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腾飞，自古就是人类的一大愿望。　　中国明代的万虎为了飞上天空，在椅子上安装了47支火箭，两手各拿一柄巨扇，并令人点燃火箭。万虎失败了。人们为了纪念他，用他的名字命名了月球上的一座环形山。　　1540年，葡萄牙人雅芒·托图将一对人造翅膀绑在自己的背上，再次向太空冲击，结果受重伤去世。　　1986年1月28日，“挑战者”号航天飞机从美国的肯尼迪航天中心拔地而起，经历了73秒钟的短暂飞行后，蓦然变成羊角状的Y字型烟云，在无数观众焦灼的目光中化成无数碎片。　　人类要实现腾飞之梦是异常艰难的，一个国家要实现腾飞之梦更是难上加难。　　回想起1958年的大跃进，人们无不责怪当年国人不讲科学、不切实际的狂热，但这股狂热的后面是几亿中国人渴望中国迅速发展强大的热切梦想。为了实现这一梦想，他们不惜砸锅卖铁，放弃地里待收的庄稼，到山上去砍树拾柴，期望为国家的腾飞助上一臂之力。　　中国人的大跃进努力像万虎、托图和挑战者号征服太空的努力一样失败了。我们以沉重的代价换来了惨痛的教训。但中国人的腾飞之梦并没有破灭，这股欲作鲲鹏展翅、搏云腾飞的精神，一直保持在中国人的心中。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便开始走上了腾飞之路。　　据海关总署统计，2004年底，中国进出口总额已经突破一万亿美元大关，世界贸易排名升至全球第三位。联合国贸发会议公布的《2004年世界投资报告》认为，中国已成为当前世界经济增长的两大发动机之一。　　但是，崛起的路不会是平坦的。中国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来自其他国家的封杀。在看到连续十年的高速增长时，也必须看到我们面临的困难。　　2003年12月，温家宝总理在美国哈佛大学讲演时精辟地说道：“人多，不发达，这是中国的两大国情。中国有13亿人口，不管多么小的问题，只要乘以13亿，那就成为很大很大的问题；不管多么可观的财力、物力，只要除以13亿，那就成为很低很低的人均水平。这是中国领导人任何时候都必须牢牢记住的。”　　中国要腾飞，不仅要克服来自内部的种种困难，也会遇到来自外部的重重阻力。　　香港《大公报》发表的施君玉的文章指出，一个国家的崛起，必然牵动国际格局的变化，引起其他大国的警觉，并作出相应的政策调整，实施遏制是一种本能的应对战略。自然会有人利用民主、人权、西藏等政治手段向中国施压，为中国制造不稳定，在中国周边搞战略包围圈，引诱中国搞军备竞赛，消耗中国实力，在纺织品和汇率方面找中国的麻烦，迟滞中国经济发展的进程，甚至直接或间接地向中国发出军事威胁，这用不着大惊小怪，因为这是国际政治的现实。　　最近，一位在美国颇有影响的国际关系学者罗伯特·卡普兰发表了《美国将如何与中国作战》的文章，文章指出，中国才是更可怕的敌人，美国应做好与中国作战的准备。美国国防部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言之凿凿地宣称，中国将在2007～2008年对台湾动武，中美将有一战，好像中国的两岸政策不是出自中国政府，而出自美国的国防部。　　同时，美国国防部《2004年中国军力报告》的起草人也宣称，战国时代越王勾践“韬光养晦”，最后灭了吴王夫差。如果今天不遏制中国，30年后，美国也会像吴王夫差一样完蛋。　　毛泽东有一句名言：“封锁吧，封锁个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民死都不怕，还怕困难么？”　　那些主张遏制中国的人终将认识到，围堵，就像是鲧治水，最后的结果必然是失败。新中国成立后，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了长达22年的封锁和围堵，结果一夕决口。今天，再想围堵中国、阻挡中国的发展、让中国永远弱下去、分裂下去，其图谋更不可能得逞。我们深信，“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中国必将冲破一切藩篱，腾飞于世界。　　在联合国的大楼里有多少中国人？在联合国在世界各地的办事处里有多少中国人？据不完全统计，中国自１９７１年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开始向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派遣国际职员。通过中国政府渠道推荐给联合国的工作人员有500多人，此外，在联合国内还有许多直接应聘的华侨、华人。在上述人员中，有的担任过副秘书长职务，有的担任司长、处长，也有普普通通的工作人员。　　历任中国籍副秘书长:胡世泽　　1 历任中国籍副秘书长　　（1）胡世泽　　胡世泽是浙江吴兴人，1894年出生于外交世家，其父胡惟德，曾任袁世凯政府外长、摄政等要职。胡世泽跟随父亲长期生活海外，曾在中华民国外交部任秘书、科长，1932～1942年间任驻瑞士公使兼驻国联全权代表办事处处长。1942年回国任外交部次长。1944年，国民党政府派胡世泽为英美中三国战后和平机构会议代表。中美英开罗会议前，蒋介石派胡世泽等人先行到开罗与美、英方面联系，商谈会前的种种准备事项，并为蒋介石布置警卫工作。　　1945年，蒋介石派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为其个人代表，与蒋经国一道赴莫斯科谈判《中苏友好条约》，胡世泽作为外交部次长随行。　　