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丹1909年1月22日出生于缅甸的班达诺，长年从事教育工作，也当过记者。抗日战争胜利后，吴丹历任缅甸政府新闻局长、广播电台台长、新闻部秘书、总理办公室秘书、总理顾问等职。 从1953年起，吴丹出任缅甸常驻联合国代表，担任过第14届联大的副主席。刚果危机爆发后，吴丹出任联合国刚果和解委员会主席。哈马舍尔德坠机殉难后，吴丹担任代理秘书长。1962年11月30日，大会一致决定任命他为秘书长。 吴丹上任初期，经历了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1963年的刚果内战和1965年的印巴战争，他利用秘书长的身份，促使古巴导弹危机得到和平解决，主持建立了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实现了印巴战争的停火。 第一届任期结束时，吴丹决定不再连任。但当时没有任何一位候选人能够为各方所共同接受，各国代表轮番上台发言，力劝吴丹接受第二个任期，吴丹在大家的劝说之下决定接受任命，任期到1971年12月31日。 吴丹的第二个任期面临更加复杂的国际形势，美国入侵越南、印巴再次爆发战争、联合国的维和行动无所作为。吴丹则将精力更多地转到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 1971年底，吴丹第二个任期结束。安理会的所有成员都支持吴丹连任，敦促他再度承担起这副重任。但吴丹态度坚定地表示，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再连任第三任。 新任秘书长选出来后，吴丹向联大发表了他的告别演说。他说他有一种“近乎于解放的感觉”。全体代表起立向他欢呼致意，整个联合国大会厅掌声雷动。 吴丹退休后，晚年久病，1974年11月25日在纽约因癌症逝世，享年69岁。去世8年之后，他的回忆录才得以出版，题目是《联合国的观点》。 吴丹曾获世界各地几十所著名大学的荣誉学位。在吴丹的倡议下，联合国设立了联合国大学。为了纪念吴丹对联合国的贡献，联合国大学举办了一个吴丹系列讲座，由世界各国知名的思想家和领袖就联合国的作用和面临的挑战发表看法，美国总统卡特、克林顿、南非总统姆贝基、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等都曾在该讲座发表讲演。 吴丹的名言是：“每个人，无论他生于何方，长在何处，都应该受到尊重。尊重他人应该甚于尊重自己”。 4 不愿下课的秘书长：瓦尔德海姆 1971年12月，吴丹执意不再连任秘书长，安理会经过长时间磋商，仍不能就继任人选达成一致。离圣诞节只有三天了，安理会五常觉得再也难以找出更合适的人选，因此同意奥地利的瓦尔德海姆出任第四任秘书长。大会第二天就通过了对瓦尔德海姆的任命。 瓦尔德海姆（Kurt Waldheim），1918年12月21日出生于维也纳，毕业于维也纳大学。1945年进入外交部，曾任奥地利驻巴黎公使馆一秘、外交部人事司司长、政治司司长、驻加拿大大使、常驻联合国代表、外交部长。1971年竞选总统未能成功。 瓦尔德海姆担任秘书长后，纳米比亚独立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南非白人种族主义政权加紧镇压，塞浦路斯的希土两族武力冲突不断升级，阿以纷争愈演愈烈，南亚次大陆局势紧张，刚刚获得独立的孟加拉亟待援助。 瓦尔德海姆奔波于世界各地。两伊战争爆发后，瓦尔德海姆曾试图阻止。伊朗学生扣留美国驻伊朗使馆人员后，瓦尔德海姆也曾努力想使人质获救，均未能成功。 1981年，瓦尔德海姆宣布竞选第三次连任秘书长，美国支持，苏联亦无异议。中国对瓦尔德海姆个人并无恶感，但联合国自成立以来，四位秘书长中有三位来自欧洲，瓦尔德海姆如再次当选连任，任期将长达15年，这将是空前的，因此中国不同意他连任。 非洲国家推选坦桑尼亚外长萨利姆出来竞选，遭到美国否决，中国则否决瓦尔德海姆，双方僵持不下。最后，瓦尔德海姆和萨利姆均退出竞选。 后经安理会各方作出妥协，推荐秘鲁的德奎利亚尔出任下一任秘书长。12月11日，第36届联大以鼓掌方式通过决议，任命德奎利亚尔为第五位秘书长，任期五年。 瓦尔德海姆回到奥地利后继续活跃于政坛，1986年当选为奥地利总统。有报道说二战期间他曾在纳粹军中服役，他所属的部队在南斯拉夫犯有恶行，瓦尔德海姆对此表示否认。但奥地利还是在国际上陷入孤立，美国禁止瓦尔德海姆入境。 瓦尔德海姆对于中国的否决并没有耿耿于怀。多年后，瓦尔德海姆仍记得1974年邓小平出席第六届特别联大时的情形，他说：“邓小平了解联合国的重要性，他把中国带入了众多的国际组织之中。我在担任联合国秘书长期间曾与邓小平多次会晤。虽然我们两人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个人经历，并肩负不同的政治任务，但我感到我们有一个共同点，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消除中国的政治孤立状态，共同塑造一个世界，使中国在国际大家庭中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在我任职期间，我尽了一切努力协助中国代表团。” 走出冷战的秘书长：德奎利亚尔 5 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Javier Perez de Cuellar)，1920年1月19日出生于秘鲁首都利马。他是律师和职业外交官。1940年进入秘鲁外交部工作，曾任外交部法律司长、行政司长、礼宾司长、政治事务司长、副部长、法律顾问，首任秘鲁驻苏联大使。1946年联大举行第一届会议时，他是秘鲁代表团成员，1971年任秘鲁常驻联合国代表，多次率团出席联大会议。曾被任命为秘书长关于塞浦路斯和阿富汗事务的特别代表，联合国主管特别政治事务的副秘书长。他还担任过秘鲁外交学院院长，著有《外交法手册》。 德奎利亚尔就任秘书长的十年是世界形势发生巨大变化的年代，越南入侵柬埔寨、苏联入侵阿富汗、两伊战争爆发、美国入侵格林纳达。德奎利亚尔为制止侵略和恢复和平而四处奔走。 两伊战争爆发后，德奎利亚尔亲赴巴格达，劝萨达姆改变政策。他不赞成一些国家推翻萨达姆、要伊拉克改变政权的做法。他说：“我不能同意采取措施推翻一个联合国成员国的政府，如果实施制裁的目的是推翻伊拉克政权，那么我不同意，也不能同意。” 德奎利亚尔以稳重和耐心而著称。他主张悄悄外交，他本人曾亲自参与谈判，促使两伊实现停火，苏联从阿富汗撤军，柬埔寨实现和平，纳米比亚获得独立。在他的领导下，联合国加强了维和能力，使维和部队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德奎利亚尔于1987年5月访问中国，并与邓小平进行过会谈。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邓小平进行了一次全面而广泛的会谈。作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这位睿智的小个子让我向‘我们的越南邻居’转达如下的‘明确’信息：个人在国内的错误与入侵别的国家是不一样的。哪一项罪行更为严重呢？显然是入侵别的国家。波尔布特是犯了许多错误，而且都还不是小错误。但相比之下，越南入侵的错更大。这个原则不仅适用于柬埔寨，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一样通用。所以，要解决柬埔寨问题，首先是越南撤军，结束对柬埔寨的侵略。越南应当允许柬埔寨人民自己来决定本国的事务。” 1991年，德奎利亚尔从联合国秘书长任上退休，被任命为驻法国大使。1995年竞选总统失败。2000年，秘鲁政局生变，藤森总统被迫下野流亡日本。80岁高龄的德奎利亚尔应临时政府之邀，出任临时总理兼外长。 德奎利亚尔夫妇性喜收藏，特别是他的夫人玛赛拉，帮助夫君收集了联合国许多成员国的珍贵文物，包括陶瓷、木器、编织、玻璃、金银、珠宝等艺术品。 6 第一位来自非洲的秘书长：加利 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Boutros Boutros-Ghali)，埃及人，出身于书香门第，信奉基督教，1946年毕业于开罗大学，后赴法国巴黎大学深造，获国际法博士学位。他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开罗大学任教，担任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委员、埃及国际法学会会长等。加利既是外交官，又是学者兼作家。他通晓阿拉伯语、法语和英语，学识渊博，著述甚丰。 加利于1973年步入政界，先后任埃及外交国务部长、副总理兼外交国务部长，此后长年活跃在外交舞台上，多次代表埃及参加各种重要国际会议，具有丰富的政治和外交经验。1991年12月被选为联合国第六任秘书长，任期五年。他是联合国历史上担任这一职务的第一位非洲人。 在加利当政期间，柬埔寨成功实现了大选，南非结束了种族隔离，但在这个时期，卢旺达发生了惨绝人寰的种族大屠杀。加利对于未能阻止这次大屠杀深感自责，坦言这是他任期内最大的失败。 加利之前，每任秘书长都连任两届。只有加利在寻求连任时被美国否决。美国的理由是联合国效率低下，需要改革，而加利拒绝作出改进。有人猜测，加利的竞选与美国的大选恰好在同一年，因此成了美国国内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加利曾在《纽约时报》和《外交》杂志上发表文章称，关于秘书长的作用，若以一言以蔽之，即是独立。坐在秘书长位置上的人，决不能出于害怕或者讨好某个国家或国家集团而行事……他必须准备抵制压力，捍卫宪章。 秘书长选举之前，美国高级官员曾私下劝加利知难而退，不要寻求第二届任期。据报道，美国还答应给加利一个荣誉位置，请他到某个基金会任职。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亲自到加利府上拜访，告诉他美国将否决他竞选连任。加利问为什么，克里斯托弗说，还是不说了吧，以免破坏他们之间的个人友谊。 第三世界国家全力支持加利连任，欧洲国家领导也纷纷写信给克林顿，劝美国支持加利连任。克林顿没有答复。当年联大开幕时，克林顿没有出席加利的午餐，也拒绝同加利会见。美国代表声称，只要加利在位，美国就不交会费。 1996年11月19日，安理会召开会议讨论秘书长的选举问题，表决结果14：1，加利遭到美国的否决。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奥尔布赖特坚定地说：“加利必须开路。”美国很孤立，连最忠实的盟友英国也不愿与它一起否决加利。 加利是第一位出任秘书长的非洲人，为什么来自其他洲的人都能连任两届，轮到非洲人只任一届就要下台呢？非洲国家不胜愤慨。非洲国家在安理会的代表、博茨瓦奈大使雷格瓦利向全体会员国宣布，非洲国家将再次提出候选人名单，“这个名单上没有他人，只有加利一人”。经过几轮投票，美国政府毫不妥协。非洲国家别无选择，只好同意另换候选人，美国也退了半步，同意下位秘书长仍由非洲人担任。 1996年12月13日清晨，一场冬雨浇湿了纽约的大街小巷。安理会的代表们冒雨再度聚到联合国。经过多轮否决再否决，安理会终于达成妥协，同意向大会推荐来自加纳的科菲·安南出任下一任秘书长。 加利曾十多次到中国访问，并到南开大学、外交学院讲演。他说，中国人在同外界交流的过程中，不仅将古老的华夏文明传播给世界，也汲取了许多西方文明的精髓。作为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有记者问加利，美国为什么要这么坚决地否决他。加利说，如果说导火索，那就是我作为秘书长，太独立了。 第一位黑人秘书长：安南 7 1997年1月1日，安南坐进了联合国大楼38层的秘书长办公室，成为联合国的第七位秘书长。安南是加纳人，1938年出生，1962年进入联合国系统工作，沿着联合国的台阶一级一级攀登，从普通科员一直升到秘书长。 安南在主管维持和平行动期间，联合国维和活动的规模和范围空前扩大，他当时管辖的人员来自77个国家，包括近7万名军事和文职人员。2001年，安南的第一届任期结束，获得连任。同年10月，安南与联合国共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彰显了安南为创建世界和平作出的努力。那时的安南，可谓是云帆高挂，八面来风。 安南任期的后几年遇到了一生中最大的坎坷。2003年，美英决定不顾安理会多数成员的反对入侵伊拉克，安南称这次入侵是非法的，安南与美国的矛盾从此开始显露。联合国“石油换食品”方案的丑闻曝光后，安南的儿子科乔卷入其中，有报道称，科乔在“石油换食品”方案中至少收取了30万美元。美国国会议员要求安南辞职。 科乔从英国一所大学毕业后曾为瑞士科特克纳公司工作，后来又担任该公司的顾问9个月。有媒体称，“石油换食品”计划开始后，科乔帮助该公司未通过竞争而获得了该计划中的一项合同，科乔自此每月从该公司获得2500美元的收入。 科乔发表声明称：“我从来没有直接或者间接参与任何与联合国有关的商业活动。”他表示：“我感觉整个事件是美国共和党人发动的一起政治迫害。”科乔为给父亲及家人造成的困境感到抱歉，但他坚信自己最终将被证明没有做错任何事情。 面对各种指控和压力，安南心情很沉重。2005年4月5 日，安南将联合国的所有职员请到联合国的大会厅，并通过卫星设备远距离向世界各地的全体职员倾诉衷肠。当安南出现在大会厅的时候，全体职员起立向他鼓掌致意。 安南表情异常严肃地走到台上，站在专门为他立起的话筒前，一头黑白相间的头发似乎又添了不少银丝。