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出发，我们的选择是，既不要腐败，也不要跨国公司，我们需要的是开放和保护的结合，国内垄断和国际竞争的结合；我们需要的是在报纸、杂志、电视、电台上对政府垄断行业进行公共政策辩论，用公共政策辩论的力量重新凝聚人心，抑制腐败，迎接跨国公司的挑战。事实上，从1998年初开始的有关中国电信的公共政策辩论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这一效果：中国电信于1999年初下调了初装费，降低了互联网的接入费，并且将按专业将中国电信一分为三。当然，并不是说公共政策的辩论的每一步都指向价格下降，老百姓得实惠，也不是每一次公共政策辩论都能得出正确的结论，都能产生正确的影响。这正如美国经常是宁愿不赚钱、宁愿减少工作岗位，也要限制对华技术出口一样，也正如美国的对华政策也常常有失误一样。但只要公共政策辩论是以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为指向的，就能从根本上保证国家的民主、繁荣、富强。　　然而，很遗憾，这样一种宽松、民主的公共政策辩论的气候尚未形成，而中国电信也还没有做好迎接国际竞争的思想和物质准备，一定程度上还受竞争万能论影响，还在“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怪圈中打转转。不仅如此，事实上中国电信还没能真正成为政府垄断部门，而更多地是地方垄断部门——中国电信在各地方的单位往往是地方政府小金库的重要来源，因而，中国电信还没有真正整合成一个如臂使指的整体。这将使中国电信在面临高度整体化、计划化的跨国公司的威胁时，很难捏成一个坚实的拳头。五、金融业　　中国的金融业是迄今为止仍以国有为主体的行业。据说，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政府对金融业加强了监控，金融业的承受已经增强。可以承受到什么程度呢？按照中美双边协议，中国同意在加入WTO后的2年内，许可美国银行经营中国企业的人民币业务。在5年内，许可美国银行经营中国居民个人的人民币业务。　　众所周知，中国银行体系面临着严重的呆坏账问题，1999年中央确定的少数几件大事之一就是严防金融风险。1997年时，美国美林证券公司曾称，中国的银行已经在技术上破产了。根据它们的估计，中国银行体系的呆坏账率（即呆坏账占全部未偿还贷款的比率）高达25％，约为16600亿元人民币。这一比率在亚洲乃至全球都是惊人的。泰国1997年金融危机爆发时的呆坏账率仅为7％。如果让银行净资产（约为3000多亿）来冲抵呆坏账的话，则需要五倍于现在净资产的钱。也就是说，如果储户从银行挤提存款的话，银行破产五次的资格都有了。一时间，各方媒体纷纷指责美林证券公司故作惊人语，制造什么“中国崩溃论”。1999年人代会期间，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公布，工农中建四大商业银行的呆账约占全部贷款的2.9％，此外呆滞贷款中还有一部分需要注销的贷款，两者相加不会超过10％。针对美林证券公司的数字，戴相龙指出，中国的不良贷款概念与外国不同，中国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包括三部分：贷款到期未还的为逾期贷款，逾期两年以上的贷款为呆滞贷款，而需要核销的贷款才是呆账贷款。　　1999年4月，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成立，其使命是解决建设银行高达2000亿元的不良资产。建行是四大银行中不良资产最少的。亚洲金融风暴以来，政府已经注销了银行近1000亿元的呆账，1998年又发行了2700亿元特别国债充抵银行资本金。在这种情况下，建行公布的不良贷款仍高达2000多亿元，可见情况之严重。　　为什么中国银行体系会积累这么多坏账？1999年初，中央举办了省部级领导金融问题研究班，到会讲话的领导人认为，1992年到1993年中国的经济过热，实际上就是金融危机。1993年的基建投资从上年的5500亿元猛增到1 亿元，到处是房地产热、开发区热、股票热、圈地热。这些钱大部分是银行违规贷款，贷款搞房地产，贷款搞开发区，贷款炒股票。在泡沫经济的上升阶段，银行和项目当事人都指望着各种商品的价格越来越高，可以赚大钱；当泡沫破裂后，所有这些贷款全都压死在项目、股票上。全国仅积压房地产7000多万平方米，就造成银行不良贷款5000亿元左右。加之当时利息较高，积累至今，不良贷款更加膨胀。　　不仅泡沫经济造成大量不良贷款，即使在平时情况下，由于腐败现象越来越严重，银行信贷员和某些地方部门、干部子弟相互勾结，搞了大量“首长工程”、“胡子工程”、“豆腐渣工程”。即使是负责的领导干部，也常常因为不掌握市场经济的规律，盲目决策投资，造成了大量的重复建设。这些工程贷款或者根本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或者是资金效益低下，亏损严重。但不管贷款能否回收，工程是否见效益，参与项目的大大小小人物都能论功行赏，从中受益。　　此外，随着企业改制的开展，一些地方政府又“卖字当头，逃在其中”，借改革之名破银行之产。更有意思的是，这还一度被当做经验私下或公开授受。据工商银行统计，几年来企业通过改制已逃废的债务高达1000多亿元。为此，中央三令五申，仍屡禁不止。这是可以想见的，因为把银行的钱当作唐僧肉，能吃就吃，能割就割，能贷到款的就是大爷，这是十几年来特别是1992年以来的中国金融体系最奇特的风景线。由此，在一些人眼里，逃废银行债务又算得了什么呢？　　银行体系的严重问题事实上已经到了家喻户晓的地步。按常理说，这会动摇储户对银行的信心，发生挤提事件。然而，虽然个别地区的确出现了挤提行为，但就全国范围而言，银行的存款不仅没有减小，反而不断增长，甚至在银行连连降息的情况下，存款仍然源源不断地送进银行。这是为什么呢？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是这四大银行都是国有银行，建国50年以来银行树立了极高的信誉度，以至老百姓常常把银行的信誉和政府的信誉联系在一起。虽然从商业运营的角度看，这四大商业银行都景况不佳，形象不好，但政府仍然在老百姓中享有权威。人们很难设想政府会让这些银行破产。这个原因可以解释绝大部分小中储户的心态。第二是，存款无处可逃。如果四大国有银行不可信的话，像招商银行、民生银行这样的半官半民或民营银行也很难相信，更何况民营银行的商业网点远远不如国有银行发达。而兑换成外币又没有通畅的渠道，如果大量人民币拥向狭窄的黑市通道的话，势必造成人民币黑市汇率暴跌。如果这时国内人民币仍未动摇的话，这就将意味着以极低的汇率换成美元者吃亏上当。因此，对于资讯发达，资金雄厚的大户来说，他们所面临的真正难题是手持人民币无处可逃。据信，占储户人数20％的大户已占存款总量的80％，因此他们反应会特别灵敏。　　就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外资银行挟着其雄厚的实力、更加良好的信誉进入中国金融市场，那么等于为消息灵通的大户们找到了一条出逃的生路。一旦20％以上的存款逃向上海、北京、广州等大城市的外资银行，那四大商业银行的崩溃之日就临近了。这恰恰就是泰国危机时的国民心态和集体抛售泰铢行为。　　以上简要地勾勒了若干产业面临的竞争形势。不难发现，某一产业被淘汰的程度恰好与该产业的开放程度成正比。而且淘汰的模式过程总是很相似：先淘汰该行业中的名牌企业，占领市场制高点，从高档商品开始，逐渐向中档商品发展，控制产品一半以上的销量和80％左右的产量，把中国企业挤到量大利薄的低档商品市场了事。与中国整行整业逐渐失去保护相比，欧美市场的保护主义神经就敏感多了。中国向欧美市场出口商品总是定位在发达国家市场的低端和不发达国家市场的低端——不发达国家市场的高端同样被跨国巨头们所把持，而且绝没有什么“农村包围城市”的野心。但是，当中国商品对某一市场的出口开始谈得上占多少比例的市场份额时，欧美各国的反倾销机制便开始启动。　　不难发现，那些20年来有所成长的产业则恰好得益于国家保护，而且保护得最强的产业成长得最快。即使如此，这些产业仍未强大到足以与跨国公司单打独斗的地步。特别是，由于大多数产业还处于竞争集中的过程中，总体上仍呈现“大而弱”的特点。即使电信这样高度集中的产业，由于其思路不是迎接国际竞争，而是如何拆得更散、更小，竞争能力也无法与国际垄断集团同日而语。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设想中国企业无保护地接受国际市场的竞争呢？碰撞--附录　周其仁正中谁的下怀？附录　周其仁正中谁的下怀？韩德强　　元旦刚过，《中国青年报》冰点专刊发表了记者王伟群的长篇文章，题为《和人人有关的一场辩论——关于中国电讯产业发展战略的采访札记》。文章介绍说：　　从1998年春天到夏天，在北京学术界里进行了一场论战，论战的主题是——中国电讯产业的发展战略。　　但参与论战的人并不认为这是悄悄进行的，他们觉得这场论战的火药味很浓。　　5月14日、15日两天，在北京梅地亚中心召开了中国电讯产业发展战略研讨会，各方代表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辩论。　　到黄叶飘零的深秋，这场论战达到了高潮。再次掀起高潮的中心人物是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他把原论战的双方都当做了“批判”的对象。　　那么，周其仁教授是怎样“批判”原论战双方的呢？周认为，原论战双方各为其主，王小强背后有中国电信，方宏一背后有广电局。王、方两方都把西方跨国公司的入侵视为家门口的一群狼，都要求垄断和保护，都害怕竞争，因此都错了。即使真的由跨国公司整合中国电信市场，形成数家跨国公司寡头竞争的局面，中国电信的市场状况也一定比现在的一家独占要好。寡头竞争的结果，首先是增加了消费者的选择权，中国的消费者也可以在各个电话公司之间跳来跳去了。周先生看来是个世界公民，在他眼里，“狼还是不狼的，实在不能以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中国公司还是外国公司来划线。决定性的因素是市场规则：是开放竞争，还是行政性独家垄断。我的判定很简单，谁搞垄断谁就是‘狼’”。　　经过这番分析后，周先生提出了他的分阶段开放中国电信市场的方案，“考虑国际电信公司经营中国长途电信、市话、有线电视和因特网络的许可证”，迎接跨国公司的到来。　　作者认为，周先生是“体现客观与公平”的“第三者”，作者还暗示周先生是不代表哪方利益的学界“泰斗”。然而再读之下，分明感觉到周先生是利益场中人，他口口声声代表的是消费者，实际上正中了跨国电信集团的下怀。不错，他是“第三者”，只是既不客观，也不公平。周先生的高明之处在于，他诉诸天真的“竞争”崇拜，使自己利益面目隐藏在学术理念背后，才显得客观、公平。当然，也许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只是按照周先生的逻辑，经济社会只有小人没有君子，周先生自己想必一定是身体力行的吧！　　让我们来看看，周先生究竟是怎样客观而又公平地引狼入室的吧。为什么中国电信高收费？　　周其仁说，1993年回国，先交了5500元的初装费，还托了很铁的朋友才算装上了电话，比美国贵了50倍。凭什么？就凭中国电信垄断市场。中国联通出现后，手机价格最低降到了1000元以下，淄博广电局在有线网上安装了电话交换机后，当地邮电部门立刻把初装费降到了200元，最后降到零。　　照周先生的逻辑，既然美国收费这么低廉，可见电信业的成本很低，中国电信收费自然应该大幅度降低，如果它不降低，就必须打破中国电信的垄断地位。　　然而，周先生忘记了美国与中国的差别。