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给我带些什么书来读。”　　过些时间大夫果然许可我给她带书来，那时候卓娅就感觉自己是非常幸福的了。　　说话还有些吃力，很快就疲倦了，可是她能看书了。　　那时候我给她带去了盖达尔的《蓝碗》和《鼓手的命运》。　　她指着《蓝碗》说道：　　“这是多么美妙生动的故事呀！那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可是却放不下它！”　　健康恢复得很慢。首先许可卓娅坐起来，又过了些时间，才许可她行走。　　她和同病房的所有的病人都成了朋友。在挨近她的床上躺着的一位中年妇女有一次对我说：　　“我们舍不得和您的女儿离开。她待人那样亲热，就是病势最严重的人她也会鼓励他。”　　医治卓娅的大夫曾不止一次取笑地说：　　“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您把卓娅给我做女儿吧！”　　护士们也很喜欢卓娅，她们曾给她书看，大夫还亲自给她送来报纸，她在健康恢复了一些之后，曾给同屋病人朗读这些报纸。　　有一次允许舒拉进卓娅的病房去了，他们好久没见了。卓娅一看见弟弟就坐起来了，她的两颊马上赤红了，舒拉现在的神态也和向来他来到不相识的生人群里的时候一样：他手足无措地环视着卓娅的邻人，脸红了，额上冒出了汗珠，他用手帕擦了脸上的汗，最后他停在病房中间，不知再向哪里走好了。　　“来吧，过来。坐在这里吧，”卓娅催他，“你告诉我学校里怎样。你别害臊。”　　她小声地补充说，“没有人看你。”　　舒拉勉强地镇静了一些，并且因为卓娅屡次地问：“学校里怎样？快说呀！”他就由胸部衣袋里掏出了一个带着列宁像的小册子。卓娅在１９３９年２月也曾领到过这样一本小册子。　　“团证！”卓娅惊喜地喊道，“你是团员了吗？”　　“我先前没有对你说，为的是使你惊喜，我知道你一定高兴。”　　舒拉忘掉了生疏的环境，就开始向姐姐详细地述说在大会上对他提出了一些什么问题，在区委会和他谈了些什么话和区委书记怎样问他：　　“你是卓娅的弟弟吗？我还记得她。你别忘了替我问候她！”　　又在家里了　　在卓娅害病期间，舒拉承揽了很多绘图工作。他常工作到深夜，有时候早晨在上学以前他也画。以后他把图送去，领到了工资，可是没有像往常那样交给我。我也没有问他，因为我知道：他自己会告诉我他要用这些钱干什么。结果正是这样。在往医院去接卓娅的前一天舒拉对我说了：　　“妈妈，这是给卓娅做一件新衣裳的钱。我本来想给她买一件料子，后来想还是让她自己买好，她自己喜欢什么样的就选择什么样的好。”　　……卓娅走出来迎接我们，她的面色苍白憔悴，但两眼依旧是放光的。她拥抱了我和舒拉，舒拉马上惊惧地环视了周围，恐怕被人看见。　　卓娅催促我们说：“走吧，走吧，我想回家！”好像是有人会把她拖回病房似的。　　我们慢慢地走一会儿又休息一会儿，怕累坏了卓娅。一路上她用被关闭了很久的人的贪婪的眼神张望着一切。　　有时候她抬起头来望太阳，太阳是冷的，但是很耀眼，她眯着眼，微笑着。雪在脚底下悦耳地嘎嘎响着，树枝满挂着霜，空中好像有快活的刺人的火花颤动着。卓娅的两颊微微红了。　　在家里她慢慢地在屋里走了一周，并抚摸了每件东西：抚摸了自己的枕头，摸了桌子和立柜的边缘，翻弄了书，好像她在重新认识这些很习惯了的东西。这时候舒拉庄重地同时又似乎有些害臊地走近她。　　“这是给你做新衣棠的，”他递着钱说。　　“多谢你。”卓娅庄重地回答道。　　她并没有像平日要给她添置什么新衣裳那样争辩和反对，在她的脸上现出了很大的、真正的愉快。　　舒拉命令式地说道：“现在躺下吧，你累了！”卓娅就顺服地、表现着显然的愉快，躺下了。　　……我想让卓娅到疗养院去，彻底恢复一下健康。在我张罗给卓娅领疗养院的疗养证期间，卓娅并没有到学校去，她在家里自己一点点地学习。　　我很小心地对她说：“我很希望你留级一年，你还不可以太用功哪。”　　“绝对不行！”卓娅执拗地摇着头说，“我疗养回来就要像猛兽一样地用功（谈话之间她因为脱口说出舒拉惯用的一句话，就微笑了），夏季我也一样用功。我一定要赶上去。不然的话，比我年幼的舒拉就可能比我更早地毕业。不行，说什么也不行！”　　……卓娅是由死里逃出来的人，所以就特别喜爱生活。　　她不停地唱歌：对镜梳头时唱，扫地时也唱，缝纫时也唱。她时常唱她最喜欢的贝多芬的《克列尔辛的小曲》：　　鼓声呼呼，笛音嘹亮。　　我的爱人走在队伍的前方，他手持长矛，指挥联队作战。　　呵，我的心燃烧了，我的血沸腾了！　　呵，我若能找到盔甲，我也要去保卫自己的祖国！　　我将处处追随着他们……敌人已在我们的大军前溃退了。　　做一个英勇的战士多么光荣，幸福！　　卓娅的声音也很响亮，响亮的原因就是她喜爱生活，喜爱呼吸，甚至忧郁的歌像《山峰》，由她唱来也似乎充满着希望：　　道路不扬尘，树叶不颤动……少待一会儿，你也休息吧。　　在这些日子里，舒拉时常让卓娅挨近窗户坐着，给她画像。　　有一次他沉思地说：“你知道么，书里说苏里柯夫从幼年就好审视人的面孔：眼睛是怎样安排的，脸的轮廓是怎样构成的。他曾考虑过：为什么这样就是好看呢？然后他认为：脸上的一切轮廓都相互调和，那脸便是好看的。你了解吧，虽然是翻鼻孔，高颧骨，如果都是调和的，那么脸一样是好看的。”　　“那么我的鼻子是翻鼻孔的吗？你不是想要说这个吗？”卓娅笑着问。　　舒拉羞涩地声音里带看不习惯的温柔说道：“不是，我想说你的脸是调和的，彼此都相称：上额，眼睛，嘴……”　　阿尔喀基·彼得罗维奇　　不久以后卓娅就入疗养院了。疗养院距我们不很远，在索阔里尼克公园里，我在第一个自己的休息日就看望她去了。　　卓娅跑着迎上我来，还未问安就喊道：“妈妈！你知道谁在这里休息呀？”　　“谁呀？”　　“盖达尔！作家盖达尔！你看，他来了。”　　由公园里走来一个身高、肩阔、面貌和蔼可亲带有孩子气的人。　　卓娅喊着：“阿尔喀基·彼得罗维奇！我给您介绍，这是我的母亲。”　　我握了坚强的大手，靠近他瞻仰了他愉快的、笑着的眼睛。我马上觉着我一向想象的《蓝碗》和《铁木儿》的作者正是这样的。　　于是，我说道：“很久以前，我和孩子们读您的初期作品的时候，卓娅就总是问：您是什么样的人，住在什么地方，可以不可以看看您。”　　盖达尔笑着报告说：“我是最平常的人，我住在莫斯科，现在在索阔里尼克休息，想看我可以整天地和我见面。”　　以后有人叫他，他对我们微笑了之后就离开了。　　卓娅领我走着刚刚踏出来的雪径，对我说：“你知道我们怎样认识的吗？