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田里可疑的箭头　　1940年6月下旬，英国已经是德军包围下的孤岛，独自承受着海峡对面德军的强大压力。英国政府制定了应急计划，那就是将皇室成员和英国政府撤离到加拿大，同时命令HMS宝石号巡洋舰将价值18亿英镑的黄金秘密运出。由于对整个战事的准备不足，全国上下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各种离奇的谣言传遍了英伦三岛。如有的传言说，近期德国对比利时、荷兰和法国等低 地国家进攻的过程中，德军空降兵化装成修女参与进攻。于是，英国的修女马上受到怀疑，神职人员只能蹲在家里，不敢抛头露面。英国广播公司BBC在旁边煽风点火说，那些空降到英国的不穿德军制服的德军应当格杀勿论。　　当英国人听说德军进攻比利时、荷兰和法国时，是第五纵队(指间谍部队——译者注)以及间谍提前做的准备时，他们的神经又开始过敏了。安全官员收到了大量的关于诸如“陌生人的奇怪行动”以及某人“看上去像德国人”的报告；有的人甚至把在酒吧里偶然听到的关于国王的谈话都报告到了警察那里。人们的神经都已经极度紧张，将许多事件都看成是间谍事件，如：有形状的烟，闪烁的灯光，甚至老在树上发“信号”的陌生人(后来证明那是修电话的工人)。　　一天早上，英国安全机构的几个特工一大早就冲进英格兰东部的一个农场中。英格兰东部有大量的皇家空军基地。他们抓走了一个佃户。尽管这个48岁的农民坚决否认，特工还是怀疑他是纳粹间谍。　　使这个老农民陷入嫌疑的事情是这样的，他在收割麦子的时候，留下了一部分没有收割，而这些没有收割的小麦正好形成一个楔形，大约有100码长。从空中看去，它的箭头刚好指向3英里外的英国空军基地。这个箭头不是专门给空袭的德军指路吗？　　一周以后，经过严密的调查，安全官员确信这个农民不是德国间谍，而是一个忠实的英国公民，所发生的一切只是一个意外。农民向安全官员解释说，他之所以将小麦收割成如此形状，仅仅是因为他对每年的收割方式已经厌倦，今年想换个方式而已，但万万没想到，那个箭头居然指向皇家空军基地。两个容易混淆的英国人　　1940年7月，驻守在本土的英国士兵D·J·培治很高兴地收到了他的结婚照片，但他很快就发现，信封被一个A军团士兵打开过。他自己是H军团的士兵。　　随照片有一封道歉信，那位士兵在信中说自己不是故意打开那封信的，而且他的行为不应受责怪，因为他们俩人的姓名和军中序列号惊人地相似。写信人的名字叫培泊，收信人的名字叫培治，培泊的序列号是1509322，而培治的序列号是1509321。这俩人在以前根本就不 认识。　　战争结束后几个月，D·J·培治在伦敦当上了公交司机。有一天，他发现自己的工资单上扣的税比以往高很多，他就到管理部门去查问。在那儿，他查出自己的工资单跟另外一个刚调过来的公交司机的弄混了。那个人的名字叫培泊，恰好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位。更有趣的巧合是：培治的驾驶执照是29222，而培泊的是29223。同样风景的明信片　　1942年，亚瑟·巴特维斯作为英国士兵驻扎在塔维什山脚的诺维特营地。他在伦敦的一家公司邮购了一本二手书。两周后，书寄到了，他站在营房的窗子前打开这个包裹。　　拿掉外包装后，一张风景明信片掉了出来，很明显，是原来的主人用来做书签的。巴特维斯拿起那张书签，发现上面的邮戳是1913年8月4日，整整30年前。他翻过明信片，看上面的景色，这景色使得他大吃一惊，明信片上的景色与窗外现在的景色一模一样，都是塔维什 山的风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为了保密，所有军营的名字都不用真名，仅仅用邮政代码来区分。因此，即使那个书商想向军人示好，也不可能事先有意地将这张明信片夹到书里送到他想送的地方去。派上用场的50名外科医生　　1941年12月7日的早晨，太阳爬上塔塔鲁斯山，照耀着夏威夷的火奴鲁鲁。对奥胡岛的美军太平洋基地来说，这是一个难得平静的星期六早晨。在火奴鲁鲁的其他地方，人们正在做弥撒。美军太平洋舰队的大部分船只停泊在珍珠港内。　　但是，笼罩在这个美国海军基地的宁静瞬时就被飞机的马达声敲碎了。在海上，几十艘舰船上的海员半睁开眼睛，大声咒骂打搅了他们周末美梦的飞行演习。　　不一会儿，日本的轰炸机就对着珍珠港狂泻炸弹，而美国的飞机则整整齐齐地停在黑坎姆机场。　　几分钟后，各式各样民用和军用的救护车就载着伤员风驰电掣般地冲进附近的军队医院。在那儿，外科主任拨打紧急电话给火奴鲁鲁附近的外科医生，让他们赶到医院。就在这时候，最凑巧的事发生了：大约有50名外科医生正在听从纽约请来的约翰·姆海德博士关于战争救护的讲座。听到这个消息后，他们马上赶到军队医院，挽救了大量的生命。一次及时的防空演习　　1942年3月下旬，日本政府宣布，将在东京举行一次全民防空演习。它强调说，这次演习纯属预防，因为没有一架美国飞机能够飞近日本本土。这次演习将于4月18日早上9点开始，防空警报将要拉响3个小时之久，基地在本州的日本飞机将飞到东京上空，形成一个巨大的保护伞。　　在几天以后的4月2日，在举行防空演习的消息传遍东京的时候，美国的“大黄蜂”号航 空母舰从旧金山出发了。这艘航空母舰上面有16架B-25轰炸机、海军中校杜立特以及其他31位飞行员，还有48位空勤人员也在这艘航空母舰上。他们此行的目的就是在4月18日，也就是日本进行防空演习的当天空袭东京。　　杜立特将要进行的空袭被认为是整个战争中对敌人的针刺行动，它并不是美国的一次冒险行动，而被认为是一次为了提高士气、鼓舞军心而采取的行动，这是因为，自从5个月前宣战以来，到处充满了美军在世界各地遭受挫折的坏消息。　　这次行动还有一个不便说出的目的，那就是这个在美军历史上最大胆最富有想像力的行动，也就是轰炸东京的行动，将会使日本军阀在整个太平洋国家中大丢其脸。　　4月18日下午8∶18(东京时间7∶18)，杜立特率领他的中队从“大黄蜂”航空母舰的甲板上起飞，迎着40节的大风，直向几百英里外的东京方向飞去。墨菲定律马上得到应验，那就是，“只要事情能向坏的方向发展，那它一定会向坏的方向发展。”　　吉米·杜立特的轰炸机从“大黄蜂”号航空母舰上起飞去轰炸东京。美国空军　　大多数B-25轰炸机迷失了方向，它们从各个方向接近东京，一些飞机向海岸线发动了进攻，而另外一些则从西海岸飞向东京。最让人惊讶的是，机器故障、恶劣天气以及人为错误所造成的结果却像一个天才专门设计的那样，日本防空部队的指挥官对这些进攻飞机的来源彻底搞不明白了。　　因为日本的高级军官曾保证过，美国飞机根本不可能接近日本本土，杜立特的飞机在飞过日本的巡洋舰时，这些日本的庞然大物竟然没有注意它们。中午11∶55，杜立特以及跟在他身后的几架B-25轰炸机到达了本州海岸。然后，他们飞直线直抵东京。　　在飞往东京的途中，数以千计的日本人抬头看见了他们，并且向他们挥手——这些人确信，这是他们自己国家的飞机。到东京的时候，3小时的防空演习已进行到了尾声，用来阻碍飞机的气球正被往下拽，交通也恢复了正常，街上的行人还聚集在马路边的人行道上观看日本战斗机的空中表演。　　中午12∶15，第一颗美军投掷的炸弹在东京市区爆炸。东京的防空部队，毫无疑问地认为爆炸声是防空演习的一部分，胡乱地朝杜立特飞机的方向开了几炮就停了下来，没有一个日本人想打下自己的飞机。　　在空中，日本的战斗机看到这些美国轰炸机，也以为它们是防空演习的一部分，都毫不停留地飞了过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向世界夸下海口说没有任何人能够靠近本国海岸的日本高级军官所指挥的防空演习，竟然给杜立特率领的中队空袭日本带来了绝佳机会。纽约的铀商人　　1942年6月，一个美军上校穿着便服，悄悄地走进比利时矿业主艾治·塞哥(Edgar Sengier)在纽约的办公室。上校是绝密的曼哈顿计划的参与者，该计划的目的是研制原子弹。上校向艾治·塞哥表明了自己的身份，问他能否帮助美国政府从比利时属刚果弄一些铀矿石。对这些矿石的用途，上校只说“对盟国的事业有利”。　　塞哥是一个精明、强壮、富于冒险精神的人。他回答说，没问题，他可以搞到相当数量 的铀矿石，并问上校，什么时候运输。　　“现在最好了，但我也知道，你们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来准备。”上校回答说。　　“不，我现在就可以给你。”这个比利时人说，“我有1000吨矿石贮藏在纽约。”　　听到此话，上校觉得此人在开玩笑，但一小时后，他拿到了签有塞哥名字的提货单。这些对曼哈顿计划至关重要的铀矿石就变成了美国政府的财产。　　也许这位匿名上校从来就没有搞明白这个故事的全过程，为什么会有1000吨铀矿石贮藏在纽约市，并且随时准备征用呢？事情要追溯到艾治·塞哥30多岁的时候，那时候，出生于比利时的他为了寻求财富去了非洲，并定居在了刚果。这个国家有丰富的铜矿和铀矿石，这些矿藏的开采权掌握在矿业联合会的手中，1939年，艾治·塞哥担任了该会的主席。　　从1921年起，塞哥开采沥青铀矿，在那个年代，没有人知道这种矿石里含有珍贵的东西。但是，1939年，也就是欧洲战争爆发的那一年，一个反纳粹的科学家告诉塞哥，德国科学家正在进行原子裂变试验，他们可能从铀矿石中提取铀制造原子弹。　　艾治·塞哥是一个坚定的反纳粹主义者，他害怕德国为了攫取铀矿石而占领刚果，于是自己决定，将1000吨铀矿石运到纽约。他没有将自己的行动告诉任何人。　　1940年，当这些珍贵的矿石运抵纽约后，塞哥将其贮藏在一个仓库的铁筒里。然后，他将所有这些矿石的情况秘密地汇报给了美国政府的有关部门。但是，这些汇报资料被淹没在美国政府官僚机构的手中。　　这位匿名上校去拜访塞哥的时候，他根本就不知道有铀矿石藏在纽约，他只不过是抱着侥幸心理去问塞哥，在最短的时间内从哪儿可能得到大量的铀矿石。　　这位上校不经意的发现对以后的战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可能挽救了100万美国士兵的生命，但同时却使日本本土的500万人丧生。选错房子的间谍　　1942年的秋天，在英国首相丘吉尔“将欧洲点燃”的命令下，英国情报机构SOE派出了大量的谍报人员前往德国占领下的法国，希望在英美联军反攻欧洲大陆前建立起广泛的间谍网。　　设在伦敦的F分队是SOE的一个分支，它的主要任务是针对那些占领法国及其殖民地的德军策划并实施行动。它的负责人是1940年德军占领法国时，福特汽车公司在巴黎的总经理马 罗斯·巴克马斯特上校。　　在很短的时间内，F分队在法国召集并建立了好几个重要的间谍网，包括“牧师”、“信使”、“传令兵”、“机械工人”、“医生”、“砖匠”以及“管家”。它们分别对应于交通、通信、行动、财政、情报以及医疗等各个职能部门。　　