他说，过去这几年，联合国遇到了我担任秘书长七年来最大的挑战。先是伊拉克战争，主战的国家抱怨联合国支持不力，反战的国家批评联合国不能制止战争。联合国被夹在中间左右为难。战争接近尾声时，联合国应安理会的要求，向伊拉克派出了自己最好的职员，没想到我们却把自己最好的同事送上了死亡之路，他们在伊拉克惨遭毒手。接下来是“石油换食品丑闻”。大家可以想象，我作为联合国的秘书长和一位父亲，日子有多么难过。 2005年9月，联合国成立的独立调查委员会公布了“石油换食品”问题的最终调查报告，报告认为联合国在管理中存在严重问题，导致腐败和浪费滋生。报告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安南对儿子所在公司获得“石油换食品”计划合同一事知情，但批评安南未能查明科乔与科特克纳公司的关系，并指责科乔试图隐瞒他与公司的关系，多次利用父亲的“名字和职位”为自己牟取私利并挥金如土。科特克纳公司在竞标联合国承包合同时，科乔曾出面游说联合国官员。报告呼吁联合国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避免类似的丑闻重演。安南表示愿意承担管理失职的责任，他同时重申，不会因为丑闻辞职。 安南的任期到2006年底结束，他明确表示无意寻求第三个任期，因此，挑选安南接班人的问题很自然地浮出水面。 8 下一位秘书长是…… 自吴丹卸任以来，至今再也没有亚洲人出任过联合国秘书长。按照地区轮换的惯例，下次应该轮由亚洲人出任秘书长。2005年4月，亚洲合作对话第四次外长会议通过《伊斯兰堡宣言》，宣布下一任秘书长应由亚洲人担任，但没有推荐具体候选人。泰国已经推荐本国外长素拉革为候选人，并获得东盟十国的支持。 素拉革曾在美国哈佛大学学习，获博士学位，回国后在泰国最高学府执教，43岁出任外交部长，是东南亚各国最年轻的外长。素拉革任外长期间，泰国成功主办了APEC会议，在国际舞台上十分活跃。 据传，伊朗、印度、韩国、斯里兰卡都有可能推出竞选人，第八任秘书长究竟来自何方，现在下定论还为时过早。 哥伦布的功过 第五章 联合国成立的时候，有51个会员国，其中亚非国家只有13个。当时的世界上共有7.5亿人，但有差不多占全世界总人口1/3的人民处于殖民统治之下，或生活在非自治领土上。 自联合国成立以来，共有80个殖民地国家获得了独立，在今天的地图上已经找不到葡属安哥拉、英属洪都拉斯、法属几内亚这样的名字，南罗得西亚变成了津巴布韦、西南非洲成了纳米比亚，黄金海岸、象牙海岸也告别了殖民色彩浓厚的名字，改称加纳和科特迪瓦。 1 哥伦布的功过 1492年，意大利水手哥伦布带着西班牙国王致印度君主和中国皇帝的国书，率领三艘帆船，向着茫茫无际的大西洋进发，去探索通向印度、通向神秘的东方的捷径。 自15世纪开始，西方列强的经济快速发展，经过大大小小无数次战争和疯狂的圈地运动，欧洲大陆已经无地可圈，到海外觅宝、开辟市场、寻找廉价劳动力成为时尚。 新大陆的发现激起了无数个“哥伦布”的热情。他们扬起风帆，驾着各式各样的航船，带着君王的重托、抱着地理大发现的渴望、怀着传播上帝福音的满腔热情，义无反顾地驶向茫茫大海，驶向天涯海角。这个时期在西方的史书中称为大航海、大发现的年代。 意大利的传教士利玛窦受教会的指派，带着丰富的神学、哲学、历史和自然科学知识，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他着儒服，讲汉话，将基督的教义与中国的四书五经融会贯通，亲手制造了天球仪和地球仪，向中国公众展示了西方制作的自鸣钟、三棱镜和地图。他自广州一路北上，苦等三个月，终于获得面见皇上的“隆恩”，有机会向万历帝呈上自己亲手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 坐在紫禁城中的大明天子终于明白了，原来世界并非天圆地方，过去一直以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其实中国之外还有英吉利、法兰西、意大利，居于海外的“蛮夷们”掌握了从中国传出去的火药制配方法，生产出的火器远胜于中国的弓箭。 万历帝虚心向利玛窦求教，下令用12幅丝帛织成《坤舆万国全图》，装在6对大屏风上，留在宫中。利玛窦本人与徐光启合译《几何原本》、《测量法义》，使中国的算学在祖冲之圆周率的基础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利玛窦把自己的毕生献给了上帝，献给了中国。他给中国人带来了新的思维方式，为世界文化史添上了灿烂的一页。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利玛窦病逝于北京。万历皇帝御赐墓地，利玛窦从此长留北京，静静地睡在北京阜成门外，至今未归。 比利玛窦更早的马可·波罗，不仅在中国的朝中作了官，据说还他把中国的面饼和面条带回了意大利，经过改良和加工，成为今天的比萨饼和通心粉。 然而，并不是每个西方人都有那种献身上帝的精神。随同传教士们到来的还有商人、冒险家和侵略者。在他们的眼里，劫掠是光荣，征服是梦想，屠杀是天经地义的。 殖民主义者的扩张、掠夺和杀戮遇到来自被侵略国家的抵抗。但是，印第安人的长矛敌不过欧洲人的毛瑟枪，非洲人的盾牌挡不住西方人的巨炮。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殖民主义发展到顶峰。如果此时再绘一张《坤舆万国全图》，就会看到，亚非拉主权国家所剩无几，绝大多数都已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和西方列强的附属国。 波涛汹涌的非殖民化洪流 2 第一次世界大战削弱了西方列强，也动摇了它们对殖民地国家的统治，延续了近500年的殖民主义大厦出现了裂痕。以拓疆辟土、四海殖民为理念的西方国家不甘于放弃到口的猎物，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法两国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瓜分德国和奥斯曼帝国的殖民地，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 美国是西方列强中的后来者，美国加入列强行列时，世界已被瓜分完毕，因此，美国一直力主实行非殖民化。1942年，罗斯福与丘吉尔签署《大西洋宪章》时宣布，要“尊重每个民族选择自己政府形式的权利；……设法使被强行剥夺主权和自治权的民族恢复其权利。”但是在丘吉尔的心中，民族自决的原则只适用于欧洲，而不适用于其海外属国。他表示，身为国王的首相，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大英帝国被侵蚀。 在1945年的雅尔塔会议上，美国再度提出建立托管制度的问题，要将殖民地和非自治领土置于联合国的托管之下，最终实现自决。丘吉尔忍无可忍，表示只要他担任英国首相，任何人都休想让大英帝国失去一分一毫土地。美国国务卿急忙出来打圆场，称未经殖民宗主国同意，美国绝不会就任何殖民地国家作出安排。 法国尽管本身处于德国的占领之下，同样对非殖民化持强烈的抵触情绪。法国流亡政府曾在布拉柴维尔召开会议，宣布“即使在最遥远的将来，也绝不准许殖民地获得自治”。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殖民主义列国更加衰落。非殖民化运动此起彼伏，浪潮滚滚，民族主义洪流铺天盖地，不可阻挡，整个殖民主义体系处于土崩瓦解之中。印度的甘地、尼赫鲁，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加纳的恩克鲁玛，尼日利亚的阿齐克韦，突尼斯的布尔吉巴等，便是亚非拉各国争取民族独立的英雄。 印度国大党于1942年通过“退出印度决议”，要求获得独立。英国全力镇压，6万多人被逮捕，1.4万人未经审问被拘留，940人被杀害，1630人在与警察和军队的冲突中受伤，国大党所有领袖被一网打尽，投入狱中。但在甘地的影响下，印度人民坚持进行非暴力抵抗，抗议活动一浪高过一浪。1948年，印度终于获得了独立。 在非洲，利比亚率先获得独立，接着，苏丹、摩洛哥、突尼斯成为独立国家。1948年，民族主义运动在黄金海岸爆发。恩克鲁玛建立了人民大会党，提出“现在就实行自治”的口号。英国以“煽动民变”为由逮捕了恩克鲁玛，并判处12个月徒刑，结果反而使恩克鲁玛声望大增。1951年举行大选，人民大会党大获全胜，恩克鲁玛走出监狱，受命组阁。1957年，黄金海岸成为独立的加纳国。周恩来总理访问加纳前夕，加纳发生了一起企图刺杀恩克鲁玛总统的事件，周总理不顾危险，仍按原计划前往访问，并建议打破礼宾常规，凡有总统参加的活动都可在总统驻地举行。 阿尔及利亚的反法武装起义延续了8年，其间导致了100万人的死亡，占其总人口的九分之一，另有100万人被赶进“重编”营地，30多万人逃到邻国摩洛哥和突尼斯。后来法国总统戴高乐力排众议，利用其威望结束了阿尔及利亚的流血冲突。1962年7月3日，阿尔及利亚人民以压倒之势投票赞成独立，戴高乐宣布阿尔及利亚独立。殖民主义帝国又失一城。 卢蒙巴之死 3 卢蒙巴已经遇害四十多年了，今天的很多年轻人可能都不知道卢蒙巴是谁。卢蒙巴是非洲民族主义运动的英雄，刚果独立后的首任总理。 刚果曾经是一个富裕的国家，拥有丰富的矿藏，铜、锡、钽、金刚石的产量均在世界名列前茅，铀的产量占全世界的50％，此外还有黄金和石油。它地处非洲盆地，曾是非洲中部一个国力强盛的王国。然而，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这些宝藏带给刚果人民的不是财富，而是屡屡的祸端，使刚果成为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家。 15～18世纪，葡、荷、英、法、比等国殖民者相继入侵。1876年，比利时占领了刚果的大部。国王列奥波德二世看中了这块宝地，将其定为自己的私家采地，或他在非洲的御花园。后来，这片采地变成比利时殖民地，改称“比属刚果”。刚果独立以后几次改名，先后称刚果（利）、刚果（金）、扎伊尔、民主刚果共和国。 1925年，卢蒙巴在这块宝地上的一间草棚中降生。他家境贫困，但天资聪颖，博览群书。毕业后，他边工作边写诗歌和短文，经常发表演说抨击殖民政策，声望渐高，最终成为著名的黑人领袖。 1958年，卢蒙巴创立刚果民族运动党，并被选为该党主席。他提出立即独立的口号，号召人民通过非暴力方式争取独立。1959年，黑人争取独立的运动转成暴动活动，人们拿起木棍、砍刀及各种武器，攻击政府办公楼、商店、仓库和白人住宅区，焚烧车辆，袭击白人。殖民统治者对此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军警向人群扫射，白人手持政府发放的枪支向黑人开枪，几百名黑人死于冲突中，卢蒙巴也被投进监狱。 黑人持续不断的抗议活动迫使比利时政府释放了卢蒙巴。1960年6月，刚果宣布独立，卢蒙巴为成为政府的首任总理。卢蒙巴在独立大会上说：“刚果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独立是经过斗争才赢得的。在那场旷日持久的火与剑的斗争中，刚果的儿女前仆后继，经受了种种磨难、痛苦、流血和牺牲。那是一场崇高而正义的斗争，我们为此感到无比自豪和骄傲。” 卢蒙巴相信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向往人人平等的社会。他支持泛非运动，支持非洲大陆的解放。西方国家对新独立的刚果备感不安。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杜勒斯说：“在刚果，我们面对的是一位卡斯特罗式的、甚至比卡斯德罗更坏的人。”他电示中情局驻刚果站长德夫林：“如果卢蒙巴继续占据高位，将使联合国的威望和自由世界的利益受到严重损害。我们认为，干掉他是我们刻不容缓的首要任务。” 在美国和比利时直接和间接的支持下，刚果独立仅五天即发生军队哗变，比利时迅速出兵占领了刚果全境，名为护侨和协助平叛，实际上是支持分离主义势力。在比利时的怂恿下，矿产资源丰富的加丹加省率先宣布独立，接着南开塞省和基赞加省也宣布成立独立的共和国。卢蒙巴全力应付混乱局面，他向美国、苏联及联合国发出了派兵援助的请求。 苏联的军事援助源源送来。几内亚、加纳、埃塞俄比亚等新独立的非洲国家表示愿意组成联军赴刚果支持卢蒙巴政府。 美国中央情报局在试图暗杀卢蒙巴的同时，将大笔的美元、军火装备和破坏工具运进刚果，送给卢蒙巴的反对派。刚果总统卡萨武布被大笔的美元打动了，他下令解除了卢蒙巴的总理职务。国民军参谋长蒙博托在收下美国的100万美元后，掉转枪口，逮捕了卢蒙巴，并将他软禁起来。 比利时军队入侵刚果后，苏联等18个国家曾提出决议草案，要求联合国介入，解救卢蒙巴，要刚果当局立即释放政治犯，被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所拒绝。 美国和西方国家反对赶走比利时军队，主张通过联合国向刚果提供军事援助，恢复刚果秩序。苏联等国的提案被美国否决。 此后联合国虽然组织了以非洲国家为主的联合国部队进驻刚果，但联合国军进入刚果后没有赶走比利时军队，而是缴了刚果士兵的械，使得比利时军队迅速扩大战果，控制的地区越来越多。 联合国部队未能恢复刚果的秩序，也没能保护卢蒙巴。卢蒙巴在逃跑过程中被捕，遭到骇人听闻的拷打和凌辱。1961年1月17日，卢蒙巴被加丹加分离主义分子杀害，年仅35岁。 卢蒙巴之死说明，殖民主义国家为维护自己的殖民统治和利益，会不惜动用一切明的、暗的、肮脏的和卑劣的手段。卢蒙巴遇害4个月后，外界才得知这一消息。