我在园子里走着，忽然看见一个身高肩宽的叔叔在堆雪人儿，我并没有马上就想到这是他。他不是随便堆雪人儿，而是像小孩儿那样很用心地，热情地，堆一会儿，就离开看看，欣赏欣赏……我鼓足了勇气，走到近前就说：　　‘我认识您，您是作家盖达尔。您的所有的书我都知道。’他回答说：‘我也认识您，也知道您的所有的书：基谢辽夫的代数学，索柯罗夫的物理学和雷伯金的三角学！’”　　我笑了，以后卓娅又说：　　“我们再往前走不远，我给你看看他都建造了些什么：整个堡垒。”　　的确像堡垒：在公园的深处７个雪人排成一行，第一个是真正的巨人，其次一个比一个小；最小的雪人坐在用雪作成的帐篷里，在它前边，在台子上放着松果和飞禽的羽毛。　　卓娅笑着说：“这是敌人的堡垒，盖达尔用雪团攻击它，人们都帮助他。”　　“你也帮助吗？”　　“当然我也帮助！忍不住啦，这里这么热闹，你知道么，妈妈，”卓娅突然结束了这一段话，“我一向想：写这么好的书的人，他本人一定也是很好的人，现在我确信这个了。”　　盖达尔和卓娅成为朋友了：他们在一起滑冰，滑雪，晚间在一起唱歌并谈论读过了的书，卓娅曾给他朗诵她喜爱的诗。我们在另一次见面的时候，他曾对我说：“您的女儿很会诵读哥德的作品。”　　然后卓娅莫名其妙地说：“你知道他听完哥德的作品之后对我说什么呀？他说：　　‘降到地下来，降到地下来！’这是什么意思呀？”　　另一次，在将要离开疗养院的时候，卓娅曾对我说：　　“你知道吗，妈妈，昨天我问他了。我说：‘阿尔喀基·彼得罗维奇，什么是幸福呀？可就是请您不要像回答秋克和盖克那样回答我，说关于幸福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见解。人们不是有一个大的、共同的幸福吗？’他沉思了一会儿以后说：　　‘固然，有这样的幸福。真正的人们，为了它生活，为了它牺牲。可是这样的幸福还不能很快地普遍地来到全地球上。’那时候我说：‘早晚只要来到就好啦！’他说：‘一定啊！’”　　几天以后我迎接卓娅来了。盖达尔送我们到栅栏门口。和我握手告别之后，他很严肃地递给卓娅一本书：　　“我写的，送你作纪念。”　　书面上有两个男孩子在打架：瘦的穿着浅蓝色衣裳，胖的穿着灰色衣裳，这就是《秋克和盖克》。卓娅高兴地，但也羞惭地对他道了谢，我们就走出门外了。盖达尔对我们招了手，并且望了我们的背影很久。最后一次回顾的时候，我们看见了他沿着小道儿慢慢地走回去了。　　卓娅忽然站住了：　　“妈妈，可能他给我写了什么啦！”　　放慢了步子，她好像犹豫不决似的打开了书。在封面的里页上清楚地写着我们很熟悉的话：　　“什么是幸福？每个人有自己的见解。但是所有的人们在一起都知道和了解：应该正直地活着，辛勤地劳动，并且热爱和卫护这个名为苏联国家的广大的幸福的土地。”　　“这是他在回答我以前的问题。”卓娅小声地说。　　……出疗养院回到家里几天之后，卓娅就上学了。关于留级一年的话，她连听也不肯听。　　同班的学友　　卓娅沉思地说：“你知道哇，在学校里他们非常欢迎我，对待我简直有点儿奇怪的好……都那么很小心的。好像我在病后变成玻璃的了。一动就碎……”沉默片刻之后她又补充说，“真的，看见人们都欢迎我，心里的确舒服。”　　有一次卓娅是由一位圆脸的、面颊赤红的姑娘伴送着由学校回家来的。这位健壮的、两颊赤红的姑娘正是健康的表现。人们都称呼这样的人为“成熟的苹果”。这是卡佳·安得列娃。我的孩子们的同班女学生。　　她微笑着握我的手说：　　“您好！”　　“卡佳自愿帮助我补习数学。”卓娅告诉我说。　　“为什么舒拉不帮助你补习？为什么要劳烦卡佳来呀？　　“你知道哇。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卡佳郑重地说，“舒拉没有教学的才能。卓娅耽误了很多，需要逐渐地和有系统地给她讲解我们学过的东西。可是舒拉……我听见他讲解：　　这样，这样，就完啦。　　那样不行。”　　舒拉说：“既然没有教学的才能，那当然……”　　卓娅干涉他说：“你老实点儿吧。不要嘲笑！”然后就接着说，“舒拉的确不会这样讲解，卡佳讲得真好……”　　卡佳的确讲解得很巧妙也很清楚：不慌不忙地，在未确信卓娅已经了解她所讲解的东西以前，不往前进。有一次我听见卓娅对她说：　　“你在我身上耗费这些时间……”　　当时卡佳就热烈地反驳她说：　　“你怎么说这个！随着给你讲，我自己也熟悉了，我就无须在家里再温习了。这是一举两得呀。”　　一会儿卓娅就疲倦了，卡佳注意到了这个，她就把书放在一旁说：　　“我有点儿累啦，咱们闲谈一会儿吧。”　　有时候她们到室外散步，回来，坐下，仍继续用功。　　“可能是你打算当教员吧？”有一次舒拉取笑地说。　　“打算。”卡佳很郑重地回答了。　　来看望我们的不只是卡佳一人，伊拉也常来，还有男孩子们：谦逊拘谨的瓦尼亚·诺先柯夫，热情的足球家和喜好争辩的别佳·西蒙诺夫，活泼愉快的敖列格·巴拉朔夫（这孩子长得十分美丽，前额很饱满），有时候细高身材、脸上微带讥诮表情的同班男生尤拉·布娄多也来。那时候我们的屋子就充满了吵闹和欢笑，女孩子们把课本放在一旁，马上就开始了热闹的谈话。　　“你们知道哇，现在不只是塔拉索娃一个人演安娜·卡列尼娜，耶兰斯卡亚也演了。　　”伊拉报告说。随着就开始热烈地争论起来，哪一个演员更正确更深刻地了解了托尔斯泰。　　有一次，希望当飞行员的敖列格看完关于齐卡洛夫的电影，由电影院直接到我们家来了，他的脑袋完全充满了所看见的东西。　　他重复地说：“这才算人哪！他不只是一个不平凡的飞行员，而且是一个奇人，他并且还很幽默。你们知道哇，他在１９３７年越过北极飞到美国的时候，那里的新闻记者问他：　　‘你很富吗，齐卡洛夫先生？’他回答说：‘是啊，很富。　　我有１亿７千万。’美国人听了很惊讶：‘１亿７千万？！卢布？　　美元？’齐卡洛夫安静地回答他们说：‘１亿７千万人，他们都为我工作，正如我为他们工作一样。’”　　孩子们全都大笑起来。　　有一次瓦尼亚读了一首题为《将军》的诗，这诗是纪念牺牲于西班牙战场上的马泰·扎尔克的。我清楚地记着那一晚：瓦尼亚坐在桌旁，沉思地看着前边，其余的人坐在床上，或坐在窗台上听着：　　这夜山中微寒。　　昼间出侦疲倦了的他，在黄色的营火上，烤他的冰冷的手。　　咖啡在壶中沸腾着，困惫了的士兵们酣睡着。　　沉重的阿拉贡的桂树叶在他头上飒飒响着。　　将军忽然觉得，这是祖国匈牙利的菩堤，它那油绿的叶子在他头上响动着……瓦尼亚读得很平常，并不激昂慷慨，可是我们所有的人都听见了在这抑制着情感的句子里，一颗伟大人物的心是如何热烈地搏动着。