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量或“盈亏账目”本身均不足以衡量管理和企业的情况。市场地位、革新、劳动生产率、人员开发、质量、财政金融结果，所有这些对组织的状况和它之能否生存都是至关紧要的。非营利机构也需要在和它们的使命本身相联系的一系列领域里进行衡量评估。正如人需要多种手段来评估自己的健康状况和行为，一个组织也需要多种手段来评估自己的健康状况和行为。行为必须形成于企业和企业的管理中，它必须得到衡量——或者至少得到判断——必须不断地得以改善。最后，关于任何企业，应记住的最重要东西是成果仅仅存在于外部。一个企业的成果是心满意足的顾客。一家医院的成果是治愈的病人。一所学校的成果是学到了东西并在1O年后把它用在工作上的学生。在企业内部，有的只是成本。懂的这些原则并据此行使职责的经理将是成就卓著的经理。作为一种文科的管理30年前，英国科学家和小说家C?P?斯诺曾谈到过现代社会的“两种文化”。然而，管理和斯诺的“人文的”或“科学的”文化都套不上。它处理行为和应用，对它的检验是结果。这使它成为一种技术。但是，管理也处理人的问题，他们的价值观念、他们的发展和开发——这又使它成为人文学科。它对社会结构和社区的关注和影响也是如此。确实，正如所有（像笔者一样）多年来一直和各种机构的经理一起工作的人所已经了解的那样，管理深刻地涉及精神因素——人性，善的或恶的人性。因此，管理是传统曾经称之为人文学科的东西——“人文”，因为它处理的是知识、自我认识、智慧和领导的基本原则；“学科”，因为它是实践和应用。经理吸取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各种知识和见识——吸取心理学和哲学，吸取经济学和历史学，吸取物理学和美学。但是，他们必须把这些知识集中在有效性和结果上——集中在医治病人、教授学生、建造桥梁，以及设计和销售软件程序。由于这些原因，管理将愈益成为这样一种学科和实践，通过它们“人文学科”将再次获得承认，产生影响并具有相关的重要性。第十六章 转变中的知识基础在今后数十年内，教育将产生更大的变化，超过300年前由于印刷书籍的出现而建立现代学校以来已经产生的那些变化。知识正在成为经济的真正资本和创造财富的主要源泉，这种经济对学校的教育行为和教育责任提出了新的严格的要求，为知识工人所支配的社会对社会行为和社会责任提出了更新的、更严格的要求。我们将不得不再次思考一个受过教育的人是干什么的这个问题。与此同时，我们的教学方式在剧烈迅速地变化着——这部分是理论上对学习过程有新的理解的结果，部分是新技术的结果。最后，学校中很多传统学科即便不是被废弃，也是无效果的。因此，我们还面对着我们的教学内容的变化，实际上还有我们所说的知识的含义上的变化。教育的责任由于在知识社会里，学校的学习和文凭越来越控制着工作、生活和求职的途径，所以全体社会成员都需要有文化，不仅仅是“阅读、写作和计算”，如今，有文化还包括基本的计算机操作技能。它要求相当了解技术，它的范围、特点、节奏——这在今天任何国家里几乎都是完全缺乏的。它要求对一个复杂的世界具有相当多的知识，在这个世界里，城市、民族、国家间的界线已不再是人们视线的终点。然而，由于这个原因，人们对于自己的根源和社区的知识也越来越重要。新的传播媒介提供了大量这类新的文化知识。对今天的孩子来说，电视机和录像机提供的信息肯定和学校一样多——事实上多半还超过学校。然而，只有通过学校——通过有组织的、系统的、有目的的学习——这种信息才能转化为知识，并成为个人的所有物和工具。知识社会还要求其全体成员学会如何学习。迅速变化正是知识的基本性质。手工技能的变化是十分缓慢的。苏格拉底作为一个石匠——这正是他谋生的行当——在现代石工作坊里仍可安然无事，然而，作为哲学家的苏格拉底，却会被现代哲学重要学科诸如象征逻辑学或语言学所关心的问题和使用的工具搞得大惑不解。工程师走出学校10年后，如不一再更新知识，就会被“淘汰”。医生、律师、教师、地质师、经理以及计算机程序编制者等莫不如此。此外，可供选择的知识性职业是无限的。没有一种方法可以使哪怕是有最悠久教学历史的最佳学校体系有可能做到让学生对所有的选择作好准备，它能做的是让他们作好学习的准备。后商业的知识社会是继续学习和第二职业的社会。美国的学校和它的重点世界上大量学校体系都提供一般通用的文化知识（尽管到目前为止仍然是以传统的形式）：北欧和西欧的所有国家、日本、朝鲜。不久前——到1960年——美国的学校亦如此，但现在已经不这样做了。无论出于什么样的理由——其中重要的一条肯定是它使学校的教育使命从属于社会其他必须的目标——美国的学校已经不忠于它的教育责任了。美国的学校无法提供一般通用的文化知识，这是美国真正的必弱处分。它比消费产品的高成本和低质盆害处要大得多。在知识社会里，知识基础是经济的根本所在。30年前，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若千年里，美国的学校处于领先地位。其他国家的有些“最好的”学校或许胜过1960年时美国的“最好”学校，但那时没有一个国家有着美国那样高的普遍水平。然而，正如美国工业的领导地位使美国制造商自鸣得意那样，美国教育在30年前所处的领先地位使美国的教育者自鸣得意了。因此，恢复美国学校在较高水平上——当然要大大超过小学的水平——提供一般通用的文化知识的能力将成为首要的重点。在今后的岁月里，学校和教育对美国的公共生活与美国的政治将是至关紧要的。我们实际上对需要什么了解很透彻。事情做起来甚至也不是很困难的。然而，它却是非常政治性的。它要求在学校里建立高标准和大量的纪律。这些要求将由家长们提出（并已经在提出），他们本身受过相当良好的教育，并已使他们的孩子作好了学习的准备。但是，高标准和纪律也遭到一部分最需要他们的孩子的家长反对——特别是一部分贫穷的少数民族孩子的家长反对。他们在这类要求中看到的是“种族主义”和“歧视”。这不仅已经在美国发生，也在西德的大学里发生，在那里，“新左派”于60年代取得了权力（例如，在不来梅）。正如从美国“问题学校”出来的毕业生是未来的雇主们避之唯恐不及的人那样，从德国“问题大学”出来的毕业生也同样如此。