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8年，詹姆斯·丘奇沃德在《消失了的MU大陆》一书中对消失了的太平洋大陆发表了另外一种论述。从此，这一论述一直引起公众的兴趣。《消失了的MU大陆》是他就同一主题所写的五部著作中的第一部。丘奇沃德曾在驻扎印度的英国军队中服役。他是一位冒险家，旅行之地甚广。他的那些关于MU的著作是作为考古学研究结果而发表的。但事实上，他的资料来源是现在印度并未保存下来的碑文和一些谨慎的、未提及名字的西藏庙宇的虚构记载，以及迄今尚未译出的复活节岛的铭文和未经处理的特洛伊诺抄本。丘奇沃德对这些资料以及其他许多难以理解的手工制品的“说明，实际上是对它们用形象或符号表示的内容所作的任意解释。他根据这些资料编造出一个太平洋巨型大陆的文明概况。这个大陆从夏威夷直至斐济诸岛，从复活节岛直至马里亚纳群岛。早在五万年前，MU的文明就超越了我们的文明。不过，这一黄金时代于一万二千年前就结束了。当时“地下发出隆隆声，随后地震不已，火山爆发，扰乱了平静的大地。最后，整个大陆象海浪那样起伏和滚动起来……庙宇宫殿轰然坍倒在地……注定灭亡的大地沉没了。它向下，向下，一直坠入地狱之口。”　　丘奇沃德对降临到MU头上的末日曾有一个现成的解释。他争论说，地球上布满洞穴，洞穴中充满了极易爆炸的火山气体。当这些地下洞穴逐渐失去内中含有的物质时，地壳变得脆弱了，MU就坍陷了。它是地质空虚的牺牲品。在这一点上，有趣的是康奈尔大学天体物理学家托马斯·戈尔德近来建立了一种理论。他认为，伴随着地震的海啸和发光，以及太平洋东部海岸难以理解的隆隆声，这些都可以用地球形成时地壳中包容着的大量甲烷来解释。　　1947年，两位希腊考古学家库马里斯和马里纳托斯对有关阿特兰梯斯的传说提出了一种令人满意的合理解释。库马里斯教授提出，关于阿特兰梯斯的传说起源于地中海某次局部灾变。在同一次希腊人类学学会的会议上，马里纳托斯将这次灾变看成是现今位于克里特岛以北约100英里的桑托林群岛的火山喷发。这组岛屿中最大的一个叫做塞拉岛，所有的五个岛屿都是塌陷了的火山破口的剩余部分。1909年英国古典历史学教授弗罗斯特曾提出，阿特兰梯斯的故事可能是从公元前1500年米诺文明比较突然地毁灭后发展来的。三十年后，马里纳托斯又补充了因塞拉岛火山海发克里特遭到破坏的考古学证据。马里纳托斯、地震学家加拉诺波罗斯和其他学者从塞拉岛获得的新证据进一步支持了阿特兰梯斯就是塞拉岛和克里特岛的说法。最后，加拉诺波罗斯详细证明了米诺文明和柏拉图对阿特兰梯斯及其毁灭情况的描述具有惊人的一致性。当然，塞拉岛的灾变最近还发生过十多次，而且克里特岛和塞拉岛也太小，与柏拉图所描述的岛陆相比，大约只有十分之一。许多作者，从威利，利到伊曼纽尔·维利科夫斯基都将这一差异合理地解释为把古埃及的符号“10”误译为“lO0”了。　　现在仍然是阿特兰梯斯的黄金时代，或者说人们还在对它进行猜测。尽管关于塞拉岛的说法令人难以置信，但新的假说继续出现。　　有时，批评维利科夫斯基星球碰撞说的人承认，即使不算维利科夫斯基本人所署名的天体详情图，他所收集的神话、传说和轶事也可能说明某一次古代的灾变，这一次灾变或许就是塞拉岛的火山爆发。德国工程师和金字塔专家奥托·马克又将这一想法扭转回去，他用地球与一颗较小行星的碰撞来解释一个真正而不是传说中的阿特兰梯斯的毁灭。这颗较小行星的轨道与地球的轨道相交叉。按照马克的看法，这一次灾变产生了查尔斯顿附近的加罗林坑地和波多黎各地沟。大西洋中脊的每一座火山都喷发起火，亚速尔群岛附近一座巨大的岛屿阿特兰梯斯在一昼夜间沉入海底。马克所著《阿特兰梯斯的秘密》一书是在他逝世后出版的，修订者的姓名不详。其中大部分仅仅重复了自唐纳利以来阿特兰梯斯写作者的陈旧观点。　　然而，马克希望超过他的前人的是，精确测定阿特兰梯斯毁灭的时间是公元前8498年6月5日阿特兰梯斯岛标准时间晚上8点钟（非夏令时间）。这一重要的判断是根据玛雅历法周期所谓的起始日作出的。马克的计算和对玛雅历法的熟悉程度尚有待提高，根据古德曼—马丁内斯——汤姆森的校正，想象中的所谓长期计数的起始点绝不是公元前第九世纪中叶六月初的一天，而实际是公元前3113年。马克是如何得出这个日期的，他的文章根本没有说清楚。　　现在着来，人所共知的新阿特兰梯斯位于巴哈马群岛，与比米尼附近浅滩的水下地形特点密切相关。在水下奇迹中，最为有名的是所谓比米尼墙或比米尼路。人们描述它是巨石构成的，沿着一条与海岸平行的直线延伸一千九百英尺。迈阿密的曼森·瓦伦丁博士于1969年最先描述了这些巨大的石块，后来瓦伦丁和其他一些人又分别举了一些他们认为属于古巴哈马遗迹的例证。　　查尔斯·伯利茨将比米尼路和其他巴哈马奇观的发现与美国赋有洞察力的埃德加·凯斯1933年预言在比米尼路附近可能发现一座阿特兰梯斯庙宇的遗迹相提并论。伯利茨坚信，沉没的阿特兰梯斯和它的先进技术在某方面来说是造成传闻中飞机、船只和人在百慕大三角地带消失的原因。　　哈里森、伯恩和林奇对瓦伦丁和伯利茨的主张提出了疑问。他们论证说，对比米尼路的周密调查发现，它原来是石灰岩的自然现象，块状结构是浸蚀和断裂造成的假象，他们进一步推断，在比米尼路南端入口处附近水底，发现的两根带凹槽的大理石柱和几根圆柱是十九世纪运往比米尼路并丢失或抛弃在近岸处的建筑材料。桶状的水泥圆柱可能就是在木桶内固结成的。这些原来装有干水泥的容器大概已经烂掉了。　　近来，希恩一直强调比米尼路和其他“海滩岩石”形成物的相似性。他从地质学的角度正确解释了比米尼路石块的位置。这些石块没有人工雕琢的痕迹。　　最后，关于特里格·亚当斯和罗伯特·布拉什在安德罗斯岛附近拍摄的矩形构筑、并宣称这就是凯斯在预言中说的阿特兰梯斯庙宇，据一位拿骚人说这原是海绵养殖场，是他在四十多年前帮助修建的。　　众神的黄昏　　《众神之车》及其他一些关于古代太空人的书籍的作者埃里奇·冯·丹尼肯与昔日古怪的灵学家相比，只是个可怜的第二提琴手。埃里奇·冯丹尼肯在维护曾有其他星球的古代太空人访问过地球这一观点方面，无论怎样衡量，也是个浅薄之人。　　冯·丹尼肯竟然在考古学臻于成熟并在考古学中已应用了自然科学复杂定量技术的时代，使我们对古代人的认识变得模糊糊不清。以往的历史上是存在着一些神秘现象和异常之事。我们对古代的一些石碑和土碑感到很惊奇，并且发现自己不能准确地识别古代人建立这些纪念碑的目的和方法。然而，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古代和史前时期的人比我们通常所想象的更为聪明。但冯·丹尼肯却选择了古代太空人来访之说，以图解释许多难以猜透的古代手工制品和奇怪的传说。　　关于从前某个时期曾有其他星球的宇宙旅行家访问过地球的设想，不一定是糟糕的事。在冯·丹尼肯使这种观点普遍流行之前，已经有人谈论过这种想法。苏联天体物理学家I·S·什克洛夫斯基和美国著名天文学家卡尔·萨根在1966年出版的《宇宙中的智能生物》一书中就研究过这种想法。但要证实这一假说是困难的。“证据”不能肯定，而且可以作出多种解释。　　使得冯·丹尼肯的论述具有独特之处的是，他对事实都加以过滤，并有意用过滤的事实使读者相信只有冯·丹尼肯的解释是说得通的。他的书籍是错误推理的综合典型，其中引用了许多谬论。　　尽管别的著者已经指出，冯·丹尼肯的大多数解释纯粹是对有争论的考古学材料不完全理解而发的一派胡言，但他后来仍在六本书中炫示同样的一些神秘的人工制品。在《丹尼肯的证物》一书中，他夸耀自己取得的最新成果是发现了墨西哥玛雅人遗址的帕伦克“太空人”，吹嘘这是公元七世纪太空人在玛雅人中间作客的无可辩驳的证据。　　最近几年，关于帕伦克碑铭寺内石棺盖上铭文的传统解释有了相当大的进展。考古学家对这一引人注意的浮雕的看法一直在改变着。冯·丹尼肯似乎是不怀好意地将此种情况引为乐事。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考古学家们有可能接受“石雕表现的是一个穿着宇宙航行服、驾驶着火箭的人”这种看法。相反的是，人们比以往更为清楚，石雕上的图案具有葬礼和宗教的含义。　　我们完全不必要因为人们对帕伦克石雕的意义有更深的了解而感到惊奇。近二十年来，在辨认玛雅石雕方面已有了很大的进展。通过塔契娅娜·普罗斯科里阿考夫、戴维·凯利、彼得·马修斯、约翰·格雷厄姆以及其他一些人的努力，我们已经认识到石碑和庙墙上的浮雕包含着丰富的历史资料。现在越来越有可能根据遗迹设想出当初帕伦克统治者世袭罔替的情况。我们甚至已知道，所谓的古代太空人的名字叫帕凯尔。　　帕凯尔这一名字的意思是“盾”。公元615年，他成为帕伦克的君主，后于公元683年逝世。12英尺长的石棺盖上象征性地表明了帕凯尔逝世的情况。　　碑铭寺坐落在一处75英尺高的金字塔形平台上。金字塔分八级也就是八层平台，帕凯尔就象古埃及王国的法老，被埋葬在地窖的深处。　　