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的岛国 作者：[美]时代生活丛书编辑 唐奇芳本书介绍了日本的历史文化背景与二战前法西斯力量的形成和活动过程，战时政府及政治的运作，战时人民的生活状况，军队的征募、训练和生活，美国对日本在1944－1945年间进行的大轰炸的情况，以及在面临失败的日本采取的各种措施。 　　　　第一章 日本精神　　震惊日本的诏书　　古老的东京城周围环绕着宽阔的护城河和高大的城墙，现在这里居住着温和的日本皇室，但就在1941年那个阳光灿烂的12月的早晨，正是从这里发出了一道关于战争的诏书。这道诏书的措辞极为正式，它给日本帝国和世界带来了可怕的征兆：　　“我们忠诚勇敢的臣民们，我们呈上天之名，万世永继的，泽及尔等的日本天皇，在此向美利坚合众国和大英帝国宣示战争。　　在我们帝国祖先神圣精神的护佑下，依靠我们臣民的忠诚和勇气，我们祖先遗留下来的伟任一定能够发扬光大，我们一定能够迅速地铲除一切邪恶的根源。”　　这个战争宣言于12月8日上午11点40分（东京时间）广播，也就是在日本飞机袭击了珍珠港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四个小时之后。这个诏书并不是日本天皇裕仁本人所写，而是由那些躲在他背后的阴影里，通过他的神性权威制定政策的顾问们执笔。然而，按照天皇本人的愿望和判断，他根本就不愿意发动战争，而他的年号———昭和，正是昭示和平的意思。以上这些都显示出黑色幽默的意味。　　早前的广播新闻（关于战争的消息）震惊了日本7300万人民（整个日本帝国共有1亿人），而诏书的颁布正式肯定了消息的真实性。当天早晨，在东京新桥车站买报纸的日本人———“在迈出三步之后，都马上停下步子以更好地阅读，然后斜着头，再猛然后退，”法国记者罗伯特·格依雷恩这样报道说，“他们抬起头，马上戴回了面具，变得难以猜测。没有对摊主说一句话，他们之间也没有任何交流。”　　户崎明是一位东京的报纸编辑，对于日本与西方处于战争边缘的情况，他比大多数人都更清楚。即使如此，战争的到来仍使他大吃一惊。“我当时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户崎明后来说，“因为大众并没有做好准备。”五味川纯平是一个钢铁厂的研究员，对于日本和美国的生产力对比非常熟悉，他回忆说：“对我来说，那就好像天摇地动一样。”而一位东京的年轻家庭主妇松冈洋子说：“珍珠港事件对于日本人的震撼和对于美国人来说是一样的大。”人们有充分的理由理解日本人民的这种反应。因为当时日本陷于耗资巨大的对华战争已经有四年多了，死于战争的人超过18.8万，国内动荡的经济严重干涸，大米和其他的大宗物资都被强行列入定量供应的名单。如今，再加上这样一个致命的冲突，情况的严峻就可想而知了。日本把自己的命运寄托于和英美力量的对抗，而这一力量，正是它长期以来所仿效、嫉妒、崇拜和仇恨的对象。　　与西方的战争给日本带来了可怕的危机。随之而来另一现实问题是，发动战争所必需的自然资源，日本本土根本一样也没有。即使日本通过征服资源丰富的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能够很快地获得主要的原材料，但从长期来看，日本的战争生产能力还是根本无法和美国相比。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这就是日本必须赶在美国将它的军备工业发动起来之前，彻底地将其击败。因此日本计划进行一个短平快的战争。日本军队将在防卫线上散开，使美国的进攻劳而无功，一直等到美国人失去了信心并退出战争，任由日本组建自己新征服的帝国。　　然而即使在参与制定计划的那一小撮军队和民间领导人的内部，也有一些官员认为取得这个巨大胜利的希望十分渺茫，这一年的早些时候，天皇想起了1905年和沙皇俄国发生的那场海战，于是就召见了帝国海军的军令部总长（即海军总司令）永野修身，问道：“你觉得能取得一场大胜吗？就像当年的对马之战一样。”永野修身回答说：“我很抱歉地回答您，那是不可能的。”裕仁天皇说道：“那么这将是一场令人失望的战争了。”　　这当然是有可能的，但是为了设计并着手进行他们巨大的冒险行动，日本的领导人都在依赖于一个隐藏的力量。天皇的诏书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对于天皇的臣民来说，对于诏书的坚信程度和他们对从太阳女神———天照大神那里直接流传下来的话的坚信程度是一样的。诏书不仅具有世俗法律的效力，还具有天授的约束力。由于来自神话深处的信仰，天皇的战争宣言所召唤起的力量，是来自一个极为深远的源头，而这力量比西方流水线上下来的任何硬件都强大得多。这个源头就是所谓的大和魂———也就是日本精神。　　第一次的神风拯救了日本本土　　日本的领导人极为坚定地认为他们国家的人民拥有着巨大的精神力量，尽管在语言上的定义非常简明，但这个力量比任何的人力和物力的资源都要强大。虽然，最终证明他们是错误的，但在战争的整个过程中，日本精神的确是一个促进和支持的力量，其作用达到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　　日本人的团结在二战中是无与伦比的。奋不顾身的海员们明知必死无疑，还要争先恐后　　地要求驾驶鱼雷艇，而神风特攻队那些年轻的飞行员们则不惜撞向敌机同归于尽，这些都是日本的教育、军事和宗教传统熏陶的必然结果。为了国家和天皇的利益，一个充满激情的日本人可以二话不说地牺牲一切，上至东条英机首相这样的高官，下至街头田边的平民，无一例外。日本政治中极少有异议者，而异议不仅指行动，也指言论，更包括了怀有危险的异端思想。　　日本的战争是全民的战争。日本人民忍受着漫长的饥荒煎熬，妇女们在煤矿中吃力地挥舞着镐头，孩子们在工厂里长时间地工作，老人则挖掘松树的根来做燃料，甚至连和尚们也被征去从事军事后勤服务。成百次的空袭造成了差不多100万日本平民的死亡，但同时有成千百万的人在时刻准备着与入侵的敌人决一死战，尽管他们的武器只有拗尖了的棍子。　　所有的这些都是“大和魂”的体现，这种精神发源于日本的历史，已经融入了这个国家和它的人民的血液之中。　　实际上，日本民族究竟形成于何时，来自何方，在渺茫的传说和编造的故事中早已不可追寻。但可以确定的是，早在公元之前的某个时间，就开始了一股向日本持续且不断增长的移民流动。移民主要由蒙古人构成，他们沿着朝鲜半岛而下，渡过海峡，登上这个位于东亚尽头的火山密布的列岛。　　他们在最南端的三个岛上定居下来，并和那里的原住居民渐渐融合，列岛的整个面积要比意大利稍大一点，但没有一个地方离海超过70英里，移民居住在高耸入云的群山之间，住在青翠的山谷里和林木茂盛的山坡上，这里气候宜人，水源丰美，但问题是矿产资源奇缺。　　1941年和西方开战的那些日本人，正是这些原始部族的直系后代。他们的血统几乎没有任何的混杂，在日本战时的人口中，只有不到百分之一的人属于别的血统。因为拥有相同的文化和观点，地理上与世隔绝，同时在政治上也常常处于孤立状态，日本人也许在全世界的主要民族中是单一性最强的一个民族。　　尽管在日本历史上曾经出现过长达几百年的迅速甚至激烈变动的时期，但某些情况和价值标准却是传承不变的。由于气候和地形的原因（日本只有不到20%的平地可供耕种），日本形成了一套水田稻作的农业体系，从2世纪一直传到20世纪，几乎没有任何改变。日本的田地支离破碎，每块平均面积2.5英亩，在数以万计的这样的田块上，农民们共同劳动，分享公共灌溉系统带来的福祉，这个系统浇灌着那些他们赖以生存的稻米。　　在这种复杂的共享关系中，形成了一种共同的观点：一种超过了古代宗族或者是尔后的封建采邑的概念。这种观点认为：他们的根本利益必须通过合作和相互理解来维护。随着日本发展成世界上人口最密集的国家，日本人开始聚成一个个集团，一起生活，一起娱乐，一起经营，通过协商一致来管理集团事务。异议在这里是没有作用的。　　如此小的一片土地，却要永远承载如此沉重的负担。因此，日本人对于自然，怀有深深的感恩之情，也格外醉心于它的美丽，这种尊敬逐渐发展成了一种多神崇拜，在这里，自然现象都被人格化和神化了。太阳神处于最中心的地位，然而也有无数的自然造化的神工在日本各地的庙宇中像神明一样受到崇拜。可以是一棵当风而立的大树，也可以是一朵艳美的花儿，或者是一条波光闪闪的溪流，一只翅膀纤巧的昆虫。　　这种土生土长的宗教就是人们所说的“神道”———意为神的方式。它的形式纯粹而简约，神道的目的不是进行道德教化而是要表达对自然灵迹的尊崇。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它成为了日本的国教，同时也被改造成了一个工具，被随着二战临近而变得日益有效的民族主义所利用。　　由于神道教的诸神都以人的面目出现，一些伟人受到像神一样的崇拜也许就不可避免了。一个部落集团的领导家族被认为具有神的血统，这个家族在6世纪掌握了西日本的统治权。根据史诗的记载，男神伊耶那岐和女神伊耶那美生下了日本列岛，然后伊耶那岐通过洗鼻子和洗眼睛这一特殊方式，造出了太阳女神天照大神和她狂野的兄弟———风暴之神须佐之男（即素盏鸣）。须佐之男十分嫉妒天照大神，并且对她进行毫不留情的折磨，她躲进了一个山洞，于是世界变得一片黑暗。　　这样一来，当然大家都感到十分不便，其他的男女诸神聚集在山洞外面，造出了一棵神树，在树枝上挂上了一面镜子———后来镜子也变成了日本天皇权力象征的一部分。一个女神跳起了一种动人心魄的舞蹈，充满了热情，以致天照大神也忍不住从洞里向外偷看发生了什么事情。由于看见了镜子中反射出来她自己的影子，天照大神忍不住从藏身处一点一点地探出身子，结果被众神中的一位一把拉了出来。看，这下世界又恢复了光明。　　须佐之男因为他的恶行而被从天上赶了下来，于是来到日本最大的岛———本州居住。但是他又向天照大神献上一把宝剑表示改过自新，同时这剑也是王权的象征。这个神话说明须佐之男和他的后裔是日本最初的定居者，也是现代日本民族的祖先。至于天照大神，她的孙子琼琼杵命、迩迩艺命被指派来统治日本，而日本的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正是琼琼杵命、迩迩艺命的玄孙。这样1926年12月25日登基的裕仁，就成为了日本的第124位天皇，这可以沿着一条清晰的脉络一直追溯到神武天皇。　　在早期的日本，通过私通关系来维持皇族的世系是毫不受到非议的，裕仁天皇的父亲就是明治天皇和一位宫廷女官的儿子。然而，最根本的是，天皇与他的祖先有着可能最接近的血缘关系，因为他就好像日本这棵参天大树的主干，而日本人民则是它的侧枝。裕仁对于他的所谓高贵血统和神圣权威远不是那么深信不移，但是他完全清楚天照大神的神话将他变成了日本这个民族大家庭的象征之父，而日本人民将会为他献出生命。　　在神武天皇的世系建立之后，有时天皇的朝廷会被贬谪到一个有名无实的地位。公元645年，一个由藤原不比等领导的家族夺取了日本政府的主导权，从此日本进入了一段几乎长达四百年的影子政治和贵族文化变革时期。　　综观这一时期，藤原氏有力地统治着日本，他们的统治总是打着天皇的名义，总是以摄政或者内大臣的身份从背后操纵政权。这个狡猾精明的家族认识到，保留天皇这一名义上代表世袭权威的象征，对于他们是很有助益的。但同时他们也认识到，如果要天皇过多地参与决策过程，那些不受人民欢迎的、不明智的和不成功的政策将会使天皇失去光彩，他的神圣的光环将会消散，人们会把他视为一个普通的人，发现他也会有明显的谬误和愚蠢。因此，在藤原政权以及他的继任者们的统治中，天皇恰当的政治地位便是“高出云表”，而那些政府中的世俗事务，则留给了任何一个碰巧掌权的集团去处理。　　藤原氏发展出一个完善的制度来通过天皇维持他们的权力。一位藤原氏的少女会被嫁给年轻的天皇，而天皇则往往在有了继承人之后被劝退位（因为作为一个象征性的君主只是例行公事，而毫无自由），藤原氏的成员总是在年幼的天皇成年之前顺利地担起了摄政的角色，然后，又一位藤原氏的新娘会走上前台，又一位继承人会出生，又一位天皇会顺从地退位，同时，又一位藤原氏的摄政将会掌权。就这样，形成了一个永无止歇的循环。　　由于日本列岛和中国的海岸线之间隔着宽达450英里的大海，早期的日本人和他们那个文化高度发达的邻居之间几乎没有什么交往，但藤原氏最初的执政者们对他们所衷心钦仰的唐朝还是有所了解的。他们在中国唐朝的繁盛中看到了将落后的日本带入东方主流文明的机会。他们全盘照搬了唐朝的一切，但同时他们又显示出了惊人的天赋，能够将借鉴来的思想和技术加以改造，使之符合日本人的口味和需要。而这一点是后来西方国家在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之后才学到的。　　还有许多人前往唐朝游历，包括学者、工匠、艺术家和工艺家、官员以及武士们。作为唐朝风尚的缩影，无论是诗歌和绘画，建筑和造园，方法和技能，统统都被吸收并改造，使之更为简约，更具有日本的本土风格。在按字母顺序排列的基础上，单音节的汉字被借用来创造出发音符号，从而改造成多音节的日本文字。　　以头颅为代价的突然行动　　为了发展出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政府，藤原氏按照唐朝的模式，将全国分为郡县，并创造出一种城镇附带乡村的行政组织机制。在以奈良为首都的藤原氏的统治下，唐朝精密的官僚体制被改造成了具有日本特色的制度。官僚们建立起了一个“天庭”，以此来显示它与天皇宗教性的功能有所联系，同时还建立起了一个帝国贵族院，这是在实际掌权者们和作为象征的天皇之间隐性的一层政府结构。　　总体来说，藤原氏的政权是很温和的，在300年的时间内没有发生一起政治性的杀戮事件。但是，就是在行政体制的内部，孕育出了导致藤原氏倒台的祸根。