道不完的辛酸故事。如果摆起一个龙门阵，让平头百姓和学界泰斗把盏对饮，让工人农民和商界巨头同桌共话，让新老右派和新老左派唇枪舌剑，我想那场面一定会是热闹非凡的，而其中最吸引人的一个话题，就有可能是讨论50年的功过得失，特别是前30年与后20年的关系：究竟是前30年黑暗得赛过解放前呢？还是前30年为后20年打下了基础？　　在很多二三十岁的青年人眼中，甚至在许多五六十岁的中老年人眼中，前30年都常常是一连串荒唐记录的汇总。五七年反右、五八年大跃进，紧接着三年自然灾害（或者更多地是人祸），然后就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20多年经济停滞，物资紧缺，米、面、油、盐、肉、布料、自行车、火柴等等都要凭票，住房紧张，工资冻结，再加上政治迫害，以言定罪，文化娱乐被八个样板戏统治，一切再糟糕不过了。相比之下，电视节目里的旧中国反而显得更加生动活泼，虽然有军伐割据，国共交战，却汽车、电话、电报、电灯、自来水和一应衣食用品等等都与世界时尚同步，而且绝对不需要凭票供应，只要你有钱，一切货物应有尽有。文人学者出有车，入有鱼，雇得起保姆，住得起洋房，听戏有梅兰芳，听曲有邓丽君，日子过得自在又闲适。这样，在部分媒体的刻意营造下，新中国50年至少有30年打了折扣，剩下20年又有严重的贪污腐败，这个50周年的庆祝就暗淡无光了。的确，人们不难注意到，与1998年庆祝改革开放20年相比，1999年庆祝建国50周年的声势小多了。许多媒体对于宣传20年十分热心，而且技巧娴熟，对于宣传50年却感到有些不知从何说起，只好举些数字、炒些冷饭，回放一些老片子了事。新华社举办的网站上，至今（1999年8月24日）仍然只有讲20年巨变的专栏，而没有50年的专栏。　　令人奇怪的是，就在中国的媒体对50周年大庆提不起精神来时，印度的学者却在隔着喜马拉雅山对中国啧啧称羡。中外对比五十年　　8月10日，《洛杉矶时报》发表了该报驻北京记者罗恩·特姆佩斯特的一篇长文，对比了中印两国50年的历史和道路。罗恩被派驻中国以前曾任该报驻印度记者3年，对中印两国对比很有兴趣。罗恩说，中印两国差不多同时宣布独立。印度选择了市场经济和议会民主制度，尼赫鲁在1947年8月宣告：“机会之门为我们打开了”，我们要结束“贫穷与无知和疾病与机会不等。”两年以后，毛泽东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我们国家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但是，罗恩说：“当印度领导人今天在准备庆祝印度头一个50年的时候，却不得不承认除了在人权和公民自由的领域外，几乎在每一个层面，中国都在改善其人民——包括最穷的公民——的生计方面比印度做得更多”。印度外交部长、前驻中国大使说：“毫无疑问，从直接的对比当中，中国做得比印度更好。所有的主要指标都比印度更好。”　　好在哪里呢？罗恩说：“例如，从1960年以来，中国使公民的平均寿命增加了20岁以上。中国男人的平均寿命为69岁，中国妇女为71岁。印度的平均寿命虽有增加，但平均只有62岁。识字率方面，差别更大。尽管中国有十年文革的动乱，很多学校都关了，但实现了人口81％的成人识字率，而印度为52％。从1990～1994年，中国的年均国内总产值增长率为12.9％，印度为3.8％。1994年印度人均收入为320美元，只占中国的530美元的60％。”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最新的各国人力发展指标——根据识字率、平均寿命和平均收入计算得出，中国的得分是60，接近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最高分，但是印度只有44分，亚洲国家中唯一低于印度的是老挝和孟加拉国。　　原因何在呢？罗恩说：“许多专家现在相信，到目前为止中国得以如此迅速向前推进的原因是部分得力于较早时更粗暴的改革，特别是1949年至1976年毛泽东专政统治时期在枪尖下强迫实施的土地改革措施。人们只主要记得毛泽东时代1960～1961年大跃进失败之后的饥荒和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恐怖政治统治和迫害。但是，特别是在共产党统治初期的50年代，中国却得利于土地的重新分配、普及义务教育、简体字和保健与福利政策以及有助于恢复中国的精神和自尊的其他改革。虽然从今天来看总是要复杂得多，但是共产党对宗教、迷信、秘密会社、三合会和宗派的镇压也帮助中国打破了盘踞地方上的贫穷。哈佛大学经济学家阿马提亚·森是印度西孟加拉人，他认为：‘中国对印度的相对优势是其改革前（1979年以前）奠基工作的产物，而不是其改革后重定方向的结果。’”　　《洛杉矶时报》不是亲华的报纸，更不是亲共的报纸，绝不是亲毛的报纸，而且最近又正值美国国内反华舆论高涨时期，但它却发表了这么一篇文章，可见天下还是有公道的。事实上，早在80年代国门初启，人们热衷于进行横比、纵比的时候，就曾有一些中国学者以印度作为参照系为新中国的成就辩护过。那时，大批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纷纷出国参观访问，体验了北美、欧洲、日本各地的高速公路、新干线后，未免部惭形秽，在报纸上发表了无数篇横比文章，大意无非是感叹资本主义的繁荣昌盛，痛惜中国的贫穷落后，诅咒文革耽误了建设时光，懊悔当初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那时候也有一些“没出过国”的或者出过国却“头脑僵化”的人起而反驳，纵与解放前比，横与像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比，说明前30年没有白过，也干了许多事情。遗憾的是，这股声音在一片热热闹闹的痛惜和懊悔声中总是显得那么孤弱。事实上，到80年代中后期，诅咒文革升温为诅咒新中国，由否定30年进而到否定5000年中华文明，懊悔心理则转变为急切地追求“全盘西化”，民族廖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连同崇美崇洋情结一起弥漫着从摇滚乐到电影电视的每一个文化角落。　　“八九”政治风波以后，一味向发达国家看齐的单向横比态度有所变化。社科院新闻研究所所长喻权域先生专门写了一本题为《论三个时间差——与两代人谈社会主义》的书，条分缕析地比较中外各国的发展成就，令人信服地说明，新中国的建设成就在世界上也是毫不逊色的，甚至是非常出色的。我手头一时没找到喻先生的书，但却有几份统计资料可供作一个简单对比。为了说明问题，看来得烦请读者有耐心看一看下面这张表：　　1965～1985年部分国家和地区GNP年均增长率（％）对照表①：　　①除注明外、本表数据引自《世界经济手册》，经济日报出版社，1988年。　　国别　　 增长率　　 国别　　 增长率　　 国别　　 增长率　　美国　　 1.34　　　 中国　　 7.49①　　 印度　　 1.7　　英国　　 1.6　　　　苏联　　 5.89②　　 巴西　　 4.3　　西德　　 2.7　　　　匈牙利　 7.42　　　 阿根廷　 0.2　　日本　　 4.7　　　　保加利亚 7.84　　　 墨西哥　 2.7　　新加坡　 7.6　　　　捷克　　 5.15　　　 埃及　　 3.1　　香港　　 6.1　　　　波兰　　 8.67　　　 肯尼亚　 1.9　　台湾省　 缺　　　　 泰国　　 4.0　　　　加纳　　-2.2　　韩国　　 6.6　　　　马来西亚 4.4　　　　尼日利亚 2.2　　①该数据是1965～1983年的年增长率，换算自柳随年等：《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简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　　②苏、匈、保、捷、波五国的年增长率是从《世界经济统计摘要》各国国民收人1960～1981年数据中计算得出，人民出版社，1985年。　　