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他们简短坚决地回答了我。　　“我们一定更猛烈地加紧工作。”第一个在台上讲话的人说。　　“我们用卓娅的名字命名我们这一小组。”另一个人说。　　一个月以后那个工厂里给我打来了电话。　　我听到电话里说：“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我们现在已经超额完成计划了。”　　这时我才了解：如果让痛苦把自己征服，那就是有辱卓娅的精神。不能屈服，不能倒下，不能死，我没有权利绝望。　　需要活下去，需要为将来、为自己人民的幸福而斗争。　　在很多人面前向着群众讲话，对我是一件很难的事。可是当请求我去的时候，我也不能拒绝，而且这样的请求逐渐频繁起来了。我不敢拒绝，因为我明白了：如果我的话能有帮助，如果我的话能达到人们的心里，能达到青年的心里，如果我能在对敌人做的伟大斗争里贡献虽然不多的力量，那么，我就应该做这个。　　“祝我一路平安吧！’　　“你往哪里去了，舒拉？为什么耽误这么久哇？”　　“哎，妈妈，请你原谅，不能再早了。”　　舒拉回家来一天比一天更晚了。他被什么事激动了，他时常集中精神地考虑着什么事。什么事？为什么他不对我说……我们没有互相追问的习惯。如果谁愿意说出自己的心事来，他就自己说，在我们家里一向是这样。为什么现在他不说呀？发生什么事啦？我们这里还能发生什么事呀？可能是由杨树林寄来信啦？可能老人有病啦？……今天舒拉回家后，我要好好地问问他。　　当我拂拭桌案的时候，忽然无心地把一张被遗忘了的纸片拂掉在地下了。我弯腰拾起来。在纸上是舒拉的笔迹录下来的关于一位坦克驾驶员的诗，那个驾驶员也像加斯泰洛上尉一样，在最后一刹那把自己的被火焰包围了的坦克开向敌人去了：　　看他驰越陡峭的壕沟所向无敌地猛闯着，浓烟在他的尾后随风旋腾着。　　他出现在这里，那里，像复仇者在仇人群中那样，追歼那些跑的逃的。　　在战场上，在狭窄的十字路口，飞扬着雪烟，在坦克的轮齿之下辎重车带着响声破碎了。　　他越过壕沟猛冲着，眼前晃着斑点，他所获得的土地，他不能放松……　　你可以在火焰里根据永恒光荣的颜色，根据镌在坚甲上的五角星认出他来。　　我读完了这首诗，忽然就知道了一向我不敢想的事：“舒拉要走。他要上前线，并且无论什么也拦不住他。他对我还什么也没说，一句话也没告诉我，并且他还未满１７周岁，但是我知道：他一定要走。　　我并没想错。有一天下午我回家来，我还在走廊里就听见了喧吵的谈话，打开门后我看见５个人在一起坐着：舒拉、瓦洛嘉·尤里耶夫、沃洛嘉·奇托夫、聂杰里柯和尤拉·布娄多，每人嘴里衔着一支烟，屋里烟雾腾腾。在这以前我向来没有见过舒拉吸烟。　　“你这是干什么呀？”我只问了一句。　　“将军还亲自请我们吸烟哪。”舒拉很快地，好像拿定主意了似地回答我，“我们……你知道吗？我们就要到乌里扬诺夫斯克坦克学校去了，我们已经被录取了。”　　我默默地坐在椅子上了……　　舒拉在夜里坐在我的床边说：“好妈妈，你想想，请你想想吧！没有关系的人都给你写信说：‘我们一定替卓娅报仇。’可是我，亲弟弟，能留在家里吗？我有什么脸见人哪？”　　我没说话。既然那会儿我没找到可以拦住卓娅的话，现在我又怎能找到什么话拦阻舒拉呢？……　　１９４２年５月１日舒拉走了。　　他指着自己的朋友这样说：“人们都不送他们，你也不要送我，好不好？不然的话，他们是要觉得委屈的。你就祝我一路平安吧。”　　我恐怕我的声音不服从我，所以我仅仅默然地点了头。儿子又搂抱了我一次，热吻了我一次，就由屋里走出去了。砰一声房门关上了。这一次就完全剩下我孤身一人了。　　几天以后由杨树林寄来了信，父亲在信里写道：“母亲逝世了。她没能经得住卓娅死耗的打击。”　　来自乌里扬诺夫斯克的消息　　舒拉差不多每天给我写信。他和他的朋友们被编在一个班了，他玩笑地称呼这个班为“莫斯科第二○一校第十年级乌里扬诺夫斯克分班”。　　他在最初的一封信里这样写着：“唉，妈妈，什么我也不会！连按规矩在行列里走步子都不会。比如，今天就踩了人家的脚后跟了。也不会给队长敬礼。为了这个人们不能夸奖我呀。”　　光阴在过着。