F分队有一名谍报人员叫亨利·戴瑞考特，化名为吉尔伯特。他在1943年1月23到24日的夜间空降到奥尔良的北部。他是一个法国人，也是英国皇家空军的民用飞行员。他长得英俊潇洒，并且机警聪明。　　亨利·戴瑞考特美国新闻署　　跟其他谍报人员一样，戴瑞考特在行前就被告知，在法国，一定要小心臭名昭著的德国间谍胡高布雷，他抓住过大量的盟军谍报人员。据说，他在50码外就能够嗅出谁是盟军的间谍。　　戴瑞考特在巴黎开始了他的工作，并在福赤大街附近租了一套房子。在巴黎大概有150万所各种各样的房子，但是，让人称奇的事情发生了：亨利·戴瑞考特很快就发现，他的领居就是著名的纳粹“捕快”——胡高布雷。两个仇敌又相遇了　　突尼斯北部坎普堡半岛上的战争进行得极其惨烈。在这个山地地区，有布瑞德雷少将率领的美国第二集团军和由蒙哥马利将军率领的英国第八军，这两支军队对一向自诩为“非洲雄师”的德国军队进行了合围。尽管德军统帅隆美尔将军因严重疾病离开战场回德国去了，但德国军队寸土不让，进行了顽强的抵抗。　　在一个叫秃山陷鼠谷的地方，一辆德国坦克向美军机枪手发动了进攻，美军机枪手进行 了还击，但子弹全打在坦克厚厚的装甲上后跳飞了。突然，这辆坦克停止了前进，原来是美军的大炮击中了坦克最易受伤的履带。　　坦克中只有一个德国人幸存了下来，他爬出坦克，做了刚才他还想消灭的美国人的俘虏。因为进行了数周的大混战，美国士兵的情绪都非常激动。　　“杀了这个杂种！”一个美国士兵喊道。其他人都大声地附和。　　“不行。”中士平静地回答道。　　就在这时，一发德国炮弹在他们所在之处爆炸了。这是一发从88毫米炮筒发射的炮弹，这种火炮是美国陆军在战争中最害怕的武器。　　好多个小时后，严重受伤的美国中士在野战医院恢复了知觉。他发现，睡在他邻床的居然是那个差点儿被其他战友杀死的德国坦克手。他们俩是那次爆炸中仅有的两名幸存者，俩人分别被疏散到后方，鬼使神差地进了同一个医院，并被安排成了邻床。向下看　　1943年7月13日是英美联军进攻意大利西西里的第四天。这天早上7∶20，在罗马附近的几个飞机场，1817名德国伞兵正在捆扎降落伞，准备登上身旁的黑色运输机。　　这些人是德国第一空降师的士兵，他们已经戴上了圆顶的钢盔，钢盔里头衬了气垫，以吸收降落时碰撞所产生的能量。他们在做最后检查，看随身携带的德国自动手枪、MG-42机枪以及步枪是否已经准备好。　　大家在紧张地等待跳伞的命令，一个个脸色凝重，嘴巴紧闭，眼睛眯成了一条缝。机舱里没有人说话。　　德军这次行动的目的是降落在西姆特河德军装甲兵防线的后面，该防线在西西里的东海岸，以阻止蒙哥马利元帅率领的英国第八军北进，防止英军攻占重要港口墨西拿。现在将要跳伞的这些空降兵将集结起来加强位于卡塔尼亚平原的德军防线。　　就在德军飞机起飞的同时，在突尼斯西南600英里的地方，载着代号为“红魔”的英国伞兵部队的大型运输机正呼啸着朝西西里东海岸飞去。机翼下是蔚蓝色的地中海，它显得那么平静，那么美丽。　　如果真有上帝存在的话，那么他一定会认为发生在地中海上空的这一幕是这场战争，或所有战争中最奇怪的一幕。一支从罗马起飞的德国空降兵与一支从突尼斯起飞的英国空降旅竟然在同一时间飞往西西里的同一降落地点，这实在让人感到太惊讶了。　　当两个小时前起飞的德国第一空降师到达西西里的空降地点的时候，天还没有亮，这些人夜间降落的习惯并没有改变，顷刻间，到处充满了大声喊叫的声音。空降兵能否迅速集合是取胜的关键因素之一。　　就在德国人整理队伍的时候，由远而近传来了飞机的声音，抬头望去，他们惊讶地发现，在巨大的运输机的轮廓下，飘动着许多白色的降落伞。英国的“红魔”空降兵刚好降落在了德国人的头上。　　德国人被这突如其来的降落搞糊涂了，他们也不敢贸然开枪，怕这些人是自己的增援部队。　　但是，英国“红魔”部队一到地面，激烈的战斗就爆发了。谁也没有想到会在这儿遇到对手。因为都戴着同样的钢盔，在暗中区分敌我几乎不可能。　　肉搏战打得异常惨烈，天空中充满了白色和红色的照明弹，手榴弹的爆炸声震耳欲聋。经常有俩人斗得死去活来，但其中的一人突然不动了，一摸，原来刀子已经插到对方的脖子上了。　　一个“红魔”士兵悄悄地溜过战场，手里拿着枪，在短暂的火光中，他发现身旁有一个自己的战友，但装束有点奇怪。这个英国人刚要发问，那个人突然说道：“你看到我的手枪了吗？(德语)”　　惊讶的英国人这才知道，原来身边的是德国人，于是一梭子弹射向了所谓的“战友”。　　到天亮的时候，作战双方已经结束了“纠缠”，各自整理队伍朝自己的目标前进了。毫无疑问，双方都在纳闷，德国和英国的指挥官在决定空降地点及时间的时候，怎么会选中同一地点并且在同一时间呢?而且，双方都是经过了几百英里的长途跋涉？萨勒诺海滩的两个美国兵　　1943年9月8日早上，在意大利南部的亚平宁山区，天还没有亮，山上的石灰岩和花岗岩还笼罩在黑暗中。在萨勒诺海湾的海滩上，由少将弗雷德·威克(Fred Walker)率领的美国第36步兵师正在与守卫海湾的德军进行激战。就在一小时前，威克的军队占领了滩头阵地，这是盟军进攻希特勒欧洲堡垒的第一步。　　一个美国中士带领几个士兵冲到了一个沙丘的后面。不远处，德国的机枪不停地发射照 明弹，以看清楚沙丘后挤成一团的美国士兵。　　“呆在这儿，我去干掉那个杂种！”中士命令道。　　于是，中士拎上来复枪，开始顽强地朝敌人的机枪掩体爬去。德国人马上发现了他，并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他这边。子弹在他的身边呼啸而过，但他还是坚强地、一步一步地朝目标前进。突然，一颗手榴弹在他的身边爆炸了，炙热的弹片飞进了他的身体。　　鲜血流个不停，而机枪子弹还在身边飞舞，中士聚集了全身的力量，一丁点一丁点地朝机枪掩体爬去。终于，爬到了离目标只有15码的地方。他侧过身，从身上的口袋里摘下一枚手雷，用尽全身的力气投了出去。一声巨响，一大团火焰从敌人的掩体里冒了出来，他感觉到了巨大的震颤。　　敌人的四个机枪手的尸体成了一堆，中士的任务胜利完成了，但他因为失血过多而失去了知觉。　　在不远处，另外一个美国士兵正朝一辆德国坦克爬过去，这辆坦克朝他和他的战友开了过来。就在他寻找进攻的最佳位置的时候，敌人的子弹射进了他的双腿，他无助地躺在那里，敌人的坦克碾过了他的身体朝前驶去。　　美国的医务人员后来发现，那个身受重伤冒着生命危险去炸掉敌人机枪掩体的中士和那个与敌人坦克搏斗的士兵的名字居然相同，都是马鲁·高斯拿。黑暗中的一脚远射　　盟军在萨勒诺的抢滩行动是在黑暗中进行的，数以千计的盟军士兵聚集在了海滩。这些累得半死的美国和英国士兵最害怕在天破晓后登陆，因为那时候登陆会引来德军的疯狂进攻。就在3天前，由中将马克·克拉克率领的美国第五军在抢滩时，遭到了德国人猛烈的袭击。在狭长的海滩，德国人差点儿将他们的对手赶回到伊特鲁里亚海。　　美国第82空降师降落在萨勒诺海滩凯斯·罗斯　　此刻，也就是1943年9月14日的凌晨1∶10，克拉克将军的空降兵参谋梅杰·威廉·杨巴罗正站在空降区中央，准备迎接第82空降师的第一梯队——由“高个吉姆”盖卫率领的第505空降团，该团共由2100名空降兵组成。505空降团紧随504空降团降落，他们将巩固美军在海滩的立足点，以加强盟军抵抗敌人进攻的能力。　　梅杰·杨巴罗是此次增援萨勒诺海滩行动的策划者，该行动需要从350英里外的地方调集第82空降师过来。现在，他突然接到克拉克将军的命令，马上找到并护送盖卫上校到他的指挥所听候命令。因为时间太紧迫，克拉克将军想让这些空降兵尽可能快地到前线作战。　　这是一个棘手的任务，盖卫可能降落在降落区的任何一个角落，而降落区长达800码，宽达半英里；他也有可能降落在这个区域以外，甚至降落在海中。更要命的是，盖卫的降落伞与其他2100人的降落伞没有什么区别，而且现在是漆黑的夜晚。杨巴罗暗自想，这件事可能要花费他两到三个小时，甚至花这么多时间他还是徒劳无功。　　几分钟后，运载505空降团的131架C-47运输机中的第一架飞过来了，顷刻间，几百个降落伞开始降落。就在这时，有一个人差点儿落在了杨巴罗的头上，当他跳到地上卷完降落伞走过来的时候，杨巴罗几乎惊呆了，这个高个正是他要寻找的“高个吉姆”盖卫！第二个比尔·普迪获得了胜利　　1943年，家在纽约伊萨克的二等兵比尔·普迪就有了一个已经相恋7年的女朋友，她的家在巴夫罗。后来，比尔应征参军了。当他在南加州的克罗夫特营地训练的时候，他的女友每周都要写几封情书，同时还会给他寄包裹，里面是她亲手为他烤制的甜点。　　后来，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一个同名同姓的人被分配到了这个训练营地。第二个比尔·普迪开始经常收到从巴夫罗来的信件和包裹。终于，比尔·普迪二号写信给那位姑娘，说她 搞混了。但是，这俩人很快就发展成了笔友。　　几个月后，第一个比尔·普迪利用休假的机会到了巴夫罗，在那儿，他获悉他的女友已经嫁给了第二个比尔·普迪。　　“我并不介意他抢走了我的女友，”第一个比尔·普迪对新闻记者说，“我生气的是他居然吃掉了我的甜点！”鸽子传递了重大新闻　　1944年5月下旬，英伦三岛到处流传着盟军即将反攻的消息，甚至连希特勒和他的部下都非常清楚，强大的英美联军正在英国蓄势待发，准备跨过英吉利海峡，进攻德军控制下的欧洲西北部。对德国情报机构来说，现在惟一不能确定的就是盟军进攻的确切时间和地点。　　在英格兰那些焦急地等待出发命令的人中，有58位美国战地记者，他们在想，谁会被分配到首轮进攻中。这些人都是民间人士，他们将会描写并记录发生在诺曼底的这场人类历史 上规模最大的战争。　　现在，这群记者接到了一个奇怪的命令，让他们到伦敦克内特桥附近的艾治顿花园公寓区的38号院。38号院的主人对所有的美国记者来说，都是很熟悉的，他就是巴内·奥德费德少校、美国第一军的新闻官员，第一军将参加诺曼底战役。　　奥德费德的任务是管理这帮在英国的美国记者。一旦他们到了欧洲大陆，奥德费德将建立并保证他们与设在伦敦的新闻机构的联系。他同时也向他们提供一些新闻素材，并且邀请一些记者们感兴趣的军界要人给这些记者吹风，以使他们能够写出想写的东西，并且能够通过新闻检查。　　今天，记者们一到38号院，就被要求提供住址和联系电话，然后被告知，他们将被派遣参加某一支部队的进攻。　　奥德费德少校是空降兵出身，自己也曾经是一个新闻记者。他现在有一个比较头疼的问题，那就是，战斗一打响，这些记者如何才能尽快地把他们的新闻稿传回伦敦。他们现在拥有的设备是无线电发报机、电传打字机和商业电台等。　　用来传送信件的快艇线路已经在诺曼底和英格兰之间建立了起来，从英格兰南部海边到伦敦将由摩托车来传送这些重要文件。另外，在欧洲大陆上，将有一个专用跑道用来起降往伦敦传送新闻资料的飞机。　　尽管有这么多措施，但还是不能确保新闻稿和新闻图片能够迅速地从诺曼底海滩传到伦敦。时间越来越紧迫了，奥德费德少校和同僚都着急得睡不着觉。　　在D-日即6月6日(从6月4日延迟到6月6日)的前几天，一个美国记者罗伯特·卢本来找奥德费德少校。