瓦尼亚的眼神也变成异常的刚毅和紧张了，好像这青年在感慨地和骄傲地注视着这过去很久的阿拉贡之夜的昏暗。　　……他离别匈牙利很久了，但是无论池在哪里，匈牙利的蓝天永远在他的头上，匈牙利的土壤也在他的脚下。　　匈牙利的红旗，在战斗中照耀着他。　　无论他在哪里战斗，处处是为自己的匈牙利而战。　　近来在莫斯科传说，我由很多人口中听到，在乌厄斯加战役里他被一块德国炸弹片击中了。　　但是我不能相信任何人：　　他还应该继续战斗，他应该在生前回到自己的布达佩斯。　　在西班牙的天空还能看见德国飞禽的时候，不要相信：无论关于他死的书信或传言——全是假的。　　他还健在。他现在在乌厄斯加，困惫了的士兵们酣睡着。　　沉重的阿拉贡的桂树叶在他头上飒飒响着。　　将军忽然觉得，这是祖国匈牙利的菩提，它那油绿的叶子在他头上响动着。　　瓦尼亚沉默了，谁也没动弹，也没说一句话。过去我们为西班牙担心，那些日子里，“马德里”、“瓜达拉哈拉”、“乌厄斯加”等，每一个名字听着全像是本国的地名一样，并且由那远方战线传来的每一消息，都使我们的心加紧跳动。那时候的这种情绪，现在又像一阵热风吹到我们脸上来了。　　“啊，真好！”舒拉喘了一口气说。　　马上由各方面提出了问题：　　“谁的诗呀？登在什么上的呀？”　　“还是在１９３７年写的，最近我在杂志上找着了。的确好吧？”　　孩子们一起说：“让我们抄下来吧！”　　瓦尼亚说：“西班牙……从那以后，巴黎陷落，对我又是一次同样的打击。”　　卓娅接着说道：“对啦，我很清楚地记着那一天啦……在夏天……报送来了，在那里写着：巴黎城被攻陷了。多么可怕，多么可耻的事呀！　　……”　　瓦尼亚小声地说：“我也记得那一天。简直难以相信，难以想象：法西斯们在巴黎街道上耀武扬威，巴黎在德国铁蹄践踏下，曾经有过巴黎公社的巴黎……”　　别佳·西蒙诺夫用不大的声音说：“我很希望在那里！我一定像我们的人在西班牙那样，为巴黎战斗到最后一滴血！”　　对于他的话谁也没表示惊讶。　　“我也曾经这么想过：　　最初想到西班牙去，以后想打芬兰白匪去，可是机会全都放过去了……”舒拉叹息地说。　　我听他们说话，心中就想：什么样的人在成长着呀……在那一个冬季里，我和卓娅、舒拉的同班生们彼此熟识了，并且在他们身上认出了自己的孩子的特性。我曾想：本来应该这样。家庭不是闷罐，学校也不是闷罐。在家庭、学校，儿童全体验着使我们全国都兴奋、着急、欢欣的东西，周围发生着的一切事都教育着我们的孩子。　　举例说吧：在过去多少劳动者，优越的发明家都被埋没了呀！可是现在每一个在工作中显出聪明、智慧和才能的人全成了名人。一位纺织工厂的女工发明了一种方法，能织出比过去多若干倍的美观的结实的布匹。她的榜样就鼓励了全苏联所有的纺织女工。　　又如一位女拖拉机驾驶员，因为她工作特别有创造和有成绩，所以昨天还没有人知道她的名字，今天却成了全国人民所敬爱的人了。又如一本儿童读的新书《铁木儿和他的伙伴》，是一本讲正义、友爱以及对于朋友应如何温存和对人应该尊敬等等的小说。又如新制的电影片子《巴黎的霞光》，内容是关于法国人民和关于那个为自己祖国的自由和幸福曾在巴黎的街垒上战斗的波兰爱国志士顿布罗夫斯基的。这些书，这些影片，以及我们的生活的每一天都充满了好的、正义的、勇敢的、善良的东西，我们的孩子们就贪婪地把这一切都吸收进去。　　我看到了：对于我的孩子们和他们的小朋友们，固然再没有比祖国更贵重的东西，但是整个的世界对于他们也是贵重的。对于他们，法国并不是贝当和赖代尔的祖国，而是斯汤达尔和巴尔扎克的国家，巴黎公社社员们的国家；英国人，是伟大的莎士比亚的后代；美国人，是林肯、华盛顿、马克·吐温、杰克·伦敦的后代。虽然他们已经看见了德国人对世界发动了惨无人道的奇坏性的战争，占领了法国，蹂躏了捷克斯洛伐克、挪威，但是，对于他们，真正的德国并不是产生了希特勒和戈培尔的那个国家，而是贝多芬、哥德、海涅等曾在那里创作的那个国家，伟大的马克思诞生在那里的国家，卓越的革命斗士台尔曼曾在那里战斗的国家。他们所受的教育，是叫他们热爱自己的祖国，同时也尊重所有的其他人民以及全地球上各民族所创造的美丽的东西。　　孩子们在自己的周围所看见的一切，学校所教给他们的一切，全在他们的脑子里培育着真正的人道主义，仁爱精神，热望着建设而不是奇坏，创造而不是毁灭。我曾深信他们的前途远大，深信他们将来全是幸福的，他们的生活全是美满的和灿烂的。　　绿树间的风声　　一天接着一天地过着。　　现在卓娅已经恢复健康了，她完全健壮了，也不容易疲倦了，这对于我们是很重要的呀！她渐渐地追上了同学们的功课，在这一方面同学们都帮助了她。　　卓娅一向对于每一句友爱的话，好话，都很敏感，所以她就很重视同学们给她的帮助。　　我记得有一次她对我说：　　“你知道，我一向爱我的学校，可是现在……”她沉默了，在这沉默之中包涵着难以言传的对学校的爱意。　　过一会儿她补充说：　　“你知道么，我好像是和尼娜·斯莫良诺娃成了朋友。”　　“和尼娜？和哪个尼娜呀？”　　“她不是我们班里的，是我们同级的别的班里的。她很合我的心。她很严肃，又很直爽……我和她有一次在图书馆里由于谈论书和同学就熟了。对于一切事情我们的看法都是一样的，我一定把她介绍给你。”　　谈完这话几天之后，我在街上遇见了蔚拉·谢尔杰夫娜。　　我问她：“怎样？我的卓娅在您那里怎样？”　　“在我的功课方面她早已追上了。这不足为奇呀：她看过那么多书……她恢复健康了，健壮了，我们为这个很高兴。我经常看见她和同学们在一起，我觉得好像她和尼娜成为朋友了。她们俩有些相似的地方，两个人都是很直爽的，对待一切（对待学习和对待人）都是很严肃的。”　　我把蔚拉·谢尔杰夫娜送到学校。在回家的路上我想：　　“她真会了解孩子们！　　真会洞察孩子们中间发生的一切事……”　　……不知不觉地，很快地，可爱的绿色的春天就来到了。　　我不记得那时候九年级“甲”班犯了什么过，只记得全班学生都去见校长请罪，并请求不处罚他们，而给他们一块校园中最难修的地段，让他们来完成绿化的决定。　　校长同意了，并且确实一点儿也没有客气：交给了他们一块最难修的地方，不久以前在那里才盖完学校新添筑的三层楼房，周围堆积着的都是建筑剩下的木屑和碎砖。　　那天卓娅和舒拉回家很晚，他们争先地述说他们这一天的工作情形。　　九年级“甲”班用铁锨和抬筐武装了自己，开始清理和填平了地面，撤除了碎砖破瓦，并掘了栽树的坑。校长本人也和学生们在一起抬送石块，掘地。忽然有一个细高的人走近了孩子们。　　“你们好！”