美国是唯一主要发达国家，其教育体制内部是没有竞争的。法国人在小学以上有两个平行的体制，公立的和天主教会的，这两个系统都由国家拨款。意大利人也如此。德国有“高级文科中学”，即为一小部分精英而开设的大学预科学校。在日本，学校是根据学生在大学入学考试中的成绩分等级的。等级高的学校的教师相应获得承认、提拔和报酬。与此相反，美国的公立学校几乎近于垄断——没有行为工作的标准，也几乎没有来自体系内部或外部的竞争。这种情况已经在改变了。在明尼苏达州——该州历来是社会革新的先锋——家长现在可以把孩子送到该州的任何学校，而州政府给予接纳外区孩子的学校所在地区补偿，：这是通往建立一种保证制度的第一步，在这种制度下，州里把孩子的学费付给孩子和家长选择的任何备案的学校。公立学校院外活动集团强烈反对这种想法。但它能坚持多久呢？大家一致同意，芝加哥的公立学校是该国最差的学校，它们旁边是芝加哥天主教主教管区的教区学校。在这些学校里，来自芝加哥最恶劣的贫民窟的黑人孩子却学习得很成功。这些成就卓著的学校常常处于危急的财政状况中。然而，对居住在芝加哥内城的黑人父母来说，学校要求他们支付的哪怕是很小一笔学费也是一种真正要作出牺牲的开支。芝加哥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制订保证制度，使芝加哥的黑人能够把他们的孩子送入他们学有所得的学校，要么——这已经在发生了——芝加哥的黑人（这意味着该城最大的投票集团）对缴纳教育税的抗拒将慢慢瓦解该城的公立学校。芝加哥的白人，富有的和贫穷的，早就抛弃了那里的公立学校。他们或者移居有体面学校的郊区，或者把孩子送入有标准、有纪律和有学何的私立学校。1984年，在纽约州的罗彻斯特，“美国教师联合会”和该市达成一项新协议。它规定要提供更多的钱，但只给符合较高的、不断提高的工作标准的教师，同时它也规定要开除那些不符合工作标准的人。凡是我们树立起纪律、工作标准和竞争的学校都做到了这一点——毫无疑间，这不是奇迹，而是一项教授一般通用的文化知识的质量可以接受的工作。学会如何学习传授文化知识——即便是在适合知识社会的高水平上——这项任务比起给予学生继续学习的能力和知识并使他们愿意这样做，还是较容易的。然而还没有一种学校体制着手处理这项工作。有一句拉丁语格言说：“我们为生活而学习，不是为学校。”然而，不管是老师还是学生都没有认真对待它。确实，除了专业学校，如医科、法律、工程技术、商业学校以外，就我所知，没有任何学校甚至尝试过了解它的学生学了什么。我们把大量考试成绩档案汇编成册，但我不知道有任何学校在1O年后考查当年的毕业生对那些科目还知道多少——无论是数学、外语，还是历史——而这些科目当年他们曾得到过如此出色的分数。然而我们知道人们怎样去学会如何学习的。事实上，我们对此了解已有2000年了。早在公元1世纪，关于养育儿童的第一位也是最有智慧的作家、伟大的希腊传记作家和历史学家普鲁塔克就在一本吸引人的小书《养育儿童》中把这点讲清楚了。它所要求的是使学习者取得成就，是集中在学习者的力量和才能上，以便他们能擅长于他们做得好的事情。年轻艺术家——音乐家、演员、画家——的老师知道这点。年轻运动员的老师也知道。但学校却不这样。相反，它们却集中在学习者的弱点上。当教师把一个10岁孩子的家长召来时，他们通常会说：“你们的吉米必须在乘法运算表上多用功，他落在后面了。”他们难得会说：“你们的玛丽在写作上挺不错，她可以再多写一点，这样就更好了。”教师——一直到大学教师——总是关注学生的弱点，并且有着很好的理由：无人能够预测一个10岁的孩子10年或15年后会做什么。人们甚至不能在那个阶段排除很多选择。学校必须赋予学生他们将来需要的基本技能，无论他们选择走什么样的道路。他们必须能发挥作用。但是人们不能把工作建立在弱点上，即便是经过纠正的弱点上，而只能建立在力量长处上，而这些力量长处是学校传统上予以忽视的，事实上，认为或多或少是无关紧要的。力量长处并不惹出问题——而学校却是以问题为中心的。在知识社会中，教师必须学会说，“我要让你们的吉米，或你们的玛丽搞更多的写作。这孩子有天才，需要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正如以后还将讨论到的那样，新的教学技术将使这点成为可能，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它几乎是要求完全集中在力量长处上。但是，我们所需的教育制度也将不得不强调知识的责任。“知识就是力量”是一句古老的格言——如今它第一次具有某种真理。知识工人就其整体而言将成为“统治者”，他们也将不得不成为“领导人”。那就需要有精神气质、价值观念和道德品行。“道德教育”今天已经声名狼藉。它被过于滥用了，其目的是为了抑制思考、讨论和不同意见，以及灌输对当局的盲目服从，事实上它早已成了“不道德教育”。但是，下文讨论的所有教育奠基人——从孔子到拉格比的阿诺德（19世纪著名英国教育家，曾任拉格比公学校长，任内把该公学办成地位很高的学校。英国后来新建的学校，很多都以该公学为典范——译者注）——都知道凡是教育总有道德价值观。像现代教育所提议的那样抛弃道德价值观只不过意味着教育传达着错误的价值观。它传达的是冷漠无情、不负责任、玩世不恭。在知识社会里，教育的道德价值观究竟必须是什么将引起激烈的争论。但是，道德价值观的教育，以及对道德价值观的信奉乃是极为重要的。有知识的人必须学会承担责任。作为杜会目的的教育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大部分学校今天教的都是同样的科目。教授方法一般是经久不变的。但是，尽管学校本身可能看上去是完全相同的，教育的社会目的——它企图形成的社会以及它旨在产生的统治者和领导人——却大相径庭。教育的社会目的，其最清楚的概念也是最古老的概念：儒教学者和绅士作为统治者的中国理想，它在基督时代以前就被完整地阐述了，至迟不超过7世纪的唐朝，则已被整理完成，随后便被原封不动保存下来，直至近代。今天，共产党中国的高等教育在结构上和基本价值观上仍然完全是儒家的，即使它的内容已不再是儒家的了。