卢本将在进攻前6小时随美国第101空降师进入诺曼底，他担心自己的新闻稿将难以传回到伦敦，那样的话，他就和与世隔绝没什么两样。　　“你带一对鸽子怎么样？”奥德费德随意问道。卢本以为这位新闻官员在跟自己开玩笑。　　“鸽子？”他几乎喊了出来。　　少校解释说，英国军方已经进行了试验，发现鸽子的飞行速度可达到每小时45英里，它们能够在24小时内飞行700英里后安全地回到自己的家。卢本对此并不感兴趣，不管怎么说，鸽子都无法与在诺曼底建立起来的现代化的电子通信工具相提并论，这些设备每天能发送1亿个字。　　6月5日午夜前夕，也就是D-日前一天晚上，罗伯特·卢本正心情紧张地随101空降师的官兵们坐在运输机上，朝预定的空降地点飞去。这位记者最终采纳了奥德费德的建议，随身带了两只鸽子作为他的通信工具，它们正静静地伏在他腿上的笼子里。　　D-日的早上9∶31分，英美法军队对诺曼底海滩发动了进攻。3个小时后，Shaef的公共关系官员恩斯特上校对大批记者宣布，“战争已经开始了。”　　宣战12小时后，在英国南部海边靠近普特矛斯Shaef的司令部，一个军官匆匆忙忙地跑进一个帐篷。　　“我们终于有了诺曼底的消息！”他兴奋地朝奥德费德少校喊道，“它来自多佛！”“多佛？”另外一个官员问道，“为什么是多佛？”　　“因为它是鸽子送来的，而且有罗伯特·卢本的签名。”　　突然，奥德费德意识到这是一个巧合。在19世纪40年代，德国人保罗·冯·路透创建了路透社，并为其发展成全球性的新闻机构打下了基础。他利用马车、灯光信号以及电报等手段向德国的法兰克福股票交易所提供前一天英国伦敦交易所的信息。　　但是，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在路透社繁杂的交通系统中有一段是空白的，那就是从比利时的维卫到德国的亚琛。于是，路透决定让鸽子来跨越这段距离，他发现，鸽子比马车快得多。　　而现在，93年后，罗伯特·卢本也用鸽子打败了他的竞争对手。让人称奇的是，卢本也是路透社的记者。万里挑一的降落伞　　在英格兰中部的一个机场，大量飞机的马达在轰鸣，整个大地都在颤抖。飞机旁挤满了由麦克思维·泰劳(Maxwell Taylor)少将率领的美国第101空降师的士兵。他们坚强，有献身精神，但参加的战斗并不多。所有的人都很紧张，有些人甚至差点儿将早上吃的饭都呕吐出来。　　现在，这些人背着重达80磅的辎重，摇摇晃晃地走向C-47运输机的大门。没有唱歌声， 也没有欢叫声。时间是1944年5月5日早上9∶30(英国夏令时)。　　在肩膀挤肩膀的座位旁，脸色苍白的空降兵还不忘伸长脖子去看一眼飞机驾驶员。这是他们的标准程序。如果驾驶员是一个超过25岁的“老兵”，每个人都会感到很高兴，因为这说明驾驶员可能经历过高射炮火的洗礼。如果驾驶员是一个20岁左右的毛头小伙子，这帮人就会嘟囔说：“上帝啊，我们的命只能由一个唱诗班的小孩来决定了！”　　在好几个机场，一架接一架的飞机开始在跑道上加速。到中午11∶30，101空降师所有的6638个空降兵都朝他们的目的地——诺曼底德军防线的后方飞去。　　在机舱里，有一个二等兵叫罗伯特·海曼，他来自康涅迪格州的曼彻斯特，隶属于罗伯特·考勒中校率领的空降营。他将手紧紧地放在他的降落伞上。　　空降兵的生命是系在降落伞上的，如果伞有问题，他就会像一个自由落体的物体一样坠下。所以，机舱里的所有人都小心地检查他们的“救命稻草”。海曼注意到他的降落伞是在先锋降落伞公司检验的，这家公司就坐落在康涅迪格他家的附近，而且，他很熟悉这个降落伞上检验员的签名。　　“我知道我的降落伞没问题。”为了压住飞机马达的轰鸣声，海曼大声对随军的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记者怀特·布朗说。　　“你怎么那么肯定？”记者问道。　　“因为我母亲就在先锋降落伞公司当检验员，我的降落伞上的签名就是她的！”　　大概有100万个由美国各个公司制造的降落伞分配到全球的美军手里，让人称奇的是，二等兵海曼居然拿到了自己母亲亲自检验过的降落伞。在诺曼底发现的一张地图　　37岁的吉姆·盖卫准将是美国第82空降师的助理指挥官，他现在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那就是他的部队必须强渡位于诺曼底尤他海滩的梅德内特河。他的这支部队是劳顿·考林(Lawton Collins)率领的美国第7集团军进攻法国科唐坦半岛的先头部队。第7集团军打算合围瑟堡港北部的大批德国军队。这是D-日后的第3天，1944年的6月9日。　　守卫梅德内特河的是德军第91空降师，他们修筑了防御工事，进行着顽强的抵抗。在德 国和美国军队的中间是一个长几英里、宽500码的泄洪区，这片水域上有一条堤道。盖卫准将的进攻计划很简单也很危险：美国人将沿着这条狭窄的、暴露在敌人眼皮底下的小道前进直至到达对岸；而在对岸，德国人将聚集他们的重武器对这条道上的对手进行还击。　　早上10∶45，在进行了15分钟的火炮掩护后，盖卫的士兵在大尉约翰萨斯的带领下冲上了堤道，但他们马上就遇到了敌人炮火的猛烈袭击。他们没有任何地方可以躲藏，完全暴露在敌人的炮火下。士兵们就像置身于毒雨下，纷纷倒地身亡，不一会儿，小路上就堆满了死者和伤员。　　接下来，R·D·瑞上尉又率领一个排冲上了小道，他们一边跑，一边大声喊叫。奇迹发生了，有几个人居然在枪林弹雨中冲到了对岸。　　紧接着，吉姆·盖卫也冲过了艰苦的500码，来到河的西岸。尽管两岸到处充满了枪声，他还是沿着一条泥泞的小路往前走，这条路上堆满了遗弃的汽车以及迫击炮，还有其他激烈战斗过后留下的残骸。　　走了不到几步，这位年轻的将军看到有一个德国的迫击炮手趴在一个水沟旁，他是被前面经过的美国装甲车打死的。这是一个德军少尉，张着四肢，脸朝下，手里还抓着一张地图。盖卫拿过地图，希望能从上面发现德军的部署，但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他失望地将地图翻了过来，突然，他惊奇地发现，这是一张英国中部的地图。用红圈标出的地方正是第82师在D-日的前半夜从英国起飞的地点。难道德国间谍早已经得到这些高级情报?经过了一会儿的思索，将军确定这张地图是海狮计划的图纸，海狮计划是4年前希特勒谋划进攻英国的。巧合的是，德军海狮计划的进攻目标就是82空降师的出发地点。麦克阿瑟夫妇的过夜客　　1942年春天，美国人被迫离开菲律宾。在以后的29个月中，菲律宾各地反抗日本人统治的武装斗争此起彼伏。尽管到处都有可怕的日本秘密警察，棉兰岛还是成了远在澳洲的康特利·怀特利少将领导的间谍网的温床，康特利·怀特利少将是麦克阿瑟将军的高级参谋。　　自从1942年麦克阿瑟乘坐鱼雷快艇从棉兰湾匆忙逃出日本海军和空军的包围后，他一直将反攻菲律宾作为自己的头等大事。“我一定会回来”成为菲律宾游击队和特工的一种号召 力量。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麦克阿瑟纪念馆　　1944年8月，康特利·怀特利接到一份特工情报，这个特工是以棉兰酒店的男仆的身份从事间谍工作的。而棉兰酒店就是当年麦克阿瑟及妻子简和儿子阿瑟居住的地方。1941年圣诞节前夕，当日本兵涌进城的时候，麦克阿瑟连家里的家具都没有搬就仓惶撤退了。怀特利将这份情报交给了他的老板，然后站在旁边看正在抽着雪茄的麦克阿瑟的反应。情报上的内容显示，日本南太平洋战区司令陆军元帅，麦克阿瑟的死对头，不仅也住进了棉兰酒店，而且霸占了麦克阿瑟的家具。　　看完后，麦克阿瑟将情报交还给了怀特利，然后冷冷地说：“不错，他应当喜欢这些家具，其中有一对花瓶就是1905年由日本天皇送给我父亲的。”墓地里伤心的发现　　1944年7月上旬，美军第101空降师驻扎在诺曼底的尤他湾附近，101空降师绰号叫“尖叫的鹰”。这个师打算乘船返回英国时，一个名叫弗雷茨·尼南德的年轻士兵接到一个让人痛心的消息，他哥哥威廉所在部队的连长通知说，他的哥哥已经在诺曼底激烈的战斗中牺牲了。他的哥哥隶属于第508空降师。　　弗雷茨·尼南德强忍住眼泪，去找佛兰西斯·山姆森大尉，后者是团里的牧师，被这些 “尖叫的鹰”称为山姆教父。弗雷茨悲伤地告诉山姆森自己哥哥的死讯，以及哥哥的墓地——他被安葬在离尤他湾6英里的圣马伊格利斯公墓。　　山姆教父和弗雷茨登上一辆吉普，驱车20英里来到墓地。但是，当教父查墓地花名册的时候，怎么也找不到弗雷茨哥哥的名字。难道人们误传了死讯？　　“虽然这里有一个叫诺兰德·尼南德的人，但是，这里确实没有威廉·尼南德。”山姆教父比较高兴地说。　　弗雷茨明显一震，“教父……诺兰德也是我的哥哥，他是第90步兵师的中尉。”　　弗雷茨想要寻找一个哥哥的墓，结果发现了另外一个的。在诺兰德的墓前凭吊了一会儿后，这俩人来到几步之遥的另外一块墓地，在那儿，他们发现了他们所要找的威廉的墓。尼南德大妈一共送了4个儿子上战场，现在，她只剩下一个了。隆美尔和蒙哥马利　　1944年6月6日盟军在诺曼底登陆，6周后，德国陆军元帅隆美尔在拜访完党卫队第一装甲部队司令塞普·迪尔瑞奇将军的司令部后，爬上6轮梅塞德斯吉普车，向自己的司令部驶去，他的司令部位于巴黎北部塞纳河边。　　隆美尔被公认为是少年天才，在他的祖国，他的名声甚至盖过了元首希特勒。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只是一个连长，但他精力充沛，勇敢而谦虚，后来获得了德国最高勇敢勋 章。22年后，因为在北非同英国元帅蒙哥马利的战争中表现卓越，在他49岁时，被提升为德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元帅。　　除去战争因素，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和隆美尔相互仰慕。蒙哥马利甚至在他的活动指挥部的墙上挂了一幅这位日尔曼对手的肖像；而隆美尔在提起蒙哥马利时，则经常对人说：“我的朋友蒙哥马利。”他们俩人的名字和命运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美国空军飞行员豪诺德·米勒从空中拍摄的照片中显示的静止物体不知道是不是隆美尔元帅的汽车美国空军　　在诺曼底，隆美尔和蒙哥马利又一次成了对手：隆美尔是德国B军团的指挥官，而蒙哥马利是这次进攻的盟军司令。　　1944年7月17日，下午4点钟，隆美尔的梅塞德斯吉普车正行驶在巴黎来乌特大街上。元帅旁边是他多年的助手赫姆特朗上尉，前排坐的是贴身保镖华斯·胡克，他正瞪着一双机警的眼睛朝各处观望，以防不测。　　突然，胡克大声叫起来，有两架盟军飞机朝这辆汽车飞了过来。从北非战争以来就担任隆美尔司机的丹尼军士立刻加大油门，就在汽车刚要冲进前面村庄的时候，盟军的“台风”式战斗机俯冲下来，飞机上的机枪劈头盖脸就是一阵扫射，隆美尔的左颊和左边的太阳穴中弹，司机丹尼当场中弹死亡，吉普车失去控制撞在树上，然后冲出马路翻倒在路旁的一个水沟里。　　