以上选列了四类国家，即西方发达国家，亚洲的“小龙”、“小虎”们，社会主义国家，及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从这张表中不难看出，单纯就物质财富的增长而言，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速度是四类国家中最高的。中国六七十年代的发展速度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很高的，仅次于波兰、保加利亚、新加坡，与“四小龙”相比中国的速度并不逊色，却比小虎们整整高出一头，更是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　　80年代中后期以来，舆论曾经一度从羡慕发达国家到赞美“四小龙”。学术圈的一些活跃人物提到“四小龙”就眉飞色舞：你看香港、新加坡、台湾、韩国，起点和中国差不多，但现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却直追美国！30多年来，深圳和香港一河之隔，但一个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一个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结果呢？一个长期是小渔村，一个却摩天大楼一栋挨一栋。这是为什么？　　提问者显然觉得自己很高明，事实上也的确有许多人鹦鹉学舌，跟着起哄。其实，这样的问题愚蠢至极。按照这种逻辑，我们倒可以反问，同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光芒普照下，曼哈顿富人区和贫民区一街之隔，为什么一个灯红酒绿、纸醉金迷，另一个却破破烂烂、污水横流？　　这才是问题的实质所在。香港、新加坡是城市国家，是财富的汇聚中心，或者用老式的语言，叫吸血中心。就像旧中国的上海一样，外滩的精美欧式建筑、大世界的奇巧热闹是与上海以外的城镇的破败、手工业的衰落、农村的凋敝相联系的，它不过是外国资本吸噬中国膏脂的最重要的中转站罢了。1949年以后，上海不再是全国财富的汇聚中心，相反，倒是成为全国建设的技术和资金支持中心，因此，上海本身发展才显得缓慢起来。而香港则正是在一定程度上接过了旧上海的角色才得以繁华起来的。本来，在1949年前后，人民解放军完全可以像风卷残云般地收复香港。中国共产党可以废除无数个不平等条约，为什么独独要遵守清政府与英国签订的租让香港条约呢？这就是新中国领导人的深谋远虑了：考虑到新中国必然要遇到西方的长期封锁，保留香港作为打破西方贸易封锁的通道。正是靠着这样一个新中国外贸独家代理商的地位，香港收取了高额的代理费，发展起来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与西方各国的贸易额大幅度增长，但其中相当大部分仍然是经香港转口的贸易。有数以亿计的中国打工仔做苦力，香港怎能不肥得流油呢？　　至于台湾的发展，更是离不开大陆，或者更准确地说离不开反攻大陆，充当美国全球冷战战略的“不沉的航空母舰”。说得难听一点，就是给美国当冷战的打手。膘肥体壮才能当好打手，因此美国给台湾（还有韩国）几乎无限额军事和经济援助，以便台湾当局稳定军心民心，练好武功。更重要的是，美国向台湾单方面开放市场，允许台湾产品大量出口美国，以增强台湾的自身造血机能。除此之外，不能不提到台湾从大陆掠走在大量黄金。据《蒋介石详传》披露，国民党从大陆运台的黄金达875吨，以今天的世界市场黄金价格（一克黄金10美元）粗略计算，合87.5亿美元。最近台湾作家李敖评论台独时就坦率地揭露了台湾发展的老底：“还有一点也是我一再讲过的，就是在1949年的时候，蒋介石把全中国的黄金，有92万两的黄金，全部运到了台湾。然后其中的82万两，做了台湾新台币发行的准备额、准备金。然后台湾才开始所谓经济起飞，这么多年来台湾就变成了暴发户。可是这是用全中国的钱，建设了中国的一个省。这等于劫贫济富。这是很对不起大陆的，用会计学的说法是耽误了大陆发展的机会成本。我觉得这是很混蛋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认为，当时台湾抢走了中国大陆国库的黄金，现在自己发了财，就想逃掉，哪有这么简单。”　　可见，如果把“四小龙”的发展称为“奇迹”，那么中国就简直可以称为“神迹”了。因为中国的起点是一穷二白，既无资金又无技术，还少外援（苏联人援了一阵子，又半途撤走，还把钱要回去了），也没有外国财富可供吸噬，全凭勒紧裤腰带干活，却能在建国后短短30年的时间里走完英国100年的路程，这不是“神迹”是什么？前三十年干了些什么？　　在民间的反思中，人们也逐渐认识到，虽然前30年运动不断，但工农业生产却并非停滞不前，人们不是闲了30年，而是埋头苦干了30年。这也有统计数字为证，请看：一些主要产品产量及增长率比较表①　　　　　　　　　　　　　　　指标值　　　　　年均增长率（％）　　　　　　　　　　　 1952　 1978　 1995　 1952～1978　 1978～1995　　工农业产值（指数）100　　779　　3303② 8.21　　　　 8.8　　　　钢铁（万吨）　 135　　3178　 9153　 12.9　　　　 6.4　　　　煤炭（亿吨）　 0.66　 6.18　 12.12　8.98　　　　 4.04　　　　粮食（万担）　 2378　 6095　 8902　 3.69　　　　 2.25　　　　棉花（万担）　 130.4　216.7　434.1　1.97　　　　 4.17　　　　肉类（万吨）　 338.5　856.3　3692　 3.63　　　　 8.98　　　　石油（万吨）　 44　　 10405　14764　23.4　　　　 2.07　　①本表数据分别引自或换算自柳随年等：《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简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以及《中国统计摘要1995》，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年。　　②该数据比照1978到1995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倍率折算，仅供近似使用。　　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前30年大多数主要产品实物量的年均增长率居然还高于改革还放后的20年！　　这是真的吗？其实这只要问一问你身边的退休工人们就可以知道。五六十年代像铁人王进喜这样的劳动模范并不是少数鹤立鸡群的人物，而是很普遍的现象。特别是在那些国营大中型企业和重大工程项目中，由于工作意义感强，工人政治文化素质高，其主人翁意识和工作积极性都是今天的人难以想象的。　　既然发展速度这么快，为什么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却没有什么提高，工资一直不动呢？有人责问。　　不错，从1957年开始20年没涨工资，老百姓生活改善不大，这是事实。但是这不等于生产停滞，经济不发展。这个道理就像一个白手起家的大家庭一样，如果家长决定把挣来的钱都用来盖房子、置家当，饭桌上的油星自然就不会见长，所谓勒紧裤腰带搞建设就是这个意思。事实上，这20年里，中国办了两件大事：第一是保家卫国，第二是置办家业。60年代中苏关系紧张，苏联在中苏边境屯兵百万。南方则是美国侵越战争升级，中国面临南北夹击的险峻形势。在这种情况下，任何负责任的领导人都会把相当大的力量集中到国防建设上。正是由于中国不惜耽误经济建设的进程，下决心搞“三线”建设，把大量企业从沿海迁往内地，而且以“分散、进山、进洞”的非经济方式建设军工企业，表明了中国敢于迎战一切来犯之敌的决心，所以美国、苏联和蒋介石集团才不敢轻举妄动，才保证了现代化建设的和平环境。　　在积极备战的同时，这20年的经济建设也没耽误多少，置办了不少家业。