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心灵奥秘的人：陀思妥耶夫斯基述评 内容简介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俄罗斯文学史上一位病态的天才。他是一位赌徒，一位爱情的痴迷者，更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文学巨匠。他以沉重的文字和阴郁的笔调，揭示了俄罗斯社会生活和俄罗斯人性格的本质特征，为世界文学史提供了一个独具魅力的“被侮辱与损害”的人物画廊。本书以生动、活泼的语言，介绍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平事迹，对其主要代表作品，进行了准确、全面的评述。 写给青少年的话 （代序） 二十世纪只剩下最后这不多的几年，二十一世纪正在向我们走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大业的重担，已历史地落在你们这些跨世纪的一代青年肩上。祖国的未来与命运将同你们相连，中华民族历史新的一页也将由你们用自己的劳动与智慧去谱写。 历史和实践已无数次表明，像人类的一切进步、壮丽和伟大的创举一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大业不可能越过世界文明大道而另辟蹊径。为了担当这一无比光荣而又极为艰巨的历史使命，为了迎接二十一世纪的巨大机遇与挑战，广大青少年朋友应该下定决心，努力学习和确切了解人类在过去和现在所积累的一切知识和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把自己的头脑武装起来。 人类的文学成果是人类的文明成果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每一时代的重大文学现象和优秀文学作品，并不会随着这个时代的过去而成为过去。它们蕴含着客观的真理和历史的启迪、永恒的价值和永久的魅力。歌德说：“道不尽的莎士比亚”。别林斯基也说：普希金是要在社会的自觉中继续发展下去的那些永远活着和运动着的现象之一。这无异于说，一部优秀文学作品的生命总是处在历史的永久运动之中，并且总是和世世代代人们的生活密不可分。因此，培养自己对世界文学的爱好和关注，了解世界文学的主要内涵，提高文学修养，应当是每个青少年的必修课。 这套《世界文学评介丛书》集各国家、各地区、各语种文学内容于一身，是迄今为止国内第一套大规模、多层次、多角度的世界文学博览丛书。共6辑85册，依类别分为：（一）国别、地区文学史，（二）分体文学史，（三）文学运动、流派、思潮，（四）文学比较、交流，（五）作家作品（上）， （六）作家作品（下），这套丛书全面、系统、多角度地评述了世界文学。既载录了世界文学从古至今的发展历史，又揭示了其现状和最新发展动态；既阐述了各主要文学运动、流派和思潮的兴衰及其主要内容，又介绍了世界文学与其它学科交错纵横的关系及其相互影响；既论述了世界文学与中国文学的相互交流、吸收和借鉴，又选择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进行了重点的评析、介绍。丛书作者绝大多数是从事世界文学研究和教学的专家，他们用通俗明快的语言，将学术性、知识性的内容，通过浅显易懂的形式表达出来。不仅参考了世界各国学者的最新学术观点，而且融进了潜心研究多年得出的独到、精辟的见解。论述科学，史料翔实，知识准确。 开放的中国正走向世界。走向世界的中国需要继承人类文化的全部优秀遗产，需要具有世界意识的建设者。青少年朋友们，希望这套丛书能够成为你们奔向二十一世纪的一份宝贵的精神食粮。 吴元迈 1993年国庆节于北京 探索心灵奥秘的人 少年时代 公元1821年11月11日，一个充满悲悯与爱意的灵魂在俄罗斯大地上降临了。那时，母亲灿灿地微笑着，她为一个新生命的出现笑出了泪花，然而，她不知道一个未来的伟大作家正伏在她的怀中。那时，这个未来作家嘤嘤地啼哭着，他也不知道这眼泪会化作一串串沉重的文字令尘世中的人们或悲歌或哀嚎。当他停止啼哭的时候，在母亲的眼里他看到了痛苦与光明。那时，他发现了自己永恒的主题。 他，就是俄国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人道主义者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 家庭教育 陀国妥耶夫斯基降生在一个贫穷的医生之家。 他的父亲是一位复员的军医。军中岁月，老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历了严峻的生活考验。在拥挤不堪的后方医院里，在窒息人的血腥味和腐臭味中，他曾孜孜不倦地为许多伤病员动过无数次手术。在许许多多的牺牲者身上他看到了血腥的战争。战争污浊了他的双眼，也损害了他的神经，在博罗季诺战役结束时，他刚刚30岁，便永远失去了人生的乐趣。自那以后，他从未笑过。 1821年3月，这位复员的军医被任命为莫斯科马里英济贫医院的医生。医院所在地，一直被人们认为是古老莫斯科最凄苦的地区之一。这里有一大片墓地，埋葬的大多是一些被社会摒弃的人：流浪汉、自杀者、罪犯以及无人认尸的被杀者。人们称这里为“穷人之家”，那些守护穷人坟墓的老人们则被称为“看家神”。此外，这里还有一个弃婴收留所和一个疯人院。 这是一个充满着痛苦与不幸的所在。未来的艺术家陀斯妥耶夫斯基从小就在这里观察到大城市下层人民的生活，那些贫穷落后的下层人民引起了他深切的同情与关注，并成了他作品中描写的主要对象之一。 由于战争的摧残，也由于生活在苦难与不幸之中，父亲的性格日益乖张任性，冷酷无情。他极易动怒，十分暴躁，而且傲慢自大。在工作中他孜孜不倦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而在生活中，他动辄大发雷霆，令人难以容忍。他不是个酒鬼，嗜酒成癖，常常因喝酒过多昏迷不醒。 父亲的这种性格以及他在家中造成的令人难以忍受的气氛，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罩上了一层浓重的阴影。从他懂事起，他就觉到了父亲独断专行的家长作风对他的压抑，每天他害怕见到父亲，也不愿意别人提起他的父亲。 这位性格孤僻的医生，却有着一位心地善良、朝气蓬勃的妻子。正因为有着这样一个乐观善良的母亲，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童年才不会被阴暗所笼罩。 母亲是位有着很高的文化修养的妇女，她酷爱诗歌，崇拜作家茹科夫斯基和大诗人普希金。她非常喜欢阅读小说，也很有音乐天赋。她还擅长弹吉它，常常自弹自唱一些浪漫歌曲和抒情歌曲。她是自己孩子们的第一位老师。 在贫困的生存环境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渐渐懂事了。现实生活中许多悲修事件毫不留情地展现在他的面前，而他从一开始就对这些事件百思不得其解。在医院的花园里，他喜欢跟那些穿着驼色住院服的病人们攀谈，喜欢端详那些面色憔悻、愁眉不展的病人，他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会那样的颓唐不堪。他也看到，父亲每天晚上总是闷闷不乐的默默坐在小桌旁，用别人看不懂的拉丁文在病历上记载这些人的病情。他们在干什么？父亲在干什么？他幼小而明亮的眸子里充满困惑。 作家的姨母亚历山德拉，经常到他们那间昏暗的厢房里来看望孩子们。她是一位“高贵的市民和商业界顾问”的夫人。大人们坐在医院厢房狭小的客厅里的交谈，不知不觉中灌输给了孩子们一种笃信宗教的思想。 在童年时代，我们的作家便已接受了文学的影响。这影响犹如一座万丈高楼的最初几块基石，既朴拙又坚实。 在这个子女众多的医生家庭里，经常住着一些从附近农村雇来的奶妈。他们用神话传说中的热带神鸟和阿瘳沙、波波维奇等形象，最早地激发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文学的热爱。奶妈阿廖娜·弗罗洛夫娜，是一位性格开朗，爱说爱笑的女人，她自豪地称自己为“女公民”，孩子们都喜欢听她以充满诗意的虚构手法讲述大智大勇者奥斯特罗杜姆和民间诗歌中其它英雄人物的故事。这些在农奴制俄国处于无权地位的农村妇女，不知不觉中完成了一件重大的生活使命：激发了这个小男孩——未来作家对民间口头创作的热爱，同时促进了一种美好语言的产生，这是一种犀利流畅，激动人心，完全符合俄语规范并具有巨大表现力的语言，他后来就是用这种语言创作他那些斐声世界的作品的。 父母都是虔诚的教徒，去教堂做礼拜成了这个严守古老风俗和戒律的宗法制家庭的生活习惯。由此，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小就经常观看到俄国建筑艺术的珍贵遗迹和民间绘画作品。每一次参观克里姆林宫和莫斯科大教堂，都令这个充满智慧的孩子激动不已。 古老的首都有时还能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家里的孩子们观赏到生动活泼的民间戏剧演出。每逢复活节，他与哥哥米沙就被父母送到一个远房外祖父那里，这个膝下无子的善良老人十分喜爱这两个小外孙。外祖父的小楼房紧靠着斯摩棱斯克市场，隔窗便能看见市场上那些用各种红布和五颜六色的广告牌围扎起来的热闹非凡的民间游艺场。老外公经常领着小客人们去观看民间艺人的表演，观赏马戏团的小狗、猴子以及蜡制的王子和大元帅。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里第一次领略到民间戏剧的优美动人，他从各种民间艺人、丑角、大力士、傀儡戏表演者的精湛表演中，看到了俄罗斯民间流浪艺人的卓越才华。 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年所受的文学影响是多方面的。在他父亲的客厅里有一个存放着各种各样书籍的书橱，这几乎是这个陈设简陋的住宅中最主要的装饰品了。这个书橱无疑是展现在这个未来作家面前的一座巨大的精神宝库。 以陀思妥耶夫斯基影响最大的，是母亲用以教他读书认字的《圣经故事汇编》。