隆美尔被摔在马路上，当“台风”的机枪手补充弹药准备再次射击的时候，朗上尉和胡克保镖冲了过来，抱起人事不醒、浑身是血的隆美尔躲到沟里去了。　　甚至在这起偶然的事件中，隆美尔还是没有逃脱与蒙哥马利的恩怨纠葛，就在隆美尔受伤的地方，有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前头那个村庄的名字：蒙哥马利村。丢失的标志牌　　1944年8月15日破晓时分，由396架C-47运输机组成的空中运输队飞临法国里维埃拉的上空，整个运输队伍长达100余英里。飞机上有5607人，他们中有步兵、工程师，另外还有军事装备。这些人是“龙”行动的先头部队，该行动是盟军进攻法国南部的一次行动。空降行动中的3400人已经在D-日的下半晌先行降落了。　　尤根·布莱塞遗失45年的标志牌里察德·塞茨将军　　当一架飞机抵达它的预定降落区后，机舱的绿灯就会亮起，空降兵就应当跳下去。在这些空降兵中，有一个来自俄亥俄州拉夫兰的小伙子，他的名字叫尤根·布莱塞，是雷布特·戈瑞文上校所领导的第517空降团突击队的成员。尤根·布莱塞降落在一片灌木丛中，他的标志牌在降落的时候不慎滑落了。　　布莱塞摸索着卷起降落伞，然后，匆匆忙忙地寻找他的部队去了。至于他的标志牌，尽管他也想到，如果牺牲了的话，他将会被以无名烈士的身份来埋葬，但他当时也没有太在意。幸运的是，他在战争中活了下来。　　37年后，住在法国里维埃拉的克莱特·塞耶整理花园时，在杂草和树叶中发现了一个小小的金属片，捡起来一看，上面刻着尤根·布莱塞的名字。塞耶夫妇将其装进一个信封，放在一个抽屉里。　　8年后，塞耶夫妇终于找到了这个牌子的主人，并且在家中接待了他和他的妻子，他们是从美国的新墨西哥州赶来的。然后，这个法国妇女将45年前掉在自家花园中的标志牌还给了尤根·布莱塞。复活的士兵　　1945年的1月，一场暴风雪席卷了比利时安德雷斯的大森林。冻得半死的美国第509空降步兵营正在组织一场夺取德军占领的贝恩镇的战争。只见营里的外科医生卡罗斯·奥尔登上尉匆匆忙忙地跑出看护所，踩着积雪朝战场奔去了。　　卡罗斯·奥尔登上尉卡尔·奥尔登绘　　在许多美国伞兵中，奥尔登医生是一个传奇人物。早在北非和意大利战役中，他就因勇敢而获得过杰出服务勋章和其他多项奖章。他3次被敌人俘获，但奇迹般地3次逃脱。　　在北非战争的早期，33岁的奥尔登是医务人员。但当他看到许多自己救助好的伤员又受伤牺牲了时，他毅然拿起武器，加入到战斗队伍中去了。他经常拿着冲锋枪或勃郎宁自动步枪，同时，肩上有38口径的手枪，屁股上有45口径的手枪。他经常还带有手雷和钢刀。所有这些武器，他都能熟练使用。　　经常会有人质疑，他为什么带这么多武器?因为按照日内瓦公约，战场上的医务人员是不能带武器的。他解释说，他用它们来防野兽。　　现在，奥尔登又到了贝恩镇外的战场上。有人告诉他，有一个战友伤得很重，就躺在250英尺外的弹坑里，那个地方在敌人的火力范围以内。　　“掩护我，”奥尔登说，“我上去看看。”　　奥尔登匍匐前进，来到伤员旁边，伤员已经处于半昏迷状态，他脸上的肉被炸裂了一大块，仅在下颚处连着一点点，浑身上下全是血，几乎看不出是个人。奥尔登托起这个伤员，将他的手吊在自己的肩膀上，回到自己一方的阵地。　　医生摸了伤员的脉搏，听了他的心跳，然后检查了他那张让人恐怖的脸。有一个士兵在旁边低声问：“大夫，还有救吗？”　　“机会很小，我都担心他是否能撑到救助所！”　　几分钟后，第509空降步兵营在人员缺乏的情况下，对贝恩镇发起了总攻，经过与德国党卫队的激战，最后拿下了这个镇。　　5年过后，卡罗斯·奥尔登在芝加哥参加了一个纪念会。在会上，一个高大英俊的年轻人向他走来，“大夫，我敢打赌，你肯定记不起我了。”这个年轻人说。　　奥尔登看着他光滑的脸，点头承认自己确实不认识他。　　“嗨，是您当年从贝恩镇外救我回来的！”年轻人说道。　　使奥尔登不敢相信的是，军队医生奇迹般地将年轻人从鬼门关拉了回来，后来整容医生对他进行了多次整容手术。奥尔登盯着年轻人的脸，喃喃地说：“真好，我的上帝！”神风突击队撞上了考勒威号　　1945年的一天，美国杰西·奥顿道夫(Jesse Oldendorf)海军上将率领的炮艇和其他战斗艇从菲律宾的中部出发，驶往吕宋岛北部的仁牙因湾。奥顿道夫的部队是道哥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率领的美国第6军的先头部队。他们打算从吕宋岛登陆，然后朝南，攻占整个棉兰岛。　　在奥顿道夫的舰队中，有164艘船是所谓的“鬼船”，这些船在珍珠港被炸后，又被重新 捞上来使用。　　出发24小时后，这支海军的先遣部队捅了马蜂窝。日本的神风突击队盯上了他们，一架架飞机俯冲下来，直接冲向美国的护卫舰、驱逐舰以及巡洋舰。这些自杀性的行为是向奥顿道夫表明，日军将全力保护仁牙因湾。　　1月6日上午7∶55，一架神风突击队的飞机撞中了运输艇考勒威号的驾驶台，这艘运输艇上有大量的海岸护卫队成员和1188名进攻部队的士兵。神风突击队的飞机马上就爆炸了，然后引爆了驾驶台，火焰随着流动的汽油遍布了这个主甲板。　　29名海岸护卫队成员牺牲，另有22名受伤。使人奇怪的是，所有受伤人员的伤口都不止一处。妹妹的惊奇发现　　1945年1月，一个叫斯瑞萨·菲丝克的年轻女士正坐在办公室里努力地工作着。她是一个打字员，专门为美国东部几个城市的美军工作，任务是为获得奖章的战士打印奖状。　　因为她的哥哥里察德·菲丝克军士两年前随美国第509空降兵步兵团去了前线，所以，她每天都向圣母玛丽亚祈祷，希望能够保佑他的哥哥平安归来。与其他忧心忡忡的妇女相比，她的情况不一样，因为她知道，在比利时的一个地方，还在发生激烈的战斗，她确信，她的 哥哥就在那里。　　一天，当菲丝克女士打完一封表彰令，从桌上拿起另外一封的时候，她的脸上露出了惊讶的表情，这是几乎不可能发生的事，但它确实发生了：那封表彰令授予第509空降兵步兵团的里察德·菲丝克军士银星勇敢奖章。毫无疑问，这是她接手的最重要的一封表彰令，因为被表彰的人就是她的哥哥。从不分离的孪生兄弟　　1945年2月16日早上，数以百计的美国C-47运输机正在将美国第503空降兵步兵团突击队的成员运往一个名叫可罗朵的小岛，这个岛屿位于菲律宾棉兰湾。空降区是岛上的一块平地，海拔高度550英尺，可以俯瞰全岛，是一块战略要地。　　早上8∶32分，美国兵开始降落，一个被麦克阿瑟将军称为“可罗朵圣杯”的行动开始了。在二战刚开始的时候，强大的日本军队占领了这个岛，用来关押美国俘虏。　　在运输机的下面，有6000名日军躲在建好的工事里，进行顽强的抵抗。不到几分钟，雾蒙蒙的天空就飘满了白色的降落伞。许多人从500英尺的高空降落，但是，每小时24英里的强风无疑增加了他们的危险，因为强风可能将他们吹出降落区，落入棉兰湾的海中。　　在整个降落过程中，美国的鱼雷快艇来回穿梭，一方面打击离岸150码的日本大型军舰，使其不能靠近降落的士兵；另一方面，搭救落在海里的美国空降兵。鱼雷快艇的速度必须很快，因为每个空降兵所带的辎重在50—90磅之间，如果这些空降兵落在水里，在几秒钟之内就会沉入海底。　　一艘美国鱼雷快艇正在救助掉在海里的进攻可罗朵的空降兵爱丽丝·玛丽·古斯瑞　　眼前，就有一艘鱼雷快艇正在搭救一名空降兵，他在距岸40码的海中。被救上来的是第462空降团的一等兵阿马逊·伊森。　　阿马逊有一个双胞胎弟弟，跟他在同一个连队，也是一等兵，叫杰克·伊森。在他们19年的生命中，这俩人从来没有分开过：他们一同参军，一同加入空降兵，这次又一同参加同一行动。　　阿马逊坐在那儿喘气的时候，心里在想，他的双胞胎弟弟不知道降落在哪儿了？他是不是安全？不一会儿，这艘鱼雷快艇又从海中救起了第二个人，让人称奇的是，他居然就是杰克·伊森！这儿曾住过纳粹的大人物　　对由威廉·辛普森中将领导的美国第9军的随军记者来说，他们这次所住地方的豪华程度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的。1945年3月12日，他们临时住进了德国一座叫施罗茨瑞戴的古堡，据说这个古堡建于公元1275年。　　这座古堡坐落于慕尼黑附近，四周有护城河环绕，只有通过一座吊桥才可以进去。它是当时德国建筑的杰作。古堡的饭厅非常宽敞，天花板非常高，有许多长桌子并配有高背椅。 壁炉在饭厅入口的尽头，有10英尺宽、一人高，里头烧7英尺长的原木。饭菜很可口，是由附近的平民做的。　　很明显，这座古堡的主人一定是第三帝国权势显赫的人物。客厅的墙上，挂满了包括戈林在内的纳粹政要的巨幅彩色画像。在另外一间屋子里，挂着由许多德国男女著名演员签名的照片。　　在施罗茨瑞戴古堡的第一晚，美联社的魏斯·高勒、亨利·戈瑞夫，《波士顿环球报》的维克·吉勒斯以及高登·高马克被安置在城堡里最大、最华丽的卧室，那是城堡主人过去住的地方。　　这是一幅具有讽刺意味的场景，施罗茨瑞戴古堡是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的财产，戈培尔在德国以及欧洲的德占区压制新闻自由，管制新闻机构长达13年之久，但现在，却有4个代表新闻自由的记者住在了他的卧室。一个德国将军的家　　1945年5月1日下午，美国第82空降师首领盖卫少将乘坐一辆吉普车前往路德维斯特村，这个村子位于德国西北部。这时候，德国已经战败，大街上挤满了早已经扔掉武器的德国兵。有受伤的，有健康的，有老的，也有年轻的，他们都从苏联攻打过来的方向跑来，经过美国人的战区，向西逃去。这些昔日不可一世的德国兵，现在已变成了乌合之众。　　盖卫的士气高昂的士兵正继续向东推进，他们已经越过了路德维斯特村。同时，更多的 德国兵因为怕落在苏联人手里，涌入了这个小镇。盖卫少将穿着三年来一直穿的跳伞服，手里拿着M-1步枪，站在一个十字路口，这时，一个美国兵跑过来告诉他，有一个德国将军想见美国将军。　　“带他到这儿来。”盖卫命令道。　　半个小时后，敌人的一个将军胸戴铁十字勋章，大步来到盖卫身旁，表现得甚至比美国人还要傲慢。这个德国人不相信眼前的美国人是一个两星将军，因为他太年轻了，并且跟其他美国兵一样，手里也拿着步枪。　　冯·帝普斯克瑞奇(右)率第21集团军投降后离开了他以前的家杰姆斯·盖卫　　盖卫让其他人走开了，然后，这个德国人告诉盖卫，他是代表凯特·冯·帝普斯克瑞奇(Kurt von Tippelskirch)中将来跟盖卫谈判投降条件的，冯·帝普斯克瑞奇是德国第21集团军队的司令。盖卫提议说，第二天早上8∶00，让冯·帝普斯克瑞奇来自己的指挥所谈，双方同意了这一建议。　　盖卫的司令部设在一个富丽堂皇的宫殿里，第83空降师的人在战争的这几年中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住所。进指挥所要经过一个很大的庭院，庭院被修葺得很好。