中国电讯业在十多年前还非常落后，如果收费低到美国的程度，恐怕周先生再有钱也装不上电话。“八五”、“九五”时期投入的6000多亿元人民币中，大部分恐怕还是来自垄断利润，电信外债也是有了垄断利润垫底才敢放胆去借，而有了这大笔钱，才能建成八纵八横的光缆网，电话交换总容量才能达到1.13亿门（1997年上半年）。周先生不会不知道，美国电信业是在经历了长期垄断经营后才解散的。在垄断经营期间，美国电信业在高额垄断利润的刺激下迅猛发展，而且很快就收回了投资。这样，被解散后的AT&T和各地区公司才有可能采取低价倾销政策，精明的周先生才有可能跳来跳去。　　我很奇怪，中国电信本来完全有资格凭自己的骄人业绩赢得国人的尊重和自豪，但在这场与人人有关的辩论中，中国电信却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按照市场规则，弱者注定是强者的盘中佳肴，而中国电信从一缺资金、二缺技术的落后地位，一跃而“具备了与世界上任何最大电信公司周旋和拼博一场的强大实力”，这本身就是个奇迹。这个奇迹是中国崛起的一个缩影，是普通的中国老百姓勒紧裤腰带创造出来的。否则的话，可能中国就根本不存在中国电信，而只有美国电信，德国电信，日本电信。　　这是周先生的理想图景吗？消费者错觉　　周先生也许会声明，不，我的理想是做一个跳来跳去坐收渔利的消费者，我不管它哪国公司，只要我交钱少就行。　　我想问的是，周先生的钱是谁给的？如果周先生用的是在美国生活期间积攒的钱，今后也准备在美国赚钱到中国消费，那么我们没有共同语言。如果周先生用的是国家财政开支的教育经费，而且准备继续用下去，就应该懂得，中国电信的利税是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如果中国电信垮了，不但电信职工会失业——这里也许就有周先生的亲戚朋友，而且中国的财政收入也会下降。那时，即使外国电信公司的寡头竞争使电话费有所降低，但周先生的收入也减少了，两相权衡，是赚是赔还很难料定呢。　　不错，作为消费者，生产商竞相压价，我们可以坐收渔利。问题在于，我们每个人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在坐收渔利之前，我们会先受鹬蚌相争之害。生产商为了压低价格，首先要裁减人员，削减工资，减少奖金、福利，有些生产商无法承受过低的价格，更会破产。虽然这时市场价格普遍下降了，但个人的消费能力也下降了，我们作为消费者的好处被作为生产者所受的损失抵消了。刚刚过去的1998年里，中国和世界市场一样面临通货紧缩的形势，价格螺旋下降，但需求不足，失业压力增大，从生产商到普通工人都感到日子反而不好过。如果说，这一年里周先生感到手头更宽裕了，那恐怕是因为中国政府在借债给他发工资——一分不少。要是哪天各行各业都成了跨国公司寡头竞争的天下，政府资不抵债宣告破产，周先生到哪里去领工资呢？不要说工资，恐怕周先生存在银行里的美元也要泡汤。君不见，因为俄罗斯银行破产，戈尔巴乔夫先生的8万美元存款不就成了泡影吗？那可是他解散苏联有功的赏金啊！　　因此，对于懂得市场规则的人来说，向消费者煽情来为自己的利益或观点辩护，恐怕不是一种光明正大的做法，因为他只说了事情的一面，把另一面藏起来了。　　不仅如此，对于中国来说，诉诸人们以消费者感觉实际上是让中国水远不能强大起来。中国除了有廉价劳动力优势以外，无论在资金、技术、营销网络、品牌等各方面均处于弱者位置，跨国公司完全可以用低廉的价格和优质的产品和服务把中国企业打垮。19世纪上半叶，美国的工业品价格高，质量、性能均较差，在英国工业品的强大攻势面前节节败退，于是美国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高关税，经历长达近一个世纪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美国工业才逐渐强大起来，成为世界新的霸主。当时，反对关税保护的南方种植园主就诉诸消费者感觉，认为关税使消费者要掏更多的钱购买英国货，保护了落后；如果这种声音占了上风，那么恐怕今天不会有强大的美国，而又多了一个孱弱的巴西。　　懂得这一点，就知道，诉诸生产者感觉才是对国家的长远利益负责。至少，要把这两种感觉都讲出来，相信中国的公民会有这个判断力，不至于“被人卖了还帮人点钞票”。极“市场”分子　　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中国自古以来就喜欢刮风，人们也就发明出对付风的高招，一“极”以概之，什么极左，极右一类的。自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出台以后，新增了一种极品：极“市场”。这些人和当年狂热的红卫兵把造反当成口头禅一样，奉市场为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尊竞争为无所不能的神圣教条。但凡有人略加微词，极“市场”分子们即手执教鞭，一顿挥打。　　周先生是不是这样的极“市场”分子呢？我看有点像。　　王小强是知道中国电讯业所处的弱者位置的。弱者的竞争格言是团结，因此他主张电信和广电两网合并，由国家经营合一的基础网，同时开放服务公司在基础网上公平竞争，以合理利用资源，有限度地运用竞争机制。我以为，这是懂得竞争实质的做法。而极“市场”分子却不然，即使明知自己会成为竞争中的牺牲品，也非要投入竞争，摆出一副“只要竞争存，何惧我牺牲”的大义凛然的架势——“极”者都这样。　　当然，周先生并不敢太“极”，他有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来掩蔽其“极”性。比如，“我们有理由对开放后中国公司的竞争能力，多一点自信心。”也就是说，中国公司已经够强大了，可以和跨国公司正面一搏了。他说，　　中国改革开放20年，但凡开放了的市场就一定成长起了一批拥有竞争力的中国公司。比如电脑业的联想和方正，家电业中的长虹、科龙、海尔，以及通讯设备行业中的华为、中兴和巨龙。所有这些都表明，产业对市场开放、市场对外资开放的结果，并不注定就是外国跨国公司主导中国市场。以电信设备制造为例，华为公司和大唐、巨龙公司一起，在1996～1997年间，已从投资10亿美元的爱立信、NEC和其他外国电信设备公司手中夺回几乎达50％的中国市场份额。　　但是，周先生是否知道，华为公司、大唐公司、巨龙公司之所以能夺回一些市场份额，那是因为消费者购买外国电信产品要支付高额关税，这些公司恰恰是享受了保护落后的待遇才有所作为的。爱立信、NEC、西门子、摩托罗拉等都是营业额数百亿美元的大公司，与他们相处，华为公司们会懂得自己有几斤几两，是不是可以在“市场对外资开放”的环境中生存。至于旁边有人怂恿华为公司“多一点自信”，华为公司会善自处之的。我相信，周先生的自信即使增强100倍，他也绝非是泰森的对手。　　事实上，虽然周先生对中国公司的竞争力“多一点自信”，既鼓了国人的士气，又掩饰了其极“市场”的面目，但他毕竟是留美出身，还是知道对手的厉害。因此，恐怕他的底牌还是让跨国公司来占领中国市场。为此，他设计了两种情境来安慰中国同胞。　　第一种，一家跨国公司垄断中国市场。周说，“这种可能性等于零。原因很简单，真正要长期独占市场，比如像中国电信独占中国电信市场，非得有行政权力强制禁止他方进入的‘配合’才可能实现”。这完全是对竞争和垄断关系的无知。其实，竞争的结果必然是垄断程度越来越高，直至一家垄断或数家联合垄断。这些垄断公司所拥有的技术、资金、市场优势足可以排斥一切后来者，并不需要行政权力的“配合”。相反，打破市场独占却需要行政权力的配合。AT&T公司不就是现成的例子吗？消费者跳来跳去地自由了一段时间，最后还是会落到一家或数家形成价格默契的垄断公司手中，听任它们获取垄断利润。这样经不起推敲的言论只能说明，周先生对竞争的崇拜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以至被吃掉也心甘情愿，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极“市场”分子。　　第二种情形是，数家巨型公司之间寡头垄断竞争。“果真如此，中国电信市场的状况一定比现在的一家独占要有所改善”，他又补充说，“其实我们中国人今天的主要尴尬，还是面对太多由‘自己人’组成的部门、‘公司’和机构，以电信为例，为了打个电话，消费者就要承受5000元的‘初装费’，以及比美国贵5倍的国际长途通话费和质量低下的服务。有这样的代价垫底，中国的消费者还用得着害怕天下哪一匹狼？”　　这就把话说清楚了，周先生恨不得把美国公司一天之内搬到中国来，以便享受他在美国所享受到的服务和价格。至于中国民族工业的生存问题，根本不在周先生的考虑之列。有言为证：“我的判定很简单，谁搞垄断谁就是‘狼’”。　　至于说跨国公司一家独占或多家寡头占一国电信市场，也绝非是唬鸟的稻草人。1998年7月29日，巴西电信公司系统最后一家公司拍卖结束，总售价为220亿雷亚尔（约合200亿美元）。其中西班牙电话公司买走巴西最大的固定电话公司——圣保罗电信公司，以及东南移动电话公司和东部移动电话公司；美国微波通信公司购买了巴西电话公司。从此，国民生产总值高达8000多亿美元的巴西（与中国相当），就没有了本国的电信业。这是周先生为我们展示的前景吗？收费与寻租　　周先生的杀手铜是，指责王小强基础网方案无法合理定价：“没有竞争体制，如何确定成本和合理利润？更重要的，究竟有何种机制能够保证基础网在政府手中的营运，可以像在竞争的市场上一样，有不断降低成本和收费的动力？”　　这一指责暗含的推论是，在竞争体制下的价格都是合理的，而且发达国家是竞争体制，因此发达国家（比如美国）的价格是合理的。然而，这一推论的大前提和小前提都存在疑点。所谓竞争体制，无非是指自由竞争市场经济吧。然而，世界上并没有任何国家任何时期真正称得上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就是在亚当·斯密时期，英国高举着自由贸易的大旗，而旗下却都是从英国皇室取得特许证的公司，像在亚洲地区兴风作浪的东印度公司就是其中之一。东印度公司资助斯密写作了《国富论》，在“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开着炮舰到中国来从事自由鸦片贸易。此后，从这个特许证和炮舰的自由竞争阶段中，很快就产生出众多的卡特尔、康采恩，经过“一战”、“二战”又进入到国家垄断阶段。今天美国和世界上1000家左右大跨国公司主宰着全球经济，制定着垄断价格，其内部贸易额占世界外贸总额的一半左右。如此，则所谓竞争体制和合理价格究竟是从何谈起呢？　　事实上，中国有长期在无竞争体制情况下确定合理成本和利润的经验。今天在市政设施、军工采购等方面的定价仍然是无竞争定价，并且逐步发明出厂商、用户、政府多方协议确定价格的机制。事实表明，这一机制并非像某些留学生想象的那么低效、那么腐败。中国航天工业是个最明显的例子，它在短短40多年时间里取得的进步是令美国人害怕的。正是由于中国航天工业的存在，我们才知道世界上的卫星发射业的垄断利润有多高。　　按照周先生的观点，仿佛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就没有寻租。其实不然。如果市场经济不需要政府、军队，不需要银行，如果不产生垄断公司，周先生的观点还有可能成立。然而有了政府、军队，就有了公共权力，就有了寻租的可能；有了垄断公司，有了公司内部的庞大权力，也有了寻租的可能；有了银行，则会产生信用寻租。目前世界上整个银行体系面临着崩溃的危险，就是滥用银行信用，即信用寻租的结果。可见，事实恰恰相反，市场经济的演进必然伴随越来越严重的寻租。　　因此，客观的解决办法是寻求如何尽可能地将寻租程度降到最低限度。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完全可以设计出国家基础网合理定价的机制来。