他说。　　“您好！”孩子们一齐回答。　　“请你们告诉我，校长在什么地方？”　　基里柯夫向那不认识的人转过身来，一边擦着沾满黑土的双手说：“我就是。”　　“你知道吗，”卓娅笑着说，“满身泥污的校长拿着铁锨站着，好像他就是应该和自己的学生们一起栽树的人似的！”　　那个瘦人原来是一位儿童读物作家兼《真理报》记者。听说穿着斜领衬衫的掘土工人就是二○一学校校长，最初他很惊讶，但是以后他就笑了，虽然他是为什么别的事来的，可是他却不离开那块地方了。他看了一遍学生们亲手栽种的幼小的果树园子，稠密的覆盆子秧子，蔷薇花丛。他沉思地说道：“真好！比如说，在中级班的时候，你在校园里亲手种了一棵苹果树，它将和你同时生长，在休息时间你跑去看它，用土培它，给它打药水，除害虫。在你毕业的时候，你看，你的树已经开始结果实了……好！”　　“好！”卓娅沉思地重复着“好！”　　“我现在在第九年级里，今天种了一棵菩提树。我们将要同时生长……我的菩提树是第３棵。你记着，妈妈。第４棵菩提树是卡佳·安得列娃的。”　　几天以后，《真理报》上出现了一篇关于九年级学生绿化校园的故事。这篇故事是用以下的话结束的：　　“毕业考试即将结束。　　在这里受了最完善的培育、很好地成长起来的、不怕露天的严寒和风雪的青年们，将要离开学校了。毕业生们将去工作、学习、或在红军中服务……绿树间的风声呜呜地吹着，青年像绿树一样喧噪，这风声，这喧噪，象征着春天到了！……”　　舞会　　６月２１日举行十年级毕业晚会。九年级“甲”班决定全体参加这个晚会。　　舒拉说：“第一是因为我们喜欢我们的毕业同学，都是很好的同学，一个瓦尼亚·别雷赫就值多少哇！……”　　不等他说完，卡佳就接着说：“第二是我们看看他们怎样办，明年我们好比这举办得更好些！”　　他们准备参加这次晚会，不仅是作客人，不仅是作舞会的参加者，而且准备同他们竞赛，预备在一年之后，搞出一个过去毕业的任何一级连梦也没梦见过的那样辉煌的舞会来。　　他们装饰了学校。美术教员尼柯莱·伊凡诺维奇帮助了他们。他具有在二○一学校里很受重视和尊敬的一双巧手。他一向会把学校装饰得很雅致很扑素，并且每次十月革命节前，新年前，五一节前，他总会设计出新的不平常的东西。孩子们也永远高兴地、热心地执行他的指示。　　“可是这次他做得将比历次的都好！”舒拉保证说。　　……那天晚上，很温暖，天气也爽朗。我回到家里已经晚了，快１０点钟了，没赶上孩子们。他们已经参加舞会去了。　　过一会儿我又走到户外，在台阶上静坐了很久。欣赏着幽静的环境闻着树叶的芬芳，以后站起来慢慢地向学校走去了。我想看看（是由远处看看）尼柯莱·伊凡诺维奇怎样“做得比历次都好”，孩子怎样欢乐……可是我自己也不清楚究竟我干什么去，不过是散步而已。　　我听到一个较低的妇女的声音说：“你不知道二○一学校在哪儿吗？”　　在我还没有来得及回头的时候，就有一个人用憨厚的男低音回答了：“是基里柯夫的学校吗？一直走，就在那所房子那里。您看见了吧？拐弯儿就到了。您听这不是音乐吗？”　　是啊，我听见音乐了，并且也远远地看见被灯光照耀着的学校了。所有的窗户全敞着。　　我悄悄地走进去了，看看周围，就慢慢地踏着阶梯上楼了。的确，尼柯莱·伊凡诺维奇把学校装饰得最好，最恰当：　　他使夏天冲入了学校。　　处处是花草。在瓶里，在桶里，在盆里，在地下，在壁上，在窗台上，每一角落和每一走道，全是蔷薇花束，长串碧绿的松枝，一簇簇的丁香花，精巧结连起来的桦木细枝，又是花，花，无尽头的花……我奔向发出音乐、笑声和喧嚷的方向去了。走到大敞着的大厅的门前，我就眼花目眩地停住了，那么多的灯光，那么多年轻的面孔，那么多微笑，那么多发亮的眼睛……我认出了瓦尼亚——就是舒拉钦佩仰慕地说过多次的那个学生瓦尼亚，是学生会主席，优秀的青年团员，好学生，油漆工人的儿子，他自己也有很好的油漆手艺，人又聪明，手又巧……我也看见了瓦洛嘉·尤里耶夫——就是在初级班教过卓娅和舒拉的丽基亚·尼柯莱夫娜的儿子。这是一个眉目清秀、前额饱满的男孩子，但是奇怪，脸上表情却非常严肃，可是现在他正在往他面前飞过的一对对的舞伴的头上满捧地洒着五色纸末，他完全像小孩那样天真地笑着……后来我的眼睛找到了舒拉：他靠墙站着，一位浅色头发的姑娘笑着请他跳华尔兹舞，可是他只是羞涩地微笑和摇头……现在我找到了卓娅了。　　她穿着一件红色带有黑点的衣裳，就是用舒拉赠给她的钱买的那件衣裳，这件衣裳她穿着很美丽，舒拉初次看见这件衣裳时曾欣慰地说：“你穿它太合适啦。”　　卓娅在和一位我不知名的肤色微黑、身材很高的青年谈话，她的眼微笑着，脸发红着……华尔兹奏完了，对对的舞伴们分散了，可是马上就发出了愉快的呼声：　　“围圈子！围圈子！大家都围成一圈！”　　眼前又晃过了姑娘们的浅蓝色的、桃红色的、白色的衣裳，欢喜的、红热了的面孔……我悄悄地离开了。　　在学校门外我又停了一秒钟。爆发着的欢笑传到我的耳中。后来我慢慢地一边走着一边深深地吸着夜里的凉爽空气。　　我想起了我把幼小的卓娅和舒拉初次带来学校的那一天。我想着：“他们长得多么大了……现在如果父亲能看看他们该多好啊！”　　……莫斯科的夏夜原来是短的，夜间的幽静也是不久长的。柏油路上行人的脚步声大声响着，有时飕飕掠过不知来历的汽车，克里姆林宫的钟声响彻酣睡着的莫斯科的上空……可是在６月的这一夜里，恐怕完全就没平静过，忽然这里，忽然那里传出来说话的声音，欢乐的声音，轻快的脚步声音，突然的歌唱声音。在不适当的时候被吵醒的人们，惊愕地由窗户探出头来，可是马上在他们的脸上又现出了微笑。　　谁也不问为什么这一夜里街上这么多兴高采烈的青年，为什么十个八个一群的男女青年挽着臂在马路中间走，为什么他们的面孔是那么欢喜，为什么他们不能抑止地歌唱和欢喜。没有问的必要，人们都知道：这是莫斯科青年在庆祝着毕业。　　最后，我回到家里，躺下了。醒来窗上已经微微发亮：６月２２日的前夜显得非常短……舒拉在自己的床前站着，可能是他的小心的轻轻的脚步声吵醒了我。　　“卓娅呢？”我问。　　“她和伊拉蹓跶去啦。”　　“晚会好吗，舒拉？”　　“很好！很好！可是我们早些出来，只留下毕业同学和教员了。这是礼貌，你知道吗，为了不打搅他们告别等等。”　　舒拉躺下了，我们沉默了一会儿，忽然在窗外有小声说话的声音。　　舒拉小声说：“这是卓娅和伊拉……”　　女孩子们恰好停在我们的窗下，正在热烈地谈论着什么事。　　“……这是你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人的时候。”伊拉的话传到了我们的耳朵里。　　