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为什么康晓光的看法会和实际工作者的如此不同呢？我认为，这主要是因为两者遵循的逻辑不同，康晓光据以得出结论的依据是上述为强者辩护的市场浪漫主义理论，而实际工作者却是以弱者身份在感受市场竞争的无情淘汰。　　康先生的第一个逻辑错误是“比较优势论”。事实上，康先生一开口便犯了一个错误：“所谓‘国际贸易’就是国与国之间的商品交换。”①这看上去像是十分正确，无可置疑的，但事实上却是不懂得国际贸易的竞争本质的静态说法。从动态观点来看，国际贸易实际上是企业间国际竞争的方式。一国贸易力量的强弱，输出额的大小，实际上是该国企业竞争力强弱的标志。一国产品输出得越多，竞争力就越强，技术改进的动力也就越强，占领产品输入国的市场份额就越大，其竞争对手便越遭到削弱，直至产品输入国的企业破产或被输出国企业兼并为止。　　正因为康先生不懂得国际贸易的竞争本质，因此，他才引用所谓国际贸易的经典理论说：“决定一国贸易结构的主要力量有两种：一种是由该国的资源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另一种是由该国国内的各种利益集团的谈判能力决定的政治力量格局。”②在康先生看来，由于工业的比较优势强，农业应该是美国的弱势产业，美国之所以成为农产品出口国，是因为美国农业利益集团的谈判能力很强。但是，这的确是一个核心误解。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农业早已不再单纯是土地密集型产业，而是集廉价石油、农业机械和电气、化肥、农药、生物遗传工程和规模经济于一体的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市场密集的产业了。在美国农业的强大攻势面前，第三世界各国纷纷从粮食自给国成为粮食进口国，连欧洲都难以抵挡美国农业的进攻。在下一轮WTO谈判中，美国将竭力争取的正是全面开放农产品市场。因为美国农场主和谷物商们懂得，如果放开全球农产品市场的话，美国的农产品将全球无敌。也许这样一种局面很快会到来：以美国为主的十几家最多几十家巨型农工商和生物技术一体化的企业拥有世界上绝大部分土地资源，雇佣1亿左右的农业工人，而目前仍然拥有小块土地的各国自耕农们或小农场主们绝大部分将失去土地，到处流浪。　　①康晓光：《地球村时代的粮食供给策略》，第49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11月。　　②同上，第82～83页。　　同样因为不懂得国际竞争的严重性，康先生才会认为每一个国家都将经历发达国家走过的工业化的初期、中期和后期阶段，一如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这是康先生驳斥粮食进口有害论的又一理论依据：　　在工业化过程中，一国的贸易结构特别是农产品贸易和谷物贸易结构会发生有规律的变化。这种规律可以表述如下：　　在工业化初期，农业人口和农业增加值的比重都很高；国内工业受保护，处于工业产品的进口替代时期；农业具有国际贸易比较优势，农产品出口是主要的外汇收入，农业剩余是工业投资的主要来源。　　在工业化中期，工业人口和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大幅度上升；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转向工业，工业进入出口导向时期；农业比较优势下降或完全丧失，农产品开始进口；贸易自由化加强；国内市场上，工业和农业处于平等竞争状态。　　在工业化后期，农业人口和农业增加值的比重已经很小，国内已经具备了保护农业的经济条件，同时农业利益集团的谈判能力也大为提高，农业受到保护；农业现代化的结果也使农产品产量增加。在这一阶段，或是由农产品进口转为出口，如西欧国家；或是实行农业结构升级，如日本和韩国。　　然而，在当今的发达国家中，符合康先生“规律”的恐怕只有美国。美国农业在工业化初期的确是有比较优势的。美国总统杰斐逊的思想最接近市场浪漫主义，他主张以农立国，开拓西部边疆，让英国人去发挥工业上的比较优势，美国可以坐享英国在工业上的技术进步。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美国工业发展迟缓，工业品市场几乎为英国货垄断。直到英国人用炮击美国舰只“切萨皮克”号，强征美国海员，美国人才知道世界不是一个“地球村”，才知道要建立强大的本国工业和军队，才开始违反“比较优势论”，停止国际贸易（禁运），使美国的民族工业得以迅速发展。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在工业化初期都是限制农产品和原材料出口，例如，英国甚至规定出口羊毛要判重罪。英国有名的《谷物法》一直对农产品进口实行严格的限制，因为与波兰、俄罗斯等国的农业相比，英国农业根本没有比较优势。直到英国工业已经在世界上确立优势地位很长时间后，英国才废除《谷物法》和相应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以便打开其他国家的工业品市场的大门，为本国获取最大利益。法国也一样，在柯尔培尔执掌法国财政经济大权的22年里，严格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对大多数进口工业品加税一倍，原料进口免税，或只课名义税，原料出口则予以禁止。在他的努力下，法国继英国之后成为欧洲工业强国，而柯尔培尔则被称为“法国工商业之父”。已经处于工业化后期的日本、英国等则至今仍是农产品进口国。　　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也不符合康先生的“规律”。按康先生的说法，这些国家都仍处在工业化初期，应该享有农业比较优势。然而，现实却是第三世界国家大多数是粮食进口国。它们既无工业品出口的优势，也无农业品出口的优势，国民经济命脉基本控制在跨国公司手中。由此可见，一国的农产品究竟是出口还是进口，完全取决于该国农业的竞争力以及是否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而与工业化的阶段无关。康先生所谓中国粮食进口将服从倒“U”型模式的论断，完全没有考虑中国农业人多地少、竞争力弱的特点，完全没有考虑当今时代农业国际竞争的现实，是将美国模式生搬硬套到中国的产物。　　我们说康先生生搬硬套美国模式，这不仅是对康先生推理过程的分析的产物，更有康先生自己的言论为证。康先生预测了中国粮食需求的长期趋势，而其预测的基本方法论原则却是所谓“重演律”：　　我们所采用的这种预测方法是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经常使用的定量分析工具。它的“合理性”来自著名的“重演律”——一个由生物学家提出的“哲学命题”。“重演律”的原始涵义是“个体的发育过程”重演种系的进化历史。当然，我们对“重演律”的理解与生物学家的有所不同。就我们的具体问题而言，“重演律”的内涵为：（1）每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与人均粮食需求量之间的函数关系都是相同的，即“后来国家”将“重演”或“重复”“先行国家”的“历史过程”，或者说，“先行国家”的“历史经验”就是“后来国家”的“未来趋势”；（2）区分“先”、“后”的标准就是人均收入水平，人均收入水平较高的国家即为“先行国家”，相应地，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的国家即为“后来国家”；（3）“重演律”还假定，在任一特定时刻，那些人均收入水平不同的国家就等同于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同一个国家，因此我们可以用某一时刻各个国家的横截面资料“替代”任一国家的时间序列资料。　　实际上，“重演律”与其说是一种方法论原则，还不如说是一种源于日常经验的“信念”——同类事物遵循同样的发展规律。①　　①康晓光：《地球村时代的粮食供给策略》，第87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11月。　　这段文字出现在康先生的著作中，的确让我们大吃一惊。这无疑表明了康先生根本不了解市场竞争的现实，更不了解两百多年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与演化，而只有一个“源自日常经验的‘信念’”，那就是中国必将重复美国走过的路。在这种所谓“重演律”基础上所做的预测，其可信性恐怕只能是负的。在康先生给我们阐述的如此精确的“重演律”面前，恐怕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也得甘拜下风。　　综上分析，我们完全可以认为，康先生的大作赖以立足的理论基础的确是市场浪漫主义。正是从市场浪漫主义出发，康先生主张粮食进口，而且给国人一个进口的倒“U”曲线，以向那些不主张大规模进口粮食的人表明：现在多进口，将来可以少进口。　　粮食是不是需要进口，这个问题其实本没有什么争议。过去中国进口过粮食，现在也在进口粮食，将来也会进口粮食。问题在于怎样进口？是依靠配额调节进口呢？还是完全放开农产品市场，任由国际市场调节？其实，讨论要不要进口粮食，这本身就是一种计划行为，它意味着从长远和全局出发来把握粮食战略的主动权，而粮食进口配额或关税则不过是实施粮食战略的手段。如果听任国际市场调节，等于放弃对粮食供给的计划调节。特别是，当国际农产品市场控制在美国农场主和谷物商手里时，这等于是让中国的粮食安全操纵在美国国会手里。　　因此，康先生在结论上的根本错误不在于主张粮食进口，而在于主张让市场来配置资源，让中国的弱质农业接受美国的强势农业的竞争和淘汰。这正是实际农业工作者对康先生的结论感到不安的地方。当然，康先生虽然从学理上主张由国际市场来调节粮食出口，但是落实到政策建议并不敢如此大胆，而是建议适度保护：　　所谓“适度保护”，一是不能不保护，二是不能给予很强的保护。中国粮食生产的生态条件、人地比例、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共同决定了中国的粮食产品与世界的主要粮食出口国相比，没有什么竞争能力。如果实行完全彻底的粮食自由贸易政策，中国的农民特别是欠发达地区的农民和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利益都将蒙受沉重的打击。因此，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彻底开放粮食市场。同样重要的是，中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也决定了，中国既没有对粮食生产给予强有力保护的经济能力，也不具备这样作的政治条件。因此，我们不可能对粮食生产给予强有力的保护。