子孙繁盛的藤原氏家族的成员们和他们的盟友们被分封到了全国的各个地方，作为对他们政绩的奖励。他们可以获得免交赋税的土地，为了监督和维护他们广大的封地，这些领主们蓄养了大批的武装力量。　　在12世纪末，藤原氏家族内部的一个封地，由于政治特权的问题在敌对势力之间挑起了一系列野蛮的争斗，而在纷争终于结束的时候，藤原氏发现他们在世俗政权中至高无上的地位已经被他们手下的将领们所剥夺。从此，长达800年的军事力量控制日本政府的时代开始了，直到裕仁出生之前的33年才得以结束。　　在这一时期刚刚开始的头20年中，武士们第一次登上了日本历史的舞台，他们竭尽全力地鼓吹勇敢、光荣、自律以及不畏死亡等这些美德。新形成的武士势力在源氏家族的身上得到了集中的体现。这个家族是一个无敌的军事世家，其首领赖朝在1192年被13岁的天皇授予“征夷大将军”的称号。此后，当源氏家族在海滨城市镰仓建立起幕府的时候，住在京都的日本天皇的地位就变得越发的不重要。尽管出于政治便利的考虑，天皇的崇高地位还得以保持，但是实际上他已经被完全地忽视掉了。甚至到了有一位出于贫困所迫，竟在京都的街头叫卖自己的书法聊以谋生的地步。　　然而武士们却变成了当时社会的推动力量。他们的头戴兜鍪的形象被描绘在卷轴上，作为坚毅不屈的典型加以纪念，手里还握着象征身份的长剑。与西方的那些目不识丁的中世纪骑士们不同，武士们的家中都充满着由诗歌、绘画书法和其他高雅艺术所营造出的优美氛围。他们还醉心于佛教，这种精深的印度哲学是6世纪时从中国传播到日本来的。武士们对于禅宗尤其感兴趣，因为它的宗旨就是崇尚忠诚和漠视痛苦。　　在他们的文化诉求中，对武士来说最主要的还是作为战士的身份。他们建立起一种恒久的崇尚勇气的传统———甚至是自杀的勇气。1274年，蒙古皇帝忽必烈在带领他的铁骑踏遍从俄罗斯西南部直到朝鲜的亚欧大陆之后，又发动了一场战役，试图将日本纳入他的版图。一个由450只船组成的庞大舰队首先在位于朝鲜和日本列岛最南端的九州之间的壹岐岛和对马岛这些小岛停靠，1.5万名士兵在此登陆。驻防在那里的一小队武士被全部杀光了，但是他们以牺牲生命为代价消耗了侵略者宝贵的时间。在蒙古人还未及在九州的博多湾登陆和布防之前，台风季节就到来了，面对恶劣天气的危险，蒙古舰队最终撤离了。　　为了防止侵略者卷土重来，武士们沿着博多湾的海岸线修起了围墙，并且做好了在其中战死的准备。1281年，大汗忽必烈再次派出了他的军队，这次共有15万名精兵，装备着像能发射火药弹的弩炮这样令人胆寒的先进武器。在长达53天的战争中，处于绝对劣势的武士们击退了蒙古人冲倒围墙的所有企图。然后，在8月14日，一场突如其来的台风将蒙古舰队打成了碎块，从而将日本本土从最可怕的威胁中解救了出来。日本人很自然地将这场台风看做上天的护佑，他们将之称为“神风”。　　就在神风带来拯救的26年之后，又有另一场风暴改变了日本的命运：它将一批葡萄牙商人刮上了岸。众所周知，这批人是第一拨踏上日本土地的西方人。而西方航海家走到哪里，基督教传教士就会跟到哪里。因此，1549年，由一个巴斯克教士弗朗西斯·萨彼埃尔率领的传教团来到日本。看来耶稣会士们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因为萨彼埃尔不久后记述道：“我觉得我们可能在异教徒中再也找不出另一个能和日本人相比的民族了。这些人们从整体上都十分优雅、友善，毫无恶意，他们是一些令人惊异的可敬的人，而荣誉在他们的世界里也拥有着无与伦比的崇高地位。”　　然而，富有戏剧性的是，基督教在日本几乎找不到立足之地，日本人对这种新的信仰的兴趣，远不及他们对西方来客所携入的武器来得大，因为事实证明这些武器大大改变了武士们的装备。　　这种武器就是毛瑟枪，日本人很快就能纯熟地制造和使用它们。火器在长达十年的内乱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这场16世纪80年代的内乱中，出现了一个日本历史上的大独裁者。他的名字就是丰臣秀吉。丰臣秀吉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他的身材即使在日本这样普遍不高大的民族中也显得十分矮小，他的相貌更以丑陋出名，但他却拥有无与伦比的坚韧和智慧。　　出于对自己出身的敏感，丰臣秀吉着手制定了标准，规定暴发户不准再进入权力阶层，他以要在京都神庙中修建大佛为借口，从农民手中收缴了所有的武器。丰臣秀吉无法容忍任何反对者。一位西方传教士写道：“他是如此谨小慎微地统治着日本的大小诸侯、藩主，显得比一位管束着一家人的父亲还要紧张。他不停地折腾他们，把他们从原来的封地上移走，送到另外的地方，这样就可以防止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扎下牢固的根基。”　　据传说，丰臣秀吉曾经来到镰仓源赖朝的神社，在这里他对这位源氏幕府的创立者说道：“你有着显赫的家世，不像我，是农民出身。但是，在征服了全国之后，我要征服中国，而你想到过这个吗？”　　无论这个故事真实与否，丰臣秀吉曾经发动过两次战争，企图借道朝鲜侵略中国。但每次他本人都谨慎地呆在家里以确保对国家的控制。在第一次侵略中，超过20万人的日本大军沿着朝鲜半岛向北进攻，最终于1593年在鸭绿江边被击退。五年后，第二次远征的情况更加可悲，因为丰臣秀吉的死去，他们退回了日本。听到丰臣秀吉死去的消息，日本人都松了一口气，然后撤退———此后直到20世纪再也没有发动过一次对外的军事行动。　　在一段短期的动荡之后，丰臣秀吉在傀儡皇权幕后掌权者的地位被他的首席军事和政治助手德川家康所继承。德川的家族王朝领导日本度过的是人类历史上最奇异的时光之一。在德川幕府的统治下，日本人获得了长达260年的不间断的和平。　　然而他们也为那僵化的体制付出了无法计算的代价，他们深受这一体制的束缚，直到二战末期他们从自己领导人的手中得到自由，才获得了彻底的解脱。　　和丰臣秀吉一样，德川家康对于日本基督教的发展的忧虑日益加深。但他的怀疑扩大到了针对一切西方的影响上来。后来，又发展到了针对一切外国的事物。1612年，他发布了一系列的敕令，从根本上将日本与外部世界隔绝开来。　　菲尔莫尔总统的特使　　到1638年，德川幕府的继任者几乎把所有的外国人都赶跑了，只留下了极少数，并且镇压日本的基督教，另外对于一切企图离开日本和从外国归来的人都判处死刑，用这种办法有效地把日本人都牢牢地锁在本土。两年后，一个葡萄牙代表团为说服日本放弃他们的孤立主义政策进行了最后一次努力。不久，虽然葡萄牙人都成功登陆，但其中的13个人被处以斩首，幸存者被允许回到澳门，带去了一个对其他西方人的官方警告：“让他们不要再打我们的主意了，就当做我们不存在于这个世界吧。”日本通向外界的惟一窗口就是长崎，在那里荷　　兰和中国商人获准可以进行贸易，但是处于日本政府全天候的监视之下。　　封建制度在德川幕府时期的将军那里得到了完善和加强。他们掌握着日本四分之一的耕地，以及所有的主要城市、港口和矿山。他们把剩余的部分分给了将近300个封建领主———藩主。藩主和他们的家臣武士占据着四个封建等级中的最高层，他们下面是农民，然后是工匠，处于最底层的是商人。在等级之间，存在着自下而上的忠诚和责任。一个较低阶层的成员如果没有得到官方的许可，就不能不履行对高等级者的服务义务。在藩主骑马经过的时候，卑贱阶层的民众必须下跪并以额触地。对任何无礼的下属，武士都有权将其当场格杀。　　藩主本身也受到了严格的控制，以防止他们进行任何反对德川幕府统治的阴谋活动。按照要求，他们每隔一年都要到江户去和将军在一起呆一年。江户就是德川家族在一个渔村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首都。（到18世纪为止，江户的居民已达到了100万，可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而当藩主离开江户的时候，他的妻儿还要留下充当幕府的人质。为了防止藩主们在封地和首都之间的路上进行颠覆活动，他们要按指定的路线行动，这些路线上布满了关卡，仅在日出和日落时开放。而当他们在关卡附近的旅店中停留过夜的时候，则要受到德川幕府的特工队的近距离监视。为了防止任何的藩主与一位可能野心勃勃的天皇结成同盟，皇族居住的京都城受到了严格的限制。　　这样来回往返需要花费，再加上在江户维持舒适生活的大量开支，藩主和武士们被迫向他们所鄙视的商人们借债。在江户和大阪这些不断发展的商业中心里，尽管存在着德川政权的重重限制，商人们不但生意兴旺，而且还形成了他们自己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包括像歌舞伎剧院以及更高雅的娱乐———早期的艺妓馆。20世纪的那些工商业巨头，如三井和住友，正是从这些身份低下的高利贷者发展而来的。　　仿效西方的热潮　　尽管德川幕府用尽了一切的心机和手段对日本这个民族进行压制和封锁，使它保持孤立状态。这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孤立，还要孤立在列强的势力范围之外。但是这种状态是难以永久维持的。就在1853年的6月5日，当四艘美国战舰出现在江户湾时，日本的闭关政策就宣告结束了。　　在这四艘船中，有两艘是船身乌黑的蒸汽船，每一艘拖着另外的一艘帆船，它们正是日　　本向来拒之门外的工业革命的产物。这两艘蒸汽船可能是日本人有史以来第一次见到的，所以成千上万的住在海滨的人们永远都会记住这一天，他们把这一天称为“黑船”日。　　这只小舰队是由佩里准将率领的。这个粗野的海上老手曾经在美墨战争中名声大噪。佩里得到的训令是提议“美日两国友好相处并且建立起相互的贸易关系”。为了达到这一既定的目的，美国政府训谕佩里要“谦恭、和蔼，但同时也要坚定、果决”。实际上，后来的事实证明他是一个技巧高超的外交家。　　由于难以揣摩出什么样的东西才能符合日本这个神秘国度的胃口，佩里带了一批种类多得惊人的礼物，其中包括：美国特产的珍禽异兽、成篮的香槟酒、一大桶威士忌、一大桶马德拉白葡萄酒、一箱由塞缪尔·考尔特发明并制造的左轮手枪、一架银版照相机、一套电报设备、一列小型的蒸汽机车加车厢，以及一只装在笼子里的白鹦鹉。他还带了一封米拉德·菲尔莫尔的亲笔信，菲尔莫尔在佩里七个月前起航的时候还担任着美国总统。在这封信里，他称日本天皇为他的“伟大的好朋友”。　　毫不意外，美国人的到来使日本人惊慌失措。在整整的三天时间里，日本官员甚至不敢把这个消息告知当时的德川将军，因为他的身体很虚弱。将军终于偶然得知了这一消息，他痛苦不堪地生病卧床，直到佩里离开日本还没有起床。　　由于将军的微恙，如何对付美国人的问题就被抛给了他的重臣们。这个职务没有明确的身份和固定的任期。然而担任这个职务的人员也冒着很大的风险，如果哪个重臣为德川幕府的法律提出的某项修正案没有被接纳，那么他就要切腹自杀。重臣们下令动员了2万名武士，要赶走这些“浑身是毛的野蛮人”。在过去的两个半世纪中，德川幕府长期的和平状态已经使日本武士们的作战技能大大退化。但是，一支全副武装的军队还是被召集了起来，这使得整套新盔甲的价格一夜之间上涨了四倍。　　由于日本的防御明显抵不过佩里犀利的火器，所以元老们就采取了他们能想出的最好策略———举棋不定，不断拖延。但是同时，普通的日本人在祈祷另一场“神风”的出现。佩里却显得一点儿也不着急，他把菲尔莫尔的信留了下来，很洒脱地出发到中国去游览，只不过留下话说他会在第二年的春天回来等候回音。　　佩里于1854年2月回到日本。3月5日，在一个名叫横滨的小村子的一棵樟脑树旁，双方开始谈判，一谈就谈到了月底。在佩里看来，日本人确实是一个“精明狡狯，善于欺诈的民族”。但是，在3月31日，日本门户开放的条约还是签订了。按照其中的规定，下田和函馆的港口要向美国船只开放，以提供“木材、水、食品和煤炭以及其他其所要求的必需品”的补给。另外，美国还在下田设立了一个领事馆，并且在1858年签订了一个通商条约。在接下来的短短几年中，这些看起来微小的特权，却因其他国家的加入而被极大地扩展了。英国和俄国等国家都蜂拥而入，迫使日本给予它们同样的特权，并且获得了治外法权。　　对于日本来说，这一变化是天翻地覆的，而德川幕府长期以来一直靠压制变化以维持统治，所以它便开始了崩溃。　　很显然，幕府没有能够成功地履行它的职责，为日本，为它的人民和天皇提供军事上的保护和安全。另外，它还把皇室更远地隔离在世俗权力之外，不经意间就使天皇完全摆脱了任何由佩里开始的入侵所带来的指责。因此，面对当前兴起的“为了天皇，赶走野蛮人”的口号，幕府显得格外的软弱。这一口号响彻了整个西日本，一个武士集团开始了针对德川政权的叛乱。　　他们的叛乱很快就被扑灭。1860年，就在佩里到达日本后的第七年，德川幕府元老们的领头人物在骑马前往江户家中的路上遭到了刺杀，一位日本作家将这件事视为12世纪建于镰仓的幕府统治的结束。他欢呼道：“300年来，德川家族的声望一直就像夜空中满天群星所拱卫的月亮，甚至比当年镰仓时代的源赖朝还要盛大。但现在，它就像早晨的月亮一样陨落了。”　　德川家族仍然死死地抓住权位不放。仅仅八年之后，他们的末日就到来了。1868年，倒幕派最终夺取了江户，将其改名为东京。　　复辟时代的第一位天皇于1867年在他15岁时登基，这就是明治天皇。在他在位的45年内，日本经历了它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的风格在明治天皇登基的第一年中就建立起来，就在这一年，天皇在他的《五条誓文》中宣布了要改造日本，决定它的命运：“我们要从全世界吸收知识，以此来加强天皇制的基础。”　　历史上，日本曾经从中国学习了很多，但现在明治时代的领袖们把眼光转向了西方强国，如饥似渴地从他们那里吸收各种经济、政治、技术和军事模式。各种利益背景和职业的人们都被送出去学习西方的方法；此外，还有大量的西方工程师、教师、经济和法律专家以及职业军人被明治政府聘请来担任指导职务。　　