苏联政府发表声明，对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予以最严厉的谴责，宣布苏联将断绝与哈马舍尔德的关系，不再承认他是联合国秘书长。加纳总统恩克鲁玛和摩洛哥国王都对哈马舍尔德予以指责，认为他对卢蒙巴的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卢蒙巴遇害30多年后，比利时政府公布了一份长达千页的调查报告，承认比利时对卢蒙巴之死负有部分不可推卸的责任。 报告称，卢蒙巴当上总理后，有一次当着比利时国王博杜安一世和总理埃斯肯斯的面谴责西方种族主义和对非洲的家长式统治。比政府认为，卢蒙巴企图推翻西方在非洲的殖民体系，因而决定要“除掉”他。 报告承认，比政府曾对刚果进行军事干涉，策划加丹加省分裂，拘留卢蒙巴，并将卢蒙巴交给加丹加分裂主义势力。杀害卢蒙巴的行刑队队长是比利时军官，事后比利时人还毁尸灭迹，把卢蒙巴的遗体用酸液销毁。报告公布后，比利时外长曾赴刚果向刚果人民表示忏悔。 美国也对这件事作了调查。1975年，美国参院的调查结论称：“没有证据表明中央情报局卷入卢蒙巴之死。”但曾在美国国会任职的魏茨曼博士对大量政府秘密文件进行研究后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文章指出，美国在暗杀卢蒙巴一事中发挥了主要作用，至今仍在隐瞒真相。 联合国与非殖民化进程 4 联合国在非殖民化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联合国宪章》规定，所有人民都有自决的权利，这为联合国的非殖民化努力规定了指导方针。宪章第12章建立了国际托管制度，并设立了托管理事会，要求托管国把托管领土人民的利益视为至高无上的利益，要促进托管领土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教发展，帮助当地人民建立适当形式的自治政府，定期向联合国报告托管领土的情况，联合国也在关注着这些领土走向自决的进程。 1955年，亚非29国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召开了第一次没有西方国家参加的会议，开始了亚非国家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历史。在与会的国家中，有新解放的殖民地国家利比亚和锡兰（今天的斯里兰卡），也有尚未完全获得独立的殖民地国家黄金海岸和苏丹，有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也有来自北约成员国的土耳其。代表们一致谴责殖民主义和种族歧视，主张全面裁军和经济合作。《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提出的友好合作十项原则，后来发展成为指导现代国际关系的重要原则。 当世界进入20世纪60年代时，殖民主义再也不是一件光荣的事了，殖民地人民实行自决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历史洪流。 1960年，联大通过了《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宣布应尽快地和无条件地结束殖民主义。这是第三世界在联合国内加强团结取得的第一次辉煌胜利，对加速非殖民化进程有很大的意义。表决的时候，澳大利亚、比利时、法国、葡萄牙、西班牙、南非、英国和美国等9个国家投了弃权票。1962年，联大又设立了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就执行上述宣言提出建议。 1963年，非洲国家举行亚的斯亚贝巴会议，决定成立非洲统一组织，非洲统一组织的宪章规定，所有成员国主权平等、和平解决争端、支持解放所有剩余的非洲殖民地，实行不结盟政策。 非殖民化进程对国际政治和世界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昔日备受奴役、剥削和欺凌的第三世界国家，作为一股新兴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从根本上改变了当代世界政治与国际关系的基本格局。 大批殖民地国家获得独立并加入联合国，从根本上改变了联合国中的力量对比，亚非拉国家在联合国中占据了多数。在1969年的第24届联大上，发展中国家提出了一系列决议草案，要求立即停止核武器竞赛，取缔所有化学武器和细菌武器。美苏两国对上述提案表示反对，但最终还是获得通过，对此，美国曾称其为“多数暴政”。 非殖民化进程在世界经济领域也产生了重大影响，第三世界有100多个国家，近40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土地面积约1亿平方公里，占世界土地总面积的2/3。它们地域辽阔，有丰富的自然资源，石油储量占世界总储量的80％，黄金储量占世界总储量的2/3以上，钻石占95％以上，目前已知的稀有金属全部或大部分在亚非拉地区。发展核能、航天及电子工业的原料铍、锂、钽、钴、锗、铋等金属，都需要第三世界国家提供。第三世界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日益升高，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时代形成的畸形经济结构不断改变。 非殖民化运动与东西方之间的冷战是同时进行的，这两者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东方集团支持殖民地革命，将非殖民化运动当成打击帝国主义、削弱西方力量的手段。西方国家则在维持殖民地问题上互相支持，如美国在塞浦路斯问题上支持英国，在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问题上支持法国。东西方在前殖民地国家和人民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夺。 目前，国际社会的反殖民主义任务仍未最后完成。2001年，联大宣布2001～2010年为根除殖民主义第二个十年。 谁发明的冷战？ 第六章 联合国成立60年，冷战伴随着它走过了近50年。旧的冷战余波未平，一场新的冷战又在酝酿之中。受冷战的影响，联合国在许多情况下没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反而变成冷战的场所。联合国的威望屡经挫折，地位大大削弱。 1 谁发明的冷战？ 冷战是西方集团首先启用的术语。1947年，杜鲁门总统的特别顾问、金融家巴鲁赫在一次演讲中最先使用了这个词汇。此后，美国政论家李普曼出版《冷战》一书，并连续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冷战的文章，冷战一语从此广为流行。冷战是相对于热战而言的，由于冷战期间的冲突限于局部地区，没有引起世界大战，两个超级大国也没有在战场上直接兵戎相见，因而称为冷战。关于冷战，并没有统一的定义，但下面两种较为典型： （1）指东方与西方，特别是苏联、中国与美国和西欧之间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冲突，主要是指上个世纪40年代末至80年代末的40年间，超级大国在所谓的第三世界相互角逐，扩大影响。冷战的一个主要特点是核军备竞赛。冷战随着1991年苏联的解体而告结束。 （2）指美国及同盟与苏联及共产主义集团之间没有实际战争的敌对状态，始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至1991年苏联结束共产主义统治而告结束。其特点是对核灾难的恐惧。 由此可见，冷战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始于二战后期，至苏联解体而告结束；二是主要存在于以美苏为首的东西方两大阵营之间；三是以意识形态分歧为主要标志，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军备竞赛剧烈。 美国军队把战争分为三种类型：全面战争、有限战争和冷战。冷战可以运用政治、经济、心理手段，可以进行恐吓、讹诈、渗透、颠覆、制裁、经济封锁、提供援助、缔结军事同盟、签订共同防御条约、在外国建立军事基地等。 至于冷战到底是谁发起的，东西方各执一词。西方国家将冷战归咎于苏联，认为苏联在二战结束后在东欧大力扩张势力范围，企图恢复一战前沙俄时代的疆域，因此与西方列强发生愈来愈尖锐的冲突。 苏联方面则认为，二战后，西方国家为巩固资本主义体系，采用各种手段阻止革命运动的发展，将遏制社会主义作为国策，是冷战的发起者。 二战后期，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已经貌合神离，在战后对德国的处理问题上盟国之间的摩擦日渐突出。盟国将德国分成四个区，由美苏英法四国分别占领。占领国各有各的打算。苏联希望将德国转变为一个“人民民主国家”，以便不再对苏联构成任何威胁。法国要求防止德国东山再起，使其不再威胁法国的安全。英美则希望建立一个强大的德国，用以防范法国、遏制苏联。为此，英美两国允许德国超过盟军限定的工业发展水平，后来又将他们的占领区合并。 杜鲁门于1944年当选为美国副总统，罗斯福去世后继任总统。1947年3月，杜鲁门在国会发表演讲，称世界已经分成自由主义和极权主义两个对立的阵营，美国负有领导自由世界、援助某些国家复兴、防止共产主义渗透的使命。美国从此确立了在全球对苏联实行遏制的基本立场。 在杜鲁门的领导下，美国在经济上开展“马歇尔计划”，以帮助西欧复兴；在军事上建立“北约”，以实行所谓的“集体防御”；又建立中央情报局，在世界各地从事暗杀、颠覆活动；在多边场合，则利用联合国为自己服务。对于各种区域性冲突和纷争，美国一概冠之以共产主义扩张，或者是受共产党国家指使，而本国对别国的军事干涉和侵略，则被称为捍卫民主和自由。 杜鲁门还背弃了自己亲自签署的把台湾归还中国的《波茨坦公告》，抛出“台湾海峡中立化”和“台湾地位未定论”，并派第七舰队到台湾海峡“保护海峡安全”，制造出一个本来不应存在的台湾问题。 杜鲁门的这些政策被称为“杜鲁门主义”，也被一些人认为是冷战开始的标志。美国国内对杜鲁门主义很有争议，杜鲁门也很受孤立。但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们防止铁托夺取的里雅斯特，把斯大林赶出伊朗，挽救希腊和土耳其，坚守柏林，把共产主义打出朝鲜，给了菲律宾人一个自由政府，让波多黎各实现了自治。如果这些是杜鲁门主义，我为此感到自豪。” 滥用否决权 2 由于大国之间互不信任，在联合国成立之初，赋予了安理会五常以否决权。冷战期间，两个超级大国多次使用否决权，表明这种不信任已经发展成实际利益的冲突。 1946年2月16日，美国、荷兰在安理会提出一项决议草案，涉及英、法从黎巴嫩、叙利亚撤军，提案获得多数赞同，苏联的意见与美、荷方案并无多大差别，但认为提案的语言不够强烈，为表明与西方国家的政治对立，苏联第一次使用了否决权。 关于五常从联合国成立至今在安理会使用否决权的次数，由于计算标准不一，结果也各不相同。据英国BBC电台统计，如果不计算选举联合国秘书长时的摸底投票，五常共使用否决权253次，苏联117次，美国78次，英国32次，法国18次。 中国在安理会使用否决权次数最少。国民党政府曾行使过一次否决权，否决蒙古加入联合国的申请。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以后，曾五次使用否决权。 为了绕开苏联在安理会的否决权，1950年，美国提出一项“联合一致共策和平”的提案，要求在和平遭到威胁而安理会因常任理事国无法达到一致、不能履行职能的情况下，大会可以介入对有关问题的审议，如大会正在闭会期间，经安理会任何7个（后改为9个）成员或联合国多数会员国的要求，大会可以召开紧急特别会议。大会可以就维持与恢复和平向成员国提出建议，特别是在破坏和平发生侵略的情况下，可建议使用武力。 这项决议绕过了宪章所规定的限制，扩大了大会的职权，使大会可以代替安理会，美国在安理会无法通过的决议有可能拿到大会并获得通过。但因为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大批发展中国家加入联合国，美国认识到，维护安理会的权威及自己在安理会的否决权对自己有利。因此，“联合一致共策和平”决议规定和程序未在实践中使用。 否决权有如一个紧箍咒套在安理会的头上，使联合国在美国侵略越南、苏联侵略阿富汗等重大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情况发生时无所作为。 古巴导弹危机 3 古巴导弹危机是冷战的一个高潮，两个超级大国剑拔弩张，几乎兵戎相见。 1961年，美国支持古巴流亡分子发动猪湾事件，向古巴发起突袭，被古巴击溃。苏联以保卫古巴的名义，从1962年7月起，把导弹源源不断地秘密运进古巴，以加强对美国的威慑力量。时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赫鲁晓夫是这次事件的主要策划者。他在回忆录中写道，美国人已经用军事基地包围了我们的国家，并用核武器威胁我们，现在他们将尝到敌人的导弹瞄准自己是什么滋味了。我们只不过是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让美国体会一下受威胁的感觉。 赫鲁晓夫继续写道，我们的主要目的是要威胁美国，让美国人面对我们的导弹三思而后行，从而达到防止他们入侵古巴的目的。