冯·丹尼肯所谓的“太空人”，实际上就是帕凯尔。玛雅学专家琳达·谢尔在辨认帕伦克象形文字的碑文方面起了重大作用。他指出，碑文表明帕凯尔正在死去。在帕凯尔的正下方是一个妖怪的面庞，帕凯尔和妖怪一起正在通过形似某种爬行动物上下颚的地狱门口进入“阴曹地府”（见图18)。　　这里一点也用不上冯·丹尼肯所谓古代太空人的假设，因为我们能够识别陪伴帕凯尔的那个妖怪。无论是在碑铭寺，或是在十字庙，妖怪脸旁边都有相同的符号。其中“Kingiyph”代表“太阳”、“时间”和“白天”。在这两个寺院中，妖怪脸象的上半部有血有肉，下半部是骷髅，这意味着妖怪和帕凯尔一样，正在由生到死，沦入地狱。　　事实上，十字庙中象征黑夜的图案画在妖怪的一边，而象征白天的图案画在另一边。谢尔根据这些图象以及取自其他地方的证据，认为怪物就是太阳。帕伦克表现的是太阳死亡的时刻，也就是太阳在天空处于最低弧线时的日落和冬至。　　谢尔还报道，从帕伦克的高塔瞭望，冬至这一天的太阳好象沉落在一条山脊背后，象是进入了大地。实际上，下落的太阳在碑铭寺的上方，它的轨道与通向帕凯尔陵墓的石头台阶的角度一致。在同一天，一缕阳光照射着十字庙，阳光末梢落在地狱之神的脚下，地狱之神就雕刻在圣殿的入口处。　　帕伦克庙宇的符号中具有天文含意，但并没有对外层空间航行进行描绘。我们看到的是一位强有力的君主的墓碑，以及纪念他儿子继位的庙宇，生死轮回和王位继承都是以寓意手法与太阳联系起来的。太阳甚至也通过帕凯尔的陵墓“进入”地狱。从若干方面的证据中得出了相同的解释，这就排除了丹尼肯的古代太空人之说。　　图18 帕伦克石棺上的浮雕描绘的不是太空人，而是一位名叫帕凯尔的玛雅君王：他正在从生进入死的王国　　显然冯·丹尼肯将帕伦克的石棺看作是他最有力的证据之一。实际上，这也是他列入《冯·丹尼肯的证据》一书中的少数物证之一（这本书与他早年所写的著作形成鲜明的对照）。在《众神之车》、《外空间之神》、《众神的黄金》、《寻找古代之神》等书中，读者可以饱阅无数史前时期的难解之谜和古代的奥秘，有关的描述和照片连篇累牍，几乎没有休止。冯·丹尼肯的第五本书《众神的奇迹》完全不是谈古代太空人的，而是宗教的幻想。然而，《冯·丹尼肯的证据》一书几乎没有谈到考古学的问题。　　《冯·丹尼肯的证据》一书是著者为回答批评他的人而写的。然而他在书中却删掉了批评家们对玛·丹尼肯的错误逻辑提出的强有力异议，和明确谴责他的那些与事实相违背的谬误的材料。然而，没有那些材料，关于古代太空人的假说也就失去了它的传奇色彩。结果，《冯·丹尼肯的证据》一书与以前的几部著作相比，不但大为逊色，而且内容空洞。　　冯·丹尼肯最近以文学手法写了一本关于法庭审判的书，他自己扮作被告，当然，读者就成了陪审团。冯·丹尼肯和批评他的人都不否认有一些过去的悬疑尚未得到解答。问题是怎样去解释。冯·丹尼肯的基本前提是，来自外空间的太空人曾在远古时访问过地球。这一前提是无法反驳的。要证明与此对立的假定根本不可能。人们怎么能证明古代太空人没有到过地球呢？专家们和抱怀疑态度的旁观者并没有义务提供这样的证据。毕竟还是冯·丹尼肯提出了这样的想法，认为太空人到过地球，通过遗传控制创造出他们想象中的智慧人类，并在宗教、神话、传说和人工制品等方面留下了他们到过的证据。所以也应该仍由冯·丹尼肯来证明这曾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然而，科学要求对一项理论的真实性进行严格的论证。史前时期是否可能有宇宙航行者，这不是问题的争论点。我们期待的是他们确实来到过人间的证据。在这方面，冯·丹尼肯的辩解是非常令人失望的。　　《冯·丹尼肯的证据》一书中对星际旅行似是而非的评述冗长而又使人乏味。冯·丹尼肯把批评他的人当成稻草人。他说他们认识不到星际交往和运输是可能的，然而又鹦鹉学舌似地重复着这方面专家的言词，以便证明事情就是如此。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他援引的一些权威正在他所反对之列。他轻易地推倒了稻草人，然后，以胜利者自居。然而，这样的胜利是一钱不值的。天文学家和太空科学家从来也没有说过星际旅行是不可能的；相反，他们对日益发达的技术有充分的认识，这种技术在短短的几年中已使人类对我们行星的邻居比几十年前的想象有了更多的了解。与冯·丹尼肯的论断相反，抱怀疑态度的人并没有因他为星际旅行的可能性辩护而保持沉默，他们不仅看不到星际航行者来到过地球的证据，也看不出重复冯·丹尼肯对他们研究工作的反应有什么好处。　　《冯·丹尼肯的证据》一书的另外一章也十分冗长。作者在这一章中对达尔文的进化论持怀疑态度并论证说，地球上的生命是“太空航行之神”直接干预的结果。但这一章有点象谜语，因为其中大部分是讨论35亿年前的前寒武纪时期生命的最初起源。无可否认的是，很难准确地设想生命最初是如何出现的，甚至科学家们有时也陶醉于古生物学家和前寒武纪问题专家J·威廉·肖夫博士所谓的“生物地球诗”。但是，从化石中找出线索仍是可能的，人们正在进行这种艰苦的探索。　　最初人们对冯·丹尼尔为什么要花费这么多时间去争论生命起源问题并不清楚。过去他曾断言，太空人的介入发生得较晚，是在原始人类进化以后很久。早期的类人猿是淘汰繁殖和遗传变异的受益者，结果产生了智能人类。然而，这一看法与进化论发生了冲突。冯·丹尼肯很想用上帝创造人类的论点打击进化论树形世系图的任一论点，而不论这些推断是否与他原来的假定有矛盾。例如，他为了打败他的对立面，非常喜欢在谈话中援引所谓的人类化石脚印，据说这些脚印是在不同地层中发现的，这些地层对应于一亿四千万年以前的白垩纪、二亿五千万年前的二叠纪、四亿年前的寒武纪。　　有一组这样的“人类脚印’保存在得克萨斯州格伦罗斯附近帕卢克赛河的古河床上。据说这些脚印与恐龙的足迹混在一起。诚然，这是一件奇事，但它与古代太空人没有什么关系。关于帕卢克赛河的人类脚印迄今尚无一份可靠的科学报告。而伪造或错误解释却是大有可能。上世纪末在内华达州卡森城附近上新世砂岩中发现的一组有名的“人类脚印”，后来证明是巨大的地獭留下的足迹。　　冯·丹尼肯在《冯·丹尼肯的证据》一书中援引了《众神之车》鼓吹者的丰富想象力。卡尔·布鲁格是一位居住在巴西的德国新闻工作者，也是《阿卡科尔编年史》一书的作者。冯·丹尼肯对这本书很熟悉并为它写了一篇简短的序言。《阿卡科尔编年史》与冯·丹尼肯对宇宙航行之神的推测非常吻合。　　布鲁格称这本书的内容实际上是他在巴西玛瑙斯城一家装有空调器的旅馆房间里对一位印第安酋长塔滕卡·纳拉的叙述录音。据说，纳拉是亚马逊河流域一个叫做乌加蒙古拉拉部落的最后一位嫡系王子。纳拉说，他们部落的史诗开始于公元前13，000年。当时，在一片火光和雷鸣声中，天空出现了几艘金光闪闪的航船。结果得知，这些天外客人来自一个名叫施韦尔塔的星球，他们的使命是将文化和知识带给其他星球上的人们。　　星空来客选择了几户人家。这几户人家就是后来的“同盟精选部落”乌加蒙古拉拉。他们的历史是皇权和灾难的记录。据说，他们的首都何卡科尔（《阿卡科尔编年史》由此而来）至今还存在于亚马逊河上游安第斯山东侧的马丘皮克丘和蒂亚瓦纳克之间　　阿卡科尔的居民住宅大部分不在地面上，而是在地下。阿卡科尔在地面上是一片废墟，但也只是在1969年才遭到破坏的。纳拉声称，他在宗教最高会议和祭司们的支持下，已下令毁掉这座城市，以免外人得知它的居民们的存在。　　在《众神的黄金》一书中，冯丹尼肯声称他参观过厄瓜多尔巨大的地道网和地下洞穴。他在为布鲁格的著作撰写序言时，将这些地道和洞穴与阿卡科尔的地下洞穴联系起来。冯·丹尼肯书中谈到的厄瓜多尔地下洞穴的发现者贾恩·莫里兹却否认冯·丹尼肯的说法。即他曾带领冯·丹尼肯穿行过这些地下洞穴。随后在一次采访中，冯·丹尼肯承认关于洞穴的说法和那些所谓他在洞穴中看到的东西是他臆造出来的，是为了取得“戏剧效果”。然而，在两年以后他却又在布鲁克的书中毫不脸红地提到这些洞穴。　　如果说冯·丹尼肯不能与查尔斯·皮亚齐·史密斯和伊格内修斯·唐纳利为伍，那么，《天狼星之谜》的作者罗伯特·坦普尔却能够做到这一点。他的书装扮成极有学问的样子，什么脚注、晦涩难解的参考文献、极其复杂的论证和难以猜透的情节，样样俱全。坦普尔是必须认真对待的。他的书谈论的是一个真正有趣的奥秘——多贡族关于天狼星的传说。但并不局限于这个传说。冯·丹尼肯具有认识坦普尔报道的潜在影响的鉴别力：事实上，他说他因此事而感到震惊。在《冯·丹尼肯的证据》一书中，他用了很长的篇幅谈论了这一传说。　　多贡族居住在廷巴克图以南的山区，那里一度为法属苏丹，现在称为马里共和国。若干世纪以来这个非洲部落受到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影响，但仍保存着自己独特的传说和精心编造的神话。这些传说和神话与非洲大多数人的信仰不同，因此人种史研究者对他们很熟悉。