在旧金山会议上，胡世泽建议实行国际托管制度，被联合国采纳，并导致托管部的建立。1946年任联合国助理秘书长，主管联合国托管及非殖民化事务。后任负责会议事务的副秘书长。胡世泽是一位才子，通晓联合国6种语言中的5种，此外还懂德文，这在联合国秘书处里是绝无仅有的。胡世泽在联合国任职时间很长，从1946年直到1971年共26年，且十分活跃。　　胡世泽性格开朗、精力旺盛，喜欢应对艰巨任务和挑战，外交能力很强，工作异常出色，而且性格开朗、率性，当工作有出色表现时会像孩子一样地沾沾自喜。　　巴勒斯坦分治之前，巴以两族出现严重对立和冲突，胡世泽出任联合国巴勒斯坦特委会特使，赴巴勒斯坦斡旋，最终促成巴以分治和以色列建国。胡世泽的女儿胡永宁在文章中写道，在胡世泽三人小组赴巴勒斯坦时，巴以矛盾尖锐，问题十分复杂。当时的巴勒斯坦有四种前景：建立一个完全的巴勒斯坦国、完全的犹太国、双民族国家、分治。胡世泽在这一矛盾错综复杂的问题上找到了一个较为合理的出路，被看作是其外交生涯上的一大贡献。　　胡世泽相貌平平，这或许是“其貌不扬”的一种比较委婉的表达方法。有一次在巴黎歌剧院看戏，身旁的两位巴黎女士用俄语说：那个东方男子长得真丑。幕间在过道上，他走到两位女士前用俄文彬彬有礼地说：“你们谈到那个东方男子可能外表不好看，但心是非常纯美的。”两位女士感到十分尴尬。　　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台湾当局要他立刻辞职返台。胡离开联合国后没有回台湾，1972年在纽约逝世。此前他身体一直很好，但离职后其身体和精神一下就垮了下来。胡世泽去世后，联合国为他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联合国的要员和各国使节出席，包括他的同僚、前辈，还有已至耄耋之年的顾维钧，已身患癌症的联合国前秘书长吴丹、德奎利亚尔的特别代表，但台湾方面却没来一个人。故若人地下有知，不知会作何感想。　　历任中国籍副秘书长:唐明照　　（2）唐明照　　上个世纪70年代，唐明照、唐闻声的名字经常出现在中国的各种报刊上。唐明照是1971年以来第一位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中国人，唐闻生则是他的女儿。　　唐明照是广东人，1910年生。少年时代随家迁居美国旧金山，在那里读完小学和初中。1927年回国，在天津就读于南开中学，1930年考入清华政治系，与乔冠华、章汉夫、章文晋、齐怀远、冀朝铸、熊向晖等都是清华校友。“九一八”事变后，唐明照参加中国共产党，翌年任中共北平市委组织部长。1933年，唐中断了在清华大学的学习赴美国留学，入加州大学历史系研读西方近代史，转入美共。上世纪30年代中后期，中共曾加强对外宣传，组织人力在美国翻译毛泽东等领导人的著作，唐明照参与了翻译工作。抗战初期，唐明照不断在报上著文抨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号召华侨团结起来，声援祖国抗战。1940年，参与创办《美洲华侨日报》，出任第一任社长、总编辑。1941年参加美国政府纽约新闻处工作，任翻译。　　朝鲜战争爆发后，为躲避麦卡锡主义迫害，唐明照携夫人和子女回到中国，历任外交部专员、抗美援朝总会联络部副部长、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联络部副部长、中联部局长、副秘书长。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1972～1979年，唐明照出任联合国副秘书长，负责联合国政治事务、非殖民化、托管地工作。　　唐明照的夫人张希先是燕京大学“最漂亮的姑娘”，他们的女儿唐闻生随父母回到中国后，就读于北京外国语学院，因成绩优秀而两次跳级。后被周恩来选中，成为继冀朝铸之后的中国第一高级翻译，为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作翻译。　　1979年，唐明照结束副秘书长的任期回国，任中联部顾问、南开大学兼职教授。1998年10月31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3）毕季龙　　熟悉毕季龙的人都称他为老毕。老毕是江苏人，出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1914年，我进外交部见到毕老先生时，他已经近70岁了。按习惯，应该称他毕老。　　毕季龙1936年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财政系，一直从事经济工作。曾任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科员、资源委员会专员，后来入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攻读工商管理和经济学位。在美期间，毕季龙曾担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驻美物资供应处稽核主任、中国轮船公司驻纽约会计主任等职。毕季龙于1950年回国，任外交部政策委员会秘书。朝鲜停战谈判开始后，毕季龙赴板门店参加谈判工作。