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一阶段进口一定数量的粮食可以降低我们的工业化成本，提高中国工业制成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完全符合中国的整体利益和长期利益，是一种合理的、有利的、必然的选择。①　　①康晓光：《地球村时代的粮食供给策略》，第208～209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11月。　　如果康先生主张的是“适度保护”，那我们的主张就完全一致了。只是需要指出的是，当康先生终于谈到保护时，他就离开了“比较优势论”和“地球村”概念，而谈到竞争能力了。更需要指出的是，他没有说明是以市场方式进口粮食，还是以计划方式（配额）进口粮食，从其论述的重心来看，康先生更强调的是开放农产品市场。还需要指出的是，康先生以为进口廉价农产品可以提高中国工业制成品的竞争，而事实上，正是在90年代中期以来廉价农产品大量涌进国门时，中国工业的竞争力在进一步下降。道理非常简单，无论是中国农业还是工业，在跨国公司的面前都缺乏竞争力，因此，一旦开放程度加大，工业和农业就会同时落入困境。　　很遗憾，在市场浪漫主义的光晕下，康晓光先生不但看不到中国所面临的真正危险，反而误以为中国正在跨国公司的接管中日益强大起来。因此，康先生才根本误读了“中国威胁论”的真正背景和动机。照康先生的说法：　　一部分西方人的矛盾之处就在于，如果他们要消除来自中国的社会主义对他们的资本主义或自由主义的威胁，他们就必须促使或协助中国走向市场、走向世界；而走向市场、走向世界的中国必定是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于是他们又必须面对来自中国的强大对他们的国际强权或霸主地位的威胁。他们认为地球就是这么大，占人类1/5的西方已经在享受这么多的资源了，如果同样也是占人类1/5的中国也要加入“富人俱乐部”的话，那么中国与他们之间在资源上的争夺和市场上的冲突就是不可避免的。于是，他们决定借助“遏制”或“围堵”中国，来保证自己作为“先入者”所占据的垄断利润。我认为，这就是他们合伙鼓噪“中国威胁论”的真实动机。①　　然而，“走向市场、走向世界的中国必定是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只是康先生的主观判断，在美国和西方对华政策辩论中，这种判断连同相应的“中国威胁论”只是用来动员反华舆论的一个借口。克林顿对华政策讲话才说出了美国对中国的真实看法，中国“是一个不稳固的而不是强有力的国家。我们常常看到的严密的控制实际上是虚弱的表现”②。既然中国事实上并没有对美国构成威胁，中国的市场正在被西方七国所瓜分，那为什么美国还要煽动“中国威胁论”呢？这就涉及到更深层的问题。苏联解体后，仍然把社会主义名号写进宪法的大国只有中国了，这还不算，中国还没有被完全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轨道，中国各级干部中还有一批坚持本民族利益的人物，随着西化进程的深入和社会矛盾的加剧，中国仍有可能挣脱出全球化进程，从而真正对西方世界构成威胁。因此，尽快地、尽可能彻底地促使中国像俄罗斯那样接受美国的领导，就成了冷战结束后美国最重大的问题。为此，美国就需要加大交替运用胡萝卜和大棒的力度，压缩中国的外交空间，增加对中国的军事压力。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动用“中国威胁论”来动员美国和西方各国的舆论。　　①康晓光：《地球村时代的粮食供给策略》，第46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11月。　　②新华社《参考资料》1999年4月12日。　　这才是90年代以来“中国威胁论”日益嚣张的真实背景。这才是中国今天在这个开放时代所面临的严峻现实。不错，“开放的时代需要用开放的头脑思考问题”。问题在于，什么样的头脑是开放的头脑，是放弃自身利益融入“大美国共荣圈”呢？还是坚持自身利益，与美、日、欧周旋？如果考虑到中国在全球经济竞争中的弱势地位，更准确的口号应该是，“竞争的时代需要用竞争的头脑思考问题”，这才不会唱着爱国的高调跑到卖国的胡同里去。碰撞--附录　法国学者布迪厄谈新自由主义的本质附录　法国学者布迪厄谈新自由主义的本质何增科　　法兰西学院院士皮埃尔·布迪厄教授在1998年12月号的法国《外交世界》（英文版）杂志上发表了题为《无止境的剥削的乌托邦——新自由主义的本质》文章，对当今世界颇为流行的新自由主义进行了批判。他认为新自由主义是一种旨在摧毁集体结构的纲领。现摘要介绍如下。何谓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已成为当代世界居支配地位的话语体系。这种话语体系认为，经济世界是纯粹的和完美的世界，它通过制裁或中介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展示自己的逻辑。这种监护人理论纯粹是一种数学上的虚构。它从一开始就建立在抽象的基础上。在狭隘的和严格的理性概念的名义下，它把理性取向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同构成它们的应用条件的经济和社会结构混为一谈。正是这种瓦尔拉的“纯粹理论”产生了经济学科的种种缺陷。它执着于自己所创造的武断的对立，即经济法则和社会法则之间的对立，前者建立在竞争和效率的原则上，后者服从于正义原则的统治。　　新自由主义话语不是一种普通的话语体系，而是一种“强势”话语。这种话语在一个由各种强力关系构成的世界中完全站在强力者一边。新自由主义是通过服从那些支配经济关系的力量所做出的经济选择来做到这一点的。它也因此将自己的符号力量加之于这些强力关系。在这种科学纲领的名义下，它转换成为一种政治行动计划，一种正在进行中的政治纲领，这种纲领旨在创造出一些使上述理论得以实现和发挥作用的条件。这是一种从方法论上解构集体的纲领。　　解除金融管制，从而实现一个纯粹和完美的市场，这个新自由派的乌托邦运动是通过采取各种政治措施来达到的。采取这些行动的目的是对任何可能对纯粹的市场法则构成障碍的集体结构提出质疑。这些集体结构包括：民族国家；工作团体；捍卫工人权利的集体组织、工会、协会和合作机构；甚至还有家庭。　　新自由主义者的纲领是从那些自身利益得到表达的集团的经济和政治权力中获得社会权力的。这些集团包括：股东、金融家、工业家、保守党或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家等。新自由主义从整体上倾向于赞成将经济同社会现实分离开来并由此在现实中建构一种同其纯理论描述相一致的经济体制，这种体制是一种合乎逻辑的机制，它呈现为一个调节经济力量的约束链。新自由主义的后果　　金融市场的全球化与信息技术的进步相结合确保了资本空前范围的流动。这使那些关心短期投资回报的投资者有可能不断地比较各个最大公司的赢利率，同时惩罚那些相对失败的公司。面对这种持久的威胁，这些公司不得不越来越迅速地进行自我调整以适应市场的需求，这是因为它们有可能遭到“失去市场信任”的惩罚并失去自己股东的支持。而渴望获得短期利润的股东们则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经理们。这些股东通过理事会建立起各种规则，他们也影响着雇佣、就业和工资政策。　　具有灵活性的绝对统治因此得以确立起来，它表现为雇员在长期合同或临时合同的基础上被雇佣，公司的反复改组，以及公司内部各个自主的部门及班组之间展开竞争。这种竞争最后还通过工资关系的个人化而扩大到每个人头上。竞争的方式有：建立个人业绩目标、个人业绩评估和持久评估体系，为体现个人能力和业绩而增加工资或发放奖金。个人化的职业途径包括：“下放责任”促使职员开发自身潜力，这些单个的工资劳动者置身于强大的科层制依附关系之中并同时对他们的工资、产品、部门和商店负责，仿佛他们是独立的承包人一样。这种“自我控制”的压力强迫工人“过度卷入”工作并迫使他们在高度紧张状态下工作。这些措施汇合起来削弱或者废除集体的标准或团结。　　一个达尔文式的世界就以这种方式出现了。它是在科层制的各个层级上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斗争，每个人在充满不安全感、遭受痛苦和压力的条件下形成对其工作和组织的依附。这些制度安排和劳动后备军的并存成功地建立起生存竞争的世界。这些制度安排产生了不安全感，而这些后备军的存在很容易地由那些不确定的社会过程以及持久的失业威胁所促成。这种后备军在科层制的各个层级存在，特别是在经理的层级存在。打着自由的招牌的全部经济秩序的基础实际上是失业、工作任期的不安全感以及它所暗含的解雇威胁的结构性暴力。个人主义者的微观经济模型“和谐”运行的条件是失业后备军的存在。新自由主义的社会基础和理论基础　　新自由主义的乌托邦不仅在靠它为生的那些人如银行家、大公司的所有者和经营者，而且在那些从这种乌托邦中获得自身存在合理性证明的高级政府官员和政治家那里激起了对自由贸易的强有力的信仰。他们使市场的权利在经济效率的名义下神圣化，市场要求清除那些给追求个人利润最大化的资本所有者带来不便的种种行政的或政治的障碍，而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已经变成一种理性的行为模式。新自由主义的信徒们想要独立的中央银行。他们鼓吹让民族国家服从于经济主宰者对经济自由的要求，禁止对市场首先是劳动力市场的任何管制，反对出现赤字财政和通货膨胀，主张公共服务普遍私有化，减少公共和社会开支。　　经济学家在新自由主义乌托邦的诞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并不一定必然分享真正信仰者的经济和社会利益，他们只对这种乌托邦的经济和社会保持着个人的敏感。然而，他们在经济科学领域对新自由主义乌托邦信仰的生产和再生产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经济理论通过自己的存在首先是思想形态的存在与经济和社会的现实分离开来，这种思想形态最经常地以纯粹抽象的和理论的形式出现，它们特别倾向于把逻辑事物同事物的逻辑混淆起来。这些经济学家信任那些几乎从来没有机会去接受实验检测而证明的模型，这导致他们轻视其他历史学科的研究成果，因而常常无法理解真实的必然性和极度的复杂性。他们参与促成了可怕的经济和社会变迁。经济理论倾向于赋予现实以极端合乎逻辑的神话，他们为了这种神话而献身。　　同经济学家的分析相反，现实世界及其实施新自由主义伟大神话的直接而可见的后果却是：不仅是在大多数经济发达的国家中贫困人口所占比例日益增大，收入差距超常增长，文化生产的自主领域如电影、出版等由于商业价值的入侵而逐渐消失，而且更重要的是出现了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各种集体机构解体了。这些集体机构主要是那些国家机构，它们是同公共领域的思想相联系的所有那些普遍性价值的承担者。另一种倾向是无论是在经济还是国家的上层领域例如在公司的核心层，人们都被迫接受道德达尔文主义作为一切行为和行动的准则。