充满着紧张的戏剧情节和抒情色彩的民间神话故事，使这个小孩子深深地陶醉了。其中的《约伯记》犹其使他深感兴趣。这篇故事讲述一个无辜的受难者如何毫无怨尤地忍受了上帝加诸于他的种种灾难：亲人的死亡、破产、麻风病、贫困。但他的病却因而被治好了，而且家道中兴，重又子孙满堂，最后“年纪老迈，日子满足而死”。 这个故事所蕴含的深刻的基督教思想给这个小孩子的心灵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几十年以后，当作家已是年过半百的老者，又一次捧读 《约伯记》，他写道：“我在读《约伯记》，它使我欣喜若狂。读完后，我在室内来回踱了整整一个小时，几乎失声痛哭起来……，说也奇怪，这篇故事是我一生中最早使我感到震惊的作品之一，我第一次读它时还完全是一个小孩子呢！” 在这个时候，这个日后凭着他的几部长篇小说傲立于人间的未来作家，虽然还是个仅能凭心智去感悟知识，无法用思想去操纵思维的孩子，但却于无形中开始接触到日后所最为擅长的文学体载——长篇小说了。 这要感谢他的母亲。在漫长的冬夜里，他常常屏着呼吸，惊喜万状地凝神谛听母亲睡觉前大声朗读一位英国女小说家的鸿篇巨著。这是一种被称为 “神魔小说”或“灵怪小说”的小说类型，它的特点是情节曲折复杂，充满紧张恐怖的气氛，而且描写的多是一些梦魇、预感或死亡的凶兆。在这类小说中，离奇古怪、动人心弦的故事情节往往同现实主义描写的精湛技巧融为一体。 在母亲富有激情的朗读声中.心智敏慧却困怠已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昏然睡去了，夜间做着各式各样的噩梦。母亲没有想到，她对这种情节惊险、意境缠绵的文学作品的喜爱，已经预先决定了她那个才思敏捷，热情很高的儿子日后将从事伟大的文学活动。 1827年身为医务部门低级官员的父亲晋升为八级文官，从而获得了贵族身份，并享有世袭领地的特权。几年后他在图拉省购买到一个名叫达罗活耶的小村庄，第二年又将邻村购到手。这样，那个曾经穷困的医生现在是拥有5000俄亩土地，100名农奴的地主了。 然而，这是个荒凉贫瘠的村庄。在幼小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眼里所看到的，是一种悲苦凄凉的环境：土地贫瘠，既无河流又无森林，地形单一，到外是沟壑和树丛，房项上铺盖的干草，遇到歉收年头还得拆下来喂牲口；当地居民一贫如洗，愚昧无知，死亡率很高，常常被繁重的劳役弄得倾家荡产。既便是这样的村庄，也未能逃脱天灾人祸的重击。很快，一场大风引起了火灾，把两个村子烧得一干二净。事后，当陀氏一家人赶到时，那里已是一片废墟，到处是烧焦的木桩，农家院落、工具房和各种家什，全部化为灰烬，就连古老的椴树也烧焦变黑了，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片悲惨凄凉的景象。年幼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惊呆了，“为什么那些遭逢火灾的母亲都呆站在那里？……”为什么她们被沉重的灾祸弄得浑身黧黑？为什么不给娃娃东西吃？……，他在发问。直到他年老时写作《卡拉马佐夫兄弟》时，他还在发问。 自然界的景象如此凄凉，人们的遭遇更加悲惨。那时年幼的陀思妥耶斯基经常在田野上看见一个疯女人，她嘴里不停地念叨着死去的婴儿。那个婴儿没有父亲，这个不幸的女人经常被人强奸。这个傻女人的悲惨经历几十年后被作家写进了《卡拉马佐夫兄弟》。 年幼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凭着一双无邪的眼睛观望着苦痛的世界，凭着一颗聪慧的心灵感悟着耐人寻味的人生。在这片穷困的土地上，这个小孩子感受了贫苦人民的善良与慈爱。有一次，10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由于听觉紊乱，误以为听到狼叫，吓得号陶大哭起来。当时，正在田野上犁地的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农夫，赶忙放下手里的活计，跑过去用沾满泥土的手指在他身上画十字，竭力安慰他，直到他停止哭泣。这个老农夫使他第一次懂得了：农奴制时代农民的心灵中充满着“多么深厚而又文明的人类感情”。作家一生的作品中贯穿始终的对人民的深深爱戴，从他幼年时代就已播下了种籽。 在寄宿中学 1833年，12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哥哥一起进入了莫斯科的一所半寄宿中学念书。第二年，他们转入另一所寄宿中学继续学业。 这是一所聘任了当时俄国许多著名教育家与学者任教的学校，同时又是一所以偏重文学课程而著称的学校。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在这里如饥似渴地吮吸着用罗斯文学的乳汁。 在同学们眼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严肃而喜欢沉思的孩子。他很少玩耍，课间休息时也几乎总是手不释卷。 在那些年代里，俄罗斯文学在与沙皇反动势力的抗争中得到了蓬勃的发展。俄罗斯文学史上的巨匠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别林斯基都写出了足以令后人倾倒的文学作品。《上尉的女儿》、《塔拉斯·布尔巴》、《钦差大臣》、《文学的幻想》、《诗人之死》等作品汇成了一股汹涌的时代潮流。俄国浪漫主义文学在与十二月革命党人的贵族革命运动的紧密相联中诞生了，讴歌反专制、争自由的理想，讴歌俄罗斯民族成了这一时期作品的共同主题。同时，反对专制农奴制度的斗争也要求文学进一步揭发现实的丑恶，探求社会黑暗、腐败的根源，也促使一些作家走向了现实主义。 少年时代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被这汹涌而来的文学潮流溶汇了，在他心中蕴藏着火一般文学热情，他相信这股热情总有一天会如岩浆般喷涌而出。 因为喜好文学，家中订阅了一份《读者文库》杂志。这个杂志经常刊登普希金、果戈理、莱蒙托夫、茹科夫斯基、克雷洛夫等人的作品。巴尔扎克、雨果、乔治·桑的一些长篇小说的俄译文也在这个杂志上刊登过。这个杂志成了陀氏兄弟们身伴影随的读物。巴尔扎克的《高老头》、雨果的《冰岛魔王》、乔治·桑的《安蒂亚娜》一次次激起他们的文学冲动。而最让陀思耶夫斯基心驰神往的还是俄斯文学巨匠普希金。 普希金 （1799～1837）俄罗斯伟大的文学家、诗人。他被誉为俄罗斯近代文学的奠基者和俄罗斯文学语言的创造者。这是一个具有多方面才华的“鬼才”。作为诗人，他一生写了800多首抒情诗和十几篇叙事诗，运用了各种形式和韵律。1824他被沙俄政府流放到南俄，而此时也正是他的浪漫主义诗歌创作的全盛时期。《高加索的俘虏》、《强盗兄弟》、《巴马赫切萨拉伊的泪泉》、《茨冈》等诗歌颂了个性自由，抨击了当时的社会制度，描绘了南俄的美丽景色和风土人情，反映出了人们的思想感情，这些给俄罗斯文学带来了历史性的突破。普希金最重要的诗作是《叶甫盖尼·奥涅金》，也是俄国第一部现实主义作品。作者塑造了俄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所谓“多余的人”的典型——奥涅金。女主人公塔吉雅娜是普希金作品中最为动人的形象，具有俄国人民的精神丰富、道德纯结和坚韧克制的特点。小说也是普希金创作的重要部分。《别尔金小说》是俄国短篇小说的典范，《驿站长》、《上尉的女儿》至今仍在世界文坛上享有其不俗的地位。此外，他还写过几部诗剧，写过许多至今仍为儿童和青少年所喜爱的童话诗。俄国另一位伟大的文学家果戈理曾这样评价普希金：一提到普希金的名字，马上就会想起这是一位俄罗斯民族诗人……他像一部辞书一样，包含着我们语言的全部宝藏、力量和灵活性。……在他身上，俄罗斯的大自然、俄罗斯的灵魂、俄罗斯的语言、俄罗斯的性格反映得那样纯洁，那样美，就像在凸出的光学玻璃上反映出来的风景一样。” 对于年轻的陀思娶耶夫斯基而言，普希金的名字便意味着他所热衷的文学，他以自己能成为普希金的同时代人而自豪。普希金在那几年发表的《青铜骑士》序曲、 《黑桃皇后》和《吝啬的骑士》几乎令这位年轻的文学爱好者耳熟能详。然而，1837年2月初的一声枪响，打碎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于这位文学巨匠梦幻般的痴迷，普希金在与人决斗中不幸身亡。 普希金之死是俄罗斯文学的一大悲剧。而这一悲剧的起源竟是他的漂亮妻子冈察洛娃。1834年法国波旁王朝的亡命者乔治·丹斯物男爵来到彼得堡，在俄国禁卫军骑兵团供职，他很快就追求冈察洛娃。1836年11月，普希金接到几封匿名信，对他进行侮辱和攻击。为了维护自己的荣誉，他向丹斯特要求决斗。决斗于1837年2月8日举行。普希金身受重伤，10日逝世。普希金之死震动了整个俄国。“俄罗斯诗歌的太阳殒落了。”人们在传递这个消息时无不满怀感伤与悲痛。年轻诗人莱蒙托夫写的《诗人之死》一诗，立即以手抄本形式传遍彼得堡和俄罗斯，成为反对沙皇统治的檄文。 普希金之死给生性多愁善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以沉重打击。他深深地怀念他所崇敬的伟大诗人，那时，他的母亲刚刚去世，在生活中他刚刚失去一位善良慈爱的母亲，而在文学上他又失去了一位心目中的文学之父。他对哥哥说，倘若不是给母亲守灵，他会为普希金穿丧服的。那时，他把经常地背诵普希金那些优美的诗句当作对这位文学巨匠的最深厚的思念。 母亲的去世，使从小便有些孤僻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日益变得内向、沉默，他心灵上由此带来的重创是难以用语言形容的。 伴随着年纪的增长，性格孤僻的老陀思妥耶夫斯基日益变得暴躁不安，专横跋扈。对全家人忠心耿耿的母亲也开始受到他的猜忌和责难。他指责妻子对他不忠，而妻子却只能一次又一次解释、剖白自己，他却充耳不闻。无端的猜忌与责难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母亲带来了心灵上的巨大伤害。她在给自己那个粗暴的丈夫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尽管我心中充满爱，但我的爱情和感情却不能被人理解，反而受到卑鄙的猜忌。