“你说得对。可是我不了解，怎能爱一个自己所不尊敬的人呀。”卓娅反驳着说。　　“你怎能这么说呀！”　　伊拉感叹地说，“你不是看过很多书吗？”　　“正因为我看过很多书，所以我才说。我知道：如果我不尊敬那个人，我就不能爱他。”　　“可是在书里关于爱情的说法不是这样的。在书里，爱情就是幸福……是一种完全特殊的情感……”　　“是啊，固然，可是……”　　声音更低了。　　“送伊拉去了，”舒拉小声说。他又像长者那样关怀地补充了：“她将来不容易过生活，她对一切事的看法都是特别的。”　　“不要紧，”我说，“她还往大里长哪，将来就一切都好了！　　舒拉。”　　马上在楼梯上有了卓娅的小心的脚步声，卓娅悄悄地把门推开了。　　“你们睡着了吗？”她小声地问。　　我们没回答。卓娅一点儿没有声音地走到窗户前，又望着破晓的天空伫立很久。　　６月２２日　　这一天的每一分钟我都记得呀！　　６月２２日是星期日，我应该到军事学校去进行最后一次的考试。在晴朗的早晨，我由卓娅伴送着奔向电车站去了。　　她和我并肩走着。她已经是姿态秀美，两颊赤红，身材很高的成年姑娘了。她的微笑是美好的，鲜明的：她对着太阳微笑，对着新鲜的景物微笑，对着盛开着芬芳花朵的菩提树微笑。　　我登上了电车，卓娅对我招了招手，在电车站上又停了一会儿才转身回家去。　　由我们家到学校需要行驶差不多１小时。我一向在电车里读些书报，但是由于这天清晨特别地好，我就走到车门外的驾驶台旁，要在途中多呼吸一些夏季的温暖空气。暖风毫不理会行车规则，竟在电车行驶中跃进车内，揉乱了满车青年的头发。我的同路伴侣不断地更换着。大学生们在齐米列捷夫研究院站下车往各学院去了：忙碌的考试时期是不理会星期日的。在齐米列捷夫纪念像前边，在长凳上，在鲜艳的花坛之间，有一伙儿一伙儿的男女青年：一定是一部分是准备考试的，一部分是已经考完了的幸福的人。在下一站，车里车外全挤满了穿着过节的衣裳、系着红领巾的小学生。一位很年轻、很严厉、戴着眼镜的女教员，照料着他们，不让他们吵闹，不让他们站在车外的踏板上，不让他们向窗外探头。　　“玛丽亚·瓦希列夫娜，”一个肩宽体壮的男孩子说，“为什么这样：在教室里别吵，在这里也别说话……现在放假啦！”　　女教员一句话也没驳他，只是看了看他，结果那男孩子就叹息着低下头去沉默了。车中安静了一会儿。不久，一个有着火红的头发、淘气的眼睛、满脸雀斑的女孩子，用胳膊肘触了她的女朋友一下子，对她打了一回耳语。以后就大家一起咕噜起来了，笑起来了，电车又像蜂窠一样嗡嗡起来了。　　我下了电车。离考试还有半小时，我在宽阔的街道上看着书店的橱窗，徐缓地走着。需要告诉舒拉到这里来买十年级用的书和地图。早些准备下好啦！剩下的是最后的、最重要的一年了……啊，美术展览会，我们在最近全家一起到这里来吧……我走进学校，上了二层楼。处处都不像考试的样子，都是冷清清的，人很稀少。在教员室里我碰到了校长。　　他说道：“今天不考试啦，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学生们都没到，原因暂时还不知道。”　　这时我还没有猜想什么，但是在内心里却感觉出一种莫名其妙的凄凉。我们的学生全是军人，是模范的守时刻的人。　　什么原因能在考试的日子阻止他们来校呀？发生什么事啦？　　……暂时谁也不知道。　　在我又来到大街上的时候，我感觉天一起闷热了，在人们的脸上都现出了不安和紧张的表情。早晨的清爽，无忧无愁的莫斯科人群的谈笑吵闹哪里去了？好他全在等待着什么，并且这个等待像雷雨之前一样地令人烦躁。　　驶过的电车全是挤满了乘客。回家的路上我差不多都是步行的。在接近我们家的时候我才登上电车，所以我没听见莫洛托夫同志的演说。　　在家里我听到孩子们说的第一句话，就为我们所有的人冲散了这一难忘的早晨的雷雨前的烦闷。　　我刚迈进门坎，孩子们就扑向我来一齐说：“打仗啦！妈妈，打仗啦，你知道吗？打仗啦！德国袭击了我们！并没有宣战哪！他们就这么越过国境对我们开火啦！”　　卓娅的脸上表现着愤怒，她讲话时非常激昂，丝毫也不抑制着自己的愤慨。舒拉只故意做出镇静的样子。　　“根本就应该预料到这个呀，”他沉思地说，“难道我们不了解什么是法西斯德国吗？”　　我们都没做声。　　“好吧，现在全部生活都要改变样子啦。”卓娅小声地通过牙缝，好像自言自语地说。　　舒拉猛然转身向卓娅说：　　“可能，你也打算打仗去吧？”　　“是啊！”卓娅差不多忿恨地回答了。以后她就疾速地扭转身子走到室外去了。　　……我们知道：战争是死亡，它要卷去千万人的生命。我们知道，战争是破坏，灾祸和苦难。可是在那过去已久的第一天，我们就没想象到战争给我们带来的一切灾害。我们还不知道什么是空袭，什么是防空壕，什么是防空洞，可是很快地就需要我们自己做这些东西了。我们还没听见过炸弹的哨音和爆炸。我们还不知道，由于空气的波动，窗上的玻璃会被震得粉碎，锁闭着的门扇会脱框飞起。我们还不知道什么是撤退，什么是挤满了孩子们的列车。而敌人则由飞机上无情地、有计划地射击这些列车。我们还没听说过关于敌人彻底地焚烧农村，破坏城镇的事。我们还不了解那绞架、酷刑、万人坑……掩埋数万妇女、患病的老人、在母亲怀抱中的婴儿的坑。我们还不知道有把受尽侮辱的人，整千整万活活烧死的火炉。我们还不知道有用人发织成的“麻布”和用人皮制的书皮……我们还不了解很多事。我们习惯了尊重人性，爱护儿童，把他们看作未来的希望。我们还不知道外形无异于人的野兽会把吃奶的孩子投到火里。我们不知道这个战争能延长多少时间……的确。有很多事是那时候我们还不了解的。　　战争的日子　　由我们的那所房里第一个被送出征的是尤拉·伊萨耶夫。我曾看见他怎样走到街上去。他和他的妻子并肩走着，他的母亲跟在后边，一会儿用手帕擦泪，一会儿用围裙擦泪。走出不远，尤拉回顾了一遍。一定是每一家都和我们一样，有人站在打开了的窗前看着他的背影，好像是尤拉觉着这所绿荫中的二层小楼和住在里边的一切人们全是很亲近的。他看见我和卓娅在窗户里，就对我们微笑一下，并举起帽子打了招呼。　　“愿你们在家里幸福！　　”他喊着说。　　“盼您幸福地回来！”　　卓娅回答说。　　尤拉又回顾了几次，好像他想把他离开的一切，像亲近人的面貌一样，记得清清楚楚，房子的轮廓，敞着的窗户，周围的树丛……不久以后，谢尔吉·尼阔林被征入伍了。他是一个人走的：他的妻子在工厂工作，没能送他。谢尔吉也像尤拉那样，走出不远就回顾了一遍。他们两人本来不同，在外表上彼此也没有相似的地方，可是我觉得在这临别的瞬间他们的眼睛是完全一样的。