在西方，作相似阐述的努力直到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才产生。当时，耶稣会首先看出印刷书籍使他们有可能通过对高等教育的垄断而取得对社会的政治与经济控制。他们设计了第一所现代学校，使他们成为出身高贵者和有学问者的主人。稍后，捷克人约翰?阿莫斯?夸美纽斯——普及文化教育的首倡者——发明了教科书和识字课本。他希望这些也许能使他的同胞们仍然作为清教徒，尽管在政治上受凶暴的天主教哈布斯堡王朝统治。夸美纽斯争辩道，文化知识能够使人们在家里阅读《圣经》。在捷克斯洛伐克实实在在有一小部分人今天仍然是清教徒。在18世纪，整个西方世界已接受教育和学校是重要的社会力量。十三州时代的美国受到夸美纽斯的强烈影响，一开始就把学校设计成公民的创造者。托马斯。杰弗逊为弗吉尼亚州提出的教育大纲——自中国的儒学以来最全面的教育战略——是普遍的、无阶级的，然而旨在产生一批民主的精英。19世纪，当移民浪潮高涨到最高点时，美国的学校成为使新来者美国化的力量和美国信念的讲授者。正是它在发挥这种作用上所取得的成功，而不是其他因素，使我们选择它作为一个世纪后种族一体化的动力。差不多在同一时期，美国的殖民者发展了他们的普及教育体系，而欧洲也设计了这样一种体系——由18世纪奥地利皇帝约瑟夫二世设计的。约瑟夫二世集中在高等教育上——“高级文科学校”——将此作为他的社会政策的中心。它教的科目和耶稣会的学校或美国殖民者的学校是一样的。但它的目标却不同。约瑟夫打算从天主教会那儿夺取对教育的控制，确保受教育者来自于世俗阶层，是反教会的，让能干的年轻平民在社会流动。奥地利的高级文科学校是把教育作为一种社会动力的成功的故事之一。它使奥地利成为整体达l50年，尽管民族主义冲突越来越多，紧张局势有增无减。虽然它的毕业生是用帝国的很多种语言教授的，但他们都持有同样的价值观，同样的精神气质。他们构成了受过教育的统治阶级，超越语言和民族根源的障碍而共同工作，直到帝国在1918年崩溃（奥地利，作者原文用的是Austria，但指的显然是奥匈帝国，即Austria Hungary——译者注）。差不多在此同时——就是18世纪中叶——在遥远的日本，文人（或称人文主义者）使用教育创造了一种新的观点和一个新的社会阶级。他们反对官方按出身划分的等级，也就是它的武士、农民和市民这3个世袭阶级（按，现代日本史一般把明治维新前的日本社会阶层分成士、农、工、商四个等级——译者注），提出以知识精英阶层来取代它，在这里，唯一予以重视的是作为一个学者、书道家或艺术家的行为表现。他们因此而奠定了现代日本的基础。100年后，在1887年明治维新开始、德川幕府的封建政权倒台时，所有新领导人都是70年前由书道画家海音贯台Nukina Kaioku和山阳来位RaiSanyo这样的著名文人创办的那所学院的毕业生。拿破仑一世着意改革教育机构以创造一个新的不同的法兰西。在他甚至还没有当皇帝时，就已创立了大学校作为培养新的精英的学校。培养教师的师范学校和工程师的工学院都是为了保证法国不会回复到革命前的社会和政府。它们给予法国的是一个有高度才干的统治阶级——反贵族的、反教会的以及民族主义的。到今天，大学校形成了法国的统治精英，以及连同他们的法国政府和法国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和观点。几年后，当拿破仑的战争仍在进行时，威廉?冯?洪堡——普鲁士政治家，开创现代语言学的大学者——于1809年创办了第一所现代大学。洪堡的柏林大学，旨在作为对拿破仑的响应，也像拿破仑的大学校一样，是为了教育由平民组成的精英，但其目的却不是为了防止回复到法国革命以前的社会和政治制度，而是使这样的政权能够统治革命后的社会。洪堡的大学的任务是给予社会一个精神自由的范围。还有另一个自由的范围，即市场经济。这两者加在一起将支持极权君主体制，使它能够生存下去。这便是“君主立宪”，在这种政治体制里，“处于法律之下”，而不是“处于人民之下”的国王，将统治社会。它在德国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存在下来，直到1918年，实际上它是在1933年纳粹上台才被真正理葬的。现代高等教育的最后一位塑造者是托马斯，阿诺德博士，名闻遐迩的“拉格比的阿诺德”。以前所有的高等教育体系——中国，美国、奥地利、日本、法国、德国的——都把学校视作社会流动的动力，通过它，有才干有成就的人得以从“下层阶级”中脱颖而出，进入上流社会阶层。然而，阿诺德的公学却旨在使阶级制度永远存在下去。这个学校是教育“绅士”的，而“绅士”与其说是教育出来的，不如说是由出身所决定的。通过把公学办成为出身高贵者而设的寄宿学校，阿诺德使英格兰的学校体系成为社会流动的障碍。人们经常指出，无论怎样衡量，在19世纪，英国的社会流动超过其他任何西方国家，除了美国。然而，直到今天，英国仍然因剧烈的阶级意识和阶级感情而痛苦。在各种高等教育的体系中，只有英国的学校体制拒不承认，更不用说招收下层阶级中有才干有成就的年轻人，使他们能据此进入领导集团，或者，至少进入令人尊敬的社会阶层（相反，在苏格兰，学校和大学在18世纪得到发展，成为社会流动的强有力的有效的力量）。新的要求对知识社会这一新现实中教育的社会目的和责任将进行——也应该进行——严肃的讨论。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决定，以致不能靠鼓掌欢呼表示通过来作出——或者靠不作决定的方式来作出。一些关键的要求已经清楚了。知识社会的以及为这个社会的教育将具有社会目的，它将不是脱离价值的，从来就没有哪一种教育体系曾经是脱离价值的。所需的教育体系必须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决不可以使受过高等教育者和“其他民众”之闻的界线成为不可逾越的障碍。有才华的人需要得到接受教育的途径，并通过它，得到向社会上层流动的途径，无论他们的出身、财富及以前所受的教育是什么。现在已经有一些开端了。例如，在日本，要求教师在班级里照顾有前途的年轻人，确保他们很好地完成学业，从小学升入中学，从中学升入高中，最终从高中进入大学。