在另一封信里他写道：“我疲倦，睡不足，但是像野兽一样工作着。我已经很好地熟悉了步枪、手榴弹、七星手枪，日前我们到射击场演习由坦克里射击去了。我的初步成绩还算正常：由坦克里的炮和机枪射击４００和５００米距离的目标，我的成绩是‘好。’现在你认不出我来了：现在我会很好地给队长们敬礼了，走步子也走得漂亮了。”　　在接近考试的时候，舒拉在每一封信里都恳求我：“妈妈，如果可能的话，你给找来一条宽皮带；如果更可能，找一副武装带。”几天以后仍是：“妈妈，你好好找找！你想，如果我的皮带一点也不象样，我还像一个什么军官呢？”舒拉小的时候的固执的眼睛通过这些字行注视着我。他在童年的时候，如果他极希望得到什么，他就这样，差不多也用这些话要求我。　　现在我眼前放着１００封舒拉的信。我由第一封到最后一封地重读它们的时候，我就看见了我的孩子怎样成长，怎样壮大。　　有一次我接到了一封他的这样的信：　　“妈妈，我在校里的学习接近终结了，１１月１日开始考试。我疲倦，睡不足，但是尽量地工作着。原来我在这里的时间差不多比别人少一半。　　这次考试是我一生里最重要的考试。我一定用尽自己的力量和精神，因为国家需要得到一个技术熟练的坦克少尉。就是少尉，不是准尉，也不是上士。你知道哇，这并不是追求虚荣；这只是因为我应该做到一切我能做的事，成为一个更有用更有益的人。我读了些关于法西斯匪徒焚烧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农村，残杀我们的儿童和妇女的报道，我回忆他们怎样残杀了卓娅，我仅仅热望一桩事：快上前线。”　　另外一封信：　　“妈妈，你听着：大考结束了。我的成绩是：技术得‘很好’，射击得‘很好’，战术和军事地形学得‘很好’……”　　在这件骄傲喜庆的信的末尾添写着：　　“接到了外祖父的信，他在害病，并且孤零一人。”　　……有一次在温暖的下午，我坐在窗台上望着窗外。在我身边放着一堆我应该回答的信，可是我的眼总不能放掉晴朗无云的长空。忽然有宽大温暖的手掌蒙住了我的眼睛。　　“小舒拉！”我只能说出来这个。　　“你没听见敲门声音，也没听见他们给我开门的声音，什么也没听见！”他笑着说，“我站在门口看着你，你总是坐着，坐着！”他又用一只手遮住了我的眼（好像他以为这样我听了他的话比较轻快似的）说：“明天我上前线。”　　他强壮了，他的两肩更宽了，可是他的两只蓝眼依旧像小孩那样欢欣开朗地看人。　　又是难过的痛苦的一夜。舒拉把一只手放在颊下，睡得很酣，可是我一次又一次地起来看他，总看不够。想到这一夜一会儿就到头了，就觉得害怕。然而。终于在正常的时刻天亮了，舒拉从床上跳起来，很快地洗了脸，穿好衣服，草草地吃完早点，就走近我，说了那几句已经习惯了的话：　　“不要送。珍重你自己吧。不要替我担心。”　　“你要永远忠实……和坚毅……常写信………”我勉强地回答了。　　军事记者　　舒拉走后，并没有信来。一个月过去了。我怕走近信箱，我总觉得我将在它里边得到无情的消息……这是最难过的日子，充满了最折磨人的、最痛苦的等待。卓娅去后我都没像这样等得难过，因为在那时候我还不了解什么是失掉孩子，现在我了解了。　　有时候惊疑缠绕我太甚，我就设法逃避它，好像是真可以躲避自己本人和逃避自己的思想似的……我在街上走，我想尽力使自己疲倦，以便回到家里立刻就能睡着。但是这种办法有效的时候很少。无论我走过多少条街，走了多少里路，以后仍然是差不多通宵地在床上睁眼躺着。　　我时常步行到诺伏捷维奇公墓卓娅的坟上去。有一次，当我走近卓娅的坟墓时，我看见在它旁边有一个宽肩膀的军人。　　在我更走近时他就转过身来了。这是一个年约３５岁，面貌开朗眼神敏锐的人，我觉得他似乎想说什么话。我看了看他，等他说话，可是他迟疑了一会儿就走开了。我忘记他了。在临离开这里时，我又在一条小路的转角地方遇见了他，他迎着我走来了。　　“您是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吗？”他犹疑地问。　　“是啊。”我莫名其妙地回答了。　　这时候他就介绍了自己：　　“我是里多夫。”　　