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虽然经济发展的起伏较大，但总体态势仍呈较快增长。据柳随年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简明教程》记载，成绩还真是不少，我这里只能作极为简略地摘引。比如，农业现代化装备水平有较大提高，1975年的拖拉机和手扶拖拉机的产量分别相当于1965年的6.7倍和66倍，排灌动力机械增长4.9倍，化肥施用量增长3.1倍，用电量增长4.7倍；此外，农业种子改良取得突破性进展，杂交水稻开始推广。工业上，建设了一批技术先进的大型工业企业，如大庆油田、胜利油田、13套大型化肥生产设备、攀钢、酒钢、贵州铝厂、武钢的一米七轧机工程；汽车工业搞了湖北“二汽”，四川德阳第二重型机械厂等；煤炭工业建设了贵州六盘水煤矿、四川宝顶山等大型煤矿；电力工业建设了刘家峡水电站、丹江口水电站和一大批火电站；交通上建成了八条铁路干线和南京长江大桥，修建了长距离的输油管道；通信上建起了载波通信干线和一批卫星地面站。科学技术方面，两弹爆炸、一星上天，人工胰岛素合成，国防科技力量明显增强。总的来说，“三五”计划和“四五计划”如期完成，“五五”计划开始顺利执行，10年时间总共建成了1100多个大中型项目，工农业总产值由1965年的2235亿元增至1976年的4356亿元，翻了一番还多。在建国17年取得成就的基础上，经过这10年的努力，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　　我相信，任何一个热爱家园的人，看到自己的家底打得越来越扎实，家里的耐用品越来越多，应该会感到喜悦和自豪的。当然，如果这时候有邻居挑拨离间，向这家的孩子们说，看你们干了那么多活，还是吃不上肉，没有发展，说明你们家的制度不好，你们家长有问题，孩子们也是有可能上当的。特别是其中有些孩子心胸不够宽广，受过家长的责骂或体罚就把仇恨铭刻在心，看不到家里点点滴滴的进步，最容易带头或跟着埋怨、发牢骚，甚至咒骂祖宗十八代。　　好吧，有人说，就算前30年真的有这么快的发展吧，但那时起点低，发展速度自然应该快一些。这就像学生的学习，从0分到60分容易，从80分到90分就难了。　　其实不然。如果不存在社会制度方面的原因，那么技术和经济的增长应该是正反馈系统。我们都知道技术和知识在以几何级数爆炸性增长，也就是说越发展越快。经济增长也一样。在资本主义刚刚起步时，经济增长速度是很低的。从哥伦布登上新大陆到18世纪末工业革命的发生，经历了近300年时间，这期间英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远不到1％。从工业革命开始到19世纪70年代的100年左右的时间里，英美德等国的年增长率也不过是2％左右，此后到“一战”前夕，年均增长率上升到2％～4％。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至70年代初，号称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发达国家作为整体的年增长率也就是4.4％。可见，所谓起点低发展速度就快的观点完全不符合事实。按照这种推论，原始社会的发展速度就应该是最快的了。从逻辑上说，发展起点越低，资金积累越慢，因而速度越慢。随着发展速度的提高，积累越容易，反过来会加速经济发展。这是一个正反馈机制。举个例子。建国初期搞铁路建设时，既没有大型起重机械，又缺少运输卡车，数以百万吨计的土方、石子，全部的枕木、铁轨都得凭人拉肩扛，建成一条铁路谈何容易。特别是中国山地多，地形复杂，像成昆铁路，1085公里路段，却有60％是桥梁和隧道，施工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但是，今天就省事多了，各种铁路建筑机械一应俱全，爆破、运输、吊装一条龙作业，建铁路跟搭积木似的。　　综上所述，前30年中国老百姓还真是于了很多好事、大事、大好事的。遗憾的是，许多人，甚至经过那个年代的老一辈人，都把这一切忘光了。有一次我和一位刚刚退休的教数学的老教授聊天，请他谈谈这一辈子的经历和感受。他说，我这一辈子算是糊里糊涂地过来了，年轻时候跟着搞大跃进，然后是3年自然灾害饿肚子，人到中年又卷入文革派性斗争，一事无成啊。我又问他，做过什么值得回忆的事没有呢？他想了半天，没说上来。实际上，这位教授从留校任教到退休，一生教过无数学生，确实是桃李满天下。中国的发展不正是由这样一位位普通教师、学生、工人、农民的辛勤工作所推动的吗？但是，这么重要的生活内容居然被人们遗忘了，或者被抹去了意义！这是集体性记忆丧失的一个典型案例。这是多年来知识界那股“妖魔化当代中国”思潮的杰作啊！我不知道李希光先生是否同意：是中国先进行了“自我妖魔化”，然后才有美国“妖魔化中国”！　　旁观者清。台湾有一位叫龚忠武的学者，60年代毕业于台湾大学，后获得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他曾经对这一段历史发过一通议论：“在毛泽东的晚年，中国北部有苏联陈兵百万，南部有美国帝国主义在越南进攻，在这样一个南北夹击的情况下，毛泽东坚持反帝反修，最后把美国赶出越南，解除了美国的围堵，为中华民族争得了生存空间。这不都是毛泽东打出来的吗！美国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被人打败过，朝鲜战争我们和他打了个平手，而越南战争美国是战败了。美国的经济最近20年来一蹶不振，其转折点是越南战争。在这之前世界冷战秩序是一个“二元”秩序，而毛泽东打出了三分天下，变成“三元”秩序，从而也确立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以后才有了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和中美建交。可以说，没有毛泽东晚年的越战，就不可能有中国现在改革开放的局面。我们不能要求毛泽东一方面打仗，一方面又把经济建设好。”后二十年：势能转化为动能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各种各样的商品仿佛一夜之间从地底下冒出来，而且不断地升级换代，城市变得鲜光了，农村变得活跃了，超级商厦美仑美奂，集贸市场人声鼎沸，人们的思想解放了，日常的言论也自由了，过去看电影当过节，现在不出门就能任选频道。即使在最偏远的农村和山区，也摆上了黑白电视机，也多了几件时新衣服，多了几句时髦话。这一切的确令每一个普通中国人感到欢欣和自豪，人们一度放声讴歌改革开放，讴歌这片希望的热土。　　这一切来得太快了，人们陶醉在欢呼、欣喜之中，以致常常来不及想一想为什么，很容易就接受了一个解释：这是改革开放带来的。乍一看，这并没有什么问题，细一想，却失之简单化。任何事物都是有因才有果，试想，如果没有前人建设的武钢、鞍钢、首钢、杭钢，如果没有大大小小的水泥厂，仅仅一个允许私人建房的政策，怎么能一夜之间呼唤出一幢幢楼房，铺设起一条条公路呢？如果没有前人建设的铁路网、航空网，北方市场怎么能一下子出现那么多南方水果呢？如果没有前人建设的棉纺厂、丝织厂、化纤厂，怎么能一下子取消布票呢？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们在乘凉时，固然应该感谢允许乘凉政策，却本不应该忘记谁栽的树。　　就以80年代初农村的巨变为例吧。毫无疑问，包产到户充分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农业生产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到1984年时粮食产量创下历史最高记录。但是也不要忘记，仅仅有积极性是不够的。如果仅仅靠积极性就能解决问题，岂不又回到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逻辑中去了吗？