在日本，教师对学生和学生的家庭就如顾问。正如他们在课堂里是老师一样。西德使用传统的学徒培训制度，创造出学业进步的平行阶梯。一部分人从学术导向的高中——传统的高级文科中学——进入大学。其他人从学徒培训开始，青年男女每星期工作3天，学习3天，从而打下实践和理论的基础。这使他们能够继续升入专科学校，并得到学业文凭，据此获得发展的机会，特别是在商业中。但是在这些方式中迄今最有前途的一种是美国的方式。在所有其他教育体系中，学生都必须在合适的年龄时获得合适的文凭——初中、高中或大学。在德国，学生可以在大学待上7年或10年——乃至永远待下去。但是他们如不到19或20岁，一般是不会进入大学的。日本、英国和法国也大致如此。在美国，学生从中学退学后，过了几年仍鼓励他们返回，并获得中学或大学的文凭。在传统的制度中，学校都将自己视作终端。一旦学生握完足够的学年，他们的教育也就“结束”了。在知识社会里并没“教育结束”这样的事。它要求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一再重返学校。继续受教育，特别是对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像医生、教师，科学家、经理、工程师和会计，进行的继续教育，肯定将成为未来发展特快的一门主要产业。然而，到目前为止，学校和大学，在某种程度上美国和英国的是例外，仍然优虑重重地对待继续教育，即便还没有将它摒之门外。教育不能再局限于学校。每一个雇佣机构都必须成为教师。日本的大雇主——政府部门和工商企业——已经意识到这点。但在这方面领先的还是美国。美国的雇主——商业、政府部门、军队——在教育和培训雇员，特别是受过高等教育的雇员方面所花的钱，所作的努力，并不亚于这个国家所有的大专院校。欧洲的跨国公司也日益注重对其雇员，特别是经理进行继续教育。最后，防止“英才教育”蜕变为“富豪统治”将是教育的社会贵任。获得好职业和求职途径取决于文凭，只有在授予文凭是为了才华和勤奋，而不是为了财富时才可以接受。必须十分谨慎，不要让文凭成为发挥能力的障碍，而不是对能力的承认。它决不可成为“阶级”的一种象征，像英国阿诺德博士的公学那样。而这在“英才教育”开展最盛的国家日本已成为现实。日本大学收费极低或免费，但进入名牌大学，并因而在政府和企业得到有前途的职位的却越来越多是富家子弟。日本青年并无多大机会通过大学入学考试，除非他们在家有一间可供学习的房间。在一个住房拥挤的国家，只有相当富裕的人才负担得起如此大的空间。富家子弟或其父母受过高等教育的孩子总是有优势的，但这种优势不应成为其他人的不可克服的障碍。一种方法——在美国这可能是最有效的方法——是使高等教育的费用从毕业生以后的收入中偿还。在现代经济中，任何投资的收益都不及高等学位。因此，没有理由让纳税人资助学生。但是，当他们还是学生时，他们没有钱。正义、平等和经济学都要求他们应该在以后的生活中，用他们的高等学位所挣的额外的钱来偿还给社会。受过教育的人教育刺激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它塑造了社会。但是它是通过它的“产品”，即受过教育的人来完成的。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其所受的训练使他既可以过上某种生活，又可以去谋取某种生活。苏格拉底和“拉格比的阿诺德”都重视前者，而把“谋生”看作即便不是庸俗卑下的也是无关紧要的，予以摒斥。然而，在任何社会里，都很少有人会像作为哲学家的苏格拉底那样无所需求，或者生来有阿诺德的“绅士”那样的有钱父亲。其他所有教育哲学总是使这两者取得平衡。知识社会的教育也将是这样。它既不能向社会提供受过教育而没有教养的人，他们谋取讲究吃喝的生活却没有值得过的人生，也不能向社会提供有文化的外行人，他们缺乏义务责任和效益。在知识社会中，教育在教授效率技能的同时，也将必须传授“德行”。而目前，我们的教育体系两者都不做——其原因正在于我们没有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知识社会中一个受过教育的人是干什么的？近来我们听到大量的抱怨声，特别是在美国，说到“人文学科”的衰落，即便还不是消失。许多书籍叹息对文明和文化赖以产生的伟大传统的无知。这些抱怨是合乎情理的。产生由受过教育但没有教养的人组成的社会的危险是存在的。但这是谁的过错呢？今天的年轻人据说不为“古典的东西”所吸引，据说他们是“反历史的”。但是，如果以和他们的经历、他们的社会、他们的需求相关的形式向他们提供历史，以及伟大的传统，那么他们就会对此作出热烈的反应。年纪较大的人，参与继续教育的人，对伦理学、历史学、伟大的小说，对有助于他们懂得自己的经验、自己在生活和工作中面临的挑战的任何事情，通常都是学而不厌的。他们也热切希望了解科技基本知识，政府和政治的方式与价值观。简而言之，是构成广阔的文科教育的一切事物。然而，我们必须使这一切有意义，并在人们生活于其中的现实基础上来构筑它。有必要恢复“人文学科”应有的面貌：帮助我们看清事物的光亮，引导我们采取正确行动的指南。这不是学生的工作，必须是教师的职责。60年前，法国哲学家朱利安?邦达于1927年出版了一本著作《学者的背叛》，对他同时代的学者和作家发起了一次严厉的攻击，他们使真理从属于左派或右派的种族和政治的教义。邦达的攻击是预言性的，既预言了希特勒时期德国知识分子对真理的背叛．也预言了政治同路人和斯大林主义者在30年代以及二次大战后二三十年里对真理的背叛。让人文学科在势利、鄙弃或惰性中消亡也同样是背叛。知识社会的到来将迫使我们把过去时代的智慧和美好事物集中在今天的需求和丑陋事物上。这正是学者和人文主义者在创造生活中所作的贡献。做这件事的关键也许是我们在训练学生去谋生时所面临的需求。因为，在我们的教育体系里，几乎没有什么东西使他们对他们将要在其中生活、工作并成为有效率的现实有所准备。我们的学校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在知识社会中，大部分人是作为雇员来谋生的。他们在某个组织里工作。