我并没忘掉这个名字：《真理报》上关于游击队员丹娘壮烈牺牲的报道就是他写的呀……　　我紧紧地握了里多夫的手……我们沿着小道儿慢慢地向出口走去了。　　我真心地说道：“认识了您，使我非常愉快，我早就想见见您……”　　我们就像多年的朋友那样开始了谈话，他对我讲了他怎样最初地听到了关于卓娅的事。他当时在莫礼伊斯克附近的一个半毁坏了的小农舍里过夜，在人们差不多全睡着了的时候走进一个老年人来取暖，他挨近里多夫躺在地下了。　　里多夫说道：“我听见了，老年人睡不着觉，他叹息，呻吟，觉得难受。我就问：‘往哪儿去呀，老大爷？你怎么老哎哟啊？’”　　这时候老年人就告诉了里多夫说，他听说希特勒匪徒们在彼得里斜沃村子里绞死一位姑娘，详细情况他一概不知道。　　他只是重复着说：“要绞她了，可是她还演说……”　　里多夫马上到彼得里斜沃村去了。从这夜起他就连续不停地调查了１０天有关自称丹娘的无人认识的姑娘牺牲时的一切详细情况。他仅仅采取了事实，因为他确信事实的声音一定比记者个人的话更响亮。　　“为什么您一次也没到我家去过呀？”我问。　　“我怕给您添烦恼。”他率直地回答说。　　“您在前线上很久了吗？”　　“从战争的第一小时起我就在前线上，”他说，“那时候在莫斯科人们还不知道有战争哪！６月２３日我在明斯克，我是驻在那里的《真理报》记者……这是很有趣的事。”他沉思地补充说，接着他就微笑地回忆了他在逃避疯狂的空袭跑入电报局的地下室的时候，在那里人们还交给了他一件前一天由莫斯科给他拍来的电报。　　这是一件完全太平年月的电报。编辑部要求里多夫写一篇通讯，报告一下收获运动准备得怎样了。他将电报藏在衣袋里，就坐着自己的汽车急速到部队里去了。那个部队当时正在准备防守的战斗，明斯克的街上已经到处起火了，空袭一直没停止。　　里多夫当天就给《真理报》发去一篇通讯，但其中谈的并非收获问题。　　他用很简单的话述说了这一切事情。我一边走，一边听着他，一边在想：有时候认识一个人很多年，但是不了解他。　　现在我和里多夫在一起不足一小时，并且他关于自己的事也没讲很多，可是我却了解他很多，我了解了最主要的。我了解他是直爽、忠实、勇敢、镇静的人，他会控制自己，什么时候也不惊慌。我了解他能在困难的战场环境里，不是用话语，而是用事实，用自己的一切行动教给周围的人们镇静和坚持。　　“今天我又要上前线去。”他在临别时对我说，并且又小声地补充道：“战后我一定写一本关于卓娅的书，一本很厚的好书。”　　五张照片　　１９４３年１１月２４日给我送来了新的辛酸。在报纸上登出了５张照片，是在斯摩棱斯克附近波塔波夫村外一个被苏军击毙的希特勒的军官身上找到的。德国人把残害卓娅的景况和她的最后几分钟全拍了照片。我看见了雪中的绞架，看见了我的卓娅，看见了我的女孩子在德寇包围之中，看见了挂在她胸前写着“纵火犯”的那块木牌……也看见了那些残害她的人。　　自从我知道了我的女孩子的牺牲那时起，我昼夜不停地总是想着一桩事：这就是当她登上她的最后的惨死的道路时，她曾想着什么呢？她感觉了什么呢？她曾回忆什么呢？……　　无力克服的烦闷攫住了我：在她最需要我的时候，我没和她在一起；我没能用话，或者用眼光……减轻她的最后几分钟的痛苦。这５张照片好像领着我看了卓娅怎样走向死亡，现在我亲眼看见她怎样被杀害了，我自己来到刑场了，但是太迟了……这些照片似乎在喊叫：“你看，是怎样残害她！你默默无声地看看她壮烈牺牲的情形吧，你重新体验一下她的和你自己的一切痛苦吧……”　　看她遍体鳞伤，被解除了武装，一个人走着，但是在她那垂下去的头里有多少毅力和倔强！一定是在这会儿她并没把周围的刽子手看到眼里。她在想什么？在准备死么？在回忆自己的短短的光明的一生么？……　　我没有力量再写这些事了，……让读了这本书的人自己好好地看看德国人拍的吓人的照片，看看卓娅的面目吧。他一定能看出：卓娅是胜利者，杀害她的人们在她面前是微末渺小的。世界上一切崇高的、美丽的、神圣的、人道的东西，全部真理和纯洁都在她这方面。这是不死的，这是不会死的东西。可是他们呢——他们是没有任何人性的东西，他们不是人，他们甚至连野兽都不如，他们是法西斯匪徒，他们是活尸。今天，明天，千年以后，他们的名字，他们的坟墓，全是人类所最憎恨，最厌恶的东西。　　