事实上，除了包产到户因素外，80年代农业的丰收至少还有以下4个重大因素。第一是种子革命。70年代初杂交水稻良种育成，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大体完成推广，使水稻单产约增加20％。与此同时，其他各种农作物如小麦、棉花、油料也都陆续发生了种子革命，对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二是化肥革命。中美发表《上海公报》以垢，西方允许部分民用产品对华出口。中国迅速引进了13套大型化肥生产装置，这些装置到1979年时绝大部分刚好建成投产，迅速增加了每亩化肥的施用量。这在长期以农家肥为主的田里起了明显的增产效果。第三是水利革命。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在前30年里，各级政府利用农闲每年大规模地组织社员兴修水利，全国的大小水库七八万座，沟渠畅通，堤坝坚实，极大地增强了防洪抗旱能力，保证了农业稳产高产。第四是国家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缩小城乡产品剪刀差，这对于增强农村购买力，繁荣市场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农业如此，工业、交通、能源、教育、科研、国防各个领域何尝不是如此呢？试想，如果没有30年建设的积累，在1949年就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要钢没钢，要煤没煤，要油没油，要资金没资金，要技术没技术，又如何使商品奇迹般地摆满货架、摆满每个家庭呢？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们固然得感谢巧妇，是不是也应该感谢一下提供大米的人呢？　　有一次，我和一位当着地方干部的朋友交谈，顺便谈到这些看法。他还我一个更有意思的说法：“物理学讲能量守恒，动能势能相互转化。比如骑自行车上山，很费力。到了山顶时，人就筋疲力竭了，但这时的势能却最大。然后撒把下山，不用费力，速度就越来越快，这就是势能转化为动能。我看，改革开放以来焕发的活力，就是把前30年积累的势能转化为动能了。一旦下到山底，走上平路，则势能既被消耗光，而动能又被摩擦阻力损耗，这时大撒把政策就会走不动了。”　　我越琢磨越觉得这个比喻意味深长。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一无外债二无内债，财政实力雄厚。这就是一个势能很高的位置，用金融业的术语就是“有良好的信誉”。单是吃这个信誉，广借内外债，就可以维持一段舒舒服服的日子。而到了内外债均数以万亿人民币计的时候，要再借债就不容易了，这就必须靠自己的努力。再如，当时中央集权程度较高，这也是一种高势能态，因为分权容易集权难，从集权到分权，顺水推舟，皆大欢喜。但是当形势需要重新部分集权时，比如1994年分税制改革，希望提高中央财政收入的比重，就很困难。更如，土地从三级所有到基本上个人所有，这很容易；但如果此后发生严重的土地兼并，再要重申土地集体所有，就很困难了。最值得注意的是，改革开放初期，干部的廉洁程度也是个高势能态，从廉洁到腐败容易，这叫从恶如崩，从腐败到廉洁就难上加难，这叫从善如登。正是有这种高势能态的廉洁干部，在一段时间内可以让别人致富，自己守着清贫，基本上可以维持勤劳致富的社会秩序；一旦干部腐败起来，和群众抢守致富机会，甚至雁过拔毛，社会公平感就会荡然无存，而改革的形象也就会遭到严重扭曲。也就是说，正是改革开放前的历次运动造就的一支相对清廉的干部队伍，支撑着改革开放的大业。　　做人要讲良心，我们不能吃着人家的，用着人家的，住着人家的，却一天到晚咒骂人家的十八代祖宗，恨不得把人家从坟墓里刨出来鞭尸。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心平气和地回顾50年的历史，才能找回做一个中国人的自豪和尊严，也才能在前进的道路上经受新的磨难和挫折。历史并不是就此到了尽头，日子还要过下去。一个忘记、歪曲历史的民族，一个得意便忘形的民族，是不会有前途的。中华民族悠悠5000年文明史相沿不绝，正是表明了中华民族的博大、自信和成熟。我们终究会认真地面对历史的。碰撞--第六部分　今天还能不能搞贸易保护？第六部分　今天还能不能搞贸易保护？　　●就在国内经济学界某些人士竭力排除世界经济大萧条可能性的时候，美国经济学界却开始谈论30年代大萧条的回归。即使大萧条前景真的在格林斯潘先生的“谨慎”判断下得以避免，中国也还是应该有相应的预案　　●美国一方面用GATT/WTO谈判推动别国开放市场，另一方面又用非关税壁垒、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汇率贬值保护本国市场，增强本国工业的竞争力　　●看看美国和欧盟斤斤计较到这种地步，我们就可以知道，为什么中国这次做出的让步令美国和西方惊喜不已了。　　●目前所谓的全球化准确地说是少数人的全球化。认为这种会球化进程不可逆转，并且值得全人类热烈欢迎，这只是少数人扶持多数人的意识形态而己　　●“资本流动会球化”是对资本主义会球化的进一步限定，因而必然性最弱，被逆转的可能性最大　　●单纯就国际经济环境而言，中国不仅完全可以而且必须搞贸易保护主义，而且，越是加入WTO，就越要注意寻找适当的贸易保护主义方式，就像美国一样　　实施长远的国际竞争战略的基本前提是国家拥有经济主权，能够自主地调节内外经济政策，灵活运用保护和开放政策，以达到最大限度地保护自己、打击敌人的目的。这就必然与自由贸易信条相违背，也与流行的所谓全球化潮流相违背。于是，下一个问题自然而然地出现了：今天还能不能搞贸易保护？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得睁大眼睛认真地打量一下世纪之交的世界经济现实。事实上，正像“和平与发展”并不是世界的主流一样，“全球化”也并不是什么“不可逆转”的趋势。最值得注意的是，从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高速增长已经成为昔日黄花，世界经济增速明显放慢，美、日、欧三大经济区域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并由此引发了一轮轮动荡和危机。与本世纪初至30年代大萧条的情况相似，自70年代以来，在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情况下，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势力都在不断增强，形成了以经济区域化（集团化）、非关税壁垒和汇率大战为特征的第三次贸易保护主义浪潮，与同时降低关税的GATT/WTO谈判形成强烈的反差。学术界和舆论界某些人往往只看到或只愿意看到后者，看不到或不愿意看到前者，因而一厢情愿或自欺欺人地一头扎进“全球化”怀抱，即使老百姓的利益将会受到根本威胁也在所不惜。　　让我们先来简单回顾一下“二战”以后西方世界经济的演进历程，找一找历史方位吧。世界经济正处在大萧条的前夕　　要理解世纪之交世界经济的形势，首先得解开“二战”以后资本主义黄金时代出现及其终结之谜。　　“二战”后，美国成为西方经济的火车头，在它的带动下，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经历了长达20多年的繁荣。但从70年代初以来，随着美国经济的相对衰落，西方世界又开始了长达20多年的低速增长（杂以不断的危机），直至今天。①正确认识这一历史现象是拨开今日世界迷雾和幻象的关键。　　①Michael　Tanzer：“以工业化国家作为整体，1950～1973年总产出的年均增长率为4.4％，而1973年以后则仅为2.4％”，《经济全球化》，《每月评论》1995年9月号，第4页。　　第一种流行的解释是，以原子能、计算机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推动了经济增长。