即使有寻租现象，其也绝不会大过整个电讯产业被跨国公司吃掉的损失。结束语：一年送出多少座清华大学？　　很有意思，周先生似乎还很关心中国的利益。他认为，由于中国国际长话费太高，使大量长话被美国“回叫”业务抢走，一年损失一座清华大学。而他的解决办法却是干脆把中国电信市场拱手让人，不知一年送出去多少座清华大学？　　因此，在下有个小小的建议，周先生是否可以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名称改变一下，称为拍卖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或美国兼并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如何？碰撞--第三部分　市场浪漫主义与“入世”第三部分　市场浪漫主义与“入世”　　●按照利益原则推断，有人甚至怀疑某些学术精英的屁股坐在哪条板凳上了。我却以为，虽然不排除个别人士的屁股也许是明显地坐到了跨国公司的板凳上，然而，大多数热情拥护者们则是受市场浪漫主义的思维定式所支配。　　●已经处于衰落中的西方经济学教务在中国却被“化腐朽为神奇”了。作用就是：当发达国家一刀刀地宰割中国时，给中国人民做了全身长效致幻性麻醉。　　●然而，艾奇逊们打错了算盘。就是在与西方世界完全脱钩的前30年里，中国人均寿命迅速从35岁提高到近70岁，原子禅、氢弹爆炸成功，卫星上天。一个完整独立的工业体系初步建立，一支庞大的科技和教育队伍得以形成，为后20年改革开放奠定了物质基础和信心来源。　　●“看不见的手”、“比新优势论”和“经济成长阶段长”是西方经济学中意识形态色彩最浓厚的理论，它们共同构成了完整的市场浪漫主义。　　●对某些以了解高层想法自居的经济学家来说，市场浪漫主义只是蒙骗多数人到“天津”去的障眼法。　　●竞争的时代需要用竞争的头脑思考问题，这才不会唱着爱国的高调跑到卖国的胡同里去。　　很多朋友问我，既然中国企业的竞争力还很弱，为什么我们还要非“入世”不可呢？为什么中国的学术界、新闻界甚至实业界会那么热情地追求“入世”的目标呢？　　这的确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我愿意相信，中美进行“入世”谈判应该是务实的。问题在于，许多媒体都在不务实地把加入WTO渲染成一件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大好事。按照利益原则推断，有的人甚至怀疑某些学术精英的屁股坐在哪条板凳上了。我却以为，虽然不排除个别人士的屁股也许是明显地坐到了跨国公司的板凳上，然而，大多数热情拥护者们则是受市场浪漫主义的思维定式所支配。所谓市场浪漫主义，其实上是西方经济学的精髓，即相信市场能解决一切问题，每人追逐个人利益便会自动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虽然早在19世纪初期，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就已经提出了国家主义经济学说与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主义相对抗，但由于亚当·斯密学说在维护私有制和个人主义价值观上的独特作用，直到30年代以前，市场浪漫主义一直是西方经济学的正统。由于大萧条的出现，正统派才失去对现象的解释权，所谓“市场失灵”问题才引起重视，而政府干预的合理性也才得到一定程度的认可。即使如此，凯恩斯主义也不是对市场浪漫主义的全面否定，而只是在一定程度上作了修正，把市场机制和政府的宏观调控结合起来，从而以“退一步、进二步”的方式重新确认了市场机制的核心地位，从根本上维护了亚当·斯密的那只“看不见的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际上接受了这只“看不见的手”，不断在按照“看不见的手”所指出的自由竞争逻辑改革经济体制，达到了“指引我们事业方向的是竞争，领导我们的力量是资本”的地步。这样，国人渐渐放松了对竞争逻辑的负面效应的警惕，忘记了中国在国际竞争中所处的落后地位。事实上，活跃在今天中国经济学神坛上的知名人士大多数都是自由竞争逻辑的崇拜者，打开报刊杂志满眼都是如何扩大内需，启动消费，防止通货紧缩等标准西方经济学概念。十几年来，一批又一批青年学生接受着市场经济大课堂和大学经济学小课堂的熏陶，培养着对自由竞争的崇拜，尝试着透过西方经济学的有色眼镜观察这个世界。更重要的是，国家政策也越来越体现出对自由竞争的无限崇尚，以至新闻舆论界渐渐沦为亚当·斯密学说的推销商。当自由竞争逻辑如此深入人心时（在这一点上，自由派人士恐怕得感谢舆论一律，否则李斯特的国家主义学说肯定会起来与斯密叫板），体现着这一逻辑的WTO就自然而然地成了人们心目中的女神。　　因此，当我们对“入世”进行思考时，就不得不面临一些更基本的问题，不得不对市场浪漫主义作一番深入的讨论。“看不见的手”代表谁的利益？　　亚当·斯密是市场浪漫主义的开山鼻祖。他在《国富论》中有一段经典表述：　　每个人都在力图应用他的资本，来使其生产品能得到最大的价值。一般地说，他并不企图增进公共福利，也不知道他所增进的公共福利为多少。他所追求的仅仅是他个人的安乐，仅仅是他个人的利益。在这样做时，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去促进一种目标，而这种目标决不是他所追求的东西。由于追逐他自己的利益，他经常促进了社会利益，其效果要比他真正想促进社会利益时所得到的效果为大。　　斯密可能没有想到，就是这一小段论述，引发了后人的无限遐思和争辩，成为两个多世纪以来无数经济学饱学之士的衣食之源，也成为包装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一件最漂亮的皇帝新衣。　　中国人很难想象，当英国的商人为了追求个人的利益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向中国贩卖鸦片时，这只看不见的手是怎样促进公共福利的；印第安人也很难想象，当哥伦布为了追求个人利益来到美洲大陆时，他是怎样通过屠杀印第安人促进公共福利的；非洲人更难以想象，当他们被追求个人利益的欧洲人贩卖到美洲种植园时，公共福利是怎样得以促进的；斯密时代的欧洲的工人们也难以想象，当他们被追求个人利益的老板逼着十六七个小时地工作在阴暗、不通风、噪音震天的厂房里时，公共福利是怎样提高的。如果说，这一切在斯密看来都是促进了公共福利的提高的话，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怀疑：“看不见的手”究竟代表谁的利益？事实上，我们知道，亚当·斯密就是在东印度公司的资助下写作《国富论》的。经过《国富论》解释，东印度公司在亚洲的罪恶勾当就都是促进了公共福利的上帝般的行为，而英国企业主对本国工人的残酷压榨也就被赋予了促进社会进步的历史使命。在“看不见的手”的解释下，上流社会的大腹便便之士们就可以心安理得地以道德的名义行卑鄙无耻之为。因此，毫不奇怪，《国富论》一经出笼，亚当·斯密就成为英国商界和政界的宠物。　　公正地说，《国富论》中的确也包含着若干真知灼见，这就是关于分工与合作能增进财富生产的论述。斯密对扣针工业的描述给人印象最深刻，学过西方经济学的人士对此都应该十分熟悉：　　扣针工业是极微小的了，但它的分工却往往唤起人们的注意。所以，我把它引来作为例子。一个工人，如果对于这个行业（分工的结果，使扣针的制造成为一种专门行业）没有受过相当训练，又不知怎样使用这个行业上的机械（使这种机械有发明的可能的，恐怕也是分工的结果），那末纵使竭力工作，也许一天也制造不出一枚扣针，要做20枚，当然是决不可能了。但按照现在经营的方法，不但这种作业全部已经成为专门的行业，而且这种行业分成若干部门，其中有大多数也同样成为专门的行业。一个人抽铁线，一个人拉直，一个人切截，一个人削尖线的一端，一个人磨另一端，以便装上圆头。要做圆头，就需要有—三种不同的操作。装圆头，涂白色，乃至包装，都是专门的行业。这样，扣针的制造分为18种操作。有些工厂，这18种操作，分由18个专门工人担任。固然，有时一人也兼任二三门。我见过一个这种小工厂，只雇用10个工人，因此在这一个工厂中，有几个工人担任二三种操作。像这样一个小工厂的工人，虽很穷困，他们的必要机械设备，虽很简陋，但他们如果勤勉努力，一日也能制成12磅针。以每磅中等针有4000枚计，这10个工人每日就可制成48000枚针，即一人一日可制成4800枚针。如果他们各自独立工作，不专习一种特殊业务，那末，他们不论是谁，绝对不能一日制成20枚针，说不定一天连一枚针也制造不出来。①　　①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一章，引自《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选辑》，第290～291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　　因此，谁都不会怀疑，分工合作能促进财富生产。问题在于，财富生产的增长是否等同于公共福利？按照斯密的说法，“各行各业的产量由于分工而大增”，可以“造成普及到最下层人民的那种普遍富裕的情况”。然而，事实却完全不是这样。就是在斯密的时代，事实恰恰是，分工的增长造成了最下层人民的极端贫困化。我们都知道，随着英国手工业工场内部分工的发展，产量在增加，对农业原料的需求也在增加，由此促进了农业内部分工的发展，大量农田被圈作牧场，农民大量失去土地，被迫流入城市作苦力，进而降低了城市手工业工人的工资，加大了工人的工作强度。时光流逝到20世纪末，整个世界都已经被纳入全球市场经济分工体系，无论是财富的数量还是品种都极大地增加了，但是我们仍然遗憾地看到，这种分工与财富的增长和人民生活状况恶化的二元悖论仍然在继续。　　据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统计，1990年，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总共4.6亿人口中，有2亿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占总人口的45.9％。其中，秘鲁、巴拉圭及部分中美洲国家的贫困人口高达68％～78％，而委内瑞拉和巴西等经济较发达的国家也超过或接近50％。拉美国家中贫富差距日益悬殊，社会加速分化。70年代以来社会财富集中程度不断提高，70年代初，占有社会总收入一半左右的富人为总人口的10％，而90年代初进一步缩小为5％；而另一方面，包括所谓的“中产阶级”在内的广大社会成员却加速贫困化。在城市里，大批工人甚至一部分白领阶层失业，一些国家的失业、半失业率高达40％～60％，城市贫困人口比重从70年代初的42％上升到目前的近60％。……据联合国统计，拉美农村居民中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高于60％，最严重的国家，如玻利维亚达97％，秘鲁达75％，巴西达73％，而今年爆发农民起义的墨西哥恰帕斯山区的印第安农民每天收入竟不足5美分，处于饥寒交迫的境地。①　　①房宁：《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引论》，第213～214页，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　　因此，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财富的增长并不能真正促进公共福利的增长，甚至要以大多数人的饥饿、疾病、夭折为代价呢？为什么随着分工和财富的增长，战争的可能性、规模和毁灭性也在不断增长呢？　　