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法国人类学者马塞尔·格里奥和杰曼·迪特尔伦从当地人那里收集了有关多贡人信仰的资料。有一部分资料的内容是关于天文学的。尤其是多贡人的传说提到，天狼星有一颗黑暗的、致密的、肉眼看不见的伴星。　　天狼星是天空中仅次于太阳的一颗最明亮的恒星。虽然它距离我们约有8.7光年（约为52万亿英里）之遥，但与其他星体相比，还是相当近的。我们通过现代天文学的研究，对天狼星了解得相当多。这颗星比我们的太阳要热得多，也亮得多，体积是太阳的两倍。多年来，人们对它的位置进行了细心的测量。天文学家测出，它在星图上的位置在逐渐改变着，造成这一移动的原因是天狼星和我们太阳系之间的运动速度有差异。这种移动通常是明显的，如果画在星图上，则是朝着某一方向的连续位移。然而，天狼星位移时是摆动的。1844年，法国天文学家弗里德里克·贝赛尔根据天狼星这种在预期轨道两侧摆动的现象，认为天狼星与一颗看不见的伴星在一起摆动。同时它们彼此围绕着作轨道运行，每49.9年完成一个周期。因此，天狼星运行时微小的摆动是另一颗星体的引力造成的。1862年，美国望远镜制造人阿尔万·克拉克首次看到了这颗昏暗的伴星。经证明，这颗被称为天狼星B的伴星是一颗白矮星。它很小，直径与地球差不多，然而质量几乎与太阳一样。所以，这颗星非常致密。一茶杯天狼星B的重量就是12吨。　　正如坦普尔报道的那样，多贡人对天狼星的认识既详细又准确。多贡人将这颗伴星叫做“波托罗”（“托罗”的意思是“星星”，“波”是非洲出产的一种谷物名）。多贡人认为“波”是颗粒最小的谷物。天狼星伴星小得几乎看不见，所以起了这样的名字。据说，波多罗是由最重的金属所构成的，这种金属甚至比铁还重。在坦普尔看来，多贡人已认识到天狼星B的质地非常致密。　　多贡人画了许多正式的天狼星系图。坦普尔认为，这说明他们已经知道天狼星B围绕天狼星A的运行轨道是椭圆的，而天狼星A的位置是在一个中心点。根据多贡人的看法，这颗伴星绕轨道运转一周的时间是50年。坦普尔还绘制了一幅天狼星和这颗伴星的摆动轨迹图，井说明这幅图与当代研究天狼星A和天狼星B的天文学家所画的轨迹图惊人地相似。　　多贡人在天文学方面的传说决不仅限于天狼星。他们说，木星有四颗卫星，土星有一个晕圈（或暗环）。他们绘出的这两颗行星的图画清楚地表明了这些特征。　　当然，从表面看，多贡人的这些看法是惊人的。但坦普尔并未放松对这些看法来源的探索。他的追索越过撤哈拉到利比亚，一直到达地中海地区的希腊和埃及。许多资料表明，埃及人专门研究过天狼星。　　然而完全弄不清楚的是，埃及神话中对天狼星的某些着法为什么与多贡人的看法是一致的。因此，《天狼星之谜》一书中有一大部分篇幅是用来搭起一座解释这些神话的脆弱的桥梁。这本书花费了许多篇幅去谈论亚古尔的英雄史诗、由传说中的人物所代表的星座，以及可能存在着根据天体图绘出的古代神谕发布中心在大地测量上的定位体系。书中还画出了类似于巴比伦关于奥内斯传说的图画。奥内斯是人和鱼的混种。据信曾将文明和文化带到美索不达米亚。　　奥内斯被认为就是苏美尔人（古代幼发拉底河下游的一个民族）的Ea神，所以也属于一个非常古老的传说的一部分。多贡人断言，艺术和科学是由象鱼一样并与天狼星有关的两栖生物带给人类的。坦普尔认为，这两种传说反映的是同一事件，即古代两栖的地外宇宙航行员曾由天狼星系中的一颗行星降落到地球上。　　所有这一切都非常有趣，在坦普尔对神话和“神秘”传说的论述中有许多事情或许是值得探索的，但对于神话，可以有几种不同的解释方法。看来，坦普尔为了维护他的说法而采用的是叫人把握不定的多贡人关于天文学的知识。　　我们无需相信多贡人那些天文学方面的传说是非常古老和未受外界影响的。事实上，多贡人长期以来就是个以四海为家和适应性很强的民族。他们居住在马里的廷巴克图附近。许多世纪以来这里就是一个商业大城市。并且是西非学校和学者集中的地方。多贡人居住的地方非常靠近联系着北非、埃及和南撒哈拉的一条主要通商线路，因此他们一直保持着与其他文化的交流。事实上，早在二十世纪初，在多贡人居住的地区就设有法国学校了，那时欧洲人已经对天狼星发生了相当大的兴趣并开始研究它的伴星。　　我们不能肯定是否就是近期的外界影响把那些奇怪想法渗透到多贡人对天狼星看法中去的，但这些想法本身并不象坦普尔所说的那样明确。多贡人并没有真正说天狼星B具有一个绕轨道运行的50年周期，这是从不很直接的说法中推断出来的。更加复杂的是，多贡人有一种以天狼星B运行情况为依据的历法，它的周期是60年，而不是50年。　　彼得和罗兰·佩奇曾经论证，双星说在多贡人的信仰中占有重要地位。任何一颗在宗教仪式上的重要星宿都被说成有一颗伴星。譬如多贡人认为与天狼星一样十分重要的北极星，也有一颗伴星。　　佩奇兄弟认为，所谓的天狼星B的椭圆形轨道只是一个界限。而不是它运行的轨迹。因为多贡人还有许多天狼星系的图画，其中包含着很多其他要素，这说明不可能将这些图画看成是双星的轨迹（见图19）。　　多贡人还说天狼星有第二颗伴星并称之为“埃梅雅”，但他们根据假定所提供的埃梅雅轨道数据与事实不符，也与开普勒定律不符。此外，也没有观测资料表明天狼星体系有第三个成员。而且，木星至少有十四颗或者是十五颗卫星而不是象多贡人画的那样只有四颗卫星。土星则是他们所说的最远的行星。诚然，天外人应该事先就天王星、海王星和冥王星向他们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坦普尔的天狼星—PO系的自行图（见图20)是极易使人产生误解的。尽管他在解说词中加以否认，但他把这一张看起来非常象当代天文学家实际观察到的图形称为“多贡部落的示意图。”然而事实上，多贡人画的完全不是这个样子。　　坦普尔热心地要求艾萨克·阿西摩夫在书出版前阅读他的手稿。或许，这是由于坦普尔希望得到一些好评，以利于推销他的书。但阿西摩夫不为所动，他未加评论。坦普尔又通过电话要求阿西摩夫给予一些评论，最后还询问，是否他已犯了什么错误，阿西摩夫答道：“不，我没有发现什么错误。”后来，阿西摩夫解释说，他对多贡人几乎一无所，因此，如果书中有错误他也无法识别出来。　　图20 罗伯特·坦普尔根据《天狼星之谜》一书绘制的多贡部落示意图（左）与现代天文学示意图（右）的比较。　　完全可以论证，多贡人与现代欧洲天文学的接触并不能充分解释“天狼星之谜”。然而，英国著名天文学家W·H·麦克雷已经提出一项可供选择的聪明办法，可以解决其中的某些难点。麦克雷同意，多贡人之所以对天狼星发生兴趣，可以追溯到古代的埃及。埃及人利用天狼星每当从夜空消失70天后第一次与太阳同时升起的黎明时刻，去校准他们的日历。　　在下半年中，天狼星恰好在70天消失前与太阳同时落下。麦克雷设想，在天狼星与太阳同时降落，即夕阳西下后，可能会出现天狼星的海市蜃楼现象。这时，天狼星的第二个影像呈现在真实恒星之下，这个影像可能向偶然看到它的观测者表明，它是一颗难以捉摸的、黑暗而巨大的伴星。　　很难说，我们应该怎样对待多贡人的奥秘。诚然，他们说的是一个有趣的故事，但古代太空人并不一定就是答案。总之，《冯·丹尼肯的证据》一书充分地利用了“天狼星之谜”。但多贡人的传说中并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说明他们与布鲁格所谓的阿卡科尔的奠基人接触过。同样，冯·丹尼肯引用的其他一些证据也是自相矛盾的。　　作者简介　　E·C·克鲁普是洛杉矶格里菲斯天文台台长。他生于1943年，毕业于加利福尼亚克莱尔蒙特波莫纳学院，又在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完成了他的研究生课业，于1972年取得天文学博士学位。他的研究课题是“星系团的特点”，后来，又对古天文学发生兴趣，曾与他的夫人罗宾一起率领野外考察队到过许多古天文学现场，研究过二百五十多处古代和史前时期石碑的详情细节，足迹遍及不列颠、布列塔尼半岛，爱尔兰，墨西哥、秘鲁、危地马拉，洪都拉斯、马尔他、埃及和美国中西部。克鲁普讲学的范围甚广，涉及古天文学、时尚、神话和伪科学，对这些课题他进行过广泛的研究。他的演讲集中有一本名叫《古天文学探索》的。曾荣获1978年美国物理研究所—美国钢铁基金会最佳科学作品奖。　　（张瑚　译　 蔡伟蓉　校）十七、百慕大三角拉里·库什　　冯·丹尼肯所持外星球生物来访过地球的论点是对早期人类聪明才智的一种轻视。与此相同，一味相信“超科学”说也是对人类健全发展起来的运用“正常”感官能力的一种轻视。再也找不出任何相信超科学，即相信有超出科学可知性范围的事，会比相信百慕大三角更为糟糕的了。百慕大三角是超科学、伪科学、科学幻想和宣传上胡作非为的最典型的例证。　　