从朝鲜回来后，毕季龙任外交部研究室研究员、新闻司专员、副司长、国际条约法律司副司长。　　1979年，毕季龙出任联合国副秘书长，负责联合国技术合作发展部。初到技合部时，这个部成立尚不到一年，毕季龙白手起家，与同事们共同努力，很快将技合部建设成联合国一个作用显著、备受重视的部门。它向100多个国家提供技术援助、派出大量专家和顾问为发展中国家培养技术人才，受到第三世界国家的普遍欢迎。　　毕季龙访问过亚、非、拉许多国家，足迹遍及全世界，由此得以结识成千上万的各界朋友。进入80年代后，发达国家捐款减少，一些援助项目被迫取消，技合部也被迫减员。　　毕季龙与夫人胡济邦被外交界誉为“最美好的一对”。胡济邦是著名记者、外交家，1935年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通晓英、法、俄、日、匈、拉丁等语。二战期间前往苏联，是中国当时仅有的欧洲战场的战地记者，被赞为“中国前往苏联的首位杰出女性”。她参加了战时及战后在莫斯科举行的各种重要国际会议，采访过斯大林、罗斯福、杜鲁门、张伯伦、丘吉尔、戴高乐、铁托、卡达尔等一大批世界政坛风云人物。　　新中国成立后，她参加了外交部的筹建工作，为将军大使的夫人作外交礼仪培训。1956年调《人民日报》任记者，曾任全国记协国际联络部部长。毕季龙出任联合国副秘书长时，胡济邦也到美国纽约，担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　　1985年，毕老结束副秘书长的任期回国，担任中国联合国协会首任会长，现已退休。　　历任中国籍副秘书长:谢启美　　（4）谢启美　　人们对他的称呼很多，老谢、谢大使等等，我则习惯称他为谢司长，因为刚入外交部，处长老江带我去见司领导，第一个向我介绍的就是谢司长，以后每次见面就称他为谢司长。谢启美是一位很谦和的人。有一天老江外出开会，只有我一人在办公室，有外单位的同事打电话来问台湾要求参与某项联合国机构主办的国际活动该如何处理的问题。我无人请示，只好直闯司长办公室，问谢司长该怎么答复。司长不紧不慢地向我说了一、二、三、四、五几条原则，我暗自感叹，国际司业务千头万绪，谢司长不用翻本子不用看笔记，说起来头头是道，有条有理。入部时间长了才知道，外交部的领导几乎个个都是如此，他们出访每到一个国家，几乎都要抽时间给使馆的同志作报告，讲讲国内和国际形势，而我从没见过哪位领导拿过稿子。　　谢启美是江苏武进人，父亲谢仁冰是江苏颇有声望的开明工商业家，兄长是中国杰出的外交家章汉夫，抗日战争期间在重庆担任《新华日报》总编辑。1945年联合国召开制宪会议时，章汉夫作为董必武的秘书赴旧金山出席会议。章汉夫是《毛泽东选集》英译本的定稿者，1949年10月即开始担任外交部副部长，直到1972年在狱中含冤去世。　　谢启美在新中国成立后进入外交部任翻译、随员，曾在中国驻英国代办处和驻瑞典使馆常驻。1973年中美两国各设联络处，谢启美在联络处任文化参赞。中美建交后，升任中国驻美使馆公使衔参赞。自华盛顿返国后，谢启美出任外交部国际司司长，以后又赴纽约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担任大使衔副代表。1985年6月被佩雷斯·德奎利亚尔任命为副秘书长，负责技合部工作。　　谢启美上任时，技术合作发展部面临财政上的巨大困难，他向中国记者坦述了自己的心情：联合国技合部的广大受益者是发展中国家，我也来自一个发展中国家，因此对发展中国家的需要以及它们所面临的问题有比较深的了解。作为一个国际官员，能为促进当今世界的国际合作出力我感到十分愉快。我上任后的当务之急之一，就是同联合国各有关组织商讨解决这一问题的妥善办法，以使我们部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国际技术合作。　　谢启美于1991年1月离任回国，任副秘书长一职近6年。他工作勤奋，成绩显著，赢得了各方一致好评。　　（5）冀朝铸　　人们称毕季龙老毕，谢启美老谢，唯有称冀朝铸为小冀，因为这是周总理对他的习惯称呼。　　冀朝铸1929年生于山西，1938年随父母到美国，后来进哈佛大学化学系读书。他的父亲冀贡泉曾在北洋政府教育部供职，与鲁迅先生共事，赴美后曾出任《美洲华侨日报》首任总编辑。　　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冀朝铸中断学业经香港返回祖国内地，参加了朝鲜停战谈判，担任英文记录。1956年，冀朝铸从外交部调到周恩来身边担任翻译，从此便成了大家熟知的小冀。他也多次为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人作过翻译。冀朝铸曾随周恩来出访欧非亚14国，为陈毅外长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作同声翻译，参加了基辛格、尼克松访华期间会谈的全过程。　　他在周总理身边担任翻译共16年，据说周总理曾对他说，小冀呀，你不能总跟在我身边一辈子当翻译啊，40岁是转行的时候了。于是，1972年中美互设联络处后，冀朝铸就改行去联络处当了参赞。任满回国后出任外交部国际条法司副司长，随后又任美大司副司长。1981年底，出任驻美使馆公使衔参赞。1985年，冀朝铸出使斐济，同时兼任驻基里巴斯和瓦努阿图大使，小冀变成了冀大使。两年后，冀朝铸出使英伦三岛。1991年任联合国副秘书长，1996年离任回国。　　