他们必须在其中发挥效率。这和各种教育体系仍然设想的正好相反。阿诺德的公学基于这样一种设想，即它的毕业生会成为社会的领导人，它并不期望他们成为“雇员”。美国大学或德国大学的产物，专业人士所受的训练让他们作为独立的人，或至多靠在小合伙公司中工作来谋生。任何教育机构——甚至管理研究生院——都没有努力使学生具备作为组织成员的基本效率能力：使口头和笔头表达（简洁、明了、清晰）思想观点的能力；和他人携手工作的能力；设计和指导自己的工作、贡献和职业生涯的能力，以及一般而言，使组织成为实现自己的抱负和成就、实现价值的一种工具的能力。附带提一句，这些正是苏格拉底大约25O0年前在《柏拉图对话》中作为值得过的生活之关键予以极大关注的问题。从教授到学习现在我们知道人们是如何学习的，知道学习和教授并不是同一个硬币的两个面——它们是不同的过程。能够教授的东西必须被教授，否则它就不会被学习。但是，能够被学习的东西必须被学习。这一新的见识将日益把重心转向学习。数千年来，重点一直是在教授上，今天的优秀教师的教授方法一如3000年前的优秀教师。至今还没有人找到一种重复他们所做事情的方法。直到19世纪末才提出问题：我们是如何学习的？不过，问题一旦提出，新的知识和新的见识便迅速积累起来。由于新的知识总是要过很长时间才成为技术和被应用，因此，关于学习我们知道的比学校已在施行的要多得多。但是，如今我们处在关于学习的新知识正开始被应用的时刻。首先我们知道不同的人学习方法是不同的。确实，学习纯粹是个人的，正如人的指纹那样，没有两个人的学习是完全一样的。人人都有着不同的速度、不同的节奏以及不同的关注范围。如果把一种不相容的速度、节奏或关注范围加诸于某个学习者，就不会有什么学习了，有的只是劳累和抵杭。但是我们也知道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学习不向的课程。我们大多数人学习乘法表是行为习惯式的，也就是通过操练和重复。但是，数学家不“学习”乘法表，他们领悟它。同样，音乐家不学习读乐谱，他们领悟乐谱。任何天生的运动员都无须去学习如何抓球。有些事情确实是必须被教授的——不仅仅是价值观、见识、意义。教师之需要是为了识别一个孩子的力量之所在，并引导天才去取得成就。甚至莫扎特，要不是有一个成为杰出老师的父亲，他就不会成为伟大的天才。一个人学习一个课目，一个人教授一个人。如今我们已准备好把这一新的知识置于实践中去。一个原因和人口统计有关。在发达国家，大部分人口居住在大城市地区。因此，学习者不再限于对所有人都采用同一种教学法的某所学校，这只是小村庄才会赞同支持。学习者可以在就近范围内，靠步行、骑自行车或乘公共汽车即能抵达，在提供不同学习环境的学校中进行选择。可以预见，未来的教师的责任是识别学习者的学习方式，并指导他们去最适合他们个人的学习特点的学校，无论这是什么学校。新的学习技术新技术将迫使我们作出这一改变，因为它与其说是教授的技术，不如说是学习的技术。正如40年前加拿大人马歇尔?麦克路汉第一次指出的那样，改变中世纪的大学的不是“文艺复兴”，而是印刷书籍。麦克路汉的名言“传播媒介即信息”当然是夸大之词。但是“传播媒介”确实意味着什么样的信息可以被传递和接收。同样重要的是它也决定了什么样的信息不能被传递和接收。传播媒介在迅速变化着。恰如印刷书籍成为15世纪教育的新的“高技术”，在20世纪则是计算机、电视和录像带。因此，新技术必然对学校以及我们的学习方式产生深刻的影响。印刷书籍在15和16世纪遭到校长们的强烈反对，直到17世纪初耶稣会和夸美纽斯在此基础上创办了学校才告胜利。然而，从一开始，印刷书籍就迫使学校急剧改变它们的教授方式。在此以前，学习的唯一方式要么是不胜劳象地抄写手稿，要么是聆听讲课和背诵。忽然间．人们可以通过阅读来学习了。今天我们处在一个相似的技术革命的早期阶段，这也许是一次更大的革命。对使用者来说，计算机比书本远远要“够朋友”，特别对孩子来说是如此。它有无限的耐心，无论使用者犯了多少错误，计算机总是等着让你再试一次。它让学习者支配，其方式是任何老师在课堂上无法做到的。在忙碌的课堂上，老师难得会有时间照顾某一个孩子。相反，计算机却总在那儿，无论这个孩子学得快、学得慢，还是学得一般，无论他发现这门课困难，那门课容易，也无论他想学新的东西或复习以前学过的东西。和书本不同，计算机容许无穷的变化，它是趣味盎然的。此外，还有电视，以及因此而产生的视觉教学的整个世界。一个3O秒钟的商业广告节目比大多数教师一个月授课中包含的教学时间还要多。电视商业广告节目的内容完全是次要的，重要的是节目所体现的技能、专业性和说服力。所以，今天的孩子上学所抱的期望必然是要失望灰心的。他们期望的教授能力水平超过大部分教师有可能达到的程度。学校将愈益被迫使用计算机、电视、电影、录像带和录音带。教师将愈益成为监督者和辅导者——也许，在很大程度上他发挥的作用恰如数百年前中世纪大学的教师。教师的工作将是帮助、引导、树立典范、鼓励。也许其主要任务将不是传授内容本身。印刷书籍在西方激发了空前绝后的热爱学习的浪潮。它使各界人士有可能按他们自己的速度，在自己家里学习，或以志趣观念相同的读者团体形式学习。它也使天各一方的读者有可能一起学习。在西方，至少产生“学习”的决定性事件不是“重新发现古代”——古代从来就没有丢失过。决定性事件是印刷书籍的新技术。计算机和技术将会产生相似的热爱学习的爆发吗？只要看到七八岁的孩子花1小时坐在计算机前操作数学程序，或者看到甚至还要小的孩子在观看“芝麻街”，任何人都会明白此类爆发的火药正在积累。即使学校狠心压制它，由新技术产生的学习的快乐也会产生某种影响。在美国和日本，学校在经过30年的对新技术的抵制之后，现在越来越愿意使用它们，使它们体现在教授方法中，并创造学习的招望，这归根到底是接受教育的本质。知识是什么当印刷书籍在15世纪出现时，“知识”所包含的内容，一如传授知识的方法，均将发生重大的变化。我们也许正处在同样的转折点上。就像印刷书籍出现时的经院哲学学者那样，200年来，专业化于我们乃是得到新知识和传授新知识的捷径。在自然科学里，这也许仍然在起作用．但在其他方面，专业化正在成为获得知识的障碍，对于使知识成为有效的这一点而言，它甚至是更大的阻碍。