这就必须研究分工与合作是怎样形成的。事实上，《国富论》已经为回答上述问题提供了逻辑线索。斯密认识到，“引出上述许多利益的分工，原不是人类智慧的结果，尽管人类的智慧预见到分工会产生普遍的富裕并想利用它来实现普遍的富裕。它是不以这样广大的效用为目标的一种人性倾向所缓慢而逐渐造成的必然结果，这种倾向就是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①他进一步解释道，“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②　　①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一章，引自《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选辑》，第296～297贝，商务印书馆，1979年。　　②同上，第297～298页。　　也就是说，在市场机制中，分工与合作的动力是利己。在这一点上，我们与斯密的看法仍然是一致的。但接下去的分析就会有根本区别。在斯密看来，利己动机可以促成分工和财富的增长，因此利己动机能自动达成利他效果。在我们看来，利己动机固然可以促成分工合作，但由于合作各方力量的不平衡，合作的成果为强势方占有，并进而增强了强势方的力量，造成了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后果，使强者可以越来越肆无忌惮地对弱者进行压榨和剥夺，也使弱者不得不周期性地挺而走险，从而激化了社会矛盾，使人与人的战争成为日常生活的基本内容，因而并不能自动达成利他效果。虽然社会财富增长了，但贫穷者反而增加了，战争的威胁和死亡的阴云时刻笼罩在人们的心头，人类社会反而越来越退回到“人对人是狼”的动物世界。因此，所谓“看不见的手”其实是把强者的利益普遍化为全体人的利益，是为强者所作的精致辩护。因此，亚当·斯密所开创的西方经济学正统从本质上讲就不是科学，而只是市场经济的宗教。　　其实西方学者批评斯密经济学的声音一直就没有中断过。8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S·艾克纳主编了一本名为《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①的书。书中收录了70年代以来美欧部分经济学家对正统经济学的强烈批评，非常值得一读。艾克纳在阐述编辑本书的动机时说：　　①类似的书还有，如，查尔斯·K·威尔伯与肯尼思·P·詹姆森：《经济学的贫困》，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3年9月。又如，冈纳·米尔达尔：《反潮流：经济学批判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2年11月。为节省篇幅起见，不得不割爱了。　　我觉得这些文章反映了很多经济学家——尽管他们在整个经济学界中是少数——充满着这样一种情绪：经济学中存在着一些根本性的错误。如果不纠正这些错误，如果不建立在完全不同的基础上，经济学就不可能取得进展。同时，这些经济学家还有这样一种信念：很难指望经济学自我变革，尽管存在着外界的压力。必要的变化必须来自内部。拒绝接受批评，并不是由于这些批评无正确之处，而是由于它们与流行的正统理论的核心部分相违背。呼吁注重证据是不会成功的，因为只有那些与已有的观念相一致的证据才予以承认。在这方面，经济学已经变成一个封闭的体系，它更像一种宗教，而不是一门科学。①　　①阿尔弗雷德·S·艾克纳：《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第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8月。　　换成中国人习惯的语言就是，经济学正统理论已经成了“僵化的教条”。而艾克纳所希望的则是建立“至少有一些实际依据并且没有大量的反例”的“理论的逻辑整体”①，也就是呼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对照，70年代末期，中国和美国的学术界都有人以实践的名义对本国的正统理论提出强烈批评，而这两种被批评的正统理论又截然对立。更有意思的是，在中国，是当时所谓正统理论连同正统理论家一起被颠覆，并由此进行了一次巨大的思想解放；在美国，则是少数派依然义愤填膺地处于在野党地位。　　①阿尔弗雷德·S·艾克纳：《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第1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8月。　　闲话少说。这些美国少数派经济学家是怎样批评正统经济理论的呢？　　伊·雷·埃特伯瑞和罗伯特·J·伯克哈德指出：经济学只是具有一个硬核的总体范式，虽然这一范式为大多数人赞同（正如地心说曾为大多数人赞同一样，多数并不意味着科学），但其关键性命题几乎从来未进行过严格的验证，因而远不是逻辑实证主义意义上的科学——即我们一般人心目中的科学。他们认为，经济学已经变成一种狭隘、停滞和封闭的思想体系。　　詹姆斯·A·斯旺内和罗伯特·普雷缪斯进一步分析了经济学为什么不满足逻辑实证主义标准的原因。他们强调，经济学家在开始时和关键的理论形成阶段没能遵循科学方法，而仅根据一些偶然的经验、直觉和不现实的假设，用数学和其他演绎推理分析手段来建立模型。　　彼得·怀尔斯则对经济学深深依赖的演绎推理方法作了批评。怀尔斯认为，演绎推理的确是一种方法，但和科学意义上的方法相距甚远。这种公理式的方法，加上大量的抽象和经济决定论，构成了“李嘉图恶习”。它使经济学成了一种假科学的智力游戏。它也使经济学家无视触发通货膨胀的因素，无视那些对非经济学家来说显而易见的因素。　　既然经济学与经济现实的距离如此遥远，为什么经济学家的思想仍然能代代相传呢？彼得·厄尔认为，经济学家和其他人一样，其追求个人利益的动机远强烈于追求真理的义务，他们的主要兴趣在于职业和其他个人目标。由于个人的学术成就要通过学术团体来确认，所以新一代的经济学家被迫在新古典的传统内进行研究。用他自己的话说：　　如果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是正统的新古典学派，那么对年轻的和相对来说不为人们所识的经济学家来说，为了获得声望或任何学术地位，最明智的策略也许是也成为一名新古典经济学家和循着类似的途径进行研究。……与正统观点保持一致会使著作得到专家的赞同，这对谋取职业来说是非常有利的，因为在有些成员不是经济学家的晋升和任命委员会中存在着典型的信息效果的现象。如果通常构成这类委员会中经济学代表的多数新古典经济学家声称某一与他们自己的著作类似的著作具有很高的价值，那么非经济学代表们是难以反驳的。如果候选人的研究表明他们未来可能的同行或上级是些误入歧途的傻瓜，那么他们将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这些人的敌视。与主流经济学家观念中的经济学家不一致的经济学家处于一种被扫地出门的巨大危险之中，因为他们的观点被认为是无用的垃圾。这些经济学家结果会发现自己毫无用武之地。如果某人以前曾在一所充满摆脱正统观点气氛的学校中被称为非正统经济学家，那么这对他想要换个工作来说是一个非常不利的背景，因为甚至那些写推荐信的人也会受到轻视。①　　①阿尔弗雷德·S·艾克纳：《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第85～8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8月。　　里查德·X·蔡斯则直奔斯密学说的要穴。他认为，即使从逻辑的一致性考虑，居支配地位的新古典经济理论也是有严重缺陷的。凯恩斯的分析实际上表明，作为新古典理论微观基础的市场自动最优化理论是不一定正确的。　　针对主流经济学杂志越来越多地充斥着高深的数学模型，而外行人总是把数学与科学联系起来的情况，约翰·布拉特在检验了近年来经济学家所热衷的最佳控制理论后说，经济学家使用的数学方法基本上是不恰当的。布拉特认为：“所有这些不是数学运用于现实世界的经济问题。相反是运用高度准确、精密的数学于一种完全是虚构的理想世界。”　　J·罗恩·斯坦费尔德的批评更有颠覆性，他认为，居支配地位的新古典理论提出了错误的问题。经济学不应该把注意力集中于理性选择这样的狭隘问题上，这只能酿成数学形式主义；而应该研究不同社会如何提供物质需求和成功地解决经济问题的各种方法。我们都听说过一句话，叫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如果所提出的问题根本是一个伪问题，那么一切研究就都只能是不结果实的智慧之花。这正如某笑话所说一样：某人在黑暗中掉了一根针，却跑到有光亮的路灯下面找。　　应该说，这些少数派经济学家的批评都对正统经济学的学理构成了致命威胁。然而为什么大多数经济学家仍死抱着“僵化的教条”不放呢？从学术的角度看，这是因为教条“提供了一种共同的语言、一种在理想的境界里交流的工具。正是这一点使经济学脱离了没有受过类似教育的广大公众和学习其他社会科学的人们，也正是这一点使新古典理论能不断地再生产出自身而不发生任何变化。”①瓦西里·里昂惕夫更是尖锐地指出：“只要经济院校的主管人员继续严格控制年轻一代的培养、晋升和研究活动，经济学目前的状况就会持续下去。为了在这个国家最有影响的经济学院校和机构内保持学术秩序而采用的方法，常常使人们回想起受海军雇佣而在帕瑞斯岛上维持治安的人。”②　　①阿尔弗雷德·S·艾克纳：《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第1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8月。　　②同上，第5页。　　艾克纳在总结时说：　　这些文章表明了一种否定，一种警告。尽管他们是少数派，但却是来自本学科内部的人。他们告诫人们，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在其发展中，有些东西是根本错误的。当经济学家的分析，是建立在新古典理论的精髓——传统经济理论——的基础之上时，他们就任何一个给定题目所发表的言论是很难令人信服的。的确，这不只是警告。它是对经济学的现状充满义愤的呐喊：经济学不仅没有对世界经济问题提供解决的办法，反而已经成为上述困难的一个主要因素。经济学领域外的人几乎都相信这一点。对许多在政府或私人企业里身居高位的人来说，目前经济学在理论上的衰落实在是太明显了。　　我想，艾克纳和这些严肃的经济学家们的批评是值得中国人充分重视的。本来斯密经济学就是强者经济学，作为弱者的中国应该对它有足够的防备。遗憾的是，实际上已经处于衰落中的西方经济学教条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却被“化腐朽为神奇”了。对于这种局面，艾克纳不知该作何感想？　　事实上，中国国内也不是没有清醒之士。1995年底，95岁高龄的陈岱孙先生在《高校理论战线》上发表《对当前西方经济学研究工作的几点意见》，就对国内盲目崇拜西方经济学的风气提出了郑重的批评。文章说，　　70年代末叶，我国克服了对西方经济学说的盲目批判、一概排斥的态度，当时，从事西方经济学研究工作的大多数学者，同意这样一个观点，即对当代西方经济学应当采取一分为二的科学分析态度，摒弃其庸俗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理论框架，吸取和借鉴其中某些合理成分。既要反对盲目批判、一概排斥的态度，又要反对盲目迷信、机械照搬的作法。