我们无意发动一场战争，古巴离我们万里迢迢，只有笨蛋才会想到我们会从古巴入侵美洲大陆。我们的目的是要制止美国发动战争，因为我们充分意识到，一场在古巴爆发的战争必将很快扩展成一场世界大战。 拉丁美洲是美国的后院，早在19世纪前期，美国人就打出“美洲人的美洲”的口号，不容外洲人涉足。古巴与美国隔海相望，近在咫尺。美国U－2侦察机很快发现了苏联在古巴秘密建立的导弹基地，并确定这些导弹和运载核武器的伊尔-28重型轰炸机有能力打击从秘鲁到加拿大的大多数美洲重要城市。 美国总统肯尼迪立即发表广播讲话，指出这是蓄意挑衅，是美国不能接受的，要求苏联从古巴撤出其中、短程核武器，并威胁不惜使用武力。美国设想了多种方案，包括利用通过外交渠道提出交涉、通过联合国采取行动、离间苏古关系、动用武力摧毁导弹基地直至向古巴发动全面军事进攻等。 美国先是推动美洲国家组织通过决议，对古巴实行隔离。美国在加勒比海域部署了183艘舰只，对古巴设立海上封锁线，拦截并强行检查可能前往古巴的舰只；又在佛罗里达集结重兵，空军的数百架战略轰炸机携带核弹升空待命；美国在海外的军事基地以及潜艇上的导弹也进入了戒备状态，并通过卫星密切监视古巴的一切军事活动；美国还宣布，苏联的潜艇一经发现，如其无视令其浮出水面的信号，就用深水炸弹予以炸毁。 苏联一面否认向古巴运送了导弹，一面加紧向古巴运送导弹及轰炸机，同时作出强硬反应，宣称苏联船只不会听从美国的封锁，不会停航和接受检查，如果美国对苏联船只采取任何干涉行动，苏联必将采取必要和适当的措施以保卫自己的权利。苏联、古巴和华沙条约国家也作出相应军事准备，苏联的战略火箭部队取消了一切休假进入戒备，还进行了一次核武器试验。 在此之际，联合国发挥了作用。1962年10月23～25日，安理会开会讨论加勒比海局势。美国声称古巴已经变成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基地，对西半球和世界和平构成威胁。古巴拒绝这些指控，强调自己被迫武装是为了保卫自己不受美国的侵略。苏联表示，美国对古巴的封锁和其他军事措施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苏联没有把任何进攻性武器运进古巴，苏联的军事援助纯粹是为了防御目的。 美苏在会上各自提出了自己的决议草案，又相互否决了对方的草案。来自亚非的45个国家开会，促成安理会中的两个不结盟国家成员加纳和阿拉伯联盟提出决议草案，要求秘书长出面进行斡旋，同争执双方进行磋商。 秘书长吴丹根据这一精神，致函赫鲁晓夫和肯尼迪，要求双方不要使局势进一步恶化，建议苏联停止向古巴运输军火三个星期，美国同时暂停封锁，双方为和平解决危机举行直接谈判。吴丹还写信给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要求古巴方面停止任何可能使局势恶化的行动。 赫鲁晓夫表示接受吴丹的要求，保证苏联船只不进入美国封锁区，建议举行最高级会谈。肯尼迪表示问题始自苏联向古巴运送导弹，解决办法在于撤走这些武器，美国愿意讨论任何可以获得令人满意的和平解决办法。 此时苏联的船队已经起航，美国的航空母舰、巡洋舰、驱逐舰和潜艇及空军组成的封锁力量与苏联货船“加加林”号和“科米莱斯”号货船在海上相遇，双方距离只有几海里之遥。美国加派了一艘航空母舰，而且由携带有反潜艇设备的直升机给以空中支援。双方在海上形成对峙状态。吴丹写信给赫鲁晓夫，要求苏联船队不要强行闯关，同时要求肯尼迪指示美方船只尽一切可能避免和苏联船只发生直接对抗。双方接受了吴丹的建议。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苏联的20多艘船只没有硬闯封锁线。 美国也保持了克制。当美国的U-2侦察机在古巴上空被苏联“萨姆”地空导弹击落后，美国有人提出武力报复，被肯尼迪加以制止。一场冲突由于双方的克制而避免了。 在对峙过程中，苏美之间为讨价还价在几天之内交换了近20份首脑级声明和通信。赫鲁晓夫首先作出让步，他致信肯尼迪，承认苏联向古巴运送了导弹，称它们是防御性的。他提议：只要美国作出保证，不入侵古巴，也不允许别人入侵，并撤回舰队，取消对古巴的隔离，在此条件下，苏联将从古巴撤走导弹。 几天后，赫鲁晓夫通过情报部门获悉美国准备轰炸导弹设备和古巴的军事目标，然后入侵古巴，他有些乱了阵脚，匆忙作出了撤回导弹的决定。苏联电台在没有来得及校阅文稿的情况下匆忙广播了赫鲁晓夫致美方的信：由于美国保证不入侵古巴，苏联已没有必要向古巴提供这类援助了；苏联已停止在古巴的导弹施工，已下令撤除这些武器并将其运回苏联；苏联同意联合国代表前往核实拆除工作。 肯尼迪随即发表声明，欢迎赫鲁晓夫作出了有政治家风度的决定，并说这是对和平作出的重要而积极的贡献。美国要求苏联除了撤走已经部署在古巴的导弹和导弹发射架之外，还必须撤走其伊尔－28轰炸机，并由美方到现场进行核查。苏联表示同意。美国随后宣布终止对古巴的海上隔离措施，双方的武装力量解除戒备状态。 历时13天的古巴导弹危机终告平息，两个超级大国对吴丹均表示感谢。冲突双方势均力敌，谁也没有获胜把握，给了吴丹和联合国一次发挥作用的机会。 倔强的卡斯特罗 4 古巴导弹危机中的主角赫鲁晓夫、肯尼迪等人早已纷纷退出历史舞台，被掩到了大幕的深处。唯有卡斯特罗一人仍然健在。 卡斯特罗1926年出生于古巴东方省，毕业于哈瓦那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在大学期间，他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1953年7月，卡斯特罗率领一批青年举行反对巴蒂斯塔独裁政权的武装起义，失败后被捕。他在法庭上发表了著名的自我辩护词《历史将宣判我无罪》。 1955年获释后，卡斯特罗先后流亡美国和墨西哥，1956年回到古巴再次发动武装起义，终于在1959年推翻巴蒂斯塔独裁政权，成立革命政府，卡斯特罗出任政府总理。他希望与美国保持友好关系，上任不久即对美国进行了首次访问。但美国对古巴采取了一系列敌视政策，于1961年宣布同古巴断绝外交关系，同时对古巴进行经济制裁，企图通过切断其经济命脉来扼杀年轻的古巴共和国。 1961年４月，在美国的策划下，1000多名雇佣军登上古巴吉隆滩，企图以暴力颠覆古巴新政府，入侵者遭到失败。苏联在这个时候增加了对古巴的经济、军事援助，古巴开始与苏联建立密切关系。 导弹危机时，卡斯特罗年仅36岁。面对危机，卡斯特罗动员古巴武装力量和全国人民准备抗击侵略。苏联政府未与卡斯特罗协商，决定接受肯尼迪的条件，卡斯特罗得知这一消息后怒不可遏，他拒绝会见苏联驻古巴大使，并在各地讲演，号召民众团结一心，准备抵抗。他在电视演说中宣布，拒绝联合国派员视察古巴领土，并提出了维护古巴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五点要求。 为了说服卡斯特罗接受联合国的核查，吴丹赴哈瓦那与卡斯特罗进行了两天的会谈。卡斯特罗说，要求视察就是想要使古巴国家和古巴人民蒙受屈辱，因此古巴政府绝不接受。吴丹无功而返。 苏联又派出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米高扬，同古巴方面进行了长达23天的会谈，动员古巴同意撤走导弹及轰炸机，允许美国军人到古巴检查导弹的拆卸和撤出情况，遭到卡斯特罗的坚决拒绝。苏方又提出变通办法，允许检查人员上苏联船只进行核查，亦被卡斯特罗拒绝。 卡斯特罗说，到苏联船上核查可以，但不能在古巴的水域。最终，美苏达成协议，将导弹装在苏联船只的甲板上，开到公海上，不加遮盖，由美国军舰和飞机在公海上进行拍照。 卡斯特罗擅长演讲，风格诙谐幽默，令听众如痴如醉，往往讲上几个小时也无人感到乏味。在联合国大会发言时，每位发言者的时间都有限制，时间一到，麦克风上的红灯便会闪烁，提醒发言者已经到时。卡斯特罗发言时，见到麦克风上的红灯闪动，他便将头上的绿军帽摘下来罩在麦克风上，令台下听众忍俊不禁。 公元2000年，联合国举行领导人会议，卡斯特罗到纽约参加这一盛会。美国总统克林顿极力避免与卡斯特罗相遇。但在各国领导人合影之时，卡斯特罗大方地主动与克林顿握手寒暄，令克林顿措手不及。 美国入侵巴拿马、出兵格林纳达、鏖战阿富汗、占领伊拉克，也曾千方百计想对卡斯特罗下手，对古巴进行了长达几十年的封锁，但却从没有对自己身边的这个小国大打出手。是美国不想？还是不敢？或者是不屑？谁也说不清。 在联合国人权会上反对西方反华提案的斗争中，中国得到了古巴的全力支持。在工作中，我也结识了好几位古巴朋友：豪爽的维克多总是抽不带过滤嘴的香烟，在会上即使孤军奋战也从不怯场；美丽可爱的玛丽亚见到羞怯的中国男孩会大方地上前行贴面礼；副外长阿方索是人所公认的辩论天才，他发言时要么侃侃而谈说得对手心服口服，要么口若悬河令对手天旋地转找不着北，一些老道的西方专家对他也无可奈何，无计可施。 古巴革命胜利后，中国率先承认了古巴新政府，并从古巴进口糖，作为对古巴的支持。1960年，中古建交，古巴成为西半球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中苏交恶后，古巴不得不进行艰难的选择，站到了苏联一边，中古关系陷入冷淡，直至80年代。1993年，江泽民主席在出访拉美之后对古巴进行短暂访问，1995年卡斯特罗访华，了却了他的一个夙愿。2001年，江泽民对古巴进行正式国事访问，两国签署了一系列经济合作协定。2003年，卡斯特罗再次访华。他参观了上海、深圳、香港，目睹了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和中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唯一遗憾的是，他未能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古友好的奠基者见上一面。 目前古巴仍然面临着许多困难。古巴缺乏能源，因此鼓励大众骑自行车。我的一位古巴朋友买了一辆带减震和变速装置的山地自行车，他告诉我，这辆车在古巴相当于奔驰。在古巴，任何一辆轿车都要满载，如果车上坐不满4人，无论是谁的车，里面坐的是多大的官，街上的人都可以拦住，要求搭车。我想，也许正是这种不屈不挠的意志和全民平等同甘苦共患难的精神，才使古巴能够在美国多年封锁下顽强地生存下来。 冷战人物觅踪 5 2002年，美国、俄罗斯和古巴方面一些仍然健在的古巴导弹危机的见证人在哈瓦那聚会，讨论当年的导弹危机。会议由古巴部长会议副主席费尔南德斯主持，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亲临开幕式并听取发言。费尔南德斯在欢迎词中表示，希望通过本次研讨会认真分析这个事件的背景和原因，还历史一个真实的面目。当年在肯尼迪政府任国防部长的麦克纳马拉在发言中表示，研讨会对澄清事实真相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避免将来再次发生类似事件。 时过境迁，当年的苏联早已不复存在，肯尼迪、赫鲁晓夫等在历史上名噪一时的弄潮儿，也早已如过眼烟云，淹没在浩如烟海的历史书卷里。 一、杜鲁门 开创了冷战时代的杜鲁门是美国历史上最为痴情的总统，他一生给妻子写了数以千计的情书，保留下来的有1300多封。这位儿女情长的总统对别国人民却未必多情。他曾下令向日本投下原子弹，二战结束后又赦免了日本731部队司令石井四郎等人，以便换取他们提供研究细菌战人体实验的资料。他曾挟联合国以令诸侯，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出兵朝鲜，在朝鲜留下了几万名美国士兵的性命，也使众多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长眠于三千里锦绣河山之间。在任后期，杜鲁门威信急剧下降，未争取连任。1972年中美之间打破坚冰之际，杜鲁门去世，终年88岁。 二、肯尼迪 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在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市遇刺身亡。他被葬在华盛顿的阿灵顿阵亡将士墓中，其陵墓位于墓区的制高点上。站在他的陵墓前，可以眺望蜿蜒曲折的波托马克河，俯瞰华盛顿全城。陵墓前的一道短墙上刻着肯尼迪在总统就职讲演中的一句名言：“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且问你能为国家做什么。”刺死肯尼迪的凶手究竟是谁？为什么要向他射出仇恨的子弹？至今仍是一个未解之谜。小说的作者们和电影的导演们，只能凭借想象为人们营造一些遐想的空间。 三、赫鲁晓夫 1964年，在历史舞台上叱咤风云的赫鲁晓夫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欢呼声中下台。退休后的赫鲁晓夫感到愤懑不已，他每每在椅子上一坐就是几个小时，眼中噙着泪水，一动不动。他想写回忆录，要求中央委员会给他配一名速记员，但遭到拒绝。赫鲁晓夫只好用一台录音机把自己模模糊糊、前后不连贯的思想录下来，打算以后再打印整理。 赫鲁晓夫并不喜欢中国，也不喜欢中国的领导人，但他还是希望中苏关系缓和。他关心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为中苏边境的武装冲突而深感不安。 1971年9月9日，赫鲁晓夫因心脏病发作住进医院，之后病情不断恶化。临去世前，他抚摸着妻子的脸颊，不能开口讲话，只是点头或摇头。如果此时能说话，他可能会说些什么呢？ 赫鲁晓夫去世后，苏联《真理报》刊登了四行字的报道，宣布赫鲁晓夫于1971年9月11日去世，享年77岁。 在一个凄雨绵绵的日子，赫鲁晓夫被安葬在莫斯科的新圣母公墓。