“我很愿意活下去”　　……可是舒拉一直没有信。又过几天，我打开《真理报》，忽然在第３版上看见了这样的消息：　　“前方军报，１０月２７日（电讯）。某部正在激烈战争中，扫荡着德寇第１９７步兵师的最后残匪。１９４１年１１月在彼得里斜沃村残杀了英勇的女游击队员卓娅的，就是这一个师的官兵。在《真理报》上刊登的５张德国人残害卓娅的照片，掀起了我们的战士和军官的新的愤怒的热潮。在这里卓娅的胞弟、青年团员、坦克手、近卫军少尉舒拉正在英勇奋战，为姐姐复仇，在最后一次战斗中，‘卡威’坦克在舒拉同志指挥下首先闯入敌人阵地，击毙和用齿轮轧毙很多希特勒匪特。少校维尔什宁。”　　舒拉活着哪。　　为姐姐报仇哪。　　从此我又常接到舒拉的信了，但不是由和平的乌里扬诺夫斯克，而是由最火热的战场上寄来的。　　１９４４年元旦，很响的门铃声把我惊醒了。　　“这是谁呀？”我纳闷地说，开门之后，意外的事就使我楞住了！舒拉站在我眼前了。　　我觉得他已经是一个真正的巨人了。英俊，宽肩，穿着带有严寒气味的军大衣。他的脸由于风吹和疾行发红了，冰霜在他的浓眉和睫毛上融化着，他的两眼欢喜地闪烁着。　　“为什么这样看呀，不认识我了吗？”他笑着问。　　“我看这是伊里亚·木罗米次来了！”我回答说。　　这是最出乎意料的，最宝贵的新年礼品。　　舒拉也无限地欢喜。他一步也不离我，如果他需要到街上去买香烟或散步，他一定像小孩那样请求：　　“咱们一块儿出去吧！”　　他每一天重复几次同样的话：　　“你告诉我，你生活得怎样？”　　“我都给你写去了……”　　“写算什么呀！你讲给我听吧。人们还照旧给你写信吗？　　你把信给我看看……来，我帮助你写回信……”　　这样的帮助正是需要的，无数的信件依然像河水一样地流来。人们直接给我写，往卓娅的母校写，往报馆写，往青年团区委写。　　一位卓娅的同学，女战士敖克加布里娜·斯米尔诺娃由斯大林格勒郊外给我写道：“我在站岗的时候，我觉得卓娅挨着我站着。”　　一位卓娅的同学，莫斯科的姑娘，在请求青年团塔冈区委派她上前线时写道：“我宣誓，我一定忠实地为人民服务，我一定成为像卓娅那样的人。”　　一位巴什基里亚的青年女教员这样写道：“我一定把自己的小学生教育成像卓娅，像您的勇敢的卓越的女儿那样的人。”　　新西伯利亚的一个学校的学生写道：“这是我们的哀痛，这是人民的哀痛。”　　还有很多接连不断地来自西伯利亚的，来自波罗的海地区的，来自乌拉尔的，来自第比利斯的书信。也有由国外：由印度、澳洲、美洲……写来的信。　　这些信舒拉都一封一封地读了。以后他又重新拿起一封由英国寄来的信。这封信里写着：　　“亲爱的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同志！　　我和我的妻住在伦敦郊外的一幢小房里。我们刚读完关于您的可爱的英勇的女儿的事迹。她临死说的话使我们流了泪；这青年姑娘有多么勇敢和刚毅啊！据我们估计，明年初我们的头生婴儿应该降生，如果是女孩子，我们就用您的女儿——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人民的女儿的名字给她命名。　　我们听着和读着关于你们伟大的斗争的消息，无限钦佩。　　但是仅仅钦佩无济于事，我们愿意和你们并肩作战。现在需要的不是话，而是行动。我们确信，我们看见我们和你们一样仇恨的丑恶的法西斯的灭亡的时刻已经近了。你们的人用自己的勇敢刚毅造成了战胜法西斯的条件，因此你们将这样被载入史册，永垂不朽。英国人民很了解他们对于俄国负着偿不清的债，在我们这里人们常说：‘如果没有俄国人，我们该怎样了呀！’在电影院里，斯大林出现在银幕上的时候，马上就爆发了掌声，‘乌拉’和欢呼的声音。现在我们用以下的愿望结束这封信：争取胜利，争取我们永久的、在战争中与和平中的友好！　　苏联人民和她的光荣的红军万岁！　　致兄弟的敬礼麦布尔大卫里兹夫妇”　　舒拉问：“你给他们回信了么？这封信写得好。我想这写的是衷心话，是不是？显见他了解我们不只为自己战斗，而且是为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战斗。但愿他们永远不忘掉这个！”　　