对百慕大三角最普遍的错觉是，为证实想象中的奥秘，所报道的失踪事件乃是对“远处”正在发生的情况的描述：尽管关于原因的解释可能不同，尽管对是否需要作出超科学可知性的解释可能有争论，但我们“的确知道”远处确实发生了非比寻常的事情：唯一的问题是如何对这件事从根本上作出解释。这种推理的方法是完全错误的。经常发生奇异失踪事件的百慕大三角只是存在于纸上和电影中，只是靠一些拙劣的调查资料和谣传来证明和支持的，既属谬见，又缺乏逻辑性。　　要了解有关百慕大三角的幻想是怎样产生的，最好是仔细看一下我在写作《百慕大三角之谜—已经解决》（1975)时我所研究的两个奥秘。这本书已被伦教劳埃德船舶协会、美国海岸警备队及其他有名望的组织和科学家誉为这一问题上最有权威的著作。书中还有大约六十五个例子也可以看一下。　　1972年，我在开始撰写关于百慕大三角的书之前，已经收集了许多杂志、报纸的文章和书中的章节，这些文章和章节将百慕大三角说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下秘密话题。照这些文章的说法，自哥伦布时代以来水手们就谈论着百慕大三角，谈论着轮船如何在风和日丽的天气下消失得无影无踪。作者们说，这完全可能是一种巧合，然而经资料证明的奇怪情况太多了。人们说，一切普通的解释，如风暴、机件失灵和人为的过失等，都不足以解释这一奥秘：还说，海军、海岸警备队、伦敦劳埃德船舶协会和第一流的科学家也迷惑不解。　　支持这种“超出现今科学所知范围的”现象的证据，主要由一张假想的船舶、飞机和船员的神秘失踪事件清单构成。当我开始写书时并没有想到我会发现什么，或者我的调查研究将会得出什么结果。我也没有想去试图揭示这一奥秘，而只是想报道我对它所能发现的每一件事。　　1972年谈论百慕大三角最多的资料是自由作家文森特·加迪斯写的两篇文章。他的“致命的百慕大三角”一文刊登在人的冒险活动杂志《大商船》1964年2月号上。翌年，这篇文章经过稍微修改和补充，成为他《看不见的地平线》一书中的第十三章“死亡的三角”。加迪斯谈论的事件成为神秘事件的核心。　　我所研究的第一批事件中，有一件是“萨达弗科”号案件。据加迪斯称，“萨达弗科”号是一艘货轮，它于1926年“由纽瓦克港（新泽西）向南航行时，连同它的二十九名船员从此一去不复返”。整个神秘事件只牵涉到一艘轮船。然而，案件对情况陈述之简短，使我怀疑加迪斯实际上究竟作了多少调查。我纳闷的是，这一事件是真的神秘莫测，还是仅仅由于缺乏资料。一些人对这两者分辨不清。我注意到有些作者提出的资料同样简短，他们明显地用加迪斯的著作作为资料来源，并且不耐烦去做进一步的核实。对新奇事物调查研究的欲望看来低得惊人。　　要得到这艘船的资料并不难。纽约时报对于轮船遇难事件有着出色的报道，它先后发表过五篇有关这艘货轮的文章。据第一篇文章揭露，货轮失踪后的三个半星期内，轮船公司方面一直未能请到海军去搜索“萨达弗科”号的踪迹。文章的最后一句写道：“萨达弗科”号沿着海岸航行时，海岸上正刮起大风暴。”而加迪斯和其他作者一次也没有提起风暴之事。据其余几篇文章报道，搜索未获进展，最后于五月初大家公认这艘船已经丢失。我还发现了一篇关于“阿基塔尼亚”号远洋航轮的文章。这条船到达纽约时，“萨达弗科”号正离开港口。“阿基塔尼亚”号船长报告说，船是在他前所未见的糟糕夭气里航行的。“象热带旋风一样的大风”迫使轮船不得不返航。　　我的结论是，以“萨达弗科”号作为百慕大三角发生的一件难解之谜，乃是草率研究的结果。　　在我进行研究的初期，我发现了一本当时还鲜为人知的1969年版平装书，书名为《一去不返》，作者是约翰·华莱士·斯潘塞。当我仔细阅读了这本书之后，觉得其中大部分是经过改写和节略的纽约时报文章（在斯潘赛描述“萨达弗科”号轮船的一节中，有一个二十二字的句子，除了变换一个动词的时态外，与纽约时报文章中的报道完全雷同）。然而，斯潘塞的书中却不见该报中最关键的一句：“‘萨达弗科’号沿着海岸航行时，海岸上正刮起大风暴。”他在报道其他几则神秘事件时也做了同样的删节。　　1974年秋季，在我的手稿完成后六个月，离该书出版也还有六个月时，另外有两本关于这一题目的书问世。理查德·威纳尔写的《魔鬼的三角》和查尔斯·伯利茨写的《百慕大三角》都说到《萨达弗科》号事件是一个未解之谜。从词句上看，威纳尔的写作材料取自纽约时报，而伯利兹的则取自加迪斯的文章。他们谁也没有提到大风暴。应当说，加迪斯、斯潘塞、威纳尔、伯利茨及其他一些作者遗漏了这一关键的情节，至少也是研究中的疏忽。我在研究其他一些事件时发现，所有将这一问题写成神秘事件的作者都是仿照这种蹩脚研究方式行事的。　　也许，百慕大三角的主要故事之一“埃伦·奥斯汀号”是一个最好的例子。这个例子说明各个作者如何处理一份并不可靠的给定“原始”资料。对大多数作者来说，不论他们是否已经知道，这一故事的出处是1914年出版的一本名叫《占星家谈话集》的书，作者是鲁珀特·古尔德。以下是他的全部叙述：　　“最后的，也是最奇怪的一件事就是在适于航海的环境中出现弃船的情况。英国轮船“埃伦·奥斯汀”号在大西洋中部遇到了这种情况，时间是1881年。“埃伦·奥斯汀”号派遣一小组押送捕获船的船员登上陌生弃船的甲板，并指示他们开往纽芬兰的圣约翰，那也是“埃伦奥斯汀”号的目的地。两条船在浓雾中分手了，几天后再次相遇。那条陌生船只又遭遗弃，押送捕获船的船员们和他们的前任一样，也永远消失了。　　遗憾的是，古尔德没有让他的读者知道，他是从哪里得到这一资料的。为了与以后的文章对比，现将古尔德文章的基本材料列举如下：　　字数统计：86　　地点：大西洋中部　　时间：1881　　弃船的环境：适于航侮　　两船分离的原因：浓雾天气　　第二次发现：几天后两船再次相遇，这条陌生弃船再次被遗弃　　弃船的最终命运：未提及　　这一故事后来又在文森特·加迪斯的文章和书中出现。他承认古尔德的文章是他书中资料的来源。加迪斯1964年的文章摘要如下：　　字数统计：115　　地点：亚速尔群岛以西　　时间：1881　　弃船的环境：一切正常，有（在暴风雨中）挣扎过的痕迹。　　两船分离的原因：暴风　　第二次发现：纵帆船被抛弃，新船员消失　　最终命运：在第二批救援队员经劝说登上被抛弃的船只之后，又刮起暴风，使两船分开。纵帆船及其船员即不复见　　在加迪斯一年后出版的书中，描述情况与他的文章不同，也与推测中他取材的古尔德的文章不同。　　字数统计：188　　地点：大西洋中部　　时间：1881　　弃船的环境：适合于航海的天气，一切正常，无任何物件丢失，无（在暴风雨中）挣扎过的迹象　　两船分离的原因：浓雾天气　　第二次发现：两天后，浓雾消散，船长发现被抛弃的船只。他看到它的航线飘忽不定而感到惊奇，遂命令舵工使船接近它。给予信号，而无反应。登船人员搜索了陌生船只的每一角落，但未发现有关失踪人员命运的任何线索　　最终命运无法劝说“埃伦·奥斯汀”号的其余水手再次登上弃船。“埃伦·奥斯汀”号驶离时，它被遗留在后面，最后消失在地平线处　　加迪斯关于这一事件的两次说法相当矛盾。他在书中的描述比他资料来源的古尔德报道要长一倍多，主要是由于他增添了描述的细节。他告诉我们，船长曾感到惊奇，弃船的航线飘忽不定，船长给舵工下达了命令，向弃船发出信号，并搜查了它的每一个角落等。如果这一事件当真发生过，所有这一切当然是合乎逻辑的，而且完全可能如此。然而对于任何一位作家来说，他作出如此详尽的叙述，但在其引以为资料来源的著作中又没有这样的描述，这就是不正当的了。　　在加迪斯的两次报道中有几处重大的矛盾，其中包括地点的矛盾。他在文章中写道：“有挣扎迹象”，但在书中写的是“无挣扎过的迹象”。这可能是由于排字工人在文章中排漏了一个“无”字，因此这一矛盾不一定是加迪斯的错误。可是，古尔德唯一提到纵帆船当时所处环境是适合于航海的。加迪斯没有丝毫根据可以说有挣扎迹象或者无挣扎迹象。两种情况的证据他都没有。关于挣扎的任何说法都会使读者以为加迪斯实际上掌握着更多的资料。　　两次说法中关于两船分离时所处环境的矛盾以及救援队员人数的矛盾，表明研究工作做得既匆忙又粗糙，可靠程度很小；然而，我也不赞成将事实小说化，例如描写船长的惊奇以及古尔德书中所没有的另外一些情节。如果这看起来有些吹毛求疵，那么让我们研究一下以下有关这个事件的报道。　　伊万·桑德森在七十年代出版的《看不见的居民》一书中说明，他使用加迪斯和古尔德的书作为他叙述“埃伦·奥斯汀”号的资料来源。我再总结如下：　　字数统计：对事件的描述——242，分析——187，合计429　　地点：大西洋北部　　时间：1881　　弃船的情况：船上无人，其他情况完全正常。发现时船只完好，食物和水都很充足，无暴力或事故的迹象。船舵受到波浪冲击，船只处于下风，在微风吹拂下飘忽不定。横桅索松开。船长向纵帆船发出询问，未获回答，于是派出登船搜查人员，并决定由押送捕获船的人员设法援救　　两船分离原因：当他们驶向纽芬兰时，天降大雾　　第二次发现：大约两昼夜后，大雾消除得见纵帆船在海上飘忽不定。它再次被舍弃了。