随着年华和岁月的流逝，我脸上出现了皱纹和黄疸的症状，天生活泼的性格如今变得郁郁不乐，愁容满面。这就是我的命运，这就是我那纯洁而炽热的爱情所得到的报偿；倘若不是由于我纯洁的良知仍在给我以力量，倘若不是由于我对天意仍抱有一线希望，我的命运将是极其悲修的。请原谅我倾诉了自己的全部衷曲和情愫。我现在既无诅咒，也无怨恨，有的只是对你的爱和崇拜，我把我的心里的话全都向你，向我唯一朋友倾吐出来。……” 即使在今天，这些夫妻间的私人信札仍以其真挚深厚的感情和惊人的表现力而使人深受感动。人们不难理解。这位母亲的次子日后何以会成为一个举世闻名的作家。促使他立下这一志向的不光是他母亲毋庸置疑的文学天赋，而且还有她全部悲惨的生活际遇。 在充满疑忌与暴虐的家庭气氛中，体弱多病的母亲渐渐变得憔悴了。她肺部本来就有病，极需保持内心的平静，后来慢慢转成“很厉害的肺结核”。从1837年初开始，她便再也没有走出过她那间昏暗的卧室，医生们每天给她会诊，但病情并不见好转。两个月后的一个夜晚，垂死的病人向孩子们作了告别，旋即昏迷过去，从此再未醒来。 母亲去了。陀思妥耳夫斯基感觉到天旋地转般的痛苦与悲伤。这一年他刚刚15岁。但是，母亲毕竟留给了他深厚无比的精神遗产，在母亲身上，他感受到了人间的善良与慈爱，感受到了最真切的基督精神。通过母亲的遭遇，生活本身第一次向这位日后以描写道德问题著称的伟大作家提出这样一个重大主题：一颗纯洁并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心灵正在无辜地蒙受痛苦，遭受不应有的磨难。伦理问题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思想的基础，母亲的形象渐渐成为精神美和道德完善的最高体现。 母亲的去世，标志着家庭的彻底崩演。父亲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哥哥送到彼得堡，打算让他们进高等军事工程学校。 在赶赴京城的途中，陀思妥耶夫斯基遇到了他“第一次目睹的凌辱事件”。在特维尔省的一个村庄里，他从旅店窗口观察到驿道上发生的一件极不寻常的事情。一位信差在驿站稍事休息后，跳上邮车继续赶路。突然，他不露声色地挥起拳头，使出全身力气，冷不防朝马车夫的后脑打了一拳，挨了拳击的车夫拼命用鞭子抽打马匹，受惊的马忍着剧痛狂奔起来。 这种不顾死活的狂奔急驰，使陀思妥耶夫斯基极端厌恶，并使他终生难忘，他把这看作是毫无理性的残忍和无辜受难的典型事例。后来，他把这段旅途见闻写进了他的名著《罪与罚》。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在通向彼得堡的旅途中结束了。这时，他回想起曾经有过的一些愉快欢乐的时刻：母亲，米沙哥哥，普希金，乡村，童话故事，书籍，语文教师，克里姆林宫，最初的创作冲动……，然而他又想起那出还在上演着的家庭悲剧。他童年时代的快乐时期正是在这令人难以回首的家庭悲剧的背景上产生的。家中的悲剧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留下了极不愉快的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主人公的童年往往都郁郁寡欢，毫无乐趣，这在很大程度上自然与作家本人的经历有关。当他写到“那些高傲矜持，抑郁不乐、孤傲不群、从小就受到欺凌与侮辱的年轻人，往往都怀抱着一种纯洁的理想”时，无疑说的就是他自己。 文学青年 在军事工程学校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他被父亲送进彼得堡的军事工程学校，完全是一个错误。他不认为自己具有从事军事工程研究的任何天赋。他原本可以从寄宿中学直接升入莫斯科大学，从而踏上他梦寐以求的文学之途。 可是，老陀思妥耶无斯基根本就不愿意考虑儿子们对文学的爱好，在他看来，写诗完全是一种无聊的事情。他以为他给两儿子指出了一条可以升官发财和飞黄腾达的道路——研究军事工程技术，因为当时一般人都认为，倘能在西部边界构筑起坚固的防御工事，那将是一桩最有利可图的事业。 儿子终于拗不过固执的父亲，他不情愿地戴上了高筒军帽，扛起了火石枪，加入到军校学员的行列中了。 学校严格的制度使头脑中充满幻想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极为不适应。在这里“人人头上笼罩着严格的、极其吹毛求疵的挑剔的危险……为了一件极无辜的过失，比如领子敞着或者衣服纽扣没有扣好，就会被送去关禁闭或者背着背囊在门口站上几个小时。”教室里也见不到阳光，巍峨壮观的城堡内，生活极为紧张，一听到晨鼓声就得起床。学员们都盼望着尽快从军校毕业，以摆脱那种令人难以忍受的严格制度。 在同学们眼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行为举止、兴趣爱好和生活习惯方面，都与其它的同学有着显著的不同。一开始大家只觉得他古怪，不自然，不可理解，只引起人们的好奇和怀疑，但是后来当大家看到他的古怪于任何人都没有损害时，师长们与同学们对他的怪僻也就不再理会。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人态度谦逊，队列勤务和功课完成得无可指摘。他对于宗教的兴趣引起了大家的惊奇。在他那里总是可以看到《四福音书》、《祈祷时刻》等书。上过神学课之后，他还要跟神学老师没完没了地谈自己的感想。于是，人们给他起了个外号“修道士福迪”。 在同学中，他与别列谢茨基最为要好。他们以自身所具有的优良品质赢得了师长与同学们的尊重。他们对穷人、弱者以及无自卫能力者所怀有的深深的同情，常令一些施虐者望而却步。当看到有人以粗暴的态度对待勤杂人员和刚入学的学员时，他们使用一切办法制止这种司空见惯的行为。学员们公开对抗和捉弄外语教师的种种行径，也让他们大为馈慨。他们凭着在同学们中的威信，打消了闹事者的一个个坏念头。只有那种突然发生的事，他们才无法制止，比如：有个学员骑在一个德语教师的身上从一间教室敞开的门里冲了出来。这一桩恶作剧自然并没有不了了之，根据他们二人的裁决，闹事者被高年级同学狠狠揍了一顿。 陀思妥耶夫斯基天性就是一个艺术家，他不会喜欢那些工程科学课程。于是，他开始悄悄地进行紧张的自修，以使自己进一步加深艺术修养。他对军事教学大纲作了大胆的、富有创造性的修改：以功读世界文学作品来对抗各门技工课程。地形测绘学和筑城学并不能转移他对哈姆莱特和浮士德的兴趣，碉堡和炮垒构筑理论也不能改变他给自己确定的崇高目标——为“人类的精神需求”服务。 他现在珍惜的只是夜晚的时光。每当夜深人静时，他便坐在那个面对着丰坦卡河的幽静窗口旁，如饥似渴地阅读文学作品，同时把他特别感兴趣的一些重大问题的初步思考记载下来。他写道：“人是一个谜！应该解开这个谜！” 凡教学大纲中规定的课目，陀思妥耶夫斯基都能认真完成，对于自己特别喜爱的语文、历史、绘画和建筑，他更是怀着浓厚的兴趣和喜悦的心情悉心钻研。在这里，他系统地学习了俄国文学与法国文学的经典作家的作品。同时，通过对建筑史的系统学习，使他对造型艺术的规律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这些为他日后的创作准备了充足的营养。 这时，陀思妥耶夫斯基结识了一位青年文学家希德洛夫斯基。这是一位 “智慧超群，才华横溢”的诗人，他给了成长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以“极为有益的影响”。他们一起在彼得堡市郊信步闲游，共同阅读他们喜爱的作品，他们相互探讨，进而争论，最终达成一致。这一切构成了一所真正的“浪漫主义大学校”，使陀思妥耶夫斯基获益非浅。这种生活与那种“枯燥乏味、毫无意义的军校学员生活”迥然不同。 这一时期，在文学上给予陀思妥耶夫斯基以最大影响的，是俄国著名小说家，讽刺大师果戈理。 果戈理 （1809～1852）是俄国文学中“自然派”的创始者，他的创作同普希金的创作相配合，奠定了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主义文学的基础。他从小喜爱乌克兰的民谣、传说和民间戏剧。上中学时，受到十二月党诗人和普希金的诗篇以及法国启蒙学者著作的影响。与普希金相识后先后发表 《狄康卡近乡夜话》第一集和第二集，被普希金誉为俄国文学中“极不平凡的现象”。随后他发表了中篇小说集《米尔戈罗德》和《小品集》，表明他的批判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已经形成。果戈理的讽刺天才集中体现在他于1936年创作的剧作 《钦差大臣》之中，将俄国官僚社会的全部丑恶和不公正的事物集中在一起，“淋漓尽致地进行了嘲笑”。它对俄国戏剧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1842年5月，他的巨著《死魂灵》第一部问世，再次“震撼了整个俄罗斯”。小说以辛辣的讽刺手法，对一个个地主形象的生活环境、外表、嗜好、言谈、心理等进行了极为出色的描绘，使他们成为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中不朽的艺术典型。果戈理对俄国小说艺术发展的贡献是极为显著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称他为“俄国散文之父”。 果戈理这位讽刺大师，在文学青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成长过程中起着重大作用。那时，他已阅读了果戈理的全部作品。它们使陀思妥耶夫斯基深深地着迷，使他受到鼓舞与教益。特别是果戈理的那一组彼得堡故事，即《涅瓦大街》、《肖像》、《狂人日记》、《鼻子》、《外套》，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给予了直接的影响。在他的早期创作中，很大程度上是对果戈理那一组彼得堡故事的套用和摹仿。不过，他又公开给自己提出这样一个任务：以自己深刻的心理描写超过那位文体优美的大师。这需要勇气，也需要信心，更需要能力！这个未出茅庐的文学青年能够做到吗？ 