这种道德达尔文主义狂热崇拜成功者，并将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和愤世嫉俗思想制度化了。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斗争　　依靠各种保守的力量来摆脱新自由主义和建立新的社会秩序是行不通的。向“自由主义”的过渡就像大陆漂移一样以一种难以察觉的方式进行着，因此它的影响也从人们的视野中隐去了。它的最可怕的影响都是些长期的影响。这些影响都被目前那些在捍卫旧秩序的人中兴起的对这种过渡的抵制所掩盖，这些抵制者利用旧秩序和社会资本储备来保护目前的全部社会秩序。这种社会资本如果不加以更新和再生产的话是注定要消失的，但这些“保守的”力量从另外一种观点来看也是抵制新秩序建立的力量并可以变成颠覆性的力量。如果仍然有理由不悲观的话，那就是在国家机构和在社会行动者和价值取向中仍然存在某些力量，这些力量唯有通过努力去发明和建设一种新社会秩序才能够抵抗挑战。这种新社会秩序将不会把利己的、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和个人对利润的激情当作唯一法则，相反它将为集体的价值取向让出空间。这种集体的价值取向合理追求通过集体的努力才能达到和为集体所认同的目标。　　　　　　　　　　　　　　　　　原栽《国外理论动态》1999年4月号碰撞--第四部分　市场现实主义与“入世”第四部分　市场现实主义与“入世”　　●市场现实主义要求我们以国家为最高利益主体，把市场正确地理群为竞争的战场，在弱质产业以国家整体投身到国际市场的竞争中，打一场以弱胜强的持久战，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真正崛起　　●市场现实主义也由三个部分组成：一曰竞争论；二曰贸易保护论；三曰中心外围论　　●真正能把市场竞争的真实图景勾勒清楚的经济学理论甚至还没有诞生而新的经济学理去则必然以对竞争概念的重新界定作为起点　　●从静态看，契约、帕累托平衡或任何一笔日常文易都是双赢的，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两厢情愿，岂不是双赢。但从动态看，却是交易双方力量不平衡在积累，帕累托平衡点不断在向强者移动　　●进入和退出壁垒的普遍存在表明，完全竞争根本是不考虑真实竞争情况的一厢情愿　　●弱国所选择的国际贸易政策只能是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由于市场浪漫主义的流行，提倡贸易保护主义者在中国似乎成了逆时代潮流而动的怪物　　●只要“中心—外围”结构不改变，或外国国家不脱离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外围国家的发展就没有希望　　行文至此，相信很多读者应该会有所感悟：噢，怪不得我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原来市场浪漫主义是为强者辩护、骗弱者上当的理论啊！而另有一些读者可能会更深入一层：如果市场浪漫主义不对，那么什么是正确的市场经济理论呢？中国作为市场竞争的弱者，该怎样对待市场经济呢？难道我们要退出市场，回到闭关锁国的状态吗？　　的确，十几年来市场浪漫主义已经深入人心，成了市场经济的正宗解释，以至离开了市场浪漫主义，人们都不知道还有什么理论可以指导市场经济实践。其实，问题并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非市场即计划，非开放即闭关锁国，非竞争即垄断，非资本主义即社会主义，而是有许多中间状态：有计划的市场，有保护的开放，有垄断的竞争，有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与这些中间态相对应的理论，即市场现实主义。　　市场现实主义也承认市场，但不把市场完美化；也承认竞争，但强调认清自己在竞争中的位置，避实击虚，以弱胜强；也承认开放，但强调国家利益至上，该保护的就保护；也承认资本主义，但不否定社会主义的成就和合理性。　　具体地说，市场现实主义要求我们以国家为最高利益主体，把市场正确地理解为竞争的战场，在弱质产业以国家整体投身到国际市场的竞争中，打一场以弱胜强的持久战，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真正崛起。　　与市场浪漫主义相对应，市场现实主义也由三个部分组成：一曰竞争论；二曰贸易保护论；三曰中心外围论。竞争论　　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核心行为，完全竞争则是经济学家们的理想状态。据说，在完全竞争条件下，资源得以最有效配置，交易各方的效用得以实现帕累托最优，“看不见的手”能最好地发挥作用。从长期来看，如果价格低于盈亏平衡点的水平，部分厂商将脱离该行业，一直到价格恢复到均衡水平；如果价格高于盈亏平衡点，新厂商将进入该行业，从而把市场价格压低到长期盈亏平衡点。也就是说，各厂商和行业的长期利润将为零。根据纯经济利润是正数还是负数，厂商被吸引进来或排斥出去。与这幅完全竞争图式相应的是一大堆数学图表和论证。　　这一图式看上去的确很美妙，这里，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厂商的长期利润被压到了零，而商品又能得到充分和灵活的供给，实现了利己动机和社会利益最大化的最佳结合。遗憾的是，上述图景根本无法解释由竞争而垄断、由低利润而高额垄断利润的市场经济历史，更无法解释世界范围内愈来愈严重的两极分化。那么，为什么理论和现实间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反差呢？　　我认为，问题恰恰是这些竞争的崇拜者们根本不懂得竞争。竞争是一个动态慨念，而资源有效配置及帕累托最优却是静态概念；竞争是本质性的，交易的达成及帕累托最优是现象性的；竞争的手段既包括改进技术，也包括削减工资、减少管理开支、低价倾销，更包括价格同盟、信贷支持，甚至包括恐吓和暗杀，贿选贿官，而不只是增加或削减产量；竞争决定了厂商不能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必须追求市场份额最大化，因此，把竞争理解为响应价格变化的产量增减，完全是对竞争的无知。　　考虑到这一理想模式在西方经济学中的核心地位（尽管凯恩斯以后有所修正），我们完全可以说，真正能把市场竞争的真实图景勾勒清楚的经济学理论甚至还没有诞生。而新的经济学理论则必然以对竞争概念的重新界定作为起点。　　竞争当然是不同主体间的竞争。每一次交易都是买卖双方的竞争，买方希望价格越低越好，卖方则希望越高越好。比如，在集贸市场上买（卖）牛，双方最后同意在1000元时达成交易，这时的价格就是帕累托平衡价格。问题在于，为什么是在1000元，而不是1200元或800元？这就取决于交易双方的力量对比。一般来讲总是买的不如卖的精，因为卖主对牛更了解，如牛是瘦是肥，有病没病，能不能下仔，吃没吃生长激素等等。卖主往往还了解其他市场或其他日子的牛的价格，而买主则经常是懂得较少，于是买主经常吃亏。但也有相反的情形，例如一个餐馆的专职采购员，和一个养了一两头牛准备过年用的农户，采购员能从消费的角度把眼前这只牛的缺点说得一清二楚，说得卖主心里发毛，采购员还会顺便提供一些这样的消息：今天如果卖不出去，明天某养牛专业户的牛就要上市了。如此等等，牛的价格就被压下去了。正是在这种买卖双方的复杂的力量较量中，买卖本身成了专业。一些人坐地收购零星农户的产品，利用专业买主的优势盘剥农户；又转手卖给消费者，利用专业卖主的优势盘剥消费者，一来二去，居中间交易的商人就渐渐成了富甲一方的人物。　　由此可见，尽管每一次交易都是在帕累托平衡点上达成的交易，但由于交易双方力量对比的不同，平衡点也在不断变化。而从长期来看，则是强势方的力量更强，弱势方的更弱，交易越来越不平等。卢梭就曾深刻地揭露过此类“帕累托平衡”背后的深刻的不平衡：“你需要我是因为我富有而你贫穷，那么让我们就来订立一个契约，我给你以替我服役的光荣，条件是你把你所剩的那点东西都交给我，以报偿我为使唤你而付出的烦劳。”①可见，正如契约论的表面平等掩盖了实质不平等一样，帕累托的静态平衡也掩盖了竞争力量对比的不平等。　　①［法］让·雅克·卢梭着，李常山译：《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第149页，商务印书馆，1984年。　　现在，中国经济学界有那么一些人在起劲地鼓吹所谓双赢，应该说根源就在这里。从静态看，契约、帕累托平衡或任何一笔日常交易都是双赢的，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两厢情愿，岂不是双赢。但从动态看，却是交易双方力量不平衡在积累，帕累托平衡点不断在向强者移动，　　按照双赢逻辑，当年中国与英国签订的南京条约是双赢，中国与日本签订的马关条约是双赢，没有任何一个条约是单赢，条约都是平等的，不可能不平等。只是在英国人，日本人或美国人听来，双赢理论是那么的顺耳；而在中国人听来，双赢理论却成了卖国有理。按照这一逻辑，别人强大，打进来了，最合乎理性的办法便是投降，投降就双赢了。谁要是不肯投降，不肯服输，拼死反抗，这就是非理性行为，到头来可能是双输。双赢理论本来是强权理论，在弱国国土上如果产生“双赢”理论家的话，他不可能是别的什么东西，而只可能是卖国求荣的走狗，只是有的人自觉当走狗，有的人是不知不觉进了走狗圈讨食而已。　　更有意思的是，那些自觉当走狗的“双赢”理论家还常常以“自由派”自居，然而按照双赢逻辑的话，裴多菲争自由却是非理性的。什么“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这不是典型的双输吗？由此反观可知，原来这些“自由主义”人士根本上与自由无缘，他们所谓的“自由”，或者是以强凌弱的“自由”；或者是弱者当奴隶的“自由”。因此，在美国，这样的自由派叫狼虎派更准确；在中国，则是叫走狗派更恰当。它们的共同特征都是不把人的生命、尊严和自由当回事。　　与双赢逻辑异曲同工的是所谓“非零和游戏”。一输一赢是零和游戏，双赢当然是非零和游戏。从动态来看，竞争当然是零和游戏，一方所得必是另一方所失；但从每一次较量的静态来看，却可能是非零和游戏。因此，竞争既是零和游戏，又是非零和游戏；零和游戏是绝对的，非零和游戏是相对的；这正如事物的运动一样，事物既是绝对运动的，又是相对静止的。如果只强调其中一面，就会演绎出“飞矢不动”的悖论，或“人不能一次踏进同一条河流”的悖论。由于现实经济生活中竞争十分激烈，因此人们感受到的竞争常常你死我活。但是如果把其中的某一个瞬间取出来看，例如达成交易的那一瞬间，竞争又可能表现为香擦和鲜花，表现为帕累托最优。由此可见，双赢理论或非零和游戏论是机械、静止、孤立的哲学的产物，更进一步，基于帕累托最优的整个西方经济学也同样如此。事实上，与双赢理论大行其道形成强烈对照的，恰恰是世纪末的赢家通吃。理论与现实背离到这种地步，经济学界的某些名人们还要如此推崇帕累托最优，这真叫“鸭子煮烂了，嘴还是硬的”，这才是真正的僵化和教条。　　