屋子里有高高的吊顶，有丝绸的墙围、昂贵的吊灯以及打磨过的木地板。　　第二天，在一大群助手的簇拥下，冯·帝普斯克瑞奇将军8点准时到达。几分钟后，他同意德国21集团军向美国第82空降师投降，但要求美国让苏联停止进攻。盖卫指出，美国无权控制苏联，冯·帝普斯克瑞奇要么现在无条件地投降，要么等到美军继续东进，直到与西进的苏联人相遇为止。　　冯·帝普斯克瑞奇最后同意了这些条件并在一份匆忙打印出来的文件上签了字。然后，他问，今晚他能否住在这个宫殿里？盖卫答应了他的请求，但感到很奇怪：他为什么会提这样的要求呢？实际上，这个德国兵团向美国一个师投降的地点就是冯·帝普斯克瑞奇的家，他是一个有钱的银行家，他想在成为俘虏以前，在自己豪华的家里再住一个晚上。逮捕纳粹大官　　1945年5月上旬，盟军从西部、苏联从东部对柏林形成合围，柏林电台宣布了希特勒的所谓的“英雄般的死亡”，他是在一个地堡里开枪击中头部自杀的。一向不可一世的德军已经作鸟兽散，整连、整营甚至整师开始投降。　　自称为“犹太终结者”的朱力斯·斯特莱舍尔被一位美国犹太军人抓获国家档案馆　　有许多传言说，在德国西南部巴伐利亚州阿帕村的波特戈登，藏着许多纳粹的大人物。波特戈登地区与希特勒及纳粹主义有很深的渊源，那儿有一块高地，能够俯瞰全城，取名“鹰巢”，是希特勒的秘密行宫。　　5月3日晚，美国第101空降师第506空降步兵团的罗伯特·斯克上校接到命令：急行军60英里攻占波特戈登。在那儿，美国空降兵抓住了德军的西路军司令、陆军元帅奥尔布瑞茨·凯塞林(Albrecht Kesselring)。他当时正躲藏在布鲁斯维克，他的私人小火车就停在近旁。　　这些美国人并没有停下来，他们又去抓另外一条纳粹大鱼。根据从一个德国牧师那儿得到的情报，几名美国士兵冲进了施莱市的一家制鞋铺，从3楼的卧室里拽出一个正在睡觉的人。这个人进行了激烈的反抗。过了一会儿，当地的市长认出他就是希特勒的密友、纳粹“劳动阵线”的头头罗伯特·莱伊(Robert Ley)博士。　　就在莱伊博士被抓一周后，101空降师的亨利·普立特少校接到了一个匿名电话。他立即带领士兵赶往一个叫沃德瑞的巴伐利亚的小村庄。情报上说，朱力斯·斯特莱舍尔就躲在那儿。　　朱力斯·斯特莱舍尔在纳粹党里以对犹太人残忍和恶毒而著称，他从1923年起就是希特勒的密友。就是在那一年，他办了一份半官方的报纸，对犹太人百般侮辱谩骂。　　当普立特少校带着他的人赶到那个农家小院时，他们只发现了一个白胡子老头，他说自己的名字叫西勒，正在悠闲地作画。　　“去他妈的西勒，”普立特大声喊道，“你是朱力斯·斯特莱舍尔这个狗杂种！”　　“不，不，”德国人争辩道，“我是一个画家，我对政治不感兴趣。”　　经过严厉的盘问后，这个人终于承认，他就是斯特莱舍尔。抓住斯瑞对普立特来说有特殊的意义，因为，他自己就是个犹太人。不可能的事情　　在这关键时刻，富贵命起了作用。在里斯本的一个十字路口，一辆大卡车与施雷伯哥的汽车发生了碰撞，纳粹的汽车被严重损坏，根本不能向前行驶了。当气急败坏的德国纳粹换上另一辆车时，公爵夫妇已经登上“亚瑟王神剑”号起航了，他们根本不知道，一场意外的事故挽救了他们。美国在窃听希特勒　　1939年仲夏，欧洲处在狂热战争的边缘。在第三帝国内部，情报机构阿勃韦尔的头目——头发花白、精明强干的威海姆·卡拉瑞斯向分布在全世界的16000余名间谍发出了战争的警报。在德国波罗的海港口汉堡以北几英里处一个叫沃德夫的地方，阿勃韦尔建有一个命名为欧罗巴萨的无线电短波接收站。在这个钢筋水泥建造的防空洞里，有20个接收台，每个都用隔音材料隔开。不同的接收台使用不同的频率，用来接收分布在整个欧洲大陆的间谍发来的大量信息。　　在阿勃韦尔内部，使用便携式发报机的间谍几乎都使用AFU电台，该种型号的电台使用一种比较旧的传输模式。沃德夫的电台人员所不知道的是，希特勒已经下命令，将于1939年9月1日发动战争，首要目标是德国东部的邻国——波兰。　　在整个8月份，有5个军超过150万的德军部署在波兰边境，沃德夫的电台一直在满负荷地播发命令，有的听上去很紧急，而有的则像是闲聊，而且时不时地带出陌生人的昵称，如“白雪”、“笨蛋”、“孔雀”等。实际上，这些话绝不是闲聊，这些名字或代号对每一个间谍来说，都代表了战争爆发后所必须执行的一项行动。　　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将无线电技术用于传送绝密情报。天空中充满了奇怪的声音，地面上同时也布满了窃听德国情报的英国装置。　　不仅英国人在窃听德国临战前的情报，就连远在美国纽约的WOR电台也在接收这些信号，虽然接收到的大多是无意义的垃圾。不管怎样，WOR电台还是将这些信号转播出去，好让更多的美国人能听到战前奇怪的声音。为纳粹卖命的反纳粹者　　战争伊始，希特勒就聚集重兵以闪电战消灭了自己的邻国——比较弱小的波兰，波兰军队甚至没来得及集结就遭到了灭顶之灾。威海姆·卡拉瑞斯上将的阿勃韦尔在这场闪电战中起了关键的作用，包括破坏波兰军队使用的桥梁、公路等。　　1939年4月底，离希特勒的进攻还有4个月，卡拉瑞斯从德国最高统帅部的威海姆·凯特尔那儿接到一个特殊的命令，阿勃韦尔要立即成立16个战斗小分队，为德国进攻波兰做好准 备。因为德国对波兰还没有宣战，处于和平时期，最高统帅部特别赋予阿勃韦尔战斗分队一项权力：对波兰宣战前12小时可以对其实施挑衅行动。　　8月24日中午刚过，最高统帅部的阿道夫·赫塞哥中校通知卡拉瑞斯，元首已经决定，8月26日凌晨4∶15分，德国将进攻波兰。8小时后，赫塞哥再次通知卡拉瑞斯，他的小分队必须在第二天早上8∶00开始行动。　　8月25日晚上，卡拉瑞斯又接到了赫塞哥的紧急电话，元首因为政治原因，推迟了进攻波兰的时间，要求卡拉瑞斯“尽一切可能，阻止阿勃韦尔战斗小分队的行动”。　　这时候，时间已是晚上8∶05，经过大量的努力，除了一个小分队外，其他所有的小分队都被卡拉瑞斯和他的助手阻止了。这个特殊的小分队由年轻的阿波特·海涅中尉指挥，他们的任务是占领波兰一条名叫加仑克夫的火车通道。　　让人感到奇怪的是，海涅中尉实际上是一个秘密的反纳粹主义者，他一直想铲除希特勒的纳粹政权。就在几周前，他还和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们聚在一起讨论这件事。所有的人都认为，希特勒进攻波兰的行动是毫无顾忌地将祖国推上毁灭的轨道。　　就像掷骰子一样，海涅中尉被选中领导战斗小分队来为他强烈反对的战争铺平道路，尽管他同时还在参与反对希特勒的秘密行动。　　因为不知道计划已经发生了变化，海涅中尉领导的这支迷失方向的战斗小分队按原计划开始了行动。8月26日零点刚过1分钟，他们向波兰的火车通道开火，他们很快打跑了波兰的守卫，并且占领了临近的火车站。然后，他们在那里等待德国的装甲师开过来。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往前走，眼看天又黑了，但还没有看见应该来的德国装甲师部队。哪儿出了问题呢？难道是海涅的行动小组搞错了地方？百思不得其解的海涅中尉问一个被俘的波兰少校：“怎么样了，德国和波兰的战争？”　　“我认为没有发生。”这个波兰人耸了耸肩膀说。　　海涅发现车站的电话居然还能用，于是，抓起电话问应当开过来的装甲师基地的人员。立刻，一位发狂的情报官员告诉他，立即扔掉所有的东西，包括俘虏、敌人的武器及战利品，马上回到边界线德国一侧。　　可是已经太晚了，海涅，这位秘密的反纳粹主义者，以自己的勇敢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他所领导的战斗小分队打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一枪，6天4小时44分钟后，也就是1939年9月1日凌晨4∶45，战争爆发了。富贵命挫败了一起绑架　　1940年的春天，强大的德国军队已经征服了比利时、荷兰、卢森堡和法国，并且在法国的敦刻尔克，将337131名英国士兵赶到了海峡的那边，还缴获了他们的枪支、大炮、坦克等武器装备。大英帝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除了海峡外，他们几乎没有任何东西防卫德国人了。　　但是，希特勒的怒火却越来越大。在柏林，他对他的亲信咆哮说，“丘吉尔以及他的死 党”和英国国王乔治六世是他赐予英国和平的巨大障碍。这位元首有这样一种概念，英国国内有“和平运动”的倾向，如果能够除掉丘吉尔和英国国王，和平将会降临欧洲，当然，这个欧洲将是他统治下的欧洲。　　在策划进攻英伦三岛，也就是所谓的“海狮计划”的同时，希特勒还在计划除掉“和平的绊脚石”——丘吉尔及乔治国王的行动。这双发狂的眼睛盯上了温莎公爵夫妇。　　温莎公爵就是原先的英国国王爱德华八世，他因为“不爱江山爱美人”在1937年将王位让给了乔治。然后，他和他的平民妻子来到了巴黎。巴黎沦陷后，他们又到了马德里，在那儿过着平静的生活。　　根据希特勒的计划，德国将会绑架公爵夫妇，然后将其送回英国，让他重新当英国国王，不管他愿不愿意。当爱德华八世再次掌权后，这出闹剧将会达到高潮，英国首相丘吉尔将会被罢黜(甚至被捕)，乔治国王将会被踢出宫外，这样连“海狮计划”都没必要实施了。　　抓住温莎公爵夫妇的任务交给了29岁的党卫队军官华斯·施雷伯哥，这个人精明，做事有办法而且像匪徒一样凶残。很快，施雷伯哥和手下的几个人化装成德国商人来到了马德里。　　1940年7月30日，纳粹驻马德里的大使给柏林发出了一份紧急情报：一个德国间谍获悉，公爵已经被任命为巴哈马群岛的总督，他们打算在8月1日从葡萄牙的里斯本出发，登上美国的“亚瑟王神剑”号轮船，去那个岛国就任。消息传到了施雷伯哥的耳朵里，他急忙带着他的人赶往里斯本去截获公爵夫妇。　　他们打算在里斯本把即将上船的公爵夫妇抓住，然后送到柏林。因为全世界并不知道公爵夫妇是被绑架到那儿的(当然，绑架的过程要绝对保密)，大家还以为公爵是为了和平，为了反对“战争贩子”丘吉尔和公爵的弟弟乔治国王而自愿去的柏林。　　在纳粹的密谋者到来之前，公爵夫妇在开船前3个小时就来到了里斯本的码头。公爵根本不知道他是德国人的绑架目标。直到最后一分钟，华斯·施雷伯哥才知道公爵提前去了码头。　　但是，幸运之神照顾了德国间谍。有传言说，“亚瑟王神剑”号轮船被安放了炸弹，因此，船长下令晚开船一个小时，以排除炸弹。这时候，施雷伯哥和3个手下跳上一辆汽车，疯狂地朝码头开去，希望能在开船前抓到公爵夫妇。　　在这关键时刻，富贵命起了作用。在里斯本的一个十字路口，一辆大卡车与施雷伯哥的汽车发生了碰撞，纳粹的汽车被严重损坏，根本不能向前行驶了。当气急败坏的德国纳粹换上另一辆车时，公爵夫妇已经登上“亚瑟王神剑”号起航了，他们根本不知道，一场意外的事故挽救了他们。死去的间谍又开始工作了　　1940年7月，希特勒的大军占据了法国西北部，打算跨过英吉利海峡征服英国。就在几周前，在法国的敦刻尔克，英国军队受到重挫(见前文——译者注)。　　