改变的效果是惊人的。到1872年，一位英国领事馆官员评论道：“几乎在每条街上都有许多家出售外国商品的店铺。”日本的孩子们在玩一种游戏，他们一边唱着《文明拍球歌》，一边按着韵律拍球。歌词中列举了日本人最渴望的十种西方物品：蒸汽发动机、煤气灯、照相机、电报机、轻型机车、报纸、学校、邮政、蒸汽船和出租马车。日本人专门请了一位英国的建筑师来建造一座宏大的舞厅，一时日本人也能向西方人那样跳交谊舞。这座舞厅就是东京的鹿鸣馆。　　伊藤先生对德国的访问　　西方式的变化很早就深入了宫廷。皇宫里通上了电，尽管因为害怕引起火灾而只使用了不长的一段时间。宫廷中的女性被鼓励着要像西方妇女那样直接大胆地大声讲话，而不是像从前那样端庄地用手捂着嘴小声嘀咕。宫廷中的男性都努力地模仿西方人的衣着。然而，他们的努力措施在一位来访的英国女士眼里，都变成了被嘲笑的对象。她说道：“……几乎所有的衣服都是成衣，都显得太过肥大。裤子的裤脚都被塞进了松紧边的靴子里。皱顶的帽子要么一直盖住了主人的耳朵，要么就很俏皮地扣在后脑勺上。”　　在对西方热心的学习中，明治时期的领导人感兴趣的方面几乎完全集中在外在的形式上，他们就是不能理解西方的价值观。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使日本成为一个和西方平等的国家而受到世人尊重，而日本能够成为一个先进的民族。要赢得西方的尊重，似乎就要有一个宪政的政府，于是明治的寡头们就开始着手创建一个具有日本特色的宪政政府。　　1881年，天皇宣布日本很快就会颁布宪法，大概就在未来的10年之内。日本向欧洲派出了一个使团去学习那里的宪政体制，使团的率领者就是明治重臣中的绝对保守派伊藤博文。伊藤博文在德国遇到了“铁血宰相”俾斯麦，并且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因此很自然地把他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了德国。他还深深地被德国法学家鲁道夫·冯·格涅斯特的言论所折服，格涅斯特坚持宪法不应该迎合民主的口味，而必须牢牢地根植于国家的传统之中。　　伊藤博文对他听到的东西深以为然，并且把普鲁士的宪法作为日本的榜样。他毫无犹疑地摒弃了更加民主的宪法范例，例如美国的、法国的和英国的。伊藤博文后来写道：“我相信我已经为我的国家做出了一项重要的工作，我从内心里感觉将来可以含笑九泉了。”　　对于伊藤博文和他的同僚们来说，目标就是履行誓言，恢复天皇最高荣誉的地位。但是，同时要继续保持他与实权绝缘的状态。1889年颁布的日本宪法正是这一目标的体现。它再次重申了关于天皇神圣血统的古代神话，把他宣扬成“神圣的、不可亵渎的”，并且宣扬天皇的继承“万世一系”（这个词在裕仁的宣战诏书中再次被引用）。但是同时，宪法也清楚地规定，如果没有帝国议会的批准，天皇颁布的任何法律都是无效的。　　培养对天皇的崇拜　　帝国议会即国会，由两院组成：贵族院和众议院。两院都由选举产生，成员都来自日本的精英阶层。然而，核心的权利圈极端不情愿把它的权力交给日本的大众，也不愿意交给选上来的代表们。选民被限制在全国6%的人口范围内，而这恰恰大约相当于旧的武士阶层所占的比例。在权力的执行中，贵族院可以对下院提出的立法案进行否决。　　这种民主的表象使西方感到十分满意。就在宪法生效仅仅四年之后，英国取消了自佩里　　打开日本大门不久之后一直实行的治外法权，以此表示它的认可。其他的西方国家很快也纷纷效仿。　　凭着惊人的智慧，明治重臣们在他们拼命赶超西方的努力中，认识到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日本人民进行的教育。早在1872年，他们就建立起一个义务教育制度计划。这一计划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号召建立54000所小学。这一内容的落实速度快得惊人：1860年，日本的大多数人口还是文盲，但到了19、20世纪之交，日本已经变成了亚洲受教育程度最好的国家，公民中的读写率达到了95%。　　然而和其他所有的东西一样，教育在日本也发生了一种奇怪的扭曲。在1890年颁布的一道诏书中，发表了一个整个国家都要遵守的基本道德法典，它取得了神圣的法令地位，将日本一直引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直至战争结束。　　另一道《教育敕语》要人民“永远忠诚虔敬地团结在一起”，号召天皇的臣民们要“增进大众的福祉，增进共同的利益”，并且要“尊重宪法，遵守法律”。然后就是强烈地劝勉，要人民担负起义务，在即使无望取胜的冲突中也要奋力作战。诏书中说道：“无论发生了任何意外情况，都要勇敢地为国家贡献出自己，以此来保护和维持我们皇权的繁荣，使之与天地同存。”　　在其他大多数国家，这种诏书只不过是一个例行宣言，而且很快就会忘在一边。然而在日本，对于全国各地的学校来说，宣读《教育敕语》已经变成了一种宗教性的仪式。任何人如果要接触写有这些神圣词句的纸卷儿，都要按要求戴上白手套。有的校长不小心将诏书掉在地上，或者在宣读中发生了错误，就会采取自杀的方式来谢罪。这种事例确确实实地存在。发生火灾的时候，什么东西都可以不抢救，第一个要抢救的就是诏书，这种情况就更加不用说了。　　整个学校课程的设置都是以培养强烈的爱国心为目的，而爱国心又集中在天皇身上。课程中包括道德课。崇敬自然神迹的古代神道退隐下去，而由日本国家和天皇占据优先地位的好战的现代神道教则在道德课中取得了主导地位。在文部省制定的规则中，将历史教育的目标规定为“为了使儿童们理解帝国的基本特征，并培养他们的民族精神”。同样地，进行地理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向他们灌输热爱国家的思想”。　　一代又一代的日本中小学生遵守着“远距离的崇拜”的常规，每天早晨都向着皇宫的方向鞠躬60秒。孩子们还被教导说，在集会中，如果天皇偶尔莅临，他们必须低下头来，目光向地，以表示对他的崇敬。而且，老师们每天都要问男学生们：“你们最大的抱负是什么？”　　孩子们就会用稚气的嗓音异口同声地回答：“为天皇而死！”　　到时候，他们中间将会有上百万的人实现这一诺言。　　从武士到实业家　　为了建立一个防止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控制的壁垒，同时为了建立起一个可以支持军事建设的经济，明治时代的日本把重工业当做了它的第一要务。由于没有任何基础，但因为惧怕外国的控制而拒绝外国投资，日本不得不白手起家，而且要独自摸索前进。日本明治政府处理问题时，采用的可能就是按照其他国家以前遇到类似情况时所采取的那些办法。　　“学习工业并克服其中的困难，是政府必须履行的一项责任。”一位明治时代的领导人　　这样说道。日本的财政收入大部分都是靠扩大土地税获得，依靠这个有限的资源，日本政府艰难地建立并经营着自己的工厂。开始时，工业建设的重点集中在战略性的军需品方面，只有到了后来才把重心转移到了消费品上，这样，整个工业体系就涌现了出来。日本的劳动力一直受到的教育就是要把繁重（而低薪）的工作看做爱国主义的体现，托这种教育的福，日本的新工业体系在短短的几年之内即使说不上迅速兴旺起来，至少也是在稳步地增长着。　　虽然明治政府计划着保持对军事工业的控制，但它并没有打算永久性地占有私人企业。早在1880年，在《廉价出售工厂概则》的序言中就出现了转变的迹象：“那些为了鼓励工业发展而建立的工厂，目前管理得当，业务兴隆，对于那些应该由民间经营的工厂，政府将放弃其所有权。”　　除了极少部分之外，政府逐渐放弃了所有的非军事工业企业的所有权。一部分是以极低的价格出售给它认为特别有经营能力的个人和合伙者，其他的干脆分文不取地白送。古老的商人阶层的家族绝不是惟一的受益者，实际上，他们常常被认为过于谨小慎微，难以适应新的工业主义社会。另一方面，具有商业头脑的武士们发现了这是一个令他们大有作为的新的使命，就像一位明治时代的规划者所说的那样：“凭着他们历代培养出来的精神力量，武士们可以胜任任何工作。”　　极少数几个履行了这一使命的幸运儿后来都成为了日本工业中第一流的大实业家。他们手中的巨大财团，掌握着日本经济的每一个部门。他们被笼统地称为财阀，他们与政府之间的特殊关系，使他们的发展大大受益，但也遭到了次一等实业家的嫉妒。他们的成功虽是惊人的，但他们对于原材料的需求也远远超越了日本这个狭小国家的范围。从1868到1897的30年间，日本工厂的原材料进口量增加了5倍。日本之所以采取军事侵略的政策，部分原因就是为了满足工厂们不断增加的原材料需求。　　在那些推翻了德川幕府、领导了明治维新的人中，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是武士出身。然而在日本迈向现代西方世界的最早步骤中，粉碎过时的德川封建体制显然是一个十分必要的内容。而武士正是德川体制的基础部分。法律规定取消阶级的区分，对于武士们的命令只是简单地要求他们停止佩戴作为其优越阶级地位象征的长剑。武士们的世袭薪金先是被削减了一半，后来又通过一次付清的方式被彻底取消。然而，对于这个几百年来只允许武士携带武器的社会来说，最令人震惊的还是一支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的常备军的建立。　　许多武士很好地适应了变革。他们变成了新兴的工业资产者，成为了政府官僚系统的骨干，成为了警察中的上层，以及新的军官中的核心部分。然而，其他的人却落到了十分潦倒的境地，不得不以典当盔甲为生，甚至因为买不起与身份相称的衬衣，而把白布缝在领口来假装。　　这些落魄的武士们出于仇恨在1877年发动了一场叛乱，当时羽翼刚丰的征兵制新军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将这场叛乱镇压了下去。新军的指挥官山县有朋以前也是一位武士，他堪称日本的军队之父。在评论他的军队第一次重大考验的结果时，山县有朋表示他很满意。他说道：“日本人，无论是否军人，都起源于相同的血缘。只要他们遵守常规的纪律，就一定能使士兵们达到祖先那样的英勇。”　　对于山县有朋这样的领导者来说，精神上的纪律的重要性丝毫不逊于武装手段。一位领导人说：“一个军队依靠的不是枪炮舰船，而主要是爱国主义的感情。”正是在明治时期的军队中，“武士道”这个词第一次广泛流传。这个词深深根植于日本的历史中，它包含了对诸多古代道德理想的追求，如自律、对上级的忠诚，以及面对死亡时的英勇无畏。　　吸取帝国主义的教训　　早在1890年，山县有朋就制定了一个计划，指出日本陆军“未来的明确方向”。　　他把日本的“主权线”界定为这个国家实际的地理边界。但危险的是，在所谓的“利益线”中，他却用语模糊。山县有朋写道：“如果我们要维持国家的独立，并且使之置身于强国之列，就必须不断推进并保卫我们的利益线。而不能仅仅满足于保卫主权线。”　　后来的事实证明，正是日本的利益线使它的海军和陆军都远远地脱离了正轨。　　从19世纪的最后10年到20世纪的头40年这半个世纪的时间内，日本一直在追求太阳下更强大的地位，但其中的胜利只是一时，更多的是无穷无尽的挫败。这一段时间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日本的军国主义以及狂热的殖民主义。　　1894年，当中国军队被派去帮助朝鲜国王平定叛乱的时候，日本也抓住机会以此为借口进行武装干涉。在为期九个月的喧嚣的战争中，日本军队把中国军队从朝鲜赶了出去，并且继续推进，占领了旅顺港、满洲南部的辽东半岛、山东的港口威海卫，以及台湾岛。然而，在德国、法国和俄国的联合施压之下，日本被迫交出了除台湾外的一切战果，这令它一直耿耿于怀。但讽刺的是，德法俄三国将日本交出的战利品自己瓜分掉了。这件事对于东京来说，是一堂铭刻于心的帝国主义教育课程。　　与美国作战，我们毫无畏惧　　10年之后，在第二次围绕朝鲜进行的战争中，日本在海陆两线大败俄国，震惊了世界。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出面调停，日俄缔结了一个和约，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拥有“永久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利益”。这个条约还规定日本拥有对辽东半岛、库页岛南部，以及俄国所修的从旅顺到沈阳的南满铁路的控制权。但是，当日本尚未从俄国那里获得他们的战利品时，人们的愤怒情绪高涨，成群结队地涌上东京街头叫嚣。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站在协约国一边，利用欧洲大陆一片混乱的机会夺取了德国在山东的所有特权，以及在太平洋上的马绍尔、加罗林和马里亚纳等殖民地。1919年的凡尔赛和会承认了日本新获取的特权和领地。但是当胜利的协约国拒绝将日本提出的一项关于禁止种族歧视的修正案纳入《国联盟约》时，日本人被激怒了。在他们看来，这次拒绝就是西洋人对于所谓“黄祸”的非理智恐惧的又一个例证。　　日本人的傲气在1922年的华盛顿裁减海军军备会议中遭到了挫折。在这次会议中，确定了5∶5∶3的战舰吨位比例，日本排在了美国和英国之后。但是日本掌握了西太平洋的支配权，而且英美同意不在这一地区增加新的力量。　　1931年，日本军队在满洲挑起了事变，并且彻底击败了中国国民党军队，并快速推进。当国联的报告指责日本进行侵略时，日本愤而退出了国联，决心不顾任何国际社会的谴责和以前的条约义务，在远东一意孤行。　　对于日本的这种反应，奉行孤立主义的美国也渐渐地感到不满。