近年来，我国广泛地开展了对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并且在我国经济政策制定和企业经济管理工作中借鉴了西方经济学某些有用的成分收到了一定的成效。经过10多年的研究，我们对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了解前进了一大步。我国近年来出版的数量众多的论文、专着和译着表明，我国学术界对外国经济学说特别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我们的研究工作和教学工作是很有成绩的。但另一方面，在我国经济学界，这些年来又渐渐滋长了一种对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盲目崇拜、一概肯定的倾向。值得警惕的是，在借鉴西方经济学进行我国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研究工作中，特别是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的研究工作中，这种对西方经济学盲目崇拜、一概肯定、照抄照搬的倾向变得空前严重起来。如果不引起我们的注意，认真加以克服，后果将是非常严重的。　　总结这10多年来关于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工作和教学工作，我们应当承认，我们的工作在取得重大成绩的同时，还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和不足。上述对西方经济学的盲目迷信倾向的产生和泛滥，与西方经济学研究工作和教学工作的缺点和不足是分不开的。我们工作的缺点和不足，一言以蔽之，是“述而不作”，或者说是“述而不批”。不错，我们有一批专家，从改革开放伊始，就主张对当代西方经济学采取分析的态度，弃其糟粕，取其精华，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借鉴。但在汹涌而来的对当代西方经济学盲目崇拜的浪潮中，这一正确主张的声音似乎太小，不足以左右社会潮流的方向。于是我们就面临这样一个历史格局，从过去的对西方经济学的盲目排斥这一极端跳到对西方经济学盲目崇拜的另一极端。这是当前的主要危险。　　我们面临的危险有两个方面，一是西方经济学对青年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心灵的毒害，二是西方经济学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方向的误导。弄得不好，西方经济学这两个方面的影响都可能产生悲剧性的后果。由于中国经济发展比前苏联、东欧国家落后得多，人口又多得多，剧变的后果的严重性将十倍百倍于前苏联、东欧国家。这种历史结局是西方帝国主义势力所梦寐以求的。我们一定要全力以赴避免这种历史结局的出现。要做到这一点，当前一个最紧迫的任务便是克服对西方经济学盲目崇拜、照抄照搬的右的倾向。①　　①陈岱孙：《对当前西方经济学研究工作的几点意见》，《高校理论战线》1995年12月号，第13～14页。　　陈岱孙被尊为陈岱老，1920年于清华毕业后即公费留美，1922年毕业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经济学，1926年获取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27年回国后即被聘为清华大学经济学教授，后一直从事经济学教学，桃李满天下，在中国经济学界享有很高的威望。陈岱老此文一出，经济学界发生了深度地震，什么“市场”、“股份”们一时竟无言以对。事实上，在主张摒弃西方经济学基本理论框架的经济学家中还有一位留洋出身的老前辈，即中国人民大学的高鸿业教授。高教授在萨缪尔森《经济学》第十二版的译者序中指出：　　综上所述，根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一原则，我们必须对本书的理论体系持否定的态度。此外，考虑到我国的国情，我们也必须如此。我们的目标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与西方的资本主义是迥然不同的。如果不对美化西方资本主义的理论体系加以否定，那就会在我国造成意识形态的混乱状态，其后果是非常严重的。①　　①高鸿业：《译者序》，《经济学》，第18页，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3月。　　看来，这两位老前辈的确洞察秋毫。后果将严重到什么地步呢？　　从近几年学术界舆论界在这方面的推波助澜来看，到了“被人卖了还帮人点钞票”的地步，到了丢了中国利益却以为进入市场经济天堂的地步。从这个意义上，西方经济学的作用就是：当发达国家一刀刀地宰割中国时，给中国人民做了全身长效致幻性麻醉。当然，公正地说，西方经济学只麻醉中枢神经，从中枢神经到全身麻醉少不了中国经济学界和舆论界朋友们的功劳。在致幻性麻醉剂的作用下，刽子手成了外科医生，屠刀成了手术刀。“比较势论”增加谁的优势？　　如果说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是市场浪漫主义的发源地的话，那么李嘉图的“比较优势论”（或比较利益论）则是市场浪漫主义的又一重要支柱。　　所谓“比较优势论”是指，如果各国都专门生产本国最具优势（生产率最高）的产品，则国际贸易将给所有国家都带来利益。李嘉图的原文是这样表述的：　　在商业完全自由的制度下，各国都必然把它的资本和劳动用在最有利于本国的用途上。这种个体利益的追求很好地和整体的普遍幸福结合在一起。由于鼓励勤勉、奖励智巧并最有效地利用自然所赋予的各种特殊力量，它使劳动得到最有效和最经济的分配；同时，由于增加生产总额，它使人们都得到好处，并以利害关系和互相交往的共同组带把文明世界各民族结合成一个统一的社会。正是这一原理，决定葡萄酒应在法国和葡萄牙酿制，谷物应在美国和波兰种植，金属制品及其他商品则应在英国制造。①　　①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第七章，引自《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选辑》，第531～532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　　随后，李嘉图补充说明：　　一个在机器和技术方面占有极大优势因而能够用远少于邻国的劳动来制造商品的国家，即使土地较为肥沃、种植谷物所需的劳动也比输出国更少，也仍然可以输出这些商品以输入本国消费所需的一部分谷物。比方说，如果两人都能制造鞋子和帽子，其中一个人在两种职业上都比另一个人强一些，不过制帽子时只强1/5或20％，而制鞋子时则强1/3或33％，那么这个较强的人专门制鞋子，而那个较差的人专门制帽子，岂不是对于双方都有利么？①　　①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第七章，引自《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选辑》，第533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同上，第533页。　　应该说，正如斯密论述分工可以增加财富一样，李嘉图所论各国专门生产其生产率最高的商品与其他国家交换可以增进财富，也是无懈可击的。但是也正如斯密看不到由于分工各方力量不平衡，而导致分工所增进的财富大部分落到强者手中；李嘉图也没有看到各国间力量的不平衡将导致财富集中到生产率高的国家。事情十分有趣，比较利益论恰恰回避利益分配问题。事实上，李嘉图的比较优势论只是斯密分工论在国际范围内的应用，而且，在李嘉图的论述中可以明显看到斯密那只“看不见的手”。因此与斯密实际上维护经济活动中的强者利益一样，李嘉图维护的是国际经济中的强者利益。　　从方法论上讲，斯密和李嘉图的根本缺陷在于静态地观察问题。静态地说，制鞋子特强的人专门制鞋，而把帽子留给较弱的人去做，固然可以增加财富总量，甚至也可以对双方都有利；但从动态来看，制鞋与制帽子是相关的，由于制鞋者生产率高，换得的财富更多，更有条件去改进生产技术，连带地使他的制帽技术进一步得到提高，从而使制帽者完全丧失比较优势，丧失改进制帽技术的可能性，于是只好沦落为制鞋者的小伙计，或者靠变卖祖先留下的土地、矿产和金银字画度日。　　现实经济活动不可能回避利益，历史更不可能是静止的。因此李嘉图的静态自由贸易理论就和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一样，与现实完全背道而驰。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上半叶，日不落帝国的自由贸易所到之处，各国手工业纷纷调蔽，一个接一个国家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生活更加困苦不堪。正是在英国的自由贸易冲击下，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醒悟到了斯密和李嘉图学说的危害性。他从发展德国经济的角度出发，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国家主义经济学说，大声疾呼贸易保护，力倡建立关税同盟，为德国的崛起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李斯特时代，德国还是欧洲大陆上一个四分五裂的弱小国家。拿破仑战争以后，德国有38个邦，各邦有各邦的关税，各邦内部个个省区也分别规定有地方生产率。这种情况大大妨碍了商品流通的发展和全国市场的形成。为了消除这种阻碍，德国资产阶级早在1819年就建立了工商业协会（由李斯特等人领导），1834年更成立了统一的关税同盟。由于共同税界的确立，大工业特别是纺织工业获得了比较迅速的发展，1835年建筑了第一条铁路。但是与英国甚至与法国相比，工业的发展也还远远落后。当时英国已经实现了高度的工业化，竭力提倡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大量廉价的商品冲击德国市场，使德国工业的发展步履维艰。当时，斯密的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主张被称为世界主义，就如同今天的全球化一样，已经在社会各界流行。用李斯特的话说：　　所有受过科学教育的从业员，所有报纸编辑，所有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作家，都受到了世界主义学派的熏染和陶冶，对于任何一种保护税制都认为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是犯忌的。他们的后援是英国势力，是在德国口岸和商业城市那些经营英国商品的商人。尽人皆知，英国政府通过“机密费”的布置，在操纵国外舆论方面，它所拥有的是如何强有力的一个手段：只要有助于它的商业利益，它是从来不惜任何代价的。于是在汉堡和不来梅，在莱比锡和法兰克福，出现了大批的、数不清的新闻记者和报刊社论作者投入阵地，对于德国工商业者施行统一的保护税制的“不合理愿望”加以谴责，对于这些工商业者的顾问更是竭尽所能地加以诋毁；例如，他们说这位顾问对于科学最高权威所倡导的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根本一无所知，或者说，他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智力来理解这些原理。