在几位中国籍副秘书长里，冀大使大概是最丰产的，近几年，他出版了《冀朝铸自述》、《从洋娃娃到外交官》等书，还有许多访谈，对他个人的经历和他所经历的许多重大国际事件作了详细描述。　　金永健　　（6）　　金大使一直是我的顶头上司。1989年我从中国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团任满回到外交部国际司工作，金大使是国际司的司长，1992年我二度到中国驻日内瓦代表团任职，金大使正好是中国驻日内瓦代表团的常驻代表。2000年，联合国成立监核会，负责核查和销毁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我到这个机构任职，金大使那时又在联合国任副秘书长，我们在纽约第三次相逢。　　金大使是江苏昆山人，生于1934年。从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后进入外交部新闻司，后调到中国人民外交学会，曾在中国驻肯尼亚、尼日利亚使馆、驻联合国代表团和驻日内瓦代表团任职，并曾任外交部非洲司和国际司司长，既是一位老非洲，也是一位老国际。1996年被任命为联合国副秘书长，2001年任满回国。　　金大使是个十分慈祥和善的领导，对下属十分关爱。1995年，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联合国方面在大会筹备的过程中作了一条奇怪的规定，会议的实质性筹备工作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进行，各国代表要在会上发言却要在日内瓦报名。我当时在驻日内瓦代表团担任主管官员，看过这份通知的传真以后未多加留意便放到了一边，直到会议开幕的几天前北京来询问报名情况时，我才发现我们没有为我国代表团团长在大会上的发言报名，而此时报名时间已经截止。　　按照习惯，中国作为会议东道主理应在大会的开幕式上发言，但这次大会规格很高，各国都很重视在开幕式上的发言，所以发言名单排得满满的。北京方面及时采取补救措施，与大会秘书长蒙盖拉女士联系，通过她的帮助，才为中国代表团团长的大会发言补报了名。工作中出了这么大的失误，我心里很紧张，也很难过。金大使对我说，给国内写个检查吧。当我起草好检查的电报稿送给金大使审批时，金大使对草稿做了很大的修改，把失误的责任承担了下来，而且不是就事论事，而是找出了代表团在文电管理方面的漏洞，并加以补救，防止以后再出现类似的问题。　　金大使不仅在中国代表团内部，而且在整个外交使团，口碑也非常的好。金大使在担任副秘书长任期结束即将回国时，联合国的职员为他举行了规模很大的送别招待会，这是一个很令人感动的场面。会上，中外籍职员人头攒动，摩肩接踵，在金大使手下工作的几位外籍司长纷纷上台，发表既热情洋溢又诙谐幽默、妙趣横生的讲话，对金大使的工作和为人予以极高的赞誉。　　金大使现担任中国联合国协会会长，仍活跃在外交舞台上，并被聘为南开大学兼职教授。2005年，联合国改革问题受到各国广泛关注，金大使就此接受了《参考消息》记者程增宾的专访。他在访谈中说道：当前的国际形势与联合国成立时的情况相比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联合国的使命和面临的挑战与刚成立时相比已大不一样了，联合国的组成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过去只有51个会员国，现在有191个，并且发展中国家的数量大大增加了，它们的权益需要得到维护。联合国191个会员国普遍认为应该改革，但是各会员国关注的重点是不一样的。　　改革不应该把注意力都集中在安理会改革上，应当进行协商，尽可能争取达成广泛一致，能够让绝大多数会员国都同意。如果改革引发严重分歧，造成会员国间的分裂，就达不到改革的目的，就失去了改革的意义，甚至适得其反。　　联合国的宗旨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要成为常任理事国就要维持国际和平，就应该得到广大会员国的信任和支持，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你的政策和所作所为能够得到别人的信任，这就牵涉到对历史的认识以及现行的政策等等。韩国总统卢武铉日前就强调，应当以对世界和平所作的贡献和是否具有道德合法性，作为评判有的国家能否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标准。这是有道理的，值得各方重视。　　历任中国籍副秘书长:陈 健　　（7）陈 健　　与前几任副秘书长相比，陈健应该算是少壮派。他1942年出生于上海，1964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英语系。我与陈健不仅是校友，而且是同系的系友，只不过陈健从复旦毕业时，我还在北京西城区的胡同里与小朋友们玩着打仗的游戏。　　从复旦毕业后，陈健便进入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翻译班。这个翻译班不仅是翻译的摇篮，也是中国高级外交官的摇篮，中国许多在任和卸任的大使，都是从这个翻译班走出来的。　　正当“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大地上展开的时候，陈健走入了外交部的大门。从翻译班出来的陈健，却没有到高级翻译云集的翻译室，而是去了当时仍在坐冷板凳的国际司。