他们两人好像全用这一顾盼搂抱了一切能看见的东西，在这一顾盼中有无限的爱和焦急！　　……生活完全改变了，变成严峻和不安了。我们的莫斯科的外表也变样了。窗户的玻璃上全粘着纸条：有一些玻璃上的纸条完全交叉成十字，另一些则贴成各种不巧妙的花样。　　商店的橱窗都粘着胶合板，堆着沙土袋，好像所有的房子都愁眉不展地向上张望着。　　在我们的院里也挖了防空壕。人们都由自己的储藏室里拿来木板铺放在防空所里。本院的住户中有一位男人比谁声音都高地讲解说，为了公共的事，不可以吝惜任何东西，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却忘了打开自己的储藏室，并且他忽然对在院里玩耍的两个小孩儿（他们的父亲在前线上，母亲在工厂工作）大发脾气，大声喊着要他们马上把木板拿来。卓娅走近了他，冷静地、一字一板地对他说：　　“我看这样办：您马上打开自己的储藏室拿出木板来，我们先工作着，一会儿他们的母亲由工厂回来，也会做她应做的事。对小孩子们喊叫，倒是容易的！”　　……战争刚开始不多日子，我的侄子斯拉瓦就向我们辞行来了。他穿着空军制服，袖上带着翅膀。　　“我上前线啦！”他说。他的脸是那样愉快的，就好像他去参加什么盛会似的。　　“过去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请别见怪！”　　我们紧紧地搂抱了他，他在我们那里停留不到半小时就走了。　　“真糟，军队里不要姑娘！”卓娅看着他的背影说。在这些话里含着那么多的辛酸和力量，甚至舒拉竟没敢像往常那样开开玩笑，或争辩争辩。　　……我们每天都是不听完情报局的广播不睡觉。可是在最初的几星期里播送出来的全是不好的消息。卓娅皱着眉，咬牙切齿地听着，时常一语不发地离开收音机。可是有一次她情不自禁地说出了：　　“他们践踏着什么样的土地呀！”　　这是我在卓娅一生里听到的第一次的也是唯一的呼痛的声音。　　出发　　７月１日的傍晚，有人敲我们的门。　　“见见舒拉，可以吗？　　”有人在门外问。　　“是别佳·西蒙诺夫么？”卓娅离开桌子，半开了门惊异地问，“你找舒拉干什么呀？”　　“需要。”别佳含糊地回答。　　这时候舒拉本人露面了，他向小朋友一点头就一语不发和他走出去了。我们探头向窗外看：下边还有几个半大的和他同班的同学和小朋友等待他们。他们小声地商议了什么事，以后就蜂拥地去了。　　“往学校去了，”卓娅沉思地自言自语说，“他们有什么秘密呀？”　　舒拉在夜里才回到家来。他的神态和在那以前别佳的神态一样也是很严肃的，若有所思的。　　“发生什么事啦？”卓娅问，“为什么这么神秘呀？把你找去干什么呀？”　　“我不能告诉你。”舒拉坚决地回答。　　卓娅微微抖了抖肩膀，但并没有说什么。　　第二天早晨，天刚亮她就跑到学校去了，回到家来她很着急。　　她对我说：“男孩子们要远行，到什么地方去，干什么？　　他们不说。不要女孩子。你哪知道我曾怎样劝说他们把我带去呀！我也会放枪啊，我也有力量，说什么也不行！他们说：　　就要男孩子。”　　根据卓娅的脸色和眼神，我知道了她曾怎样热情地进行过无效的劝说。　　舒拉很晚回到家后，像说什么最平常的事似的镇静地说：　　“妈妈，请你给我预备一套衬衣，还有路上的吃食，可是不要多。”　　他知道不知道把他们送到什么地方去，我们没能问出这个。　　他坚决地说：“如果我一开始就随便说，那我还能成一个什么样的军人呀？”　　卓娅默然地扭转了身子。　　准备是很简单的。卓娅为舒拉买了面包干、糖果和腊肠，预备给他在路上吃。我给他准备了衬衣，并把这些东西但成一个不大的包袱。在那天下午我们给舒拉送行去了。　　在齐米列捷夫公园里己经集合了很多各校的学生。最初他们全混在一起，后来才渐渐地按校分成组了。母亲们和姊妹们都站在一旁，手里提着包袱，提箱，背囊。走的人差不多全是宽肩膀的成人，可是他们的脸是小孩一样的欢喜的。全做出一种样子，仿佛离开家和亲人，在他们是习惯了的事一样。有些人还来得及跑到池子里洗一回澡啦，另一些人在吃冰糕，在说笑。但是他们全不由己地不时地看表。凡是有母亲或姊妹在旁边的人都感觉有些难为情：我们去干重大的事，可是像小孩儿一样，和妈妈在一起！我知道舒拉和我们在一起一定害臊，所以我和卓娅就躲在一旁，坐在树荫下的凳子上了。　　在将近４点钟的时候，有很多空着的电车开到环轨上来，孩子们匆匆地和亲人告别后就开始喧噪地登车，占坐位。谁的母亲哭了，谁的脸上表情就很惆怅凄怆。我不愿意在相聚的最后几分钟给舒拉添愁，所以我没有哭。我只是搂抱了舒拉和紧握了他的手。他很冲动，但是却竭力掩饰着。　　“不要等到我们开车，回家吧！照顾妈妈，卓娅！”说着这话舒拉就跃上电车了，以后他又由窗户里向我们摆手打了招呼，打手势叫我们：　　“不要等，回去吧！”　　可是不待舒拉动身就回家，我们没有这么多的勇气。我们站在较远的地方，呆呆地看见电车开动了，一辆接着一辆叮叮当当驶去了，真到最后一辆消失了之后，我们才清醒过来。　　刚才还是挤满了人的热闹的公园，现在是冷清清的了。巨大的橡树下放着长凳，可是无人坐了。池水清澈，细波微动，但是无人在里边游泳。　　谈话的声音，欢笑的声音，健壮的阔步声，全消失了。寂静，寂静，太寂静了……我们慢慢地沿着小径走着，阳光勉强地穿透头上的密叶。　　我们不约而同地走近池畔的长凳就坐下了。　　“多么好看哪，”卓娅忽然说，“你知道吗，舒拉常来这里绘画。就是那个小桥儿，他画过，你看见了吗？”　　她虽然对我说这些话，但又像是自言自语，声音很小，很慢，像是有很深的感慨一般。　　“池子很宽，可是舒拉游过去很多次。”卓娅大声回忆着说，“你知道有那么一回事吗，这是很久了的事啦，那时候舒拉大约１２岁，他照例地比谁都早地开始游泳。水是很凉的。　　忽然他的一只腿抽筋了，可是离岸边不远。他只用一只腿游，另一只腿完全麻木了，勉强游到岸边。他曾再三地要求我不告诉你呀！那会儿我就没对你说，现在可以说了。”　　“那么第二天他一定又游泳了吧？”我问。　　“当然哪。早晚全游泳，不论什么天气，差不多直到冬天。　　就是那里，挨近树丛，在冬天向来有一个冰窟窿。我们就在那里捉小鱼儿的。你还记得吗，我们先用罐头盒子捉，以后用捕蝴蝶的网子捉。你记得我们请你吃煎鱼吗？”　　“我的好孩子！”我用这一句回答了她，并轻轻地抚摸了她的晒黑了的手。　　忽然在我的手心下边她的纤细而有力量的手指握成拳头了。　　“我算什么好孩子呀！　　”卓娅猛然站起来了，我就了解了她始终在怨恨自己。“如果我留在这里，我算什么好孩子？同学们走了，可能是打仗去了，可是我留在家里了。