不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家庭发生了巨大的变故。那个性格冷酷暴躁的老陀思妥耶夫斯基，被人杀害于他的田庄的偏僻田野里。关于他的死，始终是个谜。在大多数人看来，那个“纵酒无度的老地主过于暴躁而又多疑的性格，使他一遇到不顺心的事或感到烦恼就拿农民们出气”，于是有人向他进行报复，终遭杀身之祸。 当听到父亲死亡的消息后，一向性情脆弱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次犯了严重的惊厥，昏了过。他的这个疾病很久以后才被医生确诊为羊痫风。这个病伴随着他一生一世，也折磨了他一世一生。 当他看到尚未成年的弟妹们转眼便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他痛哭失声。他感叹道：“我为父亲的去世流了许多眼泪，如今我们的处境变得更加艰难了……世界上难道还有比我们这些可怜的弟妹更为不幸的人吗？一想到他们将由别人领去抚养，我便感到万分悲痛……”。 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家史上最悲惨的一页。父亲的惨死埋进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心底里一个始终没能解开的谜。他几乎一生都在分析父亲惨死的原因，在他晚年塑造费奥多尔·卡拉马佐夫的形象时，他还经常回忆起父亲那贪婪吝啬的性格，那种性格曾使孩子们蒙受过许多苦难。 40年后完成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既是一部描写罪孽、恶习和犯罪行为的长篇小说，也是他对于自己父亲的一篇震撼人心的“挽词”。 走向生活 1843年秋，陀思妥耶夫斯基修完了军官高级班的全部课程。由于热衷于文学创作，他的毕业考试成绩很不理想。应当说，他辜负了那个一心指望他学完军事工程技术便可以飞黄腾达的父亲的期望，校方没有把他分配到国家头等重要的军事要地去从事大型军事防御设施的构筑工作，他只是在彼得堡工程兵分队得到一个微不足道的职位。他被留在了军事工程绘图处工作，上司只让他在狭小的办公室里从事画法几何学和野外制图学的研究。 然而，这枯燥乏味的工作并没有使这个被文学梦想所缠绕的青年人有任何的困窘。服兵役根本不符合他的志趣，他相信自己应该是“一位诗人，而不是工程师”。每天，当他面对着一张张用各种颜色的线条编织成的图纸时，他都有一种在将一串串文字编织成一首首诗，一篇篇文章的感觉。那时候，他真是“一个狂热的幻想家”。他时常把自己想象成古罗马帝国的统治者伯里克利，有时又把自己想象为罗马时代的基督教徒或竞技场上的骑士。他的整个身心都陶醉在金色炽烈的梦幻中，就象喝了麻醉剂一样。 应当说，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时的幻想已经是一位作家的幻想，只是尚未找到自己的主人公和适当的表现形式而已。 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不是仅仅耽于幻想的隐士。他喜欢观看夜间的演出，逛大饭店和咖啡馆，喜欢参加军官们的宴会，和他们一起大吃大喝，纵酒狂饮。这些活动耗去了这个青年军官的大量的金钱。 于是，在当军官的头几年里，他就接触到一个特殊的世界——典押借债、高利贷盘剥、倒卖有期股票的世界。在他的生活道路上，第一次出现了那个时代特别引人注目的具有象征意义的典型人物，即采取不正当手段诈取别人钱财、盘剥穷人的冷酷无情的商人——彼得堡的高利贷者。有个陆军低级军官，就专靠放债牟取暴利。陀思妥耶夫斯基曾拿自己一年中4个月的薪水作抵押，向他借过一笔钱，并被他事先扣除了巨额利息。这项交易使陀思妥耶夫斯基久久难以忘怀。 这时，在关于财产的拥有问题上，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心里充满了矛盾。他憎恨那些拥有资本的人，那些小资产者、购置财产者、所有主和聚敛财富的人们。他没有继承他父亲那种贪婪吝啬的性格，相反，他总是竭力在自己身上培养慷慨大方、宽宏大度和有求必应的品格。随时准备同别人分享自己的最后一个铜币。不过，由于他性格中固有的矛盾性，他也渴望过一种独立自主的生活，而要想过独立自主的生活，在那个时代就必须拥有大量的钱财。他知道，他想成为一个艺术家，除了精神上的自由，还需要物质上的保障。于是，他对财产的拥有便在深深的憎恶的同时又有着热切的向往。或许，这个年轻的艺术家性格中的这种矛盾性，早已预示了他未来作品的复杂艰深，未来的作品《二重人格》正是他此情此境下真实心理的写照。 唯其性格中的矛盾复杂，这个年轻的艺术家才会真正的热爱生活，正如他晚年所说：“我是为了生活而热爱生活”。因为生活自身所具有的矛盾与复杂性足以令这个刚刚走向生活的年轻人咀嚼再三，沉醉其中。他渴望物质上能够得到充足的保障，但对精神自由的热恋却又使他可以抛弃一切。1844年，他奉命到一个遥远的要塞去出差。这次出差要花费大量钱财，甚至有可能占去几个月的时间，从而中断了他那业已开始的文学创作活动。这个性格复杂却又爱走极端的青年人决心从现在起完全献身于文学创作，于是决定辞职。 “研究人的生活——这是我的首要的目的和志趣！”他写道。 1844年10月他获准离职。这是他的生平中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日子。从这时起，他成了一个自由的文学家，可以完全献身于文学创作了。此前他已写过两部未完成的剧本，而此时他又产生了一系列新的艺术构想，对未来充满了憧惊。很快，他的第一篇劳动成果——他从法文翻译的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的小说《欧也妮·葛朗台》发表了。尽管译文发表时，已被刊物删减了1/3，使得陀思妥耶夫斯基大为不满，但这毕竟是从他笔下流出的墨迹第一次变成可供众人欣赏的铅字，他还是兴奋地把这个消息告诉长兄，“妙极了，妙极了，我的译文简直无与伦比！” 巴尔扎克（1799～1850），法国小说家。他用总标题为《人间喜剧》的一系列小说，反映了剧烈社会变革时期的法国生活。这部“社会百科全书”，包括了91部小说，描写了2400多个人物，以空前宏伟的规模，空前丰富的内容描绘了19世纪前半叶整个法国社会的生活画卷。《人间喜剧》中的几部最出色的小说，如《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幻灭》、《农民》等，一直是人们百读不厌的名著。 《欧也妮·葛朗台》是巴尔扎克小说中较为出色的一部。它以生动的笔触描写了箍桶匠葛朗台精明强干、白手起家的经历，刻画了他的爱财如命的守财奴形象，他老婆死后给女儿留下的遗产，他也要千方百计从女儿手中夺过来。与此同时，作家还塑造了善良纯洁的少女欧也妮的形象，更加反衬了老葛朗台卑鄙的嘴脸。老葛朗台的形象是巴尔扎克贡献给世界文学人物画廊的一幅珍品。 对这样一部文学名著的翻译，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受到了一次真正的锻炼。对于他来说，这是磨炼长篇小说写作技巧的实际课堂。这表明这位文苑新秀已经大胆地、娴熟地掌握了文学语言，从而使他有可能从事巨大的文学创作活动。 作为一个艺术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翻译这部作品的过程中逐渐成熟了。 步入文学界 《穷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辞掉了公职，他把自己抛进一个浩瀚无际的文学海洋。在这海洋中，他心潮澎湃，浮想联翩，他在酝酿着未来的悲剧作品和人物形象。 一天，在彼得堡的街道上，陀思妥耶夫斯基遇到了旧日的同学格里戈罗维奇。欣喜的呼喊与热烈的拥抱之后，他被让到朋友的寓所。格里戈罗雏奇也喜欢文学，并已开始尝试创作。他兴致勃勃地把自己的新作念给陀思妥耶夫斯基听。格里戈罗维奇读道：“……当街头乐师停止了演奏，一位官员从窗口扔出一枚五戈比硬币，落在那乐师的脚前。”陀思妥耶夫斯基蓦然打断他的话，急促地说：“不是那样，完全不是那样，你写得太干巴巴的了。硬币落在脚前，应该说，五戈比硬币落在马路上，叮当弹跳着……”。格里戈罗维奇惊讶地望着陀思妥耶夫斯基感情冲动的面孔，不禁惊喜万分，是呀， “叮当弹跳着的硬币”，多形象，多生动！从这件小事里，已经显露出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凡的艺术感受力和创造性。 不久，这两位朋友搬进同一个寓所居住。据格里戈罗维奇回忆，这一时期，陀思妥耶夫斯基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整个白天加上半个晚上，紧张地伏案写作，但对朋友却只字不提写作的内容。 从1844年冬天到1845年夏天，他几乎每天都在写作，废寝忘食，不舍昼夜。在他的同室朋友看来，他几乎发疯了。一天，他突然把格里戈罗维奇拉进自己的房间，那个不大的写字台上，放着厚厚的一摞稿纸，上面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字。伟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处女作《穷人》完稿了。 那时的作家对于自己的作品还太不自信，他忐忑不安地告诉老朋友，不知道这部书稿应该送到哪里，又不敢投寄给杂志社。可是当他朗读给格里戈罗维奇听的时候，格里戈罗维奇震惊了，他感到，如果说自己从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个作家的话，和初出茅庐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相比却远远不如。“我们把稿子拿给涅克拉索夫看一看？”格里戈罗维奇提议道。 “涅克拉索夫？”年轻的作家听到这个当代著名诗人的名字不禁有些惶恐。 涅克拉索夫 （1821—1878），俄国诗人。在年龄上他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同龄，但他在17岁时在《祖国之子》杂志发表了短诗《思想》，不久又出版了诗集《幻想与声音》。