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陈健作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第一批成员赴纽约常驻，五年后又回国际司工作。1980年，陈健二赴纽约，位于纽约林肯中心近旁的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大楼里又一次出现了陈健的身影。　　1984年，陈健被调到华盛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担任中国执董办特别助理，一年后回到国际司，担任处长、参赞、副司长，除了主管他的老本行即经济问题外，还兼管人事和政治思想工作，一干就是七年。也就是在这个期间，我来到了国际司，在他的麾下任职。　　1992年，我第二次赴中国驻日内瓦代表团常驻，陈健则第三次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任副代表，特命全权大使，从此一别经年。1996年我回到外交部国际司时，他已去新闻司当司长、新闻发言人，以后又升任外交部长助理，我与他见面更多是在电视上。1998年，陈健出使日本。2001年，被任命为联合国副秘书长，我们才在纽约重逢。　　陈健是个很风趣的人。在给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沈国放大使送行的宴会上，陈健对这位当年在新闻司的老搭档说，沈大使才华出众，能力过人，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在纽约外交界和侨团中颇受欢迎，上镜率也很高，所有这些我都望尘莫及。只有一点沈大使永远比不上我……　　大家从未见过陈健出言如此“傲慢”，因此都充满疑惑地静等着他的下文。陈健不紧不慢地接着说，那就是我的年龄。大家听后都开怀大笑。　　2005年是复旦百年校庆，陈健被聘为名誉教授，荣归母校，王生洪校长授予陈健聘书后，将一枚复旦校徽别在陈健胸前。陈健说：“能被母校聘为名誉教授，圆了我作为复旦学子的一个梦！”在复旦主办的上海论坛开幕式上，陈健代表秘书长安南对复旦百年校庆表示祝贺。　　他在接受上海《东方早报》专栏记者俞懿晗的采访时说，过去我是在联合国的家门外，代表中国政府；现在我是在联合国的家门内，代表联合国。但无论在内在外，我的目标都是一致的，那就是为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事业服务。当今一极世界造成的国际关系失衡的局面，给联合国的工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但是，世界形势和力量对比正在悄悄改变，世界多极化是不可逆转的长期趋势，联合国将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陈健说，中国与联合国一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安南秘书长每年都访问中国，同中国领导人和群众直接对话。中国政府一贯支持联合国的工作，在实践联合国和平与发展的目标中发挥了积极作用。随着联合国的作用和影响的提升，中国对于联合国活动和世界事务的参与程度也在与日俱增。谈及中国在联合国的影响时，陈健说，在过去几年中，中国在联合国和国际事务中的地位与影响明显上升，中国正面的、积极的国际形象受到广泛尊重，中国在各个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也受到世界各国、各国际组织和团体的高度重视和肯定。　　2 历任中国籍国际法院大法官　　从国际法院成立以来，先后有四位中国人当选为国际法院大法官。　　（1）徐 谟　　徐谟是当选为国际法院大法官的第一位中国人，祖籍江苏，1893年生于苏州，毕业于北洋大学法律学系，在校时因擅长用中、英文演讲而负有盛名。徐谟曾在南开大学执教，他开的课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很受欢迎，在南开大学很有影响。1919年，北洋政府举行外交官招聘考试，徐谟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被录取，于是弃教从政，投身于外交界。以后，在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中历任司长、驻澳大利亚公使、驻土耳其大使，常务次长。1945年旧金山会议时任中国代表团顾问，他参与了《国际法院章程》和《联合国宪章》的起草工作，对当时中国对外政策的制定起过重要作用。1946年出任国际法院第一任大法官。其在国际法学界很有威望，堪称中国国际法学的一代宗师。1956年因心脏病突发在大法官的任上去世，终年63岁。　　（2）顾维钧　　顾维钧是中国近代著名外交家，祖籍上海。24岁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27岁成为驻美国公使，是中国最年轻的驻外使节。以后历任国务总理兼外交总长、驻英、美、法公使，曾在巴黎和会上舌战日本代表，拒绝在有损中国主权的和约上签字。　　在1945年旧金山会议上，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就是顾维钧。