怎么可以在现在什么也不干哪？”　　“我的朋友们，我要向你们讲以下的话！”　　“妈妈，快醒来吧！妈妈！”　　我睁开了眼。卓娅赤着脚，肩上搭着毛巾站在我眼前。　　她看见我很惊讶，就急忙说：“没有事，没发生什么事。　　斯大林同志马上就要演说，无线电广播就要开始了……”　　在扩音器里有飒飒声音。寂静。以后我们忽然听到了：　　“同志们！公民们！兄弟姊妹们！我们红军和海军战士们！　　我的朋友们！我要向你们讲以下的话！……”　　我忘掉一切，屏息地听着。卓娅挺直了身子，紧握着两拳，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扩音器，好像她在那扩音喇叭里能看见说这些充满了抑制着的痛楚、爱、信任、强烈的力量和愤怒的话的人似的。　　“……我国已与最凶恶奸险的敌人德国法西斯主义作殊死战斗。……敌人是非常残酷和横顽的……”　　领袖说明了敌人的目的，说明了敌人欲侵占我们的国土，抢夺我们的劳动果实，恢复地主的政权，奴役苏维埃联盟的自由人民，把他们变为德国的奴隶。　　他说：“……所以，目前的事件，是关系苏维埃国家生死存亡的事件，是关系苏联各族人民生死存亡的事件，是关系苏联各族人民或则保持其自由或则沦为奴隶地位的事件。必须使苏维埃人了解这点……我们应当立刻在战时轨范上改造我们的全部工作，把一切都用去服从于战线上的利益……红军、红海军和苏联全体公民，都应当捍卫每一寸苏维埃土地，应当为保卫我国城市和乡村战到最后一滴血……”　　他还说应该在敌人占领了的地区里组织游击队，说我们的土地在敌人的脚下应该燃烧，爆炸。　　镇静的、不大的声音达到了人们心的深处，在它里边响彻着对于我们，对于所有的人民和每一个苏联人的信任。他曾说这并不是两军之间的普通战争。他给我们提醒说，我们不仅仅应该消灭在我们头上威胁着我们的危险，我们还应该帮助所有的在德国法西斯桎梏下呻吟的欧洲人民。　　“……把人民的一切力量都用去歼灭敌人！前进，争取我们的胜利！”　　扩音器沉寂了。可是我们还不动弹，一句话也不说，好像怕冲散了在那一会儿我们受着的重大的感动似的。　　刚才和我们说话的，就是我们习惯了像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良心那样相信他的那个人，领袖、导师、朋友。我们一向，并且在一切问题上都信赖他。我们知道他刚才说的是最重要的、最首要的事，并且他的确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说的，他帮助我们彻底地了解和感觉出威胁着我们祖国的危险多么重大，和怎样打退它，他帮助我们重新地认识了我们的力量——爱好和平的和团结一致的人民的全部威力。　　“我想知道，舒拉听到没有……”我说。　　“全听到了，全国都听到了，”卓娅有把握地说。　　她又小声地、情绪紧张地重复说：“我的朋友们，我要向你们讲以下的话！”　　最初的炸弹　　我和卓娅在桌旁坐着。我们前边摆着绿色粗布：我们用这布为前方缝背囊，我们还为军人做钮绊。虽然这很简单的工作是不重要的事，但是这是为了前方。这是为战士，为保卫我们的人缝钮绊。这个背囊也是为战士用的：他把自己的什物放在里边，在行军中这个口袋对于他是有帮助的……我默默不语地、不间断地工作着。有时候我放下活计伸伸腰——腰有些疼。我看卓娅，她的晒黑了的指头是很灵巧的和不疲倦的，这些指头很紧张地工作着。现在她觉得她也在制着前方需要的东西，这一意识如果没完全解除了卓娅对自己的恨怨，毕竟也帮助了她获得或多或少的精神上的安慰。　　她在外表上也有些变样了：眼神不是那样忧郁了，有时候嘴角上也露出些微笑……有一次我们正在缝钮绊的时候，忽然门开了，舒拉走进屋了。神态特别镇静，好像由学校回来一样，由肩上卸下背囊后才和我们问候。　　我们已经知道他在劳动战线上工作。可是他现在仍然和出发的那天一样，一句话也没有告诉我们。　　在我们试验着探听他口气的时候，他决然地说：“要紧的是我又和你们在一起了，我没有什么可给你们讲的。一句话，我做了很多工作。”他又狡猾地挤着眼补充说：“我是为了在家里过生日回来的。我相信你们还没忘记７月２７吧？无论说什么，１６周岁了。”　　漱洗完了在桌旁坐下的时候，他对卓娅说：　　“我知道咱俩有一样事好干，咱们上‘战士’工厂当旋床学徒去。好吧？”　　卓娅把活计放在膝上，看看弟弟。以后，她仍旧一边继续工作，一边说：　　“好，这倒是值得做的事。”　　舒拉回到家里那天是７月２２日，那天下午敌人的飞机首次侵入莫斯科上空。德国的炸弹第一次落在首都。舒拉的态度是完全镇静的，他曾充满信心地指挥一切，他坚决主张让妇女和儿童们进入防空洞，他附带着抱怨说：“就是没有办法让自己家里的妇女躲避起来。　　”可是他自己全部空袭时间却都在街上度过的，卓娅始终一步也不离开他。　　那天夜里我们没能睡觉，在黎明前我们的院子里传出了消息：一颗炸弹落在学校里了。　　“落在我们的学校里么？落在二○一学校里么？”卓娅和舒拉同时喊叫起来。　　我还没来得及说出一句话来，他们已经离开原地奔向学校去了。我没有他们走得快，可是让我留在家简直是不可能。　　我们迅速地默默地走着，直到由远处看见了学校的楼房，才轻快地喘了一口气：学校依然完整地屹立着，没有被破坏。　　真的没有被破坏吗？不，只是由远处看来仿佛是这样。更走近些，我们看见了：炸弹落在学校前边了，气浪把所有的窗户都打下来了。无论往哪里看，周围全是玻璃，玻璃，玻璃……它到处凄凉地闪烁着，在脚下嘎嘎响着。学校变成瞎子了。这座一向安静的大楼现出了可怜的神气：正像一个身强力壮的人忽然失明了。我们不觉地停下了脚步，以后就慢慢地步上了台阶。我沿着走廊走着，这就是一个月以前，在举行毕业舞会的那一夕我曾走过的那条走廊。那时候在这里有音乐的声音，欢乐的声音，一切都充满着青春和愉快。现在门窗都被震掉了，脚底下全是碎玻璃和壁上落下来的灰片……我们又遇见了几个高级班的同学，舒拉和他们一起往什么地方（似乎是地窖）跑去了。我无意地随着卓娅走，一会儿我们就已经来到图书馆门前了。顺着四壁立着空的书架子：　　仍是那爆炸的气浪，像一只恶狼的大爪子一样，把书由架上扫下来，零乱地掷到桌上和地下了。处处乱扔着书：在杂乱的书堆中忽然看见研究院出版的《普希金全集》的淡黄色书皮，忽然看见《契柯夫全集》的蓝色书皮。我差一点儿踏着一卷皱折着的屠格涅夫的书，我正弯腰拾它，又看见了被一层灰尘遮盖着的一本席勒的书。由打开着的一大本书里，唐·吉诃德的像惊讶地看着我。