流行经济理论以及德国学者们的见解原来是站在他们一面的，这就使这些为英国利益说话的人，在进行工作时更加得心应手。　　在这场斗争中，双方所拥有的武器显然是不均等的。一方有的是经过细致加工、彻底条理化的一套理论，是一个完整的学派，是一个强有力的党派，在每一个议会、每一个学术团体中都有它的拥护者，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它拥有一个强大的动力——金钱。而另一方则情形截然不同，它没有钱，内部分裂，意见分歧，绝对缺乏理论基础。①　　①［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着，陈万煦译：《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6页，商务印书馆，1961年11月。　　有鉴于此，李斯特在两个关键问题上对斯密学说作了有力批判。其一是斯密的世界主义观。李斯特认为：“政治经济或国家经济是由国家的概念和本质出发的，它所教导的是，某一国家，处于世界目前形势以及它自己的特有国际关系下，怎样来维持并改进它的经济状况；而世界主义经济产生时所依据的假定是，世界上一切国家所组成的只是一个社会，而且是生存在持久和平局势之下的。”①既然世界上还有国家，而且国家之间还会发生战争，每个国家就应该注重发展自己的生产力，而不仅仅是拥有多少财富，因此，斯密的自由贸易主张所暗示的前提不成立。李斯特嘲讽道：“假使有一个国家，由于看到了普遍与持久和平的莫大利益与合情合理，因此就主张解散军队，销毁兵舰，撤除要塞，任何头脑清醒的人是否要认为这个政府精神失常？”②　　第二，李斯特认为动态的生产力比静态的财富更重要，这击中了斯密和李嘉图在方法论上的要害。“财富的原因与财富本身完全不同。一个人可以据有财富，那就是交换价值；但是他如果没有那份生产力，可以产生大于他所消费的价值，他将越过越穷。……由此可见，财富的生产力比之财富本身，不晓得要重要多少倍。”③从发展国家生产力出发，李斯特指出斯密的外行：“这个学派只是由于对生产力的性质没有做适当研究，对国家情况不作综合考虑，因此对于农工商业、政治力量和国内财富做等比例发展的重要性，以及国家特有各工业部门取得充分发展时这种工业力量的价值等方面，就格外地不重视。它所犯的错误是，将工业力量与农业力量作等量齐观，谈到劳动、自然力量、资本等等时只是作概括的叙述，没有考虑到它们之间存在的差别。”④　　①［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着，陈万煦译：《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109页，商务印书馆，1961年11月。　　②同上，第158页。　　③同上，第118页。　　④同上，第124～125页　　实际上，在19世纪，身体力行亚当·斯密学说的是西班牙、葡萄牙、波兰、俄罗斯等国家，这些国家的地主、贵族们用自己的农产品交换英国的工业品，过了一段价廉物美的好时光，但是很快由于没有发展本国工业，一当世界市场农产品供应过剩，地主们就叫苦连天了。这些国家最终成了欧洲的农业国，失去了在欧洲的发言权。而当时，同样落后于英国的德、法、美等国家却没有那么无知地听从斯密教条摆布，其国家经济政策的真正指导思想是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的国家主义经济学说。今天，这些国家强大起来了，特别是当年靠贸易保护起家的美国成了发达国家的盟主，为了防止世界上新的竞争对手挤入发达国家俱乐部，它们效仿当年英国的作法，到处宣扬亚当·斯密的教条，把自己的成功经验——李斯特的国家主义经济学说——悄悄地收藏起来。于是，作为19世纪真正杰出的经济学家的李斯特以及他的著作，被现代经济学家们不动声色地排挤出了经济学的殿堂，甚至在经济学说史上也只是一笔带过。这是十分值得注意的。　　1998年11月在我国出版的《国际经济学》（克鲁格曼等着）就是这样排挤李斯特的。作者首先详细介绍了李嘉图的“比较优势论”模型，然后评论说，“该模型对相对劳动生产率的探讨却是国际贸易研究中非常有用的工具。具体地说，简单的单一要素模型有助于纠正一些对比较优势的意义和对自由贸易的性质的错误理解。这些谬误经常出现在有关国际经济政策的公开讨论中，甚至出现在那些自称为专家的人的论述中。”那么克鲁格曼（以下用克鲁格曼代表原书的两位作者）认为，李嘉图模型可以纠正哪些错误呢？　　谬误一：只有当一个国家的生产率达到足以在国际竞争中立足的水平时，它才能从自由贸易中获益。这一论点极受许多人欢迎。例如，一位有名的历史学家最近在批评自由贸易时，认为自由贸易在现实中往往不存在。“要是一国除了不断降低劳动成本以外，不能比别国生产更便宜的产品或更有效地生产，该国怎样能从自由贸易中获益呢？”他对此表示焦虑。　　该评论者这一观点的问题在于，他没有理解李嘉图模型的实质：贸易的获益取决于比较优势而非绝对优势。他担心一个国家不能比（其他）任何国家更有效率地生产任何产品，即该国在任何商品上都没有绝对优势。可是，谁说这是一件可怕的事呢？在我们带有数据的简单的贸易模型中，本国的奶酪部门和葡萄酒部门的单位产品劳动投入都比外国低，也就是说这两个部门的劳动生产率都比外国高。然而正如我们在前文中看到的，两个国家都从贸易中获益。　　人们往往容易错误地假定，一国出口某种商品的能力来自于该国在生产率上拥有绝对优势。但是，生产一种产品的绝对劳动生产率优势既不是在这一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单一要素模型清楚地说明了为什么一个部门的绝对劳动生产率优势既不是产生竞争优势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一个部门的比较优势不仅取决于该部门相对其他国家同一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也取决于本国相对于外国的工资率。一个国家工资率又取决于其他产业部门的相对劳动生产率。在上文的具体例子中，外国生产葡萄酒的效率要比本国低，但奶酪部门劳动生产率的相对劣势则更大。由于外国各部门的劳动生产率都比较低，其工资率必然比本国低，低到足以使葡萄酒的生产成本也比本国低。同样地，在现实世界中，葡萄牙生产棉布的劳动生产率相对于美国来说比较低，但是其他产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的劣势更大，因此葡萄牙的工资率低到足以使葡萄牙在棉布生产上拥有比较优势。①　　①保罗·克鲁格曼，茅瑞斯·奥伯斯法尔德：《国际经济学》，第2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11月。　　显然，克鲁格曼在这里批评的“谬误一”正是李斯特的主要观点。　　但是克氏的批评却只是重申了李嘉图的静态模型，没有对李斯特在将近两个世纪以前提出的动态模型，即自由贸易对于落后国家生产力的损害的观点做出正面回答。因此，这种批评是陈旧的、苍白无力的。其次，谈到比较优势和绝对优势时，克鲁格曼认为，只要落后国家的工资率足够低，仍然可以在国际贸易中享有比较优势。也就是说，我发达国家可以在很高的工资率上有比较优势，而你落后国家可以在很低的工资率上有比较优势，因此，自由贸易对双方都有利。我不知道克鲁格曼先生是否懂得什么叫很低的工资率。作为中国人，我知道很低的工资率就意味着生活十分艰难，意味着中国人不得不当牛作马，而美国人可以牵牛骑马。这样就叫对双方都有利吗？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东南亚各国工资率大幅度降低，重新赢得了比较优势，这在克鲁格曼先生看来也许是自由贸易的优越性的体现，但在东南亚各国看来却是一夜之间生活水平倒退20年。为什么美国人的生活水平可以不断提高，而东南亚各国的生活水平却只能在最低工资线附近徘徊，一旦有所上升便会丧失比较优势呢？旧中国的包身工最有资格谈很低的工资率，也最有资格谈什么叫“双赢”。可敬的克鲁格曼先生最好还是收起这种“双赢”论调吧，免得摘不掉“狼的说客”的桂冠，有辱学术公正的名声。　　有意思的是，不仅落后国家难以接受以低工资率作为自由贸易下的比较优势来源，发达国家的工人也不能接受落后国家以低工资率作为比较优势来夺取他们的饭碗，因为这样一来，发达国家的工人就不能享受由于劳动力和产品不能自由流动带来的高工资率。克鲁格曼认为，这又是一个不利于自由贸易的谬误。　　谬误二：如果来自外国的竞争是建立在低工资的基础上，那么这种竞争是不公平的，而且会损害其他参与竞争的国家。这个结论有时也被称为贫民劳动论，它深受面临外来竞争而寻求保护的工会的拥护。坚持这一观点的人们认为国内产业没有必要与那些低效率低工资的外国产业打交道。这个观点传播非常广泛并且具有相当大的政治影响。1993年，一位白手起家的亿万富翁及前总统候选人罗斯·泊若警告说，由于墨西哥低得多的工资率，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自由贸易会导致美国工业的南移，会像“吸一大口气”那样将美国的资源一下吸走。同年，另一位白手起家的亿万富翁，一位有影响的欧洲议会成员詹姆斯·戈德史密斯在他的一本法国畅销书《陷阱》中，虽然没有像泊若那样生动形象地描述，也表述了类似的观点。我们的简单例子就再次说明了这个结论的错误性。在上例中，本国两个部门的劳动生产率都比外国高，而外国生产成本之所以比本国低全依仗了非常低的工资率。外国的低工资率和本国是否从贸易中获得的问题并没有多大关系。外国生产葡萄酒的成本比较低是因为劳动生产率高还是因为工资率低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关键是用本国自己的劳动力来衡量，本国生产奶酪换取葡萄酒比直接生产葡萄酒更便宜。　　这一段批驳仍然只是重申了李嘉图的静态模型，没有回答由于购买外国廉价商品而对本国工业生产力的损害以及相应地工人失业问题。对于落后国家，购买发达国家用高生产率生产的廉价商品使本国的高附加值产业无法发展；对于发达国家，购买落后国家低工资率生产的廉价商品使在本国低附加值产业中就业的工人失业。这才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撇开活生生的逻辑和事实，而要人们回到静态交易模型中来，这是真正的削足适履。事实上，克鲁格曼仍然没有回答李斯特的问题：　　假定法国因为看到它的工业没有能获得充分发展，认为应实行25％的保护税才能使工业获得保障，而英国方面对于它的出口商却给了30％的补助，这种出于英国方面的“礼物”对法国将发生什么影响呢？法国的消费者固然在几年以内可以较低的代价取得他们所需要的工业品，在这一点上占到了便宜，但法国的工业却一败涂地了，几百万人民将沦于乞讨生活，或不得不迁流国外，或改业务农。……如果有个人买衬衫时代价可以比以前低四成，他只是为了领这个便宜而结果却失去了一只膀子，他怎能甘心呢？①　　①［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着，陈万煦译：《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129～130页，商务印书馆，1961年11月。　　看来克鲁格曼只是做一次性小买卖的商人——这是斯密学说的标准生意人形象，从来不从生产者利益考虑问题，更不会从一国长远发展的角度考虑问题。即使从学术角度看，克鲁格曼回避李斯特的国家主义经济学的挑战，也显得不够诚实。对于这样的国际贸易权威，我们有必要那么崇拜吗？　　然而克氏自我感觉却非常良好，他继续抨击第三个谬误：　　谬误三：如果一个国家的工人比其他国家工人的工资低，那么贸易就会使这个国家受到了剥削并使福利恶化。经常有人用感情化术语表述这一论点。例如，一位专栏作者将The Gap这个服装连锁企业总裁的200万美元收入与为其生产一些商品的中美洲工人的工资0.56美元/小时相比较。