在结识了别林斯基以后，逐渐走上革命民主主义者的道路。在40年代他已被称为有独创精神的民主主义诗人和讽刺诗人。他的代表作者 《诗人与公民》、《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最后的歌》等。他的诗抒写了俄罗斯人民的苦难命运，洋溢着对人民真诚的爱。 陀思妥耶夫斯基随着老朋友去见涅克拉索夫，他们握了一下手。腼腆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放下书稿便告辞了。“他会嘲笑我的《穷人》的”。年轻的作家边走边想着。甚至当他想到自己千辛万苦写出的手稿将要被人嘻笑指责时，他恨不得马上跑回去将它收归已有。但是，他又想道：“难道这一切，这一切我握着笔对这部小说苦苦思索的时刻，都是虚伪，海市蜃楼，表露的都是不真实的感情吗？”当他发现自己的价值将要由别人的判断来决定时，他深深感受到了一个未成名作家的痛苦。 那天晚上，他到老远老远的一个从前的朋友家里去，和朋友谈论了一夜 《死魂灵》。他试图以此来摆脱手稿被人审阅所带来的惴惴不安。在照耀如同白昼的彼得堡的白夜里，他回到家里已经四点多钟了。天气睛和，他睡不着觉，就打开窗，坐在窗边。突然，门铃响了。是谁这么晚了还来打扰。门开了，涅克拉索夫和格利戈罗维奇猛地冲进来，狂热地拥抱起陀思妥耶夫斯基。年轻的作家简直是惊呆了。 原来，涅克拉索夫和格利戈罗维奇是在昨晚开始读那些稿子的。“读10来页就可以看出来了。”涅克拉索夫说道。可是，读完了10页，他们决定再读10页，然后不间断地坐了一整夜，直到第二天早晨。有一个人念累了，就由另一个人接替着念下去。他们读完了全部手稿之后，涅克拉索夫激动地大叫起来：“我们去找他，睡了有什么关系！我们叫醒他，这可比睡觉重要！” 原来敏感多疑，不善交际的涅克拉索夫真的被这个年轻作家的处女作震惊了，以至他竟然作出了不太附合其性格的举动。他们在一起大约待了半个小时，却不知道说了多少话，大有相见恨晚之意。他们谈到诗歌，谈到小说，谈到果戈理的《死魂灵》和《钦差大臣》，也谈到了别林斯基。 “我今天就把您的小说拿去给他看，您就会知道，——他是怎样一个了不起的人！您跟他认识了，您就会知道，他有着一个怎样的灵魂！”涅克拉索夫热情地说着。 陀思妥耶夫斯基知道，他的处女作将要受到一次更为严格的检验。 别林斯基 （1811—1848），俄国文学批评家、哲学家、政论家，是俄国现实主义美学和文艺批评的奠基人。他的《艺术的观念》、《诗的分类和分科》等文章阐述了艺术创作和文学批评的一般规律和特征，首次提出艺术是 “寓于形象的思维”的著名论断。在文学史观和文学评论方面，别林斯基着重探索、总结了俄国文学发展的道路，系统论述了俄国文学中现实主义的形成过程，把美学理论同文学批评有机地结合起来。他的文学批评以高度的原则性、敏锐的洞察力和细致精确的艺术分析见长，把政治激情和哲理思考、科学分析和富于诗意的相象力融为一体，在俄国和世界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的代表作有《文学的幻想》、《亚历山大·普希金作品集》、《给果戈理的一封信》等。 “新的果戈理出现了！”涅克拉索夫喊道，走进了别林斯基的书房。 “您以为果戈理长得像菌子一样快吗？”别林斯基揶揄道。但他还是把手稿留了下来。 当涅哀拉索夫晚上再去找他的时侯，一向冷静的批评家“简直激动得不得了”，他叫道：“请他来，快点请他来！” 第二天，年轻的作家与这位伟大的批评家相见了。别林斯基像是蹩闷了许久的样子，睁着燃烧般的眼睛，连珠炮般地说着话。 “您自己知道不知道，您写了什么？您只能像艺术家那样，凭着直感写出这种东西，可是您自己能够领会您给我们显示的这一切可怕的真实吗？您只有20来岁，是不可能理解这些的。您写的这个官吏——他勤勤恳恳工作到这种地步，甚至由于屈辱感，都不敢认为自己有权做一个不幸的人，当好心肠的将军赏赐给他100卢布的时候，他神魂颠倒，受宠若惊，不懂 ‘大人’怎么能够怜惜像他这样一个人！还有掉落的钮扣，吻将军的手的一刹那，——这简直不是对不幸的人的怜悯，而是悲惨，悲惨！他的这种感激中，包含着悲惨！这是一出悲剧！您触到事物的本质，一下子就把最主要的东酉写出来，让人可以用手去触摸，让最不善于判断的读者也一下子就可以把一切都明白过来！这便是艺术性的秘密，这便是艺术中的真理！这便是艺术家对真实的服务！真理展示并宣告在艺术家的您的面前，像天禀一般落在您的身上，您得珍视您的天禀，对它忠诚不渝，您就会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 从别林斯基家里出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回想着批评家热情洋溢的评论，仁立着，凝望着天空飘动的云朵，注视着街道上来往的行人，整个心灵都感觉到生活发出了庄严的一刻和永久性的转变。他甚至带着怀疑、怯懦和欢乐的复杂心情问自已：“我真是这样伟大吗？” 1846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处女作《穷人》在涅克拉索夫主编的《彼得堡文集》发表。 从童年时代起，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直生活在“穷人”——城市贫民中间，对于狭窄阴暗的贫民窟的状况，潮湿的地下室的生活，不仅耳闻目睹，而且有切身的体验，所以，当他提起笔来的时候，就自然而然地把“穷人”的生活引进文学的天地。 《穷人》是一部书信体的中篇小说。它通过穷公务员马卡尔·杰符什金与孤女瓦莲卡·杜勃罗谢娃通信的形式，描述了他们及周围的穷人们悲惨的生活境遇。作者以真实的笔触展示了彼得堡下层社会的生活环境；一幢幢被烟熏黑的楼房，烟雾中弥漫着一股股瓦斯的气味；丰坦卡河滨平滑的大街以及在大街上出售发潮的蜜糖饼和烂苹果的浑身肮脏的婆娘；龌龊不堪的楼梯上堆放着各种破旧物品和洗衣盆，院内绳子上晾晒的内衣散发出一种糜烂的甜腻腻的奇怪味道，“就连黄雀闻到这种气味也会被呛死的”。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生存着的是一些在贫困的深渊中挣扎着的小人物：杰符什金穷困潦倒，被人看得连擦脚的破布都不如；瓦莲卡无依无靠，沦为卖笑的女子；杰符什金的邻居高尔希科夫，父亲失业，孩子挨饿，栖身的斗室时从没有过欢乐，只有凄恻的寂静、呜咽和哭泣…… 小说既描绘了这些小人物们的贫困的经济生活，又以浓重的笔墨，挖掘了他们屈辱的心理。陀思妥耶夫斯基怀着极大的同情描绘了杰符什金这一形象。他是彼得堡的一个小公务员，平民出身，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旧传统像锁链一样束缚着他的思想。他的人生哲学是安于天命，认为“在人的命运里各种地位都是全能的上帝派定的”。一般情况下，他勤于职守，安分守已，过着孤寂、清贫的生活，只要稍有周折，便会落入贫穷的深渊。在贫穷中，他几乎不可能有独立地意志，他谨小慎微，左顾右盼，唯恐遭人非议，受到凌辱。他喝茶、穿外套与其说是为了生活的需要，还不如说是为了维持所谓 “好的名声”；他甚至不敢去探望自己所爱的姑娘瓦莲卡，只是因为害怕别人“造谣诽谤”。然而，在他的内心深处却对自己的主体人格有着强烈的意识。他深深感到，他“也有一颗与别人一样的心”，“我有良心和思想，我是人。”他心地善良，对爱情纯洁无私，富于牺牲精神，对“穷人”充满了同情。然而，他又是那样的软弱，“只有一副绵羊心肠”。经不起任何打击，一旦受到侮辱就会对自己失去信心，产生自卑感。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动地写出了这一小人物在贫穷的境遇里所具有的复杂的心态，然而，这个年轻的文学家却无力使他笔下的主人公逃出悲惨的命运，杰符什金最终只能在贫穷潦倒中了此一生。 小说的现实主义描写，充满了对黑暗社会的控诉和抗议，也充满了人道主义的力量。因此博得了别林斯基的高度赞誉，称之为“社会小说的第一次尝试。”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与果戈理的《外套》有着极深的渊源关系，但他不仅继承了果戈理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而且还具有独创性和开拓性。首先，他为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展示了一个新的题材领域，19世纪古典作家中，他最早把被压迫的都市平民生活写进了作品。其次，比较果戈理，他更深入地开掘了小人物的精神世界。《穷人》中心理描写的细腻，人物刻画的简练鲜明，新鲜的语言，都给当时的俄国文坛带来了新意。 《二重人格》 《穷人》使初出茅庐的年轻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举成名。从前那种忐忑、怯懦的心情，现在早已无影无踪。他像是在阴霾许久之后重新见到了太阳，而他发现，那太阳就是他自己。他开始重新估价自己了。在给哥哥的一封信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写道：“所有的人，甚至别林斯基也发现我大大超过了果戈理，他们在我的作品中发现了新的、独特的风格，这是因为我笔下的人物是用分析的方法，而不是综合的方法写出来的，也就是说，我深入分析每个因素，然后才描写整个现象。……” 应当说，他对自己的一套行之有效的写作手法把握得非常准确，但他对自己的评价却又有些忘乎所以。由极度的自卑到极度的自傲是许多天才作家在刚刚显示自己的天才时的典型心态，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未能逃脱。 与别林斯相识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踏入了以别林斯基为中心的彼得堡文学界的圈子。他经常参加各种文学沙龙，名流聚会。在这里他结识了俄国当时的许多艺术家，诸如：屠格涅夫、维亚津姆斯基、丘特切夫等等。一开始，人们对这个因写作《穷人》而受到别林斯基青睐的年轻人，还十分尊重，但时间一久，陀思妥耶夫斯基发现，他与这些名流们在政治思想、伦理主张、宗教观念等许多方面都有着非常不同的见解，于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他们的关系渐渐疏远了。 