在我们从哲学的高度透析了竞争概念后，现实的市场竞争图景便会一览无余。我们首先可以注意到，所谓完全竞争只是一个理论虚构。这一点，连西方经济学的权威们都不否认。萨谬尔森承认，“现实世界的绝大部分属于‘不完全竞争’的领域”，①但是他认为，“完全竞争意味着某种具体而肯定的事物”，“具有明显的有效率的性质”，“较易于分析和理解”，因而是一种很重要的特殊情况。②那么什么是完全竞争呢？“当存在着大量的小厂商，每家厂商都生产相同的产品，而且每家厂商对市场价格的影响都很小时，完全竞争就产生了。”③。这是斯密经济学的理想模型，他是从中引申出那只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的。　　①［美］萨谬尔森、诺德豪斯着，高鸿业等译：《经济学》，第830页，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3月　　②同上，第829页　　③［美］萨谬尔森、诺德豪斯着，高鸿业等译：《经济学》，第786页，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3月　　然而，这一模型即使在斯密时代也与现实相去甚远。斯密时代交通和通讯都很不发达，除纺织品等少数市场外，绝大部分市场都是地方性市场。虽然就全国而言，存在着生产相同产品的大量厂商，但高额的运输和通讯费用把这些厂商分隔在各地方市场，在每一个地方市场相同的厂商就不多了。诚然，在各地方市场上，不多的厂商也相互竞争，但却远远偏离完全竞争模型，往往每家厂商都能对市场价格产生影响，厂商与厂商之间的竞争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他们常常既联合制定行业垄断价格，又相互防范、暗下绊子，争夺着行业的主导权，谋求着打败时手，垄断当地市场。这种情形正如我们在集贸巾场常常见到的那样，虽然有十几个水产品摊位，但价格却常常惊人一致（当然视品质而不同），每一个新来的摊主如果不问清楚行情，独立地标低价出售，那么他轻则会受到警告，重则会被人赶出市场。当然，在基本价格一致的情况下，各摊主也在暗使绝招，有的服务周到，有的不计包装物重量，也有的注水，有的以次充好。　　随着交通和通讯状况的改善，是不是就形成了全国市场上的完全竞争呢？也不是。到19世纪六七十年代，交通和通讯的价格有了较大幅度的下降，但这却恰恰不是促成厂全国市场的完全竞争，而是促成了全国市场的寡头垄断。正是在这个时代，卡特尔、托拉斯、康采恩成为企业组织的主导形式。此后，各大强国的集中程度都不断提高，直至各国都形成了少数几家或十几家控制众多行业的大财团，它们对内左右本国经济和政治的格局，对外则疯狂地瓜分并争夺殖民地和市场，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根源。二战结束以后，西方列强在苏联面前联合起来，相互开放市场，促使垄断从一国走向区域乃至全球。这正是被称为全球化的过程的内核：开始是竞争的全球化，随之而来的便是垄断的全球化（其实更准确地说是区域化）。　　那么为什么竞争必然会走向垄断呢？为什么帕累托平衡点会不断向强者方向移动呢？这就要看竞争究竟是如何进行的，是不是像经济学家们所设定的那样，竞争是任一厂商都可以自由进出市场，任一厂商都只是通过数量增减来响应价格变动，长期利润为零？　　迈克尔·波特的《竟争战略》和《竞争优势》实际上揭示了帕累托平衡点向强者有利方向移动的奥秘。波特生动地分析了一个新厂商进入某产业时将会遇到的六种主要壁垒：　　规模经济。大规模的经济性表现为在一定时期内产品的单位成本随总产量的增加而降低。规模经济的存在阻碍了对产业的侵入，因为它迫使进入者或者一开始就以大规模生产并承担遭受原有企业强烈抵制的风险，或者以小规模生产而接受产品成本方面的劣势，这两者都不是进入者所期望的。　　产品歧异。产品歧异意味着现有的公司由于过去的广告、顾客服务、产品特色或由于第一个进入该产业而获得商标信誉及顾客忠诚度上的优势。产品歧异建立了进入壁垒，它迫使进入者耗费大量资金消除原有的顾客忠诚。这种努力通常带来初始阶段的亏损，并且常常要经历一个延续阶段。这样建立一个品牌的投资带有特殊的风险，因为如果进入失败，他们就会血本无归。……　　资本需求。竞争需要的大量投资构成了一种进入壁垒，特别是高风险或不可回收的前期广告、研究与开发等，……　　转换成本。转换成本的存在构成一种进入壁垒，即买方由从原供应商处采购产品转换到另一供应商那里时所遇到的一次性成本。转换成本可以包括雇员重新培训成本、新的辅助设备成本、检测考核新资源所需要的时间及成本，由于依赖供应方工程支持而产生的对技术帮助的需要、产品重新设计，甚至包括中断老关系需付出的心理代价。……　　获得分销渠道。新的进入者需要确保其产品的分销，这一要求也构成进入壁垒。在某种程度上产品的理想分销渠道已为原有的公司占有，新的公司必须通过压价、协同分担广告费用等方法促使分销渠道接受其产品，而这些方法的采用均降低了利润。　　与规模无关的成本劣势。……下面是（已有企业）一些最关键的优势所在：专有的产品技术；原材料来源优势；地点优势；政府补贴；学习或经验曲线。　　政府政策。最后一种主要的进入壁垒是政府政策。政府能够限制甚至封锁对某产业的进入。……例如，对控制污染的要求可能会使进入产业所需资金增加，同时可能导致对所使用的技术的成熟程度，甚至设施的最佳规模的要求有所提高。通常出现在类似食品和与健康有关的产业的产品检验标准能够导致相当长的生产导入期，这不仅提高了进入的资本成本，而且会引起已立足企业对即将发生的进入充分注意，有时使他们对新竞争对手的产品有了充分了解从而形成其报复战略。……①　　①［美］迈克尔·波特着，陈小悦译：《竞争战略》，第6～12页，华夏出版社，1997年1月　　新厂商的进入障碍就是已有厂商的积累优势。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正是这种积累优势成为已有厂商高额利润的来源，而高额利润又使已有厂商有足够的资源采取报复战略，扼杀新进入者，或迫使新进入者望而却步。波特还分析了哪些产业可能对进入者存在强烈报复的可能：　　一种对进入者勇于报复的历史；已立足企业具有相当充实的资源条件进行反击，包括富裕现金、剩余借贷能力、能满足未来所有可能需要的过剩生产能力，或者在顾客及销售渠道方面有很强的杠杆；已立足企业深深陷于该产业，并且在该产业中使用流动性很低的资产；产业发展缓慢，这使在不降低已立足企业的销售与财务业绩的条件下，产业吸收新公司的能力受到限制。①　　当然，也并不是说新厂商不能进人一个已经“成熟的产业”，但进人条件是已有厂商的现行价格结构定价过高，利润过丰。这就是所谓的“进人扼制价格”：“即指当进人者设想其克服结构性进人壁垒及承受遭到报复的风险时的代价恰好为进人带来的（进人者所预测的）潜在报酬所平衡时的现行价格结构。如果现行价格水准高于进人扼制价格，则进人者将预计其通过产业侵人可获得平均水准以上的利润，这时就将会出现进人。”②　　①［美］迈克尔·波特着，陈小悦译：《竞争战略》，第13页，华夏出版社，1997年1月　　②同上，第13页　　不但进不好进，退有时也有困难，波特列举了5种退出障碍：　　专用性资产：资产涉及具体业务或地点的专用性高，则其清算价值低，或者转移及转换成本高。　　退出的固定成本：这方面包括劳工协议、重新安置的成本、备件维修能力等等。　　内部战略联系：指某经营单位与公司其他经营单位在市场形象、市场营销能力、利用金融市场及设施共用等方面的内部相互联系。这些因素使公司认为呆在该产业中具有战略重要性。　　感情障碍：管理层不愿从纯经济角度公正地做出撤退决策，原因有与某具体业务的融洽、对雇员的忠实、对自己事业的担忧、骄傲及其他原因　　政府及社会约束：这里包括政府出于对失业和对区域经济影响的关注而对撤出的否决与劝阻。在美国以外，这种情况极为普遍。　　当退出壁垒很大时，过剩生产能力便无法释放到该产业之外。同时，在竞争战中已失败的公司也不愿认输。他们顽强不屈地忍耐着，由于它们的弱点而不得不诉诸于极端的策略。结果，整个产业的利润率就可能持续保持低水平。①　　①［美］迈克尔·波特着，陈小悦译：《竞争战略》，第19～20页，华夏出版社，1997年1月　　进入和退出壁垒的普遍存在表明，完全竞争根本是不考虑真实竞争情况的一厢情愿。工业革命200多年来，伴随着一轮轮淘汰的是行业的进入壁垒逐渐加大。从这个意义上，垄断程度的增强实际上可以用进入壁垒的加高加固程度以及垄断地域范围的加大来表达。　　事实上，进入和退出壁垒还仅仅是构勒了企业竞争的兵力配置、武器装备、工事构筑以及各方所处的地理位置，懂得了这些还只能判断竞争的大致走向，竞争的胜负还涉及到各方“知己知彼”的程度（合企业间谍对情报的收集），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内部管理的好坏，以及后援部队（银行贷款是否充足，或是否有母公司的全力支持）等。有人或许以为，波特所分析的竞争形势及竞争战略只适用于当今的垄断竞争时代，斯密时代的竞争也许的确很简单。在斯密时代，行业壁垒固然还没有今天那么高，但那时打垒者的实力也没有今天的巨头们那么强；更重要的是，斯密时代的企业主们并不都是头脑简单的傻瓜（当然也有傻的），也有人在本地区各行各业的竞争中时时分析对手的实力和强弱，考虑着用各种手段增加自己的利润和市场地位，这些人往往都成为独霸一方市场的老大，并进而参与全国市场的竞争，其他一厢情愿做着发财梦而不懂得了解竞争对手的小业主们则纷纷被淘汰。　　事情很有意思，斯密奠定了竞争崇拜的基石，却没有哪个企业家在斯密的学说中学到任何对企业竞争有启发性的思想；而波特破解了竞争神话，揭示了由竞争而垄断的奥秘，但这两本书却被称为商战的圣经。　　有人可能会为斯密辩护说，斯密是从宏观角度论述竞争的作用的，而波特则只是从微观角度分析了竞争如何进行。因此，他们两人是相辅相成，并不矛盾。　　但这只是皮相之见。事实上，波特所揭示的微观竞争机制暗含了对斯密的宏观竞争效果说的根本颠覆，进而蕴含着“竞争经济学”的诞生。所谓“竞争经济学”是以市场经济的核心行为竞争作为分析全部经济现象的线索，揭示出从微观的价格形成到宏观的危机成因及其周期变化的真实过程，从而为企业和国家认识自身所处的竞争地位，制定恰当的竞争战略和调节竞争过程提供依据。　　“竞争经济学”将有如下要点：　　1．认为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而竞争从来是不公平的。每一次交易是不平等的，交易所达成的价格（包括工资、地租、利息等）实际上是交易双方在错综复杂的力量对比中的平衡点，而平衡点总是有利于强势方。但是，这并不构成否定竞争的依据，而是让竞争的参与各方特别是弱者更加懂得自己在竞争中的地位，争取以弱胜强的可能。　　2．垄断和竞争的关系。垄断从一开始就存在，企业主有资本而工人没有，这本身就是对资本的垄断；垄断和竞争是一对矛盾，竞争以垄断为前提，垄断是为了在更大范围内竞争。垄断既是竞争的手段，又是竞争的产物；垄断可以在局部消除竞争，同时则加剧全局竞争，使竞争向政治化、军事化方向发展。　　3．竞争的方法有多种，改进技术，削减工资，提高质量，降低价格，强化管理，联合、兼并，以次充好，武力威胁。竞争既是实力的较量，也是智力的较量，既是挖掘内部潜力、鼓舞员工士气的较量，也是争取企业外交的较量。