1949年，顾维钧到台湾，被委任为“总统府”资政，他两次拜谒蒋介石，请求退隐，后移居美国。1956年，徐谟在国际法院大法官职位上去世后，顾维钧被提名参选大法官，当选后又担任了国际法院副院长，1967年退休。1972年9月，出席第27届联大的中国代表团成员章含之受毛泽东之托拜见顾维钧，热情邀请他回国看看。因为当时条件不成熟未能成行。　　1985年11月14日，顾维钧在纽约的寓所去世。他一生最后一天的日记只有一句话：“这是平静的一天。”　　顾维钧著有长篇回忆录，共13大卷，计500余万字，是研究中国近代外交的重要史料。　　（3）倪征■　　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没有推荐人选竞选国际法院大法官的职位。直到1984年，中国提名倪征■教授竞选国际法院大法官并成功当选，倪征■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国际大法官。　　在外交部里，大家都尊称倪教授为倪老。他1906年出生于江苏省吴江县，1928年毕业于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1929年获美国斯坦福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后任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法学研究所荣誉研究员；1947～1948年作为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国际检察组成员、中国检察组首席顾问，参加对日本甲级战犯的审判工作，他也一直保留着一部分当年的审判资料。　　1949年以后，他历任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律系主任、教务长，1956～1981年先后任外交部条约委员会专门委员和条约法律司法律顾问，1982年起任外交部法律顾问。1981年当选为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委员。1984年被联合国大会及安理会选为国际法院大法官，其时已78岁。2000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法学院宣布，设立倪征■国际和中国法律奖。倪老还是国际法研究院联系院士，1994年退休。　　2003年9月3日，倪老在北京逝世，享年９７岁。　　史久镛　　（4）　　史久镛是国际法院的第四位中国籍大法官。史老于1926年生于浙江宁波，1岁时随母亲来到上海。史老的父亲是一个经营染料业的商人，家道充裕，因此史老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后入圣约翰大学。圣约翰大学是美国人办的一所著名的教会大学，学生大多来自殷实的或是上流社会的家庭，为新中国培养了许多杰出的专业人才。史老的父亲曾希望子女学习理工或者医学，因此史老入圣约翰大学最初学的是医学预科。史老在接受联合国电台中文部姚咏梅的采访时谈道，他年轻的时候正处于战争年代，当时中国政府很软弱，所以他进大学后就一直在想，怎样才能取得世界和平，怎样将国家之间的关系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上，因此他改读了国际法。1948年，史老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政治系毕业，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学习国际法，获得硕士学位，之后留在哥伦比亚大学继续进行国际法研究工作。　　1954年，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史老放弃博士学位的学习，怀着报效祖国的理想，告别同伴，转道香港回到离别六年的祖国。此前老父亲根本不知道儿子回国的决定。回国后，史老先后在外交部国际关系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在外交学院教授国际法，在外交部担任法律顾问，并参加了关于香港问题的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国法律顾问中心等的工作。　　史老于1987年被选为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委员，以后又当选为委员会主席。1994年，史老出任联合国国际法院大法官，2000年当选为国际法院副院长，2003年当选为院长。这是国际法院自1946年成立以来首次由中国人出任院长。当时唐家璇外长和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都向他发了贺电。唐外长在贺电中说，欣悉您当选为国际法院院长，谨向您表示衷心的祝贺。您是当选国际法院院长一职的首位中国人。您的当选，是国际社会对您卓越学识和公正品格的肯定。这是您个人的荣誉，是中国法学界的荣誉，也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荣誉。