但船上一切都很正常。索具已修复，船帆已扬起　　最终命运：其余船员拒绝登上纵帆船，船被留在后面　　桑德森在分析这一事件时报道说：这一事件可能与海上抢劫、（通常为得到保险金而谎报轮船遇难的）欺骗行为或“埃伦·奥斯汀”号的船员有关；在第一次发现纵帆船后并没有找到船的证件；救援队写的临时航海日志或已丢失，或未找到，也没有进一步提到。（“进一步”这三个字的意思是，这件事曾经提到过，但他不说是在哪里提到过。）桑德森提出，这件事可能是个神话，或许根本就没有什么押送捕获船的船员，或许他们已经被谋害。但另一方面他却写道：“他们的名字已记录在案”（也不说记录在什么地方）。还说，剩下的船员能若无其事地干一场暴行，而每个人又顶住盘问，这未必可能。（他并不说明假定他们受到的审讯的细节或根据推测从哪里可以得到关于这一事件的记录。）这里请再读一下古尔德的著作，它会使我们想到这就是桑德森所用资料的直接出处，也是他通过加迪斯的著作所得资料的间接出处。然后，请想一想，桑德森告诉读者的其他“资料”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查尔斯·伯利茨于1974年写的《百慕大三角》一书中也讲到“埃伦·奥斯汀”号的故事。他在参考书目中列举了加迪斯和桑德森的书名，但没有明确谈到关于“埃伦·奥斯汀”号的资料是从哪里来的。虽然，出处很明显是加迪斯的文章，他却没有列举出来。他也没有列举古尔德的著作，显然他并不知道，这本书实际上就是“最原始”的资料。　　字数统计：172　　地点：亚速尔群岛以西　　时间：1881　　弃船的情况：船被抛弃，一切井井有条，船帆捲起，索具完整　　两船分离原因：风暴骤然而起　　第二次发现：两天后重新发现弃船，派人登上该船，前一批登船人员已消失，无迹象表明他们为什么离开和到哪里去了。伯利茨还告诉我们船长坚持查清情况，船员的态度有保留，但他最后说服第二批船员登上弃船　　最终命运：又刮起一场暴风，失去联系，纵帆船和第二批船员均不复见。伯利茨并未将该船的目的地告诉读者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故事怎样发展起来以及著作者创造伪科学的生动例子。桑德森报道中对船长的行动、船桅的松散支索、修复的索具的详细描写以及对航海日志的渲染，使人们看起来好象作者确实做了深入的研究。多少读者在听了这些完美的细节之后，最终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这一切是否真正发生过？作者真正了解的有多少，有多少又是虚构的？　　现在，流行着一种荒诞的说法。认为有些作者在思考超科学可知范围的问题，深入研究院的科学家们看来不敢涉足的领域，探索“科学的边缘”方面是领路人，他们是勇敢地用光辉照亮崎岖小路的先驱者，有朝一日墨守成规的科学研究机构也将不得不遵循他们的道路。我完全不能赞同这种说法。我发现，有一些人的意见和这类作者对自己作用的看法相反。这些作者往往以不合逻辑的错误资料和公众的错误意愿将科学界搞得混乱不堪，阻碍了科学的进步，或至少妨碍了公众对科学进步的了解。我在他们身上着不到一点对问题的好奇心和彻底的探究精神，看到的只是十足的轻信和疏忽。他们是彻头彻尾的伪科学的兜售者。　　我不知道，对“埃伦·奥斯汀”号和其他一些事件十分好奇，因而去作一些有益的研究并试图找到当时对实际发生事情进行报道的作者现在哪里？我也不知道，由于十分尊重群众智慧因而将实际情况告诉他们的作者在哪里？我希望了解“事实真象”，并开始亲自去弄清“事实真象”。　　在开始调查研究之前，我分析了古尔德对这一事件的描述，其他说法都是由它而来的。我认为他的资料来源和报道都是不充分的；否则他所报道的日期会更加精确。人们未予注意的一个关键之点就是他所报道的事件发生地点为大西洋中部，那是至少在百慕大以东1000英里处。任何人如果把这一事件写作发生在百慕大三角地区之内或附近，那么他不是十分粗心就是以为他的读者是十分粗心的，以为读者不会自找麻烦地到地图上查找这个地点。然而我在调查研究了其他事件之后，了解到百慕大三角的“边界”是极为灵活的，它的“边缘”十分宽广。有些作者把百慕大三角描述为“佛罗里达海岸附近的一小片海洋”，但他们把实际发生在“百慕大三角边缘地带之谜”包括到远至纽芬兰、亚速尔群岛、加那利群岛，甚至令认不可思议地远至太平洋！为了探讨这一误差的范围，如条件允许，请参看一下地球仪，否则看看地图也可以。首先请确定一下百慕大—佛罗里达—波多黎各三角地带的位置：然后看看上述的其他地方位于何处，并自我询问一下，另外的一些作者怎么会出现这样大误差？　　我从事研究的第一步就是访问伦敦劳埃德船舶协会，这一机构保存着此类海上事件的记录（要不是古尔德死了30多年，我还要找他询问此事）。不过，这次事件是异常复杂的，因为不知道纵帆船的名字，因此劳埃德船舶协会不能找出有关它的任何资料。我查阅了许多讲述船只失事的权威书籍，但一无所获。我也查阅了《纽约时报》和伦教《泰晤士报》的索引，这两家报纸对于研究船只事件颇有价值，但没有一份列出这一事件。由于报道中说那船是开往纽芬兰圣约翰港的，所以我与当地图书馆取得联系，看看他们是否能助一臂之力。结果在档案中或在1881年的《电讯晚报》上都没有查到有关资料。我借了圣约翰另一家报纸《纽芬兰人》的缩微胶片，由于不知道确切日期，我就从1881年1月1日到1882年7月1日，逐日、逐页、逐栏地查阅，也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资料。细读这种通常没有大字标题的文章中的小而模糊的印刷字体，是一件使人厌烦的工作。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内，每晚都要花费几个小时。在1881年，圣约翰完全不是世界观注的中心，任何一件有趣的当地新闻都能登上头版甚至可能冠以大字标题。然而在那一年及其后的半年内，根本没有提到“埃伦·奥斯汀”号或任何一艘船只发生过的类似事件。假如发生过那样轰动的事件，会在报纸上登载好几天。有些远为逊色的船只事故都以显著的地位刊登了。　　正当我结束对“埃伦·奥斯汀”号事件的调查研究之时，在1974年下半年出版的里查德·威纳尔所著《魔鬼的三角》一档中又出现了关于这一事件的新说法。作者提出的日期是1881年8月20日，地点为巴哈马群岛和百慕大之间，目的港为波士顿。威纳尔在此书的第198页上写道“许多作者为了更好地引起读者兴趣而多少有点歪曲事实。但完全歪曲事实，就是耸人听闻了。”威纳尔在这段话里，明显地宽恕了“为了更好地引起读者兴趣”而“歪曲事实”的作法。而且，这种作法的一个实例却充分表现在他在“埃伦·奥斯汀”号的论述中。他的大部分论述读起来象是一部小说，而且明显地超出了他的实际知识范围。他谈到当纵帆船停驶在大西洋巨浪中时，靠三眼滑轮拉紧的索具如何随着缓慢漂移的船身节奏而令人悲叹地嘎嘎作响”。他描述了现代的上面铺有砂石磨面的柚木舱面，整齐卷起的船帆、纵帆前缘的主帆、旋线和随着船身摆动而不时砰然开关的厨房门。他写道，贝克船长为了证实他的四名船员仍然和他同在，如何“扭头从右肩上向后观望”，以及当他挥舞科尔特左轮手枪指挥这四名船员随着他向前冲时，如何把一只拇指大小的蟑螂踩在脚下。威纳尔甚至“告诉”他的读者，当这位船长登上弃船的甲板时还在想着“玛丽·赛莱斯特”号。按照威纳尔的说法，当押送捕获船的船员登上弃船的甲板后，风暴把这两条船吹散了。几天以后，有人发现这只船在海上飘忽不定。人们登上弃船的甲板，看到押送捕获船的船员的食物原封未动，床铺也没有睡过，哪里也找不到新的航海日志，而纵帆船看上去还是初次被发现的样子。威纳尔详细地叙述了保证第二批登船人员安全的预防办法以及这只纵帆船如何在一个午后雨天的潮湿浓雾中慢慢地消失了，从此再也没有看到这只船或听到它的消息。　　我怀疑报道中冗长而又添枝加叶的虚构故事，但还是重新开始调查，希望能根据这一新的日期和地点我到当时发表的某一报道。过去在伦敦劳埃德船舶年鉴上、《纽约时报》和《泰晤士报》上没有找到，现在我必须核查波士顿的报纸。查找了当年到10月15日的那些结果仍然没有发现任何有关的文章或记载，仅仅从波士顿公共图书馆获知，的确有过一只名叫“埃伦·奥斯汀”号的船，可是无法证明确实发生过弃船事件。　　我长时同研究的结果表明，那些谈论所谓“埃伦·奥斯汀”事件的作者们的立足点并不稳固，他们以想象出来的、小说化了的说法作为依据，却不想提供有权威性的资料出处。他们不能证明事件确实发生过。他们实际上在告诉读者要毫不怀疑地信赖他们。在调查研究了这些作者们撰写的其他事件并发现他们常常是错误的之后，我不能接受他们对这一事件的说法。“埃伦·奥斯汀”号事件是“超科学可知范围”报道的一个典型例证。公众应该要求作者们为他们说过的一切提供依据，而不是接受报道的本身。　　