银行在竞争中的作用至关重要：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支持本集团企业，压价倾销；促进部分企业联合或兼并，击败另一部分企业。银行绝不是简单的簿记，它掌握着竞争双方企业的资讯，掌握着最重要的竞争实力，可以是竞争的司令部，也可以是竞争的战略后备军，还可以是竞争的情报中心。　　4．竞争并不只是带来技术进步、价格下降和消费品的丰富多样，也带来工资下降、失业、危机、垄断和战争，带来越来越严重的两极分化。　　企业竞争的最基本战略是总成本领先战略。因此，当竞争越来越激烈时，竞争各方不得不竞相降低价格，为此，裁员和削减工资、减少非必需性开支就成为企业的不二法门。但是，裁员和降低工资减少了社会总需求，也就缩小了巾场规模，竞争便更加激烈。这时，大量企业便会承受不住持续的低利润或负利润而破产，或被技术上、资金上、营销渠道上更有实力的企业兼并，造成更大规模的失业，这就构成了经济危机。危机持续一段时间以后，随着大量企业被淘汰，大量生产能力也被淘汰，但企业集中程度提高，技术也在激烈的竞争上快速改进，新的产业可能在危机中形成，市场重新回到供不应求状态。这时，与市场相比，企业具有相对垄断地位，利润重新变得丰厚，就业得以扩大，工资得以提高，社会总需求得以扩张。当现有企业在丰厚利润刺激下更新设备、扩大生产规模，又进一步加大了社会总需求。如此正向循环，经济便从复苏走向繁荣。但是很快生产规模的扩大又超过了社会需求，新的价格战重新开始，重新变得越来越激烈，直至新一轮的危机到来，开始新一轮的淘汰和集中。就这样，竞争空间伸向哪里，垄断便通向哪里，垄断的程度也就随着垄断范围的扩大而加深。因此，危机和垄断都是市场经济内生的、本质的要素，而不是外生的、偶然的现象。　　5．技术进步与垄断如影随形，难解难分。垄断既有促进技术进步的一面，也有阻碍技术进步的一面；而技术进步也是既有促进垄断的一面，又有阻碍垄断的一面。但总体上看，垄断和技术进步的正向循环是主导，而且正是技术进步使垄断程度越来越高，越来越难以打破。目前世界经济可以说正处于从全球竞争向全球垄断的演变之中，体现这个过程的理念正是全球化和区域化。　　6．所谓凯恩斯政策，其实质无外乎是住激烈竞争的战场中投入一些争夺对象，无疑是扬汤止沸。而赤字财政则是以牺牲未来的购买力来减缓当前竞争，从而使未来的危机更加深重。所谓货币主义措施，降低利率，其实质是降低一些竞争成本，增强各方的竞争持久力，也难以解决问题。　　7．当一国垄断力量在世界范围内竞争和扩张时，总是伴随着战争的危险。因此，战争也是市场经济的内生变量。　　当我们懂得了市场经济的竞争本质，又懂得了自己在世界市场竞争中所处的弱者位置时，我们的选择个是逃避竞争，而是迎接竞争。但是，我们同样应该深刻地懂得，这是一场初始实力悬殊的经济战争，要打赢这场战争，必须要有持久战的思想准备，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要以国家整体投入国际竞争，对国内市场必须有足够的保护。否则，我们不出国门就会输掉，成为被淘汰的对象。贸易保护论　　弱国所选择的国际贸易政策只能是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由于前面分析的市场浪漫主义的流行，提倡贸易保护主义者在中国似乎成了逆时代潮流而动的怪物。即使主张贸易保护者，也得先小心翼翼地向自由贸易理论三鞠躬。1998年初，任烈先生所着《贸易保护理论与政策》面世，喊出了（尽管是压着嗓子）恍如隔世的贸易保护主义声音。他在导言中开宗明义批评国内缺乏对贸易保护主义的认识，以及由此付出的巨大代价：　　事实上，虽然自由贸易的实践在历史上给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巨大利益，但是贸易保护却也造就了历代世界强国，它从来不曾退出国际贸易政策的舞台。70年代以来，新贸易保护主义抬头，80年代以来有增无已，90年代仍将是国际贸易的热点问题。此其一。其二，纵观世界各时期各强国的发展道路，无不经历了一个从保护贸易到自由贸易再回归保护贸易或二者并存的过程。原因何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以李嘉图的“比较成本说”为代表的自由贸易理论作了比较深入、详尽的探讨，为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实行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却忽略了对贸易保护理论的系统研究。因而，不仅在贸易理论及政策选择上存在不少模糊的认识，而且因缺乏理论指导，在对外开放实践中也暴露出一些带有倾向性的问题，缺少相应的科学的政策指导和规范。一方面仍然是高度的严密的全面的进口保护措施；另一方面却缺乏应有的保护、出现强制出口倾向，以致在对外开放中付出了不应该付出的巨大代价。①　　然而，紧接着他就向自由贸易理论致敬以免“被逐出经济学圣殿”②　　①任烈：《贸易保护理论与政策》，第1～2页，立信会计出版社，1997年12月②克鲁格曼语，全文为“理解比较优势原则和赏识自由贸易的成效，这是区别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珝冒牌货之间的关键所在；即使年轻莽撞的经济学家，在直接对这些基本信条发起挑战，承担被逐出经济学圣殿的风险时，还是会犹豫再三的”，转引自任烈：《贸易保护理论与政策》，第8页，立信会计出版社，1997年12月。　　在中国对外开放取得巨大成就，开始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争取恢复GATT缔约国地位和加入WTO这一“自由贸易”组织的过程中，对贸易保护政策作正面研究似乎不合时宜，本项研究的动机正是来自于上述对历史和现实中理论与实践中矛盾的困惑。我既不崇尚保护贸易，也无意于做出从根本上去推翻传统的自由贸易理论这种努力。也许正是由于多年来对传统经济学自由贸易理论的坚定信念，反而促使我对这一困惑——在多数时期，自由贸易是理论上的理想，保护贸易反而是现实常态——产生了强烈的求知欲。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我以为，贸易保护这一常态必定有其存在的客观必然性，或称其为合理内核。①　　①任烈：《贸易保护理论与政策》，第2页，立信会计出版社，1997年12月　　这就是说，我也是自由贸易理论的信奉者，只是理论和现实反差太大，个得不有些腹诽，请大师们不要见罪，别把我赶出圣殿，可能是由于这个原因，任先生在书中提出了一个调和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的独特见解，即所谓“自由贸易理论在论证了自由贸易合理性及普遍性的同时，也论证了保护贸易的正当性和普遍性”。然而，这正是使全书变得吞吞吐吐、逻辑模糊之处。如果剔除这一层委屈和妥协的话，应该说，《贸易保护理论与政策》已经基本阐明了两种贸易理论与政策和不同时期各国经济现实之间的对照，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考虑贸易保护理论与政策的线索。顺着这一线索，我将作尽可能简洁的阐述。　　1．完全的自由贸易并非意味着人类福利的最大化，而是弱肉强食逻辑的彻底展开，是全球两极分化的最大化。但是，由于弱者不可能像比较利益说者教导的那样，在国际分工和市场分工中承担被吃的角色，因此反抗将不可避地在各个层次、各个领域展开。其中无组织的反抗将以官僚守义、怠工、不负责任、破坏、偷盗、抢劫、吸毒、卖淫、黑社会等方式造成社会生产和治安的恶化，有组织的反抗将以工人运动、农民运动、民族独立运动等方式系统地脱离自山贸易体系。当强者与有组织的弱者较量时，战争就不可避免了。今天资本主义全球化所展现的正是这个前景。即使各发达国家不再以区域结盟的方式争夺国际竞争的主导权（这曾经是“一战”和“二战”的根本原因），世界真的实现了资本主义的大同，即所谓全球化，那也将是一个赢家通吃的社会，一个20：80的极不稳定的社会。关于这样一个社会前景的预测，德国《明镜》杂志的两位记者所着的《全球化陷阱》作了生动的展示。至于为什么自由贸易不但不能增加社会总福利，还会减少社会总福利，比较优势逻辑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我已经在前文“竞争论”中作了剖析。　　2．世界的发展恰恰不是得益于自由贸易，而是得益于贸易保护。众所周知，当市场经济开始在西欧成为主导形态的17、18世纪，流行的并不是自由贸易，而是重商主义，这是贸易保护主义的第一个版本。正是在重商主义的指导下，英国禁止从印度进口优质低价的手工棉织品，使国内棉纺工业有较高的利润，从而刺激了珍妮纺纱机、骡纺织机以及后来蒸汽动力的应用，使英国成为工业革命的先驱。工业革命完成后，英国工业品就具备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比较优势，这时英国开始倡导自由贸易。然而在自由贸易的冲击下，美国经济陷入危机，法、德工商业萧条不振，世界贸易的总量反而增长缓慢。这样，法、德、美等国不得不先后走上贸易保护的道路，建立起了强大的本国工业。正由于这些国家工业发展迅速，购买力增强，世界贸易反而在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年代里迅速增长，造就了1870～1913年世界资本主义的大繁荣。“二战”结束以后，美国工业生产能力占西方世界的一半以上，拥有了无可匹敌的竞争优势，因此，美国出来倡导自由贸易了。在美国货的冲击下，还未从战争创伤中复苏过来的英、法、德、意、日各国企业均纷纷破产，失业率上升到大萧条水平，工人运动风起云涌。美国一看大势不妙，再自由贸易下去，这些国家可能会纷纷改旗易帜，脱离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因此，美国转而允许欧洲各国和日本保护国内市场，重建工业，降低各国货币对美元汇率，以增强各国工业品的竞争力，并开放庞大的美国市场。这样，欧洲和日本等国才得以喘过气来。随着欧洲和日本经济的恢复，购买力的增强，美国出口额也才得以进一步增长。可以说，如果没有战后美国允许其他各大国单方面保护本国市场，没有美、日、欧之间竞争的相对缓和，就不可能有战后20多年的资本主义黄金时代。但是，随着欧洲和日本竞争力的恢复，美、日、欧重新成为在经济上激烈较量的对手，世界经济又回到低速增长加危机不断的时代，而这一时期恰恰又是关税下降速度最快、幅度最大的时候。　　3．有一种观点也赞同实行贸易保护，但是主张者认为，现在实行贸易保护是为了将来不保护。现在参加自由贸易无疑是小孩子参加成人拳击赛，这是不公平的。等将来我们长大了，肌肉发达了，就可以放弃保护主义，参加自由贸易竞争了。这种观点看到了一部分问题，但问题在于，这样说无疑是首先确认了自由贸易的优越性，使贸易保护国失去了道义空间，因而使弱国在与自由贸易强国的较量中处于失道寡助的被动地位。这样，弱国一方面实行着贸易保护，另一方面又会急不可耐地考虑何时加入自由贸易。在内外力量的夹击下，弱国很可能过早地拆除贸易保护壁垒，成为强国狩猎的对象。