当时，英国军队正处于混乱之中，皇家空军虽然素质很高，但与德国空军相比，数量太少了；皇家海军，虽然还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舰队之一，但为了保护英国与美国之间的补给线，战线拉得太长，从而丧失了优势。　　为了掩盖英军力量的薄弱，许多在战争初期被英国反间谍机构俘获的德国间谍就派上了用场。这些间谍被告知，他们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被绞死，要么乖乖地与英国合作——向在柏林或汉堡的德国上级发送假情报。大多数人选择了后者做了双重间谍。　　8月下旬，苏格兰场的侦探们聚到剑桥的一个废弃的防空洞里，这里死了一个人，可能是谋杀案。尽管在大轰炸的日子里，每天都有数以百计的人被炸死，但在英格兰，发生谋杀还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死人身上发现的纸片表明，这个人叫简万特巴克。他的手提箱里有AFU电台，这是德国间谍机构阿勃韦尔派出间谍前配给他们的必备之物。侦探们很快就确定，这个人是自杀的。简万特巴克这个名字是假的，他身上的文件也是德国汉堡的阿勃韦尔伪造的。　　简万特巴克的真实身份是永远也搞不清楚了，但是，他的死却使他要实施间谍活动的那个国家获得了好处。英国密码破译机构利用从他身上搜出的密码本以及指令，定期向他的德国上级汇报“高级”情报，告诉他们，英国军队已经迅速地从美国获得了大量的武器和坦克。一个肯帮忙的德国司令官　　1940年的春天，阿道夫·希特勒强大的德军在6周内就消灭了一向自负的法国军队，俘虏了大量法国军官并把他们送到了德国东部的考地茨城堡关押。这个城堡是建在撒克斯高地的一座古建筑，四周有厚厚的城墙，是为关押犯人而专门设计的。　　考地茨因它的管理严厉和戒备的森严被专门用来关押要特别小心看管的俘虏，特别是那些不服管教的军官。关在这儿的人都被认为是不安分、想逃跑的人。　　1941年中期，法国骑兵中尉皮埃尔·马内斯·卢本也被关到了这里，他是一个个子很高，机警的人，和他关在一起的还有3000名来自英国、荷兰和法国的俘虏。当卢本他们被送到这里的时候，监狱的司令官警告他们说：“你们逃不出这里，除非你们能咬开花岗石！”　　卢本中尉就不信这个邪，他下定决心一定要越狱离开这里。以前在这儿曾经有人越过狱，但大多数都被追了回来，然后就关了禁闭。6月9日，城堡的院子里正在举行一次娱乐活动，有好几个精彩的节目吸引了卫兵的注意，卢本悄悄地爬到帐篷的顶上。　　等其他难友都返回各自的号室后，按照预先约定，有一个难友在窗口吹响了军号，它代表“一切顺利”。于是卢本换上几个月前从家里捎来的睡衣改的便服，爬过了城堡的围墙，逃到了6英里外的火车站，打算乘车去莱比锡。　　在售票口，他拿出一张走私进考地茨监狱的面额100马克的纸币。售票员马上就认出这张纸币不合法，因为它是在纳粹上台前印制的。警察马上过来了，卢本很快就被送回了考地茨，并被关21天禁闭。　　但是，卢本毫不畏惧地盘算另外一次越狱，不到一个月，城堡里的犯人听到院子外头有密集的枪声，几分钟后，卢本中尉被卫兵抓了回来，判处了30天的禁闭。　　不久，这个法国人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越狱计划。当他和其他犯人在院子里进行时间为2小时的体育锻炼的时候，卢本若无其事地停在了一个8英尺高的铁丝网前，按照预先的安排，卢本踩上其他难友的肩膀，从铁丝网上跳了过去。在匍匐前进了50码后，他开始跑“之”字路线，卫兵开始射击了，子弹在他的头顶呼啸而过，但他很快就跑远了。　　卢本穿着T恤衫和锻炼用的跑鞋，很快就跑到了附近的一个小树林里，为了使德国警犬闻不出他的气味，他来来回回过了两次小河。因为穿着的原因，他怕被当地人认出来，就在这片树林里潜伏了3天3夜。　　然后，他在每天晚上朝南边行走。在一个叫泽维克的小镇，他偷了一辆自行车。这儿离考地茨监狱已经有50英里远了，粗看上去，他跟德国的普通行人没什么两样，于是他决定在白天骑车赶路。在行程中，他还时不时地向碰到的德国警察挥手致意，这些警察是专门抓捕那些像他这样逃跑的犯人的。　　在路上，他用走私到考地茨的仅有的30马克买东西吃，以维持体力。　　当他终于到达瑞士边界的时候，已经快虚脱了。他走了400多英里路，但他终于获得了自由。　　而在考地茨城堡，德国人仔细检查了卢本留在号室里的东西，在他珍爱的手提箱上，有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德国司令官，如果我越狱成功了，请你将我的个人物品寄到以下地址(瑞士的地址)……”　　让人惊奇的是，这个德国司令官居然同意了这个请求。几周后，卢本在瑞士收到了一个包裹，里面是他在考地茨监狱的个人物品。这也许是历史上仅有的一次：监狱的负责人将成功越狱的犯人的东西寄还给他！通过实战进行训练的飞行员新手　　1942年3月10日，也就是珍珠港事件过后3个月，日本首相在东京寓所的办公桌前，审阅日军高级将领从各地传来的战报。在横扫南太平洋地区的战斗中，日军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与它的盟国德国在欧洲取得的胜利遥相辉映。最近的一次就发生在当天早上，他们攻占了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　　在盟军匆忙逃离爪哇岛的时候，有18名美国人不幸滞留在岛上，他们聚集在一个满是弹 坑的飞机场。18人中只有一个人是军人，那就是机场地勤服务人员的指挥官亨利·海耶斯军士长，还有3架严重损坏的B-17空中堡垒飞机散落在机场上。　　海耶斯对大家说：“我们必需尽快离开这里！”。然后他就离开机场不见了，不到一小时，他带着6个荷兰人又回来了。他们将两架空中堡垒飞机上的零件拆了下来，安装到第三架受伤最轻的飞机上。4天后，飞机修好了，虽然在海耶斯和其他人看来，这架飞机就是一架问题飞机，但是，使大家欣慰的是，它还是可以飞行的。　　随后发生的就是本故事的高潮。海耶斯将其他17人叫到了一起，对他们说，“我想让你们知道，现在你们的生命掌握在了我的手中，但是，我以前从来没有开过飞机。”实际上，他对飞机的仪表非常熟悉，并且经常看别人开。　　没有人说一句话，这位军士长接着说：“我不能向你们保证，这架飞机本身能够安全起飞或我能使它起飞。因此，如果有人觉得呆在这里更安全的话，请便。”　　没有人想呆在这里，所有的美国人都坚强地爬上了飞机。海耶斯坐在控制台前，引擎一个接一个的点火，开始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在空中堡垒上方出现了7架日本零式战斗机，起初它们并没有听见空中堡垒的轰鸣声，但当他们冲下来的时候，发现了空中堡垒，于是他们对着飞机一阵猛射，所有的乘客都惊恐地伏在了飞机的地板上。敌人的飞机很快因为缺乏弹药而飞了回去，庆幸的是，没有人被击中，但飞机有一些小的损伤。　　海耶斯扳动了启动开关，飞机开始在跑道上加速。海耶斯心里非常紧张，因为他明白，就是空载的B-17飞机起飞也要3000英尺的起飞跑道，他这架载满人的飞机只有2800英尺的跑道。　　海耶斯压下操纵杆，飞机起飞了，引擎在喘息，飞机在颤动。几秒后，飞机升到了空中，很快就越过了梯目海。所有的人都长出了一口气。但是，如果日本的零式飞机此时发现B-17这个天空中的庞然大物，机上所有的人将会无一幸免。　　没有地图，没有仪表，只有一个从来没有开过飞机的飞行员，这架空中堡垒就这样朝澳大利亚飞去了，而澳大利亚离爪哇岛有1200英里。时间过得非常慢，好像是经过了几个世纪的时间，有人突然喊道：“前头有陆地！”澳大利亚北部海岸映入了机上所有人的眼帘。　　机舱里爆发出了疯狂的欢叫声。海耶斯清楚，最困难的事还在前头——将B-17安全地降落。他在海滩上选了一块没有杂物的地方，然后开始降低飞行高度，随着一声刺耳的声音，飞机着陆了，随后向前滑行了几百英尺，最后终于停了下来。　　机上没有一个人受伤，他们都顺利地爬下了飞机。一个从来没有驾驶过飞机的人居然成功地飞了这么远。海耶斯抬头看了看天，轻松地说：“你看，有一天，我会成为真正的飞行员的！”鬼飞行员　　还有一个小时左右天就黑了，雨还在不停地下着，在中国东部(原文如此——译者注)桂林附近的机场上，有8架美国P-40飞机，它们是美军的中国空军任务队，也就是外界称的飞虎队的飞机。这些美国飞行员已经有一周的时间没有升空了，他们都在焦急地等待任务。这是1942年4月份的事。　　突然，急促的电话铃声打破了值班室的宁静。一个负责联络的中国官员告诉他们，根据 远方观测站的汇报，有一架不能确定身份的飞机正朝这边飞来，飞行高度很低。这些美国人感到很奇怪，日本人从来不派一架飞机单独飞行，而且，他们也不会在这么恶劣的天气里飞行这么远一直深入内陆。但是，这也可能是敌人的一个诡计，想乘P-40停在机场还没有起飞的时候，将其消灭。　　为了不给敌人以机会，指挥官约翰·汉普什命令6架P-40在原地待命，自己带一架飞机作为僚机起飞去看个究竟。从设在山洞里的电台得知，这架无名飞机就在他们东面30英里处。　　一名中国士兵正护卫着美国的P-40战斗机美国空军　　在距离桂林机场10英里的地方，这两个美国飞行员发现了这架无名飞机，它的飞行高度距地面只有200英尺。因为这架飞机是从敌人所在的位置飞来的，汉普什和他的僚机都做好了进攻的准备。随后，这架飞机越来越近，汉普什他们朝它开了火，但是，就在这时候，汉普什突然喊道：“机上有美国徽章——那是一架P-40！”　　其实，这架飞机在遭到汉普什他们拦截之前就已经被打裂了，机身被打成了筛子，驾驶舱炸得几乎要掉了。他们能够看见驾驶员在打碎的挡风玻璃后，脸上已经血肉模糊。但飞机还是朝着一个固定的方向飞行。　　直到后来，桂林机场的飞行员才知道，这架神秘飞机的驾驶员是“玉米”施瑞，他得到这个绰号是因为他的家乡南加州有喝玉米浆的习惯。1942年春天，菲律宾沦陷后，“玉米”施瑞和其他11名技师在菲律宾的棉兰老岛拆解了几架旧飞机组装成一架，上面装满了油料和他们能找到的弹药，施瑞在驾驶这架飞机执行任务前说：“它能飞多远就飞多远吧。”棉兰老岛当时还没有被日本人占领。　　这个大胆的任务就是驾驶这架拼装起来的飞机去轰炸福摩萨岛(指中国台湾——译者注)日本海军基地，该基地在棉兰老岛以西很远的地方。在完成轰炸后，如果“玉米”的油料使用得好的话，他就有可能驾机向西再飞行250英里，到达中国的桂林机场。但是桂林机场的“飞虎队”成员并不知道“玉米”施瑞的这次危险的飞行。　　从棉兰老岛的一个草地上升空并飞行5小时后，“玉米”驾机到了福摩萨上空。底下就是一个日本机场，许多涂有日本太阳标志的战斗机和轰炸机整整齐齐地排在那儿。美国人开始聚焦，对着大量的敌机开火。很快，敌人的飞机就起火爆炸了。“玉米”的炸弹也投到了敌人的指挥所里。