在我深入研究百慕大三角同题时，我调查了将近七十起“令人费解的神秘事件，”按照推测，这些事件提供的证据表明，百慕大地区存在着奇异的力量。我在《百慕大三角之谜——已经解决》一书中逐项表明的调查结果是十分广泛的，此处就不打算概括了，但却可以介绍一下结论。　　▲没有一种全面的统一的“理论”能以恰当、简洁和标语式的语句去说明所有的船只失踪事件，这些事件是彼此无联系的。　　▲没有证据表明，在百慕大三角地带失踪的飞机和船只数目高于别处海洋。不过，可以肯定，被人们虚伪报道为神秘地失踪于百慕大三角地带的船只数目却比任何地方都要多得多　　▲人们发现，对于能找到当时资料的每一事件来说，都有合乎逻辑的、实事求是的解释。　　▲仅有的一批“悬而未决”的不幸事件就是那些尚未找到资料的事件。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无法提供文献，至今没有人能证明象描述的那样发生过那些事件。唯一的证据就是作家的话。但现已发现，他们对其他一些能取得资料的事件的描述，是一贯不可信的。不能将缺乏资料误认为是奥秘。　　▲许多据信发生在百慕大三角地带的失踪事件实际上发生在遥远的爱尔兰、纽芬兰、非洲等地和太平洋中。　　▲有些船只可能通过了百慕大三角地带，而且人们公认这些船只并未在那里“失踪”。　　▲由于时间的流逝，或缺乏通讯系统，几乎完全不知道某些船只失踪的地点；而搜索目标则是大面积的海域，而且有时是在船只失踪几个月后才行动的　　▲大多数失踪事件是“追溯以往的奥秘”。在这些事件发生后许多年：直到作家们寻找新的事件去补充有关百慕大三角的传说时，它们才成为“奥秘”。实际上，所有的例子都已有人作过变动，使这些事件披上了神秘的色彩。　　▲与通常的故事相反，在许多这样的事件发生时，天气是恶劣的，但作者们往往并不提及这一点。或许这是故意的，或许是研究工作做得不慎密　　▲大多数对百慕大三角之谜的研究工作是非常糟的。作者和电影制片人依靠的是未经很好调查的第二手报道，而不愿花费必要的时间去找出可靠的原始资料（这些资料往往与神秘之谜相矛盾）。　　▲在许多情况下，作者们会将明显可以解答失踪之谜的消息隐瞒下来。　　▲飞行、航运、航海、迫降、搜寻和无线电技巧的技术细节已简化到不精确的程度。　　我将百慕大三角客气地称之为“虚构之谜”。另外有些作者更为直率地称它为彻头彻尾的骗局或诈骗行为。一些作家和电影制片人有效地利用了粗心的研究，各种各样的错觉，错误的推理，技术上的误差和耸人听闻的手法，将这一传说说成是不朽的。　　从百慕大三角之谜的解答中也可以吸取到积极的教训。我们必须极其谨慎地对待我们读到或看到的事情。“言论自由”的意思，一方面是作者们具有宪法规定的权利，可向他们的读者谈论任何他想要谈论的事情，而不论这些事情的真假；但另一方面，别人也应有权指出这些在真理和逻辑面前站不住脚的错误。　　作者简介　　拉里·库什是亚利桑那州坦佩人，现已飞行170多小时，其中包括民航飞行、教学飞行、仪表飞行、仪表教学飞行和研制飞行的额定时间。他对百慕大三角发生兴趣，利用可靠的原始资料进行了广泛的研究．1875年问世的《百幕大三角之谜——已经解决》是他的处女作，书中包括研究结果和结论，认为百慕大三角是“虚构之谜”。这本书在许多国家出版，受到伦敦劳埃德船舶协会、美国海岸警备队和其他团体及科学家的称赞，被誉为关于这一问题的最权威的著作。库什在1980年又写了一本书，名叫《第十九飞行小队的失踪》，其中对五架海军复仇式鱼雷轰炸机和一架侦察机于1945年12月5日起飞后未返航这一百慕大三角地带最有名的失踪事件作了详尽的研究。库什为进行研究亲自按失踪飞机的航线作了飞行。他已有好几百次在广播电视节目中出现，并在美国许多大学里作过演讲。　　（张瑚 译　　蔡伟蓉 校）十八、不明飞行物菲力浦·J·克拉斯　　心理学家J·贾斯特罗把认为某些不明飞行物是勘察地球的地外宇宙飞船的流行看法叫做“投人所好的推论”。他在《人类信念的谬误和妄诞》（1962年多弗出版社出版）一书中对“投人所好的推论”下了这样的定义：“如果是真实的，就会使人生更有趣味而且具有似乎真实和引人入胜的魅力。”　　毕竟，在我们的银河系里有数以亿计的恒星，在宇宙中有数以亿计的类似我们的银河系。简单的概率指出：必然存在许多可以居住智能生命形式的行星。而且，如作家亚瑟·克拉克所描述的，其中必定有一些行星上的生命要比地球人更成熟，他们的技术比我们的要先进得多，甚至已经达到在地球人看来“与魔术难以区分”的程度。　　只要回顾一下短短的一个世纪以来我们自己在技术上取得的进展，我们就很难想象发展比我们快上万年的另一个文明所拥有的技术能力。举例来说，仅仅在三百年前，艾萨克·牛顿爵士就完全有理由把诸如电视、袖珍电子计算器、飞行器和载人宇宙飞船等概念斥为无稽之谈。　　前面所说的，从科学上来看，都是正确合理的判断和推测。于是似乎就可以说，要是全球有数以千计的貌似诚实、聪明理智的人们，包括科学家和有经验的飞行人员都报告在天空中看见过不同寻常的物体（据称这些物体的速度和飞行动作远非我们目前的技术水平所能企及），那么这些物体必定是来自非常先进的文明的地外的宇宙飞船。大概这些非常先进的文明在很早以前，就已经成功地消除了象疾病、贫困、战争和能源短缺这样一些仍在不断困扰我们这个早期社会的紧迫的难题。　　显然，认为不明飞行物是地外来客的信念是一个投人所好的推论，因为它“有一种似乎真实引人入胜的味道”。而且如果是真的，就会使人生更有趣味”。然而，要解决是否真有来自地外的航空器这个问题，必须完全以目击报告以及对这样的报告进行严密调查为依据。　　让我们来看一下1973年10月5日傍晚时分发生在亚利桑那州图森市附近的一次不明飞行物事件吧。发现人是一位经验很丰富的天文学家，一位有数千小时观察夜空经验的科学家。据他说，这个飞行物是“如此之引人注目和不同寻常”，以致他不加思索就写下了观察资料并着手寻求解答。　　后来，这位天文学家的调查表明，他所发现的不明飞行物实际上是一枚巨大的空军大力神II式洲际弹道导弹的火箭发动机的火舌，导弹发射地是远在500英里以外的加州范登堡空军基地。一位美国空军发言人后来告诉天文学家，日落后发射的洲际导弹常常成为在远至俄勒冈州和新墨西哥州发现不明飞行物的报告的起因。这次发射对于这位图森市科学家来说，碰巧是第一次看到。　　在这一个令人困惑不解的不明飞行物转变为已知飞行物以后，天文学家颇有见地地重新检查了他在事件发生时仓卒写就的报告，检验了他自己观察短暂而陌生事件的能力。不出所料，他发现了“几处不精确和前后矛盾的地方”。他正确地把这些错误归因于“在感觉和追忆不寻常的、快速变化的现象时经常出现的困难”。　　但是图森市天文学家在最初的目击事件发生之后，曾向AFRO（天空现象研究组织）作了报告。这是一个研究不明飞行物的规模较大的组织，总部设在图森市，创办人和许多成员都相信不明飞行物是地外飞行器。APRO把这一事件交给当地的一位科学家（该组织成员，是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天文系的研究生）进行调查。　　在年长的天文学家本人所做的调查已经揭示了不明飞行物实为大力神II式导弹，并且把结果通知APRO调查人时，后者却拒绝接受这一明白的解释。年长的天文学家写道：他“更愿意相信我的报告和同一晚上（其他证人对同一事件所做）的报告是关于一次真正的来自地外的访问，而不是更符合现实的大力神导弹的发射”。　　1968年3月3日夜间中央标准时间8点45分左右，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市附近三个受过良好教育的成年人在户外看见了事后他们描述为一个巨大而呈碟形的金属飞行器。飞行器上有许多方形窗，窗内灯火通明，自西南飞向东北。它无声地飞越头顶，高度仅约一千英尺。　　美国空军也收到纳什维尔以北约200英里处印第安纳州肖尔斯市附近另外6个人的报告。他们说看见了同一物体呈雪茄状，有许多方窗，窗内通明，飞行器后部还发出一股类似火箭排出的废气。　　俄亥俄州哥伦布市一位曾获四个学位（包括博士学位）的科学女教师也送来了关于同一天（1968年3月3日）事件的报告。她描述的细节略有不同。她说看见了三个小的不明飞行物，都是翻转过来的碟子的形状，结成紧密的队形飞行；这说明它们处于“智能的操纵之下”（这是不明飞行物学中常用的词语）。　　不明飞行物的出现看来对这个妇女的狗产生了影响。女教员报告说，她的狗卧在地上“象是吓得要死”。对这位妇女本人的影响也是同样的奇特。她说，当她回到家里以后，就突然感到一种难以抑制的嗜睡的欲望，而头一天晚上她已经睡了十个钟头，当天下午还睡了一个午觉。这个妇女说，她为了醒着等一个朋友的电话而打开了窗子，让夜里寒冷的空气吹进来。但是她还是支持不住，后来当她被朋友的电话铃声惊醒时，她说她当时又毫无睡意了。　　这些人，以及其他许多人在1968年3月3日晚间看见的东西，实际上是一支重返大气层的俄国火箭。