韩国面临的正是这种情况。80年代末期，一方面是韩国工业国际竞争力的增强，另一方面却是韩国冷战战略地位的失落，因此，美国不再允许韩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路线，强行大规模拆除韩国的贸易壁垒，使韩国经济遭到沉重打击。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韩国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交出经济主权，好不容易抓住机遇刚刚起飞的韩国经济就这样被生生地击落。在这个问题上，最精明的还要数美国。在19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已经跃居世界第一的情况下，美国仍然不断加高关税，继续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因为这时美国还没有把握在自由贸易条件下击败竞争对手。到了本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仍然非常强大、只是相对地位削弱的情况下，就开始实行超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如果说实力接近的发达国家在激烈竞争时还不得不选择贸易保护的话，那么落后国家要崛起就只能选择贸易保护。只要不是绝对强大，就不能轻言完全自由贸易。　　4．有人说，虽然贸易保护造就了工业强国，但贸易保护也导致了战争，成立GATT正是为了吸取“二战”前各国贸易保护壁垒高筑的教训。因此，如果你提倡贸易保护的话，你岂不就成了战争贩子？　　问题在于，“二战”前各国为什么要高筑费垒？我们知道，“二战”前整个西方世界陷入了经济大萧条，大萧条造成了无数工人失业，政局动荡，资本主义制度面临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继续自由贸易的话，势必造成各国间相互竞争的进一步加剧，企业破产数量的进一步增加，失业更加严重，各国的统治阶级都将无法继续其统治。面对这种情况，各国政府只能以邻为壑，高筑壁垒，以缓解国内矛盾，转嫁社会危机。因此，如果说贸易保护促成了战争，首先得说竞争激化促成了贸易保护，而贸易保护又导致战争。因此，恰恰是那只“看不见的手”造成了战争。如果说非要追究谁是战争贩子的话，那么从亚当·斯密以来一切以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为己任的经济学家才是真正的战争贩子。　　中国今天处在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之中，面对着的是弱肉强食的市场经济逻辑，如果我们不运用贸易保护主义来捍卫自身利益的话，那么中国只能成为强国盛宴上的珍馐佳肴。如果说因为我们保护自身利益而惹得强国们不高兴，威胁要动武的话，我们就只能回敬它们：我们热爱和平，我们不怕战争。不自由，毋宁死。　　5．有的人认为，贸易保护是保护落后，因此不可取。这一点前文已有所驳斥，本不拟展开。但是任烈先生在书中也有此论，故不得不稍加评沦。任先生一方面认为：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发展水平也只处在初期阶段。从整体上讲，生产技术和生产效率与当今世界先进水平差距较大，单位劳动力价格低廉的优势常常为素质和效率的低下所抵消，往往抵不过发达国家同类产业先进技术设备和高劳动生产率的优势。其他一些生产技术水平较高的产品，与国外同类产品的差距则更明显，综合国力不仅远不及发达国家，而且也落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无条件地开放市场无疑于听任外国廉价商品占领本国市场，让外国先进的生产力摧毁本国的经济基础，最后必然会走到丧权辱国的地步，这是历史所证明了的。只要政治独立，就可以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的想法，未免过于幼稚了，经济毕竞是政治的基础。①　　①任烈：《贸易保护理论与政策》，第191～192页，立信会计出版社，1997年12月　　但紧接着在下一页，任先生却又猛批所谓“过度的保护”：　　过度的保护，从长远来看是缺乏生命力的。无异于温室中的植物，经不住风吹日晒的考验。尽管保护可以使国内工商业免受外来的影响，使之得到相对稳定的发展，但如果这类保护壁垒过高或者不是暂时的、辅助性的，而构成一种长期的过度的保护，那么在很大程度上会造成本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脱节。孤立于世界经济之外的一国经济，会使国内工商业缺乏甚至隔绝了更高水平的国际竞争的信息和刺激，缺少或者没有国际竞争的压力，使国内工商业失去发展的动力，造成不思进取、安于现状，效率低下，缺乏或者没有竞争机制，实际上是在保护落后．这是闭关自守，导致进一步的落后和被动。　　原则上说，过度的保护肯定是不对的，问题在于什么是过度。接着任先生解释了这个“度”：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海关工作就强调关税的作用是要保护国内工业免受外国产品冲击。在当时，采取保护政策是完全正确的。但问题是，从50年代一直保护到现在，是否存在着过度保护？回答是肯定的。……中国企业经济效率低下，工业生产技术落后、产品品种老化、质量低劣等问题虽然与经济发展阶段、经济体制等原因有关，但保护壁垒过高，时间过长，不能不成为其中一个主要的因素。①　　①任烈；《贸易保护理论与政策》，第193页，立信会计出版社，1997年12月。　　我认为，任先生这段论述混淆了几个不同的关系：一是对外保护与对内竞争的关系，二是产业成长时间与贸易保护时间的关系，三是贸易保护与闭关自守的关系。　　首先，当我们谈到贸易保护的过度与否问题时，其前提是国内是竞争体制，而现实也是竞争体制，因此，如果以国内非竞争体制下贸易保护所产生的问题来评论贸易保护是否过度，甚至事实上成了评论非竞争体制的问题，这实际上是偷换了话题，这是不妥当的。中国是个大国，大国国内可以有充分的竞争，并不会因为贸易保护而使企业不思进取、安于现状，这方面彩电业的长虹可以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尽管彩电业至今仍享受着高关税保护，但是彩电业一轮轮的价格大战使长虹脱颖而出。这正如美国经历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高度贸易保护，而从国内竞争中产生出一批实力雄厚、不断进取的企业一样。　　第二，中国企业技术落后、质量低下等问题主要的是与产业成长时间有关。新中国成立迄今才短短50年时间，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开始干，能迅速形成一个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生产出飞机、导弹、卫星等产品，这已经是够快的了。如果从这一角度看，那么保护时间不是过长，而是过短了。　　第三，长期的高度保护是不是会造成本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脱节，是不是闭关自守？任先生对这个问题本来已经有很好的论述：“贸易保护从来就不是自我封闭。无论贸易保护理论如何发展，重商主义所确立的贸易保护政策的基本特征——‘奖出限入’和‘奖入限出’却一直保持了下来，虽然侧重点各有不同。它表明，贸易保护政策并不等于闭关锁国，断绝国际经济往来。这在中国目前走向自由贸易的过程中，是尤其要澄清的观念。”①在这方面，典型实例仍然是美国，如果美国长达一个世纪的高度贸易保护不是闭关自守的话，新中国建立以来短短三十多年的贸易保护又怎么能说是闭关自守呢？实际上，真正的问题不在于贸易保护的时间长短，而在于国内是否为竞争性体制。　　①任烈：《贸易保护理论与政策》，第190页，立信会计出版社，1997年12月　　那么贸易保护究竟要多久？壁垒究竟要多高呢？这应该全然取决于国内企业竞争力的相对强弱。如果国内已经在各行各业形成了像通用、丰田、戴姆勒一奔驰那样的一流大企业，我们就可以说，中国企业已经具备了国际竞争力。当然，在这些公司的成长过程中，贸易保护的程度就有可能适当降低，以利于打开别国市场大门，但是这也得视这些公司的需要来确定。波音公司已经是世界超一流的大公司了，但是为了与空中客车公司竞争，美国五角大楼仍然全力促成波音兼并麦道；而空中客车公司也继续得到欧洲各大国的巨额财政补贴。这都是与市场浪漫主义信条背道而驰的。　　6．顺理成章的是，我们应该重新认识对外贸易政策或“开放”政策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地位。对外贸易政策必须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我们不能为开放而开放，为保护而保护，开放和保护都只是政策手段，哪个有利于国家发展战略，就选用哪个，哪种组合有利于国家发展战略，就选用哪种组合。我们从来没有听说哪位美国经济学家诅咒19世纪的高关税为“闭关自守”或“闭关锁国”，中国的经济学家也大可不必“宁要资本主义的草，不要社会主义的苗”，非市场经济的成果不认，对前30年里取得的科学技术和工业成就一概否定，大张挞伐。　　以上阐述的只是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的理论依据和根本目标，以及一些关键性的误解。至于选择哪些产业为重点保护对象，选择何种贸易保护手段，如何构建一个合理高效的贸易保护体系，如何与世界多边贸易组织协调等问题还有待深入探讨。在本书结束时，我们将简要地作一个政策展望。“中心—外围”论　　与上述两种理论相对应，市场现实主义在一国经济的发展道路上并不持盲目乐观主义态度，并不认为“产业较发展的国家，在较不发展的国家面前，不过指示了它们的将来的形相”①，更不认为每一个市场经济国家都将经历“起飞”。市场现实主义并不把一国经济作为孤立于世界经济体系的实体来看待，而是考察该国经济竞争力的强弱，及其与世界体系的关系，从而研究其成长的可能性和途径。在市场现实主义看来，所谓“发展中国家”、“落后国家”的提法都是不同形式的阶段论的产物，在很大程度上起着自欺欺人的作用，使那些处于经济食物链最底层的国家能找到一种自我安慰的历史感，也为强国蹂躏弱国披上了传播文明的面纱。　　①马克思着，郭大力评：《资本论》初版序，第3页，人民出版社，1953年。　　事实上，从5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里渐渐出现了一批清醒认识自身历史方位的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他们以详实的资料和细致的分析全面地否定了各种形式的阶段论，从不同角度提出并论证了“中心一外围”结构的存在，从而为当代世界市场经济体系勾勒出了一幅相对真实和残酷的图景。　　