的确世界上许多工人的工资低得可怕，要说这是合情合理的似乎有些残酷。　　但是如果有人问自由贸易的好处在哪里，其要旨不在于问是否应该付给低工资工人更高的工资，而在于问他们以及他们的国家，建立在低工资基础之上的商品出口是否比拒绝参与这种“丧失身份”的贸易时的福利水平下降。在问这个问题的同时还须问：什么是其他选择方案？　　尽管有点抽象，但我们的例子说明，除非有更好的选择方案，否则就不能说低工资下贸易就意味着剥削。在该例中，外国工人的工资比本国工人的工资低得多，很容易想象一个报刊专栏记者会对他们的被剥削表示愤怒。但是，如果外国通过拒绝与本国贸易（或者通过坚持付给其出口部门工人更高的工资，其效果一样）而拒绝被“剥削”，那么，其实际工资将会更低，每个工人每小时的工资购买力将从1/3磅降至1/6磅奶酪。　　这位将The Gap的行政人员与为其生产衣服的工人的收入相比较的记者，对中美洲地区工人的贫困状况表示愤慨。但是，拒绝出口和贸易的机会恰恰会将他们陷入更加贫困的境地。　　这就不是温文尔雅的学理推演，而是赤裸裸的威胁了。将其解读出来就是，如果你不给我当牛做马，你就会饿死（如果你拒绝受剥削，你连饭都没得吃）。更深层的含义是，如果你们想脱离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拒绝与我们打交道，你们就会更加贫困。　　啊，我们想起来了。这正是1949年以后美国和整个西方世界想看中国笑话时的腔调。然而，艾奇逊们打错了算盘。脱离了西方世界的新中国不仅没有更加贫困下去，而且迅速医治了战争创伤，遏制了通货膨胀，恢复了国民经济，开始了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再也没有人为了糊口而必须放弃尊严和人格，在当家作主人的豪迈热情中，铁人王进喜喊出了“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心声。就是在与西方世界完全脱钩的前30年里，中国人均寿命迅速从35岁提高到近70岁，原子弹、氢弹爆炸成功，卫星上天，洲际导弹一代又一代迅速更新。也是在这30年里，工农业生产总值年均增长达7.6％，一个完整独立的工业体系初步建立，一支庞大的科技和教育队伍得以形成，为后20年改革开放奠定了物质基础和信心来源。　　克鲁格曼先生忘记了，美国独立战争结束后，英国人也曾同样威胁过美国，而且这种威胁曾经是那么真切，以至在美国史上，1781年至1789年被称为“危机时期”。①那时，英国利用自身强大的制造业和商业优势，一方面对美国的出口实施严厉的商业限制，包括禁止美国货进入西印度群岛；另一方面则向美国大量倾销英国货。独立前夕，北美平均每年运往英国的生铁为3929吨，1791年下降为797吨。②烟草、稻米、蓝靛等大宗农产品的出口也大幅度下降，商业和航海业停滞，造船业衰落。商人、农场主纷纷破产，债务链条破裂，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动荡，许多地方爆发了农民起义。但是美国人民并没有因此就回到英国怀抱，而是一步一步地将邦联政府改成联邦政府，强化财政和银行体系，强化中央集权，用国家的力量来抗衡英国，终于能够屡经磨难，把贸易保护主义确认为国策，发展起独立强大的工业体系，这才有今天克鲁格曼的立足之地。在这一点上，李斯特比这位200年以后的国际经济学家高明得不知有多少倍：　　①张少华着，《美国早期现代化的两条道路之争》，第3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转引自约翰·费斯克，《危机时期》，波士顿1988年版，第189贝。又转引自杰拉尔德·纳什编：《美国经济史上的问题》，第109页，马萨诸塞1964年版。　　②同上，第36页。转引自柯蒂斯·内托斯：《1775至1815年国民经济的形成》，第53页，纽约1962年版。　　德国过去每一个世纪总要受到疾病、饥荒或内江、外战的摧残，但是它总能保持住大部分的生产力，因此每次受到打击以后，总是能很快地恢复到一定程度的繁荣。西班牙原来是既富且强，不过是备受专制和僧侣势力的折磨，虽然它的国内环境比较地和平，但是总不能摆脱贫困，而且越陷越深。照耀着西班牙人的还是同一个太阳，他们所据有的还是同样的领土，矿藏还是同样丰富，他们还是与美洲发现以前、与宗教法庭成立以前同样的人民；但是这个国家逐渐丧失了它的生产力，因此日趋贫困。美国在独立战争中丧失了无数资财，但是它赢得了独立以后，生产力有了无限提高，只是由于这个原因，使它在和平以后的短短几年之内，就在财富上获得了空前大规模的增长。①　　①［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着，陈万煦译：《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118～119页，商务印书馆，1961年11月。　　真不知道克鲁格曼和萨谬尔森们什么时候能从葡萄酒和呢绒交易的儿童游戏中摆脱出来，用他们“聪明智慧”的头脑构造一个更加符合历史和现实的国际贸易理论。经济成长阶段论：市场浪漫主义的暧味期许　　如果说，“看不见的手”指导了改革设计思路和进程，“比较优势论”指导了对外开放政策，那么对于普通公众来说，市场浪漫主义常常含糊其辞地闪烁着富强、发达的美国梦。　　历史阶段论在中国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历史分为五个阶段，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在共产主义社会形态中，又有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阶段，和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党的“十三大”又强调由于生产力落后，中国社会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报告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逐步摆脱贫穷、摆脱落后的阶段；是由农业人口占多数的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农业国，逐步变为非农产业人口占多数的现代化的工业国的阶段；是由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变为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阶段；是通过改革和探索，建立和发展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阶段；是全民奋起，艰苦创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阶段”。报告指出，“正确认识我国社会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是我们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的根本依据。”　　无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阶段论教育，还是舆论关于当前中国所处阶段的论述，都给普通老百姓一个极深刻的印象，历史发展是直线式地分为不同阶段的，过了这个村才能到那个店，也一定能到那个店。决定历史发展所处阶段的是生产力水平，有什么样的生产力水平，就有什么样的社会形态和制度，这是既不可逾越，也一定会到来的。这一图式可更准确地概括为生产力直线决定论，在这一图式中，人的能动性是极为有限的。　　非常有意思的是，另一个同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理论图式却是制度决定论或机制决定论。在这里，生产力成了极被动的因素，而制度则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大量的改革语汇都是制度或机制决定论的，如一包就灵，一股就灵，一市就灵，一嫁就灵等；又如，老大不如老乡，老乡不如老外；转变机制，用足政策等。　　这两种图式移易到对市场经济的理解上，就很容易造成一种市场经济的阶段论，把对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向往切换为对市场经济的高级阶段的向往。市场经济阶段论有两个特点，一是市场万能论，市场能刺激竞争性和创造力，市场能自动地调节价格涨落，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市场能以消费者为导向，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需要；二是从不发达的市场经济能自动过渡到发达的市场经济。你不信吗？请看美国。美国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在相当一部分有实权的干部、国企老总、外企白领、私营企业主、新闻界和演艺圈等人士看来，市场浪漫主义所期许的美国梦正在一步步来到生活中，先是电冰箱、洗衣机、彩电，后是空调、小轿车、别墅和出国旅游，手持大哥大，腰挎BP机，行则飞来飞去，住则五星宾馆。仔细一对照，美国人生活得也不过如此。这些人又把美国梦泼洒开去，引得周围人艳羡不已，于是驾校爆满，美容院遍地，而美国梦也就越做越像了。　　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嫁接出来的市场经济阶段论是比较中国化、大众化的。更加精致的是W·W·罗斯托的阶段论。罗斯托从50年代初期起就开始提经济成长阶段论，但直到1960年才出版了他的代表作《经济成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按罗斯托的说法，人类社会发展可分为六个“经济成长阶段”：（1）传统社会；（2）为“起飞”创造前提阶段；（3）“起飞阶段”；（4）成熟阶段；（5）高额群众消费阶段；（6）追求生活质量阶段。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不发达国家都将按照这六个阶段有先有后地前进。这六个阶段中，“起飞”是最重要的阶段，“起飞”以后，就会进入“持续成长”之中，依次经历成熟、高额群众消费等阶段。而“起飞”的条件最重要的有三，其一是高积累率，当生产性投资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由5％以下上升到10％以上时，起飞才有可能实现。仅有高积累率是不够的，这就需要第二重要条件，即适宜的制度机构，更准确地说是私有制及相应的规则；此外，“起飞”要靠新技术的不断发现和传播。罗斯托特别看重技术创新，他写道：“什么是经济成长的基础？我相信我们大家都同意这样一点：成长是不断地、有效地把新技术吸收到经济之中的结果，”①“现代成长的根源在于新技术在一个有效的基础上的不断扩散。”②　　①罗斯托：《经济成长的阶段》，第179页，第2版，1971年。　　②罗斯托：《经济成长的阶段》，第Ⅻ页，第2版，1971年。　　《经济成长的阶段》出版后，即成为多次重印的畅销书。书中的观点引起了美国经济学界的极大注意和争议，既有赞同、接受的，也有不以为然的。总的来说，搞经济模型和理论的人认同的较多，从事经济史研究的学者批评得较多；政界认同的多，经济学界批评的多。普通公众认同的多，研究人士批评的多。