……晚上我哥哥谢尔杰来了，舒拉因为他来很高兴。他们在桌旁对面坐着，直谈到深夜。我在忙着料理厨房里的事，只听见了他们谈话的片断。　　谢尔杰说“……有一次你在信上说你脱离了队伍，闯到敌人的后方，干什么呀？这不是勇敢，这是逞能。应该勇敢，但是为什么胡干啊？”　　“如果考虑自己的安全，那就得忘掉勇敢？”我听舒拉这样热烈地回答。　　“难道你不应该对你的兵士的性命负责么？你是队长啊……”　　隔一会儿，我又听见谢尔杰问：　　“你告诉我，你可别恼啊，你对待你的部下怎样？年轻人有时这样：总是做出高级首长的神气来……”　　“不，我对自己的人们像朋友一样，你哪儿知道他们多好哇！……”　　我又听见我哥哥说：　　“关于勇敢……你再重读一遍托尔斯泰的《袭击》，那里关于这一问题说得很清楚，简单，明确……”　　舒拉说的话很少。他比过去谨慎了，好像每一句话都斟酌。这一次回来我感觉他变样了。很难用话说明他的变化。可能是我错了，可是我感觉：一个人即使只参加过一次战斗，只走过一次非生即死的狭径，他就不高兴赘述关于战争，关于经历过的危险这一类事情。我想是：舒拉已经看见了和体验了很多事，所以他比以前老成、慎重、严肃得多了，但是同时也比过去更温和了。　　第二天舒拉到医院探望他的负伤的同志去了，回家时他的面目完全变了，我几乎认不出昨天的欢喜的壮士来了，他的面色苍白，憔悴了。我惊疑地仔细看着这亲近的、还很年少的脸：那脸的颧骨和上下颚骨突然显得更清楚了，两眉皱着，上下唇紧闭着。　　“法西斯匪徒把人毁得成什么啦！”他痛恨地说，“你知道，这是我最好的朋友。他过去的生活并不是平常的。他还不到一周岁就成了孤儿。生活不容易啊，可是长大成人了。在军校毕业后，在列宁格勒抗拒了封锁，受了伤，被评为二等残废，但是他不顾这个，又上前线了。可是在不久以前，弹片一下子打进了肺部、心脏，而臂上、腹部也受了伤，另外还有摔伤。他不能说话，不能转动，也听不见。你想想吧，啊！　　他的名字叫柯利亚·罗波哈。你哪知道他看见我的时候多么高兴啊！……”　　舒拉走到窗前，并没向我转过身来，忽然有力地、像赌咒那样热烈地说：　　“我一定回来！没有腿、没有手、瞎了，我一样要活下去！　　我很愿意，很愿意活下去！”　　……他在到家后第三天就说：　　“你别恼我，妈妈，我要不等假期满了就提前走。我在这里呆不下去。人们在那里牺牲着，可是我在这里……我了解，应该继续生活下去……可是我实在难于这样做。”　　“再呆些时间吧，亲爱的！……这是你合法的休息呀……”　　“我做不到哇。横竖这对于我也不是休息，反正我也不能想别的事，只能想前线……想我的同志们。如果可能的话，妈妈，这次你送送我，好吧？我愿意和你在一起多呆些时间。”　　我送他到白俄罗斯车站。那天晚上很冷但是很静。远远地在路轨上方，在清彻微绿的天空，闪烁着一颗低低的明星。　　在这一刻，我送儿子上战场，深知在不久的将来炮火和死亡的风暴就要再围绕着他的这一刻，四周却这样的清静，我觉得这仿佛是很奇怪的……　　我们买了软席车票。舒拉把自己的手提箱送上车去，可是马上就惊慌失措地跳下来了。　　“喂，妈妈，你知道么，将军在那里哪！……”他像小孩一样手足无措地说。　　“你还是战士哪？”我玩笑地说，“这样怎么行，你上前线去，可是却被自己的将军吓一跳？”　　我和舒拉在月台上站到最后一秒钟。列车开动了，我随着车向前走，舒拉站在踏级上向我招手。以后我跟不上列车了，我只能在后边看着。车轮的隆隆声音使我耳聋，疾速的气流险些没把我冲倒，两眼充满了泪……以后月台上冷静了，空虚了，可是我仍然觉得我在看着儿子的脸和他的辞别的招手。　　全心全意　　又剩下我一人了。但是现在我并不觉得像过去那样难受，那样孤单；工作帮助了我。　　在那些日子里，许多人曾用自己的书信，自己的同情，自己的衷心的温暖的热情支援了我。许多人曾来到我家，坚持地说：“您一定到我们的工厂来。您应该和我们的青年团员们谈谈话。”我一向希望能全心全意地向所有的这些人道道谢。　　我知道：人在痛苦之中，只有一种东西能拯救他，这就是感觉到人们需要他，知道他的生存并不是无益的。无法忍受的惨祸临到我身上的时候，人们帮助了我，使我相信：不只是舒拉一个人需要我，而且很多很多人都需要我。