“中心一外围”结构是拉丁美洲当代最富盛名的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首先提出来的。普雷维什把世界分为两大类国家，一类是以西方七国集团为代表的高度工业化国家，它们的经济增长是全面的、自主性的，它们出口工业品或高附加值产品，而进口原材料或初级产品，它们是技术创新的源头，但也占有了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几乎全部利益，甚至借技术进步进一步掠夺外围国家；在政治上，它们实行帝国主义政策，“一旦外围有意无意地损害了这种经济和政治利益时，中心——特别是主要中心——往往就会采取惩罚的措施，在极端的情况下甚至会通过军事干预的手段进行报复。”①另一类是没有实现工业化或畸形工业化的国家，它们的经济往往有增长而无发展，严重受制于前者的经济周期，而且常常是出口单一的原材料，换回各种工业制品。前者处于世界体系的中心，后者处于外围。中心与外围进行着严重不平等的交换，中心存在以外围的存在为前提，中心的发展以损害外围的发展为代价。　　①［阿根廷］劳尔·普雷维什：《我的发展思想的五个阶段》，《世界经济译从》，1983年11月　　这是一个十分激进的观察，因为其逻辑结论是，只要“中心一外围”结构——即所谓国际经济的旧秩序或旧的国际分工——不改变，或外围国家不脱离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外围国家的发展就没有希望。的确，沿着普雷维什开拓的思路，埃及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巴西经济学家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等一大批第三世界的学者都得出了这个结论。然而这样一个激进的观察却是由一个大政治上并不激进①的经济学家提出来的，也唯其如此，才被承认为一种经济流派。　　①普雷维什在《外围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中表达了他的心声：“我深感忧虑的是，体系因其所具有的重大缺陷，可能导致一种政治周期的循环，民主化阶段与政治镇压和社会不平等加剧的阶段互相交替。面对这样一种非常令人不安的前景，我们这些关心外围发展现象的人们负有着重大的职责（第29～30页）。”也就是说，普雷维什更多地是从旁观者的角度考虑问题的。　　普雷维什1901年出生于阿根廷的一个上层家庭，1923年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即到阿根廷国民银行从事经济研究工作。29岁时出任阿根廷政府财政副国务秘书，稍后又受命组建阿根廷共和国中央银行，随即担任该银行的总经理。后来弃政从学，回母校担任经济学教授，并受聘任墨西哥、巴西、委内瑞拉等国中央银行的顾问。以后又在联合国有关机构工作，先是“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即著名的“拉美经委会”），1964年时又担任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并兼任联合国副秘书长。他本人还承认，在青年时代他是一个“十足的新古典主义者”——即市场浪漫主义者。无论从生活经历还是学术训练看，普雷维什都是“中心一外围”结构的受益者。然而普雷维什为人正直、追求真理，能站在本国和拉丁美洲的角度考虑问题，这促使了他逐渐对新古典主义持越来越严厉的批评态度。　　他后来总结说：　　外围资本主义是这个世界体系的组成部分，但是，它又具有自身的特点。由于这种特殊性，从外围的观点来看，在中心提出的理论就具有一种想获得普遍意义的虚伪企图。我们从在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的最初的时候起就持这个论点，后来对事实的观察更使我们充分地肯定这个论点。新古典理论没有给自己提出探索外围现实的任务，因为新古典派在世界的这一部分的信徒们是五体投地地接受这种理论的。马克思的理论也没有涉及外围，对马克思来说，英国中心的资本主义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在世界的其他地方简单地重演。①　　①［阿根廷］劳尔·普雷维什着，苏振兴等译：《外围资本主义——危机与政造》，第28页，商务印书馆，1990年6月　　那么，普雷维什是怎样形成“中心一外围”论的呢？在担任阿根廷中央银行总经理期间，普雷维什曾绞尽脑汁力图运用新古典主义理解阿根廷的宏观经济形势并制定相应的方案，但是他失败了。用他自己的话说：　　从我开始成为经济学家的时候起，我就强烈地感到被经济的周期运动所吸引。我脑子里塞满了形形色色的理论，却弄不明白阿根廷经济的种种现象。后来当从世界大萧条的时候起我不得不在同样的现实中采取行动时，我感到无所适从。更有甚者，我常常感到，过去学的东西不但不能解释那种现实，而且还妨碍我去考察它。由此我终于确信，不论是关于工业国的周期的解释，还是为缓和周期运动并纠正其后果的措施，对于出口初级产品的外围和刚刚开始的工业化都是不适用的。　　经过多年的行动之后，我曾得以退隐并思考我自己的经验。于是，我确信，在工业国家中提出的那些理论不过是妄图享有普遍意义。它们有可能解释工业国家的现象，尽管并不总是令人满意，但是解释不了我们这些国家发生的现象。　　于是就产生了中心的概念。由一个主要的活力中心把中心的推动力传递到外围。周期性扩张的推动力与收缩运动循环往复地相延续。在经济的这些起伏运动中，中心起一种主动作用，外围则起一种被动作用，只不过外围在周期的下降阶段做出的反应有助于恢复中心的活动，从而提供新的推动力。显然，我任何时候都不曾想要建立一种外围的周期理论，而只是想抓住一些必需的理论要素加入到总的周期理论中去，使这种理论具有普遍意义。①　　①［阿根廷］劳尔·普雷维什着，苏振兴等译：《外围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第26～27页，商务印书馆，1990年6月。　　“中心一外围”观点第一次引人注目的应用，是普雷维什提出了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长期恶化的论点。　　1950年，在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秘书处工作时，他考察了1876～1938年间英国进出口产品的平均价格指数，由于英国进口的多是初级产品，出口的多是制成品，故可分别近似代表原材料和制成品的世界价格。研究结果表明，如以1876～1880年间世界原材料和制成品价格之比为100的话，此后绝大部分时间里该比价一直呈递减趋势，到1936～1938年间已降到64，即表明同量制成品可以交换到更多的初级产品，即贸易条件对初级产品出口国越来越不利了。这是很奇怪的现象。因为按照“看不见的手”的调节，商品的价格取决于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高的商品价格低，反之则高；相应地劳动生产率提高得快的商品价格应该下降得快，反之则慢。根据这一规律，劳动生产率提高得慢的初级产品与制成品的价格之比应该＿卜升才对，为什么不升反降呢？普雷维什认为，这是由于以下三个原因造成的：　　第一是企业家和生产要素的收入增加幅度超过由于生产率提高而导致的成本下降幅度。第二是制成品的市场结构具有垄断性。在经济繁荣时期，制成品和初级产品价格都上涨，但后者上涨的幅度往往较小，这是正常的；在危机时期，正常情况就应该是需求弹性大的制成品价格下降幅度更大，但由于制成品市场结构具有垄断性质，其实际价格下降幅度要比初级产品小得多。这样，随着经济危机的周而复始，初级产品的相对比价自然就下降了。第三是中心国家的工资具有刚性。由于中心国家工会力量强大，繁荣时期工资上涨，在危机时期却不易下降。于是中心国家的资本家就将危机的压力转移到外围国家。相反，从事初级产品生产的工人缺乏工会组织，没有谈判工资的能力，经济繁荣时，工资上涨不多，危机到来时，工资下降的幅度却很大。结果，同样促成初级产品的比价下跌。这三条原因归结起来是，中心国家利用强势地位，占有了技术进步而产生的全部利益，而外围国家则还得将技术进步的果实转移一份给中心国家，这样，外围国家的贸易条件恶化就不难理解了。　　“中心一外围”论提出后，在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反响。以美国经济学家范纳和奥地利经济学家哈伯勒为代表的中心国家经济学家给予了猛烈抨击，而外围国家的经济学家则仿佛是在漫漫长夜中看到了北极星的闪烁，从阿根廷到巴西、智利，从墨西哥到埃及，一大批外围国家经济学家受普雷维什和“拉美经委会”思想的影响，开始从“中心一外围”结构的角度来思考本国经济发展所遇到的问题。巴西经济学家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则在吸收了“中心一外围”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更为激进的“依附论”，其代表作是《帝国主义与依附》（1975年）。多斯桑托斯认为，“中心一外围”结构对应于帝国主义在全球统治形成的“统治一依附”结构。帝国主义现象包含了互为条件的两个方面，向外扩张的经济中心和作为扩张对象的附属国。以往的帝国主义理论只是研究了帝国主义中心的扩张过程和对世界的统治，而被统治国的依附结构则是这种扩张的后果。因此，依附理论并不是一个孤立或独立的理论体系，而是帝国主义理论的补充和有机组成部分。　　那么，外围国家究竟是怎样依附于中心国家的呢？多斯桑托斯认为，外围国家的依附状态最早发源于西欧国家对世界各地的殖民统治，其第一种形态是殖民地商业——出口依附。在这种形态下，商业和金融资本通过贸易垄断支配着欧洲和殖民地国家的经济关系，同时，还伴随着宗主国对土地、矿产和劳动力（农奴和奴隶）的殖民垄断。第二种形态是伴随着垄断资本在各中心国家的形成，殖民地国家被卷入垄断资本的全球分工体系，成为原材料的主要产地。这种依附形式在依附国形成了一种专门从事出口的生产结构，即所谓“出口经济”或“外向型发展”经济。战后，随着民族独立运动和解放运动的兴起，殖民地国家纷纷在政治上获得独立地位，中心国家一改赤裸裸的傀儡制统治，转而用技术和工业优势继续控制独立国家的经济，外围国家进入技术一工业依附阶段。在这一新阶段，中心国家是通过如下渠道继续榨取外围国家的财富：（1）不平等交换。这主要是因为各资本主义中心国的垄断集团控制着买方市场（这是对原材料和初级产品而言的，其实更重要的是中心国家垄断着制成品的卖方市场——作者注），并控制着产品的运输和销售渠道而形成的。（2）服务费用吞占。服务费主要是指运费、保险费、技术服务费和专利费，这些费用实际上是现代形式的地租，是向真正的生产参与者征收租税的纯法律上的权利。（3）资本输出。这是对外围国家劳动力的直接剥削，更是迫使外围国家放弃进口替代战略的手段。（4）国际“援助”。由于外围国家的财富通过上述几种渠道源源不断地流向中心国家，使外围国家逆差不断增大，不得已只能求贷于中心国家，从而使外围国家卷入到国际债务还本付息的深渊。　　