它是用来发射苏联“探针”4号宇宙飞船进入绕月轨道的助推火箭，沿着西南—东北方向的轨道重新进入大气层后飞越田纳西州、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和纽约州西南部的上空。火箭以高速重返大气层时分裂成许多发光的碎片。　　纳什维尔和肖尔斯附近的观察者急于为他们看见的物体导找可能的解释。他们首先想到的是一架夜间飞行的巨型客机，机舱里的灯光从窗口泻出来．然而这个物体不可能是一架客机，因为它看上去距离很近，却没有发动机的响声。既然不是客机就只能是一个“飞碟”了，因为据传，不明飞行物在飞行时是没有任何声响的。于是人们想到多年来新闻报道所提供的消息资料，从而头脑里产生了从来没有看见过的独特细节。例如，这个物体是碟形的，“机身是由许多类似金属物质的平板建造的，看上去好像是铆接起来的”。　　女教师描述这次事件则比较准确，她说有几个较小的物体，这或许是由于她用望远镜观察发光碎片的缘故。她对美国空军说，她领着狗外出散步时总是把望远镜带在身边，因为她在早些时候曾经发现过一次不明飞行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希望有机会再遇上一次。虽然使用了望远镜，女教师仍然把这些物体描述为“翻转的碟子”的形状，——关于不明飞行物的作品中经常提到的形状。就这样，她的出于一番好心的叙述在不知不觉间也受了以前阅读的关于不明飞行物的作品的影响。　　这个妇女在事件发生后出现的强烈的睡眠欲望，可以很客易地解释为由于有幸看到来自遥远世界的三艘宇宙飞船而产生的兴奋的结果。至于这个女人在写给美国空军信中提到的不明飞行物对狗所产生的影响，也有一个同样明白的解释。她在一处提到过，当时的温度是零下8度，在另一个地方又说过，她的狗特别怕冷。在这个女人兀自端详不明飞行物（还打算用手电向不明飞行物打信号）的时候狗之所以发出呜咽的悲声，最好的解释不外是，这个动物想回到温暖的家里去！　　1869年6月5日傍晚时分，两架在圣路易斯市附近向东飞行的喷气式客机以及位于它们西边的另一架向东飞行的空军国民警卫队战斗机同自东方出现的“一队不明飞行物”发生了惊险的遭遇。据当时以随机观察员身份坐在第一架客机座舱里的联邦航空管理局交通管理员的事后叙述，当时的飞行高度为39，000英尺，看上去这一队不明飞行物就要同客机相撞，它们似乎飞到距离客机只有几百英尺的近处！它们有“发光铝”的色泽，外形象“水上飞机”。　　在相撞的威胁一经消失，客机副驾驶员便呼叫圣路易斯机场指挥塔，报告遭遇事件并询问指挥塔雷达是否显示在客机（当时正飞越圣路易斯市）的西边出现过“不明目标”。指挥塔用无线电回答，在客机西边确实有“两个不明目标”——表面上似乎独立地确认了不明飞行物的存在。随后不久，位于第一架客机西方约8英里处的第二架客机的机组人员（已经听到关于事件的无线电报告）也向指挥塔报告“不明飞行物中队”刚刚与他们相遇而过，继续向西飞去。又过了不久，飞行在41，000英尺高度的空军国民警卫队飞行员用无线电报告，不明飞行物险些同他的飞机相撞，然而就在最关键的时刻，不明飞行物似乎作出了闪避的动作，这说明它们处于“智能的操纵之下”。　　这个“不明飞行物中队”究系何物，目前不仅已被确凿无疑地证明，而且还被伊利诺斯州皮奥里亚地方一位名叫小哈克雷德的机敏的新闻记者拍下了照片。照片上是一个火流星，尾部拖着一条长长发光的带电的气体。流星的后面紧随着另一个较小，但也拖着长尾的燃烧的流星碎片。哈克雷德对我说，他看见流星上还爆裂出另一个碎片，可是他没能把它拍下来。　　虽然这三位在圣路易斯市附近飞行的有经验的驾驶员都报告说，燃烧的物体几乎同他们的飞机相撞，但是哈克雷德的照片以及来自伊利诺斯州中部和衣阿华州的地面观察者的大量目击报告却不容置疑地证明，当时火流星及碎片在飞机的北边至少125英里远处，而不是象有经验的飞行员所想象的只有几百英尺。衣阿华州塞达拉皮兹机场的两个飞行员在看见火流星以后曾立即向当地的联邦航空管理局官员提出报告。他们估计燃烧的物体在当时已经飞越东西向跑道的上空，高度不超过1500英尺。然而，火流星的轨道却在他们的南面100英里处，高度有好几万英尺。　　圣路易斯市指挥塔所做的“雷达证明”，可以作出同样明白的解释。在事件发生时，指挥塔台的雷达只能确定并显示飞机的方位角和距离——但不能确定它们的种类或高度。从那时以来，各主要机场的雷达设备已经现代化，可以自动测定和显示任何雷达信号的高度和种类。但是在1969年6月也就是事件发生时，圣路易斯市指挥塔只会关心那些计划在该机场降落的飞机的类型，这些飞机也会在事先用无线电同机场联系，它们的雷达信号由机场一位助理指挥员用许多小塑料标示器进行手工定位来加以从鉴定。　　既然同事件有关的三架飞机都不在圣路易斯市着陆，所以它们在指挥塔雷达显示屏上的信号“未经鉴定”。因此当第一架飞机的机上人员报告该机正飞越圣路易斯市，而不明飞行物位于该机后方时，指挥塔飞行指挥员立即观察雷达显示器，在该机西方发现了两个不明目标。几乎可以肯定地说，这两个信号就是第二架客机和空军国民警卫队的飞机。　　康涅狄格州布里奇波特地方的一位职业音乐家，自从同友人看见夜空中一个形状奇异的发光飞行物之后，便把装上了高速彩色胶卷的家用电影摄影机放在车里，希望再次看见并拍下这个奇怪的东西。几个月以后，他同小儿子终于在夜间又发现了那个闪烁发光的不明飞行物。他跳出汽车，在摄影机出故障前拍下了几英尺的胶片。第二天晚上，在大约相同的时刻，音乐家再次发现了它，并拍下了大约20秒钟的电影胶卷，直到不明飞行物消失为止这位音乐家后来写信对我说：“当时我简直无法抑制激动的心情。”　　当晚，他打电话给第一次发现不明飞行物时也在场的朋友，向她报告他的好运气。这位朋友说，她也看见了这个不明飞行物并且驾车追赶它过。等追至不明飞行物的正下方时她跳出汽车往上看只看见了这样几个字：“安东尼汽车车身——免费估价”。原来，这个不明飞行物是一架做广告的小飞机，机身上装有成串一亮一暗闪烁不停的电灯和拼组广告的文字．从倾斜的角度望上去这类广告飞机很象不明飞行物。从而招致关于发现不明飞行物的报告。对于经营这些广告飞机的人来说，这些不明飞行物的报告正中他们的下怀，因为它会吸引更多的人在夜间搜索天空，从而为他们的广告招徕更多的观众。　　在调查著名不明飞行物事件方面，我有14年以上的经验．总结出了十条原则。下面是其中的第一条：　　“基本上诚实、聪明的人们在打算精确地追述他们曾经突然面临的短暂、意外特别是涉及到一个陌生物体的事件时，他们的描述可能严重地失误。”　　对事后企图对事件进行调查、并寻找一个可能的明白解释的人们来说，这种情况就提出了严重的问题。　　“尽管在面临短暂、意外和异常的事件时，人类的知觉本身存在内在的限制，然而观察者回忆起的若干细节却可能合理地正确。不明飞行物观察者面临的问题在于，要努力辨别哪些细节准确无误，哪些细节明显失误。在能够确定不明飞行物究为何物以前，这一点可能做不到，因此在某些事例中便出现了无法解决的困难。”　　“不明飞行物支持者”（他们坚决反对被叫做“不明飞行物信仰者”）承认，大多数不明飞行物报告结果都会得到简单明白的解释，而被证明是可知飞行物。但是关于不明飞行物的报告，其中有多少是真正的可辨飞行物，多少是“真正的不明飞行物”，不明飞行物支持者们提供的数字是前后矛盾的。例如，让我们来看看曾任西北大学天文系系主任多年的天文学家J·A·海尼克博士引用的比例悬殊的数字吧。美国空军在对不明飞行物进行调查期间，海尼克曾任美国空军顾问长达20年，当时被认为是不明飞行物的怀疑论者。但后来当美国空军决定关闭不明飞行物调查办事处、停止调查活动时，海尼克却一反往日，成为国际上公认的不明飞行物运动的领袖。　　1976年1月，美国航空和宇宙航行学会在加州帕萨迪纳召集不明飞行物讨论会。会上，海尼克在他提出的一份论文中说，对空军档案中大约12，600起事例进行的调查表明，绝大部分的原始报告（约占80%）经证明只不过是对普通物体或现象的错误鉴定，或是其他类型的误会，还有几个骗局。这个调查结果也为我本人多年的经验所完全证实。　　但是在1976年，海尼克自己的不明飞行物研究中心重新调查了美国空军档案中的12，600起不明飞行物事件。得出的结论是94%的报告都得到了简单明了的解答，因此实际上是可知飞行物．只剩下百分之六是“真正的不明飞行物”。在对1977年直接收到的903件不明飞行物事件报告进行分析后，研究中心证实，91%是可知飞行物，只有9%是真正的不明飞行物。1978年头9个月里研究中心发表的材料表明，他们收到的不明飞行物报告中94%经调查证实为可知飞行物。　　值得强调指出的是，大部分对不明飞行物事件的调查正是由那些坚定的不明飞行物支持者所进行的。他们自然极愿相信，异常现象正是“不明飞行物之谜”的关键。　　