祝您在担任院长期间，国际法院在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维护世界和平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史老学识渊博，建树精深，著有大量的国际法著述及论文，但他十分谦逊。谈到自己的当选，史老说他自己感到很高兴，也为中国人能够首次担此重任感到光荣。他说，通过几年的工作，由于自己在审理案件中表现出的能力和公正，逐步建立起了个人的威望，赢得了其他法官的尊重。另外，目前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也是他当选的重要原因。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法官相信中国的法官在今后的案件审理中更能主持正义和伸张公理。　　3 其他中国籍高级职员　　据在联合国工作的陈直鲁大使回忆，联合国成立时，最早在联合国任职的中国籍高级职员有三位，除胡世泽出任副秘书长外，还有郭斌佳和梁筠立，他们均参与了旧金山会议筹建联合国的工作。　　（1）郭斌佳，著名历史学家，哈佛博士，著有《西洋史学史》等著作，长期担任大学历史教授。为安理会事务部第一司司长。　　（2）梁筠立，留美法学博士，任联合国法律部国际法化和国际法编撰司司长。　　（3）林侔圣，福建协和大学毕业，后留学美国，博士。社会事务部成立人权司时任第一处处长。　　（4）施思明，剑桥医学博士，二战后移居美国，一生热心公益事业，曾作为宋子文私人秘书参加旧金山会议，参与起草《世界卫生组织宣言》，后出任联合国医务总监。他的父亲施肇基是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外交家。　　（5）伍启元，著名经济学家，西南联大教授，12·1昆明惨案前曾与费孝通等在西南联大作名教授演讲。　　（6）陈隆延，台湾人，1949年中文处成立时出任第一位处长。著名书法家，专攻诗文金石，2001年91岁时还在纽约举办书法展。　　（7）刘虎，系著名画家刘海粟之子。早年留学法国，曾在联合国任司长、特别政务副秘书长代表，长期从事维和事务，出使并解决塞浦路斯问题、斡旋巴林问题、巴以问题等。　　（8）章曙，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进入联合国秘书处工作的高级官员，任安理会事务部安理会与政治委员会副司长。他的女儿章启月曾任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现任中国驻比利时大使。　　（9）赵明德，托管部副秘书长特别助理。　　（10）陈琨，著名法学家，法律事务办普通法律司副司长。　　（11）顾菊珍，托管部非洲司长，著名外交家顾维钧之女。　　（12）张自存，技术合作与发展部行政财政司司长，经济学家，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的学生。　　（13）王念祖，跨国公司中心信息分析司长。　　（14）钱家■，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亚太区局第一司司长。父亲钱泰曾任国民党外交次长，后任驻法大使。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钱泰因悬挂五星红旗而被免职。　　凌节生，联合国儿童基金新闻司司长　　（15）。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中国缴纳会费比额的增长，中国在联合国任职的国际职员不断增加，我在联合国认识的中国同事也越来越多。其中既有联合国成立初始就在联合国任职、如今已经解甲归田的老前辈，也有刚走出校门不久、新加入联合国的后起之秀，但更多的是我在联合国译员培训班的同学们。这些同学有的作笔译，每天伏案疾书，将大量联合国文件译成中文；有的担任同声传译，坐在翻译厢里，年复一年地冷眼旁观着联合国各种国际会议上巧舌如簧、委婉动听的外交辞令和针锋相对、毫不留情的唇枪舌剑。经过二十多年来的历练，他们如今已经成为联合国高级翻译中的栋梁和中坚。　　此外，联合国内还有许许多多活跃在各种不同部门、从事各种不同工作的中国人。他们有的来自外交领域，在联合国的政治、维和、反恐、裁军、新闻等部门任职，有的来自科技、商务、银行、海关等部门，在联合国的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等部门工作。也有的来自新闻广播部门，在联合国电台的中文部工作，密切追踪和报道着国际形势的最新发展，并将联合国的声音传送到世界各个角落。其中格外引人注目的，是联合国警卫人员中两位来自中国的警花。她们身着戎装，飒爽英姿，威风凛凛地站在哨位上。　　这些人虽然与坐在中国代表团席位上的代表们从事的是不同的工作，但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为了促进联合国的宗旨和目标的实现，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贡献一份力量，使我们生活的世界更加美好。　　目前，国内公务员的待遇与联合国工作人员的待遇还有着较大的差距，因此，进入联合国当国际职员的竞争还比较激烈。