学术界把知识定义为印刷而成的东西。但这肯定不是知识，它是原始教据，知识是改变事物或人的信息——或者通过成为行动的根据，或者通过使个人（或机构）有能力采取不同的和更有效的行动。而这是新的“知识”所无法达到的。仅在50年前，当时的大学者写了畅销书。凯恩斯和熊彼特——本世纪两位伟大的经济学家——并不是“通俗作家”，但他们的作品却是大最不是经济学家的人的热门书。在30年代，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并没有试图要迎合大众的口味。同样，两位伟大的古典作家汉密尔顿和维尔纳?耶格尔的关于希腊人的作品也是如此。然而，他们的著作却定期出现在畅销书名单上，就像当时重要的美国历史学家的著作一样。今天，他们的继任人要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就必须付钱，而这些论文甚至连他们的同事都不读。我们已不再接受那条古老的原则，即有知识的人要使自己被人理解乃是他们的责任。然而，在做到这点之前，任何知识都不会产生。读者就在那儿，正在渴望着。每当优秀的学者——美国历史学家巴巴拉?塔奇曼、法国历史学家弗南迪?布劳德、英国天体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屈尊以得体的文体奉献出他们的作品时，其著作即刻便成了引起轰动的作品。对学者的这种蒙昧主义，谁或者什么应负主要责任，这不是重要之点，重要的是学术专家的学识正在迅速成为“非知识”，最多可说是“博学”，从比较常见的坏处想，则仅是“数据”。200年来提供知识的学科和方法已完全不再是富于成效的了，至少在自然科学以外是这样。交叉学科和跨学科工作的迅速发展确实会证实，新的知识将不再是从19、20世纪教学和研究赖以组织的那些学科中获得。1943年，德国-瑞士小说家赫尔曼?海塞（德国作家，后入瑞士籍——译者注）发表了他的最后一本小说《玻璃球游戏》（英译名《魔术师鲁迪》）。他虚构了一个知识分子的隐居地，他们把时光消磨在演奏中国音乐，为书名所称的玻璃球游戏那类谜语冥思苦索，同时则避免和庸俗卑下的外部世界有任何接触。海塞心中所想的是德国思想家和作家在纳粹时期退入一个内心修养的世界中去。但是，最后，海塞的主人公反对精神游戏的“这种内心的放逐”，重返由真正的人构成的、因而也是真正知识构成的肮脏、喧闹、被玷污的和腐败的世界。我们的学术界并无希特勒时期德国知识分子所有的理由，但却已经大部分退入海塞的玻璃球游戏中去了。他们现在将被迫再次使知识成为有效的、使它再次成为真正的知识吗？学校以及教育将面临重大的变化，这一点是肯定无疑的了——知识社会将如此要求它们，新的学习理论和技术将触发变化。它们将会如何迅速到来，我们当然不知道，但是我们能够以很大的概率来预测变化将首先在哪儿发生，哪儿将受最大的冲击，那就是美国。部分理由在于美国有着最开放最灵活的教育体系，管理最不集中最不严密。然而，亦有部分理由在于它最不满意于今天的这种体系——并且道理十足。结论 从分析到认识，新的世界观大约在1680年，法国物理学家丹尼斯?潘帕在德国工作期间——由于是新教教徒，他被迫离开了自己的祖国——发明了蒸汽机。我们不知道他是否真的制造了一台蒸汽机，但他的确设计了一台，并且完整地装配了第一个蒸汽机安全阀。3O年后，在1712年，托马斯?纽科麦恩在英格兰的一座煤矿首次使用了蒸汽机。这使煤的开采成为可能——在那之前，地下水经常吞没英格兰的许多煤矿。由于纽科麦恩蒸汽机的使用，蒸汽机的时代从此开始了，在以后的250年间，机械成为技术发展的模式。矿物燃料很快成为主要的能源。然而，最终的动力源泉则来自于一个星球，即太阳内部所发生的变化。1945年的原子裂变反应及几年之后的核聚变反应再现了太阳内部的这种变化。再没有超出这一点的进展了。1945年，以机械世界作为一种模式的时代趋于结束。一年之后的1946年，第一台计算机，即电子数字积分计算机开始投入生产。随着计算机的出现，一个新的时代诞生了，信息将成为工作的组织原则。然而，信息与其说是机械过程的基本原则，倒不如说是生物过程的基本原则。几乎没有什么事件像改变组织工作的基本原则那样对文明产生过如此巨大的影响。直到公元800年或900年，中国，一般来说在技术、科学、文化和文明等诸方面都遥遥领先于任何西方国家。那时，北欧的本尼迪克特教团的僧侣们发现了新能源。在那之前，最主要的能源，如果不是唯一的话，一直是一种叫人的两条腿动物。在田间拉犁耕地的是农夫的妻子。马轭的出现使用动物替代农夫妻子来耕地首次成为可能。此外，这些本尼迪克特教团的僧侣们还把诸如水车和风车等在古代被认为是玩具的装置首次转化为机器。在200年间，西方取代了中国在技术上的领先地位。700年后，潘帕的蒸汽机创造了一种新技术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种新的世界观——机械论世界观。1946年，随着计算机的诞生，信息成为生产的组织原则。这样，也就形成了一个新的基础文明。信息对杜会的影响近来，人们在有关信息技术对物质文明、商品、劳务和企业的影响方面说的和写的已经够多了（甚至几乎是太多了）。但社会影响同样是重要的，实际上，社会影响也许更为重要。其中之一正受到广泛注意，任何这样的变化都将导致企业家数量的激增。实际上，70年代末在美国兴起，并在短短的10年间传遍所有发达的非共产主义国家的一股企业家热潮，只是自300年前丹尼斯时代以来的第四股热潮。第一次是从17世纪中期到18世纪初期，当时，随着能装载大量货物进行长途运输的第一艘远洋货抢的发展，贸易有了大规模的增加。这一“商业革命”引起了第一次热潮。第二次热潮是从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这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工业革命”。接着，在19世纪70年代，一些新兴工业的发展引发了第三次企业家热潮。早期的新兴工业不仅使用了不同的动力，而且制造了以前从未生产或只是少量生产的产品：电、电话、电子产品、钢铁、化学制品和药品、汽车和飞机。