在这些乱书中，一位中年妇人坐在地板上啼泣。　　卓娅向她俯下身子，用她的发白了的嘴唇说道：“玛丽亚·格里果列夫娜，起来，别哭！”　　我明白了这个妇人就是学校图书馆主任玛丽亚·格里果列夫娜。卓娅在带着有趣的新书回到家里时，常对我提到她。　　这位妇人爱惜书并且了解书，她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书了，可是现在她只能坐在被抛乱了的、揉坏了的、撕破了的烂书中间哭。这些书，她以前用手拿的时候，总是非常小心的、珍爱的，唯恐碰坏了。　　“我们来收拾吧，我们全整理好吧。”卓娅一边搀着玛丽亚·格里果列夫娜站起来，一边这样坚决地重复着说。　　我忽然听到：“妈妈，你看！”　　我惊讶地向前探了头，满脸泪痕的玛丽亚·格里果列夫娜也走近我们来了：卓娅的声音那么怪，好像是胜利的声音。　　她递给我一本装订很好的《普希金》。　　卓娅仍然惊喜地和用胜利的声音重复说：“你们看！”　　她用很敏捷的动作由那些字行上拂掉灰尘。我就读道：　　神圣的太阳，你发光吧！　　像这盏油灯在灿烂的旭日前显得黯淡一样。　　欺人的诡计在智慧的永生的太阳之前，也将这样黯淡熄灭。　　太阳万岁，黑暗消失吧！　　“你用什么帮助了前方？”　　７月２７日，在自己１６周岁的生日那天，舒拉通知我说：　　“现在你是两个旋床工人的母亲了！”　　……他们在天刚发亮时候就起床，很晚才下工回家，但是向来没说过疲劳。下夜班回家后，他们不马上倒下睡觉。我回到家里时，他们已经睡觉了，可是屋里已经打扫得干净整齐了。　　……空袭莫斯科在继续着。晚上我常听到广播员的镇静的声音：　　“公民们，空袭警报！”　　报警器竭力地吼叫，惊人的机车汽笛全接连着响应它。　　卓娅和舒拉一次也没下过防空洞。他们的同班同学格列布·耶尔莫什金、瓦尼亚·斯柯罗杜莫夫、瓦尼亚·谢罗夫等，也常来找他们，这３个孩子好像是选出的一样，全是身高体壮的。他们５个人常在一起，在空袭时值班：在房子周围巡逻，在屋顶上站岗。我们无论是孩子和成人，都被侵入我们生活中的新的威胁人的东西占据了我们的精神，我们不能再想另外的什么事。　　……秋天，卓娅和高级班的学生一起，开到劳动战线去了：因为需要迅速地收获国营农场的马铃薯，以免冻坏。　　已经开始上冻了，下过雪了，我很担心卓娅的健康，可是她却很高兴地走了。　　她只随身带了预备更换的衬衣，空白的笔记本子和几本书。　　几天以后我接到她寄来的一封信，以后又有一封信，她写道：“我们正在帮助收获，每天的定额是１００公斤，１０月２日我收了８０公斤，太少，我一定要收１００公斤！　　你好吗？我常常惦念着你。我很想你，可是不久就要回家了：收完马铃薯就回家。　　妈妈，请你原谅我，工作是很脏的，并且是不很容易的，我把胶皮套鞋扯破了。　　但是请你放心：我一定平安无恙地回到家。　　我总是回忆着你，我觉得：自己很少像你，我没有你那样的涵养！吻你。卓娅”　　我对这封信，以及其中最后的几行，寻思很久，她是指什么说的呀？为什么卓娅忽然想起责备自己没有涵养啊？这一定不是没有缘故的事。　　晚上舒拉读了信之后自信地说：　　“一切都清楚，跟同学们闹别扭啦。你知道吗？她时常说，她的涵养不够，对待人的耐性不够。她说过：‘应该会接近人，不可以一下子就对他生气，可是我并不是永远会这样做的。’”　　在一张明信片上卓娅写道：“我现在和尼娜交朋友，她就是我对你提过的那个姑娘。”我忽然想起了：“这么说，蔚拉·谢尔杰夫娜说得对呀。”　　在１０月下旬的一晚，我回家比平日早些，刚一打开门，我心就一跳：卓娅和舒拉在桌旁坐着，孩子们到底又和我在一起了，我们到底又全在一起了！　　卓娅猛然站起，跑到门前搂抱了我。　　“又到一起啦！”舒拉好像听见了我的意思似地说。　　我们全家围桌坐着喝茶，卓娅述说着关于国营农场的事。　　没等到我问她信里的难解的字句，她自己就对我们说了以下的事：　　“工作很不容易。下雨，泥泞，烂泥粘着套鞋，磨脚。我一看，３个同学比我干得快：我很长时间在一个地方刨，可是他们前进得很快，于是我决定检查检查是怎么一回事。我离开他们，开始在自己的那块地上工作。他们不高兴啦，他们说：‘孤立主义者。’我回答说：‘可能是孤立主义者，可是你们工作不忠实……’你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呀：他们干得快是因为他们只刨浅层的马铃薯，只图快，可是剩在土里的还很多。长在更深的土里的马铃薯是最好的，大个的呀。我刨得很深，为的是确实全刨出来，所以我说他们工作不忠实。那时候他们对我说：‘为什么你没有马上就说呀，为什么你分出去啦？’我回答说：‘我检查检查自己。’同学们说：‘你应该更多相信我们，马上就告诉我们……’尼娜也说：‘你做得不对。’总而言之，争吵了很久。你知道吗？妈妈，那会儿我明白了，我虽然有理，可是我的做法错了。你应该先和同学们谈谈，解释解释，可能那会儿就无须分出来啦。”　　舒拉凝视着我，在他的眼神里我看出他仿佛在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了么？”　　aaa莫斯科形势一天比一天严峻，警惕性一天比一天高起来。　　楼房伪装起来了，街上过着整齐的队伍，他们的脸上的表情真是惊人的！他们的嘴唇紧紧地闭着，两眼在皱着的眉下向前坚决地直视着……集中了的坚毅和愤怒的意志，在这些脸上，在这些眼睛里，全表现出来了。　　救护车在街上飞驶着，坦克轰轰地开过去。　　夜晚，街上没有窗户里射出来的灯光，没有路灯，也没有飞闪着的汽车灯光来打破夜间的浓厚的黑暗。在街上只好摸索着，小心地、同时又需要疾速地走。人们也是这样小心地、疾速地由身边走过去，但是他们的面貌却无法辨别。此外就是空袭警报，门前值班。天空，被爆炸撕裂了，被探照灯的光芒划破了，被远处的火光映红了……正是艰难的时期。敌人已接近莫斯科。　　……有一次我和卓娅在大街上走着，忽然见到墙上的一大张招贴画上，有一张严肃的战士的脸在看着我们，仿佛向我们发问。　　画上的两只眼睛，像活的一样注视着我们，好似在严厉地追问着我们；下边印着的字也很震耳，也像活人用严格要求的声音说出来的一样：“你用什么帮助了前方？”　　卓娅扭转了头。　　“我不能坦然地由这张招贴画前边经过。”卓娅怨恨地说。　　“你还是女孩子呀，并且你已经上过劳动战线，这也是为国家、为军队工作呀。”　　“太少。”卓娅固执地回答我。　　我们默默地走了几分钟，以后卓娅忽然用另样的声音愉快地、决然地说：　　“我幸福：无论我决定做什么，全能如意地做成！”