在他走后，人们没容许剩下我孤零一人。这对于我是很难的事，但是这事救了我：我成了人们所需要的人。　　周围有很多工作。这些工作需要有热爱的手和热爱的心去做：战争使千千万万的儿童失去了保障，失去了家。“孤儿”这个词儿在我国差不多已经被忘掉了，但是现在又重新无情地涌现出来了。需要使那些被战争夺去了父母的孩子们不感觉他们是孤儿，需要替他们找回来父母的慈爱和家庭的温暖。　　我开始工作了。　　好的、真正舒适的、设备完善的保育院越多越好！真正的、聪明的、喜爱儿童的保育员越多越好！孩子们需要鞋子、衣服、营养，可能他们更需要爱、温情、亲切。处处建立了保育院。在所有的城市里，在工厂里，在集体农场里，都建立了保育院。人人都愿意为在战场上牺牲了的人们的子女做一点什么事。　　我能参加这一工作，这对于我实在是很重要的事！　　那时候我去过很多地方：我到过唐波夫、梁赞、库尔斯克、伊凡诺沃，到过白俄罗斯、乌克兰，也到过阿尔泰、托木斯克、新西伯利亚。到处有很多需要做的事，到处是孤儿，需要把他们安置在新家庭里或保育院里，到处都用充满了信任和温暖的眼睛迎接了我。我曾不停地学习：向自己的人民学习勇敢，坚毅。　　还在１９４４年底，红十字会就曾派我去列宁格勒。　　在从前上边是由青铜的青年手中咆哮挣脱着的克洛德骏马的脚台上，现在放着栽着鲜花的箱子，免得不习惯的空虚使人看着不快。墙上还留着警告人的字：“在炮轰时这方面比较危险”。但是受着全国的关怀和帮助的列宁格勒人，早已开始了修理楼房，安装玻璃，并且进行着填平和用柏油铺筑马路的工作。　　和我一路走着一位不算年轻的妇女，她是电力工厂的锻接女工。她曾对我述说：在封锁时期，她和她的丈夫在邻接着的两架车床前工作。那时候他们是完全精疲力尽了，仅仅用顽强的意志、不屈服的决心来克服自己的困惫。有一次，她回头看她的丈夫，见他倒在地下已经气绝了。她走近他，站一会儿，就仍旧继续工作去了。她工作着，她的丈夫就在她身边，挨着直到最后一息没离开的车床倒着。停止工作，这就是对敌人让步，可是她不愿意让步。　　在列宁格勒，我曾听到关于一位建筑设计工程师的故事：　　他曾在被封锁的最困难的日子里进行了凯旋门的设计。人们也对我述说过那些在保卫列宁格勒的战斗中失去了儿女的母亲们的情形：这些母亲们曾用尽一切力量由饥饿的死亡中拯救别人的孩子。听着这些述说，我曾一次又一次地对自己说：　　“我没有权利任意悲伤。这些人遭受了巨大的不幸，他们的苦难、他们的损失也和我的一样，是无限惨重的。他们生活着和工作着，我也应该活下去，并且工作。”　　我还了解一桩事：卓娅的名字成为人民所敬爱的了。在她的名字的鼓舞下，我们的人、她的和我的同志们上了战场，或在工厂和田地里工作着，克拉斯诺顿的少年奥列格·柯歇伏依听到她的事迹之后，转告给他的朋友们，他们就重演了她的忠烈壮举。这些和她同属于一个伟大和亲爱的祖国的儿童们，也像同胞的兄弟姊妹一样，向她看齐了。　　我感觉到：在人们的记忆里，卓娅生动地活着哪。她不只对我一个人是至亲骨肉，她在人民的记忆里是活的、勇敢的、不屈服的。这也帮助了我，使我愿意活着。　　书信　　我的侄子斯拉瓦常由前方寄信给我，他是从战争刚一开始就参加了战斗的。　　彼得·里多夫和我在卓娅墓前认识了之后也开始给我写信。信的内容，最通常的只不过是几句致敬的话，但是这几句话对我却是很宝贵的。打开报纸的时候，我一向是寻索里多夫署名的前方通讯，他会简洁、镇静、勇敢地叙述一切事情，这是他的特殊天才。在这简洁镇静里涵蓄着巨大的力量。　　倘若在《真理报》上很久不见这熟悉的署名，我就感觉不安：　　我就开始像替至亲的人担忧一样，替他担忧。　　每隔几天都有舒拉的信寄来：　　“……情绪很好，特别是在最后一次攻击之后。在这一战役里我两昼夜多没出坦克。没死真是奇迹，周围都燃烧着，由于爆炸而轰动着，坦克像火柴匣一样，被震得往各方面摇晃着。总而言之，妈妈，你不要替我担心。”　　“现在我正接收新组员和新的‘卡威’战车，这已经是第３辆，第１辆被打坏了，第２辆被烧坏了，我自己差一点儿就来不及由里边跳出来……我的旧组员里边智基里斯牺牲了，其余的人们全受伤了……我给外祖父写信去了，你也写吧。他害着病哪，并且是孤零一人。”　　