技术一工业依附是通过什么途径完成的呢？在中心统治国，主要的力量是多国公司及其母国在政治、军事上的支持，在外围依附国，则是统治本国的利益集团。“从原则上讲，‘外部’统治是无法实现的。外部统治只有得到当地国家内部一些从外部统治中获益的阶层的支持才能实现”。①　　①［巴西］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着，杨衍永等译：《帝国主义与依附》，等307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引。1999年2月　　就这样，多斯桑托斯就为我们叙述了“中心一外围”结构的基本特征。作为中国人，我们对上述分析应该是似曾相识的，我们很容易理解，西方发达国家与旧中国的关系就是典型的“中心一外围”关系。只是我们常常忘记了，虽然旧中国从西方列强的窒息性拥抱下挣脱了出来，但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脱离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像新中国那样曾经与西方体系一刀两断的前殖民地国家还是屈指可数的，就在一些人把这段脱离时期诅咒为“失去的三十年”时，那些像巴西、智利一样的未脱离国家的经济学家们却在感受着技术一工业依附的桎梏。当然，我们今天终于有机会体会了。　　事实上，从50年代以来，“中心一外围”论逐渐成为第三世界国家广泛传播的学术思潮，其中既有像普雷维什、阿尼瓦尔·平托这样的社会改良主义者，也有像阿杰里·伊曼纽尔，多斯桑托斯，萨米尔·阿明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两者在对“中心—外围”结构的确认和分析上是十分接近的，只是在外围国家如何摆脱依附性的地位上存在一些分歧，前者希望通过国家计划干预和民众参与改革国内和国际的不合理的经济秩序；后者则干脆主张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脱钩，实行革命性的变革。在这些第三世界学者的影响和推动下，美国历史学家沃勒斯坦形成了“世界体系论”，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整体高度审视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并由此重新解释了资本主义从发源至今的全部历史，在中心国家的历史学界和经济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事实上，由于“中心—外围”论深刻地揭示了外围国家贫穷落后的根源，因此它早已超出了单纯学术思潮的范畴，而演变为一种社会思潮，成为拉美和非洲相当一部分国家民众运动的导航图。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中心—外围”论才得以受到严峻的实践检验而更加闪烁出真理的光芒。其中，最典型的事例发生在智利。　　在60年代中后期，随着智利“人民团结”阵线的胜利，首都圣地亚哥逐渐成为“中心—外围”论思潮的传播中心。以多斯桑托斯为代表的一大批“中心—外围”论学者聚集智利，出版了大量书籍，成立了无数的学习和研究小组，召开了无数的讨论会。人们终于搞清楚了，智利之所以贫穷落后，并不是智利前资本主义力量对现代化的抗拒，而是因为“先进”的跨国公司对智利现代化的扼制，智利丰富的铜矿资源不但没有造福智利人民，反而成了美国的阿纳康达铜业公司的钱柜。这一思潮影响所及，连历来总是保守主义最后堡垒的智利军方都站到了反美立场上，在左翼社会党领袖阿连德即将在总统选举中获胜的背景下，智利武装部队的最高司令施奈德将军明确表示“军队绝不采取任何反对宪法程序的举动”。就因为这个，施奈德将军在阿连德就职宣誓前两天被美国中央情报局杀害。三年以后，阿连德总统又被中央情报局支持的皮诺切特军人集团打死在总统府内。　　为什么美国这么仇视阿连德呢？无非是阿连德懂得：“有这样一个极为清楚的辩证的关系：帝国主义存在，因为不发展存在；而不发展存在，因为有帝国主义。”而阿连德领导智利人民走向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的实践以及结局，更是使阿连德总统的这段话成了不朽名言。事实上，由于阿连德主张将矿山和电信收归国有，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董事、前中央情报局局长麦康就于1970年5月约见现任中情局局长赫尔姆斯，表示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愿意向中情局提供100万美元的秘密经费以阻挠阿连德当选。而此前阿纳康达铜业公司的董事会主席已交给国务院50万美元，用以反对阿连德当选。　　在智利和其他拉美国家的社会改革被来自中心国家的政治和军事力量挫败后，连原先比较温和的普雷维什也更加看清了“中心—外围”结构的真正障碍所在：“在中心，尤其是在美国，存在着一张巨大的经济与金融利益网，它在与外围的关系方面具有重大影响。体系的危机使这些利益以及支撑这些利益的理论受到怀疑。而当这些利益受到了损害，有人就起来反对外围国家，直到在某些情况下使用军事权力。”①　　①［阿根廷］劳尔·普雷维什着，苏振兴等译：《外围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第320～321页，商务印书馆，1990年6月　　更值得注意的是，普雷维什作为自由主义的信奉者，还将反思深入到了哲学层。在他晚年的著作《外围资本主义》中，他专辟了“经济自由主义的新古典理论”一章。他认为，在外围国家发展的问题上经济自由主义在三个主要问题上歪曲了事实，即权力集中极其严重，市场的调节作用和社会可动性。　　经济权力集中既不是一种有意的安排，也不是由体系的运转本身所造成的。它是中心国家的技术渗入外围社会结构的结果。　　由此而产生出剩余以及分配的巨大不平等。这些东西在结构变动的条件下剥夺了人们赋予市场的、造福于整个集体的调节作用。市场既不调节资本积累，也不调节收入分配；这些严重的缺陷使外围资本主义具有排斥性特点，而当在经济权力的对立面组织起劳动力的工会和政治权力时，还具有冲突性的特点。排斥性主要是排斥处于发展之外的低收入阶层。经济自由在那里就是变穷的自由。政治自由只不过是没有有效辨别手段情况下做出决定的自由。只要还有一些社会阶层沉沦于愚昧和贫困之中，思想和言论自由以及其他基本权利的有效性就仍然只是咬文嚼字的困袭主义，机会均等和社会可动性这些至关重要的概念也只是一种幻想。①　　①［阿根廷］劳尔·普雷维什着，苏振兴等译：《外围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第265页，商务印书馆，1990年6月。　　仿佛预见到了中国那些刚刚学会自由主义词汇的经济学家和“自由派”人士的肤浅，普雷维什现身说法：　　正如我一再表明的那样，我原是一个信念很深的新古典主义者。我过去相信、现在仍然相信合理竞争的好处，相信市场的技术效益，也相信市场的巨大政治意义。但是，外围资本主义与这一切是格格不入的。对现实的观察使我相信，这些理论不可能使我说明、更不可能解决从外围资本主义运转中产生出来的这些重大问题……　　……受中心国家某些学派教导的一批拉美经济学家迷恋于新古典主义，并力图用这些理论教诲来解释外围发展的实践，这并不使我感到意外。我也理解他们对国家干预的抨击。这类干预不仅没有纠正体系的缺陷，反而常常使这些缺陷变得更加具有扰乱性，并常常导致产生官僚主义恶习。　　如果新古典派经济学家们只限于在太空世界竖立起他们的建筑，而不企图把它当成现实，那么这将是一种值得尊重的智力消遣，有时甚至因为他们位于大洋彼岸的某些杰出的理论阐述者的精湛技巧而值得赞美。但是，如果在这些外围国家中力图抛开我前面说过的社会结构、外国发展的历史性延误、剩余以及外围资本主义的各种特点来解释发展问题，那情况就截然不同了。①　　①［阿根廷］劳尔·普雷维什着，苏振兴等译：《外国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第237～238页，商务印书馆，1990年6月　　这些正直的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学家的曲折探索历程以及他们的基本观点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无论从立场上，还是学理上，“中心一外围”论都远比罗斯托的阶段论更经得起推敲。遗憾的是，与罗斯托理论几乎被学术界奉为圭臬相反，“中心—外围”论几乎完全被局限在极狭窄的学术圈里（1990年出版的《外围资本主义》印数仅2300本，同年出版的《不平等的发展》印数仅2400本）。即使在学术圈内，也是被人另眼相看。何也？这大概主要是因为“中心—外围”论被打上了“左”的记号，这在中国无疑是相当于被判了死刑。即使有人内心十分同意“中心—外围”论，在学术讨论中，他也得小心翼翼地拉开勺“中心—外围”论的距离。人们不知道，“中心—外围”论实际上还是一位真诚的自由主义者毕生心血和经历的结晶，绝对与“左”无缘。另外，人们还常常误以为“中心—外围”论主张与资本主义体系脱钩，因而等同于“闭关自守”。事实上，“中心—外围”论的提出者并不主张经济上：“脱钩”，而只主张意识形态上摆脱依附性：　　我不认为脱钩是合适的，也不认为这样做是可行的，而是认为，必须更好地利用这种联系，并做出努力以逐步克服依附关系。　　谈到依附关系，人们也经常谈论技术上脱钩的问题。如果把它理解为不要中心国家的技术并创造自己的技术，这将是一种新的幻想。外围拥有无可比拟的特权（必须坦率地承认这一点），可以获得中心国家经历了很长时间才得到的技术。问题在于利用好这些技术，使之适应于外围条件，并把它作为自己进行革新的起点。同时，也在于改善获取技术的条件。除此之外，还在于合理地使用再生产技术所带来的资本积累潜力。　　最后，如果把脱钩理解为打破双方的意识形态依附，并寻找可靠的发展形式，那我将是再赞同不过的。①　　①［阿根廷］劳尔·普雷维什着，苏振兴等译：《外围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第236页，商务印书馆，1990年6月。　　对于普雷维什的这一主张，我是举双手赞成。所不同的是，我认为普雷维什在意识形态上的脱钩还不够彻底。　　从本质上说，普雷维什仍然信守自由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教条，只不过觉得这些教条不适合外围国家，因而仍然存在着对中心意识形态的依附。事实上，即使在中心国家市场的自发作用也没有走向一般均衡状态，而是走向了偏离自由竞争的高度垄断状态。在收入分配上，即使在中心国家两极分化也十分严重，而中心国家的那个群众性高额消费时代恰恰是在违背新古典教条的情况下实现的。70年代危机以后，随着新自由主义的泛滥，赢家通吃重新成为流行法则，中心国家的两极分化急剧扩大，中下阶层的绝对收入呈现绝对下降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