这时，敌人的高射炮才醒过神来，开始疯狂地进行还击，“玉米”的P-40被敌人的榴散弹打中了。　　不到几分钟，敌人的零式飞机就围了上来，像一群被惹恼的蜜蜂，疯狂地向“玉米”的飞机扫射(日军后来承认，这架美国飞机被他们打得稀巴烂了)。　　然后，这架P-40又盘旋着上了云层，朝着桂林方向飞了过来。这时候，“玉米”已经严重受伤，他没有任何仪器，只能一边喘息，一边驾驶飞机(后来，中国的防空警报网发现了他)，在从福摩萨飞到桂林过程中的某一个地方，“玉米”施瑞牺牲了。也许是他的膝盖夹住了操纵杆，飞机保持了固定的航向。就这样，这架飞机一直由一位死去的飞行员驾驶着继续前进。　　在约翰·汉普什和他的僚机发现这架飞机后，他们俩一左一右护送它往桂林方向飞去，但不到几分钟，这架飞机突然栽到地上，紧接着发生了爆炸，“玉米”施瑞的使命就这样突然结束了。犯错误的投弹手立了大功　　年轻的卡尔·迈是美国空军驻守在中国的一个二等兵，他所在的轰炸机队的任务就是轰炸日军。迈是一个军械修护员，但他渴望成为战斗机组的一员。这是1942年5月。　　迈不断地缠他的上级，直到他得到了两次参加战斗的机会。但他还是不满足，一直盼望着第三次机会，也就是参加轰炸日本在扬子江边汉口的基地。后来终于被批准了，迈高兴地爬上了米切尔B-25飞机，但他发现飞机上有两个问题，一是步话机不灵，另一个是杀伤弹没 有架子。　　凭着美国兵典型的的心灵手巧，迈很快就修好了步话机和弹架。在这次行动中，迈将呆在摄像机口，旁边将有一大堆杀伤弹，当他身后的机枪手轻碰他一下，给他一个信号后，他会将这些炸弹一个接一个地推出窗外。　　飞机起飞了，朝目标——扬子江边的汉口飞去。机舱内，有一个来自华盛顿的观测员感到有点冷，他看到摄像机口开着，就想让坐在旁边的迈将它关上。因为迈背对着这位观测员，为了引起他的注意，观测员用肘轻轻碰了一下迈的枪托。　　异常兴奋的卡尔·迈以为得到了信号，开始疯狂地往外投炸弹。在迈投了三组炸弹以后，B-25的指挥官制止了他，这时，迈才发现，这架双引擎的飞机离汉口还远着呢。并没有人给他投弹的信号，他已经浪费了山姆大叔好几百美元的钱。　　到达目的地汉口后，迈正确地投掉了剩下的所有的炸弹，但是，在回来的路上，他的心情还是很沉重，他知道，他在中队的战友将不会再让他上飞机了。　　24小时后，从中国方面的情报得知，有两组炸弹落在停在扬子江上的日本船上，并将其炸沉了，还淹死了好多日本兵。这两组炸弹就是卡尔·迈在远离汉口的地方投下去的三组炸弹中的两组。新闻记者的奇迹　　在轰鸣的引擎声和狂风的怒吼声中，C-47运输机的门打开了，一个声音在高声叫喊：“起立！”背着重重的设备准备跳伞的空降兵中，有一位《芝加哥论坛报》的记者，他叫约翰·辛普森，他是美国第一个参加空降兵战斗的新闻记者。　　“钩住！”降落伞上的铁丝绳马上挂在了头顶机舱的锚绳上。　　机舱里的气氛安静又紧张。34岁的辛普森因其长了一脸大胡子而被战友称为“海獭”。他将和其他战士一起，攻占阿尔及利亚东部的亚克斯·来斯·拜恩斯机场。跟辛普森这架飞机一起的还有21架C-47运输机，运载的是美国第509空降兵步兵团。时间是1942年11月18日。　　所有人中，辛普森是惟一的新手，但他很镇静。其他人都参加过盟军进攻北非的“火炬行动”，那也是开战以来，美国第一次主动进攻的行动。除此之外，509团的人还进行过多次跳伞训练，许多人因训练而获得了荣誉。　　《芝加哥论坛报》的记者约翰·辛普森吉米·费利普斯　　就在3天前，当大家听说辛普森将要随队参加攻占亚克斯·来斯·拜恩斯机场的行动后，都认为记者这次要倒霉了。也许他会头先着地而死去，最好的情况也可能是摔断两条腿。他们这样担心不无道理，因为坚硬的地面对高速下降的伞兵来说，跟从时速45英里的火车顶上跳到地面没有什么两样。　　“可怜的‘海獭’，”空降兵们说，“他可是个好人啊！”　　为了在亚克斯·来斯·拜恩斯机场降落，辛普森接受了两天的训练。中间有20分钟的指导，教官的指导是这样开始的，“请看，你前面这个很奇怪的东西就是降落伞……”　　现在，这个由C-47组成的“舰队”到达了目的地的上空，“出发！”的命令已经发出，人们纷纷背起行李，涌到舱门。很快，湛蓝的天空中就充满了白色的降落伞，在白色的降落伞中，间或有红色的、黄色的和蓝色的降落伞，那是用来装运设备和弹药的。由于跳伞高度比较低(大约400英尺)，再加上机场上空空气比较稀薄(在海平面上1英里)，使得着地时的碰撞比较猛烈。　　整个机场，几乎没有一个人在落地的时候没有受伤，诸如划伤、擦伤或扭伤。有的人受伤还比较严重，约翰·贝瑞上尉几处腿骨骨折，而营部的卡洛斯·奥登上尉脚骨摔坏了3处。还有其他几个人摔断的骨头又插进了肉里。　　尽管落地时受伤的比率很高，但不到一小时，美国人就夺取了机场。记者辛普森，这位事先被大家担心会遭遇不幸的人，居然是整个行动中惟一没有受伤的人。纳粹帮助美国发明了原子弹(1)　　1937年，也就是阿道夫·希特勒掌权后的第5个年头，德国两位享有世界声誉的物理学家领导的科研小组在原子能领域所取得的成就被公认为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这两位物理学家就是奥托·海恩(Otto Hahn)和弗莱茨斯垂斯曼(Fritz Strassmar)。一年后，他们俩利用中子轰击的办法成功地分裂了原子，他们称之为裂变。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已经踏上了制造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厉害的武器的道路。　　尽管希特勒早已经打算在1939年发动战争，但他并不知道原子能作为最终武器的意义。因此，两位科学家的结果得以公开发表，并传遍了全世界的科学领域。　　在美国，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一直担心希特勒会制造出原子弹，因此，他于1939年8月2日写信给美国总统罗斯福，阐述了制造原子弹的意义，并且劝告美国政府，尽快进行该方面的研究以赶超纳粹德国。爱因斯坦是1933年被迫离开德国的，当时，纳粹没收了他的财产，并剥夺了他在著名的凯瑟威廉研究所担任的职务。　　警觉的罗斯福马上下令成立了铀计划行动组，专门研究原子能用于武器的可能性。1940年的早些时候，美国科学家收到了政府划拨的第一笔经费。　　在这期间，强大的德国已经在6周内消灭了他的邻国波兰。就在这次进攻之后，纳粹的高级人物开始意识到了原子能的军事用途。他们下令禁止制造原子弹的重要原料铀矿石出口，并且，他们开始打算从比利时属的刚果进口这种东西，刚果是全世界最主要的铀产地。　　1940年中期，尽管原子弹的研究还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但德国领导人对原子弹这种最终武器越来越感兴趣。德国占领挪威后，接管了挪威位于沃马克的水电公司的电解水厂，这个工厂是欧洲惟一能够生产氧化氘也就是重水的工厂，重水是原子弹的重要成分。　　大多数德国的原子能科学家大都在柏林的凯瑟威廉研究所或在莱比锡的实验室工作，莱比锡有德国第一座原子反应装置，它是1942年建成的。尽管这个装置很原始，只用来做实验，但它能造出能用于核裂变的设备。希特勒这时候已经命令他们立即生产这种“炸弹”。　　1942年6月，德国的核计划遭受到了巨大打击：莱比锡的原子反应装置发生了爆炸。但是，阿道夫·希特勒明显地感觉出，他的科学家已经到突破的边缘。这一年的下半年，当陆军元帅隆美尔从非洲匆忙赶回柏林，要求希特勒给他的军队以更多的武器、弹药以及兵源，以便从美英两国联军的包围中解救他的“非洲雄师”的时候，希特勒发表了惊人的言论。他暗示德国将会有一种秘密武器，“它能将一个人从他的马上炸飞到两英里以外的地方。”隆美尔对此困惑不解，但他并没有刨根问底，他以为这只是希特勒周期性妄想症的一个表现。　　在这期间，丹麦著名物理学家尼尔斯·波尔接待了一位神秘的客人。波尔在国际科学界是一位公认的坚持真理不向邪恶势力低头的人。来访的是德国科学家维纳·海森伯哥教授，此人是德国原子弹计划的主要组成人员。他来这儿主要是想向他的朋友波尔请教一个棘手的问题，对一个物理学家来说，在战争期间研制最终武器是不是符合道义？　　波尔也问了他一个问题：你的意思是说，德国确信这种武器能够造出来吗？海森伯哥伤感地说，是的。这次谈话使得波尔很震惊。他马上通知德国占领下的丹麦地下组织，他自己确信德国的原子弹研究已经处于成功的门槛上。地下组织将这条可怕的消息报告给了英国伦敦的军情六处。　　英国首相丘吉尔和他的高级幕僚对这条消息也很吃惊。于是军情六处找到了一位名叫里夫·图斯坦德的化学家，他曾参与过沃马克重水厂的建造。图斯坦德从挪威逃出后，现在已经成为挪威在英国流亡政府的官员。　　图斯坦德的手下有一个特工名叫艾拉·斯克兰德，他的家乡就在沃马克附近。1942年的3月29日，斯克兰德悄悄地降落在重水厂所在的挪威南部平原。他很快与重水厂的总工程师焦麻·布朗取得了联系，布朗告诉他，德国近期一直在增加重水产量。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普林斯顿大学爱罗克·费米 芝加哥大学　　此时，在美国，39岁的科学家爱罗克·费米正和其他科学家一起在芝加哥大学进行裂变实验，他是从墨索里尼掌权的意大利逃出来的。1942年12月2日，费米和他的小组取得了巨大成功，他们成功地进行了首次可控制的原子链式反应实验。这个结果是在芝加哥大学一个废弃的足球场看台下面的临时实验室里取得的，该足球看台在斯坦哥地。　　这项实验的成功使得美国决定建造大型的铀和钚的加工厂，从而为超级绝密的“曼哈顿计划”打下了基础，“曼哈顿”是美国发展原子弹计划的代号。　　在美国，从来没有一项计划的保密工作做得像“曼哈顿计划”这样严密。斯坦哥地被称为芝加哥冶金实验室；田纳西的奥克雷治的气体分离厂被称为K-25；新墨西哥州的拉斯·阿莫斯的实验室被称为X基地；斯坦哥地从事原子分离的科学家被称为“快速断裂协调员”。　　由于有如此严密的保密措施，所以当1943年美国联邦调查局发现了下面这封信的时候，美国领导人感到非常吃惊。这封信是从汉堡的阿勃韦尔总部发给其在美国的间谍的：纳粹帮助美国发明了原子弹(2)　　有理由相信，美国对原子能利用的研究正在朝某一个方向发展。我们需要他们在该领域的进一步的消息。　　在第三帝国，纳粹情报部门的头目史米特上校在命令中写道：“(美国)在核物理方面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如此大的进展，如果战争持续下去的话，它将会决定战争的胜负。”　　1944年2月上旬，在美国的第8空降军轰炸了挪威沃马克的重水厂后，德国元帅赫尔曼·戈林下令将整个重水厂搬到德国。戈林负责希特勒的原子能计划。　　几天后，军情六处获悉了戈林的计划。德国人打算将613公斤重水以及14吨药水装在39个大桶里，从沃马克附近的瑞堪运上火车。