由于认为它在远东的利益受到了威胁，美国在1939年废止了与日本的贸易条约，接着减少对日本的石油和废钢铁的出口量。但是日本并没有把这些当回事，反而变本加厉地在1941年占领了全部的法属印度支那。作为回应，美国联合英国和荷兰对日本实行全面的石油禁运，这对于日本这样一个燃料贫乏的岛国来说，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作为取消禁运的条件，西方国家要求日本从中国和东南亚撤出。　　是向西方的威胁屈服，还是大胆地挣扎到底以保护生死攸关的自然资源？面对这一重大抉择，日本选择了征服。它接连袭击了珍珠港、菲律宾、荷属东印度和新加坡。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投入了它的人力、财力和全国的能源，以及它的“大和魂”。一位战时的领导人说道：“只要还有忠诚和爱国的伟大精神，我们在与美英的战斗中就无所畏惧。”　　说这番话的人正是当时的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在他的胸中，燃烧着日本精神的熊熊火焰。　　· 战争中的日本　　身着长袍的神道教神职人员站在大阪一座树木丛生的山顶上观看日出。这是神道仪式的结束。这一传统仪式包括演练、祈祷、沐浴和升旗等环节，政府鼓励人们参加，并以此作为培养“大和魂”（即“日本精神”）的一种途径。　　最高贵的死法　　许多日本人都把切腹自杀浪漫化，实际上这是一种极为痛苦的自杀方式，就是用一柄短剑剖开人的腹腔。这种方式可以追溯到公元9世纪，从12世纪开始，它就成为了一个上层的武士用以洗刷自己耻辱的惟一方式。切腹自杀之所以在现代的日本仍被沿用着，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曲著名的18世纪的戏剧———忠臣藏，这出戏向成千上万的普通日本人宣扬了自杀的光荣和伟大。　　这出戏大体上改编于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名叫“判官”的藩主因为在神社中舞弄刀剑（为了警告一个对他妻子图谋不轨的人）而触犯禁律，被迫切腹自杀。这场切腹的情景发生时，舞台上挤满了家臣和傲慢的官员们，扮演判官的演员跪下来，进行一番最后陈词，然后勇敢地结束了生命。　　这个场面是如此感人，判官的自杀又是如此勇敢和高贵，以至于一代又一代的日本人都深深地相信切腹自杀是最高贵的死亡方式。　　判官（由尾上梅幸扮演）准备用一柄以布包裹的剑切腹自杀。　　东京的小学生们挎着玩具步枪向学校的“御影真”鞠躬。“御影真”就是专门用来放置天皇和皇后画像以及《教育敕语》的屋子。这一仪式的目的是灌输对天皇的服从。　　在袭击珍珠港的头些天，为了显示他们的爱国主义，一个东京妇女组织的成员们跟在陆军军官们的身后列队前进。她们的制服由白色罩衫和扎头带组成，这是日本妇女在做家务时的通常装束。　　在1941年日本奇袭珍珠港后一个半小时，日本帝国空军司令向媒体宣读了对美国和英国的战争宣言（上图）。很快，震惊的日本人民纷纷驻足街头，聆听从广播中传出的新闻。　　第53页　　（图）1941年，在日本突袭珍珠港的一个半小时之后，大平秀夫大佐（上图）在记者招待会上宣读了对美国和英国的战争声明。片刻之后，震惊的东京市民（下图）在大街上驻足收听广播新闻。　　47　　“邻里之爱就像火焰　　一般燃烧”　　“每一个家庭现在都是一处战场，”1941年12月10日，就在珍珠港事件发生三天后，东京的一家报纸这样宣称，“邻里之爱就像火焰一般熊熊燃烧。”社论热烈地颂扬日本的“邻组”超越了阶层和家庭的界限，将整个国家都团结到国内防御中来。　　1943年整整一年，直到1944年，日本100多万个邻组（每组由10到12个家庭组成），准备好迎接美国轰炸机的一波又一波攻击，尽管此前惟一的一次空袭就是詹姆斯·H.杜里特尔中校在1942年4月对东京发起的那次小小的攻击。邻组成员们学习如何确认敌人的飞机，在毒气攻击中该做些什么，以及如何处理燃烧弹。邻组的负责人组织灯火管制巡逻，检查各家的防火情况，并且监督战壕和家庭防空掩体的挖掘。他们协助夷平成排的房屋以形成防火道，并且确保每家都在背包里装好大米和药品以预防紧急状况。　　邻组负责人还要不断地召集人们进行演习。演习经常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突然开始，更常见的是在夜间进行。按命令，每家至少要有一个人参见演习，由于大多数的男人都在前线，所以这个参加者通常都是妇女。并不是所有的妇女都认为演习是容易的，也不是每个人都认为它合情合理。有一位妇女记得因为弄洒了水而被从救火队中赶出来。“那个领头的男人说：‘你不够强壮，回家再找一个人来吧。’”另一位妇女对于无休止的反复动作感到厌恶，她说道：“对我来说，拎着一桶一桶的水跑上山坡是一种愚蠢无聊的作战方法。”　　但是对于大多数的日本平民来说，防空演习增强了集体的纪律性，也加强了全国的团结。演习也造成了一种盲目的信心，这在一首邻组歌曲的歌词中有充分的反映：　　我们为什么要惧怕空袭？　　广阔天空的防线坚如钢铁。　　无论老少都要挺立起来，　　我们承担起保卫祖国的荣誉。　　来吧，敌人的飞机。来吧，敌人的飞机。　　1944年，手提灯笼的邻组巡逻队在执行任务。邻里防空警戒员中的许多人都是些被认为老得不能打仗的男子。　　46　　为轰炸做好准备 ·　　在珍珠港事件之前，身着防毒面具的僧侣与市民一起参加防空演习。　　· 战争中的日本　　为轰炸做好准备　　第53页　　（图）1941年，在日本突袭珍珠港的一个半小时之后，大平秀夫大佐（上图）在记者招待会上宣读了对美国和英国的战争声明。片刻之后，震惊的东京市民（下图）在大街上驻足收听广播新闻。　　在一次防空演习中，飞机观察员大竹恒子向天空中搜索美国的轰炸机。她身上披的带子上写着她家乡的名字———东京附近的川崎。　　一位军官在向一个邻组的妇女们示范如何正确佩带防毒面具。他还用示意图向她们解释呼吸装置如何工作。　　全国爱国妇女协会的成员们在一次防空演习中在室外制作寿司（即饭团）。这种社区的野外烹调是为了让城市居民预备好有一天敌人的轰炸机可能将他们赶出家园。　　在一次消防演习中，身着农妇式裤子的邻组成员们在用空桶扑灭想像中的大火。妇女们戴着单薄的布料风帽，假定这样可以使她们免受火苗的伤害。　　在东京市政府地区，一次模拟燃烧弹和毒气弹的空袭演习中，担架员抬着假扮的受伤者跑过一栋被火焰吞噬的房屋模型。　　在一次战前国防演习中，东京的市民们用布捂着鼻子跑过一个烟幕弹。　　一个身着军服的邻组负责人在指挥他的组员扑灭模拟炸弹的信号弹。　　身着汗衫的学生们在挖掘防空壕。他们的平头象征着与士兵们团结一心。　　战争后期，小学生们在东京的一个地下防空工事中上日常的阅读课。　　一群东京市民在观看头戴风帽的消防队员们拆毁一座房子。一共有2万人因为设立防火道而被拆掉了房子，并被重新安置。　　挖掘壕沟和后院掩体　　尽管政府付出了最大的努力，但东京的防空掩体系统还是极端不足。1944年动员男学生们挖出来的防空壕，里面没有一个座位，而且通常连顶都没有。隧道一直挖到了城市的山边，但是它们离住宅区太远，在警报拉响和空袭开始之间的这段时间里，根本来不及跑到那里。尽管几乎每家都有一个后院的掩体，典型的掩体就是一个散兵坑似的洞，里面灌满了地下水或是雨水。一位妇女写道：“所谓的掩体，经常就是一个深洞，毫无遮蔽，潮湿不堪。”　　西式办公楼中的地下室在轰炸时可以当做现成的掩体，但是这些大楼大部分集中在东京的闹市区。因此，如果空袭在工作人员晚上回家之后发生，它们就派不上什么用场了。即使空袭在上班时间发生，整个城市截至1945年春天也仅有18座水泥掩体，总共的容量不到5000人。　　当日本人猛然醒悟到美国的大规模轰炸已经成为事实时，已经太晚了。　　东京的一家银行（左）和百货商店（右）在一次伪装演习中用大块的布和床单来遮掩墙体。　　一位手持旗帜的国内防卫人员在楼顶观看烟幕弹的浓烟遮蔽东京商业区的工厂和办公楼的情景。　　伪装战术　　在与美国的战争爆发之前的许多年中，日本人就曾经在他们的国内防御演习中使用伪装。但是由于日本的领导人们深信几乎不会有什么敌人的轰炸机能达到日本本土，导致日本人在战争中忽视了这些欺骗性的宣传。虽然像国会大厦这种地标性的建筑物都罩上了伪装网，但东京90%的办公楼在战争中都没有任何伪装。　　从根本上说，伪装与否并没有什么关系。伪装虽然可能使人感到安心，但当美国战机不加区分乱炸一气时，伪装实际上几乎没有对城市起到任何保护作用。占地200平方英里的东京是不太可能被飞机错过的。　　第二章 东条英机和战争工具　　阴影背后的掌权派　　由于每天早上都要习惯性地骑马外出，巡视东京市民的战时工作，东条英机很快就得到了一个“马背首相”的雅号。在一次巡视中，东条英机发现偌大的东京水产市场的货架上居然空空如也，这使他相当沮丧，他向人询问原因，得到的答复是，因为汽油短缺，从码头向市场运送水产品的能力大大缩小。　　“汽油？汽油！”这位日本首相大吼着，“用不着汽油！你们早点起床不就可以了！”　　对于头脑十分单纯的士兵来说，采取过分简单的解决方法是自然而然的，因为他们眼中的世界实际上只有战时日本的独裁者。就单纯的个人权力而言，东条英机和阿道夫·希特勒以及本尼托·墨索里尼并不在一个等级上，他只不过是一个幽灵集团的领导性代表人物。这个集团由高级陆军军官组成，控制着日本政府。然而对于日本人民来说（无论是身着军装的、在工厂里工作的，还是在稻田里种地的），东条英机就是政府的象征以及日本道德的化身。他坚强、勇敢、忠诚、富有献身精神，工作勤奋、坦率、慷慨，而且热爱孩子。　　但是反过来，对于同盟国来说，东条英机则是恶魔的化身。西方的媒体和盟军的宣传部门说他是“邪恶的、危险的、残酷的”，是“一个带着东方神秘主义色彩的希特勒”。对他的描述多种多样，如“子弹头东条”、“鹰钩鼻加秃脑袋东条”；还有的把他说成“陆军中的希姆莱”，就在战前的定量供应中，作为国内安全事务的主管，被形容为“仍然像恶臭一样粘在他身上”。　　实际上，东条英机是一个十分普通的人，他的显赫之处主要在于家世。他的祖父是一位武士，而他的父亲在还是一个少年时，尽管作为武士的传统特权被取消了，但参加了士官培训学校，37年后，他以中将的军衔从日本皇家陆军退役。东条英机本人从15岁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然后缓慢但平稳地不断升迁，沿着一条并不令人惊异的道路直到陆军大臣的位置，然后又被陆军选中，于1941年担任首相。　　珍珠港事件发生时，东条英机57岁，身高五英尺四寸（1.65米），体重大约155磅（70公斤），头顶差不多已经全秃了，戴着厚厚的角质架眼镜。在当陆军军官时，他以严厉而闻名，但他非常体恤下属，在他们复员时，常常解囊相助。为此，东条英机的夫人曾经说他们家的财政状况一直都是“处于战争状态”。　　在军事事务方面，东条英机十分敏锐、果决，极为自信，但是除了在这个他一生都从事的事业之外，他的眼界十分有限（这一情况令东条英机十分苦恼）。他有一次说到，他曾经听说希特勒和英国在1938年签订了慕尼黑协定，但他却一点也不知道它是什么内容。在被问及欧洲战争为何爆发时，东条英机含糊不清地回答道：“我记得是因为德国和意大利对当时的情况不满意吧。”　　但是，只要是通过辛勤努力可以完成工作，东条英机还是都能做得很好的。他曾经对一群日本学生说：“努力和勤奋是我永远的良友。”　　日本军队中的希姆莱　　在这种精神下，东条英机身上兼任着的多得惊人的职衔，担任首相的同时，他还保留着陆军大臣的位置，同时还继续担任着陆军将军的工作。后来，在日本的形势已经恶化到绝望的境地时，东条英机又肩负起了日本陆军参谋总长的职位，以增加工作的有效性和权威性。他还数次担任外相，把日本的职业外交官赶到了一边，还担任过内务大臣，在这一职位上，他掌握着普通警察；在一个由数以万计的社区组成的权力金字塔中，他处于最顶端；他还担任过教育大臣，而在这个国家里，受到严格控制的学校实际上就是政治灌输和军事训练的工　　具。此外，他还担任过军需大臣，这一职位是为了结束日本陆军和海军之间的斗争而专门设立的。这场斗争的目的是一较高下，但只是增加了内耗。　　此外，东条英机还努力做好一位公众人物，这令他的国民大吃一惊，因为他们从未见过任何一位高官真的能够走入民间，并和普通的国民打成一片。他会到菜市场询问物价；他鼓励人们去参拜明治神宫；在神户的三菱飞机制造厂，他勉励人们要争取更大的业绩；在九州的一个矿山中，他还曾经头戴矿工帽，下到1200英尺的矿井里，要求矿工们争取高产。一天早上，当他骑着马走在东京官邸的附近时，遇到了一群身着卡其布制服、脚登木屐的小男生。东条英机问他们：“你们什么时候上操？”　　一个男生敏捷而机灵地对答道：“八点钟，将军。”　　东条英机点了点头，接头又问：“那你妈妈早上通常什么时候起床呢？”　　那个男生回答说：“四点钟，将军。”　　东条英机十分高兴。他说道：“如果母亲们都能这样做的话，我们就能赢得战争。”　　东条英机也会偶尔视察一下战俘营。在一次这样的视察中，他来到了位于东京和横滨之间的大森战俘营，正赶上英军战俘进行每周一次的洗澡，他们被命令要全裸着肃立，然后按日本的方式行鞠躬礼。身着灰色西装，手持象牙柄手杖的东条英机看上去忍俊不禁，他拿下帽子作为对鞠躬的回应。他察看了所有的营房，并特别询问了饭菜的供应情况。对于不止一个的战俘来说，他似乎“并不是一个无耻的老色鬼”。　　总而言之，为了赢得战争，东条英机使出了自己的每一分力量。他办公室中的灯光，会一直从黎明前一直亮到夜晚。就是在这间狭小的办公室里，东条英机以严格的自律精神指挥着战时的日本政府。这个政府是控制日本人生活的工具，它无孔不入，富于压制性，而它的结构更是令人窒息。　　作为首相，理论上东条英机有责任要主持召开内阁会议，然后把他们的提议上报天皇，请他诏准或者驳回，但实际上，内阁几乎只是一个形式上的幌子，而天皇也没有决定的权力。　　