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这种差距会越来越小，中国人进入联合国工作的机会也会越来越多。随之而来的，必然是中国在联合国内的地位越来越高，声音越来越响。　　联合国的前景是美好的，中国的前景是美好的。更多的中国人到联合国任职、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的前景也一定是美好的。　　后记　　20世纪80年代的第三个秋天，我从联合国译员培训班毕业，走出学校大门，进入外交部国际司，从此与联合国结下了一段不解之缘。　　当我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每次走过外交部大楼，望着守卫在大门口威风凛凛的解放军战士，旗杆上猎猎有声的五星红旗，驶进驶出的轿车，感觉它既庄严神圣，又透着一种神秘。而一旦我真的走进了这座大楼，所感到的便不仅是兴奋、荣耀和激动，同时也意识到自己身上所肩负的维护国家利益、不辱使命的重大责任。　　说起外交使节，我马上会想到历史老师在课堂上讲过的晏子使楚、蔺相如完璧归赵、张骞出使西域、苏武北海牧羊。我心中的外交使节形象，是穿行于人迹罕至的茫茫大漠之中手执符节、步履维艰的驼队豪杰；或者是手无缚鸡之力但却能不顾个人荣辱安危在异国朝廷上大义凛然慷慨陈词的孤胆英雄；当然，也有清朝末年，在洋人坚船利炮下不得不忍辱含恨签下一项又一项不平等条约的李鸿章；更有1949年后在国际舞台上一展泱泱中华风采的新中国的外交官。　　外交需要智慧，需要勇气，需要远见，最为重要的是，需要对国家的一片赤胆忠心。当外交官，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外国，都要有一种奉献精神，不能过把瘾就走。外交官自然有折冲樽俎、灯红酒绿之时，但更要准备吃苦、准备付出、甚至作出牺牲。我亲眼目睹过我身边的同事为了新中国的外交事业而无怨无悔地奉献出了自己的青春，牺牲了个人的私利，有的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没有这种奉献精神，就没有当年苏秦和张仪的合纵连横，就没有渑池之会上堂堂大国之君秦王为赵王击缶，就没有今天联合国大会上振聋发聩的中国之声。　　2000年，我离开外交部进入联合国监核会，参与对伊拉克的武器核查和销毁工作。从外交部大楼跨入联合国大楼，是我个人的事业和生活中的一大转变。当我第一次以联合国工作人员的身份跨入这座大楼时，心里充满了犹豫、惶恐和不安，不知自己作为上万名联合国职员中默默无闻的一员能够做些什么，不知自己能否尽几分微力，让联合国里更多的人能听到中国的声音，为这个世界增一份和平，添一份爱。　　一转眼五年过去了。我在联合国的工作即将结束，将重新回到祖国，这使我有机会重温心中那段难以割舍、挥之不去的外交梦。　　今年年初，四川人民出版社的汪瀰先生约我写一本书，希望通过我在多边外交领域20多年的工作经历和在联合国工作期间的所见所闻向读者介绍我心目中的联合国，并对联合国过去一个甲子的历史作一个简要回顾，包括联合国成立以来所取得的成就，还有它所面临的种种困难和挑战，以纪念联合国成立60周年。　　然而，要把联合国60年的历史和现状用一本小书写出来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有关联合国问题的专家比比皆是，有关联合国各领域工作的专著浩如烟海。我每天晚上坐在电脑前，不停地阅读，不停地思索，不停地寻找着灵感……　　有时我真的觉得力不从心，就像是一个蹒跚学步的幼儿想用自己的脚步去丈量昆仑山之高，不是不想为之，而是难以为之。我曾几度想到放弃，但想到汪瀰先生的重托，想到家人和朋友的鼓励，我最终坚持了下来。在离开联合国准备回国的三周前，终于完成了这部书稿。　　本书所用的历史图片，大多来自联合国资料库和档案库，联合国场景及会议的照片则基本上出自作者本人之手，但仍有少量图片来自互联网，作者无意侵犯照片所有者的版权，如照片的版权所有者希望索取报酬，请直接与本人联系。我的电子邮件地址为：pangsen@yahoo.com。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汪瀰先生不仅对全书的总体布局和具体构思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和设想，而且对内容的取舍、图片的选择、文字的修改润色都花了很大的精力。他还几次与毕季龙、谢启美和金永健等外交界老前辈联系，征询他们的意见，搜集照片资料，并同母校南开大学联系，找到了有关中国第一任国际法院大法官徐谟的珍贵图片和资料。应该说，没有他，这本书就不会与读者见面。　　最后，我要深深地感谢外交界的老前辈、联合国前副秘书长毕季龙大使和谢启美大使，他们不仅为本书提供了他们在联合国任职时的珍贵照片，还对我写作此书给予了极大的鼓励。　　我还要特别感谢联合国前副秘书长、中国联合国协会会长金永健大使，他在百忙之中拨冗为本书所作的长篇序言，对联合国的宗旨和作用、联合国改革的目的和方向及中国与联合国的关系等作了高屋建瓴、入木三分的精辟论述，为本书增色不少。　　我真切地希望，这本图文并茂的小书对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了解联合国的历史和现状及多边外交有所助益。　　作 者　　2005年9月于纽约联合国总部大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