讨论不明飞行物事件虽已长达三十多年，关于不明飞行物的报告虽有数万起之多，然而由于拿不出一件经得起严格检验的物品或照片，不明飞行物支持者便不得不完全依赖表面上无法解释的事件报告来作为他们的观点。他们争辩说，无法解释的不明飞行物案例越多，说明不明飞行物存在的证据就越充分有力，　　因此，难怪许多不明飞行物的调查者宁愿花费时间收集表面上神秘的不明飞行物故事，而不愿花费力气寻找简单明了的现实解答。根据我长期的亲身体验，如果他人进行了严格的调查并找到了明白的解释，这个解释往往会被立即拒绝，调查者也会受到猛烈的抨击。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个典型的事例。　　当时，作巡航飞行的一架贝尔UH-lH型直升飞机正位于从哥伦布飞往基地克利夫兰机场的中途，高度为海拔2，500英尺，速度约为100英里／时，航向30°，时间为东部夏令时间午后11：05。直升飞机正接近俄亥俄州曼斯菲尔德机场东南一无线电导航不定向信标。驾驶员曾计划在该机场着陆加油。　　坐在 UH-lH直升飞机座舱里右后方的机长科恩上尉发现东方有一个红色的灯光，于是叫当时也坐在右方的驾驶员加以注意。如果红光是东方几英里外几个广播／电视天线塔中一座塔顶上的警戒灯，或者是在直升飞机东方平行飞行的另一架飞机上的左侧翼灯，自然就不存在什么威胁了。　　时过不久，机长断定红灯正在以高速向直升飞机靠近，于是他命令驾驶员警惕可能发生的危险，并立刻从副驾驶员手中接过了操纵装置，使直升飞机以最大的速度垂直下降。　　尽管直升飞机快速降落（事后科恩估计落速为2.000英尺／分），火红的物体似乎仍在继续朝着直升飞机冲来。科恩事后追忆，他最后一次看高度表时，表上的数字仅为海拔1，700英尺。科恩知道，下面起伏的丘陵高度为海拔1，200～1,300英尺，即使躲过了空中相撞，他的直升飞机仍然面临坠毁的危险。　　突然间，逼近的物体飞到了他们的头顶上空。机组人员的正式报告中这样写道：“我们注意到这个物体在直升飞机的上空踌躇了瞬间。”科恩在接受电视记者采访时说直升飞机舱内“一时充满了绿色的光线……持续约数秒钟之久！然后，发光的物体继续以高速飞越曼斯菲尔德上空，消失在西北方向上。　　机组人员的正式报告谈，当科恩再次想起看高度表时，他大吃一惊地发现，直升飞机的高度是3，500英尺，并且正以1，000英尺／分的速度爬升，而此时操纵杆仍然固定在全速垂直降落位置上！看上去，这个物体有某种神秘的“吸力”，甚至在它已经飞向远方并且消失以后，仍然在影响直升飞机的操纵功能。　　1974年，1月23日我第三次会见科恩时问起，当他发现直升飞机爬升时干了些什么。科恩踌躇了一下，似乎是头一次遇到这个问题，然后回答说：“我把操纵杆拉了起来。当时它处于最低位置（全速降落的位置）。”当我指出拉起操纵杆是一个错误的反应动作（因为这只会使直升飞机增加爬升的速度而不是使它停止）时，科恩解释说，他当时没有别的选择。因为操纵杆已经处于全速降落的位置无法再往下推了。　　总之，当科恩一发现直升飞机正在3，500英尺的高度上，并在继续爬升、随即作出反应以后。直升飞机就恢复了正常的工作。于是他使直升飞机回到了原有的2，500英尺的巡航高度上，并命令副驾驶员同克利夫兰机场联系，报告这次事件，同时由于燃料不足请求按应急情况处置。　　副驾驶员把直升飞机无线电设备调到克利夫兰指挥塔的频率并开始呼叫，但是没有回答。继之，又先后呼叫阿克伦—坎顿机场、哥伦布指挥塔和曼斯菲尔德机场，均无回答。科恩应美国广播公司电视台采访时说，从当时直升飞机无线电的发声判断，似乎设备工作正常，但是直到“大约6分钟或7分钟”后才最终与阿克伦—坎顿指挥塔取得联系。当科恩被问到，他是否能就与不明飞行物遭遇后立即出现的直升飞机无线电通讯神秘的中断现象提供什么可能的解释时，他回答说：“没有，无法解释。”　　事件发生后，当直升飞机继续向克利夫兰飞行时，再没有发现有什么其他异样。第二天对直升飞机进行了彻底的检查，技术员使用了超声波仪器探测隐伤，但是没有发现任何故障。　　在30年来的不明飞行物报告中，这一次事件属于最神秘和可信的一类。它的证人多，列为骗局的可能性可以很快地排除掉。然而，根据我在这一方面的长期经验，同不明飞行物遭遇时产生的激动或恐怖会使观察者在事后作出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因果关系的推断。　　不明飞行物事件后紧接着出现的无线电通讯的神秘“中断”是最容易解释的。空中—地面无线电通讯是在超高频和甚高频波段中进行的。这些波段象家用电视信号一样，只限用于比较短（视线可及）的距离。举例来说，当一架飞机的飞行高度在2万英尺时，它可以同2百英里以外的地面电台进行联系，但是在紧随事件发生后科恩的直升飞机所处的比较低的高度上，视线通讯距离只有40英里左右。而在当时，直升飞机距离克利夫兰，阿克伦—坎顿和哥伦布机场大约各有60英里。1974年1月15日同科恩第二次会面时，我请他在下一次飞近曼斯菲尔德时做一次试验：把飞行高度降到海拔2，500英尺左右以后，试同克利夫兰，哥伦布和阿克伦—坎顿机场塔台进行无线电联系。不久以后，他进行了试验。待到第三次会面时，他承认没有同这些机场联系上，而当时一切都正常！　　为科恩同附近的曼斯菲尔格机场没有联系上找到解释也没有多费周折。我设法与UH—1H（807A型）直升飞机中无线电设备的制造人（威尔科克斯电气公司工程师）见了面。他解释说，807A型直升飞机中无线电设备已过时，在换调新频率时往往要等上5秒钟时间。科恩在报告中说，在发生令人惊惧的遭遇以后，副驾驶员拼命想取得无线电联络，因而一直在快速地改变频率。匆忙中，他可能在频率调准以前就向曼斯非尔德呼叫了。　　除此以外，还有一个可能的解释，曼斯菲尔德塔台台长对我说在发生不明飞行物事件时，只有一个管理员值班。如果在直升飞机呼叫时他正在同另一架飞机对话——假定副驾驶员在重新调谐无线电时已经等候了足够的时间，那么这个管理员按照正常的操作程序要求，是不应中断对话的。而当他结束对话时，副驾驶员却又忙于呼叫其他机场了。　　至于直升飞机从急剧降落变到1，000英尺／分的爬升也可以找到同样浅显易懂的解释。　　恰好在发光的不明飞行物飞越头顶以前，科恩想起来着了一下他的高度表，表上指示数为1，700英尺。这就是说，当时直升飞机在地面上空的高度不会超过400～500英尺。用科恩的2，000英尺／分降落速度计算，不到15秒就会坠落地面，机毁人亡。（事后我同贝尔直升飞机公司设计UH—1H型机的工程师核对，他们说，在科恩所说的情况下，直升飞机的落速会高得多，也许会高到4，000英尺／分。根据这个数字，就在不明飞行物飞越头顶以前，直升飞机离坠毁地面的时间不到8秒钟。）因此，在直升飞机避免了同不明飞行物的碰撞以后，除非驾驶员或副驾驶员立即向上拉起操纵杆，否则直升飞机在几秒钟内就会撞毁在地面上！　　我同一些有经验的飞行员，包括若干驾驶同类型UH—1H直升飞机、有数千小时飞行经验的驾驶员讨论了这一事件。所有的人都同意，在相撞的威胁过去以后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拼命拉起操纵杆，而且是急拉杆”。　　然而，科恩在追忆时说，他和副驾驶员竟然把拉起直升飞机的这一脱险措施忘个一干二净，而且当时的能见度良好，他们应该看见地面正以飞快的速度向他们逼近。如果说，科恩对连续发生的事件回忆得正确无误，他同副驾驶员在同不明飞行物碰撞的危险过去后几乎长达两分钟之久的时间里，甚至没有想到采取校正动作或者看一下高度表。（说这段间隔几乎长达两分钟的根据是：后来当科恩看仪表时他发现直升飞机正以1, 000英尺／分的速度爬升，而且已经从原有的1，700英尺高度爬升了1，800英尺，这大约需要l.8分钟。）这说明他同副驾驶员犯下了玩忽职守的错误。然而，更容易令人信服的是：科恩或他的副驾驶恰恰做了任何一个有经验的飞行员都会做的事。他们当中的一个本能地拉起了操纵杆，从而避免了坠毁的事故。如果事实确是如此，他们的过错就只能是在事后没能准确地追忆起关于骇人事件的全程。　　这一假设提出了一个问题：即使是一个有经验的飞行员，他对短暂的恐怖时刻里历经的事件的追忆究竟会可靠到什么程度？这可以从1975年11月26日夜里发生的一次类似空中险情中找到启示。一架美国航空公司客机和一架环球航空公司喷气客机，由于对面不见人的恶劣天气条件，正面临撞机的危险。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联邦航空管理局的交通指挥员发现了这一险情，他立即用密码无线电讯通知美国航空公司驾驶员G·伊利上尉“急速下降”。美国航空公司的机组人员在随后30秒内所经历的惊惧必然同1979年10月18日科恩直升机组人员的恐怖极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