真正的决策权掌握在一个私下勾结的小集团手中，尽管它也可能邀请别的人来参加会议，但通常的成员只有以下这些人：首相、陆军和海军大臣（两个人都必须是现役的高级军官），以及外相。他们所做出的大部分决定的依据都来自“集权将校”提供的情报，集权将校指那些少佐和中佐之类的中级军官，出于角色的原因，他们开始具有巨大的影响力。而这一事实，使这个小集团的军事色彩变得更加浓厚。　　每次在这个小集团达成集体意见之后，它还要仪式性地向天皇申请举行一次帝国会议，这一申请照例肯定会得到批准。在举行会议之前，天皇都要由掌玺大臣简要地提示议事日程。如果裕仁天皇对其中的某项事务表示关注，掌玺大臣就会准备一个问题清单，这个清单会事先交到预定出席的官员手中，以便他们准备自己的回答。　　天皇由他的侍卫官护送来参加会议（侍卫官几乎都是由一位陆军将军担任），到达之后，就坐在高台上。在台子的右侧摆着两张织锦覆盖的桌子，天皇的高级顾问们就坐在这里，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佩戴着绶带和勋章，这些都是他们赫赫军功的象征。东条英机首相简要地陈述一下小集团已经做出的决定，接着宣读天皇先前的问题，接着就是对答案进行认真、详细的陈述。在整个会议的过程中，日本天皇几乎永远都是静静地坐着，一言不发。　　作为一种实际的决策形成手段，这一过程当然是毫无效用的。在整个战争期间，在帝国会议上，小集团的提议从没有一次被推翻过，甚至连修正也没有。然而这个制度的确还是有某种用途的，它给掌权的军国主义者们的命令披上了神圣的外衣。这些人将日本在前一个世纪成功制定的民主制度完全抛在一边，一心一意地要将这个国家推向全面的战争。　　臃肿蹒跚的官僚机构　　在这项制度的产物中，有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东条英机和他的同僚们曾对它寄予厚望，至少在战争开始后的几个月里是这样的。这个机构被称为帝国协助统治协会简称IRAA。据半官方组织日本外交协会出版的《日本年鉴》所说，这一机构的目的是作为“国家建构中的一个枢纽部分，以引导本国向一个高度防卫的国家前进”。　　日本的政党在1940年就被正式地解散了，所有的政治活动都是在IRAA的主持下进行的。　　IRAA也匆匆忙忙地建立了许多组织，包括工会、妇女、团体、青年团、农民协会以及商会；此外，年鉴还指出：“科学、艺术、体育和娱乐的发展必须遵照全国协助统治协会的基本目标”。IRAA的总部设在东京，由东条英机兼任主席，其势力席卷日本，它的强制性命令影响着所有日本人的态度和日常生活。　　从表面看来，IRAA是极为慑人的。但实际上，它是一个失败之举。东京总部的机构重叠臃肿，官僚作风纠缠推诿，在这种情况下，它由于自身的臃肿而慢慢垮台，尽管还列在政府机构的名单上，但它完全被绕过去了，东条英机政权找到了其他更加直接的方式来进行战时统治。　　远比庞冗的IRAA有效得多的老制度叫做“邻组”。早在1939年它就被重新启用，目的是“塑造人民的道德生活和精神标准”。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政府通过邻组传达了7条日常生活的准则：“早起；对你所拥有的东西心存感谢；与政权机构合作；对公共事业进行报答；做事准时；厉行节俭以及加强肉体上和精神上的约束力。”　　一百万个无所不包的组织　　截至日本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邻组中的基本单位已经达到了110万个，每一个由10到12个家庭组成，而大约20个邻组在一起又组成了一个社区协会。每个邻组都有一个负责人，通过协商一致选出。他负责从东京的内务省那里接受命令，然后以布告的方式传达给本组成员。通过这种方式，邻组履行着几乎没完没了的各种全国性和地方性的任务，它们征收赋税、分发口粮、组织防空和消防演习；它们还要鼓励存款，执行防范犯罪措施，以及协调邻里关系。尽管这些琐碎的事务对于忙碌的人们来说令人心烦，但也有令人愉快的方面。　　记者户崎明带着些许的乡愁回顾了他在家乡荻库的邻组中度过的那些日子。荻库位于东京以西，这里住着各色人等，有豪富的贵族阶层，也有富裕程度稍次一等的教师，还有官员、木匠、拉面店老板、洗衣店老板以及诸如此类的人。户崎明回忆道：“在邻组成立之前，大多数人都只顾着他们自己和家庭，你从来都不会真正了解你的邻居们，但邻组成立带来了一种互相帮助的意识，我们全部被搅在了一起，每个人都处于平等的地位。”　　根除“思想犯”　　但是邻组也担负着一个不光彩的使命，这就是帮助“消灭个人主义的思想和生活方式”。这个使命意味着要协助警察根除战时日本所有的异议，哪怕是最最轻微程度上的，由于有了邻组那些不得已的告密者的协助，日本警察系统的镇压力量达到了一个令人惊异的程度。　　警察权力的基础建立在范畴宽广而又程度严厉的法律之上，凡是那些被认为带有不同政见思想的人，都会遭到逮捕和监禁，即使被释放后，他们也要住进特别的居住所，被置于警　　方的“保护和监督”之下。这样的居住所共有22座，遍布日本各地，内务省命令警察对这些在案人员进行全面调查，包括“职业、社会、环境、精神和身体状况以及思想变化”。而这些处于监视之中的人，他们的居住地，个人交往以及通信都要受到警方的控制，这种政策，正如《日本年鉴》所肯定地指出的那样，就是为了去促使“思想犯”们改造他们的观念。　　最早颁布于1925年的《治安维持法》，在1941年进行了巨大的修正，其中规定了对于一个范围宽泛的犯罪行为都要进行严酷的惩罚。那些“旨在改变国家制度的秘密团体”的领导人会被判处死刑，而那些“意图推翻国家制度的任何集团，若尚未形成组织性社团，其组织者或领导人”将会被判处终身监禁，至于那些“邪恶的半宗教性团体”或者 “任何散布不利于国家制度言论的宗教性团体”的成员则被判处长时间的徒刑，那些参加“旨在宣扬对伊势神宫以及皇室的尊严有侮辱性言论”的人们，也会受到类似的处罚。　　日本所有的公众都受到警察的监视，那些与政治有关的报纸和期刊编辑们则被要求签保证书，以作为信任担保。这项法律要求所有的公共集会都要在事先通知警方，而警察有权中止任何他们不喜欢的演讲，封闭任何他们不喜欢的集会。警方还有权对“旅馆、公共浴池、艺妓和妓女的工作场所、信用服务单位、理发店、刻章店、估衣店，街头小摊和杂货店”进行检查和监视。此外，警察们还被派去“照管，维持良好的公共行为方式和公共道德”，这一任务中包括“对妓女抱有尽可能人道的观点”。　　一个自由主义嫌疑犯的恐怖历程　　在最为臭名昭著的警察单位中，有一个就是宪兵，也就是军警。在20世纪30年代，当时身为关东军将领在满洲服役的东条英机就领导过它。无论在日本还是海外，宪兵都不满足于仅仅在军队内部执行法律和命令，他们要在国家安全的名义之下，急切地把魔掌插入民间。　　另外还有两个机构，一个是“特高”，或者叫做特别高等警察，另一个是国民警察，它类似于美国的联邦调查局。这两个机构也负责国家安全的维护，它们采用严厉的手段来执行　　这一任务，和它们的德国伙伴———盖世太保毫无二致。这一系统由无数的首都和地方警察局构成。而东条英机则通过内务省从总体上进行间接控制。　　同时担任首相和陆军大臣的东条英机，直接掌握着宪兵的控制权。他手中所掌握的巨大力量随时待命，准备逮捕那些哪怕只有最轻微颠覆嫌疑的人，那些有不忠思想的人，那些发表不同政见的人以及不尊重天皇的人。　　尽管日本差不多是二战期间受到间谍活动困扰最少的一个国家，它还是对间谍怀有近乎疯狂的恐惧，军队只有晚上才进行调动，当旅客列车经过位于横须贺、久礼和佐世保等地的海军基地时，朝向大海一侧的窗帘必须拉下来，以防止人们看到停泊在港口的军舰———即使当地的镇民每天都看见他们。68000吨的日本主力舰“大和号”是当时最大的在役战舰（其姊妹舰“武藏号”和它吨位相同）。它是在久礼建造的，它的船坞用钢制的篱笆围得滴水不漏，仅篱笆上的钢材就足以造两艘驱逐舰。　　在这样的大气候之下，宪兵变得十分猖狂。军事警察在火车上搜查旅客的行李，他们拘留和拷问任何被发现在读英语书籍的人。只需要一个最轻易的借口，如学习关于左派的东西，他们就可以没收和检查人们的日记。一位名叫松本千鹤子的妇女回忆说，当她和一位朋友正在听一个La Cumparsita（一种南美的探弋舞）的唱片的时候，两个宪兵闯进了她家。“你们这些叛国贼，”他们大喊道，“现在国家的情况如此危急，你们竟然还在听敌人的音乐！”在离开之前，他们砸碎了松本太太的大部分唱片。　　在这些看似偶然的暴行的背后，其实隐藏着处心积虑的预谋。一位日本人回忆道：“有谣传说如果宪兵把你带走了，那你就完蛋了。他们想要每个人都吓得发抖。”早在1942年，宪兵进行的可怕的活动已经到了令人难以容忍的地步，以致连一向逆来顺受的公民也发出了反抗性的低声抱怨，例如东京的一个政府机构收到了一封匿名信，其中要求日本应该成为“一个像美国那样的自由国家”。　　这些抱怨传到宪兵的头目加藤佐治少将耳中，促使他发动了一场对其势力的公开辩护。他说道，宪兵的一些手段确实显得有一点点苛刻，不幸之处在于，“宪兵有时被怀着恐惧和怀疑的人们看做一股秘密警察势力。”加藤说，这一点是最令他苦恼的。他用温和的口气向他的国民保证：“你们用不着害怕他们。”他最后总结说，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宪兵所采取的措施“都必然会为我们赢得大东亚圣战的胜利”。然后宪兵仍然一成不变地按它的既定方针行动。　　而和宪兵争夺国家警察最高权力的是“特高”。这一力量组建于1911年，目的是镇压左翼运动并进行新闻检查。现在，它的特权范围大大地扩展了，它专门执行法律中关于思想控制的规定。　　“特高”的成员们有权进行两种方式的逮捕，一种是进行盘问，另一种则可以进行拘留。原则上，留滞期最长只有29天。期满之后，被拘捕者即便释放，也会留下案底。为了绕过这个麻烦的规定，当一个嫌疑犯在一个地方关押期满之后，“特高”就把他送到另一个地方，这样另一个为期29天的关押就开始了。在关押期间，嫌疑犯通常被扔在一个小囚室里，被迫坐在地板上，直挺挺地一动不动，每次都要一直坐上24小时。一个被关押者回忆说：“日出月升，昼尽夜来，我们除了曲膝坐在地板上，什么也不能做。如果我们偷偷地伸一下腿又被发现的话，就会被踢得满地乱滚。”　　那些由于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原因而被捕的人都会被要求写一份自传。“特高”对每份自传所包含的内容都做了具体的规定：家庭背景，（嫌疑犯）成长的环境，朋友和熟人的名字，参加过的政治及社会活动，工作简历，一份关于政治观及其如何形成的文章。对于被捕者来说，这是一个进退两难的怪圈，无论如何都是没有希望的：如果他不按照“特高”想看到的方式来写，他就必须重新再写；而他如果写了“特高”想看到的东西，他就会以政治犯罪的名义被起诉。　　下面是“特高”的一次相当典型的逮捕行动。一个寒冷的冬夜，三名身披黑色外衣的“特高”人员，毫无预兆地闯进被怀疑为自由主义者的电影导演岩崎昶的家，他们把岩崎昶从睡梦中拖起，不由分说地就把他带到了位于东京西北部的池袋警署。同时，他的书籍、杂志、笔记本、日记和手稿也被捆成一包一起运到了警署。（在战争的后期，当燃料短缺变得十分严重时，这些物品被焚烧用来给警察取暖。）早晨，岩崎昶被带到一个“特高”官员面前，被告知他将要“受受冻”———就是关在一个没有供暖的小牢房里。在根本没有任何审讯的情况下，岩崎昶在监狱里总共待了14个月，最终他被释放了，但被警告不准发表任何政治言论，也不准参加任何政治活动。　　到了战争后期,“特高”思想控制局的首脑古井喜实向帝国议会提出，他想要对“危害国内团结”的活动进行一场加大强度的镇压，以此为手段来坚定全国的决心。他的陈述非常动听；东京附近地区的“特高”逮捕了《改造》和《中央公论》这两本颇负声望的杂志的编辑人员，并指控他们宣扬共产主义观点。一个姓竹岛的“特高”警官公然地对《中央公论》的编辑黑田秀俊（音）进行威胁，他说：“我们很清楚你并不是共产党，但你如果坚决不承认呢，我们可知道怎么对付你。我们只要把你说成是一个共产党就行了，我们是可以杀掉共产党的。”但黑田秀俊不为所动，重申说他和他的同事们并不知道任何共产党及其同情者。黑田秀俊被释放了，但他的杂志被查封了，直到战争结束。　　大捷面具下的惨败　　随着日本军队在陆地战场及海战中取得的胜利越来越少，在国内镇压中的胜利就显得越来越重要。1942年6月，当日本帝国联合舰队在中途岛海战中失败后，日本的巨大冒险就开始走下坡路。为了防止人民知悉这次失败的消息，东条英机首相下令将这次战役中沉舰的幸存者们隔离起来，日本的高官们面不改色地宣布帝国海军最终“获得了太平洋的最高权力”。在东京，受骗的人们纷纷涌上街头挥舞旗帜，手提灯笼进行盛大的游行庆祝。　　只要日本军队的闪电式战争能够保持长胜不败的辉煌纪录，东条英机和他的同僚们就能够欣然地接受公众的欢呼拥护，同时人们也能允许天皇被继续默无声息地置于背后。然而，中途岛战役之后，东条英机他们变得越来越依赖于皇家的声望，他们敦促皇室成员参观军事基地、工厂和学校，以此作为鼓舞士气的手段。从1943年初开始，历史上只有在发生重大事件时才颁布的诏书，现在几乎每个月都要颁发一道，它们被用来勉励后方做出更大的努力，并用来向日本人民保证肯定会得到最终的胜利。　　降低诏书神圣权威性的做法是很愚蠢的，而败坏它的做法则更要糟糕得多。然而在1943年的年中，东条英机正是这么做的。通过向天皇部分隐瞒了那些令人沮丧的事实，东条英机说服天皇宣布日军在所罗门群岛取得了一场“巨大的胜利”。在这个时候，日本军队实际上正在惨败之后从这一地区撤离。　　面对日本军队撤出他们征服的地区，面对美国对日本本土的潜艇封锁不断的收紧，面对日本人民和工业开始感受到严重的短缺所带来的剧痛，东条英机首相终于发现了还有一件令他满意的事情，这就是1943年12月在东京召开的“大东亚共荣圈会议”，来自中国汪伪、伪满洲国（日本人给他们的满洲属地所起的名字）、泰国、缅甸和菲律宾的代表们参加了这次会议。　　