对这种说法的两个关键性质疑是：第一，战后繁荣主要表现为以汽车、公路、和郊区化建筑投资的需求拉动，而这里的主要技术不是战后才有的，“一战”以前就有了汽车工业，在20年代汽车技术又得到了极大发展，但为什么汽车技术没能推动经济高速增长，反而有1929～1933年的大萧条，而且实际上萧条一直持续到“二战”全面爆发呢？第二，原子能技术的应用并没有成为一个足以影响全局的工业部门。而计算机技术大规模地应用于工商业，成为一大经济部门，以致对社会生活发生全面广泛的影响，主要是在70年代以后。但西方经济恰恰是在这一时期却进入了低速增长和停滞状态，这又是为什么呢？　　第二种流行解释说，不仅是技术发展推动了经济增长，更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自我调节”。战后西方国家为了维持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存，实行了福利国家政策，使生产过剩的危机得到一定程度的克服，从而有了相当长时期的繁荣。这一解释的确有部分合理性。但是更深层的问题在于，为什么“二战”后能实行福利国家政策，搞人民资本主义，导致长达20多年的高速增长，而在30年代罗斯福的“新政”却只维持了3年左右的短暂复苏呢？又为什么在刀年代以后这福利国家政策却有了显著逆转，以至美国从那时起实际工资水平竞没有提高反而有所下降呢？为什么80年代的里根—撒切尔政策又继承起劫贫济富的传统，以至西方各国的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呢？一句话，为什么西方世界不可以用进一步扩大的福利国家政策来缓解生产过剩的停滞危机呢？　　显然，这两种主流解释都没有说到根上。　　另一种非主流观点则认为，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和由此而来的工业化，使战后有了数量丰富而价格低廉的资源、能源、农产品，这一点才是使世界经济长期高速发展的基本原因。我们不否认第三世界工业化进程对战后繁荣的重要意义，但绝非仅仅因为有廉价资源。70年代以后，尤其是70年代末以后，由于西方七国集团及其控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利用第三世界债务危机推行结构调整计划，将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资源导向出口部门，从而进一步增加了资源和部分初级产品的供应量，使资源对工业品的比价下降到历史最低点。这样，西方世界可以用更少的工业品去获得更大量更廉价的资源，但这也没有使西方经济走出停滞。　　我认为，以上三种观点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却漏掉了关键性的原因，即国际经济竞争优势的转换。“二战”前，美国、日本、欧洲之间以及欧洲内部英、法、德之间经济竞争十分激烈，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生产过剩的危机长期难以摆脱。在这种情况下，它们互相用高关税封闭本国市场，互相用货币贬值方法及降低工资等方法提高本国经济竞争力，使各国之间的矛盾以及一国内部的社会矛盾日益加深，最终导致了世界大战的全面爆发。但二战结束后，除美国以外的各垄断资本主义集团均遭重创，美国对欧洲、日本具备了无可匹敌的竞争优势，经济竞争缓和，促成了战后20多年的繁荣；但是，在这20多年的繁荣期内，欧洲和日本的经济逐渐恢复竞争能力，并逐步从竞争劣势转变为竞争优势，而与此相应则是美国经济竞争力的衰落，“三大集团”间的经济竞争重新激化，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并日渐严重，福利政策难以为继，大量剩余资本找不到出路，造成了70年代以后世界经济的低速增长和停滞动荡。　　“二战”后，中国、东欧等大片区域加入社会主义阵营，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对资本主义世界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加之欧洲和日本各国经济萧条，内部矛盾一触即发，大有发生多米诺骨牌式的倾覆危险。对此，西方的战略家和政治家们忧心忡忡，他们充分地意识到了西方阵营内部团结的必要性。“铁幕”一词既是对社会主义阵营的诅咒，也表达了西方统治精英们内心的恐惧和团结的愿望。但是，资本主义世界向来不是由愿望来左右的。团结的必要性必须与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可能性结合，才会结出真正的果实。而“二战”后的西方阵营的力量对比则提供了这种可能性。　　战后美国经济具有强大的竞争力，这意味着它可以有限度地单方面提高成本。这使它有可能以高税收政策筹集马歇尔计划的资金及维持不断增长的军费，同时提高工人的工资搞福利国家政策，从而总体上提高美国货的成本，而无损于它的经济竞争力。对美国来说，军费增长和福利国家政策缓和了生产过剩的危机，增加了国内需求，而汽车、高速公路和郊区化运动则为国内需求的增长提供了出路。这就延缓和减轻了经济危机，使美国在相当长时期内成为世界经济持续繁荣的火车头。——当然，这里并不排除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的轻度发作。　　竞争的缓和对欧洲和日本的复兴更是决定性的。战争刚刚结束时，由于美国商人赚钱心切，大量廉价美货潮水般地涌入欧洲和日本市场，使本来已经步履维艰的欧日企业濒临破产，失业率急剧上升，工人运动发展势头十分迅猛，各国政府纷纷向美国军事和行政当局发出求救警报。于是美国鼓励英镑、日元等货币贬值，允许欧洲和日本各国单方面保护本国市场，并且一改逼迫日本等国解散财阀、拆卸军事工业和重工业装备的占领政策，不再强求美国货统吃全球市场。这样，由于美国产品的相对高价位，则给欧洲和日本的成本有限上升提供了空间，提高了需求水平。加以马歇尔计划的援助，加速了战后重建的过程。重建的完成、需求水平的提高反过来又扩大了美国商品的出口市场，这成为战后美国经济繁荣的主要因素之二。　　西方三大经济区域内部竞争的缓和使生产过剩危机得到重大缓解，因此经济的重新增长成为可能。但是，如果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以及由此开始的大规模工业化进程不被纳入西方资本、资源和商品的循环，西方世界的战后繁荣就会受到自然资源制约、市场容量制约和投资场所制约，其繁荣期就会大大缩短。也就是说，第三世界各国的工业化进程的展开只是为发达国家的繁荣提供了更充裕的条件。这是很值得注意的现象，民族解放运动最终没能解放自己，反而成了西方战后长期繁荣的第三大支柱。不幸的是，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由于充当了发达国家的资源供应国，他们在跟着西方的繁荣经历了一段没有发展的增长后，又率先成为西方停滞的牺牲品。　　竞争的规律是从缓和走向激烈，经过崩溃（危机）后又缓和，复又走向激烈。　　事实上，美国的绝对竞争优势没有多久就丧失了。到50年代末，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经明显低于欧洲和日本。由于欧洲和日本没有庞大的军费开支，加以要恢复战争创伤，社会对低工资和低工资增长的承受能力较强，因此欧洲和日本的国内需求增长低于美国，而由此导致的生产过剩可通过出口商品、输出资本来解决。这样，欧洲和日本的生产成本就低于美国，从而日益成为美国强劲的经济竞争对手，逐渐将美国从欧洲和日本的庞大市场上挤走，进而对美国在世界各地包括美国在内的市场发起进攻。　　到60年代末，美国经济竞争力已经不再有总体优势，庞大的美帝国的经济基础在动摇。但这时经济领域的衰落还没有反映到政治和军事领域，美国政界、商界的头面人物还沉浸在霸权顶峰的幻想中，他们一如既往地充当世界警察，到处扑灭反抗的火焰。