参加葬礼的，没有普通公民，也没有苏联领导人。他的灵前摆放着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以及他的亲友送的花圈，花圈缎带上的字迹已被雨水冲刷掉了，似乎直到最后一刻，上天都不愿对他的一生作出明确的评价。 赫鲁晓夫的儿子站在父亲的棺材前说：“我不会说他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我不想评价我父亲所作出的贡献，我也无权这么做，历史将会证明一切。我唯一想说的是，凡遇见过他的人都不会把他淡忘掉。一些人喜欢他，而另一些人憎恨他，但任何人从他身旁走过时都会回头看看他……” 1996年我途经莫斯科时，曾到新圣母公墓参观。埋葬在这里的，有苏联的女英雄卓娅，有许多著名的俄罗斯大文学家，包括果戈理、契诃夫、马雅可夫斯基、奥斯特洛夫斯基、法捷耶夫等，还有中国的王明。我专门参观了赫鲁晓夫的灵寝。墓前冷冷清清，看不到有人前来祭拜的痕迹。他的墓碑由7块黑白大理石相向衔接堆砌而成，一半黑一半白，带我来参观的人说，这代表了赫鲁晓夫毁誉参半的一生。据说，赫鲁晓夫生前曾经辱骂过一位雕塑家，但是，他在临终前却嘱咐家人一定要请这位雕塑家为他建造墓碑。 四、葛罗米科 1909年，葛罗米科出生在明斯克一个小乡村的农民家庭。他上的是农业技术学校，学的是经济，30岁时进入苏联外交部，随后被派往苏联驻美国使馆出任参赞。二战时，这位农民的儿子在协调美苏关系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34岁时被任命为苏联驻美大使。在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上，他展露出杰出的外交才华，被誉为谈判专家。 联合国成立后，葛罗米科被任命为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他坚决维护苏联的大国地位，态度强硬，从不妥协，否决西方提案时也毫不心慈手软，被称为“不先生”。在处理古巴导弹危机期间，葛罗米科亦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他的主导下，美苏两国达成了一系列裁军协议。 葛罗米科48岁起出任苏联外长，虽然苏联领导人多次变更，对外政策也多次调整，但他一直担任外长一职，一干28年，是世界上任职时间最长的外长之一。 戈尔巴乔夫上任后，葛罗米科逐渐失宠，1985年改任最高苏维埃主席，三年后退休，1989年7月21日，在80岁生日的4天前病逝于莫斯科。 冷冰冰的会见 6 冷战主要是美苏两大阵营间的对峙，但中国也深受冷战的影响。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进入外交部工作时，国际上冷战气氛正浓，世界处于苏攻美守的阶段。苏联入侵阿富汗，有如西伯利亚的寒流夹带着北极的暴风雪席卷整个世界。美国等西方国家感到了苏联咄咄逼人的攻势，并全力进行反攻。 我至今仍记得到外交部后第一次会见外宾的情景。那天前来拜访的是来自捷克驻华使馆的参赞。一上班，处长老江就对我说，今天上午我要会客，你陪我去吧。在外交部，习惯把会见外宾称为会客。那天我穿了一件刚买不久的灰色中山服，老江打量了我一下对我说：“你的衣服比较整洁，就不用换装了。” 会客室在一楼，是专门用来接待外宾用的。宾主坐定，老江问：“参赞先生来中国有多久了？” 参赞答称：“两年多了。” “噢。”老江不置可否地嗯了一声，不再说话。 参赞知道主人无意多谈，于是从公文夹中掏出一页纸，十分正式地宣读了一遍，大意是捷克有意竞选联合国某个下属机构的成员，希望友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予以支持。参赞念完，将手中的公文递给了老江。 老江随手便交给了我，然后不动声色地说：“我已经注意到了贵国的要求，我将报告领导。”我边为老江翻译，边飞速地记下双方说过的每一句话，生怕有所疏漏。 参赞道：“我们对中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十分赞赏，社会主义阵营如果有中国的参加，力量定会更加强大。所有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都真诚地希望中国能够重新回到社会主义大家庭。” 参赞说得很真诚，我听了很受感动。老江可能对这种话早已耳熟能详，根本不为所动，只是淡淡地说：“我注意到了你刚才所说的话，我将向领导报告。”当时我真的希望老江的脸上能露出一点笑容，说几句比如赞赏、感谢之类的话。但是我知道，这是外交，不是个人交朋友。当时的中苏关系仍然十分紧张，苏联不仅占领着阿富汗，而且在中苏边界依然陈兵百万。作为一名外交官，首要一条是讲原则讲纪律，没有经过事先批准，绝对不能乱表态。 捷克参赞脸上的平静掩饰不住心中的失望。他站起身来有礼貌地告辞，老江客气地将他送到大门口。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正式的外交活动，一场冷冰冰的会见。 防止新冷战 7 1961年，东西柏林之间建起了一座柏林墙，成为一个国家、一个城市、一个民族分裂的标志，也成为冷战和整个世界分裂的象征。 柏林墙在一夜之间建起，又是在一夜之间被拆除的。1989年，东西柏林之间被阻断多年的死胡同恢复成了通衢大道，柏林墙的残骸像文物一样被摆到街头，成了旅游纪念品。 1995年我到柏林旅游，看到柏林市政府为了让人们记住当年的冷战而重建的一段柏林墙，墙头没有了探照灯、铁丝网，墙边没有见到岗楼和暗堡。这堵新柏林墙成了丹青手们展示自己艺术才华的大画布，上面画满了各种流派“大师”的杰作和业余画家的涂鸦。 随着冷战的终结，世界翻开了历史上新的一章。联合国恢复了自己的活力，原来无法通过的决议现在轻而易举地就能通过，原来面对战争和冲突束手无策的联合国开始派出一支又一支维和部队，似乎每个发生冲突的角落都可以看到头戴蓝盔的联合国维和士兵的身影。 但是，旧冷战结束了，冷战思维却尚未彻底消除，柏林墙倒了，一堵无形的墙依然顽固地留在许多人的心中。华约解体后，北约没有解散，反而一再向东扩张，原来华约成员国的领土上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外国军事基地。 《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国际法的原则、安理会的权威受到冲击，俄罗斯使用否决权的次数少了，美国动用否决权的次数却上升了。维护和平演变成了缔造和平、制造和平，先发制人的理论问世了，反恐军事行动被冠之以“无限正义”、“永久自由”等意识形态色彩十分浓厚的名称。 有人说世界已经进入后冷战时期，有人将这种现象称为冷和平，还有人说，一场新的冷战正在兴起。 不管如何称呼，冷战结束后，国际社会仍面临着艰巨的使命：如何防止我们生活的世界重新退回到冷战之中。 《走进联合国》 第三部分 人权思想的发展 第十章 1 人权思想的发展 “人权”一词是舶来品，在四书五经、《四库全书》和《康熙大辞典》里找不到这个词。但人权思想在中国传统的孔孟之道和诸子百家的治国理念里已有所表现，如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墨子说：“必使饥者得食，劳者得息，乱则得治。”孟子主张：“民贵君轻。”这些都反映了最原始的平等和民主思想。 人权概念最早是由资产阶级提出来的。17世纪，欧洲新兴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日益强大，但在政治上处于受歧视地位，受到封建神权、君权和等级特权的压迫。一些资产阶级思想家和政治家兴起启蒙运动，率先提出“天赋人权”的口号，主张人人生而平等，人的生命、财产、自由不可剥夺。 1776年，美国革命把“天赋人权”的思想写进了《独立宣言》，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人权宣言”。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通过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阐明：“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此后，各国资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均把人权载入宪法。人权成为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重要内容和象征，并在当时对解放思想、推动社会进步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早期的人权概念仅限于政治方面，被称为第一代人权。二战结束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提出就业、休息、闲暇等人权内容，主张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也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意见后来被纳入《世界人权宣言》中。 民族自决权被称为第二代人权。这个概念最先由列宁提出。1916年3月，列宁发表《社会主义与民族自决权》一文，指出世界各民族均应有权决定自身命运，被压迫民族应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宗主国的统治下解放出来。 美国在一战之后十分热心支持民族自决权的主张，威尔逊总统发表的《十四点宣言》，就把“民族自决权”列为内容之一，称应该根据这条原则来重新划分“战败国”的领土。 1941年，罗斯福在与丘吉尔签署《大西洋宪章》时，坚持把民族自决权作为一条原则写进去，丘吉尔虽不情愿，也只好同意。但一回到国内，丘吉尔马上在议会宣布，《大西洋宪章》中所说的民族自决权不适用于印度等英国殖民地，而只适用于德国等法西斯国家侵占的领土。 在旧金山会议上，经苏联代表团力争，民族自决权被写入《联合国宪章》。《宪章》第1章第2条规定：“发展国际间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根据之友好关系，并采取其他适当办法，以增强普遍和平。”民族自决权从此在国际关系中得到广泛承认。 发展权被称为第三代人权。1986年，联大通过《发展权利宣言》，承认发展权是人权的组成部分，进一步丰富了人权的内涵。此后，联合国又多次成立发展权专家组，对发展权的内涵和外延进行深入的研究。目前，联合国人权中心还设立了专门机构，负责研究实现发展权问题。 各项人权是一个整体，不能随意取舍。如果只偏重一方面的权利，就会使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努力受到不良影响。 罗斯福夫人与《世界人权宣言》 2 在国际人权领域，有三项最为重要的国际文件：即《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这三项文件都与罗斯福总统的夫人埃莉诺有密切的关系。 埃莉诺8岁丧母，10岁丧父，在祖母的抚养下长大，15岁时远赴英国求学。1903年与罗斯福初识，两年后与罗斯福结婚，婚后埃莉诺在家做全职家庭主妇。 1921年8月，罗斯福出海垂钓时不慎掉进冰冷的水中，几天后又因下湖游泳染病腿不能动，经医生确诊，他患了脊髓灰质炎，时年39岁。 罗斯福在埃莉诺的支持下，坐在轮椅上坚持投身政治，他苦战10年，50岁时当上总统。埃莉诺在丈夫的鼓励下，学会了速记、打字、开车和演说，结识了许多重要人物，成为罗斯福的耳目和助手。罗斯福逝世后，埃莉诺继续参与政治活动，被杜鲁门总统任命为美国驻联合国常任代表，成为美国第一位驻联合国的高级女外交官。 1946～1951年，埃莉诺当选为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主席。在此之前，世界上还没有一部国际性的人权法律文件。在埃莉诺的主持下，人权委员会设立起草委员会，开始起草第一部国际人权文件——《世界人权宣言》。根据国际法，宣言只具有号召性，没有约束力，而公约则不同，一个国家加入一项国际公约，就承担了这项公约所规定的法律义务，必须受公约的约束。埃莉诺计划先起草《世界人权宣言》，之后再制定国际人权公约。起草委员会的成员来自代表不同政治制度、法律体系和宗教文化的国家，中国的张彭春作为儒家文化的代表成为委员会的成员。这些成员大都是博学鸿儒，满腹经纶，只有埃莉诺没有任何高深的学历和显赫的学术头衔，她时常自嘲自己是不是进错了地方。 起草宣言时，世界已经进入冷战年代，各种立场严重对立，起草工作举步维艰，会议往往开成马拉松式的辩论。一些成员称，他们是在起草保护人权的宣言，可连自己休息的权利都不能得到保障。 埃莉诺有着超人的热情、执著和谦逊。传说大诗人白居易写好诗后就先念给老婆婆听，然后再反复修改，直到她们能听懂为止。埃莉诺似乎把自己视为这样的老婆婆。她告诉起草小组的同事们：“我常对自己的丈夫说，如果他想说的话能让我听懂，那么全国人民肯定都能听懂。这可能就是我在这个起草委员会的真正价值所在。”实际上，埃莉诺常年伴随罗斯福出入白宫，足迹遍布美国各地，既懂得国际政治的奥妙，又深知民间百姓的疾苦，因此很受其他成员的尊重。 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提交联大审议。苏联及东欧国家认为，《宣言》反映的主要是传统的政治权利，对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强调不够。