“……我受了一次伤，但是没退出战场。包扎了伤口之后，我又参加战斗了。现在我的伤已经治愈，长好了。在一次战斗中，我的上级指挥员因伤退出战斗，我担任了指挥，并和同志们一起闯进了敌人阵地。早晨沃尔沙城就被我们攻陷了。　　现在我和我的组员全都健康地活着哪……接到了外祖父的信。他很痛苦，他总是想念着卓娅和外祖母。我写了一封回信，尽可能地安慰了他。”　　“当地居民很亲热地迎接了我们，他们看着什么都新鲜，都不平常。在一家农舍里我给他们看了那本讲卓娅的小册子，他们向我询问很久，并且再三地要求把小册子给他们留下。我没法照办，因为我只有一本。所以我请求你，如果可能，寄给他们。地址是：沃尔沙市，比列斯阔波街６９号。”　　“渴望着的解放的时刻临到白俄罗斯了。人们用鲜花欢迎了我们，还请我们喝牛奶。老太太们流着泪控诉她们忍受了的凌辱，这一切全是过去的事了。现在空气似乎是特别新鲜的，太阳是特别灿烂的。妈妈，妈妈，胜利很快了！”　　“……请你特别向谢尔杰舅舅转达我的问候，你告诉他，他对我说的话我全牢记着。外祖父给你寄来信了吗？我很久没接到他的信了。”　　“你问我的身分和职务。现在我用一位高级首长说我的话回答你：‘不要看他的身分和职务：他生来不是为着身分和职务，而是为着战斗行动。’”　　“谢谢你对我道贺，我确实得到了金质的卫国战争一级勋章，现在我手里有关于颁给我红旗勋章的命令。不要以为我变样子了，我的个性仍然和过去一样的，只是现在我更有力量，更坚强了。”　　“……妈妈，妈妈，彼得·里多夫牺牲了！妈妈，他在距离胜利不久之前牺牲了，这多么惨哪！牺牲在胜利的前夕，太令人抱憾啦。他牺牲在波尔塔瓦郊外飞机场：他要看看战士们如何抗击来袭的敌机就由掩体下边跑出来了。他打算写一篇关于他们的记事，因而一切事他都想亲眼看看。这真是一位真正的军事记者，也是一个真正的人……”　　“……我们在敌人的土地上向西方前进着。我已经连续战斗半个月，所以没写信。你的信使我很高兴，很高兴。这是由故乡寄来的信，亲娘寄来的信。现在，当我正给你写这封信的时候，空中充满了隆隆声音，我的坦克被震动着，地被炸得不住地跳跃着。过几分钟以后，我们的人就开始冲锋，深入德国领土。”（这封信是用铅笔写的，笔画是很粗的，字迹很潦草，由此可见舒拉也忙着参加战斗）　　“……我亲爱的妈妈，你好！我在激烈的进攻的战斗中已经一个多月了。你知道么，我不仅没有时间写信，并且连收到的信也没有时间读……夜间急行军，坦克战，在敌后紧张地战斗着，许多夜不得睡觉，由‘斐迪南’里放出带哨音的火弹……有时候眼看着同志们牺牲了不能挽救，邻近的坦克带着全体坦克手飞到空中，只好默默地紧咬嘴唇。由于疲劳和不眠，人们由坦克里钻出来的时候全像醉酒的人一样。可是人们的情绪全是最幸福的，最高兴的：我们在敌人的土地上前进啦。我们在为１９４１年复仇，在为痛苦、眼泪和法西斯匪徒们加于人们的一切侮辱复仇啦。　　我们快要在莫斯科，在熟悉了的环境里欢聚了。”　　“……我没战斗，我在等待进攻的命令，我们在防御中停止着，日子一天又一天地在沉寂中和烦人的等待中过着。我们住在德国人的房里，处处都是破坏了的灰色楼房。炸弹炸成了的巨大的漏斗形弹坑，使我们不得不离开暗淡的柏油马路迂回过去。炮弹昼夜不停地爆炸着，我们住的房子震撼着，颤动着。法西斯匪徒们在凶狠地抵抗着，他们紧抓住自己的每一小块土地不放。现在他们正在开始炮轰自己的农村……　　在最后一次战争里，我稍微受一点伤，现在已经痊愈了，只是胸膛还疼……”　　“……雨，雨。霪雨天气使人觉得似乎是处身在灰色的冰冷的海水里边，这里暗淡凄凉，我愿意回家，我相信这个愿望快成为事实了。愿你珍惜自己，珍惜自己的健康和常给我写信，不要替我担心。吻你。你的唯一的儿子亚历山大。”　　在这封信上注明着：“东普鲁士”“１９４５年４月１日。”　　我曾等待下一次的信，但是它没有寄来。我不敢揣想，我只是等待着。我没有推测什么灾祸，我的孩子太活泼、太恋世了，我的记忆里只有他的充满信念的声音：“我一定回来！”　　壮烈地牺牲了　　４月２０日我在信箱里接到一封信。信封上是舒拉的战地邮政号码，但是地址并不是他的笔迹写的。我怕拆开这封信，拿着它楞了很久，以后终于拆开它读了最前的几行，眼前发黑了。