其中最为典型的是为防止“东南亚多米诺骨牌”坍塌而打的越南战争。越战以美国的失败而告终，这对美国来说是赔了夫人又折兵。战争期间急剧膨胀的军费，进一步抬高了美国货的价格，加剧了美国经济竞争力的衰落。　　美国经济竞争力的衰落意味着美国货的市场份额缩减，美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下降。美国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1955年为36.3％，1960年为33.7％，1965年为31.3％，1970年为30.2％，1975年为24.5％。①但美国垄断集团是不会甘心于自己的失败的，为了挽回局面，它采取了多种措施来提高竞争力。其一是美元贬值，以1973年为标志，持续至今，其中美元对日元的比价从1：360降低至目前的1：120左右，而其趋势还将进一步发展；其二是逆转福利政策。从70年代至今，美国的实际岗位工资水平没有提高，而失业率上升，并居高不下，半失业和临时工大量增加，中产阶级队伍缩小，因而美国总体工资水平下降。　　①杜厚文，朱立南主编：《世界经济学》，第42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5月　　不仅如此，在60年代末，第三世界的工业化进程也开始走向尽头。由于第三世界工业化是在西方经济体系内进行的，受到西方商品输出、资本输出的直接控制，其结果是难以发展起独立的民族工业体系，而只能形成进口高附加值产品尤其是奢侈品，出口初级产品的经济格局，成为西方经济的外围，因而工业化进程的空间十分有限。虽然他们也曾采用过进口替代战略，但是由于社会结构掌握在特权消费者手中，贫富分化严重，因而进口替代工业的国内市场狭小，又缺乏国际竞争力，逐渐成为高成本、低效益的工业，最终归于失败。　　此后，在国际垄断资本操纵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的鼓动下，各国民族资本家们知难而退，迎合跨国公司产业转移的需要，纷纷实行起“出口导向战略”。但是这样一来，国内两极分化更加急剧发展，普通老百姓的购买力不增反降，而特权消费者则由于担心国内政局的动荡纷纷把攫取到的巨额财富存入欧美银行，造成大量资本的净外流。因而，发达国家不但相互间的贸易增速下降，对第三世界的商品输出也受到制约。这是资本逻辑在世界范围现实展开的生动写照——极是财富的积累，一极是贫困的积累，至此，支撑美国从而整个西方经济战后繁荣的三大支柱一一坍塌，美、日、欧之间的经济竞争表面化，开始了从70年代初至今的经济停滞。　　经济停滞并不是竞争停滞，相反，在停滞期，竞争更加激烈。70年代经济学界有一个流行的新术语，叫滞胀。根据凯恩斯的理论，宏观经济或者是高失业率、低通胀，或者是低失业率、高通胀，而滞胀则是高失业率和高通胀的并存。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奇特的组合呢？经济学家们曾经绞尽脑汁寻找答案。其实，如果从竞争激化的角度来看，这一现象是很容易解释的。　　凯恩斯的宏观经济模型是一国模型，其推广应用的大背景是各国用高关税等各种措施封锁了相互间密切的经济往来，各国经济联系弱化，因而当经济衰退时可以用降低利率来刺激投资，在经济过热时可以用提高利率来遏制通货膨胀趋势。但是，当各国经济联系密切，资本可以自由流动时，一国降低利率，不但不能刺激投资回升，反而有可能导致资金外流，从而加深经济衰退；一国提高利率，不但不能对经济过热降温，反而有可能吸引大量外国短期资金流入，从而加快经济过热的脚步。　　同样，70年代滞胀现象也是由于两大国际竞争因素促成的。第一，发达国家间的竞争激化，这促使各发达国家纷纷把劳动密集型行业和高污染、高能耗产业大量转移到第三世界国家，以谋求降低生产成本，增强竞争力，同时则意味着发达国家的失业率上升；第二，以石油危机为标志，发展中国家谋求改变现有国际经济秩序的力量增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斗争加剧，从而促成了以石油为代表的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发达国家为转嫁负担，遏制发展中国家力量的增强，便反戈一击，全面提高制成品价格。这样原材料和工业品轮番涨价，就像一国内部工资和物价轮番上涨一样，成为国际范围通货膨胀居高不下的根本原因。　　为了打破这一滞胀僵局，以美国和英国带头启动里根—撒切尔主义。里根—撒切尔主义的哲学是新自由主义，其主要特征是推行大规模私有化运动，放弃福利国家政策，大幅度削减社会开支，削减税收（因此里根—撒切尔主义又被称为“劫贫济富”政策），以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提高企业竞争力。但是，里根—撒切尔主义还有另一面，即同时扩大需求，特别是增强军费开支。一方面削减税收，一方面扩大军费开支，钱从哪里来？实行赤字财政，用高利率吸引外国资本购买美国国债。这一政策的结果是多重的，其影响极为深远。一言以蔽之，世界经济的增长走入了依赖美国需求增长的新阶段，而美国的需求增长却是靠大规模赤字实现的。　　这是一个怪圈，各国把钱借给美国人花，美国人花钱又支撑了美国和各国的经济增长，美元源源不断地流向世界，世界又把美元送回美国的债市和股市。如此恶性循环，美国的债务越来越大，股市越涨越高，而世界经济的总需求却越来越低迷。这种循环继续下去，唯一可能的结果是美元大幅度贬值和股市跳水，世界经济进入全面大萧条。　　世界经济总需求的萎缩首先出现在第三世界国家。由于美国的高利率政策，70年代贷向拉美、非洲的廉价的石油贷款一夜之间成为高息贷款，第三世界各国还本付息的负担骤然加重，1982年，墨西哥首先爆发债务危机，到1987年时，第三世界债务总额猛升至1 亿美元，约占第三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5％，各国经济增长几乎全部被债务本息吸干。然而到1996年时，这一债务总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增长至将近2 亿美元。　　世界经济总需求的萎缩也出现在日本和欧洲。在扩大需求的赤字政策和增加供给的减税政策的综合刺激下，美国经济一度增长强劲，但是事实并没有像里根所想象的那样增强了美国企业的竞争力，反而给欧洲和日本的企业场供了市场，大量来自欧洲和日本特别是日本的商品潮水般地涌进美国，严重威胁到美国企业的市场份额。为了削弱日本的竞争力，1985年美国召集七国财长开会，达成了广场协议，逼迫日元大幅升值。为了应对这一局面，日本企业采取如下三项措施：一是将企业大量外迁，以寻求低生产成本，保持自身的竞争力；二是投资欧美，收购欧美企业；三是投资日本股票、房地产市场。其中第一项使日本工业空心化，失业率上升，却促成了东南亚一带在80年代中后期的繁荣；第二项是基本失败，日本收购美国企业的行动遭到美国工业、金融巨头的抵制；第三项则导致日本经济的投机化、泡沫化，日经指数一路狂涨至39000点。随着股市和房地产泡沫的破灭，众多的银行、企业和居民债台高筑，消费者在泡沫时期高涨的购买力急剧回落，内需大幅度萎缩，经济一蹶不振。但是，伴随着内需萎缩的却是日本对外竞争力的增强。日本“六大财团”仍拥有雄厚的经济和技术实力，而工资却有大幅度下降，因此日本出口增强，进口减少，顺差增长。自1995年起日元又进一步对美元贬值，竞争优势进一步增强。在这种情况下，原先受日元升值带动的亚洲“小龙”、“小虎”就遭了殃。这些国家的货币都以不同方式与美元挂钩，美元贬值，泰铢、林吉特、印尼盾、港元跟着贬值，美元升值，它们跟着升值。因此，日元贬值后（即美元对日元升值），这些国家的对外竞争力受到削弱，贸易差额由顺转迹，进而积累成巨额逆差，奠定了爆发金融危机的基础。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这些国家繁荣走向尽头的时候，却是它们自我感觉良好，外界也纷纷看好的时候。