苏联代表团长维辛斯基还提出修正案，要求禁止在难民营内进行有碍联合国或者联合国成员利益的宣传。埃莉诺作为美国代表团团长发言表示反对，称这有违言论自由的原则。南非认为，《宣言》中所载的权利太广泛。沙特则不能接受改变宗教信仰的权利，因为这是《古兰经》所禁止的。 是年12月10日，联大表决，结果以48票赞成、8票弃权、0票反对获得通过。 《世界人权宣言》通过后，人权委员会开始起草“国际人权两公约”，即《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苏联等国家担心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不能受到同等的重视，主张两个公约合二为一，未获接受。这两个公约于1954年提交联合国大会，拖了12年才获联大通过，又过了10年才开始生效。 在《世界人权宣言》通过50周年的时候，中国政府举办了纪念活动。外交部发言人唐国强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中国政府对《世界人权宣言》一贯予以积极评价。国家主席江泽民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表示，《宣言》对推动世界人权事业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国政府完全支持联合国在纪念这一纲领性文件的时刻，回顾和总结人权领域的工作，并展望和规划未来。 埃莉诺没能看到联大通过人权两公约。她于1962年逝世，享年78岁。2005年夏，我曾驱车来到位于纽约市郊的罗斯福故居——海德公园。在故居的玫瑰园里一片绿茵的草坪上，安放着罗斯福夫妇的合葬墓。白色大理石墓碑上刻着埃莉诺生前选定的碑文：“我们唯一所畏惧的，就是畏惧本身。”这是罗斯福1933年当选总统后在就职演说中说过的一句话。 人权的异化 3 充分享受人权是全世界人民共同向往的美好理想，但理想并不等于现实。各国人民在争取人权、促进人权方面面临着许多困难。在冷战时期，冷战成了东西方集团斗争的政治工具。联合国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努力也受到严重的政治干扰，被涂上了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冷战的结束，也没能使联合国人权领域的活动完全摆脱冷战思维的束缚。 一些国家出于种种政治考虑，利用人权问题为自己的内外政策服务，在人权问题上奉行双重标准，利用人权攻击他们不喜欢的国家，甚至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使人权遭到严重异化。这些西方国家颐指气使的态度加深了各国间的隔阂，受到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强烈的抵制。发展中国家强调在人权问题上应该尊重不同国家的不同政治制度、文化传统、宗教信仰和法律体系，强调合作和平等对话，而不是对抗。 联大于1960年通过的《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中明确规定，“民族自决权”是指殖民地、托管地、非自治领土的人民实现国家独立的权力。然而，有的国家为了某种政治目的篡改民族自决权的概念，声称自决权指的是尊重人民通过自由选举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只有实行自由选举的国家才是实现了民族自决权。这种偷梁换柱的做法将民族自决权这项集体权利矮化为个人的选举权利，使之变成推销某种价值观和政治模式的工具。还有人把民族自决权篡改为分裂的权利，为分裂、颠覆主权国家披上一件保护人权的美丽外衣。“台独分子”、“藏独分子”都曾试图利用民族自决权为其分裂活动制造理论依据。这种随意篡改人权概念的做法不仅不利于促进和保护人权，而且会威胁到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对于那些多民族的弱小国家，甚至会威胁到其生存。 促进和保护人权并不等于要在全世界推行某种统一的制度和模式。这个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各国国情不同，风俗习惯、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各异，各国人民有权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制定相关法律，促进和保护本国人民的人权与基本自由。由于各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不一，保护人权的重点也有所不一，处于外国侵略和占领下的国家首先争取的是本国人民的自决权，经济欠发达的国家需要优先解决本国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问题。因此，那种将人权异化为推行某种意识形态和政治模式的工具的种种做法，无疑严重地影响了联合国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努力。 人权委员会改革问题 4 人权委员会是经社理事会的下属机构，成立于1946年，其主要职责是在人权领域进行专题研究，提出建议，起草国际人权文书，调查有关侵犯人权的指控。 冷战期间，人权委员会的工作尽管受到东西方意识形态争论的影响，但它还是成功地制定了一系列国际人权文书，为在国际上促进和保护人权奠定了法律框架，并在促进各项具体人权，包括消除对妇女的歧视、保护儿童权利、维护少数民族的权益、促进移民工人的利益等方面，也有不少建树。这些积极作用和贡献，不能轻易否定。 人权委员会共有53个成员，由亚、非、拉、东欧、西欧和美、加、澳等五个地区组分别选出，以保证世界各个地区各种文化的代表性。2001年，美国落选人权委员会，苏丹当选，引起美国强烈不满。人权委员会主席由五个地区组轮流担任，主席的人选历来由轮任主席的地区组推举，其他地区不提异议。2003年，轮由非洲组担任主席。非洲组提议由利比亚大使担任第59届人权委员会主席。美国称，不能允许利比亚这样一个受到联合国制裁、人权记录恶劣的国家不通过投票便被选为主席，要求进行表决。结果会议以33：3的结果选举利比亚大使担任主席。选举结束后，许多国家的代表报以热烈的掌声。 美国大使说：投票结果并非美国的失败，而是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失败，是制度的失败，这种制度竟然允许将人权记录极其恶劣的国家接纳为成员。看来现在是着手改善委员会制度的时候了。我们希望有更多关注人权记录、尊重民主价值、定期举行多党选举的国家加入委员会。我觉得，我们应该设法确保未来的人权委员会都能由拥有民主价值观的国家来管理。 2005年，安南提出联合国改革报告，建议将目前附属于经社理事会的人权委员会升格为与安理会和经社理事会同级的人权理事会，成员由联大以2/3多数选举产生，并应遵守“最高的人权标准”。人权理事会将像安理会一样成为一个常设机构，可以根据需要随时开会。安南表示，人权委员会日渐衰退的威信已经给整个联合国系统的声誉蒙上了阴影，对其进行小修小补是不够的。除非对人权机构进行改革，否则我们可能无法重建联合国组织的威信。他呼吁各国政府对改革人权委员会给予支持。美国强烈支持安南的方案，许多发展中国家则公开批评安南的改革计划在迎合发达国家。 安南的方案要求把联合国成员国分成三六九等。公平地区代表原则将被否定，联合国的人权机制将由一些人权记录“良好”的国家把持，人权状况不佳的国家将被排除在人权理事会大门之外。可是，由谁来评判某个国家的人权声誉？这样一个人权理事会是各国合作与对话的讲坛还是人权法庭？国家之间不再平等，而是处于审判与被审判的地位，这显然有悖《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中国在关于联合国改革的立场文件中表示，中国赞同并支持改革联合国人权机构。改革的关键是扭转将人权问题政治化的现状，不搞双重标准，减少和避免对抗，促进合作，将更多资源用于人权技术合作项目，加强各国人权能力建设。应同等重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和公民、政治权利两类人权，纠正只偏重一类人权的现象。联合国人权机构的组成必须遵循公平地域分配原则，确保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联合国人权领域的改革应遵守《宪章》原则，将开展国际合作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尊重普遍性原则，充分考虑各国在社会制度、经济发展程度和文化背景方面的差异。人权委员会的讨论应重在交流，由各国介绍本国在促进和保护人权方面取得的成绩和经验，说明面临的困难与不足，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对话，以不断改进各自的人权状况。只有这样，人权委员会才能焕发新的活力，真正成为各国在平等基础上共同促进人权事业的论坛，并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和重视。 挫败反华提案 5 自1990年以来，美国带领一些西方国家年复一年在人权会上提出关于中国人权局势的提案。美国这样做并非是关心中国的人权，而是出于其自身内外政策的需要。一些美国智囊团的专家们认为，苏联之所以解体，一是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拖垮了苏联的经济，二是推行人权外交的结果。这些人认为，只要坚持利用人权问题向中国施加压力，中国也会成为东欧垮台的多米诺骨牌之一，从而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 美国的人权政策具有明显的实用主义倾向。每逢大选年，美国在人权会搞中国人权问题的提案就格外起劲，中美之间的武器扩散问题、知识产权问题、纺织品问题就会被炒得沸沸扬扬。只是在1991年，美国发动第一次海湾战争，在安理会需要中国支持，美国才没有在人权会上提出反华提案。美国无视中国人民享受的人权日益广泛、人权状况不断改善的情况，利用人权问题搞对抗并为本国的政治目的服务，这种做法不得民心，反华提案年年以失败告终，美国的处境越来越孤立。1998年，由法国发起，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支持，欧盟15国外长宣布，无论作为整体还是作为单个成员国，欧盟都不向人权会提交有关中国人权问题的议案。 我曾参加过多届人权会，其中1995年的第51届人权会令我尤为难忘。那一年，美国为促使人权会通过其提出的关于中国人权问题的提案，派出常驻联合国代表奥尔布赖特和前副总统候选人费拉罗夫人到场指挥，会议后期还派出总统特别助理和负责人权问题的助理国务卿到场增援。 美国人权团长到一些地区组会议上讲话，声称若支持中国动议，哪怕是弃权，都将被认为是对美国不友好的表示，美国将密切注意各国的态度，话语间充满威胁。美国代表团接二连三地召开吹风会、记者招待会、圆桌会议等，调动新闻媒介对中国进行攻击，又派出一批流亡在美国的“民运分子”到会场活动，放录像、发材料、到处游说。达赖的嗄伦（“外交部长”）专程从印度赶来，带领着一批“藏独分子”在会场外呐喊助威。美国还约上欧盟三驾马车的大使在人权委员会成员国的首都约见驻在国的高级官员，向对方施加压力，美国国务卿甚至总统也给对方的国家元首或者政府首脑打电话，要求他们支持反华提案，至少不要投反对票。 这是一场针锋相对的斗争。由于美国向发展中国家成员施加了巨大压力，中国在首轮表决中以22：22的平票结果失利。会议休会后，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连夜开会分析形势，研究对策，提出建议。中国驻人权委员会各成员国的使馆全力做争取工作。在最关键的时刻，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的传统友谊发挥了关键作用。在次日的第二轮表决中，中国以21：20的票数反败为胜，又一次挫败了美国提出的反华提案。 2004年，在联合国人权会第60届会议上，美国再次提出反华提案，结果以28：16的表决结果遭到失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孔泉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再次提出反华提案，没有任何事实根据。我们敦促美方正视现实，吸取失败教训，放弃对抗，通过对话与交流妥善解决中美在人权问题上的分歧，以利两国关系的发展。 中国与人权 6 中国有漫长的封建社会史。在传统的中国思想里，既有“民贵君轻”的民主思想，也有忠孝节义、“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等封建糟粕。在封建社会中，老百姓的人权没有制度的保障，只能靠李世民那样的明君和包拯那样的清官。 清朝末年，保皇派、立宪派、革命党人就中国走什么样的道路才能富民强国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康有为、梁启超在推动“戊戌变法”时提出了“伸民权，争民主，开议院，定宪法”的主张。慈禧太后为笼络民心，在镇压变法的同时树起了立宪旗帜，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试图仿效日本，维护大清江山。