该书发表后不久，罗斯托即应美国总统肯尼迪、约翰逊等政要的邀请，担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特别助理、国务院顾问兼政策计划委员会主席等职，从事对外政策研究，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的研究。政界的赏识使罗斯托成为经济学界的红人，也使经济成长阶段论成为流行理论。一时间，“起飞”一词成为媒体使用率最高的词汇之一。亨利·罗索夫斯基甚至认为：“罗斯托无疑是我们时代最著名的经济史学家……‘起飞’这个术语成了本世纪中叶词汇中的一个标准名词。没有一个活着的经济史学家占据类似的地位。”①　　①亨利·罗索夫斯基：《起飞进入持续的争论》，《经济史杂志》，第271页，1965年6月号。　　然而，从严格意义上讲，罗斯托这部书并不是学术著作，而是意识形态色彩极浓重的反共、反社会主义专着。这既反映在该书的副标题“非共产党宣言”上，更反映在罗斯托对材料的任意裁剪取舍上，反映在历史事实和主观意愿的混淆上。罗斯托认为，共产主义是一种病症，是一国经济不能顺利起飞时的产物。因此，要赢得冷战，就要赶快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起飞”。正是这一观点使罗斯托得到了华盛顿的赏识。　　但是，现实不是可以任意涂抹的。与罗斯托所谓每个国家都可以实现“起飞”相反，工业革命后二百多年来，只有英美法德意日等少数国家实现了“起飞”，其他国家虽然大多数也实行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其上流社会所使用的消费品也和欧美富豪们一样，但却都没有实现“起飞”。　　以中国为例，孙中山等先贤们曾经一往情深地追求强国梦，学习西方的制度、技术和文化，希望实现中国经济的起飞；然而西方列强没有一个支持中国的“起飞梦”，却反而支持袁世凯推行帝制，以便从地理、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瓜分中国，用西方的廉价商品挤垮中国的民族工业，把中国这架“飞机”摧毁在跑道上。在罗斯托看来，中国革命之所以胜利是因为中国经济不曾“起飞”。这固然有一定道理，但更深层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经济不曾“起飞”？我们知道，资本主义制度从一开始就是扩张性的、侵略性的，或者用罗斯托可以接受的术语：竞争性的，这就决定了世界上有且只能有一部分国家可以靠击败竞争对手，控制世界范围内的资源，吸噬世界上多数国家的血液而“起飞”。因此，中国革命之胜利不仅是因为中国不曾“起飞”，而且是因为中国的仁人志士们懂得了中国不可能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起飞”。　　罗斯托说，1917年的俄罗斯正是临近现代化的时刻，如果第一次世界大战晚发生十年，俄国就能进入现代化而不致被“共产主义”夺走了。这又是对经济史的误读。事实上，1917年前的俄罗斯虽然也引进了资本主义制度，特别是引进了来自法国、德国、英国和美国的资本，但是正因为如此，俄罗斯反而成了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就像奥斯曼土耳其是西方列强的殖民地一样。如果不是搞了“十月革命”，俄罗斯的前景将不是现代化，而是加深殖民化。恰恰是十月革命使俄罗斯在短短20多年里迅速崛起，成为数一数二的现代化工业强国。　　罗斯托要求美国当局加快帮助发展中国家“起飞”，然而事实上，涌入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的美资、欧资牢牢地控制着当地的资源和市场，攫取着最大份额的超额利润，使发展中国家气血两亏。80年代以来，非洲已经成为失去希望的大陆；拉丁美洲债务缠身，危机不断；被罗斯托们吹捧为“起飞”范例的亚洲“四小龙”、“四小虎”成为“四小虫”、“四小猫”，生活水平一夜之间倒退20年。　　罗斯托也承认，发展中国家实现“起飞”存在困难，其中之一是由于国内政治动荡引起的人才和资金的外流。然而罗斯托所没有深究的是，为什么发展中国家会长期陷入政治动荡？用中国人的眼光看，1949年以前的中国所以陷入长期政治动荡，恰恰是由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殖民化政策造成的。无数的历史事实表明，旧中国的经历不是中国特有的，而是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共同感受。罗斯托以一个旁观者，甚至是帮凶或“狗头军师”的角度，自然不能理解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动荡。　　谈到人才和资金的外流，则更是由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人人为己、弱肉强食规则造成的。事实上，只要以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为荣，即使没有政治动荡，发展中国家的人才和资金也会外流。中国近20年的历史可以为此作最好的注解。由于中国老百姓渐渐地接受了私有制的利己规则，中国的智力精英便不断循着利己方向流动，而这个方向不可能是向内、向下的，而只能是向上、向外的。原因很简单，中国的任何科技和教育机构都不可能支付美国大公司和研究机构的高额薪水，而美国公司尽管支付着高额薪水，却可以从全球范围的技术垄断地位中获得回报。也就是说，中国的智力精英主观为自己，客观上却是为美国公司向中国等世界各国索取高额垄断利润服务。　　资金的流动也是如此，由于在世界范围内只有欧美日大公司的高额垄断利润在不断增长，第三世界各国的民族经济都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因此第三世界各国的资金便大量流入欧美股市、债市，追逐其稳定的高利率。熟悉中国资金流向的人都知道，事实上中国是资本净输出国。诚然，大量外资流入中国，但伴随着巨额外资流入的是巨额利润流出；更重要的是，中国银行用人民币换取了美元以后，又购买了美国的国债和股票。　　由此可见，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根本是无视各国密切的经济联系的理论，无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剥削与被剥削关系现实的一厢情愿的理论，说得更透彻些，是诱导发展中国家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心战武器。如果说一定要把各国的经济发展比喻为飞机的话，那么更真实的情况是，这些飞机不是飞行在不同航线上互不干扰的民航班机，而是相互攻击的战斗机。先飞起来的战斗机用密集火力摧毁后起飞机的驾驶舱（本国立场的智力精英）和发动机（资金、技术和市场），并将后起飞机的油厢（地矿资源和廉价劳动力）挂到自己的机身下，以保证自己的“持续增长”。　　遗憾的是，虽然罗斯托的理论是一种有意无意的虚构，但由于迎合了社会公众追逐美国梦的需要，又与中国社会思想中的某些特点相一致（例如，都是阶段论；都讲积累率；都是技术决定论），因而很受经济学界和舆论界人士的欢迎。在80年代末以来中国经济学界炒作“四小龙”、“四小虎”时，“起飞”一词频频见诸学术文章和报端，为中国老百姓描绘了一幅从“起飞”到“高额群众消费”的美妙图景。由于罗斯托的阶段论客观上起到了宣传“小康”、“中等发达国家”目标的作用，因此，在大多数人眼里成为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同分异构体。这是很值得回味的：反共理论借中国的舆论宣传手段得以广为传播，甚至达到了深入人心的地步。　　“看不见的手”、“比较优势论”和“经济成长阶段论”是西方经济学中意识形态色彩最浓厚的理论，它们共同构成了完整的市场浪漫主义。可以说，正是由于这三大理论在公众头脑中的普及，才会有人们对于“入世”的热切向往。市场浪漫主义的一个应用实例　　对某些以了解高层想法自居的经济学家来说，市场浪漫主义只是蒙骗多数人到“天津”去的障眼法①。但是大多数人却并不以为自己是受了蒙骗，其中甚至有一些持中国立场的智力精英，中科院国情分析小组康晓光先生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位。在莱斯特·布朗的《谁来养活中国？》所引起的粮食战略讨论中，康晓光先生奇妙地将中国立场与上述三大理论结合起来，写成了《地球村时代的粮食供给策略》一书。书中，康先生既以中国立场正确地指出了布朗是“一个典型的新帝国主义论客”，又用市场浪漫主义批驳了所谓盛极一时的粮食进口有害论，主张中国遵循工业化中期净进口粮食的规律，“让市场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实行粮食进口政策。他动情地说：“试想今天出来一个布朗提出中国的粮食进口问题，明天再出来一个乔治提出中国的石油进口问题，后天又出来一个山田提出中国的技术进口问题……难道我们都要不假思索地断然宣称：‘我们将自给自足！我们绝不进口！我们绝不给别人制造麻烦！’那样的话，我们还要不要发展了，还要不要开放了，还要不要‘走向世界，走向未来’了？！”②　　①戴圆晨在《经济研究资料》1997年第6期说：“我认为中国经济转轨的目标定位有它的特点，我们一开始并没有解决改革目标定位问题，只是解决了一个定向问题——巾场化取向，至于市场化到什么程度——目标定位问题，我们是一点一点慢慢推进的，或者说是不断提出新的目标。举一个例子来说，我们在北京向‘东’走（‘东’这是定向问题），向‘东’走到什么位置（这是定位或目标问题），向‘东’你可以走到通县，也可以再往前走到廊坊，还可以走下去到大津。中国改革的目标或目的地，是一步、一步提出来的，在高层领导人头脑中是清楚的，比如向‘东’走，以‘天津’为目的地，但一开始并不提‘天津’，而提‘通县’，当到了‘通县’以后再捉‘廊坊’，最后才可能提出‘天津’。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减少争论。在中国改革，摩擦、阻力很人，你一开始就提‘天津’，那还得了，人们接受不了的你提‘通县’、‘廊坊’还引起不小的争论嘛。比如改革初期，对个体私营经济、雇工问题等等，争论很大，中央明确指示‘不讨论’。再有计划巾场问题，争得一塌糊涂，非要说有个姓‘社’姓‘资’问题，写文章批判。后来小平南巡谈话公开发表，这才停止了‘争论’。现在，提出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认为只是个定向问题，还可以研究它还有个目标定位问题，解决建立什么样的巾场经济或‘市场经济化’到什么程度的问题”　　②康晓光：《地球村时代的粮食供给策略》，第4～5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11月。　　对于康晓光先生的这个主张，一些负责农业工作的同志颇为不解，总觉得哪里出了什么问题，但又说不出来。曾华国等人所着的《国家危机》一书就传达出这个信息。作者在整理了农产品市场受冲击情况后说：“国外农产品大举挺进我国市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国情分析小组康晓光等专家认为，进口农产品丰富了国内市场，调剂了某些品种的不足，有利于我国利用国际资源提高供给能力，一些优质品种的引进，促进了国内农业生产质量的提高；（但是），许多地方负责同志及有关专家则为之焦虑：我国农业基础脆弱，特别是在国外农产品的大举进攻面前准备不足，保护不够，倍受冲击。”①　　①曾华国、孙一曲等：《国家危机》，第331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