自我感觉良好促成了资本管制的解除，外界看好则促成了外资的大规模流入。这样，就在东南亚国家竞争力削弱，逆差加大的情况下，外资的流入却使其房市和股币异常活跃，最终导致了危机的爆发。于是，以日本为领头雁的亚洲地区整个地陷入萧条。也就是说，美国希望通过逼迫日元升值来增强世界经济需求的目的不但没有达到，反而加速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及相应的东亚内需的绝对萎缩，世界经济更进一步依赖于美国需求，依赖于美国的债市和股市。　　不仅是日本，欧洲经济也持续低迷，从80年代以来，欧洲的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是美国的2倍以上。在日元升值期间，美国竞争力的受益不如欧洲多；在日本泡沫经济破产后，大量日元逃往美国，购买美国国债，却加速了美国经济的债务化和泡沫化，使美国经济的竞争力进一步受到威胁。大量外资进入使美国股市节节上涨，使美国人的购买力增强，由此美国企业开工率上升，失业率下降；同时，由于日本和欧洲内需萎缩，通货紧缩，大量廉价的亚洲和欧洲商品输入美国，压低了美国的通胀率，形成奇特的低通胀、低失业率的组合。　　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一枝独秀，保持了连续8年多的高增长、低通胀和低失业率，美国经济学界一些浅薄之士又创造出一个新名词“新经济”，为此还罗列了许多“新经济”的新特点。但是，这个“新经济”很可能不过是债务繁荣的代名词，甚至很可能是大萧条到来前的最后疯狂。　　很有意思，就在国内经济学界某些人士在竭力排除世界经济大萧条可能性的时候，美国经济学界却开始谈论30年代大萧条的回归。1998年8月30日，克鲁格曼先生在《纽约时报》发表了题为《不要恐慌——还不到时候》的文章，坦率地承认了这种可能：　　当前这场世界金融市场的疯狂会变成全球萧条，或甚至新的大萧条吗？当然是可能的。这个故事可能会类似这样：　　在今后几个星期里，被俄罗斯的崩溃弄得神经过敏的投资者准备抛售第三世界国家的货币。这些国家的政府则回应以把利率提高到30％、50％、70％的水平——稳定了它们的货币，但却把公司推向了破产，引发灾难性的银行崩溃，使经济陷入深度衰退。　　这些进展对美国和欧盟的直接作用是相对不大的。但这些阴沉的消息损害了把西方股市价格推向不合理高度的愉快心情。随着股市的下跌，抵消亚洲崩溃的副作用的消费者支出也下降了。　　当然，一二年内，人们渐渐会明白每个人都太小心了，而许多国家开始尽其所能刺激支出。但已经太晚了：自我强化的悲观主义已经如此深入地植入到私人部门中，以致零利率和庞大的税收削减都不足以使世界经济向前走。　　当然，在文章的结束处，克鲁格曼作为西方“专业上人格正直”①的经济学权威仍然要保持人们对世界经济的信心，他说：“如果格林斯潘和他的同事们有适当的警惕，而不是认为1929年的重演不可能，那么一切都会没问题。唯一需要害怕的是缺乏害怕本身。”　　最近，关于亚洲经济开始复苏的议论开始多起来了。这时，克鲁格曼又一次出来力排众议：“如果1998年夏天这个地区所感受到的已注定即将失败的感觉减弱，这完全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当你谈论这件事的时候，亚洲尚未摆脱这场危机，也并不清楚如何避免下次危机。使亚洲可能出现1997～1998年大危机的所有那些脆弱因素都没有消失，而且还有充分理由认为亚洲在危机后的长期前景不如仅仅两年前那样大有希望。”②　　①保罗·克鲁格曼：“支持自由贸易是专业上人格正直的标志”，《新贸易理论呼唤着新贸易政策吗？》，《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义摘》1993年第12期～1994年第1期，转引自任烈：《贸易保护理论与政策》。　　②保罗·克鲁格曼：《复苏？不要在这个问题上打赌》，美国《时代》周刊6月21日。　　未雨绸缪。即使大萧条前景真的在格林斯潘先生的“谨慎”判断下得以避免，中国也还是应该有相应的预案。更何况，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到来绝不是凭一两个人的判断可以避免就能避免的，就像泡沫经济的破灭是注定的一样。在这一点上，克鲁格曼先生可能面临着“专业上人格正直”与“事实上人格正直”的分裂。第三次贸易保护主义浪潮正跃上新高度　　纵观工业革命200多年来的历史，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之争一直是争论不休的论题。事实上真正可以称得上自由贸易的时期是很短暂的，绝大部分时候都是以贸易保护主义占主导地位，虽然理论上正好相反。一般来说，弱国虽然口头上也赞成自由贸易，但实际上总是采取贸易保护政策；到弱国变强后，渐渐地主张自由贸易的力量会占上风。在世界经济的高涨时期，自由贸易容易得到响应；但在世界经济低迷和萧条时期，总是贸易保护主义成为各国经济政策的主流。而在自由贸易得到切实推进的时期，则总是有一个超强的国家凭借其经济实力身体力行自由贸易。　　历史上，符合经济超强国家要求的只有过两个国家，那就是英国和美国，即使这两个国家也只是在一个短暂的时期里占有超强经济优势。与此相应，真正的自由贸易时期，或贸易自由化时期也只有两个，第一个时期是1846年英国废除谷物法以后到19世纪70年代；第二个时期是“二战”结束后至20世纪60年代末。在这两个时期前后，则分别有三次贸易保护主义浪潮。第一次可以从拿破仑战争结束后算起，到1846年；第二次从19世纪70年代算起到二次大战结束；第三次则是20世纪60年代末期至今。　　在拿破仑战争以前，自由贸易理论虽已成形，但尚未取得一统天下的地位（连主张贸易保护者都得口服）。事实上，英国在整个18世纪和19世纪上半叶，对外宣传自由贸易，但自身却奉行严格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限制原材料出口，限制制成品进口，限制农产品进口，却大肆将廉价商品输往欧洲大陆和美洲大陆，同时厉行技术封锁，不让先进的纺织机器和工匠流出英国。英国的行为使法、德、美各国纷纷效仿，关税越筑越高，形成第一次贸易保护主义浪潮，也是在这一时期形成了以美国联邦财长汉密尔顿和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为代表的贸易保护主义理论。在这次浪潮中，法、德、美各国工业实力得到初步增强，为一定程度上响应英国的自由贸易主张奠定了基础。谷物法废除，英国还先后放弃了许多工业品的关税，《航海条例》也于1849年废止。19世纪60年代，英国陆续与各国签订降低关税的双边贸易协定，特别是1860年与法国签订了英法商务条约，规定英国对法国的工业品全部免税，降低酒税，法国对从英国进口的煤、钢铁、机器、棉麻织物等减税若干，禁止输入的商品一概解除禁令，并附有最惠国待遇。此后，法国与其他国家先后签订互惠商约。这两个当时最强大的国家走上自由贸易的道路，为欧洲开创了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较为彻底的自由贸易时代。　　但是这个时代不长，到19世纪70年代，托拉斯、康采恩、卡特尔等各种形式的垄断组织逐渐形成并在各国取得主导地位，特别是德国和美国的经济实力迅速增强，它们对内保护，对外倾销，迫使英法两国逐渐收缩自由贸易政策，历史又进入了一个更加漫长的贸易保护主义时期。　　进入20世纪后，各国市场的垄断程度进一步提高，国内市场狭小，资本过剩，保护主义更是愈演愈烈，直至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由于一战并没有彻底解决各国在经济实力和殖民地争夺上的不平衡，也没有形成超强国家，各国经济政策仍以贸易保护为主。德国受到战争赔款法案制裁，同时却又不被允许以大规模出口来赔偿，就是贸易保护主义思路的典型反映。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德国欠下了美国大量债务，成为1929年危机爆发的导火索。