我们现在正处在由信息和生物学所引发的第四次热潮。和前几次一样，目前这股热潮并不局限于“高技术”，它同样也包括“中技术”、“低技术”和“无技术”。和先前几次一样，它并不只是局限于新的或小的企业，它同样也是由目前现有的和大的企业所推动的——这通常会带来最大的影响和有效性。此外，和前几次一样，它并不局限于“发明”，也就是说，不局限于技术。社会变革同样是具有企业家性质的，而且同样是重要的。工业革命的一些社会变革——现代军队、文官制度、邮政系统、商业银行——和铁路及轮船所产生的影响一样大。同样，目前的热潮对社会变革——尤其是对政治、政府、教育和经济学方面的变革——及对新技术和物质产品同样是重要的。人们同样也在广泛讨论信息的另一个显而易见的重要社会影响：对民族国家，特别是在20世纪过度膨胀的民族国家，即极权政体的影响。由于它自身是现代媒介，报纸、电影和电台的创造物，它只能在完全控制信息的基础上才能生存。然而，现在人们在家里就可以直接通过卫星接收信息——接收信息的“截抛物面天线”实在太小了，秘密警察不可能发现它们——这样，政府就不可能完全控制信息。实际上，信息早已跨越了国界，像金钱一样，信息没有“祖国”。既然信息是没有国界的，那么它还将形成一个新的“跨国”社区。在这一社区中，人们也许从未见过面，但由于互相间的通讯，使他们彼此有所交流。世界经济，特别是货币和信贷的“象征经济”，早已成为许多无国籍的跨国社区的经济了。其它的社会影响也是非常重要的，但却很少被看到或淡到。其中之一便是改变20世纪城市的可能性。今天的城市是在19世纪一次大突破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即通过火车、有轨电车、自行车和汽车等手段运送人们上班的能力。它还将在20世纪的大突破基础上得以改变，即通过传送信息和思想把工作送到人们身边的能力。实际上，城市——东京市区、纽约市区、洛杉矶市区、伦敦市区、巴黎市区和孟买市区——早已完成了其历史使命。我们再也不能把人们送入城市和送出城市，证据是：要在拥挤不堪的火车车厢内挤上两个小时才能到达东京或纽约的办公大楼；伦敦皮卡迪利广场的混乱状况以及每天晨昏在洛杉矶高速公路上近两个小时的交通堵塞。现在我们已经开始通过对信用卡、土木工程设计、保险政策和保险索赔或医疗档案等的运用来使信息传播到人们居住的地方——城市的郊外。人们将日益在他们的家中工作，还有同样多的人有可能在拥挤的中心城市郊外的小型“办公卫星城”内工作。传真机、电话、双通道电视屏幕、电传、电话会议正在取代铁路、汽车和飞机。70年代和80年代在所有大城市兴起的房地产热和随之而来的摩天大楼的激增并不是健康的象征。它标志着中心城市衰败的开始。这一衰落过程也许很缓慢，但是我们已不再需要中心城市这一伟大成就，至少不需要它现在的模样。——城市也许会成为一个信息中心而不是一个工作中心——在这里，各种信息（新闻、资料、音乐）向外扩散。这很像中世纪的大教堂。在大的宗教节日期间，周围乡间的农民每年都要来此聚会一到二次，在两次聚会的间隔期内，除了供博学的教士和教堂学校使用外，教堂空空如也。今后的大学会不会也成为一个传播信息的“知识中心”，而不是学生上学的地方呢？在何种场合做事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了应如何行事。这对正在进行的工作具有很大的影响。我们现在可以确信将来会有许多变化，但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无法预测这一变化的方式和时间。形式和功能一项既定任务或一个既定组织的恰当规模，这一问题将会成为最主要的挑战。在机械系统中，更大的实绩是通过规模的扩大来实现的。更大的功率意味着更大的输出量，越大越好。但这并不适用于生物系统。在这一系统中，规模取决于功能。把蟑螂变大，和把大象变小都是无益的，这一点是很明确的。生物学家都乐于说：“老鼠知道要想成为有成就的老鼠所应具备的一切”。老鼠是否要比人类聪明这是个愚蠢的问题，在成为一只有成就的老鼠所应具备的条件方面：老鼠则领先于包括人在内的其它任何动物（有关这方面最好的一本书是苏格兰生物学家达阿西?佩特沃思?汤普森爵土在1917年撰写的《增长和形式》——这对任何关心组织设计和组织结构的人来说是一本必读书）。在一个以信息为基础的社会里，大型化成为一种“功能”和一个应变量而不是自变量。事实上，信息的特点表明最小的有效规模是最佳的规模。只有在任务不能以其他方式完成时，那么“大”才意味着“好”。为了使交流具有有效性，必须同时拥有信息和内涵。而内涵需要构通。如果一个人打电话给我，而我根本不懂他讲的语言，此时电话线再畅通，对我来说一点也没有帮助。除非我懂得这和语言，否则就没有“意思”了——气象学家完全理解的信息对化学家来说则一窍不通。然而，如果组织非常庞大，构通就不能有效地开展。构通需要不断地加以重申，需要一种解释的能力，同时还需要一个社区。“我知道这一消息意味着什么，因为我知道在东京、伦敦或北京，人们是怎样思考的。”我知道是使“信息”向“交流’转化的催化剂。从大萧条初期到20世纪70年代的整整50年间，社会趋势向中央集权和大型化转变。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几乎没有什么婴儿是在医院出生的，绝大多数出生在家里。最晚到20世纪30年代，美国高等教育的活力是在中小型的文科学院里。二次大战后，才逐渐转向规模较大的大学和更大的“研究性大学”。政府部门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二次大战后，大型化也成为商业界的一种时尚。每个公司都必须是一个“拥有10亿美元资产的大公司”。但在70年代，这一潮流开始逆转。大型化已不再是一个好的政府的标志。在医疗保健部门，我们现在认为凡能在医院外做的最好是在医院外做。70年代以前，在美国即使是那些患有轻微精神病的患者，最好的办法也是让他们住进精神病院。但自从那以后，那些对他人并不构成威胁的精神病患者一直被拒之于医院门外（但这并不一直有好的结果）。我们已经摒弃了在本世纪前70年，特别是二次大战后初期对规模的那种崇拜。