野心勃勃的袁世凯也高喊立宪的口号，训练新军，实行新政。1908年9月，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分为“君上大权”和“臣民权利”两部分，包含了一些有关保护基本人权的内容，如“臣民于法律范围以内，所有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等事，均准其自由”，“臣民非按照法律所定，不加以逮捕、监禁、处罚”。 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成功后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但宪法公布一个月，袁世凯即掌握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大权，中国进入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此后，中国虽然通过了一系列宪法，但国家处于内忧外患之中，人民的权利从未得到过保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说，治国须有一部大法。用宪法这样一个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固定下来，使全国人民有一条清楚的轨道，使全国人民感到有一条清楚的明确的和正确的道路可走，就可以提高全国人民的积极性。 新中国起草的第一部宪法中包括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以及宗教信仰和人身自由。毛泽东说，一时办不到的事，必须允许逐步去办。现在能实行的我们就写，不能实行的就不写。比如公民权利的物质保证，将来生产发展了，比现在一定扩大。令人遗憾的是，毛泽东后来错误发动“文化大革命”，自己主持制定的宪法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全国陷入一场历时十年的大灾难。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开始重新走上法治社会的道路。中国不断加强立法、司法建设，现已加入18项国际人权公约。对于已批准的国际人权公约，中国一贯认真对待，采取各种措施履行公约义务，并根据公约的规定及时提交公约执行情况的报告，接受有关联合国条约机构的审议。中国的法制逐步健全，人们的法律意识不断提高。 在国际上，中国一贯支持联合国为促进和维护人权所作的各种努力，积极参与联合国人权领域的活动。中国自1971年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开始参与联合国大会和经社理事会关于人权问题的讨论，从1979年起作为观察员出席人权委员会。1981年，中国在经社理事会上当选为人权委员会成员，此后一直连选连任。 中国主张正视各国在人权问题上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差异所产生的不同观点，妥善处理分歧，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通过交流、对话与合作的方式，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携手并进。中国代表在人权委员会上多次指出，各国国情不同，对人权问题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是正常的，应该增进了解，相互借鉴，共同发展。 中国与欧盟、加拿大、英国、挪威、瑞典、美国等国家开展了一系列人权对话与交流，召开人权与司法研讨会、司法圆桌会议等。中国也与巴西、尼泊尔、古巴、老挝等发展中国家就人权问题进行过交流与磋商。2000年，中国政府与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办公室在北京举办了第八届亚太人权研讨会。40多个亚太地区国家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致信祝贺，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玛丽·罗宾逊夫人专程来华参加了会议。 1998年9月，罗宾逊夫人应中国政府邀请访华，会见了国家主席江泽民、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与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和西藏、上海地方政府负责人举行了会谈，与学术界、宗教界、教育界、妇女界等社会各界人士和非政府组织举行了座谈，并与下岗职工、农民和学生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双方还签署了《合作意向备忘录》，表达了双方开展合作的意愿。通过访问，罗宾逊夫人了解到中国在人权方面所取得的进步，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司法改革也取得了重大进展，西藏的历史、文化遗产得到了很好的保护。2000年，罗宾逊夫人再次访华，与中方签署了关于开展人权领域技术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双方在司法管理、人权教育、法制建设以及实现发展权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等方面开展一系列合作项目。 应该指出，任何国家的人权都是一个不断发展、完善、前进的过程。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受自然、历史和发展水平等诸多因素的制约，人权也正处于发展过程之中，人权状况也还存在着不少有待进一步改善的地方。中国正在根据自己的国情，积极吸收世界各国的有益经验和文化成果，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加快发展，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不断推动中国人权事业向前发展。尽管中国现在仍然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谁都不能否认，中国在进步，在向着积极的方向发展。 李鸿章之泪 第十五章 1 李鸿章之泪 从17世纪中叶起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随着资本主义的出现和发展，西方列强的崛起都走了一条向外殖民扩张、掠夺别国资源、占领世界市场的发展道路。无论是19世纪以前西方列强发动的侵略亚、非、拉各国的历次战争，还是20世纪上半叶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其目的都是为了争夺海外殖民地、掠夺海外资源、占领海外市场。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的一百多年间，中国也成为西方列强向外殖民扩张和掠夺资源的对象，沦为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 李鸿章，安徽合肥人，生于1823年。其家族世代以耕读为生，至其高祖时，靠“勤俭成家，有田二顷”。李鸿章20岁时奉父命赴京赶考，途中赋《入都十首》，欲“遍交海内知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李鸿章凭着自己的本事和对清廷的忠诚，书生带兵，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屡获战功，扶摇直上，用义军的鲜血染红了自己的顶戴花翎，最后官拜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秉政25年。 李鸿章认为，中国积弱不振，“必先富而后能强”。他大力开办洋务，创办了中国第一条铁路、第一座钢铁厂、第一座机器制造厂、第一所近代化军校、第一支近代化海军。他堪称是中国对外开放的第一人，也是中国外交第一人。据说那时的洋人，只知有李鸿章而不知有清朝廷。 然而，翻看中国签下的卖国条约，署名最多的，却是李鸿章。多年以来，李鸿章一直被认为是投降主义的代表，是卖国贼的代名词。 但根据野史，李鸿章至少流过三次泪。 第一次是1895年甲午海战北洋水师全军覆灭后，李中堂迫不得已赴日本议和，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及附属岛屿，赔偿白银2亿两，增开重庆、沙市、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开辟内河新航线，允许日本在通商口岸开设工厂，产品免税运销中国内地。 李鸿章如何不知，这样一纸条约必定惹得民怨四起，因此在日本遇刺后嘱随员将染血的官服保存下来，希望“此血可以报国矣”。回国后，李鸿章遭到举国上下一致声讨，“国人皆曰可杀”。朝廷责他办事不力，百姓骂他贪污受贿，拿日本人的银子，卖国家的领土。 李鸿章被免去了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的职位。全体军机大臣上折子给皇帝，说“中国之败全由不西化之故，非鸿章之过”。李鸿章闻知后老泪纵横。 苦心经营20年的北洋水师并不逊色于日本，同样的铁甲舰，同样的火炮，何以打不过人家？不是将士不肯用命，而是朝廷腐败无能。李鸿章有苦说不出，唯有洒泪自怜。 1896年，闲居在北京东安门外贤良寺内的李鸿章，受命出席俄罗斯沙皇即位大典。时年73岁的李鸿章决定顺访欧美列国，看一看外面的世界。此行历时190天，行程9万里。 抵纽约时，李鸿章拜谒了故友格兰特的陵寝。格兰特曾于1868～1876年间任美国总统，离职后与妻子朱莉娅周游世界，于1879年（光绪五年）抵华，由香港赴广州，再经上海抵天津。李鸿章以北洋大臣身份乘舰出塘沽港以全军礼迎宾。格兰特曾是美国南北战争中的北方军统帅，李鸿章则在剿杀太平天国中屡立战功，被西方人称为“东方俾斯麦”，两人塘沽初会，一见如故。 时隔17年，格兰特已经葬身一抔黄土。李鸿章只能到曼哈顿岛上的格兰特墓园凭吊。想到斯人已去及自己的坎坷，李鸿章不禁黯然垂泪。“中堂至格兰德寝园，有宿草矣，为怆然者久之。从者以鲜花环进，敬悬墓门，循西礼也。”李鸿章怅惘之余，嘱清廷驻美公使代表他在格兰特墓园种植银杏、红梅各一棵，“用志景慕”。 格兰特的墓坐落在曼哈顿岛西侧的哈德逊河畔，是一座高大的石建筑，里面并排安睡着格兰特夫妇。陵墓后面，是一片苍翠欲滴、绿阴遮天的树林。秋风吹过时，树叶变成五颜六色，有如百花争奇斗艳。陵墓的后面是遵李鸿章之嘱种下的两棵树，一棵是有古化石之称的银杏，另一棵是在中国享有盛誉的红梅。两棵树被铁栏杆围起来，银杏长得又高又大，直入云天，但红梅可能是水土不服，我多次去参观，从未见它长过绿叶，更没见它吐过芬芳。 李鸿章第三次落泪，是在生命即将终结的时候。 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太后收拾好细软，把珍妃投入井中，带着光绪皇帝逃出北京。西摩尔率领的八国联军侵占故宫，熊熊大火照亮了北京城。 城破之日，洋人杀人无算，街上尸体枕藉。英国人记载说：“北京成了真正的坟场，到处都是死人，无人掩埋他们，任凭野狗啃食。”同治皇后的父亲、户部尚书崇绮的妻子和女儿被拘押到天坛，遭到八国联军数十人轮奸，归来后全家自尽，崇绮服毒自杀。 皇宫和颐和园里珍藏多年的宝物被抢掠。太和殿前存水的铜缸上面的镀金也被侵略军刺刀刮去，至今仍见斑斑刮痕。《永乐大典》、《四库全书》悉数蒙难，古观象台上的天体仪、纪限仪、地平经仪、玑衡抚辰仪、浑仪被悉数运到柏林。 为收拾残局，逃亡路上的慈禧再度授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令其北上。部下及亲属都劝其以马关为前车之鉴，不要奉诏，以免又成为替罪羊，李鸿章以身体不适为由迁延观望。无奈朝廷一再电催。一个月后，李鸿章抵京，与八国联军议和。 1901年9月7日，李鸿章代表大清国与11国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赔款四亿五千万两。 签字回来后，李鸿章大口吐血。在停止呼吸之前，已经穿上殓衣、不能言语的李鸿章整整一天瞠视不瞑，临终的一刻，几滴浊泪流过面颊。11月7日，李鸿章两目仍炯炯不瞑，身边人告：“未了之事，我辈可了，请公放心！”李鸿章闻言“目乃瞑”，享年78岁。梁启超与李鸿章政见不同，但“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 李鸿章三次落泪，既哭个人之悲哀，又伤国家之不幸。他一生奋斗，为的是国家的崛起，可国家却好像病入膏肓，一日不如一日。他在病榻上向朝廷写了自己的最后一份奏折，上称：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渐有转机。 炮口下成立的外交部 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对外交往的一次空前壮举，但三宝太监七次出巡归来后，皇上却颁发了一条禁海令，航海日志被特务机关东厂统统销毁。禁商泛海，把中国对外交往的大门关死了，也把中国通向先进科学技术和治国理念的路阻断了。 