1846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另一部中篇小说《二重人格》出版了。这是一部作家本人直到晚年都非常喜爱的小说，但在当时，却未能引起如《穷人》一样的轰动，因为文学界的那些名流不喜欢这个作品，而别林斯基也只是在描写方法方面对之予以了肯定。围绕着对这部小说的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别林斯基小组的人们一个个相继分手了，最终导致了他与别林斯基的决裂。 《二重人格》仍然使用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独具的分析的描写方法，塑造了另一类“穷人”的典型——高略德金的形象，这是一个地位卑微的九品官，具有勃勃的野心，他不甘于被屈辱的地位，竭力想爬到上层社会。他想以娶上司的女儿做仕途捷径，贸然闯入上司的家庭舞会，结果闹了不少笑话。 在高略德金身上深刻地体现了欲望的膨胀与能力的懦弱之间的矛盾。而这正是一系列“小人物”身上所固有的矛盾属性。高略德金也是一个小公务员，与其他“小人物”相比，他的经济条件与社会地位略胜一筹，他是副股长，有自己的宿舍、佣人，还有一些积蓄。不过他也有过一段辛酸的经历。他曾在外省的法院当差，因为官场的腐败和倾轧丢了差事。他步行到彼得堡，身无分文，几乎流落街头，只得寄人篱下，过着十分匮乏的生活。最后靠了一个“好人”的介绍才获得了一个职位。他的精神生活十分贫乏，毫无感情可言，以他的话来说：“眼前在我们工业时代，人是不爱温柔的；卢梭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性格懦弱，“胆小得像母鸡”，一举一动都说明“请你不要碰我，我是不会碰你的”。 过去的经历构成高略德金心理上的一大症结：恐惧。他唯恐人家把他当成“抹布一样擦来擦去”，不甘心成为像“抹布”一样的人。由这种“恐惧”，便生成了他试图摆脱贫困的“欲望”，只是这欲望大得让他自不量力。他看上了上司的女儿，梦想攀附一门有利的亲事，进一步改善自己的地位。结果是可想而知的，等待他的只能是失败。于是，他愤愤然，开始觉得他有“凶恶的敌人”在要阴谋，搞诡计，要把他置于死地。事实上，此时他心理上无法消除的症结——恐惧，正在使他的精神走向分裂。他声称：“虽然我不是大人物，而是一个小人物，我却反而很自豪。不做阴谋家——这也是我可以自豪的。我做亭不鬼鬼祟祟，向来光明磊落，不玩手段，虽然自己这边同样也能做点坏事，而且很能做，也知道对怎样的人应该怎样做……但我不肯污辱自己，所以在这方面的事是不干的。”但这不过是漂亮的言词，事实上，他的经历告诉他，阿谀奉承，吹牛拍马的人才是生活中的“幸运儿”；社会上的个人主义思想，如“待机进取、功到垂成”，“只要能够达到目的，任何手段是适当的”等对他都有影响。在他的内心深处对那些不择手段的“幸运儿”真是一心向往。然而，能够做到“不择手段”，是需要一种性格的，是需要不择手段的能力的，像高略德金这样生性怯懦的人，只能对那些“幸运儿”从心底里羡慕，却无法在行动上实施他的欲望。对于他，只有绝望，绝望之后便是精神分裂。 精神分裂之后，高略德金的想象中出现了另一个“自我”—一小高略德金。小高德略金大胆、机灵，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他是投机取巧、阿谀奉承、卑鄙无耻的化身。他指导老高略德金如何排挤同僚，巴结上司，如何勾心斗角，如何贪婪残忍。这套权术，本来是老高略德金十分羡慕而又苦于不擅此道，现在，对小高略德金的“指导”，他却又感到恐惧战栗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着力刻画了高略德金对待小高略德金的矛盾心理。一方面小高略德金是高略德金实际上的理想；另一方面，高略德金对小高略德金的出现又感到万分恐惧，他感到了小高略德金的卑劣与可怕，他认为小高略德金是“想排挤别人，取而代之，占有别人赖以活命的位置的人”，这是一种“奇怪的野心”和“卑劣的妄想”，不可能有好的结局。老高略德金与小高略德金的矛盾，正是高略德金内心世界诚实善良与贪心钻营这二重意识冲突的反映，是他由恐惧而生成欲望并进而对这种欲望产生恐惧的复杂心理的表现。 产生高略德金这一文学形象，自有其广阔的社会背景。“二重人格”真实地反映了19世纪下半叶俄国城市贫民的精神状态。这一时期，正是沙皇俄国从封建农奴制向资本主义制度转变的的过程。农奴制渐趋崩溃，资本主义日益抬头，沙皇政府对人民的压迫更加残酷。城市贫民受到封建统治与资本主义剥削的双重压迫，以高略德金为典型的小人物们承受着物质上的贫乏与精神上的重压，无法保持精神上的平衡，在贫困的生活中忍受着内心的煎熬苦渡一生。 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高路德金是“是有社会意义的伟大典型，”并说： “我第一个发现了他，我是这种典型的预言者。” 《二重人格》充分显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人物的心理分析的深刻性上所具有的才华，尽管有许多现实主义的评论家认为作者太热衷于高略德金的病理分析与描摹，从而忽略了这种病态的“二重人格”所以产生的社会根源，但是，从今天看来，我们无法否认《二重人格》作为一种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文体的独创性，在很大程度上，它既为陀思妥耶斯基日后的小说创作找到了充分具备个人独创性的道路，也为十九二十世纪的无以胜数的心理分析小说开了先河。 与别林斯基决裂 1846年冬至1847年春，这是陀思妥耶斯基生平与创作中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这时，他与将他领人文学界的导师别林斯基在政治主张、宗教倾向以及文学创作目的等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最终导致了他们的决裂。 这一时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深受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影响，对社会的发展充满了乌托邦式的梦幻。而别林斯基正在逐步转变成一个坚定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他已在思想上领悟到未来的共产主义制度，认为要建立那样的制度，不采取革命斗争的方法是不可思议的。显然，作为革命家的别林斯基，与一个醉心于社会和谐的幻想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之间，隔开了一道难以逾跃的鸿沟——那就是是赞同社会革命，还是主张社会和谐。 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小便是一个虔诚的教徒，基督精神成为他全部道德标准的核心。而别林斯基则是一个无神论者，他从根本上就否认上帝的存在。在别林斯基看来，基督教正是那个反动社会的顽固的精神支柱，是“麻醉人民的鸦片”，要取得革命的胜利，推翻基督教是社会革命的重要步骤。 在文学创作上，陀思妥耶夫斯基主张艺术要有其自身的自由，反对功利性地让文学承担起社会变革的使命。在他看来，他的全部人生目的在于解开 “人”这个斯芬克斯之谜，而他所使用的手段便是文学，他把文学的意义与自己生命的意义完全纠合在一起。而在别林斯基看来，艺术应当反映人民的生活，不仅要剖析现实生活，还要对现实生活作出批判。他认为，真正的艺术作品都具有其革命性，它破坏旧的事物，着眼于未来，解放斗争的口号应是贯穿其中的。 可以说年轻的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他的导师别林斯基在思想意识的全部领域都产生了剧烈的分歧。别林斯基对他提出了言辞苛刻的批评。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别林斯基小组的人们的分手便是不可避免的了。 事实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离开别林斯基小组，还有其更为具体的原因。 《穷人》显露了这个作家的才华，但有很多人认为，别林斯基对其评价得太高了。而《二重人格》写完后，别林斯基小组的人们大多采取了冷淡的态度，甚至有很多人采取冷嘲热讽的态度来对待这个颇有些自鸣得意的年轻人。无疑，从一开始几乎被人捧上了天，随后又被人过于仓促和缺乏根据地从高空抛掷下来，这对于性格忧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内心无疑产生了巨大的伤害。一位经常给陀思妥耶夫斯基治病的医生亚诺夫斯基在日后的回忆录中写道：“……一开始是崇拜，几乎把《穷人》的作者吹捧为旷世奇才，后来又断然否定他的文学才华——这种突然的转变，只会使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一个十分敏感和自尊心很强的人完全绝望。于是，他开始躲避别林斯基小组的人，不再与他们交往……。” 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创作。此后他相继写出了中篇小说《女房东》、《白夜》、《脆弱的心》等作品。 《女房东》中的主人公是一位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幻想家”。奥尔德诺夫——一位茕茕孑立，由于离群索居而变得古里古怪的青年思想家。他性情孤僻，悒郁寡欢。他那“常常处在孤独的压抑下，只有从事紧张亢奋的工作才会变得敏锐和情趣高尚的头脑”，总是萦注于一个方面：他正在制定一种新科学体系，力图把创作与知识、诗歌与哲学统统融汇在这一体系之中。他很想成为一个学识渊博的艺术家。由于全部身心贯注于这一意图，他常常在彼得堡的街头巷尾踯躇徘徊，想要在那座住满穷人的、被烟熏黑的大楼里为自己寻觅一个栖身之地。过往行人都认为他是疯子。 随后，他与女主人公卡捷琳娜相逢了。