我们正在迅速地“重建”和“放弃”大商业。尤其在美国，我们正把政府工作从中央下放到各级地方。我们正在把政府工作“私有化”和分配给规模较小的非政府性的承包商，这一点在地方社区中尤为明显。因此，渐渐地，一项任务的适当规模问题将成为一个中心问题。这项工作谁做得最好呢？是蜜蜂、蜂鸟、老鼠、鹿还是大象？虽然它们都是需要的，但它们各自都在一个不同的生物环境中干一项不同的工作。那种最能有效地处理任务和功能所需要的信息的规模就是最佳规模。在通过命令和控制组合传统组织的地方，以信息为基础的组织“框架”就将是最理想的信息系统，从分析到认识技术并不是自然，而是人。它不是有关工具的；而是有关人是怎样工作的。它也同样涉及人是怎样生活和思考的。和查尔斯?达尔文一起发现进化论的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有句名言。“人是唯一能进行有指导和有意识进化的动物，他还会制造工具。”正是由于技术是人自身的一种延伸，所以基本的技术变革既反映了我们的世界观，同时反过来又改变了我们的世界观。计算机在某种程度上是17世纪末在丹尼斯?潘帕时代产生的机械世界的分析和概念世界观的最终表现。归根到底，计算机的诞生是基于潘帕同时代的朋友、哲学家和数学家戈特弗里德?莱布尼茨的发现，即所有的数据都可以用1和O“数字化地”表现出来。这之所以成为可能，是由于伯特兰?罗素和阿尔弗雷德?N?怀特黑德在《数学原理》（1910-1913年间出版）一书中指出，任何概念都可以用1和0表示，只要概念清楚无误并输入“资料库”。这样就把这种分析从数字扩展到了逻辑。虽然这是可追溯至潘帕的尊师雷内?笛卡尔的分析和概念模式的成功，计算机还是迫使我们要超越这一模式。“信息”本身是分析的和理性的。但信息是每一个生物过程的组织原则。现代生物学告诉我们，生命是通过“基因密码”表现出来的，它是一种编制成程序的信息。实际上，对不乞求于神灵的神秘的现实问题，“生命”的唯一定义是：它是一种由信息构成的物质。生物系统并不是分析性的，在一个机械现象中，整体是所有部分的总和，因此能够通过分析加以理解。生物现象则是“多个统一体”。他们和其部分的总和是有区别的。信息的确是理性的。而其内涵则不是，它是认识。在由丹尼斯?潘帕和他同时代的人所形成的数学家和哲学家的世界观中，认识是“直觉”的，它要么是不合逻辑的，不可理解的，要么就是难以捉摸和神秘的。科学并不否认它的存在（虽然许多科学家否认这一点），但科学否定它的正确性。分析家们认为，“直觉”是无法教授和训练的。机械论世界观认为，认识不是“严肃的”，而只能归属于“生活中一些好的事物”，没有它们人们照样也行。在学校里，我们教授“艺术鉴赏课”来获取一种美的享受。我们并不像对艺术家那样，把艺术作为一种严肃的苛求的课程教授给学生。但在生物世界中，认识则处于中心地位。它可以——事实上也必须——进行训练和发展。我们听到的是Cat（猫）这个词，而不是“C”、“A”、“T”这三个字母。用现代术语来说，“C”、“A”、“T”只是“切片”，它们只是分析。事实上，除非能超越这些“切片”，否则对任何需要内涵的事物，计算机将无能为力。这就是所谓的“专家系统”所要做的。这一系统试图把从对整个任务或客体的理解而得来的认识输入计算机的逻辑系统和分析程序中去。实际上，我们在计算机诞生之前，便把注意力移向认识。大约在一个世纪以前，即19世纪90年代，形态（格式塔）心理学首先认识到我们听到的是‘Cat”而不是“C”、“A”、“T”。它也首次发现我们具有认识的能力。自从那以后，几乎所有的心理学——发展心理学、行为心理学或临床心理学——都把重点从分析转向认识。甚至弗罗依德之后的“精神分析”也变成“精神认识’。他们试图理解人本身而不是他或她的机制，即“驱使力”。在政府和商业的规划中，我们越来越多地谈到了“计划”这个词，而其中认识是一个起点。当然，任何“生态学”都是认识而不是分析。在生态学中，我们应该看到和认识其“整体”,“部分”只是存在于对“整体”的思考之中。大约50年前，当美国第一所学院——佛蒙特州的贝宁顿学院——开始教授艺术活动课，把绘画，雕塑、制陶、乐器演奏作为文科教育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时，这是蔑视当时所有正统的学术规范的一种厚颜无耻和异端性的变革。今天，每一所美国大学都开设了这一课程。40年前，社会大众普遍拒绝接受非客观性的现代绘画。现在，展示现代画家作品的博物馆和美术馆内人头攒动，而且这些现代派作品都能卖得好价。现代派绘画之所以“现代”，主要是因为它旨在展现绘画者所看到的世界，而不是观众眼里的世界。这与其说是一种描绘，倒不如说是一种内涵。300年前，笛卡尔说过：“我思故我在。”现在我们也不得不说：“我看故我在。”自笛卡尔以来，人们的侧重点一直是放在理性认识上的。我们将逐步平衡理性认识和感性认识。事实上，本书所涉及的新现实主要是结构性的，同样要求分析和认识：例如，新多元化的动态不平衡；多层次的跨国经济和跨国生态学；以及现在急切需要的“受教育者”的新原型。本书旨在促使人们去观察和去思考。笛卡尔和他同时代的伽利略打下机械世界科学的基石后过了100多年，伊曼纽尔?康德才创立形而上学这一新世界观。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Critique of Pure Reason,1781年）在一个多世纪里统治着整个西方哲学界。它甚至为康德的许多对手，如弗里德里奇?尼采，界定了许多有意义的问题。实际上，康德还为本世纪上半叶的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施泰因界定了“知识”这一概念。而当代的哲学家们已不再把注意力集中在康德所关心的问题上。他们主要和符号、象征、型式、神话和语言等结构打交道。他们和认识打交道。因此，从机械世界向生物世界的转化最终需要一种新的哲学综合思想体系。康德也许会把它叫做“纯粹认识批判”(Critique of Pure Perception)。（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