危机爆发以后，美国制定了著名的《霍利—斯穆特税则》，将实际关税率提高了近50％，并开始征收报复性关税。德国则率先实行外汇管制，工农业产品关税提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法国和英国也都纷纷效尤，竞相采取以邻为壑的政策。随后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各国经济政策服从战争需要，自然谈不上自由贸易。　　“二战”结束以后，美国取得了超强地位，开始全面放弃贸易保护主义传统。但是，这是进攻性极强的政策，因为美国货价廉物美，所向无敌。如果不是需要对付社会主义力量的威胁，美国很可能凭借其雄厚的实力，强制推行自由贸易政策，开创一个真正的自由贸易的时期，把世界各国都变为美国的经济殖民地——这将是美国统治下的“全球化”。然而冷战束缚了美国的手脚，它不得不容许盟国单方面实行贸易保护，以缓和各国社会矛盾。即使如此，只要有可能，美国就竭力推动贸易自由化的脚步，以尽早打开各国市场的大门。这一时期虽然称不上自由贸易时期，但贸易的自由度却在不断增大，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第二个自由贸易主张得到切实推进的时期。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这一时期的重大失败是贸易自由化不断受到盟国的暗中抵制，进展过慢，以致日本、德国趁机崛起。到20世纪60年代末时，日本、德国的工业力量已经坐大，大量美元外流，布雷顿森林体系动摇，其咄咄逼人的攻势迫使美国再度祭起贸易保护主义的法宝。1969年尼克松政府以保卫美元为由提出，为了保持对外军事支出，维护冷战盟主地位，美国的贸易收支经常保持盈余是必要的，为此，采取贸易保护主义也在所不辞。这一方针下做的第一件事情是，美国强制日本“自愿”限制对美纺织品出口。由此，战后贸易自由化进程发生了重大转折，第三次贸易保护主义浪潮拉开帷幕。　　如上所述，美国是第三次贸易保护主义的肇事者和动力源，奇怪的是美国同时也是尊奉自由贸易理念的GATT/WTO谈判进程的主要推动者。那么这两者究竟是什么关系呢？说透了，也很简单。美国一方面用GATT/WTO谈判推动别国开放市场，另一方面又用非关税壁垒、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汇率贬值保护本国市场，增强本国工业的竞争力。　　我们先说非关税壁垒。继日本被迫实行纺织品出口自愿限制后，“紧接着受到打击的是鞋类、皮革制品、钢材、造船、汽车及家用电子产品贸易。1974年以后又增加了许多这类措施，大多数是针对纺织及服装、钢铁、汽车、摩托车、非橡胶制的鞋类、彩电及民用无线电。1984年美国国会通过《贸易与关税法案》（Trade and Tariff Act）。1988年经里根总统签署，正式成为美国法律的《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力法案》（Omnibus　Trade and Competitiveness　Act　of 1988），有着浓厚的保护主义色彩，而且近年来保护主义议案不断增加。美国的所谓‘301’、超级‘301’等条款，就是贸易保护的典型代表。”①　　①任烈：《贸易保护评论与政策》，第35～36页，立信会计出版社，1997年12月。　　主张自由贸易并且先后多次参加中国复关和乌拉圭回合谈判的任泉先生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现实：　　从战后至本世纪60年代，自由贸易哲学在美国发展到兴盛阶段。但是70年代以来资本在义世界发生的两次经济危机，使美国也逐渐加强了贸易保护主义。1974年美国通过的贸易法就是这种政策的发展。该贸易法中订有贸易保护主义条款，例如，当发现取消关税导致进口迅速增加、并给国内工业带来实质性损害时，就要恢复关税或加收反倾销税。此外，这部贸易法还规定了可以征收反补贴税。根据该贸易法301条款，总统有权决定提高关税和采取其他措施，以打开贸易伙伴的市场和通过双边谈判抵制所谓不公平贸易。自1974年以来，美国贸易政策的重点已经从多边贸易转向旨在消除不平等贸易而实行双边贸易的措施。接着，通过双边努力以消除纺织、钢铁、汽车工业产品方面的不平等贸易的做法，美国开始实行许多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如限制进口和强制别国与其签订自动出口限制协议等。　　由于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已经体现在1974年贸易法中，因此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继续增强。1988年的“综合贸易法”则把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发展到了顶点。在此期间，欧共体、日本等其他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浪潮也高涨起来。　　30年代的贸易保护主义，主要是通过限制进口来保护国内工业，其手段是构筑高关税壁垒。跟这种旧的贸易保护主义相比，70～80年代的新贸易保护主义具有许多新特点。为了对这些新特点获得较为具体的了解和认识，下面结合美国的实际情况加以说明。　　为了改变长期以来严重失衡的贸易赤字和经常项目收支赤字的状况，提高美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美国在80年代对外贸政策进行了全方位和多角度的调整。其特点如下：　　1．在贸易政策原则上和具体行动上的矛盾。里根政府和布什政府表面上都奉行自由贸易的总原则，但在国会的压力下，他们在具体行动上却采取了许多贸易保护措施：在倡导多边贸易体制的同时，试图搞区域性和双边贸易安排；在呼吁用“撬棍”打开其他国家市场的同时，加强对外国商品进入美国市场设置有形和无形的壁垒。在政策调整时期，自由贸易、保护贸易或管理贸易同时并存。美国的情况是这样，欧共体、日本的情况也是这样，其他主要发达国家的情况也不例外　　2．在贸易政策手段上综合运用多边贸易谈判、区域或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及单边宣布报复制裁的措施，多管齐下。鉴于多边贸易体制已难如愿，美国把政策重点从全球多边主义为主转向双边互惠或区域集团为主。这种趋势近年日益明显。为了解决贸易摩擦，美国加强了有针对性的双边贸易谈判。为了获得更大的经济和贸易利益，美国同时加强了寻求建立区域性贸易集团的努力。　　区域性经济集团和贸易集团，是“二战”后出现的新事物，80年代以来发展步伐明显加快，现正日益成为全球性趋势。这些集团不仅涉及国际贸易，而且涉及资金、技术、服务业、人员流动以及财政、信贷、货币政策协调等许多重大问题，因此对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的影响很大。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欧洲统一市场、北美自由贸易区及亚太地区区域经济集团化趋势的发展。　　3．在贸易原则上的退却。美国过去一直主张自由贸易，坚持总协定的多边无歧视原则。但是，随着国力日趋相对削弱，美国已经开始在贸易原则上退却，公平贸易、双边或集团互惠将成为今后贸易政策的主体。与此同时，欧共体等其他发达国家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在寻求通过区域集团或次区域集团的多种贸易安排，维护双边或集团互惠。　　4．单边行动日趋严厉，从消极被动保护转向主动强制性保护。依据美国贸易法案，美国可以对不符合其要求的国家和地区实行单方面的贸易制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