东条英机是一个“泛亚洲主义”的忠实信徒，这一点，他与许多心怀讥讽的同僚们不同，他可能还相信全亚洲的人民在日本的统治下会得到共同的繁荣。有一次他从两国经济合作的角度出发来解释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这次解释很能体现他思想中的特点。他说：“基本目标是由中国提供它那储量丰富的各种原料，而由日本提供技术、资金和技术人员。互利互惠是主要的思想，这是有道德基础的。”　　现在，作为“大东亚会议”的主席，东条英机坐在一个马蹄形桌子的首端，召开这次寄托着他全部希望的会议。东条英机的希望就是日本能够带着一些成果退出战争，他说道：“大东亚的国家之间无论哪个方面都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被紧紧地捆在了一起，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　　日本手下的傀儡政权一个接一个地声明了他们的泛亚洲主义热望。日本在中国的伪政府的头目汪精卫说道：“所有的东亚国家都应该热爱他们的祖国，热爱他们的邻邦，并且热爱东亚。”　　菲律宾新近被日本赋予了名义上的独立，总统劳雷尔用因激动而不断颤抖的声音说道：“再也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或延迟十亿东方人民去获得他们自由无碍的权利和塑造自己命运的机会了。全能的上帝不会抛弃日本，也不会抛弃大东亚的民族。上帝将降临人间，和我们站在一起，将会激发我们人民的勇气和豪情，将赋予我们解放自己的力量。”　　最后一个发言者是拥有剑桥大学教育背景的缅甸第一总理巴莫博士。和菲律宾一样，缅甸也刚刚获得了象征性的独立。巴莫宣称道：“多年来身在缅甸的我一直做着我的亚洲梦。我的亚洲血统一直向其他的亚洲人发出召唤，在我的梦想里，无论是睡是醒，我都听见亚洲向她的孩子发出的呼唤。现在我们不是要用我们心去思考，而是要用我们的血去思考。”　　会议全体一致地通过了一项决议，号召大东亚国家之间的合作和友善，这一结果对于东条英机来说，是极为令人满意的。他认识到，只要东亚的民族和日本站在一起，抵抗西方盟国，日本就一定能打退敌人进攻浪潮。在他的想像中，可能曾经出现过这样一个群众性的同盟：对于泛亚洲主义的追求在西方的压榨面前有着巨大的力量。然而，无论泛亚洲主义曾经可能给日本带来多么大的机会，由于日本士兵对于落入他们手中的人民所进行的种种暴行，这些机会都已经不存在了。　　东条英机为组建一个有效的东亚联盟而努力，但他的努力受到了来自为他自己政府内部力量的更大破坏。在一个标题为“大东亚共荣圈的基本概念”的文件中，帝国统治协助协会宣称：“尽管我们采用‘亚洲合作’的提法，但这绝没有忽视日本是由神创造的这一事实，也并非假定了一种自动的种族平等。”在谈到日本对那些曾经属于西方列强的地区进行占领这一问题时，东条英机的内阁书记官长星野直树坚称：“我们不受任何限制。我们可以占领它们，可以为所欲为。”　　这种态度源自日本长期以来凌驾于邻邦之上的那种优越感。最终，在东亚日本士兵和统治人员涉足的每一块土地上，它都造成了致命的后果。　　外交在征服者的疯狂中受阻　　在朝鲜，自从1910年被日本吞并之后，朝鲜人的生活中时刻都充满着日本人的歧视，日本人的平均收入要比朝鲜人的多三倍，参加日本军队的朝鲜人不断地被提醒他们低人一等的身份，诸如：“走路悠着点儿，不要认为你是日本人。”　　朝鲜人被迫像应声虫似的不断照念一个誓言，开头两句是：“我们是伟大的日本天皇的臣民，我们效忠于天皇陛下。”他们要求所有的朝鲜人都加入神道教，朝鲜妇女被征去为日　　本军队充当“慰安妇”。　　在满洲，重工业、交通业和通讯业完全被日本资本所控制，中国人被迫充当劳力，帮助日本掠夺这一地区的自然资源。根据一位见证人所说，工人们被迫“带着脚镣劳动，劳动使人精疲力竭，工作的时间很长，手段非常残酷。许多人都逃跑了，一些逃到了俄国，那些不幸被抓住的人受到了残酷的折磨，有火烧，有水烫，然后就被捆到某个地方（杀死）。”　　在中国北部和中部，日本兵们犯下令人发指的暴行。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只是其中一个最臭名昭著的例子。1942年，一个从中国回来的日本下士向朋友吹嘘着：“外出搜寻给养的时候，我们抓住了一个孕妇，我们把刺刀扎进她的大肚子，然后把她像一块肉似的挑了起来。”一个日本士兵谈到看到别人“用石头砸一个中国人，直到把他的头盖骨砸开，他倒在了血泊之中。然后他们又用脚踢他，并扔上更多的石头。军官们对于这场杀戮只是袖手旁观”。在许多战斗区域，日本的政策是把他们前进路线上的每件东西都烧个精光，一个士兵回忆说：“作战地区中的每一个村落，无论大小，都烧成了白地。村中则被杀得鸡犬不留。”　　在马来亚，有大约7万名中国移民在1942年初新加坡沦陷后被捕。他们中的几千人，被控进行了破坏性活动。这些人被成群地绑在一起，装到船上，船开进大海，他们就被抛进了海中。新加坡著名的莱佛士饭店禁止本城的居民进入，而那些最好剧院也只向日本人开放，一些学校也被日本人占据，用来充当陆军兵营，另外一些则被改成了妓院。　　在缅甸、荷属东印度、法属印度支那以及美属菲律宾，最开始日本被当做西方殖民主义的解放者而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但是欢迎很快就变成了失望，然后又变成了仇恨，并且出现了广泛的游击抵抗运动。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在菲律宾的农村地区发生了大规模屠杀事件，而且并非罕见。整个行政区域被日本人全部毁掉的事发生了许多次，居民全被刺刀刺死，建筑被烧个精光。在首都马尼拉，那些拒绝向日本士兵三鞠躬的人被带到城市广场上一起杀死，他们的尸体还被吊起来示众，而那些犯有更严重罪行的人，比如殴打日本士兵，则被铐在镀锌的钢板上，放在热带的烈日下活活烤死。　　对于日本处心积虑策划的“大东亚共荣圈”来说，像这样无法无天、毫无顾忌的暴行，当然是致命的，同时也毁掉了日本本身。由于其基础是建立在强制而非合作之上，日本的体系从根本上就无法发挥效力，因此日本人丧失了一个无比巨大的人力资源库，不管从军事还是民用来说都是。他们也无法充分利用那些日本急需的丰富自然资源。　　然而尽管大东亚共荣圈的失败对日本的发展有很大的破坏性，但如果和日本陆军和海军之间竞争所造成的恶劣影响相比，它就只能算小巫见大巫了。这场激烈的竞争贯穿了战争的始终，它不仅给作战行动带来了一场又一场的相互钳制，而且也给日本为经济所做的全国性的努力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1941年，在东条英机刚刚坐上首相这个位置的时候，天皇曾经向他申明了一个长期困扰日本的问题。当然，这种申明是用一如既往的闪烁其词的方式来表达的。裕仁说道：“请你一定记住，在目前陆军和海军之间的合作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我还打算召见海军大臣，告诉他同样的话。”　　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忠告是如此有价值，但也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忠告是如此一贯被人忽视。综观整个历史，陆军和海军之间的竞争几乎每个国家都有，而且往往十分激烈，但日本海陆军之间的相互仇恨程度实在是无与伦比的。它是长期积累起来的矛盾，一直可以追溯到宗族之间血腥的领地之争。当19世纪后期的明治维新中，现代的日本陆军和海军建立起来的时候，一些宗族将他们的子弟送进一个军种，而他们累世的对头们则一定参加了另一个。就这样，他们之间的敌意持续了下去，甚至发展成了公开的仇敌关系。　　两军之间的争斗在个人层次上也体现了出来。海军舰队总司令山本五十六参加过两次最重要的战役，先是突袭珍珠港，后来又经历了中途岛的失利。他曾经有一次当着一位喋喋不休的将军之面推开椅子拂袖而去，以此表示对陆军的蔑视。丰田副武司令，是战时的联合舰队总司令，他经常把陆军称为“马粪”，而且再三宣称他宁可把女儿嫁给一个乞丐，也不会嫁给一个陆军里的家伙。但这些都算不了什么，陆海军之间不合所带来的毁灭性打击遍及各处，包括经济动员、战略性供应的征集和部署、军备设计和生产以及成品的分配。　　从制度上讲，陆军和海军的后勤供应都是由通产省掌管和分配的。通产省和一个内阁计划委员会共同负责制定经济政策。但是，海军和陆军都拒绝向行政部门提供任何关于他们战略物资的接收和存货的数据（它们之间更是绝对相互保密）。这样一来，任何实际的计划都难以实施。　　飞机制造业的激烈竞争　　在战争初期，日本曾经进行过一次弥合两军关系的尝试。他们建立所谓的控制机构，并赋予其相当巨大的权力。这些机构是以政府的面目出现的，每一个机构的领导都由一位来自战备相关产业的行政官员担任。陆军和海军的反应则是对控制机构毫不理睬，继续随心所欲地使用他们的储备物资，直接向生产厂家发送订单（有一些厂家就是属于军队的），混乱仍在继续。　　两军之间的争吵在至关重要的飞机工业中最为激烈，在这里双方都建立了自己的控制机构。一位民用经济计划制定者藤原银次郎在对飞机工业进行调查之后，抱怨说：“海军在科技上比陆军领先，所以陆军竭尽全力地争取赶上，然后海军又竭力保持领先的地位，这样就形成了一场争取优势地位的紧张斗争。”　　藤原氏的研究结果还显示，到1943年的夏天，尽管日本已拥有年产53000架飞机的生产能力，但实际上每年的生产数量连10000架飞机都不到。对此，他的解释为：“陆军和海军出于竞争而小题大做，但他们没有取得什么实际的成果。他们拥有规模宏大的工厂和相当精良的机器，但是每当陆军建一个大的工厂，海军马上也会建一个。他们只顾着盲目攀比，却很少考虑到实际效率。”这种浪费行为造成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在那些用来制造飞机的宝贵铝材中，只有55%确实变成了飞机，而余下的部分全部被作为废料倒卖进了黑市。　　陆军和海军都伸长了脖子等着看在飞机设计领域谁会超过对方。截至战争结束，海军制造出的飞机有53种基本机型，共112个品种，而陆军则有37个基本机型，共52个品种。这些飞机中的大多数都是按那些落入日本人手中的外国机型仿制而来的。　　陆军建立起自己的海军　　在从被占领的荷属东印度开采石油的问题上，双方的争斗时间也长到了荒唐的程度。海军由于对石油的需求极为迫切，不得不从这里进行了大量的开采。陆军由于步兵占了绝大部分，所以它的石油主要是用于航空兵，除此之外就没有什么需求了。但是，陆军实际上早已垄断了日本的石油资源。　　这种不平衡来自于一种奇怪的安排方式：被占领地区的石油资源的分割情况是由最先占　　领该地区的军种决定的。在这点上，陆军占有明显的优势，它掌握着最主要的油田，还握有6座大型的炼油厂，这使得陆军拥有了前荷兰属地中85%的石油资源，这样海军能得到的就所剩无几，它手中掌握的只有婆罗洲的两个港口。　　为了满足自己远远超过陆军的石油需求，海军不得不采取了类似于敲诈的手段，它威胁说，如果陆军不分给它更多的石油，它就要扣留发往日本的所有油轮。虽然，因此成立了一个陆-海军石油委员会来解决分歧，但实际上争斗更加剧烈了。对于委员会所下达的石油分配命令，通常双方都置之不理。　　同时，海军在海战中的失败，和其长期的石油短缺也存在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在1944年6月的马里亚纳群岛航母大空战中，有一个日本舰队其实就在附近，但苦于燃料不足而无法参加战斗。由于不会受到来自海面舰船的攻击，美国航母发动了“电击行动”，随心所欲地遣出和召回作战飞机，日本空中力量在这种打压下永远都无法恢复元气。后来，在莱特湾战役中，从本土紧急赶来赴援的战列舰“伊势号”和“日向号”最终还是晚了一步，原因还是燃料不足。　　尽管海军掌握着油轮的垄断权，但陆军建起了自己的造船厂，而且它对商业船运也颇有涉足。实际上，早在战争开始时，陆军手中掌握的船舶的总吨位就已达到了210万吨，而同时民用的“航运控制协会”的船舶总吨位是170万吨，日本海军的总吨位则仅有150万吨。而在实际操作中，两军之间也决不进行任何合作的努力。陆军的航运总部在宇品，海军的航运办公室则在横须贺，他们从未交换过关于船只启航、路线、装载情况以及到港时间等任何信息，甚至连发现了敌方的潜水艇这样的事也互不通知。　　陆军并不仅仅满足于拥有自己的商船船队，它甚至还要利用在政治上的主导地位来建造自己的潜艇。海军潜艇部队的指挥官三和艹戍 吉副司令回忆说：“当陆军提出要建造他们自己的潜艇的时候，海军坚决反对这个计划。但是陆军答复说，他们计划建造特殊的潜艇是用来守卫本土的，他们不想要海军的潜艇来担负这一任务，因为它们还有更重大的使命，就是迎击敌方的舰队。海军对这一点表示同意，并且向陆军阐述了建造潜艇的困难性，表示可以指导陆军如何来建造。然而陆军并不想要海军的帮助，只想自己来造。”毫不意外，海军的潜艇几乎没有被派上任何用场。　　日本在二战中未能研制出一种高效的雷达，这在部分上也要归咎于两军之间的争斗。美国的雷达专家们在一份战后的报告中指出：“日本的军事首脑们必须受到严厉的批评，他们使陆军和海军的研究开发以及生产工作一直处于完全隔离的状态。日本缺乏拥有足够技能来从事雷达研究的科学家，无法展开工作。然而他们竟然还坚持在两军中进行各自为政的秘密研究，企图用不到一半的人来完成全部的任务，这种事倍功半的方式真是愚蠢到了极点。”　　陆军掌握着最高的军事征募权力，因此它就老实不客气地把那些技术熟练的飞机制造工人统统征到了自己的序列之下，特别是那些原本在给海军生产物资的工厂中工作的人。