几千年来，中国贵为天朝，四海臣服，只接受属国的朝贡，从没想过要与番邦“蛮夷”平等谈判。因此，满朝文武百官，唯独没有外交官。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清廷被迫接受城下之盟，与英、法、俄等签订《北京条约》。各国开始派公使驻京，朝廷为与洋人打交道，正式设立“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中国的第一个外交部，就这样在外国人的炮口下成立了。 经过140年的风雨冲刷，当年的总理衙门依然存在。这座位于北京东城区东堂子胡同的庭院，原是清朝大学士赛尚阿的府邸。院内东部是“同文馆”，经挑选的八旗子弟在此学习外语充当翻译，是中国第一所外语学校。西院则是出使各国大臣的短期住宿之地，相当于今天的招待所，也是大臣接见各国使臣的地方。义和团运动爆发后，总理衙门改称外务部。 1913年，袁世凯看中了北京东单北大街的石大人胡同。石大人曾是明代权臣，因带兵发动“夺门之变”，推翻景泰皇帝，拥立明英宗复辟，被封为“忠国公”，并赐府第于此。袁世凯将外交部迁至忠国公的府第，石大人胡同从此更名为外交部街。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孙中山来京时曾下榻于此。 弱国无外交。面对列强的欺侮，旧中国的外交部所能做的除了割地赔款，就是道歉认错。连北大的女学生沈崇被美国大兵强奸了，外交部也不敢做声，甚至连夜还要报纸撤版，不许报道。是中国的外交官不行吗？不是。旧中国之没有辉煌的外交业绩，没有诞生出一代誉满全球的外交官，非人不行，而是国家羸弱使然也。 庆郡王奕劻的老谋深算和李鸿章的谈判技巧，绝不亚于各国驻华公使，但他们在谈判桌上从没感到游刃有余，也从未在外交场上写下辉煌篇章。 顾维钧可谓才华横溢，但在巴黎和会上只能拒签不平等条约，却不能叱咤风云，扭转乾坤，订下一部于中国有利的条约。 新中国成立后，外交部继续设在外交部街，外交部的老人们习惯地将它称为老部。新中国第一任外交部长周恩来曾在此办公。周总理说：在我当外交部长的任内不得建造新的外交部大楼，也不许增添更多的房子和办公用具。周总理的一句话，外交部的全体人员铭记在心，勤俭办外交，从此成为外交部几十年如一日的作风。 部址是旧的，风格却是新的。新中国的外交再也不是屈辱和让步的代名词了。中国人从此感觉到，我们真的是在世界上昂首挺胸地站起来了。 20世纪60年代，外交部搬进了北京东四的科技情报大楼。在世界即将进入21世纪的时候，外交部又搬进了如今坐落在朝阳门的新大楼。 新的大楼，新的形势，新的面孔，新的政策。经过改革开放的中国，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正以崭新的风貌出现在当今世界的外交舞台上。 对新中国的围堵 3 西方国家有干涉别国内政、对别国进行遏制、围剿与封杀的传统。 1789年，法国人民攻占巴士底狱，推翻波旁王朝，把路易十六送上了断头台。英、奥、普、西班牙、荷兰等组织反法联盟对法国进行围剿，法国保皇党也发动叛乱。经过八年的苦战，法军击败了英国—汉诺威联军，奥地利、荷兰，普鲁士、西班牙等国相继退出战争，反法联盟瓦解。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协约国开始对苏维埃俄国进行武装干涉，英、法、美、日、德、希腊、土耳其、波兰等纠集在一起，与俄国各地的叛军一起，试图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里。经过三年浴血奋战，苏联红军节节胜利，各国的武装干涉以失败告终。 1936年，由共和左翼、社会党、共和联盟、共产党等组成的人民阵线在西班牙大选中获胜，组成政府。反对党领导人卡尔沃—索特罗被暗杀导致西班牙内战爆发。叛乱军队在意、德两国支持下攻占马德里，佛朗哥政权上台，并与德、意结成联盟，西班牙民主政权宣告失败。 几十年过去了，历史前进了，但有着干涉别国内政之传统的国家却没有与时俱进，一些国家的政策仍停留在过去的年代，在遏制与接触之间踌躇徘徊。 1949年11月15日，周恩来外长代表中国政府致电联合国秘书长和联大主席，要求取消“中国国民政府”继续代表中国人民参加联合国的一切权利。从此开始了中国为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的努力。 1950年1月，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决定根据苏方建议，由周恩来照会联大主席和联合国秘书长并安理会各成员国，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认为中国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的代表留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是非法的，并主张将其从安全理事会开除出去，特此电达，并希采纳照办为荷。” 随后，中国宣布，派张闻天出任中国出席联合国会议首席代表。《人民日报》上登载了周恩来就此发给联合国的照会，还有张闻天的简历。张闻天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建国以后，他任我驻苏大使、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兼党组副书记，协助周恩来主持外交部工作。张闻天从广播中听到对自己的任命，星夜赶到北京，为赴联合国工作做准备。 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在下院表示：我们认为把新中国包括在联合国之内较好，我们不想基于政治原因排斥任何人。如果新中国继续遭到排斥，我们将面临东西方之间分裂的严重后果，这只能对俄国有利，对于我们大家有害。贝文指示英国驻联合国代表就上述想法与美国商讨，美国听后很不满意。 苏联在安理会提出支持中国政府上述电文的提案。在安理会表决时，印度和南斯拉夫支持，美国、古巴、厄瓜多尔、埃及、法国和国民党政府反对，英国、挪威弃权，提案未获通过。苏联为表示抗议，宣布退出安理会，并表示只要安理会中还有国民党政府的代表，苏联便不参加安理会工作，不受安理会决议的约束。 秘书长赖伊想到当年国联因德、日退出而引发的严重后果，倾向于尽快解决中国的席位问题。他向美国表示，如果中国代表权问题在短期内得不到解决，苏联很可能退出联合国，成立另一个组织与联合国竞争，这样世界就分裂了，联合国将失去普遍性。 赖伊指示联合国法律部门进行研究后起草了一项备忘录提交给安理会，表示联合国赞同一国加入某国际组织，并不构成会员国对该国承认的法律行为，或意味其有与之建立外交关系的企图。这一观点后来被称之为“赖伊理论”。 美国认为赖伊的设想是“不成熟的，仓促的”，告诫他不要过于紧张，苏联退出联合国是一种讹诈，如果作出让步，它就会得寸进尺。 1950年，在第5届联大开幕之前，周恩来再次致电赖伊，中国政府已任命张闻天为出席联大的首席代表，李一氓等为副代表，请即为他们办理一切手续，同时指出，联合国至今仍容留国民党集团代表，不但违背了《联合国宪章》，而且漠视了中国人民的正义要求。 印度驻联合国代表拉奥奉政府指示，要在联大会议上提出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的提案。美国告诉拉奥，美国将投票反对，并将运用其影响，劝说其他国家的代表团投票反对印度提案。 赖伊建议国民党政府与中国新政府均不出席本届联大会议，待联大作出决定后，再接纳其中一方代表出席联大。美国政府“强烈反对”。 联大开幕后，印度提出了立即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的提案，苏联提出了立即驱逐国民党代表和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出席本届联大的提案。后来大会决定，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审议中国代表权问题，而在大会对特委会报告作出决议以前，“中国国民政府”的代表仍应出席大会，并享有与其他代表同样的权利。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借口中国支持朝鲜侵略者，坚持中国的代表权问题只能在朝鲜战争以后再加以考虑。美国称，由谁代表中国一事“需要经过最深沉的考虑和思索才能决定”。此后，美国以种种借口一再搁置关于中国代表权问题的讨论，使关于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问题一直没有列入联大议程。 “乔老爷”的开怀大笑 4 1971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东方红》的乐曲声使坐在联合国大楼里的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乔治·布什和坐在白宫里的尼克松意识到，继续围堵中国，受害的可能是自己。苏联的扩张使美国感到锋芒在背，越南战场上的一再失利使他们终于省悟到，美国需要中国。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大以压倒多数通过第2758号决议，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加拿大、意大利都投了中国的赞成票。这项由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国发起的提案明确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美国在联合国精心构筑了22年之久的围堰一夕之间被冲得土崩瓦解，坐在中国代表席位上的国民党代表收拾起文件夹悄然离席而去。坦桑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后来出任坦桑尼亚外交部长的萨利姆带领着许多国家的代表，在大会会场座椅间的走廊上载歌载舞，欢庆胜利。 此时，尼克松总统的特使基辛格博士正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里，为安排尼克松访华而与周恩来会谈。周恩来看了工作人员递过来的一页折起来的纸后说道：“刚才，联大以赞成票76、反对票35、弃权票17，通过了我们进入联合国并驱逐蒋帮代表，详情后报。”然后周总理若无其事地将这张纸又折起递给身旁的乔冠华。事后他对工作人员说，他担心基辛格听了会太难受，所以没有将消息告诉他。 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发来邀请电，请中国派团出席联大。毛泽东把周总理、叶帅及外交部的有关领导请到他那里。他说，这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不去就脱离群众了。联合国秘书长不是来了电报吗？我们就派一个代表团去，让乔老爷当团长。 被毛泽东称为“乔老爷”的乔冠华不辱使命，那篇他本人起草、周总理亲自修改的发言稿，气势雄浑、掷地有声，在联合国大会厅高高的讲台上雄辩地表明了中国对国际问题的立场。乔老爷坐在中国席位上忘情大笑的精彩瞬间，尽情地向全世界展示了新中国外交官的风采。 1986年，我第一次走进联大的会场，第一件事就是想寻找当年乔冠华开怀大笑时坐过的席位。各国代表团的座次不是一成不变的，每年联大开始的时候座次由抽签作出决定，今年坐在第一排，明年可能坐到最后一排。其实，乔冠华当年坐在哪一排并不重要，因为无论坐在哪一个位置，从那一天起，中国的声音都将在联合国的大楼里响起。 30多年过去了，中国与联合国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中国支持联合国为促进世界和平与经济发展发挥领导作用，并为联合国在各个领域的活动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联合国对于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也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联合国系统在中国设立的机构已达15个，对华援助资金和项目覆盖农业、工业、环境、医疗卫生、社会福利等众多领域，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驻华的联合国官员也与中国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2001年，在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30年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到中国著名高等学府清华大学发表演讲。他说：“中国公民越来越多地被要求为全球安全利益承担风险，作出牺牲。前几天我们看到，我们的报纸上刊登了中国警察头戴蓝盔，准备奔赴海地参加联合国特派工作的照片，这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中国发展越成功，人们也就越期待中国能够对那些仍然需要援助之手的小国、穷国表现出同舟共济的精神。” 腾飞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