她是他的女房东。他们几乎是一见钟情。然而，他隐隐地感觉到一个目光炯炯的老人穆林，与卡捷琳娜之间有着不可告人的暧昧关系。于是他开始了调查。 穆林曾是伏尔加河沿岸的一个强盗，是卡捷琳娜母亲的情夫。后来他对自己的私生女、貌美出众的卡捷琳娜产生了强烈的爱慕，尽管她当时还完全是一个少女。他焚烧了他们的工厂，杀害了她的父母，把她偷偷带走。他患有一种老年虚弱症，变得老态龙钟、虚弱不堪，但他十分怜爱自己的女伴，把她视为掌上明珠。为了使这个年轻女子永远不离开自己，他竭力要她相信，她是他犯罪的同谋：他是为了她才杀死她的母亲的，因而她是肇事者，犯下了不可饶恕的大罪。他强迫她忏悔，以至将她逼疯。开始，卡捷琳娜以为只有那个江洋大盗才能保护自己，自从奥尔德诺夫出现以后，她开始相信只有这位年轻人才能真正拯救自己。 于是强烈的心理冲突在剧烈的情节变化中产生了。卡捷琳娜被这种折磨人的双重感情弄得痛苦不堪。她爱他们俩，但又惧怕他们俩。“你们两个我都爱，你们都是我的亲人，”——她曾这样向他们表白她那奇怪的双重感情。她后来终于决定抛弃年轻的幻想家，宁肯毁掉自己，也要同那个主宰着自己命运的可怕的统治者待在一起。 这篇小说故事情节曲折复杂，引人入胜，其中描写的刑事案件波澜起伏，充满紧张的心理斗争。较之陀思妥耶夫斯基早期的风景素描式的小说，这篇小说以神秘事件和恐怖事件为中心，在强烈的情节冲突中展示人物的心理冲突，应该说，就写作技法与更为深刻的心理分析而言，这部小说标志着陀思妥耶夫斯其的创作进入了成熟期。 走向苦役场 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 1847年春天，刚刚与别林斯基决裂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活动。 彼得拉舍夫斯基（1821～1866），19世纪中叶俄国解放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彼得堡革命知识分子小组的组织者，傅立叶学说的忠实信徒。他是个出色的演说家和训练有素的宣传家。 彼得拉舍夫斯基当时住在彼得堡波克罗夫斯基广场附近一座陈设简陋的小木房里，每逢星期五，他便把一些对近代社会经济问题感兴趣的青年召集到自己家里，就大家所共同关心的社会政治问题进行自由平等的讨论。应当说，这仅仅是一个由一群和平的自由思想者所组织的沙龙，他们没有明确的革命纲领，组织也很散漫，也不与广大群众联系，他们共同信奉的是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并以此来抨击现存制度。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彼得拉舍夫斯基的星期五聚会上接触到了傅立叶的学说，他发现，对于这样一个社会理想，他与傅立叶竟是那样的不谋而合。 傅立叶 （1772～1837），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家。他强调社会要适合人类的需要，主张以“法郎吉”为名的生产者联合会为基础重建社会。这是1825～1850年间产生的几种著名的乌托邦社会主义纲领之一。他把“法郎吉”设想为一种独立的、自给自足的农业合作团体，认为“法郎吉”在财富的占有与分配方面较之资本主义制度更为合理。他的代表作为《四种运动和人的命运》、《关于家庭农业联合》、《新的工业世界》等。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眼里，傅立叶主义是一种和平的社会改造理论，它“以其完备美好而令人入迷，以其对人类的博爱而令人神往”，而他最忠情于傅立叶主义的，是因为“这种体系中没有憎恨”。 陀思妥耶夫斯基之所以对傅立叶的学说一见如故，与他心底所具有的一种根深蒂固的社会理想有着密切的关系。他有一个心爱的主题——黄金时代的思想。这一思想渊源于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史诗，认为人类历史上确曾存在过一个淳朴自然、怡然自乐、充满正义与永久和平的时代。那时人类既不知道什么是私有财产和战争，也不知道什么是恶习和犯罪。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黄金时代固然是一个最令人难以置信的幻想，“但有些人却为它贡献出了自己全部的生命和力量，先知们曾为它惨遭杀戮，英勇捐躯；如果没有这种幻想，人类就不能生存，甚至也不能够死亡”。在那个时期，他坚信这种“难以量信的幻想”是能够实现的，并准备以自己的语言艺术为之服务。 无疑，傅立叶的“没有憎恨”的法郎吉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理想中的充满爱意的黄金时代，有着相当程度的一致性，因而，对于傅立叶主义，他便有了一种艺术家特有的狂热。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星期五聚会上，人们经常可以听到这个真诚的理想主义者的热情洋溢的演讲，以至人们都认为，他那火辣辣的性格最适于从事宣传鼓动。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仅仅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一个诗人而已，他毕竟不是一个革命家。他所感兴趣的只是宣传一种争取自由的思想，广泛传播一种宽宏大量的学说。他的激动乃至狂热并不表明他对采取革命的行动充满着渴望。 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里，陀思妥耶夫斯基赢得了大家的尊重，他自己也十分钦佩这些新朋友们的才华卓著和知识渊博。他曾试图写一部关于这些人们的长篇小说。 当陀思妥耶夫斯基着迷于傅立叶的“法郎吉”并随时准备着在星期五聚会上做慷慨激昂的演讲时，他没有放弃自己更为痴迷的写作。1849年，《祖国纪事》开始刊载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大部头长篇小说《涅托奇卡·涅兹瓦诺娃》，它的副标题是：一个女人的身世。 这部长篇小说共分3个部分。第1部分《童年》带有浓重的浪漫主义情调，描写了一位优秀的音乐家的悲惨遭遇。小提琴家、作曲家和新乐理的创造者叶戈尔·叶菲莫夫被贫困、寄人篱下的生活与屡遭不幸压得透不过气来，他那无比的自豪感和虚荣心更加深了他的沮丧情绪。他的继女涅托奇卡，在充满艺术气氛的环境中渐渐长大成人。她因继父的才华未受到社会的承认而格外崇拜他，同时，她也将父亲不幸的原因强加在生母身上，她甚至巴不得那位同样受苦受难的生身母亲赶快死去。然而父亲并未在母亲死后摆脱不幸，这个不走运的小提琴家最终在妻子的僵尸旁癫狂症发作，一命呜呼了。第2部分《新的生活》描写了孤儿涅托奇卡寄居在一个富裕人家，成为X公爵那个高傲骄矜、爱发号施令的小女儿的女伴。涅托奇卡郁郁寡欢的童年与小郡主无忧无虑的童年形成了鲜明对照。娴静文雅、喜欢遐想的涅托奇卡，恭顺地接受着这位贵族小姐的狂热友情和乖俐性格的不断发作。在第3部分 《秘密》中，涅托奇卡的生活际遇是在一个上流社会家庭悲剧的背景下展开的。X公爵前妻的女儿，一个上流社会的妇女，承担了保护捏托奇卡的责任。这位感情细腻、情操高尚并富于同情心的女性，爱上了一个与她不般配的男人，由于受到一些无知之辈的蔑视和她那冷酷无情的丈夫的嫉恨，她郁郁而终。而涅托奇卡却渐成熟起来，成为了一名出色的歌唱家，辉煌的成就与荣誉指日可待。 这部小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青年时代创作的尾声，现在保留下来的只是一部大部头长篇小说的片断。由于作者被剥夺公权，这部小说只写到一半就猝然中断了。但从保留下来的这一“片断”中仍可看出其艺术构思的博大精深，结构原则的别出心裁，故事情节的曲折紧张和描写技巧的高超惊人。 最后的聚会 1848年的欧洲大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风起云涌。法国的“二月革命”，使新兴的资产阶级在推翻君主立宪制度的漫长斗争中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同时也激起了欧洲大陆顽固的封建统治的恐慌与岌岌可危。此时的俄国还处于沙皇严密统治下的封建农奴制社会，民主主义与专制主义的斗争尤其激烈。从来以“欧洲宪兵”自居的沙皇在欧洲大地如火如荼的民主革命面前显得一筹莫展，便将他的注意力放在如何镇压俄国国内的民主运动上。 还在1848年2月，正是法国二月革命的高潮中，由沙皇直接管辖的“第三厅”就注意到：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家里，每逢星期五便会聚满了高等政治学校的学生、法学院大学生以及其他院校的大学生。沙皇下令对“他们的品行和思想倾向”进行调查。 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最著名的一次聚会是在1849年4月27日举行的，这一天成了俄国文学史和社会思想史上值得纪念的日子。在这次聚会上，陀思妥耶夫斯基朗读了别林斯基给果戈理的那封著名的通信，那封信以其大胆的揭露和强有力的评击使与会者大为震惊。 这是一封怎样的信呢？还得从果戈理晚期复杂的精神状态说起。 1842年以后，果戈理基本上定居在国外，长期以来，一批斯拉夫派文人包围在他的周围，宗教观点、神秘主义思想对他的思想产生了很大冲击。欧洲社会的动荡，各种思想派别的兴起，使他一时无所适从，加以疾病缠身，生活窘迫，使他产生了许多无法解脱的思想矛盾。他经常阅读各种宗教书籍，身陷其中而不能自拨。1847年初，他出版了《与友人书信选集》，在很大程度上他否定了自己以前的创作，认为《钦差大臣》是“我个人灵魂的历史”， 《死魂灵》是“不足月的婴儿”，“这一切都是我个人杜撰的漫画”。他对自己的否定，实际上意味着他对曾经支持鼓舞过他的别林斯基等进步民主主义者的否定，因而引起了革命的敌对阵营的连声喝采，也引起了别林斯基的愤怒。 当时，别林斯基正在国外养病，他怀着强烈的愤慨，写长信严厉谴责了果戈理的行为。《给果戈理的一封信》是别林斯基一生革命文学活动的总结，在信中他提出了俄国革命民主派的战斗纲领。