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大约4500名九州飞机制造公司的工人受到了征召，占到全厂雇员的50%，他们的位置被换上了毫无技术、毫无经验的妇女、学生和朝鲜人。陆军和海军似乎都很乐于让他们的供应厂家们生产用途相同的但却形状各异的产品。“即使是生产一个螺钉，陆军可能要造成左旋的，而海军则要造成右旋的来表示与其不同。”日本同盟新闻社的记者加藤益雄在回忆中这样说道。　　到了1943年的12月，日本的工业已经极度混乱，以致内阁计划委员会和通产省全部被取消掉了，代之以一个全新的军需省，由东条英机兼任部长，它的任务就是专门消除由于那两个互不相让的军种所引起的混乱。　　凡是那些和战时供应品生产稍有瓜葛的私人企业都被列为“军需厂家”。这个含糊不清的称号一共被授给了671家厂商。军需省对厂商的生产安排有独家控制权，还控制着下属厂家的资金，并且可以按照它的喜好对厂家进行任意的拆解组合。　　然而军需省的努力遭到了可耻的失败，仅从部长走马灯般的替换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事实。东条英机很快就对军需大臣的工作感到厌烦，于是将其转给了副大臣岸信介。岸信介的继任者是经济学家藤原银次郎，他就是那位意志坚强、能力卓越的三井工业集团的前任总裁，藤原后来带着愤怒辞去了这一职务，取代他的是一个名叫吉田的昏庸官僚。对此藤原解释道：“问题就在于必须有一个陆军和海军都能接受的人，于是他们找到了这么一个妥协方案———任用吉田，尽管这个人根本一事无成，毫无用处。也许他们觉得任用一个对工作一无所知的人，就能使他们双方都放开手脚吧。”　　综观整个二战过程中，这两个军种之间很明显地不需要一个协调的指挥（而即使有，他们也不会听从）。就在中途岛战役后不久，海军准将高木础吉大胆地向海军军令部建议，提出日本胜利的惟一希望就在于陆军和海军在一个最高指挥部之下采取联合行动。但两军都拒绝进行任何实际的合作，即使在作战地区也是如此。　　作战地区中权力在两个军种间的分配并没有一个清楚的规则，陆军掌握了大部分的指挥权，但海军控制了新几内亚的一半、所罗门群岛、苏拉威西岛以及被托管的马绍尔群岛，加罗林群岛和马里亚纳群岛。双方都认为对方控制下的地区与自己毫不相干。还是那个同盟新闻社的记者加藤，他认为这种情况就是造成1944年6月塞班岛失守的原因，他在文章中写道：“分配给海军的舰只数量不足以守卫这一地区，而陆军提供的支援不仅不够，而且还三心二意。”　　然而海军也好不到哪儿去。作为山本五十六大将中途岛作战的一部分，陆军官兵们夺取并固守了阿留申群岛，海军早前就对这次登陆行动表示反对，很快就又对它进行批评，海军大西泷次郎少将后来说：“我们应该在猛攻阿留申群岛之后就从那里撤走，但是我们愚蠢地占领了这一地区，还投进了过多的物资和不必要的兵力，这使得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再离开了。”所谓不必要的兵力就是指那2300名在1943年5月美国收复阿留申群岛时被困的士兵。　　在得知阿留申群岛的大败后，裕仁天皇陷入了很深的困惑，他非常天真地问他的侍卫官：“难道海军和陆军之间真的水火不容吗？如果他们之间存在摩擦的话，那我们就难以赢得战争的胜利。”　　天皇的这个结论是绝对正确的，由于东条英机试图掌握日本盘根错节的政治结构的努力毫无成效，由于警察的高压手段渗透到国内的每个角落，由于陆军和海军之间龃龉不断，兵力不足、军备匮乏的日本帝国无可挽回地逐渐滑上了通向失败的道路。日本人民，即使在一段梦魇般的时期已经到来时，仍旧对他们的精神坚信不移，但他们很快就会尝到苦果的滋味。　　1944年1月，东条英机首相灵敏地应对一位帝国议会的成员。东条英机的思维敏捷，言辞犀利，因此他被称为“剃刀”。　　1940年10月31日，成双成对的日本人在享受“Auld Lang Syne”。（这是一首著名的苏格兰歌曲，中文名叫做“骊歌”或“友谊地久天长”，常作为舞厅的交谊舞曲。）禁令前最后的舞曲。政府下令在这一天的午夜之前关闭所有的舞厅，以此作为一项保护措施。　　记者新明武雄在一次关于战略的争论中站在海军一边，因而激怒了东条英机。　　新明武雄（第一排左起第一人）和他的连队在一起。后来这一连队在守卫琉磺岛时被消灭。　　一篇带来了“死亡召唤”的报道　　1944年2月23日，日本的《每日新闻》发表了一篇引起轰动的文章，东条英机首相看了这篇文章后，勃然大怒，以致一定要把它的作者———战争新闻记者新明武雄置于死地。　　在这篇题为《竹枪根本无济于事》的文章中，新明武雄对陆军的防卫计划进行了批判，因为这个计划命令本土的全体人民，无论男女老幼都要拿起手头的任何武器来击退盟军的入侵。相反，新明为海军的观点进行了辩护：最后的决战必须在海上进行，这样可以防止美国占领日本本土以及对日本进行轰炸。　　尽管这篇文章并没有指名道姓地提到东条英机，但这位日本首相还是认为受到了人格侮辱。他给新明武雄下达了一份入伍通知，而通常像新明这样一个年入四旬的人是不属于征兵之列的，所以这个通知被称为“死亡召唤”。任何一个收到这种通知的人几乎就死定了。他们都被用船运到了最前线的部队。新明武雄将被送到了琉磺岛的一个陆军航空兵连队中。　　但是海军拯救了这位记者的生命。他们向新明武雄下达了海军入伍通知，而这份通知，被精心安排在了陆军的前面到达，抢先将新明安排在了海军新闻处中一个安全的岗位上。　　一位身着白色制服的警察在新成立的全日本大众党（All-Japan Masses Party）的一次集会上巡视。这个党是一个由农民和劳工组织的极左组织，仅仅存在了四个月之后，就被政府取缔。　　79　　· 战争中的日本　　爱国主义的福音书 ·　　78　　爱国主义的福音书 ·　　对战士们的精神支持　　６７　　爱国主义的福音书　　为了表示对美国的蔑视，东京的行人们践踏被政府宣传部门绘制在人行横道上的巨型美国国旗。　　一个士兵将竹枪刺入代表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的稻草人。旁边的牌子上的内容是鼓励行人都停下来刺上一下。　　全身心地投入战争的准备　　“因为我们想到了那些在中国北部打仗的战士们。”在被问及她和她的同学们为什么冬天不穿外衣时，一位女中学生这样回答道。这些孩子之所以会如此毫无怨言地忍受严寒，一个原因是出于爱国主义，另一个则是日本政府努力进行的所谓精神动员的结果。为此他们发动了无穷无尽的政治宣传运动，号召人们与军事行动保持一致，促使所有的人们坚定意志来承受那些战争可能给后方所带来的困难。　　在珍珠港事件之后，东京的宣传机器高速运转起来，全国的报纸都按照指示同时发表了“要与政府协调一致”的公告。从此之后，日本人民便被铺天盖地的新闻和报道所吞没，它们全都是在宣扬奋不顾身的日本士兵有多么勇敢，以及这场为了抵抗凶残的美国侵略者，保卫天皇的圣战有多么正义。　　任何对政府的政策产生质疑的人都会遭到审讯甚至监禁，而执行这一任务的人是名字非常直白的思想警察”。如果那些懦弱的惟命是从的媒体偶然发表一些评论，被认为违反了1941年的一项所谓的维持“和平气氛”的法律时，那些倒霉的撰稿人就会面临失去工作或者将被监禁一段时间，为了对付这些失误所带来的后果，许多报纸雇佣了“狱中编辑”，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去服规定的刑期。　　这样的措施有助于控制新闻媒体和对人民的思想进行约束。政府还试图将人民的身体也控制起来，年轻男子除了他们的日常工作之外，还被要求自愿参加军事训练，年轻女子则被鼓励着结婚生子，以为这个不断扩张的帝国充实人口。无论男女老幼都被要求穿上单调的平民制服，还要参加准军事训练，人人都疲于奔命，苦恼不堪。人民的具体生活，无论是吃什么东西，什么时候去锻炼还是如何祈祷都要服从政府的指示。原因就是政府要千方百计争取成功地达到它所宣称的目标:维持“完美的公共秩序”。　　1943年，即将赶赴战场的日军从东京一家剧院的巨型广告牌下经过。广告上的标语是：我们不会停止进攻。　　采取节约措施来巩固本土　　在战争刚开始时，由于日本领导者制定的作战计划将会不可避免地导致消费品生产的大规模减少，因此政府发动了一场节约运动，主要是为了使人民做好为国牺牲的准备。这一次运动的口号———诸如“奢侈是我们的大敌”———被印在传单上，撒遍了日本列岛。　　大多数的日本人都响应了政府的号召。他们每天跟着国营广播网进行定时的锻炼，以此来加强身体素质。他们还勒紧裤腰带，像日本禅宗的和尚那样，进行自愿的食量节制。日本禅宗和尚自愿戒食大米，只吃少量的水果和蔬菜。　　人们努力去适应失去了以往一切便利的生活。从1940年开始实行严格的汽油配给，东京从午夜到凌晨5点，实行交通管制，爱国主义的妇女团在政府的发动下，对任何浪费油料开车去红灯区的家伙的姓名予以无情的揭露。　　政府还号召进行服装上的限制。他们敦促妇女们将奢华的服装如西式裙子和华丽的和服束之高阁，换上农妇式的工作衬衣和宽大的裤子。口红、胭脂和眼影之类的化妆品全遭到禁止，而在美发店统统被关闭之后，朴素的短发成为了最流行的发式。　　而日本的男人们无论军民，则响应号召，将笔挺的西服套装换成了毫不合身的卡其布制服，并且打上绑腿，带上军帽。最后，由于所有能利用的皮革都被用于为军队制造军靴，以至于所有地方的平民们都不得不穿上笨重的农村式样的木屐。　　东京的一个身穿西式套装，头戴草编礼帽的警察正在训斥两位妇女，因为她们一个穿着西式洋装，另一个穿着和服，这些都被政府列为奢侈性的服装。　　一位身披防空组织绶带的妇女微笑着展示名为“Monpe”的宽大式女裤，这种裤子后来成为绝大多数妇女的着装。　　东京附近伊豆半岛上的一群居民在户外进行柔软体操，背景为富士山。　　一位身着白色制服的警察在新成立的全日本大众党（All-Japan Masses Party）的一次集会上巡视。这个党是一个由农民和劳工组织的极左组织，仅仅存在了四个月之后，就被政府取缔。　　一个男子和他的儿子一起在吃“日之丸便当”。这种饭菜象征着日本国旗，就是在白米饭中放一个红色的腌梅子。　　在一次全国范围内的健康宝宝大赛中，容光焕发的妈妈们抱起胖乎乎的婴儿排成一行。这种比赛举行了很多次，旨在宏扬母性。　　驻守满洲士兵的未婚妻们在一所新娘学校中扛着锄头行进。　　一群少年工人正在昭和电力公司的一家乡村分部中使劲推动满满一车用以制造水泥的石灰石。　　来自妇女儿童的特别贡献　　由于战争耗尽了日本的人力，那些留在本土的人们就被号召来为国家贡献更多的力量。孩子们被分配去从事捡炭块以及其他简单的工作。再大一些的学生们则要到田里和工厂里进行繁重的劳动，而年轻的妇女们则被鼓励着去从事一种特殊的生产工作———生儿育女。　　在此之前，日本一直被人口过剩所困扰，而且将其作为扩张的借口。而现在政府却宣称它需要更多的人口来充实新占领的殖民地，并且发动起一场宣传攻势以期达到每年300万的出生量，这差不多是和平时期的一倍。　　作为运动的一部分，日本政府禁止任何形式的生育控制，并且建立起许多婚姻介绍所和新娘学校，用来训练年轻姑娘们，她们将作为拓殖者驻守海外的日本士兵们结婚。国家负担婚礼的费用，并且承诺只要所生的孩子达到或超过10个，将为其家庭提供免费的高级教育。　　妇女们被鼓励着“把母性作为国家的命运”。首相夫人，同时也是七个孩子母亲的东条胜子告诉全国的人们：“养育孩子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形形色色的“士兵”　　大战初期日本军队速度惊人的胜利在全国掀起了新一轮军国主义狂潮，为了将它保持下去，日本的宣传机器不断地提醒人们日本军队体现了古代武士的英勇美德。　　对军事的狂热感染到了社会的所有阶层。满怀骄傲的母亲们给她们的孩子穿上装饰得漂亮的制服。老师们告诉学生如果一个男孩子不投身于这场“神圣”的战争，那么他就会耻辱终生。而对于他们心目中的英雄———日本专业相扑选手们响应征兵这样被大加宣扬的消息，尤其使青年们感到振奋。　　甚至连那些一向信奉非暴力，讲求和平的和尚们也响应了征兵的号召。同时由于许多神道的神职人员入伍，以至于在神道的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由妇女替代这些男人做神职职位的现象。　　在全国的儿童节中，身着陆军和海军将军制服的小男孩们庄重地敬军礼。　　在1942年的一次卫国操练中，一排高大粗壮，大腹便便的相扑运动员摆出向右看齐的姿势，他们在日本是广受欢迎的传统项目运动员。　　在一位陆军军官的指挥下，腰别刺刀，肩扛步枪的和尚们在他们的寺院中操练。　　1943年东京街头，一位美丽的少妇停下来往一块钉着一排排钮扣的布上缝上一针红色的线。当有1000个人缝过之后，这块带着幸运祝福的布将被送到一位前线战士的手中。　　一位路人在一位少妇手持的太阳旗上写上“力”字。当写1000个字之后，这面旗也将被送给一位前线作战士兵。　　日本妇女肩负着维持本土和海外军队士气的责任。“国防妇人会”负责起了这些活动的协调工作，派遣它的成员们到火车站为开赴前线的部队送行，并敦促他们写鼓舞后勤人员的信件。妇女们还通过制作护身符的方法来帮助那些素昧平生的士兵们，从护身符上他们可以确信自己拥有来自身后那片国土上全身心的支持。　　最受欢迎的护身符叫做“千针带”，就由1000个街上的行人在一块布上一人缝上一针，然后将其送给前线的士兵，据说它象征着日本妇女的信任和忠诚。王牌飞行员坂井三郎就收到了一个，是他的未婚妻和表姐妹制做的。坂井三郎写道，“没有哪个日本飞行员相信这种传统的护身符能避开子弹”，但当他想到他的未婚妻和表姐妹长时间“伫立在寒冬的街头”请求行人们为它缝上一针，“我当然会戴上它，”他最后写道，“而且我把它绑在我的心口上。”　　还有一些志愿者们走上街头去制作另一种护身符，他们请行人们在一面日本国旗上写上幸运的祝福。