我换了一口气之后重新又读，仍是读不下去。以后用尽所有的力量，咬紧牙，勉强读完了。　　１９４５年４月１４日亲爱的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　　很痛心地给您写这封信。我求您：集中勇敢和坚毅。　　您的儿子近卫军中尉亚历山大·阿那托利维奇在反德国侵略者斗争中壮烈地牺牲了。他把自己的青春的生命献给我们祖国的自由和独立了。　　我告诉您：您的儿子是英雄，您可以因他而骄傲，他曾忠实地保卫祖国，他堪称为他的姐姐的好弟弟。　　您把您的仅有的最宝贵的东西——儿女，都献给祖国了。　　在哥尼斯堡郊外的战役中，舒拉的战车在４月６日首先强渡了３０米宽的水渠，猛轰敌人，消灭了敌人的炮兵队，炸毁了军需仓库，并击毙希特勒匪军官兵６０人。　　４月８日他的战车首先闯入克尼根·路易金堡垒，俘敌３５０人，完整坦克９辆，汽车２００辆，并获得燃料仓库一处。在战斗中，舒拉由战车指挥员升为中队指挥员。他虽年轻，但是指挥中队很胜任，并且在执行一切战斗任务上都可称为模范。　　昨天他在争夺哥尼斯堡西方的非布鲁定克鲁格村落的战斗中牺牲了。那一村落已经落在我们手里，您的儿子在最前头的队伍中间闯入了那个村落，击毙希特勒匪徒４０余人，并轧毁反坦克炮４门。爆炸的炮弹永远地夺去了您的亲爱的、也是我们的亲爱的舒拉的生命。　　战争与死亡是不可分离的，但是死于我们胜利的前夕，就令人特别惋惜。　　紧握您的手。希望您勇敢。衷心尊敬您和同情您的近卫军中校列盖札。　　……４月３０日我飞到了维尔纽斯，由那里乘汽车到达哥尼斯堡。空虚，周围的一切都被破坏了，片瓦无存，哪里也不见人影。以后来了一串一串的德国人：他们徒步走着，推着独轮或四轮小车，载着家产，他们不敢抬头，不敢正视……　　以后涌现了我们的人的洪流，他们是返回故乡的。他们有乘马车的，有乘汽车的，有步行的，他们脸上的表情都是欢喜，幸福的。由这一切都可以看出：胜利并非道远路遥，它很近了。它就挨着我们了。　　舒拉问过我若干次：“妈妈，你怎么想象胜利那一天呀？　　你以为那是在什么时候？真是在春天吧？一定在春天！倘若在冬天，那么，雪是一样要融化的，花一样要开的！”　　现在胜利临近了。这已经是胜利的前夕，幸福的前夕。可是我坐在我的孩子的棺材旁边。他像活人一样躺着：容貌是安静的，明朗的，我没预料到我们会这样见面。这实在是超过一般人所能忍受的事……　　后来，我的眼睛不知不觉地离开了舒拉的脸，往上看了看，我看见了另一个青年的面孔。我仔细地看他，可是想不起来过去在什么地方见过他：那时很不容易思索什么，回忆什么了。　　“我是沃洛嘉·奇托夫。”青年小声地说了。　　马上我就想起了那年４月，当我回到家来遇到舒拉和他的朋友们在高兴地谈话的那一晚上。“将军还亲自请我们吸烟哪……我们到乌里扬诺夫斯克坦克学校去……”我仿佛又听到儿子的声音了。　　“其余的人们呢？”我勉强地问。　　沃洛嘉告诉我说，尤拉·布娄多和瓦洛嘉·尤里耶夫牺牲了，他们也像舒拉一样，没等到胜利就牺牲了……多少青年，多少好人都没等到这一天就牺牲了！……　　……恐怕我不能有系统地，详细地把在哥尼斯堡的两天的事述说出来了。但是我记得人们曾怀着什么样的敬爱谈论舒拉。　　我听见人们的一些话：“他勇敢……是一个谦虚的人，是多好的同志呀！年轻，可是一个真正的指挥员！我永远忘不了他！”　　以后我就回来了。舒拉的坦克的射击手萨沙·斐基柯护送着我，他一路上像照顾病人那样照顾我，像儿子那样关心我：不问我他就猜到了需要做什么。　　……５月５日在诺伏捷维奇公墓安葬了舒拉。卓娅的坟的对面又添了一座新坟。他们死后和生前一样，仍在一起。　　这是胜利之前４天。　　５月９日我曾站在自己的窗前看着人像长河一样流过去：走过的有儿童也有成年人，大家像一个整个家庭，全是狂欢的，幸福的。这天天气晴朗，阳光灿烂！……　　我的孩子们永远不能再看见蓝天了，不能再看见鲜花了，他们永远不能再迎接春天了。他们为了别的孩子，为了在渴望已久的这一点钟在我眼前过着的孩子们，献出了自己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