别林斯基指出，俄国当前的最迫切的问题是废除农奴制度，推进文明和启蒙，在人民中间唤醒“人类尊严感”；他强调在当时沙皇统治的俄国，“只有文学能表现生命和进步的运动”，作家的神圣职责乃是成为人民自觉和社会进步的喉舌。这封信在当时俄国进步知识界秘密流传甚广，影响深远。列宁称它是“一篇没有经过审查的民主出版界的优秀作品。” 很快，这封信手抄搞也传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手里，并在那天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星期五例会上进行了宣读。出席小组会的有二十多人，其中包括沙皇“第三厅”的密探、正在大学读书的意大利人安托涅利。 这封信给小组会带来了热烈的气氛，按安托涅利的报告是“所有的人欢呼雀跃，兴高采烈……小组中每个人似乎都显得很激动”。 不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待这封信的态度是比较复杂的。虽然他已与别林斯基决袭，但在一些观点上他们还尚有一致之处，他是赞同别林斯基的最低纲领的，即：取消农奴制，废除体罚，严格遵守纪律。不过，他也很崇拜果戈理，因此，别林斯基对果戈理提出的那种愤怒的谴责，他也会感到十分伤心，难于接受。他的的确确并不认为俄国官宦阶层都已彻底腐败，相反，他认为那个阶层中也有一些他所喜爱的性情温和、心肠“柔软”的人物。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别林斯基对俄国农民的评论是不能接受的，别林斯基认为他们都是一些“没有任何宗教信仰的无神论者。”这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观点大相径庭。 一周后，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举行了历史上的最后一次聚会。 就在当天，沙皇尼古拉一世亲自下发了迷捕彼得拉舍夫斯基分子共 34人的命令。 深夜，刚刚回家不久的陀思妥耶无斯基被一阵喧闹声惊醒。一名宪兵少较向他宣读了逮捕令，并命令将所有物品贴上封条。 翌日，惦思妥耶夫斯基被关进彼得保罗要塞。这是帝俄时代专门监禁革命者的地方。 面对死亡 要塞的围墙很厚。窗户被涂成乳白色，在惨淡的阳光照射下有如人的白骨。隔窗可以望见棱堡的高墙。玻璃窗脏得令人作呕，但犯人们还是拼命把脸贴在玻璃上，从那里，他们可以看到彼得堡上空一小片灰色的天空，天空中时而会飘过几片残云。 囚室里晦暗而潮湿，墙壁上长着一层毛茸茸的青苔。笨重的房门上有一条几乎不易被人发现的细缝。这是监视孔，随时都有看守瞪着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向里观望。 这就是关押陀妥耶夫斯基的囚室。这是戒备森严的政治犯监狱中最阴森可怕的去处，是专门用以囚禁最重要的国事犯的。许多十二月党人曾在这里受过残酷的折磨。 沙俄政府打算利用彼得位舍夫斯基小组的这一案件进行广泛的反革命宣传，因而组成了一个“强大”的审讯机构。他们向陀思妥夫斯基提出了一系列问题。 陀思妥耶夫斯基写出了书面供词。在今天看来，这些供词仍以其深刻有力的思想，独立真实的见解，光明磊落的襟怀而令人惊叹。他竭力为朋友们开脱罪责，愿意承担一切后果。在供词中，他不仅公开申明了自己的信念、思想倾向和爱好，而且大胆揭露和控诉侦察人员和法官对他采取的强制手段。他当面指控他们压制思想和言论，说他们常常把一些当代作家推向走投无路的悲惨境地。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不惧怕在沙皇的刽子手面前暴露自己作为一位艺术家同沙皇专制制度之间存在的深刻矛盾。他仍在继续相信艺术作品具有巨大威力，继续捍卫自己那热烈的、朝气勃勃的信念。他抗议书报检查机关对他的创作意图所施加的种种压力，公开为自己在俄国文学中开创的悲剧风格而斗争。站在政治监狱严酷拷问者面前的，是一位知道自己注定要失败，但内心仍充满坚不可摧力量的作家。在供词中，他总结了自己3年来所进行的政治探索与美学探索，阐述了时代的思想斗争，还提出了一些重大的文学问题，因而他的狱中供词几乎成了一部出色的回忆录。 在狱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本来病弱的躯体受到进一步摧残。他经常失眠、恶梦不断，常常感到体力不支。但是，精神的力量在鼓舞着他，他尽一切可能地阅读文学作品，他相信这些文学作品足以鼓舞起他面对死亡的力量。他被莎士比亚的《奥塞罗》、《麦克白斯》而陶醉，也为夏洛特·勃朗蒂的《简爱》而激动不已。在这期间，他也没有放弃自己的文学创作，他“构思了3个中篇小说和两个长篇小说”，并动笔完成了一篇短篇小说《小英雄》。 经过长达7个月的审讯，军事法庭结束了对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一案的审理。一个月后，最高法院根据陆军刑法典宣判，将21名被告处以死刑。 1849年12月 22日，死刑期来到了。对于北半球的人类而言，这也是黑夜最为漫长的一天。早晨，天还是完全漆黑，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其他20几位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一起，被押上囚车，向谢苗诺夫校场驶去。他知道自己的生命就要在几个小时之内结束了，但他还是很冷静，自入狱以来，一直困扰着他的癫痫病一次也没有复发过，他以自己顽强的精神力量战胜了病体的袭扰。囚车驶过谢苗诺夫校场，他从窗缝向外望了望，操场上挤满了看客。 他一下车，便看到了那些已有好久不见的朋友们。经过数月孤独的囚禁生活以后，这些虽然行将就土的犯人们相互见到时仍然显得格外高兴和朝气勃勃。他们像亲兄弟一样一边呼喊着，一边热烈地互相拥抱。这种欢乐情绪明显地打破了最高军法惩罚仪式的肃杀气氛。 宪兵们将他们分开，使之排成散兵线，并把他们带上一座黑沉沉的断头台。 检察长扯着嘶哑的嗓子开始宣布判决书，冷酷无情的判决词在寒风中传遍整个校场。 陀思妥耶夫斯基听到了他的名字，此时，他的头脑有点麻木，他突然想起了许许多多的往事，许许多多的亲人。他突然想到，“有多少时光都白白地浪费掉了，有多少时光都在迷惘、谬误、无所事事和浑浑噩噩中虚废了；我太不知道珍惜它们，我做过多少违心的事啊”。想到这时，他对生命涌动起一种最真实的热爱，“生命是大自然的赐予，生活是一种幸福，每分钟都会成为终生的幸福……”。 检察长的判词宣布完了。随着一阵震耳欲聋的击鼓声，几个身穿花衬衫和黑色棉绒裤的刽子手走上断头台。一个神甫伸出一个很大的十字架让每个囚犯去吻。 当那冰冷的十字架触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脸上时，他像是看到了那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瘦骨嶙峋的殉道者。基督精神贯注在他幼年教育的全部过程，并在他成人后光大为充满慈爱与善良的人道主义精神。他热爱基督，并对这个冰冷的十字架充满爱慕。他以为，那是一轮太阳。“……附近有一座教堂，金碧辉煌的教堂圆顶在灿烂的阳光下闪闪发光。他记得，他当时不能离开那些阳光；他似乎觉得，那些阳光是他的一个新天地，再过3分钟他就要和那些阳光融合在一起了。对于这个即将到来的新天地一无所知或者避开它，都是极其可怕的。但他又说，当时最使他感到难受的还是这样一个不断闪现出来的念头：“要是死不了怎么办？要是生命再回转过来怎么办，——人生是多么漫长啊！” 20年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白痴》中，通过梅什金公爵之口对自己被判死刑时的情景作过这样的回忆。 最后，这些“罪犯”们被换上了又宽又大的白色长袍，白色软帽拉到了眼皮上。于是，断头台上站满了白色的“幽灵”。突然，满脸胡须的彼得拉舍夫斯基纵声大笑起来，他浑身颤抖着，故意抬高声音让笑声在寒风中传遍广场每个角落。他以挑战的神气挥动着长袍的两只长得出奇的袖子：“先生们！……”笑声使他透不过气来。“我们穿上这又肥又大的长袍……一定会显得十分滑稽！……”这个伟大的宣传家使得断头台上顿时充满了笑声。他在最后一次表达他对当局的藐视，并使同志们振作起精神。 彼得拉舍夫斯基等3人被绑上了死刑柱。他们横眉冷对着已经抬起了的枪口。 陀思妥耶夫斯基匆匆与几位好友拥抱，吻别，他知道接下去的就是他了。但是，枪声并没有响。沙皇尼古拉一世的赦免令传到了刑场。所有的人被改判为流放西伯利亚服苦役。 这一惊心动魄的一幕，使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受了常人无法体验到的生与死的考验，在精神上他获得了一种无可比拟的力量。“要知道，我今天曾在死神那儿呆了45分钟，我就是怀着这个想法活过来的，我经历了最后的时刻，现在又复活了！” 当天，陀思妥耶夫斯基得到通知说，他将随第一批囚犯解往西伯利亚。经过死亡的考验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面对漫长的苦役生活内心充满了勇气。哥哥米哈伊尔噙着泪水来与他告别。他安慰哥哥：“你是了解我的，我又不是去进坟墓，你也不是来为我送葬。要知道，去服苦役的并不是一些野兽，而是人，也许是比我更好的人……服完苦役，我将重新开始写作。这几个月内我有很多感受，很多切身的感受，到了那里，我将会有更多的见闻和感受，会有东西可写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微笑着走向寒冷的西伯利亚。当天夜里，他被钉上一副10镑重的铁镣，和一个押送宪兵并排坐在一辆无蓬马车上，踏着积雪，开始了长途跋涉。 苦役犯与军士 死屋 通往西伯利亚的路是艰辛的。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次在俄罗斯大地上旅行。俄国的3套马车载着这个对俄罗斯大地充满爱恋的艺术家横跨东西，踏冰卧雪，经过了沙俄时代的9个省份，走了整整16天，才来到冰封雪冻的西伯利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