火车行驶一段很短的距离后将会到达廷斯湖，然后，将它们换上跨越大湖的“水疗院”号渡船，在湖的那一端，再换上火车将其运往德国。　　在瑞堪的火车到来的前两天，挪威籍的军情六处间谍克纳特·胡克利德登上了廷斯湖上例行行驶的“水疗院”号渡船。他知道湖水很深，中心有1300英尺，如果将渡船沉入湖心，上面的货物将再也无法找到了。　　第二天晚上，也就是2月19日晚，胡克利德和其他俩人悄悄地爬上了停在码头上的“水疗院”号，船上居然没有任何人把守。这些特工在船上放置了定时炸弹，该炸弹将在火车运来的货物装到船后45分钟后引爆。　　第二天早上10点钟，火车准时到达，它上面珍贵的货物——重水被装上了船。“水疗院”号起航向对岸驶去。45分钟后，船上一声巨响，这一声巨响使得希特勒用原子弹来征服世界的美梦永远地沉到深深的湖水里去了。　　1945年8月，美国在日本的广岛投放了原子弹，结束了太平洋地区的战争。　　希特勒和纳粹德国无意中为美国发展最终武器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爱因斯坦没有被迫离开德国，他就不会写信给罗斯福总统，告诫他纳粹德国发展核武器的危害。那样的话，山姆大叔就会睡大觉，直到希特勒将原子弹放到纳粹的武器库中为止。　　如果希特勒在1938年不让奥特·海思和弗莱茨·斯垂斯曼发表他们在核物理方面的研究成果，如果希特勒的密友墨索里尼并没有将爱罗克·费米赶出意大利的话，1942年的可控制的原子链式反应将无从谈起。　　如果没有费米的这个科学突破的话，罗斯福总统也就无法实施“曼哈顿计划”了。骑在德国潜艇上　　查尔斯·胡察斯海军少校是美国驱逐舰“波瑞”号的舰长，此刻，他正站在船首的指挥舱里，舱里的探照灯正在进行搜索。强烈的亮光划开了漆黑的大西洋，突然，探照灯聚集在一个灰色的目标上，不好，那是一艘德国潜艇的顶部。于是，一场殊死的搏斗开始了，这件事发生在1942年6月。　　美国“波瑞”号发现自己骑在一艘德国潜艇上美国海军　　探照灯同时也给了德国潜艇一个看清目标的机会。潜艇里的人开始爬出指挥塔，操纵甲板上的机枪向驱逐舰射击。子弹打在“波瑞”号上，又纷纷弹了起来。同时，“波瑞”号上的机枪也开始向德国潜艇射击，试图将甲板上的敌人消灭掉。　　不一会儿，德国潜艇还没有完全沉下去就开始匆忙逃窜，“波瑞”号紧追不舍。驱逐舰马上就要追上潜艇的时候，胡察斯少校通过对讲机命令道：“所有人员准备撞击！”　　“波瑞”号上所有的人都为即将到来的巨大震颤做好了准备，但是，它却没有发生。原来情况是这样的，就在驱逐舰将要撞击潜水艇的一刹那，一个巨浪将“波瑞”号抬离了水面，又将它轻轻地放在潜艇指挥塔前面的甲板上。　　这两艘军舰一个压在了另一个的身上，成了“X”形状，但都没有受伤。这可能是战争中最让人感到奇怪的插曲之一：一艘美国驱逐舰骑在一艘德国潜艇上。　　胡察斯船长一下子懵了，美国的经典海军教材可从来没有讲过如何对付这种情况。德国潜艇下沉不下了，美国驱逐舰也因为敌人都躲在舱里而没有了目标。　　两艘军舰纠缠了15分钟后，它们终于努力摆脱了对方，潜艇开始逃生，疯狂地往前跑，“波瑞”号在后面猛追，同时用4英寸机枪对着敌人的指挥塔猛烈射击。　　1小时10分钟后，这艘德国潜艇漂在了水上，很快又带着它上面倒霉的德军沉到大西洋底去了。双重间谍(1)　　1942年12月10日凌晨2点，一架德国轰炸机飞过英国南部的赫特福德郡，机翼上结的霜在微弱的灯光下泛出淡淡的光芒。纳粹间谍弗雷茨带着AFU电台从这架飞机上跳伞降落到了英国的埃利附近。他此行的任务是执行堪称战争中最为大胆的计划之一：炸掉伦敦北部哈德菲德的哈维雷德飞机厂。　　在以后的几天中，弗雷茨向在巴黎的阿勃韦尔的上级汇报说，自己已经在晚上去哈德菲 德附近好几次了，而且，已经找好了下手的地点，让上级尽快将所需的炸药送来。　　1943年1月27日，弗雷茨电告巴黎阿勃韦尔的头目斯蒂夫·冯·戈郎诺上尉，“我准备于今晚6点行动。”　　就在天黑前，冯·戈郎诺又收到了另外一份来自弗雷茨的汇报：“任务已经完成，飞机厂已经爆炸。”　　冯·戈郎诺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情报老手，他对此感到怀疑，一个人怎么能够给保护那么严密的飞机制造厂造成这么大的破坏呢？于是，他又安排了两架侦察飞机去确认弗雷茨的战报。当航空照片拿回来后，冯·戈郎诺高兴坏了，照片上显示的破坏比弗雷茨报告的还要大。　　于是，冯·戈郎诺上报德国授予弗雷茨德国勇敢勋章，但是，弗雷茨看上去来不了巴黎接受此项荣誉，因为英国情报机构盯上了他日常通讯的电台。2月16日，他发电说：“我将关掉电台，现在工作台危险了。”　　冯·戈郎诺所不知道的是，英国的反谍报组织阿绰早就截获并破译了德国间谍的无线电信号，在德国间谍来英国之前，他们就盯上了这些人。弗雷茨在哈维雷德还没有卷起他的降落伞，就被守候在这里的英国特工抓住了。他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被当场绞死，要么成为一个双重间谍，受英国XX委员会的领导。XX委员会的作用就是接收双重间谍，使其为自己所用。弗雷茨发给巴黎冯·戈郎诺的消息就是由XX委员会专门为他设计的。　　弗雷茨的真名叫艾迪·查普曼，以前是英格兰一个技术高超的窃贼，后来加入了臭名昭著的“寒流保护会”，但在1939年被该会抛弃了。　　1940年的早些时候，苏格兰场的侦探开始调查查普曼的各种罪行，他听到风声后慌忙跑到靠近法国一侧的海岛上。在那儿，他因为另外一次犯罪又被投进了监狱，后来，德国占领该岛，他被释放了出来。据查普曼自己说，为了感谢德国人，他自愿成为一个德国间谍，他的请求被德国的阿勃韦尔准许了。　　经过间谍学校的训练(该学校在法国南特斯附近的一个城堡中)，查普曼(化名弗雷茨)分配到了破坏哈维雷德飞机厂的任务。　　在查普曼被擒后，英国方面知道德国将会验证查普曼所说的哈维雷德飞机厂爆炸的成果，于是，他们确实在飞机厂附近安排了一次大的爆炸，这次爆炸在几英里外都能听到，从而让那些潜伏的德国间谍确信爆炸已经发生。同时，加思普·马斯凯尼少校带领他的小组制造了爆炸的假象，为德国人的航拍做准备。马斯凯尼少校的平民身份是一个成功的魔术师。整个发电房的屋顶蒙上了一块救生用的大帆布，上面涂上了颜料，使得它看上去就像爆炸发生的现场。　　同时，在魔术师的店里，他们又用纸迅速地糊了许多看上去像被炸毁的发电机的碎片。这些碎片，连同假的砖块、水泥块，以及破家具都被散放在各处。英国皇家空军也进行了航拍，以验证做假的效果。　　为了增加真实性，英国的报纸以大标题报道了发生在哈维雷德飞机厂的破坏行动，在XX委员会的劝导下，媒体都斥责工厂安全官员的失职。英国的报纸基本上每天都会传到中立的葡萄牙，很快，这些报纸就能传到巴黎和柏林的德国人那里。　　艾迪·查普曼向英国XX委员会保证说，他一直忠于英国，他之所以执行哈维雷德行动是为了能够回到英国，他本人热切地希望成为一名为英国工作的双重间谍，他可以向英国汇报德国军队在法国的情况。于是，英国方面安排了查普曼(英国方面的代号是“大人物”)“逃离”英国的行动。1943年1月，他化装成乘务员，登上了从里斯本出发的“兰卡斯特号”游轮。　　10天后，查普曼来到了阿勃韦尔在巴黎的总部，在那儿，他受到了英雄般的接待。当晚，在为他举行的盛大欢迎会上，他向德国军官讲述了自己如何机智地与英国情报机构周旋的故事。后来，德国方面给了他因破坏哈维雷德飞机厂而许诺的赏金15000英镑(合75000美金)。　　1944年6月，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后，查普曼又接受了阿勃韦尔的一个新任务，这表明，他上一次被英国情报机构俘虏是一次意外。夜空中，查普曼降落在英格兰的剑桥附近。他随身带了两个电台、照相机以及6000英镑的现金，此外还有一份他跟阿勃韦尔签订的合同，合同额高达100000英镑(合500000美金)，他的任务是报告德国炸弹爆炸的精确地点。　　英国的接收委员会又一次在降落地点等待弗雷茨(或者称为“大人物”)的到来，再一次给了他两种选择。跟上一次一样，他还是选择了做为英国工作的双重间谍，同意将篡改过的情报送到阿勃韦尔。但是，他在人员嘈杂的酒吧里将自己的故事讲给大家听，负责他工作的安全官员听到这个消息后，终结了查普曼以后的工作，他被隔离了起来。双重间谍(2)　　直到欧洲战场胜利几个月后，艾迪·查普曼才露了面。有人向伦敦方面汇报说，在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的上流社会，有一个穿着考究、有两颗金牙的人非常活跃。这个人有一艘游艇，有劳斯莱斯汽车，还有一座很大的庄园。　　“这人就是艾迪·查普曼。”XX委员会的战时领导人麻斯特曼说。　　后来，一个英国记者在贝尔格莱德堵住查普曼，并问他：“艾迪，告诉我，你到底是哪一边的？”　　查普曼笑着眨了眨眼睛。救命的糖果盒　　在1943年盟军进攻意大利的萨勒诺之前，大家的情绪都很高。在美国士兵看来，这将是一场胜利的行军，在这个狭长的国度里，迎接他们的将是漂亮的女人和美酒。加之意大利政府已于前一天投降，对经过了很长时间的战争的队伍来说，一切都是那么美好。　　但几小时后，精锐的德国军队空降在了萨勒诺的空降地点，并迅速集结编队。在接下来的几周中，在亚平宁山脉的崎岖山地中，爆发了一场极其惨烈的战斗。后来，这场战斗被称 为“遗忘的战斗”。　　在一座山峰下，德军在坚硬的岩石上钻了一个洞，用作炮兵指挥官的望所，给谷底的美军以准确的和致命的打击。美军指挥官说，必须把这个洞穴炸掉。于是，由三个美国战斗工程兵组成的小组分到了这项任务，执行这项任务看上去无异于自杀。　　来自亚利桑那州的查尔斯·考莱拉上士和他的两位战友组成这个小组，经过讨论他们认为，需要放置500磅TNT炸药在德军望所的上侧才能炸塌它。这需要这三个人脸贴着地面，在岩石斜坡上来回爬11次。　　在这个过程中，三个人默默地忍耐着德国大炮及机枪的扫射。在望所里的敌人并没有意识到他们面临的灭顶之灾。　　最后，500磅炸药被放置在预定的地点，三个导火线连在炸药上。三个美国人隐藏在50码外的岩石缝里，然后，他们打开了电子导火线的开关。一声巨响响彻了整个山谷，浓烟和灰尘遮住了以前的望所的出口。　　三个美国工程兵开始爬下岩石缝，朝自己的阵地返回，德军的机枪、迫击炮和来复枪就像三重奏一样对着他们射击。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受到哪怕是一点擦伤。但是，查尔斯·考莱拉上士确实感觉到战争女神向他微笑了：一个榴散弹的弹片穿过了他的口袋，被口袋里的勺子碰了一下后，打进另一个口袋的糖果盒里。　　考莱拉拿起那个弹片，不动声色地说：“这帮德国杂种！他们毁了我的糖果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