许多日本士兵都在口袋里装上这么一面国旗参加战斗，因为这代表了他的国家。　　在神社中为死者　　祈福的人们　　日本人被鼓励着去东京广大而幽暗的靖国神社进行公众性的祈祷，在这里供奉着所有战死士兵的亡灵。这种信仰是由裕仁天皇在战争初期就树立起来的。他主持了一个在靖国神社举行的庄严仪式，在这个仪式上，裕仁天皇宣布那10334名死于中国战场的军官们的亡灵在此得到供奉，这意味着他们被赋予了神一样不朽的地位，几乎和天皇自己并驾齐驱了。　　随着战争的死亡人数不可遏止地增加，每天都有成千上万失去亲人的平民来这里祈祷。靖国神社成为了一个至为神圣的地方，有轨电车经过它的大门时都要稍作停顿，而行人们则停下脚步并深深鞠躬。　　1941年，哀悼者们冒雨跪在位于东京闹市区的靖国神社外面。平民们最通常进行的 就是为他们在战争中死去的亲近之人祈祷。也有许多士兵在他们乘船奔赴前线之前来祈祷一番。　　91　　· 战争中的日本　　帝国俘虏 ·　　90　　一位身着白色制服的警察在新成立的全日本大众党（All-Japan Masses Party）的一次集会上巡视。这个党是一个由农民和劳工组织的极左组织，仅仅存在了四个月之后，就被政府取缔。　　1945年3月，在东京遭受了二战中最严重的一次空袭之后，身着军装脚蹬皮靴的裕仁穿行在被炸毁的一个街区中，侍从们被他甩在了身后。　　帝国俘虏　　1921年，当时还是皇太子的裕仁访问英国时在向仪仗队敬礼。头戴熊皮帽，担任陪同的是威尔士亲王，也就是后来的英王爱德华三世。　　一位害羞，温驯而又热爱和平的天皇　　“达到至美的时刻就是全世界都一片和平。”在一首含义幽远的小诗中，裕仁天皇这样写道。然而他的一举一动是如此地被拘囿于日本苛刻的传统范围之内，所以这个热爱和平的人极少会表露出对和平的渴望。　　裕仁生于1901年，在一个完全得不到爱的氛围中长大，他一直感到压抑和恐惧。按照宫廷的惯例，他在仅有10个星期大的时候就被从父母身边带走，在一连串的监护人和导师的照顾下长大，曾经有一段时间，一共11位学者像填鸭似的拼命往这个小男孩的脑袋里塞着各种科目的知识。　　尽管被培养日程束缚着，但这位皇太子却显示出了十分独立的思维能力。12岁的时候，他就是一个神话———他是太阳女神的后代，因此他自己也是一个神———和他的历史老师展开辩论，使这位老师震惊不已。他的首席监护人西园寺公望亲王告诫他不要发表这种异端邪说，并且向他解释说日本人民需要相信他们的天皇是神圣。西园寺公望还说，为了日本的福祉，裕仁必须保持像神一样的庄严，高高在上，决不能把自己卷入俗世的事务中。　　裕仁长大后，变成了一个害羞自闭的人，尽管他还保持着一点点个人的自由空间。他成为了一个严谨的科学家，狂热迷恋西方的各种体育运动，他甚至还敢于反抗那些权力煊赫的顾问，因为他们反对他自己中意的婚姻。但在所有关于他的天皇职位的事务方面，他仍然只是一个法律和议会的严格服从者，因为很早以前他们就使天皇退缩到了一个宗教性象征元首的位置。他总是一言不发地对法律和议会深信不疑地服从。　　当日本的军阀集团将日本逐渐拖入与中国以及后来与西方盟国的战争时，对于那些野心勃勃的政府首脑们的计划，裕仁从来都没有进行过一次有力的呼吁来进行矫正。他只是在他所写的一首诗里气语暖昧地表达了他的忧患：“当我游览纪伊水道海角的时候/远方的海上正低垂着乌云。”虽然天皇似乎没有意识到，他的精神权威其实是极为巨大的，而他并没有能将其利用起来，所以在日本的战争悲剧中，天皇也有一部分责任。　　裕仁的父母：大正天皇和贞明皇后。按照宫庭的习惯，他们把皇太子的抚育任务交给了监护人。　　三岁的裕仁。当时他离开父母，单独住在日本皇室那个拥有超过3000名仆役的庞大宫殿中的一个小房子里。　　一位东方王子的西方历程　　裕仁有一次曾经承认，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就是1921年那次长达6个月的欧洲旅行，他充满感情地回忆说：“我生平头一次体验到什么叫做更自由的生活。”　　英国皇室相对随意不拘的生活方式令这位时年20岁的皇太子大吃一惊。他非常高兴地看到他的英国伙伴——威尔士亲王竟然被允许在大众餐馆吃饭，以及在夜总会里和漂亮的姑娘们跳舞。他把坦白、平易近人的英王乔治五世视为自己的偶像，后者曾经像父亲似地拍着他的后背，称他为“我的孩子”。　　裕仁带着一大堆西方式的爱好返回了日本。他打起了网球，并且在皇宫的院子里修了一个九洞的高尔夫球场。他改吃英氏的早餐，诸如鸡蛋和烤面包片（而不是米饭）；改穿西氏服装，只是除了一些十分重大的仪式性场合之外。在每年一度的水稻插秧仪式上，他甚至还带着一顶西式的毡帽，而他的官员们则都戴着插秧者戴的那种传统的宽边草帽。　　他还不顾继承人问题上的风险，毅然选择了一夫一妻的西式婚姻方式。在裕仁登基之后，他和妻子良子生出来的全部是女儿，而女儿是不能继承皇位的。他的顾问们纷纷劝说他采取古老的解决方法，广纳姬妾直到其中的一个给他生下一个男性的皇位继承人为止。裕仁竭力顶住了这些巨大的压力，他的忠贞最终得到回报：1933年，良子终于生下了一个男孩。　　和英王乔治五世同车穿过伦敦时，裕仁向行人们致意。此时令他大开眼界的20天英国之行刚刚开始。　　身着白色网球装的裕仁及其妻良子在一起进行双打比赛。时为1924年，即裕仁从欧洲返回的三年之后。　　裕仁在他宫中实验室的海生动物研究过程中小憩。他后来出版了不少关于这一领域的学术著作。　　裕仁家庭的合影。裕仁身着西服套装，皇后良子怀抱幼小的皇太子明仁，旁边是他们的三个女儿。　　裕仁身着传统礼服，手持节杖的形象。1928年，裕仁天皇在京都的古皇居正式登基。　　卫队在天皇的座车前抓捕一名被怀疑意图对裕仁不利的士兵，而实际上这名士兵只是想向他申诉陆军中的虐待行为。　　1930年，长跪而坐的村民们还被允许见到天皇。　　大阪市长由于在裕仁面前站立得太随意而被迫辞职。　　文化冲突中的风暴中心　　在整个的20年代以及3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中，裕仁一直陷于理想和野心的冲突里。和许多进步的日本青年一样，他明白自己的国家应该通过吸收西方的科学知识和工业技术这样和平的方式来实现繁荣。但是这种观点遭到了激进的陆军和海军军官们的极力反对，他们主张的是征服全亚洲，并且要铲除所有倾向于追求和平式发展的人。　　曾有两名煽动者企图刺杀裕仁，但是流产了，另外还有六个人发起了请愿活动，请求他改善日本的状况。有好几个温和的政治家被军国主义者和右翼军官所暗杀，其中就包括原敬首相，原因就是他在1921年曾积极鼓励裕仁的欧洲之行。　　日本陆军的高级指挥官们都声称他们无法控制低级军官们所进行的这些杀人之类的恶行，但实际上他们之中的某些人在私下里对于这些暴力行为是首肯的，并且还从中获益。一直存在的刺杀威胁着裕仁的一些自由派内阁成员和顾问的生命，所以他们就轮流劝说天皇要超然于日益严重的混乱局势之上，保持传统的角色地位：高高在上，不可侵犯，令人敬畏。　　这样的角色正是陆军的高级军官们所想要的：天皇的脚步只限于宫墙之内，不会对他们的征服计划进行任何干涉，但又拥有神一样的地位，在战争来临的时候能够将国家团结和激发起来。　　军队接着又发动起一场宣传运动，使裕仁和人民更加疏远。过去普通的人们还被允许可以瞻仰天皇，但现在只要有天皇在场，他们必须深深鞠躬，绝不能抬头观看，以表示对天皇的崇敬。特定的高级官员获准可以向天皇注目示敬，但有些人却因为所谓的没有对天皇表现出足够的尊敬而丢掉了官职。　　一位名叫加濑俊一的外务省官员看穿了陆军的花招，他宣称说好战的将军们“故意在皇家周围散布宗教性的神话迷雾”。加濑俊一还用诗一般的语言说天皇“完全只是水中月影”，而“真正的月亮就是军队，他们掌握着实权并且享受着所有权力带来的好处”。　　裕仁本人也看透了这种将他完全架空的所谓尊敬，他带着平静的失望说陆军是“在用绣着花的绸缎将我慢慢闷死”。　　臣民们匍匐在东京的皇宫前朝拜。从1936年之后，警察对任何胆敢看天皇一眼的人都予以逮捕。　　一位沮丧的象征性元首的形式职责　　尽管在法律上和习惯上，裕仁没有任何实权，但他还是要履行那一大串烦人的礼仪性职能。天皇要主持每一次帝国议会的开幕式，参加军部的正式会议，假日里要去参观神道的神社，检阅陆军的演习，还要穿上整套的军式礼服（见右图）去欢迎访日的外国要人。　　评论家认为，在这些会议上，裕仁应该更好地运用他的精神权威，更强烈、更直接地表达他自己的意志，实际上，他确实偶尔发表过自己的看法，试图纠正军事领导们穷兵黩武的路线。早在1931年日本侵略满洲的时候，裕仁敦促他的内阁要执行一个“不扩张政策”，然而就像皇室管家所说的那样，裕仁的努力就像“往沙子里钉钉子”一样毫无作用。　　在1941年9月6日那次具有决定意义的内阁会议上，战争最终被确定。在这次会议上，裕仁再次表达了和平的愿望。他引用了其祖父明治天皇的一首诗，诗中问道：“为何风雨乱人间？”据报道称，内阁成员们对裕仁的话感到“惊惧”，但军队首脑们也对天皇只是暗示性地表达，而非直接提出而感到“释然”。于是日本的将军们就立即着手将他们的战争计划付诸实施。　　就座于一面金色屏风前的裕仁在主持军部的一次会议。与会的军官们都把手放在膝盖上，肃然端坐。　　身着长礼服的帝国议会的成员们一起向天皇（立于后部者）鞠躬。　　在军事演习中，裕仁观看部队乘坐两栖登陆艇。　　1935年，在等候迎接满洲国皇帝溥仪时，裕仁与手持照相机的一位亲属说笑。这张照片是被禁的，因为天皇看起来太有人情味了。　　“上天之子”的偶然远足　　在偷袭珍珠港之后，裕仁变成了一个实际上的宫中囚徒。他极少露面，只是在庆祝日本取得巨大胜利，以及后来战争情形不利于日本时，去查看惨遭轰炸的东京才出来一下。1945年，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皇宫的防空掩体中度过的。　　为了战争，天皇做出了他所能做到的最痛苦的牺牲：他放弃了挚爱的海洋生物研究，认为这是在战时一项不合时宜的自我放纵行为。作为替代，他写信向他的战士们表示鼓舞和赞扬，并且为他们祈祷。他的人民所遭受的苦难使他感到无比痛心，因此在1942年夏天之后，内阁成员和宫里的官员们就联合起来，向他隐瞒那些最坏的消息。他希望战争能迅速结束，即使在他的军事将领们以他的名义下号召日本人付出更大牺牲，流出更多鲜血的时候也是如此。　　1942年2月，裕仁站在皇宫的护城壕后面，注视着欢呼攻陷新加坡的人群。　　99　　第三章 黑暗之谷　　一项秘密研究　　1943年夏天，战争打到了日本的家门口。从此往后，由于越来越多的资源被从民用经济中调去支援军队作战，日本人民所面临的工作和生活压力也就越来越大了。到了1944年的秋天，尽管这时美国的密集轰炸还没有开始，日本人已经深深陷入了他们所称的“黑暗之谷”。　　从战略角度来看，这一时期内发生的情形只不过是验证了一项战前秘密研究的结果。这　　项研究的参与者之一，经济学家稻叶秀三后来对他们的研究结论进行总结：“我们开始懂得如果日本加入战争，我们的生命就会被摧毁，不光是日本的经济，还有日本这个国家本身也会在巨大的痛苦和绝望中崩溃。”但日本政府对于些警告完全不予理睬，只是力图在1942年进行一场速战速决的战争。在这一目标失败后，面对拥有巨大战争物资生产能力和充足兵源的美国，日本完全无法与之相抗衡。1943年，在主要由美国潜艇构成的盟军海上封锁线形成之后，日本巨大的商船船队的活动逐渐断绝。而相当一部分的食物和几乎所有的关系命脉的原材料都是靠海运进来的，因此它们的供应也就被切断了。　　日本人民对于二战的感受和其他所有的交战国都是一样的：商品短缺、定量供应、通货膨胀、黑市猖獗，以及更长时间强度更大的劳动。但是他们在“黑暗之谷”中所遭受的艰辛还有一个特殊的痛苦之处。尽管日本政府对于那些胆敢发布日本失败消息的新闻进行毫不留情的打压，人民还是越来越清楚地感觉到了他们在二战中的失败，随之而来的就是他们像机器人一样，一天天麻木地在毫无乐趣的工作中饱受煎熬。　　由于被1942年一系列奇迹般的胜利冲昏了头脑，日本政府曾经一度放松了战争物资的生产。但到1943年，失败使一切都重新回到了原来的起点上。在地方层次上负责定量供应的邻组忙着把不易保存的食物发放到成员手中，同时还忙着派遣成员们到最近的分配中心去拉回配给品。　　木头做成的服装　　在日常生活的每个方面，物品紧缩的迹象都变得越来越明显。日本制造的衣服中的大部分都是用一种名为“Sufu”的极脆弱的布制成的，这种布的原料就是一丁点儿棉花以及木浆和树皮，然后把他们纺在一起。日本的纺织工业以前位列世界第三，它的羊毛从澳大利亚进口，而棉花则从印度、美国、埃及和巴西进口。在二战切断了它的原料供应之后，它就不得不采用代用品。最初，纺织厂试图改用在中国占领区所产的棉花。但是事实证明，短绒的华北棉花在专门为棉绒较长的印度和美国品种设计的机器上根本无法纺织。最后，政府一次性　　地销毁了超过800万个的纺锤和25万台织布机，对剩下来的纺织厂，政府命令他们不断提高sufu在棉布中的比例，同时为了解决羊毛供应的不足，就加入了破布、桑树皮和山羊毛。　　日本只有一种纺织品能自给自足，那就是丝绸。先前，几乎所有的绸布都出口到了西方。海外市场的丧失现在却给后方的人们提供了意想不到的福利。日本的妇女们发现丝绸内衣这种二战前闻所未闻的奢侈品现在不仅随处可见，而且价格十分低廉。　　但是在鞋的方面就没有这种意外的便宜了。军队对于皮靴不断增长的需求，使民用鞋的生产完全陷于停顿；而为了生产飞机和卡车轮胎，大部分日本人都穿的那种胶底拖鞋也无法再生产了。政府相应地加速生产笨重的木屐，并向那些满腹怀疑的平民们大力推广这种“爱国鞋”。为了配合这场运动，东京帝国大学的高次健二博士宣称，这种木屐能够“非常好地加强脚趾尖上的小块肌肉”。无论信不信这位博士的话，大部分人都穿上了木屐，并且把战前的最后一双鞋保存起来，以备在特殊场合穿用。　　Nukapan：“你一吃就会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